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态转换的思考
对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态转换的思考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征程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迭代和产业变革浪潮奔腾汹涌，社会多样化需求呈交错并发加速上升之势。在这个复杂加剧和动势巨增、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历史新阶段，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多重因素同向叠加、逆向互消的错综复杂、恢复发展的时刻，***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具有深刻意蕴的“新质生产力”2，明确了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和主动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展延伸视野，以创新为引擎，引领新思路、推出新举措、激发新作为、收获新成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向新的高峰。同时，它也从根源层面并在实践中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赋予强劲的新动能，激发和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探索新发展途径的信心。因此，从学理角度深入领会和解释阐发变革、升华和超越传统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经济发展新途径，是观念的转变更替，认知的演进和跃迁，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突破，是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学术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生产力“质”的演变与跃升
生产力质的演变与跃升，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主脉络与关键性标志。自原始社会起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劳动如影随形、相伴共进，不断推动着生产力的表现形态升级换代。无论是农耕社会、工业革命，还是信息技术革命，科技进步都在为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推力，并且在今后随着科技的持续创新与人类欲求的融合互进，生产力的质的演变与跃升将一如既往地发生演进或突进，为社会持续发展注入不竭的强劲动力。
1.生产力概念探源
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作为关键和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对经济系统的整体属性、支点动力、底层逻辑和质量效率等起着全面、综合的决定性作用。在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在其论文《谷物论》中首先提出了生产力概念，他强调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的生产力，并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生产性的。随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的概念，认为生产力不仅包括劳动的生产力，还包括资本的生产力，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同时，他提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因素。在19世纪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生产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生产力理论。他否定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强调国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如何发展国家综合生产力等问题。他认为生产力实际上是“生产能力”，即具体的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入阐述了生产力的内涵。他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同时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工具象征着一个时代生产力的水平〔1－2〕。此外，生产力绝对界限理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生产力会在几个过度发展阶段后趋于平稳，并逐渐地无限趋近于停滞不前的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下，人类为促使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预备时间会无限地趋近于人类寿命本身。这使得人们花费毕生的时间去拼凑提高生产力所花费的必需成分而不是去推动生产力本身。此时社会也必将趋于变为一种极其稳定的状态。如何不断突破生产力绝对极限是不同时期生产力进步的理论发展脉系和社会实践背景。
还需要指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是基于劳动的主体、工具、对象及人与人关系的三位一体的人本论述，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在价值引导和立场取向上是有本质区别的〔3－4〕。
2.生产力基本表现类型
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产业形态，可以将生产力分为资源生产力、技术生产力和素质生产力。资源生产力主要体现为对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农业经济紧密相关；技术生产力则侧重于科技动力的应用，尤其在工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素质生产力则强调人的综合素质，如知识结构、专业技能等，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除了产业形态，生产力的主体性质也是分类的一个标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两个重要的分类。自然生产力主要指自然界的自然力独立发挥作用，如风力、水力等；而社会生产力则强调人们在共同活动中形成的生产能力，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此外，还可以将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物质生产力主要指创造物质产品的能力，而精神生产力则聚焦创造精神产品的能力，如科学、文化、艺术等。在更细致的层次上，生产力还可以划分为个人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以及短期与长期生产力等。这些分类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生产力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还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工具。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演变，这要求持续更新观念和创新方法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5〕。
3.生产力进步的推动力量：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主创新是第一竞争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科技进步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历史长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电力与电气时代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等重大发展阶段，无不印证了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在农业革命时期，人类通过创新农具和耕作技术，实现了从游猎采集到定居农耕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的科技进步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社会文明的演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革命时期，科技进步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蒸汽机、机械化生产线以及铁路和航运技术的现代化，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促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石。进入电力与电气时代，电力的广泛应用成为生产力提升的新引擎。电力工业和电信业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生产提供了强大支持，同时引领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信息技术与网络化革命的兴起，更是将生产力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也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科技进步作为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关键驱动力，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持续的发明创新和应用新技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拓展生产领域，从而实现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此，从宏观视角审视社会发展史，科技进步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6－7〕。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中生产力各要素之间内在的对应关联见表1。
二、新质生产力的丰富蕴意与时代价值
科技源于社会的需求和人类的创造性，服务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一旦新的科技进步与人文社会实践有机有效融合，两者互激共进、凝聚发酵，就会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8－9〕。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阐释，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要利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源于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它代表了当代的先进生产力。其核心内涵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并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核心标志。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新局面、呈现新特征，不确定性及全球共性问题的复杂性日益深刻和加剧，现代科技加速迭代、传统理论愈发滞缓，冲击、挑战和机遇交迭并存，在这一多重因素叠加的时点上提出“新质生产力”，视角新、观念新、含义新，切中和抓住本质，落位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生产力”上。
（1）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在唯物主义视角下，物质生产力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精神文化和知识创新产品在现代社会中正在转化为新的物质生产力。这种转化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即物质酿造出精神，精神又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这种转化过程更加迅速和显著。
