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篇2024年3月调研报告汇编

（62篇）2024年3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　录

（62篇）2024年3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　录

1．光明日报调研组：“源头活水”引来山乡巨变 福建省南平市推进科技特派 

　　员制度不断深化拓展的探索实践　　1 2．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 

2023年中国城商行发展评述　　8 

赛迪智库数字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展望　　14 

南宁师范大学冯治涛：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的实践探索研究 以云南省西畴县为例　　20 5．黑龙江省黑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28 

6．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任亮亮：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 

　　基础 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30 7．三明市融媒体中心张新武：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问题及对策　　47 

8．光明日报调研组：春拂天山满芬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动农牧业绿色高 

　　效发展的探索及启示　　50 9．淮北市委政研室：打造皖北一流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关于做大做强我市 

二手车市场的调研报告　　57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鲍计国： 

大连市职业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60 

支雪梅： 

电子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67 

王菡： 

“东北振兴”20年：进展、问题及对策　　72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春梅：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加强耕地保护的对策探究 基于成都市的调研分析…83 14．“居民增收对策研究”课题组： 

福建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95 

重庆开放大学姜丽霞：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问题、困境及对策　　101 

杨飞、赵欢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106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王勇：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贤治村内生动力与法治化路径 基于T市Y乡的调研…111 18．广东南方金融创新研究院课题组： 

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研究　　122 

何冠文： 

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130 

海口市乡村旅游协会邓灿芳： 

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134 

汉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李小勇： 

汉阴县观音河村农旅融合发展调研报告　　141 

镡鹤婧、张站闻：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　　146 

聊城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王振鹏： 

　　红色研学高质量发展问题及路径研究 基于鲁西革命老区的个案调研…150 24．光明日报调研组：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 青海西宁文亭巷社区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探索实践　　160 

中国建筑集团课题组：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精神密码”…　　167 

王枫： 

辽宁省农业领域未来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170 

刘晓颖： 

美丽中国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174 

广州新穗巴士有限公司王穗斌：民营公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与 

加强 以广州新穗巴士公司实践探索为例　　182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谭爽：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186 

李权： 

农村“三变”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以河南省新安县为例　　191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洪凝街道办事处赵纪宝： 

农业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195 

淮北市委政研室： 

　　破解“用水之困”的淮北探索 关于我市地下水水权改革的调研报告…198 33．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熊芳：普惠金融 

参与影响农户内生动力吗？ 基于宁夏57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　　202 

连查庭： 

企业团队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213 

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张波： 

深圳市重点排污企业生态环境治理需求调研报告　　220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申寅子： 

　　省属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初步共识、问题审思及发展对策……226 37．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园： 

“双碳”视阈下陕西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35 

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燃气工程分公司张攀： 

探讨市政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242 

汤原县审计局孟凡成： 

汤原县经济责任审计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247 

中国物流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梁伟华： 

完善我国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的调研与思考　　250 

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马传智： 

我国政府采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角　　256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张元清： 

我国中医药服务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262 

江苏省丹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系统施策激励干部敢为善为　　268 

郭俊朝、尹雨晴： 

县域高职学校发展40年：实践成就、问题成因与对策建议　　270 

尚永犇：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问题及 

对策 以台江县旧州村为例　　278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乔婉婷：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农”经济发展问题对策研究　　284 

青海师范大学王海洋：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93 

光明日报调研组： 

　　向海图强，拓宽发展新通道 广西高质量发展向海经济的生动实践…299 49．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课题组： 

新时代地方（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研究　　306 

卢婉琪： 

新时代少先队组织联建共育的动因、问题与对策　　311 

肖正德、谢宜珍： 

新时代乡村教师理想信念教育：价值意蕴、现实问题及破解对策……321 

长江大学郭冀宁： 

新时期大学生就业工作问题及对策分析　　334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徐爱军： 

新形势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339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万科紫郡姻韩晔、麻文平： 

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344 

洛阳市社会科学院杨静怡：以乡村振兴视角探究乡村高质量发展动力 

系统 以河南洛阳30个村实证调研为例　　34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高飞：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城市土地 

　　再开发的法治困境与出路 以深圳市的实践探索为中心　　357 57．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赵睿涵： 

智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　　370 

宁波祥路中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冯宗金：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研究　　375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郑丹： 

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382 

宿迁学院季哲凡： 

中学生逆反心理调查报告　　387 

曾佳：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 以四川 

省为例　　390 

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汪应钦： 

重庆市互联网医院现状调研及分析　　397 

“源头活水”引来山乡巨变 福建省南平市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深化拓展的探索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4年3月22日）

　　2021年3月22日，***总书记在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考察时强调，“要很好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经验，继续加以完善、巩固、坚持” “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武夷山燕子峰下，绵绵春雨中的燕子窠生态茶园鲜翠欲滴、生意盎然。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武夷山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武夷山市茶

业同业公会会长、南平市首批科技特派员刘国英打着伞，边走边向调研组介绍： “过去，由于当地茶树品种搭配不够合理，加工水平总体偏低，茶叶产量不高， 茶农收益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一批批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茶园突出生态种植，不断提高茶叶品质，极大带动了茶农增收致富。”

变化，得从一项创新机制说起。

　　1999年，福建省南平市在全国率先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首批科技特派员佩戴大红花，带着“科技兴农”的使命下到村里开展科技服务，他们还有一个诗意的称谓——“科特派”。此后20多年，南平市与时俱进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发展。一批批“科特派”入乡村、进田野，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绘就一幅幅科技兴农的壮美画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2021年3月22日，***总书记在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考察时强调，“要很好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经验，继续加以完善、巩固、坚持”“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 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科特派”在新时代的今天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源起地，南平市在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发展方面作了哪些新的探索实践？取得哪些新的成果？有哪些经验与启示？近日，光明日报调研组来到闽北大地，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调研。

让科技像种子般在广袤田野生根发芽

仲春时节，穿过乡间阡陌，调研组一行来到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仁山村。

这里，草木萌新，一棵棵嫁接的桔柚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我们对这棵桔柚树进行了2次嫁接。你们瞧，这里就能看出嫁接的痕迹。” 在仁山村采摘点，南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应薛养一头扎进大棚里，轻轻拨开枝叶，耐心地介绍着。

　　2017年，已有多年“科特派”经验的应薛养来到仁山村，推广先进的果树嫁接技术，并带领农民修建大棚，改变了果农“靠天吃饭”的局面。“现在当‘科特派’，不仅要帮助解决生产技术难题，还要着眼产业全局，注重产品质量提高与品牌引领，推动实现科技与产业融合。”他说。

　　像应薛养一样，扎根在仁山村的“科特派”们多年如一日，持续接力，让葡萄、桔柚成了仁山村的“致富果”。

　　正如仁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游珊所说，在“科特派”团队的帮扶下，仁山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目前，仁山村的巨峰葡萄年产量达360万斤，纯利润1000 多万元，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突破了3万元；常住人口在村百分比达88.84%。

　　“科特派”让科技像种子般在广袤田野生根发芽，架通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桥梁，推动南平山乡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南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作为山区农业大市，南平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农民普遍缺乏科学种植技术、农产品销售难问题突出。

如何解决？南平市开出了科技兴农“药方”！

　　1999年2月，南平市委、市政府从市县两级涉农部门、农业科研院所以及部分乡镇农技站中，选派首批225名农业科技人员到215个行政村担任“科特派”。

　　岁月如歌，一批又一批的“科特派”们牢记初心使命，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助农兴农的精彩篇章。

　　南平市，地处福建北部、闽江源头。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中国茶香从这里飘向世界。南平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梦莹，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生物技术专业，于2017年成为“科特派”，在我国小白茶发源地

——建阳区漳墩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过去，由于价格低，茶农收入微薄， ‘小白茶都不如小白菜了’。通过调研，我们提出从品种选育等方面着手，推动小白茶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现在，当地茶农人均年增收达5000元。”刘梦莹说。南平市小城故事生态农业公司总经理叶雅英担任“科特派”后，指导南平市顺昌县埔上镇果农发展电商销售，拓展市场空间，进一步打响埔上柑橘品牌，

带动了果农增收。叶雅英很自豪地说：“果农们很开心，因为产品再也不愁卖了。”

　　落日余晖下，青山绿水间，南平市浦城县仙阳镇阳墩村升起了袅袅炊烟， 在四周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掩映之下，宛如世外桃源。

　　在由阳墩村一所小学旧址改造而成的展馆里，福建浦城闽越山水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安森一边向调研组介绍谢华安院士专家团队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一边由衷感叹：“当初回乡创业时我真没想到，企业发展能这么快，多亏了‘科特派’团队。”

　　走进位于浦城县石陂镇的再生稻科技小院，七彩油菜花、绿油油的秧苗映入眼帘，分外惹人喜爱。浦城县石陂镇农技站站长李炜轩介绍，再生稻具有产量高、米质优、一种两收、节本增效等特点，大大提高了种粮效益，带动增收致富。

　　“现在人工成本高、粮食价格低，如果没有科技力量支持，根本赚不到钱。在‘科特派’的帮助下，我们种上了再生稻，一亩能赚1000元。”石陂镇种粮大户陈兆武高兴地告诉调研组。

　　如今，南平的“科特派”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让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推动人才与乡村“双向奔赴”促双赢

　　细雨刚停，顺昌县科技特派员团长高允旺就带着菇农和青年“科特派”下了地，手把手传授竹荪种植新技巧。

　　“我当‘科特派’23年，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专心从事竹荪栽培技术创新与推广，带领乡亲们致富。”高允旺回忆起他当年主动请缨当“科特派” 的情景时很是感慨。他说，南平市很重视“科特派”，第一批“科特派”下乡时佩戴着醒目的大红花，大家都觉得当“科特派”很光荣。

　　“科特派”下乡后唯一的使命就是科技服务，技术人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专心地做好一件事情。而且先前的待遇、工资、职务等都不变，还能优先晋级提拔。在高允旺看来，这就为科技人才下乡解除了后顾之忧。

　　“我的技术变成了菇农白花花的银子，菇农都说看见高老师就像看见‘金蛋蛋’，他们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如今年过六旬的高允旺，组建了一支“师带徒”队伍。“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要给予‘科特派’更多的正向激励和帮助支持，让他们在基层一线留得住、干得好。”他说。

　　“科特派”与农民或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是南平市引才留才的一个创新举措。

　　据介绍，刚开始“科特派”下乡传授种植技术，农民担心亏本不敢种，于是一些“科特派”自己出钱买原材料，和农民一起入股。等到丰收，这个利益共同体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不过“科特派”们觉得拿着工资，又和农民一起受益，心里不太踏实。但南平市委市政府肯定了这一方向，不断完善相关机制，支持“科特派”兼职取酬，或以技术入股、资金入股等方式与服务对象建立利益共同体。如今，全市完成利益共同体备案262个。

　　走进永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展厅，一坛坛颗粒饱满、色泽透亮的优质大米和一面整齐陈列着优良稻种的展示柜，吸引了调研组的目光。“这些都是我们‘科特派’团队的研发成果。”公司董事章忠洲介绍道，企业与“科特派”优势互补，助推科研成果即创即推、即推即转，极大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旁的南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江文清随即告诉调研组：“我们‘科特派’团队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公司建立利益共同体，在给农户和企业带来效益的同时，团队每年也能有200多万元的收益。开展服务和利益分配依法依规， ‘科特派’放下了思想包袱，能够更好发挥效能。”

　　在交谈中，调研组发现南平市发改委重点项目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张斌对南平“双碳”产业发展方向、科技前沿动向、政策资金投向等情况了然于胸。

　　“我们是产业与‘科特派’之间的桥梁。”作为南平市工业园区“科特派” 团长，张斌以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的站位，放眼全国，寻找可以攻克关键技术瓶颈的“科特派”，同时为“科特派”与所服务企业、单位创造更多支持条件。

　　刚刚结束企业调研返回南平市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赵志军坦言，南平市对“科特派”的全方位服务是吸引他的重要因素。“无论我们在区县企业调研，还是参加各种产业技术论坛，区县政府部门都会安排专员全程为‘科特派’服务，使我们在服务企业时，可随时获得各级政府部门的帮助支持和贴心保障。”他说。

　　“近年来，我们还注重加强对‘科特派’的金融支撑，推出‘政银担’科特贷、科特e贷、科特兴贷等金融产品，累计放贷11亿元。”南平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谭树龙介绍。此外，南平还通过举办“科特派”创新创业大赛、技术成果推介会，以及遴选打造282个“科特派”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人才到广袤乡野绽放芳华。

以机制创新全面激活乡村振兴“科技引擎”

　　实践无止境，创新不停歇。科技特派员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人才机制，关键是要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面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诉求，如何更好地引才、用才，南平市不断进行着探索。

　　推动“单人单点”服务向“组团联动”服务转变、从服务一产到三产融合、不断创新“科特派+”模式在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学院的展示馆，通过工作人员生动清晰的讲解，调研组详细了解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来龙去脉，感悟到南平科技兴农富民的不变初心。

　　“最初‘科特派’的服务方式主要是‘点对点’进行农作物种植技术指导。随着农业产业发展需求的变化，我们突出以产业链思维布局‘科特派’。”谭树龙补充介绍，比如，针对茶产业生态种植、智能加工、衍生品开发、品牌打造等全产业链科技需求，南平引进了10余名产业高端人才加入“科特派”队伍， 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

　　“科特派”团长、“科特派”联络员、乡土“科特派”推广员南平市不断夯实“科特派”服务的“基层堡垒”，将多支力量拧成一股绳，朝着共同目标前行。

　　建阳区鲜美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贵道，是村里第一批靠种葡萄发家的村民， 当过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是一名乡土“科特派”推广员。他把自己的角色比作科技进村入户的“临门一脚”。“有了这个角色，‘科特派’做工作能够事半功倍，省去了跟农户一一沟通的时间。”他告诉调研组。

　　信息技术也为科技特派员制度注入新的动能。科技特派员信息化服务平台、慧农信等线上平台的启用，极大提高了对“科特派”工作的考核管理效率，也方便了“科特派”线上指导解决大多数常规技术问题。“订单式”需求对接、“菜单式”服务供给的模式，让“科特派”服务更加精准。

　　在南平市绿色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向调研组展示了“南平市绿色产业创新平台”的功能作用。平台围绕竹、茶、白羽肉鸡等南平市重点产业绘制了创新链图谱。工作人员点击选择产业领域“竹”，大屏幕上随即显示出产业链链上企业分布、关键技术类型统计、人才分布、金融产品和机构推荐等信息， 通过深入查找最新前沿技术与产业关键技术“链接点”，可破解“企业找不到专家、成果找不到转化”的难题。

调研组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科技引擎”，南平市持续在政策

上突破、机制上创新。近来在省内首创推出工作经费包干制度，更加方便“科特派”到基层一线开展服务。

　　“面向未来，南平将持续做好‘总结、完善、巩固、坚持’四篇文章，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深化拓展。期待更多‘科特派’到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才华，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催生更多精彩蝶变。”南平市委书记袁超洪说。

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经验和启示

　　25年弹指一挥间，科技特派员制度已由南平的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见证了伟大思想历久弥新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调研组认为，南平科技特派员制度星火燎原的生动实践，源于当地党委政府始终坚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化落实“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夯实农村工作基础”的工作思路，打造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南平样板”，实现了搞活机制、用活人才、放活市场、激活品牌的多赢效应。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站位谋划，坚持科技兴农不忘初心。体制顺、机制活，则人才聚、事业兴。南平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出发点和原动力，把“机制活”放在首位，成立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和“7+X”联席会议落实机制，搭建市、县、乡镇、村四级“科特派”管理服务架构，推动“科特派”与下派村支部书记和驻村蹲点、挂钩帮扶、挂企挂项等干部整合，逐步形成了“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新的农村工作机制，带动各种资源和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农业农村，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让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前瞻性布局，推广新质生产力到田间地头。南平发挥“科特派”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先进、成熟、适用技术的应用和集成示范，服务范围从过去单一的农业产业向全产业、多领域综合性服务转变，推动一产“接二连三”，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融”，逐步形成了“科特派”全产业链服务新格局。变“单人单点”服务为“组团联动”服务，通过高水平科技团队与乡土人才深度结合，组建行业科技服务组，抢占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把新质生产力推广到田间地头，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机制化放活，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动能。“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 必广其途以储之”。南平以科技招商的思维创新“科特派”选认机制，通过高

端“引”、机关“派”、基层“培”、社会“聘”，构建了上有高校院所专家、中有企事业专技人员、下有乡土人才的“宝塔形”科技人才服务体系。“科特派”通过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入股、领办创办企业等方式，与农民、企业等服务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整合“政策+项目+金融”服务包，推出“政银担”“科特e贷”等金融产品，深化“揭榜挂帅”机制，开展“科特派”联合技术攻关， 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制度化保证，擦亮“科特派”金字招牌。南平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发源地的优势，在全省率先发布和推广实施福建省地方标准《科技特派员服务规范》，并推动上升为国家标准，助力全国“科特派”工作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建立首个科技特派员学院、首个全国骨干科技特派员培训基地，建成“科技特派员制度展示馆”，构建专任教师、客座教授、聘用人员“三位一体” 的师资队伍，打造了建阳仁山、武夷山燕子窠、延平溪后等10个现场教学点， 引导广大“科特派”秉持初心，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2023年中国城商行发展评述

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我国城商行坚守定位，聚焦主业，优化业务结构，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应对资本计量规则变化，主要经营指标总体符合预期。

增速放缓：结构优化

　　资产负债规模增速放缓。2023年，城商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也低于2022年的增速。2023年，城商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速为10.66%（2022年的增速为10.68%），银行业同比增速为11.1%（见图1）；城商行总负债同比增速为10.7%（2022年的增速为11%），银行业同比增速为11.3%（见图2）。在利率下行的大背景下，城商行根据自身经营情况，理性看待业务规模，不再片面追求规模扩张。

　　结构优化，服务实体。城商行存款占负债的比重有所下降，负债来源多样化水平有所提升。样本银行①存款占负债的比例均值同比下降0.37%，其中，西安银行和北京银行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3.55%和3.23%（见表1）。随着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商行对存款的依赖度有所降低，多元化的负债来源有助于城商行降低资金成本，提高经营灵活性。

　　城商行贷款占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样本银行贷款占资产的比例均值同比上升了0.53%，其中，贵阳银行和成都银行的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上升了4.59%和3.84%（见表1）。为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金融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政策，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定向降准等，为城商行提供了更大的贷款空间。

息差收窄：拖累营收

　　息差持续收窄。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城商行的净息差为1.6%，同比降低0.14个百分点，既低于大型商业银行

（1.66%）和股份制银行（1.81%），也低于民营银行（4.21%）、农商行（1.89%） 和外资银行（1.61%）。监管和货币政策引导银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城商行资产端的收益率受到影响。城商行受资金结构、存款市场竞争以及定价机制等因素制约，负债端成本也难以有效同步同幅度下降。二者共同作用，导致城

商行息差收窄。

　　非息收入增长乏力。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情况下，城商行寻求扩大业务增量，增加非息收入，但是非利息收入的占比情况却不尽如人意。2023年，样本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均值与2022年同期相比，降低了0.93%。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有南京银行（44.29%）、宁波银行（36.05%）、杭州银行（35.87%）以及上海银行（30.62%），均在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见表2）。城商行非息收入增长任重而道远。

　　营收指标增速放缓。2023年第三季度，样本银行的营业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均值分别为1.45%②和7.99%③。与2022年同期相比，样本银行的营业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均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增速均值下降了6.58%，净利润增速均值下降了3.99%（见表3）。息差水平收窄以及非息收入增长乏力等因素，共同对城商行的营收造成拖累。

风险管控：喜忧参半

　　不良贷款率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且地区分化明显。2023年前三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1.9%和1.91%，明显高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且与行业均值差距持续拉大（见表4）。按不良贷款率计算方式看，分子端的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增速达12.83%，分母端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为11.58%，分子端增速更快，说明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增加是城商行2023年前三季度不良贷款率提高的主要拖累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和结构显著优于其他区域，不良贷款率均低于1%；西南地区的成都银行的资产质量保持良好水平。

　　风险资产呈向下迁徙态势。样本城商行中，除长三角地区的四家城商行外， 其他城商行2023年上半年次级类贷款迁徙率均有所上升；过半数的城商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高于同期次级类比率，说明风险资产呈动态下移趋势（见表5）。

　　拨备覆盖率处于合理区间。城商行2023年前三季度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86.05%、185.8%和186.07%，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较2022年同期稍有回落（见表6），亦呈现区域性分化特征。样本银行中，长三角地区的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可用于计提拨备的财务资源较为丰富，拨备覆盖率均高于450%。

流动性管理：总体可控

　　流动性分层依然存在。同业业务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主要手段，从2023年同业银行拆借利率来看，不同类型银行机构之间仍存在流动性分层问题。表7为

近三年商业银行同业拆借情况，城商行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显著高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存量同业存单规模整体增长乏力，说明城商行为维持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需要付出超额成本。

　　流动性合理充裕。2023年，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如降准0.25个百分点等，释放长期流动性，补充金融机构资金来源， 保持银行业流动性合理充裕。2023年前三季度，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分别为77.03%、77.29%和78.06%，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见表8）。样本城商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均不低于100％，满足监管要求，有能力抵御流动性风险及特殊事件的冲击。

　　优质稳定的流动性资产有待补充。在低息差的新常态下，城商行受经营区域范围和客户规模条件限制，同业融资便利性弱化，如何更好地平衡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城商行主动管理风险、实现内涵式资本补充的关键。从样本城商行的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总量上看，2023年上半年较2022年末相比，均具有较大波动。例如，长沙银行和北京银行该指标分别为下降16.44%和提升20.5%。趋势分化主要与业务投向及所处地区经济环境相关，北京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更加丰富，通过利润留存及发行资本补充工具等方式提高自身流动性水平；而部分地区城商行因受发行主体资质及评级难度制约，资本补充渠道相对有限。从净稳定资金的比例动态变化视角看，吉林银行、长沙银行、郑州银行该指标降幅均超过5个百分点，分别为11.68%、5.63%和5.32%，资金波动性较大；其他样本城商行变动幅度基本在2个百分点以内。可见，少数银行优质稳定的流动性资产仍需补充（见表9）。

零售业务：全面提升

　　城商行零售业务提升。安永《中国上市银行2022年回顾及未来展望》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度，我国上市城商行零售业务营收占比为27.19%；2023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为28.98%，零售业务贡献度小幅提升。从样本城商行来看，截至2023上半年，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和宁波银行的零售业务收入分别为119.95亿元、119.57亿元以及109.27亿元，均超过百亿元；其中青岛银行、长沙银行零售业务增速分别为37.57%、22.69%，零售业务扩张迅猛（见表10）。

　　零售存贷款结构持续优化。存款定期化趋势延续。2023年，样本城商行2023 年中数据显示，零售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占零售存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8.8%、81.2%，定期存款占比较之前两年同期有所提升（见图3）。导致这一现象的原

因可能是居民避险偏好延续下，存款定期化趋势仍然较强④。同时，也可能与国家推进个人养老金发展有关，居民的养老金储备意识增强，增加长期储蓄。

　　个人经营贷和消费贷呈上升趋势。从近三年数据看，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由2021年的13.43%增长到2023年上半年的17.18%（见图

　　4），城商行坚守“支持实体、服务中小”的定位，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主融资难题。个人消费贷款所占比例较高且增长趋势平稳。近三年个人消费贷款占个人贷款总额的32%左右，也是贷款新增额的主要来源，且增长趋势平稳，由2021年的31.77%，增长到2023年上半年的33.65%。

　　个人住房业务呈下降趋势。样本城商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近三年下降了5.31%。这一趋势和银行业整体情况趋同（图4）。在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的趋势下，房价走低，同时伴随提前还款，使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普惠业务：持续发力

　　普惠金融服务持续发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三季度末，城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8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7%， 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13.4%。城商行践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三个服务”定位，全面落实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2023年加力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的通知》精神，支持普惠金融，提供更多有效信贷支持。

　　普惠金融业务客户群体整体下沉。普惠小微企业户均贷款余额可以粗略衡量一家银行普惠小微企业客户群体的下沉程度。从总量来看，8家样本城商行户均贷款余额不足100万元，只有2家超过200万元。从普惠小微企业户均贷款余额变化情况来看，3家银行的户均余额都下降显著，上海银行（-12.3%）、南京银行（-3.91%）、宁波银行（-2.34%）的户均余额增速为负，说明三家银行的普惠金融客户群体下沉趋势明显。特别是上海银行户均贷款余额仅为37.12万元， 环比增速为-12.3%，说明其普惠业务下沉程度较高（见表11）。

数字化转型：稳步开展

　　完善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转型规划。2023年，城商行认真落实原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主动完善数字化转型工作整体布局，持续强化数字化转型组织推动，力争在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分化格局中先行一步。一是成立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和数据管理委员会，部署

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战略方案；二是持续完善数据治理制度体系，搭建数据治理长效机制；三是建立高效协作的敏捷融合团队，快速响应数字化转型建设需求；四是制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推动前中后台高效运营和资源优化配置（见表12）。

　　夯实基础，积极构建数字化能力中台底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中台”概念。城商行落实央行要求， 纷纷架设连接“敏前台”和“稳后台”的“大中台”，实现业务、技术、数据的有机融合，以便快速响应需求变化和业务创新（见表13）。

净值化理财：成功转型

　　新发理财产品占比提升，经受住净值化转型的挑战考验。截至2023年12月中旬，银行理财市场全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30395个，其中城商行（不含理财子公司）一共新发了7686款理财产品，占全市场理财产品发行量的25.28%（见图5）。与续存产品占比相比，城商行的新发产品占比略有提升，从24.48%提升到25.29%。城商行理财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经受住了净值化转型的挑战考验。

　　城商行系理财子公司经营效率较高。从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资产总额） 的平均值来看，城商行系理财子公司（7.74%）略高于股份制银行系理财子公司

（7.59%），远高于大型银行系理财子公司（4.7%）。其中，杭银理财的资产净利润率最高，为12.27%，宁银理财、青银理财和光大理财的该值也高于9%（见表14）。

资本管理：积极应对

　　资本充足率水平稳中有降。截至2023年三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54%，低于大型银行（17.1%）和股份制银行（13.22%）的资本充足率，也低于2022年和2021年的同期数据（2022年为12.85%，2021年为12.96%）。近年来， 城商行净息差压缩幅度较大，资产质量边际弱化，加之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匮乏，导致城商行内外资本补充能力都相对不足（见图6）。

　　资本饥渴问题依然存在。样本城商行资本净额增速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 导致资本充足率偏低。从2023年中报和2022年中报的数据对比来看，样本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值下降了0.21个百分点，资本净额和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分别为12.1%和12.27%，即在二者都增加的前提下，资本净额增速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

积极应对资本计量规则变化。2023年2月，原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后，城商行积极着力部署资本新规落地工作：一是投入专业的人力资源，对新规要求进行详细解读和实施方案设计；二是对现有资产、业务和数据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研究现状和差距，按照新规口径开展定量测算与影响评估工作；三是对信息系统进行优化改造，夯实信息系统与数据治理基础；四是制定配套制度和改造配套流程，确保能够及时、充分地掌握客户风险变化情况。

结束语

　　2023年，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多重困难挑战，城商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仍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等不利因素，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城商行要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 三个定位，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力求实现突破式发展。

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展望

赛迪智库数字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释放经济增长“第二曲线”效能，带动投资、消费、贸易、就业等领域持续增长，助力经济固本培元，加速向内生式增长模式转变。展望2024年，算力经济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我国将加快布局数字经济要素、产业、应用新赛道，不断释放数字产业发展新动能，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全面推进数字经济高水平开放。

对 2024 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数字经济持续保持增长韧性，要素、产业、应用新赛道将加快创新

　　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在小幅波动中稳定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主要增长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前三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10.2%，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1.2个百分点，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设备的生产持续快速增长，为新动能成长壮大打下了良好基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5%，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1—10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4%，“新主播”“新消费”“新国潮”等模式再度激活网络消费空间；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优势数字产品出口增长加快，10月同比增长88.5 %，进一步突显了我国数字经济优势产能“走出去”的显著成效。

　　展望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长态势和发展活力将持续彰显，并在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数字经济新赛道加快布局步伐，各地方将围绕中国式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大胆探索，协同推进数字生态升级。一方面，地方将以国家数据局工作体系构建为引领，加快构建广覆盖、全要素、深融合、促共享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推进数据要素市场机制创新，突破技术产业发展“无人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各地将进一步把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数实融合领域，协同推进各类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活力，推动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提升数字经济整体发展质量。

“东数西算”工程建设进入转折期，算力经济将为区域均衡发展带来新契

机

2023年，“东数西算”工程各大枢纽节点建设进入提速升级新阶段，一批

重大示范项目开工建设，以绿色低碳、集约高效、自主可控为特点的数据中心

建设运营新模式不断涌现，行业生态不断完善。

　　一是政策支持“有力度”。8个算力枢纽节点地区相继成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专班，制定出台实施方案、专项规划、相关支持政策等，形成工程建设统筹发展格局。

　　二是重大项目“上规模”。节点地区统筹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 支持数据中心、直联网络、绿电供给、网络安全等工程专项及配套项目建设， 吸引各类要素资源加速汇聚。

　　三是网络跨域互联“提速度”。东西部重要节点城市间的直达链路大量开通，光纤直连传输时延降低至20毫秒以内，互联网接入成本显著降低。

　　四是产业生态“现活力”。各节点地区积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优秀应用实践，围绕数据和算力加快建链强链，搭建多层次交流促进平台，逐步形成创新活跃、主体多样、互促共进的生态体系。

　　展望2024年，随着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大量释放，各地将进一步加强智算中心、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等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算力总规模年均增长预计达30%，从“通用算力集中部署”向“多样性算力按需供给”加快转变。互联网络架构持续优化，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和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将加快建设，促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网络互联架构加速形成，助推多样化算力融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支撑算力高效互补。同时，围绕算力协同融合的产业创新动力持续增强，计算架构、计算方式和算法创新加快，算力相关软硬件生态将不断丰富。

数据要素价值化加快探索，多层次要素市场建设将实现创新突破

　　2023年，多地探索落实数据基础制度，加快数据服务生态建设，推动数据应用场景创新，不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一是数据基础制度“地方方案”加快出台。20多个省市发布数据条例，在数据确权、流通、使用、治理等方面探索适用本地的措施。25份以上的行业数据流通规则发布，推动大数据在交通、医疗、金融、农业、工业等领域的流通应用。

　　二是数据流通服务生态正在形成。多地加大“数商”生态培育力度，以专业化服务促进数据高水平流通利用，如上海举办2023首届全国数商大赛，杭州开展基石数商、星火数商分类标准研制。

三是数据场景创新不断突破。公共数据开放、行业数据开发、数据出境等

场景建设成为趋势。例如，厦门开放45个部门5亿多条数据，支撑普惠金融、信易贷等52个应用场景及中国人工智能大赛等赛事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线全国首个工业数据交易专区；上海建设国际数据港，开展全球供应链数据流通与信息共享、文化与数字内容出海、跨境电商直播等场景创新试点。

　　展望2024年，国家数据局将围绕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以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为切入口，全面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发展。在此基础上，各地将推动数据治理机构调整优化，建设央地协同、纵横贯通的数据治理体系，细化落实确权授权、供给流通、收益分配、安全监管等基础制度。先行地方将深入探索大数据集团运行模式，推动政府数据资源统建统管， 培育打造数据要素集聚区，引导数据流通交易平台规范建设，发展数据经纪人、数据超市等新模式，加速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

数字产业化形成创新爆点，数字产业内生增长动力和活力持续孕育

　　2023年，数字产业整体保持增长态势，“硬制造”类行业恢复相对较慢， “软服务”类行业成为主要增长引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热度提升， 不断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一方面，核心产业“软硬分化”趋势明显。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电信、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行业收入增长较快，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相比之下，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持续承压，规模以上行业收入有所下降， 智能手机、微型计算机设备等主要产品产量增长速度减缓，部分重点省市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均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布局热度持续提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应用的快速演进，智算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创新动能积累增强。全国已有超过30个城市正在建设或提出建设智算中心，浙江、北京等地均提出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平台；重点企业纷纷加大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和应用投入，政务、金融、科学研究、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大模型应用项目大量涌现。

　　展望2024年，在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赋能下，消费电子、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新产品、新应用快速发展，将有可能催生更多的数字经济新动能。Gartner预计，AIGC行业将在2~5年内进入成熟期，发展潜力和应用空间巨大。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全链条和专用化布局将引领行业

持续增长，阿里、百度、华为等领先的科技企业加大从芯片、平台到终端、应用的投资力度，智源、商汤、科大讯飞等企业注重专用领域的垂直应用场景建构。另一方面，“AIGC+”产品创新将引爆行业新的增长点，苹果正推动“AIGC+” 应用向手机、头显等终端延伸，这也将成为数字企业产品创新的重要途径。

数实融合发展主线日益明确，制造业数字化将引领新型工业化进程

　　2023年，各地相继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从政策支持、供给优化、标准引导等方面系统构建产业转型服务生态。截至目前，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59.4%和77.6%。

　　一是转型支持不断加大。多地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大力建设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启动，政府通过中央定额奖励、城市专项支持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转型供给持续丰富。多地大力建设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汇聚和培育领域专家、专业机构、解决方案等优势资源，深入企业“把脉问诊”，提升精准服务能力，加快推广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快轻准”解决方案。

　　三是转型标准加快完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数字化转型价值效益参考模型》（GB/T23011-2022）国家标准正式发布，5项数字化转型国家标准立项，  北京、厦门等推进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浙江、江苏、山东、云南等地推行智能工厂、数据要素、企业数据官、转型服务、转型评估等领域的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引导数字化转型规范进行。

　　展望2024年，人工智能大模型将引发产业创新范式根本性变革，基础支撑、开发框架、模型服务等多层次产业布局加快，政务、办公、娱乐、教育、工业等领域多样化应用场景将逐步探索建设。

