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党员讲党课：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90岁党员讲党课：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今天，老中青三代妇幼人欢聚一堂，庆祝党的华诞，我感到万分荣幸。首先，对院领导的信任表示感谢！对大家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来的路上，X院长给我提了一个要求，要我给大家讲一讲党的伟大和妇幼保健院成立的过程以及我经历过的事情。我想，我一个90岁的老太太，能讲出啥名堂呢？这几天废寝忘食、搜肠刮肚，想了三条，今天就给大家作个分享。
第一，我90年的亲身经历证明，中国共产党确实非常伟大。
党的伟大，可以说出一千条一万条：爬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等，你们学得比我深、知道的比我多，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新旧社会社会治安两重天。
我生于1931年，家住在西兰公路边。公路上经常过队伍，国民党队伍入村无恶不作，翻箱倒柜，搜银两首饰，奸淫妇女，整得鸡飞狗跳。土匪白天当道割包，晚上入室抢劫。我们村严贡家兄弟两个，靠辛勤劳动积攒了近百亩土地，家境算是比较富裕。平时兄弟俩省吃俭用，农忙时连短工都舍不得雇请。1947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弟兄两个和一家人刚刚睡下，土匪破门而入，把两兄弟捆起来拷打索要银钱。两兄弟宁死不开口，土匪就把他们绑在长凳上，拿出他家织布的筝浇上菜籽油点着烤他们。庄稼人积攒点过活不容易，弟兄两个还是不开口，就被土匪活活烧死了。第二天大年三十，严贡家门口并排停了两具棺材，村上的人都掩面而泣。
1948年，村里到半下午就家家关了门，有钱人家更是惊恐万分。国民党军队通过西兰公路开赴打仗的地方。沿途军纪很坏，经常半夜三更砸门踢门，进门要吃要喝，要求我们给他们炖鸡、蒸包子，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糟蹋妇女。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阳洪西村东西两个城门，人流像决了口子的洪水往外涌。大姑娘、小媳妇头上包着烂布、脸上抹着锅底灰逃难。我和侄女薇薇、表哥媳妇王风琴、堂妹岁爱四个人当时跑到离西兰公路较远的东西村我姑家避难。
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和土匪，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的乱源，社会治安一夜之间就好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抽大烟的、赌博的、嫖娼的，还有妓女全都不见了。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本事真大！”
第二件事情，新旧社会人的觉悟两重天。
我1948年开始为党工作，按照乾县地下党的指示，参加了党的宣传工作和保护党的物资工作。1949年担任乾县薛录区第九乡妇女主任兼民兵营长，带领青年和妇女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不知疲倦地为党忙碌着。
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整天抱着娃完成土改各项任务，风里来雨里去。有一次去薛录区上开会，路上遇到暴雨，不到一岁的孩子被雨淋得得了急性肺炎。我卖了二斗小麦，买了几颗西药给孩子吃了，孩子好了一点，但没有痊愈。几天后，娃又发烧，我抱着娃准备去县城找他爸给娃看病，晚上住在娘家阳洪村。天快黑时，我母亲抱着娃在院子里看月亮，这时，天空飞来一只喜鹊，母亲指着喜鹊对娃说：“嘎嘎！嘎嘎！”娃也说：“嘎嘎！”一句话没说完，痰卡在了喉咙，一会儿就死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脐带绕颈也没有保住。
1956年，生第三个儿子时，我和爱人都特别重视。我们商量到西安住院生产。爱人提前在西安租了一间房子，我感觉生产时间还不到，就迟迟没去。那时通信手段落后，爱人等不到我，就把房子退了。临近生产，我来到西安，住在人民剧院对面的荣城旅馆。这家旅馆尽管谈不上高档，但毕竟要按天算钱。我那时工资不高，爱人是调干大学生，怎么能住得起旅馆。为这事，我和爱人吵了一架。我埋怨他退了租下的房子，他埋怨我迟迟不来西安。你来我往，越吵声音越大。这时，一位拄着双拐、穿着旧军装的老干部来到我们房间。他问我们为啥吵架？我说，要生娃了，他把租的房子退了，旅馆这么贵，咋住得起？老干部问了我和爱人的工作情况，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住旅馆，就说：“我在附近有一间宿舍，免费给你们住。”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底下怎么能有这样的好事！我问“叔叔，您是干啥工作的”？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打江山就是为了全体人们过上好日子。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当时也没想到给他说几句感谢的话，就收拾东西，叫了两辆“洋车”，老干部坐一辆，我们坐一辆，来到了西北局干部家属院（西安西八路9号）。我们没有带被褥和锅碗瓢勺。老干部说：“我这里铺的盖的用的都现成，你们尽管用就是了。走时把钥匙放到房子就行了。”说完，拉上房门走了。他也没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我们在他的房子里住了40多天。