（2）本质与实质的升华：新质生产力要求有本质和实质上的改变与升华。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数量增长，而必须依靠主体内生的创新驱动，实现内涵的增进和丰富、外延的扩大和包容。这种升华从本质上区别于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生产力，体现了更加高效、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3）质量与品质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是体现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面临着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品质的提升。这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益求精，以确保最终产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4）时空与形态的改变：新质生产力还包含着时空和形态上质感的改变与提升。这强调了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的触感使用上，还体现在对精神文化的品味享受上。这种改变与提升是当今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的内在、本源、基础和方向性的社会驱动力。
（二）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大背景下，***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现实体现，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在不容错过的历史性战略机遇期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要释放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竞争力和持久动力，促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在根源层面对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具有强大的战略引领力和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劳动者利用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当今数智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
***总书记在党的XX大报告中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1〕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是要素新优势、产业新质态、发展新路径、竞争新优势的动态性、时代性和战略性的集成表述，代表着更创新、更高阶、更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方向和经济运行主动力，也促使经济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视角、关注重点和分析方法等发生深刻和实质性的变化，在根源层面更加重视社会经济主体的关切和行为响应。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最大化地提升人民福祉、让更广大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红利、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有效途径和措施，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数智时代特征相吻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相一致的战略部署〔12〕。
随着人类演进、社会结构演变和要素条件变迁，生产力必然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随着社会经济环境演变和人类需求的不断提升，立足资源要素条件新变化、面向技术产业变革新形势、聚焦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质生产力对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进行了创新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新质生产力不是既有生产力修补式的调整完善，而是以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和释放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核心，从根本上重塑生产力体系，筑基于新的要素条件、形成于新的产业质态、导向在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支撑现代化建设、拥有更大成长潜力空间、更利于多目标协同的全新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回归价值本源，更加注重在当代科技进步的辅助下，激发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性，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加强调科技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完整体现和实质性升华。
（三）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态的内在关联
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新型驱动力。它不仅助力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提升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更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依托科技进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产业升级，有力地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1.新质生产力与生产方式
新质生产力以尖端技术和智能设备为核心支撑，这些技术和设备在生产流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即数字化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的自动化、精细化和智能化。在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生产模式的推动下，众多传统产业开始引入新技术和智能设备，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如智能制造、数字创意等迅速崛起，虚实融合的生产方式，在产品（服务）创意、设计、试产、量产、质控、展示、流通、消费等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质增效。这些新兴产业的涌现，不仅在开拓培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总体来说，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显要趋势，为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就业创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13〕。
2.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作为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的体现，更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演变。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智互联等崭露头角，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传统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传统生产关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协作，而新质生产力则可能改变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利益分配方式，更多地依赖人机交互和智能化系统。这种变化使得生产过程更加灵活、高效，但同时也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政府需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企业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个人则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3.新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运行
在社会经济运作层面，新质生产力带来了许多正向变革。其首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旧有的生产链、物流链和产业链及产业生态架构，推动了产业层次的整体升级和转型。通过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众多传统产业正在向智能化、数字化的新路径转型，这不仅显著提升了产品品质，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新质生产力还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经济模式的出现，例如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联盟经济等。这些新兴的经济形态充分利用了新质生产力的优势，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新质生产力与组织结构演变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要素协同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方式、组织形态等也在发生深刻的创新与变革。平台型组织和生态型组织等新型组织形态的涌现，正是在这一发展趋势下的积极响应。这些新型组织形态打破了传统组织的局限，以更加开放、灵活和协同的方式与外部伙伴共同创造价值。在平台型组织中，企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构建起一个连接多方资源的平台，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价值的共创与共享。这种组织形态下，企业不再仅关注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积累，更注重与外部伙伴的协同创新和价值共享。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灵活性和市场响应速度，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生态型组织则更进一步，它着眼于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寻找合作伙伴共同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价值网络。扁平化、网联化、良性内外双循环的生态体系化，在如此的组织形态下，企业不再仅作为独立的竞争者存在，而是成为产业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企业、机构等共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这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及韧性治理水平，还有助于促进整个产业的创新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型组织形态注重合作、共享和协同创新，能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有助于推动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生机活力与发展繁荣。