　　面对国际竞争加剧、产业外迁隐患加大等风险，我们要加快数字产业高端化发展布局，快速推进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引领的开源创新，带动消费电子等领域新一轮软硬件产品升级换代，促进产业链网络化协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供应链调整优化，不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积极探索数字经济高水平开放

　　面对国际格局调整大势，我国立足于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以共享数字经济红利为前提，致力于推动全球共享发展，共建数字经贸合作机制平台，倡导数字治理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持续探索数字经济高水平开放发展路径。

展望2024年，世界主要国家将立足本国数字化战略自主诉求，输出符合本

国价值观的规则和治理主张，推动以利益为导向的数字经贸合作，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碎片化、数字贸易内向化发展态势依然明显。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2024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各国之间围绕数字竞争力的博弈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支撑动能将逐步恢复，优势要素加快向数字经济领域集聚，发展新动力正在形成，但仍面临制度不清晰、市场不统一等约束，新动力传导、放大、带动效应释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国内环境看，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需求叠加，制度缺失、供需错配等因素制约快速发展。

　　在国内外发展大环境下，产业投资扩张期尚未到来，企业新服务、新业态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加之相关市场配套制度不完善、过度竞争加剧，短期内难以快速形成大规模的发展势能。

　　一是新兴业态发展相对缓慢。例如，数据资产评估、确权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的新兴企业成长周期较短、规模体量较小、业务不成熟，尚未具备大企业、大平台、大生态能力。

　　二是基础制度实施路径仍不清晰。例如，数据训练、数据流通、数据使用等配套制度缺失，合法合规边界不清晰，服务商受限于数据来源和内容限制等方面的要求，需先行筛选数据再使用数据，很有可能会降低数据使用价值。

　　三是过度竞争激化要素矛盾。例如，“百模大战”导致高性能芯片争夺加剧，越来越多的地方和企业更倾向自行部署用于AI训练的智算中心和云平台， 反而促使技术、应用、基础设施难以形成强大合力。

应采取的对策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国需要立足自身大市场大应用优势，更深刻地认识数字经济创新规律和变道机遇，把握新市场孕育、新优势构建机会，系统布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优化发展环境，争取更多发展机遇。

推进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开展新一轮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工作，推广扩大试点示范效应，提高大数据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水平，开展星级基地遴选评价，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引导各地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

二是支持地方发展数据标注、数据评估、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新型数

据产业，加大数据产品供给，推动数据产业赛道新蓝海的形成。

　　三是促进平台企业创新发展，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项目，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促进科技创新和平台经济健  康发展。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

　　一是提升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和数据供给质量，推动各地开展数据管理国家标准（DCMM）贯标，推进企业首席数据官（CDO）制度建设，推动企业构建数据  驱动的管理体系和决策模式。

　　二是加快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推进大数据领域全流程相关的国家标准构建，强化数据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作用。

　　三是不断丰富数字化转型供给。依托“链主”企业、平台企业、转型促进中心等各类主体，打造数字化解决方案资源池，研制并推广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评估标准，引导和带动多层次数字化转型实践。

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创新

　　一是加强数据要素资源供给，鼓励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大型工业机构开放数据资源，探索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登记平台。

　　二是推进国家基础数据制度的落地实践，推动数据资产评估等国家标准研制，在重点地区开展数据资产登记试点，支持各地出台各自的落实文件，鼓励开展跨境数据流通的创新试点，探索打造自主可控的工业数据空间。

　　三是深化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运营，探索非公共数据的交易模式与合同模板， 制定数据交易场所服务规范，拓展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分行业、分领域制定场景应用指南。

优化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环境

　　一是加强统筹布局，实施重大领域和关键事项“挂图作战”，明确责任主体和执行方，常态化跟踪工作进度，推动技术、数据、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向重点产业加快汇聚和转化。

　　二是推进生态构建，围绕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稳链”，发挥“链主”企业、平台企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带动作用，协同打造产业应用和服务生态，贴近产业数字化关键领域，部署关键技术、集成解决方案。

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实践探索研究 以云南省西畴县为例

南宁师范大学　　冯治涛

引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大农村最天然的优势，是支撑农村发展的最宝贵财富。在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战略中，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则必须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西畴县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辖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下辖2个镇、7个乡，总人口26.8万人，幅员面积1506ｋｍ2，地形封闭破碎，耕地零星分散， 土地贫瘠。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畴县受战争、喀斯特地貌等影响，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县森林覆盖率仅为25％，全县石漠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5.4％，人均耕地不足0.053ｈｍ2，曾被外国专家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可见其生态环境的恶劣。经过近30年的发展， 西畴县生态环境成功地得到改造，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面积达到290ｋｍ2，森林覆盖率提升了24.83％［1］。通过将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修复与脱贫攻坚协同推进，2018年云南省政府宣布西畴县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序列，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跨越，对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借鉴意义。

西畴县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的逻辑

历史发展延续的时代逻辑

　　从西畴县发展的历程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其生态减贫理念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即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在不同时期背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并为下一个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实现了理念和制度的可延续性。

1949年10月—1956年底，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

合作化运动。西畴县人民在合作社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组织，社员无法形成合力，农耕活动因此滞后，直到县委派出驻村干部组织起社员，农耕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根据西畴县“东升初级合作社”的具体实践过程，工作组长撰写了《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是怎样整顿好的》一文，后被收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得到毛主席批示，孕育出“西畴精神”的红色根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工作重心，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当全国上下都在如火如荼进行经济建设时，西畴县人民进行了长达13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至1992年全县工作重心才由“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来。在***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指导下， 领导干部带领西畴县人民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三十年绿化西畴大地” 的战略目标，秉持“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精神，对生存条件、生态环境恶劣的西畴县进行了炸石修路、造田等改造。党的十八大后，西畴县干部群众认真落实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继承中不断发扬“西畴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积极向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推进，实现了西畴县的脱贫摘帽。

　　时代是思想之母。几十年来，西畴县的发展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 成立初期政府引导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到改革开放时期解放思想，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两山”理论，这段发展历程反映了西畴县在历史延续中，随着指导思想的不断进步，其发展理念也不断汲取时代养分，紧跟时代潮流，回答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平衡这一“时代之问”。本着改善恶劣自然环境以谋发展、追求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西畴县率先在文山州实现了脱贫摘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实现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

　　异化的本意是指事物脱离自身实际变得疏远化、陌生化，表现的不是自身而是其对立面。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其劳动的整个过程，经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所结成的联系理应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但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发生了异化，成为无法由劳动者自己主导的外在对象。在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对德、法、英3国政治经济的密切关注和研究双重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资本家把工人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其生产方式破坏了除金钱关系外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工人的劳动背离了劳动者自身的自由意志，工人的劳动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劳动；虽然工人生产了产品，但却不占有产品，并且生产过程是强制的、折磨的， 劳动者不能选择劳动方式、强度，体能和智力无法得到自主支配，以至于只有脱离劳动才能让其作为一个“人”活着，而劳动中对于美、自由等意志的追求被剥离，沦落为劳动者寻求存活的生存手段。这些劳动异化的表现可以被概括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作为人类的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2］， 其后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们自然观念的片面化和单向度化［3］。在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下，资本家为了巨额利润无视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工人和生态进行双重剥削，把自然当作资源库和垃圾桶，而沦为资本家赚取利润工具的劳动者迫于生存的现实，早已失去了对自然的追求［4］，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中，工人成了资本家的“帮凶”。资本家为了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而推崇“消费主义”，在商品拜物教下消费的目的成了消费本身， 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产品和需要的范围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5］，而资本的扩张和无节制的消费无疑加剧了对自然的消耗。想要消除异化问题，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消除异化问题， 以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劳动异化的思想也成为了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

　　“物质变换”原本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是“生命活动过程中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除废料的过程”［6］，马克思首次将这一概念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受到进化论、人类学及有机化学的影响， 后者为前者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其中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对土壤中的养分在植物生长过程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并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破坏了土壤的肥力，带来一系列污染问题，他揭示了“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不可挽回的断裂，

导致土壤在生产的必须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这一事实［7］，受此影响，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包含3个层次。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意指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有机物、无机物等物质变换，如花和叶在凋谢后经土壤的分解会转化成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以“铁会生锈，木会腐朽”来阐述这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循环；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社会层面的物质变换，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在人类社会早期表现为“以物换物”的形式，在货币出现后演变成以货币为媒介、以所有权变更为目的的商品交易，这种通过劳动将自然价值转化为商品独有的交换价值从而进行物质变换的行为，是自然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在人与自然之间、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人如果为了一己私欲而忽视外部自然，打破了生态循环的平衡，那么两者之间将会出现“裂缝”，导致社会层面物质变换的异化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

***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继承与发扬，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智慧的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9］。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总书记强调，要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生产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农业发展实践中要不断加深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将过去对自然资源“量”的依赖向“质” 的高质量、可持续转变，构建与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发展新格局；践行新发展理念，全面激发农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自觉践行“两山”理念，“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生态经济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加快突出环境问题治理，推进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

西畴县生态振兴与脱贫攻坚成就

成功实现脱贫摘帽

　　作为一个深度石漠化地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历经多年自卫战争，“老、少、山、穷、战”是西畴县最醒目的标签。1987年的西畴县按当年的标准全县仍有60％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尽管发展迅速，到2014年仍有近4万群众缺衣少食。十八大以来，西畴县政府始终听党的号召跟党走，在继承、创新中不断赋予“西畴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探索出

　　“四轮驱动”修公路，“五法治水”兴水利，“五分钱工程”“六子登科” 治石漠的减贫扶贫新路子，2018年全县62个贫困行政村、9929户37303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同时对人均纯收入低于

　　1万元的2905户11642人实施一对一分类施策，坚决防范返贫返困，实现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4722元增长到12748元，率先在文山州实现了脱贫摘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岩头村村民李华民在采访中说到，“车子开到家门口了，打开龙头就有水了，读书、看病不出村， 这种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西畴县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以不断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目的，在基建的规划、项目、投资、成效上“专手专抓”。在“四轮驱动”模式下，通过群众主动、干部带动、精神鼓动、党政推动，西畴县累计修建农村公路3298 ｋｍ以上，村组路面硬化率达

　　99％，密度是云南省平均公路密度的3倍以上，接通了孩子的求学路，铺就了生病就医的及时路，架起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贯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助路。水体方面，通过“引、建、蓄、治、活”五法治水，建成以人饮为主，灌溉、发电、供水相结合的区域性供水体系，改变了从前“吃水贵如油” 的窘境，全县用水保障率达到100％。用电供给方面，实施城乡电网改造，城乡综合供电可靠率达99％，广播电视实现“户户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农村深入实施“七改三清”“五治三改一拆一增”专项整治，建成农村卫生户厕50918座，覆盖率达89％，1710个村小组实现生活垃圾“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全覆盖。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西畴县坚持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恪守“两山”理念，探索了一条优生态促发展的“六子登科”石漠

化治理模式新路子。通过“山顶戴帽子”，通过封山育林、人工造林、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3.3％；“山腰系上银带子”，充分利用退耕还林的土地培育特色经济林，1.89万ｈｍ2的经济林木成了农民的“绿色银行”；“山脚搭起金台子”，通过炸石造田、“坡改梯”，确保人均667ｍ2 农田地，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有了盼头，产业发展有了奔头；“平地铺上绿毯子”，改造中低产出田，建设高稳产农田，万亩良田保丰收；“入户建起小池子”， 每家每户建1口水窖，1个沼气池，燃料饮水不用愁；“村庄敢于移位子”，将村庄从生产条件恶劣的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缓解人口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增强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曾经的西畴县可以说是“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喝水贵如油”，在党的领导下县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西畴县的人居环境得到巨大改善，经济发展形式不断向好。在“优产业，调结构”的政策指导下，西畴县大力发展“农林复合”产业模式，形成集一县一业、一村一品、万头猪场、万亩果园、万亩药园等为一体的农林产业示范带，西畴乌骨鸡、三光猕猴桃等产品相继出圈。此外，西畴县工业的发展也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坚定一步，各生产企业相继落户，实现了外资利用、总部经济“零突破”，成为西畴县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西畴县的第三产业也闯出了新路子，建成三光国家石漠公园4Ａ级景区1个，香坪山、汤谷等3Ａ级景区4个。2012—2022 年，西畴县的三产结构比从34∶

　　16．7∶49.3调整到13.0∶36.1∶50.9，地区总产值从20.47亿元增长到2021  年的63.87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全州平均水平，被评为“县  域跨越发展进位县”。

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增长受阻

　　从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来看，虽然农业总产值稳中带升，农业投资率增速显著，但全部工业降幅收窄，社会消费总额小幅度下跌，固定投资呈不稳定态势。因为工业规模小、弱、散的根本原因未得到改善，当支柱企业效益低下或是退出时，整个工业结构和规模波动幅度较大，难以维持稳定运行态势；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虽然提高，但出于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居民大都选择将收入存入银行，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供给出现偏差，新型消费方式、

商品受区位条件限制难以得到满足，造成社会消费热情下降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高速公路建设带动增长，但在运行过程中受到项目推进缓慢、项目规模小及项目审批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结构不稳，投资难以稳定增长的问题。此外，财政收支持续下跌，同比降幅大，财政压力增大显著。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度低

　　虽然西畴县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比较完善，但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融合程度较低。作为一个典型的散杂居住民族地区，县域内居住有壮、苗、彝、瑶、蒙古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底蕴醇厚，但政府前期的工作重心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上，其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优势没有得到开发，也未能将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同民族文化产业开发和自然观光景区旅游协同发展，对应的旅游配套设施缺乏、管理缺位［11］，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同文旅结合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

人力资源流失严重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强农兴农，人才是根本。当前西畴县人口结构中虽然受教育年限提高，高学历层次人口增加，但人力资源流失严重，表现在常住人口减少，大量人口流向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减少，向城镇转移。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红利降低。从人口外流的类型来看，以外出就业、求学、外迁为主，其中因外出务工在户籍地居住不足半年的占比最高。纠其根本，问题在于区位条件和发展的限制，县域内收入渠道单一，就业岗位少，医疗教育条件相对较差，和发达地区尚有差距，人们更愿意向城镇和发达地区流动，以寻求更高的劳务收入和更多样化的就业方式。

生态振兴视角下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

“对症下药”稳经济

　　对工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政府要推动惠企助企政策落地，切实为企业解决部分实际困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知名企业和社会资本对西畴工业开发投资；扩规模、稳结构，以提升企业质量、体量为基础扩大工业规模，防范化解工业结构的大幅波动。对社会消费存在的问题，要缓解居民的焦虑心理， 通过引导、宣传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强化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传统消费企业向现代化消费转型，在供给侧将产品精细化，针对性地与市场接入，有效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新兴消费产业和新兴消费方式的发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 有效发掘居民潜在购买力。

　　对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的问题，政府要简化项目审批过程，加快项目推进效率，始终把抓项目、稳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推手”。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充分利用好自然景观优势，如万亩石漠梯田、观光栈道等，合理开发其旅游观光价值；宣传少数民族文化、节日，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根据不同的需求建设民宿、野营营地、酒店等，为经营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条件。

强化人力资源规划配置

　　政府要加强人力资源规划配置意识，在思想上引导居民，改变居民对乡村乡镇的固有传统印象，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政策对乡村振兴的扶持及新兴信息技术为农村发展带来的机遇，乡村将不再带着“脏、苦、累”的标签，要顺势而为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工作。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要“留住人”，更要“吸引人”。政府在政策上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 强化人才发展的激励保障，通过吸引有知识、有才华的人才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有梦想、有激情的创业者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活力，有乡愁、有情怀的归乡学子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12］。

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黑龙江省黑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4年3月7日）

　　将查办案件与推动改革、完善治理、促进发展有机结合，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实践中，黑龙江省黑河市纪委监委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打通“惩、防、治”内在联系，形成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的完整闭环，努力做到既善于发现问题又善于推动解决问题。

　　严肃查办案件，提供以案促改精准靶向。将“全周期管理”方式贯穿审查调查全过程，在办案时同步挖掘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地查找案发单位在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教育、权力制约、监督管理、制度执行、履行职责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统筹部署以案促改工作。注重让“案中人”讲“案中事”，教育引导被审查调查对象结合自身经历和思想蜕变过程撰写忏悔书、家书、预防问题建议书，剖析违纪违法根源，查找所在单位和领域的制度机制漏洞和廉洁风险点。按照“谁办理、谁提出”的原则，案件承办部门在对案件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与监督检查、党风政风监督、信访、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等部门以及派驻纪检监察组共同会商，结合掌握的发案单位政治生态情况，把问题找准找实，把原因分析透彻，有针对性地提出以案促改建议。

　　全程跟踪整改，推动发案单位堵塞漏洞。聚焦根源剖析问题，全程跟进督促整改。注重发现和纠治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深入剖析系统性、行业性、地域性等易发多发腐败问题根源，精准提出整改治理的意见建议，推动发案单位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切实提高治理效能。监督检查部门同步发挥监督作用，构建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复查问题的监督闭环。前期会同发案单位围绕已查明的负面问题及廉政风险，制定问题整改台账，督促责任单位及主管部门逐一细化问题内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期限和整改责任人，逐条对账销号落实整改。后期会同派驻纪检监察组采取随机复查与专项交叉监督检查等方式，对整改后发案单位权力运行、制度执行、风险防控等方面情况进行复查了解，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推动系统治理，释放标本兼治综合效能。依托联动监督和专项治理成果，

监督检查、党风政风监督等部门围绕典型案件暴露的突出问题，对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行业领域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将以案促改的最终成果体现在提高治理效能上。如，2023年，针对基层一些单位财政资金管理漏洞较多、一人分管多种业务等问题，开展了农村资金安全专项监督；针对教育领域腐败和作风突出问题，启动市委第四轮专项巡察，并对重点领域单独巡察，确保巡深查透， 努力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规范一方的效果。贯通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的实践要求，创新廉洁教育方式，建立健全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机制，通过制作警示教育专题片、编撰警示教育教材、开展党风廉政宣讲进基层等方式，将廉洁要求、纪法知识、法规制度、责任担当等内容说清讲透，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

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基础 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　　任亮亮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2年，中国每年返乡入乡人才数量持续上升，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预计2025年有望达1500万人以上。“乡村回流”的势头正在显现。针对青年回流、返乡

　　就业社会转型现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 研究发现，青年群体返乡就业创业、生活居住的地点不局限于乡村，不是将生产生活落地于乡村社会，而是在县域范围内展开生产生活实践。本文所指的“城” 是县城，“乡”包括乡镇和乡村，城乡两栖是指这一群体在县城和乡村的家多次往返、流动。

　　返乡青年也是返县青年，县域范围内返乡青年主要为新生代农民工①、小镇青年②、农村大学生③和城归青年④。对于乡村来说，城乡两栖青年是农村发展的内生主体，他们回乡后在村集体引领、自发带动和自组织影响下广泛参与村庄产业兴旺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⑤，在促进现代农业、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和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发挥作用⑥，作为中坚阶层将村庄盘活，既是参与者、担当者，也是受益者⑦。有学者从村庄本位提出，即便是人口流出的空心村，在青年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下，村庄也仅仅是一种季节性的房屋空置，青年群体作为兼业农民和兼业市民，空心村和县域城市是这些两栖人生活场所或生活环境的内在部分⑧。

　　对于县域而言，农村青年群体本身就是县域买房的主体，因为县域就业机会结构的问题，他们难以在县域安居乐业从而流出①。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与乡村建设累积效应等成为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宏观社会性条件②。县域的经济机会空间释放出来，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 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③。返乡青年群体回乡创业、就业的同时，由于交通、通讯革命的发展，从家庭视角来看，城乡的家以代际分工协作的方式实现半工伴读、半工半商、亦工亦农等，生成了一种“工农兼

业”“城乡两居”的生计生活方式④。在县域范围内经历乡城迁移，人们依然可以维持原有的熟人网络，保留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根”⑤。县域的优势是在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价值观等方面尽可能缓和现代化和城市化对社会和个人的冲击和震荡。同时也存在着发展空间不足、缺乏社会保障以及城乡户籍人口之间产生心理隔阂问题⑥。

　　有学者指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两栖式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⑦。城乡融合应该是城乡要素的交互，是城市资源下乡和乡村人财物进城的同步发生，因为缺少人作为载体，在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普遍有城镇化诉求的情况下，城市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配置方面具有天然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与城市对乡村的“输出效应”呈现的巨大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仍然难以发生⑧。城乡两栖青年群体的规模性生成仍然有不少壁垒。从发展视角来看，他们一方面居住在城镇，享受城镇化的便利，另一方面居住在农村，在农村获得发展机会。也就是说，这一群体撑开了农村的地理边界，通过个体的流动带来了城乡的融合①。他们在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②。从问题视角来看，青年群体又面临身在远方与心怀故乡、社会融入与孤独内卷以及消费旺盛与消费不足等多方面矛盾， 突出表现为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想偏差③，容易变得游民化④。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对返乡青年回乡的生产生活有充分的讨论。然而，对城乡两栖这种回乡青年群体的县域流动关注不多，有观点认为青年群体享受一种慢生活的同时对促进新型中国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转型的良好有机结合发挥作用⑤。

　　事实上，城乡两栖并不是新近发生的现象，大量的研究讨论立足于农村外流青年，这种城乡两栖是指农民外出务工享受城市福利的同时保留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本文所讨论的城乡两栖，是指返乡青年将在农村土地种植、规模养殖、在村工作作为经济机会，在农村、乡镇地区寻求发展的同时居住在县城。与外出青年的生产生活相比，这是一种倒置。返乡何以不归乡，离土为何又入乡，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民向外迁移过程中的城乡两栖实践与返乡青年主动选择城乡两栖的原因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本文的研究即立足于此，瞄准返乡的城乡两栖青年群体，重点关注返乡青年何以生成了两栖式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什么样的结构在与之耦合。

（二）结构—行动：一个分析框架

　　城乡两栖的实践既是返乡青年主体能动的自我行动，也离不开制度、文化、资源等外在结构的支持。本文尝试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是“作为社会系统特征而得到组织的规则与资源”，行动是指“连绵不断的行为流”。一方面结构是行动的中介，对行动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行动对于结构也具有调节或重塑作用。

　　结构为个体的能动提供了行动空间，个体微观的能动性要求是内在的动力机制。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城乡融合视野下，乡村社会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趋势和市场产业链下沉延伸作为一种结构为返乡青年进入提供了创业就业机会。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婚姻梯度匹配结构的市场化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的城乡差异作为外在引力吸引青年进入县城生活。从行动的视角来看，个体能动视野下，选择归乡创业发展既是个体价值所在，也是理性考量。教育观念的转变，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都作用于个体作出既要在乡村谋发展，也要进城享受生活的决策。从发展来看，城乡两栖的产生符合当前县乡非均衡性特征的实际需要，也必然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到来而成为历史性产物。

二、谁在返乡：类型与特征

　　B镇地处江汉平原，为工农结合型乡镇，下辖20个行政村与3个社区，户籍人口约2万人。该镇距离县城30公里，地处全国水果主产区之一，有水果加工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可吸纳就业5000余人。之前，各村青年外出就业是主要趋势。近几年，各村都有年轻人陆续回乡就业、创业谋发展。根据统计约有四五十人回乡从事村干部、经商、规模养殖和种植。对他们逐一了解之后，为保证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根据受访对象回乡后从事职业的不同， 分职业类型共选取其中10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做了深入的访谈。

（一）返乡青年类型

外出经商群体的返乡

　　原外出经商青年群体返乡后从事县乡商业服务和担任村干部。农民外出经商会遭遇技术和成本瓶颈，经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行业。收入往往与打工经济持平，但是在城市生活中的“做中学”获得了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就业技术、沟通技能和社会性知识，为返乡创业提供了主体性条件①。在返

乡后，他们相比于本地的经商群体或者其他返乡农民，更善于捕捉经商机会和渠道，多数仍然会继续经商。也不乏经商者在锻炼了社会交往能力，积累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后转型到村庄担任村干部。

　　案例1：白某，34岁，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广东从事服装行业工作，2014年与妻子共同创办一个加工企业，每年收入达25万元。2020年，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回村担任后备干部，2021年通过选举担任村支部书记。他回乡后维持与销售链条的联系，在镇上开了一个小的加工厂，由妻子管理。

　　案例2：李某，36岁，26岁起在东部地区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工作，先后担任销售员和副店长，对水果经销的环节比较清楚。2020年回村承包了80亩地种植阳光玫瑰、奶油草莓等水果。同时，妻子在县里自家住宅小区附近经营了一个小的水果销售和批发店。目前，全县的奶油草莓都由他和另外一个亲戚作为供货方。

　　案例3：张某，34岁，23岁跟着同学去深圳进厂打工，后跟着叔叔在深圳做水果批发生意，27岁结婚，结婚后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收购加工生意。当前， 不同镇主产的水果不同，成熟的季节不同，他按照季节在县域范围内的各个镇租了民房用于收购。妻子在县城居住，全职在家带娃。

　　案例4：高某，36岁，退役后与战友在省城经营烧烤摊近10年，2021年考虑到老人多病需要伺候，就在家承包了百余亩面积的荒山，盖了养鸡场，目前父子二人在家养鸡。市里买了房，准备将其作为婚房。

外出求学毕业群体

　　这一群体有知识，擅长撰写文字材料和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向往体制内工作，更愿意担任村两委成员或者后备聘用干部。一方面以在村工作作为长期发展路径目标，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过渡性工作安排继续考取体制内工作。

　　案例5：刘某，25岁，未婚，大专毕业后在省城文印店做打印设计工作，月薪3500元。2021年，以聘用干部的方式到村委上班，担任书记助理，被当作村后备干部培养。

　　案例6：高某，26岁，未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文员，2021年回到村里以边工作边备考公务员的方式参加村委工作。考公务员两次均失败，目前仍以在村工作为过渡，继续考试。

　　案例7：钱某，34岁，大学毕业后在科技公司从事技术员工作，2019年，公司倒闭，也正逢村庄换届选举，村里书记上门动员，因此他回来村里担任书记

助理，去年正式担任村书记兼主任。妻子也随同返乡，她在县城住宅小区附近开了一家美甲店。

宝妈群体

　　宝妈群体包括因生育而回村接受父母照料的年轻宝妈和因为子女教育回县城长期带娃的“陪读妈妈”。过去，这一群体是阶段性在乡生活，回乡让父母帮忙带娃，等到一定时候，她们就继续外出务工。如今，随着教育观念转型， 陪读妈妈成为一种现象。她们会在陪读的同时选择在附近务工，生成了“半工伴读”的生计模式。也有一些人接受了高学历教育，会选择进入村委或者镇上的公司担任文员。

　　案例8：李某，28岁，县城有房，结婚后和丈夫在深圳务工，因生育原因回村里居住。如今小孩一岁半，白天由婆婆照顾，自己则在村委作为聘用干部上班。自己估计将来还要陪读，可能要一直在老家工作到小孩上大学后再出去。

　　案例9：刘某，38岁，县城有房，在乡镇和县城陪读6年，之前和丈夫在武汉打工，因为小孩学习成绩一直下降，自己辞了工作回县陪读。现在自己白天在乡镇的工厂上班，晚上到县城陪孩子写作业。丈夫一同回乡，在村承包了400 亩土地，种植白菜为主。刘某本人农闲务工，农忙时帮助丈夫一起务农。

　　案例10：司某，34岁，之前在湖南某快递公司做文员，因为生育原因回到娘家让母亲伺候自己坐月子。后来通过考试在镇上的政务中心做了临聘人员。考虑到要生二胎，还要陪读，就不打算再出去了。她将丈夫也带过来，在县城买了房，丈夫开了一个菜鸟驿站。

（二）返乡特征

　　从返乡青年群体的共性特征来看，经商和学生群体普遍有高阅历和高学历特征，属于农村青年中的精英群体，他们返乡之后对在乡村发展有长远和稳定的预期。宝妈群体则是生计和生育策略下的阶段性返乡，但随着陪读时代到来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下沉，宝妈群体返乡的时间也在延长。

节点性返乡

　　从该镇青年的返乡时间来看，存在一定的节点性特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人生阶段如求学、结婚、生子、教育、养老等重要的生命节点期，个人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是不同的。返乡青年作出回乡发展的决策也多数是在节点性时期下定决心的。例如，大学毕业在城市就业不顺利，回乡就业成为一种可替代的选择。以家庭化为契机，个体会在家庭绵延、血缘传承、重新

嵌入亲属体系等过程中实现消费化生活向集约型过日子生活的转型①。结婚后迫于婚姻挤压和保卫家庭压力，夫妻共进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计考量基本原则，返乡生活的压力更小②。生孩子之后的陪伴、陪读等作为节点是科学育儿和精细化培养子女观念的重要考量内容。随着父母的逐渐老化，回乡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可以兼顾照料父辈，也成为他们重要的返乡原因。除了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村庄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也会带来青年返乡的高峰期。如村庄自治组织临近换届，村委会有意识地鼓励和号召一部分年轻人回来参与竞选，带动集体发展。或者村庄土地规模化整治对规模经营者有需求， 乡镇有相关企业落地产生了配套性的市场服务延伸的机会，一部分年轻人也会返乡。

发展性返乡

　　从返乡青年回乡意愿和实践来看，回乡之后的生产生活、就业收入等相较于在外发展来看，都呈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征。一是从家庭工作相分离到家庭工作两兼顾。返乡前的青年群体多数是个体化或者以年轻子代为核心的家庭外移，父代与子代家庭有经济上的合力，同时父代还要在农村种地、照料留守孙代面临城乡分离问题。回乡后，农村青年可以实现对下教育和对上照料的兼顾，实现家庭的完整。二是收入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外出务工收入是通过劳动力换取的，经商存在准入和发展的壁垒，主要是小本经营的小店铺，收入并不高，还面临房租水电和生活开支的压力，攒不下钱。回乡之后，这一群体继续务工、务农、经商等，竭尽所能捕捉本地区的获利机会，收入来源多元化。三是价值重建的发展。在外青年面对融不进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面临文化上、心理上的双重脱嵌，容易陷入内卷和内耗的生活状态。回乡之后，推动家庭发展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感自然产生，会有心理上、文化上、社会上的多重意义满足。

　　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回来，回来至少要比城市挣得多，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回来的人能够待得住，是因为回乡之后的发展并不差。其中， 当村干部挣钱不多，但是能顾家，也能体现价值。剩下的搞规模养殖和种植甚至经商的，都是挣钱比较多的。反过来说，即便挣钱一般，在县城范围内花钱的地方也少，综合算下来还是有性价比的。（访谈资料20230708）

县乡流动

总体来看，返乡青年在县城或者市里买了房子，对城镇化有预期。但是回

乡之后并没有稳定地定居在城镇或者乡村，不存在因为农民或者市民身份而在生产生活场域低度流动的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度流动、多频次城乡往返的特征，表现为县乡生产生活的两栖性。一是工作与生活的城乡分离，一部分青年人如村干部、规模种植者白天在村里处理相关事宜，晚上下班后驱车到县城的家里居住，村庄成为打卡上班的场域。也有一部分人是周一到周五在村里居住，周六日进城生活。二是生产环节的城乡流动，一部分青年回乡规模种植和养殖，从事生产端经营的同时也会拓宽销售链条，自己在城市经营水果店、零售店或者与县级批发市场建立联系，向上拓宽销售渠道，避免生产售卖过多中间环节的他者分利。所以，他们自己驱车将农产品和养殖物送到县城销售的情况比较多见，这就意味着县乡之间的资源在高度交互。

　　我们村回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是在城市有房的，对他们而言，在村里就是挣钱的地方，不论是种地、养殖、经商还是当村干部，都是工作的一种方式。天天住在村里，年轻人是不习惯的。所以，不少人是白天在村，晚上回城市。有些种植和养殖的，都是父母在帮忙，他们在需要时回来，平时在县城还要做别的。（访谈资料20230706）

三、返乡何为：生产在乡村，生活在县城

（一）城乡关系渐趋融合结构下的乡村就业

土地规模化发展与青年职业农民形成

　　随着人口外流的加剧，村庄空心化日益严重，作为种植主体的青壮年流失导致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这对家户经营的土地种植形成挑战。以解决土地平整和细碎化问题为目标，地方性自发的土地流转和政府大力推动高标准农田整治，共同推动土地种植的规模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传统家庭承包、分散种植的农民造成冲击。技术更新迭代的农机设备使用和先进的生产管理应用作为保障规模化种田有利可图的必备要素，其存在的风险和较高的成本投入对传统的中老年农民来说形成了准入挑战。这种情况下，规模化的土地经营发展为青年职业农民的形成创设了发展空间。返乡群体中的经商人士或者大学生学习能力强，其对于经营、管理和销售的适应速度快，也愿意从事农业种植。

　　B镇经过高标准农田整治的上万亩土地主要由在乡长期发展的青年农民、返乡青年和下乡资本在种植。作为返乡青年，他们一方面对于农业经营有长远的预期，家中的长辈可以较快地帮助他们熟悉种田规律；属于本乡人，在种植过程中的雇工监督不成问题；自购的农机也会给小农户提供社会化农机服务。另

一方面，他们注重农业产业链和附加值的挖掘，以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创办农产品加工厂、直接对接更高级的销售链条，保障农业种植的利润。他们从事农业种植，但又区别于传统的以种地为生的单一收入，而是多方路径发展农业种植的盈利空间。

治理行政化趋势与专职干部产生

　　区别于农业税费时期，基层自治面向更强。当前资源下乡，国家对基层的行政介入和服务提供以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落地。随之而来的是基层村干部的职业化，他们失去了兼业种植土地和其他手段谋生的机会，被纳入基层财政供养人员序列中，成为专门从事基层治理的村干部，被要求在村庄的党群服务中心坐班打卡来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类任务，基层治理呈现出行政化面向。行政化对材料，报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设备的使用要求较高。如此一来，上年纪的中老年村干部因为对电脑、手机等使用不熟练而面临“数字鸿沟”。地方政府有动力选拔更稳定、更契合治理目标的年轻村干部。如后备干部、聘用干部等制度的设立。由此，拥有现代化思维、熟悉信息技术设备、对类体制工作有向往的青年毕业学生群体和拥有较高文化、懂管理的经商群体与之构成了匹配。

