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哲学意蕴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其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超越和重构。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价值哲学向度审视这一创新性实践和理论的道义合法性。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坐标原点、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理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规范、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标准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系统，从而超越了以“原子式个人”为主体、以抽象的“资本”为终极目的、以实现资本增殖为实践导向、以导致零和博弈的“普世价值”为价值规范、以资本积累为价值标准的西方现代化价值观。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哲学；人民中心；人民至上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指涉了近代以来人类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人类社会全方位的系统而深刻的变革。作为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现象，现代化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以一种“外在必然性”存在于世界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中，中国也不例外。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并成功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价值哲学视角看，“中国特色”在于它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包括价值理想、价值导向、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在内的系统完整的现代化价值体系，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的西方式现代化价值逻辑，科学回答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之问，开启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现代文明形态。

一、确立了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内涵的现代化价值理想

从价值哲学论域把握现代化，首先要明晰价值主体和价值理想，即从谁出发把握世界意义的价值前提性问题。明确哪类价值主体就会确立哪种价值立场、价值理想、价值导向、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就会呈现出哪种“意义世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857“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上述思想自觉，开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价值主体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想。

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马克思以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的生存状态为依据看待和评价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封建制生产方式之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即“资本主义的文明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本主义通过唤醒和张扬人的理性将人从对彼岸世界的崇拜和人对人的依附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以大机器、大工业、世界性交往、民主、法治等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新文明——工业文明，将人类文明领进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也即恩格斯所指认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的时代，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开辟了全新的历史发展前景。另一方面，马克思透视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潜藏的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即“资本主义的野蛮面”。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增殖为终极价值追求，将人贬低为满足资本扩张本性的工具，用“原子式的个人”的虚假的自由、平等掩盖和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不自由和不平等，使人陷入“人为物役”的泥淖之中，将人束缚在此岸世界世俗抽象物即资本的宰制中。这样的文明“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野蛮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是以物的独立性和个性取代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颠倒的文明，是使现实的人物化、工具化、单向度化的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的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而资产阶级又无力走出这一自己制造的怪圈，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出巨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魔法师现在“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这种以“物”为目的崇尚工具理性的现代化必然将被一种诉诸于“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向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以人为目的的现代化所取代。因此，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勾勒的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如果说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植根于现实的人的实践又指向未来，表征着人类对人的需要与匮乏的现实之间矛盾关系的动态把握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洞察则直接标识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的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发展演变。其一，以民族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近代中国历史境遇造就了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出场方式，形成了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先决性条件的现代化价值目标。一个富强的中国，一定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美好愿望，而且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前提。其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为人民希望建立先进工业国和实现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与落后的农业国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期望摆脱“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共同愿望，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學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领导人民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表征了人民对解决温饱和实现小康的强烈企盼，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深化改革以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国家迈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人民的共同需要和根本利益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立足于历史的现实条件合理确定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始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和推进现代化进程，迥异的历史境遇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一开始便有别于以资本逐利为目标的西方现代化。

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是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国共产党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人类求解放的世界情怀，将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和世界人民追求幸福未来融贯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天下胸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努力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繁荣进步的美好世界，以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拓展了人类追求现代化的道路。

二、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价值导向

价值导向是价值主体依据价值立场和价值理想在实践活动中确立的一个具有指向性的、长期的、稳定的价值观念，它深刻影响着价值主体的行为抉择和行动方向。资本主义社会在追求资本最大化的现代化逻辑驱使下，确定了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并以这种“普照的光”折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以人民为“本位”，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并将追求和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根本政治保障。现代政党与现代化具有历史同构性和发展互促性，现代政党产生于世界现代化背景中，又以其政治身份和力量介入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在当代现代化建设中尤为明显，以至于政党成为区分现代化性质的本质属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所领导的现代化的人民性。“相比于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其他阶级和政党而言，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现代化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它的实现必然需要一个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作为“主心骨”和“定盘星”以确保事业的正确方向。进一步讲，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史也印证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确保中国的现代化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以伟大团结精神和斗争精神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物质基础。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引领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置于基石性地位，并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规定。毛泽东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胡锦涛指出：“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主席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发展生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发展生产力还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政治条件。从人由依附性存在方式逐步迈向个性自由的现代化一般规律看，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参与意识和实践能力增强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必然反映在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政治主体性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原则性地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的国体和政体基础；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以充满活力、丰富多样的体制机制和民主渠道保障了人民权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了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精神力量。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所以真正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以文化大众化、知识普及化、人民精神丰富化为指向，繁荣文化事业和促进人的才智、体力、德性等获得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文化建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党领导人民锻造的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品格。

