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篇)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
从随波逐流到放任自我——四川省广安鑫鸿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宋小林违纪违法案剖析
“以前我很喜欢听音乐，但是到这里后，却再也不敢听了，害怕勾起过往的回忆。人失去自由以后，家人、孩子一刻都不敢想，一想起来，心里会特别疼，老婆寄过来的信和照片我都不敢看第二遍……”铁窗内，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原副所长、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原副主任黄华国懊悔不已。
三年前的4月27日，他被洞头区监委带走调查，后因贪污公款锒铛入狱，徒留给同事、亲朋一片震惊与错愕。时至今日，很多人仍想不明白：看起来这么老实、优秀的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干出违法犯罪的事？
“领导说可以，那就可以吧”——无原则顺从让底线在一次次公款吃喝中模糊
黄华国是带着光环来到洞头的。
1985年出生的他，成长在温州苍南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后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发酵工程专业，顺利完成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成为父母引以为傲的儿子。2011年6月毕业后，他先在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干了一年多合同工，2013年4月，作为食品化验的学科带头人，被引进原洞头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工作。
“我很喜欢自己就读的食品专业，渴望能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洞头这边和我老家一样都讲闽南话，单位也给我一个正式编制，这样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可以实现了。”对于来到洞头质检所，黄华国一开始踌躇满志。
单位同样对他寄予厚望。当时，洞头质检所人手不多，员工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人员更是紧缺。黄华国很快凭借自己的踏实肯干和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成长为业务骨干，给所里同事留下的一致印象是“人斯斯文文”“干工作勤快”“做事情靠谱”“任劳任怨”。“你交代他什么事，他都做得挺好，执行能力挺强的。”时任所长吴某某毫不掩饰对黄华国的欣赏，并以培养、锻炼的名义，事事把他带在身边。
2015年之前，洞头质检所属于差额拨款事业单位，需要有业务创收来弥补所里的收入，以支付人员工资和其他费用，其中一块比较大的业务就来自全省各地的液化气抽样和检测。看准了黄华国脾气好、能吃苦，吴某某经常带着他去全省各地出差，每次都会去外面吃饭、喝酒，由黄华国负责点菜、付钱。
“我们出差很辛苦，伙食补贴自己拿回去就好了，吃饭喝酒的钱就自己虚造点再报呗。”第一次出差回来，当黄华国请示自己垫付的餐费应该怎么报账时，吴某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他当时还是白纸一样的内心里渲染了一笔变相公款吃喝的浓墨重彩。“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事还能这么干。”黄华国的口气里充满不可置信。尽管心里并不认可，但犹豫再三后，拒绝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既然领导说可以，那就可以吧。”
有一就有二。虚增出差人员或虚造出差次数，填好差旅报销单，按正常报销程序“一路绿灯”；或者以采购化学药品名义，找有业务联系的化学试剂公司虚开发票，由该公司收到单位财务货款后再转账到自己的支付宝上，这样的操作屡试不爽。黄华国把自己经手的费用情况都一一记录在一本工作笔记本上，报销一笔勾掉一笔。渐渐地，他对这样的违纪行为习以为常，底线意识逐渐模糊。
办案人员后来查明，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黄华国在“前辈”的“指引”下，多次通过虚增出差次数，虚开、虚报发票等方式套取单位资金，用于冲抵吃喝费用及接待费超支部分，共计7300余元。
“像黄华国一样，一些刚踏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面对领导安排做违纪的事时，往往会因怕被穿小鞋而屈服，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环境是外因，作为独立的个体，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要懂得拒绝，知道把握度。”办案人员谈道。
“只是点小钱，应该不会有人查到”——思想的缺口在一次次“意思意思”中被划开
在洞头质检所的其他同龄人看来，黄华国无疑是幸运的。按照《洞头县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暂行办法》，他可以享受在当地买房安家一次性补助20万元的优惠政策；单位也对他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担任产品质量检验负责人，而且也参与单位仪器设备采购。
“我们单位女孩子比较多，黄华国应该算是顶梁柱了。他本身专业能力过硬，但又不单纯做技术，实际上也做很多管理工作。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对仪器不熟悉，都是他对我们进行培训，平常很多事情都是所长通过他来交代我们做。”一位同事说。