5月3日凌晨4点，我突然感觉肚子疼。我爱人因为上学没有陪我住在老干部家里。我马上收拾东西往医院走。走到后宰门附近，已经走不动了。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洋车”师傅的灯笼透出的灯光，就喊“洋车”！师傅马上拉着车跑了过来。他问我怎么了，我说要生小孩了。他立即把我搀扶上车，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第二附属医院。师傅一路小跑，汗水湿透了衣裳。我坐在车上，能听见他连续喘粗气的声音。他一直把我送到产房门口，停下车马上去找护士。护士很快出来了。师傅又扶我下车，帮我整理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并交给护士，这才从脖子上取下毛巾擦汗。我请护士在我的兜里拿出5毛钱给师傅，他说这一段路只要2毛钱，我说您帮我这么大忙，就不用找了。他执意退回3毛钱，而且没有走，直到看到护士搀扶我进了病房，才拉起“洋车”离开。
我住进医院，经产科大夫检查，从早上六点上产床到下午四点多，都没有动静。护士轮换了几班，每一班都对下一班作了详细交代。当班护士要去吃饭，又不放心地到产床前作了一次检查。突然，“嘭”的一声羊水破了，给护士喷了一脸，孩子随机就生了出来。护士高兴地抱起孩子说，小宝宝，你给阿姨洗脸了！
孩子出生后，我立即向单位汇报了情况，随信寄去医院的诊断证明。领导派出办公室主任李志远到西安来看我，带来组织的关怀。
我出院后，又回到老干部家。后来我通过邻居了解到，老干部名叫王杰，是一位陕北老红军，当时担任西北局人事处人事科科长。他当年打仗负了伤，第一次截掉了半截小腿，长期没有痊愈，而且感染成了骨髓炎，准备第二次手术把整个一条腿截掉，所以住在离医院较近的荣城旅馆。我出院后多方打听想感谢王杰老红军，可惜再也没有找到他。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它时不时在我的脑海里过电影。我经常想，王杰老红军与我们素不相识，看到我们有困难就腾出自己的房子给我们住；洋车师傅知道我快要生产，二话没说，跑着把我送到医院产房门口，交给护士才放心地离开，而且绝不多收一分钱；护士尽职尽责，像亲人一样守护着我；单位领导和同事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社会风气、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达到高水平的具体体现。这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明显对比。毛主席、共产党把大爱洒向人间，社会风清气正，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到处充满阳光，人与人即使互不相识，也像亲兄弟姊妹一样互帮互助，这都是伟大的党带给人民的福祉，带给民族的希望。
第三件事情，成立XX地区妇幼保健所。
旧社会妇女儿童生活很悲惨，尤其妇女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封建的政权、皇权、族权、夫权的压迫，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从小就要缠脚，把个好端端的健康脚弄残疾。我母亲那一辈人都是这样。她们从五、六岁开始缠脚。缠脚时在脚心放进打碎的瓷片，再用“裹脚（很长的土布）”紧紧地缠上。放入碎瓷片的目的，是让瓷片把脚心刺破化脓，让脚心的肉慢慢烂掉，以便长成弓形；缠布的目的是固定脚的形状。由于脚心化脓，疼痛难忍，女孩经常坐在水井边上，把两只脚伸进井里，利用水井的低温减轻疼痛。缠脚成功后，女孩都成了残疾人，路都走不稳，但当时的封建文人把这种残疾脚称为“莲”。“莲”分不同等级，大于四寸的叫“铁莲”，四寸的叫“银莲”，三寸的称呼最高，叫“金莲”。“三寸金莲”就是这么来的。封建社会把妇女当花瓶、当玩物。
解放后，妇女彻底翻了身，不仅不再受压迫，而且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国家制定了《宪法》《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从省上到县乡普遍成立妇幼保健院，我们XX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的。
