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篇）20XX年12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 录

1. 长三角企联百强企业课题组：

20XX长三角百强、制造业百强、服务业百强企业发展报告 1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26

3. 黑龙江大学文记东：

当前青年党史学习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9

4. 医院党委书记李玉梅：

党建引领人文医院建设实践探索 45

5. 杭州市西溪医院王珏：

党建引领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实践 50

6. 周仁智：

对贵州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和权益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55

7. 王建敏：

高质量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 60

8.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廖梓言：

公立医院立足特色文化打造基层党建品牌的实践探索 65

9. 郭涛：

关于辽宁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分析调查报告 70

10.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姬旭辉：

关于内蒙古乌审旗以党建引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73

11. 柳飞：关于提升基层经办能力服务的几点思考基于江西上饶市德兴、

广丰的调研 83

12. 吉林工商学院张献莹：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86

13.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公司王志：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92

14.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郭雅楠：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5

15. 省委宣传部李世元：

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青海青海基层开展全民阅读工作的调研报告 101

16. 南京银行信息技术部张银川：

南京银行数字化赋能探索与实践 106

17. 哈尔滨师范大学王思祺：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09

18.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努力走出具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114

19. 光明日报调研组：善教乐学“思政课”润心立德育新人 内蒙古大力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117

20.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花木＋电商，铺就富民路 124

21.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沭阳县钱集镇石桥村：和睦乡邻，一起敲开致富门 128

22.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叶邵勇：

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杭州区市县的案例 131

23. 郝光辉：双循环背景下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与思考 以广西柳州市、

桂林市和河池市为例 136

24.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宿迁市洋河新区六里棚村：借势发展，强村富民开新篇 144

25. 经济日报调研组：

太原转型 147

26. 李霞：

唐山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161

27. 中共铁岭市委党校田畅：

铁岭市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169

28.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统筹“新”和“旧”，共筑富强梦 从基层实践看乡村产业振兴 174

29. 青海民族大学虞幸武：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179

30. 襄阳市财政局课题组：

推动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财政对策研究 184

31. 五邑大学政法学院吴志锋：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

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为例 193

32. 安徽开放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太和县金融扶贫实践探索 198

33.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课题组：

新发展格局下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研究 205

34. “都市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组：

新模式、新业态 助推“美丽乡村”转向“美丽经济” 上海乡村产

业融合的实践与经验 212

35. 山东能源集团张艳丽：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218

36. 莱州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张杰：

烟台市县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探索与实践 222

37. 新疆农业大学刘倩汝：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问题与对策 227

38. 沧州师范学院邵晓琳：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企业创新 关于沧州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评价的调研报告 233

39. 光明日报调研组：

与象比邻，共享绿色家园 云南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样本 249

40.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王虹懿：

在基层治理中运用大数据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湖北省荆门市为例 256

41. 董晰：

政府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262

42.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钰灿：

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266

43. 赵智：

重庆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272

20XX长三角百强、制造业百强、服务业百强企业发展报告

长三角企联百强企业课题组

2021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退，国内疫情呈现多点散发，企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长三角三省一市百强企业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各省市党委、政府领导下，克服困难，逆势而上，积极推进企业发展，取得了经营业绩稳步增长、综合实力继续提高的发展成果。本报告根据安徽省企业联合会、安徽省企业家联合会、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江苏省企业联合会、江苏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企业联合会和浙江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20XX 长三角企业100强、20XX长三角制造业企业100强和20XX长三角服务业企业100强

（以下分别简称：长三角百强、制造业百强、服务业百强）的经营业绩，对它们的经营运行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以资有关方面参考。

从整体上看，长三角百强主要经营指标同比（本报告同比除特别标明外， 均按照各百强企业榜上榜企业的2021年年报记录的2021年和2020年经营数据进行比较）都呈现增长态势。

一、长三角百强主要经营指标继续增长

2021年，长三角百强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和员工人数等企业经营指标保持增长，其中，营业收入、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增速较快，资产有所增长，净利润、员工人数增速较缓（详见表1.0）。长三角百强企业入围门槛达到679亿元，比上年的585亿元增加94亿元。

（一）营业收入增长较快经营规模继续扩大

长三角百强202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89498.3亿元，增加28201.5亿元， 增长率17.48％；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1895.0亿元。超千亿元级营收企业66家，比上年增加9家。其中，有6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有60家企业营业收入在1000亿元～50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营业收入低于1000亿元。

营业收入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宝武）9722.6亿元、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

8364．1亿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7798.5 亿元、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集团）7323.4亿元、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5442．9亿元。这5家公司营业收入庞大，

合计达到38651.4亿元，占长三角百强企业的比重达到20.40％，平均增长率达到20.37％，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增长率。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长三角百强平均值的有中国宝武（增长率44.31%）、阿里巴巴（增长率29.83％）、绿地集团（增长率19.43％）。

前20名企业营业收入合计94113.1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49.66％， 增加13695.5亿元，增长率17.03％，略低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其中有9家企业的增长率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有2家企业的增长率较低或负增长。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的企业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增长率63.85%、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荣盛）增长率45.27%、中国宝武增长率44．31%、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控股）增长率31.20%、阿里巴巴（增长率29.83％），这些企业的高增长有力地拉动了长三角百强营业收入的扩大，是长三角百强营业收入较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退，高技术产品受到阻遏，供应链不畅和市场总需求增速放缓，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的条件下，长三角百强2021年取得了营业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全国GDP增速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

（二）净利润略有增长

长三角百强的净利润合计9309.6亿元，增加304.6元，增长率3.38%，盈利水平比上年的0.85%有明显改善，但增速依然偏低。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93.1亿元。96家企业盈利，4家企业亏损，与上年相同。其中有1家企业净利润超过1000 亿元，有21家企业净利润在100亿元～1000亿元之间，有60家企业净利润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净利润低于10亿元。

净利润排名前5家企业是：中远海运1050亿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889.4亿元、阿里巴巴577.8亿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537.7亿元、中国宝武472.0亿元。这5家公司净利润庞大，合计达到3527.3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37.89％，但增长率仅达到0.63％，明显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

前20名企业净利润合计7148.4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76.79％，增加453.0亿元，增长率6.77％，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前20名企业中有16家企业净利润增加，增加额达到1678.8亿元，增长率高达45.86%。其中， 中远海运增长率高达378.90%、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

增长率91.77%、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控股）增长率91.39%、荣盛控股增长率83.60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增长率54.17%，另有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杭州）等7家公司净利润增长率超过10%。这16家企业是拉动长三角百强净利润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净利润两极分化的特点非常明显，净利润的增加额分布在多数企业，减少额集中在少数企业。100家企业中有75家企业净利润增加， 增加额2453.2亿元，25家企业净利润减少，减少额2148.6亿元，前者净利润增加额与后者减少额比较接近；前者净利润增长率51.79％，后者净利润减少率50.34％，正负增长率非常接近。75家企业增加的净利润绝大部分集中在海运、钢铁、银行等行业的特大型公司，其中，中远海运1家企业增加净利润830多亿元；25家企业减少的净利润绝大部分集中在电商、房地产等行业的特大型公司， 其中，阿里巴巴1家企业减少净利润930多亿元。

（三）资产继续保持增长

1. 资产总额

长三角百强2021年的资产总额达到498650.0亿元，增加37441.0亿元，增长率8.12％；平均每家企业资产总额规模达到4986.5亿元。其中，有1家企业超过100000亿元，有9家企业资产总额在10000亿元～100000亿元之间，有43家企业资产总额在1000亿元～100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资产总额低于1000亿元。

资产总额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交通银行116657.6亿元、浦发银行81367.6 亿元、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26532.0亿元、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26188.7亿元、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19461.6亿元。这5家公司资产总额庞大，合计达到270207.5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54.19％，平均增长率达到7.14％，略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

前20 名企业资产总额合计411513.6 亿元， 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82.53％，增加28583.6亿元，平均增长率7.46％，略低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其中有9家企业的增长率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平均增长率达到10.97％，增加额合计达到21663.8亿元，是拉动长三角百强资产总额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所有者权益保持增长

长三角百强2021年的所有者权益达到94265.3亿元，增加8218.1亿元，增长率9.55％；平均每家企业所有者权益规模达到942.7亿元。其中，有25家企业所有者权益在1000亿元～10000亿元之间，有61家企业所有者权益在100亿元～ 10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所有者权益低于100亿元。

所有者权益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交通银行9772.4亿元、阿里巴巴9581.0 亿元、浦发银行6782.2亿元、中国宝武5423.3亿元、中远航运4164.9亿元。这5 家公司所有者权益庞大，合计达到35723.86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37.90％，平均增长率达到9.50％，略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

前20 名企业所有者权益合计65122.0 亿元， 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69.08％，增加5367.4亿元，平均增长率8.98％，略低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其中有9家企业的增长率高于前20名企业的平均增长率。这9家企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5.41％，增加额合计达到4111.4亿元，是拉动长三角百强所有者权益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纳税总额增长较快

长三角百强提供纳税总额数据的有97家，合计为8389.4亿元，增加1257.7 亿元，增长率17.64％。平均每家企业纳税总额83.9亿元。

其中有18家企业纳税总额超100亿元，有61家企业纳税总额在10亿元～100 亿元之间，其余企业纳税总额在10亿元以下。

纳税总额排名前5家企业是：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烟草）、上汽集团、上海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科）、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烟）、中国宝武。这5家公司纳税总额庞大，合计达到3077．6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36.68％，增长率达到23.41％，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前20名企业纳税总额合计6040.5 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72.00％，增加973.4亿元，增长率19.21％，略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

（五）研发费用增长较快

长三角百强中提供研发费用数据的有89家企业，合计达到2993.5亿元，增加598.3亿元，增长率24.98％；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是1.58％。其中， 有6家企业研发费用超过100亿元，有40家企业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前五名企业是：阿里巴巴578.2亿元、中国宝武271.9亿元、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吉利）226.2亿元、上汽集团196.7亿元、美团公司（以下简称：美团）166.8亿元。这5家企业研发费用合计1439.7亿元，增长率达到21.69％，明显低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其中，中国宝武、美团、上汽集团的增长率均超过45％。

前20名企业研发费用合计2370.1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79.18％， 研发费用高度集中在这些大企业中；研发费用增长率达到25.75％，略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平均研发强度4.01％。

（六）员工人数小幅增长

长三角百强的员工人数合计378.8万人，增加11.6万人，增长率3.17％；平均人数3.8万人。其中11家企业员工人数超过10万人，60家企业员工人数在1万人～10万人之间，其余企业员工人数在1万人以下。

员工人数排名前五名企业是：中国宝武20.4万人、上汽集团14.5万人、浙江吉利12.9万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四建）12.6万人、恒力集团12.1万人。这5家公司员工人数合计达到72.5万人，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19.29％，比上年增加1.1万人，增长1.51％，明显低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

前20名企业员工人数合计21.1万人，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56.16％，增加4.9万人，增长率2.40％，低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增长率（详见表1.6）。

（七）资产效率有所上升资产效益有所下降

长三角百强资产效率比上年有所上升，总资产周转率由34.97％上升到38.00％，增长率8.66%；总资产收益率由1.95％下降到1.87％，增长率－4.38％； 净资产收益率由10.47％下降到9.88％，增长率-5.63个百分点。总体上看资产效率有所上升，资产效益有所下降。

资产负债率81.10%，与上年基本持平。由于长三角百强中银行保险业等企业数量较多，占比较高，这些行业具有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比重都较高的特点， 拉高了长三角百强资产负债率。根据以往百强企业数据分析经验判断，这一资产负债率应属正常。

（八）劳动效率和效益增长明显

长三角百强的人均营业收入达到500.21万元，比上年的439.25万元增加60.96万元，增长率达到13.88％；人均净利润达到24.57万元，比上年的24.52 万元增加0.05万元，增长率达到0.21％；人均纳税总额22.15万元，比上年的

0. 万元增加2.72万元，增长率达到14.03%；人均占有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均有上升（详见表1.8）。数据统计结果表示人均占有资产总额有一定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效率（营业收入）和劳动效益（人均利、税）都有所上升。

综合以上经营规模、经济效益和劳动效率数据分析，2021年长三角百强在疫情冲击下，逆势而上，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保持增长，其中有二个显著特点：

一是长三角百强排名位次发生较大变化。营业收入前10名中的中国宝武由上年的第3名跃升为第1名，上汽集团由上年的第1名下滑至第3名，中远海运由上年的第11名跃升至第6名，浙江荣盛由上年的第15名跃升至第8名，绿地集团和浙江吉利各上升2个位次，上海万科上升1个位次，恒力集团、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各下降1个位次，前10名中除阿里巴巴外，其他企业的位次都发生了变化。排名变化如此之大是长三角百强排行榜发布以来的第一次，其中折射了2021 年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行业景气度升降交替和企业经营发展风口变向对企业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是长三角百强营业收入增速较高，净利润增速乏力，资产效益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17％的较快增长，主要原因是黑色冶金行业、互联网服务行业、石化及炼焦（含化纤制造，下同）行业的企业增长迅猛，海运企业也恰逢风口，经营业绩抢眼。但营收增长强劲同时净利润增长乏力的现象明显，净利润仅增加304.6亿元，增长率3.38％，营业收入净利润率较低，资产回报率也有所下降，企业盈利状况苦乐不匀、两极分化现象明显。这一现象说明，长三角百强面对市场环境剧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困难，既表现出部分企业顽强发展的韧劲和抗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反映出部分企业经营也面临着较大的盈利压力。

二、长三角百强地区分布和经营业绩概况

长三角百强上榜的企业按上榜企业数量计，浙江省最多，达到37家，比上年增加1家；上海市次之，达到28家，比上年减少4家；江苏省第三，达到26家， 比上年增加3家；安徽省第四，达到9家，与上年持平。

按地区营业收入计，上海市最高，达到74540.3亿元，浙江省次之，达到61995.7亿元，江苏省第三，达到41040.4亿元，安徽省第四，达到11922.0亿元。按地区营业收入在长三角百强的占比计，上海市最高，达到39.33％，浙江省次之，达到32.72％，江苏省第三，达到21.66％，安徽省第四，达到6.29％（详

见图1），三省一市上榜企业的净利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员工人数等主要经济指标。

1. 安徽省上榜企业概述

长三角百强中安徽省有9家企业上榜，其中国有企业5家，民营企业4家；主要分布在水泥建材、有色金属、汽车制造、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煤炭和煤化工、PC制造、建筑、家电制造等行业。

安徽省上榜企业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1922.0亿元，增长率达到11.05％， 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1324.7亿元；净利润由2020 年的482.6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503.9亿元，增长率达到4.41％；资产总额由2020年的10659.1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11596.6亿元，增长率达到8.80％；纳税总额由2020年的385.7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431.8亿元，增长率达到11.97％； 员工人数由2020年的23.7万人，提高到2021年的24.4万人，增长率达到2.96％。

分行业看，营业收入方面：汽车、建筑、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家电等行业增长率较高。其中，营业收入增长较高的企业有：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控股）营业收入增长率28.05％，增加232.4亿元；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23.33％，增加145亿元；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宝电子）营业收入增长率21.49％，增加275.1亿元； 美的集团芜湖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21.32％，增加155.4亿元；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11.93％，增加120.6亿元。净利润方面有色金属、计算机及办公设备、汽车、建筑等行业增长率较高。其中，净利润增长较高的企业有：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净利润增长率581.20％，增加25.0亿元； 联宝电子净利润增长率125.63 ％， 增加2.7 亿元； 奇瑞控股净利润增长率50.72％，增加3.5亿元；安徽建工、中铁四局净利润增长率也较高，分别达到

26.86％、18.97％。

总体上看，安徽省上榜企业主要经营数据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较低，但净利润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部分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也处于较快增长的态势。上榜企业在经营业绩保持增长的同时，员工人数增幅明显低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2. 江苏省上榜企业概述

长三角百强中江苏省有26家企业上榜，其中，国有企业8家，民营企业18家； 主要分布在石化及炼焦、房地产、建筑、黑色冶金、服装和纺织品等行业。

江苏省上榜企业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41040.4亿元，增长率达到10.42％， 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1578.5亿元；净利润由2020 年的1230.9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1512.0亿元，增加281.1亿元，增长率达到22.83％，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资产总额由2020年的63643.5 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70755.5亿元，增长率达到11.17％；纳税总额由2020年的1237.6亿元，下降至2021年的1210.1亿元，增长率达到-2.22％；员工人数由2020年的101.4万人，下降至2021年的101.1万人，增长率达到-0.34％。

分行业看，石化及炼焦、黑色冶金、房地产、建筑业、商业银行等行业是江苏省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权重较高的行业。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值的企业有8家，其中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增长率82.96%，增加485.2 亿元；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增长率71.09%，增加700.9亿元；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增长率35.95%，增加503.5亿元；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长率31.20%，增加827.4亿元；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增长率29.50%，增加296.1亿元。8家企业增长率较高的企业中有4家是黑色冶金企业，2家是贸易企业。

净利润增加额较高的企业有：江苏沙钢净利润增加115.8亿元，增长率达到91.77％；江苏银行增加47.9亿元，增长率达到30.66%；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集团）增加37.1亿元，增长率达到81.33%；盛虹控股增加33.0亿元，增长率76.78%；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加17.6亿元，增长率20.86%。

总体上看，江苏省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接近四分之一， 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百强的平均值，净利润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企业员工人数负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益均有明显提高（详见表2.2）。

3. 上海市上榜企业概述

长三角百强企业中上海市有28家企业上榜，其中，国有企业20家，民营企业8家；主要分布在银行保险、汽车及零配件制造、房地产、建筑、电商贸易、黑色冶金等行业。

上海市上榜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4540.3亿元，增加11014.3亿元，增长率达到17.37%，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基本持平，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39.34％；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2662.2亿元；净利润由2020年的4315.5亿元， 提高到2021 年的4800.2 亿元， 增长率达到11.23 ％； 资产总额由2020 年的336054.3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358882.2亿元，增长率达到6.79％；纳税总额

由2020年的3718.8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4323.0亿元，增长率达到16.27％；员工人数由2020年的163.4万人，提高到2021年的168.6万人，增长率达到3.19％。

分行业看，银行保险、汽车及零配件制造、房地产、黑色冶金行业是上海市上榜企业中营业收入权重较高的行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也较高。有10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值，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的企业有：中远海运营业收入增长率63.85%，增加2114.7亿元；拼多多营业收入增长率57.92%，增加344.6亿元；美团营业收入增长率56.04%，增加643.3亿元；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50.19%，增加360.4亿元；中国宝武营业收入增长率44.31%，增加2985.2亿元。净利润增加额较高的企业有：中远海运净利润增加831.0亿元，增长率达到378.90%；交通银行净利润增加93.7亿元， 增长率达到11.77%；中国宝武净利润增加84.8亿元，增长率达到21.89％；复星国际净利润增加560.0亿元，增长率达到54.17％；上汽集团净利润增加47.5亿元，增长率达到16.29％。

总体上看，上海市上榜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体量较大，主要经济指标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比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与长三角百强平均值基本持平，净利润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值，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的平均数远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说明上海企业的资产优势比较明显；研发费用增长率也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

4. 浙江省上榜企业概述

长三角百强企业中浙江省有37家上榜企业，其中，国有企业13家，民营企业24家；主要分布在互联网服务、化学纤维、汽车及零配件制造、房地产、建筑、黑色冶金、电器设备等行业。

浙江省上榜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1995.7亿元，增长率达到24.32％，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32.72％；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1675.6亿元；净利润由2020年的2976.0亿元，下降至2021年的2493.5亿元， 增长率达到-16.21％；资产总额由2020年的50852.2亿元，提高到2021年的57415.7亿元，增长率达到13.91％；纳税总额由2020年的1789.5亿元，提高到

2021年的2423.4亿元，增长率达到35.42％；员工人数由2020年的78.7万人，提高到2021年的84.7万人，增长率达到7.70％。

分行业看，电商贸易、石化及炼焦、汽车及零配件制造等行业是浙江省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权重较高的行业，营业收入有所增长。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

高于长三角百强平均值的有25家企业，增长率较高的企业有：浙江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124.12%，增加471.9亿元；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63.59%，增加692.3亿元；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56.18%，增加398.9亿元；荣盛控股营业收入增长率45.27%，增加1397.1亿元；阿里巴巴营业收入增长率29.83%，增加1922.0亿元。

净利润增加额较高的企业有：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净利润增加122.2亿元，增长率达到91.39%；荣盛控股净利润增加108.9亿元，增长率达到83.60％； 网易（杭州）净利润增加46.5亿元，增长率达到37.68%；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净利润增加43.5亿元，增长率达到135.12％；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净利润增加42.6亿元，增长率达到104.99％。

总体上看，浙江省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表现出较好的成长性，但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其中互联网服务公司阿里巴巴净利润减少6成，对浙江上榜企业整体净利润下滑的影响明显。

长三角百强上榜企业分布在28个行业（按照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中国企业500 强行业分类标准），总体上看，反映了长三角经济发展现状，优势行业集中度迅速提高，大企业在行业占比高，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龙头引领作用。有传统优势的黑色冶金、银行、石化及炼焦、汽车及零配件制造、商贸和银行保险、房地产、建筑等依然是长三角百强的主要骨干行业，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开始成为影响长三角百强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

（一）营业收入

长三角百强28个行业按照营业收入分为三个等级，万亿元级（超10000亿元） 行业有8个，千亿元级行业有17个（1000亿元～9999亿元），百亿元级行业（100 亿元～999亿元）有3个。

8个万亿元级行业是长三角百强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这8个行业营业收入达到127614.1亿元，增加18716.9亿元，增长率达到17.19％，与长三角百强增长率基本持平。有3个行业的增长率超过长三角百强，增长率均达到30%以上，其中黑色冶金行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态势，营业收入达到22333.5亿元，增长率达到32.15％；商贸行业营业收入达到17915.9亿元，增长率达到33.99%； 互联网服务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2021年营业收入达到12809.3亿元，增长率达到31.88％。银行保险、房地产、建筑行业增长率保持平稳；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营业收入止跌企稳迹象显现，增长率回升将近10%。

值得关注的是，8个营业收入万亿元级行业的主要经营业绩指标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都较高，其中营业收入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由上年的67.51％略微下降至67.34%，与上年基本持平；净利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员工人数等指标的占比也都超过60％。今后，这8个行业的发展对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的演进发展将会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二）净利润

长三角百强28个行业中有3个行业净利润超过千亿元，100亿元～1000亿元的有9个行业，16个行业低于100亿元（其中有2个行业亏损）。

长三角百强净利润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百强的净利润，这5个行业2021年净利润达到5764.6亿元，减少136.2亿元，增长率达到-2.31％，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增长率。其中，商业银行净利润高居榜首，达到2387.1亿元，增加118.7亿元，增长率5.23％，继续保持中速增长；黑色冶金、水上运输、房地产、互联网服务行业名列第2～5名。

5个行业中有3个行业的增长率超过长三角百强。其中，黑色冶金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2021年实现净利润1122.8亿元，增加365.5亿元，增长率高达48.27％；水上运输行业异军突起，净利润达到1050.3亿元，增加831.0 亿元，增长率达到378.90％；房地产行业净利润减少429.7亿元，增长率达到

-41.19%；互联网服务行业净利润减少1021.8亿元，增长率-63.35%。

前5名行业净利润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较高，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61.92％。

（三）资产总额

长三角百强28个行业中有1个行业资产总额超过10万亿元，10000亿元～ 100000亿元的有6个行业，21个行业低于10000亿元。

长三角百强资产总额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百强的资产总额，这5个行业2021年资产总额达到404220.4亿元，增加29566.1亿元，增长率达到7.89％，略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长率。其中，银行保险资产总额高居榜首，达到296529.6亿元，增加3195.3亿元，增长率7.12％，增长速度有下降趋势；房地产、互联网服务、汽车及零配件制造、黑色冶金行业名列第2～5名（详见表3.3）。

5个行业中有2个行业的增长率超过长三角百强。其中，互联网服务行业保持较高速度增长，2021年资产总额达到23528.6亿元，增长率高达11.46％；黑色冶金行业资产总额达到17807.5亿元，增长率达到11．91 %。有3个行业增速低

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增速，除银行保险行业外，房地产行业资产总额增长率7.12%；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资产总额增速3.45%。

前5名行业资产总额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较高，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81.06％，占比略低于上年。

（四）所有者权益

长三角百强28个行业中有2个行业所有者权益超过10000亿元，1000亿元～ 10000亿元的有16个行业，10个行业低于1000亿元。

长三角百强所有者权益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长三角百强的所有者权益，这5个行业2021年所有者权益达到60243.7亿元，增加5144.8亿元，增长率达到

9.34％，略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增长率。其中，银行保险所有者权益居榜首，达到24762.6亿元，增长率7.98％；互联网服务行业、黑色冶金行业、住宅地产行业、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名列第2～5名。

5个行业中有2个行业的增长率超过长三角百强。其中，黑色冶金行业保持较高速度增长，2021年所有者权益增长率达到15.90％；住宅地产行业所有者权益达到8146.3亿元，增长率达到13.40％；互联网服务、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的增长率分别达到6.01％、8.14％。

5个行业所有者权益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较高，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

63.91％，比上年略有下降。

（五）纳税总额

长三角百强28个行业中有3个行业纳税总额超过1000亿元，100亿元～1000 亿元的有10个行业，15个行业低于100亿元。

长三角百强纳税总额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百强的纳税总额，这5个行业2021年纳税总额达到5313.7亿元，增加730.9亿元，增长率达到15.95％，略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增长率。其中，食品行业纳税总额高居榜首，达到1530.7亿元， 增加316.9亿元，增长率26.11％；住宅地产行业纳税总额达到1249.2亿元，增加121.9亿元，增长率10.82％；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纳税总额达到1205.4亿元，增加120.7亿元，增长率11.12%；黑色冶金行业纳税总额达到712.3亿元， 增加270.0亿元，增长率达到61.04％，石化及炼焦行业纳税总额达到616.1亿元， 减少98.6亿元，增长率达到-13.79。

5 个行业纳税总额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较高， 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

0. ％，比上年略有下降。

（六）研发费用

长三角百强28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研发费用超过100亿元，10亿元～100亿元的有16个行业，6个行业低于10亿元。

长三角百强研发费用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长三角百强的研发费用，这5个行业2021年研发费用达到2322.3亿元，增加466.4亿元，增长率达到25.13％， 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增长率。其中，互联网服务行业研发费用高居榜首，达到975.7 亿元，增加148.8亿元，增长率18.00％；汽车及零配件制造，黑色冶金、建筑工程、电力电气设备制造行业名列第2～5名。

5个行业中有2个行业的增长率超过长三角百强。黑色冶金行业研发费用达到456.7亿元，增加160.4亿元，增长率54.12%；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行业研发费用达到132.1亿元，增加33.3亿元，增长率33.71％。互联网服务、汽车及零配件制造、建筑工程行业研发费用增长率均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

5个行业研发费用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较高，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由上年的77.49％上升至77.58％，提高0.07个百分点。这5个行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强度

（研发费用/营业收入）达到3.40％，比长三角百强高一倍以上。互联网服务行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居长三角百强行业第1名，达到7.62％。

（七）行业增速明显分化

2021年，市场需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刻影响了各个行业发展的轨迹， 行业发展明显分化，有的高速增长，有的下降明显。营业收入方面，黑色冶金、商贸、水上运输、石化及炼焦、互联网服务等行业营业收入增长强劲，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有所上升；银行保险、房地产、建筑工程、汽车及零配件制造等行业营业收入增速放缓，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也有所下降。净利润方面， 水上运输、黑色冶金、石化及炼焦、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贸等行业净利润增长强劲，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互联网服务、房地产、电器制造、能源供应、建材等行业净利润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有所下降。

1. 黑色冶金行业增长强劲

黑色冶金是长三角地区传统的优势行业，经历前几年去产能后长三角百强中的黑色冶金行业坚持转型发展，走发展精品钢材之路，大力发展新型钢材、复合材料，保持了市场优势，近几年进入稳步增长的轨道。2021年，钢材市场价格持续走高，需求增大，黑色冶金行业营业收入增速强劲，达到22333.5亿元

亿元，增加5432.8亿元，增长率高达32.15%，占长三角百强比重提升至11.79％， 提高1.31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净利润也实现了较快增长，达到1122.8 亿元，增加365.5亿元，增长率48.27％，占长三角百强比重提升至12.06％，提高3.65个百分点；

纳税总额快速增长，达到712.3亿元，增长率达到61.04%（详见表3.7.1）。黑色冶金行业强劲的增长，有力拉动了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的提高。20XX年， 钢材市场供求关系有所变化，需求出现疲软态势，部分钢材市场成交价格有所下滑，预计黑色冶金行业的经营业绩增速可能明显下降。

2. 互联网服务行业营收增长利润下降

长三角是互联网服务行业的重镇，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平台在过去的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通道中，随着美团、拼多多的崛起，长三角百强中的互联网服务行业呈现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1年互联网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再创新高，实现营业收入12809.3亿元，增加3096.6亿元，增长率达到31.88％，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提升至6.76％， 提高0.7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净利润却大幅下降，净利润达到591.2 亿元，减少1021.8亿元，增长率-63.35％，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下降至6.35％， 下降11.56个百分点。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阿里巴巴、美团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

3. 石化及炼焦行业营收和利润双双增长

石化及炼焦行业近年来进入一波较快发展阶段，具有优势的长三角百强中的石化及炼焦企业抓住机会顺势而为创造了良好的经营业绩。2021年，石化及炼焦行业营业收入再创新高，达到12874.2亿元，增加1674.0亿元，

增长率达到14.95％，占长三角百强比重提升至6.79％，提高0.85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净利润也实现了较快增长，达到435.8亿元，增加105.5亿元，增长率31.95％，占长三角百强比重提升至4.68％，提高1.01个百分点。

4. 银行保险行业保持中速增长

银行保险行业是长三角百强营业收入占比较高的行业，近年来银行保险行业一直处于中速发展通道中。2021年银行保险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7915.9亿元， 增加892.7亿元，增长率达到5.24％，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下降至9.45％，减少1.10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净利润达到2387.0亿元，增加118.7亿元， 增长率5.23％，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提升至25.64％，提高0.45个百分点。

5. 房地产行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明显放缓

2021年，长三角百强中的房地产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5098.8亿元，增加958.7 亿元，增长率达到6.78％，占长三角百强比重下降至7.97％，下降0.80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净利润明显下降，实现净利润613.3亿元，比上年减少429.7亿元，增长率－41.19％，占长三角百强比重下降至6.59％，下降4.99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呈现出增收不增利的状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在长三角百强中的占比明显下降。

6. 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营收和利润继续下行

2021年，长三角百强中的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3699.8亿元，减少1017.6亿元，增长率达到-6.91％，占长三角百强比重下降至8.06％， 下降1.32个百分点；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净利润下降趋势尚未扭转，实现净利润达到463.7亿元，减少84.8亿元，增长率-15.47％，净利润占长三角百强比重继续下降，占比下降至5.33％，下降1.0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有所增长，但行业整体经营业绩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四、制造业百强经营业绩增长较快

2021年，制造业百强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和员工人数等主要经营指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制造业百强入围门槛达到372.3亿元，比上年的281.5亿元提高90.8亿元。

（一）营业收入增速较快

2021年，制造业百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24222.1亿元，增加19110.0亿元， 增长率18.18％；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1242.2亿元。其中，有37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其余企业营业收入低于1000亿元。

营业收入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中国宝武（9722.6亿元）、上汽集团（7798.5 亿元）、恒力集团（7323.4亿元）、浙江荣盛（4483.2亿元）、浙江吉利（3603.2 亿元）。这5家公司营业收入庞大，合计达到32930.8亿元，增长率达到19.95％， 高于制造业百强的增长率；占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26.51％。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制造业百强的有中国宝武（44.31％）、浙江荣盛（45.27％），其余3家企业上汽集团、恒力集团、浙江吉利增长率低于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

（二）净利润增长较快

2021年，制造业百强净利润总额达到5183.3亿元，增加1096.4亿元，增长率29.63％；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规模达到51.8亿元。其中，净利润超过100亿

元的有13家企业；10亿元～100亿元的有65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97家企业盈利，3家企业亏损。

净利润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中国宝武（472.0亿元）、海螺集团（347.4 亿元）、上汽集团（339.4亿元）、恒力集团（256.7亿元）、青山控股（255.9 亿元）。这5家公司净利润庞大，合计达到1671.4亿元，增长率达到17.50％， 低于制造业百强的增长率；占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32.25％。其中，净利润增长率超过制造业百强的有中国宝武（21.89％）、青山控股（91.39％）；有3家企业低于长三角百强的增长率，其中海螺集团为负增长。

（三）资产总额保持增长

2021年，制造业百强的资产总额达到108220.8亿元，增加9101.9亿元，增长率9.18％；平均每家企业资产总额规模达到1082.2亿元。其中，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元的有1家企业；1000亿元～10000亿元的有25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00亿元。

资产总额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中国宝武（11170.8亿元）、上汽集团（9169.2 亿元）、复星国际（8063.7亿元）、浙江吉利（5182.3亿元）、上海电气（3815.6 亿元）。这5家公司资产总额庞大，合计达到37401.6亿元，增长率达到4.83％， 增长率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占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34.56％。其中， 资产总额增长率超过制造业百强平均值的有中国宝武（10.16％）；其余4家企业的增长率均低于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 其中上汽集团比上年略微下降

（-0.27％）。

（四）纳税总额增长较高

制造业百强2021年的纳税总额达到6131.0亿元，增加1015.4亿元，增长率19.85％；平均每家企业纳税总额规模达到61.3亿元。其中，纳税总额超过100 亿元的有11家企业；10亿元～100亿元的有62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纳税总额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上海烟草、上汽集团、浙江中烟、中国宝武、浙江吉利。这5家公司纳税总额合计达到2943.8亿元，增加585.9亿元，增长率达到24.08％，增长率明显高于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纳税总额占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48.02％。

（五）研发费用增长较快

制造业百强2021年的研发费用达到2036.3亿元（97家企业提供的数据）， 增加459.4亿元，增长率29.13％；平均每家企业研发费用规模达到21.0亿元。

其中，研发费用超过100亿元的有3家企业；10亿元～100亿元的有44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研发费用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中国宝武（271.9亿元）、浙江吉利（226.2 亿元）、上汽集团（196.7亿元），海康威视（82.5亿元），江苏沙钢（77.84 亿元）。这5家公司研发费用庞大，合计达到855.0亿元，增加229.7亿元，增长率达到36.73％，明显高于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研发费用占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41.99％。其中，研发费用增长率超过制造业百强的有中国宝武（53.72％）、上汽集团（46.83%）、海康威视（29.36％）、江苏沙钢（138.28％）。

（六）员工人数保持增长

2021年，制造业百强的员工人数达到250.0万人，增加14.8万人，增长率

6.28％；平均每家企业员工人数规模达到2.5万人。其中，员工人数超过10万人的有5家企业；1万人～10万人的有59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万人。员工人数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

中国宝武（20.4万人）、上汽集团（14.5万人）、浙江吉利（12.9万人）、恒力集团（12.14万人）、光明食品（10.4万人）。这5家公司员工人数庞大， 合计达到70.3万人，减少0.2万人，增长率达到-0.33％，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员工人数占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28.12％。5家企业员工人数增长率均低于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

（七）制造业百强资产效率和效益

制造业百强资产总额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分别达到9.16％、10.67％， 明显低于产出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致使资产效率和效益比上年有所上升。其中资产总额周转率由106.05％上升至114.79％，增长率8.24%； 资产总额收益率由3.89％上升至4.17％，增长率7.32%；所有者权益收益率由10.51％上升至12.05％，增长率14.60％。资产负债率60.23%，略低于上年，这一资产负债率水平比较低，制造业百强总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八）制造业百强劳动效率

制造业百强员工人数增长6.28%，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产出指标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员工人数增长率，带动了劳动效率和劳动效益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人均营业收入达到496.84万元，比上年的446.82万元增加50.02万元，增长率达到11.20％；人均净利润达到20.73万元，比上年的17.37万元增加3.36万元，增长率达到19.33％；人均纳税总额24.52万元，比上年的21.75万元增加2.78万元，

增长率达到12.77%；人均占有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也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这些数据统计结果表示人均占有资产有一定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效率（营业收入）和劳动效益（人均利润）有所上升，人均纳税也明显提高。

五、服务业百强营业收入增加、净利润下降

服务业百强营业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和员工人数等主要经营指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净利润有所下降。服务业百强入围门槛是209.4亿元，比上年的163.5亿元增加45.9亿元。

（一）营业收入增速较快

服务业百强2021年的营业收入达到96130.0亿元，增加14880.3亿元，增长率18.31％；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达到961.3亿元。其中，超过1000亿元的有24家企业；低于1000亿元的有76家企业。

营业收入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阿里巴巴（8364.1亿元）、绿地集团（5442.9 亿元）、中远海运（5426.6亿元）、交通银行（4900.6亿元）、太平洋保险（4221.8 亿元）。这5家公司营业收入庞大，合计达到28540.5亿元，增加5345.4亿元， 增长率达到23.05％，高于服务业百强的增长率；占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29.69％。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服务业百强的有阿里巴巴（29.83％）、绿地集团（19.43%）、中远海运（63.85％）。

（二）净利润明显下降

2021年，服务业百强净利润达到5986.5亿元，减少356.5亿元，增长率－

5.62％；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规模达到59.9亿元。94家企业盈利，6家企业亏损。其中，净利润超过1000亿元的有1家企业；100亿元～1000亿元的有13家企业， 10亿元～100亿元的有33家；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净利润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中远海运（1050.3亿元）、交通银行（889.4 亿元）、阿里巴巴（577.8亿元）、浦发银行（537.7亿元），上海万科（351.9 亿元）。这5家公司净利润庞大，合计达到3407.2亿元，减少277.2亿元，增长率达到-7.52％，低于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净利润占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56.91％。其中，净利润增长率超过服务业百强的有中远海运（378.90%）、交通银行（11.77％）、阿里巴巴、上海万科、浦发银行均为负增长（详见表5.2）。

（三）资产总额保持增长

2021年，服务业百强的资产总额达到448564.5亿元，增加34836.6亿元，增长率8.42％；平均每家企业资产总额规模达到4485.6亿元。其中，资产总额超

过100000亿元的有1家企业；10000亿元～100000亿元的有9家企业；1000亿元～ 10000亿元的有27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00亿元。

资产总额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交通银行（116657.6亿元）、浦发银行

（81367.6亿元）、上海银行（26532.0亿元）、江苏银行（26188.7亿元）、太平洋保险（19461.6亿元）。这5家公司资产总额庞大，合计达到270207.8亿元， 增加18018.8亿元，增长率达到7.14％，低于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资产总额占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60.24％。其中，资产总额增长率超过服务业百强的有交通银行（9.05%）、江苏银行（12.02%）、太平洋保险（9.89％）；增长率低于服务业百强的是浦发银行、上海银行。

（四）纳税总额有所增长

2021年，服务业百强纳税总额达到3286.2亿元（96家企业提供的数据）， 增加459.4亿元，增长率16.25％；平均每家企业纳税总额规模达到34.2亿元。其中，纳税总额超过100亿元的有7家企业；10亿元～100亿元的有40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纳税总额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上海万科（569.9亿元）、绿地集团（289.2 亿元）、交通银行（276.8亿元）、中远海运（192.6亿元）、绿城集团（137.0 亿元）。这5家公司纳税总额达到1465.4亿元，增加264.7亿元，增长率达到22.04％，增长率明显高于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纳税总额占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44.59％。其中，纳税总额增长率超过服务业百强的有上海万科（25.26%）、中远海运（335.79%）、绿城集团（41.33％）；绿地集团、交通银行则是负增长。

（五）研发费用保持增长

服务业百强2021年的研发费用达到1225.3亿元（66家企业提供的数据）， 增加216.7亿元，增长率21.49％；平均每家企业研发费用规模达到18.6亿元。其中，研发费用超过100亿元的有3家企业；10亿元～100亿元的有7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研发费用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阿里巴巴（578.2亿元）、美团（166.8亿元）、网易杭州（140.8亿元）、拼多多（89.9亿元）、中远海运（26.4亿元）。这5家公司研发费用庞大，合计达到1002.0亿元，增加159.0亿元，增长率达到18.86％，略低于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研发费用占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

