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讲话汇编

目录

对当前中国经济趋势的通盘思考4

黄奇帆：疫情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双循环16

以创新创业“引领”国内大循环22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更好地循环50

黄奇帆：甘肃可以通过三个“变”推动高质量发展55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58

关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六个战略思考66

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80

在“数智市北•链接未来市北高新产业空间项目云上推介会”上的演讲89

改革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发展企业年金奠定充实基础92

疫情对全球制造业未来趋势的影响104

完善行政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6

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128

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140

数字化为何具有颠覆性146

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149

对2020年经济增速6%左右有信心157

讲讲这个重要问题166

在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上的讲话182

在第23届（201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演讲187

降低营商成本迫在眉睫197

一旦踏入金融行业

加班加点将成你的工作常态210

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218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经济全球化224

新时代的企业战略转型233

在2017年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的讲话244

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253

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312

在水利部定点扶贫暨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的致辞342

对当前中国经济趋势的通盘思考

黄奇帆2020-09-13 5种压力与内循环的必然性

5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总书记是在5月下旬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经过了近30年的外循环为主的战略，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往内循环为主的方向转。

2010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们GDP第二，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后形成的。

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

第一个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从2006-2015年，10年WTO里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因为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等于占领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摩擦不断。

但这个摩擦和美国现在和我们搞贸易摩擦贸易战是两回事，那属于WTO常规的经济次序里产生的摩擦。

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边界条件变化了。

2012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达到了1500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每年1200多万，实际上每年要少掉200多万劳动力。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来少掉1000多万劳动力，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劳动力普遍的紧张？因为经济下行了，从11、12的增长率现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个百分点涉及200万人就业，降了5个点就有1000多万人就业岗位没了。

但是那时候正好需求上劳动力供给上少了1000多万，两边是平衡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劳动力少了以后经济要下行的。

第四，中国在这样的大工业发展中，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

所以2019年中国GDP100万亿，中国的进出口折算人民币32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外向度从2006年的64降到了32，这说明其实在十八大以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变成外循环、内循环双循环。

这次在疫情下，在美国脱钩的压力下，我们顺理成章的推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格局，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它不仅仅是因为脱钩倒逼的，也不仅仅是疫情下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倒逼的，而是中国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

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的，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和他发生关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美国去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

强国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占领市场成为强国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贸易，东西卖给他，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进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们是第一。

再看欧盟，欧洲这个22个国家每个国家单独算的话，进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个国家GDP的60%。

但是，当欧共体变成一体化，如果你把欧洲这20个国家在申根协议范围内互相交易的都算内循环，欧洲20个国家整体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么算的话，欧洲的进出口占欧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时候，正好是他从50年代战败国重振旗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下，他以出口利国带动发展，但外向度发展到了GDP50%以后，日本也开始转向内，现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讲这段的意思，强国战略不是外向度极高的情况下形成的。

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度还比较高，但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意义上讲强国之路，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不是在闭关锁国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为主，是以内循环来支撑开放，这是总的概念。

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5大好处

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带来什么好处呢？至少五条：

第一，内循环下经济效益质量会提高。

大家知道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如果有1000亿的产值出口的话，你产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为8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来，你赚的就是零部件进来以后的组装费劳务费，只占10%。

但是，这1000亿带动的是外国的80%，800亿外国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值，这带动了外国的就业和外国的利润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质量并不怎么高。

内循环下至少产值GDP会占到30%-33%，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差距。

你要把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自己造，还是开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过来，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

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国民经济更安全，这也不言而喻。

如果两头在外、大量依靠外国的进口，一旦有经济危机、有地质灾害或者社会灾难，总之一个企业停了，哪怕其他100个企业都是好的，少了这1%，产品也做不出来。

第三就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核心器件、自主开发这方面会加强。

外循环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买买买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没有任何干扰，这样去想的时候，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什么都可以买卖。

最近很多舆论总是有点诟病联想，如果用历史的宽容度来说，他过去30年就是买买买的外循环，所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换一个战略，整体上如果以内循环为主的话，还真应该像华为这样自主开发，加强研发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础性的东西。

第四，内循环基础上要素市场就会充分的发育。

要素市场不复杂，最多一个国家就那么十来个品种，什么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

这些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一切企业、一切商品流转的基础，这种要素市场可以有一二级市场，有期货市场，有常规的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充分发育，就会支撑整个社会的商品市场发育。

我们的要素市场这几十年发育不够。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

这个文件极其重要，讲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场，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个要素市场至少产生1-2万亿的红利，那这五六个要素市场可以产生10万亿，一年产生10万亿，十年100万亿，30年300万亿量。

我们常规经济系统里的各种坏账什么的，都可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产生红利，把它对冲掉，而且要素市场不需要国家投资100亿产生100亿，它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产生了生产力，这个红利是改革的红利。

所以大家注意，应该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当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给搞懂。

那为什么过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场发育不够畅呢？因为我们在外循环，世界的要素市场是充分发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场的循环中，你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国内的哪怕没发育你也觉得很正常。但内循环为主的时候，这些发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内循环为主，国内的市场潜力充分发掘了以后，进口对中国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进口代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对富裕，有消化世界产品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你的国际市场的地位就更高，贸易摩擦就更少，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强，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买主。

中国现在和美国就差五千亿美元，他比我们采购量、进口量多五千亿，我觉得中国其他的第一都不那么重要，如果进口量能够今后几年内实现第一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就凭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一点，进口多的国家有定价权，买东西多就可以打折，对手看到你买的多也容易迁就你。

再有一方面，进口多的国家有货币支付的决定权。

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决定权逐渐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去年是七万亿人民币，规模也不小，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闻，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用人民币计价，从中东进口原油，期货市场用人民币计价，石油美元变成石油人民币，当然这个量现在还小，如果你是进口大国，如果不断的推进这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

所以说，内循环真的很有战略意义，是强国之路。

推进内循环的的举措

具体的一旦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首先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

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干嘛的？

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重要的核心的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

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力，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做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的转动起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黄奇帆：疫情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双循环

2020-08-30

疫情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2020年最大的令人紧张的黑天鹅事件，对全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应对疫情，在疫苗和特效药都尚未问世的情况下，当前最好的措施就是隔离，阻断病毒传播。

截至目前，疫情已经对全世界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国家、城市停止人员来往、相互隔离，成千上万企业停工，经济损失巨大，社会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而人们对疫情下一步的发展仍处于混沌阶段。

纵向来看，传染病的爆发足以改变历史进程，新冠肺炎疫苗或特效药越早研制出来，将越早改变这种混沌形势。

面对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世界各国政府通常都采用三种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三是直接干预。

以中国为例，今年的财政赤字从2.3%增长到3.5%，全国人大允许国家财政增加1万2千亿赤字维持经济运行；中央政府还发行专项债务、特别国债，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建设救灾体系。同时，商业银行两次降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资金的流动和使用量，也促进了贷款的增加。

美国的救灾措施同样以上述三条为主：新发债、发钞各3万亿美元，降低存贷款利息，货币进一步宽松；对波音这样的受疫情重大影响的公司，采取购买公司债券、注资等方式进行保护。

而美国哪儿来的这么多钱？答案是印钞票。救灾投入的钱，多半都进入了虚拟市场，所以期间美国股市一路走高。

而印这么多钱，“放水”的后果客观是全世界来承担的：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当前仍能保持信用值和国际地位；国际支付体系SWIFT系统也是以美元为中心，强化了美元的信用。

另外，伊拉克、科索沃战争等已证明，美国不惜通过极端战争形势来维护美元低位，这也是当前美国印钞票、全世界买单的一个基础。

但物极必反，欠的账总是要还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的负债在已经很高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加，甚至超过美国政府的税收，为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蒙上阴影。

当前，美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三种极端状态：经济出现滞胀状态，社会出现民粹主义状态，政府系统出现围剿中国作为政治正确的状态。

通货膨胀+经济萎缩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降低，民粹主义盛行，又恰逢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美国的政客通过大量转移视线的办法，通过挑起与中国的矛盾来获得支持。

美国打压中国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下一步将大概在十个方面与中国脱钩：

一是贸易脱钩，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持续；二是金融脱钩；三是资本市场脱钩，目前已加大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管制力度；四是投资脱钩；五是技术脱钩，包括封锁芯片或者对华为进行技术专利上的管制；六是教育脱钩；七是网络脱钩；八是SWIFT脱钩；九是货币脱钩；十是通过长臂管辖权，迫使中国企业和全世界其他国家脱钩。

面对这种十面埋伏，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抓住关键，补齐短板。把自己各方面的事情做好，未来中国经济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国经济双循环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的提出，不只是因为疫情导致国际产业链破碎，也不只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制约、脱钩等措施，实际上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后进入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举措，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历史来看，在上世界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主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主要有以下基点：

一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持我国的产品以较低成本走向国际市场；

二是沿海地区先行的开放战略，为大进大出的大循环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30年的外循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全球市场萎缩，同时我国也面临人口红利淡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面对当前国际上疫情、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倒逼，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推出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的格局正逢其时。

如何理解以内循环为主的完整的内需体系？

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促进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持续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要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

如何启动内循环，有哪些着力点？

第一要着力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当前，我国在以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核、高、基）为代表的核心、基础、高技术方面的创新力度不够，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不足，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培养一大批科研成果转化、转移的机构和经纪人，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第二要着力新基建。主要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这些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体系。同时，新基建既包括数字经济产业化，如云计算带动服务器产业的发展；也包括传统产业数字化，进一步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第三要着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如传统的煤炭产业，要从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出发，在控制污染的基础上，做好煤化工、煤变油、煤变气、煤变甲醇、煤变乙烯、煤变丙烯，形成可利用可存储的清洁能源。

第四要着力提升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提升是扩大内需、促进内循环的关键。对中等收入人群，要降低个人所得税，促进消费；对广大农民，要通过改革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对小微企业要固化对其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为其吃下“定心丸”。通过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第五要着力区域经济协调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西部地区将在内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本地企业应该全面审视自身禀赋，理清“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的逻辑关系，按照自身发展逻辑办事，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建立起与开放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有竞争力的经济结构。

不管风吹浪打，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将会形成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体，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也将构建多种货币共同运行的全球化。

世界经济东移亚洲的趋势不会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走出困境的趋势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趋势不会变；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和中国经济的增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带动力不会变。

我们要集中力量补齐短板、自力更生，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赢得中国经济更光明的未来。

以创新创业“引领”国内大循环

黄奇帆

2020年8月21日

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

主席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1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2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主席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3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主席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主席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主席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更好地循环

黄奇帆

2020年08月07日

来源：新京报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原文（略有删节）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这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首先，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

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第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可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第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更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例如，实现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实现营商环境便利化，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第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我们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等；要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还要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第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

黄奇帆：甘肃可以通过三个“变”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0/07/02/

（根据报道整理）

目前，甘肃恰好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地理节点上，可以通过三个“变”将这一“节点”变成“枢纽”，进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变锁钥为通途，建设西部对外开放新高地。

甘肃作为牵引东西、连接欧亚的西部重要省份，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锁钥之地”。如今，这一“锁钥”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正日益成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通途”。在这个基础上，甘肃应通过建设兰州为中心、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网络体系，加快融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打造“一带一路”西北陆海联运战略枢纽。在强化对西北地区辐射效应的同时，集聚国际国内各类要素，做强做大枢纽型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申报自贸试验区，争取在低空开放、服务贸易等领域试验试点，以开放促发展。努力形成一头连着国内大市场，一头连着欧亚大市场的发展格局，成为西部重要的商贸物流枢纽。

第二，变尾雁为头雁，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链集群。

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向西开放，甘肃可占到一定先机，甚至在部分领域可以变尾雁为头雁。通过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链集群。事实上，甘肃具备一定的科技创新实力。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科研机构的创新动能和乘数效应发挥出来呢？核心是需要产业，产业需求是研究开发、技术应用的主要驱动力量。如果能在一个园区空间范围内集聚一批同行业或者上下游相互嵌套的企业，即形成产业链集群，不仅产业链自身可以形成小循环，可以抵抗一般的风浪，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也为这些科研单位创造了稳定的需求，可以将科研院所的创造动能充分释放出来。

第三，变分散为集中，建设兰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

与东部地区相比较，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城镇化率都比较低。过度分散的人口和产业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知识溢出和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这反过来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迟迟得不到体现。建议甘肃重点建设好几个区域性大城市如兰州、天水、酒泉等。选择有条件的县城，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推动人口适度聚集，加快城镇化进程。这些城市在规划时应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城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这本身也是绿色发展的一部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黄奇帆

2020年6月11日

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6月8日24时，全球确认新冠患者超过700万人，累计死亡41万人左右。

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确诊病例将超过850万人，全年保守估计将达到1800万-2000万人，按照目前5.5%-6%左右的死亡率，死亡人数将会达到100-120万人。

这个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各国的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疫情发展的三种判断

针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全世界的经济专家、各种智库发表的判断和预测可谓一波三折，大体上有三种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暴风雪。

暴风雪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经济本身是健康的，城市本身是健康的，国家整个来说是健康的。但是突然遇上了一个暴风雪受到了灾难，受到了冲击。

在暴风雪期间经济会受到一些损伤，但风雪一过天气一放晴、冰雪融化，一切会恢复正常。这个观点在2月份时较为流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导火索。

这场瘟疫灾害，对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个冲击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在这半年里，由于社会停顿、经济断链，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而疫情成为导火索，会引爆经济系统里潜在的问题、潜在的危机，引发经济衰退，这个衰退的后果可能会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些观点基本是在3月初出来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比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的大萧条还要严重。

基本上4月份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不仅仅是引发经济体一连串反应的导火索，而是一个大炸弹。这个大炸弹不是一时性的炸了就结束了，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停摆、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断裂、各个国家之间经济阻断，各类服务业都停止运行。不管你是好系统差系统，不管你是本来要倒闭的企业还是个优秀企业，统统一股脑地停摆。这个冲击顶得上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会比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十年大萧条还厉害，是人类这一百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那么，这三种观点的基础在哪呢？在疫情危机的治理。不管你怎么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来救灾、救企业、救股市，基础还是在病毒灾害的治理。如果不能做到及时果断的封城、迅速建方舱隔离病人以及实施有效的社交隔离政策来控制疫情传播，又不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拿出疫苗或特效药，这个灾难的基本原因将会一直存在，那么不管你拿几万亿还是十万亿、二十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经济上的救灾，经济也是恢复不过来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对人类的这场灾难的这一个阶段以来的一种判断。

二、高度重视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出现的新动向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领域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新动向，主要有：

一是大水漫灌之下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在加大。

　

二是欧美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在加强。

因为疫情，人们不得不社交隔离，时间久了，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也是自然的。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加剧，老百姓储蓄率不高、朝不保夕，原来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有可能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激化。

在一些政客和媒体的鼓噪下，欧美国内民粹主义声浪进一步升高，一些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频频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威胁社会稳定。

三是大选背景下一些政客操弄的“甩锅”闹剧在发酵。

疫情发生期间，恰好一些国家进入大选。一些政客为了赢得大选，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将自身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扣到中国头上，甚至不排除铤而走险对我采取极端措施。

目前，这些“甩锅”闹剧频频上演，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冒出一些政治黑天鹅事件。对此，我们要有所提防。

三、积极应对美国对华脱钩的系列措施

疫情之下，美方正极力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加上前期贸易战、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举措和11月的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目前进入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阶段。

特别是近期，美国近乎以举国之力封杀华为，将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财务监督为由对中概股进行打压，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读STEM，暂停/限制部分来自中国的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留学生、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入境，一些政客甚至叫嚣要注销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等等。可以说，当前已经出现了美国在实质性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苗头。

美国对华这些措施有其踪迹可寻。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现在这个法案是美国财政部认定相关国家是否是“汇率操纵国”的法律依据。

2019年8月，美国财政部一反自定标准和长期惯例，突然决定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社会上又流传美国将因此对中国制裁如对中概股进行退市，引发美国股市暴跌，财政部后来又改口确认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尽管如此，近半年多来，许多美国政客在各种场合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甩锅中国、脱钩中国的言论，综合在一起却是来源于一个系统的算计。

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三要守住底线，灵活应对；四是要抓住关键，补齐短板。

归根到底要办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加快补齐我们在法治、创新等方面的短板，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坚信当今世界仍有五个“不会变”

不管怎样，我认为未来的10年，世界和中国有五个基本格局五个大趋势不会变。

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人类的全球化事业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中间某一时段会有磕磕碰碰，但绝不会出现全球化终止。从10年、20年、30年长周期时间来看，全球化总是在越来越深入、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全球化，而是基于美苏两个阵营的各自及相互的全球交往。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美国一极独大、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次疫情也必将重塑全球化的表现形态，将形成多极协调平衡的全球化。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进程中，将出现双边、多边FTA与WTO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因此，总的来说，全球化不会停滞，是在曲折中上升。主席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将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最近30年、4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东移，从欧美重心逐步移到亚洲。198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的20%，2019年已达到36%。尽管亚洲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亚洲在世界的比重、份量不断地加重。未来10年、20年，这个趋势不会变。因为亚洲的抗灾的复苏能力比欧美的强。不管是我们国家的体制还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体制，亚洲人的文化和抗灾能力比较强。199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2008年危机的时候，全球都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又是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进入加速度发展。疫情后，我也相信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会率先复工、复产、复苏。亚洲国家过去30年有个趋势，就是每年世界GDP新增的30%在亚洲，预计203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可以达到40%。所以，今后几十年，世界经济的中心进一步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

三是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的变革的大趋势不会变。新科技革命对世界带来的变革性拉动，不会因为新冠疫情、新冠病毒肺炎而终止、而改变。5G基础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新的生命科学，这些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颠覆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生产力的拉动，将是极其巨大的、革命性的。这一块现在刚开始。在疫情下它发挥独特功能，疫情过后它更会波澜壮阔。这是第三个不变。

四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而退后，也不会因为一些西方政要、政客有意地抵制跟我们脱轨、脱钩、要撤出中国而改变。我们决不会因为有人搞逆全球化的贸易战而被逼得关上开放的大门，退回封闭的老路，不会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开放的大门都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过往的开放是要素、流量、资金、贸易量的开放，现在除了要素、流量的国际化、规模化以外，更多的是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是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公布，传递的信号正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

五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巨大活力、潜力的格局不会变。中国14亿人口的潜力，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还没到增长的极限。一般来说，国家的发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万美元有个中等收入陷阱，一旦跳过这个门槛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往3万、4万将是比较平坦的阶段；而一旦过了人均5万、10万美元以后，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增速会放缓。中国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假设未来15年翻一番2万美元，再下一个15年翻半番为3万美元，那么到2050年GDP规模可能达到42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很大，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包括欧美给它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出口到中国来，也是帮别人一起发展。帮别人的也就是帮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是在互利、互助中发展的。而中国一定能担当这样的大任。我对我们国家疫情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今天就讲这一些。谢谢大家！

关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六个战略思考

黄奇帆

（2020年5月15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思考。工业社会在最近两百年里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建立了全球水平分工的经济体系。但是，疫情的到来打破了这种看似高效率的体系，全球供应链被疫情阻断、分割，导致了大量地区的经济近乎停摆。在困难之中，互联网经济因为其非接触的特性受到冲击相对较小，从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是疫情中全球经济所看到的希望。但是，传统的互联网经济也有很多问题，仅仅依靠原有的模式无法带动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所以，即便是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在疫情中也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经济必将进入一个与传统实体经济全面融合的新阶段。

从接入技术上看，随着5G网络日渐普及，互联网进入高带宽、低时延的时代。4G时代无法支持的物联网，到了5G时代会成为重要的发展领域。互联网将不再只是以流量为核心的电商生态，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它还在向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新生态转变。跟得上这一潮流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其它传统产业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更多抓住产业互联网新机遇的创新企业将会在全球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该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全球取得发展优势，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疫情后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为此，这里对中国互联网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六点思考。

一、疫情后互联网经济将向所有领域扩展，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疫情之下，全球订单萎缩、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一片萧条，只有互联网产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小。因为网络跨越了物理的阻隔，互联网办公、互联网娱乐、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零售等商业模式迅速走红，成为了疫情中经济发展的热门领域，互联网经济也因为在对抗疫情时的独特优势而备受关注。任何一个企业并不只是存在于物理空间里，它也同时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这也就是数字孪生企业的概念。疫情虽然阻断了物理空间，但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整个产业构建了自己的网络空间，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不受疫情影响继续经营。这个网络空间所承载的就是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

疫情让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利用网络空间的价值。当员工被物理隔离在家里，企业依然可以利用远程会议、社交软件等实现居家办公，企业的基本活动也就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基于这个现状，企业必须要学会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经营管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疫情已经开始迫使企业向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转变。比如电影产业，因为电影院的全面关停损失巨大，但同时我们看到互联网娱乐产业迅速兴起，传统的影视公司必须要转移到网络渠道上尝试全新的发行模式才能生存下去；再比如餐饮行业，如果没有互联网上的外卖业务，估计疫情中倒闭的餐饮企业将会更多；医疗服务行业在疫情中也开始加大互联网医疗的投入，一批互联网诊疗公司也迅速兴起；跨境电子商务自2014年启动，虽然每年以50%-60%的速度增长，但规模也才在1500亿人民币左右。疫情使得大量的国际贸易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于是会极大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互联网经济在疫情中加快了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步伐，并因此创造出大量的互联网经济新模式。

这次疫情的影响不是短期的，欧洲、美国的感染人数还在持续上涨，印度非洲的疫情蔓延刚刚开始，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要持续2-3年。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基于网络空间的商业创新，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新的全球化趋势。

二、发展互联网经济需要克服消费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创造公平、共赢的经营环境

过去十余年来，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腾讯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但消费互联网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往往是零和游戏。不管什么行业领域、面对什么竞争对手，消费互联网竞争到最后往往是赢家独吞整个市场。因此，很多早期互联网企业不计成本融资烧钱扩展业务，意图打败对方。在形成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商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的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第二，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理念，使得网络上失信的违约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

第三、企业数据采集没有底线。消费互联网时代缺乏数据治理规范，很多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使用产品的时候要求用户提供个人数据，但这个过程中，有些平台采集的数据、要求的授权和提供的服务明显不对等。明明很简单的服务，仅需要几个数据，却要求用户提供几十个数据；明明只需要一项权限，却让用户把权限全部打开，从而超范围收集个人数据。比如，有的公司获取了消费者手机麦克使用权限，通过窃听客户交谈内容而获取用户习惯，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随着互联网产业不断成熟、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上述行为在未来将会很难行得通，消费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以避免。

下一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克服上述的三个问题，大家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共同创造互联网经济的新规则，探索能够增加社会总体价值的互联网经济新路径。未来的互联网企业要尽量避免零和游戏，要从产业链、价值链入手，提升企业市场与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互联网企业在设计产品时要更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尽量避免那些利用人性弱点的行为；在数据获取上，要尊重日益完善的关于数据资产的法律法规，合理、公开、公平地采集和使用数据。

三、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传统产业规模巨大，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全国目前有60余个千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够容纳几家千亿美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产业互联网是通过产业内各个参与者的互联互通，改变了产业内数据采集和流通的方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产业内数据、交易的可信性，进而改变产业价值链，提升每个参与者的价值。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产业价值。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等等。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的理念应用到城市方面就是智慧城市，应用到交通领域就是智慧交通，应用到工厂就变成了工业4.0，应用到供应链方面就是智慧供应链金融。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个领域发展产业互联网，就是对这一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价值链重塑。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供应链金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供应链金融1.0是主办银行模式，银行和企业是点对点的连接关系，只是主办银行将供应链上下游作为整个链条来开展业务，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供应链运营中；供应链金融2.0是核心企业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下，核心企业可以对供应链中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仓单等信息进行有效掌控，银行再依据这些信息对供应链各类主体服务，因此可以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供应链金融3.0是数字金融模式，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取每个产业链上企业的动态、每时每刻的数字信用。此时，供应链生态圈将相互打通，交易完全透明可信，资金流动清晰可见，在这个阶段的供应链金融将是智能化的、数字化的、效率极高的，大大提高了融资便利性与风控水平。供应链金融3.0才是这一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生态。

四、数字人民币在未来互联网经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是构建新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

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大量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出现，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扫码支付已经渗透到中国电子商务的每一个交易过程，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但是传统的移动支付也有自身的弊病，比如需要绑定银行账户、需要网络支持、非匿名性、交易额度受限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这些现有的移动支付手段大多用在2C层面的小额支付场景，一旦涉及到产业互联网中的大量企业间交易，目前的移动支付手段就显得力不从心了。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数字人民币（DC/EP）试点以后，困扰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如何构建企业间可信、便捷、移动的结算体系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近日，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相城区开始测试。从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截图来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法币也可以实现扫码、二维码收付款功能。因此，理论上中小商户可以直接打开钱包（数字货币分发机构APP）进行收款。从收款账户来看，此次收款方为“中国人民银行（DC/EP）”，说明未来数字账户可能是直接开立在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它的交易、流通是通过个人-钱包（支付电子工具）-央行（清结算）-个人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仅仅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分发者，不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开立者及交易者。

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阶段由三大电信运营商、四大国有银行发行，未来可能会允许其它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在使用便捷性上，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还会支持离线支付、芯片卡刷卡和手机近场通信支付等，便利性极高。传统的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付上的垄断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而他们建立在支付业务导流上的信贷、理财、保险等业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截至2020年4月27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申请了涉及数字货币的共84项专利。内容涵盖数字货币生成、投放、流通、验证、兑换、回收等解决方案；数字钱包的开通、升级、密钥更换、存币、支付、查询、货币兑换、注销等方法和软件系统。目前来看，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投放、交易和回笼过程都已经实现，基于DCEP的新结算体系呼之欲出。DCEP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传统纸币的M0替代，其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可以参与未来国际贸易中全新的数字结算体系的构建，因此是形成互联网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五、新基建是互联网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三月份以来，中央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基建”。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把新基建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无论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技术基础设施，都是为了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而准备的，投资这些新基建的价值，不只是建设项目本身的投资拉动作用，还有由这三类基础设施助力其它行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价值。

未来中国大概需要600万个5G基站，与之相配套形成的产业链规模接近10000亿。中国现在有大约100个行业，上百个行业背后是上百个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背后的企业、设备都要安装配套的数据采集、监控设备、检测设备、通讯设备等，这就形成了上万亿规模的配套芯片等软硬件产品。这些设备在与外界建立联系过程中进一步传递、放大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于是其背后又是几万亿的软硬件配套支持。仅就数据中心而言，2019年全世界共有180个10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全球经济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保守估计，我国未来五年需要的服务器规模大约是1000万台以上，这至少需要5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再加上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机房等基础设施，加起来大概又有10000亿人民币的规模。也就是说，仅仅从5G基站、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方面来看，新基建投资就至少有10万亿人民币的空间，这笔投资自身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新基建虽然冠以“基建”的名字，但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传统基建的概念。传统基建如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入大、周期长，往往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小，所以一般由政府主导来投入或者政府用PPP方式与民营企业共同开发。所以有人把新基建等同于这种类型的投资是错误的。新基建跟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促进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因此其组织模式也必然会不同于老基建，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新基建几十万亿人民币的投入会有大量企业愿意参与其中。而新基建的商业价值也是立竿见影的，比如一个数据中心一投入运营，马上就可以带来收益，所以企业更愿意主动参与。

对于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提升，就会带来车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汽车工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汽车产业互联网的新业态，这将会是又一个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在带来能源产业成本降低的同时，也为电动车等新能源领域提供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创造能源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模式，同样也可以创造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其它如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也同样会有利于打造各个领域的产业互联网，从而带来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机会。

对于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百年大计、是中国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原则上应该由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投入，参与这些设施的建设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性，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领先的标志，即使仅仅从投资收益上来看，这些投入也还是有可会给企业带来长远回报的。

总之，一旦有了这些新基础设施，产业互联网就有了施展的舞台，这部分产业增值带来的价值是传统基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必需，新基建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在把握经济发展大势上的高瞻远瞩、在制定落实方案上的实事求是。

六、推动FTA框架下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建立，努力扩大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

疫情阻断了大部分原有的贸易渠道，这为原本就处于数字化冲击下的世界贸易提供了变革的良机。在区域自由贸易（FTA）的基本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新规则势在必行。凭借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中国要在疫情后主动引导建立不同的区域数字贸易新规则。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上，加快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尽快建立区域贸易数据中心；基于数字人民币等数字交易手段，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区域自由贸易中的应用，建立区域贸易主体数字信用联动体系、并基于此建立区域数字交易中心。同时在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跨境电商经营等方面也要努力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制定一系列数字贸易新规则，中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优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增长点。此外，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利用5G、北斗、国产大型数据中心等技术快速增强中国的对外服务能力，为FTA伙伴提供强大的算力；在新技术基础设施上，加大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出口贸易，为自由贸易区提供全方位新技术支撑。在行业应用层面，加大产业互联网的出口贸易，在电商、物流、旅游、医疗健康、家电、通信等领域开辟数字出口新机会，为海外提供一体化产业互联网服务，扩大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总额。这些机会对所有企业都是存在的，企业要抓住历史机遇，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提高自身的数字服务出口能力。

互联网经济过去25年的发展带给世界很多思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需要人类社会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并基于此为人类文明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在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等领域已经做好了布局，产业界需要努力探索互联网经济的新思想、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布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重塑传统产业的价值链、创造传统产业的数字经济新生态。近年来，主席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网络强国建设，在全球产业链因为疫情而面临重构的时刻，正是我们落实总书记指示，加速网络强国建设的好时机。只要我们总结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规律，克服消费互联网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民币所带来的机会，大力创新产业互联网，就一定会让中国的新型互联网经济借助数字化转型在世界舞台上全面领先！

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黄奇帆

发布日期：2020-05-09

各位企业家朋友：

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活动，与大家通过在线的方式进行交流。

目前，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在线的各位企业家也必定有深切感受。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运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各地在迅速有序复工。但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暴发，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在急剧恶化，经济运行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断链”的风险，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夹击效应。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总产出的3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我国制造业所需要的高端元器件、原材料来源地和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目前正在蔓延暴发的欧美国家。特别是欧盟，既是我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疫情重灾区。欧美停摆，导致短期内产业和贸易无法恢复，已对我国制造业上下游形成夹击效应。

二是受疫情影响，尽管各地在抓紧复工复产，但恢复消费的活力仍面临不少实际困难。在供给侧，酒店、宾馆和观光游览等旅游业遭受重创，至今未见重启迹象。在需求侧，疫情期间人们似乎压抑了不少消费，但随后而来的经济下行预期对人们的消费欲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季度经济下降6.8%。很多人因此而削减消费支出，我们寄予厚望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实物消费、服务消费等仍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

三是民间投资大幅下降，带动失业率攀升，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疫情对广大中小企业冲击巨大，目前除了防疫物资外，多数企业的复工复产侧重于消化现有订单，部分地区新增订单呈断崖式下跌。不少企业的现金流面临断裂风险，挣扎在死亡线上，民间投资严重受挫。部分企业因此大幅削减用工需求甚至开始裁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由去年12月的4.9%上升到2月份的6.2%；3月份虽有所好转，但仍达5.9%，社会就业形势十分堪忧。

四是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地方财政风险持续累积。1-2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9.9%。其中，中央同比下降11.2%；地方上，除个别省份如浙江保持正增长外，绝大多数省市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呈负增长，总体上地方同比下降8.6%。支出方面，1-2月全国一般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2.9%，在疫情防控带动下，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大幅增长22.7%。疫情之下，原本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一些地方“三保”支出尚需中央政府予以支持，财政风险持续累积。

五是上述状况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疫情难以完全得到控制。目前，全球病例已经超过220万，情况不容乐观。不仅美欧发达国家尚未看到拐点，令人揪心，印度、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疫情更加堪忧，这些国家的检测能力、医疗卫生设施等更为短缺。全球疫情可能会有第二波、第三波，总体持续时间被拉长。对中国来说，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压力将会持续存在，防疫之下对人员流动的阻隔、商务活动的限制、物流运输的不畅和资金结算的迟滞都将是常态，除了部分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外，多数中小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二、应对措施和未来走向

疫情对世界经济也带来了巨大冲击。IMF已经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滑3%，美国将下滑5.9%，欧盟下滑7.5%，日本将下滑5.2%。总的来看，由于发达经济体以服务业为主、总体债务水平较高，在疫情打击之下经济陷入衰退将是大概率事件，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自疫情发生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以主席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及时果断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一是财政政策方面，要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二是货币政策方面，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三是出台税费减免政策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包括增值税抵扣、延长重点行业（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亏损结转年限、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费和公积金等；四是推出鼓励投资新基建、改造升级传统基础设施的有关政策，扩大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稳定和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等；五是采取综合措施帮助企业应对外贸形势的变化，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

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特别提出了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实现“六保”阶段目标的具体要求。这些政策措施综合起来至少也是十万亿级，无论是对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疫情发生之后，若持续半年以上得不到有效控制，必将对中国经济带来重大的灾难性的冲击。关键时刻，主席总书记亲自指挥，采取了最正确、果断坚强的决定，就是武汉封城、建方舱、全国性隔离。没有主席总书记的决断，没有全国包括医护人员、军队、警察、公务员直至居委会在内的动员能力，不可能把感染比例下降这么快、这么多，这是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治理能力的体现。我们仅在短短的2个月内就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又在抓紧复工复产，经济逐步恢复的景象令人鼓舞。

虽然目前疫情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美欧经济短期内很难恢复，中国的疫情防范和经济恢复还会深受影响，但只要我们在稳控疫情的基础上，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开放，以改革的红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中国经济不仅将率先反弹，还将在稳定世界经济基本面、推动全球经济克服衰退走向复苏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三、危中有机

主席总书记3月份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我们要坚定克服危机的信心，就要认识到疫情之下五个“没有变”和五个重大机遇。

五个“没有变”。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此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严重破坏，引发了人们对过去基于“世界是平的”的理念而形成的全球水平分工、大规模跨国贸易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反思和调整，甚至引发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全球化。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

二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决心没有变。前几日，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含金量极高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迈出了关键步伐，标志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的新阶段，也体现了以主席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的战略定力。

三是扩大开放的力度没有变。我国现有18个自贸区、1个自由贸易港。接下来，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即将出炉，自贸试验区的探索试验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同时，中日韩自贸区、RECP等有望达成。我国对外开放将加速由要素流通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没有变。

四是我国内需潜力大、韧性足，回旋余地充分，这个格局没有变。我国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达4亿多，拥有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规模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是我国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的重要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产业配套齐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五是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步提升的格局没有变。疫情之前的二十年，亚洲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到60%，仅中国的贡献率就高达30%。不论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复苏速度都超出预期。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共识，疫情之后的亚洲和中国可能比其他地区更有优势，恢复更快。

我们也面临着五个方面的重大机遇。

一是重点地区有望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今后两三年将是中国抓住机会“补链”“扩链”“强链”的时间窗口。那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将形成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进而成为全球产业和资本避风港。

二是支撑数字经济的新基建（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将迎来飞速发展的重大机遇。疫情之下数字经济、数字服务显现出强大的韧性，在线科技、远程办公、无接触服务、无人配送物流体系快速发展，加速催生了“零接触”经济。

三是几大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将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机遇。因地制宜建设城市群都市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源的重大举措。未来五年，城市群都市圈将提档增速，相关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的需求将达几万亿级。

四是一些新的改革红利会给产业带来新的机遇。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使得金融、保险、科创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进入门槛正在降低，市场竞争将更为公平，相关红利将持续释放。

五是疫情下总体宽松的国内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随着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无论是为大规模基建还是中小企业投融资都带来了巨量相对廉价的资金。

建议

主席总书记在4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疫情之下，广大中小企业也要深刻领会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在这里，结合上述分析，我提几条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是疫情之下，生存是第一位的，投资须谨慎。建议适当收缩投资条线，千方百计保持现金流稳定。要狠抓内功，降低成本，尽量不要烧钱去搞什么“平台经济”，商业模式创新要谨慎。环境变了，商业的逻辑也变了，15-20倍P/E（市盈率）都不算高的情形已经成为过去了。这次疫情是一次产业大洗牌，活下来的才是好项目。

二是要保证关键技术研发不断档，稳住核心员工。危机时刻也是考验企业家智慧的时刻，做好有取有舍的关键是记住“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箴言。对中小企业而言，核心员工在，队伍不会散。等形势稍微好转，恢复起来也快。

三是要灵活应变，积极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外需不行了，要尽快想办法掉头找内需；传统的贸易方式出现困难了，积极应用跨境电商拓展业务；原来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的，何不趁机开发新品补进口替代？一些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应用，必将带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四是战略上要聚焦，做专特精深小巨人。希望广大中小企业从现在起不要四面出击什么都做，而是把专业化作为核心战略，拿出“一指宽、一公里深”的韧劲瞄准一个方向做专做深做精，做出特色，以工匠精神把每一件产品做好，做到质量过硬，做到客户满意。

