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把握成功三要素书写精彩人生路

近期，根据年度学习计划安排，我认真学习了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重要讲话，学习了指定的基本教材和各级组织的辅导授课，深切感到党的理论中蕴含着无穷智慧、磅礴力量、强大精神。历史是一面镜子，党的理论就是从党的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学习党史，也就是学习党的理论。在学习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创造伟大成就，其中有哪些规律，进而到我们个人、一个单位应该怎样遵循规律、取得成功？经过思考，我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为三个词，就是方向、策略、意志。下面，我就围绕这三个方面，向大家汇报下我的学习体会，不当之处，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方向。方向就是做正确的事，不要做错误的事，更不要做坏事

在各级会议室都挂着领导人题词，毛主席题词第一句话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问他，长征时他干了什么工作，邓小平就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我理解就是跟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走。主席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句话：“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2015年2月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政治方向对一个党、一个组织、一个党员干部来说极端重要。”在中央政治局民ZSHH上也强调国：“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总书记还举过这样的例子，长征时期，炊事员早上醒来首先问的不是有没有粮食，而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所以，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小到一个单位一个人，成功第一位的因素就是方向要正确。方向错误，再向前走都是失败；方向正确，原地踏步也是进步。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回望1840，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最终都失败了。这就是说明，这些方向都不对，都改变不了中国的悲惨命运。“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受十月革命影响，革命先驱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成立了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回望1927，党成立之初，主要精力是思想宣传和发动工农运动，没有掌握武装力量，所以资产阶级反革命一旦叛变，大革命就失败了。失败惨烈，血流成河，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这就是说明，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陈独秀的方向是不对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凶狠强大的敌人，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于是就有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回望1934，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被迫开启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湘江战役伤亡空前惨烈。血战湘江3天时间，中央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绝命后卫师”红五军团第34师大部牺牲，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生死攸关之际，遵义会议召开，在极其危急时刻，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失败和胜利，充分说明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说明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说明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也充分说明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说明毛泽东方向的正确。回望1942，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这里，总结了“三大法宝”，概括了“三大作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实现了全党空前团结统一。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对比了重庆和延安之后，断定“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21名中外记者参观延安后，这样断言，“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美军观察组也预言，“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回望1978，在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成功就是和成功的人在一起，我理解，就是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跟着共产党走的人，都迎来了新中国，进而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跟着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走的人，都被赶到台湾岛，进而即将被我们解放；跟着汪精卫走的人，都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我们党内，跟着毛泽东走“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统一战线”的人，都登上了天安门；跟着博古、张国焘、王明的人，最终到哪里去了呢？被历史淘汰了。综上我认为，确立正确的方向是我们干事创业、取得成功的首要问题。2018年6月29日，主席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我理解，方向就是初心使命，就是理想信念，就是奋斗目标，就是基本立场，就是根本态度，就是指导思想，这始终都是我们立身、处世、干事的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干工作首要问题就是要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定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我们的方向。要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就是我们的方向。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紧密结合客观实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紧密结合实际，结合实际不紧密，最终必然导致方向偏移。

二策略。方向是做正确的事，策略就是正确地做事

1934年，毛泽东曾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没有正确、科学的策略，就不能推进事业、完成任务。“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回顾百年辉煌，汲取经验教训，把握历史规律，学习战略策略，对于我们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光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与理论。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物质决定意识，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不断前进，理论也不断前进。理论的每一次飞跃，也带来实践的每一次飞跃。百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但是，理论并不是自发地、天然地产生作用。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对实践起到推动作用；否则，只会阻碍实践的进步。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打败美帝国主义站了起来。面对白色恐怖，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林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面对“亡国论”，毛泽东9天9夜奋笔疾书，《论持久战》横空出世。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人民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放富了起来。外国记者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久保留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说：“永远要保留下去。”“四人帮”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撒切尔夫人威胁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治权，邓小平不紧不慢说：“中国人穷是穷一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指引中国人民夺取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前进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布满荆棘、充满挫折，之所以失败，就在于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党的指导思想之所以产生伟大实践伟力，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好。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主席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民族复兴需要理论，我们个人发展进步也需要理论，而且，必须要与实践、与我们单位、与我们个人相结合、相适应。

