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讲稿：金融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随着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内要素禀赋条件的不断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正在逐步进入新时代。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陷入了持续低迷，外部需求对我国的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弱化。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我国原有的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动、投资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日益紧迫。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了提质增效的新时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鲜明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展的主题决定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其中特别强调，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过程。
如何使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深刻理解和认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的经济发展要符合“三个新”：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特点的新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具体而言，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主要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即由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转向重视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再纠结于增长速度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的改善为目标，全面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改革、效率改革和动力改革。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由出口带动、投资带动转向由消费、投资、进出口协同带动，使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第三，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即由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所带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管理能力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而实现的经济增长。
第四，经济增长速度的转变，即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综合来看，要真正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必须淡化速度要求，强化质量意识，优化要素投入，促进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平衡、协调、发展。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实现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致力于提高我国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xxx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很多商品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必须进一步提高供给质量，突破关键领域的技术问题，才能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促进高质量的需求则要促进工序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平衡。我国已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就业质量不高，居民就业水平偏低，公共供给严重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严重。
解决这些问题，要释放被抑制的需求，带动供给端升级和需求端持续升级，也要持续促进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并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逐步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必然加速，带来农民消费的崛起。
实现高质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理顺价值机制，减少配置扭曲，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就是要更加重视内涵式发展，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推动经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实现高质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次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充分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要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
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循环，就是要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要坚持房住不炒，如果房价持续上涨，持续扩大的房地产市场将会挤压其他部门的增长，从而导致经济运行中存在重要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这三大失衡会持续存在。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调整淘汰一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另一方面，近年来，新的全球形势和格局必然要求中国尽早、尽快推动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设计。
（二）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和迈进，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直面新时代和突破发展瓶颈的紧迫任务。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一系列挑战。
第一，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近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崛起，全球化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有所退潮，依靠外部经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阻力。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重要胜利，但是全球还有很多地区的疫情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且这些地区尚未出现短期内系统向好的迹象。
国际产业链的重构过程加剧。目前由于新冠疫情尚未结束，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向冲击还难以准确估计，但由于其远比其他疫情在全球的流行范围广，因此全球经济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如果全球经济出现持续性的衰退则无疑会造成全球供应链断链、产业链逆转、全球经济下滑、逆全球化加速等现象的出现，势必会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产业发展不平衡。有的产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还非常落后，从工业x.x到工业x.x发展状态并存。在质量可靠性方面，企业伺机能力薄弱，企业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
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当前，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较弱，城乡差距较大。
将区域协调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特征。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大，中心城市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乡村发展有所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生活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这种不平衡必须通过协调发展来解决。
三是市场发展的不平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导致的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成熟度不高，质量提升未必能带来质量效益。
四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房地产规模快速扩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套利动机持续加强。