事很多、活很杂，让黄华国有了更多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人员的机会。眼看他手握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和仪器设备采购的话语权，一些别有用心的管理服务对象和供应商们很快围了上来。
2016年底，在为温州某食品公司检测虾皮原料样品过程中，该公司老板叶某某为了尽快获得样品检测结果，送给黄华国若干水产品：“快过年了，送点小礼品给你意思一下。”这是第一次，此时的黄华国心想“这也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应当不碍事的”，稍微推脱一下就收下了。
此后在一次单位仪器设备采购事项结束后，成功获得采购权的上海某公司供应商，偷偷将2000元钱塞给黄华国作为“回报”。第一次拿到这笔钱，黄华国止不住地心慌，不断在心里为自己辩解：“这只是点小钱，厂家又在上海，应该不会有人查到。”在这样的自我催眠下，第二次当对方再给4500元时，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让黄华国的思想缺口更加松懈。然而，这些细微的变化，旁人并不容易察觉。在同事眼里，黄华国还是一贯地勤勉负责。“有一次，所里有设备要更新升级，杭州、上海那边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都是十几万、二十几万，黄华国从技术角度出发，提出来买个配件就可以，最后只花了六七万，而且先给我们试用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跟他买。像这样的情况，你说我们怎么不相信他呢？”原所长吴某某说。
“他属于比较典型的技术型干部，书生气比较重，涉世不深，对社会的阴暗面也了解不多，不知道收了人家的东西以后，其实就被利益捆绑了，对自己身处容易被‘围猎’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警惕。”办案人员分析。
“诱惑摆在面前，还是抗拒不了”——自作聪明将公家钱揣入自己口袋
短短3年多时间，黄华国便被提任为洞头质检所副所长，并当上第八届区政协委员。在事业一片光明的同时，早前一件事埋下的隐患也开始显露。“2014年5月，面对装修新房的资金缺口，我不好意思跟家人开口要钱，就在同事建议下，叫了一个10万元的互助会并担任‘会主’。”黄华国回忆，“没成想，2016年，我有同事因参与社会上的其他‘会’被‘倒会’，经济周转困难交不上会钱，我只得自己帮他们垫付。”就这样，原本不应该存在什么经济困难的黄华国，一下子背上了信用卡上十几万的欠款。
2017年7月，洞头质检所为通过省里的食品资源整合验收，需要采购一批仪器设备，由黄华国全权负责询价、参数设置、标书方案制作等一系列事宜。这是所里第一次大笔的采购——财政总预算398万元左右。
“政府招投标肯定是要货比三家的，但是我当时没有严格的招投标概念，从一开始就向各家公司透漏了这个采购项目的财政预算。”黄华国说，在对比了几家仪器设备代理商后，他对温州某器材有限公司的报价方案较为满意，遂约该公司销售经理林某某面谈。这个林某某，过去一年经常到洞头质检所推销产品，黄华国跟他已相熟。
一个周日上午，林某某如约来到黄华国办公室。会面中，黄华国发现该公司的方案总报价大概是370万元左右。“有没有更好的设备？”黄华国问。林某某摇摇头：“设备没有更好的了，不过价格还可以调整……”他不再说话，只是拿起笔在原来的报价单上添加了几笔金额，所上调的价格一共是28万元，与预算差价刚好一样。黄华国立马明白了，他是在暗示自己可以采取虚增设备仪器报价的方式将差额公款套出来。
“可以这样操作吗？”黄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拒绝。“没关系的，其他单位也有这么做的，否则财政会说你报预算的时候怎么不精确。”林某某告诉黄华国，中标之后，就会把这28万元拿出来给他。听他这么一说，贪欲一下子在黄华国的脑海里发酵，“如果能拿到这笔钱，就可以补了自己经济上的窟窿……”
这一次，黄华国依然选择自我催眠来为自己辩解：“我在单位工作那么卖力、那么负责，既然他可以虚高价格，那这钱就心安理得地拿过来了。”随后，作为业主专家代表，黄华国参与招标现场评分，为林某某公司顺利中标提供帮助。林某某也兑现承诺，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2月，分两次将28万元交给了他。
“人们常把‘老实本分’连在一起说，其实‘老实’和‘本分’并不完全等同，有些人感觉很老实，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诱惑，有些人知道有诱惑、有风险却能坚守纪律，才是真的本分。黄华国的案例提醒我们，一旦失去监督和约束，老实人也会干坏事。”办案人员说。
如今，三年刑期将满，黄华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我自己做的事情，应当受惩罚，没什么好说的，也是个教训。出去以后，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跟孩子讲老爸曾经在什么地方上过班，后来因为什么事情坐牢了，至少会让他们人生路上少犯一些错误吧，不会像我一样稀里糊涂就过来了。”
【采访对话】年轻人要学会说“不”
面对单位的不良风气，年轻干部只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记者与正在监狱服刑的黄华国展开了对话。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
黄华国：第一，上梁不正下梁歪吧。如果第一次报销时，有人说这不行，心里有这根弦，就不会有套取公款的意识。第二，如果对我的权限有所监督可能会好一点。年轻人不可能刚走出校园就知道怎么贪污受贿，我们的教育还不至如此，所以对于年轻干部来说，环境非常重要。
记者：领导叫你违规报销公款吃喝的钱，你表达过对这种行为的不满吗？