团结与斗争。毛泽东同志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核心意思是团结。他还说：“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核心词是斗争。两句话结合起来，就是团结与斗争。团结朋友，斗争敌人；团结正确，斗争错误。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团结朋友与正确、斗争敌人与错误的历史。王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到延安，被毛泽东称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他之前在共产国际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回国后，他感觉很好，到处发号施令，俨然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王明这个人，口才很好，马列主义是张口就来，但他就是不“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毛泽东），不是“左”就是右，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代表。他手握尚方宝剑，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这是党中央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当时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就是不让刊登。这就是活生生的斗争。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到1942年，才彻底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达到了统一全党思想、巩固全党团结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才有了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00年来，党正是同内部的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错误路线、错误思想、错误作风的斗争中，才保持了先进性与纯洁性，才确保了团结与统一，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我们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美帝国主义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就是政治上团结真正的朋友，武装斗争就是军事上攻击真正的敌人。百年历史，就是百年团结史，就是百年斗争史。团结与斗争，本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毛泽东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主席总书记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就不能不强化团结与斗争的精神，提升团结与斗争的本领，学会团结与斗争的艺术。

战略与战术。主席总书记指出，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才看得更加清晰。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是在我国极为困难、敌我力量极为悬殊，而最终取得伟大胜利，有着重大而深远意义的一场现代化战争。要不要出兵，这是战略问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是战术问题。70多年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出兵朝鲜，是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决策。据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今天看来，当年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决策是多么英明伟大。对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主席总书记用五个“经此一战”进行深刻总结。不只是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纵观我党百年历史，如果没有一次次正确的战略决策，我们是不可能走到现在。所以，主席总书记高度重视战略问题，多次提出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他强调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我想核心的是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站在黄洋界问战士：“从这里你能看到哪？”战士回答：“可以看到江西和湖南。”毛主席却说：“站在井冈山，还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要胸怀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始终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处，增强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二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论持久战》就是处理战略问题的伟大典范，一方面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另一方面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会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如此正确和清晰地预见中国抗日战争未来走向，毛泽东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人。要眼光长远，“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要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就是“桅杆理论”。总之，把握全局性、增强预见性是我们思考战略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主席总书记说：“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战术来落实和执行，落实才能出成绩，执行才能见成效。”有了正确的战略，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战术。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1935年1月至5月，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以3万对40万，在运动中歼敌1.8万俘虏3600余人，取得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军事行动，红军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的所有现代化兵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一半以上兵力，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面对技术装备和后勤保障的巨大差距，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最后打败你”。志愿军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先后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战术小包围、“零敲牛皮糖”、以坑道为主要支撑点的阵地战等战术战法，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始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实践证明，正确的作战指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总之，我们的事业要取得胜利，就不能不重视战略，不能不重视战术。

三意志。方向是做正确的事，策略是正确地做事，意志就是坚持正确地做正确的事

马克思说：“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主席总书记指出：“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绝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古今中外，但凡大事，都是既靠物质力量、又靠精神力量才能成功，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前行之路，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坚定的意志品质，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

鲁迅说过：“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进行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13名“一大”代表的人生选择、人生轨迹。1923年陈公博脱党（汉奸），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7年被杀害），1924年周佛海脱党（汉奸），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当然，有退伍，有落荒，有背叛，更有坚守与牺牲：1925年王尽美牺牲，1931年邓恩铭牺牲，1935年何叔衡牺牲，1943年陈潭秋牺牲。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最终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28岁乘上开赴光明的南湖红船，34岁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37岁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他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的经历与中国革命的曲折起伏紧密相连，在政治上也曾三起三落，但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始终不屈不挠、愈挫愈奋，始终坚信革命必胜、事业必成，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之志”。

朱德23岁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31岁任滇军旅长，1922年他36岁那年，先后到北京找李大钊、到上海找陈独秀，到法国、德国找周恩来，终于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朱德41岁参加南昌起义，10月他和陈毅带领800余人来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当时部队军心动摇，有溃散的危险，朱德站出来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跟我走。”稳定了军心，保住了革命火种。1935年朱德49岁，在长征途中，朱德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坚决斗争，挽救了危局。毛泽东称赞说“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白山黑水，雪冷血热。彭真曾经感慨万分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共产党领导东北抗联，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与数十倍的日寇进行了长达14年的顽强鏖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等，无数英烈的热血洒遍白山黑水。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9年到东北，1932年组织抗联队伍，1937年任抗联第一军总指挥兼政委，1940年2月，他身边的人，牺牲、打散、投敌，最后就剩他一个人，他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好几天。在山上遇到几个老百姓，这几个人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杨靖宇说：“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敌战斗至最后一息，壮烈殉国。日军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里全是枯草、棉花、树皮，无一粒粮食，令日军震撼。在最残酷的环境中，在最绝望的处境下，他依然与敌战斗，宁死不屈，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总之，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我们党成立后，遭遇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清党、屠杀、围剿、长征、抗日、内战......正是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懈奋斗，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舍生忘死、无畏无我，才创造出今天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正如主席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的事业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要想战胜挑战、取得成功，没有那股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是不行的，没有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压倒一切敌人的意志是不行的，没有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气概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