　　B镇各村干部的配置呈现出中青结合，乡镇干部介绍说，考虑到村干部做群众工作需要丰富的经验，年轻人上手慢的原因，就在换届时保留了一部分老干部。调研发现，这部分老干部以主要干部或者聘用顾问的方式继续在村庄发挥作用。青年人则大量地以副职干部、聘用后备干部在村庄工作。由此也形成了分工①，即老干部做群众工作，年轻干部处理到村的条线工作；老干部对下回应，年轻干部对上负责。

产业链向下延伸与经营获利发展

　　从宏观结构上来看，由于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等一系列“化”力量的存在，县域社会的内外世界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代际之间、亲缘业缘网络之间，原本相对静态的县域社会经历一轮社会重组②。表现为县域全域性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③。也就是说，县域社会成为信息、资源、物流等的集散地，既作为大城市的脚对外联结城市圈，又作为乡村的脑对内服务镇、村两级④。资本规模性下乡推动了市场体系在村一级纵向到底的建构。这就使得地方性的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利于转化为经济资本，令地方性的产品参与到更高和更多层次的市场销售体系中。一方面是农产品的对外倾销， 例如在“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另一方面是县域社会内

的服务行业的空间发展。长期在外发展的青年天然具有开拓市场的动力和为村庄做贡献的较高层次需求动机。回乡创业既有本土社会资源的帮助，又有在外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经商知识，从而使他们回乡创业有了发展的空间。

　　B镇有水果、药材种植的区位条件，镇里有工业园区，也有四五千外来人口在此地务工，农产品的倾销、工业园区的采购中介、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产生的餐饮、商品服务需求，令青年回乡创业经商有较多的机会。从实践来看， 小饭馆、商店、美甲店、中介所、农产品加工厂、物流站等多数都有返乡青年的身影，仅仅是农产品采购经销公司在镇上就有20多家。宏观来看，他们通过市场化的经营手段，推动了交易行为在县域范围内部和内外发生着多频次的交互。

（二）城乡资源不均衡结构下的进城生活

教育观念转变与在城陪读

　　近些年，国家与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投入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乡失衡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和受教育学生不断向县城集中①。这一方面是政策上的教育规模化发展理念推动，另一方面是受教育学生的家庭在经济收入、教育观念和教育责任上都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意识到教育是阶层跃迁的重要通道，教育“天赋论”被“养成论”取代，乡村教育的公共性式微且被污名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让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由此带来县乡教育的进一步失衡。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将教育资源获取与房地产和户籍绑定，不少农民家庭在县城买房落户以参加教育竞争。或出于主动，或出于被动，教育城镇化的特征愈加明显。

　　对于返乡青年来说，他们本身就属于青年精英，在县城有房子，有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比较高的教育，在外务工经历中知道了教育的重要性，不接受优质教育会带来文化贫困的代际再生产。一名返乡青年说，“不接受好的教育，在外面进厂都永远只能在流水线干，做不了办公室文员，完全没有上升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回乡创业就业发展，属于县域或者乡镇范围内的中等收入或者高收入群体，通过家庭分工，相对有时间和精力专门陪读，有精细化育儿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一名返乡青年的妻子说： “挣再多的钱都不如把孩子教育好”，她家里丈夫经商务农赚钱，她自己在帮忙之余全部精力用于陪着孩子读书。

婚姻市场竞争与自发进城

　　打工经济兴起带来人口外流，随之带来青年群体择偶对象的范围扩大，直接表现为本地婚姻市场融入全国婚姻市场，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婚姻梯度匹配。经济收入较低、发展前景渺茫的农村青年在婚姻市场接受着区域和城市的双重挤压，成婚难，保卫婚姻也成为问题。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的婚姻因为稀缺的女性资源占据着婚姻市场的“主导权”，伴随着女性优势地位的确立出现“婚姻市场要价”①。由此出现了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和婚备竞赛，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彩礼导致代际剥削、因婚致贫的问题出现，另一方面是婚备竞赛导致了早婚和婚姻易碎问题。农村青年的婚备竞赛和天价彩礼都以市场化的房子、车子和票子的方式考验家庭的支付能力。除此之外，结了婚，买得起房子，能不能住得下来也成为结婚考量的要素。即年轻人除了对物质性的房子和车子有需求外，更加注重情感的体验，不愿意做留守妇女的心理驱动下，在县城买房并且就业，不需要异地务工、背井离乡才是真正的能够在婚姻市场胜出的基础。

　　B镇的彩礼在十年间从三五万上涨到数十万，结婚必备从“农村有房，本人有车”发展到“县城有房、本人有车、收入越高越好”。由此，推动了农民家庭的县城购房潮，家里有适婚年纪的青年人除个别贫困家庭外几乎都在县城买了房子。有大量的青年农民一是没有结婚，二是结婚之后也因为县域内无法就业外出务工而令房屋闲置。作为返乡青年，他们多数是属于婚姻竞赛的胜利者， 并不需要直面这一问题。

价值体验获取与在城发展

　　从社会运行和价值支撑的角度来看，城乡社会在文化价值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城市作为陌生人社会的集合，更加强调个体行动与价值的自由，讲究平等互惠、公平竞争、注重规则、开放包容的价值观，有品质、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被其反复传习。乡村所在的乡土社会在农耕文明的思维惯性下，受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宗亲观念、“孝道大于天”及人情、面子、熟人社会关系的影响。

　　“关系大于规则”“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作为外出务工的青年群体，

　　80后、90后虽然没有在乡村生活的完整经历，但是也接受了乡土文化的熏陶，受到乡土社会价值的影响。同时，作为返乡青年，在返乡前他们长期居住在城市，习得了城市社会的规则，受到现代化的价值观影响。由此，在返回乡

村时，城市和乡土社会的规则、文化将会在个体身上发生冲突，面临社会再融入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青年文化和消费分层且分化存在鄙视链、农村社会价值观走向多元但仍然由传统主导①。县乡之间的分层即代表着城乡价值的冲突。返乡青年具有消费能力强、可支配时间多、行为趋势网络化等特征，必然更加愿意居住在县城，享受秩序化、消费化和个体式的现代生活。

　　B镇的乡村正在经历去乡土化的城镇化发展过程，返乡青年在乡村社会的难以融入困境以居住在县城为替代方式解决。一部分返乡青年都在反映说，他们更愿意将钱花费在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社会交往、个人付费学习上。如在村担任聘用干部的毕业学生周末在县城付费自习室备考学习，他说在县城没有备考的压力。在村里，别人都认为他是在啃老。县城住着没有人会对自己指指点点。县域社会人员异质化、市场服务体系发达，完全可以满足返乡青年的城市化、个性化的多元生活价值体验需求。

（三）城乡融合发展中流动的个体与家庭

　　个体的流动与家庭的流动在县域社会内构成为一种交互，返乡青年在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工作、养老反哺、育儿、家务等多重任务的兼顾，在流动过程中推动了家庭的稳定。一是流动的个体。从就业实践的身份属性来讲，返乡青年作为小店主、小老板、村干部、农场主，依然是农民身份，其创业生产或者就业发展主要在乡村和乡镇地区。从个体活动轨迹来看，他们突破了传统时期人附着在土地或者乡村内部的黏结关系，走向个体的流动。返乡而不长期在乡， 依靠农业、商业而又没有脱离农民身份的属性。与此同时，在县城生活居住的他们又有市民化生活的一面，注重享受和体验，与传统农民的节俭、辛劳完全不同。生产在村或者县域范围内的个体流动，生活在村和县城，个体生产生活的分离带来了个体在城乡之间的穿梭。二是流动的家庭。农民可以相当便捷地、周期性地往返村庄于县城，家庭因此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撑开”的实践形态。返乡青年在乡村就业创业，依托的是其父辈的家庭，在父辈的家中居住，利用父辈的家庭血缘关系和社会资本，此时回乡创业的青年是嵌入到农村的家庭之中的，因为有了农村的家，就获得了本地的关系网络，也自然就嵌入了农村社会中。同时，青年群体所在的核心家庭又普遍在县城买了房子，在县城完成日常生活的展开和子女的教育成长。

在日常生活中，父代家庭经常到子代家庭帮助照看孙代，子代家庭亦经常

在闲暇时间回到农村父代家庭居住，父代家庭面临重要事务时，子代家庭也可以很方便地前往农村帮助处理。所以，返乡青年群体生活和生产的家是扩大化的家庭，家庭作为一种结构支撑其城乡往返。家庭也在流动中实现情感的交换与生活的转向。

四、何以可能：县乡两栖的形成基础

（一）家庭基础：家庭完整期待与代际分工协作

　　打工经济兴起以来，农村人口经历了单个劳动力外出、年轻的子代夫妻外出再到家庭化的劳动力迁移三个阶段。举家迁移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外出务工的一种方式，此举正是农民家庭自发应对留守儿童养而难教、留守妇女婚姻易碎以及对留守老人孝而难养系列问题的实践。由此，举家迁移被视作家庭完整的满足情感、经济和伦理功能的社会行动。与家庭化迁移外出类似的，返乡青年在外务工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回乡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兼顾家庭的完整和情感的亲密是返乡青年的主要动力。

　　回乡后，子代与父代以及孙代组成“新三代家庭”，尤为强调家庭资源的“恩往下流”和父代伦理责任的持续延伸，以便依托代际合力来消解家庭扩大化再生产压力。返乡青年所在的家庭通过资源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依附的方式实现家庭总动员，从而以扩大化的家庭应对现代化和城镇化风险①。从生计来看，返乡青年回乡后从事工作与农业农村相关，但是不完全将自身的劳动力投入到传统的农业和农村，而是兼具了商业经营。也就是说，青年群体在就业创业中普遍有亦工亦农亦商的多重身份实践，从而服从和服务于他们的城乡生产生活。调研发现，从实践来看，父辈继续务农积攒物质资源，也会将粮油蔬菜输送到县城子女的家中，甚至担负子女在农村家中的吃喝消费，降低了子女的货币支出；也会以兼职打工或者给子女所在经营行业中帮忙，共同降低经营成本，以及通过经验的传递降低风险；还有一部分老人则采取周一到周五到县城陪读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的方式参与到家庭分工，以便于子代专心创业就业。这些家庭普遍继续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半商半耕、半工半陪等多重生计模式。父辈始终作为家庭的劳动力补充到青年家庭的发展实践，作为一种资源被支配。有研究指出，代际合力源于现代性以婚姻为切口进入农民家庭内部，并将自身的发展主义与农民的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相绑定，从而获得父代对子代扩大化的无怨无悔的支持①。总体来看，返乡青年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整合和分工来完成自己城乡两栖的实践。

（二）社会基础：乡村社会认同与县域一体化发展

　　费孝通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本位，而是遵循着一种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关系存在亲疏远近之分，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延形成了不同圈层，同时，乡土社会又是知根知底的，民众之间高度熟悉②。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就业都存在着对既存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融入与嵌入问题。就业和创业过程中可以通过本村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低成本实践的优势。因此，从能动嵌入来讲，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是资源而非负担。作为返乡青年，与外来资本和陌生人相比，其因为本村人的社会身份获得在乡农民群体的认可。对于在乡农民而言，返乡青年回乡后的规模种植为他们提供了雇工机会，完善的农机市场为他们提供社会化服务，经商销售过程中也可以因为本村人的身份搭便车以及“看着长大的孩子”在村里为他们办事服务，这些实在性的好处和便利都会强化本村农民对返乡青年的社会认同，从而有利于返乡青年在村庄的生产生活实践。如规模化种地过程中的农业雇工、水利设备修建占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请村民配合等都因为村民的认同而获得相互理解和情感支持的认知基础，构建起来的村庄社会的互助系统有助于他们在乡土社会的人情规则中游刃有余。

　　从县域来看，县域经济是连接城市和乡镇，以及农民群众的重要结合部， 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劳动密集优势、产业转移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等特点，是城乡一体化经济。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县域内部的乡村和乡镇基本完成了水、电、路、网、快递物流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县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虽然存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化发展，但是从个体县域内流动来看， 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户籍身份上的福利解绑，农民进城变得便捷化，同时在城市落户安居也不存在限制。最偏僻的村庄也能接纳运输车辆的通行，这意味着返乡青年即便在县城居住，也不影响在乡村和乡镇以及县域范围内的生产生活实践。从B镇的调研来看，距离县城开车仅需15分钟，公共交通也延伸下乡，这意味着青年白天在村、晚上在城，创业在村、生活在城并不会增加生活成本。这些成为青年返乡的引力。

（三）政治基础：乡村振兴号召人才回归与组织政策鼓励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到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一系列政策

文件的出台全面谋划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们普遍认识到，青年有担当，乡村振兴才更有希望。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有青年身影，若没有青年，乡村振兴战略将失去很多活力。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指出：“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其中， 返乡青年正为乡村振兴注入青年智慧和青年力量，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普遍认为，青年群体在产前、产中、产后的参与可以助推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链形成，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中本土的返乡青年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内生主力。接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市场淬炼的青年又是乡村文化传播的积极者，有利于文化振兴。青年群体对于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更强，也有能力实现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变，促进乡村生态振兴。青年群体参与到村庄治理，由于更有管理知识和懂得国家政策，可以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振兴呼唤青年的同时，各地也在通过积极的政策出台来鼓励青年返乡。B镇建立在外乡村青年信息管理数据库，在统筹规划乡村人才总量供给与结

构需求适配性的基础上，对在外青年的专业门类与擅长领域进行分类梳理，并据此建立长效的追踪服务机制与专项人才引进资金，为其制定个性化、精细化、规范化的配套政策。如返乡青年回乡创业手续可以简办和补办、土地申请协助从快从优；返乡青年到村创业发展不受户籍是否已迁出限制；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就业可以旁听政府推动市场发展的相关工作会议；返乡青年担任主要村干部五年以上者可以参加专项人才招录考试。同时，B镇通过政策和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各村两委干部积极动员本村青年回乡发展。以社会动员、政策动员和情感动员的方式吸纳本土的青年返乡发展。从调研来看，B镇返乡的青年中有一部分人过去有返乡意愿，但存在户籍迁出无法回流的问题。如两名毕业学生到村担任村干部就没有受到户籍的限制，按照以往规则，他们已经非本村人，没有参选资格。有一部分人缺乏对创办小微企业的材料报备和证件申领经验，由乡镇干部协助实现了便捷化。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返乡青年的城乡两栖实践与既存的城乡关系结构有

关，乡村社会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导向和市场体系向下延伸催生了生产在村的空间，教育观念转变、婚姻市场竞争和价值体验获取驱动了青年群体进城生活，由此推动了返乡青年城乡之间的高频流动。这种自发地穿梭于城乡之间，重新诠释县域内的时空构序，打破了“非城即乡”的二元悖论，展现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力，在时间和空间实现了城乡的一体化发展。

　　当然，城乡两栖的实践得益于家庭、社会和政治基础。家庭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应对现代化转型的基本单位，通过家庭内部的资源整合和分工协作，虽然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政治、生活、权力等支配关系，但城乡之间分分合合的“一家两制”的实践调适推动了家庭完整化应对城乡流动的能力。对于返乡青年而言，个体经历了家乡、大城市、县域的多时空流动，回到地方会有“水土不服” 的问题，也有嵌入当地的“地方性知识”优势。个体在乡村内部激活既有的社会关系，并且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可以很快地再构建一套关系网络服务于自身发展，在生产之余，又可以生活在县城，满足自己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满足一定程度的“逃离世俗”想法。无论是家庭支持还是社会基础，都与当前国家大力推动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战略发展相关，随着时代的变化，乡村的战略地位需要继续保持，有研究指出乡村是保底线、兜底性的国家发展的压舱石

①。政策构建和市场发展构建起了青年返乡创业发展的友好空间，拉近了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心理距离和制度距离。

（二）讨论

　　青年返乡既关系着个体的成长发展，又承接着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宏大的时代议题①。当前，我国正在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兼具城乡特质的“城乡两栖者”无疑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源。从实践来看，城乡两栖仍然属于返乡青年的自发实践，仍然是一种城乡不均衡发展格局下的调适应对行为。有学者指出：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为多数缺少城市就业与收入机会的农民提供保底，为难以体面进城的进城农民工提供退路，而不是要通过政府投资来建设强富美的乡村，也不可能靠政府投资来建设出这样的强富美乡村。”②言下之意，即乡村不能建设得和城市一样，这是客观要求。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政府部门需要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建立健全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展城乡教育综合体和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并且适当地推动和引导市场服务体系下沉，以政府+市场来撬动城乡一体化的空间形

成，为返乡青年的流动创设条件，依托返乡青年带动地方性的资源要素综合配置。从效能来看：

　　城乡两栖的返乡青年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村落的终结与再生。人口向外流动加剧，一是村治主体流失，缺乏精英参与村民自治选举竞争；二是治理对象缺失，人口外流，村庄既存的经济与社会关联基础被破坏，村社共同体难以维系再生产；三是治理效果较差，空心化的村庄在公共层面都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村庄整体呈现为维持性治理特征。返乡青年带着技术、经验和资金回归到乡村创业就业，实现了村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再塑，村落的终结成为过去时。他们将现代的生活方式、技术和理念引入乡村，改善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也提升了乡村的整体风貌。有学者指出：“城乡、产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是当前我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主流趋势，这也是未来农村发展的一个大方向。”③城乡两栖的返乡青年无疑是重要的力量。通过返乡青年在县乡两地的高频度流动，城乡之间的人财物进一步实现了双向的流动，伴随着市场体系的延伸和国家资源的落地，推动农田的规模化和科技化种植、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施以及村庄保卫家庭完整基础上的价值伦理重构，兼具现代化和传统性的个体在自我调适的同时赋能乡村，返乡青年以自己的实践推动了乡村的现代化转型。

　　同时，城乡两栖的返乡青年推动城乡融合，促进人的城镇化的战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各项政策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诞生，我国的城乡二元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城市和农村代表着两套迥异的经济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学界对保护型城乡关系和剥削型城乡关系一直存在争论①。随着人的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政府和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乡村振兴是县域范围内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当下，无论如何，青年返乡都不可能长期居住在村庄，他们居住在县城，就业在县乡村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中，以“城乡两栖”的自发秩序突破政策建构秩序对地理空间的规限。推动了县域范围内人的流动和资源的交互环流。这意味着县域范围内个体的发展不再受到身份和户籍的限制，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空间，允许多元的个体在其间自发地个性化发展。同时，县域逐渐在就业和创业发展中推动其内部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实现了家庭完整的生产生活以及可进可退的城镇化，兼顾了家庭完整。贺雪峰指出：“将农民和农村深度卷入城市体系，农民失去农村这

个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农民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落入贫困陷阱，成为无产者，容易极端化，成为革命者，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会面临风险。”②允许返乡青年的城乡两栖，正是尊重青年群体以农村土地、房屋和熟人社会作为退路保障的生产生活实践，为青年的弹性进城赋予一定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返乡青年城乡两栖式的生活为人的城镇化的战略实现提供了一个范本。即为个体城乡两栖式的生产生活破除壁垒，避免城镇化的发展对乡村的挤压，鼓励资源和人才到乡村发展，推动城乡共融，是城市支持乡村的具体实践。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问题及对策

三明市融媒体中心　　张新武

　　新媒体在生产技术、运营思维、产品制作等方面都与传统媒体有显著差异。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和阻碍，如传统媒体从业者没有树立现代思维模式、技术手段应用效果不佳等。针对这些问题，传统媒体在推进融合时需要做好全面考量，及时转变思维模式，充分借鉴并融合新媒体优势，积极应用各种现代媒体技术，重视构建高质量融合平台，让更多的受众接受新闻产品与服务。

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趋势

　　在新兴技术推动之下，传统媒体正呈现出与新媒体相融合的发展趋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只有做到优势融合、资源共享，才能真正实现双赢，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就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多传统媒体已经意识到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重要性，并结合自身业务发展情况，逐步创建了网络媒体，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新闻内容。

　　传统媒体在未来发展中想要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还应该积极做好转型工作，不仅是打造网络平台，还要重视转变思维方式，重视将新媒体核心技术、运营思维、商业模式与自身发展真正融合起来。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彻底摆脱传统媒体运营方式的桎梏，打造精品内容，实现全媒体采集、全品类生成、全终端传播的目标，这样二者的融合才能凸显优势，促进整个媒体行业的稳健发展。

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面临的问题

　　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发展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障碍，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融合质量、平台搭建水平等方面。

融合思维不通畅

　　近年来，新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改变了传媒行业的发展模式。人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越来越快，思维模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媒体从业者应该重视更新发展理念，调整发展模式，这样才能顺应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然而，一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从本质上做出改变，仅仅是应用了一些现代化技术手段，发展媒体行业，但是在运营方法、营销策略、媒体网站等方面还相对落后，这样就难以避免失败的

结局，需要做出调整。

融合质量待提升

　　在技术推动下，各行各业发展趋于饱和状态，且呈现出同质化严重的特征，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想要在这样的市场中寻找一片蓝海，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重视在已经做好的领域中，再继续拓展、深化，持续提升质量。传统媒体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传递社会信息的主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当下很多传统媒体也开始与新媒体之间相互融合，以期不被社会所淘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体技术手段与传统媒体之间差异显著，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过渡时，不仅仅是引用一些现代化的传播技术，更应该重视借助新媒体的思维模式，细细打磨信息产品与服务，提高品质才能形成品牌效应，而传统媒体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

融合平台需完善

　　平台搭建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关键，一个完善的平台，可以助力媒体行业实现特色化发展，因此在未来二者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应用互联网思维模式，打造更加符合新时代媒体行业发展的现代化平台。当下一些传统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对于融合平台的创建综合水平还不是非常完善，传统媒体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完全撤去，缺乏完善的运行管理机制，媒体兼容性较差， 整个平台并没有实现模块化、轻量化以及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生产线。在这样的运行平台之下，传统媒体想要实现转型，就存在一定的困难。

三、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策略

树立互联网思维，促进融合发展

　　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树立新的思维理念，促进融合发展。首先，传统媒体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起互联网思维，在新的发展时期， 既要做企业发展的掌舵者，还应该成为企业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当前以及未来媒体行业发展的主基调。其次，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中，需要不断研究、分析新媒体平台的特征、功能、产品、受众群体。在全面把握这些特征之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才能有的放矢。最后，传统媒体从业者还应该树立不断学习、探索的意识，既要融合当下新鲜事物，还应该重视持续向新媒体行业的纵深方向探索，努力获得受众群体的认可。

整合媒体现有优势资源

　　如今，传统媒体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媒体融合过程中，还应该重视保留精华、去除糟粕，在全面掌握新旧媒体特征、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二者高效融合，为受众提供高品质、高水平的产品。二者在整合现有资源环节，需要重视媒体产品的创新与多样性，需要重视更新技术手段， 丰富内容，提高内容组织与加工水平，确保内容产品可以适应各种媒介，将优质的信息产品、服务推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在整合现有资源的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产品与服务的时效性，争取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受众群体，这样才不会失去传播价值。

借助技术创新，搭建融合平台

　　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应该高度重视构建高水平融合平台，向网络化、精准化、全媒体化、品牌化方向过渡，打造高水准的数字化信息媒体平台，更好地适应市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引导市场。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应该重视技术创新，打破技术壁垒，不断完善产品线，推进模块化发展，适应社会发展变化， 推出新形态信息产品与服务，提升整个平台的质量。与此同时，平台发展还需要重视做好市场反馈工作，根据受众群体的反馈，及时调整产品。这样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才能保证自身创新水平，满足社会大众差异化的需求，媒体平台的发展才会更加高效。媒体从业者要在全面把握受众喜好的前提下，保证平台上的产品更加专业、多样化、高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传统媒体要积极应用更多的新媒体技术，创造出更加符合社会大众需求的产品与服务， 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 如没有树立现代化思维模式、技术手段应用效果不佳等。传统媒体要积极学习新媒体技术，树立现代化发展思维，引进新技术手段，构建高质量融合平台， 为两者融合发展扫清障碍。

春拂天山满芬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动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的探索及启示

光明日报调研组(/2024年3月29日)

　　2022年7月，***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乘车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一四三团考察调研时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兵团发展的政策， 发挥兵团优势，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促进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军垦战歌火遍全国：渠水滚滚流，红旗飘处绿浪翻，面似海来粮如山曾经的憧憬，经以岁月，如今已成现实。

　　这一切，离不开几代兵团人的艰苦创业和甘于奉献。碱滩上、荒漠里，他们化冰掘地，带着理想与豪情，浇灌出无数良田绿洲，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2022年7月，***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乘车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一四三团考察调研时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兵团发展的政策， 发挥兵团优势，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促进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

　　牢记嘱托，兵团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头等大事，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强大动力，扎实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全力塑造兵团农业新优势，谱写出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在兵团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趁春光明媚，光明日报调研组深入兵团团场、连队，探寻兵团推动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的做法及经验。

一、“良种+良法”，更多“兵团粮”盛进百姓饭碗

　　坐落在天山北麓的兵团六师奇台农场，是国家级小麦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常年种植小麦面积16万亩以上。小麦在当地有着4000多年的种植历史，这里也

因此享有“金奇台”的美誉。

　　刚过惊蛰，寒风依旧刺骨。一大早，奇台农场二十二连职工闫军走进地头， 轻轻拨弄薄薄白雪下绿油油的麦苗，欣喜地看到它们已经齐整整地钻出地面： “今年肯定是好收成，说不定又是‘冠军田’！”

　　在2023年夏粮实收测产中，闫军的土地以亩产898.19公斤刷新了新疆冬小麦高产纪录，这也是奇台农场连续三年刷新这一纪录！

　　不仅如此，2023年夏，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对奇台农场冬小麦高产示范田测产验收，最终显示，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818.69公斤、千亩示范方平均亩产787.74公斤、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738公斤，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丰产的“密码”，在于科学的种植管理模式。新疆农垦科学院、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和推广单位合作，深入农场生产一线，建立多个小麦超高产示范基地，瞄准制约小麦增产的“瓶颈”，进行技术攻关、集成示范，重点推广应用增密播种、全程化调、滴灌水肥一体化“三大良方”，支撑冬小麦连年获得丰产丰收。

　　丰产的“密码”，还在于农技人员和种植户的精心管护。增密后的冬小麦， 易出现倒伏、早衰等问题，技术人员紧盯冬小麦返青至拔节、拔节至孕穗、抽穗至扬花、籽粒灌浆等4个关键生育期，采用化控和化调技术，降低冬小麦株高、增强茎秆强度，减少后期倒伏可能性。同时，促进灌浆，提升千粒重，确保了增产丰收。

　　冬小麦6次打破新疆高产纪录，玉米2次刷新全国高产纪录，春播大豆打破全国高产纪录兵团粮食作物单产走在全疆乃至全国前列，农业优势不断彰显。

　　破解了丰产“密码”，兵团加快推广应用“奇台模式”等高产高效模式， 以点带面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截至目前，全兵团已创建粮食千亩方41个、万亩片22个、整建制团场45个，小麦单产700公斤以上、800公斤以上的种植面积分别达22万亩、2.3万亩，让优势种粮区的长板更长、优势更优。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业是兵团的基础。守好种业的“边疆”，兵团始终走在前列，持续推进高标准制种基地建设，提升小麦、玉米供种保障能力。

　　八师一四三团分管农业的副团长谢星光告诉调研组，2023年该团制种玉米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达10.6万亩，首次超过棉花，成为该团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

作为次宜棉区，一四三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种植制种玉米。这几年，

团里引进了40多家制种企业，开展“订单式”种植，种植品种由单一的早熟品种扩展到中、晚熟品种，大力推广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的种植模式，联合疆内外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逐步建立起产学研一体化的玉米种子生产基地。

　　二连职工何剑刚是个种地的“老把式”，他现场给调研组算起账：去年种植200亩制种玉米，净赚30多万元，是效益最好的一年。“原来还担心种植面积增大了，效益会不会就下来了。现在制种企业抢着来合作，效益更好！”去年， 连里又建成两个设备先进的烘干厂，职工底气更足了。

　　目前，兵团全年玉米制种总产3.9亿公斤，供种能力超2亿亩，助力新疆成为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小麦制种面积12万亩，较上年增加46%。一批兵团自主选育的粮食品种在全疆大面积推广，引领全疆粮食连创高产。新冬52号、新冬55号种植面积分别达350万亩、150余万亩，成为南北疆主栽品种。

　　在“良种+良法”的驱动下，兵团的粮食总产不断创下历史新高。2023年， 兵团粮食种植面积688.8万亩，较上年增加176.8万亩，超过全疆增量的三成； 总产405.9万吨，较上年增加90.6万吨，增量占全疆增量的近三成；平均亩产589.3公斤，显著高于全疆、全国水平，助力新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度不断攀升。

二、“科技+装备”，“兵团棉”一路领跑

　　人勤春来早。一场春雪过后，兵团六师芳草湖农场二连的20多名棉花种植户，早早涌到牛连兵家里讨教经验。前两年，牛连兵自掏腰包200多万元，将800 多亩棉田由滴灌改为“润灌”，成为当地有名的“技术流”植棉户。

　　芳草湖农场地处呼图壁河下游，常年植棉面积在60万亩以上，居全兵团团场前列。由于棉花生长需要大量水分，“十年九旱”的现状倒逼着人们不断探索应用最新的节水技术。

　　“目前大家常用的滴头流量是1.38（1小时滴水1.38升）的，我这个是1.1 的。可别小看这0.28　　的减少量，咱们核定的每亩棉田每年用水量350立方米， 我去年每亩用了不到270立方米，每亩节水80立方米呢！”面对大家伙儿的问题， 牛连兵细细分析。

　　投入主要用在泵房、管道的改造上。滴头孔径小了，对水质要求高了，过滤系统必须得跟上。牛连兵又坚持要用固体肥，给改造增加了不小难度。石河子大学教授马富裕赶来，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改造方案，去年试用效果良好。

　　水，是制约兵团农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兵团农业从起步开始，就与节水相伴，从喷灌、涌泉灌、自压微水头软管灌，再到膜下滴灌，每一次技术革新， 都实现用水效率大幅提升。

　　特别是兵团首创的膜下滴灌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目前已经覆盖40多种大田作物，全国每年应用面积超过1亿亩，输出到18个国家和地区，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农作物面积近9成，亩均节水超过120立方米，破解了水资源约束，走出了一条全国领先的农业节水之路。

　　如果说节水是因势而谋，那么农业机械化则是兵团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兵团人在农业生产中一开始就具备了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程度高的优势，在先进农业技术、装备推广中蹄疾步稳。

调研组在芳草湖农场有一些新的发现：

　　一是棉花种植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无论是耕、种、播、收哪个环节，还是喷洒农药、回收地膜哪种作业，都实现了机械化。芳草湖农场党委副书记、场长潘平介绍，原来种100亩棉花，常年要用上两三个人，现在种1000亩棉花，也就用两三个人。植棉变得省时省力，“穿西服种棉”“背着手种棉”都不是啥稀罕事儿。

　　二是农机服务实现了专业化、社会化。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农机合作社，提供各种专业化农机服务。芳草湖农场二十连就成立了两家农机合作社，目前拥有中、大马力农机60多台套，不仅服务本连队1.3万亩土地，农忙时还到周边甚至南疆开展农机服务。一年下来，收入可观。这些不断成长的农机合作社，也带动了农机驾驶、农机维修队伍的壮大。

　　三是高端农机逐步实现“中国造”。原来一到采棉季，连队早早都得预订采棉机。如果下手慢，就只能等。因为采棉机是清一色的“外国货”，一台都五六百万元，属于稀罕物！这几年，国产采棉机赶上来了，从三行机到六行机， 从厢式机到打包一体机，作业速度、采净率跟国外品牌比并不差，售价低一大截。原来是“棉等机”，现在是“机等棉”，收费也下降一截。去年，采棉机采收棉花每亩收费160元，比前些年节约60元。

　　四是不少年轻人返回团场连队“土里刨金”。全程机械化的实现，让种地变得轻松，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牛连兵的儿子牛博，1987年出生，放弃在外面稳定的工作，返回芳草湖农场，目前打理着800多亩棉田。十四连种棉大户刘巨良，唤回北京上班的儿子，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光采棉机就购买了好几台，

一年算下来，收入也不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团场，为兵团农业生产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在“科技+装备”的加持下，兵团在棉花种植、生产方面继续领跑。从2021 年开始，兵团按照“稳粮、优棉、强果、兴畜”的思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兵团棉花种植面积逐年下调，呈现面积减少、产量增加、质量提升的良好态势。近三年，兵团棉花整体质量指标达到“双29”及以上优质棉标准，6项主要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保障国家纺织服装产业链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强龙头+补链条”，现代农牧业步伐坚实

　　气温回暖，白日渐长。晨曦中，兵团八师一四三团九连职工倪泽寒走进自家桃园，查看草帘下桃树防寒越冬的情况。一四三团立足万亩蟠桃种植基地着力打造特色蟠桃产业。团场拿出60万元资金对老旧果园改造提升和新建果园进行补贴，注册了“143·9”作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强化产品包装设计和品牌营销，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成立了“蟠桃专家工作站”， 种植户在地头就能接受专家的指导。

　　在专家手把手指导下，蟠桃的品质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油蟠，既有蟠桃的风味，又有油桃的甜度，口感好、品相好、耐储运，供不应求。”倪泽寒说， 去年九连蟠桃喜获丰收，多数都通过电商直销到内地。“光顺丰一家快递，就发走了20多万单，好几家快递公司派人驻守在果园里呢！”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3年，一四三团共产出1万余吨蟠桃，商品果率达到95% 以上，超过60%通过网上销售，价格比往年翻了一番，总产值2.2亿元，亩均效益突破1万元。那些原本只能在田间地头等买主的蟠桃，在石河子花园机场乘坐航空货运专机，一天便可抵达国内大中城市，成为兵团优质果品的一张亮眼名片。

　　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巩固和提升红枣、葡萄、苹果、核桃等大宗林果产品优势，全力推进规模化优质高效果园建设，持续推进干鲜果品向优势主产区集中。