81.78％。其中，研发费用增长率超过服务业百强的有美团公司（50.09％）、

网易杭州（35.75%）、拼多多（30.49%）、中远海运（62.10%）；阿里巴巴研发费用增长率低于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服务业百强的研发费用高度集中在互联网服务企业，其他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较少。

（六）员工人数保持增长

2021年，服务业百强的员工人数达到176.3万人，增加6.68万人，增长率

3.94％；平均每家企业员工人数规模达到1.76万人。其中，员工人数超过10万人的有4家企业；1万人～10万人的有41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万人。

员工人数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太平洋保险（11.41万人）、中远海运（10.76 万人）、美团公司（10.00万人）、东方航空（9.92万人）、交通银行（9.02万人）。这5家公司员工人数庞大，合计达到51.11万人，增加2.25万人，增长率达到4.62％，略高于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员工人数占服务业百强的比重为28.99％。其中，员工人数增加的仅有美团公司1家，有3家公司员工人数明显减少。

（七）服务业百强资产效率和效益升降不一

服务业百强资产总额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分别达到8.42％、14.07％， 明显低于产出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净利润增长率，致使资产效率明显提高，资产效益明显降低。其中资产总额周转率由19.64提高到21.43％，增长率9.13％；资产总额收益率由1.53％下降到1.33％，增长率－12.95％；所有者权益收益率由9.69％下降到8.37％，增长率-13.66％。资产负债率84.06％，略低于上年。因银行业资产负债率高和资产在百强中的占比较高，比照以往百强企业数据分析判断，这一资产负债率应属正常。

（八）服务业百强劳动效率

服务业百强员工人数增长3.94％，明显低于营业收入、纳税总额等指标增长率，明显高于净利润增长率，致使劳动效率和劳动效益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减。人均营业收入达到545.17万元，比上年的478.93万元增加66.24万元，增长率达到13.85％；人均纳税总额18.64万元，比上年的16．66万元增加1.79万元，增长率达到11.85％；人均占有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均有上升。人均净利润达到33.95万元，比上年的37.39万元减少3.44万元，增长率达到－9.20％；这些数据统计结果表示人均占有资产总额有一定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效率（营业收入）也有所增长，但人均人均利润有所下降。

（九）服务业百强及其营收和净利润的地区分布

服务业百强中，安徽省有8家企业上榜，江苏省有29家企业上榜，上海市有35家企业上榜，浙江省有28家企业上榜。按照营业收入数值由高至低排序为：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详见图4）。按照净利润数值由高至低排序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六、制造业百强与服务业百强比较分析

2021年，制造业百强经营业绩全面增长，其中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纳税总额增长较快；服务业百强营业收入增长较快，但净利润明显下降。总体上看， 制造业百强发展状态明显好于服务业百强。

（一）主要经营指标的比较

营业收入方面，服务业百强总量指标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77.39％，服务业百强增量指标也低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77.87％， 服务业百强的增长率指标与制造业百强基本持平。

净利润方面，服务业百强总量指标明显高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115.50％，与去年相比，制造业百强在净利润总量上与服务业百强的差距大幅收窄。服务业百强净利润增量指标是负增长，制造业百强净利润增幅较大，增长率绝对值相差32.45个百分点。

资产总额方面，服务业百强总量指标明显高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414.49％，服务业百强增量指标也明显高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382.74％，服务业百强的增长率指标略低于制造业百强，比制造业百强低0.76 个百分点。服务业百强和制造业百强资产构成的特点和长三角经济中服务业比重还将继续上升的趋势决定了两者在资产总量上的落差将继续拉大。

纳税总额方面，服务业百强总量指标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53.60％，服务业百强增量指标也也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45.25％，服务业百强的增长率指标略低于制造业百强，比制造业百强低3.60个百分点。服务业百强与制造业百强资两者在纳税总额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员工人数方面，服务业百强总量指标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是制造业百强的70.53％，服务业百强增量指标和增长率指标都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长三角服务业百强员工人数与超制造业百强差距进一步拉大。

总体上看，制造业百强在营业收入总量、员工人数和纳税总额规模方面高于服务业百强；服务业百强在净利润总量和资产总额总量方面高于制造业百强， 但净利润的规模差距有所缩小。

（二）资产效率和效益比较

制造业百强资产总额周转率（总营收/资产总额）为114.79％，比上年上升8.74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为12.05%，比上年上升1.53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收益率（净利润/ 资产总额）分别上升0.28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服务业百强资产总额周转率为21.43%，比上年上升1.79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8.37%，比上年下降1.32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总额收益率均有所下降（详见表6.2）。综合以上情况，在资产效率和效益方面，制造业百强明显高于服务业百强。

（三）用工效率、效益比较

制造业百强人均营业收入为496.84万元，增长率11.20%；人均净利润为20.73万元，增长率19.33%；人均纳税总额24.52万元，增长率12.77％。

服务业百强人均营业收入为545.17万元，增长率13.83%；人均净利润为33.95万元，增长率－9.20%；人均纳税总额18.64万元，增长率11.85％。

服务业百强在人均营业收入增长率方面略高于制造业百强，但在人均净利润增长率和人均纳税总额增长率方面明显低于制造业百强。

七、长三角龙头企业发展

2021年，长三角百强集聚了长三角地区一大批具有雄厚经营实力的企业， 他们的发展引领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中国宝武、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中远海运在2021年的经营表现对长三角百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业绩和提示未来的意义。

（一）中国宝武经营业绩大幅提升，站上长三角百强的首席位置

钢铁行业经过前些年的去产能，市场份额进一步向经营管理基础好、技术装备水平高、产品获利能力强的大型公司集中。中国宝武经过合并武钢公司、马钢公司后企业经营实力大幅提升，成为具有世界一流的制造能力和服务能力的钢铁供应商。

2021年，钢材价格波动较大，总体向上，中国宝武抓住市场机遇，动态开展购销策略和生产组织适应性调整，努力提升经营效率，深化降本增效，全年经营业绩大幅提高。营业收入创新高，达到9722.6亿元，增加2985.2亿元，增长率44.31％，长三角百强排名由此从上年的第4名跃升至第1名；净利润472.0 亿元，增加84.8亿元，增长率达到21.89％；纳税总额443.5亿元，增加195.2亿

元，增长率78.61％。

产出指标全面提升的同时，单位资产效率和效益也同步提升，总资产周转率提高31％，净资产收益率提高8.17％。

中国宝武经营业绩大幅提高对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营业收入百强占比由上年的4.18％提高到5.13％，增加0.95个百分点；净利润百强占比由上年的4.30％提高到5.07，增加0.77个百分点；纳税总额百强占比由上年的3.48％提高到5.29％，增长1.80个百分点，中国宝武对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宝武之所以取得如此靓丽的经营业绩，也与2021年钢材市场价格走高有关。20XX年钢材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钢材价格由高点回落，中国宝武和其他黑色冶金企业一样，面临着经营业绩提升的压力。

（二）电商龙头阿里巴巴营收高速增长，净利大幅回落

阿里巴巴是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集团公司，近年来阿里巴巴经营业绩大幅增长，成为拉动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增长的重要企业之一。2021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增收不增利。庞大的营业收入增加额和净利润减少额，对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1年，阿里巴巴实现营业收入8364.1亿元，增加1922.0亿元，增长率

29.83％；净利润577.8亿元，减少935.0亿元，增长率－61.81％。这二项指标在长三角百强的占比均有一定幅度的变动，营业收入百强占比由上年的3.99％ 提高到4.41％，增加0.42个百分点；净利润百强占比由上年的16.80％下降至6．21％，下降10.59个百分点。阿里巴巴经营业绩的波动对长三角百强的经营业绩有较大的牵动作用，2021年净利润减少值达到长三角百强净利润的10％左右。

（三）恒力集团营收净利稳步增长

恒力集团是石化至纺织的全产业链企业，近年来，恒力集团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呈现大幅增长，2021年，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323.4亿元，增加370.1亿元，增长率5.32％；净利润256.7亿元，增加16.3亿元，增长率6.79％；纳税总额212.5亿元，减少150.6 亿元，增长率－41.48％，（详见表7.3）；营业收入百强占比由上年的4.31％ 下降至3.86％，减少0.45个百分点；净利润百强占比由上年的2.67％上升至

0. ％，上升0.09个百分点。

恒力集团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本轮石化及炼焦化纤一体化类企业集群中较早进入高速发展周期的企业，它的经营业绩曲线对于石化与炼焦行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中远海运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迅猛走高

2021年，在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运输需求增长、运力供给有限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物流供应链持续受到港口拥堵、集装箱短缺、内陆运输迟滞等复杂局面的挑战和冲击，集装箱运输供求关系持续紧张，运价上升明显。

中远海运迅速适应市场变化，优化全球网络布局，增加有效运能，货运量、经营业绩均创历史新高。营业收入达到5426.6亿元，增加2114.7亿元，增长率达到63.85％；净利润达到1050.3亿元，增加831.0亿元，增长率378.90％；纳税总额192．6亿元，增加148.4亿元，增长率335.79％（详见表7.4）；营业收入百强占比由上年的2.05％上升至2.86％，增加0.81百分点；净利润百强占比由上年的2.44％上升至11.28％，上升8.85个百分点。

中远海运抓住机遇风口，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迅速走高，对长三角经营业绩的提升，尤其是净利润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在通胀压力加大、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下，市场需求出现一定下滑，海运市场运价有所走低，中远海运继续提升经营业绩的压力明显增大。

八、长三角百强发展特征

一是百强整体经营规模继续扩大，龙头企业拉动作用突出

2021年长三角百强经营规模继续扩大，经营业绩再创历史新高，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全国GDP增长速度，营业收入达到189498.3亿元，增长率17.48％，净利润达到9309.6亿元，增长率3.38％，纳税总额2993.5亿元，增长率17.64％；其他指标也有所增长。长三角百强在疫情久久未去、境外供应链受阻、内外市场剧变等多重困难因素叠加的情况下，能取得稳步增长的经营业绩， 确实难能可贵，其中龙头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营业收入方面，中国宝武、中远海运、阿里巴巴、浙江荣盛等4家企业均贡献了1000亿元以上的增加额，合计增加额超过8000亿元，有力拉动了长三角百强创出了营业收入的新高；在净利润方面，中远海运、青山控股、江苏沙钢、浙江荣盛等6家（含2家扭亏为盈） 企业均贡献了100亿元以上的增加额，合计增加额达到1400多亿元，对冲抵其他企业净利润减少，支撑长三角百强净利润保持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行业经营业绩升降差异明显，市场变化对经营业绩影响力更加明显

经过长期的发育发展，长三角主要行业的产能已经成长的足够庞大，经营业绩不仅需要产能的释放，更取决于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大小对经营业绩表现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2021年，国内外市场风云变幻，市场变化节奏速率明显加快，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对行业和企业经营业绩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推动作用或抑制作用，致使长三角百强的行业经营业绩增速分化比前几年更加明显。黑色冶金、石化及炼焦、海运等强周期行业表现良好，经营业绩创出新高；互联网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强劲增长的同时也表现出净利润增长不稳定，既有增收不增利的，也有增收增利的，行业则表现为营业收入上行、净利润下滑的特征； 银行保险行业市场份额瓜分基本稳定，进入企业成熟阶段，经营业绩保持中速增长的常态；汽车及零配件行业虽然已显现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止跌回稳的迹象，但重新进入稳步上升通道，还有待于新能源车的放量和先进技术的应用； 房地产市场调整迹象明显，行业营业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净利润明显减少；旅游航空在低位盘整。从经济发展大势看市场作用的增强将会继续促进长三角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新兴产业和市场需求大的行业增速将加快，成熟行业增速将趋向平稳发展。

三是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已成为长三角百强发展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从经营业绩看，2021年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的增长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的龙头行业和龙头企业的出色表现才得以拉动整体业绩的增长，而这些行业和龙头企业大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其中的黑色冶金、水上运输、石化及炼焦等企业有的可能已经处于短期峰值阶段，恐难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平，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的增长需要新兴产业的高增长来接力。从上榜企业看，长三角百强中新兴产业公司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服务、电脑通讯终端、医药等行业，总体上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其中，除互联网服务行业的经营业绩的提升对长三角百强有较大影响外，其他新兴产业公司规模偏小，上榜企业数量也较少，对长三角百强经营业绩的提升贡献也较小。目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电脑通讯终端、医药等新兴产业公司数量众多，有的已形成一定规模，推动这些新兴产业公司加快发展，培育成新兴产业大企业，构建起长三角新型支柱产业体系将是今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主题。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放管服”改革取得新突破，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新进展，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取得新成效。

一、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举措

“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是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统筹应对复杂局面的关键举措，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认识其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

（一）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就是要坚定深化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历史逻辑的延续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弊端，“放开搞活”各类市场主体，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改革开放的主要脉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搞活国有企业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到推行经济责任制、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再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核心目的就是要给国有企业松绑，使其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基于扩大社会就业需要，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个体工商户快速成长，给人们带来了财富，给社会带来了活力。党中央因势利导，突破法律障碍、去除制度束缚、拓展发展空间，民营经济活力快速释放，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利用和发展外资企业方面，同样也经历了思想转变、制度松绑、政策调整的过程。正是由于持续推进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 不断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市场主体数量增加、活力增强，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极大发展。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我们国家没有搞“大水漫灌” “强刺激”，而是继续深化“放开搞活”的成功做法，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先

手棋”，大力实施简政放权，推进“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和壮大更多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

“放管服”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之举，核心要义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持续深化对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认识，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不断理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事务干预较多、企业和群众创新创业门槛多、手续繁、成本高等问题，我国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抓手，坚持职权法定，全面推行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各级政府建立起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一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规范和制约，从源头上防止政府“有形之手”乱伸。围绕高标准市场建设要求，各地各部门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全面建立并不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之举。政府部门从以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为宏观管理、监督管理为主，就是要不断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革自己的命，把更多权力放给市场、企业和基层。“放”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放管结合”，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只有管得好，才能放出活。十年来，各地各部门大幅压减行政审批事项，不断将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中解放出来，转向全周期、全链条监管，真正实现了从“严进宽管”到“宽进严管”的重大转变。各地各部门改革监管体系，创新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信用监管等新型监管机制，增强监管精准性、公平性，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把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在市场主体大幅增长的情形下，依然做到了“放而不乱、管而有序”。各地各部门大力优化政府服务，推动政府服务意识转变， 创新服务方式，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事实表明，“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就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是有效解决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问题的崭新实践。

（二）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就是要紧紧围绕市场主体去繁简苛，积

极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不断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力量载体，是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亿万市场主体的磅礴力量汇聚成了中国经济的澎湃“大海”。市场主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商品和服务的主要供需方，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基础，有了众多市场主体，再辅以相应的制度环境，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力量才能得以迸发。市场主体是经济的根、就业的魂，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进而保障14多亿人的安居乐业。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蕴藏在市场主体中的生产、管理、服务、创新和技术能力，是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资源。总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去除一切不利于市场主体“生”和“活” 的障碍，调动一切有利于市场主体“增”和“长”的积极因素，把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核心要义在于去繁简苛。行政审批事项多、审批效率低曾经是一个突出问题，严重束缚了市场活力，必须大行“简约”之道， 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政府的简就是市场的活，政府的放就是企业的创。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简政放权作为突破口，力除繁苛之弊，大兴便民之举。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压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已削减50%多，非行政审批事项退出历史舞台。对兴办企业， 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从“先证后照”到“先照后证”，再到“证照分离” “照后减证”“多证合一”，企业开办时间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让企业早设立早经营。对投资审批，积极开展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统一审批流程、统一信息平台、统一监管方式，创新实施备案制、承诺制、容缺制等方法，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基本消除了“万里审批图”。对生产经营，大幅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不断简化企业生产经营条件，实施工业产品准入制度改革，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近90%。这些重大改革举措， 松了绑、解了绊，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了宽松便捷的环境。

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根本方法在于“放水养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市场主体面临税费负担重、经营成本高、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去繁简苛让市场主体“生”得便利，降低了制度性成本，但要让市场主体活得好、活得轻松， 还要为市场主体减负赋能。十年来，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改革，大幅下调制造业增值税率，普惠性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开展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不断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这些重大政策有力降低了市场主体税费负担，2016~2021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8.7万亿元（分年度分别为9348亿元、7655亿元、9952亿元、2.36万亿元、超过2.5万亿元、1.1万亿元），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从18.1%下降到15.1%。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整治各种收费乱象，2013年以来累计取消、停征、减免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1000多项。积极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金融活水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余额的比重从2012年底的18.1%上升到2021年底的25.9%。特别是面对世所罕见的疫情冲击，及时运用“放管服”改革思路和办法，紧扣市场主体需求，精准实施一系列财政资金直达、货币政策直达、阶段性减税减费减租等纾困政策，助力市场主体抗冲击、过难关。通过“放水养鱼”“根上施肥”，用成本的“降”换来了市场的“活”， 市场主体活跃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

（三）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就是要以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环境为目的，持之以恒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面临的体制性、制度性安排，其优劣直接影响到各类要素的聚散、主体数量的增减、发展动力的强弱。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关键就是要优化营商环境，“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通过简政放权，打破条条框框，搞活市场，同时强化“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高效运行。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哪个地方“放管服”改革推进得越深入，营商环境就越好，市场主体就长得越快、越有生机，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就越快。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各地打造制度高地、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行动。

着力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市场化就是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破除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出来。市场化是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在放宽市场准入上，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各种隐性壁垒，准入事项逐年减少，实现清单之外“非禁即入”。在培育市场体系上， 不断夯实基础性制度，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更加畅通。在规范市场秩序上，持续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化全链条

全周期监管，坚决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一个稳定透明公平的制度环境，可以增强市场主体预期，激发投资兴业积极性。在法规体系建设上， 通过总结各地区各部门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经验，国务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等法规，各地各部门“立改废释”工作及时跟进， 累计修订废止不符合规定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1000多份，用法治化办法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从制度层面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障。在保护市场主体权益上，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纠正一批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持续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坚决纠正“新官不理旧账”等现象，减少企业烦心事。在规范执法上，各地各部门创新执法机制和手段，对轻微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督查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突出问题，让市场主体一心一意谋发展。

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全球营商环境是彼此竞争的，哪里营商环境好， 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就更具优势、更有吸引力。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必须不断拓展开放领域、提升开放水平，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在国际规则对接上， 签署实施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等方面实行更高标准规则；并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制度型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在外资管理和服务上，推动出台了

《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进入开放领域，让我国长期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在优化外贸环境上，突出发挥自贸区、自贸港创新示范作用，将制度创新复制推广到更大范围，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不断推动降低外贸企业营商成本，塑造国际化发展新优势。

（四）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就是要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出发， 建设服务型政府，增进人民福祉

“放管服”改革是履行政府职责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广大群众过上好日子，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谋幸福，把发展的硬道理更多体现

在增进人民福祉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各地各部门直面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急难愁盼”问题，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增强履职本领、提升服务水平，俯下身子、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可以说，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检验“放管服”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

不断拓宽就业渠道，让群众端稳就业“饭碗”。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千家万户。十年来，我国始终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政策的优先位置，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通过“放管服”改革扩大市场主体规模，为人民群众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挖掘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潜力，着力创造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其才。着力降低就业门槛，大幅削减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和认定，已取消80多项，涉及185个职业，编制形成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积极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为农民工、大学生提供更加精准的公共就业服务，创新实施贫困人口就业帮扶政策，到20XX年3月底，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达到3135万人。大力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劳动用工、就业服务、权益保障等制度创新，为灵活就业群体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让灵活用工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面对疫情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助企纾困与激发活力并举，加大稳岗力度，通过保住和催生更多市场主体来保就业稳就业。

不断增加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充裕的公共产品、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存在不少短板，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尽合理，效率有待提升。“放管服”改革就是要把更多行政资源从干预市场运行，转移到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上，解民忧、纾民困。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积极推动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在线教育、数字医疗健康等新模式，让群众享受更多更优质公共服务。通过简化社保参保、转移接续等手续，扩大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覆盖面，将基本民生保障政策及时覆盖所有困难群众，社会保障“安全网” 更加结实紧密。持续推进水电气热等公用服务领域改革，引入竞争、强化监管， 规范报装办事流程，让服务更便捷更透明。在交通、养老、医疗等领域，各地各部门积极引入市场力量，丰富和扩大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扎实为群众办实事。政府办事效率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过去门难进、脸难看、耗时长，人民群众不胜其烦。十年来， 我国把群众的痛点难点作为改进服务的重点，梳理和再造政务服务流程，加快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推进政务事项集中进大厅，实行人民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最多跑一次。坚持不懈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 着力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使更多事项“掌上办、码上办、一网通办”，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打烊、服务不断档，网上可办率超过90%，电子政务在线服务已经进入全球领先行列。各地各部门特别推进异地办理，基本养老、医疗报销等近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了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积极引入一次告知、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等新机制，全面实施“好差评”制度，真正把市场主体和群众的“关键小事”当作政府的“头等大事”，让依规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从有关调查看，各地区总体好评率都达到了90%以上。

二、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基本经验

紧紧围绕市场主体去繁简苛、“放水养鱼”，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各类市场主体快速壮大，并促进了就业增加、税基扩大、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循环畅通，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市场主体数量不断扩大、构成不断优化、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这是“放管服”改革最直接的成效。到20XX年6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6亿户，是2012年底5494.9万户的2.9倍，年均增长超过12.0%。市场主体构成不断优化，2021年“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设企业383.8万户，同比增长15.8%，占新设企业总量的42.5%；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6.1万户，同比增长23.3%。市场主体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截至20XX年6月底， 我国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32.5万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超过210万件，十年间国内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增长了9.5倍，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较2012年提高了22.8个百分点。

增强了就业吸纳能力，为稳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 成为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的重要保障。“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564万人，超额完成5000万人的目标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2%以下的较低水平。如果不是年均新增千万级别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实现年均全国新增城镇就业1300多万人以上。新设市场主体就业吸纳能力强、效率高，“十

三五”时期全国新设涉税市场主体2020年末在岗从业人员接近2亿人，是同期全国涉税市场主体就业总人数的58%，既为新增就业人员提供了大量岗位，又为既有就业人员腾挪提供了较大空间。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丰富的就业模式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特别是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迅速成长，成为新的重要就业渠道。涵养了税源、扩大了税基，增强了政府财力和改革的可持续性。推行“营改增”之初， 有人担心对财政收入的减收影响太大，甚至估计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减税前的水平。实际结果是，市场主体“投桃报李”，3年内新增的税收就超过了减税降费的总额。2021年底，全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达1238.1万户，相比2016年初翻了一番。“十三五”时期，年纳税3亿元以上的重点税源企业增长了38%，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累计缴纳税收7.8万亿元，超过同期减税降费总额（7.6万亿元）， 相当于总税收增量的42%。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由2012年的65.0%上升到2021年的76.3%，财力增长后劲更加充足。简政放权以简促效，培育和壮大了市场主体，为减税让利提供了支撑，反过来，减税让利培本固基， 涵养了税源、扩大了税基，为进一步简政放权提供了动力，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推动“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

优化了产业结构、畅通了经济循环，推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市场主体是优化产业结构、畅通经济循环的微观基础。从行业结构看，制造业当年新设企业数量占全部行业的比例，从2016年的4.6%提高到2021年的6.3%，特别是医药、机械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增长更快。从创新发展看，2021年“三新”经济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两成，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32.6万家，是2012年的7倍多。不断发展壮大的市场主体，极大地丰富了产业链“毛细血管”和市场“神经末梢”，提供了海量、优质的新产品新服务，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循环畅通，提高了国民经济整体效能。

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创造了巨大政策空间和有利条件。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处于世界前列，2012~2021年平均增速达到6.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新冠疫情集中爆发的2020年，我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其中，新增加的1亿多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增量，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坚强支撑。我国经济整体实力也随之大幅提升，2021年我国GDP占全球份额达17.4%，较2012年提高了6.1个百

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十年间翻了一番。1.6亿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大力量，只要充分调动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可以从容应对各种挑战。

“放管服”改革之所以能够为抗击疫情冲击、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扎实做好“六稳六保”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取得超出预期的重大成效，主要有6个方面经验：

一是力行简政之道。坚持“大道至简，简政易从”，以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线，聚焦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所需所盼，去繁简苛、“放水养鱼”，厚植发展土壤，充分激发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蓬勃力量。

二是坚持法治引领，着力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法治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我国始终把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制度体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目标。坚持依法行政理念，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法规体系建设，颁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基础性法律法规。及时跟进“立改废释” 工作，省级层面清理地方规范、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超千件。持续做好相关领域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全面清理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条款。

三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围绕激发市场活力精准施策，构建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体系，主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积极对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以评促改、以评促优，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四是突出改革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十年来，“放管服”一体推进， 通过“简”和“放”，腾出更多力量转移到全周期全链条监管上来，转移到提供公平可及、便捷高效的服务上来，让市场活而不乱、竞争有序、充满生机。

五是抓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企业获得感检验放管服改革成效。把企业和群众的痛点难点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点，梳理和再造政务服务流程，加快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推进政务事项集中进大厅，实行人民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最多跑一次，坚持不懈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

六是创新引领、以点带面，将优化营商环境好做法推广开来。党中央支持各地各部门先行先试、敢于创新，通过自贸区试点、自贸港试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等举措，探索出好做法好经验，再复制推广到全国，既有利于相互学习， 更有利于调动地方创新的积极性，形成由点到面、竞相改革的良好局面。

从根本上讲，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取得重大成效，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的结果。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天下为公”“放开搞活”“大道至简”，锲而不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市场主体空前壮大，市场机制更加有效，经济发展韧性与内生动力显著增强，走出了一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子。

三、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建议

“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加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更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添动力。

（一）力行简政之道，释放更大活力、更大创造力

纵深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除烦苛才能轻装前行。对冲经济急剧下行压力，要善用政府权力的“减”来赢取市场主体活力的“加”乃至“乘”。要立足规则公平、制度清晰，重点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规范化，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更大程度利企便民。要深化投资建设领域审批制度改革， 扩大告知承诺制、容缺制应用范围，规范能评、环评、安评等服务，提高审批效率，为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创造条件。继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抓好“一业一证”改革，全面推广“一件事一次办”“承诺制”等有效做法，破解办证多、办证难问题，推行简易注销程序，继续健全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破除隐性壁垒，推进公平准入。要建立破除隐性准入壁垒的工作机制，收集市场主体投诉反馈，扩大隐性壁垒排查范围，分类分项设立台账，破除行政审批流程以外的各类隐性准入壁垒。及时清理与负面清单不一致的法规制度及审批文件，重塑管理流程，让备案名副其实；清理先入库后招标等做法，建立以业绩、信用和履约能力为核心的投标人资格审查制度。真正实现清单之外无清单、清单之外无壁垒。

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要持续加大公平竞争审查落实力度，凡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有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均要纳入公平竞争审查范围。在严格落实“谁

制定、谁审查”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优化审查方式，丰富审查工具和方法， 提升审查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推行公平竞争审查的第三方评估，客观和充分地评估政策措施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除、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的抽查考核制度，督促制度落实。

（二）锲而不舍，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负担。受上游成本抬升、应收账款增加、疫情灾情影响等多方面影响，当前稳市场主体压力较大，一定要多措并举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要切实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的保供稳价工作，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打击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运用市场化手段，使用电、用网、公路货运、港口及平台收费等各种经营性收费趋于合理。加强水、电、气、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市政公用服务价格监管，坚决制止强制捆绑搭售等行为， 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服务和收费项目一律实行清单管理。加强口岸、货场、专用线等货运领域收费监管，推动降低各种物流服务收费。

加大涉企收费清理力度。对违规涉企收费专项整治，进一步清理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决不能让不合理收费抵消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要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坚决防止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执法等行为。动态调整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全面梳理各类检验检测、评审评价等中介机构收费项目，规范收费标准。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既与中小微企业特性有关，也与金融部门能力有关。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 降低融资综合成本。积极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增加支农支小贷款。稳步推进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创新，开放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数据， 用好大数据为中小微企业增信，如“银税互动”等，提升金融部门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提升政策性工具的效能，重点是优化政策性融资担保，对政策性担保基金制定更加合理的国资考核机制，让政策性担保回归本位，敢于分担商业风险，而无需担心后顾之忧，更好发挥政策杠杆撬动商业贷款的作用。

（三）秉持公正监管，促进市场主体优胜劣汰

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坚持“放”“管”并行，以有效监管促进更好发展。要健全审管衔接机制，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要同步落实监管责任和措施。针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金融等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的领域，加

强常态化监管，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要提升精准监管和综合监管能力， 尤其是要提高信用监管水平，扎实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工作。针对企业信用违约事件增多问题，要加大信用服务力度，审慎认定失信行为，减少疫情对企业信用状况的影响。

完善新经济监管。要顺应“三新经济”创新发展规律，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并重，构建一套符合创新需要、分门别类、宽松适度、动态迭代的新经济监管制度。在坚持守住底线基础上，不能管死，也不能放任。对成熟业态，要借鉴国外和地方经验，滚动修订完善准入制度，及时堵住漏洞；对新萌发的业态，要加强监测、客观看待，实事求是解决。要督促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依法合规经营，不断完善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增强规范性。全面依法保护各类产权，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完善行政裁量权规范要求，严格按违法行为危害性和轻重情节分档分级裁量，对轻微违法行为，善于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手段。对严重违法违纪、影响恶劣的市场主体，坚决清出市场， 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杜绝“逐利执法”“钓鱼执法”“过度执法”“粗暴执法”， 禁止滥用执法权乱收费来增加罚没收入。增强执法透明度，执法主体、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自由裁量标准向社会全面公开，执法结果向社会动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持续优化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创新发展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为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明确要求。推动更多事项集成办理，加快实现营业执照、社保卡申领、税务申报等市场主体经常办理的事项“跨省通办”。压减各类证明事项，持续提升公证、社保办理、医保异地结算等服务水平，让群众办事少烦心。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健全“接诉即办”机制，更好发挥群众监督力量。

完善就业服务，稳固基本面基本盘。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就业的主渠道和顶梁柱。要坚持就业优先政策，把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规模、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作为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的主战场。破除各种不合理限制，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充分保障快递、外卖等平台灵活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开展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知识培训，提高就业新技能，使更多劳动人口满足经济转

型升级的需求。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务效能。市场主体大幅增加，事中事后监管难度也大幅增加，数字技术是应对监管挑战和提高服务能力的有效手段。积极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为智能监管、智能服务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大力破除各种制约政务数字化的桎梏，如电子证照跨部门和跨区域互认、电子文件归档等的制度障碍。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加快推进数据协同下的政务流程再造，实现更多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加强企业服务平台建设，打通政策直达“最后一公里”， 为市场主体提供精准、高效的政策服务。

（五）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营造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要持续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实，完善配套法规政策体系。加快制定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服务监管急需的法律法规。积极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加大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规范商业承兑汇票使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带头清欠。要增强执法透明度，权责清单、执法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疫情冲击下更要重视政务诚信，要重点治理“新官不理旧账”、不履约不兑现等行为，防范新增政府拖欠和乱罚款增加非税收入。

持续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对于前期营商环境改革涌现出的有效做法应加快上升为制度规范，一些重要内容应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对于明显不符合“放管服”改革要求的审批和监管制度应抓紧修改，重点解决行政审批要求不合理、部门法规之间不衔接甚至存在冲突、跨部门数据共享难以深入推进等方面的制度问题。加强对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的跟踪评估，抓紧补齐制度短板、消除规则空白。

加强政策预期引导。要进一步加强政策预期管理，完善政策制定程序，出台前期充分听取企业和专家意见，出台后加强内容解读，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实施前给予必要衔接期、过渡期。当前政策预期管理的重点是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

当前青年党史学习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黑龙江大学 文记东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历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的成长成才，重视加强青年的党史学习教育问题。2021 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强调，“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1]。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一、青年党史教育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2]”青年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系着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年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 青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需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新时代的青年朝气蓬勃、勇担重任、积极向上、乐于奉献、奋发有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对象，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青年学习党史能够鼓舞其斗志、明确方向，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启迪智慧、砥砺品格，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能够使青年悟明是非道理，汲取思想的力量；增强历史自觉，筑牢信仰之基，汲取信仰的力量，增强信仰、信念、信心；升华道德认知，汲取道德力量，涵养高尚道德品质；践履知行合一，汲取实践力量，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行动；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广大青年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树立正确党史观，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让青年明确认识党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优良传统，深刻领悟一些“为什么”等基本道理，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

弄清楚党史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增强自觉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党史教育，让党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广大青年要树立大历史观，通过生动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弄明白、搞清楚，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使新时代广大青年深刻了解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不懈奋斗；要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历史意义，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要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永远把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密码，深刻领悟“国之大者”，深刻认识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的必由之路，更好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深刻认识一代代青年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坚定不移跟党走，成为民族脊梁和先锋力量。

二、当前青年党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年党史学习教育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部分青年党史教育内容缺乏深度和力度，受教育者缺乏学习主动性。并且，党史教育站位不高，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同时，也侧面反映出青年对党史学习受重视程度不高，缺乏教育和引导。在党史学习中，部分青年党史教育没有投入真情感，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党史的重大意义，并且认为自己对党史了解深入，满足于一知半解，对于学习听讲党史并不认真。此外，部分青年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够，学习教育缺乏深度和力度，没有入脑入心，仅仅停留在看故事、听故事、讲故事的肤浅化的浅层面，没有触及思想和灵魂，提升不够，效果不明显。

第二，部分青年党史教育缺乏学习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实效性，缺乏自上而下、系统全面的党史学习教育，不少内容重复，存在盲区和误区，致使部分青年不能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去看待党史，不清楚党史发展主题主线，不能够把握党史的主流本质，不能够掌握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经验。由于部分高校在党史教育中，学习教育碎片化，跟着纪念日走，跟着形势走，遇到疑难敏感问题绕着走，党史学习教育不深、不全、不透。

第三，部分青年党史教育没有针对性，存在着脱离青年实际的问题，没有

入脑入心。部分青年党史学习教育不生动，了无新意，从内容到形式和方法上缺乏创新。并且，部分青年感觉党史学习是老生常谈、照本宣科，学习浅尝辄止，针对性不强，相应的实践考察学习流于形式，与工作实践和生活实际结合不够，学习不深不透，没有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提升党性修养结合起来，学习和实际“两张皮”，没有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没有做到明理、崇德、增信、力行。

第四，部分青年党史学习教育总体欠缺，缺乏专业化高水平的党史教育工作队伍，缺乏统一领导和部署，缺乏有效载体和长效机制。党史既具有政治性， 也具有历史性，还有学术性，兼具党性和科学性，不少问题还带有敏感性，这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的党史教育工作者队伍是搞好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和关键。目前来看，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者专业出身比例较低，兼职和业余占很大比例。部分青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者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不高，对重大敏感问题把握不住，甚至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为了博眼球信口开河，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由于缺乏有效载体，部分青年对党史的认识来源于互联网上道听途说，热衷八卦轶闻，看影视剧“戏说”， 甚至不信正史信野史。由于缺乏长效教育机制，部分青年对一些党史重大问题的认识，缺乏正确的党史观作指导，存在着不正确、不准确的问题。

第五，部分青年党史教育阵地意识不强，主动亮剑出招不够，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和毒害还较大。党史学习教育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和“还原历史”为旗号，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为切入口，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质疑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肆意贬低、否定党的领导人， 颠覆对英雄人物的评价，以妖魔化的方式抹黑马克思主义。党史学习教育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达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作用。

第六，部分青年党史教育还没有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史学习教育要树立正确党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3]。没有正确党史观指导，脑子就不够清醒，眼睛就不够明亮，就不能坚定历史自信，就可能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一些青年党史教育从党史的错误和挫折的方面总结教训和反面经验不够，甚至不敢涉猎和面对，以至于在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需要加强教育和引导。

三、当前青年党史教育的对策

从“四史学习”，到党史学习教育，再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了浓厚的学习党史、研究党史、宣传党史的学习教育氛围。新时代加强青年党史教育的对策如下。

第一，高度重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青年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群体，在青年中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增强开展青年党史学习教育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对青少年的党史教育，推动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

第二，加强党史学科建设，培养党史人才，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青年党史教育工作队伍，让懂党史的人讲党史，是实现党史学习教育目标的保障。一是要严把青年党史教育工作队伍入口关，通过完善选拔机制，确保选拔的人才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党史观，以此为基础，考察其专业素养和能力。二是要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者，并为其提供成长成才的机会和平台，确保党史宣传教育后继有人。三是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提高党史宣传教育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重视加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整合各方面力量，培育建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加强本、硕、博等各级各类党史专业人才培养，推动中共党史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

第三，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全身心投入党史学习教育，学思践悟，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做到以史明理、以史增信、以史崇德、以史力行。紧密结合青年实际，用青年能听懂的喜闻乐见的语言去讲党史，发挥网络信息技术优势，创新青年党史教育的手段、方法、载体，发挥互联网在青年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关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青年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更好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推出精品力作，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第四，推进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从青年的特点出发，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宣传党史。充分发掘

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党史资源，把学习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深刻挖掘党史教育资源，建立智库，设立课题，提供经费，深入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注重贴近青年需求，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注重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作用，用好融媒体互动的方式，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通过研学实践、社会调查等形式，激发青年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来教育引导青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第五，加强对青年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树立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坚定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用具体历史、客观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党的历史。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引导青年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深刻理解党百年来为了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

第六，建立党史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党史学习教育和正确党史观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党组织到党员个人都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党史教育，让党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开始抓起，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方面的大中小学一体化。小学时主要学习英雄故事和先进事迹，培育爱国主义情怀；中学时主要弄清基本知识、基本观点和历史线索，涵养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时注重对党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把握，理论联系实践，树立正确党史观。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终身必修课，结合实际和实践，创新形式和载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真正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总之，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科学谋划、系统推进、有效开展；必须引导青年树立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紧密结合青年实际和成长特点，实现内容形式方法载体的创新； 必须加强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配齐建强青年党史教育工作队伍；必须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消除党史学习教育的盲区和误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走心。青年党史学习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和拓展，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党建引领人文医院建设实践探索

医院党委书记 李玉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家陆续出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战略”等国家卫生健康工作政策，明确提出要满足人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需求，要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保障医务人员基本权益、营造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良好环境。

医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需要人文建设引领，需要树立有形服务与无形服务相融合的全方位人文服务理念。人文医院建设不仅是现代化的建筑、先进的设施、优美的环境，更是将人文融于技术、服务、管理、素养的一种习惯养成的文化自觉、一种潜移默化的行动自觉，是一项事关医院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 需要历史的积淀，更需要不断的传承和创新。

北京积水潭医院始建于1956年，在66年的发展历程中，医院始终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顺应医改和医院发展的新形势，不断传承与创新， 创建了优质的技术和服务品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近年来，面对一院三区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医院党委坚持党建引领， 在人文医院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围绕患者和职工双主体，以传播人文理念、提升人文服务、培育人文素养、强化人文管理为抓手，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挖掘和激发职工服务患者的潜能和创新精神，丰富和提升医疗服务内涵和水平，医院人文关怀日益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医务人员满意度不断提升，医疗团队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升，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医院先后荣获2020年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2021年北京市扶贫协作先进集体、2021年度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记大功奖励、20XX年冬（残）奥会北京市先进集体。

传播人文理念

从挖掘历史底蕴向凝练时代精神深入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多年来，党委坚持文化引领，立足多院区文化融合和人文理念传播，注重在丰厚的历史积淀中锻造深层人文精神，凝练形成了“精诚精艺精心”院训和“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精神，通过开展“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活动和建立多路径、全媒体的培育宣传策略，努力将人文理念内化为医院职工共同价值观，外化为医院的品牌形象，有效提升职工对医院文

化的认同感、荣誉感，增强了医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凝练时代精神。人文精神的引领，体现在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和传承创新上2， 积水潭医院骨科自1959年世界首例异体胫骨近端置换到如今的金属3D打印肘、髋、腕及踝关节置换术等，持续不断地贡献原创手术。烧伤专业也做出突出贡献，从1961年成功救治5名80%烧伤面积患者到如今的电烧伤保肢及功能重建， 三型腕部电烧伤截肢率从87%降至28%。不断创新的技术，激发了医院特色发展的文化自信。