1976年，XX地区卫生局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给了我们两间房子，妇幼保健院的前身——妇幼保健所就算成立了。
刚成立时一共只有四个人，我当所长，工作人员有李玉玲、赵阳和孙厚莹，分为妇保祖和儿保组。我们立即购买了桌子椅子，开展了工作。当时没有开展门诊，就下乡调查农村妇女儿童情况。下到旬邑、兴平调查妇女病、新法接生情况；到XX、周至、高陵重点调查0到7岁儿童生长发育情况。为了提高妇女干部业务水平，举办了培训班，提高基层同志业务能力。
两年后，妇幼所由4人增加到8人，大家齐心协力开展工作，全区14个县都建立了妇幼保健站。
妇幼保健所虽然有编制、有人员，但几年时间只有两间房子。为了解决办公和开展业务的地方问题，我多次找领导反映，地区给了我们5万元，让我们自己找地方办公、开展业务。5万元虽然少，但毕竟有这么多钱。从那以后，我领着所里工作人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找办公地点上。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XX城区，找到的理想地点土地使用费太贵，我们用不起；便宜点的地方，工作不方便，我们看不上。就这样找了半年，也没找到满意的位置。后来我又去找领导，卫生局给我们在毕塬路卫校里面划了一块地。我进去一看，地方狭小不说关键进门出门都要从卫校里面经过，很不方便，就没有要。以后我们又在彩电、中山街口分别找了一个地方，还是感觉不合适。有人建议在西南路边租几间门面房，因为是临时打算也不合适。最后在北大街找了栋楼，大家都比较新满意，与对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往进搬时，505集团从中插了一杠。他们出钱多，地委领导也支持他们，把我们又挤掉了。现在看来，如果我们的位置在505现在这个地方，业务可能更好开展。
我们妇幼保健院现在这个地方，是我的后任所长赵阳等同志协调各方最后确定的。XX地区妇幼保健院成立后，为广大妇女儿童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现在的领导班子思想好、能力强，带领大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妇幼保健院已经成为XX市的一张名片。
我分享的第二个问题，党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中国共产党不仅彻底消灭了人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消除了社会乱源，使穷人、妇女翻身得到解放，让全体人民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日子，而且对像我这样的农村妇女有大恩。我经常给我的儿孙们说：“党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下面我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党将我从一个农村妇女培养成共产党员、国家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国家急需大量干部，特别是女干部非常需要。
1949年8月，阳洪西村我家一个邻居的女儿叫严玉梅，不识字，当时参加了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回来就成了国家正式干部。有一天，她穿着新发的灰布军装，腰里扎一条皮带，戴着解放军帽子，站在一个粪堆上，向农村妇女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因为没有文化，讲不出多少道理，翻来覆去讲几句：“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包办买卖不好，袋里卖猫不好（意思是包办婚姻就像袋子里卖猫，别人看不见，不知道猫长啥样就成交了）。”我当时听了，就特别羡慕，感觉严玉梅真厉害，当共产党的干部就是神气！同时心想，她已经三十几岁了，又不识字，还是解放脚（妇女缠脚后放开的脚），她都能当干部，我完小毕业，有文化，年轻，为啥不能当正式干部呢？
1952年，我爱人南亮被抽调到宝鸡专区（那时乾县属于宝鸡专区管辖）党校进行整党学习。学习完毕，因为思想好、年轻、又有文化，留校当了党校干部。我受严玉梅的影响，一心想脱产当正式干部，就决定到宝鸡找我爱人碰碰运气。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当正式干部。他没有回我。我知道他心里矛盾，一是怀疑我能不能当干部，二是脸皮薄怕给公家添麻烦。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下定决心，没等他明确回复，就一个人启程找他去了。
我用一斤棉花缝了个褥子，二斤多棉花缝了个被子，把褥子、被子用绳子捆好背在身上，再带了些干粮就往宝鸡方向走。乾县到宝鸡三百多里，其中从乾县南门到兴平的马嵬坡坐的是马拉车。这种车有两个大木轮子，顶上搭了一个木篷，车身和篷子都用五颜六色的颜料刷过，一匹马或者骡子拉着，里面可以坐五六个人。四五个小时后，终于到了马嵬坡火车站。我在马嵬坡坐上火车，又经过五六个小时到了宝鸡。