　　当前，兵团已经形成以南疆师市为主的红枣产业带，以沿天山北坡师市为中心的鲜食与酿酒葡萄产业带，以一师阿拉尔市、四师可克达拉市等为主要区域的苹果、梨和核桃产业带。同时，枸杞、沙棘等小众、高附加值农产品也形成了优势种植区。

林果业也正由过去的特色产业加快向覆盖范围广、惠及职工群众多、发展

潜力大的支柱产业转型升级。近几年，兵团果品产量稳定在500万吨左右，占全疆近4成；商品果率保持在85%以上，一批名优果品在国内市场崭露头角。兵团林果业在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建设中一路高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

　　调研组在走访中还注意到，兵团在推进现代农牧业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各地优势资源，精心做好“土”“特”“产”三篇大文章，推动形成“一团一业”“一连一品”，培育一批亿元产值连队、50亿元产值团场。同时，以国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重点，整合资源培育“链主”企业，不断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带动粮油、棉花、果蔬、畜牧业、酿酒等农业产业全面发展。

　　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快速成长。天润乳业作为兵团奶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立足新疆本地丰富的天然牧草资源，建成18个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日产销量达800多吨，居新疆乳品企业之首，正朝着百亿乳企的目标迈进。

　　一批农产品交易市场勇挑大梁。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承担着新疆85%以上的果蔬供应重任，日均交易量5000吨左右，是新疆名副其实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市场不断更新业态、树立品牌，形成“买全国、卖全疆”的购销模式，带动了全疆蔬菜瓜果产业发展。

　　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聚沙成金”。在二师铁门关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里， 一串串火红的辣椒“串”起了价值30亿元的产业链。目前，该产业园已建成全国最大的辣椒加工基地和销售市场，辣椒种植面积达14万亩，占新疆辣椒种植面积的十分之一；引进辣椒加工企业52家，辣椒年加工能力达20万吨，开发的辣椒色素、辣椒丝、辣椒酱等产品畅销全国。“不与民争利，从无中生有”， 瀚海戈壁已良田成片。截至目前，兵团获批创建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棉花）、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农业“链主” 企业加速培育，农业现代化规模不断扩大，兵团级、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135家，各类农工合作社总数达6470家，带动职工群众20.6万人增收， 现代农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经验启示

　　调研组认为，对兵团来说，农业是基础，土地是根本。经过70年的发展， 兵团农业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基础较好、优势突出、潜力巨大，具备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条件。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如山厚望激励着兵团人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两年来，兵团全面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在巩固提升中塑造着农业新优势，也为兵团发展经济、集聚人口、兵地融合作出更大贡献。总体来看，在推进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方面有着以下几方面的经验和启示：

　　一是聚力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上发挥更大作用。兵团抢抓国家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行动重大机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积极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通过打造一批千亩示范方、万亩示范片、高产示范基地，带动单产水平整体提升。同时， 通过持续优化棉花布局稳量增效，推进果蔬提质扩销，抓好特色农产品创新培育，推动畜牧业重点突破等举措，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二是聚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释放农业发展潜能。兵团高标准推进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释放更多潜能。紧扣“田、土、水、路、林、电、技、管”8个方面标准，全力建设“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确保建一块成一块。同时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灌区标准化管理和节水型灌区创建，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破解农业发展的“水约束”。

　　三是聚力强化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兵团牢牢把握“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在改革”，以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为着力点，加快农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从优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研发应用和推广服务、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四方面突破，确保兵团在农业科技和装备方面的领先地位。

　　四是聚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兵团依托各地优势资源，精心做好“土”“特”“产”三篇大文章，向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加快培育农业强企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拓宽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打造皖北一流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关于做大做强我市二手车市场的调研报告

淮北市委政研室

（2024年3月20日）

　　2023年以来，我市聚焦“首位”产业，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明确把发展零部件和后市场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攻方向。发展二手车市场， 对于我市而言，既有基础，更有优势，是我市抢占新能源汽车产业后市场的重要赛道。近期，市委政研室组织人员，通过深入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就做大做强我市二手车市场，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如下报告。

一、发展现状

　　我市二手车市场建设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过20多年培育发展，目前在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系统”备案审核通过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共有18家， 其中淮北智城、淮北华松、淮北国购3家具有一定规模。与皖北其他五市相比， 目前阜阳、宿州、亳州、蚌埠、淮南等地二手车市场规模小且分布散，展售车位多在100台以下，尚未形成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大市场。我市二手车市场发展较早，在皖北及周边地区具有一定知名度，吸引和集聚了一大批来自省内外、较为稳定的二手车商客户群。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全面取消二手车地区限迁、销售收购二手车增值税减收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市政府专门成立二手车交易市场发展协调联络小组，相山区在全省率先出台了《支持二手车发展的若干措施》，为汽车后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营者做大做强意愿十分强烈。如淮北智城二手车市场，近年来投资8000万元，建成20000平方米的展售大厅，并与杭州悦玛科技公司联合开发市场管理系统，打造皖北智慧化交易大市场，力争在3年内实现交易额超15亿元。总体而言，我市二手车市场在皖北地区具有先发优势。

二、存在问题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就我市看，全市规模最大的淮北智城二手车市场，仅占地45亩，入驻商户62户，拥有展售车位1500个，2022年交易车辆近20000辆， 交易额约5亿元。淮北华松二手车市场占地30亩，入驻商户26户，2022年交易额约1亿元。淮北国购二手车市场，占地30亩，2022年交易额仅5000万元。同周边比，如枣庄市市中区中安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全国十大二手车市场），占地500 亩，拥有1500余户商户、6100余个展售车位，2022年交易二手车10万余辆，交

易额超过60亿元。再如优信二手车合肥大卖场（我省新建规模最大的二手车市场），占地150亩，满仓车辆2800台，全部建成后面积将达到45万平方米，容纳10000台车展售。

　　二是发展水平不高。从经营方式看，我市二手车市场主营业务是提供场地和交易中介服务，尚未实现从车辆销售到市场推广、售后服务等一体化经营。从销售情况看，以本地客户、线下交易为主，本市客户占市场交易总量的80%以上，线上交易仅占交易总额的20%。产品主要是中低端家用燃油轿车，二手新能源车交易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组织程度看，二手车行业组织缺失，市场间联系合作较少，商户间内部竞争激烈，难以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二手车市场和本地汽车维修保养、零配件等相关产业发展联系不紧，尚未形成全产业发展链条。

　　三是交易亟需规范。我市二手车交易较为混乱，虚假自然人交易、市场开具交易发票不严格查验相关资料、不诚信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同程度存在， 由此引发的产权、价格、质量等纠纷时有发生。统计数据失实、虚报交易价格现象较为突出。

三、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统筹谋划。从国外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发展规律来看，当汽车保有量达到一定规模，二手车交易量将会大幅提升。建议抢占发展先机，加快制定出台我市二手车市场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相山区、烈山区市场发展定位， 围绕加快建设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积极布局建设二手新能源车检验检测、维修保养、售后服务等平台，吸引更多二手新能源车加速向我市集聚，全力建设皖北一流、全国知名的二手新能源汽车交易大市场。

　　二是打造品牌市场。围绕提升市场透明度，建立完善二手车技术检测和价格评估体系，全面推广二手车销售第三方检验制度，让二手车销售价格更加透明、质量更有保障。围绕提高市场便利性，持续提升二手车交易一站式服务水平，扩大售后服务网点和业务，打造从交易到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围绕扩大市场影响力，实施会展＋产业模式，定期举办二手车节会、展会、拍卖大会，打造二手车展销、贸易合作、信息交流平台，不断扩大淮北二手车市场知名度。

　　三是实施公司化运营。我市二手车商户多为个体户，规模较小，不仅管理难度大，也不利于推动纳统入规。目前淮北智诚二手车市场专门成立了销售公司，以实现市场对入驻商户车辆统一整备、统一结算、统一推广。但商户对民

营公司不信任，担心交易资金无法及时全额到账，加入积极性不高，即使加入也只是将低价车交由市场代售。建议积极推动相山区尽快成立由政府出资主导的二手车销售公司，打消商户顾虑，让更多商户纳入公司化管理，加快建立现代经营模式。

　　四是推动合作发展。尽快组建我市二手车行业协会，选好带头人，建立健全制度，充分发挥协会在宣传政策、交流信息、对接政府、组织引导、开拓市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市场各方深度合作，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积极招引国内知名二手车连锁品牌布局淮北。坚持以市场带产业、以产业兴市场，打通二手车市场与上下游产业的联系，加快发展汽车零配件、汽车维修保养、汽车美容、报废车拆解回收等相关产业，打造二手车全产业链条。

　　五是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商务、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参加的协同管理联动机制，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协调解决监管中出现的问题。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整顿活动，重点查处市场开票不严格查验相关手续行为，依法严厉打击二手车“皮包公司”违规开票行为。建立信用披露制度，及时将二手车销售企业诚信经营状况向社会公布，信用差的敦促整改， 严重的取消营业执照，让诚信经营成为行业自觉。

大连市职业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鲍计国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辽宁省职业教育改革部署，2020年11月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大连市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推出20余项举措，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推动大连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1年大连市依据上级政府精神， 连续出台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特别是《大连职业教育现代化2035》， 提出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适应大连市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整合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构建具有地方特色、国际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课题组于2022 年4—8月开展了全市职业教育专题调研，了解大连市职业教育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分析制约大连市职业教育及产教融合的主要因素，提出促进大连市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大连市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样本数据

（一）研究对象

　　在对大连市职业教育进行初步调研的基础上选取调研对象。在选取职业院校调研对象时，考虑到两点：一是调研的高职和中职比例要和大连高职、中职的实际在校生数量比例基本一致；二是调研的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调研数量要与大连实际数量相一致。考虑到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育层次的相似性，所以选取了少量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作为调研对象，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在调研企业的选择上：一是考虑和上述学校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 二是随机抽取的企业，以保证样本的全面性与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针对不同的调研对象，分别设计了《大连市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调查问卷（学生卷）》《大连市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调查问卷（教师卷）》

《大连市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调查问卷（企业卷）》三套调查问卷，由大连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科研处下发调研函，组织调研对象通过手机在问卷星上答题。

　　文献资料法。从大连市政府网站、大连市教育局网站、大连市各职业院校、企事业单位网站和中国知网等学术性网站收集到大量政府文件、报告、

统计数据、学术文献，为研究提供基础支撑。为了对比和参照学习，课题组还参阅深圳市教育局门户网站、上海职教在线、青岛市人民政府网站和其他职业院校的网站等。

　　访谈法。围绕大连市职业教育政策文件、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等重要内容，与相关专家、企业负责人、普通员工、职业院校领导、教师进行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三）样本数据

　　合计共收到有效问卷1216份，其中学生问卷640份，教师问卷280份，企业问卷296份。

　　学生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640份，男生占比为70.0%，女生占比为30.0%。在受教育层次方面，中职生占比为30.0%，高职生占比为59.1%，应用型本科为10.9%。

　　教师问卷。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教学的重要部分，专职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对其最为熟悉。本次调研教师280人，其中专职教师占比为67.1%。授课类型方面，实践实训课教师的比例为14.3%。

　　企业问卷。不同性质企业的产教融合需求和开展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在选择样本时兼顾了各种性质的企业，本次调研选择了296名企业人员为调研对象。从企业性质方面来看，个体户、私营企业占比最高，为44.9%；从调研对象职位来看，企业负责人为19.9%，行政或其他为39.5%。

　　由于本次调研主要是研究大连职业教育问题，而非大连产业企业发展问题， 所以在实际论证中主要采用了来自职业院校教师的数据，企业问卷、学生问卷主要起到辅助论证的作用。

二、大连市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大连市共有高职院校7所，本科院校兼有高职的院校5所，高职在校生人数大约7万人；中职院校42所，在校生人数为3.5万余人。2019年6月至2021年9月， 连续出台《大连市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大连职业教育现代化2035》

《大连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实施方案》等10份政策文件，改革力度空前加大。在政策策动与各职业院校办学实践下，大连市职业教育基本形成了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与本市产业体系相匹配的专业格局，为大连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与此同时，大连职业教育在政策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了大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政策方面

　　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大连职业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文件中的条款线条较粗，普遍缺少对执行部门职能和职责的精细分配，缺少明确的责任清单和落实细则。[1]在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政策文件中，各政策执行部门功能和地位不同，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法规约束和规范各部门的行为，主要靠“人治”协调推进工作，政策的落实往往并不畅通。权责不对等、部门定位不当、步调难以同步以及部门之间配合不到位，势必对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

　　政策制度缺乏明确的企业激励条款。一项政策必须兼顾全部政策对象的利益，并在政策中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明确的规定。大连市关于职业教育与校企合作的条款中，较多强调企业应该为职业教育做什么，而对企业的利益考量较少。如《大连市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十一条“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职业院校，共建二级学院；鼓励规模以上企业在职业院校设置职工培训”，[2]这样的条款明确了企业的义务，缺少企业的权利， 因而缺乏对于企业的有力引导。

　　政策缺少完善的监督考评机制。《大连市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到“将职业教育作为对政府及各级部门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容”。[3]考察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质量指标不够明确，容易夹带个人主观判断色彩， 难以实行定量评价。在监督方面，由于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机构不完善，尚未形成内部监督机制，监督者不能通过人、事、财等手段对被监督者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不同机构职能上的重合，导致政府内部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二）产教融合平台方面

　　校企之间缺少信息共享平台。相比于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地区，大连市缺乏校企合作的网站或者实体平台。校企之间的无障碍交流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工作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属于完全不同的行业，职业院校对企业的了解难以深入，企业对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也不熟悉。在本次调研中尚未发现大连市搭建的校企合作信息平台。大连市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企业来源中，企业主动联系学校展开合作的比例只占到14．0%，学校主动联系的占比为71.8%（详见表4）。校企双方寻求合作， 基本上是依靠职业院校或企业员工的人脉关系，点对点进行，双方的可选项较少，合作对象寻求难度大，专业产业契合度不高。

　　职教基地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连职教基地位于普湾新区，设有八个具有鲜明特色、相对独立的工业园区。职教基地建设的目的是让多所职业院校实现资源共享，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实现职业教育与城市互动，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职教基地建成后， 园区硬件实力获得大幅度提升，但运行管理机制不成熟，造成基地实际运转并不理想，一些基础设施成了摆设，没有得以充分利用，基地成员之间没有形成教育资源共享的局面。而且鲜有企业入驻，基地在服务社会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校企合作形式多样，深度广度不足。大连市职业院校教师问卷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当前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形式多样，其中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占比最大，为72.1%；在向学校定期派遣企业一线专家开展讲座、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等方面，企业的参与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合作有名无实，没有实质性合作”的占比高达40%（详见表5）。可见，大连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发展到产教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人才培养方面

　　双师型教师数量、质量有待提升。调研结果表明，民办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较高，而大部分公办职业院校的教师中真正有企业经历的双师型教师占比不足10%，且很少有教师定期到企业学习实践，多数教师的实践能力、实训教学能力实际上达不到“双师”的要求。学校内部的双师型教师远远达不到30%，所以只能依赖于兼职或外聘。但由于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原因，职业院校实际上无法聘请到有生产实践经验的高技能型人才长期在学校做兼职教师。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教材编写的参与度较低。调查结果显示：大连市职业院校中，人才培养方案由学校自己制定的占比为80.7%，且这些学校的校企合作深度远远达不到国务院《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中“教材编写团队应具有合理的人员结构”的要求；[4]人才培养方案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制定的占比仅为15. 0%，且企业参与缺乏深度。调研结果显示，大连市职业院校的专业课教材超过6成来自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相关教材，其次是职业院校教师编订的校本教材，占比为26.1%，而职业院校与企业合编的教材仅占7.1%（详见表6）。职业院校教师因受制于个人的教育经历、教育背景，倾向于编写重理论轻实践的教材，导致编写的教材无法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

三、对策与建议

（一）提升职业教育政策的可行性

　　进一步细化落实职教政策制度。政策只有获得有效的落实执行才能达成目标，因此细化职业教育政策，制定配套政策以及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尤为重要。[5]大连市在立法层面，要将各执行主体如企业与学校、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学校在产教融合中的法律责任明晰化，强化政策的刚性约束， 保障各主体权利和利益，防范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各政策执行主体在对接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产教融合制度的落实必须将粗线条的政策条款分解为实施细则，明确责任主体，确保政策的可落实性，同时加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跟踪、督导。

　　提高对企业的优惠力度，制定明确奖励标准。首先，应加大对企业的优惠力度。目前大连市职业教育政策制度中，像“企业因接收学生实习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支出，以及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依法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6]这样比较容易操作的企业优惠条款较少。建议增加更多优惠的、易操作的条款，如给予企业在新产品研发资金扶持、企业员工积分入户、用水用电、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工资、基地支出等优惠。其次， 应从大连市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水平和层次出发，为合作企业制定政策补贴标准。如从企业为职业院校提供的实习岗位数量、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精品项目以及合作年限等入手，设置标准、参数，并以此为依据对合作企业进行资格认定，企业达到什么标准，便可以享受相应的政策补贴。再次，在政策实施方案中，对企业申报补贴的受理部门、具体流程进行明晰，相关部门也要严格监管，避免发生企业以虚假信息或夸大信息骗取政策优惠的现象。

　　建立健全监督和考核机制。第一，建立政策执行绩效考核制度。大连市应根据产教融合政策的特点，把总体目标分解成若干阶段性目标，对每个阶段设立相应的任务和考核指标，[7]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进度实时跟进，并予以反馈和评价。第二，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加强行政监督主体的道德自律与主体意识，树立大连市立法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威。从政府部门、合作企业、职业院校内选派成员组成职业教育督导委员会，将企业、职业院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落实校企合作的情况汇编成报告，并反馈给相关部门， 督促各部门更好地完成职业教育的各项任务。

（二）多渠道促进产教融合

　　搭建校企合作信息服务平台。本次调研的企业中有50%的企业没有开展过校企合作，即使参与了校企合作，也不够深入。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是开展校企合作的前提条件。本次调研尚未发现大连市建立了这样的信息平台， 甚至有些职业院校没有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企业网站也缺乏类似栏目。总之， 大连缺乏校企合作的信息平台。大连市应探索建立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吸引和鼓励职业院校、企业参与运行。企业提供人才需求与预测、行业动态等信息，职业院校发布毕业生信息、科研成果等信息，推进院校与企业供需精准对接。建议在核心区和重点区建立区域性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培育产教融合服务组织（企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规范化中介服务。

　　在大连市职教基地内建立共享机制。大连市职教基地内的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政府应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政策调控，提升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度，加强各成员单位在技术共享与服务、技能认定、科研项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拉长合作链条。根据资源的使用属性，部分职教资源在职教基地内能够进行共享。职教基地应改革现行的用人制度与人事制度，促进教师的合理流动，鼓励职业学校教师互聘，充分挖掘教师潜力，促进教师能力提升，实现基地教师队伍的整体优化。

　　鼓励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投资兴建产业学院。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投资兴建产业学院，对参与产业学院建设和产教融合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产业学院建设用地按科教用地管理，凡是在《划拨用地目录》内的，即通过划拨方式供地，鼓励企业以出让、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对产业学院招聘的教授（或博士）及以上人才，给予一定的编制支持； 落实科技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产业学院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和课题研究，优先推荐申报市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科技计划项目和科学技术奖励。经认定的产业学院按实际投资额给予适当比例的建设奖补。

（三）扩大人才培养的开放性

　　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完善职业院校教师招聘办法，专业教师的招聘要从传统本科教师招聘重视学缘的模式中走出来，重视职业经历与实践能力。创新职业院校教师编制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教师编制动态管理机制，在职业院校长期设立企业导师岗位，面向企业聘用能工巧匠、高层次专业人员到职业院校任教；建立健全职业院校实训教师培训机制，全面落实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和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推动企业高技能人

才、工程技术人员和职业院校教师互相流动。[9]民办职业院校由于不受事业编制的限制，可大量聘请企业人员到校全职或兼职任教；公办职业院校可依法依规自主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并确定兼职报酬。

　　加大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教材编写开放性。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要突破“学院派”桎梏，要“职业化”，大胆吸收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保证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与行业企业无缝衔接。职业院校应给二级学院充分的自主权，鼓励各专业在课程模块框架内进行课程改革；鼓励二级学院的校企合作单位参与人才培养。除上级主管部门规定使用的教材外，鼓励职业院校专业课，特别是专业实践课选用本校编写的教材。广泛吸引多元主体参与教材开发设计，充分吸纳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专家、能工巧匠、行业企业技术人员、智库成员、一线教师等参与教材的编写与新型教材的开发。

电子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支雪梅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现代档案管理工作已经超越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范畴，进入了数字化、全球化和高度复杂化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档案管理不再只是简单地记录和保存信息，更要积极应对信息的产生、传播和存储所面临的挑战。

　　当前，随着单套制和单轨制的不断推广应用，档案管理工作正快速从纸质档案管理向电子档案管理转变，这意味着从传统的工作模式向更高效、科技驱动的方式迈进。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一些挑战，如电子档案存储制度不完善和电子档案存储格式不统一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创新电子档案管理方法。通过采用新技术和管理策略，可以显著提高电子档案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一、电子档案工作面临的问题

　　电子档案原件的真实性问题。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电子档案已经成为企业和政府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电子档案工作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电子档案原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电子档案原件是指原始文件或数据记录的数字化版本，是电子档案系统中的核心内容。由于其存储方式的不同，电子档案原件存在多种形式，如PDF文档、Word文档，等等。这些电子档案原件虽然看起来很真实，但是是否真正地反映了原始文件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对于电子档案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目前，许多电子档案系统都采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处理电子档案原件。例如，通过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将纸质文档转化为电子文档， 使用自动分类算法来自动归档整理电子档案。但这些方法并不能保证电子档案原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为即使使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处理，如果原始文件本身有误，那么电子档案原件也会因此而产生错误。此外，由于电子档案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电子档案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使得电子档案原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变得更加难以保障。

　　电子档案内容的保密性问题。在网络时代，我们可以使用各种终端设备来方便地访问和共享存储在网络中某一设备上的电子档案，同时也可以轻松将一个终端上的电子档案同时传输给多个网络终端。尽管这种便利性为信息传递

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它也带来了严重挑战。一方面，任何有互联网接入的终端设备都可以轻松索取存储在网络某一设备上的电子档案，这使得机密信息的保密性面临巨大风险。对于那些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绝对机密性的文件或需要限制对特定内容的访问的情况，这种便利性可能会导致信息泄露和数据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一个终端上的电子档案可以轻松传送到多个网络终端，这可能导致信息的扩散和失控。当不恰当地分享或传播敏感信息时，可能会对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此外，网络终端设备的数量和多样性也增加了管理和监控的困难，从而提高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电子档案保存的长久性问题。首先，电子档案保存需要不断地更新维护以保证其长期可用性。由于技术最新讲话系列，电子档案系统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会不断升级换代，这就意味着电子档案保存方案必须及时跟进并进行相应调整。此外，电子档案数据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化，如文件格式变更、存储介质损坏等，这些都会导致电子档案保存的可靠性下降甚至失效。因此，对于电子档案保护来说，保持其长久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定期检查和维护，以及制定合理的备份策略和应急预案。其次，电子档案保存还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随着网络攻击和恶意软件的增多，电子档案系统的安全性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最后，电子档案保存还需要考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影响[1]。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机构转向数字化的运营方式，大量的传统纸质档案被转化为电子档案的形式储存起来。但是档案工作人员流动性大，一名工作人员刚刚熟悉档案相关工作马上被调转到其他部门，新来的工作人员要从零开始学起，而工作衔接期间最容易出现问题。

　　档案管理软件的统一性问题。计算机软件研发与硬件发展不平衡，这一现象导致各种存储需求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档案系统的管理和互操作性方面。由于不同地区和单位使用不同的软件，这不仅影响信息共享和利用的效率，还对全国范围内的联网产生了负面影响。软件研发滞后意味着档案管理系统可能无法充分利用现代硬件的潜力。新的硬件设备可以提供更大的存储容量和更高的性能，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软件支持，这些潜力将无法实现。这意味着在不同地区和单位之间，可能出现硬件设备的过度配置或不足配置，导致资源的浪费或性能的不足。另外，各地区和单位使用不同的软件系统会导致数据孤岛的出现。这意味着无法充分共享和交换信息，因为不同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有限。这不仅增加了信息传递的复杂性，还可能导致数据不一致性和错误，降低数据

的可信度。最重要的是，缺乏统一的软件标准会影响全国范围内的联网和数据共享。在数字时代，信息的无缝联通和共享对于国家发展和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至关重要。如果不同地区和单位之间无法采用统一的软件标准，就会出现信息壁垒，阻碍信息的流通和利用。

二、提高档案管理效率的对策

　　尽快培养精通计算机技术的档案专业人才。为满足当今数字化时代的需求，档案部门面临最紧迫的任务即培养并引入复合型专业人才，他们既懂得档案管理业务，又精通计算机专业知识。这些人才在数字档案管理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培养和选拔人才已成为档案部门的当务之急。一个重要的方法是通过加强全员的计算机知识培训，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数字技能。这包括教授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熟悉办公软件和数据库管理工具，以及理解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这种基础培训可以使员工提高数字素养，更好地适应电子档案管理要求。然而，为满足更高的需求，需要采取更为深入的培训和选拔措施。通过招聘、考试和派遣等多种途径，档案部门可以挑选和培养那些具备多种专业背景的高级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精通计算机技术，还要深入了解档案业务的核心概念。他们应该熟悉档案管理的法规和准则，以确保电子档案的合规性和安全性。他们应该具备设计程序和开发软件的能力，以满足档案管理的特定需求。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理解业务流程，识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将其转化为实际可用的软件工具。这种综合性的能力使他们成为档案管理的关键推动者，能够将技术与业务需求紧密结合，为档案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

　　建立健全维护电子档案真实性和安全性的法规。首先，应该明确电子档案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对于不同类型的电子档案，需要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3]。例如，对于机密性的档案，应当采用加密的方式进行存储和传输；而对于一般的电子档案，则可以使用备份和恢复机制来保证其可靠性。此外，还需要完善电子档案的保存期限以及更新频率等方面的规定，以便于后续的查询和检索操作。其次，要加强监管力度，并加大处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保障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和安全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违法行为。同时，也应加大对违法者的打击力度，严惩不贷，以此来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氛围。最后，还要注重人才培养和技能提升。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为电子档案的保护提

供有力支持。可以开设相关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其中，共同推动电子档案保护工作的开展。

　　制定科学、合理、严密的电子档案工作标准和规范。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档案已经成为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缺乏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电子档案工作往往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安全隐患大、操作难度高等。因此，为更好地保障电子档案工作的质量和效益，有必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和规范。首先，应该明确电子档案工作的目标和范围，并确定相应的工作流程和职责分工。其次，需要建立健全数据保护机制，确保电子档案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此外，还需要加强员工的专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其处理电子档案的能力和水平。最后，要定期进行评估和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电子档案工作的正常运行。

　　研制开发数据格式标准统一、可以互相兼容的档案管理软件。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电子档案格式，如PDF、DOCX、TXT等。虽然都可以用于存储和传输文本资料，但是它们的内部结构不同，使得在跨平台操作时存在一定问题。如果所有的电子档案都采用统一的标准化格式进行储存和传输，那么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档案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先，要建立一个专业的委员会或小组， 负责制定数据格式标准。该团队应该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包括计算机、信息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其次，需要制定标准化的数据格式规范，并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最后，还需要将新的数据格式标准推广至整个社会， 以确保其广泛应用。

　　加强宣传和推广。首先，加强宣传和推广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如报刊、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向广大群众传递档案管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让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管理工作。其次，加强宣传和推广还可以为档案管理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不断完善档案管理工作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为档案管理人员提供更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其提供更好的职业保障和晋升机会。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也有利于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宣传和推广也可以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4]。广泛地收集和分析档案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和问题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档案管理工作的流程和机制，探索新的工作方式和技术手段，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

求和挑战。

三、结语

　　现代电子档案管理工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改进的过程。只有不断适应新的技术和需求，才能确保电子档案管理的可持续性和高效性，为社会提供可靠的档案支持和服务。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但又充满机遇的领域，我们需要不断努力，以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与进步。

“东北振兴”20年：进展、问题及对策*

王菡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是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东北地区发展，于2003年、2016年相继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 持续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21年出台《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要求从维护“五大安全”战略高度，立足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2023年9月，***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东北振兴也是区域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重点议题，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东北振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首先，东北振兴政策的效果评价方面， 学者们普遍认为东北振兴政策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魏后凯，2008；陈耀，2017）；也有研究认为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振兴政策有效推动了一大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重大项目顺利实施，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逐步推广，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顺利推进（金凤君等，2010）；传统第二产业优势显著提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产业规模和结构变化明显（王士君等，2022）。其次，东北地区发展面临问题与原因方面，部分研究认为轻重工业结构失衡、“产业错位”是导致东北地区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林毅夫等，2017）；对资源型产业、重工业的结构性路径依赖和对国有经济、单位制的体制性路径依赖，阻碍了东北地区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市场化转型（李培林，2022）。最后，关于东北振兴的发展思路，有研究认为要注重化解过剩产能、依靠体制再造建立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加快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步伐（魏后凯，2017）；亦有研究提出应注重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安全保障服务领域的集中以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等举措（迟福林等，2023）。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数研究侧重于政策效果、产业转型或发展思路等细分领域，尚缺乏对东北振兴20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系统

研究，也缺乏结合新时代国家赋予东北地区的新使命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挑战，提出全面系统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总结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年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东北地区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基于新时代新征程国家赋予东北地区的重要使命和战略要求，研究提出深入推进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振兴的思路与建议。

一、东北振兴20年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东北地区是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为建立新中国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和新中国的“工业奠基地”。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历史积淀较深、市场化程度相对偏低、“资源依赖型”传统工业转型缓慢等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为及时扭转这种局面，我国于2003年开始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并通过20年的持续推进，使东北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首先，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1.17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4.05万亿元、2022年的5.79万亿元， 其中辽宁、黑龙江、吉林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由2003年的0.59万亿元、0.36万亿元、0.2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2.90万亿元、1.59万亿元、1.31万亿元（见图1），经济规模均突破万亿元。其次，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东北三省的人均GDP 由2003年的1.09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3.78万元、2022年的6.01万元，其中辽宁、黑龙江、吉林的人均GDP分别由2003年的1.40万元、0.95万元、0.79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6.90万元、5.13万元、5.57万元，人均经济产出持续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打造出国产首艘航母“、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等一批大国重器，辽宁最新一代节能环保型集装箱船已进行航前调试、“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建设正加紧推进、黑龙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全力推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全面加速。2023年上半年，辽宁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较去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吉林、黑龙江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22.6%、9.5%①，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黑龙江、吉林、辽宁生产总值分别实现同比增长4.7%、7.7％、5.6%，高于或接近全国水平（5.5%）②，经济运行企稳回升，整体预期持续向好。

国家粮食“压舱石”地位更加牢固

　　首先，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更加突出。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自2013年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占全国的1/5以上，商品粮总量约占全国的1/4，粮食调出量约占全国的1/3，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连续12年稳居全国第一。

2003—2022年，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年均增速为4.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6个百分点，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已成为我国粮食商品量、调出量最大区域。其次，粮食地均和人均产量快速增长。东北三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2003年的4216千克/公顷增长至2022年的5963千克/公顷，仅次于东部地区，高于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见图2）；人均粮食产量从2003 年的584千克/人增长至2022年的1486千克/人，分别是全国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3.06倍、5.21倍、2.67倍和3.18倍（见图3）。最后，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2021年黑龙江、吉林、辽宁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为98%、92%和83%，明显高于全国72.03%的平均水平③，与200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36个、67个、40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取得重要进展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近年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首先，国资国企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2022年，东北地区中央企业及子企业实现利润3136.9亿元，同比增长7.2%，三省一区省级监管企业实现利润135亿元，同比增长17.3%。其次，民营经济撑起东北振兴“半壁江山”。截至2022年，东北三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已超过50%，民营经济体量持续提升。其中，黑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7年达到53.3%， 吉林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自2011年开始超过50%，辽宁则在2010年就已超过了60%④。最后，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2003—2022年，东北三省贸易进出口总额由3146.85亿元增加到12117.44亿元⑤，实现翻两番；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保持良好态势，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影响力日益增长；辽宁、黑龙江两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春、大连、哈尔滨三个国家级新区以及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持续发力，与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

　　首先，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从2005年开始，东北三省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央财政也持续加大对东北地区棚户区改造的支持力度，

使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的6991 元增加至2022年的39291元，年均提高9.5%；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的4888元增加至2022年的32897元⑥，年均提高10.6%。其次，城乡差距日趋缩小。东北振兴实施20年来，东北三省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持续下降，由2003年的2.60下降为2022年的2.07，明显低于东部地区（2.31）、中部地区（2.23）、西部地区（2.54）和全国平均水平（2.45）， 成为四大区域中城乡关系最为协调的地区（见图4）。最后，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面开展。截至2022年，东北三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4463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877 万人⑦，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持续加强森林、湿地、草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首先，空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2022年，黑吉辽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分别达到95.9%、93.4%、90.0%，优于全国平均水平（86.5%）⑧，其中黑龙江、吉林已连续七年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国控监测断面Ⅰ—Ⅲ水质占比分别由2003年的29.70%、7.70%增加到2022年的84.50%、70.50%；劣Ⅴ类分别由2003年的40.50%、17.90%下降到2022 年的0、2.00%，其中辽河流域水质改善尤为明显，2022年水质总体上优于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松花江流域（见图5）。近岸海域海水优良水质海域面积比例从2003年的70%以上增加至2023年的80%以上，明显优于天津、上海、浙江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最后，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为全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之一，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完善。

二、东北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赋予东北地区承担更加重要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东北地区仍面临经济结构不优、发展质量不高、体制机制不灵活、高水平开放不足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次困难和挑战，东北地区全面振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经济恢复尚不稳固，经济结构仍有待优化