选树典型示范。开展追忆和讲述中国杰出骨科先驱首任院长孟继懋、中国工程院院士手外科之父王澍寰、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人民好医生者韦加宁、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吕世瑗等积医名医大师的故事活动，医院官网和公共区域展示主要成就、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弘扬大医精诚和崇高职业精神；每年护士节、七一、医师节等不同节日表彰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树立身边的典型。

传人文理念。开展“在传承中创新，将创新传承——纪念孟继懋逝世40周年专题研讨会”“传承前辈精神，砥砺初心之志——澍寰报告厅揭牌仪式”等活动，铭记传承老一辈专家对医学的执着和情怀；组织举办三届医工结合科技创新大赛，展现创新成果，激励医务人员科技创新；制作积水潭论坛主题宣传片《传承、创新、

发展》，广泛传播积医文化；打造医院文化墙，展示了十三五期间积水潭医院取得的成就；注重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依托各大宣传平台，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推送人文宣传短视频，传播展现医务人员良好精神风貌。

提升人文服务

从提供疾病诊疗手段向满足患者多层次需求深入

立足患者需求，以提高医疗质量和改善医疗服务为核心，以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抓手，以科研创新为动力，不断拓展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努力为患者提供诊疗安全、就诊便利、沟通有效、体验舒适的医疗服务。

开拓创新，科技赋能服务。紧跟科技发展前沿，把创新作为发展的原动力， 注重科技赋能转化解决高难手术问题。一是医工企研发机器人解决高难手术精准和安全问题。田伟院士团队联合高校和企业，成功研发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型骨科手术机器人，机器人产品陆续在我国120余家医院应用，共完成手术25000余例。二是远程手术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创新“5G+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场景，国际率先实现骨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同步远程手术，

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患者在异地就可以享受北京一流专家服务。三是建设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和体制机制，逐步形成“以临床需求为主导、医工企交叉融合”的联合研发与转化模式，建立起手术机器人、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骨科高值耗材等领域的多个医工企研发团队，推动院内一批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医院成为科技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首批试点单位，制定赋权改革方案并完成北京市首例赋权成功案例。

丰富内涵，提升服务能力。建设多学科协作的专业团队，成立了骨质疏松诊疗研究中心、先天性手部畸形及罕见病诊疗中心、儿童髋部疾病诊疗研究中心等10多个中心，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加强综合学科建设，根据居民需要，先后引进急诊、心内科、重症医学科、妇产科等学科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提升了综合救治能力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优化流程，深化服务品质。优化门诊综合服务中心功能，实现预约、咨询、盖章、轻投诉、导医等多功能一站式服务，招收医辅人员辅助护士或独立为患者服务与管理，设立兼职护士采血岗、核酸岗，提升工作效率，缩短患者等候时间。提升专科护理，开展一站式特色优质护理服务、ERAS多学科协作、围手术期快速康复、加强专科护士培养与使用、开设专科护理门诊；发展人文护理， 开设远程探视服务、互联网+健康管理，开展护理公益活动，提升患者和护士满意度。

关注细节，改善就医体验。抓环境提升，结合三院区功能调整，建立了统一清晰的形象标识、指示系统和指引灯箱；将新街口老院区内中式古老建筑用于国际/特需门诊的医疗服务，为患者提供独特就医体验；建设老年友善医院， 安装和提供便利设施，开设老年骨折患者就医绿色通道；通过优化交通流线、增加ETC支付等方式，缓解交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满足患者个性化订餐需求， 膳食管理系统与HIS系统地对接，实现订餐系统智能化网络化管理；加强智能营养宣教为患者提供更多营养知识，建立方便快捷的膳食满意度反馈渠道，获得了患者及家属的认可。

践行公益，输送优质资源。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依托医疗优势，重视对全国骨科医师的培养，作为始建于1958年的国家骨科医师培训基地，医院64 年来举办58期“骨科进修班”，培养了12000余名骨科医生；致力于国际化骨科专科医师培养，于2008年正式成为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与香港骨科学院联合认

证的培训中心，是中国唯一的一家骨科专科医师培训中心，有14位医师完成训练成为FRCS（拥有国际执医资格）。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当地百姓的家门口。20XX年在医院官方新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博）开展线上健康科普服务，同时加强与媒体平台合作，1月至9月，共计直播26场，累计观看人数达139.2万，为更多的群众普及了健康知识。骨科、烧伤科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创伤烧伤抢救中心，出色完成援藏、援疆、中国第27批援几内亚医疗队、

20XX年冬（残）奥会高山滑雪等各类应急救援和医疗保障工作，体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永不言败的坚定信念和突出能力。

培育人文素养

从创建科室到医院建设再到科室创建深入

以弘扬职业精神为核心，以叙事医学为抓手4，以人文科室创建为平台，加强分层分类培训，强化以点带面，提升职工人文素养，在医院逐步形成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开展人文建设的良好氛围。

打造多层主体广覆盖的培训体系。围绕医患沟通、叙事医学、优质服务等专题，抓好干部、职工和护理人员的多维培训。外邀专家对中层干部和护士长作“人文与叙事”医学专题讲座，组织科室骨干进行“叙事医学”线上培训， 部署支部开展“人文与叙事”学习讨论，每季度开展1次叙事医学工作坊，点评交流学习好的平行病历；以临床科室为单位，要求青年医护每季度书写平行病历，在实践中训练叙事能力，提升人文素养；抓好岗前培训，强化人文和医院文化学习，使新职工加深对医院文化、行为规范、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等的认识与理解，增强对积医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开展优质服务月，发布优质医疗服务倡议书、优质护理倡议书，多维度渗透人文意识和服务理念，营造良好人文氛围。创建人文科室以评促建。以支部为单位，开展“人文科室”创建评比评选，评选出“优质服务之星”“优质服务团队”（含第三方），通过以评促建，职工认识不断深化，从认识、实践到认识，人文意识逐步增强；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科室创建变被动为主动，形成了泌尿外科、创伤骨科等首批市属医院医学人文建设示范科室。

开展常态化的廉洁教育。通过院周会、党支部例会、干部培训会等形式， 开展法纪知识、医德医风、警示教育等专题培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广大职工职业精神、廉政风险防范和遵纪守法意识。

强化人文管理

从重视物质需求向满足职工多层次需求深入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人文管理为核心重视职工需求5，努力为职工建立和谐健康的成长平台，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引导职工不断增强主人翁意识，加强团结协作的精神，提升职工满意度和归属感。

构建人才体系。关注医务人员的成长需求，构建了分级人才管理体系规划的一规划七办法，制发了医院人才发展十四五规划、院级科研基金管理办法、人才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科研优才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和制度，通过首席科学家、客座教授、医学顾问、科研优才、学科骨干、学科新星、医工企交叉培育项目、自然基金培育项目、青年基金等院级人才项目，对不同年龄段、职级、潜力的人才，做差异化遴选标准和培养目标，着力打造人才金字塔。同时建立院领导联系专家制度，日常帮助人才解决实际问题。

维护职工权益。促进职工参与医院的管理，和职工密切相关的事项，均通过职代会、民意调查的形式广泛征求职工的意见，比如说在涉及到职工停车收费、共享单车停放、绩效奖励分配、职工食堂招标等问题，充分发扬民主，健全畅通职工诉求的渠道。

坚持四心工程关爱职工。让职工感到暖心，坚持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工作， 定期慰问离退休老同志、大病和困难职工等，积极关心解决疫情防控等各类外派职工和家属的实际困难；做好职工的互助保险投保和理赔以及医管中心的暖基金报送的工作。让职工干得安心，坚持39年开办暑期少年之家，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医院、签约的律师事务所免费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和普法讲座，同时推进职工暖心驿站的建设。让职工吃得舒心，打破食堂传统的点餐模式改为称重自助的模式，职工既可以体验多样性的菜品，又实现了光盘行动；开展以食、住、医为主题的24节气健康膳食营养活动，提升职工的健康意识。让职工过得开心，组建了瑜伽、乒乓球、摄影和书法等俱乐部，每年开展跳绳、健步走等活动，开展心理、艺术和文化等系列讲座，受到职工的普遍欢迎。

经过多年实践，我们认识到党建引领人文医院建设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是实现让患者满意、让职工幸福的重要途径。但党建引领人文医院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需要紧跟时代发展，加强顶层设计、长期培育和不断强化，通过不断实践、改进，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实践

杭州市西溪医院 王珏

医务人员是公立医院运行和发展的主体，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党领导卫生健康战线的生力军，是党联系人民、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为持续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与救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医务人员的关系管理，是直接影响员工工作效率和医院运行效率及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杭州市西溪医院党委着力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作用，并实施了党建引领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员工幸福”“患者满意”的“双满意”新文化中的实践工作。

一、实施背景

长期以来，医院始终只以患者的“满意”和“不满意”与医疗经济效益， 作为考核衡量医院发展的标准，忽视了医院发展的多维度衡量标准，也缺少对主要维度衡量标准的内涵扩容与增值赋能。不够全面的衡量标准直接影响到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主体主观能动性的激发，医疗整体效率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医卫人员作为卫生健康事业的核心资源、主体力量和持续动力，直接决定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二、实践过程

医院发展是有计划变革和干预措施的，重点关注人性与民主因素，减少冲突、压力、矛盾等不和谐因素。医院文化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文化焕发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我院以党建引领，构造“三途径切入工作实施方案、三层次递进重塑医院文化、三方面强化患者需求导向、三体系构建医务关爱机制”的实践方案，着力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员工幸福”“患者满意”的“双满意”新文化建设。

（一）“三途径”切入工作实施方案。1.建立目标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院党委及各党支部组织建设工作，制定全年党建工作时间表、路线图， 明确目标，确定责任。通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党支部工作的规范性、有效性。通过“智慧党建”，构建起立体化党建工作体系，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人民健康为初心，紧紧围绕医院中心工

作，采取目标责任制、分工合作协同，落实工作推进。2.采用全覆盖的工作理念。深化把“党支部建在科室”，在医院行政层级管理形式中，补充以党支部的团队结构形式。既保持了行政层级管理形式标准化程度和运行效率的优点， 也能因补充党支部这一团队结构的形式而增强灵活性、创造性。迭代“一支部一品牌”建设，要求各党支部进行目标管理的激励方法，采用SWOT分析法，结合支部特点分别领办医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形成“处处亮身份，月月出成效”的政治生态。3.拓宽党建共建平台的工作形式。挖掘“党建+业务”内涵， 构造多层次的融合体系，将党建根植业务。发挥各党支部党员的专业技能、技能资源共享，最大程度发挥各党堡垒的特色和优势，实现全院11个党支部与21 家单位完成党建健康联盟结对共建，形成“党建带动共建，共建促进发展”的新局面。医院党委强化党建考核和督促工作，指导各支部的共建结对工作，以党建构筑平台，以平台连接资源、以资源汇聚服务、以服务激发活力，实现党建健康联盟成员单位的跨界合作、资源共享、抱团发展、集群前进，实实在在为共建单位提供针对、有效的服务，共同促进党建和业务工作取得实效。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多方共赢的效果。

（二）三层次递进重塑医院文化。组织文化结构由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构建，三者紧密相连。物质层是组织文化的外在表现，是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物质基础，制度层制约和规范着物质层级精神层的建设。精神层是形成物质层及制度层的思想基础，也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医院从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入手实施建设。1.采用显性视觉化方式，对医院名称图标、医院内外部标识标牌、服务材料包装、医务人员工作服、工作牌等外显的标识的优化和设计， 触发对医院理念、医疗内涵和审美意识的再审视和再思考。2.全面执行和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医院完善《杭州市西溪医院党委会议事规则》和《杭州市西溪医院院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建立书记、院长定期沟通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制定医院章程。医院党委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对医院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支持院长依法依规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持续推动医院健康和谐发展。加强医院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末位发言、主要负责人“五不直接分管”制度。明确讨论事项，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定并实施《关爱职工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党员关爱实施管理办法》《杭州市西溪医院“123”人才培养工程实施办法》《杭州市

西溪医院三级医师竞聘及管理办法》等制度，实现医院与员工之间统一、协调、规范的沟通。3.挖掘提炼院史，强化职业荣誉感。挖掘医院84年文化底蕴，通过提炼“博极医源，德艺双馨”的医院院训，深化“严谨求实、创业创新”的核心价值观，追求“打造一家有温度的三甲医院”为愿景，从思想文化角度高度凝聚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精神合力。突出作为杭州市属唯一一家承担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伟大抗“疫”精神和崇高职业精神，提升全院职工的精气神，进一步增强全院职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再次塑造员工的职业荣誉感。建设医院文化展示长廊，打造“莲心载医”特色鲜明的医院文化，衍生核心文化， 提升文化辐射力。拓展核心文化，衍生出四大文化品牌内涵：珠“联”璧合， 加强团队凝聚力和党建共建；千锤百“炼”，提升学科建设和传承抗“疫”精神；心手相“连”，追求医疗服务品质和患者满意度；“廉”洁奉公，持续打造清廉医院建设和廉洁行医氛围。

（三）三方面强化患者需求导向。1.不断推出医疗服务新模式。集中精力解决痛点难点堵点，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化、人性化、智慧化、便利化、特色化水平。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开展24个多学科联合门诊和专病专科门诊，11个特需门诊和精英门诊。从零到有，继续严格规范开展技术性强、风险高的限制性临床医疗技术。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提高医疗服务效率，降低患者医疗服务成本支出，开设互联网医院提供“图文咨询”“在线复诊”“电话咨询”“线上处方”等系列互联网诊疗服务，实现三级优质医疗资源的上下贯通、信息互通共享、医疗业务高效协同。2.持续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医院着力规范内部管理，巩固“全面预约、分时段诊疗”“门诊和病房智慧结算” “电子发票使用”“检查智慧预约”“诊间预约检查”“医信付”“舒心就医” “两卡融合”“健康档案”等智慧医疗新举措，持续深入推进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提档升级，通过医事服务、用血服务、公共设施、功能布局、就医环境、院内就餐等项目的全面推进，大力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以“三个一站式”作为党群联系的载体和窗口，确保民声有反馈、民意有解决、民情有回应。医院设立了“医疗服务一站式诉求中心”，作为患者投诉接待部门； 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业务用章，落实了“一站式综合受理、审核、盖章”的服务模式，实现患者“少跑路”“不跑路”。深化医疗数字改革成果共享。医院深入开展数字赋能医院管理，反复优化流程，实现新冠核酸检测多途径网上预约、自助开单，打造“一站式”核酸检测服务。打通壁垒，实现医

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共享，医生可直接调阅检查检验互信共享医院的结果。减少重复检验检查，实现医患减负，医疗医保增效。培育设置多能岗，开展“出生一件事”“用血费用一站式减免”“身后一件事”等各项“让数字多跑路、患者不用跑”的惠民、便民、舒心的就医服务。开展“智慧食堂”建设，提供床边PDA手持订餐智能化用餐服务。3.加大健康教育和宣传力度，做好医患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与信任，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利用传统纸媒、微信公众号、医院服务号、微信视频号和医院抖音号五大媒体矩阵，树立典型，宣传引领，以点带面，扩大影响。围绕医院品牌，积极开展“西溪故事” 系列宣传和健康教育。持续16年的全国“爱肝日”活动打造成为“杭州市健康行业点评与传播活动”金名片，提高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

（四）三体系构建医务关爱机制。以理念创新，制度保障，措施落实，形成保障医务人员合理权益和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树立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深化内涵，创新员工关爱理念，把“知职工情、解职工忧、帮职工困、暖职工心”的员工服务选定为员工服务温暖的切入点。制定《关于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工作领导组及相关工作组的通知》《关于落实新冠肺炎防治期间一线医务人员保障工作的通知》《关于对参与新冠肺炎救治工作医务人员的轮换和休息安排的通知》《医学隔离休养医务人员服务方案》《阳光关爱医卫人员“520”党建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关爱职工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

《党员关爱实施管理办法》等一整套保障制度，推出长效化、制度化的系列举措与办法，从思想上、事业上、生活上切实解决好医卫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结合“党建+云端”在医院钉钉中建设“云社区”论坛，推出“一个论坛听民心、一个平台学知识、一套服务解后顾”的线上线下全融合的员工服务，及时掌握职工的内心思想和行为动态，不断调整医院福利举措和激励措施，征集合理化建议，及时给出解决方案。同步推出员工援助计划（心理干预与疏导）、教育援助计划（鼓励员工继续教育）、员工幼儿照护（暑托班、托幼班）、自营饮食服务和餐饮补助等服务项目，打造“家园”精神文化， 增加员工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员工受到“家”文化精神影响，自愿“牺牲小家为大家”，主动请战，愿出征以生命相托的使命，始终战“疫”在第一线，牢牢把人民装在心里，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医院加强全方位的安全防范，通过院科二级层面的医疗风险评析会议和医疗质量例行会议，以法治为纲，立足抓早抓小，举一反三，不断完

善优化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机制，设置驻院警务室，诊室内一键报警三方联动机制，能够快速反应、迅速处置，切实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三、成效与经验总结

医院员工关系管理的核心价值在于搭建员工与医院的情感纽带，增加医院员工对医院的认同感、忠诚度，增强员工的敬业度，实现员工增量服务的成效， 促进医院增量发展。通过周密方案、丰富途径、强化导向和构建长效机制，以严爱相济的管理理念，党建引领下的实施多维度的医院发展措施，丰富满意度层次内涵，夯实“效率医疗、员工幸福、患者满意”三大支柱，2021年1～8月医院总体满意度较去年同期增长。通过打造医院“员工幸福”“患者满意”的新文化内涵要义，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中新文化建设走在前列，发挥赋能效应， 实现医院员工和患者“双满意”的局面。

对贵州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和权益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周仁智

一、基本情况

新就业形态长足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新业态下的就业形态发展迅猛，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服务业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业态。滴滴、货拉拉、京东、美团、顺风、申通等全国头部平台企业相关网约出行、网络餐饮、网络快递等业务遍布全省，快递业务延伸到绝大多数乡镇，甚至行政村。仅邮政行业管理平台的快递法人企业在全省就有662个，分支机构1268个，末端网点7775个，其快递服务品牌主要有邮政、中通、圆通、申通、韵达、顺丰、京东、极兔、德邦等。受平台经济的影响，本土平台企业应运而生，目前全省有近30户本土平台企业分布在除安顺和六盘水以外的7个市州。企业类型主要涉及网约车、APP、网站、小程序等。

促进劳动者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灵活，为社会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方式，一些过去可能面临就业问题的人员，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平台企业为劳动者入职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服务。劳动者通过平台提交就业申请，经地方加盟公司、合作公司或代理公司审验后便可入职，接受行业相关培训即上岗。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聚集交易，扩大用户规模，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其产业链带动更多劳动者就业。贵州阳光海纳网络科技公司是兴义市一家本土平台企业，其“生活Plus”平台连接本地衣食住行、文化旅游、医疗教育、吃喝玩乐、运动健康等，入住商家超过2万户，日订单量超过1 万单，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万余个，间接带动劳动者就业8万余人。

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滴滴、货拉拉、京东、美团、顺丰、申通等全国头部平台企业贵州直营机构、加盟机构、合作公司或代理公司均按照头部平台企业要求，建立从业人员入职审核、业务管理等制度，从劳动报酬和行业安全等方面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以直营方式为主的京东快递、顺丰物流与劳动者全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京东还在企业内部为员工建立5000元爱心基金、创建“京东安连” 意外伤害险。一些网约车平台和外卖加盟机构或合作公司，加强对本地车辆的加盟审验，为网约车驾驶员、外卖骑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平台接单的

网约车驾驶员、外卖骑手受到职业伤害时，通过车辆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获得理赔。网约车驾驶员按周结算劳动报酬，快递人员按月结算劳动报酬。从各地情况看，网约车驾驶员平均月收入4000—6000元；专职外卖配送员平均月收入4000—6000元；快递小哥月均派单5000—8000件，平均月收入4000—7000元。

二、存在问题

劳动者就业不稳定

一是入职门槛低 一些行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高，平台企业省去繁琐的公司招聘程序和管理流程，个人只需在平台注册就能成为平台从业人员。一些外卖行业只需劳动者在平台提供个人身份证、健康证登记应聘，交纳一定保证金或押金即可入职。一些网约车行业只需劳动者提供车辆和驾驶证信息，满足其基本条件便可加盟成为网约车。

二是就业层次低全国头部平台企业和贵州本土一定规模平台企业的研发机构和平台管理都不在贵州。满帮集团是2017年由“江苏满运”和“贵州货车帮” 合并后成立，平台研发在南京和成都，平台运行在贵阳。本土企业贵州阳光海纳网络科技公司、久网同城科技有限公司的平台研发分别在上海和成都。贵州平台企业加盟公司、合作公司或代理公司主要以平台运营为主，提供的就业岗位大多为平台运营一线岗位。市县两级平台从业人员基本来自当地农村，90%以上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少有跨行政区域就业的平台从业人员。外卖骑手文化素质偏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超过80%，普遍缺乏技能或技能单一，多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缺少职业发展空间。

三是劳动强度大平台企业对从业人员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采取“按比例提成”“多劳多得”的计薪模式和“线上评分体系”对从业人员进行业绩考核和奖惩，通过系统控制实现劳动者升级奖励目标。在平台接单的劳动者， 每天“行走在送单的路上”。完成送单任务越多报酬越高，普遍存在工作时间超出国家法定8小时/天、40小时/周的标准工时。

四是人员流动快部分劳动者入职动机不是以就业为目的，而是报着试试看的心理，把平台就业作为一种过渡。入职后为完成定额任务，承受着身体负担、精神压力和安全风险，各方面感到不适应。加上平台管理松散，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因此人员频繁流动。

劳动用工不规范

一是劳动用工去雇佣化平台经济劳动者不再是为单一雇主提供服务，而是

根据平台提供的信息，自主选择服务对象。平台和劳动者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多以完成特定事项为目的，形成临时性、短期性、松散性合作关系，脱离了传统雇用的用工模式。

二是劳动报酬去工资化平台从业人员获取劳动报酬以履行合作协议的形式来实现，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与个人劳动时间付出、季节、地域、平台传播以及受众量等因素关联度高。网约车驾驶员反映，其当月完成接单任务与上月接单任务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会出现收入不一样的情况，据了解主要是平台每月根据总流量调整提成计费比例所致。

三是劳动方式去管理化平台从业人员的工作内容具有一定的任务性，但工作时间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对劳动者的管理侧重于接单任务完成情况和用户的满意度，劳动报酬来自平台和用户。

劳动者权益难保障

一是劳动关系难界定新就业形态由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景、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变，标准化的劳动合同用工不再是唯一的用工方式。作为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为代表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与平台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关系，现行法律关系难以定性，或定性比较模糊，存在去劳动关系化的趋势。

二是社会保险较缺失由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明确，双方多以合作和加盟形式为主，未订立劳动合同，平台从业人员无法参加到社会保险制度中，一些劳动者仅以个人身份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有限。部分劳动者对社会保险认知不足，认为退休是几十年后的事，不如现在就把交社会保险的钱拿在手上实在，不愿参保，即便是与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也要求在合同中注明自愿不缴纳社会保险。

三是双方权利不对等行业主管部门尚未出台规范新业态行业管理相关制度和规定，全国头部平台企业均为跨行政区划的大型连锁企业，地方行业主管部门难以对头部平台企业进行有效监管。通过平台接单的劳动者，每单服务的配送提成完全由平台确定，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没有集体协商的渠道。在网约车、外卖配送、快递等平台，客户投诉容易，但劳动者申诉困难。如快递员被投诉一起，一单便可罚款500元，被处罚也只能被动地接受。

四是意外伤害难保障未确定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的平台从业人员无法参加社会保险，当发生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时，难以获得必要的社会保障。

对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驾驶员等意外伤害高风险从业人员，平台加盟机构、合作公司或代理公司考虑到自身利益，均为劳动者购买人身意外险等商业保险，当发生工伤时，往往会存在理赔难、赔偿数额低等问题，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对策建议

健全完善法律保障制度

一方面，要及时关注新就业形态发展动态，进一步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相关问题研究，积极为劳动法修订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和基本依据。另一方面，在劳动法未修订和国家未出台相关政策前，要认真贯彻落实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印发的《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黔人社发〔2021〕19号），落实公平就业制度，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应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应订立书面协议，明确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积极推动平台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就业、劳动保护、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基本权益。

不断强化行业规范管理

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推进行业明确劳动定员定额标准，合理确定平台计件单价、订单分配、抽成比例、劳动定额、报酬支付办法和进入退出平台规则、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奖惩制度等， 加强对平台企业垄断的规范和管制。另一方面，要规范市场秩序，赋予地方主管部门管理权责。分类分级对不同领域的平台行为做好界定，明确各级各部门管理责任，发挥好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职能，维护平台经济领域中的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形成平台经济良好的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监管服务体系

一方面，积极构建由中央各部委、中央和地方、政府监管和行业主管相协同的监管体系。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技术，构建针对平台的网络监管大数据平台，深入连接平台企业运行中心，对平台运营实施有效监督，实现精准施策，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优化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就业创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经办、城市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供给等方面提供有效服务。切实打通行业部门数据通道，实现数

据连接共享，着力提高综合服务保障能力。

注重提升行业社会责任

一方面，平台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平台经济新秩序。平台的发展一定要统筹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不能违背社会属性，要在社会利益发展的前提下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平台企业要树立责任意识、用户意识、质量意识和共享意识，根据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自身平台治理规则，积极构建消费者、用户、商家和平台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推动平台诚信体系和社会责任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平台企业要主动关心关爱劳动者，健全完善人员招聘、职业培训、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各项制度，积极营造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吸引广大动者在平台稳定就业，引导全社会对平台劳动者的身份尊重和职业认同，提高平台劳动者的职业荣誉感。

切实加强执法监督检查

一方面，行业主管部门要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咨询服务和投诉举报等渠道，建立健全快调快处工作机制，及时解答新就业形态政策和调处劳动纠纷。另一方面，行业主管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健全会商协调工作机制， 定期不定期对平台开展综合执法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平台企业垄断经营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平台经济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高质量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

王建敏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主阵地。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 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清晰地勾勒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实现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为更好提供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1]。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是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取得一定成效。本文介绍了该院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实践，为其他医院提供参考。

1. 突出政治引领铸魂，擦亮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2021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卫生健康工作的政治属性和业务属性，紧盯国之大者，紧盯形势变化，紧盯工作落实，以常态化疫情防控为重点，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医院党委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医院发展的整体效能。

0. 强化领导体制，推进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将“医院章程”纳入医院的根本制度、基本纲领。及时修订完善党委会、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健全党委和行政班子议事决策制度，确保“三重一大” 事项由党委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建立起从上会决策到督办落实的闭环管理体系，提高各级执行力。推进科室核心组制度，推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向院科两级不断延伸。

0. 强化思想建设，以新思想定向领航

医院党委在学习新思想中增强发展信心、明晰工作思路、谋求突破对策。一方面，严格落实“第一议题”，抓实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另一方

面，立足做，围绕党的建设、深化医改及医院发展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深入讨论、学用结合、破解难题。官网、微信公众号、院报开设“学习时光” “党史卡片”“支部之声”专题专栏，每日推送理论知识、支部风采，形成“一级带一级”的浓厚氛围。

0. 强化政治建设，自觉将“两个维护”贯彻到医院发展的全过程

积极践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雄安宣武医院建设。全力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派出中国第28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首要政治任务，圆满完成各项重大活动医疗保障、突发救治、对口援助等政府公益任务。

2. 强化组织引领固本，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基色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所在。医院党委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入手，严密组织体系、强化组织功能，切实把党组织建强，把党员队伍培优，把党风政风提纯。

0. 持续优化基层组织设置，筑牢坚强战斗堡垒

以基层党组织换届为契机，全面建立起党委-学科党总支-科室党支部模式， 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三级组织体系。探索以党支部建设促学科发展的模式，成立多学科党总支，打破传统的内外科划分，将专业相近、业务联系紧密的科室成立联合党支部，通过加强党建引领，促进学科合作。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选优配强支部书记，临床医技科室党支部书记全部由业务骨干担任，高级职称比例100%。

0. 持续推进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以年度主题系列工作为载体，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深入融合，各党支部围绕医院主题，认真制定工作计划，规范开展组织生活，开展了“立体交叉式学习”“党员悦读会”“机关主讲人”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年中党委赴各支部实地督导检查，年底开展集中评比交流，极大促进了规范化建设。医院“加减乘除”支部工作法荣获“首届全国公立医院党建创新案例”， 一些优秀支部工作经验被人民网、光明网报道。

0. 持续筑牢身份意识，刷新合格党员的先锋本色

组织全体党员参观大型展览，深刻领会伟大祖国的历史成就。举办专题展览，为全院党员群众、老同志进行若干场次现场宣讲，推动党员教育入脑入心。组织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开展全院主题宣讲、专题党课、红歌比赛、集体宣誓。组织党员干部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党性修养专题培训，开展优秀党课评

选，筑牢思想教育“主阵地”。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强化党员作风建设，开展警示教育大会、以案说法，筑牢纪律底线。

3. 聚焦创新引领赋能，增添高质量发展的亮色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形势、飞速发展的科技挑战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医院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明确目标、找准定位、抢抓机遇、主动布局。

0. 积极构建高质量发展新体系

一是，主动抢占国家医学高峰。依托老年医学和神经学科等现有资源，积极申报并获批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整合国家远程卒中中心及胸痛中心等心脑血管疾病优质临床资源，成功获批互联网医疗诊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二是，率先打造省级医疗高地。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合作成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河北医院，构筑解决危重疑难疾病的河北省神经区域医疗中心。积极发挥公立医院在城市医疗集团中的牵头作用， 建立区域医联体，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管理水平。

0. 积极构建协同高效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

瞄准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着力提升医疗技术创新水平、医药产品创新成果和医疗服务创新能力。获批北京市示范性研究型病房建设单位，打造高水平临床研究中心和医学转化中心。成立宣医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帕金森诊断技术、缺血适应训练仪、老年痴呆试剂盒等专利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转让。“重拾行走计划”、科技部“脑科学”等重大科研项目落户医院。神经外科机器人、“5G”移动卒中单元等系列科技创新成果精彩亮相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现创新实力。

0. 积极创新医院管理模式

医院积极探索卓越质量管理，提升整体效能。依托信息化建设，打造智慧型医院，建立互联网诊疗平台，实现市内药品配送到家并医保实时结算。不断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持续推进医疗质量管理、医院运营效率、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改进与提升。

4. 深化服务引领惠民，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3]。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医院党委时刻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倾力干好民生大事，也用心办好

民生小事。

0.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用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制定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和“任务清单”，并落实到人。连续推出了一批深受认可的好事实事、务实举措。例如，开设神内夜间特需门诊，以时间换空间，满足广大患者就诊需求；开辟一站式核酸检测，解决患者预约难、等候长的实际难题；开通6坐席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实现患者沟通“零距离”，使“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成为医院日常。推动各党支部自主开展活动60余项， 2977人次参与志愿服务7726小时。

0. 以党建引领“接诉即办”为抓手，用力为百姓解难题、排民忧

党委书记、院长赴一线调研，班子成员、新任干部开展现场体验，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工作。党委层面，建立了“接诉即办”的快速响应机制、分层分类办理机制、奖惩机制、应急预案等，党委会定期听取汇报、专题研判，“每月一题”集中攻坚。以党总支、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党建引领“接诉即办”重要举措，即开展一轮全员“大培训”、一场主题“大讨论”、一次全面“大体检”、一套优化“小处方”，并将其作为党支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树牢在基层一线破解难题、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各科室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持续改进服务水平，变“接诉即办”为“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0. 持续推动改革与改善同步，常态化推进便民惠民服务

圆满完成“医药分开”“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连续推出调整号源、一站式复诊检查预约、护理门诊服务、互联网诊疗、大规模增加患者停车位等各项服务行动，切实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升满意度。

5. 加强文化引领聚力，彰显高质量发展的特色

医院文化是医院的灵魂[4]，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贯穿于医院服务和医院管理的方方面面。医院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走出了一条春风化雨的特色文化创建之路。

0. 丰富医院文化理念体系

在院训、愿景等核心价值理念基础之上，提出了“水文化”的发展理念、“守正创新、知行合一”的管理理念和“医疗安全有保障、学科建设有实力、人才发展有平台、职工幸福有提升”的管理目标。连年举行中层干部“管理学术培训”“管理学术交流会”，提炼推广先进经验。深入挖掘医院“红色基因”

特色元素，增强发展动力。开展“我的科室我的家”发展回顾活动，系统梳理各科历史，医院文化内涵不断提升。

0. 创新医院文化实践活动

结合行业特色和医院特点，与时俱进，以“双天职精神”涵养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以“工匠精神”涵养品质意识，以“劳模精神”涵养敬业意识，以“伟大抗疫精神”涵养奉献意识。并以劳动节、护士节、医师节、教师节、建党节等重要节日为载体，通过开展全院性的主题宣讲、主题报告、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先进表彰等形式，推动医院文化入脑入心，极大提高了全院职工的凝聚力。

0. 健全医院文化传播渠道

以全媒体宣传为平台，形成以院报为核心，以官方网站为主线，涵盖微博、微信、新媒体客户端在内的“十位一体”传播阵地。深入挖掘、及时推送各类新闻通讯、人物事迹，围绕医院重大活动进行多项专题策划，打出品牌传播“组合拳”。

6. 实践效果

医院各项工作稳定推进，取得明显成效。课题立项数量逐年提高，国自然获批项目和质量不断攀升。在2020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排行榜中， 医院综合排名31位，19个学科进入百强。近年来，在市属医院绩效考核中，始终保持在前列。在2019年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位列第13名，市属医院位列第1。先后荣获“中国质量奖”“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改善医疗服务优质服务岗”“改善医疗服务优秀组织奖”等荣誉。医院文化建设的凝聚力、影响力不断提升，获评“全国文明单位”“首都文明单位标兵”“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涌现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先进人物典型。

7. 结语

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实践中，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改革创新是动力源泉，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是根本目的。高质量党建是推动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前提，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相促进， 才真正实现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公立医院立足特色文化打造基层党建品牌的实践探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廖梓言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党领导的卫生健康战线的生力军， 是党联系人民、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1］。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始终加强党的领导［2］。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3］，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4］， 明确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和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着力提升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水平。因此探索如何提升公立医院的党建工作水平，并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

其中，医院党支部是医院党委的基础组织，是贯彻落实医院党委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5］，是与患者群众联系最紧密、服务最直接的“第一线”， 直接影响到医院党委领导作用是否得以落实，关系到公立医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紧抓党支部建设这个关键点，以“一支部一品牌”建设为切入点，于2021年下半年开展党支部为主体的“五项先锋”创建工作，着力培育特色党支部，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党办党支部深耕医院文化，将强化基层党建与医院业务工作、宽仁文化紧密结合，以“抓党建、优服务、提质效、助发展”为目标，大力开展强基层、惠民生、提能力“三项行动”，加快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性党支部建设，持续打响“红色赋能，助力发展，智‘绘’ 党建突击队在行动”党建品牌，以党旗之红、文化之美绘就高质量发展画卷。

1. 党建＋文化品牌创建的现实意义

   0. 推进高质量党建品牌的有效途径

“品牌”的概念来源于市场营销理论，是区分竞品产品的重要标签。品牌的核心概念是：①品牌产品要具有独特品质，在众多品牌中产生竞争力；②品牌产品具有吸引力，能够调动消费者的需求，增强粘性；③品牌产品有规模和延续性［6］。党建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旨在运用品牌管理理念和方法，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各项要求，在巩固已有党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把党的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优势。党建工作要孕育出品牌，打响知名度和影响力，真正在医院发展中发挥引导和引

领作用，必须要在务实、创新、融合上持续下大功夫［7－8］。医院文化作为医院孕育出的特有精神力量，本身具有鲜明的标志性，同时也是提升党建工作感染力、凝聚力的重要抓手，用党建赋能于文化，使文化融合着党建，更有利于党建品牌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规模。

0.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两个作用的有效载体

党建品牌的创建，是基层党支部积极破解难题、主动化解矛盾，激发起党支部和党员干部两个作用的有效方式。成型的党建品牌必须具有良好的价值导向作用，这与医院文化息息相关［9］。当医院文化传递出积极向上、富有感受力和吸引力的价值取向，能够有力号召党员干部积极奉献、真抓实干，成为干事创业的先锋模范，能够使党支部凝聚力量、团结群众，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0］。

2. 党建＋文化品牌创建的实践情况

   0. 统筹规划布局，围绕医院发展制定培育计划

重医附二院在建院之初就确立了“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宽仁文化。近年来，医院以党建为引领，实施文化铸魂战略，深入挖掘宽仁文化，建立了“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医院精神，“宽厚仁爱，包容和善”的院训，“关怀、专注、创新”的医院理念及愿景、宗旨、价值观等在内的医院文化理念体系， 明确了以人为本、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的文化内涵。在这个文化基础上，党办党支部创新工作思路、创新活动载体，牵头打造了“红色赋能，助力发展，智‘绘’党建突击队在行动”党建品牌，制定开展强基层、惠民生、提能力“三项行动”，构建起以“发展”和“为民”为核心的党建品牌文化，在党建所需、医院所盼、群众所急上开展了系列活动。

0. 突出文化传承，“三项行动”做强党建品牌

   0. 坚持文化赋能，筑牢基层红色堡垒党办党支部将宽仁文化与基层党 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相结合，坚持“关怀、专注、创新”的医院理念，以推进基层党建全面提升为核心，以党务培训、完善党建信息库为抓手，持续加强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促进党支部全面进步、全面过硬。①以党务培训激发班子“领导力”。对支部换届后新一届党支部委员开展全面系统的支部工作培训，从党支部工作内涵、支委班子职责分工、党支部组织生活和常见党务工作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讲解，提出了工作标准，指明了党建方向，为基层党建打造过硬班子。②以党建资料库提高支部“内驱力”。积极推进党建网络资

料库的建设，梳理整合党建知识、党务工作相关规范文件上传到ＯＡ党建资料库，涵盖党员教育、党员发展、组织生活等三十多项内容，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党建工作的“提档升级”。③以结对共建凝聚支部“聚合力”。党办党支部以座谈交流的方式与多个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交流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和“五项先锋”开展情况。支部结对工作的扎实开展，打破了行政机关与临床一线党支部之间彼此独立的“无形藩篱”，有效整合医院内部党建资源，党支部互学互鉴、互促互进，汇聚起推动医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0. 致力以人为本，做好基层群众服务党办党支部秉持“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医院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患者至上”的价值观，充分发挥行业特色，改善基层民生，将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延伸到基层乡村、百姓门前。①扎实开展系列主题公益义诊。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党办党支部从最广泛的利益出发，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聚焦患者群众就医远、挂号难、看病贵等问题，开展系列义诊、医疗帮扶活动。党办党支部以“百年宽仁，大爱永恒”特色医疗惠民巴渝行为主题，以服务基层群众健康为核心，以深入区县、进入社区等方式，组织开展大型系列义诊活动，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优质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目前，在党办党支部的统一组织下，十余个党支部积极响应、联动合作，已在秀山县、渝中区组织开展惠民活动，并以每月组织开展义诊活动2场的频率，持续不断地为基层群众送去免费义诊、科普宣讲等医疗服务。②加强与基层医疗机构协作。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党办党支部赴荣昌区，与区政府、区卫健委和基层医疗机构座谈交流；进一步深化医联体合作，与巫山县、奉节县人民医院深化紧密合作方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提升医联体建设整体效能，改善基层群众“看病难”。

1. 聚焦文化强根，从严加强自身建设紧抓强化政治教育、深化党建研究两个重点，持续开展支部文化活动，推动支部党员思想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向心力凝聚力明显增强。①开展学党史红色之旅。前往秀山县洪安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党性党史教育，组织党员与师生重温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的情景，借助红色教育基地、革命历史遗址等载体，综合运用现场、音像、体验等教学形式，彰显了革命英雄的精神力量，为参加活动的党员群众上了一堂“活”的党课，激发支部党员进一步弘扬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②深化党建理论研究。党办党支部把党建研究放在医院中心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来推进，坚持凝练亮点、总结经验、挖掘特色、突出成果，