五是民生发展的不平衡。当前民生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依
然存在着供给不足的问题，居民的多样性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
第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我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大量的要素投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路径促进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社会问题。
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与创新性。创新能力的不足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制约了经济的竞争能力。虽然我国研发总支出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整体的科研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
在高速增长阶段，很多行业主要还是依靠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价值战来争夺市场，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
同时，一些地方的工业发展还在依靠资本、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数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高技术、高效益、高质量的发展步伐缓慢。
当前已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土地、劳动力资源沉淀在严重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拖累了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
从三次产业关系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演进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其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一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降后升，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但我国的产业结构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二、第三产业内部，高耗能、高污染、重化工业产能明显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这都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此外，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还处在中低端，高端产业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非常严重，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原动力。创新将为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增长点，其中互联网创新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的重点，信息技术的进步将会带来新的机遇。同时，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把更多要素资源逐步转移注入到新兴绿色产业中去，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
第四，需求结构升级加快，而缺乏高质量产品供给。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的闲暇偏好增加，对生活品质的需求在不断提高。新时代，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与养老保障，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放弃速度偏好，重视发展质量。
因此，高质量发展要注重满足人民在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高层次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阶段改善民生和富民产业将成为民生工作的重点。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应当是全社会的共同提高，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努力克服民生健康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实施普惠性质的民生工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后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优质的供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就要求我们从供给侧发力，提升供给水平。
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体系随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需求。二是产业上中下游之间的协同性不断增强。三是要素质量及其配置资源效率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将通过要素质量及其配置效率的提升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只有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得到了提升，要素报酬率才会提高，高端要素的作用才会得到发挥，供给体制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才会提高。
二、金融开放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总书记强调，“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这为下一步推动高水平、高质量的金融开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我们要按照这一要求和部署，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增加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切实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金融开放有利于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加快金融开放是防止“硬脱钩”的基础保障。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中美博弈深化的过程中，全球产业链、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面临着显著的“硬脱钩”风险，加大金融开放是防范“硬脱钩”的有效举措和基本保障。
面对以美国为主导的逆全球化态势，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可以表明中国与世界各国展开经济合作的意愿，向国际市场传递全球化声音。为了保持与全球产业链的链接，实现金融体系对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服务功能，我国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在全球金融领域实现高水平开放并与全球金融领域实现对接。
加大金融开放有利于链接内外两个市场。全球化时代，国内外金融互动是比较难隔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仍延续我国此前的内外两个大局、内外两个市场统筹的政策逻辑，依然注重内外资互动。在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利用外资是内循环畅通和稳定的重要支撑，也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效保障。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可以更好链接内外两个市场，统筹内外两种资源，促进内外两个循环。
第二，金融开放是增强金融功能、推进经济加速发展的关键。高效富有活力的金融是聚集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与制造业相比，我国的金融业开放较晚、开放程度较低，导致金融市场竞争不够充分、金融机构大而不强、金融供给不能有效满足需求。突出表现为金融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规模过小，金融创新之后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较弱，特别是不能满足创新型、轻资产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不利于建设创新型经济。
扩大金融开放，全面引进外资可以倒逼国内各类金融机构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锐意进取，在产品创新、定价能力、客户服务、风险管理等短板领域深化改革，强化金融功能，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使金融更好地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金融开放能增加储蓄，促进投资市场发展，并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经济货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金融资产将更多地转化为资本性，更自由开放的金融服务有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从而带来更多储蓄。
利率市场化是开放的一部分。我国利率水平对国际资本具有极强吸引力，金融开放能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投资制度，简化投融资约束，增强金融市场对社会融资需求的供给能力和便利程度，活跃市场气氛，拓宽投融资渠道，吸引更多投资者来华投资。国际资本流动愈加频繁，我们要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投资环境。金融开放促进金融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效率，加上利率市场化的实施，可以有效推动储蓄投资转化率和有效投资率的提高，有利于金融经济的良性发展。储蓄的增加、投资的扩大，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投入。