黄华国：曾经比较委婉地和他说过，为了几十块钱偷偷摸摸地操作，我感觉很不舒服。比如出差吃饭，一开始我并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我会说我有朋友过来了，就先不跟你们吃了。不过用这样的借口成功的次数很少，每次领导会说等朋友那边结束了再过来嘛，我很无奈。后来我还是妥协了。或许我比较听领导的话，不懂拒绝，一开始就坚决一些，其实是完全可以推掉的，我自己也有问题。
记者：通过虚增设备仪器报价套取28万元公款，你心里是怎样的想法？
黄华国：如果供应商没有提起的话，这个钱我是不会拿的。他说可以虚增价格，我当时就起了贪心。我感觉这笔钱也不是很多，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今后对自己会有多大影响。还有就是追求所谓的心理平衡，自己在单位工作那么卖力，比别人付出多，这个钱拿过来也比较正常。诱惑摆在自己面前，自己没有抗拒。
“阳光”青年的迷途坠落
2018年11月30日晚上7点，一辆白色小轿车飞速驶离河北省南宫市，驾驶室内的年轻男子紧紧抓着方向盘，神情惊慌失措。与此同时，他供职的单位——南宫市水务局正在紧急核对账目。工作人员发现，单位负责的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尚未达到结算日期，资金账户余额竟从近2000万元变成了1元。
逃跑的男子名叫李晓飞，是南宫市水务局财务股工作人员。因沉迷网络赌博，他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挪用、贪污公款共计1921.88万元。2019年12月30日，李晓飞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人生平坦顺利背后的苦闷迷茫
1990年，李晓飞出生在南宫市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从一所民办本科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xx两地工作。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工作之余，他大多无所事事，常常靠喝酒打发时间。远离家乡独自在外，更让他既没有归属感、也没有安全感。2012年，李晓飞通过公开招聘成为南宫市水务局的一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回到了自小成长的环境里，来到了父母身边。他先被分配在办公室，两年后转到防汛抗旱办，2017年又被调到财务股。
谈及过往，李晓飞对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的肯定颇为自豪，对遇到的波折颇不以为然。比如，刚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在单位评上了先进；单位组织的一次演讲比赛上，他讲的某项工作设想，让领导对他刮目相看。不过，再仔细和李晓飞聊下去就会发现，他对事业上要追求什么、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始终没有清晰认识。他期待可以当部门领导，也想到考公务员，由于身份和学历限制等原因，过了几年，他又信心不足。单位党组织想要吸纳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李晓飞却听任父母的“运作”，要在老家村中入党，但此事最终因不合规而不了了之。直到今天，“自己是不是党员，党组织关系在哪里”，李晓飞都不太清楚。
回忆起这些顺与不顺，李晓飞没有表现出后悔或遗憾，相反很是“坦然”——“我的性子是随遇而安，不计较得失的。”他将“不了解”解释为“无所谓”，又将“散漫放任”理解为“随遇而安”，实际上是给迷茫混沌找了个代名词。
对待事业，李晓飞信马由缰，对待生活，他也没有恰当的安排和规划。从事个体经营的父母为李晓飞在南宫市买好了房，相比当地需要背负房贷的年轻人，李晓飞的生活压力要小得多。但工作之余，李晓飞的时间在各式各样浅尝辄止的消遣中虚度。骑车、旅游、买文玩……这些所谓的爱好，对李晓飞来说多是三分钟热度，即使是很熟悉他的朋友，也很难讲清他有什么固定的兴趣爱好。李晓飞曾说自己很爱看书，可不论同事还是家人，脑海中更多留下的是他玩手机的身影。
“事业无追求，生活无压力，导致李晓飞缺乏奋斗的动力，没有明确的精神寄托，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办案人员分析道。在李晓飞心中，既没有干事创业的理想，也没有踏实生活的信念。精神空虚、时间虚掷，不良习气就容易趁虚而入。
正是在2013年，AAA抢红包的热潮裹挟了空闲时间百无聊赖的李晓飞，他和周围朋友一样，在AAA上加了几个“抢红包群”。起初，他只是单纯图个娱乐。渐渐地，红包群不再单纯，一些人开始利用红包群做赌博游戏。李晓飞1元2元地下注，一天输赢在几十元上下。当时有新闻报道过AAA抢红包存在猫腻，一位朋友曾提醒过李晓飞不要沾染，但“蝇头小利”的新鲜和刺激让李晓飞欲罢不能，他认为“我纯粹为了消磨时间，几十块钱不算什么”。
这成为李晓飞赌博噩梦的开始。
【执纪者说】第一次到看守所讯问李晓飞，隔着铁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仪表堂堂，口齿伶俐，思维敏捷。若非知悉其情况，谁也不愿相信这就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李晓飞父母经商多年，他从小过着幸福的生活，成长道路平坦顺利。结婚之后，妻子有固定工作，老人也暂不需照顾，他在下班之后有较充裕的空闲时间，个人条件好、生活压力小。
自诩扛得住事背后的失智癫狂
2015年，AAA红包群变成了“赛车群”，玩家选定一辆虚拟赛车下注。时间有闲、精力旺盛的李晓飞，越发沉迷其中。本来事情已经出现转机——AAA群被封，但李晓飞却没有及时收手，当他看到群主发来的赌博网站链接，还是忍不住点开了。