五是抱团取暖，在相互帮助中互学互进。相对完整的产业生态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也是别人搬不走、打不垮的重要优势。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尤其要注意抱团取暖，形成更为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分工越深化、协作越高效，综合成本才越低，越能扛过寒冬。一起走，才能走更远。

在“数智市北•链接未来市北高新产业空间项目云上推介会”上的演讲

黄奇帆

（2020年4月25日）

如今，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数字化转型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的本质是发力于科技端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基础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如果将数字经济比作人体，那么云计算相当于脊梁骨，大数据相当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必须挂在脊梁骨上，没有脊梁骨便无法形成运作的空间。人工智能相当于大脑，起到运算、信息存储的作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类似于神经系统。区块链则相当于基因、细胞。2019年，我国政府率先推出了5G标准，宣告进入5G时代。2020年初，新基建项目的正式启动以及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逆势上扬表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因此，2020年对中国数字经济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标志着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正式起步。

数字经济自身能够形成一个巨大规模的产业，并且将从底层深刻改变每一个行业，对社会整体发展产生穿透性、颠覆性的影响。数字经济凭借其强大的跨界融合能力将对制造业、城市基建、金融业、物流业等带来无与伦比的强劲动能。例如：当工业遇到数字经济，于是就有了工业经济4.0版本，即自动化工业；当城市发展遇到数字经济，便孕育出了智慧城市体系；当金融遇到数字经济，便产生了金融科技新品种、新平台；当供应链、物流遇到数字经济，智慧供应链、智慧物流体系也相继诞生。可以说，数字经济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起到了革命性、引领性的作用。为此，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未来，我国可以围绕三个重要抓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消费互联网为抓手。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经济和交通一度停摆，加之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不断叫嚣要与中国脱钩甚至是提出逆全球化的措施，很多行业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恰恰是稳定国民经济、促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技术基础、经济基础。因此，互联网应该与全球化结合，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消费互联网、互联网经济以及数字平台的发展作出贡献，继续提升行业自身的发展空间。

二是以产业互联网为抓手。2020年是产业互联网迎来大发展的元年，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继续扩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行各业的深度赋能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做到降本增收，并针对不同产业链形成可循环、高效益的开发模式，深度推动工业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协同发展。

三是以新基建为抓手。通过完善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链方面的投资，以投资带动产业集聚，促进各行业互联互通与深度融合、上下游联动。新基建同时具有宏观效益、微观效益、社会效益、企业投资效益，其高质量发展必将成为实现数字经济的有力抓手。

改革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发展企业年金奠定充实基础

黄奇帆

（2020年4月15日）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培育长期投资资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通过改革公积金制度，和年金相结合，将可形成资本市场长期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

公积金是社会公共福利系统的阶段性产物，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环境。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房地产市场体系都跟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还拿着原有的公积金账本算账，就没法把账算清楚。

如今，需要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思考，如何把这14.6万亿元（截至2018年末，公积金缴存总额145899.77亿元）用得更好？如何为员工创造更大价值？如何为企业减负？如何让中国资本市场更健康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改革现行公积金制度为突破口，带动年金制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制度安排和转化，将中国特色的“公积金”转化为养老预筹资金的组成部分，并入市投资，从而做到让员工、企业、国家都受益。

一、新加坡公积金政策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相打通

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新加坡和中国有公积金政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说明公积金制度本身是个案，没有普遍意义。这不同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搞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制度。

新加坡设立的公积金政策有三个特点：

第一，新加坡是个典型的城市型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只有560多万人口。这个城市型国家有80%以上的人都住在新加坡政府建造的组屋（公屋）里面，只有不到20%的人住商品房。所以，针对超过80%的人而言，他们使用公积金购买住房的需求很小。

第二，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通，包含普通账户（OA，OrdinaryAccount）、特别账户（SA，SpecialAccount）、保健储蓄账户（MA，MedisaveAccount）。当雇员满55岁时，公积金局将为公积金会员自动创建一个退休账户（RA，RetirementAccount）。这四个账户只有普通账户可以用于购房。四个账户不同年龄段交的比例不一样，最高的比例也就是37%（员工交20%，雇主交17%），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而我国的“五险一金”占员工工资比例大概在55%，其中养老保险占28%，医疗保险占12%，公积金占12%，再加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几个小险种一共大概是55%。所以我国的“五险一金”总体占比要比新加坡高18个点。

第三，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金、医疗金并不是分门别类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整体，可以互相打通。如果一个公民住在公房系统里，没有买房按揭贷款的需求，那么买房的公积金也就用不上了。但是当该公民身体出问题时，他的公积金账户的钱可以用来治病。如果这位公民的身体很好，住房又不用公积金贷款，那么这笔钱积累下来，可以增加其养老金的总额。我国从新加坡学来公积金理念，落实的只是单一的住房公积金，结果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概念，收缴比例和医保系统一样高，变成了刚性的12%，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社会住房补贴政策。

二、中国公积金政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性

当初上海在1990年仿照新加坡实行公积金政策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没发展起来，整个中国还在实行公房分配制度，当时每个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七到八平方米，住得非常拥挤，人民的居住环境急需得到改善。当时的矛盾是要建造更多的房屋，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建造，由此才考虑设立公积金的政策，通过个人出一些、企业出一些、国家出一些，集资公住，来激活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说这个政策对当时的上海来说是合适的，确实激活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并普及了商品房的概念。

到了1994年前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崛起，土地批租等政策开始成熟，一大批房产商开始涌现，住房开发量激增。1995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开始提供按揭贷款业务。发展到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购置商品房的商业贷款体系渐成主流。

可以说，当商品房市场循环已经形成的时候，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其为人们购房提供低息贷款的功能完全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或成立专门的住房银行来解决。截至2018年底，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75万亿元，而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4.98万亿元，在整个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不到20%。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债务主要为商品房的商业贷款。

如果我们能够针对不同人群制定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完全有可能用商业贷款补足公积金贷款20%的份额，同时并不增加老百姓的住房贷款债务。而公积金缴存的14.6万亿元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运营低效率、高消耗、不公平等问题也就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从而逼迫我们必须找到更有效的路径，为个人、企业、国家建立新的、替代式的“公积金循环”。

三、改革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代之以建立新的年金体系并不会降低老百姓的公共福利，会为百姓带来更大的财产增值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居民已经把公积金作为一项理所应当的公共福利。每个月工资中自己的钱拿了6%放入公积金账户，大家依然觉得是福利的原因在于，个人所在单位也帮大家在公积金中心存入了工资额的6%，这样每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就变成了工资额的12%。用我的6%换来了12%，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一个6%的既得利益。所以很多人说，取消公积金就是取消了大家的福利待遇。

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国家福利系统的角度看问题，再回到老百姓自身，就会看到，改革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体系，并不会降低老百姓的公共福利。取消公积金不是单一的政策，一定要和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年金体系配套实施。可以有以下三个措施，确保取消公积金让老百姓完全不会吃亏。

第一，公积金变年金，公民已缴存公积金的收益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如果公积金政策取消，公民在工作期间已经缴纳的公积金（2018年末的缴存总额为14.6万亿元）全部转入补充养老的年金中。实施中要明确，公民的这笔钱应放入个人账户，而非统筹账户，否则对老百姓不公平。现行占工资比28%的养老保险里，8%是个人账户，20%是统筹账户，公民缴纳的养老保险绝大部分归国家统一调配，个人无法自由掌控。如果这笔钱放在年金中，按照年金制度规定，应和公积金账户的钱一样，在退休时会全部划归给个人。

但不同于公积金的是，年金的运行可以进入资本市场，通过保值增值产生更高的收益。2013年人社部出台的《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中规定，年金可以投资股票、偏股型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产品，最高比例不超过30%，由专业机构运作的企业年金的收益率可以相对比较高。

目前公积金利率是按照国家一年期存款利率给付的，再扣除各地公积金中心运行管理成本，在1.5%左右，而新加坡公积金要求利率不得低于2.5%。年金利率大体在5%～6%，美国年金利率一般在7%左右（股票投资平均年收益率在10%，债券和货币基金收益率在3%~4%，平均下来7%左右）。所以，居民缴存的公积金变成年金之后，只要投资合理运作，就会给居民带来更大财产增值。假如某人有20万公积金且还有10年退休，如果在公积金账户，他最终最多能拿到（1.5%复利）23万元左右，而如果在年金账户，一般而言可以拿到35万元左右。

第二，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一定利率优惠政策转化为商业贷款。目前国家的公积金贷款与商业贷款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率差别，公积金贷款利率在3.25%左右，商业贷款利率在5.5%左右，有大概2%的差异。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来消化这一部分存量贷款。比如，某位公民因买房发生100万元按揭贷款，这笔按揭贷款中可能有80万元是银行的商业贷款，有20万元是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利息低，按揭商业贷款利息高，公积金一旦取消以后，欠公积金中心的20万元贷款可以转移到银行的按揭贷款系统，相当于该公民总共欠银行100万元，但执行的利率可以有差别，从而让贷款实现平滑转变。

即使利率优惠比例有限，转化后的银行贷款利率依然比公积金贷款利率高一个点，居民个人所多花的一点贷款利息（1%），与把置换出来的公积金投入到年金之中的收益相比（5%～6%），依然是很少的部分，对居民来说整体上还是划算的。

第三，取消公积金不是意味着职工就得不到企业缴存的6%，而是个人有了更大的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取消公积金后，企业原本替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转变为企业给职工缴纳的6%企业年金，而职工个人的6%年金，并不强制缴纳，职工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缴纳。如果不缴纳，意味着每个人多了工资额6%的现金进入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如果缴纳，职工的年金理财增值收益将比住房公积金收益高得多。

年金比之于公积金，在于年金政策的灵活性，并能够投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基金市场，这对于每一个缴存者而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取消公积金一定要研究如何配套一个更加完善的年金体系。

基于上述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取消了公积金政策后，职工是根本不会吃亏的，而是可以获取更加有质量的、公平的社会公共福利。一般而言，只要企业年金理财的收益大于3.75%[1.5%+（5.5%-3.25%）]，职工通过年金就可以比公积金获得更高的收益。

四、取消公积金政策有利于为企业减负，而年金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养老能力

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要求“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强制性实际上给企业带来了不少隐形成本。

事实上，2018年公积金缴存职工人数为14436.1万人，占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33.2%。也就是说，公积金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2002年颁布《条例》，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才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城镇就业。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对广大尚未执行公积金政策的中小企业而言，取消公积金制度无疑降低了其企业运行成本，至少不至于整天担心因社保缴费严格执行而导致的额外成本。

公积金也好，年金也好，都是一种储蓄机制。前者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取消了公积金，为职工提供优惠贷款的职责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或组建的住房银行来解决。但城镇职工的养老问题，如椽巨笔公众号整理，却随着老龄化加剧而日益紧张。要保证自己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单靠28%的养老保险所形成的养老金是不现实的；靠自身储蓄的话，如何保证储蓄的购买力保持大致不变也是一个难题，很多人为了养老只好去买房，对房地产形成了“虚火”。在这方面，企业年金作为非常重要的补充养老保险，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在2007年就有了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但仅仅是一个部门规章，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由于缺少法律基础，由企业自觉缴纳，政府并不强制；又由于住房公积金企业与职工两个6%工资额的缴交比例，企业负担偏重，所以大部分企业没有缴纳。到今天为止，除了少量国有央企单位设立年金制度以外，其余的国有、民营企业大多没有设立。整个中国的补充养老保险总量只有1万多亿元，仅占我国近100万亿元GDP的1.1%。如果我们把公积金转为年金，不仅会使年金有了十几万亿元的基数，还可将公积金政策与年金政策合并，进一步加大年金的支持力度。

事实上，年金与公积金的筹资思路是一样的。以美国401K年金计划为例，其核心内容是：雇主为雇员建立个人退休账户，雇员根据收入的一定比例（3%~10%）进行缴费，雇主也按一定比例匹配缴费（一般为3%），每年缴费总金额上有封顶（最高4.9万美元）。账户资金一般情况下要到59.5岁后才能提取。雇主为雇员缴的年金额在雇员工资的6%以内可以进行税前列支；雇员缴费在上限以内的部分可以免个人所得税，待到退休领取时再缴税，即递延纳税，投资形成的投资收益免利得税。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基于企业缴费税前列支、个人缴费税收递延、投资收益免税的杠杆机制，激励雇主很认真、很努力地把本来可能要交税的转化为为高管、为职工的补充养老保险，雇员也会很认真参与。

如果我们取消公积金的概念，将现行公积金政策与年金政策合并在一起，不仅不会减少职工利益，还会鼓励企业和职工把年金逐步积累起来，就可以有效提升职工应对养老问题的能力。

五、公积金转为企业年金有利于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建立高质量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

年金出现后，既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资本的注入，又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为什么美国黑石基金可以有几万亿美元的基金规模，KKR可以有5000亿美元的基金规模，就是因为他们的基金规模里有60%来自于各种养老金。目前，美国股市总市值中有63%左右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各类共同基金占了三分之一。而这些共同基金的一大来源就是各种退休金。其中401K计划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401K计划形成的资产的投资绝大多数不是由企业自己来操作，政府也不帮企业归集操作，而是通过招投标交给私募基金，由最优质的大型私募基金帮助运作。正是在此类养老基金的参与下（占美国股市市值规模30万亿美元的30%），加上美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等的长期投资（占了股票市场的40%），美国的资本市场才形成了以长期资本为主、机构投资为主，散户投资、短期基金投资为辅的投资格局。

结合中国国情，在取消公积金制度的同时，将14.6万亿元的公积金直接转化成企业年金，并同时疏通投资资本市场的机制和通道，这将为资本市场提供一个庞大的长期资本来源。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推广企业年金。可将原来缴存公积金时使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沿用到企业年金上，要求企业缴存6%，个人按自愿缴存（但最高也不超6%）；企业和个人缴费都享受所得税税前抵扣政策；各个企业的年金可以按自愿原则集合成规模更大的投资基金，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投资，条件成熟时可以将投资股票的比例放宽至50%甚至2/3。这样就可以为资本市场引入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

有了这类资金的加入，资本市场就活跃起来了，大型的基金机构投资者也被发动起来，资本市场能够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了。现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只有60万亿元，如果中国年金制度和其他的保险基金可形成20万亿元长期资本投入，市场规模变大，同时长期资本比例变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变好，这对中国老百姓在股市上的投资也是有好处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单纯讨论公积金取消或不取消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要考虑如何通过改革实现一个既支持企业降低运行成本，又使得职工有更好福利回报、更加健康完善的社会公共福利系统，以及一个规模和深度更宏大、更高质量的长期资本市场。我们此前讨论疫情时期的企业减负，也并非笼统地取消或延缓公积金企业缴存6%的概念，而是把取消公积金制度和建立完善的年金制度一并提出，形成平滑转移，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把百姓、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并让它为国家、企业、个人都创造更大的价值。

总之，将公积金制度转化为年金制度，并不损害每一个职工的利益，而是让职工福利有了更可靠的保障。与此同时，年金既有对企业的短期价值，更具有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长远价值。为此，取消公积金，转化为年金制度，值得国家有关部门深入探讨、大胆创新、全面实施。

疫情对全球制造业未来趋势的影响

黄奇帆

（2020年4月5日）

清明节期间，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过130万人，疫情带来的全球各国封城、封国，阻断人流物流，阻断交通运输（人类至今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唯一的手段就是隔离），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一、传统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抗风险能力弱，需要调整

近三十年，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按水平分工的理论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于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上千家企业可以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如椽巨笔整理，而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成品的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结款清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水平分工这一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率先系统阐述的。这一理论体系影响了最近二十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链上各类企业不分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优势进行水平分工是十分合理的，有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但是，实际上地球是圆的、世界不是始终那么平的，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势必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整个产业链断裂的风险。由于水平分工产业链的单纯逐利，导致链上每个环节都已经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把产业链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到了极致，所有链上成员都沾沾自喜于平稳运行时期的水平分工全球产业链的高效率，却很少考虑一旦发生全球性事件时这样极致运行的产业链蕴含着的巨大风险。诚然，一个局部性事件并不会全面影响原有产业链的平衡，如果一个地域生产企业停滞，产业链会自动到全球其它地方寻求替代。但是，一旦遇上人类社会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打破紧绷的全球水平分工产业链平衡，信息阻断、物流停滞，让原来不同地域协同生产的优势瞬间转变为劣势，过大的物理距离把产业链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倒退。

面对危机，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的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疫情就去搞民粹主义、搞每个国家或地区狭隘的自我独立、搞自主循环的封闭制造、搞逆全球化，这些都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全球性大范围的产业链分布是不安全、不科学的，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二、产业链集群所带来的产业垂直整合更有利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

水平分工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制造时代的典型生产关系，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产业链集群是数字时代的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在一定地域内的全球化水平分工，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也就是说，产业链集群依然要发挥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点，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整个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一个地区自力更生、肉烂在锅里，让本地企业大包干儿、做整个产业链。产业链集群还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分别来生产产业链上的零部件、半成品以及最后的产品集成总装等，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每个集群内的企业虽然在某一个地域干活，但是利益是全球共享的。所以，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并不矛盾，而是逻辑合理的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公里-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通过产业链集群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提高物流调度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疫情灾难的冲击，通过集群化极大地强化了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三、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也是价值链重塑的过程，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要注重产业整体价值链的重塑。所谓价值链包含了产业链制造系统的上游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环节，和中游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第三方物流、仓储、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等等，还包含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清算、售后服务等环节，是产业链中的所有价值增值环节的集成。这些价值增值体系原本可以游离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链接。但一旦产业链集群基地形成，如椽巨笔整理，营商环境良好，能够与当地产业链适配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自然而然地集聚于此。

当一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集群形成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节约时间和协同成本，就会将它的研发基地、零部件生产厂、整机装配厂转移到此处。如果该地区能够降低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些跨国公司甚至还会将销售清算企业也转移到这里来，其它服务贸易类、产业链金融类企业也会应运而来。产业链集群+价值链集群的双重集群更能有力抗击灾害和其它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的产业调整，世界其它各国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

产业链+价值链的集群，也为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更容易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模式、协同模式和服务模式，从而为整个产业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比如挖掘机市场在徐州附近聚集，也会带来大量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他们与挖掘机产业链融合，就会改变挖掘机产业的盈利模型，创造该产业大量新商业模式，这就是集群之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财富。

四、产业链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场来配置，是企业的选择而不是行政官员的意图，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产业链集群会集聚在哪一个地区，不是地方政府的长官意愿，而是根据市场需要，既要考虑“销地产”、“产地销”的要求，又要考虑交通物流条件、地区开放程度、人才配置条件等问题。

产业链集群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是两种不同的经济逻辑。“产地销”是以产业链集群地为核心，打造销往全球各地的区域产业链产品。这类产业链产品往往具有轻小、附加值高、对物流运输和距离不敏感等特点，可以在某一地点进行生产并出口全球，不用过多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如集成电路、手机、电脑、软件产品、文化产品等。“产地销”的产品分发渠道主要是航空运输，也包括数字网络渠道。“销地产”是指聚集的产业链集群生产的终端产品主要用于本地销售，如汽车、挖掘机、推土机等重型产品。该类产业链聚集应该在计划的销售区域直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立集群，从而大量减少物流运输成本、本地创新成本、售后服务成本等。

能够承载产业链集群的区域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是各个国家、各地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这样的区域（城市）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1．交通运输枢纽地。产业链集群需要便利的交通以降低物流成本、人员协同成本，所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全球化产业链集群的基本条件。

2．劳动力和人才的配置。一个地区在教育上的投入会在将来决定这里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集群，百年树人，劳动力和人才配置是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根本体现，需要行政负责人具有长远眼光给予投入。

3．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由于产业链聚集依然是国际化的水平分工，因此需要聚集地具备支撑国际企业入驻的营商环境。

4．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良好。产业链集群发展的人文需要也非常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素质的社会环境，更有助于吸引全球产业链资源的聚集。

5．拥有生产成本优势。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创新成本、税收成本等，一旦形成了产业链聚集，本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在产业链聚集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降低成本。

具备这五个基本特征的区域，需要系统地思考本地既有产业链的特点、周边其它产业链聚集区的分布等信息，从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尽可能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价值链。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域，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五个基本特征，可以围绕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布局相关产业链集群。其它地区也要努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形成不同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五、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

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不能是靠行政权力“强扭的瓜”，而是应该由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自然选择市场资源配置而形成的，政府应该为此做好开明的配套服务。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因素，国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就在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这一规律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也是世界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大家发现了我们原本的全球化模式在太平时期没能暴露出来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中国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对“世界是平的”思想影响的全球产业化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并做出调整。但是，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也不可以直接进行强硬调整，推行逆全球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错误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辩证式地螺旋上升，而不是180度大转弯。

所以在疫情稳定的地域，会率先开始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从基础设施到人才队伍，适应全球化产业链集群需要的营商环境的打造是对地方官员面向未来执政能力的考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占了全球制造业30%的份额，制造业也占了中国GDP的30%。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产业链集群化的趋势下，我们既面临机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水平分工下的全球各国加工的产业链的基础是低关税；形成水平分工又能集群化扎根于一个地方为全球服务的产业链集群的前提，不仅仅是低关税而且是零壁垒，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所以只有更深度、高度、广度的开放才能救世界、才能让世界摆脱困境，才能让世界共享新的利益。

为了更好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放宽金融服务等领域准入条件，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要进一步改善各级政府的服务能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围绕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改革，并与各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

六、并不是所有产品类别都可搞产业链集群，要根据区域特点慎重规划选择

产业链集群是垂直整合的国际化水平分工，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建立产业链集群。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虽然也都有自己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分布大都较为分散；有的产品甚至只在某些固定地区存在，并没有必要形成产业链。

对那些物流链、产业链较短的大部分低端产品，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自然分布，布局的自由度很高。对这种产业的竞争，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产业链集群。

但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必须形成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从而大大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此外，大量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需要重塑，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集群。只要这样的集群价值空间足够大，一个区域都可以考虑选择在这一方向上布局。

主席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2020年3月29日，主席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宁波舟山港率先恢复生产，对推动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物流体系、恢复全球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要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就是对建设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的具体指示。

上述的六点讨论，是对过去三十年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化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反思，是全球各国的跨国公司都值得重视的趋势。这种反思调整，绝不是逆全球化，绝不是民粹主义的自我封闭或者自力更生，而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形成既发挥水平分工的合理内涵，又发挥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运费、低运时、低风险、高效率）的区域优势，既发挥WTO和FTA关于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产业链集群所在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最终，产业链集群基地的形成将是跨国公司和产业链企业自主的选择，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国家行政管制的结果。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因为疫情的隔离阻断、因为冷战或贸易战的对立，妄言全球化结束是短视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

完善行政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黄奇帆

（2020年2月20日）

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的交集点上，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别重要地位。完善行政体制，既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和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行政体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行政体制改革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治组织结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依法行政、健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着力解决党政机构职责重叠、政府机构职责分散交叉、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中央地方机构上下一般粗等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更好把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以主席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要坚定不移地把完善行政体制推向前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组织架构提高行政效率

组织管理的实践表明，管理层级越多，决策信息传递过程越长、衰减量越大；管理幅度越多，越难做到权责统一，更难保证步调一致。因此，合理的行政组织架构才能够做到幅度和层次科学匹配。扁平化即减少中间层，避免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这至少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运行成本较低。一般来讲，省级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大致在1：25—30，直辖市由于少了一个层级，其比例大致是1：50—60。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保持在合理水平，有利于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发展，节余的行政经费可以用于社会事业和民生改善。二是管理效率提高，尤其是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直接、效率更高。同时，各省区市的自主权更大，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配置资源能力增强。缩减层级，可以改变过去省级政府掌握行政资源、经济资源配置权集中在中心城市所导致的省市两级行政与资源要素统筹难度大、成本高、摩擦多的问题，让行政处置权、资源配置权在省级和地市州充分流动。缩减幅度就是要功能重组，解决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和公共管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等问题，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放管服”，事权下放与精兵简政相辅相成，极大提升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和行政便利化水平；另外，不少省区市还不断探索省直管县改革，打通了县与省的直接沟通渠道。这些都是行政层次扁平、幅度精简的有效探索。

二、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能

一个地区、一个领域，凡是存在长周期、大面积和反复出现的问题，往往是体制机制性问题，需要用市场的思维从基础性制度和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在基本面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操作中，切忌行政化导向，重视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给相关部门或条线加编制、升级别、增机构，以行政手段强化推进，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合理边界，进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放大行政体制效应，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统筹协调，盘活各类要素资源，达到“1+1>2”的效果。比如，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农村耕地保护不到位、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不足、城市征用土地指标不足等问题，只靠“5+2”“白加黑”是不行的，关键要推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要素市场改革，让大城市反哺大农村，既能落实好农村耕地保护政策，又能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平衡农房改造成本，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支持贫困区县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三、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以提升营商环境为衡量标准

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和群众最直观、最实惠的感受，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体制的重要目的。改善营商环境，重点是通过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三化”是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标准。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企业准入了，要的是同等国民待遇；没准入之前，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在行政管理体系里，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

二是负面清单管理。企业经营必须有负面清单，法无禁止都可为；政府的行政管理也必须有行政权力清单，做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不乱动、政府不多动。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三个保护”是我国融入世界、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重要方面。

四是扩大开放领域。包括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开放，以及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快递、电信等领域的开放，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体制限制。比如，去年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提出了股权比、建立子公司、营业范围等三个方面的扩大开放，目前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主席总书记关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重要决策部署，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不断优化。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一年前的78位跃升至46位。但是，对标世界银行11个指标体系，我们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我国尚有80多条法律法规需要修订；自贸区建设中遇到不同程度的授权不充分问题；信息系统碎片化，软件数据尚不能互融互通；缺乏将先进经验迅速推广的机制等。这些方面，需要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积极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能。

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激发基层干事创业活力郡县治，天下安。激发基层发展活力，是完善行政体制、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上面千根线，下面一个针。最近几年，不少地区和部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是明确发展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实现途径等的重要方式，对于调动利益相关者积极性、科学指导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一个个的国民经济五年规划（计划）。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规划这种“顶层设计”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培训期间，笔者对美国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粗浅研究，其很多做法对我们做好规划工作有许多有益启示。

黄奇帆：新冠肺炎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

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

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主席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目前在进一步防控传染的同时，疫情阻击战也开始进入有序恢复生产的阶段。

目前看起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季度，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1.5个百分点；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WTO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持续时间上来看，以武汉为核心的“新冠”很可能会长于以广州为核心的“非典”。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增速下行、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财政收入雪上加霜。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原本预计有望超4.5亿人次出游消费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大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承受重压。

目前，我国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1%左右，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1个亿。此次如受重创，一方面将拖累整体就业，给全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将对这几年供给侧改革所培育出来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带来冲击，一旦疫情过去，这些供给跟不上，也不利于重启经济循环。

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得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像是重视疫情自身一样，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度过难关。

采取综合措施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短期内对制造业、对广大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交易活动水平的冲击不容忽视，应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努力将全年经济增速稳定在5%左右。

一是要在管住人流（对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的同时，畅通物流。当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采取了一些严格措施，但注意不要走极端，不能轻易断路、断航甚至“封城”，影响物流这一国民经济动脉。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停下来，不仅损失巨大，还将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今年情况特殊，可以突破财政赤字不超过GDP

3%的常规限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三是采取适应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

四是对因此次疫情防控而延长的假期实行补工。为了弥补企业损失，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该延长的假期实行适当补工，由员工自行选择在一年内的双休日或其他节假日进行补工。一些地方已经在国务院延长假期决定的基础上再延长若干工作日补工。

五是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对中小企业实行全面减税降费；对因疫情停工造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不能还款的予以适当延期；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制造业复工、复产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

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极度短缺。工人返回工厂手续很多，各级政府之担忧确实能理解，复工申请层层批复、复工培训、疫情防控、人员梳理管控，每一个细节都重要，这确实是无奈之举；不过只要手续齐全，效率还是很快的。但是工人依然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这才是导致复工的第一大难点。

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全国各地大部分企业都有很多外协零部件供应商，大家都会面临工人短缺、材料短缺、部件短缺的问题。这些企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不同程序不同，恢复生产时间不同、互相匹配极难，这是第二大难点！

三是疫情期间的企业物流运输几乎停顿。除了疫情必需的物资，全国各地设置了各路关卡，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同时人员限制流动导致市场拓展极难开展。尤其是外贸，目前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市场损失巨大。此乃第三大问题！

目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是我们能熬多久？国家目前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三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仅伤人身、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在以主席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作者系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

黄奇帆

（2020年2月13日）

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新冠肺炎现有确诊病例38800例，现有疑似病例16067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65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51462人。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国家高度重视此次防疫工作，成立了由李克强总理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主席总书记亲自指挥，多次对防控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自2020年1月20日起，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在如此巨大公共卫生灾难面前的应对能力、大国担当。目前防控疫情战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严防死守的管控模式正在发生效果，虽然感染数量还在上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能够率领全国人民救感染民众于水火、彻底战胜疫情。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大的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有很多系统性的问题呢？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湖北武汉的疫情应对已经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大疫当前是坏事，也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

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1978年中国GDP是3679亿元，2018年达到90万亿元。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就是不断释放各种消费，高度重视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在2010年，消费拉动、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的贡献率。最近5~10年，中国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拉动快速增长，到2019年消费拉动已经占GDP的60%左右，出口和投资占了另外的40%。

如果要进一步保持国家经济的长久增长，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就必须要继续保持或扩大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个人消费虽然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增长空间的比重不大，有巨大潜力的是政府的公共消费。以往的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占比比较大，公共设施投资和消费比重不足。

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方面，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比重往往比较低。以医院为例，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倍。在这四十年GDP增长240倍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卫生方面的投资就显得很不够了，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

所以，疫情之后，国家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投资。这里有个概念，如果政府财政拿1000亿元投资在高速公路、铁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上面，这1000亿元转化为当年的GDP一般最多只有30%左右；但是如果这1000亿元投资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上面，其转化出来的GDP可以达到60%~70%。就这个意义而言，同样的财政投入，如果投入到公共卫生领域，对GDP的拉动反而更好。同时，它还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形成社会服务的平衡。

为此，政府财政应该把原有投向基础设施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里面来，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用这一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我国现在的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除了北上广深杭等医疗设施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以外，整体上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配置都不到位，中等城市、小城市各级医疗机构的配置也很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为什么大城市的大医院忙得不得了呢？实际原因是整个城市的医疗资源设立不齐全、不合理，已有的各级医疗机构设施差别太大，小医院的设施太差，所以老百姓就都往大医院跑了。

我们对比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即使是小医院，配备的设施也是和大医院一样的。所以对各个城市医疗防疫系统的补全以及高质量设备的投资，就是公共设施消费的具体内容，政府投入的每一台设备也就变成了方便民众的公共服务设施。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另外，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现在很多医院，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一般医院里的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也就是说一座医院里面医护人员三分之二是编内的、三分之一是编外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增加十万、二十万个编制，让这些编外的医生护士进入编内呢？

进入编内，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但事实上，这一方面是我所说的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投资；另外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是有一个杠杆效应的，要知道医护人员并不是完全吃皇粮的，现在的医生在医院里面给人看病，政府在编制上的投入往往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五分之一，所以从总体上看，政府这个编制投入是理所应当的公共投入，更何况它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如果我们健全体系、扩大编制，通过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14亿中国人医生护士不足的现象，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消费，比基础设施投资更高效率地带动GDP增长。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通过政府投入让卫生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8000万人，将会极大推动我国未来GDP的提升。

三、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

虽然国家现在也有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机构，但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三个概念你可以说每个常规医院里都可以有，但是常规医院毕竟是常规医院，它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大量感染人员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比如空调、排污等，没有办法控制传染，也就没办法收治传染病人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

就像是上海黄浦江的防洪大堤，我们必须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你就得把百年一遇的事情当作现实的事情，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

这个概念就和我们花了几千亿元去做环保、绿化、保护生态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急功近利去看当前的投入产出比的，也不是说你有了这个系统就希望每年来一次瘟疫来让我发挥伟大作用。而是要长远看到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一个国家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的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不能完全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来建设，而是要依靠国家、城市的公共投资来建设。因为公共消费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该做的，尤其是今年更是如此。

美国的这套系统是直属总统管理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事情汇报，是直接向总统的卫生安全委员会汇报并报给总统的，它已经跳出了常规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是一套独立的体系。所以，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了应急防疫问题，从一个县到一个地市、到一个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就启动了。就像是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的话，几个层次一报就报到国务院的应急办去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急响应体系，就是层层拉警报、层层预警的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的预案与落实措施；第二个层面是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比如那些隔离病房，可以10000张床位集中放在几个定点医院，也可以各个医院都分散有一些。这样，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第三个层面是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现疫情，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民用设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包括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通过广泛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有预案、有准备的。

这个公共卫生与防疫系统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者哪一家三甲医院，兼顾着就可以建设起来的。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跟医院本身的基本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由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笔投资对政府来说各方面都是值得的，具有长远的投资回报。

四、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从湖北省的疫情中不难看到，公共卫生防疫人才是多么短缺，黄冈市一个外行的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解决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三千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学比重很低，仅有80余家。但这些公共卫生学院往往重预防、轻应急。一旦涉及应急防疫，就涉及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所以各所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该做大调整，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

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即使是清华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只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很多双一流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要有专门的投资来建设这种类型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样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个建议是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学院与公共卫生大学，要打开大门、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一切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不要格局太小，而是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破除阴谋论，真正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与防疫领域的引领作用。

此外，对其他现有的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要进行梳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研究的体系性、针对性，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现有的很多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还没能真正发挥作用、研究水平比较低。政府所建立的新型研究机构要不仅仅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五、在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的比重

这次新冠疫情应该是给我们各级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则善莫大焉。

所以，我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规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这个短板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不亏的，我们前面专门讨论了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万民之心、牵动全球经济，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重中之重还是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打赢这场防疫保卫战，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政策的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用5~10年时间投入几千亿元来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是非常值得的。通过该体系做到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今后再在中国出现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破坏力巨大的传染病的流行。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在住、行方面的政府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要在卫生、防疫这类的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的时候了。中国有制度的先进性，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从容应对各种疫情，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

黄奇帆

（2020年2月12日）

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目前在进一步防控传染的同时，如椽巨笔整理，疫情阻击战也开始进入有序恢复生产的阶段。

目前看起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季度，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1.5个百分点；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WTO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持续时间上来看，以武汉为核心的“新冠”很可能会长于以广州为核心的“非典”。

一、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增速下行、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财政收入雪上加霜。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原本预计有望超4.5亿人次出游消费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大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承受重压。

目前，我国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1%左右，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1个亿。此次如受重创，一方面将拖累整体就业，给全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将对这几年供给侧改革所培育出来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带来冲击，一旦疫情过去，这些供给跟不上，也不利于重启经济循环。

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得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像是重视疫情自身一样，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度过难关。

二、采取综合措施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短期内对制造业、对广大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交易活动水平的冲击不容忽视，应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努力将全年经济增速稳定在5%左右。

一是要在管住人流（对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的同时，畅通物流。当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采取了一些严格措施，但注意不要走极端，不能轻易断路、断航甚至“封城”，影响物流这一国民经济动脉。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停下来，不仅损失巨大，还将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今年情况特殊，可以突破财政赤字不超过GDP3%的常规限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三是采取适应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

四是对因此次疫情防控而延长的假期实行补工。为了弥补企业损失，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该延长的假期实行适当补工，由员工自行选择在一年内的双休日或其他节假日进行补工。一些地方已经在国务院延长假期决定的基础上再延长若干工作日补工。

五是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对中小企业实行全面减税降费；对因疫情停工造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不能还款的予以适当延期；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三、制造业复工、复产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

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极度短缺。工人返回工厂手续很多，各级政府之担忧确实能理解，复工申请层层批复、复工培训、疫情防控、人员梳理管控，每一个细节都重要，这确实是无奈之举；不过只要手续齐全，效率还是很快的。但是工人依然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这才是导致复工的第一大难点。

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全国各地大部分企业都有很多外协零部件供应商，大家都会面临工人短缺、材料短缺、部件短缺的问题。这些企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不同程序不同，恢复生产时间不同、互相匹配极难，这是第二大难点！

三是疫情期间的企业物流运输几乎停顿。除了疫情必需的物资，全国各地设置了各路关卡，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同时人员限制流动导致市场拓展极难开展。尤其是外贸，目前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市场损失巨大。此乃第三大问题！

目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是我们能熬多久？国家目前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三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仅伤人身、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数字化为何具有颠覆性