一是从发展速度看，自2003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东北地区的GDP增速长

期在四大区域中处于末位（见图6）。二是从经济结构看，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滞后（李培林，2022）。2022年，东北三省的三次产业比为13.6∶36.3∶ 50.1，与全国相比（7.3∶39.9∶52.8），第一产业占比高出6.3个百分点，但农产品总体处于初级加工阶段，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较为突出； 第二产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其中黑龙江第二产业占比比全国低10.7个百分点，冶金、石化等传统产业占比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偏弱；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三是从企业营收看，东北地区企业发展尚不容乐观，以工业基础最好的辽宁为例，2023年1—6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4%，营业收入利润率低于全国1.60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1.3%，增速低于全国24.5个百分点⑨。

发展速度企稳回升，但发展质量仍需提高

　　一是创新动能依然不足。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年来，东北三省R　　D经费投入强度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甚至在部分年份有所减少。2003 年，辽宁R D经费投入强度（1.38%）明显高于江苏（1.21%）、浙江（0.77%）、广东（1.13%），吉林、黑龙江的R　　D经费投入强度与江苏、浙江、广东相比仅有小幅差距（见图7）。然而，2022年东北三省R D经费投入强度仅增长到1.37%、1.43%和2.14%，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4%），更远低于江苏（3.12%）、浙江（3.11%）、广东（3.42%）等发达地区。东北三省万人专利授权数同样增长缓慢，分别从2003年的0.73件、0.63件和1.34件增长到2022年的11.79件、12.58件、18.45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62件）和远低于江苏（65.77件）、浙江（67.51件）、广东（66.15件）等发达地区⑩；创新人才缺乏、创新体制不健全、创新配套不完善、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产学研用介”创新链条存在诸多短板和阻碍。二是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总体不高。利用产业区位熵分析，东北地区具有产业竞争力的行业主要分布在石化、冶金、汽车等传统重工业领域，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普遍缺乏竞争力。即使是工业基础最雄厚的辽宁，制造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也仅为43%，低于全国5.5个百分点。一些新兴重点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的关键链条本地配套率低，同时“芯片”等卡脖子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三是绿色转型发展任务艰巨。从能源结构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0年东北三省火力发电约占86.8%，远高于全国68.03%的平均水平，且短期内

难以找到高品质、低价格的清洁能源进行替代；从能源供需看，东北地区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夏冬两季经常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生产与生活用电资源配置矛盾凸显；从能源效率看，石化、冶金等高耗能工业占比高、体量大、高碳路径锁定强，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发展压力较大。

国企改革仍需攻坚克难，市场活力相对不足

　　一是国企改革仍存在难点问题。近年来，东北地区解决了国企改革中的一大批痛点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王士君等，2022），但在治理和管理方面仍存在改革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魏后凯，2017）。大部分企业已完成股份制改造， 但产权单一、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普遍较高，民资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动力不足； 大部分国企高管任职尚未实现市场化，以东北61家A股上市国企为例，管理层中有从政背景的高达30家，占比48.39%0I1。二是民营经济发展依然滞后。根据历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13—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东北地区企业数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2年仅有五家企业入围民营企业500强（占比1%），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各有一家，远低于东部地区（396家，占比79.2%）、中部地区（58家，占比11.6%）和西部地区（41家，占比8.2%）（见图8）。2021 年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16 个、7.86个、10.49个百分点，黑龙江、辽宁私人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3个和16个百分点0I2。三是营商环境仍需优化。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较重、体制机制固化、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等问题较为突出，虽然近年来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相关研究显示，2022年吉林、辽宁、黑龙江三地的投资品牌影响力分别位列全国30个省域（未含西藏）的第25、第26和第30位，营商环境亟待进一步优化提升。

部分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一是从区域层面看，2010—2020年，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减少1099.8万人， 减少约1/10，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8.22%下降至2020年的6.99%。二是从省域层面看，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吉林人口流失更为严重，2010—2020年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16.9%和12.3%，而辽宁常住人口减少了2.6%（见图9）。三是从城市比较看，2010—2020年沈阳、大连、长春人口分别增加了92.16万人、76.04万人和139.25万人，而东北地区其他所有地市均为人口净流出（见图10）， 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中小城市收缩和农村空心化现象。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区域层面还是省域层面，东北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均较为突出，

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地区老龄化严重、人力资本匮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下降， 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进而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并形成恶性循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地缘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开放能级仍有待提升

　　东北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与俄罗斯、朝鲜、蒙古接壤，与日本、韩国相邻，拥有较多的港口、铁路、公路、航空口岸，具有沿海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 但区位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开放水平和能级仍有待提升。一是外贸进出口规模明显偏低。2003—2022年，东北三省外贸进出口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总体低于4.50%，2022年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2.88%；横向比较来看，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长三角地区低14.00%，比粤港澳大湾区低18.00%，2022年东北三省进出口规模仅相当于长三角地区的8.32%、粤港澳大湾区的15.27%（见图11）。二是经济外向度不高。2003—2022 年，东北三省经济外向度整体呈先缓慢上升后平缓下降趋势，经济外向度水平整体偏低，且与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外向度仍存在明显差距。2022 年，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0.91%，明显低于长三角（58.12%）和粤港澳大湾区（75.8%）的经济外向度水平（见图12）。

三、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向新时代新使命，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把经济脱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体制机制再造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振兴的新局面。

继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重塑东北全面振兴新动能

　　一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等为着力点，开展新一轮国企改革提升行动，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加大力度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东北经济发展。完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实施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培育计划，鼓励和吸引民营企业参与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加大民营企业平等使用资源要素的保障力度，推动民营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质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由“混资本”向“转机制”的转变，并加大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 建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常态化协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尽职免责机制等。二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把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高标准营商环境

作为东北振兴的治本之策，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诚信法治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优化政务服务等，全面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三是大力吸引人才回流。把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放在优先位置，破除人才“引育用留”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研究出台支持东北地区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专门政策，实施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引进机制，夯实全面振兴的人才基础。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用人主体作用，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大对省属高校的政策扶植力度，鼓励和支持省属高校结合自身特色组建人才团队、引进高端人才、留住现有人才。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转型，构筑东北全面振兴新优势

　　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提升装备制造、汽车、石化等传统优势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以及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水平；积极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冰雪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培育发展新质企业、新质产业链， 支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打造国内领先的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加快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严格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合理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高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大力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全面推行工业清洁生产；大力发展以核电、风电、光伏发电、氢能为主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以及新型储能产业， 支持建设“绿电”产业示范区、绿色制造示范基地，打造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链。三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深度融合；全面推进黑龙江、吉林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加快推进沈阳建设、大连争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四是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积极对接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计划，依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优势科研力量，发挥各类创新主体作用，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进一步改革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更高水平解放和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活力中心，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全方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东北全面振兴新支点

　　一是提升东北亚国际合作水平。充分利用东北三省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紧抓新地缘政治格局下中俄贸易全面深化的战略机遇，深度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在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奋力推进东北亚合作走深走实；高质量实施RCEP，持续深化与欧洲、东盟等区域的经贸合作，构筑立足东北亚、联通俄罗斯、拓展东南亚、辐射欧美非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二是打造面向东北亚的高能级开放平台。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提升黑龙江和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能级，推进长春、大连、哈尔滨国家级新区开发开放，加快中德（沈阳）、中韩（长春）、中日

（大连）合作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平台建设，推进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扩大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平台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积极探索经贸合作新模式，推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成为中俄深度合作的支点城市。三是高水平建设东北陆海新通道。以海港、陆港、空港和信息港为关键节点， 全面拓展“空陆海网”开放通道，加快建设重要陆路通道、河海航道、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着力推动面向东北亚的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和扩大开放，积极争取将东北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四是推进对口合作和南北互动。围绕产业对接等领域，继续加大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在开放合作、南北互动中培育发展新动能。

高质量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一是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加强黑土地保护和地力恢复，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重大工程，高标准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二是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着力提升粮食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环节一体化发展水平，打造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的粮食产业体系，培育生产结构更为合理、品质保障更加有力的农业生产体系，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积极培育绿色生态农产品品牌，打造中华“绿色粮仓”“绿色菜园”“绿色厨房”；在确保粮食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基于食物结构日益多元化趋势，全方位开发食物资源和食物品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着力推动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支持机制；深入推进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和供应保障能力；推进农业产业链的智慧化升级，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扩大信息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在设施农业等方面的应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全面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构建东北全面振兴动力源

　　一是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布局。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主轴，做好空间规划顶层设计，明确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基础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加强“哈长沈大”四市对接协作，加快推进沈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增强哈长、辽中南城市群综合承载力，高水平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加快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二是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哈长沈大” 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增强中心城市服务能级，打造引领东北高质量振兴的动力源；持续提升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统筹推进收缩型城市瘦身强体，强化分类引导，在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周边发展培育主导产业实力较强且能够有效承接城市功能转移的县级市，将农业、文旅、生态等具有独特资源禀赋的小城镇列为特色镇培育试点；加强沿边口岸城镇建设，加强沿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边境城镇功能，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三是加强跨区域协同合作。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围绕产业优势互补，加强通道对接、产业对接、平台对接和市场对接；充分发挥东北振兴省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深化东北三省一区多领域深层次合作。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夯实东北全面振兴根基

　　一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切实推进城市更新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快解决城乡基础设施老旧问题，加快推进重点区域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切实推进和解决重点领域民生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信息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重点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和养老服务水平，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二是着力提升生态福祉。建立健全三省一区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和监管体系，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两山”实践东北样板，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动双赢。三是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深化灾害性天气期间安全风险管控和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立足于东北三省地理相连、气候相近、经济融合度较高等现实特征， 强化跨层级、跨队伍、跨区域应急预案修编，联合制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推动东北三省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高度协同，切实提升东北三省安全韧性水平，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加强耕地保护的对策探究 基于成都市的调研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春梅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耕地保护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基础性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耕地保护的研究逐年增多，围绕耕地保护现状[2]、政策制度[3]、农户参与意愿[4]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为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都市作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比较效益的驱动，部分区域将大量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将流转土地用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耕地保护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

　　“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5] 因此，如何加强耕地保护，守好天府粮仓，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成都当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本文从成都市耕地保护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举措出发，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探究成都市耕地保护的现存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有借鉴价值与推广价值的政策建议。

一、成都市耕地保护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举措

　　成都平原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自古便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成都市地处岷江、沱江两大流域，水源充足，土壤类型多样且土质肥厚，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充足，雨热同期，无霜期较长，优越的农业区位因素为农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自然基础。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四川省省会城市的成都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各项经济建设的推进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如何守好“天府粮仓”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

（一）成都当前耕地保护的基本情况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 成都市农用地1594.69万亩、建设用地489.56万亩、未利用地65.98万亩，分别占全市总面积的74.16%、22.77%和3.07%[6]。与“二调”数据相比，“三调” 数据主要存在以下变化：一是耕地面积锐减，全市耕地497.99万亩，标注“恢

复属性”土地为277万亩，流出378.09万亩，流入65.61万亩，净减少312.48万亩，减幅为38.56%。二是建设用地高速增长，全市建设用地增加了102.13万亩，  增幅为26.36%，土地开发强度由18.02%提升至22.77%，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三是生态用地规模增加，全市湿地、林地、草地和湖泊等生态用地达1082.44万亩，增加28.2万亩，有力地支撑了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但生态用地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耕地流向了林地。四是乡村资源盘活有潜力，  全市村庄用地212.42万亩，增加了40.95万亩，增幅为23.88%，占全市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49.17%，充分释放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空间和潜力。五是存量建设用地规模大，人均村庄建设用地达252平方米，十年间，全市获批国有建设用地117.11万亩，批而未供的有53.98万亩，占同期获批国有建设用地的46.09%。

　　从耕地面积来看，成都2020年耕地较“三调”净减少11.28万亩，2021年耕地较2020年净减少2.8万亩，虽然耕地数量减幅缩小，但新增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仍未得到完全遏制，耕地呈净流出状态，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不再减少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成都作为超大城市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各类建设用地需求日益旺盛，“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统筹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压力。由此可见， 成都要深入抓好耕地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未来仍有一段路要走。

（二）成都加强耕地保护的主要举措

　　为确保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做好耕地保护工作，缓解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成都不断完善耕地保护体制机制，标本兼治，在耕地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深挖存量、严管增量，提升土地利用水平

　　成都始终坚持规划引领，不断完善增量安排和存量盘活机制，通过深挖存量、严管增量等方式切实提升了土地利用水平。一是精细供给工业用地，推行租赁、弹性年期出让和差别化供地方式。近5年来，成都市共出让工业用地1072 宗、71414亩，其中20年期短期出让697宗、37340亩，50年期出让311宗、31667 亩。二是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加强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监管与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截至2022年10月，成都市共出让工业用地“标准地”77宗、面积5650亩。三是强化批而未供及闲置土地处置，采取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与存量建设用地消化相挂钩等一系列奖惩措施，推动本市批而未供土地

及闲置土地处置。自2018年实施“增存挂钩”以来，成都市共计处置批而未供土地26.09万亩、闲置土地4.64万亩。

接续开展拆迁安置，落实社会配套保障

　　耕地是农民生活和生计的基础，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推进耕地保护工作。成都切实关注农民的现实需求，以人为本，精准施策，积极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一是配置建设用地资源用于保障拆迁安置工作。在环城生态区全域持续开展拆迁拆违，配置3.34万亩建设用地资源用于保障拆迁安置工作，规划建设51处安置小区，为搬迁农民提供住房保障（含过渡保障）。二是出台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与农民社会保障配套政策。农民参加土地综合整治后，在享有土地流转费、耕地保护金、集体经济分红、个人缴纳城乡居民养老金等既有保障收入基础上，还享受政府补贴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是优化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修改现行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激励资金补贴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确保耕地占补平衡

　　为全面提升耕地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成都始终坚持以县域自行平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的原则，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多渠道落实补充耕地任务。一是统筹实施土地整治，拓宽补充耕地的来源。通过推动环城生态区土地综合整治，力争用三年时间在环城生态区建设耕地10.1万亩，截至2022 年10月，已实施完成农田整治5.12万亩。2004年以来，全市共立项实施土地整治项目641个，新增耕地60．41万亩。二是印发《成都市建设占用耕地易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管理规定》和《成都市建设占用耕地易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规则》，  以成都农交所为平台，积极推动省域内占补平衡指标规范流转。2004年以来， 全市共购买易地占补平衡指标25.24万亩，在保障重大建设项目顺利落地的同时，助推凉山、巴中等地区脱贫攻坚。

强化耕地用途管制，严管耕地“非粮化”“非农化”

　　针对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成都不断完善管制规则，强化监测监管，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一是实行耕地年度“进出平衡”。对耕地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用地和产业设施建设用地的，实行耕地年度“进出平衡”。二是积极有序推进耕地恢复。根据“三调”耕地流出调查分析，按照“苗圃上山、果园上丘、平地还耕”思路，印发《成都市2022年耕地恢复行动方案》。

三是推进耕地保护“非农化”问题整改。开展2009年以来卫片执法和国家历年督察反馈未整改到位问题处置，截至2022年8月，完成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9274.49亩，占完成工作任务总量的47.43%；有序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截至2022年10月，成都市纳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台账的图斑有8472个、占耕12829.5亩，已整改到位2333个。

二、多源流理论模型构建

　　作为公共政策领域内的重要议题，公共政策如何制定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阐释与说明，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形成分析理论。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在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多源流分析框架，以分析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而耕地保护问题的特征适用于多源流理论进行解释。

（一）多源流理论解释

　　多源流理论最早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被提出[7]119， 其认为在某个公共领域内，若干个彼此独立的要素，在偶然的时机下，因特定的原因会彼此产生互动，其结果会促使某个公共领域内的问题被推上公共政策议程并贯穿议程始终。金登将这些独立的要素分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三条源流的耦合是影响政策制定最直接的因素，能打开“政策之窗”， 使公共问题被识别、判断、重视，使公共政策方案被接受、采纳、实行。但“政策之窗”的开启是短暂的，需要系统中的政策倡议者投入时间、精力、智慧， 把握确切时机促进公共政策成型，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政策效能并解决该公共问题。

　　问题源流指的是现实生活中公共问题被政府或者相关人员识别并重视。金登认为问题源流由三个因素所驱动：社会指标、焦点事件以及信息反馈[8]。正是驱动因素产生耦合反应，使得亟待解决问题的紧迫感更加凸显。政策源流是指政府对于公共问题应对方案的采纳与政策倡议者所提政策建议的吸收的过程，其主要由官方智库、政府官员、半官方智库、专家学者以及民间智库、新意见阶层等多元主体提出的各种应对方案和对策建议构成[9]。政治源流指的是对于公共政策议程产生影响的多重要素的集合，主要由国民情绪变化、执政党意识形态以及利益相关者诉求等因素构成[10]。多源流理论框架运行逻辑见图1。

（二）多源流理论在本文中的适配性

　　多源流理论具有高度解释性、灵活性和适用性，它作为一套方法论工具广受学界、政界关注。时至今日，多源流理论因展示出来的优良特性，被广泛运用于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展现出蓬勃生机。但是将多源流理论与国内社会问题相结合，用以解释相关国内政策时，需要理清其适用性并将其本土化。就适用性而言，多源流理论要求政治经济环境更加开放、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更加强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国的现代化水平、民主化程度、法治化水平更上一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更加凸显，给多源流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针对本土性而言，多源流理论由于其优良特性，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经过我国学者的进一步改良、完善，广泛运用于我国教育[11]、国土规划[12]、环境卫生[10]等领域，这些研究表明多源流理论在经过改良、完善后可用以解决我国的公共问题，且理论运用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因此，可以尝试运用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框架，用以研究粮食安全背景下成都加强耕地保护的政策建议。其一是问题源流，包括成都耕地占用压力增大、耕地“非粮化”“非农化”、耕地撂荒或流失等问题。其二是政策源流，包括政府角色冲突掣肘耕地保护、新意见阶层行动不足、专家学者积极性与参与性不够三个方面。其三是政治源流，包括农民耕地保护意愿有待提升和部分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时考虑不充分。本研究根据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结果构建了如图2所示的理论框架。

三、多源流理论下成都市耕地保护现存问题分析

　　根据多源流模型的分析框架，“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 耦合时，“政策之窗”便会短暂开启。本部分以耕地占用压力加大、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现有耕地撂荒与质量下降等焦点问题为“问题源流”，以政府角色冲突掣肘耕地保护、新意见阶层的行动不足、专家学者积极性与参与性不够等政策影响因素为“政策源流”，以农民耕地保护的意愿有待提升、目前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在制定相关政策规划时考虑不充分等政治因素为“政治源流”，全面分析成都在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保护的现实困境。

（一）现实困境

问题源流

　　“通常，问题并不是通过某些政治压力或对人的认识的重视而引起政府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引起政府决策者关注的原因常常在于某些指标完全表明那儿本来就有一个问题存在。”[7]119如果成都在打造天府粮仓的过程中，耕地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则没有必要将耕地保护放置突出位置，由此可见，政府决策者或者专家学者一定是发现了耕地保护对于建设天府粮仓、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同时也察觉到了若不对耕地问题进行管制可能会引起的变化。

　　一是耕地占用压力加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大量人口流入，相关配套产业的快速集聚致使城市用地与居民居住用地向外扩展，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造成耕地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此外，成都从2018年提出公园城市建设至今，已累计建成各级绿道5327公里，新建各类公园86个，新增公园面积达4300 万平方米，生态绿地建设用地的增加客观上带来了耕地数量的减少。

　　二是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粮食作物与非粮作物相比，每亩产量、产值、净利润均不占优势，粮食生产和非粮生产之间出现的利益剪刀差致使部分农民改变耕地用途，诱发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2]。

　　三是现有耕地撂荒与质量下降。许多优质青壮年劳动力在非农行业工资收入更高、农业生产利润较小且存在机械化替代和挤出的情况下选择进城务工， 使得部分耕地出现撂荒现象。同时我国农业经营方式大多为小农经营，耕地中细碎地块偏多，部分农民为提高亩产，过度使用农药、肥料，造成耕地土壤养分结构失调、土壤性状恶化，从而使现有耕地质量下降。

政策源流

　　当上述耕地保护压力增加的问题开始被识别且被政府决策者或者专家学者当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一个由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与有关专家所组成的政策共同体就耕地保护问题展开思维碰撞，会产生许多思维的火花与对策建议。同样，若相关政策制定者与专家对耕地保护问题重视程度不足或者流于形式，则会对耕地保护形成阻碍。

　　一是政府角色冲突掣肘耕地保护。一方面，成都市政府承担着耕地保护与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责任，但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公园城市的重担，而经济发展与建设公园城市往往意味着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

　　二是新意见阶层的行动力不足。所谓新意见阶层，是指关注时事新闻、在网络上发表看法、出于政治旨趣而聚合的网民群体，其将互联网与各种虚拟空间当作自己政治参与的工具[13]。新意见阶层的行动对守好耕地红线起着重要

作用，对农民等利益主体的诉求有着较为直接、具体而充分的表达，但同时也存在对耕地保护中出现的不当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对政府耕地保护的征求意见响应度不高等问题。

　　三是专家学者积极性与参与性不够。***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专家是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要完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政策保障与激励措施[14]。在耕地保护中，由于为专家学者走进耕地、走上耕地、走入耕地所提供的资金、人员、材料等支撑还不足，因此暂且还不能充分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

政治源流

　　政治源流是公众情绪、执政党意识形态、利益相关者诉求及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与战略决策等多重要素的集合，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步伐，促进政策的建立。

　　一是农民耕地保护的情绪有待提升。尽管政府每年种粮补贴额度总量较大， 但是平均到每亩粮食和单个农民的数额偏少，且粮食补贴政策不精准，补贴额度相较于粮食生产投入成本较低，无法弥补与种植经济作物、非农业生产之间的收益差距，因此农民对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目前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在制定相关政策规划时存在考虑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持续关注农民等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倾听农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声音、满足农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要求，政策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空隙；第二，没能及时引导农民等利益相关者合理合法参与到耕地保护工作之中，没能调动其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第三，政府与农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不畅，政策制定者未能完全从包办性心理转向服务性心理。

（二）根源探析

种粮补偿金额较低无法调动农民热情

　　有效的种粮补偿能够使农民获得相对均衡的收益，使农民自觉产生种粮护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目前的补偿标准对于农民的激励作用还不足。与非粮作物如特色水果、花卉苗木等相比，粮食作物的每亩产量、产值、净利润均不占优势。政府现有的种粮补助并不能满足农民的现实收益需求，如2023年， 成都市某区耕地的保护补贴标准为88.23元/亩，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标准为23.54元/亩。部分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了农户的一般经济价值感知、一般生态

价值感知和特殊情感价值感知对耕地保护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价值感知是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关键因素[15]。

耕地实时监管机制不健全

　　在耕地保护中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提高耕地资源信息的实时性、准确性，从而为耕地保护提供有力支撑。借助信息技术和遥感监测技术，全面准确核实耕地资源信息，特别是耕地面积及作物种植空间分布信息，能够为耕地管理者提供监管依据。但当前，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耕地图斑时间信息不充分，原卫片图斑采取分季度下发的形式，且遥感监测集中在农作物采收后的时间段进行，未能有效显示耕地已有量。平时虽开展了巡查工作，但缺少视频实时监控等管理手段，智慧化管理程度不高。

部门协作机制尚待提高

　　耕地保护要取得实效就需要有效的部门协作机制提供保障。当前，在纵向工作机制上，由于缺少土地监管调度协调机制、清单化工作管理机制、调度督导推进机制，使得部分拆除复垦图斑整改进度缓慢，历年挂账数量增加。在横向协同监管机制上，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影响了监管效果和监管效率。各部门对耕地、耕地“非粮化”、耕地“非农化”等概念理解不一致，职责边界不清，存在推诿扯皮、踢皮球的现象，使得政策执行不畅。在土地征用机制上，政府投资项目多采取“一会四函一书”等绿色通道方式， 土地征收前就动工建设，这就造成程序性违法，以致后续报征整改难度大、成本高、不可控。

四、加强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

　　***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16]。如何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以成都市耕地保护为例，基于对现实困境和问题根源的深入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健全耕地保护体制机制

　　做好耕地保护工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运用系统论方法统筹布局，健全制度保障。一是健全耕地保护组织体系。理清部门职责边界，如自然资源部门侧重土地用途管制，主要负责管控耕地“非农化”问题；农业农村部门侧重耕地利用的优先顺序和耕地种植的用途管制，与林业部门共同负责管控耕地的“非粮化”问题。二是优化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完善现行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办法，

进一步提高激励资金补贴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逐步缩小粮食生产和非粮生产之间的利益剪刀差，控制土地撂荒现象，以调动农民还耕和种粮的积极性。三是完善“田长制”工作机制。创新基层耕地保护管理机制，采用“田长制+”其他机构的高效协同联动机制，实现各机构协同作战，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具体责任人、责任地块和责任网格，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耕地保护机制，以实现保护监督责任全覆盖。四是落实“清单制+责任制”。通过清单制的方式明确各级各部门耕地保护的主要职责，对年度耕地底线目标未守住、占补平衡补充耕地任务未完成、恢复耕地面积未落实的相关责任主体启动督导、约谈、问责、追责程序，坚决落实党政同责、刚性考核、终身追责、一票否决[17]原则。

（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

　　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减少土地的占用和消耗。一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地区转移。突破行政区划上的地理边界，加强城市间的协作配合，抱团发展、共建共享，搭建统一的产业发展协作平台。做好产业甄选工作，分析不同地区的发展潜力和产业承接方向，优化城市产业定位，推动产业差异化梯度分工，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力丰富及区位交通便利的其他地区有序转移，尽量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低端制造业对土地资源的占用。二是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大力度培育先进制造业优质企业，促进企业融通创新，推动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聚焦主业、精耕细作，不断突破核心技术，推动产品升级和质量跃升，迅速成长为行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对以上企业在用地审批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实行差异化土地供应价格，减少传统制造业对土地的大规模占用与污染，从而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

（三）拓展补充途径，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落实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有助于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保障底线。一是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围绕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升、布局有优化、生态有改善的整治目标，全力推动土地综合整治，确保建设用地能得到有效补充。有序开展退林还耕工作，按耕地标准将林木有序移植至生态修复区，形成林荫绿道、林荫园、滨水涵养林、生态区边界林等林地体系。二是探索异地造地、异地种粮、异地储粮新模式。开展耕地指标跨地区交易试点，探索建立省域内跨地区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市场，建立“土地超市”，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

积极打造“市域外农场”[18]。与省外耕地资源优势区域开展深度合作，鼓励更多企业到耕地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的地区投资种粮，打造跨省域农业合作园区， 减轻本地区资源承载压力。三是把改变用途的耕地扭转回来。按照“谁经营、谁恢复，谁承包、谁恢复，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恢复”的原则，确定恢复责任主体，并根据开发水田、旱地的标准，分类制定恢复措施、确定恢复时限、落实后期管护主体责任。积极引导农民在荒山荒坡荒地上发展林业、果业，将宜耕地区被破坏的耕地逐渐恢复。

（四）提高土地利用效能，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选择，因此要切实提升土地节约集约水平，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一是制定低效工业用地的认定标准， 运用市场机制加大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力度，鼓励优质开发企业通过产权过户等方式取得低效工业用地使用权[19]。结合产业生命周期，优化工业用地出让年期，完善弹性年期出让制度，鼓励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方式供应产业用地。注重用地标准控制、企业准入管理、产出效益评价、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等，将项目建设投入、产出、节能、环保等要素纳入日常管理范围。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对严重失信或者不配合落实政府闲置低效用地处置政策的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二是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坚持规模开发，整体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对集体经济土地整体进行规模开发，通过田块整治、土地平整、沟渠配套、节水灌溉、林网建设和集成推广绿色农业技术等措施，着力打造地块方格化、灌溉最大化、耕作机械化、环境园林化的农田生态系统，形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农田[20]。

（五）创新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农业新形态

　　改革创新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要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一是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一齐发力，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力量共同投入到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中来。鼓励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以及农业技术人员以技术服务、技术参股、技术转让等形式参与示范区建设，建立科研、示范、推广、生产紧密联系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二是打造“田园综合体”与粮食公园。高效优质

推进生态公园农业种植和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在生态公园大面积种植水稻，开展科研示范、文化科普、休闲旅游等活动，形成多种落地场景，营造“城中有田、田中有城”的公园城市形态，着力打造“10万亩粮食产业带”。三是打造以粮食生产为特色的乡村示范样板。选取粮食生产基础较好的乡村地区进行示范建设，开展灌排渠道、山塘、机台、高效节水灌溉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聚焦主要粮食作物，引进优质品种，采用科学耕作模式、防虫灭虫管理模式和仓储管理模式，实现增粮增收，打造以粮食生产为特色的乡村示范区，树立种粮也是搞经济的新理念。

（六）严格管制土地用途，全力避免存量耕地流失

　　统一的土地用途管制是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实施手段，使用土地的组织或者个人必须按照此土地在国家土地总体规划之中所确定好的土地用途去出让或使用土地。一是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实施标准和审批程序，以严格限制各类土地转让。在土地出让或土地使用审批时，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文件与程序， 严格审查相关人员的信用度与资质，对土地开发利用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进行检测分析，形成一张全面的土地使用清单，定期派遣专人对土地使用清单进行更新，实时了解土地使用动态。二是加强土地审批后的检查监管。对于未经审批私自出让或者改变土地用途的相关人员，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惩戒并责令其恢复土地原有属性，实行耕地保护常态化、实时化、严肃化，建立土地用地协同监管，充分发挥各部门的积极作用，以数字化新兴技术严格管制土地用途。

（七）完善监管体系，深化耕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传统耕地保护多采用卫片执法、日常巡查等手段，存在发现不及时、时效性不强等问题，要积极推动治理创新，以数字化手段为支撑，提升耕地资源管理的现代化能力。一是健全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结合智慧蓉城建设背景， 在城运平台中接入耕地智慧监管系统，打造耕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监管体系。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遥感影像、视频图像进行分析，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违法占用耕地、闲置用地等情况进行智能识别和空间智能感知，提升耕地保护工作中的技术分析水平。通过无人机实时拍摄等技术手段，对基本农田划定“电子围栏”，全面加强对耕地资源的监管。二是加强耕地变化情况全生命周期管理。将耕地变化的卫星图斑与实地数据叠加分析， 提高耕地变化数据的准确性，主动寻找耕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源

头—过程—结果”中耕地保护缺乏有效监测数据和智慧平台等问题。同时，创设耕地保护月报或季报专刊，定期开展上报、分析、处置、总结、反思工作， 以强化对耕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福建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居民增收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作为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之一，同时指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也要看到，目前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增收仍存在困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如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如何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系列问题考验着各方智慧。本文立足福建省实际，将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开展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的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序，将调查户家庭分为低收入组家庭、中间收入组家庭和高收入组家庭，在此基础上研究福建省居民增收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近几年，围绕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国内专家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研究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和影响居民增收的因素方面，何丽丽等（2021）认为收入差距大体现在东西部地区、行业及城乡三个层面；分配机制不健全表现在初次分配不均衡及再分配调整作用微弱[1]。卢盛峰等（2022） 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政策显著提升了个体的工资性收入，女性、农村及中西部地区的群体从该政策中受益更多[2]。何冬妮（2019）认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直接影响居民转移性收入及其占比的变化，间接影响着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及其比重变化[3]。庞兆丰等（2022）研究发现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4]。杨海华（2021）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支出的城乡差距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5]。在提高收入水平的路径方面，陈宗胜（2020）认为，改进收入分配格局、激励分配体制改革等可缩小总体收入差距[6]。李实等（2022）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7]。纪园园等（2022）研究发现通过提高高收入群体养老金缴费基准参数既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也可以刺激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

平[8]。王力（2012）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和支农支出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9]。蔡昉（2013）认为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财政支出对调节收入分配具

有重要作用[10]。胡壮壮（2020）认为政府应在明晰当地优势产业集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路径方向后，慎重制定产业策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11]。

三、主要创新点及学术贡献

　　有效利用统计调查微观数据。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利用宏观数据来分析、阐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具体路径、模式及机制，但利用统计调查微观分组数据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利用《福建统计年鉴—2022年》和2021年全省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以下简称“住户抽样调查”）微观数据， 深入分析影响居民增收的制约因素，探究提升居民收入的有效路径，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一定程度填补了该领域微观研究的缺失，使居民收入相关学术研究与一线调查数据紧密联系，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

　　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在影响因素分析中，不同于以往研究常用的传统回归方式，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直接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同分位数的边际效应，更全面地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与住户抽样调查微观数据的结合，能够更好地分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影响因素。

四、制约居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理论逻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宏观经济运行成果的重要体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相互促进。在宏观层面，人均GDP、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和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等宏观经济数据，不仅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能够通过影响微观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等，间接促进整体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微观方面，居民的城乡属性、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家庭中未成年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平均年龄、平均健康状况、户主从业单位是否为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等指标都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具体来看：

　　人均GDP是衡量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之一。GDP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一般来说GDP增长越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越快；GDP 增长放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将相应放缓。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近几年，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略显疲软，投资在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突显。宋丽智（2020）采用1980—2020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12]。

　　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和教育支出占比等通过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劳动能力，从而间接影响居民收入。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体现了一个地区医疗服务的水平，与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教育支出体现了一个地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职业技能培训等能够直接提升劳动力的职业技能， 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居民增收。

　　微观方面，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由于家庭劳动力的占比、家庭人口负担系数不同，直接影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当家庭中未成年人比重（14岁及以下人口）或老年人比重（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时，家庭劳动力减少，家庭人口负担系数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下降。

　　此外，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比等指标也将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模型选择