5.新质生产力推动基本经济模态转变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形式的出现，对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问题具有深远意义。它能够更好地处理场景、主体、交互、网联、组织、结构、治理、运行、演变、创新、生态等各个环节、各方面和各阶段之间的衔接问题。随着这种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应用，有望形成全新的经济模式：传统要素与人的因素将更加紧密地结合，更加注重内在的原动力，并重视新动能和赋能方式。这将促进物质财富更多地用于激发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推动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创新。同时，基于数智治理的政府宏观精准调控与市场微观主体的自组织之间的协调也将成为可能。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更加注重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协调平衡，形成平稳持续的驱动方式和机制，并建立相应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与方式。
三、深培厚植和加快形成“虚实交融”的新质生产力
传统的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生产力，相应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力。而当今数字化（大数据）、云科技、区块链、移动通信、物智互联、虚拟现实（XR）、元宇宙和通用人工智能（AGI）等高新科技，虽然在技术种类和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它们却有共同的特征和指向：由器官延伸、功能放大和辅助体能的物质生产力逐步转向更加重视释放和激发提升智能（慧）的精神生产力，越来越注重人（主体）的主导引领为中心和重心。新科技主要作用点由物质到心智或者说两者并重，核心价值和发展方向就在于此，酝酿、催生和创造出的虚实结合、数实融合、脑—机对接，人—机交互，跨学科、跨界跨域跨时空跨形态的观念与理论方法的创新提升，以及产业融合变革的应用场景。太空遨游探索、粒子世界探秘、生命科学突破、时空穿越实现等，延伸物理时空、增强产品使用的效能和便利，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酿造和推动产生一种“虚实交融”的新的生产力，能更好地对接、畅通和顺滑实体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对接时点方式，相应地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观念转变和认知变革。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一种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更高质量的新型生产力〔14〕。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标志。它不仅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实现翻天覆地的变革，还在更深层次上引领着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和未来方向。因此，需要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和理解，全面把握其内在本质和特性，主动应对其带来的各种挑战与机遇，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研究高新技术如何共同促成一种“虚实交融”的新质生产力，并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和认知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不仅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更将在人的心智和创造力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1）技术转向与生产力变革。随着数字化、云科技、区块链等高新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重心逐渐从物质转向精神。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变革，更是生产力主体的本质性变革。新科技的作用点不仅在于提高物质生产的效率，更在于释放和激发人的智能和创造力。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资产、数字产品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多要素在人本主导下的协同作用，以实现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这种变革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径。
（2）虚实交融与新生产力形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一种“虚实交融”的新型生产力。这一生产力革新了实体世界与虚拟空间的交互模式，同时引领了人们对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认知变革。在虚实交融的环境下，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提升，畅通了现实世界与数智空间之间的连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人的中心地位与生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以劳动为主线、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为导向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三位一体的理论。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人的主导作用更加明确，无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还是精神生产领域，人的参与和创造力都不可或缺。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更加关注人的需求和福祉，努力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激发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实现更加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
（4）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调适。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也需要不断进行调适和变革。这包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调整社会关系、变革体制机制等。通过这些调适和变革，可以进一步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活力和潜力，增强经济系统的韧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5）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相互促进。科技进步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科技进步明确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提供了实践检验的土壤和基础。这种相互促进关系使得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6）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将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确保人民能够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同时，也要注重提升人民的精神世界和创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自发和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系统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全局性影响因素，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以“质”为枢纽和主轴关联贯通，其核心和基点是劳动者主体。这使得主要倚重资源配置和要素驱动的传统经济向人本主导、创新引领、多要素协同的经济运行模式和样态发生重心的转移和观念的转变（或许是悄然的）。由此可见，深培厚植和加快形成科技进步与人文深度融合的“虚实交融”的新质生产力，从微观根基的生产力层面使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的结构布局、模式样态、动力逻辑何方向路径等，正在经历着深度大调整，有力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基本经济模态向更高端的智创（智慧创造）型经济模态转换。
四、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蕴和启示
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其重要性会不断显现和增强。为了进一步挖掘新质生产力的潜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有和需要明确其可能的政策蕴含及所给予的启示。
1.强化新质生产力的基础研究
为强化新质生产力的基础研究，中国必须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及合作，充分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深入探索前沿科技领域。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创新研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建立健全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实际应用价值，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持续领先地位提供坚实保障。
2.建立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
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需要培育发展新动能，建立安全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赢得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为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需要构建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应在其中发挥引导作用，形成深度融合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扶持、金融支持和市场引导措施，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成长和升级。此外，还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的发展道路，为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通过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15〕。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破方向，布局新领域、开辟新赛道，依靠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新技术创造新产业，进而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3。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力是政府和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领域的核心目标。政府应与主要经济体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规范修订，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企业应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和资源，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力。
4.完善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培养机制