黄奇帆

（2020年2月10日）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通常称为ABCD：A——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B——区块链（BlockChain），C——云计算（Cloud），D——大数据（BigData）。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普遍的观点是“融合发展”，分不清孰重孰轻，孰先孰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其中既有区块链技术，也有大数据技术，还有云计算技术，三者合成一体，又衍生出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概念。但也有人认为，ABCD的地位并不平等，其核心应当是区块链技术。因为，区块链技术解决的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而且撞击到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就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可以从DNA层面提升人的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改造之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大幅度扩展。

从具体功能上讲，云计算的核心功能在于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通道能力；大数据的核心功能在于静态数据之大、动态数据之大以及数据被使用后新生的叠加数据之大；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将数据通过滤波去除垃圾后变成信息，把信息经过挖掘推送后形成知识，把知识通过智能算法形成决策性判断；而区块链则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技术，是对“共识人群的一种管理方式”。如果说云计算、人工智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大数据让生产资料分发更高效，那么区块链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也可以通过新的信任机制大幅拓展人类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

黄奇帆

（2020年2月9日）

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说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大疫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下是五个建议。

一、关注公共卫生消费与投资的高效性

40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各占1/3，但最近5到10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已占GDP的60%左右（2019年），而投资和净出口仅占40%左右。可以肯定，要保持经济长久增长，就必须保持并扩大消费的拉动力。

消费包括个人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总体看，个人消费虽有一定上升空间，但已有限，而政府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却存在巨大潜力。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社会服务平衡。

二、增量提质扩编中国医疗系统

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主要原因。

对比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许多小医院的设施配备与大医院基本无异。所以，有计划地补齐城市医疗系统短板，提高医疗设备质量，这就是财政公共消费的具体内容，而且政府每投入一台设备立即可以服务民众，变成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此建议，第一，国家要像投资高速铁路、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如果中国3.3万家医疗机构变成5万家、6万家，那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其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产生极大的经济拉动作用。

第二，如椽巨笔整理，除硬件外，着力解决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的问题。现在，很多医院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或者2/3编内、1/3编外。那为什么不能增加10万至20万个编制，让编外医生和护士进入编内？表面看，入编要增加财政支出，但这一方面可以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可以产生杠杆效应。事实上，如椽巨笔整理，医护人员并非完全吃皇粮。目前，政府在医院编制上的投入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1/5，所以总体看，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编制投入理所应当，更何况它还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大幅提升医务人员数量。2018年末，我国医务人员总数仅为1230万人。如果按美国4亿人口中1900万医务人员的比例，我国提升空间巨大，如果通过政府投入使医务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到8000万人，必将对我国未来的GDP增长构成巨大推力。

三、建立独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它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某家三甲医院可以兼顾的事项，而是职能区别于一般医院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体系，是一个跳出常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的、作为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体系，所以必须依赖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立。在美国，这套系统直属总统管辖，公共卫生事件直报总统卫生安全委员会，卫生安全委员会设计处置方案报给总统。

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应急响应体系——层层拉警报、层层发预警的报告制度、紧急行动预案制度及其落实机制。其二是防疫物理设施及其管理与使用制度，比如隔离病房10000张病床既要大量集中在几个定点医院，同时也要分散在各个医院，以此确保发生疫情病人马上可以集中隔离，避免传染扩散。其三是疫情下紧急征用机制，疫情出现，一座城市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政府需要征用一些宾馆酒店、体育场馆、展览馆等民用设施，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人群来控制传染源。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常备预案、常备不懈的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虽有一套传染病防治的制度安排，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各城市公共卫生、传染病防范、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三项体系尚属短板，看起来这三项系统每个常规医院似乎都有，但空调、排污等基础设施往往达不到控制传染病的要求，从而无法收治感染人员。2003年“非典”、2019年“新冠肺炎”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设置具有足够病床的各种医院，建立控制传染相关的基础设施，或许10年、8年用不上一回，这是不是一种浪费？问题是，300年一遇、500年一遇，按照哪个标准建造上海黄浦江防洪大堤更合算？动辄几千亿元投资环保、绿化和生态保护收益何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是关乎成千上万老百姓生死存亡的问题，就得把百年一遇的防患于未然当作现实任务去做，要从长远看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国家安全强有力的保障。所以，宁可有些闲置浪费也要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地建好。

另外，中国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现疫情，从县到地市再到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全面启动。就像一个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几个层次一报就到国务院“应急办”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四、扩大卫生防疫院校和科研

此次疫情暴露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人才非常短缺，黄冈市的“外行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高等教育3000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或设有公共卫生学院的仅有80余家，而这些学校往往重预防、轻应急。我们必须看到，疫情应急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学科交叉，所以当务之急是：大幅调整公共卫生学科的课程设置，重视疫情应急教育；扩大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规模，提高质量，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很多双一流大学都未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清华大学只是在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为此建议：第一，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只是医学院校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设专项投资建设此类高校，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单独建设一所国家重点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使之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大学教学、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并以开放的态度强化国际合作，承担中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前沿的研究任务。

第三，梳理现有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加大政府投入，强化公共卫生、防疫研究领域的体系性和针对性。现在，中国有些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并未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建的新型研究机构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五、各级“十四五”规划应加大公共卫生投资

此次疫情给各级政府上了重要一课，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体系刻不容缓。所以，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之时，从中央到地方安排2000亿到3000亿元投资公共卫生系统，补上该领域短板，善莫大焉。

我们需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短板，无论从短、从长都不会亏本。它不仅对GDP具有高效拉动作用，而且只要规划合理、落实有力，它将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疫情牵动民心、牵动全球经济，更导致中国经济数以万亿计的损失，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打赢防疫阻击战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经济政策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对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而未来用5至10年的时间投入数千亿，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防患于未然，非常值得。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时候了。中国有先进的制度优势，有强大的组织保障，因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远的规划建设，我国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使我们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疫情，大幅降低疫情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

对2020年经济增速6%左右有信心

黄奇帆

（2020年1月15日）

新的一年到了，大家都在判断今2019年增长多少，2020年会增长多少，都有一个形势的预估。我自己判断2019年尽管世界经济比较低迷，美国经济也下行了，欧洲的经济也下行了，中国的外部经济走势趋低，自然也会影响我们中国自身的经济。

一、经济增速2019年在6%以上，2020年预计在6%左右

1～9月份是6.2，2019年全年在6%以上，这是一个认定。之所以这么说，一个是在需求侧，我们国家逆周期的调控，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就降温，低了就升温，这样的一种逆周期调控，针对需求侧的各种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调控。

另一个是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在国家有效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调控、改革的推动下，2019年在6%以上。2020年预计在6%左右。

这是一个总的认定，这个认定符合中央提出的“6个稳”发展的方针。

大家现在一般从投资拉动的角度看，觉得比以前要低迷，但是大家应该理解，整个中国一年的固定投资已达50多万亿元，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哪怕这个数字增长力不像以前17%、12%或者两位数增长，现在是1位数增长，但是这个基数极大。

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的时间段过去了，投资拉动最经典的是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4万亿元启动投资，然后拉动经济，那时候出现了投资增长力一年16%、17%的增长，所以现在不能过分地依赖投资拉动。

我们现在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我们国家的出口数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过分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也不合时宜。消费我们始终保持在8%左右，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因为基数也很大了。

总的意思是，三驾马车完全依靠高增长来拉动，已经过时了，基数小的时候可以，现在是不合适的，所以中央提出新常态，主要就是不靠高额的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而是更好的、稳稳当当的持续的发展。

我国发展的真正动力，过去40年靠改革开放，今后的10年、20年，继续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今年最好的形势就是由于美国人想跟我们脱钩，倒逼我们更大地开放，大家一定要看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形势比1990年邓小平南巡时候的开放格局有过之无不及，是非常大的开放力度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我国最近五六年，平均每年出口增长6%左右，每年的进口增长在10%以上。进出口贸易是双向的，我国市场扩大进口也同样是拉动中国经济，因为进口量大说明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强，一定是消费了再进口，所以进口的量代表了消费的能力。

进口大国说明你外汇储备多，硬通货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进口大国有定价权。再就是进口大国到一定的阶段，人民币就可以直接用作支付进口的货币。

2019年，我们国家进口出口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到了7万亿人民币，以前基本上都要花美元，现在有7万亿元人民币的进出口用人民币支付，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代表了中国的支付能力强，进口大国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标志。

我们国家在投资方面以前是引进外资为主，每年引进1300多亿美元，这个5年引进了6500亿元，这几年我们走出去投资，5年时间投资了7000多亿元，所以我们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并重，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也是对中国经济更好循环的推动。

二、东西南北中同步改革开放

我们现在的开放是东西南北中同步开放，以前一般是沿海先开放，沿海开放以后，中部、西部过了3年、5年之后慢慢跟进。现在我们国家开放都是同步，比如说1990年我们最新的开放叫做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这个新区的政策是比特区还特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前面的10年、20年一直没推开。

十八大以后，全国一下子推出了16个新区，这16个新区有6个在沿海，有5个在中部，5个在西部，东中西一起推，这两年我们又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一共推出了18个，东部有7个，中部和西部有11个，就是说东中西全部开放，一起推，因为自贸区的政策比以前的特区、新区，开放的高度、深度又有新的内涵。

我们国家以前是工商产业，比较彻底的开放，但是在金融、服务业、服务贸易，基本上没太大的开放。有时候说外资可以办银行，但是办了20年的外资银行、30年的外资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1.8%。

我们的工商产业，外资开放了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工商产业里面外资的资产占整个资产的30%，通过这个比例就看的出这个是彻底开放了，那个是相对开放。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对服务业、服务贸易、金融业比较彻底的开放。

我们国家原来的开放是适应外国游戏规则的开放，现在我们既顺应国际的游戏规则，同时也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谈判，比如说最近一个很重大的事，就是中国政府和亚洲十国，加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一共15国，形成一个recept，recept就是这一个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代表了人类20多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

这些都是中国5个双向的开放，这个开放从长远说会带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从我们微观的，具体的各个省来说，现在各个省都沉浸在一个新的开放发展的过程之中，大家都在想自贸区的事、想新区的事，想建设各种新的开放高低的事，这一波的开放当然会拉动经济。

可以这么说，中国越来越开放，而开放一定能带来进步、带来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更好、更有质量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革，我们国家的改革一直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是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作为改革的一个主线、一个纲领提出来的，所以十八大以后的每次中央全会，在确定指导思想的时候总是有这么一句话，“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推动开放，等等”。

这里大家要注意，供给侧结构性是一个基础性制度的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一谈改革到位对经济就会有长远的调整，生产关系调整了，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我们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推动中国搞了一轮改革，大家还都记忆犹新，非常重大的改革，不管是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有民营企业发展，发展出几千万个个体户，3000多万个民营企业，还有引进外资，还有股份制，这些都是在供给端，推动生产力的动力是企业，不管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包括农村承包制的组织，都是从供给端的一种改革，这个改革推动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的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的推动下，对我们企业经济降成本做了很多供给侧的改革，比如当时把税收从55%降到33%，后来降到25%，然后在特区、开放区税收一下子降到15%，这个就是降税费，增加企业的效益。

降成本里面包括3000多万的多余的冗员、工人下岗再就业，帮企业降成本。比如说让企业办社会，剥离了，也是降成本。比如说我们企业中的坏账、破产关闭，当时差不多有5000亿元的企业破产核销坏账，还有13000多亿元的债转股，也是帮企业降成本。跟我们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异曲同工，一码事。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具有长周期意义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说中国正在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推进，只要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就不会丧失动力，就会不断地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所以说2019年经济增速在6%以上，2020年6%左右是应该有信心的。

三、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要说产业的话，我们在座的企业都是内行，都是企业家，怎么发展呢？自己的脚穿什么鞋，自己最理解，我这边要说的话，我们国家现在有五六个方面的政策，顺应这种政策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比如说最近18个自贸区，自贸区聚焦的政策最核心的，它不是保税区，不是以前的开发区，搞工业搞什么，自贸区最重要的政策就是6个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物流自由，还有数字经济的自由，还有人员进出就业的自由。

在这6个自由下，中国经济的服务贸易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恰恰在服务贸易上，不管是在座的还是整个国内，这一块在过去的几十年做得不够好，我们的服务贸易一共7千多亿元，出口才2000亿元，进口2000多亿元，逆差3000多亿美元，效益很差，劳动密集型。主要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是我们自己家里的服务贸易都让别人做了，如椽巨

笔整理，比如我们有4万多亿美元进出口货，这个4万多亿美元进出口所对应的服务贸易，4万多亿美元要结算、要保险、要国际物流仓储运输，大部分是外国人在干。我们自己怎么让别人去做服务贸易呢，说明我们这块不够发达。

在自贸区的政策推动下，这一块原来做不起来，现在就做得起来。

二是我们现在的产业链制造业做得很宽，但是产业链上的服务企业大部分是外国企业，同样在产业链、供应链相伴随的服务企业，大量的外国公司我们开放，我们自己发展都是可以的，现在是大量的外国公司做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企业注册点都注册在香港、新加坡等境外。

如果注册在境外的外资，我们欢迎注册到国内来做制造业服务业，另外也可以做这方面的服务业。外资来办金融机构也是服务贸易，学校、医院文化方面也是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也是服务贸易，这一块可以展开。

现在“中国制造2025”，时间点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这方面有九大行业，如果涉及这个行业应该非常扎实努力地展开，这9个行业都是战略信息制造业，包括机器人等一共九个方面。

三是ABCD的数字化平台，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形成的数字化平台，在5G的背景下搞产业物联网、互联网等等，这块也有许多业务可以做。

我们现在如果想搞金融，你现在再去搞银行、保险、证券意思不大，大机构早就把市场占领了，但是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这一块方兴未艾。

如果说过去5年搞了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房产公司、工业企业可能都搞了一些全牌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但这些金融机构脱实就虚，自我循环，现在资管业务一搞可能2/3都会趴下来。合理的方向是这些趴下来的金融机构，照样可以重组，和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结合，为产业链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实实在在，今后的空间极大，这也是一块。

以上所举例子都是大方向、大趋势上，中央政策也鼓励的，更重要的是市场决定未来，市场上这一块空间很大，所以跟着市场走、跟着国家的政策方向走，大家的前景都会很好。

有一句话不能忘记，我们现在每个企业都在各行各业内发展，一定要认识到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未来，如果你不出现新领域，又把自己原来熟悉的东西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的话，那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与时俱进的技术改造创新发展，同样是很有前景的。

讲讲这个重要问题黄奇帆

2019-12-10 很高兴来参加今天并购公会组织的活动。按照会议的主题，今天讨论并购公会，又是讲国有制的，主要就是讲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国有制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混合所有制。

我今天讲的内容分三块：

第一，讲一下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民营企业长足的发展、坚定不移的搞好国有经济，也坚定不移的搞活民营企业，这两个坚持是始终不渝的。

在这两个“坚持”推动下，我们国家的民营经济从1979年20%的比例，上升到了现在60%，我们经常说的“5、6、7、8”，50%的税收、60%的经济比重，可见这个比重已经很高了。

最近几年，也经常有人在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好像这几年民营经济不够快，是不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的更快挤占了民营经济的比重。我这里想说的一个观点，这都是误解，都在数据上有基本的不确切，没有基本概念产生的一个误解。我自己认为，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不遗余力的，是坚定不移的。事实上民营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不可磨灭的作用，实际不管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初的十年，以至于到现在，在这个立场态度上，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比如广东省，2000年的时候他因为非公经济发展的很快，到2000年的时候你去查广东省GDP的数据，已经达到70%几的GDP，外资和民营非公经济创造的，今天的广东省非公经济比重也是70%几，你是不是能得到结论，十几年下来广东省怎么非公经济比重上不去了，以前上的多，现在上的不多，是不是现在思路变了，不想发展非公经济了。错了，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以为非公经济比重可以从70%涨到80%几、涨到90%几才是正常的，我可以说在美国都做不到。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浙江省，浙江的非公经济比重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也是发展的很快的，浙江的非公经济在80年代、90年代都是出了名的发展的快，到2000年之后他就到了71%，比广东省低一点，低两三个点。今天浙江省经过了十几年、二十年，是不是就变成了81%、91%呢？也不是，也是70%多一点。江苏省也是非公经济发展很快的2000年左右是68%，现在也差不多68%、70%。我讲这段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到位、发展最快的几个地方，在80年代、90年代非公经济迅速崛起，到了70%左右、68%、70%、73%、74%，为什么这十几年涨不动了呢？是国进民退了还是怎么了？都不是，天花板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有20%左右的国有经济是固化的，美国如此，德国如此，法国如此，新加坡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占GDP25%甚至30%左右的税收财政收入，这个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必定每年有多少财政收入全部花掉，给公务员发工资，给事业单位的人发工资，就表现为当年的国民收入GDP的一部分。同样，拿来一定的资本，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也会产生GDP。教育、卫生、文化拨款也会产生GDP，大体上一个政府如果财政收入的30%左右的政府收入，花完以后产生的GDP有20%左右，所以美国的GDP中也有20%左右是国有的，不是企业创造的，是政府的行为创造的，欧洲也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政府的GDP中也有20%多税收，再加上政府还有非税收入，至于中国政府花钱产生的GDP，比美国政府可能高一点，美国政府20%，我们有个23%、24%，政府都有了20%几了，这个地方如果非公经济有70%，这个地方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只有10个点、8个点而已，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广东没有国有经济、没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所以政府总归占掉了20%，企业再占到8、9、10个点，非公经济到了70%就上天花板，大体如此。所以当整个国家非公经济到了60%，你想还要到70%、还要到80%，不可能。重庆，2000年我刚到重庆的时候，重庆非公经济比全国要差很多，全国我刚才说的，1979年就从20%到2000年全国平均值已经往40%几、50%左右走了，发展改革快的地方到了60%、70%都有了，重庆2000年的时候只有25%，所以非公经济发展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几年我们推动的比较快，重庆到了2014年的时候非公经济比重到了60%，赶上了全国平均值，比全国平均值还高了2个点。到了60%以后是不是他还可以到70%呢，我知道在我们的100里边有20是政府的量，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包括地方国企，保持20%左右可能是必要的，必须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总而言之“两个坚持”，国有经济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的宪法基本路线决定的。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当GDP到了60%非公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20%、30%、40%时候的那种感觉，不断的把这个比例往上涨，涨到了60%还应该到70%、还应该到80%，否则就是国进民退了，否则就是民营经济不够重视了，没有这回事。大家知道新加坡的民营经济比重是多少，他算资本主义国家的，我这次跟楼继伟、周小川前不久一起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政府叫我们去参加一个智库的讨论，我顺便了解了一下，新加坡GDP中不同所有制的比重，他的政府也差不多有个20%左右的比重，剩下来的国有企业占40%，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企占40%，他的公有制的国有里面，淡马锡等几个新加坡财政国家直接管得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公司产生的收入，因为他们几个公司有近万亿的新元，怎么投资，每年的投入10%几，这笔钱算下来在他们GDP里边公有制产生的GDP占了20%，政府直接管得，相当于我们的央企。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场、港口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也是国企，也有股份制的野战了20%，就国有企业、国民经济、非公经济，公有制占了60%是不是就叫社会主义国家呢？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讲这个话的意思，首先要确立一个公有制的概念，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并存、一起发展，绝不可能搞到公有制的企业比重连20%都没有，只剩下政府永远会有税收、永远会有个20%，还有80%都变成了非公经济，不可能的，也不合理的，也不应该的。所以这条我讲，首先，不管是混合所有制，强是资本运作重组，应该要有这个明确的概念，当今中国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和推动可以说是诚心诚意、不遗余力，而且非常快的推向极致、推向天花板，一下子就从20%推到了60%、40年推到60%，是不是再过40年推到100呢？那是幻觉，所以到了60%我不是说到天花板，以后涨到63%、65%也可能，但是总而言之，非公经济的步伐最重要的已经不在规模上把他扩大到60%、70%、80%、90%，而是在结构上，债务结构上、资产结构上把效益和质量搞上去。

同时，非公经济在国际竞争力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竞争上，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上，经营企业的国际竞争上要崭露头角，要发挥作用，要做强，而不在于进一步做大，大已经够大了，从这个角度讲，我首先讲这么一个观点。我想我的脑子是不保守的，我在重庆一看重庆非公经济只有25%，可以说不遗余力的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它能够赶上全国的平均值，还超过一点平均歌，现在到了61%左右。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做任何事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如果这个概念没有就没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大家凭着感觉在胡说。

第二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增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同时提出了，国有经济的管理，要从资产管理转化为资本运作，这个资本运作，在资本管理、资本运作上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叫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第二个，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三中全会报告里讲了这两个概念。大家有时候望文生义，资本运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所有的国有企业，管你中石油、中石化，好像要加强资本运作的时候对他们也有用。要做大、做强、做好资本投资的时候，好象也是一回事，这里边就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两个定义理解的不深、不透，搞资本重组的人、搞资本运作的人，如果不理解这两个词重要的区别，基本上就是江湖、就是忽悠、就是马大哈似的搞资产运作。这里面要说的是，有时候说的多了把中央定义的基本面忘记了，资本运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到底什么意思，这里面大家要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大家考虑资本重组、资本运作基本型的东西要搞清。

所谓资本运作，就是一个不举债的公司，有100亿资本金就是100亿资本的运作，这个公司的总资产等于总资本，因为它没举债，如果你100亿资本去借了200亿的贷款，这个公司总资产就是300亿了，所以他总资产等于总资本，不举债，100年也不举债，既然叫资本运作公司，不举债。大家注意这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只投资，不管人财物的，就像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拿了10个几拿到某个公司去，他不会去管这个公司的人财物、这个公司的子公司、孙公司的事，不会去管这个市场的市场、营销恩或者去管这个公司其他的产品开发，这些是那个公司的事，我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所以资本运作公司本质上是一个财务投资者，跟私募基金差不多，你属于不叫基金公司，就叫投资公司，像淡马锡，淡马锡有5000亿新元，差不多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他不举债的，他把这个4000亿美元，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主要在中国。他投了资以后，不管你的，淡马锡今天为止管着几千亿新元，相当于几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全部公司总的人口800人，包括在全世界办事处的人，就是淡马锡北京的、总部的人、亚洲总部的人，或者欧洲总部的，通通算在一起800人。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拿了几千亿美元投资了各种公司的话，在公司如果人财物都是你在管，包括工人也是你招来的工人，你可能几万人、几十万人。资本运作的公司，他是相当于一个财务公司、理财的公司，他哪怕拿了1000亿美元，他可能只要1000人或者500人，一个人管2亿美元的概念，就这么在管。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中央讲的资本运营公司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于淡马锡，类似于一个私募基金的那种基金管理方式，哪怕资金是国家的基金，但是你是用一个私募基金的方式。

巴菲特投资公司也是如此也是一种运营公司，他投资的各种企业，投资在股票市场，投资在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里的人不管的，用脚投票，你干的实在不好我把股票抛了走了，他也在董事会里边发表意见，进行审计、进行监督，这个事情上资本运营公司干这个活的。按这个目标，我们国家假如说有1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资本金如果算个账有个50万亿的话，是不是该拿出10万亿甚至15万亿是资本运营公司。人倒不用多，但是非常高超的理财大师在这里边做基本的管理人员。

第二类，资本投资公司。三中全会《决定》文本里讲到的资本投资公司就是指产业内的或者伞形控股类的公司，这类公司一般有三级，一个是集团级，集团级负责资本运作、投资决策等等，第二层就是产品开发、市场竞争营销的子公司，第三层可能就是工厂，负责全面质量管理、劳动人事管理、职工运作的管理，以及市场各方面安全的管理。就是说中石油、中石化，上面是集团，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到了基层就是很大很大的工厂，哪怕1万亿产值、2万亿产值、10万亿产值，也是在这么几个层次的框架里形成一个产业集团，集团是资本运作决策层，公司级，中间这个公司级是盈利、销售、利润、管控的一个级，第三级是安全运行，保证质量的生产管理的一个层次，这样的产业内公司分为三级，资本投资集团，还有一种是伞形公司，整个公司不是一个产业，这边搞房地产，那边可能在搞百货商店，还有一边可能在搞一个什么工业制造企业。当你是这么一类的时候，比如美国的GE，GE差不多5000亿美元的资产，里边有银行、也有房地产，资产管理的，也有造发动机、造飞机发动机的，制造业的，还有造电子的等等。相当于集团管着几个方方面面，但是总之，方方面面都是他管、他控股，他直接一直管下去，形成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这两种公司，不管是产业内的还是伞形控股类的，一般都是叫做资本投资公司。

讲到这块以后就形成区别了，就是说国资委一百几十个集团，如果都是伞形的或者产业内的公司，资本运营公司如果我们100多万亿的资本或者资产里，资本运营公司1万亿、2万亿，很小，有等于无，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是不是就落实好了三中全会精神呢。三中全会已经六年了，怎么还没把这个体制调过来，这是资产管理转变为资本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党中央明确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的国有资本管理，不管是省里还是国家的，资本运作很重要的一块，是把一部分的国有资本圈起来，变成资本运营类的，不管是公司类的、还是基金类的，总之，变成1万亿或者5万亿、10万亿的一个资本，这个资本就用私募基金的方式，或者巴菲特投资、淡马锡投资这一类的公司投资方式，总之这一类投资是股权投资，不带任何债务。投了资以后，只管财务，不管吃喝拉撒睡，你这个投资哪怕投了几千亿到这些公司去，这些公司到底怎么发展，有这些公司自己的财务、党委、公司法人，自己在管，你就是个财务投资者，但是要起到保值增值。淡马锡整整20年，平均资本回报率15%，你想想这是不是对国家最大的报答、贡献。

所以这个地方把资本运营和资本投资公司区别开来，搞清它的定义，然后把这两个方面搞起来，我自己认为，如果有100万亿国有资本的话，2/3变成产业类，1/3是运营类，是不是运营类就脱实就虚了，不是，运营类公司掌控着30万亿，你还是作为股权投资投到了资本投资公司里，还是那个制造业、商业、其他的类。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是属于资本投资的资产中的体系，而是作为一个第三方，使这个公司股权多元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战略投资者，而且你通天的，你就是国资委直属的体系，如果你发现中石油、中石化或者各种各样的国有资本里边运作不当，可能一万亿、五千亿放在里面，你立刻在财务里面、董事会里面上接国资委就可以举报了，绝对起着重要的管理和监控作用，其实钱还是100万亿都在国资委的100个公司里，但是这100个公司直属的资本变60万亿了，还有30多万亿是在旁系的资本运营公司，由它表达为对它的各种各样的投资，表达为一个股权，总之把这两个体系理好是当今我们国家资本运作、国有资本经营很重要的事，也是落实三中全会很重要的事，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三中全会也决定了要通过混合所有制，使国有的、集体的、民营的，包括外应的股权交叉形成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杠杆放大的作用，形成经济的一种新的活力。混合所有制我们不能为混合而混合，不是为了一个定义而混合，所以我们就很努力地把独资的都变成混合的，其实这个混合一定是有目的的，站在国有的角度讲，一般就是这么四种、五种目的，第一种国有投资管起来，好像权利很清晰，产权清晰，但有时候法人治理结构容易缺少监督，容易内部人控制。所以我是为了转制的需要去上市，或者去混合所有制变成多元的股权董事会，所以有的时候为转制、为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搞混合所有制。第二个，是为了资源优化配置，我这一块资源和你这个民营，甚至外资的那块资源有互补性我们一起合作，股权上互相划转，形成了混合所有制，最后不仅是资金混合以后资金实力准大了，而且这两个企业中的长项，技术或者其他市场资源互补了，资源优化配置，一加一大于二，这也是一种目的，为了这个而混合。第三种，我这会儿发生困难了，不得已也好，主动出击也好，混合所有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把自己的困难、被动给甩掉，不是破产重组，而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客观存在的困难，这也是一种目的。第四个，我现在希望超常规的发展，我收割了你，我超常规地发展，乘势而上，这也是一种目的。再有就是时代发生变化，政策发生变化，整个的运行基础发生变化，这个时候进行适应性的、与此同时的重组来把握机遇，更好发展也是一种目的。总之，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书呆子式的为概念而去混合，是有一定目的的。

在这样几个方方面面的目的的推动下进行混合，混合会出现四五个层次、四五种类型，一种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很特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我这个投资公司涉及到的一万人多层次的资产体系、所涉及到的业务就是特别保密的，特殊功能的，必须独资的，有这种业务，该独资就独资，它就不参与混合所有制了。第二种，如果我是资本运营公司，哪怕有十万亿资本组建了一个运营公司，那因为是运营公司我永远不会找别的股东成为我的股东，淡马锡企业四千亿、五千亿新元就是财政部投的，不存在各个国家的资本或者民营资本一起往淡马锡入股，谁都想入股，他15%回报，但是他始终独资，也就是说资本运营公司、资本运营的基金就是独资的，你这个独资跟别的人的基金、别的企业合作，一起投到某个地方，这个可以合作，但是资本运营公司本身这个法人独资，资本投资集团中的某些特定行业，如果国家意志认为就该投资，那就投资，这是第一种，就是要坚持独资的这种特定的企业。

第二种是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但是要控股的，假如我是一万亿的一个资本，引入战略投资者，你控着股，哪怕20%就花2000亿，如果让民营企业出了1000亿、2000亿，在这个董事会里说不上什么话，你反正绝对控着股，他投你干吗？除非他是财务投资者，他就为了要你的10%的回报，他投到你这儿，他变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凡是政府国有独资，规模又极大的，要引入战略投资者，要引入混合所有制，基本上混合的朋友、混合的对象应该是战略性的基金，应该是我们自己国资委里的资本运营公司，应该是跟国资委没关系，但和国家有关的社保基金理事会，应该是中投这样的投资公司。当然，也包括民营企业里非常有实力的财务性的基金投资公司，这种公司，你叫他控股，叫他来管几万人的事他也不要管了，他就是财务投资、财务监督，然后保持一个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结构是货真价实的董事会，这些人在董事会里提意见是真刀真枪，绝不含糊的。在这个意义上形成混合所有制，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有些集团本身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股票上市，就按上市公司规则走，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

第四种，就是有些集团哪怕有几千亿资本，但是理论上市场化可以控股，也可以控股权给其他的参与投资的非公经济的或者外资的，可以全部转让掉，也可以转让一部分，也可以转让控股权，也就完全市场化地推开，我就认为地方的许多许多国有控股的所谓集团，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第一种，都可以转的，随意的，国家的有一部分可以转，有一部分是第三种、第二种，很少是第一种。

第五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不管是资本运营公司，还是资本公司，也可以参与非公经济的集团，参与他们的股权投资，投了以后人家控股，我就是财务投资，所以资本运营公司不仅是投资国有资本的公司，也可以投资到市场上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只要效益好、有前景就可以去投资。

我讲这三段意思是什么？三中全会关于国有资本要更好发展和资本运作有关的话一共大概是有这么五句：第一句，要让国有资本控制力、影响力、活力地大大增强。第二句，要管资产变成管资本，管资本就是资本运营公司和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句，混合所有制。第四句就是要形成国有资本市场化资金补充的长效资金来源，这个长效资金是什么？国有资本来源除了财政第一单桶给他，划拨一些资金给他以外，他自己每年有利润滚在里面，也是资本的补充，当然政府有土地资源，一定情况下把这个土地资源注入到这个国有资本企业也是一种资本，一定情况下政府还有其他的各种资源也可以注入，这个不是补贴，而是作为一个注入的国有资本。政府还有一种资源当然是社保基金，或者各种各样的企业年金，这些是公有制的，是老百姓的，他可以注入到里面，但是注入到里面不能跟国资委的国有资本混在一起，分给社保基金和分给国资委的利润是两回事，桥归桥、路归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社会要有长效的资本，要把企业年金做到他比如有几十万亿，社保基金做到他有十万二十万亿，企业年金的规模理论上可以比社保基金规模高一倍，如果社保基金有20万亿，企业年金是可以做到40万亿的，总之这个社会要把长效资本积累起来，积累了以后有的进股市，有的进私募基金，有的进国资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的就和资本运营公司一起，等于你是一种LP，我也是一种LP，我们两种资金一起组合着投到哪个企业里去，总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个格局形成了，那么中国的国有资本运营的格局就出现了真正的大规模的收购、兼并、重组，格局就出现了。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为黄奇帆于12月8日“2019（第十六届）中国并购年会”的发言实录。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

2019年5月11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今天的话题是营商环境，包括硬环境、软环境，一会儿要发表的指标体系，各方面的考核也十分重要，很精彩。我想结合营商环境这个主题讨论一个现在全球讨论关注的题目，就是中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度提高的主题。

中国开放的五个时代特征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时代性的特征：一个是从过去主要着力于增加出口转变为既支持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努力地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一个是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既鼓励吸引外资也积极地走出去投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这五六年我们走出去的投资7000多亿，引进来的投资5000多亿，出去大于进来，比过去40年从1979年-2012年30多年的历程当中，总的对外投资是6000亿，这5年对外投资比过去30多年还多；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开放，从过去沿海为主，逐步递推到内陆，现在有重大开放的举措，不管自贸区或者新区各种开放举措，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自贸区12个，沿海4个，内陆中部有8个；一个是过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和制造业全方位开放；一个是我们过去的开放以商品进出、资金要素的进出为主，有关它的流量大和小，总是流量越大越好，是以商品要素的流量型的开放，今后是会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这五大开放的新特征是过去5年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必将在今后几十年对中国的开放形成新的高度、广度、深度，产生重要推进作用。

分析这五个开放的新特征，有一个关键因素，有一个基本面的概念就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没有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就不会有刚才说的五个新的特征的产生。

营商环境国际化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就是我们现在搞营商环境不简单地就是根据自己原有的基础，自我的改革，自我的发现问题，自我解决问题，不断地再根据自我的实际情况下，不断地解决问题，也不断地有所提高。这个路子没错，但是时不我待，营商环境国际化要求按照WTO改革的要求，FTA发展的要求，WTO、FTA讲国际营商环境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应该一步到位地把这个标准引过来，整个中国不能一下子实现，就先让自贸区，上海的4个，中部的7个，海南岛的自由港，这12个自贸区理所当然就应该以国际的营商环境的标准，合适不合适拿来先试验。

所以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试什么？试的是国际营商环境内容，这些内容吃不准在中国一下子推开会怎么样，在这12个试验区里边试，每个试验区现在100多平方公里，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些范围如果试的可以，就是可移植、可复制、可推广。进入WTO修改以后的规则，融入FTA的规则也好，我们心里有底。签订FTA协议，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协议签订国国家营商环境大体一致。对整个国家来说，怎么让关税、壁垒等问题比较一致，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对地方来说，地方政府的行为怎么国际化、法治化的问题。这个意义上，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试验，就是零壁垒的试验。

营商环境国际化八大要点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更重要的还不是边境上、海关的两方的管理，更重要是边境内的规则国际化的问题，边境内的营商环境规则从FTA、WTO的要求来说，大体上涉及8个方面：

1．准入前国民待遇。要点不是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而是能不能有生存权、出生权的问题，如果不让你出生权，就没有你这个人，所以准入前国民待遇。

2．准入以后企业产生了，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以作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负面清单清楚了，所有企业在一个行动的框架中。

3．要保护知识产权。

4．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5．劳动力保障，权利方面的要求。

6．同等国民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竞争中性，在政府采购、银行贷款或者其它各个方面不同所有制同样一件事有同样的游戏规则。

7．不应该有各种补贴，这是不合理的，也要去掉。

8．开放一些以前不怎么开放的领域，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比如服务贸易，服务业、金融业等等。

面对这么一些内容，如果我们把它给搞好了，国际化了，跟国际上基本上一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试验区宗旨就是要对标WTO和FTA中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要求，然后把那些国际化要求引到自贸区里进行实施，实施的过程中跟我们中国的国情有矛盾的，自贸区里做试验，总结经验教训，推广、移植，或者有些地方留点余地等等。因此，当今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高的试验地就是自贸区，所有区县，地市州、各个政府都有营商环境改善要求，都有硬条件和软环境条件的要求，这些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的要求。因此，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我们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切、最务实，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通过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会给我们带来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因为我们中国政府跟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怎么平衡，在营商环境国际化8个条款中只要一展开，边界和度就很清楚，就会真正形成法无授权不能为，想作为也不能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的市场和政府管理之间的一个环节。

营商环境国际化还可以倒逼我们更多开放，因为没有壁垒了，内外资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健康发展。同时营商环境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流，使得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更好。营商环境国际化会带动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效率更加高，整个经济就能够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最终营商环境国际化会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把这个事做好了，对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有万利无一害。

谢谢大家！

在第23届（201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演讲

黄奇帆

2019年1月12日

去年下半年以来，基础性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市场可能有许多制度，有些是树枝、树干类型的制度，基础性制度是树根、基根性的，这类制度不会很多，可能有那么几个大类。这种大类的最终确立不是短期调整的措施，而是几十年、上百年一直稳定地发挥作用。中国市场上世纪90年代起步从无到有是一个新生的、“转轨+转型”的一种市场，许多成熟的基础性制度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确立或者刚刚起步。在这个意义上，证监会和有关方面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极其具有战略性，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会起重要的作用。