见到爱人后，他非常惊讶，又有点不高兴，冷淡地说：“你咋来了？”我说我来找你、找工作。他说：“我自己都是大包干吃的大灶饭，又没地方住，咋能养你？”当时大部分干部实行供给制，区上干部由国家包干干部的吃饭和部分生活用品，给一点零花钱。县以上干部实行工资制，定级别，薪金比区干部多。我听了他的话，特别生气，回答他：“我自己能养活自己！”说完，背着我的铺盖卷就走了。
我在宝鸡龙泉巷找了一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土炕，我把土炕上的灰土清理了一下，把自己背的被褥铺在炕上。没有灶具，我买了一只平底搪瓷大碗，既当碗又当锅，找了两块砖头支起来当灶。每天用手帕买半斤擀面条，在外面拔一点野菜，找一些干蒿子当柴烧煮面条，又捡了个墨水瓶做成油灯买些煤油点灯照明。有时爱人给我带来一个馍馍，我会分几次才吃完。爱人口头上说没办法给我找工作，其实也找了党校副校长洪光远，但没有结果。我这时非常着急，眼看着他靠不住，就自己跑到专区妇联“毛遂自荐”。
我到妇联后，没有战战兢兢地向妇联的办事人员说来意，而是大着胆子直接去找妇联主任。妇联主任叫刘静。我打听到她的办公室后就推门进去了。进门后，刘主任问我干啥，我说我要工作。原想刘静主任会一口回绝，没想到她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又问：“你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完小毕业。”他通过我的介绍已经知道我是党校南亮的媳妇，现在又知道我念了六年小学，看我说话也利索，就说：“现在城市和平原地区女干部都已经配满了，只有山区还需要女干部。麟游县、太白县山区你去不去？”我一听喜出望外，马上说：“我去！我去！太白也去！”刘静又问，你是哪里人，我说乾县人。刘静说，把你分到永寿吧！永寿离你们家近一些。我说好！刘静主任当时就把秘书叫进来，让她开了个红头介绍信，上面写了一句话：“永寿县委：兹介绍XXX同志前来你县，请给安排工作。”就这样，我成了新中国基层政权的正式干部！
现在的年轻人想当个国家公务员，必须大学毕业，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考试，然后百里挑一。我仅仅因为念了个六年级，胆子大，说话利索，五分钟不到就成了国家的正式干部，后来还当了妇联主任、卫生局长。是共产党接纳了我，彻底改变了我和我全家的命运。我真心感激共产党！
第二个故事，共产党帮我安葬了突然去世的父亲。
我从1952年开始在永寿县工作，先后担任监军区妇联主任和县妇联干事。作为基层干部，我跑遍了永寿的三塬九条沟，永寿县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和我洒下的汗水。
1958年的一天，我正在永寿县好时河下乡。家里打电话到公社，公社书记骞近泰对我说，你爸病重了，你赶紧回去，然后指给我回家的路。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按骞书记的指向，徒步走过仪井河、漠谷河，翻过几条沟，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走了六七十里路回到村上。在村口看见不少人带着孝帽，我知道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哭着回到家里。
我父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倒在了阳洪西村南街与中街相邻的巷道里。我的伯叔大哥闻讯把他背回了家。我回到家时，父亲已经入殓。因为病得太急，家里什么也没有。母亲没办法，只有向亲戚借钱借棺木。最后借了杨庄我二妹公公现成棺材一副，作价72元；又借了邻居一身寿衣给父亲穿上。埋葬了父亲，母亲问我：“你爸的棺材、寿衣钱咋办？”我无言以对，想不出办法，只能说，慢慢还。内心的痛苦和无助无以言表。
安葬父亲后，我回到永寿县委，同事们都来看我，问我父亲去世的情况以及棺木寿衣的花费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县委领导知道后，立即召开了机关福利委员会会议，决定救济我100元。三天后领导就把100元送到我手里。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100元，当时就想给领导跪下。领导反复安慰我，让我赶紧把钱寄回家。我按领导指示立即把这笔救济款寄给母亲。母亲收到这100元，还了亲戚的棺木费和寿衣钱。我现在给儿孙们说起这件事还会流泪。我真心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连去世的父亲也埋不起！
第三个故事，共产党帮我家走出了困境。
我父亲去世时，只有56岁。父亲去世后，除我的大妹妹已经出嫁外，家里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最大的还在上学，最小的只有三岁多。由于父亲去世，家里生活一下变得很困难，加上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可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党组织知道我家的困难情况，经常给我以救济，卖给我家返销粮；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经常低价卖给我红萝卜、白萝卜、杂粮、玉米，我家就是这样一步步度过灾荒、走出困境的。如果没有组织的关怀照顾，如果放在旧社会，肯定会很惨很惨。