赌博从来没有赢家。2017年开始在网站上赌博后，李晓飞的下注金额也迅速增加到三五千元，甚至一两万元。越赌输得越多，输得越多就越想再赢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李晓飞承受的压力逐渐增大。家庭存款、朋友借款、银行贷款、信用卡透支……所有来钱的办法，李晓飞统统都试过。到了2018年4月，他的赌债已经达到140多万元，而他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不到3000元。
“其实，如果在欠了10万元赌债的时候，就向家人坦白，后果就不会这么严重了。”这是李晓飞不忍回首的过去，他不想让父母失望，不想让爱人生气，长时间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不想让家人担心只是表面原因，不愿坦白的背后则是赌博给李晓飞造成的错觉和他的盲目自信。一方面，李晓飞沉迷的这款“游戏”能让人连赢几天甚至十几天，他感觉只要坚持玩下去总有一天可以赢回来。另一方面，李晓飞“不愿认怂”，他“想让人感到一些事自己能做好就很厉害，如果失败或犯错了，也不想让人知道不光彩的经历”，这其中也包括赌博这类所谓休闲娱乐的事情。但在赌博的陷阱面前，逞强的结果自然与最初设想大相径庭。
2018年4月，面对朋友一次紧过一次的催债消息，李晓飞盯上了单位的公款。已经在财务股工作近一年的他，早已发现单位财务制度的漏洞。趁着股长不在，副股长请产假在家的机会，李晓飞从单位零余额账户里挪出了20余万元，用于归还朋友的债务。
李晓飞深知，这20余万元只是延缓了偿还债务的时间。朋友的其他借款要还，挪走的公款要补。想做生意，自己没有本金；想借钱，已经无人可借。被挤到绝望角落里的李晓飞，又错把赌博看作了“希望之光”：互联网上丢掉的钱，还是要从互联网上赚回来。
“从不少年轻干部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年轻人往往图一时爽，救一时急，作案手段直接，而且完全不考虑后果，李晓飞就是这样的典型。”办案人员介绍，一些走入歧途的年轻人面对压力不知如何排解，犯了错误不知如何止损，问题越来越严重却仍然不停止不收手。
此后的一笔笔挪用，李晓飞也曾纠结犹豫过，但是赌徒心理支配了他，抱着暂时不会有人发现的侥幸，他一发不可收拾，每一次挪用固定在80万元或100万元。赌得最疯狂的时候，他在赌博网站上一天的充值金额就有400万元，下注赌资则有三四十万元之多。
眼看着单位年度查账的日子越来越近，李晓飞无法填补的窟窿也越来越大。案发之际，他仍然表现出无知幼稚的一面。单位叫他来核对账目时，假称账本放在家中为自己赢得喘息之机的李晓飞，用手机搜到挪用公款罪的最高刑是死刑，当即决定先跑再说。“我后来才知道现行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的最重刑罚是无期徒刑。”这正暴露了他法律知识的缺乏。
出逃20余天后，李晓飞在xx被警方抓捕归案。
【执纪者说】工作稳定，生活安逸，精神需求愈发凸显，加之内向贪玩的性格，李晓飞从AAA上的“带彩”游戏，很快掉入了网络赌博的陷阱，从数额上的小打小闹，到下注越来越大，越输越急于返本。后来即便日日生活在恐慌与悔恨中，他仍然幻想赢回输掉的钱，最终雪球越滚越大，难以为继、铤而走险。
对外勤恳正派背后的讨巧掩饰
在很多人看来，李晓飞一直参与网络赌博，而且还胆敢挪用单位巨额公款，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南宫市水务局同事的印象中，李晓飞聪明勤快、踏实肯干，在单位有着不错的人缘。他经常早早来到单位，打水、擦桌、扫地。其他同事都下班了，他还会多留一会儿，看看是否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有一次南宫市组织防汛演习，临近结束时下起了雨，大部分人都跑开避雨，防汛抗旱办只有两个人冒雨收拾好演习物资，其中一人就是李晓飞。凭借努力上进的劲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李晓飞很快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刚刚工作一年，他就在单位年终考核评比中被评为先进个人。
在朋友眼中，李晓飞爽快又义气，也因此社交面很广。聚餐时，他总爱抢着买单。朋友遇到困难，他会积极出主意，帮忙解决问题。“虽然他不是南宫市里人，但感觉他在当地结交的朋友比我还多。”李晓飞的一位南宫本地朋友说。
家庭生活中的李晓飞寡言少语，但细心体贴，从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父母看中的东西他主动购买，儿子出生后，他也能够帮助妻子照顾孩子，分担一些家务。
然而，在“都挺好”的工作生活之外，真实的自我则被李晓飞深深隐藏起来。“我想获得别人的认可，就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一面，哪怕有些做法不是我真实的想法，或是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李晓飞承认自己的两面性，“说白了，我就是好表现。”
其实，过去的李晓飞一度沉闷内向，并不像现在表现出得这般积极上进。为人处世方式的改变发生在高二转学之后。高中前半段，因为成绩不好、朋友不多，李晓飞曾经陷入抑郁状态，还去看了心理医生，不久后，便转到另一所高中上学。来到新的环境，他一改过往的性格，开始热衷交朋友，这让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也渐渐开始习惯在人前保持这样的形象，进而通过他人的认可和喜爱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青春期的他也曾有叛逆心理，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李晓飞主动表现出听话的样子，这促使他在成人后习惯对家里报喜不报忧，也能够解释为何在欠下巨额赌债后仍坚持对家人闭口不语。
如果说他人眼中的李晓飞是他主动晒在阳光下的一面，缺乏自制力又无法抵挡诱惑的心则躲藏在真实自我的阴影中间。审查调查期间，办案人员发现，从欠下巨额赌债到挪用公款，单位同事和家人朋友都没有察觉出李晓飞的异常。