人力资本规模与结构决定人类（国家）未来的前景〔16〕。为了确保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应当积极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优化学科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力争培养出更多符合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和与新时代需求相适应的数智化人才。此外，还应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体系的建设，为劳动者提供更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同时，建立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持。
5.加强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支持力度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政策支持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活力，政府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政策体系，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这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多个方面，旨在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同时，政府应加强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地和实施效果，以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通过高水平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和盲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五、结语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的追求始终是核心驱动力。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演变和人类文明进化，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突出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此来提升中国经济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7〕。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严峻挑战，以科技创新和人类智慧深度融合为主导的全新经济形态正在应变和适变中逐步形成和崛起。
新质生产力融合虚拟与现实、智慧与创新，蕴含和代表着全新的生产力和孕育着新的经济模式，不仅是根基性的彻底变革，带来了全新的智创经济形态，也引领人们迈进一个全新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新时代。身处时代大变革中的人们，不仅追求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更加注重物质与精神的双轮驱动，以及智慧创造的价值。为了适应这一转变，要对传统的理论认知进行更新和转变，包括观念的改变和对整个理论体系及内容的重构。只有逐步推动完成如此的转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前经济形态的转换，把握住未来的发展趋势。新质生产力与智创经济模态的崛起，能为我们建构一个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并存并进的全新世界。以生产力中劳动者主体为逻辑主线贯穿，本文的论述阐发和分析探讨主要可归结为三点：（1）提出科技与人文深度融合的“虚实交融”的新质生产力；（2）分析指出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基本经济模态转换之间的关联机理和内在逻辑；（3）初步刻画了新经济模态的基本特征、主体构成及运行原理等。新质生产力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新审视基本经济发展模式及传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拥抱变化，以创造和适应新的经济形态。新质生产力和智创经济模态的形成发展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认识特征、探索规律，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新的挑战，勇敢地面对未知，实现更大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和智创经济模态的兴起和成长，是我们迈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深度发掘、理论建构、共同探索和实践新概念的意蕴指向和新的经济形态，能够为全人类的繁荣和发展贡献更加巨大的力量，是理论研究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努力奋斗的目标！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中共XX大报告”）中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凸显出当代社会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生产力发展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国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随后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再次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与培育大国竞争优势的必然举措。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传统生产力增长路径与粗放式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的引入明晰了以科技创新释放新动能的生产力跃迁路径与全方位生产方式变革要求。这不仅凸显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更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一致性。既有研究中大部分文献着力阐发新质生产力理论本身，忽视了从学理层面把握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关联。因此，与既往研究不同，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二者耦合关系出发，深入剖析和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及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探索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新质生产力”，顾名思义，是显著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范畴，要厘清其相对于传统生产力具有何种独特性，从学理层面必须放之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因此，对“新质生产力”的考察首先要回到“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
生产力发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范畴，从历史渊源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配第、斯密、萨伊、李嘉图、李斯特等人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所影响。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便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从生产要素角度阐释了生产力的内涵。进入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生产力”概念，从分工的角度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4〕。同时，还提到土地是具有生产力的物质，引入“自然生产力”概念。〔5〕之后，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格外关注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将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视作“强大的生产力”，并指出这三种生产力间的关系，“自然是人的伙计，是人的工具。人越能不用自己和资本的力并把越大的部分的生产工作交给自然，自然便越有益于人”〔6〕。同样，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也肯定了土壤、水等自然要素具有生产力。〔7〕并且，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李嘉图指出通过机器的发明、技术的改进等方式提高生产便利条件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也增加了未来生产的能力。〔8〕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强调国家整体生产力和工业化的重要性，认识到个人生产力与国家生产力的差异、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差异，指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9〕。
不同于生产力本身的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本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范畴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的视角揭示了生产力的本质。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被普遍视作“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10〕。概括地讲，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11〕，因此，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的能力〔12〕，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13〕。总而言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生产力范畴演变的考察，生产力概念存在包括自然生产力（以土地、水为代表）、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等不同内涵和质态的理解与阐释。马克思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14〕因而，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在历史阶段与条件的演变中不断深化的。
由此，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范畴，包含着新的丰富的内涵和特征。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之在内涵和特征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创新，核心在于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15〕，目标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
一是新在驱动能力上，新质生产力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新技术为主要动力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锚定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着力实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态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以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二是新在支撑载体上，新质生产力是以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支撑载体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载体创新上锚定同前瞻性科学技术创新有高度契合性、低消耗、潜力大等特点的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以及海洋装备等；未来产业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新潮流、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的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以克服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