　　传统的回归分析通常是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平均值关系，这种方法不能充分利用数据中的所有信息，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各类收入群体居民的收入影响因素，而分位数回归模型作为一种非参数回归模型，考察的是因变量在不同分位数的条件期望，不仅仅是均值，还能够更好地利用数据信息，更全面地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我们有一个数据集，其中包含因变量Y 和自变量X，分位数回归可以预测Y的某个特定分位数，能够找到一个函数，使得自变量X和因变量Y的各个分位数之间存在一种映射关系。分位数回归的是整个条件分布，能够直接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同分位数的边际效应，从而更好地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于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更好地分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影响因素。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基于上述相关宏观和微观指标与居民可支配收入间相互作用的机理，本文综合经济学判断、专业经验和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筛选计量模型解释变量。在宏观经济指标部分，选取人均GDP、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和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等6个指标；在微观指标方面，选取户主城乡属性、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常住人口、家庭未成年人（14岁及以下人口）数量占比、家庭老年人（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比、家庭平均年龄、家庭平均健康状况、户主从业单位是否为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等8个指标。考虑到模型中教育支出占比（x3）、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4）、健康水平（x13）等指标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滞后效应，所以选取上一年度的数据参与测算。

　　文中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2022年》，调查户的微观指标数据来源于2021年福建住户收支调查5000户样本家庭的相关属性指标。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差异。建立以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Qτ  为Y的τ  分位点（τ取值在0到1之间）；X为解

释变量， 为Qτ  下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位数回归可针对任意特定分位

点进行参数估计，并通过最小化均方误差得到系数的无偏估计值。本文选取0.25、0.5、0.75三个分位点，分别代表低收入组家庭、中间收入组家庭和高收入组家庭，考察各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点上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边际影响，具体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表明：

　　经济发展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GDP每提升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0.23%。同时，随着分位点的上升，人均GDP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系数大于低收入群体，说明人均GDP增长，经济环境向好，经济活力增强，对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大于低收入群体，这与高收入群体的从业形式多样、收入来源多元有关。

　　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有利于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作用显著。家庭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升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3.23%，且影响效应在各个分位点上差距不大，说明接受教育有利于提高全体居民的收入水平。

　　家庭常住人口中14周岁及以下未成年人数量比重增加不利于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显著。家庭常住人口中14周岁及以下未成年人数量比

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0.25%。同时，随着分位点的上升， 家庭常住人口中14周岁及以下未成年人数量比重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系数在低收入群体中最大。说明相较于中间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抚养子女的压力明显更大。

　　家庭常住人口中老年人比重增加对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这与现实中老年人是否有退休金及不同职业老年人退休金差距较大有关。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家庭常住人口中老年人比重增加对低收入、中间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影响效果显著性逐步减弱。老年人比重对中间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显著，即老年人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两个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下降约0.1%。

　　家庭常住人口平均健康状况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影响显著， 家庭人口健康状况越好，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常住人口平均健康状况每提升一级（分1~4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8.97%，且影响效应在各个分位点上差距不大，说明平均健康状况对全体居民的收入水平的作用效果相似。

　　户主从业单位是否为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影响正向显著。户主从业单位是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家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其他家庭高7.85%。同时，随着分位点的上升，户主从业单位是否为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系数不断缩小，说明户主从业单位是否为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对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低收入群体中，户主从业单位是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家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其他家庭高11.85%，明显高于中间收入群体的8.97%和高收入群体的5.20%。这可能与低收入群体职业技能较弱、就业渠道窄直接相关，在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业会明显带动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福建统计年鉴—2022年》和福建省2021年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微观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剖析影响福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人均GDP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影响显著，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不同收入群体均产生积极影响；（3）家庭常住人口中14周岁及以下未成年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增加，对低收入组家庭收入影响较大；（4） 健康状况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影响显著；（5）户主从业单位是否为机关

事业单位或国企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影响正向显著，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就业状况对居民增收有较大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聚焦“稳经济”，进一步改善增收环境。持续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优化存量与扩大增量并重。将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健全和完善劳动等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促进重点群体要素收入增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二是聚焦“强素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教育水平。统筹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实施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统筹城乡普惠性学前教育协调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加大政策供给和投入力度，推动中职、高职、本科教育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试点，完善技工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务体系。调整优化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促进内涵式发展。三是聚焦“保民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共济”作用，将保障水平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落实基本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应保尽保。建设高效公平的医保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平台经济劳动关系人员等特定职业者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制度。逐步扩大异地就医结算，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切实降低居民的医疗支出。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兜底保障力度。四是聚焦“促就业”，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坚持就业优先，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全力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深入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和创业引领计划。加大对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联合民间资本等各方力量为创业学生提供有效融资平台。健全农民工稳岗就业、岗位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健全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坚持劳动者自主、市场引导、政府促进的原则，构建省—市—县—乡四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同时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问题、困境及对策

重庆开放大学　　姜丽霞

引言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只有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才能实现理论的价值，并深化对理论的认知。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践教学是重要环节，也是有效的教学形式之一，居于特殊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相关文件和讲话中提出许多具体要求，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中再次强调要构建实践教学工作体系、落实思政课实践教学学时学分等，这为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了基本遵循。研究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是高校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认同，各高校在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求的过程中，虽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实用经验， 但部分高校仍存在不少问题，从实践教学的实施结果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求不到位

　　2012年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提出：“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随着要求的不断提高和日渐明确，实践教学逐渐进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计划安排中。但有些高校站位不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把实践教学当作“政治任务”来抓，虽划出了学分，并相应安排了一定的实践教学学时，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是什么、谁来组织、谁来考核、怎样考核等一系列问题都缺乏系统深刻的思考，并未形成规范的实践教学体系，以致实践教学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存在实践教学学时的内容由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甚至用理论课直接代替实践课的现象，实践教学形同虚设。

（二）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不理想

　　有的高校积极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求，不断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起来说实践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存在实践教学育人功能未充分发挥、育人目的未真正实现的情况， 主要表现在：在受众面上，实践教学没有实现全员覆盖，没有达到全员参与的目的，特别是校外社会实践教学存在“掐尖”现象，全体学生参与度不够；在功能发挥上，实践教学存在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况，实践教学看似热闹但缺乏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观光者”“游离者”现象普遍，有的甚至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完全等同于专业课实践、社会实习及一般的课外活动；在价值引领实现上，在实践教学内容同质化固态化现象严重、针对性不强，形式老套、不够多样，不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对学生缺乏吸引力，部分学生缺乏参与积极性、主动性，消极对待实践教学，存在不求质量只求完成任务的应付心理， 甚至弄虚作假，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实践育人最终成为“空谈”。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

　　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切实落实和效果提高的因素既有主观方面又有客观方面的，既有领导层面又有制度层面和实施层面的，从实践教学具体实施层面看，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三个。

（一）实践教学实施方案不完善

　　既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一定学时学分，那它就应该像一门课程一样，形成一套明确的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是教师实施实践教学的重要依据，其完善程度事关实践教学的运行和效果。如果没有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或实施方案不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就不会规范开展，就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极易沦为形式过场，其教学效果则主要依赖于教师个人实践教学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当前有的高校还没有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有的高校制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案借鉴成分太多，模仿痕迹太重，没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没有体现学校特色和个性，有的高校制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过于简单，模式化突出、形式陈旧，存在“普遍适用”的问题，比如，在主题设置上没有体现各门思政课程的内容特点等差别，在形式上没有体现课堂、校内、校外等不同实践组织形式的差别，在实施对象上没有体现学生年级专业差别等。

（二）教师实践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拓展， 教师依然发挥主导作用，若教师不能对学生实践进行有效指导，实践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但实践教学大多不会像理论教学那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而是以小组、团队形式或个人分散进行，所以要实现教师指导覆盖全部学生的实践活动，这对指导教师的需求量更大，而且对教师组织、指导、把控实践教学的能力和水平要求更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非是简单换个环境、换个场所教学，而是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成绩考核等方面都与理论教学存在很大区别。部分教师习惯于传统的理论教学，观念陈旧，思想固化，对实践教学持否定怀疑态度，对新的教学载体、教学形式和手段等不够了解，不能做到熟练掌握和运用，不能很好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相对理论教学的变化和要求，对实践教学往往感到无所适从或力不从心。

（三）社会实践基地不足

　　实践基地、平台是有效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条件。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着眼课内外、校内外积极探索各种实践组织形式，课堂实践主要运用观看视频、情景模拟、分组研学、讨论辩论、作业作品展示介绍等方式组织，校内实践主要通过比赛、竞赛、表演活动等形式进行，社会实践主要通过调查研究、实地参观、义务劳动、志愿服务等形式开展。相对而言，社会实践更加突出现场亲历与实际作为，更具有“实践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实现理论知识体系向日常行为体系和终身信仰体系转化的重要环节”。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也强调要“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但很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更多采用的是课堂实践或校园实践形式，而社会实践严重不足，没有覆盖全体学生。究其原因，除了经费、安全等因素外，社会实践资源不够、社会实践基地严重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对策

　　针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层面的主要现实困境，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完善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推进实践教学规范化

　　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规范有序开展，高校必须要加强实践教学组织工作，制定一套学生全员参与、教师全程指导管理、实践主题精心设计、实践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实施方案。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的要求，实现实践教学思政课程全覆盖，在现有本专科思政课程体系下，将实践教学课时划分到具体课程，分课开98展实践教学，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保证各课程实践教学紧扣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通过实践教学“帮助学生巩固课堂学习效果，深化对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每门思政课应有多种实践形式，每种形式对应不同的实践目标、实践主题和学分， 适度增加社会实践活动比例，改变用课堂辩论、视频观看等课堂类实践环节代替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做法，形成课堂、校园、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实践教学。在主题的设置上，应充分考虑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和不同专业特色而有所区别，以激发学生的实践积极性，更好实现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二）建立健全实践教学教师队伍，提升教师实践教学水平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单靠思政课教师承担是远远不够的，高校要改变思政课教师单兵作战的情况，制定并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支持、激励等机制，整合组建一支以学校党政干部、共青团干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为主，专业课教师参与，各行业先进模范、红色基地讲解员、志愿者为补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教师队伍，充分发挥多元化教育主体作用，形成教育合力。高校要加大对实践教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 鼓励、支持教师进行国情考察、实践研修，参加培训学习、教学研讨等，提高教师对实践育人重要性的认识，使教师能够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浪潮，创新教学载体、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能力和水平。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相关研究项目，鼓励教师对教学的有效办法、模式进行经验总结提升，对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促进科研成果实现现实转化和实践转化，不断解决实践教学困境。

（三）建好用好实践教学基地，拓展社会实践资源和平台

　　解决教学基地不足的问题，要靠建设，也要靠转换思路和方法。高校要继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既要与当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等加强合作，又要深挖当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资源，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劳动教育等主题，加强与街道社区、农村、企业等合作。要主动发掘已有的各种社会实践的

思政教育因素，加强与其他部门合作，协调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团委暑期社会实践以及专业课程社会实践，形成协同发展的大思政社会实践格局。改变传统的寒暑假集中组织社会实践模式，鼓励学生团队或个人分散进行社会实践，这样既可以打破时间限制，大大提高社会实践基地平时的利用率，也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充分利用外地社会实践资源和平台。加快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建设，思政课社会实践基地可以主要用于组织调查、劳动、建设、服务类活动，部分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感悟式、体验式的社会实践可以通过虚拟实践方式进行，即在模拟真实环境中让学生达到“身临其境”的体验。

（四）构建有效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扎实推进实践教学

　　考核评价是检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对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开展和大学生素质的提升具有监督和导向作用。为避免实践教学流于形式，高校应构建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和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考核评价应从教学主体和教学对象两个方面开展。从实践教学主体角度，通过对教师的考核评价，督促教师规范并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建立实践考核奖励表彰机制，把教师指导、组织开展实践活动等纳入教学工作量， 对实践教学成效突出的教师进行表彰和奖励，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从实践教学对象角度，对学生的考核评价，应充分发挥多元教育主体作用，多方力量协同推动，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对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 建立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机制，严控实践过程，严把实践结果，兼顾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确保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素质发展等方方面面对学生展开客观真实评价，充分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

结语

　　作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课程”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教学形式，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日益受到重视，但目前部分高校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求的提高和进程的不断推进，实践教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效果也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杨飞、赵欢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等战略任务。***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为我们回答好“教育强国，高校何为”的时代命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努力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必须贯彻好、落实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教育强国远景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理路

　　坚持一体谋划，做到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双融入”。一体谋划发展要求“双融入”，阐释了高校高质量党建和高质量发展间的逻辑关系，破解了党建、业务“两张皮”的问题，将两者作为逻辑紧密的整体来把握。这要求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领导作用更加有效。高校要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使命，以党的建设理论和现代系统管理理论、嵌入式管理理论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把立德树人和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难点和重点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党建和高质量发展各自的标准、要求、任务、措施等相互融入、协同联动，整体设计党建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形成硬指标、硬任务、硬要求，不断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促使政治底色和发展亮色交相呼应，进而在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中交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成绩单。

　　坚持一体部署，做到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任务“双认领”。一体部署发展任务“双认领”，即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抓住高水平大学这个“牛鼻子”，在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精准发力。高校要同步分解细化党建和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明确牵头部门、协办部门，确保任务到部门、责任到个人、落实到节点，要求党政分工负责与齐抓共管相结合，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推动“双认领”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高校要以加强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建设为抓手，把高质量党建工作落实到学校各项业务中，不断优化关键资源要素配置；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打造党建标杆院系，把党支部建在教研团队、科创团队上，充分

展现党员干部的先锋形象，鼓励广大师生党员在“双认领”中作表率、立标杆、当头雁。

　　坚持一体发力，做到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落实“双推动”。一体发力发展落实“双推动”，即要求在党建各项工作中狠抓落实，在制度执行上精准发力。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 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2（]P69）。高校提升党建质量关键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优势，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作用、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作用，着力破解“不会抓、抓不好、谁来抓、怎么抓”等系列难题。高校要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分类实施党建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平稳有序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既要重结果，更要重过程，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数据找规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双融双促”。

　　坚持一体考核，做到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结果“双印证”。一体考核发展结果“双引证”，即要求凸显党建成果与高质量发展成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党建发挥龙头作用，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是目标。一方面，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拟定高校年度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清单，把党的领导和党的要求贯穿到党要管党、办学治校的全过程，推动党建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另一方面，要抓紧“为什么考”的牛鼻子、聚焦“考什么”的关键点、把 牢“如何考”的方向盘[3]，同步考核党建成果和高质量发展成果，构建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在考核手段上要强化数据赋能，运用考核大数据绘制高质量发展知识图；在考核结果上要发挥复盘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成果作为解释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以高质量发展成果作为检验高质量党建成果的重要标准。

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强化政治统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进一步提高高质量发展站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4（]P62） 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做到高点站位、高位谋划、高效推进，努力把高校党的政治领导转化为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效能。着力抓好“五个第一”，即“第一时间”学习贯彻***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及时传达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决贯彻“第一议题”制度，

将学习领会***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精神作为重大决策的前置环节；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一制度”，不断推动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第一要务”，切实将政治建设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围绕人才培养中心工作加强政治建设，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成效作为检验政治建设成效的“第一标准”。要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建设在学校事业发展中的方向引领、全局统领、行动纲领和队伍带领的“四领”作用，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政治站位，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坚持思想铸魂，践行教育强国时代使命，进一步统一高质量发展共识。***总书记指出，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要求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5（]P35）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思想之基，首要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关键是要解决好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一要提升办学治校理念，完善治理机制、强化责任落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师生的政治信仰和实际行动。二要优化完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体系，更加注重高校内部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一体化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改革，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办学治校的全过程，不断提升铸魂育人的成效。三要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不断将高质量党建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意识、攻坚克难的能力，着力破解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卡脖子”问题。

　　筑牢组织保障，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6（]P35）组织严密则根深叶茂、队伍严整则力量倍增。一是夯实“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基层党支部”三级党建主体责任体系，以提质增效为着力点，进一步落实院系基层党组织工作标准，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科学化建设，切实增强各级党组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完善“选、育、管、用”全链条工作体系，选拔政治上坚定、业务上优秀、作风上过硬、广大师生认可的好干部，加快建立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需要的干部队伍。三是加强党员“第一身份”宗旨意识教育， 引导党员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带头争做“四有”好老师、党员学生在成人成才过程中带头争做“四大”时代新人，将每一名党员塑造为一面旗帜，让党旗

在学校高质量发展各条战线高高飘扬。四是拓展党建工作新空间，组织行业和区域党建联盟，打造“党建+”特色品牌，充分发挥标杆院系、样板支部的示范  作用，为高校育人注入党建新活力。

　　紧扣作风塑形，切实为师生办实事解难事，进一步践行高质量发展宗旨。高校党委抓作风建设，就要强化基础、抓住重点、建立规范、落实责任， 做到虚功实做，把软指标变为硬约束。一是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师生，把促进师生发展作为学校最大目标、最大利益、最大成果，不断提高广大师生对学校的认可度、满意度。二是坚持发展过程依靠广大师生，坚持凡是涉及师生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听取师生意见，凡是师生合理意见都要研究采纳，凡是推进任何工作都要尊重师生主体地位、发挥师生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三是坚持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师生，继续巩固和深化“我为师生办实事”成果，增强服务师生的意识，提升服务师生的能力，创新服务师生的方式，发挥好师生“出卷人”“评卷人”作用，切实为师生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

　　聚焦纪律固堤，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守牢高质量发展底线。高校加强党的纪律教育要把党的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一要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将党的纪律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为标尺。二要从严抓好纪律执行，切实履行学校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干部履职尽责情况，加大执纪监督问责的力度，严格做到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充分发挥纪律的刚性约束作用，将纪律的威慑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执行力。三要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始终坚持以党风促干风、带校风，一体推进纪检、监察、巡察、审计、督查“大监督”体系建设，定期研判学校政治生态建设总体状况，充分用好政治生态分析研判的成果，勇于担当作为，敢于动真碰硬，推动学校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向善。

　　实施制度固本，促进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巩固高质量发展成果。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规范的制度保证。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只有在落实中才能得以体现”。一要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坚持依法治校、科学治校、民主治校，完善以章程为统领、相互贯

通、有机统一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二要建立深化校院两级管理的规章制度。由“校办院”转向

　　“院办校”，逐步下放办学自主权，实现学校发展“火车头”牵引模式转向“动车组”驱动模式，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基层活力。三要持续发挥优秀制度的导向作用。将发展实践和宝贵经验进行提炼升华，打造特色、塑造品牌、扩大影响。及时全面总结好做法、好经验，并将其固化定型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制度、重要制度。四要优化完善制度建设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问题发现、原因剖析、机制诊断、制度拟定、制度论证、制度审查、制度出台等环环相扣的全过程、全链条制度制订程序，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针对性、科学性。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贤治村的内生动力与法治化路径 基于T市Y乡的调研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　　王勇

一、引言：以T市H区Y乡为研究样本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影响着国家政策与法律的落地生效， 关涉亿万农民的福祉，而村级组织发展质量又与村干部的素养和能力密切相关，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因此，各地都把吸引外出村民回归参与乡村发展和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返乡精英参与到家乡的治理当中。在笔者所处的浙江省， 乡贤担任村主职干部已成为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乡贤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出现小部分精英凭借其自身优势占有治理资源，并运用治理资源为自身谋取利益的现象（“精英俘获”）[1]，防止发生由少数人控制村庄权力和资源（“寡头治理”）[2]的不良现象，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笔者作为选调生曾在浙江省T市H区Y乡挂职副乡长两年，对回归乡村的乡贤参与村级治理实践有着亲历式的观察与问题导向式的思考。通过T市H区Y乡这个当下乡贤治村的样本，能够以点带面地窥见中国乡贤治村的概貌。

　　Y乡地处浙江省T市H区西部山区，位于C水库北岸，面积98.22平方公里，下辖11个行政村，户籍人口1.3万人，常住人口约3000人。Y乡自然地理特征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因地处偏远山区、C水库上游，受水源地保护限制，自2015年起，区政府取消对Y乡的工业指标考核，产业主要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基本没有工业。青壮年多数外出务工，村落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活力。Y乡村庄的乡贤精英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外经商获得一定财富后，再返回家乡通过竞选担任村干部，参与村庄治理。以2020 年的村党支部换届选举情况为例，在11个行政村中，10个村的一肩挑村支书、村主任有在外经商经历，其中7位由商转政回乡发展，有3位仍然经营企业，且2 位村支书所经营的企业规模高达千万元以上。比如，J村支书在苏州承租了2栋楼的经营权，年收入非常可观；K村支书在H区城区经营一个模具厂，年收入也高达千万元。

二、乡村治理的既有格局与乡贤精英的村治参与

（一）乡村治理的既有格局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

村治”结构，即国家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这一结构为基层保留了足够的空间，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3]。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生育观念变化带来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下降，农村基层组织得以从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任务中解放出来，村干部的主要工作转为给村民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中，逐渐形成了三个圈层结构：国家为上层行动者，乡镇基层政权与村级组织为中间层结构，日趋分化的农民则构成社会力量的底层[4]。Y乡的情况总体符合上述理论模型的推演，但在具体细节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

向农村输入资源的国家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取消农业税费后，对于乡村而言，国家从资源汲取者变成了资源输入者，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资源政策倾斜等各种方式向农村输入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输入到乡村的公共资源和项目大幅增加。这里的项目特指中央对地方或地方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运作和管理方式，其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项化”演进以及国家职能部门管理和治理目标的“项目化”过程密切相关。随着项目资金增加和规模日益增大，除了工资和日常性支出之外，几乎所有的建设和公共服务资金都“专项化”和“项目化”了，项目承载着政策意向，勾连着中央、地方和村庄之间的权力、利益和创新关系。

治权弱化的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是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职能上的主要承担者，其角色和功能随着国家目标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农业税费时代，乡镇政府承担的主要是税费收取职能，村级组织以及村干部在乡镇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公共产品的供给工作和收税、计生等管理工作，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较为紧密。农业税费取消后，乡镇政府缺少农业税费这项收入，出现财政困难、资源匮乏等问题，导致政策执行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减弱，整体治权弱化。原本因税费征收而紧密联合的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逐渐分流，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日益松散[4]。乡镇政府既是上级政府向乡村社会延伸、实现管理权的机关，也是广大村民的父母官，既要承担大量的上级政府委托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任务， 又要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为当地村民谋福利，虽然这两者从根本上讲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操作环节仍然经常出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

况。乡镇政府面临着城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矛盾、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之间的矛盾，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必然导致乡镇政府对乡村社会治理权力的弱化。

多元角色的村级组织

　　村级组织主要由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组成。村党组织领导村庄的全局工作，在实行村级组织“一肩挑”后，村主任由村支书兼任，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不仅要对下负责，还要对上负责。首先，村级组织是党领导下的基层组织，村级组织的核心部分与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村党支部等党组织）合一。党的领导通过“一肩挑”书记及党员村干部、村民中的精英党员等得以实现，中央的方针、政策、决议可以无障碍地直达乡村各个角落。其次，村级组织的底色仍然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组织好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其主要功能，这一功能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来实现。再次，村级组织也是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组织。进入新时代，村级组织除了挖掘本村现有资源，实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以外，更多的是承接乡镇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项目，发展村庄内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调研过程中，笔者作为J村的村官，J村不少村民在与笔者交谈的过程中多次提到“没有项目就没有钱”“如何才能多拉几个项目到我们村”等话题，表达了村民敦促村干部承接支农项目的意愿。

分化差异的村民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乡村社会早已不是整齐划一，铁板一块。一小部分村民凭借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和自身的辛苦打拼，在较短的时间内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成为乡村社会的上层精英；一部分村民紧随其后，成为乡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大部分村民，在国家政策的利好和乡村精英的带领下， 勤劳尽责、踏实肯干，过上了小康生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事实上，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先富起来、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和资源的本土精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村民争先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为其从事乡村治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乡贤精英参与村治的制度功能与潜在风险

　　在面对外来的反哺资源时，出于节省交易费用的需要，客观上必须以乡贤精英作为代理来承接，但是，因为乡村普遍缺乏良善治理，乡村内部大部分收

益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出现大户治理与“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乡村公共利益被侵蚀[6]。一言以蔽之，参与村治的精英扮演的角色由“代理人”（既是国家利益代理人，又是村庄利益当家人，集政府行政任务和村民自治利益于一体）[7]转变为“经营人”，村干部理性经济人的私人属性必然驱使其在村庄经营活动中谋利，将其公共身份与地位转化为个人的经济收益。“精英”与“寡头”往往是相互关联的，“精英”的自利动机一旦膨胀，不受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约束，则必将异化为“寡头”，由乡村治理和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变成被权力和资本裹挟侵害村庄公共利益、阻碍乡村振兴的绊脚石。当然，乡村精英并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个体理性、市场理性、乡村弱社会、政府支农项目资源输入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激励成为形塑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驱动力[8]。正是这种多元动机和诉求为返乡精英在自利与利他、个人与集体、家庭与村庄之间寻求平衡留下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当下乡村社会普遍“空心化”、乡村振兴出现“结构洞”的背景下，返乡精英作为“结构洞”中介者具有天然的优势[1]，对破解诸如个体农民原子化、缺乏组织、动员成本高、交易费用高等乡村振兴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尽管面临精英俘获和寡头治理的风险，依靠乡贤兴村治村仍不失为当下推进乡村振兴的一条可行路径，关键是要在充分发挥乡贤精英兴村治村“代理人”“中介者” “带头人”等积极作用的同时，规范和约束乡贤精英的自利行为，防范和化解其角色异化的风险。

三、乡贤兴村治村推动乡村善治的动力机制

　　Y乡的村庄大多并未因城市发展带动工商业发展，带来土地的非农使用、大量资源涌入、土地利益变现，因而属于“非利益密集型村庄”[9]，村干部在村中的可图利益相对较少。但Y乡的乡贤精英在治村的过程中也奉行着“内外有别” 的行为逻辑。在社会分化程度高、村社道德规范约束力低的农村，乡贤兴村治村通常采用村内村外一致、遵循投资回报规律的市场主义逻辑；在工商业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贤在村外仍然遵循市场主义和陌生人社会逻辑，在村内遵循的则是熟人社会逻辑，村社道德规范、村规民约依然发挥较强的行为规范作用。社会分化程度、乡村道德约束是两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因素，行政规约却可以及时作出调整。当政府对乡贤村干部采取强规约激励时，乡贤兴村治村的市场逻辑会被压制，而道德逻辑会被激励，因此，建立制度化的行政规约激励机制， 能够有效解决转型时期农村社会道德约束力下降的难题[10]。

（一）政绩动力：基层政府的约束激励

　　当乡贤精英通过选举、任命的方式成为村干部，从而进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核心之后，其不仅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者、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头人，也是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触角。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委托或者项目式激励等方式将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任务交由村级组织具体实施，并通过党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动员、考核监督等方式将官僚制的“压力型”体制复制到村庄，将压力传导到担任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干部的乡贤精英身上。党和政府对乡贤兴村治村行为的约束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前端警示预防、中端管理考核和后端监督查处。前端约束主要体现在换届选举中，基层党政机关对村干部候选人的审慎选择和干部任职教育培训。村两委换届选举是各类矛盾问题的多发期，容易出现贿选、拉票等乱象。Y乡政府在选举之初就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要求村干部“遵守政治纪律、不能损害村民和村庄利益”，这既是参选的基本前提，也是当选的必然要求。中端约束主要体现在乡对村的日常管理和考核上，如每季度的“头雁领航·村村竞赛”比拼，通过对各村党建指数、平安指数、清廉指数等多方面的考核打分，并最终排出名次，来实现对村级事务的监管。后端约束主要体现在乡镇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上，监督对象由党员干部扩大到非党员干部，从事后被动处置到事前主动预防，形成了小微权力监督的网状格局，为村级组织的清正廉洁提供了保障。

（二）声誉动力：乡村道德机制的规约激励

　　乡土社会蕴含着一套自我维系的治理规范，这套规范中的一部分被上升为国家意志，被制定为国家法律法规，成为国家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并未被正式制度体系所吸纳，而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存在，其中不乏乡村传统和道德规范。熟悉并尊重这套道德机制的人方能在乡村社会立足。无故破坏乡村传统和道德规范，则可能遭遇各种非正式的惩戒。处于村落结构上层的乡贤村干部若要依靠这套非正式制度，把它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则必须带头遵守这些非正式制度，以高洁的品行为自己兴村治村的权威添砖加瓦。乡贤村干部在外经商获取了一般村民难以企及的财富，往往对村级组织提供的工资等经济报酬忽略不计，部分人甚至在参政之初就宣称自己不领取村委的工作报酬，在治村的过程中还往往自行出资来增进村庄福利或帮助村民解决困难。村民也相信乡贤村干部一般不会侵吞村集体经济资产，从而减少了不信任感。这种良性互动使得乡贤在乡村场域内具有了普通村民难以企及的道

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又会降低乡贤兴村治村的成本。但是，通过当兵、上学、经商等渠道成功进城的精英早已经脱离农村，其行为准则和工作理念都深受城市生存法则的影响，因而返乡村干部在处理村级事务时也会出现手足无措的情况。J村支书是江苏一家大企业的经营者，他曾对笔者说道：“担任书记后，面对村庄内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真是感到头疼，比管企业还麻烦。如果不是为了回馈家乡，真想撒手不干了。”由此可见，村民生产生活彼此相连，高密度的人情关系互动，村庄里的人会特别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以至于成就感与挫败感皆系于此。这使得德行评价成为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准， “好名声”成为乡贤村干部积极行动的重要动力。

（三）制度耦合：多重身份与目标之下的综合考量

　　如前所述，乡贤在乡村社会中的身份与角色是多重的，既是乡村社会的一分子，也是乡村社会的上层人士；既是村民自治的带头人，也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的代理人；既是融入党政体制的政治人，也是创业兴业以及发展集体经济的经济人；既是受到乡音乡情羁绊的感性人，也是熟谙组织运行管理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人。正因如此，其参与兴村治村受到个体理性、市场理性、政府政策激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情感与传统道德等都是其考量的因素，且很难区分各种因素在其行为决策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只能说是兼而有之。在项目制转移支付助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乡贤对项目制的态度和行动各异，有着多重考量因素。财政资源分配实行项目化，一些村庄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在项目立项报批时有意压低投资规模和概算，在实施过程中则不断变更项目预算，通过制造沉没成本倒逼政府追加投资，最终决算超过预算，预算超过概算， 实际投资大大超出原定计划，使得村集体积累了不少债务，村干部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一方面，村集体存量的债务需要村干部通过各种渠道来消化，作为村干部的乡贤或研究政策或动用私人关系向上争取项目，使得乡镇项目资源或奖补资金持续流入村庄，进而将村庄的欠债补齐，也能完成村庄的项目建设和乡镇政府分派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乡贤村干部也担心自己卸任后，村庄项目建设积累的债务给村庄带来不良后果，“原本回村是做好事的，结果做成了坏事，成了村里的罪人”。显然，前者是面对政府政策激励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做出的理性选择，而后者则是出于乡村社会传统道德和个人情感，夹杂着为博取“好名声”的自利动机做出的感性行为。

四、推进乡贤兴村治村走向善治的法治化路径

　　在我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关键，只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才会更加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才会更加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证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得以实现。要想有效解决乡贤兴村治村产生的问题，推动村庄政治良性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民主的发展对于约束乡贤村干部的权力有着显著作用，且能激励乡贤群体为村庄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当然， 基层民主条件下的乡贤兴村治村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才能行稳致远。

（一）党建引领：抓牢村级组织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总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党的章程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 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公开讲话，也是乡村治理实现善治、乡村社会实现振兴的政治基础。乡贤兴村治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纳入乡村党政体制之中，通过增强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披荆斩棘、防险避难、无往不利。2004年，H区委组织部整合村委会直选以来的有益治村经验，制定了“三化十二制”。最初的“三化”是指村级组织运行规范化、村民自治法治化、村务监督民主化；“十二制”是指与此相配套的村委会向村党组织报告、村两委联席会议和联章联签等十二个操作层面的制度。经过近20年的探索实践和深化，已形成一整套简单有效、务实管用的机制。这正是基层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将党的领导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典型。“三化十二制”发展到新时代，包含党的领导全面化、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监督常态化以及诸多配套的操作机制，成为制度治村的创新集成。在这套体系中，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基础，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力量和治理体系的中心。这项制度强化了村党组织“主心骨”理念，明确了村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厘清了村级各组织的职责，规范了村级事务运行机制，提升了基层组织战斗力。在基层治理转型、群众诉求多元的复杂局面下， 一些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这套制度能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Y乡把“三化十二制”作为夯实基层治理基础的总纲，把制度学深学透，并确立了村委会向村党组织报告工作、村务联席会议等制度，厘清了村

级各组织的职责，推动党的领导落实到“最后一纳米”。村支书作为农村“一把手”已深入人心，村委会、村监会等村级组织向村党组织看齐，并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已成为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村级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Y乡的K村原本是一个普通的西部山村，通过对“三化十二制”的深化落实，K村把党员作用发挥出来、把人心有效聚集起来、把各项制度规范起来、把所有资源调动起来，先后获得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省历史文化保护村落、市五星级基层党组织、市级文明村等称号。

　　村级组织和制度体系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靠人去落实。村干部的作用不可忽视。为了充分发挥乡贤村干部兴村治村作用，Y乡进一步实行村干部值班制、坐班制，实际上就是要求村干部实现专业化、职业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村庄的发展、行政事务以及其他上级政府安排的工作任务上。村干部村庄治理全职化是乡村振兴必然要求，实行村主职干部“一肩挑”以后更是如此。在以往的村庄治理二元结构中，如村支书或村主任一方不在，另一方在村仍可解决村庄大部分问题。但是，“一肩挑”制度实行以后，村主职干部既是村支书又是村主任，如果村主职干部不在村，容易造成村庄治理群龙无首的局面。总体来说， 主职干部全职在村的村庄发展远快于主职干部不在村的村庄。美丽乡村改建初期，K村全体村干部承诺在任职期间不外出经商或打工，舍小我为大家，把所有精力放在村庄发展上。拆迁工作推进遇阻时，K村“两委”成员和全体党员带头拆违，按照职责分工划分联系户，包干到人，把道理讲透、工作做通，极大地推动了村庄的发展。从2013年整村推进“三改一拆”、2015年老街改造、2016 年古村落保护与利用、2017年R景区创4A级景区到2018年某大学·H（区）乡村振兴学院建设，每年都有重点承诺项目落地。村干部全职在村工作是取得这些成绩的基础。