2019年12月30日，李晓飞在法庭上陈述道：“在高墙内失去自由，很多人都觉得煎熬，我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是一种放松。”他再也不用背负巨额赌债的重压，但也为自己因空虚而放纵、因恶习而犯罪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执纪者说】李晓飞挪用公款案在年轻干部的自身成长和培养教育这两方面，都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如果个人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就不会因精神空虚沉迷恶习，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如果单位能够将财务制度真正落实到位，同时对关键岗位干部的品行与日常爱好予以更多关注考察，既管好“八小时内”，也盯住“八小时外”，李晓飞这样的悲剧就会大大减少。
“这些年，我过分追求与自己收入、身份不相符的高消费，缺乏守护职务廉洁性的警觉……那个曾经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寒窗苦读、又在组织的培养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自己，面对金钱的诱惑毫无免疫力，没有守住底线，最终一步步堕落到职务犯罪的漩涡中。”回看自己的违纪违法历程，曾任上海市金山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金英丽恍然如梦。本是振翅欲飞的年纪，这位“80后”副处级女干部却因贪腐早早折了翅膀。2020年12月，因受贿538万余元，金英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1981年，金英丽出生于吉林省柳河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从小到大，她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和生活几乎不需要父母操心。凭借自己的努力，金英丽先后在两所国内知名大学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2006年作为引进人才，来到金山区工作。她很快在同龄人中崭露头角，工作仅半年便当选金山区政协常委，又相继担任金山区知联会副会长、民族联副会长、青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尤其令人记忆深刻的是2012年，金英丽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获得金山区“十大杰出青年”称号。那时的她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然而，事业发展顺风顺水的背后，金英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悄然出现了偏差。“她从一开始就设定了错误的人生目标。”办案人员一语道出了她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真相。
原来，金英丽本科就读日语专业。课余时间兼职做翻译的过程中，她接触到不少有钱的客户，他们的高档次装扮让金英丽大开眼界。也就是在那时，金英丽对奢侈品产生了巨大的向往，甚至认为“追求品质生活”才是人生意义之所在。事实上，硕士临近毕业时，收入中等的体制内工作并非她的最佳选择，但她听从了男友的建议，决定到上海市郊做一名公务员，“他说他负责努力赚钱，我就在体制内安心工作。”
繁华绚丽的上海给金英丽提供了施展个人能力的工作平台，更让她有机会体验、挑选各式各样的世界名品，实现读书期间没有能力实现的愿望。她很快拥有了中意的名包名表，不少衣服的单价都超过一万元。按照毕业时的打算，金英丽将品质生活的物质保障寄托在另一半身上。遗憾的是，她的婚后生活却不如预期幸福，两人矛盾重重、争吵不断，最终不得不以离婚草草收场。
婚姻的变故彻底改变了金英丽，她产生了不要结婚、不要孩子、及时行乐的想法。她本应与父母聊聊工作后的生活状况，但是由于长时间独立在外，她对父母一直“报喜不报忧”，父母完全不了解女儿的世界，离婚的打击她也没有向父母表露。相反，她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把自我封闭当作自我保护的手段，把奢侈消费当作自我麻痹和自我排解的途径，长期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随着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对金钱的欲望像毒瘤一样在金英丽心中慢慢生长，并在她走上领导岗位、拥有一定权力后暴露无遗，很快给了围猎者可乘之机。
2016年7月，金英丽被提拔为金山卫镇副镇长，上任不久后便在工作中与辖区内的企业老板夏某某相识，一来二去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夏某某不仅主动出资帮助金英丽解决离婚留下的难题，还以买车、支付车牌额度费用等名义给金英丽打款，两年间送给金英丽现金400余万元，以及总价近20万元的名牌手表、首饰、皮包等物品。