从我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目前跟基础性制度有关的、还在建立的有如下几项：

第一个是最近半年多时间资本市场经常讨论的退市和注册制度。现在A股三四千家上市公司退市的很少。截至到去年底一共也就退市一百多家，而且是在去年证监会非常着力推动下才退了这么多。国际资本市场基本上每年上市多少差不多就会退市多少，可能每年的数据不同，但是五年、十年来一个大数平均的话，五年上了1500多，可能退了1400多个，大体上进出平衡。从美国股票市场看，20年前就有三千多个，现在还是三四千个，每年上市三百多，因为每年也退市三百多。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不符合条件的质量变差的，或者违规的被剔除了，留在市场总是比较好的、优质的、新生的。

所以，一般有退市制度以后，哪怕注册制度能比较宽松的上市，上市公司本身也会很注意自己的质量和各种信息的规范性、公开性。总而言之，有了这个优胜劣汰的制度，上市公司的质量才能保持。没有正常的退市制度，股民就会觉得上市是不断吸收资金，资金被分流，股市资金供应和需求无法达到平衡。注册制管上市，退市制度管退市，这是手心手背的问题。退市制度到位，注册制度自然健全，如果只有注册没有退市制度，这件事儿会不平衡，最后不是退市制度本身出什么毛病搞不下去，而是整个市场的优胜劣汰系统，呼吸系统出了问题。

证监会在去年下半年非常强力的推行退市制度，对三种情况必须强制退市，包括上市的财务造假，或者年报、月报里边造假，或者犯刑事犯罪，有这些强制退市。证监会也设想了一些主动退市，因为在美国每年退市两三百个企业，差不多一半是强制退市，还有一半主动的退市。主动退市有各种原因，有的觉得自己企业不适合再上市，自己拿钱从股市里面把股民的股票买断以后退市。我相信我国真正的退市制度往后十年会非常良好的展开。随着退市制度的完善，注册制应运而生就会健康发展。

第二个是中国资本市场一直被大家垢病为一个散户市场、缺少中长期资金的市场。在各种中长期投资里，国家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是中长期的。目前，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一是政府的养老保险，这块有十几万亿，有20%到30%可以入市。这个体系大体健全，逐渐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二是老百姓家庭买商业保险，这块现在在发展中，规模不是最大，真正形成的资产就是七、八万亿元，但是这块制度是健全的，也在发展中。特别是证监会和人社部出台的老百姓买商业保险递延税的做法里面有买保险抵扣个人所得税的内涵，这个政策推出来会激励很多老百姓买商业保险，作为理财的方式。这块规模也会扩大。

我们真正的短板是社会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中的最大支柱，就是年金。在美国，企业年金占整个美国三大养老保险体系的60%左右。去年美国的年金约20万亿美元，占GDP的45%。我们国内年金已经十几年，去年年金积累的总量1.1万亿，现在只占GDP的1%多。一般来说，年金资金的50%以上会直接投资股市。政府的养老金、老百姓的商业保险30%进入股市，我国是把年金也按养老金和商业保险规定的30%入市，也就是说现在一万多亿规模，能进股市的算三千亿。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年金占全部保险的百分之五十、六十，其中有50%可以入市，那么这个量很大。

我们有1.4亿股民，他们持有股票市场的26%，说起来是四分之一左右。但是我们这四分之一左右的资本持有者，一年的交易量占A股交易总量的80%多，所以我们的确是一个散户市场，短期资金市场。

这里首先缺的就是保险，保险中短板的短板是年金。为什么年金制度推开十几年没有完全展开？原因跟激励措施有关。美国的年金制度有一个激励制度，企业帮职工缴纳年金抵扣所得税，职工买年金，买100块里面个人缴的部分抵扣个人所得税，如果不买不抵扣，一直买一直能抵扣，这样规模越做越大。美国没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每年股票交易量的70%跟我们一样是散户，1975年美国散户交易量占美国交易量的70%，去年我刚才说了降到6%，为什么？因为年金越做越大，成为机构投资的来源。同时年金高了以后，社会保障制度从政府全面兜底变成企业为主的支撑，政府也一起支撑，老百姓再补充资金买一块，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更稳定，养老体系更好，对于一个要走向老龄化的社会更为重要。同时，长期资本出现后，就会委托专业投资机构，机构力量也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制度过去没怎么展开，把它搞好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建设发展。

第三是公募、私募基金投资，我们基金投资的能力已经建立十几年，也发展了，但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坚强。因为这十几年来我们有一百多个公募基金，掌管着13万亿元的基金，有2万多个私募掌管12万亿元左右的资金。但是如果看它的投资方式，管理的特点：

一是它杂散小，2万基金公司，平均一个管理资金规模就是五六个亿，大的管着上千亿，小的管几个亿，这个门槛太低；

二是从它的投资结构来看，公募资金13万亿中有7万亿买了货币基金，等同于存款。有4万亿买了债券，2万亿买了股票，这样一来真正对股市支撑起不了什么作用。私募基金12万亿中有7万亿是作为股权投资基金在没上市的企业里投资，很多投在房地产甚至P2P上，搞制造业三五年一个周期大家耐不住；

三是不管是募集、还是投资、还是退出，有的是名股实债，有的作为通道。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基金处在不那么景气的状态，如果几万亿社保类年金类的资金出来，肯定就能出现比较好的基金，一个管几百、几千亿美元。

基金怎么才能有这个能力和眼界？其实背后的长期资本到位才会有，所以第二和第三是关联的，没有强大的私募资金也没有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二级市场跟一级市场相关的，基金既是一级市场上市前的企业培育的股权投资力量，也是二级市场资金收购兼并投资运作的关键，所以基金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杀手锏。

第四个基础性制度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去年年底总书记在上海宣布了科创板、注册制的方式推出来了。证监会为这个事儿紧锣密鼓做方案，相信2019年逐步出台落实。中国股市很缺少的一个就是20多年没有培养出太多高科技创新企业，这块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不强或者说成果不那么多，能够成功的一些高科技企业都跑到海外上市了。那么，我觉得原因有三个环节，要从改革的角度把基础制度相关联的机制建设到位。第一个环节是在科研本身上面。我们的科研成果产生是0到1，原始发明、知识产权形成了，给这些创新的领头羊、知识产权的拥有者50%、60%、70%的知识产权。

投资者对这个过程进行投资，不管是国营民营还是企业学校单位，算上30%。知识产权的好处70%给了发明人，但是发明人不一定能够把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美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出台了杜邦法案，法案规定凡是知识产权发明，三分之一收益归投资者，这跟我们差不多；三分之一归原创发明人；还有三分之一收益属于那些把发明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人，转化的人也是一种知识产权。

这样有原始创新的知识产权和转化的知识产权，如果发明人既创新又转化，这个70%归我；如果我做不了转化，有人帮我转化，把我的发明变成一个亿，我有三千万、五千万的好处，他不帮我转化我拿不到一个亿，永远是一个0。

在硅谷孵化器里的孵化企业，大部分是自己没有发明知识产权的，他是到市场上、到其他大学把知识产权拿过来，签一个合同，我帮你转化成功，然后这个产权卖出10亿，你拿3亿我拿3亿，然后投资者拿3亿多。这个制度很重要，有了这个产权制度，转化人的原始股权、知识产权发明人的原始股权都跟股市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这是推波助澜这是第一环。

第二环是要有中长期投资理念的私募基金。要有一批私募基金，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独到的眼光，真正进行风险投资。

第三环是资本市场要做到两权分离。有知识产权或者有转化孵化权的那些经营者拿了知识产权和转化权来上市的，上市过程是扩大一万倍十万倍的过程，资本巨大的投资可以把他们的股权稀释到1%、2%，这个时候经营者如果按照常规的逻辑就搞不下去了。

所以很自然的就提到VIE，同股不同权。在高科技和创新科技里面这种股权结构变成理所当然，相当于两权分离。这是我知识产权换来的，是我拼命拼出来的。哪怕只占10%，需要90%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你们可以分红可以发财，但是不干预经营管理。因为A股市场不能用这样的概念，A股市场要有阅历、有利润，而科创企业刚出来，阅历不够，效益还没有，所以这样的企业要上市就需要有一个科创板。科创板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用注册制的方法推进，推进以后一批企业退市，进的快退的也快，流水不腐。

第五个是资本市场运行的时候有低有高，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儿是基础性，也是以前不够健全的。一个是企业的资本股权回购注销。因为中国《公司法》出现在1990年，1990年怕注册公司偷逃资本金，公司注册以后资金怎么处理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现在上市公司如果股价跌30%，跌破发行价，跌破正常利润的心理价位，那么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高管、监事长自己拿自己的钱买股票有助于稳定市场，这个不是内幕交易，是市场公告。大家看企业高管买，大家不再抛了，这样就稳定了，这样的事儿过去十年经常有。但是涉及到资产重组，拿企业的资金对银行贷款，企业把自己的股票在市场上回购，比如回购10%，本来有五亿我回购五千万，这样就只剩下4.5亿，你回购还注销了，股票就只有4.5亿股，这个时候可能股价不是10块，变成11块或者12块，股民看到股价在升还会跟进。这件事在美国、欧洲的资本市场是经常干的。美国股市去年开始猛涨了一块，和回购注销也有一定关系。非常高兴看到证监会在去年启动了回购注销、库存股这件事。去年11月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对回购各种方面的类型、方法各方面做了细节的规定。这本身是了不起的大事。

另外就是股市高涨的时候，会有上市公司把自己持有的股票高位套现甚至高位抵押，这样确确实实要有严格的法制。因为高位减持你自己知道内幕，这个时候是套现的行为，这种高位减持规模大了，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这种高位套现还会影响股市的稳定。所以证监会去年对中国董监高持股高位套现出台了一个文件。这套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在股市高和低不同的波动中，低的时候怎么增持，甚至是回购注销？高的时候怎样规范？这涉及到投资的保护、涉及到所有股民的利益、涉及到股市的正常稳定，不是行政干预，而是基础法制保障。

第六是证券公司因为上世纪90年代挪用客户保证金受到处置，后来立了一个法，现在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是三方托管的。经过这些年证监会的管理以及法制方面的到位，现在哪怕不搞三方托管，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也很难了，可以考虑恢复。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对各种投资者提供资本中介的能力和功能，在各国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里都是很重要的概念，这像银行拿着老百姓存款进行融资贷款、保险公司拿着保险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进行各种融资的是一样的。在国外，客户保证金是客户的，证券公司绝不能挪用也不能自己搞投资，证券公司可以依法规跟客户商量好，把客户的资金或者资产借给我，签了合同，然后证券公司就把表外的这些资金资产纳入了客户系统里，纳入了公司表内的债务体系里，按照风险管理的杠杆率，控制在一个金融机构表内的体系中。在这样的体系中，证券公司可以把借来的资金再融资借款提供给投资者。这个过程就是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提供资本中介的功能。这个功能，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可以搞试点，比如对前10名的最优秀的质量高的券商赋予资本中介功能的试点，这个制度一旦形成，对我国股市有长期的向上推动的功能。

降低营商成本迫在眉睫

黄奇帆

2018年11月4日

上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论坛。1个多月前，主席总书记调研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从营商环境、发展动能、对外开放等6方面对东北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借此机会，结合工作实践经验，我就辽宁、沈阳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和感悟。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意义和新时代新特征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兴办深圳等5个特区，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再到27个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40年来，我国的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79年到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从109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累计吸引外资1.9万亿美元，去年达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从几亿美元增加到3万亿美元。

对外开放，不仅使封闭的中国成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而且使全面开放的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外资，还能带来优势产品、技术和管理，带来国际市场和贸易渠道。

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生产力的变化跃迁，还能带来营商环境的变化改善，直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国际化、政企关系调整、外资和外汇管理体制变革、人民币加快国际化。

对外开放，不仅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倒逼我国制度体制改革，原有的体制弊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显露出来，进而倒逼改革深化。

总之，改革需要开放的推动力量，开放需要改革的体制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哪些地方开放的早，改革与开放结合的好，哪些地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就迈的大，经济发展就快。

党的十八大以后，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出现了五个重要转变。一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几年，我国进口增长率一直快于出口增长率。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必将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二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2013—2017年这5年，我国对外投资6928.6亿美元，超过1979—2012年这33年对外投资的5526.35亿美元，也超过这5年引进外资总量724亿美元。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正在由过去的“跟随跑”变为“齐步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1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有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我国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动者。具备这五大新特征的对外开放，必将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历史性作用。

二、以开放为抓手推动辽宁经济三大重点领域释放新动能、形成新产业

（一）以辽宁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的产业集群，与之配套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链金融集聚区。现代制造业比的是核心技术，比的是资本，更是比产业链集群竞争能力。现代制造业不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制造企业，而是将零部件、原材料、物流等上下游业务让那些对这些环节最有技术、能力强的企业去干，能外包的尽量外包，形成水平分工的产业链。但是，考虑到分工体系在全世界，物流、效率、安全以及产业链间的沟通协调都是个问题，现代制造业又提倡在一个2—3个小时车程区域内，上中下游70%以上的部件、关键件能够垂直整合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能带来四种效应：一是不仅有整装厂的产出，而且包含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产出；二是不仅有制造业产出，还带来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三是具有区域竞争力，外资无法随时打包走人，搬一个制造厂易，搬一个产业链难；四是产业链集群互动，既能互相促进，又能逆周期抱团取暖。

（二）以“大智移云”等颠覆性产业为主体，形成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产业链集群。所谓“大智移云”,即指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新型的颠覆性产业，东西南北中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辽宁沈阳并不落后。搞云计算的关键是需要建设数据处理中心（IDC）。配置大量服务器，运行耗电，降温也要耗电，南方搞必须要找凉快的山区，而东北温度低，最适宜搞。在2009年日本大地震前，欧美上百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处理中心堆积在日本，地震后欧美认识到放在日本不安全，近10年陆续转移到亚洲其他地方。辽宁、沈阳既有温度低、地质条件好的自然优势，又有东北工业大学、中科院沈阳分院、沈阳计算机所、沈阳自动化所这样人才和技术领先的优势，要抢占未来中国云计算产业制高点，要站在国家大局角度思考，理所当然可以在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方面努力，重点要发展创新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服务（IaaS）、大数据综合平台服务（PaaS）和智能算法服务（SaaS），这三种服务是“大智移云”服务的产业链，是无法消除分离的三兄弟、三胞胎。总之，从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算法等领域的制造创新中心、标准体系、公共服务平台、软件支持企业，到安全保障体系发展，涉及面很宽，几乎包含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最前沿颠覆性产业，对此，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开放性、创造性的干。这方面，可以与中国各大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服务商、企业、研发团队进行共同发展“大智移云”的战略合作。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提出了要把人工智能行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推进，这对沈阳更是重大机遇。沈阳自动化所、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出名，东大东软的系统软件也是国内一绝，当然有基础抓住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硬件、软件系统演进升级，开发增强人机协作能力的智能系统，构建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标准与基础等发展环境，抢占未来中国人工智能制高点。

（三）以保税区、自贸区、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沈抚新区等为重点抓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沈阳是辽宁的中心城市，也是东北的特大型城市，更是辽宁省举全省之力正在打造的国家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理所当然是服务业发达的城市，为此，要通过扩大开放，着力发展战略新兴服务业，联同已经发展的传统服务业，使沈阳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

沈阳现在开放的要件有保税区、自贸区、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和沈抚新区等，这些是中国当今抓开放最重要的关键要件。保税区是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不能简单地当作铁丝网围起来的开发区，不能简单地当作一般的工业园区来使用。保税区是货物入内免税区，适合货物贸易周转，可以开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因为做这几种贸易，年贸易额1000亿美元，税收1000亿人民币，吸引了10000个做国际贸易的公司和20万白领。2010年的业务量超过全国沿海其他27个保税区的总和。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好？因为它不是当成工厂在搞。

自贸试验区重点是搞服务贸易，包括教育、科技、医疗、金融、商贸物流、跨境电子商务等服务业以及服务外包产业。要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加强涉外资源整合，完善服务。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开发要利用现有的商务集聚区、交通枢纽物流区搞服务贸易发展，千万不要像建开发区、保税区那样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搞楼堂馆所的开发，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基础开发三年、形态开发三年、功能开发又三年，等把自贸试验区政策落实到位是十年后的事了，黄花菜都凉了。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和沈抚新区开发同样如此。为什么叫新区？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特区能干的事，新区都能干，而特区没有干过的一些新区特色的事由中央支持干。新区要干新事，要五位一体干新事，新区的产业园区应当如同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那样是全产业链集聚区、产业资本集聚区、龙头企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和各种交通方式集聚的交通枢纽区。新区的创新园区是产学研一体化的集聚区，是孵化器、LP、PE、VC等投资基金的集聚区，是独角兽企业的群栖之地，是东北地区创新驱动的标志性地区、新兴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是落实习总书记要求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的重要环节。

三、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开放发展

（一）为开放创造优良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标准营商环境，对接全球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自由贸易区建设、保税区建设、内外联动与双向开放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首先实现对内开放，要放宽民营资本的准入，推进金融、医疗、教育、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有效监管、有序开放，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制度成本。

（二）实现五个低营商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制度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之一，拉弗曲线、三去一降一补讲的也是这件事。五个低包括：一是税费成本低，对地方来说除了减税，更多的在于费的实质性降低。二是物流成本低，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靠地方政府，要形成铁路、水路、公路、航空的无缝对接，要着力建设最后一公里物流硬件，要形成2小时半径的上中下游产业布局。三是金融融资成本，主要在融资结构优化、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四是土地房产成本，要在按揭贷款、地价控制、买地资金来源等方面予以控制。五是劳动力供应成本，要在最低工资标准、五险一金的费率和费基上做文章。这件事，上下都有共识。现在，不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谁都说要降成本，但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地方，不能把问题解决的方向对外，不问自身可做什么，全部希望中央帮忙解决。实际上，“五高”问题80%不是靠中央、不是靠国家，而是靠地方政府改进管理，靠改变企业自身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比如物流成本，全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5%，在世界上比较高，原因是什么？有三块，一是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结构不合理，铁路运能大、运费低（是公路的1/5），我们的铁路那么发达，货运量只占总运输量3%，为什么？可不是铁路部门不想运，实际上是最后一公里没到位。大型工厂、货场基地以及开发区几乎都没有铁路进去，企业图方面，卡车上货点对点，成本就高了；二是多式联运、无缝对接不到位；三是产业链布局不集约一体化。东边往西边运、西边往东边拉，往返重复。这些成本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能够解决的问题。又比如土地房产成本高，土地批租收入作为地方预算外收入归地方，地价高房价就高，房地产成本与规划有关、批租方式有关、房产商买土地的资金融资方式有关，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如果面粉比面包贵，不仅造成营商环境恶化，还在主观思想上造成制造业无心发展、热衷房地产、赚快钱。再比如“五险一金”高，一方面有费率问题，中央有关部门为此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要求，建议地方自行降几个点；另一方面还有费基问题，怎么算费基，大概念是地区职工平均收入为费基，你是把金融业等社会收入较高的人群与工商产业职工平均作费基，还是以产业工人平均数作费基，其高低有很大的不同，这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其他比如制度成本、金融成本，办一件事让人跑几次成本就高，只跑一次成本就低，金融生态好、品种结构好、服务体系健全等等，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总之，搞好五个低成本，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要害在地方政府，要害在企业，要害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能力。

（三）招商服务也是一种营商环境。招商中要遵循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尊重知识产权等原则，要搞好系统设计、互惠互利、资源互补。当下，在招商中要特别突出六个方面：

一是以产业链招商。按上中下游产业链，利用已有的上游企业招引中游、下游企业，利用中游、下游企业招引上游企业，或利用中游企业招引上游、下游企业，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优化配置。企业有利可图，愿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总之，一个能上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业链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而这正是吸引世界级巨头的撒手锏。

二是以资本注入式招商。招商引资往往关注的是引进资金、资本，但在资本的时代，更应该关注引进能驾驭先进技术、人才、产品和市场的一流企业，并以本地能集聚的资本吸引这类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项目往往投资额都很大，只靠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是难以持续投入的。比如液晶面板，中国缺口巨大，但投入一个项目少则三四百亿元、多则五六百亿元。尽管这类产品市场短缺、效益前景良好，但由于资本、技术门槛高，有能力干的企业并不多。所以，这样的项目既要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又要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供给，还有产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供给。

三是以牌照资源补缺式招商。包括上市公司、金融牌照、现代服务业牌照等重要的政府许可性资源，吸引没有这种资源的内外资企业过来，通过捆绑项目或其他资产方式“投桃报李”，互相优化资源配置。尤其对差一口气就谈成的项目，在没有这类政府许可性资源的情况下，承诺帮助企业向国家争取所需牌照也是一个办法。比如，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全国有几十个工厂，每年几千亿产值，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没有财务公司的，我们支持他办一个财务公司的牌照，财务公司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我们帮助做好具体的沟通，以期有关部门批准。这也是招商引资的合理措施。

四是以收购兼并式招商。对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国内外流行的发展方式。对在本地发展不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国内外企业直接收购兼并掉，一方面盘活了企业，另一方面还引进了新的资本。对在外地或国外发展困难的企业，如果对该企业的行业特征、核心技术、市场前景、财务状况都有实质性的了解的情况下，方向看清楚了，也可以直接买断对方的控股权、整体搬到本地来生产。

五是PPP合作招商。只要公平公正、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可以让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这是合作共赢的招商。关键是要做到“五种平衡”：第一，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比如高速公路项目，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第二，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车场等项目，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项目最终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大体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要通过政府采购、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资变成长周期的公益服务采购，以时间换空间，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比如地铁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运作的，政府就应配置土地等相应资源，使其平衡；第五，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就是搞利益输送。推进中，要注意严防“形股实债”的PPP，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投资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的投资本金亏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将项目融资偿还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防范社会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防范灰色交易、防范项目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出了问题撒手不管。

六是产业引导基金招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一般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政府出资30亿元，凭借良好信用，通过杠杆撬动，可吸收100多亿社会资本参与，整个投资基金规模就会变成150亿。这种放大效应，使财政资金可以更多投入到各种技改、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还能推动企业重组和并购。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本身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具有优胜劣汰功能，由基金管理人选择项目投资，总体上会选到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质项目，从而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种优秀的招商方式。

在招商引资中，要把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就业作为重要条件，要确定“三不招”、“五不搞”原则：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不招、过剩产能和产出强度不达标的不招、环保不过关的企业不招，避免了“捡到篮子都是菜”。与此同时，不搞血拼优惠政策的“自残式”招商，不搞众筹招商，不搞P2P招商，不搞炒地皮，不搞炒房招商，防止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和乱象。

谢谢大家。

一旦踏入金融行业

加班加点将成你的工作常态

黄奇帆

2018年7月7日

老师们、同学们，受王江、张春同志的邀请，我有幸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2018届毕业典礼。站在这个讲台上，看到同学们青春的面庞、清澈的眼眸，一股蓬勃朝气扑面而来，让人倍感欣慰，又心生感慨。在你们即将告别校园、踏入社会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金融的体悟和感受，希望能对大家的职业生涯有所助益。

同学们的专业都是金融学，我首先和大家分享一段28年前小平同志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应该成为每个金融从业者的“座右铭”，永记于心，终生回味。记得1991年2月18日，大年初四，小平同志到浦东视察。在听取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同志汇报时，老人家讲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当时，我有幸在现场聆听，受到极大震撼。

小平同志这段精辟论述，以一名世纪伟人的思想伟力与远见卓识，道出了四层含义：一是说明了金融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指出了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法，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抓好金融这个关键环节；三是提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未来的方向，中国人民币最终要走向自由兑换，深刻指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是货币自由兑换；四是指出上海应该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希望上海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作出贡献。这段话，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我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金融战略，指明了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其意义极为深远，犹如一粒思想的种子，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后来我学习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思想指引和动力源泉。

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的金融在世界真正有地位，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的时候，这是金融强国实现的标志。大家要知道，1990年、1991年中国的货币根本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一切都是管制的。在那个时刻，小平老人家能够非常深邃地、高瞻远瞩地讲了今后货币要自由兑换，是多么的有睿智、有气魄！小平说了这个话以后五年，到1996年中国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结算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也有一些国家把我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2015年，人民币加入了SDR。再过二三十年，当有一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也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当有一天人民币不仅成为贸易清算、结算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成为世界各国货币中的一种锚货币的时候，小平老人家的目标就实现了。老人家说，这件事要很长时间，我相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这个货币目标一定能实现。

社会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但金融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变，国家对金融的高度重视始终未变。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主席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明确提出了做好金融工作的四条重要原则，即：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特别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习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是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每一位金融从业者都应当牢记于心、始终遵循。

对金融的重要性，同学们都很熟悉，学了多年金融，想必也会有这样的感触：金融产品种类繁多，操作手法眼花缭乱，似乎让人摸不透。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有这样的困惑不难理解。不过，我们看问题、想事情，要善于抓住本质、化繁为简，这样才能得心应手。说到金融的本质，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金融归根到底是中介服务，不管什么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只有从这个原点出发，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比如银行，一头揽储、一头放贷，赚取的是利差，分散的是风险，充当的是桥梁。再如保险，人在健康、安全时购买，遇到意外时救急，实际是构筑了一种财务平衡，保险公司则运用保险资金为企业提供融资。又如证券，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广大股民购买股票博取收益，即使自负盈亏、没有刚性兑付，也是为资金供需双方搭建通道。

第二句话，信用、杠杆、风险。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机构本身要有信用，向金融机构融资的企业也要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银行存贷比、期货交易、股票市场融资融券等，都是一种杠杆比。一切金融创新的本质都是放大杠杆比，但杠杆比过高就会产生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而防范金融风险、解决金融危机就要“去杠杆”。信用、杠杆、风险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信用高的风险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高的信用就低，风险也会相应较高。金融的精髓就是把握好三者的“度”，设计一个信用可靠、风险较小、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

第三句话，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所有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母体”，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只能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就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自弹自唱、空中楼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讲这三句话，是希望同学们对金融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大家即将步入职场，相当一部分同学会进入金融行业，对未来都充满期待，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现在，社会上对金融业的说法也很多，观点各不相同。有人认为金融业薪酬高，人人都能赚大钱，是发财致富的捷径；有人认为金融业“高大上”，穿名牌西装，住豪华酒店，往来“上流”社会；有人认为金融业工作清闲，喝喝酒、聊聊天，觥筹交错之间就能谈成大单，沉醉于岁月静好、月白风情；有人认为金融业是垄断行业，是市场中的“甲方”，上海话就是面孔朝南的一方，人人都围着你转；有人认为金融充满幕后操作，把金融业神秘化；更有人因为近年来金融业丑闻不少，认为搞金融的都是吸血鬼，把金融业妖魔化。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些都是假象，都是虚幻的错觉、浮华的误解。

金融本质上就是具有中介性质的现代服务业，既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妖魔鬼怪，更没有那么神秘。每一位金融从业者，都需要用知识去创造价值，用劳动去赢得客户，用调查分析去规避风险，都必须沉心静气下真功夫、苦功夫。一旦踏入金融行业，加班加点将成为你的工作常态。我国金融从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56小时，遇到特殊岗位、重大项目，基本上是“5+2”“白+黑”。一旦踏入金融行业，你会经常“为钱发愁”。如果在商业银行工作，你要四处求人拉存款，绞尽脑汁寻找优质放贷对象，稍有疏忽就可能坏账；如果在投行工作，你会像项目承包商一样，全国各地找项目，求人给你IPO，要找法务财务梳理包装，要找分析师咨询，要找投资人询价，要找证监会审批，要组织路演，经常是多方求人、多头碰壁、四处受气。即便是进入企业财务部，也丝毫谈不上轻松，会经常为企业现金流而操心。一旦踏入金融行业，你还要与残酷竞争为伴。金融从业人员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为了工资奖金，为了职务晋升，你可能尽心尽力，心疲力竭，但业绩平平，甚至掉队；你可能面临职场竞争，可能遭遇明枪暗箭，必须学会坚强。

金融业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面对各种或明或暗的陷阱，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困境甚至是危机。在商业银行，你可能遭遇呆账、坏账，让自己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在保险公司，你可能遇到骗保而影响业绩；在证券公司，一次操作失误，就可能让个人甚至公司陷入资金周转困难；在投行，市场波动和潜在风险，可能让你血本无归；在一些网络金融企业，甚至可能因为单位的业务规程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你作为具体工作人员，不识庐山真面目，愈是努力按主管要求办事，愈是把你拖入犯罪的深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每一个即将踏入金融行业的新兵，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学会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在困境中看到光明，在风险中发现机遇，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在今后漫长的职业生涯之中：

希望同学们守住本心、不忘初心。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金融人的重大使命，坚守学习金融、投身金融的初心，坚守献身事业、回报社会的理想，为金融改革发展铺路架桥，为祖国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希望同学们沉心静气、脚踏实地。保持良好心态，从基层岗位做起，从基础工作做起，在具体琐碎的日常工作中学习业务、积累知识，在破解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增强本领、沉淀经验，不心浮气躁、不急功近利，扎实走好职业生涯每一步。

希望同学们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负责的每一个项目做得周到细致，把手头的每一项任务干得出效出彩，以实干创造实绩，以实绩证明实力，一步一步赢得业内的口碑和事业的辉煌。

希望同学们警惕风险、坚持原则。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坚守底线，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有所不为，始终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维护好客户利益，保护好自身安全，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学们！主席总书记讲过，“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希望同学们珍惜青春时光、挥洒青春才情、追逐青春梦想，今后回首往事时，可以骄傲地说，我把青春献给了最热爱的金融事业，实现了人生的升华与超越，不负交大的培养，不负青春的韶华！

最后，祝大家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前程似锦、圆梦明天！

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

黄奇帆

（2018年5月19日）

一、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摈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国家建设由封闭转为开放，由人治转为法治，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二、中国的资本市场，在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于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时起步。至今28年来，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认购证、文化广场作交易大厅）；先重点突破，再整体推进；企业流通股权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先股权分置再实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审核制，等条件成熟后再搞注册制；管理上先政府规章再法治化覆盖。20多年来，面对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着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面，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既不搞洋教条，把西方成熟市场规则照搬照套，也不搞摊贩市场式的误打误撞；既有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有目标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配套。想想近十年IPO发行闸门多次开开关关，经常为人诟病，这其中包含着管理层多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的理性判断，以及尊重现实的无奈。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也遇上过经验不足的失误，比如2015年因高杠杆配资管控不到位引发的股市泡沫的教训和2016年初熔断机制实施带来断闸停摆的教训。中国资本市场尽管有这些坎坷，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了长足的发展。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20多年遇上的这些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得到了稳妥的化解。现在，资本市场规模逐步壮大了，法制建设逐步到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规范了，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了，国际化合作体系逐步突破了。总之，2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2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三、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

（1）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到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接近50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万亿元，利润三万多亿元，包括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半壁江山的分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2）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以资本市场的逐利特性、用脚投票的资源配置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的国企民企，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训导，又受到交易所、证监部门监管，理念上、行为上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有激励有约束的理性的行为法人，不仅会增强股东意识、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强制性信息透明度原则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层形成讲真话、不讲假话的行为人。

（4）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具有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具有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和分享财富成长三大功能的机制。资本市场发展好了，能改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的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问题。

（5）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的投资收益最高的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总之，资本市场提供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建立了一种人人可以参与财富的分享机制。

（6）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也是要求国企转制为股份制、股份有限公司。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规范最典型的股份公司。作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最佳的实现形式。

过去28年中，资本市场上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的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概括起来大体有九个方面：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还有巨大成长空间；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注册制还没到位。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目前总体上还只有说法，还没有真正到位。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场，前10位的证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业的业务量的60%甚至75%，我们现在不到30%。八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规模小，PE发展不规范、运作模式、风险管理、资金来源和托管方式都有问题。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按主席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经济全球化

黄奇帆

（2018年5月12日）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中国社科院设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是落实主席主席加强新型智库建设要求的重大举措，是聚共识、汇众智、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行动。能够成为智库一员，我深感荣幸，将尽己所能，多谋发展之计，多献务实之策！

2013年，主席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共鸣。5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秉持亲善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持续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众多发展难题成功破解，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到了4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朋友圈”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增强，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既为我国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各国合作发展和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一带一路”塑造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五大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过去几十年，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开放领域形成了5个特点：一是引进外资为主，以弥补国内资本匮乏；二是鼓励出口为主，以发挥劳动力和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三是沿海开放为主，以充分利用沿海区位优势；四是货物贸易为主，重点发展加工制造等实体经济；五是适应和融入国际贸易规则为主，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这样的开放模式，推动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对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严峻挑战。我国经过几十年快速增长，国内劳动力成本和经济要素成本上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主席主席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极大改变了国家开放格局，推动开放向广度、深度、高度不断拓展，形成了五个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2010年—2017年，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057亿美元稳步增加到1310.4亿美元，增长23.9%；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590亿美元增加到1200.8亿美元，翻了一番多。我国正从贸易大国转为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这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几年，我国商品进口增长率一直快于出口增长率。2017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7.8万亿元，其中，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5万亿元、增长18.7%。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不仅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满足老百姓(75.650,-2.21,-2.84%)消费需求，还必将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正在由过去的“跟随跑”变为“齐步跑”甚至“领先跑”，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

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10年—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3624亿美元增加到7130亿美元，年均增长14.5%，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平均增速的2倍。201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有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高举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动者，展现了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

这些新特征，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推动我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方向发展。

二、“一带一路”带来内陆开放五大新变化

主席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此举，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的同时，也使中国内陆地区突破了地理困局，从开放的“末梢”一跃转为开放的“前沿”。

一是打通了开放通道。过去，我国对外经贸主要依赖海路。自首趟中欧班列开通以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等城市纷纷开通中欧班列。现在中欧班列国内线路已增至61条，通达欧洲13个国家、41个城市，累计开行班列突破7600列。依托中欧班列，中西部城市大力发展江海、铁水、铁空联运，进一步联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空中走廊方面，全国前十大机场，北上广深杭占据6席，成都双流、昆明长水、西安咸阳、重庆江北占据四席，中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区域联通和经济合作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是形成了口岸高地。以前，我国口岸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内陆货物进出口必须运到沿海通关，可谓“一江春水向东流”。近年来，国家陆续在内陆腹地设立了100多个国家级口岸，一批汽车、粮食、肉类、木材等进出口指定口岸也相继建立。海关体系还全面推进“单一窗口”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形成了便捷高效、畅通安全的通关模式。

三是设立了内陆保税区。保税区具有“境内关外”特征，叠加着海关各类优惠政策，集中了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服务、保税贸易等多种功能，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提速，国家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20个中西部省市区设立了30余个保税区，打破了内陆地区不沿边、不靠海不必也不能设立保税区的既有格局，带动内陆地区开放步入了新阶段。

四是增添了开放平台。国家相继在中西部布局了重庆两江、甘肃兰州、陕西西咸、贵州贵安、四川天府、湖南湘江、云南滇中、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江西赣江等10个国家级新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也落户重庆。近几年，国家布局的11个自贸试验区中，内陆省份就占了5个，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均建起了自贸“试验田”，内陆开放加速迈向全国前沿。

五是构筑了开放型产业。借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我国内陆地区打破以往“碎片化”格局，按照产业链垂直整合、集群发展的思路，加快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和质量明显改善。5年来，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由25.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年均增长8%以上，进出口总额增加到了4.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有了重大提升，内陆开放发展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三、“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资源优化配置

“一带一路”认同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目的是造福世界、造福人民。主席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聚焦“五通”，依靠制度创新和规则完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这方面，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具有低成本、高效率、轻资产的特点，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选项。可从五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加强物流联通。物流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拥有丰富的资源、较好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条件，现在的问题是点状分布、缺乏联通。应加快建设跨区域物流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联通。尤其要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打通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互通有无、优化资源配置。

二是促进金融融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今年4月，主席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上，作出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承诺，准备推出“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等系列举措。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点围绕满足投融资、统一货币结算和金融服务三大需求，创新投融资模式，完善金融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三是发展“丝路电商”。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保持年均30%左右的增长，去年交易规模达到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近三成。据测算，2020年全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跨境电商已成为国际贸易竞争新的制高点。“一带一路”覆盖65个国家、44亿人口，是巨大的市场。我国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已有较强实力，应落实商务部“丝路电商”设想，支持电商平台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四是壮大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当前，我国云计算已经铺就覆盖全球主要互联网市场的“普惠道路”，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服务独具优势。应加快落实“数字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积极拓展数据通信、存储、处理、软件开发等业务，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集群。

五是拓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研发设计、专利技术、工程咨询等资本技术高度密集，是服务贸易的高端领域，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已经形成了一批发明专利、技术标准和核心知识产权，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一带一路”创新网络，打造专业技术交易网络平台，发展面向沿线国家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技术服务贸易。