三是新在发展方式上，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粗放式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速度与效率并重的发展，既要体现经济增量的提升，也要讲究质量的提高。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新质生产力服务于新经济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从要素驱动、低效率、高污染、粗放式的传统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高效率、可持续、集约式的新型增长方式转变。
四是新在生产力要素上，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升级及拓展的生产力。在劳动者方面，传统生产力的劳动者主要是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以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智力工人为主。在劳动资料方面，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的劳动资料主要为传统机械仪器设备，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升级为具有高端、精密、智能等特点的仪器设备。在劳动对象方面，传统生产力主要以自然物与粗加工材料的物质形态物质为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不仅包括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新材料与新能源，还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数据、算力等新质态劳动对象。
概括来看，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存在“质”上的不同，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中共XX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质量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因素。从中国独特国情来看，我国生产力发展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与阶段性规律，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层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一）理论逻辑：生产力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6〕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生产力从量到质的跃迁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理论上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代化的普遍过程就是实现生产力从量到质的变化。现代化过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是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现代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过程。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来看，现代化的动力源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带来生产关系调整进而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可见，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与关键要素。生产力是质与量有机统一的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也正是生产力发生量变与质变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17〕
生产力的量变主要体现在一定生产力要素条件下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度量上主要表现为劳动要素投入量和劳动产品的产出量的增加。生产力同样遵循着量变与质变的发展规律，“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18〕。当生产力量变到一定阶段，现有的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难以解决现阶段生产中的问题与挑战，必须依靠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质变包括多个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生产力质态的变化与生产力变革的作用范围及其影响。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生产力质变既要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要满足特定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全球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机遇，根本目的是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生产力的质变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改变，更应是精神生产力的提升与生态生产力的创造，将物质生产回归到人的现代化本质上，以新质态的生产力推动社会变革与人的发展、加速现代化的实现。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受到多种要素影响，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9〕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提升的作用，科学技术是影响生产力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0〕，“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21〕。其二，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在开启现代文明的同时进而引发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变革。恩格斯指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
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22〕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如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指出：“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23〕
同时，也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阴暗面”，只有将科学技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才能真正推进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24〕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化普遍要求科学技术的创新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在理论逻辑上揭示了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作为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路径，以生产力的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积累物质基础的契机。
（二）历史逻辑：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学科，探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都要“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25〕，以历史和逻辑的分析方法进行阐释。从各国现代化的普遍历程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6〕决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总体而言，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表现为自然生产力。在自然原始社会，即人类社会的初期，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然，“最早被利用的是动物的自然力”〔27〕，其中，劳动力自然地形成生产力；“最晚的是机械的自然力”〔28〕，其中主要包括火、水、风等，所以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同时，由于人类尚处于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在这一阶段尚未出现现代机械，原始社会协作分工程度低，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
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劳动具有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重要作用，其中有用的具体劳动是财富形成的关键。进入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程度的提高，出现了以农业和畜牧业分离为标志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29〕分工的出现扩大了产品交换的范围，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作用越发明显，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自然转变为劳动。同时，生产关系也随之调整，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在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奴隶制度取代原始社会公有制，推动人类向现代文明迈进。
第三阶段表现为科技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30〕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端，西方国家正式迈向现代化进程，而科学技术所催生的生产力变革则成为引领现代化浪潮的根本推动力。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以蒸汽机、发电机、计算机的发明为代表的三次技术革命直接改善了生产工具，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组织效率，以全新动力推动了产业的彻底革新和转型，在颠覆人类生产方式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新形态。可见，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迭代速度更快、影响作用更深，科技创新业已取代劳动要素成为影响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第四阶段表现为新质生产力。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总量和技术成果的爆炸式增长推动着数据、知识、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力的结合与发展，催生出更能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阶段适应于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是整个生产力历史进程中的最高阶段。作为科技生产力进一步跨越式颠覆式发展的结果，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驱动，更加讲求高质量发展，更加适应现代化发展。