夏某某的慷慨大方让金英丽的生活越来越“有品质”，然而这些馈赠并非是无偿的，夏某某许多生意上的事都有求于她。2016年年底，夏某某公司向金山卫镇政府提出申请，按比例返还当年缴纳的税收及压库税收，如果申请通过批准，公司可以获得1000万元左右的国家扶持金，这对夏某某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于是，在明知夏某某公司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情况下，金英丽依然为其极力争取财政扶持。最终此事由于镇长的强烈反对不了了之，这让夏某某对金英丽颇有微词，加上性格原因，两人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相比感情生活的不顺，金英丽的事业发展却越来越顺利。2019年，金英丽出任金山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被安排至市级部门挂职锻炼。随着工作平台的提升，围绕在她身边的商人也越来越多。几年间，企业老板胡某某和钱某某频繁献上各种“厚礼”，从爱马仕皮包到别墅装修费，从给父母安排三甲医院体检到带父母出境旅游购物，金英丽收受好处的金额和范围越来越大。翻开案卷可以发现，起初她主要痴迷于服饰等奢侈品，到后来，追求衣食住行全方位的高档次。旅游时她选定的酒店动辄三四千元一晚，而在市级部门挂职锻炼的一年间，金英丽一直住在五星级酒店，除了第一个月的费用，其余28万余元均由胡某某支付。
“她对奢侈品非常有研究。”办案人员介绍，“品牌包看一眼就知道是哪一年哪一季的新款，老板送的礼物，她不用看发票就能知道大概价格。”昔日金山区的杰出青年渐渐变成了奢侈品的“行家”，在企业老板的“围猎”下一步步沦为金钱的奴隶。
当被问起收受如此多的财物后，内心是否恐慌时，法学专业出身的金英丽竟认为这些都是赠与而不是受贿。她将老板们的“围猎”当成是爱慕和追求，“幼稚地认为对方就是出于喜欢而追求我，给我财物就是爱意的表达”。直到深陷囹圄，金英丽才看清老板们温情背后真正的面目，“他们其实是在感情伪装下对我进行长期政治投资，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权力和发展前景。”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金英丽来到金山区工作十多年，除了一套别墅，她在这个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牵绊。如今离开老家期盼与女儿团聚的年迈父母，只能在这栋空荡荡的别墅里漫长等待，分离的痛苦还在继续。
【编辑的话】人生价值远在攀比享乐之上
一些权威商业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80后”“90后”已成为中国奢侈品购买主力军，奢侈品消费年轻化的现象持续升温。不少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即便知道奢侈品价格远超实际价值，仍愿意一掷千金，享受“痛并快乐”的消费快感。这支消费大军里也不乏年轻干部的身影，个别人甚至沉湎其中，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不惜突破纪法底线，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年轻人追求美好生活本无可非议。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不能偏离正道。像王万里和金英丽这样，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和攀比欲，利用职权变现，通过不正当途径快速获得财物，换来的只是虚假的“高光时刻”。其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有违做人之道，还断送了个人前途，给家庭造成巨大打击，更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一些年轻干部之所以贪图享乐、沉迷虚荣攀比，根本原因是错将人生价值与“大牌”“名品”绑定在一起。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便是修德，而个人之大德就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高档消费只是一个人外在价值的展露，相比之下，精神层面的追求才会伴随并滋养人的一生。如果将人生目标寄托在吃喝玩乐之上，其实只是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加强自我修为还有很大空间。养大德者方可兴大业。在人生的发展道路上，是图一时光鲜亮丽、安于享乐之爽，还是寻一世精神丰裕、提升人生境界，值得每一位年轻干部静心细想。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也是干事创业的先锋队。特别是一些身处重要岗位、承担重要职责的年轻干部，其精神追求和道德水平都应更高，更要将遵纪守法、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尽职尽责等当作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年轻人中起到良好引领示范作用，切实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
成排码放的大牌皮鞋，近万元的皮包皮衣，散乱在餐桌与沙发上的中华烟、茅台酒……这是办案人员在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下营法庭原法官助理王万里的住所内见到的场景，同样被关注到的，还有墙边的旧式包箱暖气和客厅桌椅上的明显磨痕。人们很难将眼前的高档消费品与这间陈旧的出租屋联系到一起，购买它们的花销也远远超出王万里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畴。
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反差背后，是王万里热衷虚荣攀比的心，对奢靡生活的追求，还有他为支付高额开销而伸向法院执行款的黑手。2019年10月10日，这名年轻的法院干警脱下了神圣而庄严的制服，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内心越是自卑越是极力吹嘘——嘴里没有几句实话