形成了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的案例及项目近10篇，为推进医院高质量党建贡献智慧和力量。

3. 党建＋文化品牌创建思考

   0. 构建特色项目内涵是核心

创建别具一格、有影响力的党建品牌，必然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彰显出不同于其他党建品牌的特殊性。党办党支部在创建党建品牌时，在考虑继承发扬宽仁文化同时，也注重结合医院中心工作、党办科室特色，提出“红色赋能， 助力发展”的口号，制定出强基层、惠民生、提能力“三项行动”，既反映了本单位本处室党建工作特色、党员队伍整体形象和整体风貌，又体现了品牌文化、工作性质和服务宗旨，使党建品牌富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所在支部党员在工作业务中、社会服务中自然而然地践行宽仁文化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其他党支部在结对共建、交流沟通中优势互补，实现“共提升”，真正做到创建一个、影响一片、带动一片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医院党建整体工作水平。

0. 整合各类资源是关键

作为一项创新性工作，党建品牌建设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新问题和难点较多，因此需要有序的总体规划，将文化资源与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协调、最佳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使党建品牌活动更加富有成效［14］。党办党支部在宽厚仁爱、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下，破除区域壁垒，与市区各地党支部联合举办志愿活动，号召各支部、各科室全面参与，为党建系列活动的开展争取了足够人力、物力和场地支持；同时广泛应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丰富党建开展模式，拓展党建品牌活动的覆盖面，提升党建品牌活动的影响力。

0. 多媒体全方位推广是重点

新媒体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个成熟的党建工作品牌，必然离不开宣传推介。为了叫响树亮品牌，切实发挥品牌的示范带动作用，党办党支部利用医院成熟的文化宣传平台，做好全媒体全方位立体传播。通过合作主流媒体、官网和内网党建平台、官方微信号等多种传播渠道平台，集中展示党支部在党建品牌创建中的重要经验和做法，做好对内对外宣传推广，发表相关新闻超过百万阅读，一定程度上提高党建品牌知名度。

经过近1年紧锣密鼓的活动开展和宣传推广，党办党建品牌建设已取得积极成效，形成符合了一批新时代特征和具有重医特色、行业特点的党建品牌，在

医院内部得到了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重庆医科大学党委颁发的“先进基层党支部”的称号，但影响力和知名度还有待提高。接下来， 党办党支部将不断丰富品牌理念、内涵和载体，进一步拓宽品牌建设的广度和深度，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系列志愿活动和支部共建活动，将活动办实、办深，使之成为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重要平台，切实提升了支部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激发和党员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真正把党建品牌建设成为助推现医院高质量发展强大的动力引擎。

关于辽宁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分析调查报告

郭涛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辽宁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开门红”， 突出表现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217元，比上年增加10.1%。为研究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特点，推进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和省统计局公布的有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农民收入”）数据，以及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对农民收入增长简要分析如下：

一、特点

1. 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8年之前，我省农民收入增长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才，长期维持在6.7%左右。到2019年，我省农民收入实现突破，增幅达到9.9%，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6%）。2021年，增幅在10.1%，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分析，主要是2018年爆发的非洲猪瘟、

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省农业农村生产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爆发之处造成大多数农产品滞销，减收问题比较严重。但依靠我省农业农村发展的韧性，加之防疫工作比较出色，对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村收入影响较小， 并借此发力突破，农民收入水平登上了新台阶。

2. 家庭经营对促进增收作用突出。从“工资性、家庭经营、财产性、转移性”等4个收入来源看，我省在“十三五”期间，转移性、家庭经营的年均增长比例为7.62%、6.92%，均高于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例（6.26%）；但从贡献率看，家庭经营收入的作用较大。到2021年，家庭经营净收入达到8667元， 占总收入的45.1%。总体看，近几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逐年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到2021年达到176．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5.8%。财政对农业农村不断加大投入，提升了农民家庭经营增收能力。

3. 牧业、渔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以畜牧业、渔业增长幅度最为“耀眼”。“十三五”期间年均增幅分别为11.39%、11.69%， 到2021年，牧业收入达到1801元，渔业收入达到223元，分别占总收入的9.4%、1．2%。由于我省玉米种植面积较大，玉米等农、牧转化率较高，加之2018年非洲猪瘟等疫情因素，对养殖业结构调整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我省牧业、渔业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增长速度较快。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民财产性收益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20年数据为例，我省农村居民财产收入297元，与全国平均水平（418.8元）相比，差距明显。在“十三五”期间，财产收入年增长率仅为2.89%，增速最慢；对比黑龙江省、吉林省， 数值也是最低的。对农民来讲，财产收入简单说就是出租房屋、承包地等收益。2020年，我省土地经营权流转比例为31.7%，在东三省中（吉林省40.2%、黑龙江省56.6%）排名最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能力不强，2020年每个成员分红仅为12.59元，造成农民增加财产收入的能力有限。

二是农民工资收入增长缓慢。2020年，我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为6511元，占总收入中的37.3%，虽然在东三省中排名在前，但比全国平均值低3.4个百分点； 在“十三五”期间，我省工资性收入年增长比例为5.13%，比全省农民收入增长比例低1.13%。从2020年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报表看，我省农村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数为316.1万人，占全省劳动力总数的27.1%，低于全国平均值11.1个百分点。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支持力度，推动农民工资收入增长，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三是农民收入增长不稳定。以农民财产收入为例，2020年收入297元，与2017 年基本持平，但仍低于2018年的334.5元；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中，2021年牧业收入为1801元，仅比2020年增长了1块钱。影响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因素很多，如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变动等，但在正常条件下，收入变动起伏很大， 说明农民收入很不稳定。

另外，近几年部分县级财政压力较大，涉及农业生产发展的项目资金，如农业生产者补助资金、社会化服务补助资金等，不能及时兑付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转移收入的稳步增长。

三、建议

一是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农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始终高于工资、财产、转移等其他3个方面收入，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趋势将长期存在。因此，加强对农业农村投入，将直接带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目前看，按照中央惠农强农政策，重点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 加大工作领导和支持力度，一方面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外部条件，减小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尊重市场规律， 增加对林业、牧业、渔业的投入，保持收入的稳定。

二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收入，必须从深化农村改革入手。

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土地经营权回归要素市场，通过政策和市场2个手段相互作用，保障流转种地的农民收益不降低；推动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利用资源优势、组织优势，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益，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工商资本进入农村，通过租赁、合作等方式，推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工作，带动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三是积极开展培训推动农民就业。分析近10年全国农民收入来源的数据， 从2014年开始，全国农民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收入；2020年，在全国13个主要粮食主产省区中，有5个省农民工资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我省要增加农民工资收入，当前重点是根据农业产业发展状况，委托具有用工需求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企业，以推动农业农村延长产业链条为主线，组织开展对适龄农民培训；通过引入企业资本，在农村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让留在农村的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关于内蒙古乌审旗以党建引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姬旭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提出要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1］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根本路径，是“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我国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的主题。绿色低碳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党的二十大把“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推动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高质量党建是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保障。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作为民族地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先试典型，旗委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族地区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发展新路，为在新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示范样本。

一、探索实践

近年来，乌审旗坚定不移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坚守绿色信念、凝聚绿色共识的绿色发展之路。面对生态环境脆弱这一最大、最根本的旗情，乌审旗委将生态环境建设当成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树牢“绿色乌审”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党建领航下的绿色农牧业、绿色工业、绿色服务业和谐共生，探索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现代化模式。

（一）绿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不断彰显绿色优势，推动第一产业高质量发

展

乌审旗位于鄂尔多斯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最南端，全境处于毛乌素沙漠

腹部，曾一度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沙化土地最为集中、沙害最为严重、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旗县之一。多年来，自强不息的乌审人民实现了从“防沙治沙”守护生存防线到“管沙用沙”实现绿富同兴的历史性跨越。正是在这样的绿色发展大势之下，乌审旗统筹谋划，通过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农民增收致

富，努力打造新时代牧业发展金字招牌，创新品牌文化助力草原发展，逐渐实现了生态农牧业不断提质增效，现代农牧业的绿色优势愈发凸显。

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随着现代农牧业发展步伐的加快，传统农牧业的问题日益凸显。乌审旗委“对症下药”， 积极发挥党建引领的主体作用，通过“政府搭台”，让“联合体唱戏”，打造起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装上了“新引擎”，“联”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路径”。

从农牧业大镇无定河镇的情况来看，发展现代绿色农业产业联合体是实施乡村振兴策略和促进产业兴旺的有效路径。通过探索建立新型农业经营发展方式，参与的成员通过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签订合同或制定章程，保持产权关系不变、开展独立经营，逐渐打造成一种紧密型农牧业经营组织联盟，具有联合经营主体多元化、利益共享多渠道等特点。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经营主体优势互补，以强带弱、同步提高，企业连接市场、家庭农牧场负责生产、合作社搞服务，逐步实现了“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牧户”形式的新经营机制，达到“1+1+1＞3”的产业发展效果。由此，既可以实现产供销信息资源共享互利，又能够提高农牧业生产经营市场化程度，产业化联合体的各类经营效率都得到有效提升。

除了积极推动发展绿色农业，乌审旗还不断探索绿色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积极吸引人才回乡创业，既能够激发建设家乡的浓厚民族情怀，又可以显著拉动地方特色农牧业的发展。乌审旗还通过加大科研投入，丰富产品特色，推动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绿色健康发展。此外，积极打造品牌形象，不断完善供应链体系，重点搭建传统奶制品电商销售渠道，扩大网络销售，实现了地方农牧业品牌积极进入全国市场，提升了乌审旗绿色农牧业产品的影响力。

（二）绿色工业清洁高效，充分释放绿

色动能，推动第二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传统工业存量发展与新能源产业增量发展相结合。作为资源型城市，乌审旗在实现绿色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优化传统能源产业结构和推动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双重挑战， 既需要优化改造高能耗产业、逐渐淘汰落后产能，又需要加快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既要继续发挥能源保供作用，又需要积极推动布局新能源产业以实现“双碳”目标。

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提升绿色发展信息化水平。在提升绿色发

展信息化水平方面，乌审旗加快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全面推动数字化技术与环保产业深度融合。以苏里格经济开发区为例，具有特色的“智慧园区一体化平台及服务项目”覆盖了园区内的全部企业，极大提升了绿色发展的信息化程度。同时，一批数字化和智能化工厂相继建立，不断提升数字化集成应用和核心业务流程再造的绿色工业低碳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央地结合、有效互补”，能源产业绿色转型高效推进。“央地结合”是指乌审旗在2010年以来，加大项目引进力度，引导布局大型国有企业在旗投资， 大幅提高就地转化率和精深加工度，一批单体产能位居全国前列、安全环保管理水平一流的项目相继建成投产，逐渐构建起了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的煤化工产业集群。随着中石油、中石化、中煤集团、陕煤集团、神华集团、兖矿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相继进驻，乌审旗已形成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相互结合、有效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地区发展迸发出新的活力。

（三）绿色服务业转型升级，持续放大绿色效益，推动第三产业高质量发

展

乌审旗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迹众多，是“鄂尔多斯（河

套）人”的故乡和“独贵龙”运动的发源地，“牧区大寨”精神享誉全国，也是内蒙古地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之一。正是因为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优质旅游资源，乌审旗委统筹谋划，从推动绿色服务业转型升级出发，持续放大绿色文化效益，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发展绿色生态文旅，第三产业发展迎来新的生机。

挖掘传统资源，发扬传统文化。以源远流长的萨拉乌苏文化为基础，加快推进了多个文旅项目建设，并成立萨拉乌苏“河套人”文化研究中心，谋划启动萨拉乌苏遗址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申报和5A级景区创建工作，探索古人类文化基因，助力中华文明寻根探源。同时，乌审旗还拥有鄂尔多斯四大召庙之一的乌审召寺庙，民族宗教文化深厚，乌审旗委借助地区文化优势，积极保护发扬民族宗教文化遗产，增进了民族宗教团结，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文化。乌审旗有着光辉革命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 在内蒙古革命史和精神宝库中有着重要历史地位。早在1926年，陕北党组织就派遣有关同志进入乌审旗南部开展革命工作，乌审旗的红色革命传统底蕴深厚， 在内蒙古地区具有显著代表性。这里也陆续诞生了鄂尔多斯地区历史上第一个

党小组、第一个乡级党支部、第一个旗县级党工委，具有重要的红色革命历史价值。乌审旗深入挖掘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营造红色文化环境，构建红色产品体系，启动红色保护工程，推动乌审旗红色文旅业的高质量发展。

发展生态文旅，助力绿色传播。乌审旗积极培育绿色文旅优势，加强绿色文旅宣传，构建了毛乌素生态文化旅游体系，发挥“牧区大寨”乌审召品牌效应，依托独有的“沙、草、湖”资源优势和景观，打造了民俗风情、农牧体验、康体养生、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生态旅游综合项目。

（四）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推动民族地区绿色低碳发展，必须牢牢依靠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建设高质量的“绿色乌审”提供坚强保障。

第一，旗委始终把牢发展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守绿色信念，凝聚绿色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两次考察内蒙古、五次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多次强调绿色低碳发展要求。长期以来，乌审旗历届旗委都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最大、最根本的任务，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检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作为讲政治、守规矩的一条基本要求，发挥全旗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强化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书记”一起抓，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全旗绿色低碳发展再上新台阶。二是坚守绿色信念。持续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教育， 深刻把握其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更新观念、改进作风，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树得更牢，落实得更好。三是凝聚绿色共识。广泛宣传发动， 弘扬“牧区大寨”精神，总结推广毛乌素沙地治理经验，发扬民族团结优良传统，用好全国民族进步示范旗创建成果，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共识、智慧和力量。

第二，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为建设高质量的绿色乌审提供坚强保障。乌审旗坚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在抓民族地区党建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抓好政治建设。把学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结合起来，纳入全旗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课、主课、必修课。扎实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庸

俗化问题集中治理，扎实推进专题教育、自查自纠、承诺践诺、建章立制等环节工作有效落实。二是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把规范化要求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实施“干部工作巩固提升”专项行动，采取“整体识别+重点突出、整体研判+重点分析、整体反馈+重点跟踪”的方式考察干部素质。实施“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计划”，分批次将旗、镇、村三级干部和农牧民致富带头人派往到江苏、浙江、成都等地考察学习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深入推进“育苗”工程，采取“公开选、精心育、严格管、及时用”模式加强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三是抓好基层组织建设。聚焦基层党建“三年打基础、五年争优先”工作目标，抓实嘎查村带头人队伍建设，推动全旗全部嘎查村党组织书记和主任“一肩挑”，实现“一嘎查村三名大学生”。制定城市基层党建系列文件，建立“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制度，常态化开展结对共建、疫情防控、环境卫生治理及文明城市创建等服务工作。四是抓好人才工作。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制定专业人才引进实施办法，编制人才发展规划，建立旗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制度，设立“人才服务驿站”，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医疗保健、子女入学、创新创业等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在全社会营造引才聚才、爱才惜才的浓厚氛围。

二、主要经验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深刻变革，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乌审旗位于内蒙古最南端、毛乌素沙漠腹部，地处蒙陕宁能源金三角核心区域，是典型的民族地区、资源型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面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 乌审旗委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关键在于能够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牢树立“久久为功”的治理目标。

（一）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离开了党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全面领导，就会出现发展方向不准、发展立场不对、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推动地方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

乌审旗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检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作为讲政治、

守规矩的一条基本要求，发挥全旗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强化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书记”一起抓，以党的领导引领推动全旗绿色低碳发展再上新台阶。同时，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也充分体现在央企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强强联合上，实力雄厚、规模庞大的央企不断加大投资力度。而央地结合、央地互补、央地互助既是有效发挥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激发地方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渠道。

（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乌审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乌审旗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将绿色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在“气化乌审”的政策引导下，积极将本地天然气资源惠及百姓，改善了群众过去用气难的现状，实现天然气开发利用与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方便农牧民生活、推进清洁能源改造等方面有效衔接，在为民办事上下功夫，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绿色发展的红利。从乌审旗的实践来看，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要始终清楚认识到发展是为了谁，只有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让人民群众能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才能够持续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三）牢牢树立“久久为功”的治理目标

只有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导向下，只有牢牢树立“久久为功”的治理目标驱动下，才能确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过去乌审旗缺林少绿，全旗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一度仅有7%和20%，生态环境脆弱一直是最大、最根本的旗情，保护生态环境也一直是最大、最根本的任务。尽管如此，乌审旗虽全境处于毛乌素沙地，但经过60多年的努力，全旗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已分别跃升至33%和80%，全年空气优良率稳定在89% 以上，这正是体现出乌审旗在绿色治理、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恒心与毅力。可以说，多年来乌审旗始终锚定一张蓝图，只要切合人民利益，只要符合人民愿望， 就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久久为功。

三、启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希望内蒙古的同志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书写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走上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些探索对于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一）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 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是一场牵扯全局的艰巨任务，要应对破解许多难题和风险挑战，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只有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地方党委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本地区及时地、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切实担负起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责任，努力探索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必须坚持提高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入新发展阶段，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各地区党委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对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 提高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水平，改变陈旧的仅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领导干部能力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努力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坚持稳中求进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的经济工作方法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要牢牢把握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脱离实际。如果传统能源逐步退出不是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我国能源结构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碳排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立足于我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在充分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以及群众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过程中，要增强系统观念，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力争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

（二）必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顺应绿色发展大势，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理念至关重要。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飞跃，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我们党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适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7］P170－171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着我们党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最新科学认识，是引领我国新时代改革发展实践的“指挥棒”和“红绿灯”。调研发现，乌审旗委班子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建设高质量的绿色乌审”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培育和弘扬“牧区大寨”精神， 毛乌素沙地治理成效得到党中央肯定，荣膺全国文明旗、全国绿化模范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旗等称号。

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是发展质量不高，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重点要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着手。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走粗放型发展老路，要逐步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空间格局。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8］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坚持什么样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来看，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传统现代化道路，应当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调研发现，乌审旗的发展生动践行了这条现代化道路，现代农业文明、现代牧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等在乌审旗和谐共生、相得益彰，成为民族地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典型案例。

（三）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党，在于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需要凝聚各方力量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调动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调研发现，乌审旗充分发挥了地方、行业、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注重引导辖区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和政府的调控手段，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加强统筹协调，把高质量发展和“双

碳”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充分利用党的领导优势和制度优势促进高质量发展。

（四）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高质量发展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打铁必须自身硬，领导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这场新的经济革命和能源革命必须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伟大社会革命锻造和成就伟大的党，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动伟大的事业，这是党百年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宝贵经验， 也是党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奋斗新征程的重要遵循。坚持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障，也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要求破除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墨守成规、好高骛远等制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旧理念旧思路，消除有碍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调研发现，面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诸多任务和挑战，乌审旗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保持战略定力，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守绿色信念，在旗委班子和各级干部群众中广泛凝聚起了绿色共识。乌审旗委把自我革命精神与推动绿色发展紧密结合，坚决做到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越雷池一步，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环境保护责任离任审计，建立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的生态文明建设闭环责任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坚持从严管理， 并贯穿于党的建设、干部任用、监督执纪各方面。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支撑，各级党委要形成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于提升基层经办能力服务的几点思考基于江西上饶市德兴、广丰的调研

柳飞

基层经办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就业政策的落实，关系到群众就业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江西省人社部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积极推行购买服务、委托业务办理等多种举措，推进形成一门受理、协同办理、资源统筹的综合服务平台， 建立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理等制度，优化完善经办流程，不断推动全省人社一体化平台在基层的实际应用。2021年，重点实施了10个“一件事” 打包办、20个高频事项提速办、30个异地事项跨省办，协同推进特殊情况上门办、服务下沉就近办，积极探索“免申即办”，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推行“一卡办”，切实提升了基层人社经办服务水平。

基层人社经办服务总体情况

从总体情况来看，县区层面都是统一入驻本级行政中心的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人社经办窗口、统一进行管理，通常采取“在编人员带班，聘用人员经办” 的管理模式；乡镇层面均设立了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人社经办服务设立了1—3个窗口，由乡镇统一管理，由人社部门负责业务培训指导。

其中，两级窗口聘用人员经费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二是由县区财政统筹承担；三是由用人单位和县区财政共同承担。用人单位承担聘用人员经费的县区，也存在几种不同情况，如：江西乐平市通过补助资金招标第三方购买服务来解决聘用人员经费问题；江西宁都县、铜鼓县、修水县通过公益性岗位、大学生见习等方式利用政策补贴解决部分聘用人员经费问题； 还有的县区建议通过制订政策从就业资金（创贷奖补资金）中列支聘用人员经费。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因层级和专业分工欠发达，基层经办工作“块块”特性明显。乡镇工作直接面对群众，常规工作量多，落实要求细，存在“分工不分家”的特点，这使得当前基层人社经办服务工作面临多种压力和挑战。

“忙闲不均”现象较为普遍近年来，由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窗口服务内容也有了变化，因业务不一和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忙闲不均”； 县乡窗口大部分都是聘用人员经办，存在有活就干、推着才走、不积极不消极， 导致“忙闲不均”；乡村振兴、城镇化工作方面常规工作多、落实工作多、群

众工作多，使得人手紧张，导致“忙闲不均”。

“留不住人”现象较为普遍县级窗口相对业务量大且人员较少。乡镇窗口业务量相对少，工作单一，窗口工作的大多是年纪较大的聘用人员，善于使用信息系统的年轻聘用人员流动性较大。加之经费紧张，各地聘用人员工资待遇较低、福利保障不高，最终导致“留不住人”的尴尬局面。

“职业倦怠”现象较为普遍因受工作性质、编制、晋升和工资待遇等限制， 不少县区窗口的在编干部普遍年纪较大。聘用人员相对年龄较小，但常通过行政事业单位考试、招聘等方式流失，留在窗口的聘用人员变动大。群体业务素质不高、业务培训不够、熟练度较低。另外，由于工作时间长、内容重复性高， 管理规定严，也一定程度导致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获得感不足、效率低下， 从而在工作上产生倦怠情绪。

总的来看，县区行政服务窗口相对来说人员待遇、晋升途径更合理，保障更到位。但是“，忙闲不均”“留不住人”“职业倦怠”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这些现象，在乡镇便民服务窗口则更加普遍。

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

以上基层人社经办服务存在的问题，深究其原因：从全局看，近几年服务窗口业务量激增，单位编制数少，聘用人员流失多，行政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赶不上群众对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的需求。从局部看，不同行政层级的窗口面临的问题存在差异——省市两级的窗口，业务量相对少，大部分问题可以通过提高信息化水平解决，难点是如何实现信息共享；县区的窗口因业务量大、对象复杂，需要经办人员素质高、能力强；乡镇窗口服务对象相对较少、年龄较大， 需要经办人员既懂业务又懂沟通。

做好窗口服务工作，需要心系群众、保障民生，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优作风、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进一步理顺机制，扩大窗口编制数“忙闲不均”问题，本质上是机制没有理顺的问题。机制理顺了，就可以实现机制与治理事务、工作人员与治理事务的精准对接，达到人与岗位、人与事务、人与人的有机匹配。各安其位、各尽其能，也就不存在“忙闲不均”问题。比如在乡镇一线，较多常规工作与中心工作体系不匹配；落实工作容易发生推诿扯皮；许多群众工作无法监督量化考核，需要工作人员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大局意识。同时，进一步加大编制向基层窗口单位倾斜。20XX年8月，江西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省政务服务办联合印发

《关于印发强化乡镇（街道）赋权承接保障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推动编制下沉，省委编办要根据乡镇（街道）赋权承接情况，指导市县委编办推动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鼓励从上往下跨层级调剂使用行政和事业编制，充实基层一线工作力量”。根据通知要求，各级编制管理部门可以从实际出发，编制计划进一步向基层尤其是窗口单位倾斜。

进一步加大投入，多措并举稳收入近几年，县乡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安全生产任务增多，乡村一级则出现日常业务向政治任务转变、一票否决事项增多等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员及资金向窗口经办的投入。大部分县区需用人单位自行解决经费问题，经费保障难度大。因此，建议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窗口的投入。

一是针对人社经办窗口人员不足的问题，各地可开展专项招聘，通过就业资金保障人员经费。就业部门可以出台相应政策，扩大就业资金使用范围，在就业资金中列入专项经费，用于保障人社经办窗口人员经费。二是通过本级财政直接列支，或者作为就业配套经费来保障窗口经办人员经费。财政能力较强的地区，可以由财政负担窗口聘用人员经费。三是通过政策性岗位补充窗口单位力量。人社部门可以鼓励窗口单位通过公益性岗位、大学生见习、高校毕业生、政策性岗位等方式，在解决困难群体就业的同时，充实基层窗口。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剂使用就业资金，通过岗位、社保补贴、增加工资等方式， 提高窗口人员待遇。

进一步借助外力，创新服务保运转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县乡治理方式在转变，县域治理开始以过程管理为主，乡镇治理则是重落实的结果管理。这个转变过程需要县乡两级借助市场力量来完成。比如：脱贫攻坚的考核，政府就借助了第三方对全国的脱贫成果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考核。这几年， 各项工作任务耗费了县乡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但仍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要解决好窗口服务的发展瓶颈，解决之道还是在市场。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成立人力资源公司来全权负责当地相关部门聘用人员招聘、管理、培训等。公司通过开展技能和创业培训、就业招聘等方式与相关部门单位进行合作， 形成良性互动，从根本上解决基层，特别是乡镇一级事多责大、利小权小的问题。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吉林工商学院 张献莹

前言：国有企业作为兼具营利性和公益性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和重要物质基础，掌握各领域重要资源、生产要素及先进技术，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在关键领域和行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体系健全、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地区发展、保障民生及危机应对等方面的重要力量，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大数据智能化时代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在国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国有企业应当肩负起新时代的社会责任，立足实际，主动查找问题、查缺补漏、勇于改革创新，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时代赋予的挑战、把握发展机遇，运用科学专业的管理方法，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从而提升国有资产利用率，促进其保值增值，最终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国有企业健康运行，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优化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意义

国务院于20XX年6月发布数据，中央企业的资产近十年由31.4万亿元至去年底增至75.6万亿元，增长率为10.3%。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革新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意识、建立科学的资产管理制度、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产的经营效率与监管水平，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与资金流入能力，保障资产的安全无虞，是促进国有企业高效运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需要确定新型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完善相对应的管理模式，有效应对新时代新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要依据新时代经济的特点，及时调整资产管理中制度不完善，资产结构不能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理顺资产管理制度与流程，转变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职能，从管理实物资产的范畴转向监管资本的增值能力和资本利润率转变。在我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产业不断升级，国际国内的竞争加剧，国有企业面临着经营挑战与发展机遇，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与创新能力成为必然要求。

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 资产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站在财务管理的视角看待资产的管理与运营，资产的使用权或收益权以及二者在不同主体间的流转与让渡，最终目的都是确保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但目

前的资产管理制度在责任、权力、利益等方面的规范尚不明确，也因日常管理制度过于纷繁，体系不清晰，导致资产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

1. 资产存在流失问题

资产管理中存在资源浪费现象，日常管理过程中存在账账不符及账实不符的现象，资产处置程序的审批、评估程序不完整、投资环节管理滞后、回报率过低等原因造成国有企业资产流失。

2. 资产的运营效率低

国有资产的经营主体在决策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比如个别企业存在经营目标不明确、资产结构不合理、存货周转较慢、应收款项管理不科学等原因，导致资产运营效率低下，不能实现资产高效的增值循环。

2. 管理者不重视导致制度执行的有效性打折

管理过程中过度关注与经济效益相关性强的指标。管理者行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时，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更注重业绩增长指标，对于企业的产值、收入、利润、经济增加值等业绩指标更为重视，但对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资产管理重视不够。比如管理者在对于资产的规模与质量的决策中，担心资产清查中的毁损报废资产会影响当期利润而不处置的情形，导致资产规模看似大，但是实质是无效或低效资产，却造成资产规模庞大的错觉。处置固定资产时，把关不严，不满足继续正常使用状态的资产应及时处理，避免处置不及时、不规范发生的额外成本负担。产权意识淡薄也是管理低效的原因之一，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归属于国家，缺乏管理上的主观能动性。行政人员工作岗位的轮换，有时由并不专业的人员管理资产，对资产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甚了解，不清楚资产的产权与数量，也很难去优化配置，降低资产管理的有效性与资产本身的收益性。

管理者的管理意识驱动管理工具选择，进而影响管理效率。许多民营企业已经引入了现代化的管理工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部分国有企业的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手段较为落后，执行具体政策与管理过程手段的单一， 采用粗放的管理模式，或者没有成立专门的管理组织、部门、不配备专业的人员，对资产的管理制度及目标不了解、不重视，只能进行简单的统计工作。同时缺乏部门间的有效配合，对现有资产维护不够或使用不当，急于资产的更新换代而增加不必要的资金浪费等现象，体现了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意识薄弱， 执行力度不足导致管理体制僵化及经济效益的下滑。

3. 资产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风险按照领域划分，主要有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及会计风险。按照资产的类别划分，主要存在现金资产管理风险、固定资产管理风险以及无形资产管理风险。

现金资产管理风险主要表现为坏账风险与存货跌价风险。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维护或开拓客户群体，采用较为宽松的销售回款方式导致坏账风险增加。企业的账面收益是上升的，但资金的流动性越来越差。企业资金的紧张也会加剧存货的变现跌价风险，存货短时间难以变现，或者变现周期长而造成企业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固定资产管理风险主要存在于入账风险及处置风险。入账风险是由于固定资产取得方式除了外购、自行建造外，还存在融资注入、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换等方式，在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程序缺失或人为因素导致的入账价值不准确的可能性。处置风险是指设备更新或维护不及时，甚至维护不当导致的生产效率降低、设备使用年限缩短等可能性。

无形资产管理风险是指无形资产入账不及时、计价不准确、权属不明晰或影响财务报表准确性的风险。无形资产虽然不具有实物形态，但是可能事关企业核心竞争力。如果无形资产管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企业资源浪费、技术瘫痪、权益受损、法律纠纷甚至无法正常运转。

目前一些国有企业还未能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资产管理风险识别、评估与防范机制，或者只将管理制度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未能将工作落到实处，暴露出资产风险管理上的漏洞和不足。

4. 监管机制不完善

国有企业内部监管机制的不足或失效难以有效保障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工作的规范与高效。部分国有企业监管执行力度不足，制度落实不到位，存在资产产权监管缺位与弱化问题。不同所有权归属的国有企业，存在产权多次融合， 产权的边界与行政不明晰的情形，管理规范的内容与责任难以有效落实，造成监管的缺位现象。在具体的管理中出现随意性较大、工作执行不规范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质量；也存在委托代理监管链条过长的现象，削弱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企业决策容易失当。在招投标环节、采购环节或处置环节的管理若出现违规行为，会使企业遭受损失。一些国有企业内部设置了审计机构，但未能实现有效的监督，缺乏审计独立性，如果不引入社会监督，公开资产管理相关信息，只依靠企业自我监督很难达到客观公正，也会

影响管理措施的完善。

5. 权责不明晰导致管理绩效激励失效

部分国有企业的组织架构设置不合理，可能受到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的影响而产生了职责冲突。在人员的设置上同样受限，可能设置部门但专业的管理人员存在缺口，也会导致管理制度不能有效执行。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早已建立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但由于监管部门的人员很难保证履职独立性，因此可能流于表面，形同虚设，纵容包庇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越位、权力失控，使监督失效。还有各方权责划分不清晰的现象，导致权力缺位、越位、互相替代或各自为政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业绩时互相争抢，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责任，绩效评价制度执行乏力。评价制度不能得到有效反馈，绩效制度不落实，管理人员就得不到有效激励，对其工作效率将有直接的消极影响，引起资产监管乏力，导致资产的结构失衡缺乏关注、资产运用效率低下及资产流失等一些问题的出现。

三、优化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对策

1. 健全资产管理制度

制定工作内容具体、切实可行的资产管理制度，制定主管部门的责任配套制度，规范管理的规则与方法，从而更好地推进资产管理工作的开展与制度的完善。制定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具有相当高的战略地位，优化资产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使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据可考、有绩可评，能够保障资产的安全、保值增值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完善“1+N”政策制度体系。部分国有企业因监管政策制度过多反而杂乱无章、不成体系。首先明确划分每一个岗位的权力和责任，其次捋顺岗位之间的制衡关系，然后科学设置监督机制体系，最后全面规范资产管理制度。参考借鉴国内外企业资产监管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取长补短，优化管理流程，结合国有企业的资产特点与管理环节，以现有体系与实际运营情况为基础，修订并完善资产管理机制与体系。借助资产评价体系对资产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行分析，首先运用目标管理的方法，将目标层层分解，任务对标到有关部门及个人；其次采用关键环节管理，然后再以这些指标为基础进行绩效考核；再次要体现全面、全程的管理流程，从财务、业务等方面入手，对资产管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跟踪考核，使责任不空档、不缺位；严格按照企业的规定履行逐级审批工作流程，降低人为因素的失误。

大多数企业存在闲置与减值资产，比如停用或升级替代更新的资产，这些

资产在管理中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国有企业资产一旦出现减值，说明存在资产管理风险，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收益能力。及时配置专业人员对资产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减值，分析减值原因，根据资产的使用情况，选择继续使用或抛出资产，保证企业现有资产的营运能力，降低企业的损失。同时，可以在刚性制度之外补充弹性制度，考虑通过投资入股、资产置换、租赁等方式灵活运作资本，提高资产利用率，节支增效。

2. 加强管理人对资产管理的认识

从资产管理的思想转变为资本管理的思想，从资产的运营转变为资本的统筹，重点关注管理模式的转变，加强管理者的认识，提升管理者的能力。可以通过讲座和培训的方式加强对资产管理内容与环节的认知并培养管理意识，重视管理的科学性。

保障资产安全与完整需要对全部资产分类管理，实物资产较多的企业要把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作为资产配置的基础。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提升数据的整合与使用效率，保障数据的全面与准确，实现数据挖掘。如条码方式管理实物资产，扫码可以即时核查资产状态、追溯资产动态，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跟踪资产从取得、到使用、最后处置的全程、全方位管理。

3. 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建设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风险按照领域划分，主要有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及会计风险。按照资产的类别划分，主要存在现金资产管理风险、固定资产管理风险以及无形资产管理风险。将风险防控建设作为制度建设的一个分支，有效地建立风险的识别、评估流程，形成成熟的风险防范机制，从而有效地抵御风险。全方位、全过程地测试、分析并评估现有企业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的有效性，查找出漏洞和不足，有针对性地弥补完善，用科学的制度及有效的执行来化解和防范风险。比如抵御市场风险，避免资产盲目投资产生的风险，应该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由本单位甚至外界专业人士做好尽职调查、可行性分析及盈利能力预测，有效识别、评估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的防范应参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管理，保障公司股东依法行使权力。会计风险主要体现在资产减值风险与日常风险。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建立具体的资产采购审批、检查维修、处置报废制度，并不定期对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或全查。对于闲置资产采取灵活弹性的管理，比如考虑对外出租或出售，或者二者相结合，减少闲置资产的管理维护成本，降低其资产减值和报废的损失，使其效用最大化。

4. 加强内外部监管机制

国有企业除应遵循条例与相关法规外，也要加强企业内外部的监督工作。首先，内部的监督管理工作需要扩大至全员监督，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对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与行为有效制衡，建立权责对等的长效机制。其次，加强内部审计，及时发现漏洞，降低风险，减少损失。最后，要增强监督制度的执行力，各级的行权设权授权避免滥用与漏洞。与此同时，外部的协同监督也很重要，常态化政府监督与第三方审计监督，提升监管效果。如进行定期绩效审计， 资产管理质量指标及资产年度报告作为业绩评价、人事任免的衡量标准之一， 通过资产管理与审计监管的联系，提升资产管理的效果。社会舆论的关注和监督能促使资产管理信息的公开，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信息透明度。提供公开的信息披露平台，接受社会监督企业的人员任免、管理制度、经营财务情况等相关信息。通过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的有效结合，使监督管理方式多样化、动态化和智能化，实现监督管理日常化、全覆盖。

5. 健全科学考核机制

考核指标应权责明晰。无论是国有企业现有人员还是考核委派人员，在任职期内都应有明确的管理指标，杜绝责任虚设，业绩平庸、资产管理责任意识差等现象。薪酬体系应与业绩体系挂钩，激励资产管理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剥离行政职务带来的行政管理固有的思维与理念。

建立全员考核机制、连带责任的考核体制。如资产管理过程存在实物流失、账簿不清、备案不及时等情况，要追究相关人员的保管、记录、清查责任。如实物资产在盘点中发现流失，对保管人与部门负责人追究保管与监管的连带责任。绩效考核制度一定要与具体指标相结合，不能仅定性规定，在薪资的年度考核中要量化，部门、班组、个人的考核要奖惩分明，减少搭便车现象，调动全员的积极性。

四、结语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解决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仅能提高企业的日常管理与财务管理水平，也能保障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持续稳健的经营。优化资产结构，杜绝资产流失，促进资产保值与增值，为企业获得更多利润创造有利条件。国有企业管理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也可以作为其他企业学习的标杆，提供参考借鉴，共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履行新时代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公司 王志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新形势、新任务对国有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围绕提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标， 坚持守正创新原则，深入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作用，推动企业迈上转型突破、赶超跨越， 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一、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

作为山东能源集团的骨干力量，枣矿集团历经百年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 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当前，更是面临着安全环保攻坚期、转型升级窗口期、改革发展关键期、和谐稳定敏感期“四期叠加”的复杂形势，企业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迫切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动力和保障。

一是突出时代主题，全面强化基层理论宣讲。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常态化开展理论惠民工程，全覆盖推进理论宣讲工作。

充分发挥开放式党性教育基地、党性体检中心、中兴文史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学习教育基地作用，开展实景式宣讲、沉浸式研讨。注重强化基层力量，建强政工干部、党校教师、基层党务工作者“三支骨干宣讲队伍”，丰富“书记课堂”“先模讲台”等载体，开展网络“微宣讲”大赛，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理论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是联系发展实际，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引领企业发展。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企党建、推进国企改革等重要论述作为重要内容，利用“第一议题”制度、枣矿大讲堂等平台，运用学习原文、交流研讨、专题辅导等形式进行深入学习，将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总遵循、总航标。

三是弘扬优良传统，注重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以学习践行伟大建党精神为统领，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抓手，持续开展“解读精神密码、

汲取奋进力量”思想教育活动。根据企业发展阶段性的重点任务，持续学习践行“南泥湾精神”“焦裕禄精神”“亮剑精神”，深入开展“六比六争”活动和解放思想、变革求新大讨论，全面营造“大兴学习之风、提升工作能力”的浓厚氛围，致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企业攻坚克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二、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时刻坚持强基础

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领导，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对国有企业来讲， 这一点更要牢牢把握，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的部署，把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实现党建入章、交叉任职的基础上，持续完善党委会议事规则和前置清单，严格落实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通过实施书记述职、党建考核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政治功能，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是更加注重工作模式创新。以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双入双创”党建模式为引领，以“融党建”品牌创建为载体，不断丰富“336”党建工程内涵，持续深化“红色堡垒”“头雁领航”“先锋引领”“组织创意”“品牌推介”五项行动，统筹推进党建系统化、标准化、项目化、标杆化、有形化、信息化建设， 为推动企业转型突破、赶超跨越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强劲的思想动力。

三是坚持大抓基层的导向。做好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党支部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持续完善“1+N”制度体系，发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载体作用。贯彻落实“1+1+N”党员联系服务职工群众工作制度，创新建立“九必谈、六必访”工作机制，使党支部真正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战斗堡垒。

三、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增强职工获得感

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民至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由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决定的，也必须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的原则和遵循。枣矿集团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

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坚持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方针，把宣传职工、教育职工、服务职工、凝聚职工高度融合在一起，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一是创新载体，完善诉求回应机制。严格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深入推进企业民主管理，落实食堂、宿舍、通勤等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常态化开展职工代表巡视活动，设立“440”服务专线，创新开展“工会主席沟通会” “管理对话会”“政工干部挂点包保”“领导干部接待日”等活动，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职工诉求。推行“清单化+项目化”落实模式，建成“职工说事室”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常态化服务职工的阵地，确保职工心声有处说、实事有人办、诉求有回应。