世界现代化历程表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性颠覆性变革来源于技术变革。“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31〕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世界正处于数字经济时代，新时代下必须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历史逻辑，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三）实践逻辑：生产力跃迁是现代大国竞争的现实需要
***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32〕推动生产力跃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赢得大国竞争的现实需要，也是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冲击的必要举措。随着传统外延式发展动能逐渐不足，中国式现代化势必要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内生型国家竞争优势，从实践逻辑来看，必须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新质生产力是培育大国竞争优势、赢得现代大国竞争的制胜关键，同时也是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应对之举。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竞争是通过国际贸易与产业分工来体现的，“所谓经济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经济扩张，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竞争的能力”〔3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竞争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以科技创新助推生产力跃迁是大国竞争的角力点。从全球趋势来看，一方面，世界正面临着“逆全球化”潮流，依靠过去传统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外延型增长路径动能不足；另一方面，先发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对后发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卡脖子”、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等难题，进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等发展困境中。因此，国家生产力的跃迁是当前世界格局下的重要发展突破口，以创新驱动生产力内涵型增长是“自力更生”实现现代化、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路径。
随着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掌握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大国更容易实现国家生产力的跃迁，在现代化浪潮中赢得了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与发展先机。当前，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具有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等良好基础，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能更好地发挥既有优势，并在新产业、新赛道、新领域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在大国竞争中处于主动与优势地位。同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宏观来看，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也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剩的供需结构失衡、工业化速度与资源承载能力不匹配、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与挑战。问题破解的关键在于实现创新驱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又能加快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形成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一致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存在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二者在多个方面高度耦合，相辅相成。全面审视二者关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指引，二者具有共同的关键任务、共同的价值遵循、共同的发展要求与共同的实践原则。
（一）共同的关键任务：加快科技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是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形成新质生产力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的关键任务在于加快科技创新。
首先，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总体效率上，科技创新是实现“时空压缩”与“并联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串联式”的渐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式”的跨越式发展过程。在追赶型、非均衡型现代化发展战略下，中国式现代化要以最短的时间实现西方现代化数百年所完成的现代化阶段，“时空压缩”的关键就在于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靠科技创新催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以创新性巨变与传导性巨变纾解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叠加性、艰巨性与紧迫性。
其次，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重要难点上，科技创新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中的关键突破口。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数字革命孕育发展新时期，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势必要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机遇。其中，对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数字革命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性颠覆性技术进行革命性突破是关键，重要突破口就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就在于科技创新。因此，科技创新作为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是涌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重要引擎，是化解二者目标难点的制胜法宝。
最后，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努力方向上，科技创新是加快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都是以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方向，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加速转型是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二者的实现必须以科技创新为重要引擎，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与新经济，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转型，进而迈向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消耗低和经济社会效益好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共同的价值遵循：人本发展逻辑
中共XX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产力创新。在价值遵循上，二者以人作为共同价值追求与依靠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共同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服务于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受“资本逻辑”主导，长期以资本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以攫取剩余价值作为价值追求、以实现资本家为代表的少部分人的富裕为目标，是人的片面的、单向度的现代化。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本逻辑”，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动力与价值追求，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与创新在于切实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提升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劳动者的知识储备、文化素质、劳动技能随着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普及而进一步提高，形成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劳动力是新技术与新理念的源泉与动力。从宏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劳动力队伍，具有形成强劲人力资本的发展潜力，进一步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是实现创新发展、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不竭源泉。从微观来看，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升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使之适应于新质生产力低投入、高产出的效率要求。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社会氛围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现代化或是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变革，其核心在于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广泛地激发人的创造性，这不仅需要劳动者个体的创造，更需要全社会激发人民群众对创造社会生产力与美好生活的热情，形成万众创新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三）共同的发展要求：实现绿色发展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共同的发展要求体现在实现绿色发展上，在实现理念上都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实现路径上均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彰显了二者对绿色发展的共同追求。