2013年，23岁的山东小伙王万里本科毕业，考入了蓟州区人民法院，被分配在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员。爽快健谈的他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比如，他是油田子弟，祖辈和父辈都在胜利油田工作，特别是姥爷，曾担任油田下属某公司的党委书记；再比如，自己曾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成绩优异的弟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读书。有一段时间，名校毕业、家庭条件不错，是周围同事对王万里的大致了解。
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入，同事们渐渐发现，王万里在有关自己的事情上经常言过其实，“嘴里没有几句实话”。他就读的大学是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其实是个三本学校。父母的境况接近下岗职工，弟弟连北京都没去，只在山东读了一所专科学校。王万里在忏悔书里写道，“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一直不好，特别害怕被人瞧不起”，因此，参加工作后的他选择以夸大甚至编造事实的方式，掩盖那些自认为并不光辉的过往。
如果说为自己包装人设只是王万里追慕虚荣的一个方面，展示社交关系则是他自我吹嘘的另一种方式。有位同事清晰地记得，当年一同参加蓟州区法院面试的时候，站在楼道里候考的王万里，热络地和周围考生聊起自己认识蓟州区的“大领导”，其他年轻人因此一度认为他“有来头、很厉害”。到法院工作后，王万里因工作关系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他也经常和人谈起自己和某某单位熟人的交情。“实际上，他根本不认识什么‘大领导’，有些所谓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面之缘。”一些同事回忆称。
虽然认识“大领导”是假，王万里有意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却是真。虚虚实实中，他传递出的个人形象帮助他结交更多的人，而这些利用工作机会拓展的人脉，再进一步成为王万里向朋友和同事吹嘘的资源。“相比于同龄的年轻干部，王万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身上带有过多的社会习气。”蓟州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刚刚参加工作就如此会与人“搞关系、联络感情”，让不少比他大七八岁的同事都感到惊诧。
采访中，王万里对记者谈起自己毕业后找工作的想法：“排在第一位的是公务员，其次是金融企业法务部门，最后是律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公务员后，王万里感到“自己非常了不起”。在他心中，公务员全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而是社会地位的体现，更直接的想法则是要通过权力获得各类社会资源，将职权变现，为己所用。
很快，王万里就找到了“权为己所用”的机会。2015年1月底，他从民事审判庭调任执行局。工作还不满一个月，就在执行款上大动手脚，从一位被执行人公司账户扣划了26万元，转手将其中的24万元据为己有，并为父母购买了一辆帕萨特，当年春节就开回了山东老家。此后，这辆车还出现在蓟州区人民法院的办公区。面对同事怀疑的眼光，王万里继续编造自己家庭条件不错的假象：“这辆车是我父亲的，他开不好，就暂时给我用了。”
消费欲望越强越是手头“缺钱”——烟酒非高档不要、服饰非大牌不买
与同龄同事在工作后攒钱买房、立业成家的人生规划相比，王万里始终没有安顿下来的明确打算，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在本地置办房产。相反，在执行局工作的短短两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包装自己，大量购买名牌衣服、鞋子和包，花去的工资和贪污挪用的公款累计将近60万元。
调任执行局后，头脑灵光的王万里很快掌握了执行案件的操办流程。与民事审判庭的工作不同，在执行局，王万里经常要与案件当事人密切接触。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私下时不时就给他送烟送酒，几乎天天都有饭局等着他。看到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住别墅、开豪车、用奢侈品、吃高档餐，王万里感到自己的外表比较寒酸，融不到老板的圈子里，而眼前灯红酒绿的生活又让他如痴如醉，羡慕不已。这段时间的“大开眼界”促使王万里的消费观念快速发生转变。他认为，“体面的工作当然应该与富裕的生活挂钩。自己有着公务员的好工作，但生活品质却远远不如来巴结奉承的老板。如果穿着打扮高端些，至少外表上与有钱人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可是，老板们一件衣服、一双鞋，就抵得上王万里一个月的工资，心有不甘的他，决定将手伸向案件执行款。
“在当时的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执行干警对案款的处置权，使得案件当事人都围着执行干警转。执行款先给谁、后给谁、给多少、怎么给，甚至给不给，很多时候都是执行干警说了算，这就给了王万里作案空间。”办案人员介绍。
那时，王万里给自己明确了一个“高档的定位”，衣服、鞋子、手表、包都要名牌，烟要抽中华，酒要喝茅台。身边的朋友曾经提醒他，年轻人的收入支撑不起一天一包软中华，他满不在乎地表示自己只是“抽着玩儿”。父母来到王万里租住的房子时，惊讶于儿子有这么多看起来价格不菲的衣服和鞋，他都用“朋友送的”搪塞过去，把父母蒙在鼓里。