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报答党的恩情。
正因为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所以，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冒着枪林弹雨保护党的物资。
1949年3月，我在乾县东西村我姑家逃难。姑父王象贤是当地一名中医大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经常为共产党做事情。受姑父影响，我也为共产党散发传单，做些宣传工作。有一天，共产党地下党员葛少林拉来两大车步枪和两端箱大约几十斤“大烟土”（鸦片）交给我姑父保管。我姑父把装烟土的端箱放在家里柜盖上，葛少林趁着天黑把步枪藏在我姑父家的马窨子（藏马的地道）里。马窨子直通姑父家的园子，从城外和园子水井都可以下到放枪的窨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枪是准备成立乾县人民武装用的，大烟土是共产党缴获国民党的。
1949年4月，乾县第一次解放。不久，国民党反扑，马家队伍（国民党军马鸿逵的部队）又打了回来，伪县长重新掌握了政权，共产党的县长和人民政府撤退到了三原县。这期间，葛少林在我姑父家藏枪的事情被一个名叫王开门的土匪二流子知道了。王开门为了得到奖赏，向伪县长告发了我姑父。
4月的一个晚上，国民党派出一连的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子找枪并抓捕我姑父。士兵用枪托砸我姑家头门，全家人乱作一团。姑父家的伙计（长工）董茂林给我姑父说：“大叔，门上的粮子（国民党兵）打门叫你呢！”姑父对我姑说：“这下活不成了，前几天北乡一家人给共产党干了一点事情，马回回（国民党军马鸿逵的部队）过来就把一家人全杀了！”姑父让我们赶紧藏起来，他自己藏进了客厅的窨子里。我和姑姑慌乱当中藏在了门背后。这时，外面打门的声音更紧了。伙计董茂林说：“来了！来了！我寻服（找裤子）呢！穿上服给你开门！”伙计掩护我们藏好了，才去开门。门打开后，当兵的问：“王象贤呢？”伙计说：“出去了。”士兵说，你领我们到你家园子。
由于土匪王开门告密，国民党兵已经知道枪藏在马窨子，只是不知道具体位置。伙计领着士兵去了园子，一会儿工夫就从园子井口下去把枪拉了上来。下窨子取枪时，伙计对士兵说，我给你们烧点开水去。便又回到家里，他见我们两个还藏在门背后，就说：“大婶，人家抓我大叔没抓住，肯定要来抓你。你还不赶紧跑！”于是，我和小脚姑姑跑到后院，把姑姑连推带拉推到2米多高的后院界墙上，我们一起翻墙跑到隔壁姑姑她六嫂家，藏进她家5、6米深的窨子。刚藏好，姑姑说：“彩（我的小名），还有两箱“土”（鸦片）在柜盖上呢，这是共产党的东西，要是让当兵的搜去，更不得了。你快去抱过来！”我一听是共产党的东西，二话没说就返身去找。先踏上1米多高的猪圈草棚，然后踩在猪圈棚上猛地一跳，两手扒在离地面2米多高的墙顶，用力把身子往上一卷，人就到了墙顶。然后翻过墙踩在姑姑家的后窗台上，再从后窗台上跳到地面，跑回房子摸黑到柜子上去找烟土。因为姑父是中医大夫，他家柜盖上放了好多装中药的端箱，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就翻过墙爬到窨子边回复姑姑。姑姑说，这东西绝对不敢叫国民党看见，叫我再去找。我又翻墙回到家里。这时，伙计回来了。听见屋里有动静，问：“谁？”我说：“我！”“你一个大女子还不跑，在这里干啥？”我说：“我姑叫我拿个东西。”说完，又在房子柜盖上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伙计催我赶紧跑，我就再次翻墙跑了回去，回姑姑说没找到。姑姑说：“这东西要让叫国民党兵看见，咱一家就没命了。你拿包洋火（火柴）再去找。”我再次翻过墙回到家里，战战兢兢地划了十几根火柴还没找到。第四次翻过墙姑叫我掂重的，最后在柜盖最里头掂到两个端箱特别重，打开用手一摸，正是满满两箱烟土。每个端箱都有二三十斤重。我把两箱烟土分别放在姑姑家后院窗台，再一箱一箱放在界墙上，人翻过墙站在猪圈棚顶，把一只端箱从墙上取下来。正要往猪圈下面跳，脚下的猪圈由于多次踩踏突然顶子塌了半截，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妈呀！”，后墙外边的士兵听见有人喊，立即向我的方向开枪。子弹从我的耳边“嗖嗖”飞过。我跳下猪圈抱起端箱跑进到姑姑六嫂的房子，把烟土放在房门背后。这时，后墙外面的士兵还在打枪，枪声比刚才还要密集，子弹飞过的风声我都能听得见。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再次爬上猪圈，从界墙上取下另一箱烟土，跳到姑姑六嫂家的后院，最后下到窨子，把两箱烟土交给了姑姑。姑父后来把这些东西完整地交给了地下党。
这是我在解放前第二次为党做事情。
第二个故事，豹口余生。