从生产方式变革上看，二者都要求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动能变革上，我国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的转型期，过去依靠要素投入的生产方式带来了高能耗与高破坏的资源环境危机，必须以新动能培育绿色经济增长点。在质量和效率变革上，过去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自然承载力，生态的生产力作用被忽视，必须以新理念推动生产方式的可持续与效率提升。因此，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创新赋能绿色发展，为先进生产力与现代化指引前进方向。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来看，新质生产力强调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不仅能引发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并且依靠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高精尖”设备等生产资料，更有利于实现生产方式的环境友好与接续发展。新质生产力“质”的变化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特征，引入新质生产力更有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确立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加快经济体系的绿色转型，进而超越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控制自然、掠夺自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二者发展方向在于引领全产业链实现绿色升级。在新征程上，以科技创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我国绿色发展的新材料、新技术整体处于跟跑阶段，新技术与生态环境领域融合不足，急需加快推动绿色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实现全产业链绿色升级。同时，构建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支撑。具体来看，其一，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有赖于以绿色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可持续性强、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等突出特点，加快新能源技术、绿色材料等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是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其二，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要求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传统产业生产的全链条、全领域和全过程，通过技术升级、降低能耗、采用清洁能源等手段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才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生态友好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
（四）共同的实践原则：践行自主发展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坚持独立自主与创新发展是践行自主发展的核心要义，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正是基于我国独特国情的自主创新的道路，是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自主性内源式现代化道路。
首先，保持独立自主是二者实践的重要前提。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34〕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依靠殖民掠夺实现自身发展，也不同于部分后发国家的“依附现代化”“模仿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保持自身独立、坚持自主发展。独立是道路探索的前提条件，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决才能跳出西方现代化先在模式的限制，才能掌握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自主是道路探索的发展创新，自主探索才能立足于自身国情，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更是践行自主发展的重要体现。关键核心技术内含较强的技术颠覆性，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适应于我国发展的切实需要，是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自主选择。反观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对美国的“依附现代化”，一旦两国的现代化发展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触及或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就会立即遭到美国严厉的制裁打击。〔35〕世界历史发展经验已充分证明，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无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其次，坚持自主创新是二者实践的根本路径。
“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36〕科技自主创新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石，是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根本举措。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部分后发国家依靠比较优势与全球产业分工实现的外源式现代化道路，可能会面临先发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相关领域的技术壁垒，进而陷入“后发优势陷阱”。“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37〕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可控与新质生产力的接续发展，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同时，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也应兼具国际视野。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在关键领域抢夺制高点、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也要通过合作共享科技成果，共同面对世界性难题。
四、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发展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引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时期，我国仍存在技术创新不足、创新产业基础薄弱、创新氛围不强等问题，从而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因此，必须从宏观治理、内在动力、支撑载体与持续保障四方面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一）完善宏观治理：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生产力的跃迁离不开国家主体作用的发挥。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渲染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创新发展与生产力的提升仅仅来自市场的作用，政府被视作无益于创新，甚至被认为是创新的阻碍。按此说法，“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来说，再没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38〕。事实却并非如此，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的成功有赖于国家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美国的“大项目引领”模式、日本的政企联合模式等科技创新模式，国家和政府无不在创新资源配置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9〕国富国穷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力〔40〕，因此，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以完善宏观治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实现创新发展与生产力跃迁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以宏观治理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应当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推动党、政府和市场三者有机结合、协同发力。第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筹引领作用，明确国家的创新发展方向，协调各类创新主体与资源，更好地应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要践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成果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社会财富的增加；要发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面对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攻关难题，保持坚韧不拔与迎难而上的革命意志。第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实现重大技术攻关。政府在耗时长、成本高、风险高的重大技术攻关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因此，要明确政府在创新中的地位，避免政府“越位”和“缺位”，提升配置效率与治理效能；要加大政府在基础创新中的投入与保障，推动基础研究、人才创新等基础型工作的持续推进，为生产力的质变积累量变基础；要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整体统筹、政策引导、财政支持，鼓励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热情。第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升创新效率。市场是创新的动力源与风向标，有效市场是突破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此，要完善市场基础制度，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与自主创新；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加强区域创新合作与联动，形成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示范作用，鼓励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新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加快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