女士们，先生们！“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接下来是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它行稳致远、继往开来。这就要凝聚各方智慧力量，“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成立恰逢其时。我们应当用好这个平台，争做思想的集聚地，汇集各国政要、商业领袖和学界精英，集思广益，碰撞思想的火花；争做政策的策划者，聚焦“五通”，围绕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把方向、出思路、提建议；争做沟通的新桥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密切交流往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聚各方共识。我坚信，“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一定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谢谢大家！

新时代的企业战略转型

黄奇帆

（2018年3月30日）

在党的十九大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主席总书记对当前中国经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在走富国之路、强国之路的时候，一定要抓好去杠杆、防风险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今年三大关键性的重点任务，包括扶贫、环保在内，首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防风险。

需要着力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

对我国来说，去杠杆，除了实体经济的各类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各类金融机构去杠杆、防风险之外，还有一个整体上的国民经济的去杠杆。目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去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包括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加在一起差不多是GDP的250%，在世界上处在较高的位置。

在这三大部分的债务杠杆之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企业的债务杠杆。政府的债务大家说得比较多，中国政府去年底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总债务是29.95万亿人民币，GDP是80多万亿元，占比约36%。而现在的美国政府债务是21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政府的债务是GDP的105%。美国政府债务中，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谈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谈美国联邦政府的债，美国50个州的债没有统计在21万亿美元里面，比如加州或者像底特律这样的更低一个层级的政府债务并没有包括在内。而我们中国政府债，是包含地方政府的，通通算在一起没超过GDP的50%。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政府债不是最危险的事，只要对今后的增量包括地方政府潜在的债务能够防控、管制得好一些，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居民的债务包括老百姓买房子的按揭贷款，过去几年增长得比较快，目前加在一起是47%左右。今后，我们不要像过去三五年那样高速增长，把这个增长势头往下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居民部门负债率在GDP的50%以内，我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合理的。

所以，中国经济真正成问题、需要着力去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这个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的GDP是80多万亿元，企业债务有130多万亿元，这个160%和政府的、居民的债务率加起来，总的宏观杠杆率接近250%，是世界上较高的水平。如果我们能把企业的债务率降一部分，比如能降50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就能降到200%以内，就会好得多。所以，宏观经济去杠杆的要害，在于去企业的债务。同样拿美国来比较，美国的企业债务占美国GDP的比重是70%不到，而我们要比美国的企业债务比重高一倍，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大家一看就知道，问题焦点、要害是在什么地方。

企业去杠杆更要靠提高股权融资比例

那么，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一方面，在微观上、在结构上，我们对各类工商企业要按照党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狠抓“三去一降一补”，帮企业去过剩的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促使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成本，有效地降低具体企业的债务。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上要更多地从财务上考核和要求企业家，做好每个企业的现金流管理，不能弄得资金链断了；强化每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管理，不能总是80%、90%地负债，不能盲目地为了扩张、为了收购兼并，甚至到了8000亿元、9000亿元债务，还敢千亿、千亿地举债，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收购兼并，最后把自己搞到资金链断掉，这类高杠杆冒险应该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管控。不仅是金融机构要约束管控这类杠杆贷款，企业家、董事会自己也该留有余地，要有这方面充分的意识，管控好现金流、管控好资产负债率，管控好自己的亏损或者效益。

再一方面，千做万做，赔本的生意别做，产能过剩的生意别做。一个企业千万不能以为自己聪明能干、竞争能力强，过剩的恶果都是别人承担，我的企业在过剩的领域里照样能够跑马圈地，能够拔得头筹，能够取得良好效益，这都是过分自信的表现。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百分之十几、二十正好是优胜劣汰、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企业家来说，千万不要在产能过剩行业再去增资扩产。总之，要在财务指标上，在发展的前景上，控制好自己的业务的方向、业务的范围，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这是讲微观，是讲具体的产业行业结构中企业去杠杆、防风险的一些问题。

从宏观上说，我们企业部门高杠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处在不成熟状态，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跑了27年，但目前还处在不健康、不健全、不理想的状态。主席总书记在去年7月份的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的一块短板，金融市场一方面在银行理财业务、非银行金融企业资管业务等方面发展过度，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目前还是短板，是瓶颈。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短板、瓶颈，使得我们国民经济的宏观融资比例出现了问题，比如去年全社会新增的融资，债权融资占90%还多一点，股权融资10%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企业银行贷款是债务，信托融资也是债权，各小额贷款更是小高利贷性质的债权，即使是在资本市场上发的债券，或者在银行间市场上发的中票，也都是债务。中国总的新增融资90%以上是债权，只有10%不到是股权，这样的市场融资结构如果长期存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的高杠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还会越来越高。如果现行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是70%，而这些企业每年新增的融资量总是90%的债务、10%的股权，由此类推，这些企业几年后的资产负债率就不是70%，而是80%甚至90%。

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融资结构在体制机制上缺少股权融资，抓好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是国民经济去杠杆、防风险的关键措施。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16章60个条款，其中第四章讲到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改革时，特别讲到了一句话，就是要解决好中国工商企业股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解决国民经济高杠杆率，特别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关键所在。这是我们的心病，是要害之处、瓶颈之处，必须着力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工商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滚成资本，从微观结构上去解决一些问题，更要靠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从国民经济融资的整个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整体上讲，如果每年全社会新增融资中股本融资能占50%以上，形成债务融资、股本融资各50%的格局，企业融资高杠杆问题就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趋势。

退市制度到位，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出台

从2009年到2017年的最近七八年，在美国全社会每年融资里，企业融资的70%来自股权融资、30%是债权融资，我们却正好倒过来。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健全的资本市场，不光是A股市场，还包括场外的、场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总之是股本融资市场。这个市场的龙头是什么呢？当然是A股这个主板市场，包括私募基金、OTC在内的各类股权投资，投资的目标最终还是要上市的。所以，主板市场如果不健全，其他多层次的场外市场也不会发展顺利。总之，提高股权融资比例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必须健康地发展好。

大家看我国资本市场，不管是20多年来，还是最近几年来，都会看到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拟上市企业压在那里，曾经有六七百个企业排队要上市，形成堰塞湖。IPO一启动，发行了三个月或者半年，发行的量多了，资金抽水抽得多了，股票指数就往下掉，掉得受不了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半年一年又启动，周而复始。最近十几年，已经有过七次停发整顿、开开关关的情况。

仔细想想，也不是不想IPO正常运转，谁不想呢，都希望正常发行。但是一旦发行上去以后，过了一阵子，股市跌了个百分之二三十，股民也好，公司也好，社会各方面又会感觉到受到了发行的压力，不得不倒逼证监会停止发行。这样周而复始的现象不是谁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也不是管理者能力强和弱的问题，本质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发行缺少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注册制，一个是退市制度。

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中，除此还包括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各种违规案件严厉惩戒制度等许多制度。在所有的制度中，有的是树根、树干性的，有的是树枝树叶性的，而注册制和退市制度就是根基性制度。在这两个制度中，注册制是方向，退市制度是前提。

对比美国上市公司一年退市有百分之八到十，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百分之一，甚至有些年几乎没有退市的。自1990年上证所成立以来，全部退市的股票数量只有100多个，2009年后有些年一个都没退。尽管证券法有退市这个要求，但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到位，缺少具体的规章制度法规、操作的程序。总之，市场化的退市不存在，市场化的上市也无法推进。只进不出、只吃不拉，人活不了，退市制度不建立好，企业上市也无法正常制度化。目前，注册制出台最大的障碍就是退市制度还没有到位，什么时候退市制度到位了，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地出台。

成熟的资本市场往往有两个情况：一是每年上市的企业和退市的企业大体相当；二是每年退市企业中，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企业大体相当。纽约华尔街上市的股票，上世纪80年代就有3000多个，美国每年上市有两三百个企业，十年就有两三千个，20年就四五千个，长此以往会不会变成一万个？没有，现在还是3000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进退大体相当。有些年退市数量大于上市数量，若干年后累计，退市和上市的大体相当。比如，2009年退市200多个企业，上市100多个，退得多了点，但从过去10多年来看上市和退市差不多。

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就会想象，每年的3000多个上市企业中，垃圾一点的，效益不好的，经过长期考验指标不达标的，就会退出市场。然后不断有优秀的新的企业上市，这些新企业有的哪怕现在还没盈利，但它往往是前景很好、日长夜大的独角兽企业。这样的股市年年进行结构调整，越调越好，股市市值也会越做越大。国民经济的最有效的利润都集中在上市的企业中，股市也就成了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从这个意义上讲，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如果只重视上市方面怎么快速健康有效的发展措施，在退市方面不下功夫、不啃硬骨头，市场就不会健康发展。

退市怎么退

刚才着重讲了退市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那么大家又会问，退市怎么退？

前面谈到，成熟的市场有一个现象，就是它既有强制的退市，又有主动的退市。退市企业的总数里，主动退市和强制被迫退市的数量大体相当。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主动退市大于强制退市的数量，对主动退市申请的，也是注册制管理，只要合法、没有猫腻，退市方便有效，退得光明磊落，干净利落。

在强制退市方面，三种情况要无条件地强制退市。第一种，上市过程中造假的。凡在新股IPO过程中造假的，上市以后一旦发现，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这没有任何人会同情，一票否决。相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种，你已经上市了，每年都有年报，都有信息披露，披露时如果造假、欺瞒，最后查实信息披露的造假问题，涉及刑事犯罪性质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的当事人被依法处理了，只要这个案子的信息披露案件犯错性质达到了刑事案件的档次，这个企业就要强制退市。第三种，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这三种强制退市，无条件执行，任何企业碰上就退市。长此以往，形成惯例，形成习惯，不会吵架，不会不稳定。关键是执法的力度，制度规定的明确。

那么另一方面，主动退市这一环呢？当然也很重要，它是降低退市成本、保持退市制度常态化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方面，也有三类，一种是董事会根据企业某种特殊情况，比如考虑从这个市场退出到另一个市场上市，只要没有违法，申请之后该退就退。第二种它可能意识到自己今后几年随着经营发展，它的行业趋势、企业状况已无法达到上市要求，与其被强制退市，不如主动退市，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还有一种主动退市是，自己的企业要退，有人愿意收购、借壳上市也是主动退市的一种，就是说原来垃圾企业退市了、退出了，优质没上市的企业借壳以后上市，也是原企业的主动退市。

总之，主动退市有各种类型，强制退市也有各种类型，只要把这些类型企业退市过程法治化、市场化、公开化、制度化，而且非常严格地推进，每年就会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退市，也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上市。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基础生成了，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的法治形成了，再加上信息披露制度、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制度、对投资人的保护制度、上市公司上市和退市的审查不再由证监会审查而是由交易所作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来审核，整套配套制度匹配到位，整个资本市场法规体系中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性质的制度也就完整丰富了。

总之，资本市场法治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注册制的法制和退市制度的法制，以及投资人保护制度的法规、违规违法行为打击的法规、信息披露的法规、证交所对上市企业退市审核监管的规章。做好这些资本市场就会健康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两年，证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对推行注册制相关联的投资人保护制度、上市公司正常化常态化上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交易所怎样加强交易监督管理，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上市公司审查方面，最近请了一批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一起参加证监会的发审和审查，这就为今后最终实施注册制由证交所承担上市公司注册上市的业务审查管理工作，创造了无缝对接、平滑过渡的条件。可以说，证监会最近两年为注册制最终推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

特别是在退市制度方面，大家注意到，最近几个月证监会对退市制度的管理也出台了若干基础性规章文件。所以，我相信再过两三年时间，到2020年时，我国一系列重要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和管理的措施将会系统到位，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也会同步生效。由此，我相信，今后十年，中国企业股权融资比重会出现大比例的提升，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将从现在的50%左右提升到100%左右，企业债务杠杆率会大幅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杠杆率也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建立中国企业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在2017年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黄奇帆

(2017年12月9日）

今天话题的主题“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就这个主题做简短的发言。讲回归本源，金融的本源，我在四五年前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的人融资，二是信用、杠杆、保险形成一个合理的度，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没有杠杆也没有金融，有了信用就有了杠杆，杠杆搞的太过、太大就一定有风险，所以金融要满足这几个方面平衡好。第三，金融的本源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是无源之水，我们叫做实业兴则金融兴、实业衰则金融亡，这就是金融的本源。当前全国各个方面，特别是一行三会，都围绕着中央、围绕着总书记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对金融的发展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中发展，特别要对金融的风险，去杠杆、防风险，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发生。

今天这个会议上我特别想讲的是四个方面金融的风险。第一个，宏观杠杆，国民经济的整体杠杆过高，怎么去杠杆。第二个，我们金融机构本身怎么在加强监管中去杠杆。第三个，我们交易所、要素市场也有防风险、去杠杆的风险。第四个，创新的过程中怎么防风险。

第一，宏观杠杆。

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国民经济的整体杠杆，现在跟美国差不多，我上个星期跟美国财政部的领导、IMF、美联储都去拜访了美国国会的金融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讨论过几次，总的结论是，现在社会杠杆最高的是日本，中国跟美国差不多，我们国家政府的杠杆比应该是GDP的46%，居民部门44%，加在一起是90%，我们企业杠杆率有160%，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全国债务是GDP的70%，所以企业这块我们特别高，美国的政府债比我们要高得多，两边总量一样，但是结构不同。我们的企业债务高，一方面有我们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剩、僵尸企业比较多，这样就会有一些坏账，就会有一些债务转不过来，这个是微观上的。宏观上看，这件事不能怪我们的企业，从存量来看，70%的全社会融资是债务，只有20%多的融资是股权。2016年企业对社会融资借的钱90%是负债、10%是股权融资，按这样一个结构下来，企业债务只会越搞越大。

我们的企业缺少一个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报告一共是16个章节，其中讲到资本市场章节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对这句话专门列标题当一件事来研究的还不多，这句话就是“要建立企业资本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句话三中全会原文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本身不亚于“发展资本市场”这句话，因为发展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可以发债券，债券还是融资，还是债权，不是股权。美国的企业每年的融资70%是股权融资，不管是私募基金投资、公募市场、资本市场发股票，这都是股权，全部的债权只占一年融资的30%，整个美国的存量“七三”开，每年的增量差不多也是“七三”开，这样美国企业资本的负债比我们低得多就很正常。如果我们能够把资本市场，把股权融资市场、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把私募、公募体系都能搞好的话，我们工商企业、非银行企业机构的债务降下来，国民经济宏观杠杆就降下来了，政府部门债务再增加几个点也没有关系，居民部门再加几个点也没关系，只要企业部门能降到60个点。这60个点着重在哪儿呢？我自己认为，去库存、去僵尸、企业增加利润、优化产业结构都很重要，这样他降6个点、10个点是可能的，但不会降几十个点。所以要害是要补短板，优化结构，把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包括私募基金、公募市场都要发展。至于怎么发展资本市场？今天就不展开了，只说要点。

第二方面，对金融机构，不管是哪一类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要确定三个原则：

一，一切金融机构都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是先证后照，不存在金融机构设立

先照后证、事中事后监管，就是事先准入门槛要高、要规范。没有牌照，一切不持牌经营的牌照，或者给了你牌，你又去搞牌照功能之外的事，都是属于非法经营。所以我在重庆落实工商总局有关“先照后证”改革的时候，明确定了一个调:工商产业本身先照后证，但是有三类企业必须先证后照：一个是金融，没有工商局批的，重庆工商局一概不准注册；二个是会爆炸的、危险品的一定要先证后照；第三个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卫生，是全社会的经营，也必须持证经营。

二，有了照以后，业务范围必须在他的业务执照的正面清单里，必须严格按这个来走。

三，负面清单。工商登记、部门发照的时候，必须给每一种金融工具、金融牌照定出一个当下、当时、当刻、现阶段他不准做的负面清单。我在重庆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保理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或者各种租赁公司等等，这些都是要国家有关方面、“一行三会”或者“一行三会”在重庆的机构或者地方的金融办批的，批了以后又要给他们定负面清单，所谓事中事后监管就是负面清单监管，而这个负面清单在拿牌照的那一天就应该掌握，搞金融机构的人、搞企业运行的人就应该要懂。

这个负面清单我举几个例，比如小贷公司我们有几个不准，不准非法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小贷公司自己的钱加上银行贷款1:2，他有1个亿，银行提供2个亿贷款，形成3个亿。不得发放超出有关部门上限利率的贷款，小贷在一个街区里做做就可以了，不用去几百公里、几千平方公里去做，做到后来都是吹牛、骗人；不准开办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的任何业务；不准超范围、超比例投资等等。这几条“不准”是7年前出台的（就是银监会刚刚准许搞小贷的时候），当时300个小贷公司不良贷款比例在2%点多，没有出现什么事情。而且现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前十位的小贷，总部都注册在重庆，而且在重庆我们也是这么约束他。我的意思是，有负面清单就可以管好。

对担保方式，我们对担保方式七八年以前就定了五个模式，不能够为产能过剩和国家调控的约束性的企业做担保，不能为资质很差不具备相应实体、有不良经营记录的房产公司担保，不能为非合规从事互联网经营的企业做担保，不能为高利息贷款的人担保，不能为第三方关联人担保不得超出上线，重庆也有担保类的公司，现在有差不多1500多亿的担保金额，这些年累计的担保也有几亿，不良率是全国比较低的。

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方面有四个限制：不搞高息揽存，不搞乱集资，不搞形股实债，不搞信托融资等通道业务。资金投向，不投二手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不放高利贷，因为你注册就是工商实体经济有关行业，有的是农业基金、有的是工业基金，通过这么一些管理和限制，使得各个方面都比较安全，阿里小贷刚刚搞的时候，我记得马云跟我说，他想注册个小贷，但是批不出来，各个地方都没有批，我恰恰对网络小贷P2P是最反对的，一概禁止，我在重庆没有批过一个。但是互联网金融网络正常的搞贷款业务，实际上既有互联网基因、又有合理的小贷公司的基因，做得好就是真正的普惠金融。像马云这种方案，资金链不是乱集资的，投向是在网上的产业链、网上的这些小的企业，所以他是合理的。所以当时我们把阿里、京东、腾讯他们都在我这儿搞小贷，搞的都风声水起，做得比较规范。

第三方面，要素市场。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小杂散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市场，这种要素市场有点像我们80年代到处都是交易中心一样，交易中心就变成了要素市场，变成交易市场，过多、过滥、高杠杆，各种非标化的产品标准化、切碎，风险极大。对交易所，可以搞，一是“一行三会”有关方面来批，二是批准以后是12个不准，一是严格管理不得乱设分支机构、乱设网点，二是不得违规的发展各类会员代理商，需要和有关方面沟通，三是不得违规发展投资者，这种投资就包括乱集资、乱投资，严格管理各方面市场的交易体系。第二是严格管理资本金，不得擅自变更股权、转让专权，不得抽逃留用资本金。不得以交易所的体系对外做担保、抵押，这也是一个方面。三是严格管理自己的业务，不得擅自变更交易品种和业务品种，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不得高息揽储、没有固定对象的乱集资，违规的建立资金池，不得开展期货业务、高杠杆业务等等，不得代客交易、代客理财、违规使用他人账户进行交易，不得虚假宣传、诱骗客户等等。不得侵占挪用客户资金，不得操纵市场价格，不得虚设账户、虚拟资金进行虚假交易。最后是严格信息报送管理，杜绝刻意隐瞒重大风险等等。

我不厌其烦的把文件上的东西抄一份来说，这些负面清单不是马后炮，交易所一成立的时候就应当宣誓这些东西，避免多多麻烦，我自己认为重庆有十二三个交易所，每次七部委清，基本上两三个月清理完放行，因为始终会有的，不是马后炮凑上去，而是一成立的的时候就要交待，这五个方面10几条一个都不能违反，违反了不管私营的、公营的一概要受处罚。

第四方面，在银行理财的时候，我们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机构搞资管业务的，包括我们搞金融，金融机构搞各种金融创新的时候，经常要使用的创新的武器是什么，其实就是六种工具：

第一个就是高息揽存或者较高的利息、较高的回报，没有高息揽存，没有较高回报，金融之间互相拆借资金、各方面的融资都不会，包括P2P搞的也是用高息等。

第二个，就是刚性兑付。没有刚性兑付，你这些利息一年100%人家怕你连本都还不了，也不一定给你钱，如果有高息再加比较刚性的对付，资金就会源源不断的注入。这个刚性兑付既可以是这样的，也可能通过协议，比如说如果有利润首先还你的，利润多了我再有回报，我们优先劣后这类的概念。

第三个，资金池。资金池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长长短短、先先后后的钱，各种路数的钱，都流到这个池里，实际上就像一个庞氏骗局，后边的钱还前面的，就这么滚动，滚动了以后第四个情况就出来了，便于资金错配，因为资金和吸引来的银行可能都是短期的，半年、一年、两年的理财资金，然后出口和投资可能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如果不失败这些投资就算都收回也有利润，但都是比较时间长的，这个资金流就错配了。我们本来错配也是一种智慧，完全不错配也不叫金融了。

再有，通道。这个通道是什么概念呢？假如我们说有18种，我们横坐标上有十八种金融的牌照，银、证、保，信托、保理、租赁、小贷，我们所有的影子银行金融工具国家持牌的，假如有18种，这18种都是通道，如果这18种跟工业企业真正发生了创新，那没有什么创新，就是牌照业务合理的接口。所谓金融创新，是把银、证、保其他的金融资金通过信托作为一个通道，转到了某个企业，就是这个企业得到了资金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但这个资金的来源可能是其他金融机构的，这种通道能够是多通道的叠加，叠加到某个，最后这个资金的来源性质都变了。

再有一个，嵌套。一般嵌也是合理的，也是智慧，但是如果把三五个嵌套在一起，最后感觉都没有了，底数都不清了，那就是会出现巨大的风险。

我讲这个意思，当我们横坐标上有18种金融工具、金融牌照，纵坐标上有6种组合，就是说高收益、刚性兑付，或者还有嵌套、还有通道，还有资金池、还有错配，这6种东西组合的时候，如果你组合成一个产品，信用比较好，杠杆基本合理，风险不大，又得到了应用，那么智慧，金融创新就干这个，但是如果创造的产品底数不清、杠杆极高、风险极大，最后爆炸了把大家都害了，这种就要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金融去杠杆，在衍生产品里边，在银行理财的里边，在非银行影子银行的资管领域，银监会对三套利、四个不当等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政策符合负面清单的原则。前不久又看到一行三会对资管业务搞了非常具体的负面清单，我也觉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一行三会”的领导下、各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金融业监管、防风险、去杠杆是一定能做的非常好。

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

黄奇帆

（2017年7月11日）

今天很高兴利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到江苏调研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机会，和南通的同志交流一些经济方面的情况。按照书记、市长给我出的题，主要是在经济发展当中作为一种动力的投融资方面希望我专门讲一下，我就不展开说别的事，就从中央今年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边涉及到有效的增长、有效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这一方面，是在产业方面的，也涉及到去杠杆方面产生的各种资本的融资问题，当然也包括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改革开放创新都属于制度供给上的方方面面。所以我想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题目，着重围绕和金融去杠杆有关联的内容，涉及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投融资方面的一些情况，跟大家作一个专题的报告。

一、关于西方供应学派相关理论。

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流派，如果归大类就是三大流派，第一个是纯市场经济，纯自由市场的一种流派，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60年代的弗里德曼，这些都是纯自由的市场派，这是一块。

第二个是强化政府调控，以凯恩斯为代表，三驾马车的调控，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个从40年代战后美国的调控形成了一个潮流，也对全世界经济4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就是供应学派，供应学派其实也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在西方的经济学里边一直有的，这个供应学派讲的是小政府，他对政府的作用看得比较低，要寻求市场的配置，主要靠市场来配置，另一方面他比较相信供给创造市场，而不是凯恩斯的政府调控市场，那么供给可以创造市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在这方面他强调得比较多。

有效的制度供给会产生生产力，这一概念也归在供应学派的重要原理里。主要就这三个。小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低成本，政府收税费少了政府就小，否则大政府如果很少的税收就维持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所以低税费政府一定是简政放权，精兵简政，提供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因为低成本以后产生了更多的中小企业，企业不断创造，又创造出更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又创造产品，所以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企业的增长，从这些角度形成了所谓供应学派。

二、关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根本性不同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等于是供应学派的简单拿来。我们提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应学派在三个重要原则问题上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等方面，西方供应学派的原理，供应学派的政策基础一定是推动私有制，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把供应学派的原理贯彻到底。所以撒切尔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在80年代把英国的国有产业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全卖掉了，这是撒切尔干的活，里根那时候也是这么干的，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供应措施。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发展，把它搞活，也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它健康发展。所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展开的，这是和西方供应学派经济基础上一个很重大的原则性区别。

第二个不同，就是西方的供应学派是在和凯恩斯需求侧拉动对立之中产生的一个学派，所以它强调供给，否定需求。我们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认为市场当中需求有需求侧的作用，供给有供给侧的作用，两侧都少不了，这两个学派中各有它应用的地方，某一阶段需求侧为主，某一阶段供给侧为主。比如现在我们两端都需要，但以供给侧为主，这就是辩证法，不走极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我们世界观、经济学理论里显得非常的从容周全。

第三个不同，就是西方供应学派强调纯市场的作用，强调政府只做经济的守夜人，游戏规则的一些制定，否认政府对经济的一些调控，因为它反对凯恩斯，凯恩斯是讲政府调控的，所以它当然就否认政府的任何调控。我国的经济学是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的做好服务，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有效服务有效调控是可以避免许多市场的盲目的，避免许多市场经济走向极端，闯了很大的祸再进行调控，再进行市场本身的调节，避免更多的损失。我这么讲，就是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供应学派有经济学上对应的一面，也有三个根本性的不同。

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供给侧主要是讲要素，包括资本的要素、金融上融资资金的要素、生产力当中人口红利或者各种劳动力短缺或充分的要素，还有各种土地、能源等经济要素。如果这些供给都短缺，比如人口红利没了，那经济会下来，如果土地的资本搞得很高、短缺、供不应求，那经济也会被拉后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供给侧首先讲的是要素供给，而不是常规的千百种商品，讲的是战略性要素资源的供给。其次讲的是结构性，一般来说我们讲动力的结构，是一个产业的结构、动力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上进行改革。还有讲的就是制度方面，结构性改革，改革就改制度，这个制度主要是改革开放当中对生产力直接起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些基本制度，包括税收，国家的法治等等。

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健全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问题。

我们结构当中要去杠杆，国民经济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有些地方局部地方政府的债务比较高，要去杠杆。那么这个去杠杆里边，同样的债务规模下，如果企业资本金增加了，这个社会的股权增加了，那么负债率就会下降，债务问题杠杆问题就会缓解。所以去杠杆，企业也好、政府的债务平台也好、平台公司也好，要加资本，要补充资本，要增加企业资本的市场化补充的制度安排，不是靠我们一个一个去救活补资本，而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把这个机制搞起来，资本负债率就会下降，资本就会扩张。

比如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40%左右，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率在70%左右，全社会的。所以美国企业的债务总量在GDP里边只占60%不到，中国企业的债务占了GDP的150%，这个债务就很高。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不管民营还是国有，负债率很高资本金很小，就算大家说的万达、恒大，号称有八千亿总资产，但八千亿总资产中恒大差不多有七千多亿债务，如果把债务跟资产抵消，净资本一千亿都不到，如果房地产跌下，他就坏账了，房地产土地不断上升，那当然还可以活下去。万达也如此，万达也是一年三千亿销售值的公司，听起来也是很庞大，债务也是很高的。讲这些就是说明中国的企业不管大的小的，总的负债率都比较高。

要把负债率降下去扩大资本，最重要的市场化制度是资本市场制度、股票市场制度。不是我们政府看着这个企业资本金不够了给他一些财政补助或者这帮点忙，那帮点忙，没用，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资本补充制度，就是上市公司，就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当然不仅是一种市场，它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说我们的A股，A股下面有创业板或者有OTC板，美国股票市场有三板、四板等等，但不管哪一种市场都是补充资本金的市场。

大家有时候埋怨，中国的股市好像就是补不了资本金。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十年再到现在27年的股票市场，每次发行新股，发半年一年就被抽血了，股市就趴下来了，趴下来了股民怨声载道，指数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四十，政府部门受于压力也就停发、缓发，停半年一年两年又开始发，发了半年一年恶性循环又来一遍，这样这十几年发新股发了十来次，也停发缓发了十次以上，最近这半年大家又看到停发缓发。有说上市公司筹资天经地义，上市公司如果没有筹资功能没有IPO上市，资本市场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说维护股市稳定，维护股民利益也是天经地义。其实两边说的都不对，没抓住要害。任何一个股市资本市场不能只吃不拉，只进不出，一定死亡，一定憋死。

中国股市的要害是十年二十年直到现在27年，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业退市机制。比如美国的股市2008年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几百个指数对应的纽交所的全部股票，有近三千个，现在纽交所全部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比2008年还少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他每年退市也有三四百家甚至四五百家，这个退市退出去的是什么，一定是市盈率很高的企业。资本的利润率1%，那市盈率就是100倍，如果0.1%市盈率就是1000倍，所以市盈率越高，企业越垃圾越没效益。如果这个地方一共两千个，每年进去三百个出来三百个，差的三百个出来，好的三百个进去，这一锅菜总是越煮越好，所以美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从2008年掉到6000多点，现在是22000点。美国人都富了，美国股市市值从2008年掉下来的时候是12万亿美元，现在是20多万亿美元，美国股市增长了10万亿。

我们20年来可能只退了一两个，反正不超过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几百倍市盈率的多年亏损的在里边趴着，长期待在股市里趴着，新的不断进去，那么这一锅汤越煮越没有味道。所以要解决的就是退市，不解决退市制度，注册制也是没用，新股IPO改革上市都是搞不好的。退市无非四种情况，也不是很复杂。第一种，上市公司如果到了破产边上，由法院宣判破产，公司法破产法客观有，本来就可以这么做，一般企业破产还有不稳定，上市公司破产主要是股民不稳定，怕这个。第二种，如果不退市，可以股市重整。比如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都破产了，因为是太有名的汽车也不是简单破产，董事会还是下决心通过重整，包括债务重整，坏掉一批账，银行妥协，给他们坏一批核销一批，同时企业结构也调整，有些东西卖掉，有些东西处理掉，处理了一年多，三大汽车到了2010年以后都恢复上市，这叫做停产整顿。从市场里边停盘整顿，整顿一两年，股民不能运作了，但运作好了又恢复了，大家都高兴。第三种，就是借壳上市，垃圾企业退出，战略新兴产业收购他股权上市。第四种，就是从主板退到二板退到三板，退到OTC市场板等等，企业还是可以交易，不再是股民交易，而是老板们法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在OTC的市场里交易。所以退市就这四种，把这四种坚定不移地制度化，用不着谁来审核，符合条件了到了该退的自己就划过去了。不会有任何官员我把你退市了，我得罪你了，没有这个事，这是个制度。只要这件事做好了，注册制也能出来了，上市公司也可以上市了，所以这件事的关键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总是绕道走，不解决这件事，结果总在上市公司该不该上市IPO动脑筋，动了脑筋以后大家就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动小脑筋。本来一个企业要上市，发10亿，但是怕你发的太多资金被抽走，只允许你发2亿，但是过了3年非流通股一大堆，法人股都可以流通，那时候也一样是股市里边会有影响。

我讲这一段实际上是为了说明要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解决企业资本金的市场化补充机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范畴、在资本范畴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命题，是我们国家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市场化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要解决好这件事，不是简单的讨论注册制合理不合理，IPO合理不合理，实际上不是解决吃饭的问题，而是要解决退市的问题。

除了这个以外，市场化的监管问题，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单位对股市、对上市公司的服务和监督的问题，还有各种资本金、各种买股票入股市的资金的合规性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的。如果把这些事都搞好了，那么注册制条件成熟就可以出来了。注册制出来，前面讲的四种条件也都成熟了，企业市场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就有了，这个机制有了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证券化就会加快发展。这个加快发展最终表现为上市公司的市值跟GDP是1比1，这是国民经济证券化的一个标志指标，就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你这个地方的GDP大体1比1。

我们国家GDP现在70万亿，上市公司的市值40多万亿，有时候拼命把300个企业上市，上市以后多了一块市值，但是股市跌了两百点，结果最后300个企业上市了，企业从3000多个变4000个，市值可能从40多万亿变成30多万亿，指数下跌了，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要把这件事解决好。如果我们的上市公司市值跟GDP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市公司的企业的资本金大体等于GDP，那么非上市公司的一块还有资本金，这就说我们工商类的企业、非金融类的企业的资本金，总的资本资产不含债务的股权资产比GDP要多，可能是GDP的1.5倍，如果资本是GDP的1.5倍，债务也是GDP的一点几倍，资产负债率就是50对50，杠杆就下来了。所以这一块如果我们搞不上去，只在银行债务上去杠杆，国民经济被萎缩了，那也是不行的，那会变成恶性循环的。这是我想讲的一部分，有点理论化，实际上跟投融资息息相关。如果这一块不好，想要解决投融资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一个宏观投融资的逻辑。

四、关于去杠杆和避免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

去杠杆，就是要去掉债务的杠杆。最近几年，金融的资金量过分，金融的脱实就虚，使得我们虚拟资金各方面的金融资金泛滥、量很大。这个指标有没有泡沫、有没有过分的杠杆呢，就从几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是常说的M2。M2是社会在流通中的各种货币。我们现在的M2去年年底是150多万亿，目前到6月份大体上160多万亿，GDP去年是67万亿，所以M2是GDP的2.4倍。美国的GDP总量现在是18万亿美元，美国的M2是13万亿美元，美国全部的流通货币比它GDP的总量要小，是GDP总量的70%左右，我们是GDP总量的150%，是百分之二百几十。所以我们货币多，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比如房地产这个十年就涨了8倍、10倍等等，都和这个货币现象有关系。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是大家都会作为骄傲的一个指标来说的，但内行来看的话，这个指标恰恰是泡沫的表现。大家如果注意的话，2008年以前的十年，中国的金融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本身的GDP，占国民经济的GDP总量其实只有百分之四点几，但是到了2016年，金融业的GDP达到了国民经济的8.4%，翻了一番。我们许多省或者一个城市，原来十年前、五年前金融GDP比重都只有3%、4%，现在8%、9%，本身也拉动了整个GDP的增长。如果金融比重有8%，今年金融GDP涨了15%，那这个8%到15%就等于整个GDP里边增长了1.2个百分点，如果GDP涨了7%，1.2就是金融业贡献的。如果没有金融业这个贡献，靠二三产业其他的想拉到7%，还拉不到，只有6%，或者只有5.8%，所以大家一般看到这个指标就认为自己发达了。

我要讲一个数。美国掌握着全球最多的金融资源，跨国公司、金融公司总部都在美国，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是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大家炒股票炒出来的GDP交易费都算在华尔街、算在纽约、算在美国。美国过去10年金融业的GDP比重从来没超过8%，去年全年是7.6%，比我们还低一个点。那我们高了是不是就对呢？是我们胜过了他们吗？其实这就是泡沫的表现。整个欧洲各个国家的金融GDP在欧洲GDP里只占5%，日本GDP里边金融业也只占5%。

那我们怎么会有百分之八点几，而且就几年里面快速增长，大家甚至说出以后金融GDP比重全国要到10%，各个地方都在想把这个指标弄上去。大家知道什么叫脱实就虚，就是金融业不为实体经济服务。银行把钱借给小银行，小银行把钱借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把钱给了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把钱贷给各种金融业，自我循环，每一个钱转来转去多通道的转，多层次的叠加，每一个金融企业都要有点利润，都要有用工成本，这些成本就是金融业的GDP，所以金融GDP如果多了一倍，意味着把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转化为他们的利润了，转化为税收，转化为金融业的GDP了。所以额外的这三个点，正好是脱实就虚，实体经济增加成本，融资难、融资贵的经典表现，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批判这个说法，这是很经典的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就是许多金融企业互相穿透式的叠加。保险公司拿了一笔保费到银行这边杠杆一下，银行这边杠杆后，再到股市里杠杆一下。金融一定有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金融业就是一个杠杆，就是透支、就是借钱，借钱就有风险，就要跟信用匹配。所以金融的本质一是融资，融资不是一比一融资，而是根据信用有杠杆的融资。有杠杆的融资多了，风险大了，就要防范风险的出现。所以融资杠杆和风险防控是金融的关键。杠杆应该是直截了当的，任何一个金融单位，大体上跟某个实体经济服务对象，不管是一个农业企业、工业企业、房地产企业。就是一个金融企业借钱给你，一比三的杠杆，桥对桥路对路，大家清清楚楚。最怕的就是五个金融机构互相串联着最后借钱给了你这个实体经济，这个中间就出现了多通道、多杠杆，最后变成高利贷、高风险，不透明、穿透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发生在这一年里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广东宝能在2015年底动用400多亿收购万科25%股权。整个万科的市值两千亿，25%的股权就差不多500亿，它当时动用了450亿。然后大家就在讨论情怀问题和资本的原则问题，就争论。其实整个这个事情争论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而在于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合法性，资金来源的杠杆性。宝能收购万科的资金第一笔钱，上百亿的钱是万能险。什么叫万能险，不是正常的保费、健康险或者什么险，十年里边每年付钱，万一我生什么病了要赔偿我等等，正常的人生保险。它实际上是一种理财资金，所有的万能险都是商业银行的门市部兜售给你，利息比银行储蓄要高。老百姓一看，本来有十万元放在银行里储蓄，但是现在银行柜台说你买个万能险，跟储蓄一样，但比储蓄还高两三个百分点的利息，万一你有事还能保险赔你，赔你个生命保险的品种，并且一年或者两年到时候可以兑付，还是把钱拿回去。老百姓都愿意把储蓄搬过来买这个，所以只要保监会同意保险公司发这个品种，一发你拿了十个亿就能发一百亿，一比十的杠杆。这个钱是理财资金，是短期资金，炒炒股票也就拉倒了，股票买进买出是短期的，但是要变成登堂入室作为法人董事长的资本金是不可以的，上市公司不能今天这个钱明天忽然又没了，又撤回，上市公司颠三倒四不可以的，做法人股东的钱是长期资本，不能每天变动的短期资金，这是一个违规概念，资金错配的概念。