1959年11月，我去陕西乾县吴店公社台子大队下乡。一天中午饭后，我和台子村妇女主任到台子大队西安地小队召开群众大会。西安地离台子大队有二华里路。当时寒风凛冽，我围着一条有勾线窟窿的白围巾，只把两只眼睛露在外面。我们走到一个胡同边上，突然发现前面有个东西，我问妇女主任这是啥？只听她一声喊：“妈呀！豹子！”这时，豹子离我们有五十米远。妇女主任问我：“咋办？”我说“往回走。”我刚一转身，就听耳边一阵风声，豹子一爪子打到我的背和头上，将我打倒在地。这时，我本能地用双臂抱着头，只听豹子“呼呼呼”在我耳边喘着粗气，用锋利的牙齿死死咬着我的右胳膊。我当时穿了两件棉衣，豹子没有伤着我的皮肉，只是将棉衣抓烂了。我在短暂的昏迷之后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趴在胡同边上。胡同有四层楼房那么高，而豹子还在咬着我右胳膊。当时真想跳下去，但转眼一想，跳下去肯定摔死。这时，妇女主任已经吓傻了，跪在我身边不知所措。
胡同底下正在给牲口铡草的老乡看到豹子压着我，立即拿出铡刀、农具使劲喊打，豹子吓得扔下我往东面跑去。这时，正好有一头小猪跑过，豹子一口咬住小猪脖子叼着向山里去了。下面的老乡跑到胡同上面把我和妇女主任扶起来。老乡问我，豹子咬伤了没有，我说没伤到皮肉。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我拍了拍身上的土，谢过老乡，和妇女主任一起继续去西安地村。
晚上，我们按计划召集了群众大会，第二天领着西安地村的群众按时到达台子村大队会场。我们到达台子村大队时，工作组组长王西宾见到了我，拉着我的手放声大哭。原来，他们听说我被豹子袭击后来到现场，没有见到我，却看到了地上的血迹，不知道是豹子咬伤的猪娃的血迹，就沿血迹方向到山里整整找了一个晚上。
第三个故事，为乾县人民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些年，我始终有一个念头，就是要以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从1948年第一次为党散发传单到1990年退休，40多年做了一些工作，其中自己感到干得比较好的是在乾县卫生局长任上。
1969年冬天，我被任命为乾县卫生局局长。卫生局连我只有四名干部。大家团结一心，工作干劲很大，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受到上级肯定。作为卫生局长，我始终贯彻上级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经常不懈地抓了食品卫生、环境卫生、食堂卫生、工业卫生等工作。在我当卫生局长期间，全县没有发生大的卫生事件，也没有发生疫情。
毛主席曾说，领导干部的职责，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我按照毛主席说的，把用好有专长、医术高的医务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作为我最重要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工作条件，有的还被任命为地段医院和县医院的院长或者科室负责人，周围县的不少群众看病都慕名来到乾县。
为了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卫生局重点加强了地段医院建设。在原有基础上增建、扩建了门诊部，开设了住院部，优化配置了医疗器械，增强力量，培训人员，提高医务人员医疗水平。同时，我们还对其他公社医院进行了修建、改建、扩建。这些医院建设加强后，积极为群众防病治病，开展妇幼保健工作，群众看病基本不出公社。我们还新建了一所县防疫站，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全县300多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为了培养乡村医生，专门新建了县卫校，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教学和管理，分期分批培养大队赤脚医生，先后培养三期共300多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了全县基层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
乾县北山区的梁山、峰阳、阳裕、关头、注泔部分地区、乾陵部分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吃窖水，克山病、大骨节病和甲状腺肿（乾县稍少一些）三大地方病长期危害人民健康。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花费巨大精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防治，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我的任内，基本消灭了克山病，其他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1972年春天，省卫生厅在乾县梁山公社召开了“三大地方病”防治工作现场会，国家卫生部专门派人参加。