（二）民主选举：把好乡贤进入村庄治理体系的入口关

　　选举在村庄治理中是至关重要的。村庄选举不能是自由放任的。在基层社会自身缺乏组织、上层精英抱团而中下层群众原子化的情况下，选举完全放开会导致村庄政治混乱，出现政治丛林局面。换句话说，在群众没有组织起来， 基层没有出现政治团体时，选举容易成为黑恶势力手中任意玩弄的工具，村民自治可能异化为村官独霸一方。不完善的选举制度容易导致贿选行为，规范的基层干部选举制度则可以将那些企图利用政治资源来扩展自己企业经营、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伪乡贤拒之门外，而把真正的精英乡贤选入农村基层治理体

系，从第一关上消减乡贤兴村治村的潜在风险。在新一届村两委换届中，浙江实行村主职干部“一肩挑”制度，村支书同时兼顾党务、村务工作，这对其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一定要更加严格把好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职干部入门关，让政治上信得过、能带领村民致富的乡贤精英成为“领头雁”。为此， 首先，要确定选人用人标准。应将政治标准置于首位，首先考察候选人政治上清不清醒、意志上坚不坚定，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选出让党放心、群众满意、能力突出的好书记。其次，完善选举程序和制度。按照党章和党内法规，做好党内选举或者选派工作，选出或者派出村支书，再推动村支书依照法定程序参加村委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的选举。再次，拓宽来源渠道，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积极吸引离乡精英人才回归。那些积累了一定资本、技术与能力的返乡精英，不仅是乡村发展的新兴力量，也日益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作为本土人才，他们更愿意为乡村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基层政府要有组织地动员经商返乡人员、大学毕业生、退休人员等乡贤能人回乡， 着眼破除制度壁垒，为其返乡参与乡村建设与治理提供便利。近年来，大量村庄进行了合村并居，打破了原来的村庄圈、家族圈、宗族圈，为选人用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为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人才奠定了基础。因此，应当着力培养本地的优秀党员，建立人才储备库，储备村干部后备力量。及时发掘本地优秀年轻人并将其发展为党员，实施长期跟踪培养。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加强与高校合作定向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在县域内统筹开展人才招聘，建立村党组织后备人才库。

（三）民主决策：不同阶层正当利益的兼顾与平衡

　　如前所述，当前的农村社会已经处于分化差异的状态。村庄内上层精英主导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普通村民则处于精英的掌控之中。如任由村庄如此发展，很可能出现“精英俘获”和“寡头治村”。而避免此种情况出现的最根本的出路就在于落实基层民主。有学者总结实践经验指出，民主决策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村民积极参与决策，为此，必须为其提供强大动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村民与村集体公共事务决策本身的利益关联。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让村民认为决策事务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村民才会萌生参加公共事务决策的积极性。二是国家在制度层面给村民的参与提供较大的空间。分散的、原子化的村民即便有心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也可能因自身经济条件、文化程度、协商能力等的限制而处于不

利地位，或者被村庄精英派性斗争所裹挟，或者被眼前利益、狭隘利益和投机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蒙蔽而形成“多数人的暴政”。由此可见，这两个条件是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建立利益关联是根本，提供参与空间是必要条件。在我国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大环境下，村民个体的利益与村庄的集体利益实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利益关联还是参与空间最终要通过具体的程序才能实现。因此，关键是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程序机制，使村庄内部各个阶层都能真正参与，各方的正当利益都能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在利益关联方面，Y乡紧紧抓住“农嫁农以及农嫁居应不应该分村里的东西”“政府财政支持项目能不能引进”“村庄公共基础设施该不该建设”等与村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设定议题和议程，牢牢吸引住村民的注意力，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在制度保障方面，Y乡严格落实党组织领导下的议事流程，制定评估村级权力运行规范性的“权力底数、风险系数、民主指数”三大指标，划定3类12项重大事项，明确村级集体资产处置、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必须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严格遵守“五议”（党员群众建议、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两公开”（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决策程序[11]。这就从制度上避免了乡贤精英偏离公共性的自利行为，保障了村民自治的权利。

（四）民主监督：全方位划定村级“小微权力”的作用边界

　　村级自治组织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权力通常被冠以“小微权力”之名。但权力的本质是一种支配力，“小微权力”的作用机制与其他权力一样，只会在有限制的地方才会停止。现代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表明，对权力的监督途径和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从环节上而言，无外乎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即事前从权力来源上设限，事中依靠权力行使的程序对其施加控制，事后则通过考评与奖惩对权力行使者实施监督。事前阶段，Y乡实施责任清单、问题清单和履职清单“三张清单”制度，厘清职权职责，为广大村干部明“底线”、划“红线”，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12]。事中环节，Y乡对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议等六类村级会议推行备案审查制度，确保所有决策合纪合法合规，涉及集体财务支出的事项，要求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一核对、签字才能付款，并及时将账目向村民公开，真正做到“村账笔笔清，村事人人议，村务人人明”。事后阶段，Y乡实施党员干部道德诚信引领工程，将党员义务履行、纪律规矩遵守、固定活动日考勤、联系户走访、参与志愿服务等纳入加扣分事项，每年评估一

次，评估结果作为党员干部评先评优、奖励惩处、社会救助和银行信贷的重要依据[13]。同时探索实施村干部履诺考评机制，将换届选举“三项承诺”细化为每年的承诺事项和每半年履诺进度的考评，并与经济报酬、退出机制以及换届人选资格等直接挂钩。Y乡S村每年都会进行村干部履诺“考试”，村支书（村主任）对照年初许下的诺言，逐条汇报承诺事项的完成情况，并接受村民代表和党员的现场询问。如此一来，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同级监督的体系趋于完备，村级“小微权力”被置于阳光之下，既发挥了乡贤精英对于村庄治理的积极作用，又避免了其可能的恶，同时还能保证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五、结语

　　随着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乡贤村干部作为乡村人才队伍中的“领头雁”， 是村庄精英阶层的核心，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者和突破点[14]。乡贤能够为日渐“空心化”的乡村带来振兴亟需的人才、资金、技术、项目、信息、理念和规则等软硬件方面宝贵的资源，乡贤个人的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一批身边的村民。但是，从长远来看，乡贤兴村治村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需要借助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等正式渠道，形成体系化、规范化的机制。基层民主则是这套机制的核心。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既是乡贤发挥兴村治村作用的根本途径，也是防范乡贤村干部被俘获、异化为“寡头”的最有力的武器。H区Y乡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乡贤兴村治村的典型样本。正所谓一叶知秋，通过这个典型样本， 我们或可一览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全貌。当然，为避免管中窥豹式的狭隘和坐井观天式的盲目，我们仍须对全省、全国范围内乡贤兴村治村的实践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更为系统和科学的总结。

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研究

广东南方金融创新研究院课题组

　　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和限制，转型成功的案例较少。广东省重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意向也较为强烈。本文将基于广东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特点，提出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一、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金融运行报告（2023）》，2022年，广东省地方法人银行机构一方面继续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支持困难企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业务调整，平衡资产负债，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运行平稳，全省小型农村金融法人机构资产总额增长8.6%。2022年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机构有5家，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有83家，见表1所列。

　　其中，广东省的5家城市商业银行分别为广州银行、广东南粤银行、东莞银行、广东华兴银行、珠海华润银行。

（一）广州银行

　　广州银行于1996年9月成立，截至2022年末，其总资产为7939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72亿元。目前在江苏省和广东省都有营业点，但主要还是在广东省。广州银行多年来一直在试图上市，但从证监会对广州银行的反馈意见可以了解到，广州银行贷款存在区域集中度、行业集中度与客户集中度高的问题， 其中行业集中度又集中在房地产行业。近年来广州银行贷款不良率逐渐走高， 上市仍然面临不小的阻力。为了实现数字化转型，广州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合作， 打造了一系列远程办公平台，但并没有大量推出数字金融产品。随着房地产行业的逐渐下滑，广州银行增加的不良贷款客户也多数为房地产客户。

（二）广东南粤银行

　　广东南粤银行成立于1998年，总部在广东湛江，除了在重庆和长沙设有分行外，其余网点均在广东。广东南粤银行数字化转型较早，也较为重视科技部门的建设。2022年，广东南粤银行科技人员数为125人，该数量占全行总员工的比重为4%，其科技人员多集中于总行，总行共有109名科技人员，占全行科技人员的比重为87.2%。同时，广东南粤银行在2022年的信息科技投入为1.09亿元， 创新性研发与应用科技投入占当年科技投入的29%以上。但在疫情影响下，2022

年广东南粤银行的营收出现大幅下滑，营收27.04亿元，同比下降17.14%；实现净利润3.8亿元，同比上升3.4%。为应对此种情况，广东南粤银行调整了组织架构，增加普惠贷款管理部、乡村振兴金融部，进一步开拓市场。

（三）东莞银行

　　东莞银行成立于1999年，除了在长沙和合肥两地设有分行外，其余分行均位于广东省内。截至2022年末，东莞银行总资产为5384.19亿元，贷款余额为2904.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为3635.98亿元。东莞银行企业贷款的客户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占总贷款比例的44.03%。此外，东莞银行积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个人存款业务、银行卡业务、财富管理业务、个人中间业务等个人业务板块并同样重视数字化转型，其市场风险管理系统被评为“2022中国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最佳创新应用项目TOP30”之一。在良好的数字化风控技术下，东莞银行的不良率维持在较低的状态。然而，东莞银行的客户主要集中在东莞地区，且大多数为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仍然有一部分人对东莞银行未来上市以及发展感到担忧。

（四）珠海华润银行

　　2010年，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市政府对珠海市商业银行实施战略重组， 设立珠海华润银行。除广西百色的1家控股村镇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其余网点均在广东地区。2015年，受存量不良加速暴露和大额拨备计提的影响，华润银行的利润巨幅下滑，2015年净利润仅为0.71亿元。之后华润集团便不再按计划增资，连续12年未进行利润分配。2022年前三季度，华润银行实现营业收入48.91 亿元，同比减少13.3%。其中，该行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35.39 亿元、3.28亿元，同比分别减少20.6%、11%。由于资金压力加大，珠海华润银行开始向其他机构寻求增资扩股。

（五）广东华兴银行

　　广东华兴银行设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汕头经济特区，其所有分行都设立在广东省内。截至2022年12月末，广东华兴银行资产规模超4100亿元。广东华兴银行的业绩在广东省城商行中属于较为亮眼的一个。

　　2022年，广东华兴银行实现营业收入88.99亿元，同比降低2.4%；实现净利润33.12亿元，同比增长5.84%。广东华兴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上打造了自己的特色服务。其中，“华兴e链”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聚焦于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通过无纸化审批、自动贷后管理等为企业构建畅通的信息传导平台。此

外，广东华兴银行还推出“采e链”线上化融资产品，解决供应链下游企业的资金需求。从广东华兴银行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来看，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增长19.61%。

二、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先发后至的管理经验

　　借鉴大银行探索经验，降低试错成本。目前国内许多大型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探索方面经验丰富，管理和技术积累都优于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广东省城商行可探索与大型银行的合作，进行技术、风控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学习。

短而高效的管理半径

　　相对于其他大型银行而言，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属于中小银行，机构层级较少，工作落实效率高，机制更为灵活。这一特点使得城商行对市场更为敏感， 对金融需求变化的响应效率更高，管理成本方面相对较低，组织敏捷性高，可以更快地适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变化。

降低业务风险

　　通过金融科技代替人工在尽职调查、信用评估等流程的操作，能够减少人工成本支出，提高风险控制效率。有助于更好地对小微企业进行授信和风险评估，增大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体量。在贷后管理上也能更及时地发现和处理风险。

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

　　利用金融科技，城市商业银行可以采用线上办理业务的方式，进而减少网点分布，同时更好地管理客户信息并高质量服务存量客户。此外，可与税务、社保等部门联合，打通信息数据共享平台，从而提供更多的金融贷款产品。

（二）挑战

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与内生动力不足

　　与省外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广东省城商行的科技投入金额相对较少。此外， 数字化转型投入包括软件、硬件、数据中心、网络设备等方面，广东省城商行科技投入不高，对其而言数字化转型压力较大。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广东省城商行的科技投入相差悬殊。大体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好的规模效益， 而广东省城商行体量较小、运营成本高，加之受资本金的约束，其资产负债总量有限，每年结余多用于抹平不良资产，少有余量资金投入数字化转型中，因

而其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比较低，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不足。总之，由于广东省城商行自身基础较为薄弱，投入资源有限，在数字化转型化的大趋势下， 其与同业间的差距被拉大。见表2所列。

数字化转型期间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从科技人员的情况看，广州银行科技人员数量较多，但与上海银行、杭州银行等省外城商行上千人的科技人员数量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广东南粤银行与泸州银行虽科技人员数量相当，但科技人员占比却不足其一半。总体来看， 广东省城商行的科技人员数量较少，科技人员占比较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广东省城商行受限于地域限制、技术快速更新迭代等因素，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进退失据、被动应付的局面，在金融科技人才抢夺战中处于劣势地位，人才队伍建设相对薄弱，见表3所列。

自主研发能力薄弱

　　从自主研发情况来看，除广州银行、广东华兴银行、广东南粤银行有进行相应产品与平台的自主研发外，东莞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在研发的方面基本为外包或与其他科技公司联合研发，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省外城商行均具备自主研发平台和系统。总体而言，相对于国内先进城商行而言，部分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的自主研发技术能力较为薄弱，研发相关事宜主要依靠外包科技服务商。虽然这类科技服务商在技术研发上更为专业，且能大幅降低研发新技术的成本，但长此以往将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长期而言，城商行形成一套自有研发体系是必要之举，见表4所列。

技术应用和数据治理体系单一

　　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省外城商行已建立了较为完善成熟的数据治理体系和风控体系，而广东南粤银行、广州银行等广东省城商行的数据治理体系较为单一薄弱。此外，其在数据治理上多采用大数据技术，在数据治理基础设施支撑方面仍存在短板，尤其是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部分广东省城商行在自身数据治理基础薄弱的情况下， 数据监测无法完全适应数字化转型，数据治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风险，见表5 所列。

三、全国各地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案例

（一）广东南粤银行：建立科技人才体系

2017年，广东南粤银行推出智能网点和移动端平台。2018年，广东南粤银

行与科技公司进行合作，双方在大数据、分布式架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并进行资源共享，深入开展场景金融、产业金融研究，共同培育良好的金融生态圈，服务实体经济。2020年广东南粤银行推出手机银行5.0版，采用了数据热点分析、生物识别、智能算法和分布式架构等新技术，将银行的金融数据质量、安全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2021年，广东南粤银行的数字化运营平台项目被中国银保监会主管刊物《中国银行保险报》选入“2021中国银行业年度数字化运营优秀案例”。

　　虽然南粤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相对成功，但也花费了巨额资金。2022年， 南粤银行组织实施“育才计划”“英才计划”“薪酬绩效激励约束计划”，加强对重点岗位人才的招聘和储备，全年全行共引进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110人、占比35%。2021年，广东南粤银行信息科技投入1.45亿元，创新性研发与应用科技投入占全年信息科技投入的26%以上。南粤银行在盈利大幅下滑的状态下投入大量科研资金，其补充资金的方法来自于出让股权。2022年1月，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115亿元资金增资南粤银行。该公司是省属金融控股企业，业务涵盖金融科技等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此举一方面有利于南粤银行完善金融科技业务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其科技投入的压力。

　　南粤银行通过前期的大量投入，建设人才队伍，建立了在所在城市的市场地位。之后将股份出让给大型金融集团，在回收资金的同时，也可获得更多资源。南粤银行的举措可作为广东其他城商行的效仿案例。

（二）唐山银行：承接政府数字平台建设

　　2022年，唐山银行的“数字赋能普惠金融”案例获选“中国网2022年度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十大优秀案例”。2019年底唐山银行出资1200万元，携手某科技公司，承办了唐山市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平台归集政府涉企部门数据资源84项，通过大数据风控建模为企业画像评分，让企业需求和金融供给“无缝对接”，有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银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该平台对接金融机构63家，包括部分大型银行，但唐山银行在平台上融资放款154亿元，在全市金融机构中排名第一。

　　唐山银行的案例是政府与地方金融机构合作的典范。通过市政府、金融监管局、银保监等多方主导，唐山银行仅用1200万元便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其开发与运营都交给第三方科技公司负责。而在合作过程中，唐山银行也培养了人员的数字思维。对于拥有自己数字平台的大型银行来说，承办地方数字金

融平台并不占优势，而城商行往往更能打造好地方数字金融平台，这对于其他的地方城商行是一个借鉴。

（三）郑州银行：打造数字化运营体系

郑州银行的发展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劣势，就是同城有更大规模的城商行—

—中原银行。在这种竞争压力下，郑州银行只能开发一些风险更高的下沉市场， 以至于贷款不良率居高不下。2018年，郑州银行不良贷款率2.47%，在上市城商行中最高。为了降低不良率，郑州银行基于郑州本地的交通枢纽定位和贸易运转需求，于2018年打造了“商贸物流银行”模式，推出“五朵云”商贸物流金融平台，即“云交易”“云物流”“云融资”“云服务”，聚焦商贸企业交易结算、物流仓储、资金管理、资产增值全链条，满足企业平台化金融服务需求。之后的4年，郑州银行的不良率连年下降，至2022年6月，郑州银行不良率已经下降到1.76%。郑州银行解决数字化转型资金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二级市场融资。2020年11月，郑州银行增发10亿股，获得46.32亿的融资，顶住压力完成了数字化转型。

　　（四）江苏银行：发挥供应链金融云平台的优势江苏银行依托供应链金融云平台的优势，数字化赋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在产品创新运用方面，江苏银行创新性地运用“履约宝”和“苏银金管家”产品组合，为脱贫地区地家庭农场、注册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相关采购端提供支付、结算、资金管理、对账等一体化服务。此外，江苏银行创新打造“棉E通”项目，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合作，依托供应链金融云平台，并与棉花市场交易平台直联，为企业提供实时在线融资服务。同时，江苏银行在业务场景方面创新服务模式，与人民金服供应链金融平台形成有效对接，定制该平台地供应链对接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融资便利。

四、推动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一）完善金融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和机制建设一是完善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科学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和各领域行动方案，将数字化转型战略纳入银行整体战略规划中，明确分阶段实施目标，建立健全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建设、督导、测评、迭代的闭环管理，长期投入、持续推进。二是加强数字化转型工作管理体系的统筹推进力度。高级管理层统筹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成立银行内部数字化转型战略委员会和领导小组，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金融企业科学技术协会等专职或牵头部门，开展整体架构和机制设计，健

全数字化转型管理评估考核体系，保证各业务条线在数字化转型工作上协同并进；全面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三是强化金融数字化转型投入机制。转型初期，紧抓自身业务特点，借助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实现对前沿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转型中后期，加大投入力度， 逐渐探索建立自主研发体系，增强系统运维和风险管理韧性。

（二）探索金融数字化转型多方合作路径

　　一是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由地方政府牵头建设全省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在此基础上，各城商行与地方政府加强在信用信息共享整合、大数据开发应用、创新优化融资模式等方面的深化合作，扩大涉企信用信息归集范围，协同推进省级和地方层面的数据归集共享，提升数据质量，强化平台对数据的清洗加工能力。二是加强同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与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合作打造中小企业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等数字化服务系统，以数据信息为基础、以整个供应链的整体价值为依托形成数字资产， 以数字资产增信，借助供应链信用数据，应用数字化技术将信贷资金注入供应链各环节，为企业提供高效、灵活、便捷的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质效，推动制造业当家。同时，联合金融科技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级试点的申报工作，提高银行知名度，通过相关管理部门的支持来带动自身数字化转型。三是加强与同业金融机构间的交流合作。与大型银行建立金融数字化转型帮扶机制，借鉴大行发展经验，为数字化转型树立明确方向。通过与大行联合研发或合作的形式，打造同业共享生态平台，以资产配置、信息集散、投研交流等金融场景为依托，采用数字技术助力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打造高效同业合作环境。四是加强同本省强势高校的合作。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合作设立研发中心，对金融科技新技术、新服务、新理念等进行应用测试，开展对前沿问题、共性技术、治理体系、法规建设、信用服务、标准规范以及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三）加强数字化人才队伍体系建设

　　一是加大对青年金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工作，与地方政府、省内高校、科技企业等合作，组建金融科技人才库，全学段培养对口人才，引导优秀青年人才签订就业协议，使其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对接银行工作。二是建立金融科技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广州银行、东莞银行等大型城商行可探索建立与省内大型银行的常态化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建立数字金融人才培

养联盟，探索开放共赢的合作生态。三是建立与数字化转型相契合的人才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建立金融科技人才绩效考核定量指标和过程评估，形成精准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人才队伍发展现状和问题，精准提高团队的技术水平。

（四）打造多元金融数字化经营体系

　　一是拓宽获客、营销渠道和模式。加强与外卖平台、网购平台、乡村振兴助农销售平台等平台经济企业的合作，依托第三方应用场景获客，加强对开放银行和场景金融的建设，实现更广泛的用户覆盖。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营销体系， 推动大数据精准营销，实现策略化运营。同时，丰富数字营销工具库平台，探索银行自身用户流量经营的新模式。二是强化数据治理和业务风控体系建设。成立银行内部数据委员会，统筹推进数据治理制度的完善，运用数字化科技手段推动数据治理系统化、智能化。建设企业级数据平台，整合同业金融机构间的数据共享，强化数据管理和价值应用，加强对数据、技术、业务的融合应用。打造全资产一体化智能风险管理平台，形成银行自有的智能风控产品矩阵，保障资金安全。三是优化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广州银行可结合天河区商圈消费特色，创新打造数字民生服务产品，联动地方政府创新数字人名币应用场景，助力天河区以及辐射地区消费升级。东莞银行可结合东莞制造业特色，推出批量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为小微企业等制造业企业群体提供便捷化的授信服务。广东南粤银行可结合湛江“三农”的市场需求，创新农村数字金融产品，推进大数据金融服务对接农业经营主体和产业链条，联合当地政府开发全市土地流转抵押系统，助力湛江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何冠文

一、“农文旅”的发展内涵

　　为构建乡村休闲产业体系、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产品体系，广东省乡村振兴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制定《广东省乡村休闲产业“十四五”规划》。根据上述文件，到2025年全省乡村休闲产业发展成为城乡融合、产业融合的重要载体， 整体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乡村休闲旅游人次达1.8亿。而“农文旅”则是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乡村休闲旅游业态，这种业态包含的“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基本要素实质上与一般旅游业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在一般的旅游业态基础上会延伸出“产、闲、教、文、奢、情”等要素。

　　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这种业态的发展潜力，本研究以更广的视角去审视“农文旅”这一业态。首先，“农文旅”中的“农”泛指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本研究认为要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农业有助于挖掘乡村产业的内涵，即农业广义上既包括农、林、牧、渔四个板块，也包括围绕与农产业密切相关的深加工产业， 这些产业都是“农文旅”业态发展的基础。其次，“农文旅”中的“文”是农业活动和人文活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文化可以形成于特色农产业，也可以是民族、地方风土人情等，是吸引城镇游客流量的潜力要素。最后， “农文旅”中的“旅”关注的重点是旅客的体验和悠闲等需求，是游客流量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衔接环节，是拉动乡村产业发展，打开经济发展增量空间的关键。

二、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广东省各地已经涌现出不同形式的“农文旅”业态，这些业态依托的典型发展模式包括产业带动模式、村镇旅游模式、休闲农场或观光农园模式、科普教育模式、农家乐模式等。但长期以来，广东省存在鲜明的区域差异， 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项目在发展方面往往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经济欠发达地区一般指全县（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本级财政收入和机动财力等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绝对值较低的地区。结合研究背景，本研究将人均生产总值远低于（50%以下）广东省人均生产总值均值水平的地区定义为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广东省2021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98285元人民币，2022年

全省122个县（市、区）当中仍然有近1/3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低于省内平均水平的50%。

　　受限于区位偏远和投资不足等因素，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文旅” 发展一般需要依赖大型交通基建设施（如高铁、公路等），采用以产业带动为主的综合发展模式，例如经营特色餐饮的农家乐，以特色农业文化为主题的民宿，集吃、住、购为一体的农庄或各种规模的“农文旅”综合体等，其发展的逻辑是将文旅要素吸附在当地特色农产业上，最大限度实现农产业和文旅的联动。对于在资金、用地方面的需求相对有限的中小规模项目，开发一般是由个人或民营企业主导，对于需要一定资金体量支持大型田园综合体，一般由地方国企或龙头企业主导开发。大型综合体项目通常可以承载不同形式的“农文旅” 业态，能够更好地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三、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的发展问题

　　（一）业态分散缺乏系统规划引导。在农庄等中小微经营实体方面，根据公开数据统计，目前广东省内企业名称包含“农庄”的经营实体有16770家，个体工商户占存续实体的比例高达89.21%，最近5年成立的实体多达7041家，占比约42%，上述数据仅包含有工商登记资料的实体。在大型综合体项目方面，省内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包含田园综合体的企业共有253家，其中最近五年内成立的企业占比高达

　　63%。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广东省中小微“农文旅”经营实体的仍然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经营模式相对粗放，缺乏品牌意识，而规模较大的“农文旅” 综合体项目普遍缺乏健全的运营逻辑，项目定位不符合市场需求或地理位置偏远，在经营方面也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

（二）规模化门槛较高且缺乏吸引力。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文旅”业态主要由零散产业组成，例如民宿、特色餐饮等。与传统酒店和餐饮业相比，这些产业都缺乏规模效应，而“农文旅”的双周特点（农业周期+旅游周期）也决定了投资回收期较长且投资风险较大，上述因素和交通通达性低、基础设施薄弱等不利条件一并构成了欠发达地区“农文旅”的规模化发展门槛。此外，能够吸引游客经历长途旅行亲身体验的“农文旅”项目必须具备独特的产业、文化吸引元素，然而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项目普遍缺乏市场认可的吸引力。这些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文旅”难以吸引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的主要原因。

　　（三）产业协调性低联结机制有待创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文旅”业态普遍存在“旅游在村，吃住在镇”的现象，游客普遍反映乡村旅游设施配套不完善、旅游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除了外部投资不足等因素之外，村民参与“农文旅”业态的积极性较低、参与程度较浅也是欠发达地区“农文旅”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于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发展更多是依托特色农产业，当特色产业的农忙季节与旅游旺季叠加时，乡村人力资源压力和乡村基础设施的负荷会进一步增加，而过度超前投入乡村旅游设施又会导致旅游淡季的资源冗余，增加乡村经济运行负担。因此欠发达地区村民更倾向于专注确定性更好的传统产业。此外，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关键是要建立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而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文旅”发展在联农带农护农富农机制上仍需要突破创新。

　　（四）运营效益低下且抗风险能力弱。据统计，省内近五年成立的农庄实体的存续比例约82%，调研发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文旅经营普遍跨界经营，由从事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企业或个人经营。然而，缺乏运营文旅产业的经验导致中小规模的“农文旅”项目同质化严重，经营效果普遍不佳。在大型综合体方面，近五年成立的田园综合体企业存续比例约81.5%，其中有27家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但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型综合体项目投入巨资却缺乏经济效益， 项目收益无法覆盖后期维护和运营成本。新冠疫情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文旅影响深远，人员流动减少导致客源流失，使部分项目陷入停摆状态，旅游要素也随之流失，“农文旅”项目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四、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的发展对策

　　（一）以项目为载体统筹资源集约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的发展质量，建议由省级统筹整合存量“农文旅”项目资源， 集中资源和力量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农文旅”品牌，具体要根据高铁等重大基建规划、特色农业集聚态势等条件遴选兼具综合效益和发展潜力的重点“农文旅”项目，优先安排资源支持重点项目高质量发展。在资金保障方面可以聚集涉农财政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以“股权财政”模式与地方国有企业联合搭建“农文旅”产业资源整合平台和产业引导基金平台。在土地供给方面可以运用“点状供地”为“农文旅”项目的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

　　（二）深耕文化价值拓展招商推广思路。为进一步地挖掘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发展潜力，建议由团省委组织跨专业的高校师生实践团队深入经济

欠发达地区开展专项帮扶活动，通过运用航拍、短视频推送等现代技术手段协助当地“农文旅”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平台，助力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在项目推广方面，建议鼓励省内知名旅行社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 目的地宣传推广，开发包含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项目的精品旅游路线， 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旅行社运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文旅”项目。

　　（三）加强区域联动构建多元共建格局。为了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业态发展的协调性，广东省需要探索一套公共服务帮扶机制，由省内相关部门协调人力资源支援当地的环卫、治安工作。与此同时，鼓励省内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旅行社和交通运输企业支援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发展，进一步提升对口帮扶的效率。此外，“农文旅”项目的整合开发需要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村集体的参与。建议积极调动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积极性，为旅游旺季提供特色餐饮服务，同时探索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和多层次的利益联结机制，如“劳动力入股”和“合作社＋村集体＋农户”，拓展村民增收空间和风险抵御能力，增强村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的积极性。

　　（四）探索业态模式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针对未完全发挥经济效益但有发展潜力的“农文旅”项目，建议省内各市通过招商投资与外部相关产业的运营方、投资方一同探索本地“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方向，协助项目运营企业化解经营困境，在修复旅游基本要素的同时，进一步开发延伸要素，将“农文旅” 项目与康养旅游、露营旅游等新业态整合，尽力挽救具有价值的项目，巩固前期乡村振兴取得的发展成果。对于确实不适合继续运营的项目，建议省内各地结合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和基建条件，将项目闲置资产统筹用于推进乡村宜居宜业工程，例如利用闲置的物业、设施打造乡村综合性服务中心、农产品加工车间、储存仓库、快递物流分拣中心等，尽可能运用闲置资产弥补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促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海口市乡村旅游协会　　邓灿芳

引言

　　海口是一座热带滨海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文古迹丰富，古村落古民居众多，风景秀丽，生态环境优越，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先后推出了乡村田园观光游、乡村古迹探秘游和乡村民俗体验游等产品，打造了多个具有接待能力的特色乡村旅游点。经过多年发展，逐步探索出具有海口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虽然海口市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乡村旅游发展相比，在产品创新人才供给、政策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一、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基础研究

　　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环境、资源禀赋、产品体系等良好的发展基础， 为大力推动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提高农民收入， 营造优越良好的乡村旅游发展氛围，海口市着重在政策保障、资源整合和产品打造等方面夯实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基础。

（一）政策基础

　　一是规划先行，海口市先后编制完成《海口市域乡村建设规划》《海口市乡村休闲旅游调研报告》《海口市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健康发展调研报告》《海口市乡村民宿发展专项规划（2021-2035）》等乡村旅游规划、文件；二是政策  助力，出台了《旅行社开发客源市场奖励办法》，明确给予组织一定数量游客游览生态乡村旅游点（含农家乐的旅行社相应奖励，有效提高乡村旅游点人气和收入；还通过资金补贴的方式保障乡村旅游稳定发展。

（二）资源基础

　　海口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特色明显，有以火山古村落为特色的美社村、美贯村中国雷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美孝村乡村旅游资源，以红色和绿色生态游为特色的本立村、堆插村、龙鳞村、岭门村等乡村旅游资源，以滨海休闲为特色的以明堂村，山尾头村、长宁头村、禄尾村等乡村旅游资源，以历史文化游为特色的羊山休闲公园斌腾村、涌潭村等乡村旅游资源。

（三）产品基础

海口市遵循品牌化发展之路，持续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先后获评6个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20家椰级乡村旅游点、2个海南省旅游小镇、16家“金银铜宿级”民宿，乡村旅游品牌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不断增强。针对不同类型的目标消费群体，海口市持续推出一批特色乡村旅游新业态产品。如集观光休闲、田园采摘、乡村体验为一体的冯塘绿园共享农庄， 拥有卡丁车、冒险家、真人CS、山地越野车、水上乐园、农夫乐园等娱乐项目的铭投拓展主题山庄等，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丰富。

二、国内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模式研究

　　为了能够更加针对性的找准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模式，通过先后学习考察江西婺源篁岭村、李坑村，安徽的西递宏村、渔梁古埠、新安碑园、太白楼，苏州林渡暖村、旺山村等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成熟、经验丰富、经济效益较好的若干典型案例，并与相关的市县主管部门以及运营企业代表就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梳理出乡村旅游发展的三大典型模式，为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篁岭模式

　　彭村篁岭是空心村发展乡村旅游实现成功转型的典范。“篁岭模式”的成功基于以下四方面：一是通过市场经济杠杆，对村落建筑物采取产权收购、对村民采取搬迁新村安置的方式，通过“人下山、屋上山、貌还原”的整体性打造，推动了古村特色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二是在经营上走门票与经营复合的路子，门票定位在中低价位，根据国家产业发展要求和自身经营发展状况，逐步降低景点门票，并通过休闲度假、旅游会展、民俗体验、文化演艺等综合旅游消费取得项目收益，推进旅游转型升级。三是围绕乡村文化元素主线，遵循地域民俗文化特色，在保护基础上充分利用遗留闲置的生产、生活资料，旧屋舍等资源，挖掘展示当地民俗文化，建设休闲旅游文化产业，最终将篁岭打造成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俗特色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和民俗文化影视村落。四是采用“公司+农户”形式，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效整合旅游资源， 将农民土地进行流转，与农户共同开发观光农业，形成经营产业链条，将农户真正融入产业项目中，达到零距离就业、足不出村就能挣钱的效果，实现公司与农户双赢。

（二）西递、宏村模式

　　西递、宏村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人世界文化遗产，是对世界遗产资源有效经营的典型模式。西递由村办旅游公司经营，收入按照人口和房屋两种形式

分配；宏村是租赁给外来企业经营，市场化运作，标准化管理。西递和宏村的发展都经历了从粗放式管理到政府引导+社会投入+市场运营+共同利益的历程。通过多年实践探索，西递宏村形成了一套“乡村+民宿”“乡村+研学”“乡村+ 农旅”“乡村+微派文化”的运营模式。借安徽整体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之机， 西递和宏村与第三方合作打造卫生乡村，带动社区、村民、游客，全力建立起卫生标准管理化体系，360度无死角的干净和整洁，为西递和宏村的游客带来了全新体验。在产品结构体系中，西递、宏村紧扣研学市场，年学生写生活动成为了西递、宏村的营收主要来源之一，并发展成为了一条产业链。西递、宏村的遗产村落在良好的体系运营打造中，正在走向可持续，保护了生态，传承了文化带富了百姓。