增进民生福祉是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本质要求。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割裂了现代化价值创造主体与享有主体的统一关系，造成了劳动与劳动占有的畸形划分，使得作为现代化缔造者的广大人民无法平等享有现代化成果。相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上的以人民为主体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全体人民既是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又是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达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统一，其在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日益完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内在要求。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视角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课题，也是任何现代化模式都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基于起步晚、资源少和任务重的现实国情，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重蹈“先发展、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旧辙，亦不能在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徘徊不前，而要统筹“生态、人口、社会、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等现代化因素，走兼顾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相结合，综合考量生态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涵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提倡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二元对立思维下的“自然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对峙，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形塑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化价值规范

近代以来，人的存在的主体性和交往关系在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化、丰富化带来的问题是，应以何种价值观念作为价值规范以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换言之，作为价值主体的现实个体应秉持何种价值观念生存于世，作为集合体存在的国家和社会应以何种价值观念维系自身的存在，个体的“小我”和社会的“大我”之间应以怎样的价值规范为遵循使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不至于坠入“霍布斯丛林陷阱”？以是观之，西方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对价值主体即“人”的本质的理解差异而倡导不同的价值规范，中国式现代化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去把握人的本质，塑造了一套与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相契合的合理的价值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规范。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发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中国人民独特的价值追求。主席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仁者爱人、天人合一、自强不息、讲信修睦等价值观念，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历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实现价值追求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理想与中华民族现实价值追求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并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价值自觉。这一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和引领力的价值观成为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树立文化自信，以奋发昂扬的姿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精神力量，促进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不断成为现实。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涵盖不同层面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行建构。“一切价值都是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是一切价值现象的‘普照的光’”。从现实的人出发透视人的价值系统，首先应看到的是现实的人展现的个人、群体、国家、类的层级主体样态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元价值维度，这也说明了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将人看成一个多层面的价值主体系统，才能达成对人类意义世界的合理把握。从主体层面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诉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体层面的价值准则。从需要向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价值追求，且必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和深化。正是这一涵盖中国多重价值主体的价值观念，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了共同奋斗的力量，塑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其三，不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西方价值观念对人进行原子化理解造成了主体间的广泛冲突和社会失序。西方现代化以“原子式个人”为主体，筹划了“自由”“平等”“人权”等西方价值规范。然而，这些原本指向人类美好生活愿景的价值观念却因遵循资本的抽象同一性逻辑而在现代化实践中异化为极端的个人主义道德，无视“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的本然意义，事实上造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个人、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严重危机。

“全人類共同价值”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事实，反映人类共同利益和维系世界普遍性交往的共同价值准则。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人类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探寻一种普遍价值以维持共同体存在的历程。早期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的同时，将其奉行的价值观转化为“普世价值”推销至全世界，试图按自身的面貌创造一个新世界。然而，这种一元化的价值观塑造了一个以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开化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依附—从属”型世界秩序，将其对世界和平繁荣的承诺异化为凌霸世界的“合理”理由和霸道话语，造成了颜色革命、拉美国家现代化困境、中等收入陷阱、南北差异、生态危机等现代性难题和普遍的人类生存危机。可见，走复制或依附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非正确的选择，“普世价值”也并不是真正体现人类共同利益和需求的价值规范。当然，西方社会奉行的“普世价值”的破产并不能说明世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价值，“承认普世价值的现实存在，对于我们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努力促进当代全球性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这种真正的普世价值必然应当是“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形成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宏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正确把握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的必然趋势，积极面对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却又陷入价值迷失的现实境遇，将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的宽阔襟怀和使命担当。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现实人类的生存境遇出发，以事实上利益攸关、命运与共的当代人类为价值主体，充分观照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诉求和价值指向，在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价值观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各民族在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以协商共建的方式推动价值实践，为人类规划了一个真实的美好的未来，从本质上超越了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西方“普世价值”。