而且，这个本身就一比十杠杆，拿到了这个钱以后，他往银行一放，银行把它理解是正常的保险公司拿来的钱，是保费，保费是资本金的长期概念，长期资金概念。你拿一百亿来，我银行就借你两百亿，乘一贷二，就变成有三百亿。从银行角度讲只是一比二的杠杆，从保险公司讲万能险一比十的杠杆也有合理性，基本是这个规则，但他一串通已经变成了30倍，然后这个杠杆的东西10个亿变成300亿，买了300亿股票可以融资融券，一比一可以变600亿，一比零点五也可以借他150亿，所以就变成了400多亿，四十几倍杠杆。高杠杆是各种通道的资金互相叠加产生的，那就把这个企业收购了，收购了以后万一成功，他当然发横财，万一不成功，这个高杠杆是高风险的。一两年一到资金利息要还给老百姓，这边要还那边银行也要逼你还，所以这里面是不合规的。我讲这个就是说明，中国的高杠杆并不是哪个金融单位跟客户之间直接面对面的生意高杠杆，这个杠杆基本上是规范的，但是当把三个五个通道上每个通道都算合理的，当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稀里糊涂的高杠杆、多通道、高利贷的融资过程就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中央批评中国金融乱像，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讲了，中国经济现在有三个失衡。第一就是产品经济领域供应和需求失衡，有的东西大家需要，生产不出来，供给侧供给不足；有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又是大家不要的，库存多、产能过剩，这是生产领域。第二就是金融领域，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第三就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的失衡就表现在刚才说的这些都属于失衡的问题。

大家都要想一下，这个失衡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理解这个失衡，可能是有一些银行行长道德出了问题，做了坏事，为了贪图不正规的巨额利益，或者某些民营企业掠夺社会财富，也有这个问题，就不正规的、指导思想不正确的企业有这么一种动机行为。但是，当一件事是比较普遍的面上都展开的时候，不能把事情简单的都归在企业或者经理的或者管理监督者的道德问题上。凡是普遍性出现的问题，一定和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有关。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把这种造成泡沫现象、脱实就虚现象的制度安排要进行调整，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

这里边讲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M2会这么多？仔细分析，央行管M0，M0就是印货币，就是货币发行的总量，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M0，整个多少年积累的货币是3万多亿，到了2016年是30万亿，这8年涨了10倍。M0跟M2有一个乘数效应，一般是1：5，30万亿乘5就变成150万亿、160万亿就出来了。所以货币发多了，发多了就出来150万亿、160万亿，这个钱具体表现在银行。商业银行有了这么一百几十万亿存款资金，他如果把150万亿变成贷款贷给了工商企业，那天下大乱，工商企业就通货膨胀了，全社会通货膨胀了。所以人民银行知道这个钱多了，采取了四种非常也很有效的具体办法。

第一种，就是把存款准备金率很努力的、很大比例的提高。本来老百姓把钱存到一个银行里，存了一百万，银行准备金率10%，那就是90万可以贷出、10万交给人民银行储备。一个企业贷到了90万以后不会一天把它用掉，可能用了5万，85万又存在银行，银行又提掉10%，这样一个乘数效应层层叠加。一般100万的钱存到银行里，最终人民银行会抽掉百分之二十几的资金作为存款准备金，有七十几万贷出去了。现在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到20%、21%、22%，这样的话就基本上100万放到银行里，银行只能拿60万贷出去，这样就等于收敛了银行资金对外释放。

第二种，就是即使60万亿可以贷，但是贷出去还是比例高，所以每年都会有个窗口指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对各个银行都说，今年不管你有多少钱，你只能贷10个亿，增加10个亿的贷款投放。很多商业银行半年不到，就把一年的贷款指标用完了，后边就不贷钱了，有钱也不能贷，只能是有多少人还给他多少钱，他再贷出去多少，不能有增量，这也是一个行政性的控制。

第三种，人民银行有许多短期便利贷款，有许多货币工具在操作，就是银行采取很多办法在控制，控制的结果就使得通货膨胀不至于因为M0多，M2多，造成全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吃喝拉撒睡都涨价，不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但这个办法的结果会提高金融的利息，都要有成本的。当一个银行明明有，比如说有一万亿资金可以放贷，只让放贷6000亿，那么4000亿干吗呢？银行一定会从表内变成表外。最近几年银行普遍出台的叫表外贷款，表外运行，委托贷款、委外贷款、理财资金，把不贷款的钱变成理财的资金。放在银行里要付利息的，存款的人是要拿利息的，他要赔本的，所以就去表外运作。这些表外运作，银行把钱表外运到谁手上？就是运作到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小贷公司，各种大银行给中小银行等等，这样一来金融掮客、金融秩序等等都复杂起来了。然后拿到了银行这些钱的企业几千个，这么一运作算下来他们都有GDP的，你的GDP比重就上来了。所以仔细分析这些的话，这和资金M0增加有关。

M0增加又是什么原因呢？本来货币发行量有一个铁的法则，大体上GDP增长率是多少，加上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加上一个修正系数，假如GDP是6.7%，通货膨胀率是2%，货币发行最多就是8.7%，加到修正系数发到9%也行。但是为什么2008-2014年间经常看到这个货币增长率17%、27%都有呢？不是我们银行不懂得法则，也不是乱操作，是被动的。就是我们被外汇占款占住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外汇的顺差，就相当于外国人帮你在发货币，我们很努力的微观上低发，引进外资，那外资来了2000亿，我们出去投资500亿，顺差1500亿。这1500亿美元等于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是M0，它是一个进的钱，这个钱人民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储备下来。人民银行怎么储备外汇？他又不像财政自己有钱，他只能印钞票，这个购买外汇储备的钱就相当于外汇占款。

从2008年到2014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一下子涨到了4万亿，38000多亿美元的时候，一比六点几的换汇，就差不多就是二十几万亿，所以我们这个30万亿的M0里边有70%甚至80%就是买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产生的。这是一个被迫的行为。你说外汇占款多了、外汇多，贸易顺差、资本顺差好事情，好事情就带来这些麻烦。所以大家分析这么个源头，大体理解国民经济通货膨胀宏观的、微观的、社会直观的现象和背后的机理，那么理解了这个，知道体制机制中的这些事情。

那怎么解决呢？也不复杂。外汇储备每个国家都在储备，别的国家储备外汇，为什么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没有引发M0的乘数效应呢？那是因为别的国家都是财政部储备外汇，财政部储备外汇，他的钱要么财政部自己有结余的钱，没有结余的钱他可以发特别国债，发国债发个20万亿，那是老百姓、企业现在手中有的钱释放出来，买了国债，他不造成通货膨胀，然后他这个国债20万亿买你3万多亿美元，那么这个外汇不会膨胀，没有乘数效应，他不是印的钞票。所以体制如果调整一下，利益格局调整一下，就会解决。欧洲如此、日本如此、新加坡如此、英国也如此、香港也如此。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改革是解决一切矛盾、一切困难、一切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现象的杀手锏、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央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和开放呢？要义就在这。凡是长期存在的，凡是广泛存在的矛盾，往往和体制有关，解决的办法就从体制入手。如果不从体制解决，不从源头上解决，不从制度安排上、供给制度上解决，那这个问题不断的泡沫出来，然后你就在尾巴上、在泡沫上不断的去洗澡，不断的去修枝剪叶，忙得不亦乐乎，事倍而功半。实际上，去杠杆的要害，一个是资本市场扩资本的问题，企业的资本市场化补充的问题，另一个是金融系统去杠杆，源头在M0，在M2。

五、关于新常态下招商引资的问题。

为了发展，大家都在忙招商引资，这个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从80年代深圳特区一直到沿海地区90年代、新世纪以后全中国到处都在讲招商引资。眼下招商引资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新常态下，其实有效供给的工商产品、工商项目的确不怎么多。好不容易有点项目，每个地方都看得非常紧，所以内陆到沿海挖墙脚来招商很难，沿海小一点的城市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去招商也很难。在经济热度高的时候，大水冲过来，各种各样的鱼、虾米，层层叠叠都有，大城市把大鱼捞了，剩下的中鱼、小鱼、虾米拿在手上意思不大，会主动转给内陆地区，所以互相招商引资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这种行为方式很难奏效。第二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开大呼隆的会议。一般都愿意去把全世界的厂商请过来开个大会，领导讲讲话，介绍介绍投资环境，这种粗放的活动方式，现在其实不会太奏效。所以最近这一类活动各地大大减少，不是大家没热情，是这一类活动不实用了。第三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大家会用低成本招商、粗放型招商，砍胳膊砍腿，税收给你让了，土地可以很低的钱甚至不要钱，劳动力压低成本，各方面给人家以帮助。如今，真干得好的企业已经不是最需要这一类恶性低成本招商，这些办法现在都不是最有效。

但是招商引资还是要推进，怎么来改革开放创新、怎么来招商引资呢？这都是现在各地书记市长动脑筋的。一般光拍胸脯，书记市长齐上阵，每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市长副市长甚至市委常委都带几个项目出去招商，这都是80年代、90年代干的活，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不合理了。所以我讲这一种招商，实际上要避开，要把它给去化，消除掉。另一方面，现在有板有眼的好项目、资助产业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战略新兴服务业项目，一般有它的特点，要么不干，要干就是集群化的干。就说一个制造业的上游中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体系，下游的销售服务物流的体系和制造业是一个集群。要用产业集群的干法，这种干法容易招商，一招就招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产业链。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到了垂直整合一体化的阶段，只有这种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才有核心竞争力。《世界是平的》那本书90年代出来时，我看了以后很高兴，想买几百本，每个企业、各个方面发一份，但实际上到2005年以后，我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只能看看，不能当真理，因为它不是垂直整合，是横向整合，是来料加工式。做产品的人，他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从世界各地买过来，物流成本几乎是零，能源不要钱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跟你们讲几个现在用得比较好的办法。

第一个方式，是用产业链来招商。比如我在重庆，前几年重庆这个地方一台电脑都不生产，为什么能把重庆的电脑现在搞到中国之最？全球一年笔记本电脑的销售和生产量是1.8亿台，一半在上海、苏州、福建和广东等中国沿海城市制造，内陆西部是没有的。沿海做这个是加工贸易，从外边把零部件原材料运到沿海很方便，加工完了大进大出，我在上海待过，很清楚这些情况，到重庆以后就发现要想沿海的加工贸易或者世界的这种产业集群到内陆来，必须解决物流问题，必须让他的产业链垂直整合就在一个地方一下子解决掉。所以，我跑到硅谷去跟几个笔记本电脑的大企业谈判，就说你到我这来搞几千万台电脑，我一定在两年内把几千万台电脑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重庆本地化，半小时车程全部可以运到，如果达不到一切物流成本我赔你，这就是赌一把了。但是我也想过，如果几千万台电脑在我这边生产，一切零部件厂商一定奔着我来，我不用招他，因为全球的1/3电脑在我这儿，衣食父母在这儿，他不到我这设厂还到哪儿设厂。但是你如果只搞500万台，一个零部件厂可以顺应两三千万台，到你这规模效益不好。所以就是零部件原材料一体化整合，跟整机厂说有零部件，整机厂同意了我跟零部件厂去开会，一年开一次，开一次就来个几百家，三年开了三次，来了一千家。所以重庆现在有一千个笔记本电脑的零部件厂商，已经连续生产四年了，每年生产六千万台，等于全球1/3，这个基地就起来了，整机和零部件加起来就有四千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招商就靠产业链，把产业链完整齐全，亮到明处，包括销售结算整个都要说清楚。

再讲一个例子，就是重庆的汽车。重庆原来有一个长安。中国的汽车厂很奇怪，一个省一个，上海有上汽，一汽、二汽、北汽各种汽车公司都不去上海开厂，上汽也不会到一汽、二汽的地方去，大家各占一个。然后各个省如果招了上汽，一般不会再去招一汽、二汽，因为有面子问题，把你大头招来了，不能去招别人了，这个是不对的，要集群。所以我们招笔记本电脑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把全球所有的做电脑的企业都招来，同类项集群，然后，这个集群既可以为这个公司服务，也可以为那个公司服务，这样规模效应会比较好。汽车也是这种集群，重庆有一千多个汽车原材料工厂，百分之八十几的汽车原材料本地造。除了长安以外拉来了12个国内外汽车厂商，上汽、北汽、二汽都在重庆做，每个都做了几十万，还有外资企业5个，这么一来这个集群堆在那里，零部件又是扎堆供应，成本比较低，越成本低大家越是愿意来，形成了一个六、七千亿的汽车产业集群。重庆汽车产量已连续3年排第一，去年生产330万辆，第二名上海，240万辆，第三、第四是一汽二汽所在的吉林和湖北，这正是因为集群产业链的集群和同类项的集群形成的。我举以上两个例子，就是说产业链集群是一种合理的招商方式。

第二个方式，是顺应资源市场配置招商。比如重庆产页岩气、天然气，那么挖页岩气的企业可以定向招商，因为许多地方想搞天然气加工没有天然气资源，天然气还像有粮票的时代抠门抠得很。比如一个省，实际需要5000亿方天然气，才能满足目前各个城市的使用需求。我们全国能源里边天然气的比重只有7%，像美国欧洲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我们煤炭的污染、能源的污染，需要天然气来解决。所以我们就因地制宜，招了几百亿的页岩气的投资。去年全国页岩气全部产量60亿方，重庆出了50亿方，今年预计全国的产量会到100亿方，重庆能出70亿方，预计到2020年全国能出300亿方，重庆至少能出200亿方到250方，我们几百亿上千亿资金投在页岩气里，是全国页岩气投资开发的主战场，占了全国的2/3。同样，有了页岩气以后天然气多了，天然气是一个很好的燃料，也是化工产品，凡是要用天然气做燃料的工业，或者拿天然气做原料的一些高科技化工厂都可以沿着这个招商。

第三个方式，是一些好的高科技的但缺乏资金项目，政府可以融资投入，但要会动脑筋规避风险。他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但没钱，你想跟他合作，但这种高科技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往往一个项目就三百亿人民币，甚至四百亿、五百亿人民币，你帮他投入了，但如果，盈利是他的，赔钱了拍屁股走路，你怎么办？有时候招商引资遇到这样的主，项目是好的，也不是吹牛骗人，你怎么决策？这个时候就要调动我们国内资金，但这个钱一定是有资本、有信用、有投资、有回款的地方才能用，否则没人借钱给你。在这个方面也是要动脑筋的。

重庆有一个京东方项目，2014年的时候，我跟京东方老总打了个电话，说我们重庆生产几千万台电脑，还很需要几亿台手机液晶面板，你如果到我这来做这个，有市场，他说现在的液晶面板是供不应求，不要说你的市场，我全国和国际上的市场都供不应求。他说我有技术，就是没钱，现在一下子拿几百亿拿不出。我说我们给你，但是不能白给你三四百亿，你拿了去投资，失败了我赔钱，那不行。我们就拿了三百多亿买他的股票，京东方那时候2块多一股，买他一百亿股定向增发，2.1元就是210亿。我们一个月内就付了210个亿，我开始让民营企业出，我认为很赚钱，民营企业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工商联民营企业一大批企业家开会，最后都摇头不做。不做我就让国有企业出了210个亿，7个企业做了股东，买了100亿流通股股票，作为上市公司得到了100亿增发股权以后，跟银行借了100多亿，就是300多亿。凡是现在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半年一年就可以把你一百亿、两百亿、三百亿花掉，不像玻璃厂、钢铁厂、化工厂，一百亿、两百亿可以干五年。现在电子和高科技企业都是一年的周期就可以把你几百亿花掉，买设备就两百亿，买了就装上去，时间都是半年的周期。所以京东方在重庆2015年底就投产了，现在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当年投产当年就有效益，重庆就多了300多亿产值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虽然不是我们的是京东方的全资公司，但是京东方效益好了，股票上升到了4块多，我们的100亿股退出来就变成400多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这个原始投资200亿收回，我还有200亿，那干吗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投资，这会200亿不是买他股票了，而是一起合资搞一个柔性的液晶面板，现在的液晶面板手机可以弯曲的，如穿戴式的就是柔性液晶面板，这个面板现在全球也供不应求。这一个项目要投资480亿，100亿的贷款，那么就300多亿的投资，300多亿投资各自出一半，我们就拿赚来的200亿往里投，这个决策没有压力。如果财政要拨200亿投资，决策万一输了，是不是就坏账了，你是不是跳楼跳长江啊。当你把决策、行为和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讲这一段就是指该要给人家资金有时候要在有防范、安全、不出格且合乎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但是有一个项目我犹豫了一下没干，就是郭台铭的项目。他跟我说搞一个四代线，400多亿，然后说我出钱，他3年里面回购。400亿按8%的利息，一年20多亿，3年下来七八十亿，他把这七八十亿加上本金都给我，然后我这边就多了一个400多亿的项目。但这个钱借给他，他没有把他的股权担保给我，万一坏账了，我就赔了，鸡飞蛋打，是不是就构成国有资本流失，去年犹豫了一个月没受诱惑，把他回掉了。我讲这段话意思就是，要审时度势，要地方一把手和大企业想明白才能做。总之，两面思考，当真的有高科技、大资本、全球化的好项目时，如果他缺资金，怎么解决资金，怎么在资本市场融资等，是要动脑筋的，不能简单就来个没办法，拉倒、放弃。

第四个方式，是给优惠政策。这优惠政策不是面上一般意义上的，和刚才我说的砍胳膊砍腿、自己伤自己的没道理的优惠政策不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事情是绝对有意义的战略性事件，那么市委、市政府或者财政、发改委大家综合研究以后做出集体民主决策，也是值得一试的。比如南京跟台积电在长江边上搞的共80亿美元（第一期30亿，第二期50亿）的集成电路，起步第一期是14纳米，第二期是8到9纳米，都是世界之最的好项目。我去台积电看过，这个张忠谋了不起，在新竹搞了三个150亿美元的企业，全球集成电路供应面他占了很大的份额。所以他到你们这来做集成电路，你们当然会有优惠政策，税收怎么优惠，土地怎么给，资金怎么补助，这个时候一整套综合，该下重手也要下去。这个集成电路项目一摊，你这些优惠政策给他了，如果算帐，5年、10年政府给他的优惠政策差不多会有100亿，这100亿使他产生了几百亿一年的芯片产值，鸡和蛋还是他先有蛋，你才会孵化出鸡给他一块肉，不是你自己把别的地方财政的钱补给他，所以这里边是要明白，要系统集成，我觉得江苏这件事干得非常成功。

第五个方式，是直接收购。现在中国的企业有能力了，想要一个企业索性把他收购了，一下把你控股权买了，买了以后自己给自己决策，把他搬到你这个地方资源优化配置，省得招来招去，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曾经干过一个事，就是把乌克兰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给收购了。整机组装都在俄罗斯，发动机都在乌克兰，乌克兰发动机保持供应俄罗斯。四年前他们吵架以后，俄罗斯也不买他的发动机，自己也能做发动机了。乌克兰尽管跟欧洲好，但是欧洲有空客，有自己的发动机，很强大，也不需要他，他这个企业就倒闭了。这个企业50年代、60年代一直是国有，90年代叶利钦变革以后，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变成董事长，变成私人老板了，总经理是他儿子。我们十亿美元收购了他的股权，然后花100多亿把他的企业搬到重庆，使重庆形成一个年生产上千个发动机的工厂。这是高科技，乌克兰的发动机水平比国内的发动机高好多倍，提前好多年，所以国内的市场是有需要的，而且我们本来就在采购他们的发动机，现在能本地制造更好。这个案例是收购了他，转为自己使用。当然还有就是有一些企业他到你这来，你也希望他这个产品过来，但他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希望有一些我们国内的某种资源牌照，这个时候政府掌握着牌照或者掌握着某些资源，或者国家掌握，地方政府为他去向国家申请，你帮他解决东面的问题，他给你西面的项目，两边互相投桃报李，这也是一种平衡，当然这种东西都不能权钱交易，都是公开的，政府的合理运作。

第六个方式，是优化投资环境。比如物流，现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产业如果到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时候，都要考虑全球化的物流。比如重庆的电子产业之所以大家都能来搞，除了刚才说的垂直整合这些事情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把渝新欧的通道搞起来了。因为在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分隔，30%在北美，30%在亚洲，40%在欧洲，如果在重庆生产运到上海、广东，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时间要两个月，另一方面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两千多公里内陆到沿海的距离。

所以我们当时推动了一个重庆到欧洲的渝新欧班列，因为这个铁路本来就通，所以推动它的时候主要解决了三件事。一个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要一体化，你如果没有一体化的话，火车开到每个国家都会把你的集装箱拿下来关检，弄的支离破碎，这就不行了，必须重庆检了，沿途任何国家不再重复关检，反过来在欧洲关检的东西到重庆一路不再关检，叫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就是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做法，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跟各个国家谈判，就是要把这种问题解决掉。第二个就是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要统一编制时刻表，不能到哪儿都等别的火车，那就时间浪费了。所以要开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协调会，这个协调会在我办公室里也开过好多次，形成了五定班列，定起点重庆、定终点德国，中间一百个火车站只停12个，哪12个停下来都要讨论的。第三个就是定价格，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费，连在一起的时候哪个国家最高，大家都拥护的话就把价格抬高了。这个铁路价格从2011年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一美元，那12000公里就要12000美元，运输肯定赔，到2012年降到0.8美元，2014年降到0.7美元，2015年降到0.6美元，现在降到了0.5美元，一万多公里就是6000美元，如果我们不管从连云港还是从上海、深圳，一个集装箱运到欧洲一个多月时间，三千美元。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装的货是500万，一个月的利息就要3到4万，就相当于四五千美元，这个时候你三千美元加四五千美元就变成七八千美元，所以大家都愿意用铁路来运。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具体的事解决，当时为什么会努力的做这件事，就是那些大厂商说我们的东西40%运到欧洲，如果在你这运到沿海再到欧洲不合算，放到你那边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够帮我直接用火车运到欧洲，我把沿海的都装到你重庆来，所以这就叫做战略格局。遇上矛盾、遇上困难，坚定不移地推上去，不能绕道走，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四亿台手机、六千万台电脑，还有别的产品，百分之三四十运到欧洲的物流问题就解决了。我讲这一段也就是说，要帮企业解决他特别想解决的问题，他想解决什么，你帮他什么忙，只要这些问题是客观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上的或者其他无理取闹的，我们都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发挥政府的特有服务功能，把它给配置好。

第七个方式，是争取国家政策。比如自贸区，比如保税区等等这些政策，也是一个方面。重庆有一个好处，我们对任何外资包括实体经济的工商企业，我们的确是给他15%所得税的，但这不是我们违规，西部大开发就是15%的所得税，这还是很重要，因为你去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包括欧洲许多发展地区都是15%所得税，就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开发区，国际上都15%，那么我们国内，以前特区是15%，现在都是25%，但是西部大开发有一个15%的优惠，鼓励类产业15%，所以我们把这个用上去。国家的一些特别好的新区、开发区、特区或者自贸区保税区，反正各种好的平台的确是有用的，能够对招商引资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措施，根本性的就是政府要有服务于企业的愿望。本届总理最呕心沥血干的事情就是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准入门槛，对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等方面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的各种便利，同时降低服务交易价格、制度价格等，把企业成本降下来。

六、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PPP）的问题。

这是现在各级政府都可能要考虑的一件事。政府的钱总是有限的，要搞更多的项目怎么办，政府要搞的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自己又一下子掏不出钱来，希望社会上国内外各种企业来帮助投资，这就是PPP。PPP在公平公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前提下，很重要的就是做好五个平衡。这五个平衡做好了，PPP一定是真的PPP，就不会有现在财政部、发改委发通知说各地有假PPP，整天防范各地作弊的PPP的事情发生。五个投入产出平衡就是：

第一种，如果一个项目是可以收费的，收费的价格能够平衡投资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项目是完全市场化的，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招商引资的PPP。比如高速公路，收费20年、25年，可以把前期投资收两三个回来，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还多了几个点，那么对企业来说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来争取，所以这类PPP是完全市场化的PPP，投入产出是平衡的。

第二种，就是一个项目也是收费的，但是收费并没有到位，是半市场化，那么如果要收费到位，还要改革还要调价格，但调价格可能有一个过程，但项目又希望现在就启动。所以政府可以部分市场化运作，企业自己收费，缺口的地方政府就作为一个补助、采购，把这缺口补了，补了几年以后政府通过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把这收费标准提高了，那么就平衡了。比如说重庆自来水的价格，重庆老城市里的水价是2块多一吨，污水处理价格差不多8毛钱，所以大体上3块一吨，是平衡的，可以完全市场化PPP，让外资合资企业来搞。但是到了库区，原来自来水是4毛钱，污水费是不收的，现在就算调价，调到8毛调到1块2，离开实际成本还有距离，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时间单，每3年库区水价往上调一次，通过3个3年调到和市场平衡，这是一个原则，同样，污水处理价格也是这样，开始是2毛钱，后来是4毛钱，然后到6毛钱。在这个过程中，账算在明处，你处理了多少吨污水，处理了多少吨自来水，给你补贴多少，算个帐，这个就是价格改革的机制，然后补贴是在过渡期间做补贴。这是第二种，就是通过改革最终实现平衡。

第三种，一个项目就该政府买单，将来一直都是政府买单，没有什么价格改革不改革，就是政府公共服务。但是如果政府要投资的话，可能在短期两三年里投一百亿，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事情又需要做，可以把一次性的投资变成今后20年、30年、50年，每年的采购费，运行费，就像租赁一样的。本来是政府自己投资买设备，搞一个工厂，现在是工厂设备都是企业投资的，政府然后租赁，租赁是变成生产运行的流动资金的概念，而不是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的概念，那么这个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涨越大。经过十年二十年发展，现在付不起的钱如果每年采购费率越往后比例越低就越轻松，所以这也是一种办法，叫采购。最近大家看到不要到处使用各种采购概念搞PPP，也在批评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讲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严格的分类。

第四种，一个项目是个巨大的投资，哪怕十年二十年如果用采购的办法来解决，照样会使得每年政府开支会变成巨大的负担，必须脱离政府日常采购的概念来平衡，但是收费价格也平衡不了，企业出不了这个钱，那就用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跟企业交换。比如香港地铁，修了200多公里，花了3000亿港币，他怎么还，200多公里有80个车站，这80个车站，每个车站搞加盖物业20万平方米，80个车站就有1600万平方米的加盖物业，就相当于楼面地价1600万平方米的土地，香港土地1平方米2万港币，那就是3千多亿，所以政府给企业加盖物业批了规划，上面的土地等于送给你了，这就做了个平衡。各个地方都一样，因为地铁是1公里就要投7到8个亿，修100公里就是七八百亿，不管上海、北京还是南通，都一样。重庆应该说起步晚，到2006年、2007年才建了16公里，从那时候开始每年建40公里，现在已经到了竣工200多公里，正在建的也有200多公里，到2020年会到4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十年每年建40公里，这400公里就需要两三千亿，说穿了就是三千亿的钱，政府采购每年付300亿，谁付的起，这个必须资源配置。如果政府没有资源配置，跟老板说你帮我出三千亿，然后以后过几年让政府回购，谁签这个合同，就是把现在的债权形股实债骗人，政府背了巨大的债务。但是又是过了几年真让你买回来你也是赖帐，还不了，变成巨大的投资，那么除非你把地铁修的慢一点，别修400公里，修40公里等等，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就是第四种平衡，题内损失题外补，一个资源平衡。

第五种，总有一种政府的开发项目，效益会很好，但是既然有效益政府为什么自己不干，投资公司都可以干，是的，有效益的项目，政府如果自己的投资平台直接干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政府资金真的短缺，这个有效益项目让市场招商也可以搞PPP，但不要搞，绝不能利益输送，所以对这种项目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上限。这种项目需要一百亿让企业来投资，给固定的回报，这个回报，利息就是你这个投资本息回报不能超过7%，因为所有PPP项目，一不能让投资者赔钱，因为人家是市场化的企业，二不能让他有暴利，因为这是PPP，是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应该获得暴利，想获得暴利的别来搞PPP。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长期的、投资回报的利息是均衡的，不能太高的，那么你守住这个概念，跟他签一个这样的合同，他把项目投资了，多少年怎么还，这样政府拿到了这个资源，被开发好的资源，政府再去干别的事，因为这个资源的效益是比较高的，这就是第五种。

我们有时候对PPP是用不着去分学校类的PPP，基础设施的PPP，市政建设的PPP、公共服务的PPP，这种分类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动财经的脑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应该有会计师、精算师、财务人员算出，这个PPP项目是怎么投入产出平衡的，是市场化价格改革就能收费平衡的，还是要用资源交换才能平衡的，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把这个讲清了，实际上就是分这五类，然后进行签合同。

2014年三中全会会议开完，重庆当年就搞了1300亿PPP，总的我们设定了8000亿PPP，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1300亿、1400亿，差不多就8000亿。我们到2020年要搞18000亿的政府项目，其中8000亿PPP，有10000亿该政府干的还是应该政府干。比如铁路就有2000亿，那是铁道部干的。把政府直接干的一块去掉，让市场来干的，8000亿，每年1300亿，每年6月份推出来，基本上都成功了。最近财政部和发改委批评的各种有问题的PPP里边，重庆的4批差不多5000多亿，基本上没有摊上什么项目。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五个平衡都可以，这是一个投融资问题。

同时还要注意五个防范，就是“五个不”。

第一，PPP的过程中，不能搞抽屉协议、形股实债。名义上是股，实际上跟你签了个抽屉协议，三年、五年，政府连本带息回购，就等于是个债务项目。这个债务比政府跟银行借债的利息肯定要高，银行利息如果是5%，他这个利息肯定7%再加管理费，就变成9%-10%。现在的政府信用很好，银行也借得到钱，为什么要借你的9%-10%或者12%？所以，形股实债、抽屉协议必须杜绝。

第二，对于PPP的项目价格，一个城市要同一个标准，这里边政府要调控。比如重庆有4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是自己在搞PPP。同样的高速公路或者自来水、污水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这个地方的项目是50亿，那个地方的项目变70亿，尽管好像是老板出的钱，PPP，但最终这个价格如果过高、出问题，可能就会不合理。所以同类型的、性质相同的项目，发改委应该有一个基本平衡，差不多的标的。

第三，PPP的项目要防止营私舞弊，比中纪委说的八种类型招投标，更容易营私舞弊。因为一般的PPP项目等于是五种招投标放在一起。比如工程施工的招投标，投融资的招投标，如果有土地补偿，那就等于土地批租的招投标，它是一个巨大的项目，一个项目可能100亿，里边夹杂着土地批租问题，银行贷款融资的问题，项目管理的问题，价格确定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时候，PPP的这种项目的确不能让一个部门、一个人单独管。实际上，应该每个大项目，相当于有个联合平衡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搞工程的建委，还有土地局，或者还有国资委的一些投资集团，大家坐在一起对某个特定的PPP开几次会定下来，这就是个公平的过程。这个招投标不像一般的房地产招投标拍卖，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PPP可能有两三个大企业都想来竞争，有招标、竞标的问题，总之要有个协调委员会。因为这个项目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十亿、一百亿，所以对一个项目搞一个协调，这个协调委员会今天协调这个项目，明天协调那个项目，总之要有专门协调，再到政府常务会上过一过。

第四，PPP的项目要防止投资方乱涨价、乱收费，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因为PPP里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私人，一个就是公众。如果政府不要出钱，私人投资者又想赚钱，把收费价格往上提，最后是公众、老百姓来出钱。这种情况政府要管治，代表公众要进行平衡，不能侵犯公众利益。

第五，PPP的项目是个基础设施，一弄就是几十年，万一地震、滑坡等各种原因损害了，如果是政府自己搞的，损害了以后政府继续掏钱把它修复。如果是私人老板干的，你如果说出毛病了，让私人老板自己赔，这不行，因为这是公共项目，对PPP要一视同仁。这个也很重要。

我讲的这“五个不”代表了各个方面的公平，只要做到这两个五方面，“五个平衡”和“五个不”， PPP一定是健康规范的，这就是个投融资，这是一个方面。

七、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问题。

政府每年总有拨款来支持产业发展。整个中国政府一年17万亿，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帮企业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各种补助，一年有1万多亿。中央政府一年收7万亿，自己开支直接使用的军费、外交领域的费用2万多亿，有4万多亿、近5万亿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各个省的。这里边有民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转移，中央政府转给地方的，鼓励经济发展方面的钱也有六七千亿，包括科研开发或者各种经济投入，地方政府也补一块，加起来有1万亿。

像重庆一年这种补助给社会企业的，一年差不多一百亿。这一笔钱到了政府委办局手里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这个钱批出去以后三年五年到底什么效果看不见的，出去了就出去了。第二种，有的委办局拿了这个钱，该出100亿，结果今年只批了70亿，钱就挤压着，几年下来挤压个100亿出来也是有的。第三种，就是权钱交易、灰色交易、腐败干部，这也是可能的。第四种，政府的职能异化，碎片化地整天管项目、批项目，权力的象征，这其实是把政府服务变成了一种审批机制。所以把这一部分的钱转出来，先转一半，以后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成为引导基金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这边有100亿，我先转40亿出来，让政府的行政审批本来每年开支100亿，现在只开支60亿，40亿出来了。过两年60亿转出来，这个钱出来以后，除了把刚才说的四种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产生一个放大功能。因为既然叫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的钱在私募基金里占20%到25%，可以1比3、1比4地放大。这样的话，如果你拿了40亿，人家拿了3个40亿，就是120亿，加在一起就是160亿，这样就形成了160亿的私募基金。有GP团队专门管的，他像啄木鸟一样，会优化配置。如果是医疗的基金，那么就在医药产业里。如果是电子的基金，就在电子产业里。如果是在农业的基金，那么农业产业里也都会找项目、找投报。这个钱出去了以后，一般私募基金三年、五年要把本钱回收，要赚一个钱出来，总归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政府的钱在里边，你有回报，我有回报。如果你赔光了，私人的钱、企业的钱把60亿都赔掉了，那我的20亿、30亿一起赔掉就赔掉，这也不是谁的责任，因为这里边有概率，项目不可能个个赢，但也不会个个输。总的基金的回报率一般在10%以上。五六年、六七年能翻一番回来。回来以后政府的钱可以滚动，政府每年有40亿或者50亿进去，然后五年以后，你前面出的40亿、50亿回来了，变成两个四五十亿。不断地这么滚动，要不了多少年，可能你的资金积累，变成了几百亿，带动着社会资金，可能会上千亿。这是个重要的机制改革，是国务院十八大以后很重大的一个改革，这项改革三中全会的措施里是有的。

大家注意最近报纸、国家文件，都对这个引导基金有一些批评，就说这两年引导基金推下来乱象出现。比如说政府不是作为引导基金，而是拿了国家的钱又开始办公司。你有几十亿出来，就变成十个八个企业，每个企业就是一批处长、科长出来，还有些是局长，出来就变成了这个基金的经理。然后由他再审批，那就是化公为私，又变成了政府的官办企业，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几百个干部在管这些事。这是一个要批评的事。

引导基金用不着政府管，政府就在这里边弄几个会计师看财务，项目往哪边走，一年审一次，各个委办，有的是工业的，有的是农业的，这些委办应该把方针、把方向。但是日常管理是招聘GP团队来的，既然是招投标，假如这个城市里有两百个基金的GP团队，你就找里边干的好的20个，然后这20个团队搞的基金，这个基金放2亿，那个基金放2亿，10个团队就20亿下去了。所以应该是招社会的基金公司来管，这是一个概念。