二是以人为本，提升服务职工层次。积极践行山东能源集团“一家人、一盘棋、一条心”理念，深入开展“家”文化建设，牢固树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导向，在持续深化职工疗休养、困难职工帮扶救助等工作的基础上， 创新实施关爱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双六一”服务行动，打造赴外开发服务中心、管理人员“民情日记”“枣矿心声”等工作品牌；聚焦职工的“急难愁盼” 问题，构建“智·惠·家”“圆梦微心愿”等服务职工网络平台，推动“我为职工办实事”活动常态化。

三是着眼长远，推进职工体面劳动。积极拓展关爱职工的内涵，致力于展现职工良好精神风貌，树立煤矿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社会形象。扎实推进“感动·最美”系列评选活动，设立“区队（长）班组长日”，实施青年员工“琢玉工程”，积极培育“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开办“枣矿榜样”“凡人善举”“出彩枣矿人”等宣传专栏，开展“替劳模看父母”“给家庭送喜报”“光荣和家人共享”等活动，大力宣传广大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人事迹，增强了职工的荣誉感。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郭雅楠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具有重大意义[1]。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农业及农民自身经济实力并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必须依靠金融支持[2]。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是乡村经济的血脉，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3]。如何更好的发挥金融支持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是当下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1. 金融支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支持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金融支持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需要，是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支持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的需要。

0. 金融支持引领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化的乡村产业结构，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金融支持是实现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乡村传统产业结构需要跟随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而不断调整。逐渐完善农业农村现代经济体系结构，发挥金融支持的作用，提高乡村的产业产品质量。增强乡村农业竞争力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这一切都与金融支持息息相关，金融支持促进了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方面的发展与升级。此外，乡村的第一、二、三产业方面的发展都需要融资的配合，完善融资结构对乡村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乡村金融体系促进了农业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展，而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乡村贫困需要金融支持，同时，鼓励农户运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创造出更高品质的农产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大量的劳动力在逐渐减少，更突出的问题是乡村的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乡村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在乡村地区高质量发展显得十分重要。另外，在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乡村发展过程中，金融支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5]。尤其是在传统的乡村信贷方面，由于其融资额度小，借款过程繁琐

复杂，较多数的小微主体不能得到更多金融支持。这需要优化原有金融资源体系，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在金融方面的获得性。

0. 支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需要

绿色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年大计。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乡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废水、垃圾等是农村的重要污染源，严重影响农民的生活质量。在这种背景下，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条件。用金融手段支持绿色发展，例如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行乡村污水、垃圾等方面的处理，这在治理乡村污染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既要有青山绿水， 也要有金山银山。乡村环境治理中要以金融服务作为支撑，进而更好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2. 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面临的困境

   0. 乡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乡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依赖于乡村金融市场的大力推动。城乡差距的存在使乡村资金大量流失，又由于乡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得乡村金融市场结构调整缓慢，表现为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有效落实。由于乡村金融市场具有较低的风险抵抗能力且资金流动不灵活等一系列特点阻碍了乡村振兴的进程。又由于“虹吸现象”的存在，使乡村金融市场的大量资金流向城市，这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展瓶颈。总的来说，如何建立完善的乡村金融市场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仍要解决的问题[6]。

0. 乡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乡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在实施的时候还面临着多样性和完整性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在乡村地区实施金融服务的时候面临着风险性较高、回报率较低的状况。目前乡村地区的金融架构是不合理的，其金融产品种类较少， 规模有限，这增加了农户在解决自身信贷时候的难度。金融机构对于乡村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均有重要意义。同传统金融相比，乡村金融资在融资方面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在国家大力支持乡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乡村金融并没有同经济发展速度匹配。当前乡村金融仍然具有融资困难的问题，虽然乡村已经具有了一系列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但是这些金融仍然停留在仅仅只是存款，取款方面，乡村地区的银行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太多的融资任务，对于其他方面的金融活动是很少涉及的。对乡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重视程度不够，乡村地区的银行大多为信用社，农业银行，

农商银行，缺乏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因此有必要引入更多其他类型的银行。乡村金融对于乡村的支持大多停留在农产品的种植，农产品的流通上，并没有对其他形式的乡村生产活动进行支持，这意味着乡村金融很多时候，都仅仅只是口号，并没有真正起到融资的作用。

0. 乡村金融生态环境亟待优化

稳定、多元的乡村金融生态环境是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乡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当前，部分地区的乡村金融生态环境阻碍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一是农户自身金融意识较为薄弱，信用意识不强，农户的金融知识普及不全面，乡村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二是当前乡村居民缺乏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对金融产品和服务不了解，使金融服务不能完全有效深入乡村且农户不能享受乡村金融机构带来的服务便利。总体来看，乡村金融支持政策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乡村振兴战略与金融支持联系在一起来看，金融支持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在改革过程中，要充分把握好乡村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间的关系。在寻找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与不确定性因素，从而给金融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因此，如何优化乡村金融环境成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

0. 乡村金融人才相对缺乏

在我国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乡村金融人才缺口大且结构较为单一这一普遍现象。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依赖高质量金融人才的培养，汇聚金融人才，助力经济发展。乡村金融竞争与金融人才的质量密切相关，谁拥有了高质量金融人才，谁就拥有竞争优势与发展主动权。与城镇相比，乡村金融机构的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流失的主要是年纪轻、经验足、创新性强、业务知识扎实的金融人才。乡村金融人才的流失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人才收入分配不合理。部分乡村金融机构没有建立完善的薪酬机制，导致工资分配不科学和不合理，使基、中、高层金融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不利于乡村金融机构留住人才[7]。二是乡村金融机构激励机制存在问题。要采用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结合的措施来培育乡村金融人才。三是乡村金融机构的人才晋升评级制度不健全，用人机制不灵活、激励机制不完善[8]。四是对乡村金融人才的培育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在金融人才培育过程中，缺乏统筹规划，并且培育机制不能有效整合。综上， 加大对乡村金融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0. 乡村金融产品单一

当前，我国乡村金融机构的乡村信用社处于市场垄断位置，而其他的乡村金融机构例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乡村商业银行等位于非垄断位置，其占据较少部分的市场且拥有较少的金融产品，其主要业务限制于存贷经营模式，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的要求[9]。在这种情况下，非正规的金融机构随之兴起，主要表现为高利贷、私人钱庄等，虽然能解决乡村金融市场部分问题，但这种机构经营模式比较混乱且不正规。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特征，创新不同的金融产品， 从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满足各个农户的不同需求。

3. 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

   0.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政府应对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出谋划策，实施货币政策引导投资者把金融资源投入到乡村产业中。政府财政应支持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政府鼓励把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纳入到年度工作考核中。制定有关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激励制度，激发金融机构投资乡村振兴的兴趣，调动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投资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二是政府要加强对乡村金融机构的财税政支持，采用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等方式， 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三是建立政策保障体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政府对金融支持的引导密切相关，政府应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来撬动金融资源更好的服务市场主体。政府在制定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外，还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政府应深化乡村金融改革，增强高质量的乡村金融体系供给，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四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机协调要配合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10]。在当今乡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情况下， 为更好的落实金融扶贫这一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对农民直接实施资金补贴，货币政策方面实施优惠扶贫贷款等政策，这两种政策的有机结合能更好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财政与货币政策要增强协同、精准发力，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提供足够的动力。从供给方面来看， 给予乡村金融机构较多的资金以更好的发挥货币的作用，还可以降低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利率，财政政策给予其资金补贴，使其能够减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成本；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财政政策要给予农户补贴，货币政策方面给予实体经济降低涉农主体的融资成本，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

0. 完善监督机制

完善金融支持的监督机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奠定扎实基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先进的科技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利用互联网对金融支持活动进行监督，把金融支持活动的落实以“量”化记录下来，这对金融支持活动起了良好的监督作用，为金融支持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保障[11]。首先， 要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金融支持情况有一个全面、细致的认识，从而制定出相关的惠农政策，进行整体数据分析，充分挖掘乡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预测乡村经济的发展方向，结合各类数据，因地制宜优化支持机制。其次，充分利用数据技术，对有关信息进行分类，整合与公开，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发生， 加强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化。同时，政府也应该积极举办宣传活动帮助农户加深对金融支持乡村经济发展的认识。最后，要保持金融支持监督机制的动态平衡性。在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因此监督管理机构面对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建立动态平衡性的监督管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金融支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

0. 构建完整的金融服务机制

构建完整的金融服务机制是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基础，需要乡村金融机构、银行、保险等机构之间的协调，推动乡村小微企业融资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的保障。在政府的引导下，金融机构应落实国家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支农资金部分，调节资金的使用结构，设立乡村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项目，为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助力。对于乡村中的龙头企业， 加大其金融支持力度，把乡村龙头企业打造为示范性企业，发挥金融支持的深度与广度作用。同时，政府对乡村金融机构政策的创新应给予支持。乡村本土的金融机构通过收集、建立的农户信息档案，针对不同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需求，从而对相应的金融产品做出改动，扩大农户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范围。金融机构应结合农户的经济状况来调整提供的金融产品服务，面对有能力还款的农户，可以放宽还款的时间，给予较多的贷款金额，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最后，要加强各个金融部门协调合作。加强信贷、债券、股票、保险、期货等金融领域的协同机能，切实改善乡村金融服务的风险管控能力。

0. 培养乡村金融服务人才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乡村金融服务人才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培养人才。优秀的人才队伍是改善乡村金融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实施乡村金融服务人才的培

养：首先，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激励乡村金融机构员工的积极性，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提升乡村金融优秀人才的影响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拥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金融人才，以确保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12]；其次，加大对专业金融人才的培养，解决乡村人才的缺位问题。对不同层次的乡村金融人才采用不同的教育体系，强化人才培训建设，重点培育金融服务中的带头人，不断丰富金融方面的理论知识，拓宽知识边界；再次，金融机构需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乡村金融机构要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以经济手段激励为主，非经济激励手段为辅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后，政府要对农户普及金融知识及教育，增加农民的金融基础知识，为乡村实现金融支持营造良好的环境。另外，乡村各金融机构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激励员工实现自我价值，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0. 建立良好的乡村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环境影响着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有效实施。首先，要在乡村的“硬件”上找突破口，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关注“软件”方面的质量， 充分解决乡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问题。完善金融法治建设，增强政策的执行力度，推动乡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最后，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要切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业乡村经济平稳发展，防范化解“三农”领域的重大风险。把乡村金融保险种类推入到乡村振兴的各方面，这对农业乡村发展给予更多的保障，从而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建立良好的乡村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程，作为管理者的政府需要对建立乡村金融生态环境给予帮助，以更有效的手段推动乡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

4. 总结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我国乡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将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能够推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在本文中， 我们解释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意义。对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问题包括：乡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乡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乡村金融生态环境亟待优化、乡村金融人才相对缺乏。同时，提出了更好地通过金融手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监督机制、构建完整的金融服务机制、培养乡村金融服务人才、建立良好的乡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明确路径。本文能够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青海青海省基层开展全民阅读工作的调研报告

省委宣传部 李世元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全民阅读工作的宣传引导，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收到了很大成效，阅读氛围进一步浓厚、阅读体量逐步提高、群众参与度稳步扩大，阅读质量逐年提升，为书香中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20XX年，青海省委宣传部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以省委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青海”为己任，按照全民阅读年度重点工作部署，结合全省宣传思想战线“四大”专项行动，心怀“建设书香青海·共筑精神高地”奋斗目标，赴西宁市、玉树州、海南州部分县市乡村开展全民阅读“七进”活动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组织读书分享会开展图书捐赠活动实施全民阅读推广站点建设等一系列有实招、见成效的全民阅读活动，为推进全省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 对基层全民阅读工作有了一些思考和认识。

一、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和省委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青海”总体要求展开， 以全民阅读“七进”为抓手，重点调研全省基层开展全民阅读工作的基础条件、人员结构、活动规模、质量效果。在全省两市六州中，西宁市和海东市作为全省人口最多，阅读资源禀赋最富集的城市，阅读活动场次多、形式多样、质量和效果相对突出，其他各州因地域覆盖范围广、人员分布相对分散、文化知识结构性矛盾和观念转变迟缓等因素，全民阅读整体质量不高。同时，由于优质读物的供给不够精准，阅读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参差不齐等因素，各市州阅读活动存在形式单一、群众参与度不高、资源利用率不高等情况。

二、主要问题

（一）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参照省全民阅读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要求， 各市州在全民阅读工作操作层面还有一定距离。宣传部门人员较少，缺乏专职人员主导全民阅读工作，基本由办公室或宣传科人员兼职，力量比较薄弱，县乡村宣传部门人员更少。

（二）阅读资源配置不均。在市州层面，阅读场馆设置主要集中在图书馆，

有少量直属机关单位配置有图书阅览室，但馆藏图书不够。县乡村各级阅读站点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配有图书室，但基础设施如书架、阅读桌椅等相对较少，藏书量更少。偏重于硬件供给的覆盖面， 软件的承载力不强，如图书管理不够规范，服务单一僵化，阅读效能发挥还不够充分。

（三）阅读活动质量不高。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市州，由于全民阅读缺乏专项资金扶持，阅读资源供量不足，人均读物占有份额不能满足读者需求，阅读活动缺乏应有的养料。在人口分散区域，尤其是村一级，图书资源相对富集， 但因空间距离限制、阅读人群文字水平有限和阅读资源利用率不高等因素，导致全民阅读活动质量大大降低。

（四）创新示范引领不足。各市州在阅读模式创建方面缺乏新意，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阅读活动相对缺乏，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不强，活动没有形成规模效益，领读人资源更是匮乏，对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缺乏全局观念和先进的组织理念，阅读活动引导服务水平有限，手段方法比较单一，工作成效不明显，纵向的制度安排和横向的分工协作之间缺乏应有的黏性。

三、改进措施

（一）健全机制，培育崇尚阅读的良好氛围。要确保事有人管、活动有人组织，必须将健全的全民阅读工作机制建立起来，将清晰的制度设计路径与多元目标下的精准供给无缝衔接起来。各市州工作力量薄弱，可参考省全民阅读推广中心和推广人有效做法，积极调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推进全民阅读工作。必要时将推进全民阅读工作与工作业绩考评结合起来，扎实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对全民阅读工作要求，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优先考虑，形成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谋划，合理配置阅读资源。在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阅读人流量相对较大，图书资源配置不仅数量要跟上，类别也要齐全，在牧区人口相对分散地带，阅读资源配置要讲求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利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在乡村重要节日和集会时集中进行阅读习惯的培养和引导。鉴于牧区阅读人口流动迁徙会间接造成阅读资源浪费，阅读使用率低，要摸清底数，按照常居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规模比例，根据当地特点和群众需求对症下药、精准进行资源供给，切实提升基层阅读智慧化管理水平。

（三）招贤纳才，培养全民阅读领读人。火车跑的快，全凭车头带。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上，知识结构的差异也导致全民阅读质量存在剪刀差。在动态变迁的阅读矛盾中转变由一维到多维的服务模式，就必须注重阅读领读人的培养，要加大培训力度，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让阅读变得更简单、更有趣味性和包容性，要让领读人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唤醒人们读书逐梦的心灵， 在与文学IP的碰撞中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要力促全民阅读在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起到引领思想、开拓视野、点亮心灵的积极作用。县乡村属于阅读工作力量薄弱地带，领读人可由宣传委员兼任，逐步过渡到群众自发组织，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增强群众的在场感，请群众讲自己的故事，持续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工作，引导群众读红色经典、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 增强阅读的聚合力和穿透力。同时，注重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切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近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四）守正创新，优化全民阅读模式。全民阅读是要实现全省统筹、全员参与、全域推进的系统工程建设。要正确认识全民阅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充分发挥全民阅读推广站点的示范引领作用，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扎实抓好云上阅读、数字阅读。各市州要强化城市文化地标建设，留住时代文化记忆，要精准抓拍群众阅读的生动鲜活特写照。强化全民阅读宣传教育，在城市和乡村文化墙及宣传栏显眼位置展示人民群众专注阅读的身影，在读书氛围的营造与变化中见证全民阅读整体风气的转变。要建立责任田试点，由群众“点菜”，政府买单，试点书店与图书馆一卡通借阅，适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

（五）敢为人先，激发全民阅读热情。要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看待和审示阅读与人类发展的关系，让阅读浸润群众的心田，涵养幸福生活底色，勾勒乡村文明的美丽画卷。要赋予新时代全民阅读以新的内涵，不断创新全民阅读模式，提升作品厚度、情感温度、受众热度和影响广度。充分发挥“两中心一平台”及各类公共文化场馆作用，用生动的事实说话，用群众的感受说话，通过全民阅读带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要以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为抓手，让人民群众在阅读中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提倡各民族在阅读活动中实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美美与共，逐步探索新做法、实现新突破、创造新经验。

（六）争当典型，创建全民阅读品牌标兵单位。要加强典型培育，集中精锐力量和优势资源，形成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为引领读书型社会建设树立标杆。全省各成员单位和市州部门，尤其是总工会、妇联、残联、团委和司法、民宗委等部门要立足行业特点和现实基础，摸清全民阅读资源，在本行业发现和选树一批全民阅读领头人，打造一批叫得响、走得出、传得开的阅读品牌。要打通相互交流渠道，各单位之间不定期举办阅读经验交流座谈会，不断发展壮大阅读标兵队伍，实现阅读活动质的提升。

（七）固本强基，不断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强化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建设， 把乡村振兴的春风带入全民阅读活动之中，在基层群众中推动形成爱国爱家、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要传递民生温度，把公益普惠放在突出位置，重点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孤残儿童、进城务工者、中老年等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打通堵点、实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形成综合和整体效应。积极培育阅读志愿服务项目和品牌，打造各具特色、富有成效的阅读路径模式，涵育文明乡风、展现时代新风。

（八）精益求精，创优全民阅读产品生产。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全方位、多角度，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发挥好青版图书阅读推广中心作用，传承大美青海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大美青海故事。加大选题策划力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策划出版优秀作品让群众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阅读新风尚，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加大中宣部评选的优质图书推送力度，逐步增加民文图书和汉藏双语图书供给， 不断丰富基层群众阅读养料。

（九）强化宣传，不断提升全民阅读动力基础。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民族才有希望。要加大基层阅读活动宣传，在做强全民阅读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持全民阅读为复兴做好准备，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用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各市州党报党刊、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要打造高质量的阅读服务平台，广泛深入展开阅读引导，向世界讲好青海故事、传播好青海声音、提升青海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要强力推动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军营、学习型社区等建设，激

浊扬清，注重品牌阅读活动带来的示范性阅读体验，同时形成释放传播声量的长尾效应，切实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南京银行数字化赋能探索与实践

南京银行信息技术部 张银川

数字时代，曾经的虚拟现实以数据为触手快速融入真实世界，数据与信息技术的深度结合，持续改变、重塑着各领域的传统业态，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路径也随之不断发展完善。尤其在金融领域，面向以数据驱动的运营转型需求，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正持续加速。然而，与大中型银行、新型互联网银行相比，受限于自身资源禀赋，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往往更为曲折、坎坷。为突破这一困境，南京银行将数字化转型实践与业务赋能相结合，深入探索中小银行基于数字科技的金融创新路径。

一、数字化赋能路径分析

当前，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聚焦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以全链路数字化手段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并尝试将现实需求“镜像”到数字世界中，探寻更为安全、智能、便捷的金融服务方案。顺应这一趋势，南京银行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创新技术，结合业务维度深入探索数字化、线上化转型路径。

1. 动因分析

作为最基本的数字化转型方向之一，南京银行在推进业务线上化的过程中重点考量了内外部两重动因：内部驱动力主要包括了线上、线下经营模式的调整融合需求，用户线上化迁移带来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以及线上办公、移动展业的转型需求；外部驱动力主要指客户习惯进一步向线上化、移动化转变，而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成熟度也正在快速提升，同时监管部门愈发关注银行机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综合上述因素，南京银行深刻认识到拓展线上经营的重要性，明确了“以客户为中心、全渠道联动、数据驱动”的精细化转型路径，以加速推动银行业务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2. 实施规划

在内外部两重动因的共同驱动下，南京银行为银行业务线上化制定了如下方向：一是持续挖掘线上业务场景，细致筛选、规划线上场景能力，制定线上场景建设方案，以及明确线上场景推广策略。二是深度拓展、融入线上业务生态圈，以数据为基石开展客户洞察，并针对性输出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三是构建竞争壁垒，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准确衡量自身产品和服务价值，持续完善

银行各业务线上化功能模块，打造特色化场景服务。四是加速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充分消化吸收已经掌握的金融科技经验，加速将金融科技优势转化成业务价值。

二、数字化支撑能力建设

为加速推动银行业务线上化转型进程，南京银行以全行业务战略为指导， 以数据管控、创新驱动为核心，制定了契合自身特点的数字化转型框架，并设立一级部门——数字银行管理部，负责牵头推动全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具体职责包括开展数据治理、数据平台建设、提供数据为业务赋能、智能创新研究、对外数据交流、数据专业队伍培养等。其中，数据治理与数据平台建设是南京银行推进业务线上化转型的两大重要抓手。

1. 数据治理

基于南京银行实践，数据治理作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首要环节是结合监管要求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进而将数据整合为企业级通用语言。同时，数据标准还有助于增强系统设计和建设的规范性，并能有效促进数据共享、提升数据质量。此外，在业务经营层面，数据标准可推动对数据信息的统一理解，从而更好地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在落地层面，数据标准与系统建设关系密切，需要业务需求部门、技术实施部门、数据管理部门通力配合，共同完成数据标准在系统内部的落地工作，之后再依托数据平台建设，持续优化基础类数据标准，并据此制定统一的业务分析指标。

2. 数据平台建设

在平台建设方面，南京银行以统一整合、统一标准、统一服务为目标，先后建设“数据湖”分布式数据平台、统一数据采集平台、数据集市、数据中台等系统，构建了全新的数据平台体系，功能覆盖数据治理、数据采集、数据整合、分析挖掘、业务应用等多个领域。其中，“数据湖”分布式数据平台代替原有的ODS系统，成为南京银行新的“数据核心”；统一数据采集平台基于规范化的外部数据接口，面向全行提供了外部数据综合服务能力；数据集市通过从业务维度开展数据整合，为打造专业化服务提供了数据支撑，并从专业角度被进一步细分为零售集市、对公集市、同业集市、审计集市、监管集市、经营集市、分行集市、运营集市等。

三、面向业务的赋能案例分享

紧跟时代步伐，南京银行不断强化金融科技赋能、创新业务模式，并已在

多个业务场景取得了突破性成效。本文以NCard信用卡和“鑫e伴”产品为例， 分享南京银行的创新思路，希望能供中小银行同业参考。

1. NCard信用卡

顺应数字化创新趋势，南京银行正式对外推出了虚拟信用卡——NCard。在推广过程中，南京银行基于对信用卡行业变化的最新认知，紧抓移动支付这一风口，围绕“智能化、数字化、开放化”创新思路，突破传统实体卡介质和支付场景的局限，采用敏捷团队开发模式，为年轻消费群体打造了这款虚拟信用卡。NCard信用卡的核心定位是做一张有温度、懂生活、能社交、会记账、更有趣的信用卡，且从申请办卡到用卡消费，客户均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中完成。例如，在申请环节，由于NCard信用卡具有虚拟化、数字化等特点，因此面签激活无需再等待实体卡片，只要核卡通过，营销人员即刻就可以为客户办理面签激活，而客户在绑定移动支付后马上可正常消费。此外，在用卡环节，客户也不再需要下载单独的App，所有操作均可在“南京银行NCard”微信小程序中完成。

2. “鑫e伴”产品

南京银行“鑫e伴”产品突破传统对公金融服务模式，全面覆盖中小微企业金融类、经营类、服务类等业务场景，创新打造了全场景生态圈，旨在助力中小微企业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南京银行还进一步拓展了鑫账务、鑫结算、鑫财富、鑫易贷、鑫国结、鑫票据、鑫缴费、鑫助手等八大金融功能，涵盖了从本币到外币、从结算到融资的所有金融服务，基于手机银行应用，全方位支持企业经营和企业消费两大生态。后续，南京银行还将持续升级“鑫e伴”品牌，并围绕“数字化转型”和“开放银行”战略，重点强化营销引流、基础服务、升级服务、退出管理等功能服务，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快速成长，实现银企共赢。

综上所述，南京银行结合当地经济和行业特点，以本地客户群为主要服务对象，持续推进线上、线下渠道融合，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精准化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未来，南京银行还将进一步构建特色化的移动金融服务，并将推广特色金融产品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突破口，持续完善“小而美”的数字化赋能之路。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思祺

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与农民农村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逐步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既是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农民增收、农民发展致富提供了更多可能。但由于我国农村网民数量相对较少，对数字经济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因此，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 当前我国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0. 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

发展农村数字经济从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开始。在充分认识到数字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后，我国各地纷纷着手搞好县、乡及村数字网络的建设。支持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开展扶贫工作和其他项目。农民作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体，对网络信息的认知和使用程度十分重要，农民开始拥有越来越充分的条件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认识互联网、相信互联网和使用互联网，从而逐步加入到发展乡村数字经济的行列。农村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给中国的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也为发展农村的数字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个数字已经增加了，但是从总体上说，农民网络的覆盖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0. 电子商务助力农村经济发展

电子商务是当前最具活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数字经济方式。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农村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推动力， 带动了农村的经济腾飞发展。通过发展电子商务，使农业结构得到优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转变；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发展农村电商是加速乡村脱贫的重要手段，也是农民增收的新载体。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原因，很多贫困地区通过网络销售，找到了一条“互联网+特色农产品” 脱贫之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和农民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对农民的“赋能”。

0. 推动城乡数字经济水平均衡

努力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数字鸿沟”是当前的主要难题。在发展乡村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把解决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作为首要任务。要想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必须在信息化条件下培养新型农民。一方面，把

农村农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并结合自身的实际需要和发展前景，与城市数字化建设相结合；同时，还要引入相关的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人员，在试点地区和示范区对数字经济进行建设。所有工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也对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起到促进作用。

0. 宏观政策环境利于发展

随着乡村经济发展的快速崛起，发展数字经济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关注度提高，政府和国家十分关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实施了数字中国和数字农村战略，为农村的发展安装了“数字引擎”，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乡村振兴已经和数字经济发展相结合，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为现代农村发展助推新动力。

2. 我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依然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难题，只有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才能激发数字经济在农村发展中的潜力。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农村所拥有的资源和农民受教育程度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进度，随之农村数字经济在数字产业、人才和农村治理等许多方面都会受到发展限制。因此，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目前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0. 农民对数字经济思想观念有待转变

当前，国家和政府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很高，但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得很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不到位，对数字经济的重要程度了解不够。许多农民由于对数字经济思想认识不到位，使得许多政策传达不到位，信息通知不够及时。一方面，一些基层干部、农民观念相对老旧，认为数字经济产品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对新事物的接受度较低，缺乏对信息的重视、信任、了解，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缺乏正确的认知和引导，没有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制订出合理的政策，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滞后和缺乏创新意识。

0. 数字经济人才支撑体系有待健全

人才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乡村数字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村地区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不高，造成了大量的人才外流，因此，由于数字经济方面的人才匮乏，导致数字经济的

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近些年由于一些原因的影响，人员流动范围较小，导致数字经济人才不能流通，对乡村数字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另外，由于我国的教育资源不足，我国的数字化人才不能外出进修、不能接受有效的训练及不能及时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缺乏与数字经济相关专家学者的交流， 使其长期落后，无法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0. 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目前，国家对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制度的制定还不够完善，对数字经济建设仍然是以政策引导为主，但要想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如今物联网、大数据的迅速崛起且相关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应用增多，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和农业信息安全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依靠网络来进行，许多人利用法律漏洞谋取私利，加大了网络的安全隐患， 给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3]。

0. 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存在问题

由于近些年处于特殊时期，为了应对全国的疫情，大部分工业推迟了工作时间。但是，由于农产品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因此，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首先，对农产品正常生产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受到阻碍，使农事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由于部分区域交通堵塞等原因， 销售农产品的商户不能正常营业。农资无法在本地市场上购得，因此，农场主只能通过网络购买其需要的生产资料。另外，由于村镇道路封闭管理等措施的实施，一些在其他村落租种土地的种植户也面临生产资料运不进去、农事生产作业无法进行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少地区原定的植保站技术员深入乡镇指导春耕生产等生产性服务也被迫停止。

其次，还造成了农产品的流通不畅。水果蔬菜的销售与整个物流的运力和运输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受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许多物流企业不能马上开始正常的生产和工作，造成了物流运输水平的降低。由于农产品具有一定的保质期，保鲜能力差，导致农产品的流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了农民的收入。因此，我国的农产品物流产业虽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其在我国的物流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因为大部分的专业物流公司都是独立经营，在信息共享、资源调度等方面不完善，缺乏高效协作的能力。农产品物流体系不

完善的问题愈发加剧，物流运输衔接不畅造成农产品库存积压、运行梗阻。

最后，造成了短期的供求不平衡。新冠肺炎疫情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线上线下的销售都被叫停，虽然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下跌，但销售依然很差， 一方面是农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则是在居家的人很难买到。以前的农产品都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有专门的经销商，去各个基地采购，所以，农产品的销量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市场的突然变化，经销商们不能到农村去采购， 同时也因为缺乏其他的销售渠道，导致很多农产品的销售陷入停滞。

3. 发展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对策及建议

   0. 发挥基层领导作用

地方政府要发挥基层领导作用，率先实现数字化思维理念的转变。也要做好体制供给，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要对此进行全程监控，及时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根据当地的优势资源、项目，特别是农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建立和完善一套符合当地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并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当地发展的优惠措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与此同时，要通过协调各级政府机构，对其进行必要的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对其进行指导和促进。也要加强农村市场的运行机制，完善公平、规范的法律法规，确保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一种以制度为基础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此外，还要尊重市场经济的根本法则，特别是要遵循数字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尽快出台相关监督考核机制、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要真正发挥好基层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中的经济与社会的宏观调控功能。

0. 培育引进数字人才

一是必须大力培养、吸引和利用数字经济方面的人才，充分利用这些人才， 发挥其主导作用，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人才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发展农村的数字化经济，必须从加强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训练入手。加强农村居民的数字意识和数字工具的运用，加强乡村地区的数字文化素质建设。二是对“数字农民”实施专项支持。对农村有较高学历且对数字化经济发展研究有较为浓厚兴趣的村民进行培训和指导， 培育出一批懂市场、懂分析和会操作的数字经济人才，促进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三是建立数字化人才的多元化系统。健全农村人才激励机制在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基础上，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扎根农村，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0. 加强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建设

要加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建设，降低网络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在中国快速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其在法律框架下的运行，减少其存在的风险。所以当前要确保数字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使数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以实现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数字经济的迫切需要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农村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相比国外，我国政府在推进农业农村数字经济中的作用更加重要。首先，在农村数字发展过程中，加快立法，完善相关法规，保证数字经济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其次，要对法律责任进行界定，加强监督，运用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络犯罪、欺诈行为的查处，加强网络漏洞建设，构建数字经济法制环境。

0. 提高物流配送时效

生鲜电商销售的产品对保鲜度要求很高，但由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生鲜销售的时效性缓慢，许多产品产自农村，由于农产品冷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不健全，使得生鲜商品的物流成本较高，使得其盈利困难。此外，由于新鲜商品种类繁多、季节变化大及难以规范化，农民对市场的把握也很有限，无法销售的商品很容易积压、腐烂，导致农民收入下降，影响农业生产积极性。因此， 我国要高度重视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农业农村物流配送体系进行有效改善，使农产品尽可能利用数字化手段销售出去，减少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4. 结束语

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时代的主要任务，而农村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根基，所以大力发展农业农村数字经济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文中对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就当前现状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农民、社会和政府等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从本质上改善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不足，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助力。

努力走出具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对广西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并期望广西在推动绿色发展上实现更大进展。我们要牢记领袖嘱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走出具有广西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提供重要保障。

工业绿色转型更加稳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近年来，广西积极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仍需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继续发力。一是支持绿色产业集群发展。开展工业园区绿色循环改造升级，打造一批绿色工业园区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壮大环保产业，对引入环保企业提供专项招商优惠政策。全力推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重点产业绿色转型。二是推动工业数字化转型。开展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推广“工业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新模式，发展综合能源服务的新型商业运营模式。加快光储充一体化项目的应用推广，构建用户侧综合能源业务体系。三是加强绿色产业的引进、培育。立足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进行招大引强和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开展产业链招商。推动绿色产业链与绿色供应链协同发展，在全区推广绿色产品谱系。

生态环境底色更加鲜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我们要牢记嘱托，让绿色成为新时代壮美广西更加鲜亮的底色。一是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快补齐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治理短板。聚焦秋冬季细颗粒物污染，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统筹路、油、车、船、港联合防控，着力提升移动源排放监管水平。二是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重点防范西江流域水环境风险，持续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加快补齐沿岸城乡和农村生活污水、工业集聚区污水、医疗污水等处理设施建设短板。推进实施湾长制，加强重点海湾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修复，统筹推进美丽海湾保护和建设。三是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严格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污染源排放监管。深入推进土壤分类管理和安全利用，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四是深入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强化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海湿地系统治理，持续提升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

生态产品供给更加充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近年来广西在生态产品开发方面积极探索，打造了富硒大米、生态水果等知名品牌，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一是打造绿色农产品供给体系。重点打造广西区域品牌特色水果，抓好一批标准果园和出口水果示范区建设。努力挖掘林下经济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下经济。强化富硒认证，将富硒与生态相结合，形成广西特有的富硒产品体系。二是打造节能环保产品供给体系。全面升级新能源汽车产品线，重点发展“三电系统”以及“新四化”零部件产品。大力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三是打造旅游康养产品供给体系。重点打造“壮族三月三”等少数民族节庆，发展沉浸式生态旅游， 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充分挖掘和弘扬桂医桂药文化。

绿色技术支撑更加有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广西需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一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市场化运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和交易体系，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及示范推广力度，推动建立绿色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二是高效集聚绿色创新资源。创新财税支持方式，健全多层次财政补贴体系。完善绿色技术资本市场和融资机制，完善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优化人才、智力、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进机制。三是不断优化绿色创新环境。建立科学的公共绿色采购评价体系。发展多元化绿色技术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理顺价格体系。

绿色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广西要持续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大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一是加快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建立发输供峰谷分时电价机制，降低用电成本。挖掘工业领域电能替代和天然气替代的潜力。实施容量价格及黑启动、调峰调频价格，填谷储能补偿机制。推进现代化综合能源应用系统发展，保障能源运行安全。二是加快推进道路交通绿色化建设。加快铁路、公路、重点口岸设施绿色化改造，建设物流基地和广西北部湾港内陆无水港体系，引导建立多

式联运企业联盟。完善充电、加气、加氢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三是加快推进城乡环保基础设施升级。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推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厂网一体化”及老旧排水管网修复更新。引导乡镇、村采用经济实用的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污水处理率。

善教乐学“思政课” 润心立德育新人 内蒙古大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XX年12月30日）

近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大中小学，一支由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组成的北疆青年讲师团，正把党的二十大精神送进课堂——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小学，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中心副主任刘颖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神舟十五号、十四号乘组“太空会师”节点，讲授思政课《最好牧草为航天长大也做“摘星人”》，1400名师生线上听课；在内蒙古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班主任侯雷在分享抗疫故事时说，讲好思政课十分重要，要引导学生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丰富内涵，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我们党、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库伦旗第二中学，来自通辽市委党校的赵淑芳讲授《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学生们受益匪浅。

同时，20XX年11月以来，内蒙古各高校开展了“讲红色故事”“唱响红歌” 云端接力赛。学生们把“三千孤儿入内蒙”“齐心协力建宝钢”等党史故事， 创作成音视频作品在网上展示，展现了莘莘学子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赓续红色基因、激发爱国心、强国志的时代风貌。

20XX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践行守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论述，以“四史”教

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大中小学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和布局；大力培养提高思政课教师队伍素质，创新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方法，善教乐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为“大思政”立柱架梁激发“铸魂师”职业自豪与荣誉

内蒙古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张瑞军的课堂很受学生欢迎。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调研组观摩了他的思政课。在讲述伟大建党精神的课上，张瑞军是“总导演”，各个班级将伟大建党精神通过故事会、小剧本、小情景剧进行互动学习。通过周密策划酝酿，《觉醒年代》、井冈山、延安窑洞、焦裕禄等被学生们搬上自导自演的舞台。学生们为了表演好，认真预习、查找资料，感受历史事件的价值，揣摩历史人物的思想品格。学生们说，思政课活起来了，大家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思政课程教学技能大赛上，张瑞军的思政课获得第一名。内蒙古出台政策，获得思政课大赛第一名的教师，有资格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张瑞军不仅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还被提拔任用为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瑞军感慨道：“躬逢伟大时代，思政课教师大有作为！”

调研组了解到，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思政课建设摆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位置，将思政课建设任务要求纳入自治区政治巡视、领导班子考核指标体系和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先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若干举措》两个制度性文件。

岗位津贴、绩效考核、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评先评优向思政课教师倾斜。设立思政课教师岗位津贴，纳入绩效工资管理；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工作中，单独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保障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不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思政课高层次人才将纳入自治区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在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中专门设立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并逐步增加经费投入这一系列硬核措施从加大投入保障、深化改革创新、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为思政课提质提效“立柱架梁”。

内蒙古为“大思政”进行内容和操作的“三同一通”架构设定：党史学习教育与思政课建设“同频共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思政课建设

“同心同行”；通过集体备课与培训，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共同成长”；教材教学、教师队伍、教研科研一体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体制机制建设实现跨学段“协调贯通”。

目前，内蒙古全区共抓共建思政课意识浓厚。2020年开始，18位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到高校作形势政策报告并随堂旁听思政课，各盟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走入思政课堂听课、讲课成为一种制度。名家大儒进课堂、先进模范人物进课堂、学生现身讲述进课堂，学校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名师引领“同备一堂课”思政队伍能力大提升

上好思政课，教师是关键。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取决于思政课能不能吸引学生。针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学历专业不一、学生年龄不同的现状，内蒙古通过名师引领“同备一堂课”，对思政课教学方法进行示范培训，提高教师能力，提升思政课质量。

内蒙古在全区建设了东、中、西三个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其中西部片区设在包头师范学院。调研组走进包头师范学院，了解思政课教师培训情况。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自治区教育厅第一时间在包头师范学院举办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学习二十大精神同上一堂思政课”学讲研思活动。内蒙古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高校辅导员、大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等3万余人聆听学习。

学讲研思活动邀请来自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咨询委员会、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专家，就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讨。

在教学展示环节中，内蒙古自治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张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宋振美、包头市服务管理职业学校李晓风、包钢第五中学陈璐和包头市第五中学周彦、包头市青山区一机二小李忠华、包头市新世纪民族幼儿园孔瑞英等老师分别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进行了精彩的教学展示。

专家们认为，本次活动第一时间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堂， 做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抓手有形、受众有感、教育有效，实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螺旋上升、循序渐进”的目标。

学讲研思活动从“学”字入手，在权威专家的指导下深入研学了党的二十

大精神；聚焦在“讲”上，将专家“指导讲”和各学段优秀教师“示范讲”有机结合起来；破题于“研”上，紧密结合不同学段认知规律，深入探讨如何把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有效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最后落实到“思” 上，引导广大思政课教师回归教学主渠道，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教学实践。

调研组查阅培训记录发现，20XX年以来，内蒙古先后举办了21场集体备课学讲活动，受众达63万人次。

呼和浩特市苏虎街实验小学思政老师武倩茹体会说：“有名师指点，教学内容和方法更加合理，更加吸引学生。各学段思政课教师迈出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跨学段交流，开阔了视野。这是个共同成长、不断提高的大平台。”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智说：“思政课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有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共识、汇聚集体智慧、优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果。”

内蒙古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指导组组长李春晖教授介绍，在“学党史强学科兴课程育新人”“同上四史思政大课”线上共学活动中，内蒙古组织了多校联动集体备课会。会上集中研讨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体系，精心打磨教学重点难点，提升了课程质量。