只要在过程中应对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那么将有望进一步激发整个经济和金融的活力，提高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健性。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有利于多元金融供给，也可以解决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普惠金融，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第三，金融开放有利于提高我国机构的竞争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将推动其良性竞争。
当前，境外金融主体在我国金融体系内占比还比较低。截至最近的报告，境内金融机构在经营理念、管理人员、组织架构等方面具有同质性趋势，常常导致争夺金融资源等恶性竞争，并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会不断降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壁垒，使得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促进金融行业的良性竞争。这种多元化的竞争环境将倒逼国内机构积极与外资机构展开合作，学习外资机构先进成熟的公司治理、业务体系、服务手段等，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从而改变我国金融业一直大而不强的状况。强大的竞争压力也将使得国内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减少违规操作，注重风险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最后，就整个金融行业而言，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优质的金融机构将被筛选保留下来，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和长远发展，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金融开放在促进市场竞争的同时，也会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方面，扩大金融开放意味着境内外资本流动更加自由，从而使人民币汇率、境内汇率、境内利率更加充分地体现供需，贴近市场真实的汇率和利率，而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能让利率进一步回归到正常水平，将使金融资源引向生产效率较高、收益率较高的行业，从而提高整个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金融开放能够使境内外投资者不同的资金配置得到更大范围的满足，从而提升整体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金融开放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金融开放可以有效推动资本流动、商品贸易、技术发展、数据利用、人才流动，并且可以促进资本在全球的重新配置，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
金融开放能使优势产业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促进资本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使产业结构朝着更协调、更高级、更有效的方向转变。
金融开放加快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金融开放降低市场的进出壁垒，打破国内金融机构的垄断，良性竞争会使资本市场的功能更显著，使资本和产业有更紧密的结合，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型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是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走向高端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障。全球正处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加速产业升级，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占据有利位置，不仅是主要国家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国际竞争的重点所在。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正在逐步壮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还需要解决核心技术突破、大规模持续投资、建立涵盖国内外市场产业链等问题。引进外资无疑将加速这一过程，减少并最终取消对外资股比的限制。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利于增加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扩大外资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份额，提高金融服务实体企业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助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告别微笑曲线的低端，走向微笑曲线的中高端。
三、中国金融开放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20xx年x月xx日，***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讲话还强调要加大开放力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随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xx在x月xx日“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宣布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20xx年x月xx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十一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这两个重要的开放政策不仅涵盖了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而且涉及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同时还将开放主体的范围从银行、金融资产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人身险公司和期货公司扩展到货币经纪公司、评级机构等服务支持性主体。
自20xx年以来，我国遵循以下三条基本原则，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与国际金融开放的基本规则保持匹配，金融服务业开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实践就是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也正在成为贸易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基本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金融开放的同时重视防范金融风险，注重金融监管和金融治理的体系建设，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程度相匹配。我国在推动金融开放乃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保持这种对风险的管控、对社会性风险的关注、对底线思维的坚持，这也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没有遭受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家之一。
金融开放是新时代最大的制度红利，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一般来说，金融开放包含金融服务业和资本账户两个层面的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涉及金融机构在准入限制和业务范围上的开放，并建设交易活跃、制度完备的金融市场，资本账户开放则涉及汇率以及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相关的贸易、资本等账户进行各种交易时的汇兑安排等方面的措施。
我国的金融开放始于改革开放，经过了xx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虽然金融机构准入限制放宽，但是低效率问题仍然存在。金融业开放准入门槛更低了，涉及的业务更广了。20xx年，银行业开始允许外资银行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中资银行，但保留了单一外资机构不超过xx%、多个外资机构合计不超过xx%的持股比例限制。20xx年则取消了对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20xx年以后，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
一方面，银监会于20xx年x月公布了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十二条新措施，其中有六条涉及银行业，包括取消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上限、降低外资法人银行设立门槛、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代理收付款项”业务。另一方面，20xx年x月推出的“国十一条”，不仅鼓励境外金融机构更多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评级业务，而且放宽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理财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股权要求。