（三）苏州太湖乡村田园综合体模式

　　林渡暖村和旺山村是苏州太湖边上两个乡村旅游标杆企业。林渡暖村是横泾街道联合同程集团，借助“互联网+”，利用文旅+社群新场景助力乡村振兴的农文旅融合样板项目。在定位上，林渡暖村瞄准“一站式乡野度假目的地” 的全新定位，以“自然美育教育”“文创设计”“乡野度假”为产品核心，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房屋资源，用数字乡村激活，引进高端合作文创平台和高端民宿，深化

　　“乡村旅游”：的农文旅大融合。在运营管理中，优先考虑本地现有居民及返乡居民就业，积极组织农民培训。在产业发展驱动上，打造农村优势产业， 积极投入一产，水稻种值业，又结合一产，打造了稻田旅行小火车、稻田咖啡、萌果果森林等一系列的文创项目，既与乡野文化和谐统一又能丰富业态，促进新老村民多维融合，最终形成一个远离城市喧嚣，有善意有温度的精神原乡。旺山村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首批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中国特色商业街”“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示范案例”，以斑澜、秀美的风景展现了诗梦乡里的田园梦境，打造出离市区最近的“吃农家饭、赏农家景、享农家乐”的特色旅游新名片，实现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比翼双飞。

三、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通过对海口市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和现状的分析，结合对国内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案例及模式的研究，审视当下海口市乡村旅游在顶层设计、产品开发、营销推广、运营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一）顶层设计不完善，营商环境有待优化

　　一是对乡村旅游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海口尚未建立统筹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工作机制，对全市乡村旅游发展缺乏高位谋划，顶层谋划不足；二是乡村旅游整个行业发展没有形成一盘棋。行业声音非常薄弱，主管部门对政策制度的理解参差不齐，主管部门未形成合力，没有真正建立起党政统筹、上下联动、多方参与的发展格局；三是政策保障力度不足。海口市目前出台指导乡村旅游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缺乏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对于用水（湖泊）、用林、用空等使用审批手续较为繁琐，尤其是在用地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严重限制乡村旅游发展。企业在申请乡村旅游的发展资金问题困难重重，手续较多，政策保障方面灵活性不够，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遇到难点堵点。

（二）文化内涵挖掘不深，行业整体发展乏力

　　海口市虽然目前打造了一批一级乡村旅游点，但仍缺少高品质乡村旅游产品，对本乡村的文化挖掘力度不够，海口乡村旅游在琼北地区资源雷同的情况下，作为省会城市在政策、区位、资源、市场等方面优势没有充分且有效利用， 旅游+农业/文化/体育/非遗等融合深度不够，形成的产品和模式比较单一、品级不高，乡村旅游产品市场化开发不足，缺乏拳头产品和明星产品；同时，全市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偏小，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不突出，市场主体培育、扶持力度不足，尚无乡村旅游龙头企业、优强企业、规上企业。

（三）缺乏创新营销手段，营销推动力度不足

　　一是旅游营销宣传重视仍显不足，旅游营销人才较少，营销经费不足，未出台切实可行的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办法和制度，旅游企业主动开展市场开发和营销推广的积极性不高；二是品牌营销推广未能有效调动政府、行业、媒体、公众等主体的积极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营销资源也未得到充分整合，联动营销成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三是缺少差异化营销和创新营销，乡村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高。

（四）基础条件不完善，运营水平有待提升

　　一是乡村旅游服务水平有待提升，智慧旅游服务平台、乡村旅游道路景观化改造、游客咨询服务体系等服务设施，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导致乡村旅游整体的体验度不高，游客的回头率不高。二是乡村旅游专业人才短缺，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去就业创业的氛围不浓厚，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对于从事乡村旅游的运营者、村民、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

服务培训缺失，整体运管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四、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若干建议

　　发展乡村旅游是海口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有效激活乡村产业，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提升乡村生态品质，传承乡土文化，吸纳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富裕生活。针对海口市乡村旅游发展问题，借鉴国内乡村旅游发展先进地区的典型做法，从乡村旅游发展的制度创新、资源挖掘、品牌营销、运营管理等角度，提出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建议，以期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培育乡村旅游发展之“壤”：制度创新，优化乡村旅游营商环境

　　一是成立乡村旅游发展工作小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旅文局、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和资规局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联合成立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和指导乡村旅游发展工作，重点解决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用地、资金、项目落地等堵点难题，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二是坚持规划引领， 做好顶层设计。基于海口市乡村施游发展的现状、优势，结合乡村旅游发展的市场需求和趋势，编制全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全面指导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充分调动市资规、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林业等部门积极性，全面加强对乡村旅游在用地、用林、财政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为乡村旅游发展保驾护航；四是建议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基金，充分吸纳社会各界资金，大力支持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产品打造、品牌塑造营销推广和人才建设等工作，推动乡村旅游行业持续高质发展；五是持续开展乡村旅游发展深度调研，摸清全市各乡村旅游点发展的堵点难题，凝聚每个乡村旅游点的运营模式和特色，精准指导各乡村旅游发展，提高每个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和质量；六是加快推进海口乡村人才设计院的建设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和专业人才爱上乡村、工作在乡村、生活在乡村；七是着力打造海口乡村旅游的标杆和样板，择优选择发展基础好、提升潜力大且特色鲜明的数家乡村旅游点，重点给予政策扶持，打造独具海口特色的乡村旅游标杆企业， 为海口乡村旅游发展树立方向标。

（二）找到乡村旅游发展之“根”：寻本溯源，挖掘乡村旅游文化之根

　　一是加强传统村落保护。通过制定保护规划、给予资金支持、鼓励村民自行修缮等方式，加强传统村落的完整性和历史风貌保护；二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通过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建立非遗博物馆、记录非遗口述历

史等方式，持续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乡村文化；三是加强乡村文化旅游化开发。乡村旅游是挖掘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开发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加强文化展示等方式，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了解和体验海口乡村的文化魅力；四是支持举办乡村文化体育活动。乡村文化活动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支持农民文艺团队、乡村文艺比赛、乡村音乐节等方式，鼓励和引导乡村文化活动的开展；五是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可以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和自豪感，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开展乡村文化讲座、编写乡村文化教材等方式，普及乡村文化知识，提高乡村文化素养；六是尊重和包容乡村多样性。乡村文化多样性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尊重不同乡村的文化差异、包容不同乡村的生活习惯等方式，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的多样性。

（三）长出乡村旅游发展之“叶”：聚焦市场，做好乡村旅游品牌营销

　　一是聚焦市场，推动产品差异化发展。以区为单位，结合每个乡村旅游点的特色，通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加强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强调差异化发展， 挖掘每个乡村点的产品特色，整合每个点位的产品结构，以客户群体为主，设计乡村旅游的特色路线，同时做好乡村研学大课本，攻克乡村旅游周末市场的痛点问题。二是整合资源，实现联合营销。充分发挥旅行社、酒店、景区等企业营销资源优势，与政府部门开展联合营销，通过共同发放优惠券、宣传合作、举办活动等方式，合力推广产品和提供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让更多的游客关注乡村，培养去乡村的热衷度。

（四）开好乡村旅游发展之“花”：营在乡村，创新乡村旅游运营模式

　　一是要把乡村旅游的产业做“实”。做好乡村旅游产业布局，理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律，找到文旅产品的流量密码，夯实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探索乡村旅游发展创新模式，推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二是要把乡村旅游的定位摸“准”。结合自身的区位交通、资源条件、文化优势，因地制宜，加大对火山口文化、石斛文化、公期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的挖掘，推动与乡村民俗的深度结合，实现文化为乡村旅游发展赋能。三是要把乡村旅游人才练“强”。全面加强海口乡村旅游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大与省内外高校、旅游企业的合作，设立培训班、交流项目等，提高乡村旅游运营者运营管理能力， 提升当地居民的服务技能和综合素质，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加入海口乡村旅游的行列，持续推动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四是持续夯实乡村旅游发展基础。

加快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大力推动乡村旅游道路景观化改造， 持续完善乡村旅游点游客咨询服务体系等配套服务设施，整体提升乡村旅游的体验度。

汉阴县观音河村农旅融合发展调研报告

汉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李小勇

汉阴县观音河村农旅融合发展的总体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2020年底，***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确定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方向。

　　以农旅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兴旺，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生态宜居的基础上， 通过入户走访，与村贤人士座谈，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进行了总结和深入思考， 结合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对实施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进行了调研，现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观音河村农旅融合发展具备的优势及现状分析

　　观音河村位于县城西北4km处，交通方便（通柏油路），辖7个村民小组， 常住人口441户1473人，脱贫户120户354人，监测户20户59人，有村干部5人， 有党员38名。辖区面积9.8km2，耕地面积有3131亩（其中：水田492亩、坡地2273 亩），林地面积3118亩。地处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本村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着力在生态绿色和农旅融合相结合上下功夫，以观音河库区、河道和产业路周边绿化美化为依托，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精心打造生态观音河、绿色观音河、花海观音河，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探索形成融种养、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体验于一体的“观光农业”，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发展路子。观音河村培育了生猪养殖基地1个，养牛基地1个，蜂糖李种植基地1个，枳壳种植大户1户， 禽类养殖大户2户，村集体产业主要是猕猴桃和吴茱萸产业，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带动群众逐步增收。

农旅融合发展实践探索

　　坚持“生态立村”发展思路不动摇。观音河村地处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对水源地保护、县城安全供水、农田灌溉、一江清水到北京都有很大益处。要始终坚持“生态立村”发展思路不动摇，紧紧围绕观音河库区水源地保护，着力打造绿色品牌。全村不论是产业规划发展还是基

础设施建设，都应围绕生态、绿色这个总纲，立足绿色生态优势，科学制定全村经济生态建设总体规划，着力在生态绿色和农旅融合相结合上下功夫、做文章，以观音河库区、河道和产业路周边绿化美化为依托，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精心打造生态观音河、绿色观音河、花海观音河，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探索形成融种养、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体验于一体的“观光农业”，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发展路子，逐步把观音河打造成为陕南的旅游胜地、养生天堂、富民宝地。

　　因地制宜地推进“一村一品”产业发展路子。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有了特色产业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增收问题。在发展产业项目上，要从市场需求出发，结合各组实际情况，尊重农户意愿，依据乡村振兴远景规划培育长期稳定脱贫产业，因地制宜地推进“一村一品”产业发展路子，杜绝“跟风式”产业发展。要紧紧围绕“山上中药材、河边猕猴桃、库区蜂糖李”总体思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农业产业基础，结合各组不同地域差异化发展不同产业，选择前景好、效益高、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产业项目，真正把观音河的主导产业叫响叫亮、做大做强。如抓好猕猴桃设施农业，紧紧围绕观音河镇猕猴桃小镇要求，发展猕猴桃300亩，目前已建成150亩高标准猕猴桃产业园且已初挂果，需加强除草、施肥、搭架、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搞好技术服务，不能重建轻管，要持续完善产业园的配套设施，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持续发展蜂糖李，稳步发展经济林和中药材产业。该村一组、三组高山区应着力发展枳壳、吴茱萸，适当套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适度发展林下养鸡等养殖业，不断拓展农户增收渠道。

　　在产业发展的方式上，要坚持走能人带头，大户带动的路子。农民群众是产业发展的主体，必须把农户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产业与农户紧密结合， 按照规范管理的要求，把产业交给农户，把农户镶嵌在产业链上，让产业、产品、农户和市场深度融合。要注重发挥合作社、家庭农场、能人大户的主观能动性，逐步破解产业规模小、链条短、效益低、带动能力弱的现实难题。例如， 一组的徐登富、徐登满，三组的冉勇、邹小武，五组的丁林松在发展产业上， 有思想、有能力，敢想敢干，示范引领，他们发挥了很好地表率带动作用，要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大力表彰鼓励，让更多的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努力实现“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产业兴旺目标。在坚持“一品多元、长短结合” 发展思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具有镇域特色的优势产业，打造观音河镇“有品

牌、有颜值、高效益”的绿色优势产业，促进农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要抢抓机遇，用足用活乡村振兴、生态绿色、产业扶贫等相关政策。加大对村集体组织、企业、农户、能人大户、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产业技术培训，围绕种植养殖业，有针对性开展疫情防控、病虫害防治、修枝整形、培土施肥、采收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培训，指导农户抓好后续管护，着力提高种养技术水平，解决农民群众发展产业技能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大宣传教育、抓好技能培训、开展智志双扶，激活贫困群众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让更多的农民群众掌握技术，成为能人。加大农业产业园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解决好产业道路不通畅、水电不配套、产业配套设施用地难、成本高等瓶颈制约问题，不断改善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要加大对观音河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保的项目争取力度，通过政策扶持、项目支持、资金投入、技术帮扶等措施， 扶上马、送一程，使之逐渐发展壮大，持续发展，为农村产业发展、产业兴旺持续提供政策支持保障。

汉阴县观音河村农旅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该村在乡村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不能回避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这些问题将给乡村振兴带来较大阻力和困难。

　　基础设施薄弱。观音河村脱贫出列时间是2018年，脱贫早，享受脱贫政策少，国家资金投入不足，道路等级低，电力设施及基础设施达不到发展要求。猕猴桃产业园水利设施配套和有效利用率较低。农业设施偏少，产业园抗灾能力不强，还是“靠天吃饭”，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同时， 全县养殖业标准化、设施化棚圈建设滞后，导致以养殖业为主导产业的思源农场、百牧山水养牛场、旭日林下养鸡家庭农场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粗放经营的现状。

　　农业产业不大不强。观音河村耕地、水源、劳力等资源相对偏少， 也没有真正形成产业化，种养业规模小而散，与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低、层次浅， 链条短，附加值不高。几家新型种养殖业经营主体发育迟缓，有带动能力的新型经营主体太少、成长慢、创新能力较差，一些新型经营主体有名无实，不具备发展特色农业、新模式和新产业的能力，造成了农牧业资源投入“多”与产出效益“少”的矛盾。

农村人居环境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环卫基础设施不完善，管护经

费不足，长效机制不健全，未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处理场等方面，大多数生活垃圾就堆在路边垃圾箱，定期拉运至县垃圾场进行填埋处理，污水治理、粪污治理成为环境整治难题。

启发与思考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从观音河村的实践来看，他们的农旅融合发展是成功的。总结起来，主要是抓住了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选好配强村“两委”带头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有志青年回村发展产业，切实增强村党支部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将农村党建与巩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党员是村级产业发展的领头雁和致富带头人，在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推动群众生活改善方面，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发展产业是关键。一是推行“三个一”产业扶贫模式，发展高标准猕猴桃产业园150亩，吴茱萸产业园350亩，吴茱萸和猕猴桃初挂果预计可收入2  万元。为了增加收入，在猕猴桃园套种甜玉米和大豆，目前甜玉米已销售12000kg，收入14198元，预计黄豆能收入6000元，厂房出租5万元，预估村集体年收入可达9万元。二是发挥产业大户带动群众增收。目前有生猪养殖基地1个

（思源生猪养殖基地）、养牛场1个（百牧山水养牛）、禽类养殖场2个（旭日林下养鸡、徐登富养鸡）、水产养殖1户、蜂糖李种植基地1个300亩（松林生态）、枳壳种植基地1个，有效带动78户脱贫户稳定增收。同时结合脱贫户实际，鼓励脱贫户发展猕猴桃、蚕桑、吴茱萸种植及养牛、养猪、养鸡等长短期产业结合的模式，规模化发展种植养殖。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从水库向下至蔡家坡顺河形成农旅观光产业带，山上建设中药材产业园种植中药材，为下一步农旅结合发展打基础。

　　明确重点是根本。乡村振兴群众是评判人员，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以农民为核心，紧紧围绕农村人口、农村发展的需要，注重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解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制约乡村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短板，同时，着力做好民生保障和服务、文化风气习俗的引导。坚持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作为主抓手，大力推动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积极推动公共服务

优质化、便捷化，以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大力推动以孝道文化、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风文明建设，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民日常生活， 坚决抵制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全面推行移风易俗，且已取得了良好效果。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

镡鹤婧、张站闻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余年奋进征程中创建的红色物质文化、红色精神文化和红色制度文化的总和。***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在2019年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等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思政课要改革创新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2（]P43）， 这在全社会把弘扬红色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探讨在高校思政课中“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探索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环节和实践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关键环节

　　建设高水平红色师资队伍。“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3]。一是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红色文化素养。思政课教师应主动阅读红色经典，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核心要义，努力提升教学能力，向大学生全面展现红色文化的精髓。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师应精准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全面厘清并深入把握其蕴含的理论逻辑，做到在有限的课时中系统连贯、层次分明地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打造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科研平台。各高校应树立“以科研促进红色文化研究”意识，设立红色文化研究机构，打造红色文化研究团队，拓宽研究深度与广度，从学理层面充分挖掘各地区红色文化的独特内涵及时代价值。同时，高校要设立校级思政课研究专项，侧重挖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着力建强红色教育阵地。三是把红色文化纳入对高校教师的培训中。高校应给予教师更多的交流和培训机会，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红色文化学术研讨会，分享教学经验和关于红色文化的创新成果；支持教师参加全国各地红色文化研究机构举办的各种研讨会、高峰论坛，以掌握最新的红色文化研究动态，从学理上帮助教师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积极嵌入红色元素，提炼“教育点”。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注意结合地域红色文化资源，将其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提炼各门课程的“教育

点”。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侧重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当前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抗日战争中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4]（P6），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这个案例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要推动社会发展，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抓住主要矛盾，这样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侧重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教师要积极借助相关红色文化资源，再现历史原貌，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采取多样化的课程方式。为了鼓励学生表达自身所思所想，自觉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教师应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采取多种方式使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课堂教学。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经典电影，以小组为单位轮流分享观影心得，再由教师及时归纳各小组观影成果，总结经验并给学生以理论与思想上的启迪，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每门思政课每学期可以举办一次红色经典故事座谈会，邀请老一辈革命家或者其后代讲述红色经历，展示红色文化历史；可以举办红色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红色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各红色场馆的优秀讲解员阐发其研究成果；可以在课堂教学中插入红色影片和歌曲，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举办红色经典诵读会，让学生通过学习体会其中蕴含的红色文化精神。总之，通过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课堂教学的多种方式，有助于将思政课打造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金课”。

　　为不同授课对象“量身”制定教学计划。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根据授课对象专业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面向理工科学生授课时，思政课教师可向学生讲述钱学森、华罗庚、黄大年等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拼搏、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融入红色影片、红色歌曲、红色遗址等相对直观的内容，使学生回顾历史进程，让学生在感动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认同。面向文史类学生授课时，思政课教师更要注重红色文化的理论性、逻辑性，讲明白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融入红色诗词、红色典籍等红色教育资源，让学生深刻体会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等。

二、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

　　高校思政课可以通过构建“看”“讲”“行”“演”“建”等五种形式相统一的实践教学模式，助力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看”——利用红色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教学。高校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利用所在学校的独特地域优势，组织学生参观纪念馆、博物馆、红色遗址等红色实践基地，聆听讲解员介绍红色经典故事等，深刻领悟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中凝结而成的红色文化，帮助学生寻找深藏在红色文化素材之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领会和把握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从而坚定学生的历史自信。例如，思政课教师在讲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课时，可以带领学生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馆内的多个中国“第一”可以让学生深刻领悟中国为什么必须坚定走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的道路，深刻领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创造出我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人间奇迹。在信息时代，思政课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带领学生参观合适的网上展馆，以图、文、声、像并茂的形式介绍相关知识，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般沉浸于当时的场景，给予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

　　“讲”——成立大学生红色文化宣讲团开展实践教学。为了让学生领悟各门思政课的核心内容，教师应根据各门思政课的自身特点和课程内容成立不同类型的宣讲团。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课而言，应侧重宣讲包含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红色文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而言，应侧重宣讲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红色文化。各门思政课宣讲团应在思政课教师悉心指导下，面向学校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红色文化宣讲，在宣讲过程中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更主要的是坚定其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

　　“行”——利用志愿服务、重走红色之旅等开展实践教学。为落实好实  现好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思政课教师应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投身到形式丰富的志愿服务实践中，引导学生前往革命老区开展支教、拜访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英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悟红色文化。例如，福建省一些高校带领学生去才溪乡开展社会实践，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毛泽东同志三次到才溪乡开展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最终才完成《才溪乡调查》这一极具影响力的调查报告。这一红色之旅，有助于学生深刻体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真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根本原因，从而达到以学促思、以学践行的目的。

　　“演”——开展大学生角色扮演的体验式教学活动开展实践教学。高校思政课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设定活动主题，编写脚本，分配角色，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再现有关红色文化的历史场景。通过角色扮演，学生可亲身感受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从而让革命历史人物鲜活起来、生动起来。这种体验式教学活动可以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更深切地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辉煌历程就是充满挑战、充满激情、充满无数人奋斗牺牲、充满光明前景的光辉历程。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还原五四运动的历史场景，让学生扮演五四运动中的相关历史人物，让学生深刻领悟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而激励新时代中华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奋斗。

　　“建”——构建红色文化网络教学资源专区开展实践教学。思政课教师可以利用学习通、雨课堂等平台构建教师专区和学生专区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5]。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结合当地红色文化资源进行集体备课，设计以课程内容为主的红色文化专题， 每个专题应提炼升华，从红色文化中提取激发学生奋进的积极因素，用理论凝练出红色故事背后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以小见大，让学生深刻领悟红色文化的精神伟力和磅礴力量。为促进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深度学习，思政课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以博物馆为载体，开展充分的校内外学习与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鼓励学生将自己制作的情景剧、微电影、微视频等上传至网络平台。如此，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对红色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红色研学高质量发展问题及路径研究 基于鲁西革命老区的个案调研

聊城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王振鹏

　　红色研学旅行是让学生到红色景区、革命纪念馆等地方进行学习，从而增进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历史文化素养和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信仰，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从而更好地肩负起祖国的未来。鲁西地区位于山东省的西部，包括聊城、菏泽、枣庄、济宁、德州等地，是冀鲁豫边区政权的一部分，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敌战斗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众多鲁西地区的英雄儿女为了祖国和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1］。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处于冀鲁豫边区的鲁西地区全民皆兵，红色文化和红色遗存较多。在鲁西地区开展红色研学旅行，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红色文化的魅力，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研学旅行与教育相结合，成为旅游行业新的发展引擎，可以促进鲁西地区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推动旅游产业焕发新的生机［2］。

鲁西地区红色研学旅行发展的优势

集中、连线、成片的区位优势

　　鲁西地区位于黄河的下游、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连接华北、华中、华东和太行的重要战略枢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该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重要活动区域，刘伯承、***等许多革命家曾经在鲁西地区驻扎过和作战过，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了鲁西运河区独特的红色文化遗产链。区域内中小学数量多而且分布广，目标群体集中。另外，鲁西地区与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份相邻，交通便利，公路、铁路、机场等立体交通网络完善，这为开展红色研学旅行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富集、规模、优质的文化优势

　　鲁西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富集，观赏体验类红色资源众多，如聊城的范筑先烈士纪念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纪念馆；菏泽的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鲁西南战役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枣庄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铁道游击队纪念园；济宁的程广泉纪念室、兖州烈士陵园；德州的大宗家战斗纪念碑、德州市革命烈士陵园等。人文精神类红色资源也极其丰富，如聊城的孔繁森精神，菏泽的湖西精神，枣庄和济宁的铁道游击队精神，德州的伟大抗战精

神等。与此同时，该地区有黄河、运河两河流经，孕育了鲁西地区独特的黄河、运河两河特色文化廊道。

勤政、务实、积极的政策优势

　　自国家高度重视研学旅行以来，山东省政府积极响应，2017年7月，山东省教育厅等12部门印发的《山东省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实施方案》对研学旅行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实施步骤进行了明确要求， 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在全省开展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

　　2023年聊城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聊城市地方标准《研学旅行服务规范》，规定了研学旅行组织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主办方、承办方、供应方等相关方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人员配置、组织实施和安全管理、评价的基本要求。2018年菏泽市教育局等13部门印发了《菏泽市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建设研学旅行基地的工作目标任务，并评选了第一批省级研学基地。2021年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的《枣庄市“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出整合全域文化和旅游资源、精心培育包装研学旅游等文化旅游产品品牌。2020年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济宁市研学旅行示范基地规范》，对研学旅行基地评分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致力于推动研学基地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2017年德州市教育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德州市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中小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整合资源为学生进行探究和实践予以支持。

鲁西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地域分布

　　从地域空间上来看，鲁西五市作为革命老区，总体上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种类众多，但在各市区之间分布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鲁西五市之间的市际差异，而且对于单独的一个市区而言，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差异也存在于区际、县级之间。根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023年公布的《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有名录》，整理出来的鲁西五市红色文化有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地域分布如下。

聊城市红色文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聊城市拥有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5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张家楼抗日遗址、南街民居张梦庚故居）、道署西街聊城粮库、梁水镇范公祠、沙河崖刘邓大军渡黄河指挥部旧址、运东地委旧址、

北杨集革命烈士纪念亭、后田庄六十二烈士墓、琉璃寺烈士陵园、徐河口三英烈士墓、临清中共清平县委旧址、前李赵庄血水井、孔繁森同志故居、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袁楼党支部旧址。具体见表1。

菏泽市红色文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菏泽市拥有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9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巨野教案遗址、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八一街肖氏民居、东王尹庄抗日烈士李次孔墓地、刘楼十八烈士墓地、王厂战斗遗址、王高寨九十六烈士纪念地、定陶战役指挥部旧址、湖西人民会议厅旧址、苏鲁豫边区根据地旧址、丁官屯村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鄄南战役指挥部旧址、永顺路红旗剧院、李庄村成武县人民政府办公楼旧址、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展览馆、曹县鲁西银行第四印刷所旧址、龙王庙镇反碉堡战役指挥部旧址、中共芳桂区委旧址、申庄村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具体见表2。

枣庄市红色文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枣庄市拥有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8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苏鲁豫皖边区特工委旧址、国际洋行旧址、国共谈判旧址、铁道游击队旧址、苏鲁豫皖边区农民抗日训练班旧址、枣庄师范方楼、枣庄师范铁楼、中共滕县县委旧址、洪振海烈士墓、葫芦套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机关旧址、军门大院抗战旧址、史湖烈士陵园、台儿庄革命烈士陵园、王家湾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地旧址、滕州一中历史建筑、电光楼、台儿庄大战旧址古民居来泉庄烈士纪念碑。具体见表3。

济宁市红色文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济宁市拥有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2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朱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会址、戴庄天主教堂、潘家大楼、济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济宁太白楼、孔家村泗河桥、曲阜师范学院旧址、王杰纪念馆、小雪影剧院、兖州毛泽东思想胜利展览馆、姚村火车站、独山抗日歼灭战遗址、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兖州侵华日军碉堡、兖州侵华日军观象台、邓家庄主席台、土旺防空洞、翟庄党支部旧址、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旧址暨钱杰东烈士故居、吴村火车站、鲁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部旧址、微山铁道游击队队部旧址。具体见表4。

德州市红色文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德州市拥有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5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宗家抗日战斗遗址、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临邑革命烈士陵园、宁津烈士祠、齐河革命烈士纪念碑、王克寇烈士陵园、晏城侵华日军飞机场旧址、德州仓储建筑群、德州电厂机房旧址、徽王石桥、御桥韩天主教堂、李元寨李氏民居、运河武城大桥、冀鲁边区抗战遗址、东安务武大风墓。具体见表5。

鲁西地区红色研学旅行发展的限制因素

　　鲁西五市在红色文化保护和红色研学旅行开发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在中小学研学旅行教育政策的影响下，各地市中小学红色研学旅行的需求逐渐扩大。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阻碍红色研学旅行发展的因素。

文化挖掘不足，研学体验欠佳

　　鲁西五市积极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红色研学旅行的开发，但地方对红色文化的挖掘仍停留在较浅显的层次，红色主题并不突出。红色文化研学旅游资源多集中于革命历史遗迹、红色典型、红色文化遗产。革命历史遗迹例如红色纪念馆、战场遗址等，但对于本区域的红色家书、红色家训、红色家风挖掘较少。革命先烈写给亲人的家书和家训，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信仰、奋斗历程的见证，都是对当代共产党人的谆谆告诫、呐喊和革命宣示，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是培养中小学生爱国情怀的鲜活教材［3］。目前对于红色家书、家训、家风资源挖掘程度不够，无法引起中小学生的情感共鸣。尤其是对于中小学生而言，进行红色研学旅行可能只是充满好奇，但对于红色景点、历史人物、战争等背后的故事不了解，无法真正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产品形式单一，同质现象明显

　　鲁西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对于红色研学的开发缺乏独特性，大部分景点档次不高，研学内容较为单一，景区的吸引力不强，无法真正调动研学者的兴趣。绝大部分的红色研学地点的陈列、展示、宣传的方式和手段相似且缺少创新，以传统的文物展览、人工讲解等为主要参观方式，缺少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同质化问题严重，缺少地区特色，使得研学者的体验感较低，缺乏感召力和震撼力［4］。产品设计中缺乏创新性、创意性，难以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研学过程中缺乏互动性、参与性，没能让学生在“游”中“学”，在“学”中“游”。这导致学生注意力分散，造成红色研学旅行活动的效果不佳，降低了研学的重游率，不利于红色研学旅行的健康发展。

课程衔接不当，主体针对不强

　　当前的红色研学旅行缺乏与课程的衔接，部分研学机构只注重该地区已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发挥当地仅有的红色旅游资源价值，没有考虑到课本知识与现实资源的结合。此外，鲁西地区有黄河与运河流经，同时还是重要的革命老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优越，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深厚，这些都是鲁西地区独有的特色教育资源，但目前的红色研学旅行只突出了该地区的红色文化，尚未涉及地理等其他学科的领域，并且缺少研学之后对于学生理解程度的追踪。

　　目前来看，大部分的红色研学对于中小学生群体没有针对性。中小学生是一个整体，也是当前红色研学的主体，但就中小学生内部而言又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小学生和中学生相比较，不仅年龄上有不同，他们之间的接受知识、理解问题的能力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红色研学基地、红色景点却没有根据群体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工作，只是强调红色文化价值的普适性，并没有考虑到研学群体的特殊性。另外，狭义的研学群体特指中小学生，该群体消费能力较弱， 带来的经济效益较少，而广义的研学群体包含了各个年龄段的人，市场规模和盈利空间大，所以应该制定符合各年龄段年龄特征的主题研学［5］。

缺少跨市合作，组织力量薄弱

　　鲁西五市红色研学旅行多局限在本市范围内，缺少市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由于中小学生群体的特点，自理能力较差，假期有限，因此目前的红色研学旅行多以小范围、短时间的半日游、一日游为主。这样的优点就是节省时间和花费，可以充分利用周末等短假期，缺点就是仅了解到所在区域的红色文化，缺少对鲁西地区红色文化整体性与空间性的理解。鲁西地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老区，想要完整地理解该地区的红色文化，就不能局限于范围小、时间短的半日游与一日游。此外，红色研学的核心就是红色校本课程的开发，要做到在研学旅途中有东西可“研”，有地方可“游”，有研学导师可指导、讲解，需要做好研学之前的准备工作。但当前的红色研学大多以学校或者旅行机构组织，学生参与为主，缺少家长、学生、高校、企业等多方力量的参与，无法真正听取多方意见，反映多方诉求。

鲁西地区红色研学旅行发展的路径研究

　　目前，鲁西五市依托丰富而具有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整合区域红色文化资源，该区域的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红色研学旅行开发工作都处于一个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过程。

　　整合红色资源，凸显文化引领发展红色研学旅行，鲁西五市首先要整合区域内红色文化资源，摸清“家底”。在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工作中，观赏体验类的红色研学旅行资源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一是红色遗迹。这类红色研学旅行资源是指推进中国革命进程、为国家建党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所遗留下来的居住旧址和相关物件，如菏泽的曹县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聊城的莘县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旧址等。

　　二是红色纪念场所。这类红色研学旅行资源主要是指记录了鲁西五市红色革命发展史实，陈列革命烈士遗存物品的纪念性建筑，如聊城的范筑先烈士纪念馆、菏泽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等。

　　三是红色教育基地。2021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100家研学基地红色游”系列活动，推出100家红色研学基地，鲁西五市共有26个红色研学基地，其中聊城8个，菏泽7个，枣庄3个，济宁3个，德州5个。

开发研学路线，促进经典带动

　　鲁西五市在整合红色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开发精品红色研学旅行路线。如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发了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等为主要景点的“繁森精神耀东昌”路线，以及以踏寻先辈光辉足迹，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为主题的“永不消逝的红色记忆”路线。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发了“建党百年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砥砺奋进追梦游”等精品红色旅游路线。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发了“红色羊山情怀，缅怀尼山英烈”和“号角在羊山吹响，锦旗在羊山飘扬”红色旅游路线。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发了“游革命圣地，忆往昔峥嵘岁月！”红色旅游路线。德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发了“红色冀鲁边”———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入鲁线和“流动的红色记忆”———大运河革命主题路线。

　　2023年7月20日，在山东省乡村文化振兴暨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小戏小剧群众演群众看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12条红色研学主题精品游线路，解锁讲好红色故事的“山东密码”。其中“鲁南铁道游击”飞虎英雄集结地主题游线涉及枣庄、济宁、菏泽；“渤海革命丰碑“红色基因传承主题游线涉及德州；“英雄115”转战齐鲁主题游线涉及菏泽、济宁、枣庄；“穿越封锁线”红色秘密交通主题游线涉及菏泽、济宁、枣庄；“黄河文化礼赞” 红色生态休闲主题游线涉及菏泽、聊城、德州；“京杭黄金水道”港航齐鲁水上主题游线涉及枣庄、济宁、聊城、德州；“脱贫攻坚样板”红色乡村振兴主

题游线涉及枣庄。

打造特色品牌，推动持续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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