调研组了解到，在思政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工作机制下，内蒙古各高校与当地中小学校结成“共建对子”，共同开展集体备课，实现内容方法共学共享。建成了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资源平台，及时发布和更新示范课视频、课件、讲稿和教学资源包，供高校、中小学班主任开展专题教学、班团队会使用。研发全景游学、AR仿真课程等平台，打造“青春领航分享会”“北疆云思政”“牢记嘱托奋进北疆”“青年说”“师者说”等共建共享育人矩阵，实现了思政课资源“云分享”。

在思政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工作机制下，一批优秀思政课教师成长起来， 内蒙古各高校已建成33个名师工作室，成为引领思政课提质提效的示范团队、教学骨干。

小课堂大社会“石榴籽主线”贯到底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内蒙古供各幼儿园和小学的一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石榴籽’绘本丛书”正式出版发行。丛书共12册，每册完整讲述1 个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丛书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从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中选取了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等12则故事进行创作，力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021年起，内蒙古加强统筹谋划，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不同学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和途径等进行明确要求，制定了《关于在全区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全面深入持久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施方案（2021— 2025）》，在学科融入、专题教育、主题实践、校园文化等方面形成丰富成果、构建长效机制，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扎根青少年心中。

自治区教育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同上一堂课”活动

——每个学期第一课，全区300多万名大中小学生一起共上一堂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思政课，成为现象级“思政金课”。

作为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何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润物无声、打动人心？用好社会资源讲好大思政课是内蒙古各地各校实践探索中共同的“法宝”。

一个周三的下午，包钢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六班的学生走进包钢集团“齐心协力建包钢”展厅进行研学实践，从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个个模拟场景中， 寻找父辈和老师们经常讲述的那些“各族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内蒙古建设边疆，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从历史照片中看，当时这里物资、设备、技术等都很缺乏。真没想到，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建起那么大一座钢铁厂。这真的是全国各地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学生王宇博感慨地说。

2021年暑期，内蒙古大学212支队伍、累计超4000名学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团队，分赴陕西延安、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草原母亲”都贵玛家乡等开展调研。他们深入红色展馆、革命遗址遗迹、纪念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党史文献纪录片、红色电影。红色故事、革命文物、红色档案持续滋养着学子们的心田。

内蒙古师范大学深入实施培根铸魂工程，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陆续推出了“石榴籽·好声音”“石榴籽·大家谈”“石榴籽·微课堂” “石榴籽·践行动”等20余个子项目，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科尔沁艺术职业学院教务科研处处长王晓红表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各类学校教师、校长培训的第一课，并且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

培根铸魂工程永远在路上

内蒙古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正在破题，一些经验成效具有启示意义。

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式地开设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任务。从打破学段壁垒、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机制入手，逐步推动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在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评价、教师队伍等各方面逐一破题，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断更新迭代。其中，集体备课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让层次不同的思政教师针对学龄不同的学生有了授课的好内容、好方法，教学效果得到提升。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师生思想动态调查显示，99%以上的大学生非常认同思政课的效果；98%以上的大学生非常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99%以上的大学生对青年成为强国一代表示有信心。总体上，内蒙古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更加巩固，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更加坚定。

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加强教师配备。各级各类学校明确思政课教师配备要求，严格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优先保障思政课教师招聘，持续加强中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截至2020年年底，内蒙古全区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新增190人；教师结构持续优化，49岁以下中青年教师占比74.43%，较2019年年初增加19.56%；专业水平明显提升，高级职称占比38.42%，较2019年年初增加10.42%。

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思政课教师只有自己信仰坚定，才能讲得有底气， 讲深讲透，才能有效引导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按照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六要求”选派和培养合格的思政教师。内蒙古打造思政名师，思政课堂走向社会，就是要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学校也可以借用外力，争取每一节思政课都引人入胜，让学生受益终身。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任重道远。要继续聚焦“有形有感有效”， 按照学段特点和认知规律合理设计育人内容和形式，在中小学开展“讲故事、知中华”“国旗进班级”等活动，在大学开展“学党史、铸丰碑”“青春告白

祖国”等活动，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分众化教育，开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效载体，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校、示范班、示范宿舍，让“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思想在师生心中深深扎根。

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花木＋电商，铺就富民路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20XX年12月1日）

初冬时节，暖阳高照，走进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红瓦白墙的洋房整齐排列，苗圃里花卉苗木依然生机勃勃，库房里工人正在打包，库房外货车等着将包装好的各类花木绿植运往快递站点。

近十年来，聚贤村立足花木产业，加快“触电上网”，将各类花木绿植销往全国各地。在无数包裹寄送与货车往来之间，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日子愈加富裕。该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新农人”：

抢先“触网”敲开创业之门

“欢迎新进来的花友，没有关注我们的可以先关注一波。今天还是上绣球、茶花 ”打开淘宝账号“小默花卉”，一盆绣球花出现在镜头前，主播正热情细致地为观众讲解绣球养护知识，“货架”上陈列着夏洛特公主、纱织小姐、万华镜、鸡尾酒、细高跟、爱莎公主等多个品种的绣球花。这个小小的直播间， 依托聚贤村花木产业，年销售额超200万元。

“小默花卉”直播基地负责人杜恒飞介绍，自己的创业要从2010年算起。“那时村里有不少人种花木，父母也种了十几亩。我看到有人开网店卖东西， 就想也开一家试试。十几年前做电商的人非常少，没想到真能卖出去东西。”

依托父母的花木基地和附近的花木市场，杜恒飞大着胆子在自己的淘宝店铺上架了几十款宝贝。随着一个个链接被拍下，他尝到了电商创业的乐趣。“其实那会儿爸妈不赞成，他们认为我成天盯着电脑不务正业。”杜恒飞回忆，当时主要销售小盆栽，客单价约20元。“虽然销售额一个月只有四五千元，利润大概两千元，但自己很有成就感。”

随着店铺销售量平稳增长，杜恒飞的店铺宝贝也逐步增加到三四百个，还雇了几名工人专职打包。当电商开始在村里普及开来，越来越多花木上架销售时，他又“逆流”而行，将宝贝缩减至十几类。“大家都做电商，我们就没了平台优势。后来就专售绣球、兰花、茶花三大类，细分有100多个品种，主打的是十几个高端品种，客单价高。”

2019年，敏锐捕捉到直播电商的崛起，杜恒飞又果断引进直播销售手段， 成为聚贤村最早涉足直播销售的创客。如今，他的创业基地共有4名专职主播。“一般一部手机就能讲解，除了讲宝贝，也讲怎么养花。有时即使客人不买， 也能听一些养花知识，所以我们称观众为‘花友’。”创业十余年，“花木+电商”的经营模式让杜恒飞收入不断攀升。“村里有这么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机会，能坐在家里就赚到钱。而且，销售淡旺季分明，给人一种自由感。”他表示，未来会更加注重诚信，同时选品进一步精品化，尝试引进铁线莲等高端产品。“希望村里能给年轻创业者多提供一些学习交流的机会，带我们多出去交流。”杜恒飞说。

村干部：

既要踏实干更要抓潮流

聚贤村位于庙头镇以南2公里，花木大道、扎新路穿境而过，全村400余户从事淘宝电商。不过，十余年前的聚贤村并非这般光景。“那时，大家也种花， 但种了卖给其他老板，相当于‘后厨’，不做前台。村民年人均纯收入6000余元，村集体年收入只有几万元。”聚贤村党委书记陈星星介绍，依托特色花木产业，近十年，聚贤村着力发展电商，让绿植从田头直接搬到消费者家中。

陈星星本人便是从电商创业队伍中走出的返乡创业新村干。“我们的电商从2014年起步，当时还是跟新河一位同学学习的。”陈星星介绍，聚贤村采用“支部+电商”形式，村干部带头创业，鼓励部分年轻人同步接触电商，进一步激发花木产业内在动能。略有成效后，村集体牵头成立电商志愿服务队，组织一批起步早、经验足、理念新的电商示范户为有创业意愿、遇到困难的电商们提供技术支持，鼓励更多本村居民返乡创业。“开始我们做淘宝店、天猫店， 后来是京东、拼多多，到了2019年我们又尝试直播。现在村里家家户户种花木， 一半以上做电商。”

除了鼓励个体创业，聚贤村还紧抓机遇推进村企联建。2020年以来，聚贤村与花木龙头企业“苏北花卉”牵手合作，流转部分土地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大企业的品牌效应又带动了小花木种植户转型升级。公司与村委会签订用工合同，吸纳420名劳动力进企业工作，平均月报酬3800元左右。

“花木+电商”的发展模式，让聚贤村真正实现了村强民富。2020年全村实现网络销售超2.5亿元，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2021年， 聚贤村人均纯收入升至2.3万元，村集体收入达73万元。随着电商产业的不断壮

大，村干部在换届后也实现了年轻化。如今村“两委”共8人，平均年龄30岁， 大专以上学历6人，全部拥有创业项目。

陈星星表示，未来聚贤村将加强与电商平台合作，引导部分村民种植高端产品，打造聚贤自己的花木品牌；依托花木产业，盘活部分民居打造民宿和农家乐，探索发展乡村旅游业，进一步释放美丽经济的活力。

尽管村民富裕已见成效，但乡村振兴依然在路上。陈星星分析，包括聚贤村在内的苏北乡村目前普遍存在的短板是思路闭塞。“我们的乡村干部应当多出去交流学习。就拿村图书馆来说，尽管村集体有这项资金，但以前从没想过要做这项公共服务，后来我们的干部到宜兴去参观学习，得到了启发，回来以后才实施的。”

“原住民”：

好日子就在家门口

左手举起一小盆郁郁葱葱的春羽，右手抓起半张报纸，麻利地将报纸卷在春羽四周，再在下半截贴上一层保鲜膜不到10秒钟，仲伟扬便打包好一盆绿植， 放进塑料筐里。其他工人将为这些小盆栽封好打包纸盒，贴上发货标签。

今年56岁的仲伟扬是土生土长的聚贤村人，在村里种过地、在外做过工，5 年前回村，如今在儿子的电商基地里帮忙拉货、打包。

“没想到村里变化这么大，我住回村里才感觉到。”仲伟扬一边包花，一边说，上世纪90年代，自己靠种植家中的6亩多地，一年能赚上四五千元。到了新世纪初，他前往苏州做瓦工，一年能赚上四五万元。最近几年，儿子的花木电商生意越做越好，他被“拉”回家帮忙。

“刚开始，我还不相信网上卖东西能卖出名堂，没想到如今家家户户已经靠电商富起来了。现在村里大部分人都住上两层小楼，十家有八家开上汽车， 还有人家有两三辆车。”仲伟扬说，随着电商发展，村里不少花木基地需要招工，即使六七十岁也能找到工作。“我们虽然年纪大、识字少，但凭着吃苦耐劳一个月也能赚5000块钱。老两口一个月加起来就有万把块，好日子就在家门口。”

除了眼见村里花木生意越做越红火，仲伟扬还切实感受到村庄环境的改善。“十年前，村道还很窄，大部分是土路，没有路灯。现在都是水泥路，装了路灯。”他介绍，随着村里农房改善工作的开展，自己也交了17万元住进了新房， 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十几年前住的是老瓦房，晚上上厕所

要出门蹲旱厕。现在家里装上了抽水马桶，还没有味道。”

沭阳县钱集镇石桥村：和睦乡邻，一起敲开致富门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20XX 年 12 月 2 日）

关键词：乡风文明

鲜活灵动的墙画、井井有条的菜园、整洁干净的河道初冬时节，打开抖音视频号“石桥村石人实事”，一帧帧村庄环境改善的视频引来众多点赞。沭阳县钱集镇石桥村的视频账号，不仅是村子对外展示的窗口，也是记录村庄实事的平台。

石桥村曾是省定经济薄弱村。近几年，在各方帮扶下，石桥村逐步积累发展基础，村民携手走上致富路。

“新农人”：

一个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初冬，石桥村大片土地呈现出苍黄的色彩，有一片地却青翠如毯，这是创业者徐成成的草坪基地。

一张眼下石桥村里少见的年轻面孔，笑起来憨厚阳光——出生于1993年的徐成成，曾在苏锡常一带打工，也承包过工程，3年前开始投入草坪创业，去年来到石桥村。“我是隔壁乡镇的人，以前就知道石桥是‘穷村中的穷村’。得知我打算扩大草坪种植规模，石桥村韩书记非常支持，做工的村民也勤勤恳恳， 这坚定了我在村里创业的想法。”徐成成说。

徐成成的创业之路并非坦途。“我做工程时接触到绿化草坪，2019年开始在原周集乡承包200亩地种草坪，遇到的困难一是资金、二是技术。资金方面， 政府介绍我们申请低息创业贷款，解了燃眉之急。”技术难题是怎么解决的？ 徐成成回忆道，刚开始自己什么都不懂，得知周集有人掌握成熟的种植技术， 他就天天开车转悠，别人干嘛他干嘛，一边看一边学。

经过几年摸索，徐成成逐渐成为一名草坪种植“土专家”。他介绍，一年正常种两季草，最近这茬在11月初播种，接着布网和盖无纺布、便于种子发芽， 苗长出后可以施肥，次年3月起草。“草坪分冷季型和暖季型，我们这茬做的是混播，暖季型草上覆冷季型草，达到四季常青的效果。”

除了熟悉种草流程，徐成成还不断下功夫改善土质。“每年分几个区域取土，送到化肥厂化验，缺某种元素就及时补充。一位南农大教授经常来，实地

看苗给建议，我总跟过去听。”

如今，徐成成共承包700余亩地种植草坪，其中551亩在石桥村。草坪年销量达80万平方米，去年销售额约600万元，带动40多位村民就业增收。“我希望用这个项目为父老乡亲们多谋些福利。”徐成成说，他还想尝试两年种植五季草，不仅让土地产值更高，也能带动更多人就业。

村干部：

领好头，才能让百姓定心

石桥村位于钱集镇东北角，在沭阳、涟水两县交界处，距沭阳县城约1小时车程，距最近的国道也有10公里，位置偏僻，多年来以种植稻麦为主，“十三五”期间被列为省定经济薄弱村。“石桥位于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影响深远， 这里的百姓正直淳朴，彼此关系融洽。过去穷，

只是因为缺乏敢闯敢干的领头人和切实可行的致富项目。记得我刚到村部上班时，村里连个像样的会议室都没有。”90后村党支部书记韩鼎到村工作已5 年多，昔日村民面貌与村子贫弱景象深深印在他脑海中。近5年，村里下大力气抓经济发展和补民生欠账。

从全面小康到乡村振兴，上级政府的帮扶没有断过。除了资金扶持，省委驻沭阳帮扶工作队也于2020年来到石桥，经过考察会商，认定产业扶贫是根本出路。听说要引进产业项目，村民纷纷响应，土地得以顺利流转。如今林业公司种植楸树1024亩，创业青年种植草坪500余亩，年租金2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近400人次。建设用地有限，石桥便利用扶贫资金投资联合企业在青伊湖工业园区建设1座标准厂房，投资农业专业合作社烘干厂房和设备，年租金共77.1万元。

修村道、建厕所、造公园、装路灯 这些项目得到村民支持，民生欠账迅速补上。2021年，石桥村集体收入由5年前的10万元增至101万元，彻底甩掉了“省定经济薄弱村”帽子。“这几年，我们村干部一心抓产业发展项目、基础设施改善和人居环境建设，从来不需要费心处理村民纠纷和矛盾。”韩鼎说。

经济发展渐有起色，精神文明建设也在逐步提升。韩鼎介绍，今年以来石桥累计开展文明宣讲活动15次，召开专题座谈会20余场。在移风易俗方面，石桥倡导村民间礼金往来一般不超过200元，村民积极响应，减轻人情支出负担。石桥村打造的“石桥村石人实事”视频号，在当地已小有名气。“账号里

有村民自发编排的《我的国》等弘扬红色文化节目，有‘拒绝升学宴’座谈会

记录，有百姓的中秋节演出，也有村干部工作日常和村庄小事。村民们不仅看， 还积极投稿，账号现在有2600余人关注。”韩鼎说，村里干群关系融洽，只要引好方向，乡村振兴、共同致富定会展现现实模样。

提到发展瓶颈，韩鼎表示眼下还缺乏技术人才。“虽然我们开展了不少农民培训，但效果有限。一个原因是村里年轻人较少，另一个原因是部分村民虽然想干事创业，但遇到生活压力或忙于日常工作，往往就会不了了之。”

“原住民”：

远亲不如近邻，住村里安心

白菜、韭菜、辣椒、胡萝卜石桥村刘东组一处红砖民房前，两分地上种了十多种蔬菜，这是71岁的黄恒龙精心打理的“门前风景”。

黄恒龙有一儿一女，儿子在沭城买了房，闺女在淮安定居，而他依然住在村里的老宅。“很多人认识几十年，没红过脸。现在年轻人大多不在家，要是哪户有人身体不好了，邻居做完工都要去看看。大家是邻居，却跟家人一样。”

在黄恒龙看来，石桥村的百姓淳朴勤劳，以前没有改变贫困面貌是有原因的。“庄子偏，农民没文化，又没个能人带头，经济很难发展，偏偏以前村干部换得勤。好在小韩书记这班干部都很年轻、肯干事，这几年积极引进项目， 做任何事也都很尊重村民意见，大家都安下心来跟着干。”

黄恒龙介绍，十年前，石桥家家住老瓦房，村里只有土路，近些年已有部分村民盖起楼房，村里有了水泥路和路灯。“现在还有个文化工作队，一位退休老师领头，组织会唱歌的、拉二胡的，节日搞演出，平时晚上也热闹。”

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杭州区市县的案例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叶邵勇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1]， 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精神阐述：要把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串口， 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时要着力依托信息化来推动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借力信息化来强化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可以说数字乡村的发展正在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展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众所周知，乡村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国的底色。

“数字”又是杭州的重要特点，也是杭州众多优势之一。按照杭州的“十四五”规划要求，数字技术将会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产业、治理、民生等各个方面，成为杭州高水平打造“数智杭州·宜居天堂”重要牵引。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也必然成为“十四五”杭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逻辑。基于这些方面，本文将通过笔者对杭州区市县数字乡村建设进行的调研，着力梳理杭州数字乡村建设的特色亮点，同时通过调研挖掘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的数字乡村建设者提供决策支持。

1. 数字乡村的概念界定

那么什么是数字乡村呢？学界并没有给出非常一致的概念界定。通常认为数字乡村是指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其重要的载体是信息网络，然后通过数字技术进行有效驱动推进，最终实现乡村生产过程、治理过程以及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数据化，加速重新构造经济发展以及农村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2]。从广义来看，在数字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不一定特指某个自然村，而是往往外延界定为处在城市区域以外的，具有生产、生活、文化和生产等功能的处在农业农村信息化转型阶段中的地域综合体，包括村庄、乡村群落，甚至是乡村县域或乡镇。

2. 杭州市数字乡村建设亮点

笔者通过调研杭州区市县数字乡村建设发现，目前杭州整体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总体还是遵循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总体结构。因此，杭州主要依托城市大脑，加强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之间的纽带联系，按照“做优一脑架构、强化两端赋能、主攻三大职能、深化四级联动”，构建属于杭州特色的数字乡村模

式。因此，在杭州以创建浙江省数字乡村示范市为契机，杭州市数字乡村取得显著成绩，其中临安、余杭、桐庐及西湖四县（区）已经成为全国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百强县，全市数字乡村建设迈上了全面化、全域化发展轨道。大体上其成效主要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①数字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建成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点37个、智慧农业示范园区18个，培育省级电商镇34个、电商村230个。②数字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4G百兆光纤、益农信息社行政村全覆盖， 推进乡村5G试点应用，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跑零次均实现100％，智慧医疗、智慧停车、智慧旅游重点应用场景不断向乡村延伸。③数字赋能行业监督管理， 初步构建市级农业数据中心和综合平台，全市规模农业主体全部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信息库。

④数字赋能乡村“四治”融合，数字驾驶舱“五级机长制”不断向基层延伸，实现县级覆盖度87％、乡镇级50％，创设了一大批高效应用的基层数字治理模式。

以杭州临安区为例进行分析，在应用体系方面临安做了这样的特色安排： 临安区构建“一图一库”综合数字乡村综合平台，其中数字乡村一张图的基础应用框架四大专题板块包括乡村的资源要素、乡村服务、乡村治理及乡村经营等内容。乡村资源要素板块主要展示耕地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等相关信息；农村服务板块主要展示精准扶贫、政务公开及医疗服务等内容；乡村治理板块主要包括基层党建、社会综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乡村经营板块主要包括农村电商及质量安全等方面的信息。此外，在应用场景层面，临安区也是做得非常有特色，其着重推进5个先行示范区建设。临安区作为浙江省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以及“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作试点，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可以说杭州市辖区中，临安区数字乡村建设可圈可点，走在全杭州、全浙江乃至全国的前列。

3. 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

那么数字乡村建设到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笔者通过调研梳理出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并总结如下。

0. 信息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

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乡村的发展的新动能。通过实地走访， 笔者发现不少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目前乡村的基础设施还是相对比较薄弱。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展乡村数字产业的一大“短板”。农村相对于城市，在宽

带网络建设、WIFI覆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比起城市网络建设，乡村网络设施水平要低的多。信息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未来数字乡村建设需求是目前存在着信息传输“最后一公里”根本性问题。

0. 缺乏顶层设计，数据资源共享机制不够健全

目前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很多乡村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缺乏一套统一的顶层设计规划。数据资源共享机制还是不够健全，此外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数据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部门互联互通、协作协同的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

0. 人力资源缺乏，资金投入的合理性需加强

资金方面的投入也不是非常的合理。具体突出表现就是有些乡村在顶层框架设计方面的运行资金还不是特别充裕，有些乡村没有配备专业展厅；同时， 我们发现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相关的从业人员对信息化项目的操作水准和建设水平不匹配，此外意愿不强、意识不足、专业人才缺失等一众问题仍旧比较突出[4]。因为缺乏高素质劳动力和整体信息化建设资金保障，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数字技术的应用。

0. 信息化建设水平不够均衡，重建设轻应用问题突出

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不充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老大难问题，这将直接导致智慧农业释放的数字红利非常有限。通过走访调研，笔者还发现目前有些乡村在实施数字乡村的过程中农业的经营主体意识还是相对落后，其突出表现就是关于互联网方面技术的应用了解相对比较少，同时对于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意识相对淡薄。仅仅停留在“用技术”而非“用应用”将最终导致效益效率与三产数字化转型比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同时，我们发现有部分乡镇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仍旧处于起步初始阶段，在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同时相关的应用场景也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5]。

0. 特色亮点挖掘不够，宣传推介力度有待强化

调研中，也发现个别的乡村关于数字乡村建设项目缺乏统一的规划，关于数字乡村的整体概念宣传不是非常突出，由于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同质化现象还是存在着。同时由于对于自身村落的特色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村民群众对于数字乡村的感知度比较薄弱，因此宣传推介力度有待强化。

4. 数字乡村建设的对策

因此针对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笔者给出相应的数字乡村建设对策，具体

如下。

0. 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数字乡村的建设其物质保障就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因此，要夯实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第一，花大力气推动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和力度， 把农村宽带及移动互联工作做好，要进一步提升网络在农村的覆盖面。同时还要做好对村民关于网络安全宣传、网络普法教育工作。第二，要全面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整个农业生产环节中的应用与推广工作，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建设发展进程，从而真正实现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化与转型。

0. 健全建设机制，强化顶层设计

数字乡村建设需坚持规范化和标准化原则，不断健全建设机制。在建设过程中夯实顶层设计建设基础。一要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成立工作专班，统筹决策和工作部署。二要建立责任机制，明确工作分工，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三要强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建立完善的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规划实施方案与各项配套政策。四要建成统一的标准体系， 出台标准化建设指导方案，标准体系不仅要包含相关通用规则，还要尽可能将标准体系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数据资源、应用场景及运维机制等进行细致说明。

0. 强化人才保障，加大资金投入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大主要问题就是技术人才的缺乏和现有人才的流失。人才是建设的保障和基础。因此在人力资源提升方面，我们应该把“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加大数字信息化人才建设。一方面， 应该将高技术人才给与一定的惠利奖助措施引进进来。同时，针对人才的流失， 政府更要给出一套奖励措施，如提升待遇、加强生活保障等措施想方设法地留住人才。建设数字乡村资金不可或缺。因为数字乡村建设任务比较重、涉及的面较广、周期也比较长，这就需要长期源源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所以需要强化建设资金的保障，加大涉农资金的统筹整合，设立财政扶持专项基金，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乡村建设资金的投入和运作，同时强化投入和利用的合理性。

0. 推动乡村治理水平，拓展乡村数字化应用

数字乡村建设应该把基层“互联网+党建”平台建设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要及时网上公开党务、村务、财务，让村民及时地知道结果。要将乡村“互联网+政府”服务进一步得到深化，把网上审批服务工作做好，做到“零跑腿”和“办事不出村”，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数字乡村带来的便利。要让“互联网+ 社区”在乡村落地并得到发展。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社区”综合平台的建设工作，提升相应的服务水平。构建乡村网格化的管理平台工作。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线上线下双联动的公共法律服务机制，推动互联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及深化乡村的信息惠农服务，加快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发展， 相关的应用场景应该得到建设与丰富，技术手段也要不断跟进，金融产品也需要继续创新发展，提高农民的惠农服务体验。农村基础医疗设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进一步实现远程医疗服务及医疗培训教育等工作。

0. 加大宣传力度，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应该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作用，进一步宣传建设成果。特别是应该加大对建设重点的宣传报道，把先进的事件和先进的典型及时地宣传出去，从而形成全社会层面的关注、监督、支持的氛围。相关部门应该把这些先进事迹及模范典型讲活讲好讲透，为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凝聚一种共识、汇聚一种力量。

5. 结束语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杭州市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周期较长、任务较重、涉及面较广的工程，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对这些问题引起重视，唯有发现痛点难点，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双循环背景下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与思考 以广西柳州市、桂林市和河池市为例

郝光辉

0.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着眼“十四五”发展的战略部署，旨在构建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 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国内大循环以提振内需为核心，但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方面。随着农村三产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大学生村官作为“三农”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服务“三农”的创新型应用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不断提升“三农”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以满足新发展格局下劳动力市场的现实需求。目前，关于大学生村官现状困境的相关文献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中的公共政策分析、制度改革与创新、媒体传播、身份认同等5个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研究，但还需进一步拓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学生村官现状的研究，有助于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基于此，以大学生村官为切入点，分析新发展格局下大学生村官发展现状，以深化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的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疏通国内人才内循环，促进大学生村官人才国内国际双循环，充分激发高校对大学生村官人才供给的创新活力，构建大学生村官人才发展新格局。

课题组根据2019年广西人均GDP排名，分别选取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级市

（即最高的柳州市、中等的桂林市和最低的河池市）为试点地区，进行大学生村官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分地域分层不等概率抽样法，获取的样本总量中，大学生村官为600份，农户为1280份，70%的样本主要集中在桂林市， 其他两市约占30%。总回收有效的调查问卷中，大学生村官为493份，农户为1032 份，有效率分别为82．2%和80.6%。在调查过程中，采取相对高效的调查方式， 给各地的大学生村官和农户分发不同数量的问卷以供调查，也对部分大学生村官采取了座谈访谈的方式，以便于更深入地了解当地情况，同时也通过座谈访谈的方式向当地的政府官员和村干部了解一些政府政策。最后，通过在各地的

深入研究与调查，课题组就大学生村官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测评。

0. 大学生村官内涵及其发展概况

大学生村官是指为了服务“三农”工作，由政府政策规定选派的或者培养的到农村基层部门担任村干部职务的专科学历以上的应往届毕业生。大学生村官主要履行宣传落实各项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联系服务群众、推广科技文化、参与村务管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职责。大学生村官工作是青年学生实现人生抱负的希望工程，引导青年人到农村艰苦锻炼，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 从而更好地认识、改造并完善自己，为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从1995 年江苏省实施“雏鹰工程”开始，到十七大中央战略决策的推动，再到目前的蓬勃发展，大学生村官已经有了28年的经验历程。2012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意见》及后续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各地区借鉴其他区域经验并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村官政策也因此日趋完善。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大学生村官演变的特点，将大学生村官政策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各地自发探索（1995—2004年）、局部探索试验（2004

—2008年）和全面发展推进（2008年至今）[11-12]。其中第三阶段是以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为政策蓝本，从国家层面奠定了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政策依据，推动我国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普及与发展。截至2020年底，我国大学生村官数量达到60万人。

0. 广西大学生村官发展现状分析

由国家政策逐步推动形成的大学生村官，其发展状况事关政策的有效性及可持续性。广西从2008年开始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以来，大学生村官现已遍及全省14个市[13]。课题组选取三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地级市为试点地区，分别是发展水平较高以工业为主的柳州市、发展水平中等以旅游业为主的桂林市和发展水平较低以农业为主的河池市。通过实地调研数据以及资料分析，发现大学生村官群体存在以下几点的问题。

0. 工资标准偏低

对工资水平的满意度很大程度反映了大学生村官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就调研的范围来看，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当地大学生村官工资标准联系密切，例如，柳州地区的待遇水平最高，柳州市的大学生村官平均月工资为2000

元；桂林市的待遇水平居中，工资待遇水平一般在1500元左右；河池市的待遇水平偏低，基本上在550元左右。从调研的对象可知，满意度很低和有些低的占比居多，61.74%的大学生村官对目前工资标准不满意，45.95%的农户认为大学生村官工资标准偏低，如表1所示。究其原因是相关政府部门对大学生村官切身利益考虑不周。

0. 社会地位尴尬

社会地位尴尬是三个地市的大多数大学生村官目前所遭遇的普遍困境。在大学生村官看来，不明确的身份使得他们游离于工人、农民和政府工作人员之间，既没有享有农民可分得土地的资格，也不享受工人待遇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身份不明确带来社会地位认同的尴尬致使大学生村官陷入两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人微言轻，身份不明确不利于大学生村官“三农”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自我定位模糊，身份不明确极大地影响大学生村官对自身的定位，一旦自我定位模糊就很难形成良性的职业规划。

0. 工作繁杂难落实

繁杂的工作致使大学生村官绩效较难衡量。三个地市的大学生村官均面临着农村工作事务繁杂琐碎，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很好地理解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要求，因而很难高效地配合、支持大学生村官的工作。从调查中显示，66.83% 的大学生村官认为繁杂的村官工作难度很大，只有1.54%的大学生村官认为工作很轻松。另外因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也使得大学生村官能力难以施展，如一些有利于乡村发展的项目和想法无法在实践中得到落实，这一点在河池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0. 专业知识技能难发挥

三个地市均存在大学生村官的专业知识技能与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脱节的情况，无法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大多数大学生村官没有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合理应用在现实工作中，41.88%的大学生村官认为自己专业技能在工作中发挥的作用程度较低，认为自己专业知识在农村发挥作用程度很低的占比达到了13.08%，如表2所示。专业技能与工作内容脱节说明了大学生村官选聘时岗位职责定位不明确，把关不严，没能根据农村现实工作需要选聘到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也凸显了高校人才供给重理论轻实践与农村人才需求的重实践强实践的人才供需不匹配的特点。

大学生村官来自不同的高校，专业结构不同，不能很好地契合农村发展对

人才的现实需求。农村最需要大学生村官具备的能力的调查数据显示，实用技术能力被列为大学生村官最需具备的重要能力，占比达到41.84%，如表3所示。此情况说明了农村地区亟需具备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大学生村官专业分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农学专业仅有3%，经管类也仅占23%， 如表4所示。高校人才的供给与农村人才的需求发生脱节。如何科学构建双循环背景下大学生村官选聘制度，正确引导广大农业院校大学生知农、懂农、爱农， 并扎根农村基层，这亟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统一规范的高校人才供给和农村人才需求的人力资源市场匹配体系，促进大学生村官跨地区顺畅流动。

0. 职业前景迷茫

农村发展前景不明确，多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留不下，在这三个地市普遍存在此情况但略有差别。从调查结果分析，大学生村官明确去留的意愿及持观望态度的占比，柳州市分别为10.11%、80.12%、9.77%，桂林市分别为12.13%、78.19%、9.68%，河池市分别为54.08%、11.23%、34.69%。这说明相比于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的河池市，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较高的柳州市和桂林市更有利于坚定大学生村官留村发展的信心。从职业发展动态来看，存在着大学生村官留村任职的暂时性、自主创业的零星性、公务员首选的拥挤性等特点。职业前景迷茫是大学生村官不愿意留在农村的原因之一，大学生村官成了大学生缓解就业难的临时跳板，加重了当前双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人才匮乏的现状，不利于建立高校向农村地区输送人才的长效稳定机制[14]。

总体来说，大学生村官的发展现状之困，一方面源于大学生村官政策本身的不完善（政策制定者缺乏对政策细化环节的思考），另一方面源于高校的人才供给侧和“三农”人才需求侧相互脱节（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还没能良好地适应“三农”人才的时代需求）。

0. 双循环背景下纾解大学生村官困境的应对策略

大学生村官政策自1995年发起至今，在服务“三农”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引领作用，为农村干部队伍和村级班子治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型农民的培育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广西三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地级市的调研分析发现，虽然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会影响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待遇及职业去向，但各地大学生村官普遍存在扎根农村基层动力不足的情况，还存在部分大学生村官以此为跳板以谋求更“好”发展，如报考公务员、升学研究生等离开农村的职业发展趋向。面对目前新发展格局下以就业

压力和优惠政策为驱动的大学生村官群体存在的现实问题，课题组提出了以下应对策略，以疏解大学生村官生存之困。

0. 提升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及社会地位

在全社会培养和弘扬知农、爱农、为农奉献的时代风尚，优化大学生村官的成长环境。这是一项长期的社会性工作，首先，要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待遇，重中之重是要把国家和各地政府关于提高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的政策文件落实到位。建立基于“岗位价值+业绩贡献”的薪酬体系，完善人员长效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不高的现实问题，吸引更多大学生从事村官工作。其次，要提高有突出贡献的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地位，可引导优秀的大学生村官积极参与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等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的评选，并对获奖者进行表彰[15]；要提高有突出贡献的大学生村官的政治待遇， 纳入党管人才工作范围，支持鼓励高技能大学生村官参与高级别科研项目的研发活动等；要提高大学生村官领军人才的社会待遇，使之可以拥有与公务员无差别的待遇，让他们产生归属感，可以安心服务于“三农”建设工作。最后， 要加强对大学生村官人才的宣传推介。借助融媒体平台生产创作更多以宣传大学生村官扎根“三农”为主题的、群众易于接受的优秀作品，大力弘扬知农、爱农的社会风尚和锐意创新的时代风气。如各地可以通过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增设“知农爱农”频道，积极展示优秀大学生村官的人物故事、创新创业事迹、荣誉激励及相关的人才政策等信息，全面展现大学生村官的时代风采，形成大学生村官宣传的聚集效应，从而提升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地位。

0.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大学生村官人才供需双循环体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亟需一批知农、爱农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也对高校供给的大学生村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立足国内外人才需求的特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学生村官供需机制，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方向性和针对性。双循环指的是服务于国内大循环对地方经济的乡村人才需求，同时推动地方经济对接拥有国际市场的国外大循环，培养乡村人才的涉外能力。如图1所示。

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切实对接“三农”人才的现实需求， 加大培养的力度。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要重视知农、爱农职业精神教育。各类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要实施系统的劳动教育，在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外，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农业生产、生活及服务性劳动，培养学

生的劳动情感，消除对农业劳动的偏见和歧视，认识到农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意识到劳动者最光荣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把个人理想追求自觉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中，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二是要大力推进多学科交叉的面向国内外产教融合的“校地企社”合作。1）加强校地合作。让大学生村官熟悉了解地方政府日常政务活动，学会解读国家政策并使用到地方各项建设活动中。2）加强校企合作。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产业发展高度相关，因而要提高大学生村官人才培养与各大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的关联度。大学生村官人才培养是一项产业发展与人才教育相融合的综合性工作，必须坚持产教融合的方式将教育与产业联系在一起，系统谋划、互为支撑，促进各大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紧密结合，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针对目前校企合作中校热企冷的现实情况， 改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式，由原来的学校向企业输送人才的单向供给体改为校企双方基于战略和价值共识互信的供需结合体和命运共同体，形成人才共同培育、资源共同分享、利益双赢的良性循环运营机制。3）加强校社合作，这里的“社”即为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经营的主要组织，是乡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因此，应培养人才尽快熟悉农业合作社的机构建设及其日常事务，尤其是培养人才对接农户、市场、政府、金融机构等各方行为主体的能力。三是要重视创新教育。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农业产业经济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和高速化转型，农业产业工作场景呈现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不断加强的趋势。新时代的大学生村官不仅需要多学科交叉的丰富知识和专业技能，还需将传统的专业技能与新兴的产业技术融会贯通，并善于创造性地解决全新农业产业场景下的新问题。因此，创新精神及能力已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大学生村官人才必须具备的内在潜质和精神特质，需要各类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拓展创新性思维，培养大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创业、锐意进取的综合素质。四是提升大学生人才供需匹配效率。1）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完善高校人才供给和农村地区人才需求匹配机制；2）畅通人才流通渠道，让符合农村岗位条件的高校大学生离得开、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3）健全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统一规范的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以降低人才流通成本。

0. 实施科学合理的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标准

激励大学生村官人才向创新型、应用型方向的领军人才发展，是高校大学生村官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既需要组织培养，也需要自身努力。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要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15]。对各级享受财政支持补贴政策的高层次人才，在给予充分尊重并做好服务的基础上，建立明确的岗位绩效考核标准评价体系，考核内容为被评人的工作态度、责任感、基本能力、协调配合能力，同时不同的评价项目被赋予了不同的权重，在考核周期内需要完成符合自己身份等级以及岗位序列的量化工作指标，才能享受高层次人才身份带来的荣誉和待遇，对绩效考核任务不达标的干部要有明确的整改要求和退出机制。二是要不断强化成长的激励机制[14]。按照激励理论的观点，组织和员工之间除了经济激励，还存在一系列虽未正式书面化但双方均明确的内隐的责任和期望。因此，要对有发展潜力的大学生村官倾斜更多的资源，加大重点支持力度以激励他们做出更大的业绩并获得更高的荣誉。通过领导干部与这些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定期走访慰问等方式，让他们体会感知努力带来的成果，以正向强化不断成长激励契约， 推动高层次大学生村官激发创新的动能以取得更大业绩。三是要实施全覆盖的职业岗位技能培训。目前，全国面向城乡全体在岗职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已全面展开，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培训意愿、经费投入等其他原因，这些培训很大部分面向的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和技术工人，针对高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训比较稀缺，也容易被忽视。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培训可以帮助高技能领军人才拓展眼界、开阔视野，搭建了解前沿技术技能、接触专业领域先行者的平台，可以有效地激发他们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激励他们去追求更大的、更新的成就。因此，很有必要将针对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的整体规划中[14]。另外，针对各个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应该建立有差异性的区域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标准，以推进并稳定落后地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落实和良性发展。

0. 结语

大学生村官自产生起就为我国“三农”的建设输入了大量的宝贵人才，有效地支援了广大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大学生村官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目前，应对大学生村官困境的对策，除了塑造知农、爱农的职业道德和精神素养以外，还应以知农、爱农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侧推动各大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的人才供给侧改革。同时，为突破大学生村官

发展瓶颈，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完善人才供需匹配机制，以健全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统一规范的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此外，启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有助于畅通人才流通渠道，让人才离得开、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宿迁市洋河新区六里棚村：借势发展，强村富民开新篇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20XX年12月8日）

冬日的周末，走进宿迁市洋河新区六里棚村的洋河神农时代文化旅游区， 果树馆、花卉馆、水生态馆、亲子厨房比邻而立，对面大棚内，车厘子长势喜人。

六里棚村历史久远。宋朝末年，胡姓宗族迁居至此，他的后人建家庙，香火鼎盛，遂称胡庙。民国初期，一村民搭茅棚卖茶，因距仓集六里，故称六里棚。进入新世纪，胡庙村与六里棚村合并，还叫六里棚村。

近几年，六里棚村一手抓高效农业，一手抓旅游休闲，促进村集体与村民致富增收，先后获评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江苏省文明村。

“新农人”：事业从小村起航

临近年底，宿迁市国之鼎贸易有限公司位于洋河新区的仓库，多辆大货车前来送货，叉车忙着卸载。在外的业务员仅需在手机上处理订单，配送人员即开启配送，将一箱箱酒水送至分销商店。