证券业方面的开放，主要体现在外资持股比例大幅放宽。在20xx年之前，证券公司要求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20xx年xx月，证监会修订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把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的持股比例上限从xx％提高至xx％。而xxxx年x月，证监会宣布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xx%，也就是外资可以多数控股了，而且三年后将不再设限。xxxx年x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将原定2021年取消的证券基金期货外资股比限制的始点提前至2020年。2020年x月，证监会明确2020年x月x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这体现了进一步对外资准入的放宽。
保险业方面，外资被允许迈入了养老金领域，使保险业的开放速度更快、程度更高。20xx年初，保监会宣布放开对外资非寿险机构在华设立公司的限制。从20xx年起，中国保险业开放不断增速，尤其是在20xx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和银保监会等部门推出的政策条例相比以往更丰富。从准入条件看，外资保险公司准入门槛有所降低，取消了外资保险公司xx年经营年限要求。从股权要求
看，外资入股对象和股权占比进一步放宽，包括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在华外资保险公司、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允许境外投资者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份超过xx%。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xx%提高到xxx%，过渡期由原定的2021年提前到2020年。从业务领域来看，我国养老金领域向外资开放，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使得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
但是低效率的限制条件依然存在。第一，当前我国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普遍偏低。首先，国内经营环境不够友善，导致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较小，市场份额萎缩，外资保险公司资产占比近年来也有所回落。其次，受到牌照发放、业务范围等条件限制，外资机构的盈利欠佳。低效率限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水平，减弱了金融行业的发展动力。
第二，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初具规模，但制度规则尚需完善。首先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截至20xx年x月末，中国债券市场托管规模超过xx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规模持续扩大。自20x年进入快速发展期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围绕“引进来”和“走出去”，逐步放开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和进行债券投资，同时有序推进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和开放境外债券投资。
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7年推出“债券通”。2019年4月，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开始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并将在20个月内分步完成。这些均进一步提升了境外投资人对国内市场债券的配置要求，凸显了中国债券市场化取得的成果。在股票市场方面，互联互通模式不断丰富。
2002年，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宣布实施，外国机构投资者可以进入到中国国内的交易所市场，投资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资产。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于2011年推出。QFII和RQFII两个渠道成为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方式，通过不断增加QFII和RQFII额度，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
2014年和2016年，“沪港通”和“深港通”相继开通，加深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联系。自2014年11月“沪港通”开通至今，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范围不断拓宽，为中国股票市场增加了活力。截至2019年8月末，“沪港通”交易额
约为15万亿元。此外，2019年9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的取消也为境外投资者在境内证券市场的投资运作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拓展了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未来，中国股票市场还将继续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促进金融资源的互联互通，提升资本市场的活力。
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在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投资者范围、丰富风险对冲工具、便利跨境资金汇兑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未来将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改革。一方面，继续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提高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汇兑的便利性，支持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的先行先试，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将稳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水平。
市场整体开放程度还不够，制度规范尚需与国内国际接轨。首先从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来看，中国的金融开放主要是放在自贸区为代表的区域进行先行先试。自贸区大力推动了金融开放的水平，从而为国际资金的进出和国际投资者的进出提供了一个渠道。如果以自贸区内的金融开放水平作为中国金融开放水平的一个测度，那么自贸区的开放水平大概是跟世界上中等的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相当的，但整体金融市场的外资参与度不高。从规模上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债券市场，但截至2018年8月，境外国债托管量不到10%，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不完备是主因。信用评级方面，我国评级体系尚不完善。激烈的竞争导致评级机构易给出虚高的评价结果，境外投资者将更多的债券资产配置到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反映出我国国内评级机构的国际认可度不高。同时，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时，会计、审计等操作繁琐，税收政策的透明度和操作性不足，这导致外资机构发债成本抬升。股票市场“管道式”的开放形式和核准制的发行制度，阻碍交易效率的提升。此外，金融市场可供外部投资者交易的产品种类较少，对于境外私人投资者的限制较多，这也是制约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因素。
资本账户方面，重点是放在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上。资本账户的开放原则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一线放开”可以简单理解成外资和自贸区之间的限制在业务真实的情况下基本放开了，但是自贸区和国内之间的二线账户的汇兑和交易是没有放开的。
第三，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首先，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早期我国实行以盯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我国于2005年开始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开始走向市场化。
2015年，“8·11”汇改提出中间价报价的确定要参考上日收盘价。2015年12月，央行推出“收盘价＋篮子货币”新中间价定价机制。之后通过扩充一篮子货币数量并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强化了人民币汇率对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和经济基本面变动的反映效力。2018年，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的年化波动率是4.2%。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弹性加强，有助于分散市场预期，更好地发挥市场自动稳定器作用。
当前，汇率市场化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虽在逐步加强，但与国际主要货币相比仍有一定距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幅尚不及欧元、日元和英镑的一半。同时市场长期以来培养的恐惧汇率浮动的情绪短期难以消除，且易形成单边的贬值预期。
汇率对实际供需的反映能力不强。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为稳定，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对外汇交易和资本流动管控力度收紧的结果。然而依靠抑制结售汇率维持汇率稳定的措施并不能持久，也不利于汇率对外汇供需的真实反映和调节。