奢侈品搭建起的高品质生活，对王万里具有毒品一样的诱惑力，让他耽溺于享乐而无法正视自己现实的经济能力。到后来，吃穿用度上追求高档名品已经演化为他的日常消费习惯。在执行局工作期间，他每个月都要买新衣服，花销维持在三四万元。下班之余，同住的人注意到，王万里经常刷鞋，在客厅里摆成一排，边指边说，“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质量就是好。”
直到被留置，王万里都没有认识到其消费观念的错误，还沉浸在对奢侈品的享受炫耀中。当蓟州区监委工作人员将他带到留置场所，迈过一道门，他特意弯腰在鞋上拍了两下——那是一双始终让他感到“特有面子”的路易威登皮鞋。
贪占次数越多越是泯灭天良——连伤残老人的救命钱也拿
法律专业毕业的王万里，工作第一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还曾凭借突出表现，获得了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天津政法系统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贪污、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行为，他不是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是如何规定的，他“心里像明镜一样”。
但是，王万里对法律却没有一丝敬畏，以为在法院工作就是进了“保险箱”，入职宣誓时“恪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的承诺，也早已被他抛之脑后。作案之初，他就计划好先将钱款挪出来，只要自己使用且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就不会入刑。由于每一次挪用都没有人发现，王万里再没有想过归还的事。在奢侈消费的诱惑下，他从侥幸逐渐到放纵，理所当然地将一笔笔执行款收入囊中。在他心中，法条不但没有变成个人行为的有效约束，懂得裁判标准的他反而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一次又一次试探，最终突破底线。
“执行员知法犯法，利用手中职权贪占执行款，是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表现。”办案人员介绍，“但像王万里这样，不管当事人是朋友，还是瘫痪在床等着用钱的病人，能拿走的钱他都要占，完全无所顾忌，可以说到了道德沦丧的程度。”
2015年，王万里的一位朋友在一起执行案件中成为被执行人。朋友按照法院要求将执行款交给王万里后，希望他尽快出具缴款凭证。王万里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始终没有给他。离开执行局后，王万里为维持高档消费继续四处找钱，想到这起还没有出具缴款凭证的执行案件，便给朋友打电话通知他继续上缴本不存在的几万元执行款。不知个中缘由的朋友虽然充满疑惑，但是因为害怕迟交产生不良记录，又将钱款陆续转给王万里，王万里随后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直到案发后，这位朋友才知道王万里骗了他。
更严重的是对待一位因车祸致残的申请执行人。2015年3月，王万里担任某交通肇事案件的执行干警。当时，被撞的老人已是一级伤残，家庭生活捉襟见肘，正等着肇事一方15万元的赔偿治病救命。王万里曾多次到老人家中，亲眼看到当事人卧床不起的艰难处境。即便如此，他还是将这笔钱用于个人花销，并且坚称被执行人还没有把钱交到法院。谈起这件事情，狱中的王万里一度沉默，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时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想法，就像对待普通案件当事人一样。”
2018年3月，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双方私下达成和解，被申请执行人来到法院，欲将此前缴纳的执行款要回，王万里挪用公款的事情终于暴露了。此后，无论是法院监察室找他谈话，还是留置初期面对办案人员，只要是没有查实的内容，王万里都予以否认，不配合组织的调查。直到一项一项证据摆在面前，他才承认了违法犯罪行为，开始对自己知法犯法的严重错误有所反思。
最终，因贪污公款54万余元、挪用公款55万余元，王万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警示忏悔】
因为自幼家境贫寒，在油田子弟中经常遭人白眼，让人瞧不起，我自小在心里就种下了一颗要过上富人生活的种子。到执行局工作后，我渐渐在周围的“高端朋友圈”里迷失了自我，并在发现相关管理制度的漏洞后，很快动了贪念，抛弃了当事人利益、纪律要求和法官形象，有时还觉得自己很高明，做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我将贪占的执行款肆意挥霍，一发不可收拾地采购各种名衣名包、名烟名酒，甚至频繁奢侈旅游，满身潇洒，满心喜悦。2015年春节，我开着新买的帕萨特回家过年，看着父母那种自豪和满足，觉得自己让父母在别人面前抬起了头。体验到利用职权变现的“曼妙快感”后，享乐代替了务实，虚荣一度膨胀到极致。
就在我暗自庆幸操作手段十分巧妙隐蔽之时，法院领导找我询问几笔执行款的去向，我仍企图避重就轻、瞒天过海。直到被监委留置，我才大梦初醒。我的所作所为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背离了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初衷，更严重损坏了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想想自己临近而立之年，还未成家，却从年轻法官沦落为阶下之囚，还给年迈的父母和即将走出校门的弟弟带来了沉重打击，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