“在‘舟谱快消’APP上，我们的业务流程一目了然。宿迁今年的任务到10 月底已经完成。”国之鼎公司总经理王建中拿出手机介绍工作流程，他所在的系统内，拜访门店数、销售净额、业务销售排行一一分区展示。

宿迁市消费的农夫山泉、雪花啤酒、青岛啤酒，有不少要经过六里棚村一群业务员之手。70后王建中做过厨师、当过工人，如今是农夫山泉宿迁商会会长，雪花啤酒、青岛啤酒的代理大户，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他的事业就是从六里棚村一间100平方米的批发超市起步的。

“2005年，我回村开了家小超市，进货时能接触厂家。我们夫妻替人送货， 送得多了，尝试帮厂商销售，2007年做起品牌代理，一做就是十几年。”王建中回忆，他边送货边扩大销售半径。“那时一人一天工资几十块钱，我们一天送十车货，一车就能赚十几块钱。”

几年下来，王建中有了积蓄，换过农用三轮车、小货车，还曾贷款买过一辆大“金杯”。随着销量逐年上涨，夫妻俩忙不过来，就开始组建团队，如今公司有业务员30人，平均年龄35岁。

“现在有厢式货车、高栏车、面包车，洋河和泗阳2个仓库就有15辆车。公

司仅农夫山泉就能销1500万元，明年能过2000万元。”

王建中表示，自己的事业从六里棚村起步，同事也多数来自同村。“我是党员，平时会积极参与村里事务。有机会的话，我想在村里建一座整体仓，这样村里不仅有税收返还，还能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村干部：借力打力，拓宽增收渠道

六里棚村总人口4375人，耕地面积4358亩，省道S325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在富民强村路上，“借力打力”被六里棚村充分运用。由于地处宿迁省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神农时代·洋河农业嘉年华、南京农业大学研学基地以及全国单体最大的葡萄种植基地“江苏润易农业”都坐落于此。

除了收取部分土地租金，六里棚村谋划以村企联建壮大集体经济。村“两委”提出利用好区域优势和周边资源，实现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双增长”。村里成立宿迁市六里棚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宿迁市六里棚劳务有限公司，与落户该村的企业深化合作，共同探索“返租倒包”“参股经营”等模式。

“如果不是区位好，我们很难招引大企业。现在有了好机会，我们得抓住身边的资源。”村党总支书记方明光解释，彩印包装公司专为“润易农业”生产包装盒，不仅可以降低对方采购成本，还能促进集体经济增收。成立劳务公司，则有利于与企业商谈具体用工事宜，保障村民权益。六里棚村还与江苏兴邦集团、江苏利豪集团达成合作，既为村民谋得稳定收入，村集体每年也能增收约20万元。

近两年来，六里棚村6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2021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6万元，集体经济收入110万元。

同时，六里棚村采取统规代建模式，建成住房30栋共464套，目前已入住277 户共1095人，入住率60%。村集体配套建设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幼儿园、卫生室、颐养中心、健身公共场所、图书室等，解决村民的医疗、教育、娱乐及养老等问题。小区还成立物业公司，开展村居环境卫生整治，为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建设事关老百姓生活品质，我们将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农房质量安全提升、生活垃圾处理等方面多下功夫，坚持不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明光说。

“原住民”：有条件才能养性情

六里棚村村民胡继宗的手机相册被一群孩子占满，有的是孩子正在练习书

法的身影，有的是写好书法作品留影纪念，他时常打开看看。

胡继宗今年78岁，是六里棚村小学退休校长。退休后的前十余年，他比较悠闲，偶尔做做志愿者。两年前村里开了书法班，他又重新忙起来。

书法教室位于六里棚村党群服务中心二楼。室内一张原木长桌，配上20多张凳子，桌上铺展着大张宣纸，墙壁上张贴着孩子们的照片。

“几年前，六里棚村家家户户还是种地。后来村里引进葡萄种植、乡村旅游这些特色产业，村集体和村民渐渐富起来。两年前村部新修，给我留了一间教室。”胡继宗介绍，书法班自2020年10月开班，每个周日上午9点到11点，是固定的上课时间。“我教软笔书法，村里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都能来听， 全部免费。希望他们培养兴趣爱好，掌握基本功，以后用书法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当然，要有条件才好颐养性情，开班的成本都是村里承担的。”

太原转型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XX年12月14日）

悄然间，经济增速多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太原开始加速奔跑。

2021年，太原地区生产总值实现5121.61亿元，历史性突破5000亿元，实际增速9.2%，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三，名义增速排名第一。20XX年上半年，太原GDP 实际增长3.5%，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名义增速在省会城市再排第一。

比数字更提气的是，太原“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经济总量向万亿元规模迈进、新兴产业竞争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等目标。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外发展环境复杂严峻的今天，5年翻一番的目标设计称得上“壮志凌云”。

这个变化令人多少有点意外。

太原过去广为人知的，几乎都不是加分项。比如辖区面积小、经济体量小、生态欠账多、产业结构失衡，等等。更为不利的是，这些难题环环相扣、相互交织，束缚着发展脚步，拉低了太原作为省会城市的存在感。

一度时期，太原慢了。亮丽的一面似乎被遮蔽了：文化积淀深、工业基础好、创新潜力大、能源保障能力强，哪一个方面都是“杠杠”的。

进入新时代，太原变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太原连续跨越3个千亿元门槛，是经济总量增加最快、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变化最快、知名度影响力提升最快的10年。

尤其是最近5年。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2020年和20XX年3次到山西考察，

两次深入太原调研，作出了重视汾河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勉励山西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求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

一个“蹚”字，形象地指出了转型之艰难，也指出了转型之迫切。

知之愈明，行之愈笃。太原干部群众立足自身实际和比较优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的殷殷嘱托，积极把握新发展格局带来的重塑性机遇，把高质量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逐步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太原路径”。

一、点煤成金，传统产业转出新效益

“一煤独大”导致产业单一、后劲不足，是太原转型发展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

从太原市区出发，穿过西北方连绵的山岭，1小时便可到古交市。这个只有21万人口的小城，曾是太原的一个集中工矿区，因煤而建、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语重心长地说：“转型发展既有紧迫感，更要有长远的战略谋划，不能等到资源枯竭了再来搞转型。”

牢记嘱托，迅速行动。古交的转型大幕迅速拉开。甩掉“旧包袱”刻不容缓，仅2020年，古交就压减煤炭产能159万吨，退出焦化产能160万吨，淘汰落后洗选煤产能5396万吨。

许多古交人吃了一辈子“焦煤饭”，压减产能带来切肤之痛。不少人找到古交市委书记李卫平，说出心中的困惑、担忧。

“哪怕短期经济增长指标放低一些，也一定要有战略定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路子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不要折腾。” 李卫平说，太原市委也送给古交16个字——坚定信心、科学谋划、精准定位、改革先行。

转型发展要成功，不仅要甩掉“旧包袱”，也要锻造新动能。

“太原把创新当作转型发展的抓手，一方面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集约化发展， 一方面吸引新兴产业集聚。”太原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安祥生说。

距离太原市区53公里的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马兰矿，是传统优势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典型。

集控平台上的按钮被按下，位于地下200多米的采煤机发出轰鸣声，煤块沿着煤壁纷纷落下，通过传输皮带被送至地面。

32座基站，让5G无线专网覆盖马兰矿每个角落。采煤机、液压支架、破碎机、盾构机等智能化设备通过5G网络与指挥中心相连，实现所有设备协同控制。智能化设备的应用，让入井作业人数减半，主采煤层八号煤的智能化综采队日产量提高了66%，达到1万吨。随着智能化建设的快速推进，采煤成了高科技装备主导的技术活。马兰矿调度信息中心主任苏国强说，“矿工也远离了粉尘、噪音和危险的作业环境。人工采煤时代煤粉四溅、人工出渣精疲力尽、巷道巡检隐患四伏的场景成了历史”。

在太原南部的清徐精细化工循环产业园内，创新呈现出另一种内涵：能带来效益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发展思维层面的。

一条条管带横架在空中，蜿蜒曲折又错落有致，将美锦、梗阳、亚鑫等企业的厂区连接在一起，实现了“煤不露天、焦不落地”的清洁运输，也把园区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到了极致。

“园区的发展理念是‘首尾相连、吃干榨净、循环利用’。企业生产都会产生副产品，过去都头疼怎么处理，如今在园区内被其他企业实现再利用。不但减少了污染，也让各家企业的产业链得到充分延伸。”清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晓勇说。调研中记者发现，这个园区的企业之间有着好邻居般的和谐氛围，不仅不搞同质化竞争，也无需挖空心思“打内战”，反而成为挖掘产业共生潜力、释放集约集成效应的好伙伴。

上车、关门、启动，一系列操作安静而顺滑。在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厂区内，记者坐上一辆氢能公交车，开始“园区巡游”。带动公交车行进的高纯氢，由园区内众多企业焦化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制成。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锦城说，“柴油车的燃油成本是每100公里400元左右，但一辆氢燃料电池重卡加满氢之后续航能达到400公里，每100公里成本是200元左右，并且绿色环保，所以氢能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对于焦炉煤气来说，不同的运输目的地，意味着不同的“命运”。

在山西亚鑫集团，焦炉煤气变成了甲醇、合成氨等终端产品。集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谢洪松说：“这是我们精细化工及新材料循环项目承上启下的关键。甲醇和合成氨已对外销售，形成了实际产值。”

在山西梗阳集团公司，3家企业生产的煤焦油被送至焦油及炭材料装置，进行针状焦等产品的深加工。曾经的“半成品”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新材料。

“针状焦主要用于生产超高功率石墨电极以及动力锂电池负极材料”梗阳集团董事长米占有介绍，“原来的焦油，经过简单处理后就卖掉了，市场价格很低，大概在千元左右。现在生产出来的针状焦产品，每吨可卖到过万元。”

国家级的国际专业化论坛——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落户太原，向世界昭示着太原转型发展的决心和定力。自2016年设立以来，论坛已举办6届，影响力不断提升。20XX年论坛上传出好消息：山西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77.8%， 现役煤电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太原的先进产能占比更是达到了84.08%，高出全省水平近5个百分点。

从统计数据上看，煤炭、焦化、冶金产业依然是太原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不同的是，它们变清洁了，产业链变长了，比重也降低了，经济转型的效

果清晰可见。“一煤独大”已成为历史，2010年煤炭开采和洗选增加值占太原工业增加值的31%，到2021年占比大幅下降到了12.5%。

同一个“煤”字，随着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任务的转变，有了完全不同的写法。关于“煤”这篇大文章，当年的“进”是贡献，如今的“退”更是难能可贵的贡献。

二、自立自强，新兴产业转出新动能

创新是产业转型的第一动力。要把这句话落到实处，首先要知道向何处创新，要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有正确的判断。

如果说马兰矿和清徐精细化工循环产业园的变化是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旧瓶装新酒”，太原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则是瞄准塑造新优势的主动转向，必须依靠发展动能转换带来的突破和创造。

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山西近年来实施全产业链培育工程，首批筛选了10条产业链、20家“链主”企业，以及一批创新能力较强、成长性看好的“链核”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培育，多家“链主”企业就在太原。太原市也确定了特种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生物基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6条千亿元级重点优势产业链，计划用5年时间将这6条产业链产值打造成万亿元规模。

凭借在高端装备制造和风电装备领域的突出优势，新中国第一个重型机械厂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成为唯一的“双链主”企业，肩负着支持两大产业链打造双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太原转型发展的重任。

要成为“链主”，必然要有足够强的产业带动能力。要带动产业发展，则要有足够强的创新能量。

大型矿用挖掘机依靠人工操作的传统被打破。走进太重装备车间的远程控制室，6块高清屏幕把记者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霍林郭勒南露天煤矿。2021 年，太重远程操作智能化挖掘机开发与应用项目成功交付。从此，司机只需在远程驾驶室内操控手杆和按钮，便可以指挥大型挖掘机挖煤、装车，现场数据信息和工作画面实时传输至控制室。

“通过集成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智能决策系统，给大型机械装上了大脑，解放了人力，提高了效率。这是一次具有颠覆性、前沿性、绿色原创性的尝试。” 太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珍堂说。

苦练内功，攻关核心技术，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太重

集团屹立于全球制造业舞台的关键，也是太原以创新推动转型发展的精神底色。近年来，太原市每年投入20亿元科技创新资金、10亿元人才发展资金、10

亿元工业转型升级资金和5亿元新动能发展资金，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和工业转型升级，一批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企业和项目脱颖而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呈现良好势头。山西中来光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年产16GW高效单晶电池智能工厂”项目，研发生产效率为24.5%的高效N型TOPCon电池，技术水平和研发产品都领先国际；山西烁科晶体有限公司深耕碳化硅衬底材料国产化，其主导建设的中国电科（山西）碳化硅材料产业基地（一期）达产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碳化硅材料供应基地，进一步提升我国碳化硅领域自主保障能力；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检修技术成功实现从直流向交流转换的重大跨越，货车产品实现了铁路货车车型的全覆盖，是中国铁路货车技术主导厂之一，出口产品遍布全球五大洲12个国家和地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太原还有“杀手锏”。作为能源大省山西的省会，太原拥有突出的能源供给能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户，我们可以给出3毛钱一度的电价支持，且不会有拉闸限电出现。”太原市委工信工委书记王国栋自信地说。在当前能源供应普遍紧张的环境下，这一举措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是真创新还是假创新？是为了创新而要钱还是为了要钱而创新？创新生态问题一直是困扰科技创新的痛点。太原建立普惠性后补助项目立项机制，做立项“减法”，所有立项环节公开透明，明确后补助资金不设适用范围，引导企业先投入先出成果、政府后补助支持，既调动了企业创新积极性，又最大限度降低了政府廉政风险。这项政策让7400多家企业享受到12亿元科技专项资金补助，引导企业研发投入12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900亿元，效果立竿见影。

创新之火，已呈燎原之势，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支撑。2012年，太原的科技型企业仅有158家。2021年，这一数字变为7134家，增长了44倍。2021年， 太原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0%，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6.5%。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6.0%，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2.7%。

统计数据的向好变化和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印证了创新驱动的巨大潜力。强龙头、延链条、建集群，以重点优势产业链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太原的转型发展有了扎实的基础。

三、治理生态，绿水青山转出新底色

以煤为基础发展的粗放型工业，曾对太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翻阅历史图片和视频资料，可以看到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山体，荒草丛生、堆满垃圾的河流，以及弥漫着灰尘、煤烟的街道。

市民康丽梅在太原生活了将近50年，对当年的严重空气污染有着难忘的记忆：“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出门，出去一趟手都黑了，鼻孔里全是尘土。”

恶化的环境和脆弱的生态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成为制约太原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成为太原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应有之义。

汾河是太原生态治理的重要“考场”。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西时作出明确指示：“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3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汾河治理，作出“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持续用力，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不断增强太原的吸引力、影响力，增强太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指示。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引领下，汾河治理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一泓碧水，全线成景。漫步汾河岸边，扑面而来的清凉和湿润令人心旷神怡。皮划艇运动员奋力划桨，与空中的飞鸟和水中的游鱼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跃动的风景画。待到夕阳西下，彩霞满天，昔日太原八景之一的“汾河晚渡” 重现，汾河畔就成了网红打卡地。若要举办水上赛事，汾河又可以迅速变身赛场。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水上运动的比赛场地，就是由汾河的天然河道设置而成。宽阔的河面，清澈的河水，美丽的汾河通过电视镜头走出太原人的生活，走进全国观众的视线。

汾河奔流不息。唯有上下游、干支流全流域一体治理才能真正见效，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将导致前功尽弃。

汾河经古交市流入太原城区，古交的水质水量直接影响着太原的水质水量。古交将饮用水、地表水、地下水、污废水和再生水统一规划，实施五水同治。目前，汾河古交市区段形成了连续蓄水面12.8公里、蓄水面积90万平方米、蓄水总量110万立方米的流动水体。“晋泉复流，也有古交的一份功劳。”古交市水务局局长弓文忠说。

仅仅治水是不够的，还必须整顿高污染产业，从源头上堵住污染排放。古交将刀刃向内，对准了煤炭这个支柱产业：焦炭行业全部退出，煤矿关停三分

之一，洗煤行业退出三分之二。

汾河治理，支流也不可忽视。在太原城区，汾河有9条主要支流，“九河” 治理是汾河治理的重头戏。

站在九河之一的九院沙河桥头上，整洁的河道、干净的砂石映入眼帘，整齐的树木绿植分列两岸。在太原市城乡管理局，记者看到了治理前的老照片， 低矮凌乱的临建房密布九院沙河两岸，污水和垃圾被随意排到河内，与眼前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

这九条河虽然不大，治理起来却各有其难。太原市城乡管理局计划建设科科长陈艳介绍：“比如，流经老城区的河流，拆迁难度大，资金需求量多；小东流河沿岸分布着高压铁塔，还有一些水热等管线。我们必须因情施策、各有侧重。”

九河治，汾河清。通过河道综合治理、水系雨污分流、绿化提质升级，九河两岸形成了约300万平方米的绿色景观带。“九河治理后，消除了河道内的黑臭水体，从而保证了汾河水质。”陈艳说。

干支流协同发力，上下游共同治理，汾河交出了一份让太原人满意的答卷： 水量丰起来了。汾河景区水面面积11.5平方公里，总蓄水量3000万立方米；水质好起来了。汾河景区河水全部退出劣Ⅴ类，部分区域水质甚至达到Ⅰ类；

风光美起来了。汾河景区种有各类树木花卉230余种，165种鸟类活动在景区内，绿地面积达8.5平方公里。

对于汾河的变化，河道保洁员刘元生体会很深。2000年，在外打工的刘元生回到太原，成为汾河打捞队的一员，主要负责河道垃圾清理。“刚开始时， 河面垃圾很多，工作一天特别累，躺在床上第二天就不想起了。如今环境越来越好，工作轻松了不少。”

太原百姓也深切感受到汾河治理给生活带来的变化。“环境美了让太原人民更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康丽梅说，“我家住得离汾河不远，每天晚上会和家人一起来河边散散步。我女儿正在广州读大学，看着太原越来越美，准备毕业回太原工作。”

在太原的水韵龙城格局中，晋阳湖是点睛之笔。太原人称晋阳湖为“中国北湖”，参照的是与晋阳湖面积相当、但名气大得多的杭州西湖。晋阳湖没有西湖那么多名句佳话，而是将为太原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工湖变废为宝。曾几何时，晋阳湖也曾饱受私搭乱建、无序养殖、垃圾随意堆放之苦。2015年8月，

一场针对晋阳湖的“大手术”启动，城中村改造、重污企业关停、水体治理经过连续多年的规划建设，一座集休闲、康养、娱乐、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城市公园亮丽现身。

春夏时节，泛舟晋阳湖上，可见西山层峦叠翠，山湖相映成趣，恰是“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所描述的美景。

未来的晋阳湖更值得期待。晋阳湖管理处工作人员尹艳红介绍：“晋阳湖将开展‘河湖连通’工程，将汾河与晋阳湖打通，让晋阳湖的水‘活’起来。” 太原的水治理真正成为河湖水一体、干支流协调、上下游共治的系统格局。

山水相依，山清才能水秀，水秀方能地灵。汾河水部分源自太原的东西两侧山脉，治水必须治山，治山即是治水。

太原市区往西10公里，就是铺青叠翠的西山，这里曾经有112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区、10平方公里山体破坏面。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司承载、园区打造”的理念，吸引了10余家企业参与西山生态修复，建成17个各具特色的城郊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超40%，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没有愚公移山般的执著，就没有今天西山的郁郁葱葱。作为最早一批投入西山生态修复的企业家，玉泉山森林公园总经理张俊平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绿化之难。

玉泉山坡度陡，水存不住，土壤肥力差，下雨时经常塌方，种树难度相当大。公司的视频资料忠实记录下当年异常艰苦的治山过程：陡坡种树必须先培肥增水，削坡、打栈道、打树坑、背粪换土等准备工作必不可少。受困于山区条件和超过60度的坡度，大型机械无法施工，工人们用铁铲一个一个凿坑，用筐背着粪和树苗一步一步爬上山。刚开始，树木成活率只有10%左右，张俊平就带着工人反复栽、反复种，一个坑位往往需要复种五六遍，树才能成活。玉泉山的550万棵树，就是张俊平和员工一棵棵亲手种下去的。

水清了，山绿了，环境变美了，绿色理念也一点一点融入了太原人的血液。城区出租车全部实现新能源驱动；推动焦化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91%；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11.3%绿色是转型倒逼的压力，也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太原人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环境改善。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融，成为太原高质量发展新的饱满注解。

四、直面矛盾，协调发展转出新空间

用协调发展这把尺子丈量太原，不难发现这座城市曾经步履沉重的缘由。

太原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有更深的理解。

太原经济发展矛盾始于“煤”。

“太原对煤炭的开采利用由来已久，上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郭淑芬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为顺应国家战略要求，山西毫无怨言地扛起建设中国煤炭能源基地的大旗。七十多年来，山西累计生产煤炭210余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在“点亮全国一半灯”的同时，煤的挤出效应也愈加明显。太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甚至一度超过70%，对全市经济发展起着绝对支撑作用。对能源重化产业的过度依赖，造成了太原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失调、发展后劲不足等后果。当全球新兴产业不断向中国沿海城市聚集，家电、电子、轻工、通信产业遍地开花时，太原除了煤炭、不锈钢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品牌。

太原的出路何在？还要不要搞煤？这不仅是时代之问，更是太原协调发展必须厘清的深层次问题。

太原城市拓展矛盾卡在“地”。

先说区位。过去山西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山西，山西，不东不西。言下之意是，山西在国家战略中既没被划进西部，也靠不上东部，两边的政策红利都享受不到。这一度让太原很苦恼。

再看地形。太原是“两山夹一川”，东西都是山，向南与晋中市距离较近， 再加上地势相对平缓，是之前太原城市拓展的主要方向，由此逐步形成了“南强北弱”的格局。郭淑芬认为，长期倚重于南部发展有三个不利影响，一是可能会使南部生产成本增加、土地承载力不足；二是可能会使北部地区形成塌陷区，不利于整体发展；三是无益于太原市经济发展整体体量与面积的扩大。

产业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影响愈加显现。

如何破局？答案是协调发展。以协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扎牢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以协调发展化解“南北分化”，优化内部生产力空间布局。

谋定而后动。正在建设的头号工程太忻一体化经济区被寄予厚望。“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涉及太原市北部6县（市、区）和忻州市6县（市、区），是山西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深度融入京津冀和服务雄安新区、打造经济

增长新引擎的重大举措。”山西省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太原区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向正说。随着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的开工建设，太原打开了向北拓展发展空间的新通道。

基础设施建设快马加鞭。今年9月30日，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的标志性工程太忻大道正式开通。太原市交通局太忻大道太原段现场负责人高琛异介绍说，太忻大道建成后，从太原阳兴大道末端到忻州古城可以一路直达，全程不超过35 分钟，在安全性和舒适度方面都有较大改善。10月1日，连接雄安新区和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开工，这是山西境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打通了太原融入京津冀、对接雄安新区的交通“动脉”。

新动能、高起点是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的硬标准。太忻双碳产业科技园区采用了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同时应用了海绵城市技术。主体建筑采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在建筑屋顶设置太阳能光伏电板，发电供给楼座使用；供热采取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最终达到非生产碳排放自平衡、碳排放为零的目标。

山西建投二建集团展示中心项目部技术总工刘少鹏告诉记者，太忻双碳产业科技园规划展示中心项目围绕“双碳、示范”主题进行设计建造，计划建成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座低碳园区、零碳展示馆。

太原将构建“中心龙头、南北引擎、东西两翼”一体化发展格局，加快建立与晋中、忻州、吕梁、阳泉周边四市常态化对接合作机制，围绕规划编制、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治理、公共服务、要素配置等重点领域，强化政策协同，谋求率先突破，不断提升太原作为城市群龙头的集聚扩散效应，以中心隆起支撑山西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强健经济之“身”，也要滋养文明之“心”，“身”“心”平衡的发展才会行稳致远。

文化产业就是“身”“心”双修的点睛之笔。在太原晋源区的稻田公园， 记者体验了农业主题公园的有趣有益。稻田公园就建在稻田上，在这里可以了解稻米的历史，下田体验插秧，亲手制作米糕，乘坐在稻田中穿梭的小火车， 稻米从餐桌上的寻常食物变身为体验农业文化的媒介。孩子们流连忘返，家长们也玩得不亦乐乎，直呼“涨知识”。住在附近的太原市民米娜一到周末就带孩子来稻田公园“寻宝”，“稻田里能摸鱼，博物馆里能见到不同国家的米， 红的、白的、黄的、绿的 我才知道米原来有那么多种颜色！你知道吗？我们晋祠大米历史上非常有名气，曾经是贡米呢。”看来米娜在稻田公园的“学农

之旅”颇有收获。稻田公园董事长康伟告诉记者，“米是载体，希望通过‘科学+艺术+体验’的方式，让传统的稻米文化、农耕文化重新地‘活起来’‘火起来’，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并为自己生长的中华土地骄傲自豪”。

精心设计的农业主题公园让城里人亲近农耕文化，丰厚灿烂的历史文化则让现代人知道来路、懂得敬畏。

在古晋阳城所在的晋源区，融古建文化、祭祀文化、忠义文化、姓氏文化、唐文化、民族融合文化、饮食文化等于一炉的“晋阳文化”品牌逐渐成型，讲述着唐风晋韵的多彩故事。晋祠流水如碧玉，滋养着周柏唐槐千年不绝的生机； 在古晋阳城遗址上复建的明清太原县城，复原了九街十八巷的传统格局，是体验民俗文化的绝佳去处。太原依托541处文物保护单位，结合自然景观禀赋，打造了西山、汾河、古城、府城四大旅游板块。

在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张建斌眼中，丰厚的历史文化是太原人值得骄傲的财富：“太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坚持以深厚文化底蕴涵养城市气质，筑造精神家园，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太原市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让乡村振兴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助推器。

位于古交市南端的宋家庄村，地处山区、气候偏寒，过去农业以土豆种植为主，农民收入微薄。村民常年外出打工，90%以上的耕地处于荒废状态。宋家庄村党支部主动外出“取经”，根据宋家庄的气候、土壤特点，带领村民种植大果榛子，把撂荒的土地变成了致富的源泉。宋家庄村累计种植榛子1200余亩， 盛果期亩均效益有望达到万元以上，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收入。除了榛子采摘，宋家庄村还因地制宜发展田园观光、冷水鱼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托起村民在家门口致富的新希望。

一个支架，一部手机，一端连着农特产品，一端连着无数网友，成为新农人致富的新希望。

“宝宝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村的葡萄”山西太原晋源区晋祠镇新庄村的特石农场直播间内，一位主播正在向观众介绍葡萄、西梅、鸡蛋等农特产品。农产品与田间故事结合的讲述方式颇为“吸粉”，不一会工夫就收到十几份订单。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党委书记李全林对“触网生财”的效果颇有感触：

“依托太原5G搭建平台，助农惠农带货直播平台让更多本地特色文旅资源、农产品乘上‘互联网+’的快车，为全镇农特产品拓展了销售新渠道。”

五、内外联动，开放融合转出新视野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周围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太原人相对封闭保守和安于现状的心理。

开放发展是必由之路。跳出太原看太原，思域更加开阔。今天大多数太原人的意识中，已经少有了太行吕梁的层层山峦壁障，想的是如何抓住国家和区域发展机遇，如何与重大战略主动对接，如何以内外联动激活转型活力，在更广阔的空间寻求突破。

先看国家机遇。批准太原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赋予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国家使命，太原被列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城市，《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太原列入全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中三个重大轴线和通道之上，以太原为核心的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进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六处提到太原太原在国家战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再看省级支持。山西省提出举全省之力，支持太原打造创新、产业、人才、开放“四个高地”。在“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中，也将太原作为重中之重——“一群”的核心在太原，“两区”的主体在太原，“三圈”的中心也在太原。按照这一规划蓝图，将通过建设太原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山西中部晋中、忻州、阳泉、吕梁四市协同发展，在以太原为重要依托，建强建好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山西综改示范区南北“双引擎”的同时，在晋北、晋南、晋东南建设高质量城镇圈。

南北双引擎的建设亮点纷呈。

位于阳曲县的大盂产业新城是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承南启北的中枢节点，也是太原市集聚资源先行启动建设的核心区域。对于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带来的机遇，阳曲县委书记李京京兴奋地给出了“千载难逢”的评价。截至9月底，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入库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达682个，总投资9726亿元。

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阳曲县转型发展产业园8号标准化厂房，记者体验了3D 扫描成像技术的穿透力。“我们研发的速通式货物车辆检查系统是全球首创的3D速通式X射线车辆货物安检产品，每小时可检查不少于200辆集装箱车辆，这项技术已经出口到多个国家使用。”中泰元科总经理孙艳东介绍说。来到电脑

显示屏前，戴上专业眼镜，记者发现箱体夹层中的物品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3D安检产品的“目光”果然更加凌厉。

这间厂房的另一个“神器”，是一辆看起来很“正常”的白色厢式货车。打开车门才发现，普通厢式货车的外壳里装着满满的高科技装备。搭载中泰元科自主研发的安检系统，这辆货车就能变身可移动的安检设备，对周边车辆进行扫描成像，发现危险物品。

中泰元科的左邻右舍，将是来自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的高新技术企业。它们也将受益于转型发展产业园的标准化厂房建设，实现轻松地拎包入驻。按照“一年见效、三年成形、五年成势、十年成城”的计划，在不远的将来，就将听到这个太原发展“北引擎”澎湃的轰鸣声。

“南引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担负着为山西转型综改先行先试、探路领跑的重任。综改区主动对接国家重大产业战略，通过精准招引行业龙头和有竞争力的关键配套企业，实施强链、延链、补链、拓链，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永利告诉记者，电子信息、合成生物、新能源及现代服务业四个千亿元级优势产业集群，以及高端装备、半导体、现代医药、新材料、通用航空等一批百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都在综改区的发展中大展身手。

综改区的速度同样引人注目。这是全国发展最快的经开区，在国家级经开区排名由2018年的第99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37位，地区生产总值由2017年的421 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861.5亿元，经济总量实现翻一番。

来到综改区的山西流量数据生态园，迎接记者的是一位年轻的虚拟主播。她告诉记者，园区通过打造数据流量价格洼地与数字产业发展高地，吸引了数字能源等数字经济企业群体，形成了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近300家头部数字经济企业。

太原的跨越有目共睹，“锦绣太原城”盛景徐徐铺展。“太原正处于国家、山西省战略布局和政策直接支持最多的时期，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韦韬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太原篇章。

纵向对比，太原成绩斐然；横向来看，依然需要爬坡过坎。路径依赖是顽

疾，经济转型难，摆脱思维惯性更难；技术人才是短板，“抢”人难，留人更难；城市形象是弱项，经营城市难，改变人的思想更难。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坚持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一场全局性的深刻变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过程，本来就没有“容易”二字。越是艰难，越要踔厉奋发，不堕凌云之志。

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乘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东风，让我们期待太原脱胎换骨的蝶变，期待太原扬眉吐气的飞跃。

唐山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李霞

摘要：多年来，唐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把其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助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有力抓手， 作为促进就业、创业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基础工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与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为此，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各级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推进。

关键词：职业教育；唐山；产教融合

一、唐山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要做法和成绩

近些年来，在政策制度的指引与支持下，唐山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中等职业学校32所（含独立的技校6所），其中，公办学校28所，民办学校4所。开设各类专业139个，在校生7.2万人；有高等职业院校6所，其中公办2所、企业办2所、民办2所，开设专业132个，在校生6.04 万人。全市已形成市有高职院校、县有职教中心、乡有成人学校的职业教

育体系，并在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强化顶层设计，落实政府责任

1. 加强政策引导

2012年，唐山市就印发了《唐山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成为全省首个以政府名义印发的促进校企合作文件。2018年以来，唐山市委、市政府又先后印发了《唐山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唐山市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唐山市构建“五业联动”职业教育发展新机制实施意见》《唐山市建设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强化顶层设计，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支持。

2. 加大资金保障

一方面，唐山市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近年先后投入28亿元对14所县级职教中心进行了改扩建；投资16亿元，建成了唐山工职院曹妃甸新校区，2019年， 又投资6.4亿元实施了二期工程。唐山职业技术学院也已顺利迁入南湖校区。

另一方面，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加强产教融合和公共实训基地项目谋划筹备，指导职业学校积极申报产教融合和公共实训基地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截至目前，共4个项目获得国家产教融合和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专项资金支持1.55亿元。其中，2019年，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唐山市（曹妃甸）公共实训基地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4500万元，玉田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产教融合工程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1800万元；2020年，唐山市乐亭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1200万元；2021年，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南湖校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万元。

3. 营造良好环境

从2011年起，唐山市每年举办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展示周及宣传月活动， 全面展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办学成果，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深化校企合作，搭建发展平台

1. 深化校企合作

唐山市各职业院校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全力构建与合作企业人才共育、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全市90%以上的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实施“订单培养”，实现了校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唐山市积极争创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2021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21个产教融合试点城市之一，成为河北唯一上榜城市。

2. 加强企业培育

近年来，唐山市不断加强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积极发挥职业院校作用， 通过学校联系合作企业，帮助指导企业对照条件进行培育建设。2020年11月12 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河北省首批名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的公告》，唐山市有唐钢、开滦、三友、汇中仪表等40家入选首批河北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占全省试点企业总数（62家）的65%。2021年11 月19日，在河北省第二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单位公示名单中，唐山又有唐山百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国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成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列入试点名单（全省55家，占16%）。

（三）强化专业提升，突出优质特色

1. 持续实施专业调整工程

近年来，唐山市各职业院校紧紧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不断优化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各中等职业学校新增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电梯维修、美容美体、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专业45个，撤销专业36个，改造原有专业或调整专业方向16个。唐山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重点打造动车组、机电2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和11个省级骨干特色专业，新增物联网、云计算等5个急需专业；唐山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发展护理、园林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学等4个国家级骨干专业。目前，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有52个专业被评为省级骨干、特色专业，占全省的13%；有16所职业院校的25个专业参加了全国“1+X”证书试点；唐山工职院、唐山第一职业中专有4个专业已经完成了现代学徒制试点。

2. 积极对接京津优质职教资源

近年来，唐山市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接京津优质职业教育资源。2016年北京一曹妃甸国际职教城落户唐山曹妃甸，旗下的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于2017年挂牌招生，唐山海运职业学院2020年获批设立。2014年和2016年， 唐山市教育局分别与天津职业大学、北京朝阳区教委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每年在天津市和朝阳区举办职业学校校长和名师培训班。目前，全市有15所中等职业学校与京津的29所职业院校、1个企业进行合作办学。

3. 打造优质特色学校

在全国200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中，河北省有11所，唐山市占2所，分别是唐山工职院、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是省级优质校。唐山工职院入选了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序列。全省有49所国家中职示范校，唐山市占7所；全省120所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学校，唐山市占14所，其中全省精品校20所唐山市占4所；全省名牌校90所，唐山市占8所；全省特色校10所，唐山市有2所，在全省领先。此外，唐山市正在积极推进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与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合并转设为河北唐山职业技术大学，唐山工职院晋升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已经列入河北省高校设置“十四五”规划，届时唐山市职业教育特色将更加明显。

二、唐山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唐山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走在了全省前列，但是与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费投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虽然近年来唐山市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但仍无法满足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需求。职业院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外聘学历高、素质高、水平高的“双师型”教师， 组织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等所需的专项经费，大多靠政府财政补助，与

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个别职校自筹经费能力有限，招生形势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职校的内涵式发展。此外，目前国家中央资金只支持职业院校建设产教融合及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对企业却没有直接的资金支持，也导致企业的积极性相对不高。

（二）学校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匹配

就企业而言，需要的是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但从总体上看，职业院校学生的技术技能跟不上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不能很好地胜任企业所需岗位的人员需求，造成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所需的人才不匹配、供需相脱节。与此同时，虽然近些年全市职业院校不断调整专业设置，但是财经类、信息类专业设置重复，海洋类、化工类专业仍十分薄弱，对接唐山12个重点产业发展所进行的人才培养精准度总体不高，人才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对接协调机制还没有形成。

（三）教学科研水平与产业需求不匹配

从历史沿革看，唐山市的高职院校基本是由陶瓷技校、职业中专、卫校、财贸学校等一些中专学校合并重组、扩大规模、升格大专体制而来，积累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无论是仪器设备、技术水平，还是师资素质方面，都普遍低于普通高校的软硬件水平。职业院校缺乏高端人才，缺乏专业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缺乏“双师”型教师，科研水平和研发能力总体不高，产教融合深度不够， 再加上学生生源相对较差，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掌握和运用现代先进技术的能力较低，总体跟不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四）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与社会地位不匹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就为新时代各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举措。职业教育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提升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但是在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中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大多数学生不愿选择报考职业院校，学生不愿选择职业教育，有的学生就业找工作时宁愿选择低薪“白领”也不愿选择高薪“蓝领”，而有的企业也不愿聘用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这就导致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较低、职业院校的社会口碑不高。

三、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唐山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唐山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优化唐山人才结构、促进创新和城市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要实现唐山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需要各级政府、各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合作、协同推进。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1.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产教融合的规划和布局

唐山市和各个县（市）区在制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之同步规划，在城镇总体规划中，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建设中， 重大项目的建设布局中，将产教融合发展作为一项基础性的要求，同步提出可操作的支持方式、配套的政策措施和具体的项目安排。优化职业教育布局，依托“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唐山“自贸区、跨境电商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区”的政策叠加优势，积极引导教育资源逐步向唐山市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妃甸等产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重点发展建设精品钢铁、职能轨道交通、智能机器人、现代化工和现代商贸物流5个国家高水平产教融合园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就业链、创新链、教育链”的“五链联动”。

2. 完善产教融合政策激励机制

以唐山入选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促进唐山各职业院校与企业深度合作，探索校企共同治理的良好机制。在精品钢铁、装备制造、化工、建材等唐山传统优势主导产业中培育和遴选一批校企合作基础条件好、参与合作办学积极性高、在行业中有较高威信和较大话语权的龙头企业，作为唐山重点培育发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并根据每家企业在产教融合中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效，给予“财政+金融+土地+人才+技术+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措施。要积极开展市级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工作，对目前已纳入河北省两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唐钢、三友、开滦等49家试点企业，对其兴办或参与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投资，若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根据其投资额的一定比例， 给予其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或地方教育附加费用的一定抵免。对年度考核合格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每年给予专项经费奖补，从而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职业院校教学诊断和质量评估，在对相关职业院校予以政策支持、表彰激励、绩效考核时，将产教融合的评价评估结果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

3. 构建产教融合信息共享发布平台

依托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完善唐山市

人力资源的统计、预测和供求信息发布制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短期和中长期人才的需求情况进行调查，科学进行人才需求预测，及时发布最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动态，产业发展数据，建立唐山市产教融合信息共享平台，使得职业院校能及时准确详细地把握实际人才需求、用工反馈等信息，动态更新学科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促进校企各类需求精准对接，降低校企双方合作交易成本，培养适应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发挥职业院校的培养作用

1. 树立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

各职业院校要意识到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树立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专业结构调整、专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理念，提高对所在地区经济环境变化反应的灵敏度，主动对接市场需求，按地方主导产业、优势行业的转型升级，调整与设置前沿专业、及时更新传统专业内容。各职业院校要注重对本校所设置的专业进行长远谋划和系统规划，特别是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一批节能环保、应急装备、新材料等市场需求大、产业发展前景好的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唐山职业技术学院等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要积极与相关行业企业进行对接，根据有关规定，在目录外校企合作共建一批如新能源、海洋产业、信息智能、基因技术、类脑智能、空天开发等新专业，开发相应的新课程，培养造就一批符合唐山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2. 实施产教融合质量提升工程