当前，我国外汇市场还存在交易主体多样性不足、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不完善等问题，没有一个体系健全、交易活跃的外汇市场，市场化的汇率定价机制很难顺利运行。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推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放手让外汇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要相信市场和市场规律，人民币的汇率中长期应当反映其国际购买力，短期由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来决定。
四、进一步推动高水平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如前所述，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绝不仅仅是增速换挡，而是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变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金融开放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
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构建高标准的金融开放，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度保障，也是提高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为促进金融开放，推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一）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的双向开放
从我国实际出发，把握好金融开放步伐，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对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可以加速推进，对于情况复杂、不确定性较大的举措慎重行事。
第一，稳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做好金融“引进来”工作。一是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落实“非禁即入”，让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地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这种外资管理模式可以大大提高营商环境的稳定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起开放保护平衡机制，更好地兼顾利用外资和维护产业安全、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为高水平金融开放把好风险关。
二是逐步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推动国内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双向开放。包括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在设立形式、持股比例、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给予便利，实现中外资平等对待，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有序开放银行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济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三是提高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支持有条件的中资机构“走出去”，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积极推动金融“走出去”，着力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金融服务。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用好各类资金，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提供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金融支持，切实保障跨境融资安全，培育适应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合格微观经济主体。
重点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如果实体经济的开放度不高，或者国际竞争力有限，金融开放后容易发生资本净流出，可能会错失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会。所以，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率先突破一些全球性、引领性的关键技术，抢占科技创新高地。重视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争取国际产业链重构的主导权，要通过进口博览会等新的贸易投资平台促进全球产业合作，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第三，完善金融监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在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金融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一方面，金融开放应当按照“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原则，在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适度推进。
另一方面，要稳步有序地推动扩大金融开放、促进竞争，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大国金融体系，在实现高水平双向开放中提高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和力度，离不开监管部门。监管部门要注重精准施策，研究吸收国际先进监管经验。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推动分账核算体系的改进。当前，在自贸区内主要实行的是以FT账户体系为核心的分账核算体系。目前，这个体系虽然对资本账户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存在着制度空间。比如，这个体系缺乏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精准测算，以期打造升级版的分账核算体系，增强自贸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从而真正使跨境资金充分利用、有效配置。
（二）推动区域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借鉴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高水平开放经验，推进区域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目前，我国已经在上海、海南、广东等地区成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实验性的先期摸索，并不断放宽对跨境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积极推进金融开放进程。金融开放有效推动了资本流动、商品贸易技术发展、数据利用、人才流动，促进了资本在全球的重新配置。
第一，虽然我国在金融领域改革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仍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风险管控全流程体系依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二是金融开放试点的局部性和示范性与金融监管的系统性没有形成统一体系。我国的试点金融业务开放基本处于各点分散状态，没有以点连线、以线连面的网络结构，可能存在着网络断层、衔接不畅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推动区域性的金融系统监管。比如，与地方人民政府、人民银行共同打造区域性的金融协同监管机制，从而能够联手防控风险，促进区域性的金融流动、金融合作，为区域性的金融发展服务。
三是当前金融领域争端解决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营商环境，没有打造与国
际高水平开放的通用机制。比如，CPTPP是国际金融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标杆，其制定的规则已经是国际主流自贸协定的参考标准，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水平金融开放，我们可以考虑借鉴CPTPP的开放经验。比如，可以加快内外金融要素流动，实现金融体系、人、资金、环境的对标和流动。
CPTPP要求为服务供应商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合作伙伴不施加数量限制，也不要求特定类型的法人实体或合资企业作为提供服务的主体。缔约方在负面清单基础上接受这些义务，意味着他们的市场对于来自CPTPP缔约方的服务供应商完全开放，且确保影响服务贸易的国内法规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CPTPP还鼓励指定的监管机构与其对应的机构合作，承认教育、经验和要求，通过相互承认协议或安排，获得在另一方管辖区内的许可证或证书。国内自贸区在对接国际化产业标准和实行直接的资格认证方面所涉及的行业都比较有限，与CPTPP的规则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要对标CPTPP，就要进一步减少受限制的服务部门数量，并降低市场准入的限制门槛。在已有管理办法和基础上扩大所涉及的行业，增加资格认证的程序，完善行业标准，推动资格认证的国际化。
第二，要推动高水平的金融开放还需要探索建立与CPTPP无缝衔接的争端解决机制和过渡方案。CPTPP规则体系的核心在于包含较多元素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内的法律体系实现之间存在着较大出入，为了能够吸引高端金融产业和建设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必须在两个机制衔接上做出尝试和安排。在制度探索上，要借助现有的一些国际上具有公信力的仲裁组织，争取吸引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国际联盟组织入驻，让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安心入驻。要加快推进配套治理，推动金融服务要素开放改革，实现包括法律仲裁服务等各种制度对标CPTPP。