（二）增强内在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走自主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1〕其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关键在于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在研发经费、研发强度上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显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仍面临基础研究薄弱的挑战。此外，当前世界经济波动巨大，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受限加大了我国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仅仅依靠模仿学习科技创新实现的“非对称赶超”难以为继，只有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克服“卡脖子”难题，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动我国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化迈进，进而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动力要求，才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发展。
第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高效决策、统一指挥，从而形成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合力；要发挥公有制经济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作用，依靠公有制经济在关键领域的生产资料占有优势，最大程度地提升举国体制效率；要建构整合式创新范式，针对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痛点与堵点，整合创新主体和资源，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第二，完善创新体制，统筹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面向国家发展需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共同推动生产力跃迁；要加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加大基础研究经费等创新投入力度，加快协同创新基础平台等创新平台建设，推进国内基础研究团队建设，培育世界级基础研究类人才；要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支持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相关重点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发展，鼓励学科交叉融合，以跨学科视野加快生成突破性成果；要培育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才，同时要加强应用研究类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要广泛开展创新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秉持开放合作和互利互惠理念，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第三，支撑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科技创新
成果的生产力转化。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发挥产学研协同作用，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形成产业化合力；要加强企业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赋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要完善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企业无形资产管理，在数字经济时代，尤其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以提升技术体系相关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激发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活力。
（三）培育支撑载体：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实体经济具有生产性功能，是生产力的载体，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支撑载体。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表明，没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经济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后期将金融资本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在高科技的加持下导致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严重失衡，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将更多的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积聚，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实体经济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形成新产业新业态，也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实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加大社会财富创造与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催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面对未来，要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促进物联网、AI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42〕要加强数字经济监管，深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治理，更好地发挥平台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的作用。
第二，发挥金融资本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金融是连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工具，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体制机制上，要加快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破除科技与金融部门间、产业间的制度壁垒。在资金投入上，既要发挥政府作用，利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国家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也要充分利用市场，拓宽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提升融资可得性。在风险管理上，既要发挥保险和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作用，降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风险；也要发挥国家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指导工作，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并防范金融风险。
（四）强化持续保障：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基石。同样，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过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以科技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产业分工新赛道、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体量庞大但高精尖产业不足、门类齐全但产业链纵深不够、绿色发展增速但结构性转型受限等诸多困难与挑战。〔43〕因此，要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进一步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推动产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链向高端迈进。产业体系高端化离不开产业技术智能化，随着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将持续提升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因此，要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利用数据、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搭建智能化数据平台、自动化设备、智能制造系统实现生产与资源管理智能化，实现产业链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聚焦集成电路、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数字产业集群，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
二是践行产业绿色化，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绿色可持续产业体系的形成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因此，要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应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加快实现绿色低碳技术的重大突破与融合应用，革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工艺与基础设备，践行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要求；要加快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产业长期能效的改进，满足产业绿色化的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要求；要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优化绿色供应链的相关标准要求；要发展好循环经济等绿色新经济模式，以生态生产力助推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
三是加强产业融合化，促进产业体系多维度协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提升产业间的配套协作能力，产生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持续保障。要实现新产业与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协同，利用西部大开发、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重大战略的人才、资金等支持，在服务和支撑战略的同时，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快更好发展；要强化不同产业间跨界创新、自主创新，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发挥平台企业作用，融通不同行业的产业创新壁垒，加速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发展，政府要加强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等不同类型产业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发挥区域内龙头企业的作用，带动引领区域内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提升产业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