基金团队来了以后，他跟你是1比3、1比4、1比5放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团队能来做你的资金管理者，是因为他带了20亿，来要了你的5亿。不能是你的钱给他，他市场上去跟银行借了15亿放在里边，变成了一个合资公司、股份公司，这不行，这就是名股实债。所以GP团队找市场上的LP，股权投资者是货真价实的，政府的钱是放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私募基金里边入伙。你连这个都不选择好，说明你招投标里出毛病了，这也是一种问题。

投资的项目，怎么确定？怎么清退？怎么退出？大家因为不大熟悉这个，搞到后来就变成政府官办搞一批公司。所以财政部和发改委最近批评一些私募基金、引导基金的事情，主要是在批这个。但是从工作方向上，这是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表现，有助于反腐败，有助于转变财政和政府资金使用的职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投资基金更市场化地优化配置，有助于使财政资金投资三年、五年有回报，看得见、摸得着，有助于把政府的资金杠杆化，1比2、1比3、1比4，这就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件事也是应该把握好的，有关委办之间要把这个事情平衡好。

八、关于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问题。

我们各个省、各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投融资的平台公司，这个平台公司大家注意。平台公司的资本金怎么注入？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规范，不能一毛不拔，不给平台公司钱，他就变成了负债公司，负债多了就是政府的债务。所以你不能掩耳盗铃，不给他钱，又说这是市场化企业，然后政府和他无关，那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大体上，政府对这样的，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起着至关重要的平台公司，第一个方面，政府不能搞得太多，一般一个直辖市的地方搞一个到三个就够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或者单列市，搞一两个就够了。到了地市级的城市，一般只要搞一个，这一个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就够了，不要多。到了区县一级也许也需要，但一个地方就搞一个，千万别搞多，搞多了泥沙俱下，最后一片糊涂账，就搞一个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资本金来源，除了财政一次性的开办费也好，什么也好，拨一个款以外，给他了土地、实物资产、资源划拨一块，还有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金注入一块等等。在重庆，我以前是叫五个注入，税费注入一块，土地资本注入一块，财政经费注入一块，国有资产，其他闲置的资产或有效的资产注入一块，等等。

第三个方面，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平台的信用，因为它是你的投融资平台，跟银行、大公司在一起要借钱，要有信用。信用主要是讲“三个不”。平台公司不为任何企业做担保，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为政府的基础设施、重大投资去融资，不可以为其他国有企业或者要破产的企业做担保，一担保，功能异化，马上就一起捆绑，所以平台公司绝不为别的公司做担保。平台公司里有些是政府补助性的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可以拿这个资金去跟融资平台中的信用做担保，一到里边，账要分开。平台公司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负债率控制在50%以内，也就是说，平台公司是要融资的，所以你叫他20%-30%的负债率也没有道理，但是绝对不要让平台公司有70%-80%的负债，就是在50%-60%以内的范围，始终让他有弹性。

第四个方面，平台公司的现金流。可能他投资的项目时间长，现金流一下子回不来，政府始终要维护平台公司的现金流、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有的是长期债券，有的是两三年的债券，有的是短期贷款，也就是他的现金流回款要平衡，绝不能让现金流断裂，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资产的负债率。再有就是融资担保方面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都是讲政府平台的信用要维护，维护他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可以融资，关键时候出手就可以解决一些事。另外，平台公司承担政府基础设施的一些重要项目，一旦中央政府有置换债，平台公司借的钱里边如果有信托的钱，有利息较高的钱，7%-8%的贷款利息，或者9%-10%的信托利息，有置换债第一时间先把它置换了。这不是营私舞弊，平台公司就是国家利益，就是你这个地方政府的利益，首先要把这个置换掉。中央政府的置换债一般是3%-4%的利息，另外有企业的，叫发展的贷款，专项的项目贷，这个项目贷是2%左右的利息，10年期。所以你借他100亿，比正常的银行贷款降低了3到4个点，100亿就是三到四亿，10年可是三四十亿成本的下降，所以这种平台公司就是承载国家优惠政策的第一载体，理直气壮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为全民、全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业，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平台是要维护的。但平台不要搞乱，不要搞多，搞到多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安排干部的场所，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边拿高工资，事情都不干，债务一大堆，互相担保，搞到后来就乱掉了。这些事都要防范。

九、关于政府土地储备平衡资金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土地，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的，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我们国家跟世界各国私有化是不同的，土地的确有价值，还有一个区别，因为城市在发展，从原始积累中，大量城市的土地是处在基础设施还未开发的阶段生成的。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先搞基础设施土地才会升值。一个城市一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至少投入15个亿，如果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投入到地底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任何楼堂馆所，桥梁隧道或下水道，各种各样的，1500亿。还没发展起来，财政又没那么多钱，当然要负债。这个负债靠什么平衡？如果靠税收平衡，50年后城市发展了再平衡，那你的债务就有危机了，所以土地财政就是当下各地政府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唯利是图地把地价越炒越高，以为炒高了地价城市发展就有钱了，那是短视的。地价要平稳，地价低房价才会低。大体上，房价走势的确应该根据GDP的增长率，老百姓收入的增长率。只要GDP翻一番，老百姓收入翻一番，地价每亩地的价格也翻一番，这是合理的。十年前如果用七到八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同步地增长，十年后还是七到八年，哪怕房价翻了一番，地价翻了一番，但你的收入也翻了一番。这个意思是，土地财政是要控制稳定合理的地价。但是在合理稳定地价的前提下，土地每五年、每十年的确地价会翻一番，如果你控制得不好，可能三年、五年就翻一番，甚至翻两番，地王现象不断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手中的确要储备一些地。比如南通，现在城市就是处在两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区，我讲的不算农村，也不算郊区县城，就讲核心城市。如果以后是一个五百万人的城市，就有五百多平方公里。未来的十几年，要发展的这两百平方公里，现在是农田，可能以后你把它征了，这就可以作为土地储备，要储备起来。如果你明年要用的地今年征，然后明年征的地后年就用，这不叫土地储备，这叫及时套现，及时征、及时用。土地储备总是为三五年、十几年以后要用的地进行的储备。

土地储备的基本原理有这么几条。第一，一步到位，把十年甚至二十年可能要用的地储备了。储备有三种，一种是征地动迁到手的地；第二种是征地动迁，并且把七通一平搞好，随时可以开卖的地；第三种，既不七通一平，也不征地动迁，但我对这个地方的规划进行冻结，红线冻结、建筑冻结，也就是说，今后几年要用的地，不能再不断地有零星的户口、企业、建筑，这也是一种叫规划性的红线冻结，就是一下子把今后要用的两百平方公里，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地冻结一百平方公里，政府规划可以做这个事，这就叫做一次冻结，一次性的、长远的储备。还要分批使用，不能这任市长一储备，三年里就把储备的用掉了、卖掉了。一般储备的地，长远一点要有20年的眼光。就是你储备了一万亩地，每年就是用5%，每年用200亩地或者500亩地，反正就是百分之几，20年来用，叫做一步到位、分期使用。

第二，储备的地不是全部用来唯利是图，搞商品房批租的。政府储备的地大体上50%用于政府在今后若干年要搞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也就是政府自己要用的地，这个地应该是低成本的，拿你自己储备地来用。但你也不能把储备地全部用于公共服务，也就是一半用于公共服务，还有一半大体上用在商品房、写字楼、土地批租，中央商务区、住宅区的批租，也就是市场化的批租。

第三，储备的地要征地动迁，要七通一平，要生地变成熟地以后才能卖。最怕的是，政府画了一个圈，然后征地也没征，包括有些危旧房的所在地，政府没钱，既不征地也不改造，也不拆迁，然后就跟老板说，你出钱，你去征地，你去改造，然后大家算账。实际上是算不出的，这种账算到最后要么就是贪污腐败、灰色交易，要么就是让老板吃亏，把这个老板害死，钉子户都在里边，最后成本巨大地提高，老板十年动不了，资金压在里边，最后铩羽而归。更多的是老板跟政府熟人勾结，结果动迁的时候就违反了政策，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合理的做法，一定是储备地上，政府把土地的一级开发，也就是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搞好。搞好的这批钱从哪里来？储备地是可以抵押的，以前跟银行抵押可以拿贷款，现在也可以发土地储备债券，中央专门开了这个口。这个钱大家记住，土地储备的贷款或者债券只能用来生地变熟地，把储备地变成可开发的使用地的用途。不能把土地储备的钱去搞城市发展，去搞财政的各种投资，结果储备地本身一分钱没进去，也没开发，一直也无法卖，那就变成了庞氏骗局。你这1万亩的储备地去贷了20个亿，等到要还的时候，又去拿2万亩，再去贷40亿、50亿，新账还老账，这个就变庞氏骗局了。所以储备地的公司，寄托着政府的庞大信用和资源，他第一波的信用是拿来融资，拿来开发土地的，搞一级开发的，然后一级土地开发了以后，土地局去批租土地。

土地批租了以后，一级开发可能花掉了100亿，但这100亿产生的土地批租，你可能卖了300亿。300亿里边，100亿还老板，200亿拿来就是财政收入，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拨款投资。所以它有两个循环，一个循环是土地储备地的一级开发。另一个循环是产生的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财政性资金补充。

第四，储备地可能有10万亩、20万亩，对应的一个资金量，可能增收500亿。不能像一个大锅子，里边放着500亿，让储备公司对应着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最后一批糊涂账对着一批糊涂账，也不可以的。你的储备地大体上，这里边的10万亩，这5000亩对着一批200公里、100公里的地铁项目，那3000亩对应了或者什么大桥，像你们的沪通大桥150亿，这150亿，如果你们要出100亿，或者出多少，应该多少亩地跟它对应。包括PPP的时候，这个PPP公司如果需要资源配置，这个土地的2000亩配给这个PPP。也就是说，一个大口袋里分了很多小口袋，小口袋基本上都要有责任制。当然，这里边出现的多了少了，只要财务是公开的、公平的，没有人营私舞弊的，调整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不叫国有资本流失或财政的失误，但口袋管理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土地储备很重要。我2001年到重庆，2002年就认为，当时的重庆是300多万人、400万人不到，300平方公里，我就认为重庆以后应该是个1000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是讲8万平方公里的1000万人，而是讲中心城市就该有1000多万人、1000平方公里。至于万州涪陵都属于城市群里的其他城市。这就多了有700平方公里。700平方公里不能全部去储备，区县的其他地方都不能活了，至少划一半，就是350平方公里，那就是50万亩地。50万亩地每年就使用5%，2万多亩，十几年下来用掉了30万亩，还有20万亩。这30万亩，重庆这些年各种平台公司搞基础设施重建，政府花掉了一万几千亿。重庆政府是不是债务平台很重？我们的高速公路一公里都要1亿多，因为每100公里高速路，其中60到70公里不是架桥就是打洞，像造那个70公里的桥梁和隧道，这个成本就比上海、江苏的成本都要高。我们各种投资公司，基础设施花掉1万多亿，但现在财政部和省级记账的政府债务余额重庆是3000亿，那就差不多有1万亿平衡掉了。1万亿平衡掉，就是我们那近30万亩的地，有十几万亩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划拨用掉的，真正市场化的商品房就是15万亩，一亩地总有六七百万的基本利润，那十几万亩，差不多就是九千亿、一万亿平衡掉，这就是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就是高额负债。反过来，在施工过程中有个高额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就是每年上千亿在里边转。因为你这个平台有土地储备，有信用。没信用，你这个储备就变成了政府债务，就是一个赖账的系统，坏账的系统。所以这方面，重庆政府的债务率，也就是财政收入的总账，分子是债务的余额，区县加市级政府的全部债务余额，我们是70%，总的来说安全，财政部要求是在100%以内。所以这个储备绝对起着关键作用。

储备还有一个作用，因为你有储备在手，可以控制地价。土地供应是房价的杀手锏，土地如果楼面地价一万，房价一定两万、三万。所以一般来说，政府不推高地价，但地价明明该五千，政府却卖成三千，那你搞利益输送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政府行为是跟着市场走，市场到多少，政府的地价到多少，但政府绝不推高地价。有土地储备以后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一般来说，如果现在的房价是在两万块，那么楼面地价应该是房价的三分之一，就是六千六。那你在拍卖土地的时候，如果土地供应少了，房产商要的多了，你看着地价到了八千、九千、一万，你有储备地在手里，你再放几块地同时推，那价格一定就下来了。如果你明明有地，可以推五百亩，你只放三百亩，那你就是希望地价往上走，地王现象出来。看起来一时收入高了，但收入高了以后老百姓不愉快，企业成本也会高，最后把投资环境破坏了，长远的经济就上不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重庆现在的房价合理，基本上六七年、七八年买套房。重庆老百姓的收入并不算高，但最近的七八年，重庆商业零售始终是全国增长率第一。商业零售，吃喝拉撒，所有的即期消费，也不是全中国的人都跑到重庆来旅游，但商业零售总是比较高。我就认为，他们房地产上的负债比较低，所以就有更多的一些钱即期消费，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是讲土地储备在平衡地价上也是可以调控的一个杀手锏。最怕的是，政府手中根本没土地，土地都储备在房地产商手里。他五年、十年不开发，政府也不去把土地给收回，最后房价炒高了，地价炒高了，他把土地一转让，拖着绳子就走。比如说万达，他在全国搞文化娱乐，大家认为，他搞房地产，纯粹地按市场价格走，拍卖，一搞文化娱乐，大家会用文化娱乐的思想来给土地，房地产的土地如果本来一千万一亩，可能文化娱乐的项目就变一百万一亩，还给他很多的地。他拿下来以后，真的要开发都是几百万的，也是要花很大本钱的，他最近突然想着要清资产，就把几十个文化项目卖掉，这些文化项目都是市中心比较热闹的，各个地方给他的几百亩的文化项目土地。从这个价值来说，六百多亿的几十个项目，算土地账肯定划得来。所以孙宏斌买它也不差、也不赔、也不傻。但万达这么一卖掉以后，本来文化项目占了这些地，至少再拿2000亿投，现在他不投了，要投孙宏斌去投，他就来进行管理，就变成了轻资产。现在一个几千亿的公司，国内几乎没多少资本、没多少资产了，就变成输出管理了，真正几千亿的资本都在国外。

从这个意义上，关于土地储备，让一个公司储备几十、几百、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合理不合理？政府是可以这么储的，但政府绝不要卖一个城市的地，让几个房产商储备掉。这是关于政府自身投融资的几件事，把这些事做好了，基本上状况就会比较好。

十、关于政府孵化器平台平衡资金的问题。

怎么让孵化器平台的土地资源、房产资源有效地变成税收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不是政府要出钱，而是政府要制定一个好的办法，同样能够化呆资、呆账变成有效收入、有效成果。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从无到有，就是发明了某个专利，原理性的发明是零到一，把这个发明了的原理专利形成产业化的平台，是一到一百，把这个一百变成一百万，那是个工厂生产线的问题。这三个是不同的事情。

零到一的发明创造绝不要到政府办的孵化器里，别以为搞一些楼堂馆所、孵化器就能发明创造，专家学者就该在实验室，该在大学系里边，该在研究所里边，他的生存环境就是专门用来搞发明的。然后政府要给他资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或者财政性的补助，研发的投入，你就给他们。

零到一出来了以后，这些科研人员没有能力产业化。人的脑子，能发明的人，他发明的细胞活跃，市场化的情商往往是呆头呆脑的。这个时候，孵化器里的一批公司，基本上是不搞发明的人。硅谷最重要的机理，他的所有孵化器里的企业，95%以上都是自己没有发明专利，但他把美国的大学，不管是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或者麻省理工，那里边的教授、专家、学者发明的，比如说一万个单子，他拿过来，他们自己去招标，自己签合同。拿了人家的专利，到你的平台里就可以动脑筋来搞一些生产线，搞一些转化的机理。一旦成功，这个专利的好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是投资者的，三分之一是学校发明者的，三分之一是转化者的，也就是说，一到一百转化的平台是在孵化器里。然后转化的人搞出名堂来了，上市公司收购，或者自己去上市，或者私募基金有比较大的资金投入，这个时候就到开发区里边去，就是一百到一百万。

江苏有五百个孵化器，每个孵化器里一百个公司的话就是五万个。那五万个如果都是在想发明，那就得喝西北风去。就应该把你们180个大学的教授们发明的专利，甚至是清华北大的专利，政府协商好，不要去简单地把这个专利写成70%-80%的好处给专利获得者。哪怕你百分之百给他，他一辈子都变不成钱，变不成经济现象、产品，那他百分之百还是零。所以其实不能百分之百，比如有三分之一归转化者，还有三分之二归学校，学校可以把里边的一半给发明者，还有一半学校拿来，再投入于新的发明科研的资金。

从这个意思讲，南通在搞三港三城三基地，三城中有一个是创新孵化的城，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没有发明能力或者还没发明什么，但是想创造什么产业的，产品的人，你们政府去把各种大专院校的专利、成果跟他们见面，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转化。一旦成功就给他们无偿获得三分之一的专利权。把这个机制搞起来，再把私募基金，政府引导基金或者风投基金跟他配对，那种子基金配在零到一上面，风投基金配在一到一百上面，PE的私募基金配在一百到一百万上，然后上市公司都把机制放在一起，这样你们就可能把这个事情做活。如果真的能够有一万个这样的创业者跑到南通来，那你们肯定活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概念最终要和这个逻辑匹配，否则创新创业也无法做得好。

这是我讲的第二段，就是政府方面怎么能让自己的投入产出、融资各方面能平衡。

十一、关于社会的投融资问题。

我归纳一下，地方政府要遵守好“十个不”。遵守了“十个不”，这个地方的投融资环境就不会差。如果不遵守，出了问题会有很大的麻烦。

第一，现在社会上的投资咨询公司，基本的别批。因为这个投资咨询公司全国不下几十万个。深圳的前海金融试验区，投资咨询公司批了七千个。重庆2012年到2013年这一年里边，一下子冒了三千多个，整个重庆过去十年，有六七千个。各个省都是这样。投资咨询公司99%是骗子，是没意义的。如果是有识之士有智慧的人千万别再用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来注册，再注册等于你自己是个好人，套上个麻风病人的外壳来看毛病，那何必呢？

我在重庆时发现河南洛阳下边一个县，县下边一个乡，一个乡里来了一百多个农民，在重庆每个人注册了两三个，一共注册了几百个投资咨询公司，每个区里都去注册。注册完了以后，就在银行边上去骗钱，老百姓也会上当，一看他在银行旁边，以为是银行的便民服务，他只要骗到几万块钱，就把店一关走掉了。然后他另外一个牌子又来换一下。这样的公司现在好像到处都有。如果工商局以为这样的公司注册多了，每年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司增加了20%，那你上当了。经济下行，怎么可能公司增长这么多。关闭得多，减少了一大批，增减相抵，增加个百分之几就正常。百分之几十的增加，全是这种垃圾公司在增加，毫无用处，还害你。

第二，不要搞P2P的互联网金融。别相信互联网金融这一类的，互联网是最适合于金融搞结算的。各种各样的银行结算、清算、信托，是互联网的长项。但是互联网的公司，如果说要搞贷款，P2P是个贷款，如果要搞投资、众筹是个投资，要搞理财、保险，说是互联网式的保险，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只不过就是传统的贷款、投资、保险，理财公司只是用了互联网的工具，但这个互联网信息不透明， 99%

的P2P都是要倒闭的。

现在国内六七千个P2P，有一半坏账关闭，而且等着几千亿的钱在赔，还有一半死去基本上不动。所以如果谁说我干的P2P一定会赢，政府如果信他，那就在信一个概率极小的事件，你不能完全说他不行，也许他没出事。但只要是他们展开做事，就一定出毛病。所以这件事，这不是招商引资，是自己招麻烦，应该禁掉。其实国家已经在禁了，很多负面清单让他不能做。

第三，文化产品的交易所要当心。文化产品要么是拍卖，要么是实物，反正是一对一的，愿买愿卖。哪怕被骗了，假的当成真的，花了钱，那也是个别的。如果变成交易所，交易所是什么？一是标准化切碎。一张邮票切成几百份，一张邮票如果值五百块，卖给了五十个人，一个人出了十块，大家一切碎，碎片化就看不见邮票了，价格倒暴涨，这叫炒股。二是高杠杆。本来实打实的，有十块钱买十块，有一万买一万，他一根杠杆连起来拿了一万，可以变成二十倍，变成二十万。实际上这个碎片化、高杠杆，大家就容易糊里糊涂地套进去。他说很规范，听都不要听，别信这个东西。哪怕现在不出事，过几天也出事，只是还没轮到你而已，都是庞氏骗局。天津的文化交易所出了很多事，其他地方也都有。当官的、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听到这些，别脑子一热，想着开放，招商引资别的招不来，这个东西来了很高兴，别上当。

第四，要防范乱集资现象。社会上如果有乱集资，也就是老百姓眼中的钱庄、高利贷，这个不要工商局批，但老百姓信。这个要举报，举报一个，可以奖励比如一万块。高利贷公司在骗你的时候，可能要你出两万块、三万块，给你一万块的好处。现在举报了就送你一万，奖励你一万。如果政府真拿出一百万，别舍不得，一百万就相当于一百个案子，一个案子十个亿，那就是一千亿，一个案子一个亿，就是一百亿。这个事政府要防范，靠举报，就是要深入到群众里边，让大家举报。

第五，不要搞形股实债的PE和PPP。刚才说的PPP也好，私募基金也好，场面上是股权，实际上是银行贷款，或者是抽屉协议，杠杆贷款的协议等等。大家有时候用许多好听的名字，叫奖惩基金，其实全是杠杆贷款的变相名词。

第六，政府的宏观管理上，绝对不要让自己的各种投资，全社会投资超过GDP。这个意思是，你的GDP如果是六千亿，你的投资一年不要六千亿，要控制在六千亿以内。长远来说要有这个控制。你们现在很好，今天我帮你们算了个账，你们大概在60%，江苏整个负债率在全国平均值中还是比较好的，这么大的省，控制得还可以，60%不到。我讲这个，就是某个县、某个乡，某个局部，都绝对不要超过100%的投资率，这也是一个概念。

第七，政府的债务率不要超过80%，这是全国的平均值。国家的红线是不要超过100%，一般优秀一点的地方不要超过80%，在80%以内放开一点都可以。

第八，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种小贷公司的不良资产，或者信托公司的不良资产，都要控制在全国的平均值以内。全国有个平均值，比如现在全国的银行不良贷款在1.8%，那你这个地方不要超过全国平均值，这应该是大家追求的一个目标。

第九，不要让一个企业对上好几种金融工具，金融品种不要叠加。地方上各种实体经济对金融单位，各种金融单位很多，有银行，有租赁，有信托，有小贷，有债券，有中票，有各种各样的抵押公司、财务公司，这个融资都可以，不是说金融工具、金融杠杆、金融品种有的就不可以，都是可以的。既然存在，都有合理的生存价值。但是绝对不要让政府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或者民间的企业，一个企业去对上五六个品种，或者你这个贷款，银行没有直接借给你，银行借给了信托，信托转借给你，或者信托甚至还转给了小贷公司，最后给你。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金融工具串联在一起，叠加在一起，跟你再融资，要停，应该单独地点对点、面对面，不要叠加。

第十，要当心负债中有各种金融机构资金的企业。如果政府看到一个房产公司，或者一个企业，如果负债率是70%、80%、90%，负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非银行贷款，七八个品种租赁的、集资的、小贷公司的、信托公司的，杂七杂八的很多家，乱七八糟高利息的品种，这个企业一定有生存危机。你要么帮他治理，要么把他毙了，总之不要跟他粘得太多，你粘上，就是去帮他整顿。如果你还去跟他融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金融单位还在跟他联手，好像他的信用很好，你就糊涂了。所以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串联起来跟你要融资的要当心。对一个企业借了各种各样金融工具的资金，一个账户上几十个，一个企业有几十个资金账户，或者50%、60%以上都是各种各样高利息的资金来源，这种企业基本上病入膏肓，要当心。

总之，以上这些就是我给大家提个醒，防范的方面。大体上就讲这些，时间关系，讲得比较多。谢谢！

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黄奇帆

(2017年5月26日）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关于房地产的，主要是怎么贯彻习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就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形成合理的对策措施。

中国的房地产，和世界一样，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说它是支柱，不管一个城市在高速发展阶段，还是成熟老化阶段，房地产每年产生的GDP至少占这个城市的5.3%，所以它当然是支柱产业。

同时，房地产业涉及到几十个工业产品、工业材料的关联，房地产兴旺与否跟一个很长的产业链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龙头产业。

我们对房地产的重视，是因为它是支柱产业、龙头产业，更因为它是民生产业，老百姓衣食住行，跟房地产息息相关，中产阶层很重要的财产特征跟房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又是财富的象征。

房地产因为与庞大的资本和金融相伴，兴衰往往会带来金融资产的膨胀或者坏账，所以从防风险的角度，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房地产的稳定，因为很多世界级的经济危机总是和房地产泡沫崩盘联系在一起。

那么当下的中国房地产，用习总书记去年经济工作会的一段指示、评论，作为我下面讲的内容的主导面是很重要的。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供需失衡；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

我今天就是要论证和阐述一下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我自己感觉，这种失衡表现在10个方面。

失衡之一：土地供应

房地产业当然需要大量的土地做基础，在国内经济中，目前对房地产的土地供应有失衡之处。

宏观上看，国内每年都要供应城市开发用地，要把农业用地、耕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几十年来，大体上平均每年要用800万亩耕地征地动迁，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

每年800万亩，每10年就是8000万亩，加上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上的各种企业，总会有一些计划外的征地，这样的话，国家一年800万亩，下边有个百分之十几多征的地，实际上，每十年国家要用掉1亿亩耕地。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的耕地少了3亿多亩，1980年的时候，国家的耕地是23亿亩，到了去年，是20亿亩左右，再过30年就不可避免地要降到18亿亩以下了。

我们国家有个判断，无论如何，十三四亿人口，吃饭问题至少需要18亿亩耕地。

一亩地满打满算产1000斤粮食，每年1万亿斤粮就需要10亿亩解决吃饭问题，五六亿亩种蔬菜水果，但是我们还需要饲料，我们吃的肉类，人均一年要吃40公斤左右，13亿人，就是5000万吨，按照1:4算饲料，就是几亿吨，这几亿吨需要五六亿亩地，所以中国的地是不够的，每年都要进口饲料或者粮食。

总之，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这是中国的客观需要和国家安全所在。

现在的土地供应，已经不是过去30年每年800万亩了，2015年供应了770万亩，2016年供应了700万亩，今年，还没到年底，实际供应还不知道，但是计划是供应600万亩。

土地供应的总量在减少，城市里的用地会紧张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600万亩土地，分成四个方面的用途。

这个地说起来是城市建设用地，但是农村也同样有建设性用地的需求，比如农村修一个水库，搞农村基础设施，或者城市和城市之间修10⑽公里高速铁路，途中经过农村的地变成建设性用地。

这样的话，600万亩土地，会有35%左右实际上是用在农村里的建设用地。真正到了城市里面，剩下2/3，600万亩里还有400万亩。

这400万亩又一分为三：有50%几，用于城市里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的道路、绿化、市政建设；第二块是工业，在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二三十年，大家都高度重视第二产业，招商引资没有本钱，就用土地做本钱，工业用地便宜。

如果来了一个搞100亿产值的老板，可能不是供应1平方公里，而是2平方公里都给他了，供地比较慷慨，投入产出率低，不那么集约、节约。

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城市土地中工业用地占比差不多30%。现在我们每年增加的，比如今年的600万亩土地，大体上会有多少给了工业呢？22%左右。

剩下来住宅可以拿多少？10%。就是说总分母600万亩中，10%给了房地产。

这个比例是不平衡的，老百姓的住房用地，一般占这个城市所有土地的25%，我们呢，只占10%，这就显得少了。

好不容易有了这点地，可以作为城市居住用地使用拍卖，那么是不是大城市人多就应该多供应点？人少的就应该少供应一点呢？

政府做事呢，会有点，不叫长官意志，而是想调控。城市太大了，我有意控制你几个点，土地不能再增加了，人也不能再增加了；反过来，中小城市，200万-300万人口级的城市，他们想发展，比较容易得到上级部门支持，指标拿到的时候，假如说平均一刀切，结果大城市人口集中多，流入多，结果土地拿的少。

每个城市的10%里面，可能越大的城市眼下每年新增的供地，住宅用地反而更少一点，反倒是中等城市、小城市会更多一点。

供不应求，土地越拍越贵。

这是我要讲的供地失衡的问题，很多失衡的状况，一旦了解了底细，就会发现逻辑上是想得通的，我们在经济调控中，应该有更务实更合理的调控方式。

失衡之二：土地价格

这十年，一线城市的房价几乎涨了10倍以上，有时候大家会说这是通货膨胀现象，十多年前，中国GDH0多万亿的时候，贷款佘额也就是10多万亿，现在是150多万亿，货币增加了十几倍，房价有的地方也涨了8倍、10倍、12倍。

到底是货币涨，房价涨，还是土地涨，房价涨呢？

我个人认为，一切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现象，这么笼统的一个经济规律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货币通货膨胀了三倍，有的东西涨了，有的东西掉价呢？说明还是跟具体的供求有关，如果真的是一个供过于求的东西，货币哪怕泛滥，这东西价格跌掉一半也是有可能。

房地产之所以涨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和地价有关。

地价涨了，房价跟着涨，房子本身是会贬值的，每年折旧，用个几十年可能就会拆掉，但是在城市里，土地每年都会升值，最后这个房子哪怕拆掉了还会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因为这块土地升值了，我们土地升值有点畸形，长得特别高。

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土地买卖的方式，我们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拍卖制度，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当时在浦东新区，我们一起到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几个月学了回来，中国第一轮的土地批租拍卖是从上海上开始的，我对这件事，应该说了解得特别清晰。

总的来说，拍卖有它的好处，在政府主导的机制里，拍卖是阳光的市场机制，能够避免腐败和灰色交易。如果是协议出让，居间交易中搞不清的事，不知道会害了多少干部。

拍卖制是好的，但是拍卖制的规则是价高者得，很多家来叫这块地，就可能几十轮甚至上百轮地叫价，越拍越高，拍卖的上限怎么封顶缺少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光靠行政手段，比如拍到3000万一亩的时候，拍上去的不算，到此封顶，这又有点和规则不合。

这是第一点原因，拍卖制本身会推高地价。

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本身就供不应求，假如说我们供应城市的土地，平均在供地量的20%，情况就会比较平衡，现在供应的只有10%，少了一点，而且是不均衡的，对一线城市供应不足，越供应不足，拍卖地价越高，最后倒过来，地价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

这是第二个问题，供不应求短缺，总的供应上短缺，有缺口产生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城市发展并不是每年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都在城市边缘地带征收农民的地，新增土地扩张来发展，新增土地扩张是跟国家要的指标。

每一个城市的市长，另外有个手，它在干的一个活呢，是不要指标了，把这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留下来的棚户区、贫民窟、破房子拆掉，叫旧城改造。旧城改造不要指标，本来就是城市建设用地。

拆迁会有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地区的房价大体是7000元一平方米，你来拆1000户，每户有个100平方米，这10万平方米怎么补偿？大体上按照这个地区的均价来补偿，这是拆迁的基本逻辑。

所以拆迁10万平方米的土地，地价7000元/平方米，造出来的房子一定到一万五六，拆迁会带来巨大的土地成本。

过了一年两年，这块地旁边的地要拆迁，拆迁的成本就不是六七千，而是一万五、两万，这很正常，以这个地价成本拆出来的房子，造出来的就会卖三万四万。

这个意义上，城市的土地如果都是靠拆迁而来，造新房子滚动开发，房价容易局。

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在拍卖机制下，在一个总体上新供的土地短缺的情况下，老城改造，拆迁循环，这三个机制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房价往上升。

一定要说这里面哪个人负责，这里面是一种机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开发商埋怨土地价高，老百姓埋怨房价高，官员埋怨投资环境破坏了，所有人都不满意，似乎无法改变它。

失衡之三：房地产占用的社会资源

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太大，消耗的金融资源比重太大，房地产在财政税收的比重中太大，这是三个失衡。

从投资来说，一般经济学、城市学有个基本的经验，一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每年不要超过25%，这个话呢，10年前我在重庆管这个事情定了这个原则后就在说，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专家说，黄奇帆这个人有时候会拿出一些很武断的结论，使用效果不错，但是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理论？就定了很武断的结论。

我当时看到，想了想，我似乎因为不是教授，不会整天写报告，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做。实际上有个理论，很简单，就是六分之一的理论。

一个人正常的家庭，如果是租房子，最好月收入的1/6以内付房租，如果你用了1/3的钱在付房租，你的生活会很困难，比例失调了，如果你不是租房住，而是买房住，用你一生的工作正常收入，三十六七年的六分之一，六七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这个1/6是这么来的。

一个城市的GDP如果有1000亿，这个城市搞房地产投资，最好在GDP的1/6以内，就是150亿。

意思就是，GDP不能都用来投资造房，否则就像一个家庭无法正常持续健康地生活一样的道理。

一个正常的城市，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要超过GDP总量的60%，否则就不可持续。

我们现在国家32个中心城市和直辖市，有5个城市，已经连续多年，房地产投资每年占整个GDP的60%以上，然后有16个城市比例偏高，当然也有少数五六个城市在10%几，这些城市发育不足。

房子卖得多，基础设施没有跟进，工商产业没有跟进，空城鬼城便会出现，各种情况都有。

这是第三个失衡，固定资产投资绑架经济发展成为增长的撒手锏。

失衡之四：绑架金融

2016年，中国100多万亿的贷款，有百分之二十七八，是房地产相关的，开发贷加按揭贷，也就是说，房地产用了全部金融资金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八。

大家知道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产生的GDP是7%，绑架的资金量是百分之二十七八，去年，工农中建交等主要银行，新增贷款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房地产，全国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国新增贷款量的46%是房地产。

从这个角度讲，房地产绑架了太多的金融资源，也可以说，脱实就虚，这么多金融资源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都在房地产。

失衡之五：税收

这些年，中央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差不多占了35%，听起来还好，但是因为中央没有房地产的收入，房地产收入属地化，所以这一块房地产的收入、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有3.7万亿。

在地方的税里面，有40%是房地产关联的税收。我们整个国家的税收是17万亿，地方税总的10万亿，有4万亿与房地产关联，再加上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叠加起来，将近8万亿。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整个地方的收入是多少呢？一共是13万亿、14万亿，里面有接近8万亿，是和房地产有关的，如果地方政府离了房地产，是会断粮的，所以这也是太依赖房地产。

失衡之六：销售租赁比例

在美国和欧洲，所有的商业性房屋，50%左右销售，50%租赁。租赁有两类，一类是房产商自己开发的房产租赁，第二类是小业主老百姓有很多套房，自己住一套，其他的租赁，这就形成了50%的租赁市场。

新加坡接近80%都是公租房。有点像改革开放前，我们都住在政府集体企业的公房中，产权归公家，分配的房子归你租用，不是你的产权，也不能买卖。

这十年开发的房屋，每年十几亿平方米，作为租用的，不到10%，90%以上的商品房都是买卖，这个市场是畸形的。

租赁市场有4个不足：第一，租赁者是弱势群体，没有谈判的能力，租房的人和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租金；第二，随意把房子收走；第三，各种重要的公权部门，没把租赁房屋的住户当做同等公民待遇，租了房子的上不了这个学区的学校，必须买房，医疗也是这样，医保的服务都和产权房有关，入户也是，买房满几年可以入户，租房就不行。

老百姓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会觉得我现在租房子是没办法，只要有一天，稍微有条件就买产权房，总之把租赁当成短暂的没办法的办法。

失衡之七：房价收入比

六七年家庭收入买套房是个合理的年限，我们现在实际情况，均价对均价，一线城市一般都在40年左右。

纽约、伦敦市中心的房子也不便宜，但是按伦敦房子的均价，家庭户均收入10年以内也可以买到房。

总得来说，我们高得离谱。

一般的二线城市，在20多年，当然也有边缘一些的地方，五六年。

失衡之八：房地产内部结构

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房产开发量供不应求，这些地方只够卖三四个月，而且是在限卖限购的情况下，不需要去库存。有些地方是三年四年都卖不掉。这是一种失衡，资源错配。

供不应求的地方应该多供一些土地多造点房子，供过于求的地方应该不再批土地给它。

这就要把错配的资源调配回来。

具体而言，房地产开发是个供给端的概念，不是等到市场需求端来调控，一定是在供给端，政府和企业可以有明确的信息，进行调整的。

比如，一个城市人均住宅是多少，大账上说40平方米，如果只有100万人，这个城市造40⑽万平方米就够了，过去几十年，留了2000万平方米，结果每年又

去开发1000万平方米，五年一过，有个七八千万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积就变成70平，80平，肯定过剩。