在初期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起符合CPTPP规则的本地化金融仲裁机制。吸引金融专家组成金融委员会，结合中国国情，成立咨询组织或者决策组织，由该组织来代表并引进国外机构，形成独立性的机制，可以为国内的境外企业创造高水平的金融保护环境。
第三，要探索建立动态运行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监测体系。目前，国内金融业务开放基本处于各点分散状态，没有以点连线、以线连面的网络结构。在这样的架构下，自贸区的相关监管特别是金融风险监管仍然展现为业务条线状态。对标CPTPP来看，高水平金融开放下的监管框架主要体现在体系化形态，特别是在动态金融系统中高效率匹配运转。如果我们分门别类试点，尽管各个业务都有可能实现监管有效化，但在整合整个系统时可能还会面临整个监管系统内的内部节点衔接不顺畅的情况。
因此，对标CPTPP就需要在监管系统上特别是风险监测体系建构上对标最先进的监测系统集成效果。试点一体化动态监测网络，做好压力测试，缩小金融管理部门以及自贸区其他监管部门的信息鸿沟，建立跨境资金进出和业务流动的整合型监测体系。
（三）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第一，坚定不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这个前进的目标不会改变。人民币国际化应是经济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产生的自然结果，要顺应规律，同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统筹考虑。
一是要统筹协调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对外合作中注重本地优先，重点扩大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使用，拓展人民币计价结算、投资交易和储备功能。充分支持境外市场主体在当地投资持有人民币，广泛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并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保障和基础设施支持。从而形成人民币对其本地货币的均衡汇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锚。
二是不断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发展。增加离岸市场清算平台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着力打造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离岸人民币融资中心、离岸人民币产品中心，推动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拓宽人民币计价功能。积极发展综合性离岸业务，增强金融创新，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离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
三是要继续推动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银行的常态化干预。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要先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
第二，稳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可兑换。放开资本账户管制的前提是要有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要找到兼顾国情和国际标准的对接区域，有序推动资本账户开放。
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可以按照客户需要在分账核算单元开立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这个账户要按照“一线宏观审慎、二线有限渗透”的原则进行管理。区内和境外一线资金流动，在宏观审慎管理基础上实现自由兑换和划转，区内和境内二线符合条件的业务资金也可跨境流动。
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的建设目标之一就是其先行先试的功能。要进一步深化本外币账户一体化改革，探索资本账户监管的新模式。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FT账户体系与人民币账户体系的互通性。通过适当放宽两种账户相互结算所受到的限制，以及建设完善的支付体系和流程，增强FT账户体系与在岸账户体系的适配性，提高账户结算的便利性。
二是要简化FT账户体系开设的条件和程序。争取在自贸区内广泛覆盖、操作便捷，最大力度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便捷服务。
要通过对FT账户及分账核算单元的不断探索及经验积累，逐步将实验成果推广至非自由贸易账户，以实现更先进、更高效的账户管理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推进跨境资金的全面监管，促进更宽领域的资本账户开放。
当然，要在确保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前提下，精准施策，对条件成熟的项目逐步放宽，有序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行稳致远，不断完善宏观审慎体系，把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
（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金融创新
以金融科技助力金融开放，逐步把“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网络建立起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还难以对境外的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提供全面支持。要进行制度设计既要有短平快的融资方式，也要有中长期的融资方式，各类项目都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创新投融资模式。通过银团贷款和银企“走出去”联合体、共保体等方式对商业性项目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用好“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发挥好丝路基金、人民币海外基金和各类双边投资基金的作用，带动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对战略优先项目事先明确各方责任，积极提供开放性金融支持，鼓励通过援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等方式支付。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进一步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不断提升在项目建设中的融资能力。
金融基础设施是资金运动的高速公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国际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基础设施未明确国际投资者的介入方式，只有极少数实现了与国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走出去”和“引进来”均存在障碍。要加强以人民币支付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交易、支付、清算、结算系统的硬件设施连通，同时加强金融标准、金融制度等软件建设，抓紧建设高效、安全、国际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兼顾硬件和软件，重视发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对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功能。
要致力发展金融科技，将金融科技运用在资金流动监管和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上，可以实时动态监控境内境外、线上线下的资金流动，及时发现，提早防范风险。因此，借助金融科技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如跨境支付、结算体系，则可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助力金融开放。
（五）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参照国际先进标准和最佳实践，在账户设置、清算结算、流动性安排、法律适用和监管管理等诸多方面尽早规划设计，推动相应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方向和目标。
一方面，更加健全的制度体系能够提升中国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实力，为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完善金融业的制度规则，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的重中之重。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建设统一的金融业综合统计系统，健全综合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抓紧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制度，还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信用评级、税收、会计、审计等金融配套制度，建立专业化、国际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开放性金融制度体系。
要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提升我国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强与主要经济体金融政策协调，推动多边监管合作和规则互认，推动我国国家先进行业标准和监管标准“走出去”，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