我是新中国合格的妇女干部，但不是合格的母亲。我把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工作，儿女们没有直接享受过母爱。他们最多只能吃我一个多月奶，最小的吃了半个月。但我有一个可亲可敬、慈祥伟大的母亲，她帮我带大了三个孩子。因为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无私的王杰老红军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向王杰老红军学习、努力工作报答党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最后，给年轻人提几条建议。
我所处的时代，是共和国的初创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在党的领导下，以无限的忠诚为新中国的万丈高楼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如今，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你们这一代人手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你们比我们更有文化、眼界更宽广，在许多领域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既是你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如毛主席所说：“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同志们，我今年90岁，已经比一般老人活得长了。90个春秋伴随着世事沧桑匆匆而去，其中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我的经验教训对于你们或许就是财富，我愿意将这些分享给大家。
第一，学习是人生的动力源泉。一个人的实力绝大部分来自学习，尤其在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今天，本领恐慌会伴随着每一个人的每时每刻。首先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次要学好党史。当前全党开展学习党史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第三，要做好本职工作。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技能水平，才能为妇女儿童服好务，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
第二，敬业是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你们如今担负的妇幼保健工作，往小里说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往大里说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旺。因为妇女占了人口的一半，儿童又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两块加起来，就是人群的大多数。为这么大的人群提供健康保证，其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亲身见证了我们的国家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全过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更没有妇女儿童保健这个事业，这个平台。你们今天站在这个平台上，为这么多的人服务，恭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就是基本的职业道德。那种“干活挣钱”的思想，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要工作好、学习好，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行的。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睡眠、锻炼都要有规律，尤其要保持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琐事费心思。大家现在都还年轻，对身体的重要性认识还不深刻，等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好习惯和好心态的重要了。我虽然90岁了，碰到这么好的世事，还想好好活。我在前面给大家带路，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超过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