所以这是可以预测的，应该有规划数的，上下波动个10%、15%，不得了，不能由着开发商想盖多少盖多少，政府短期效应，这会儿开发的多，GDP投资拉动的多，短期效应，然后拍拍屁股走了，这个地方容易烂尾，后面的人收拾烂尾。

一个地方应该建多少写字楼？各个地方都在盖写字楼，作为城市中央商务区造的写字楼，为全社会的贸易公司服务的，一般中等城市以下，每两万元GDP—平方米，如果你的城市有1000亿的GDP，说穿了，5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到极限了，多造一定是过剩的。

如果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资源利用率高，其实GDP，4万元左右一个平方，上海一年有25000亿的GDP，第三方造的为所有人用的写字楼，6000万平方米足矣。

上海商业零售额在1万亿左右，这1万亿盖多少商场、零售商店呢？大账上说，2万元一平方米，1万亿造5000万平方米；上海还有一种方法，一个人2平方米，上海现在2400万人，打造5000万平方米，这种算法内在都有规则。

如果你一平方米的商业零售只有1万元，这一平方米的房子的价格在大城市里倒要几万元，赔死了。

有些城市，开发商一进来，搞一个五十万方的大卖场，不是一个老板搞的，这个老板搞两个，那个老板搞两个，政府有兴致批，都是空城鬼城的代表，好大喜功的代表。

这些都是要吸取教训的。

失衡之九：市场秩序

比如原来规划用途是写字楼的去造住宅，原来是工业后来做商业，随便转化用途，随意变换容积率，可能政府知道了，罚款一下。

各种乱象很多。房产销售时，商铺的面积切碎了卖，卖不掉了，售后返租，实际上是高息揽储，最后坏账，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源头。

房产商在融资的时候，高利贷，职工系统乱集资，社会上骗老百姓乱集资，都是房产商在开发中的乱象。

还有一种，批了土地后，两年必须启动开发，三五年完成，太多的房产商囤积了地十年没有开发，这十年来，房价涨了10倍，什么活也不干，利润增加10倍。

政府土地储备很少，开发商土地多多，囤地，囤房，卖不掉的房，切碎了卖，售后返租，当股票一样的当成标准化的再卖。

这些都是要加强管理。

失衡之十：调控方向

失衡是政府本身在管理房地产时，经济下行希望刺激房地产，往东调，房地产泡沫来了以后，希望压住它，稳住它，不让它乱涨价，往西调。

现在房地产调控是有这种不东不西的状态。

再有呢，釆取的办法行政性的居多，短期的措施缺少理性的长周期措施，缺少法律性措施，缺少经济逻辑、经济杠杆措施。

比较多的是需求侧的调调控控，紧紧松松，在供给上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比较少。

这就是我们在调控方面的缺陷，也是习总书记批评的，这种政府长周期的法制性的问题。

以上十项，是房地产失衡的具体表现，这种失衡会带来三个后果：

实体经济脱实就虚，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对搞实体经济的投资肯定是不划算的。

实体经济看到搞房地产那么轻松，卖套房比它好几年赚的都多，有点钱就不再往实体投，都投到房地产。

实体经济的职工，也因为房地产价格过高，招来的人才买不起房，没地方住。

从长周期来说，房地产是必须要有的，但是高房价造成的后果，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怎么样建立长效机制？围绕总书记说的，要从土地、金融、财税、投资、法制五个方面采取长效的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系统地做好房地产的调控。

总书记的要求非常深刻，我要说的就是学习总书记关于房地产调控的五个方面要求的一些思考。

长效机制之一：土地

我觉得对土地的调控需要那么四个五个刚性的措施。

一个城市土地供应总量，按一人100平方米，100万人就供100平方公里，一千万人就供1000平方公里。

爬行钉住，后发制人。

什么意思？你这个城市有本事，把这个人口搞到500万，那我以前只给了你350万平方米，现在每年补你几十万平方米。

不能根据长官意志，计划未来有500万人，现在才两百万，就要500平方公里土地，结果我在10年里，真的给你300平方公里土地，你300万人没来，只来了100万人，甚至原来的200万人还走了，这个土地的错配，谁负责。

土地要爬行钉住，而不是说要你去臆想调控，长官意志，违反经济规律。

就按这个逻辑，不复杂，如果上海到了2500万人，一定要2500平方公里，不是没有地啊，上海有6000多平方公里，还有很多农业，农业在上海只占1%的GDP，农民人口也只有三四十万，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维持农业也是要做城市绿色农业，示范农业。由此而言，如果这个城市本身的土地不足了，不到人均100平方米了，就应该补上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拿到指标，三四百个城市大家平分，而是看谁人口多。

人口怎么多起来呢？有句话叫产业跟着规划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二产、三产发达了，人口就多，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

当你把前面的几个环节做成了，我爬行钉住就行了。最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长效机制之二：法律

用法律，或者非常刚性的约束。

人均100平方米干嘛的？绝对不是100平方米都去搞住宅。作为城市来说，100平方大体上55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城市绿地；工业20平方米。

如果一个城市有10⑽平方公里，就有200平方公里搞工业，1平方公里可以搞100亿，那200平方公里，那就是2万亿啊，很大的工业体量。

像金桥，90年代浦东开发的时候，规划了10平方公里，我们当时就定下来每平方公里至少100亿，到了2000年，朱晓明是金桥开发区老总，他说，金桥已经有1500亿。10平方公里里面，7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每平方公里干了200亿。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工业就是要约束性强一点，要把过去太慷慨的工业用地再高压紧逼下把土地置换一些出来，或者在产业结构、工业结构里做一些调控，把低利用率的换成高利用率的，使工业更加节约。

剩下的25平方米，就是土地批租，商品房的开发，20平方米给居民开发，5平方米给商业。

如果1000万人的城市，可以搞一个50平方公里的商业区，大家知道曼哈顿的商业区多繁华，只用了10平方公里。

原来上海的南京路，多繁华的商业，整个土地的建筑面积几平方公里，非常节约。

地价方面呢，总的供应量起到了保障作用之后，拍卖土地的时候也要有限价措施，大体上讲，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

如果周围房价是1万，这会儿动迁产生的土地拍卖，拍到3300，就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说我征地花到6000，我就要拍到6000。

限价不是长官随意的限制，其实政府不在土地上去推高地价，地价跟着房价慢慢走。

如果你是旧城改造拆下来的，成本的确很高，不能由着这个成本，由着拍卖覆盖成本不亏本这样的小心眼，应该把政府给你的城乡结合部的，供应比较充分的土地资源，那个地方可能会得到的土地出让金，补充平衡市中心旧城改造的土地出让金。

这么平衡之后，看起来你可能吃了点小亏，但是城市投资环境好了，工商经济发展了，实体经济和房地产不失衡了，你是可持续发展，税收、金融、投资都跟实体经济更多地连在一起，城市会更好地发展。

金融方面的措施要坚决守住底线，任何开发商买土地的钱，必须自有资金，上世纪90年代我在浦东开发的时候，就是这个约定。

这里面有个原理，开发商对房地产的总投资理论上1:3，自己的资本金是1的话，社会的融资可以是3，就是总资产的25%是资本金。对工业企业，我们是1:2，1/3的资本金。

房地产商呢，融通量大一点，1:3，也就是25%的资本金，当然是拿来买地了，地如果是你自己买的，可以抵押了融资，拿到钱造房子，封顶的时候，可以预售，老百姓已经把预售定金或者按揭贷款的资金转过来，最终是土地的自有资金加房屋开发的融资资金开发贷，再加预售过程中老百姓的按揭贷。

现在全国房地产商的融通量是多少呢？1:9，我这么说可能还是保守的，有的开发商可能1:50。

你听他有几千亿的资产，债务95%，万一有坏账，银行倒霉。

买地皮的时候，来个三七开，如果这块地皮是10个亿，他自己拿3个亿，借了7个亿，拿到地了去银行抵押，抵押至少六七个亿，造房子，卖楼花，把预售的钱拿到了。

这个地是10亿买来的，三年后，地价涨到20亿，真的要开发的时候，20亿作为抵押物，可以拿到15亿的钱，整个开发流程中的融资，到了1:9，这就是房产绑架金融的情况。

地王不断出现，是房产商跟金融系统的关系，谁融资能力强谁就拿到地王，融资再多也不担心，地价一炒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地王现象不仅是土地短缺，拍卖机制的问题，还和融资的无限透支，缺乏隔离墙有关。

为什么那么多资金都往房地产里面走，如果有一个防火墙，一切买地的钱通通不能借债，只要做到这一条，M2跟你有什么关系？进不来的嘛。

我在重庆，一直是管住融资的，但有时也会露项。

来个房产商，买了15个亿的一块地，把房子造起来又花了15个亿，30个亿全是借来的，而且借的高利贷利息是17%，五年时间，30亿债务变成60多亿，房子造好实际上也只能卖个四十亿，五十亿，当然破产了。

一查账，是三个很有名的工业企业，看着房地产热，工厂还可以，搞汽车的，跟信托公司去借钱，这个事情一协调，我说三令五申不许借钱买地，借了高利贷还来买地，这是个教训。国土局说这三个公司老板都是有名的工商联副主席，去信托借钱都是用工业企业的产权抵押的，所以就疏漏了，没查。我说一切房产商批租土地，别的不用查，就查资金血统，只要是借来的，通通不允许进入。这样一来，地王会消失大半。

第二个是房产商在开发过程中，如果一个房产商，有几十个上百个金融单位的账户，总的债务，高利息的占了全部融资的50%以上，对不起了，资金账户是危机状态，这种房产商，对它的运营，都要当心。

第三要管住老百姓买房的融资，首套房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首付，第二套房百分之五十六十的首付，第三套房，通通全首付，只要全首付了，不管他买三套五套，不用担心他会带来金融危机，危机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情。

这条要坚决做到，但是在中国做到比较难，美国做得比较到位，美国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可以搞按揭贷款，美国的按揭贷款，就在5个金融机构，对50个州全部覆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按揭一目了然。

我们银行对老百姓的按揭贷款造假账非常粗放，老百姓在其他国家是交税单，根据这个来测算能付多少按揭，我们叫单位开收入证明，一个私人老板，现在就帮员工开五万块一个月的收入证明，有啥关系？甚至银行自己有萝卜章给客户开收入证明。

长效机制之三：税收

税制从来都是重要的调控手段。

第一条，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终端有保障。

比如，你如果想买一个5000万元的高端别墅，交易契税，可能要交5%，普通住宅交1%，保障房0.2%，还可以抵扣，这样的话，就叫差别化税率。

别墅买了以后，两年或者五年就要炒掉，我就把交易税从5%，递增到8%，香港就这么干的，不断在印花税上递增，加到没人敢炒。

中端有鼓励，老百姓买的是自己住，总的有各种抵扣，我甚至认为，住房首套房，按揭贷款的钱，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我相信中国政府搞税制改革，分类税改成综合税的时候，是可以按揭贷款抵扣所得税的。

全世界都是这么抵扣的，美国个人所得税，账面上39%，实际上25%，就这么抵扣掉了。

低端的有保障，不仅不收税，政府出钱帮你解决住房问题。

这是三端调控的体系。

第二个是要把物业税、房产税或者以后总体上叫房地产税搞上去。

什么叫房地产税？一是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存量、增量都要收税，不是说只收增量，试点的时候可以；二是如果物业价值上升了，根据升值的额度来收税；三是越高档的房子持有的成本越高；四是低端、中端和合理的住房需求，房地产税里是有许多可以抵扣的，最后这个社会百分之七八十的老百姓，尽管房地产税是普遍实施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压力不大，一定是对高端的炒房持有者会有巨大的压力；五是大家会说，房地产税收了，土地出让金是不是就不收了？你不能前道到，后道也收。国外土地是私有的，没有土地出让金，国内土地是国有的，有出让金是合理的，并不是有房地产税就要否掉土地出让金。

出让之后，是不是70年以后再要第二次出让呢？有房地产税覆盖，淡入淡出，就不用补交土地出让金了，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房地产税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让税制健全，中国普遍是间接税，缺少直接税，房地产税是一种持有环节的直接税，在美国欧洲，直接税占总税收的40%，中国连10%都没有，这是税法体系、国际惯例的一个方向性实践。

第二，房地产税对炒房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的。说房地产税对炒房没作用，要么是弱智，要么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第三，有了房地产税以后，持有环节成本提高，对资源优化配置、对租赁市场的形成有好处。

第四，对社会在房屋领域的意识形态有意义，所以2009年、2010年在财政部领取了这项任务，在重庆做了试点。

税收方面还有一个事，三中全会提出，农村的集体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如果在一个地方拍卖，现在的办法是非要把农村土地征用，然后一起拍，征地的时候，一般地价比较低，这样就减少了农民的利益。

三中全会提出，同地同权同价，要把这件事落实到位，税收要跟进。因为地价，拍卖的时候很可能卖出500万元一亩，明明是农田，怎么会变500万一亩，因为地价并不是征地成本决定的，它和基础设施相关，有地铁当然高，基础设施配套好地价会高，这些土地的地价高，是社会资源的投入。国有土地拍来的高价，当然去盖这些公共资源，集体土地拍了高价，全部归集体家庭所有，这个不公平。

所以在美国、台湾、马尼拉有个税收，不管哪一类土地，成本算掉以后，增值部分，增值50%，收40%的税，增值100%，收50%的税，增值200%以上收60%的税。

这个增值税现在还没有出台。

没出台呢，真要把现在的土地同股同权同地价去拍，拍出来之后农民就拿钱吗？也不一定。

这块地正好在金融区边上，拍了个500万一亩，那个农民同样的地，在学校旁边，拍下来就是造学校，50万一亩，这个农民不就吃亏了吗？

这个意义上讲，拍的低的，土地增值税交的很少，拍的高的，土地增值税交得高，也是一种平衡。

长效机制之四：租赁市场

习总书记在2014年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过，每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总有20%人买不起房子，政府要造公租房配置给他们。

如果一个社会有1000万人，200万人租了公租房。另外有2_万人住了房产商造的住宅持有出租的房子，商业性的租赁房，还有10%的人住了小业主出租的房子，如果我们能有50%的租赁市场，那住房系统就比较平衡了。

公租房，这几年政府都造了一批，我觉得政府的公租房有五个要点：

一是，大体上不能造太多，一个城市覆盖20%的人口，如果100万人的城市，公租房的投放对象是农民工、学生和城市的住房困难户。我们以前帮困呢，总是看人家的家庭收入两千块三千块，其实只要看人均住房面积，三口之家，十年来人均住房在30平方米以下，他也许年收入有10万元，也许小孩在美国读书，或者老人生病，住房困难户造不了假，收入困难户很容易造假。学生不会造假，农民工造不了假。这个不要靠收入证明，现在的收入证明搞不清。

第二，要三配套，房子造好了，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户籍管理的派出所、居委会的配套。

第三，管理上，公租房是国家的，不能有二房东赚外快。

第四，不能造成贫民窟，应该和商品房集聚区行成1/4，3/4的比例，地区的公共设施配套是给所有人的。

第五，租金应该是商品房租金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符合低收入公租房对象家庭收入六分之一的房租。

实际上，公租房，60%的左右的贷款，收到的租金利息足够平衡贷款利息，五年以后，老百姓可以把房子买过去，共有产权房。

共有产权房可以按市场价卖，卖的时候，政府回购。美国、新加坡都是这样。

我和美国的住房保障局局长交流过，他们的保障房造出来以后，老百姓想要退出去，只能退给政府，由他们再出给新时期的保障对象，这件事应该持之以恒，以民为本地去做。

房地产商不是不愿意持有，而是融资结构害了整个中国的房产商，永远做不了持有房子的出租者。他一比九的融资结构，逼得他房子一造好，就急吼吼地要回笼资金。

李嘉诚不是这种状况，他在浦东拿的地，1993年拿的地，1997.1998年造好，出租，协议都是10年期，到了2008年、2009年的时候，全部回收，重新装修，2009年、2010年开始变成销售，房价从一万多变成10万，这就是发了横财了。

中国租赁这么少，跟房产的租赁结构有关，政府要让开发商进入1:3的融资结构，到了持有环节，能够出租的，必须60%的资本金，40%的贷款，这样的话，收来的租金一定能够平衡40%的贷款的本息还款计划。

政府对这种，三年五年十年租赁的房产公司，有一套鼓励政策，包括租房的公积金，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房客，公积金拿来付房租，房租抵扣个人所得税，拿出房子出租的也应该有鼓励。

对租房者，要从法律上保护产权房的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地位。

长效机制之五：地票

最后一点我特别要说的是，整个房地产的调控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地票。

地票是在讲什么呢？

我就说中国土地制度有两件事。

一件事，我们这么多人，耕地总的不充分。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集约节约使用土地指标，不要造成每10年少1亿亩的需求，应该每10年，少5000万亩，4000万亩。

还有20年就用到18亿亩土地红线了，如果这2亿亩，可以变成40年，50年用到，这样可以把时间拉长，可持续发展势头更猛。

最重要的是工业用地要节约，同时农村的建筑性用地要集约节约，商品房的住房用地不能太苛刻，要多给。

第二个要讲个更深入的问题，一百年、两百年，城市化大规模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没有减少耕地，耕地有所增加，人在在农村居住的时候比较分散，人均建筑用地，要用到250平方米到300平方米，城市比较节约和集约，人均是100平方米，所以当1亿人进城，真要在城市中生活，城里边肯定要给他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农村里面可以退出2.5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中国的农民呢，两头占，所以我们才会出现10年少1亿亩，30年少3亿亩，否则的话，应该是大体平衡，平衡还有佘。

要化解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有三个原理。

第一，宪法上规定的三个底线，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你不能把它变成私人的，农村的土地变化中间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的土地有用途管制，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建设的搞建设，这三个是游戏规则，不能改变。

第二，耕地的转换，要使得农村退出来的地，大于进城的地，这是世界城市化运动中的一个现象，我们没有这个现象，要把它体现出来。

第三，你不能光说城乡结合部的那点郊区进行这样的转换，要让1000公里外的农村，分享城市增值的级差地租。

按照这三个原理，我们想了一个地票的招，就是要把农民进城以后的宅基地，或者集体组织废弃的乡镇企业的土地，废弃的小学土地，废弃的粮站的公共用地，复垦为耕地。

农民进了城了，房子空在那里，租不出去，卖也卖不了几万块钱，把农房农地复垦为耕地。

这件事有四个环节：一是复垦；二是有关部门验收；三是给你一个地票可以到交易所交易，房产商要买城乡结合部的土地，需要指标，就来买这个指标；四是城郊结合部的土地就去掉了。

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农民进城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建设用地变成耕地了，城郊结合部增的耕地，小于农村复垦的耕地，最后增减挂钩，全社会的耕地总量增加。

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产生几个好处：

一是耕地保护。

现在出现了先征后补，我们现在每年征600万亩耕地，国家也要求各地想办法去造600万亩耕地出来，你征了600万亩，要造600万亩，大家都同意，等到我把地征了以后，五年十年，是不是能造出耕地出来，不知道，或者造出来一半，没完成。

另外，几千年农耕文化早就把可以造农田的地用了，所谓的造耕地，是把山坡上，一个25度、30度的地造成梯田，破坏生态嘛，把树林子地造成种菜的地，或者把弯弯的河道拉直，弯弯就变成良田，破坏生态，没办法的办法，大家都装糊涂了。

所以地票制是把农村缺少充分的耕地复垦的后备资源的这件事给解决了，我不复垦生态里的野地，复垦的是废弃了的宅基地，公建用地，这就是一种集约节约。

腾出来的地票指标，让房产商造房子去了，这不是平衡了吗？这是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反哺农村。

房产商买地，一亩花个几百万块，花几十万块来买这个指标，这个钱给了农民，可以反哺农村，这个反哺不是反哺5公里、10公里外的近郊，100公里，1000公里也可以的。

黑龙江的农田产生的地票，上海如果几十万一亩买过来，上海征上海郊区的地，这个钱就到黑龙江去了，地票几千公里就可以辐射了。它的虚拟性，票据性，使它有辐射性。

第三是增加农民有收入。

我们这些年，一共卖了20多万亩地票，每亩地票十多万元，差不多四五百亿，农民拿到了，农民拿了这个钱，在农村造房子，进城都可以。

第四，农民进城，有了公租房，这笔钱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活。

地票这种制度，对城乡之间的土地交易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这都是以城补农，对农村的好处，最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平抑城市中土地不足造成房价畸高的这种根源，起到遏制作用，能帮助大城市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

重庆在过去这些年，每年从国家这儿拿来的土地指标，20万亩，也的确50%几，城市、基础设施用掉了，工业上用掉20%几，商业去掉5%，也只有10%了，我们这10%通通给了中小城市，万州、涪陵等，他们实力比较弱，开发过程中拿国家的指标，国家的指标不花钱。

主城重庆这个大城市，800万、1000万人口的，每年2万多亩的房地产开发地皮周转指标都没有用国家指标，基本上每年2万亩的地票就在主城，主城的房产商，在主城动迁一概用地票，地票不受国家约束。

这样的话，土地供应量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就比较宽松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总的来说，分两个部分，10大失衡和5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如果通过制度的安排，按照中央的要求，不仅是行政化的安排，不仅是供给侧改革基本面的安排，比如中国最终应该有房地产税法，应该有住房法，老百姓租赁房的法律，其实我刚刚说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在这三个法律的框架下。

在水利部定点扶贫暨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的致辞

重庆市政府市长黄奇帆

（2016年2月18日）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水利部就召集国务院扶贫办、国开行和河北、安徽、江西、甘肃、青海五省同志来重庆专题召开定点扶贫暨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新一轮水利扶贫，这是助推脱贫攻坚战的务实之举，展现了雷厉风行的为民作风。在此，我谨代表政才书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水是生命之源，发展之要，加快水利设施建设，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基本条件。重庆扼守两江，水资源丰富，但过去受制于水利设施的欠帐，工程性缺水，结构性缺水矛盾突出，因水受困、因水致贫现象严重，水利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短版。直辖以来，我们下决心破解水利基础设施瓶颈，在水利部的支持下，创新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组建水投集团和水务公司两大投融资平台，这两大投融资平台，都是我们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相继建起来的，统筹运用财政资金、社会融资、土地储备开发补偿、税收优惠等多种资源，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引入国内外优质企业、优质资源，探索水利基础设施PPP投融资模式，推进中法供水公司混合所有制试点。18年间，重庆水利发生巨大变化。全市水利投资由2000年初每年10多亿投资增加到去年的219亿元的投资。“十二五”累计完成投资超过1000亿元，比之前十多年的投资总和还要多一半，一大批重大水利设施和水环境保护工程建成投用，基本解决了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工商产业用水和农田灌溉条件明显改善，水环境质量大幅提升，重要江河水功能水质达标率超过96%。得益于水利建设，重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十二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8%，去年达到1.57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8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翻了一番，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些发展成绩，离不开水利部等国家部委的鼎立支持。早在1986年水利部响应中央号召，倾情倾力对口支援三峡重庆库区。2001年，我国农业扶贫开发纲要实施后，水利部又启动了城口、巫溪、武隆等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定点扶贫，一帮就帮了15年。这15年里，水利部为解决当地用水难题，项目优先安排，政策重点倾斜，技术、人才多方支持。仅“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市级投向6个县的水利资金达到90亿元，增幅高出全市平均水平30%，在水利部的帮助下，6个县解决了189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和恢复灌区面积55万亩，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一番，贫困人口减少了65%。去年8月，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不久，水利部再次确定城口、巫溪、丰都、武隆4县为新一轮定点扶贫县，量身定制精准扶贫计划，接力实施扶贫帮困，行动之迅速、帮扶力度之大，令人感动。这些举措，必将进一步改善重庆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强力支撑。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重庆实际，市委、市政府提出脱贫攻坚“五年任务、三年完成”，即2017年基本实现全市18个贫困区县、1919个贫困村、165.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018年基本完成扫尾工作。时间节点提前，意味着任务更加繁重。为此，我们制定了“1+1+13”的政策扶持体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去年一年，808个贫困村成功摘帽，95.3万农村贫困人口越线脱贫，实现了良好开局。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越往后推进难度越大，尤其是城口、巫溪等深度贫困县，产业基础薄弱，水利等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较多，让这些地方的群众早日脱贫，同步奔小康，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对此，水利部已研究制定了8项精准扶贫政策，涉及产业扶贫、水利帮扶、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方方面面，考虑非常周到，我们十分感激。希望这些好政策、好措施早日落地，尽快改变这些贫困区县的面貌，造福当地广大贫困群众。

今天参会的，还有水利部对口帮扶的5个兄弟省。这些省在水利改革方面都做了大量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比如，河北探索了市场化合同节水管理设施，安徽开展水利现代化建设试点，江西、甘肃启动水权制度改革，青海建设节水型试点城市，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相信一会儿的座谈会将是一场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为我们带来一次难得的思想盛宴。重庆的同志要抓住机会，学经验、取真经，并把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用于指导实践，更好地推动全市水利事业发展。

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在此，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降低营商成本迫在眉睫

黄奇帆

上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论坛。1个多月前，主席总书记调研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从营商环境、发展动能、对外开放等6方面对东北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借此机会，结合工作实践经验，我就辽宁、沈阳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和感悟。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意义和新时代新特征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兴办深圳等5个特区，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再到27个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40年来，我国的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79年到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从109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累计吸引外资1.9万亿美元，去年达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从几亿美元增加到3万亿美元。

对外开放，不仅使封闭的中国成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而且使全面开放的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外资，还能带来优势产品、技术和管理，带来国际市场和贸易渠道。

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生产力的变化跃迁，还能带来营商环境的变化改善，直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国际化、政企关系调整、外资和外汇管理体制变革、人民币加快国际化。

对外开放，不仅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倒逼我国制度体制改革，原有的体制弊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显露出来，进而倒逼改革深化。

总之，改革需要开放的推动力量，开放需要改革的体制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哪些地方开放的早，改革与开放结合的好，哪些地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就迈的大，经济发展就快。

党的十八大以后，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出现了五个重要转变。一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几年，我国进口增长率一直快于出口增长率。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必将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二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2013—2017年这5年，我国对外投资6928.6亿美元，超过1979—2012年这33年对外投资的5526.35亿美元，也超过这5年引进外资总量724亿美元。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正在由过去的“跟随跑”变为“齐步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1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有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我国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动者。具备这五大新特征的对外开放，必将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历史性作用。

二、以开放为抓手推动辽宁经济三大重点领域释放新动能、形成新产业

（一）以辽宁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的产业集群，与之配套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链金融集聚区。现代制造业比的是核心技术，比的是资本，更是比产业链集群竞争能力。现代制造业不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制造企业，而是将零部件、原材料、物流等上下游业务让那些对这些环节最有技术、能力强的企业去干，能外包的尽量外包，形成水平分工的产业链。但是，考虑到分工体系在全世界，物流、效率、安全以及产业链间的沟通协调都是个问题，现代制造业又提倡在一个2—3个小时车程区域内，上中下游70%以上的部件、关键件能够垂直整合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能带来四种效应：一是不仅有整装厂的产出，而且包含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产出；二是不仅有制造业产出，还带来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三是具有区域竞争力，外资无法随时打包走人，搬一个制造厂易，搬一个产业链难；四是产业链集群互动，既能互相促进，又能逆周期抱团取暖。

（二）以“大智移云”等颠覆性产业为主体，形成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产业链集群。所谓“大智移云”,即指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新型的颠覆性产业，东西南北中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辽宁沈阳并不落后。搞云计算的关键是需要建设数据处理中心（IDC）。配置大量服务器，运行耗电，降温也要耗电，南方搞必须要找凉快的山区，而东北温度低，最适宜搞。在2009年日本大地震前，欧美上百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处理中心堆积在日本，地震后欧美认识到放在日本不安全，近10年陆续转移到亚洲其他地方。辽宁、沈阳既有温度低、地质条件好的自然优势，又有东北工业大学、中科院沈阳分院、沈阳计算机所、沈阳自动化所这样人才和技术领先的优势，要抢占未来中国云计算产业制高点，要站在国家大局角度思考，理所当然可以在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方面努力，重点要发展创新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服务（IaaS）、大数据综合平台服务（PaaS）和智能算法服务（SaaS），这三种服务是“大智移云”服务的产业链，是无法消除分离的三兄弟、三胞胎。总之，从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算法等领域的制造创新中心、标准体系、公共服务平台、软件支持企业，到安全保障体系发展，涉及面很宽，几乎包含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最前沿颠覆性产业，对此，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开放性、创造性的干。这方面，可以与中国各大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服务商、企业、研发团队进行共同发展“大智移云”的战略合作。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提出了要把人工智能行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推进，这对沈阳更是重大机遇。沈阳自动化所、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出名，东大东软的系统软件也是国内一绝，当然有基础抓住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硬件、软件系统演进升级，开发增强人机协作能力的智能系统，构建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标准与基础等发展环境，抢占未来中国人工智能制高点。

（三）以保税区、自贸区、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沈抚新区等为重点抓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沈阳是辽宁的中心城市，也是东北的特大型城市，更是辽宁省举全省之力正在打造的国家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理所当然是服务业发达的城市，为此，要通过扩大开放，着力发展战略新兴服务业，联同已经发展的传统服务业，使沈阳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

沈阳现在开放的要件有保税区、自贸区、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和沈抚新区等，这些是中国当今抓开放最重要的关键要件。保税区是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不能简单地当作铁丝网围起来的开发区，不能简单地当作一般的工业园区来使用。保税区是货物入内免税区，适合货物贸易周转，可以开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因为做这几种贸易，年贸易额1000亿美元，税收1000亿人民币，吸引了10000个做国际贸易的公司和20万白领。2010年的业务量超过全国沿海其他27个保税区的总和。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好？因为它不是当成工厂在搞。

自贸试验区重点是搞服务贸易，包括教育、科技、医疗、金融、商贸物流、跨境电子商务等服务业以及服务外包产业。要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加强涉外资源整合，完善服务。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开发要利用现有的商务集聚区、交通枢纽物流区搞服务贸易发展，千万不要像建开发区、保税区那样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搞楼堂馆所的开发，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基础开发三年、形态开发三年、功能开发又三年，等把自贸试验区政策落实到位是十年后的事了，黄花菜都凉了。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和沈抚新区开发同样如此。为什么叫新区？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特区能干的事，新区都能干，而特区没有干过的一些新区特色的事由中央支持干。新区要干新事，要五位一体干新事，新区的产业园区应当如同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那样是全产业链集聚区、产业资本集聚区、龙头企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和各种交通方式集聚的交通枢纽区。新区的创新园区是产学研一体化的集聚区，是孵化器、LP、PE、VC等投资基金的集聚区，是独角兽企业的群栖之地，是东北地区创新驱动的标志性地区、新兴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是落实习总书记要求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的重要环节。

三、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开放发展

（一）为开放创造优良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标准营商环境，对接全球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自由贸易区建设、保税区建设、内外联动与双向开放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首先实现对内开放，要放宽民营资本的准入，推进金融、医疗、教育、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有效监管、有序开放，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制度成本。

（二）实现五个低营商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制度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之一，拉弗曲线、三去一降一补讲的也是这件事。五个低包括：一是税费成本低，对地方来说除了减税，更多的在于费的实质性降低。二是物流成本低，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靠地方政府，要形成铁路、水路、公路、航空的无缝对接，要着力建设最后一公里物流硬件，要形成2小时半径的上中下游产业布局。三是金融融资成本，主要在融资结构优化、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四是土地房产成本，要在按揭贷款、地价控制、买地资金来源等方面予以控制。五是劳动力供应成本，要在最低工资标准、五险一金的费率和费基上做文章。这件事，上下都有共识。现在，不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谁都说要降成本，但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地方，不能把问题解决的方向对外，不问自身可做什么，全部希望中央帮忙解决。实际上，“五高”问题80%不是靠中央、不是靠国家，而是靠地方政府改进管理，靠改变企业自身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比如物流成本，全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5%，在世界上比较高，原因是什么？有三块，一是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结构不合理，铁路运能大、运费低（是公路的1/5），我们的铁路那么发达，货运量只占总运输量3%，为什么？可不是铁路部门不想运，实际上是最后一公里没到位。大型工厂、货场基地以及开发区几乎都没有铁路进去，企业图方面，卡车上货点对点，成本就高了；二是多式联运、无缝对接不到位；三是产业链布局不集约一体化。东边往西边运、西边往东边拉，往返重复。这些成本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能够解决的问题。又比如土地房产成本高，土地批租收入作为地方预算外收入归地方，地价高房价就高，房地产成本与规划有关、批租方式有关、房产商买土地的资金融资方式有关，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如果面粉比面包贵，不仅造成营商环境恶化，还在主观思想上造成制造业无心发展、热衷房地产、赚快钱。再比如“五险一金”高，一方面有费率问题，中央有关部门为此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要求，建议地方自行降几个点；另一方面还有费基问题，怎么算费基，大概念是地区职工平均收入为费基，你是把金融业等社会收入较高的人群与工商产业职工平均作费基，还是以产业工人平均数作费基，其高低有很大的不同，这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其他比如制度成本、金融成本，办一件事让人跑几次成本就高，只跑一次成本就低，金融生态好、品种结构好、服务体系健全等等，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总之，搞好五个低成本，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要害在地方政府，要害在企业，要害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能力。

（三）招商服务也是一种营商环境。招商中要遵循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尊重知识产权等原则，要搞好系统设计、互惠互利、资源互补。当下，在招商中要特别突出六个方面：

一是以产业链招商。按上中下游产业链，利用已有的上游企业招引中游、下游企业，利用中游、下游企业招引上游企业，或利用中游企业招引上游、下游企业，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优化配置。企业有利可图，愿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总之，一个能上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业链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而这正是吸引世界级巨头的撒手锏。

二是以资本注入式招商。招商引资往往关注的是引进资金、资本，但在资本的时代，更应该关注引进能驾驭先进技术、人才、产品和市场的一流企业，并以本地能集聚的资本吸引这类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项目往往投资额都很大，只靠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是难以持续投入的。比如液晶面板，中国缺口巨大，但投入一个项目少则三四百亿元、多则五六百亿元。尽管这类产品市场短缺、效益前景良好，但由于资本、技术门槛高，有能力干的企业并不多。所以，这样的项目既要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又要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供给，还有产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供给。

三是以牌照资源补缺式招商。包括上市公司、金融牌照、现代服务业牌照等重要的政府许可性资源，吸引没有这种资源的内外资企业过来，通过捆绑项目或其他资产方式“投桃报李”，互相优化资源配置。尤其对差一口气就谈成的项目，在没有这类政府许可性资源的情况下，承诺帮助企业向国家争取所需牌照也是一个办法。比如，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全国有几十个工厂，每年几千亿产值，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没有财务公司的，我们支持他办一个财务公司的牌照，财务公司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我们帮助做好具体的沟通，以期有关部门批准。这也是招商引资的合理措施。

四是以收购兼并式招商。对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国内外流行的发展方式。对在本地发展不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国内外企业直接收购兼并掉，一方面盘活了企业，另一方面还引进了新的资本。对在外地或国外发展困难的企业，如果对该企业的行业特征、核心技术、市场前景、财务状况都有实质性的了解的情况下，方向看清楚了，也可以直接买断对方的控股权、整体搬到本地来生产。

五是PPP合作招商。只要公平公正、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可以让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这是合作共赢的招商。关键是要做到“五种平衡”：第一，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比如高速公路项目，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第二，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车场等项目，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项目最终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大体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要通过政府采购、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资变成长周期的公益服务采购，以时间换空间，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比如地铁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运作的，政府就应配置土地等相应资源，使其平衡；第五，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就是搞利益输送。推进中，要注意严防“形股实债”的PPP，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投资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的投资本金亏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将项目融资偿还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防范社会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防范灰色交易、防范项目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出了问题撒手不管。

六是产业引导基金招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一般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政府出资30亿元，凭借良好信用，通过杠杆撬动，可吸收100多亿社会资本参与，整个投资基金规模就会变成150亿。这种放大效应，使财政资金可以更多投入到各种技改、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还能推动企业重组和并购。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本身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具有优胜劣汰功能，由基金管理人选择项目投资，总体上会选到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质项目，从而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种优秀的招商方式。

在招商引资中，要把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就业作为重要条件，要确定“三不招”、“五不搞”原则：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不招、过剩产能和产出强度不达标的不招、环保不过关的企业不招，避免了“捡到篮子都是菜”。与此同时，不搞血拼优惠政策的“自残式”招商，不搞众筹招商，不搞P2P招商，不搞炒地皮，不搞炒房招商，防止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和乱象。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