四、明确了以人民至上为原则的全面系统的现代化价值标准

人们在提及现代化时，总是会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对现代化进行“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评价。如果说“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是价值主体依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比较后作出的判断，那么价值标准则是以反思的方式确立的判断的基本依據。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在于寻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表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依据，从而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评价主体。明确价值评价标准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谁具备评价资格这一关键性问题。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的基本观点深刻揭示了历史的人民主体性，阐明了人民作为历史评价主体的应然性。当然，“应然”并不等同于“实然”，否则“应然”就不成其为“应然”，人类也就不会有面向未来的向度。关于人民作为现代化价值评价主体的自觉认识只有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党这里才能获得现实性，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其阶级属性的狭隘性，注定了它不可能将社会发展的评价权让渡给人民，这种少数人垄断评价权的价值标准表现为西方国家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将现代化价值创造主体与价值评价主体二元化，而且以其先发优势垄断世界现代化的评价话语权，以话语规制的方式试图将世界现代化纳入西方现代化版图。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以“政府角色最小化、企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等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药方，并以此裁决他国现代化道路，这是垄断现代化评判标准话语权的明证。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才是现代化评价主体的基本原则。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到“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科学发展取得了多大成效、是否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感受最真切、判断最准确”，再到“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都展现了现代化价值评价主体的人民性。

价值评价主体的人民性决定了价值标准原则的人民性。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为评价主体，决定其必然确立以资本能否增殖、增殖多少为原则的价值标准，在西方式现代化卫道士的语义中，这一原则具象化为现代化的多种界说。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常将现代化定义为经济增长，认为将前两个世纪“当作一个特别的经济时代来考虑是有益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则强调“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社会学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诚然，这些定义为认识和评价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和启发，但是，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这类现代化价值标准有着“见物不见人”的逻辑底色，而人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尤其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被深深地遮蔽了，在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许多国家中该标准的推行造成了德赛所说的“现代化的中断”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危机。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彰显了鲜明的人民性原则，它以人是目的的目的性原则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物”为目的的工具性原则，无论是经济上追求高质量发展、政治上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上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还是社会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态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始终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将人民的需要、利益、发展作为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价值评价主体的人民性决定了价值标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将“现实的人”作为确立现代化价值标准的原点，无论如何都应当看到标准的多样化统一和动态化稳定的特征。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标准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它既采用了如经济工业化、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法治化，文化大众化和社会城市化等现代化一般性标准，又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赋予了现代化以人民至上的评价标准，如14亿人整体迈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标准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平衡。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知识增加等相对单向度的标准所造成的经济高度发达与人的异化的现代化悖论，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致力于寻求和建立一个全面协调的标准体系，如政府有为性与市场有效性的统一、资本有用性与资本限度性的统一、发展效率性与发展公平性的统一、自立自强与开放借鉴的统一、富裕的全体性与渐进性的统一，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美丽的“五位一体”的统一，现代化目标与和平发展道路的统一、价值目标战略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等等。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标准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它耦合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呈现出一个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轴的动态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现代化标准定义为“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设定了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用“小康”作为现代化标准，并以“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战略性目标确定了“三步走”的阶段性标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现代化标准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现代化标准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主席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将中国式现代化标准与时俱进地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并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性目标和阶段性标准。正如主席所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作为一项总体性的人类进步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根据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指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境遇，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现代化价值标准，实现了价值标准从单一到丰富、从外延到内涵、从浅层到深层的扩充式发展，从而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促进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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