各职业院校要树立质量第一的理念，在日常教学、日常管理和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始终予以坚持；要树立知行合一、工学结合的理念，坚持职业技能和学历资格并重的原则，根据产业实际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相匹配、企业职业标准与职业院校课程内容相匹配、企业生产过程与职业院校教学过程相匹配的要求，创新教学方式，丰富和普及项目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情境式教学、模块化教学等，逐步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职业院校学历证书的课程互认互通。在全市范围内构建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发布平台，梳理汇总各职业院校的精品课程，建立精品课资源库，建立共享发布机制，并实施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完善。全市各职业院校及技工学校要积极推动教育资源整合， 组建职业院校联盟，实现多学段教育的相互贯通、不同职校师资力量的共建共享。此外，以职业教育需求为主导，推动华北理工大学、唐山学院等驻唐高校

与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共享。

3. 建设产教融合师资队伍

各职业院校要宣传利用好唐山“凤凰英才”计划3.0版的政策优势，并结合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加大对高水平、高素质教师的引进力度。完善教师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支持在职的全职教师到企业进行一定时间的挂职或实践锻炼，并将教师服务企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参与产教合作的贡献度和实际成效，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职称评聘和晋升职务的标准与范围。要完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教育和选拔提升机制，制定完善“职前培养教育” 和“职中培养教育”的全过程培养教育机制；在唐山49家试点企业中选择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一批校企合作、企业主导运行的“双师型”教师培训教育基地， 制定完善相关的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以提高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的实务能力和综合素质。落实职业院校15%编制员额内可以自主招聘兼职教师的政策， 设置“产业导师”“产业教授”等岗位，聘请或引进行业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员、劳动模范、高技能人才等作为职业院校的兼职产业教授，并对其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确定经费的拨付标准，或按照年薪制、项目工资制给予相应的薪酬待遇。

（三）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1. 建设“企业课堂”

依托唐山的产教融合型企业，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予以补贴、相关企业提供场地、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共享的方式，围绕唐山精品钢铁、绿色化工、绿色建材、高端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因技术、类脑智能、空天开发等未来产业，建设一批“企业课堂”， 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一起，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培养培训职校实习生和企业员工，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精准对接。

2. 实施“引企入教”

有效拓宽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途径，允许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土地、资金、技术、管理、信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参与职业院校的建设与管理，创办股份制学校、混合所有制学校，或合作共同建设二级学院、产业学院，并且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围绕唐山的优势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探索行业指导办学新机制和产教对话长效机制，建设一批由行业骨干企业联合职业院校共同组建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集团或联盟，搭建行业企业技术创新、科

技成果有效转化、信息数据精准对接、教育培训服务的各种平台，并设立“隐形冠军班”“独角兽班””羚羊班”及实训教育基地等项目，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更高素质的新技术产业化人才。

3. 进行合作创新

产教融合型企业要积极联合职业院校和驻唐高校，搭建精密增材制造、液压技术、电动汽车电池与动力系统控制、水生态研究、滨海软土工程、骨质瓷应用技术等6个科技攻关型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进行技术联合攻关、产品开发和创新，服务唐山传统产业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

（四）发挥社会的导向作用

一方面，要加强中小学生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加大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社会宣传教育推广力度，增强职业教育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让学生家长愿意选择职业院校和职业教育，让用人单位依靠职业院校和职业教育，逐步形成“上学选职业学校和职业教育、技能提升找职业学校和职业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使得技术技能人才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尊重，改变普通百姓对职业院校和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受重视的固有思维和刻板印象，促进唐山职业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铁岭市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共铁岭市委党校 田畅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阶段，建立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非常重要。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铁岭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短板和难题，从多维度对铁岭市乡村治理工作进行分析和探究，对乡村治理工作模式进行创新探索，更好地推动铁岭市“三农”工作稳步发展，更快提升农村经济效益，为乡村基层治理提供重要保障，为铁岭市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1. 铁岭市乡村基层治理现状

目前，铁岭市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乡村治理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村民能够安居乐业，农村经济有序发展。铁岭市构建“三治”融合体系，通过宏观政策的保障，为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新动能。铁岭市乡村基层治理特色模式包括干部驻村帮扶、产业帮扶、财政帮扶、社会帮扶和教育帮扶5个方面，并且建立了以村级党支部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为主要内容的“一核三治”村级治理模式。但铁岭市乡村建设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乡村基层治理也存在突出的问题。

2. 铁岭市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0. 传统治理思维束缚问题

乡村传统治理思维对现代乡村基层治理仍有一定的影响。①传统治理思维至今仍为乡村基层治理提供行为准则。在传统治理思维影响下，村民在解决问题、处理纠纷时过度依赖人际关系，倾向于采用传统方式处理问题，不能做到以法律为准绳。②在基层行政管理中，传统治理思维依然存在。乡村基层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中仍存在“官本位”思维，很难把传统的管理思想转为现代治理思想，没有树立正确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依然把自己定位于管理者而非服务者，很难更好地为村民服务。乡村基层治理受传统思维影响很大，致使乡村治理发展比较滞缓，不利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0. 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

乡村治理工作开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尤为重要， 党员干部正确的引领导向和扎实优秀的工作能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完善的基层党组织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

目前，铁岭市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基层党组织构建存在不足，部分地区存在管理缺失的问题。①农村地区中青年进城务工比较多，缺乏有能力和素养的年轻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建设缺乏动力，造成基层地区党组织建设发展相对滞缓，不利于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序开展。②很多年轻的党员缺乏足够思想政治培训，没有足够的上进心和工作的主动性，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积极性欠缺，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发挥不充分，新同志没有足够的乡村治理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不能发挥年轻党员干部的中坚作用，严重阻碍了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乡村基层治理达不到预期目标。

0. “空心村”问题严重

随着铁岭市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铁岭市农村地区很多基础劳动力都进城务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基础医疗和教育事业等行业的人口也急剧下降，这些对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社会秩序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铁岭市农村地区每年外流的劳动力总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以中青年男性为主，农村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数量很大，其中留守老人占比是最多的。乡村治理中中青年群体是中坚力量，但是每年外流的人口大量增加，农村老年、妇女和儿童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农村老龄化问题也比较严重，并且老龄化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农村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是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的重要因素。“空心村”问题还包括乡村管理缺位，土地利用率降低，村民自治问题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提高，也影响乡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给铁岭市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0. 基层治理人才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村干部专业素养普遍偏低，在乡村治理中不能充分发挥作用。①村干部年龄普遍偏大，学历和知识水平普遍偏低。根据2021年村干部换届选举的调查数据显示，选举的两委干部平均年龄为53岁， 35岁以下的人数占比不足15%，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不足整体的28%。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乡村振兴的发展和农村工作强度逐渐加大，相关工作方式的灵活性也逐渐增强，年龄结构不合理、知识水平偏低的村干部队伍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基层治理陷入困境。②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数量偏少。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其工作能力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铁岭市部分农村的村干部缺乏优秀的示范带动能力，缺

少做事干事的创业精神，在工作中“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对上级政策缺乏正确地理解和学习领会，导致在思想认识、工作引领等方面存在不足。③农村地区有才能、有胆识的年轻人才外流比较严重，基层管理人才以中老年为主。农村基层治理人才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农村农业生产能力、村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提高起到带动作用。但是随着周边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铁岭市农村地区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年轻人大量外流到城市务工， 劳动力大量流失导致“空心村”的出现，村里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治理主要依靠种植大户和留守的老年人。因此，基层人才的大量流失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3]。

3. 铁岭市乡村基层治理对策

   0. 树立正确的乡村治理理念

正确的乡村治理理念是发挥乡村治理效能的保障。在开展乡村治理工作时， 要改变传统治理理念的惯性思维，提高乡村治理主体的民主意识和服务意识， 树立正确的现代乡村基层治理理念。

铁岭市乡村治理制度需要及时进行改革发展，传统的治理思维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发展的需求。推进新时代乡村基层治理健康发展，治理主体就要树立正确民主理念和服务理念，协调好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乡村治理民主环境，打破传统的理念束缚，改变落后的观念，提高乡村治理民主意识和服务意识。①推进科学立法，建立科学、民主的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构建网格化乡村治理体系，如图1所示。②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提高服务意识。要依法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明确权责范围和在乡村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深化乡村治理工作改革，提高乡村基层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农村群众的合法利益，坚持法治、民主原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治理工作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是基层社会组织中最高政治力量。乡村基层治理工作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才能稳步推进，基层党组织要全面负责乡村治理工作，并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全面领导。①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农村地区要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法治教育，基层党员工作者要明确自身职责， 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整个过程。②党员教育和

管理路径要创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育学习，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创新方式，利用学习强国App和互联网平台等工具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③吸收在外务工中青年村民加入村党组织，为乡村基层治理服务。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提高中青年党员留在农村工作的积极性， 扩充农村基层党员储备，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基层实现现代化治理提供保障。

0. 治理“空心村”方案

一是“联村并建+易地新建”整合、规划村落，把规模小、基础差的空心化 村庄向中心村集中转移、整体新建，回收废弃的宅基地并充分利用。二是“空心村”治理要改善乡村村民的居住环境，建立村民需要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让村民享受公平的医疗、教育，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三要整合乡村闲置的土地，降低村庄的空置率，要留住村民，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让村民“心不空”，为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注入动力。四是建立乡村社区机制，让群众互帮互助，提高村民的归属感，在乡村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提升村民的精神享受，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五是发展乡村产业，把产业就业帮扶作为增加收入的重要举措，规划产业项目建设，打造群众参与度高的乡村产业，引资入村，引厂入村，让村民可以在乡村企业中就业，这样避免大量劳动力外流，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重要的保障。

0. 提高基层治理人才素质

提高村干部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引进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人员等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优化村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和年龄结构，加强村干部在乡村治理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①铁岭市政府要围绕乡村治理的基本需求，以专业型人才为导向，制订适应铁岭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人才培训方案，并对村干部进行有计划的培训，提升村干部的综合服务能力，为乡村治理发展提供智力保障。重点要在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②政府应出台优惠政策、提高福利待遇，大力引进专业型人才，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让农村人才和乡贤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其带动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作用。

4. 结束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城镇和农村均衡发展，巩固脱贫攻坚胜利成果的重要保障。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工

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以乡村治理为核心内容，对铁岭市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探究和总结，针对铁岭市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为铁岭市乡村治理工作有序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统筹“新”和“旧”，共筑富强梦 从基层实践看乡村产业振兴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20XX年12月16日）

乡村要振兴，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产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本报调研的这100个村，对发展什么产业、怎样发展产业都在因地制宜进行创新探索，也为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出江苏方案。特别是，此次江苏百村调研的样本村中，不少是原来产业基础一般甚至薄弱但近年发展出现转机的村。如何整合多种生产要素、汇聚乡村发展合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曾是这些村庄面临的普遍难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这些曾经在困顿中徘徊的贫困村、薄弱村，因为找到了产业振兴的突破口，统筹运用“新”“旧”资源，正呈现出全面振兴的良好态势。

一、一二三产珠联璧合，蹚出富民强村新路径

江苏是农业大省，也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省乡村主导产业更加鲜明、特色产业优势日益显现。在百村调研中，记者切身感受到全省乡村产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趋势。

——在端牢“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在各地陆续涌现。宿迁市宿豫区时济泉村登丰稻麦种植家庭农场，从2015年的100亩地扩大至1000亩，全年农场纯利润80万元。位于泗洪县西南岗片区的垫湖村泽馨家庭农场，600亩碧根果育苗基地一年售苗20多万株，销售额200万元。泰州市海陵区丁冯村着力推进蔬菜规模种植，组建3个片区合作社，从种到销实行全程标准化，把集体收益与村民收入绑在一起。盐城市盐都区新民村，拥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高架无土草莓种植园，获评全国“一村一品”（草莓）示范村，以该村为发展龙头的“盐都草莓”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7.1亿元。句容市丁庄村制定“丁庄标准”，整合葡萄品种育苗、生产资料、技术培训、品质标准、品牌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实现葡萄产业由量到质的飞跃。句容市戴庄村，秉承全国“时代楷模”赵亚夫的绿色生态农业理念，从恢复生物多样性入手推进有机农业产业化，丘陵岗地变美了，有机农产品也让小村变富了。顺应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律，遵循绿色生态农业理念，让乡村产业发展蹄疾而步稳。

——向二三产业拓展延伸，结构合理、功能多元、三产融合、分工优化、

市场完备的乡村产业体系日益健全壮大。响水县康庄村返乡大学生张凯伯家是种田大户，流转1200亩水稻田，并创办凯泉米业加工厂，为村里15个大户种植的8000亩南粳5718优质水稻提供烘干、仓储、加工、销售一体化服务。无锡市惠山区桃源村以水蜜桃种植为业，打造文旅项目，由卖桃赚钱到以桃拓业，人均年收入增至6万元。如东县南渔村盛产文蛤、泥螺等海产品，拥有独特的滨海风情，该村抓住渔业特色，发展水产养殖、海洋捕捞、渔船修造、渔网加工、食品加工、旅游休闲等多个产业。不满足于简单种田，想方设法延长产业链， 实现“接二连三”，是这些乡村构建全产业链的普遍实践。

——各类乡村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各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乡村经营体系正在加快孕育。宜兴市金兰村在无锡最先成立村办合作农场，400余农户2800余亩土地入股，由村级合作社统一经营，占全村承包地面积的99%，如今村级可分配收入增加到1000余万元。常州市武进区跃进村引进花木电商企业懒人园艺，组建花木电商富民合作联社，推行“电商企业+合作社+ 农户”订单式种植销售，带动花木产业更多转为定向种植，去年全村花木线上销售额突破1.5亿元。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的香包产业从十来个人的分散小工坊，加速向香包文化大院集聚，年产值800余万元；村子还持续扩大马庄香包和农民乐团的影响力，着力打造文化旅游的马庄品牌。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合作、公司化经营，增强了涉农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调研组发现，全省乡村产业发展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总体来看，农业还是弱质产业，自然灾害与市场风险对农业经营者有很大冲击，疫情也曾对农产品营销产生不利影响；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还不够充分。省社科院研究员高珊认为，乡村产业发展重在做强特色农业，提高农产品生产能力，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保险扶持；推动农业向农产品加工、农村服务业延伸，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把产业增值环节更多留在农村、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二、人地钱技要素集聚，汇聚产业发展新优势

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传统的“人才”“土地”“资金”三要素，更离不开“科技”这一创新要素。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各地因地制宜激活农村资源要素，让乡村产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各类人才大显身手。乡村的广阔天地，可以承载年轻人的田园梦想。淮安市洪泽区滨河村的潘培勇学的是现代农业管理，外出打工几年后回乡包地，

家庭农场从刚开始的200亩扩大到500亩。他精心精准选用种子，进行消毒育秧、施肥管理，农场年营收超200万元。泰兴市祁巷村首个返乡创业大学生丁冬牵头建立“回乡大学生创业园”，引发返乡创业潮。河南信阳人粟军仁早前在上海从事蔬菜批发，在朋友推荐下到阜宁县丁横村经营“蔬菜大棚”，一年收入50 多万元，解决了当地10多名村民就业。这些有为的回乡青年、外乡创客和本地人才，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激发出个人潜能，创造着财富神话。

——让农村土地释放更大潜力。土地是乡村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如何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土地，让其生“金”强村，考验着乡村干部的智慧。江阴市红豆村在发展水蜜桃产业中，村里为农户减免没有收益的前3年土地租金，分担风险机制激发村民的创业热情，过去的贫困村变成今天的“桃花源”，实现以水蜜桃、花卉种植为第一产业，以水蜜桃酒加工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红豆古树和相思情爱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业“三产”融合发展。盐城市亭湖区五星村抓住发展机遇，建起以汽车配套产业为主导的五星第一工业园区，引进企业127家；全力打造苏北三产服务业第一村，建起大酒店和休闲广场，发展楼宇经济；突破用地制约，在亭湖开发区建成五星创业园、科技园和工业园等“飞地”园区，成为村庄转型发展的新载体。有了好政策、好机制， 就能用足用好自己的地，开发利用更多的地。

——让资金活水畅流乡村。今年5月，省政府办公厅推出进一步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各地充分发挥财政和金融资金的撬动作用， 为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靖江市万盛村获批泰州市第一单“强村置业贷款”，得益于靖江市出台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扶持政策，建设生产经营性项目有不超过30%的奖补，解了村级经济发展的资金之急。宿迁市洋河新区六里棚村地处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除了收取落户农企的土地租金，还推进村企联建壮大集体经济，共同探索“返租倒包”“参股经营”等模式，成立彩印包装公司、劳务公司，降低企业采购和用工成本，促进村民就业增收。11月25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江苏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应当提高到10%以上。进入乡村的财政、金融、社会资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劲动力。

——让科技为乡村产业发展赋能。农业科技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太仓市东林村以科技为引领，一体谋划大农业下的各细分产业发展，推动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促进产业发展、资源匹配、生态共享与循

环利用相协同，科技力量源源不断地赋能农业农村，推动农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研究生毕业后的龙国刚，在南京市溧水区芝山村探索富硒果蔬种植，以生物质炭促进改土、增产、提质，擦亮健康农业、健康农产品发展“招牌”。江阴市双泾村面对疫情之下农产品滞销困境，开辟电商销售渠道，在“云端” 卖螺蛳，在果园开直播，村里电商企业蓬勃成长，带动“双泾螺蛳”“双泾葡

萄”“双泾翠冠梨”等优质农产品畅销。常熟市坞坵村“壹稻垂钓”文化中心，

利用物联网技术自动感知钓台塘下情况，让垂钓者体会到满满科技感。江苏一些乡村正抓住机遇吸纳农业科技、数字技术的要素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不容回避的是，一些村普遍存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较少，又有耕地红线限制，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包括设施农用地难以保障等问题。而要充分发挥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还有很多瓶颈。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赵锦春认为，摆脱“增产不增收、务农不富裕”的困局，需要研究推动农业科技化、产业高端化转型升级，依靠数字赋能，实现现代农业和乡村二三产业发展方式的变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需要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真正引导好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内力外力合力并驱，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行走百村，调研组能看到的是具体的产业形态、集聚的要素资源，而在这背后，则是多种力量合纵连横，协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来自基层和群众的发展要求是乡村产业振兴最原始也最持久最强劲的内生动力。产业强、百姓富、集体兴，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基层群众创业冲动和创新智慧。句容市桥东村返乡青年孙金龙花30多万元购置两台挖机，花3年时间把流转的100亩土质偏砂的丘陵岗地平整出来，建成高标准农田，种上美都西瓜、小蜜25哈密瓜，吸纳全村40多位乡亲打工，年产值突破100万元。宝应县成庄村回乡能人赵建明接手村里经营不善的肠衣厂，通过技术改造使其脱胎换骨，变身从猪小肠提取肝素钠的生物科技公司，在获得高附加值的同时致富乡里。沭阳县聚贤村的90后们利用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为花木产业赋能，在自家致富的同时帮助更多村民“触网”，将花木销往全国各地。无论是规模化的种植业、专业化的养殖业，还是现代化的制造业、市场化的服务业，都倾注了江苏现代农民的心血和智慧。他们敢于投产业、善于搞技改、勇于闯市场的胆魄，激励带领着更多村民乡邻迈上致富的大道。

——来自招引企业的投资兴业和结对帮扶方的共建共享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外力支持。一些缺乏集体积累、资金资源有限的村，依托外力借势发展， 取得了村庄与工商企业的共赢。连云港市海州区江浦村近10年来招引一批老板下乡，创建多个现代农业园，带动全村老乡致富。

泗阳县颜圩村招引客商种植多肉和百合，大棚多肉种植面积4万多平方米， 电商销售年利润约200万元，带动30多名村民就业。滨海县前案村巨绿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旭东长期在苏南经营苗木，被招引到村里后，承包1000亩荒废地，投资百万元，栽种10余种近6万株苗木，并把自己的苗木嫁接、养护手艺传授给100 多位村民。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片区整治开发公司、仙林大学城与八卦洲上的外沙村结对共建，出资为全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为村里鲜花、苗木、浆果、蔬菜生产基地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村域产业联动发展的合力得益于村集体及其带头人的把脉定向。高邮市小葛村村干部牵头创办明兰渔业专业合作社，创立“雨荷飘香”“小葛鱼” 水产品牌，采取“支部+合作社+养殖户”的模式，引导村民在养好“四大家鱼” 外，加快发展大闸蟹、小龙虾、白鱼等高经济价值的特种水产养殖。靖江市德胜村党总支书记杨恒俊创立的德胜农业科技公司是集基地生产、仓储物流、互联网销售、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生产综合体，对外地优质农产品优化加工，打造“德胜牌”系列农副产品50余种。宜兴市美栖村党总支书记宗华东花一年半时间从云南请来玫瑰种植专家李杰，投资方+技术方+村集体三方合作成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淳美公司，打造出集食用玫瑰种植、产品深加工、科普教育、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村企联建融合发展模式。以村级组织领办合作社等为抓手，把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整合起来，让群众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抱团”合作，这种汇聚起来的合力，正强劲有力地改变一个又一个乡村的面貌。

同时也要看到，在“内力”“外力”“合力”这三种力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难题待解。一些无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的乡村，当如何摒弃单纯依靠政府帮扶的发展路子、激发内生动力？如何引导工商资本有序下乡，变单纯输血为互惠共赢，等等，这些或许值得更多乡村思考。赵锦春认为，乡村产业兴旺， 既需要合理借用外力，更要注重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内生活力，合力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青海民族大学 虞幸武

引言

我国西部许多地区地处板块交界处，自然灾害频发，突发公共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地方政府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于2007年，在2019年进行修订，这十多年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通过分析某个城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情况，能发掘这一行政制度对于各个社会主体所带来的效益，也能将相应的经验带给其他城市。因此，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西宁市大通县“8·18”山洪灾害基本情况及其西宁市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梳理

20XX年8月18日7时03分，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造成4 人死亡、27人失联。在这次突发公共事件中，青海省委省政府、西宁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启动IV级应急响应，成立大通县“8·18”山洪灾害抢险救援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并在8月19日凌晨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

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如下信息：

（1）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本次突发公共事件统一由大通县“8·18”山洪灾害抢险救援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负责发布相关内容，其中主要人物有：应急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韩向晖和应急指挥部搜救组、救灾善后组副组长、大通县县长马明旭；（2）信息公开的内容，本次西宁市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依据《大通县防汛抗洪应急预案》《大通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20XX年大通县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信息、应急预案及应对情况都向公众予以公开；（3）信息公开的时间和方式，在本次山洪灾害中，西宁市人民政府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在8月19日凌晨，大概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17个小时，所采取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包括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等形式。

二、西宁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的法理分析

在这次突发公共事件中，西宁市人民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处理恰当，采取全面公开的态度，详细地将事件发生的各项基本情况向公众进行披露，具有一

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而在突发公共事件这种紧急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我国暂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相关内容，因此这里引用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经提出危机处理的“3T”原则：第一，以我为主提供情况；第二，提供全部情况； 第三，尽快提供情况。[1]本文将通过这三个原则为依据对西宁市人民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进行分析。

首先，在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过程中应设立权威的信息发布机关，从而保证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和唯一性。在本次突发公共事件中，关于事件的相关内容统一由大通县“8·18”山洪灾害抢险救援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负责，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山洪灾害的相关情况外，在后续的新闻报道中媒体记者都是从应急指挥部获悉灾情的相关情况，西宁市人民政府在这方面做到了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其次，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应该尽快地不断地公布相关信息， 而且信息公开的渠道要尽可能多。在这次事件中，西宁市人民政府在山洪灾害发生后17小时左右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灾情的相关情况，并在灾情发生后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遇难与失联情况，还利用官方和地方媒体报道救灾救援情况、向当地居民发布预警短信、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发布大量灾害科普信息。西宁市人民政府为了提升防汛实效还在地方推行应急管理系统三级“叫应”机制，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进入临战状态，各市州防指成员单位防汛责任人上岗到位、靠前指挥，确保“叫应”机制直达到乡、到村、到人，保障防汛抗灾基层一线指导开展工作。在本次突发公共事件中，西宁市人民政府在信息发布方面积极主动，人员调动也十分高效，为灾后救助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政府在发布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时应注重信息的全面和真实。在本次事件中，应急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韩向晖先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的原因是突发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泥石流，然后说明西宁市人民政府已经组织协调各方派出救援队伍开展救援工作，最后汇报对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保障工作和对救治伤员的救治情况，并表示将组织工作专班对罹难者家属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在后续发布工作中，大通县“8·18”山洪灾害抢险救援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将灾害的遇难、失联以及获救情况告知媒体记者进行相关报道，

对灾后抢险救灾、隐患排查、人员搜救和维护交通等方面的工作都做了详细说明，为灾后消除社会猜疑和营造正面氛围起到了正面作用。

三、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大通县“8·18”山洪灾害事件的调查，梳理西宁市人民政府在非常态管理时执行的应急预案，结合目前所发布的灾情消息，仍然发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着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不完善

统一完善的法律能保证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具有法律的强制力。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公开大多依照各种地方上制定的紧急预案， 但这些出自地方政府的执行方案虽然能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进行一定的应对，但缺乏法律上的强制力。[2]我国虽然制定了层级为行政法规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类规范性文件，但在实际层面操作性较差，大多规定一些较为模糊的法律概念，没有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至于信息公开的时间、内容、形式都没有具体说明，导致各个地方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信息公开都大不相同，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发展。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不够明确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我国各地政府的通常做法是抽调政府人员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来负责政府信息的发布工作，比如这次事件的大通县“8·18”山洪灾害抢险救援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类似的还有汶川地震期间的防震减灾领导小组。这种临时指挥部虽然能针对特定的突发公共事件，但长久来看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没有一个稳定的信息公开责任主体，会在一定程度影响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假如临时指挥部因为疏忽发布了不实信息，将没有具体的责任主体对发布的不实信息负责，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后续公开内容不够详尽

在本次山洪灾害发生后，大通县“8·18”山洪灾害抢险救援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先是在8.19日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灾情的具体情况，再就是8月20日媒体记者从应急指挥部获悉进行了灾情相关的报道。但在8.20日之后的相关报道中，相关灾情的信息公布就开始减少，比如8月21号报道：“据前方指挥部最新消息，搜寻发现并确认1名失联者遇难。截至21日16时，山洪灾害已造成26人遇难，5人失联，23名失联者获救。”应急指挥部后续就基本没有相关消息公布了，显得本次事件的信息公开有点虎头蛇尾，没能将事件的过程和进展进行完

整公开，在信息公开方面显得不够专业。

四、推进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对策分析

（一）制定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并细化法律条文

解决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不明的问题，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进行规制。我国虽然在2019年修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在效力上还是不如一部完整的法律，不能有效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而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具体标准的规范上也满足不了信息公开制度的标准化建设。目前需要一部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一套标准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同时也需要设立专章专门规定突发公共事件方面的相关内容，明确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间、内容、形式，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做到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有法可依。

（二）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国务院办公厅是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室）负责推进本行政区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其规定了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职能，但许多地方基层政府并没有专门的信息公开机构，或者由其他部门所兼任，现实中许多政府部门官网的信息公开栏目已经好几年没有更新内容。在信息的编辑、发布和反馈工作长时间暂停的情况下，在突发公共事件这样紧迫的事件发生时，许多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就显得非常的不专业。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确保设立一个专门信息发布的办公室，责任日常和紧急时刻的信息发布，还需要健全一套从上到下、垂直领导管理到乡镇负责人的信息公开组织体系。[3]通过多部门联合协作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统一多部门协助政府完成包括信息公开在内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办法，保证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统一与权威，保证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序进行。

（三）推进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

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政府指派的人员代表政府（部门）通过网络平台，就网络媒体和公众关心的某一重大事务（件）或时局问题，发布事件动态、政务信息或观点立场，以实现政府与社会沟通的制度。[4]政府通过网络新闻发言人与民众积极沟通，保证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使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处于主动，保证政府信息的权威和准确。网络新闻发言是政府履行政务公开义务的重要方式，能有效保障公众知情权，在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区已经将

这种制度应用到实际政府工作中，并产生了不错的效果。因此推进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通过权威和准确信息消除民众误解，能有效解决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问题，起到维持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的作用。

五、结语

西宁市人民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是我国各地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的一个缩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确保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权威、准确的信息。相信通过总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推进相关的制度建设，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能够尽快地补充和完善。

推动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财政对策研究

襄阳市财政局课题组

中共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赋予襄阳市加快推动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共襄阳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襄阳市委关于全面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加快推动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奋力打造汉江流域高质量发展标杆城市的目标任务。为了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推动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支撑，近期，襄阳市财政局成立课题组赴洛阳、芜湖等城市进行学习考察，并结合襄阳实际，提出若干财政对策建议。

一、襄阳市与洛阳市、芜湖市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以2021年为例，从中西部地区12个非省会城市GDP排名情况看，襄阳市仅次于洛阳市，居第二位，比洛阳市少138亿元，比芜湖市多1000亿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排在第十一位，仅为211亿元，比洛阳市少186亿元，比芜湖市少150亿元，甚至比GDP排名最后的吕梁市还少20亿元。襄阳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仅为4%，远远低于其他城市（表1）。

从上述情况看，襄阳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体量较大，但质量尚待提高。与洛阳、芜湖等城市相比，襄阳市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上主要存在以下三大差距。

（一）GDP体量相当，各产业税收贡献度不优

从各产业税收贡献情况来看，襄阳市第二产业贡献度比洛阳市高5.7个百分点，但总量却比洛阳市少15亿元；第三产业税收贡献度比洛阳市低6个百分点， 总量比洛阳市少近66亿元。襄阳市第三产业总量比洛阳市少400多亿元，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襄阳市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对税收贡献不足，这也是洛阳市税收高于襄阳市的一个重要原因（表2）。从细分行业来看，襄阳市烟草税收高于洛阳市和芜湖市，但该行业税收贡献主要以中央税为主；汽车产业税收贡献强于洛阳市但弱于芜湖市；装备制造业税收贡献与洛阳市相当，但远低于芜湖市；金融业对税收贡献低于洛阳市，从总量来看，两市相差近30亿元；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餐饮旅游等重点服务行业税收贡献均不及洛阳市和芜湖市。

（二）税收总量少，重点税种贡献不足

从2019年、2021年数据对比情况看，襄阳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洛阳市分别少69.6亿元和186亿元。从重点税种来看，中央税（消费税和车购税）襄阳市比洛阳市多3.62亿元，主要是因为襄阳卷烟和汽车的营收相对较高，导致消费税较多；共享税襄阳市比洛阳市少72.83亿元；地方税襄阳市比洛阳市少10.31亿元。可以看出，襄阳市贡献中央的税收占比较高，与省共享的税收大幅低于洛阳市，占比也比洛阳市低7.3个百分点。襄阳市地方税和共享税等税种总量不足（表3）。

从某种意义上说，襄阳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偏低，与中央税比重过大、共享税偏少、地方税总量不够等因素有关。

（三）产业结构不优，相关税种贡献不够协调

按照三大产业分类来看，洛阳市第一产业占比较低，且较为稳定，襄阳市第一产业占比是洛阳市的两倍，并呈上升态势。两市第二产业比重均呈下降态势，但洛阳市产业结构波动较小，2021年与2019年相比，第二产业仅下滑1.9个百分点，襄阳市则下滑了4个百分点。两市第三产业比重均呈上升态势，但是与洛阳市相比，襄阳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仍然不高（表4）。

在三大产业中，仔细分析各产业三种税收的贡献情况可以发现，襄阳市第二产业中的中央税种占比过大，总量比洛阳市多近6亿元，而共享税的占比比洛阳市低近2个百分点，总量比洛阳市少27亿元。第三产业中，共享税的差距更为明显，襄阳市比洛阳市少近46亿元（表5）。

二、发展不平衡原因分析

（一）城市吸附力不足

一是襄阳市辐射力相对较弱。芜湖市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以芜湖为中心，4小时陆路交通半径内，覆盖60多座大中城市、5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 亿吨大港芜湖港、高速铁路、民航机场、轨道交通，多式联运，实现无缝对接。相较而言，襄阳市地处内陆，区位优势并不明显。二是人口流出严重。由于武汉市在湖北省一家独大，襄阳市受省会城市虹吸影响更大。仅从人口流向情况看，在三市中，襄阳市是唯一的人口净流出城市。据统计，襄阳市近年来年均净流出人口达到24万以上。三是高校相对较少。洛阳市有7所高校，芜湖市有10 所，襄阳市仅有4所，在校大学生仅在6万人左右，远不及洛阳市和芜湖市，与武汉市更没有可比性。四是基础服务设施相对滞后。襄阳市是三市中唯一没有轨道交通的城市，城市新区建设也明显滞后。

（二）龙头带动能力不强

在三市中，襄阳市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基础较好，但是在新兴工业崛起时期，襄阳市工业发展在三市中不占优势，特别是与芜湖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以汽车产业为例，襄阳市和芜湖市均以汽车制造业为第一支柱产业，襄阳市汽车产业因起步早、配套产业齐全，在汽车产业产值方面较芜湖高出50%，但在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趋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襄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与芜湖市相比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从产量看，襄阳市汽车整车产量不及芜湖市，新能源汽车产量只有芜湖市1/5。从利润和税收看，芜湖市奇瑞公司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产销两旺，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出口俄罗斯、南美市场，平均利润可达1.8 万元/台，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完成的税收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额。

（三）财政收入质量不优

与洛阳市、芜湖市相比，襄阳市财政收入质量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集中度较低。襄阳市税收前50强企业纳税总额（留存地方部分）占地方税收总额的比重，较洛阳市低15个百分点，且纳税前50强企业中，洛阳市企业主要集中于有色金属冶炼、金融、石化等行业，芜湖市重点税源纳税企业中，四大支柱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奇瑞汽车、海螺系、美的、微星管材）纳税额占比高达55%，均表现出比襄阳市的税收集中度高。二是优质税源不够。襄阳市和芜湖市金融、石化、通信、电网等国企税收分成比例稳定，具有税收“压舱石”的作用，而襄阳市在优质税源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从纳税前50强税收贡献情况看， 洛阳市贡献税收200亿元以上，芜湖市贡献税收296亿元以上，而襄阳市仅为186 亿元左右。

（四）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从近年情况看，产业结构是影响财政收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对比中可以发现，襄阳市第一产业占比近年来不降反增，说明二三产业占比有所下滑，不利于总体经济的发展。按照近年来国家政策和襄阳市三大产业税收贡献占比可以推断，第一产业产生的税收微乎其微，对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较弱。从税收贡献情况看，襄阳市第二产业是税收的主要贡献者，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明显弱于洛阳市和芜湖市。从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看，襄阳市整体落后于洛阳、芜湖等城市，从占比来看，襄阳市第三产业占比与洛阳市相差近7个百分点，总量相差超过400亿元，税收贡献相差近70亿元。在第三产业中，襄阳市的短板在于金融业、房地产服务业、交通运输机物流业及科教文化等行业，襄阳市目前金

融机构仅有18家，而洛阳市几乎吸纳了全国所有金融机构。

（五）科技创新力不够强

与芜湖市相比，襄阳市在科技创新为产业赋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待增强。襄阳市在科学技术投入（科学技术支出、R D）方面和成果转化方面（高新企业、研究中心）均低于芜湖市（表7），使得襄阳市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后劲上不如芜湖市。在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人才等方面， 襄阳市与芜湖市相比均“落人一步”。以高校共建为例，芜湖市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早在2013年就开始深度合作，深耕机器人制造等领域，用近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集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200多家， 年产值近300亿元，形成了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覆盖广泛的全产业链发展态势。相比之下，襄阳市与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合作共建尚处于起步阶段。

（六）财政体制不尽相同

芜湖市在财政体制设计上，省级财政只分享所得税的15%、土地出让金的2%、水利基金和环保税的50%，其他地方收入省级财政均不分享。洛阳市所得税和增值税省级分成20%，其他收入分成15%。湖北省财政体制是将所有税收下放到市县，实行“属地征管、属地入库”和“核定基数、同增同减”，即以2010年各市县核定省级税收为基数，与各市县地方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同增同减，市县每年通过财政年终结算上交省财政。湖北省的这种收入分享方式，没有考虑税种属性（税基流动性、区域间分布、年度间收入波动等），且存在省级收入分享比例较高的问题，在增强省级调控能力的同时，不利于市县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事实上，湖北省的这种激励机制是一柄双刃剑，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也有副作用。

三、推动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财政对策

要大力发展襄阳市都市圈，建设辐射南襄盆地的重点中心城市，必须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施策、提质增效，做好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从生财、聚财、用财、管财等方面拿出实招和硬招来。

（一）在做大财政“蛋糕”上下功夫，为大力发展襄阳都市圈提供财力保

障

要做大财政“蛋糕”，必须大力发展产业。在产业的选择和发展上，应尽

可能与税收相协调，确保GDP和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得益彰、共同提高。

1. 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增收动能。襄阳市三大产业对税收贡献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二、第三、第一产业，而洛阳市第三产业贡献最多，其次是第二产业。因此，增加税收收入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发挥产业政策指挥棒作用，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环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促进第一产业提质降比。作为第一产业，农业无疑举足轻重，但对比发现，襄阳市第一产业占GDP比值均高于洛阳市和芜湖市，但贡献的税收占比是最少的。第一产业占比过高反而会拉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也是襄阳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相关地市的原因之一。为此，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调整优化农业种养殖结构，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培育行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一批加工型、流通型、服务型、科技型骨干企业；促进三产融合发展，着力打造重点头部企业；依托农业科技，高质量建设农业产业园，不断推进农业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农业由单一的农副产品生产为主向生产、加工、科研、贸易、文旅等全产业链拓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吸引经营主体、科研单位等更多力量加入产业链；采用以奖代补或者先建后补等多种扶持方式，重点扶持农业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主体。二是夯实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工业是襄阳市的强项，也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但是与洛阳和芜湖相比，襄阳市第二产业的税收贡献度相对较低，因此，必须切实提高第二产业的发展质量和规模。要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面依托“互联网+技术”等方式，改造传统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将完善产业链作为促进第二产业发展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断延伸产业链；重点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不断提升全要素聚合效应，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来抓，从而实现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把握住全国东西部之间产业转移机遇，积极利用好国家产业布局调整政策。三是增强全要素发展动能。要不断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新型经济业态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为新经济业态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围绕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 不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更加开放的要素市场，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完善，着力畅通产业、市场、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循环，千方百计激发内生原动力；要增强吸纳产业转移的竞争力，以此促进全市产业链布局

的不断优化。

2. 扬长补短，提升收入能级。一是大力扶持优势产业，稳固现有税源。突出汽车产业的龙头地位，全力支持东风襄阳基地等汽车制造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巩固提升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主导地位；及时出台扶持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主要生产企业在襄阳发展汽车整车制造业；抓住重点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机遇，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智能装备、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重点制造业的发展；全面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具有中长期计划的市级层面的扶持政策，促进电子信息、批发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二是坚持战略优先，培育新兴产业。大力培育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吸引和扶持半导体、芯片及数控机床的研发与生产、氢能燃料电池制造等产业项目；制定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出台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 建设氢能产业园；突出襄阳市优势，加大对中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利用资本市场培育中医药产业发展集群，推动药产业振兴。三是鼓励科技创新，发挥科技优势。充分发挥襄阳市引进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本地职高的优势，鼓励创新创造，打造人才高地、科技洼地；吸引重点企业在襄阳市设立研发中心，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条；大力发展总部型经济、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各类创新载体建设，建设高水平数字经济平台；助推行业纳税前50强企业扩规升级，实现“裂变式”发展。四是不断扩大税基， 增加税收来源。襄阳市交通运输、物流、金融服务、房地产开发等行业税收贡献度均低于洛阳市和芜湖市。因此，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分析研判，密切关注变化，精准有效应对，及时补齐短板，不断增加税收来源；要以“五城共建” 为抓手，依托国家大交通战略，围绕省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规划，布局构建一批“铁水公空”立体交通网络建设项目，完善内畅外联运输通道，提升“襄十随神”和南襄盆地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巩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地位， 变交通优势为发展优势；要围绕襄阳市“十四五”物流体系建设规划，构建五枢纽五园区物流空间布局，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做大做强物流企业，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综合交通物流信息平台，整合各种运力资源；推广集装箱等标准化装备，发展铁水联运、滚装运输、江海联运；继续引进大型物流企业，引导建立物流企业联盟，提升对周边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五是积极引导重点服务行业发展，大力培植新兴财源。建议出台能够吸引金融保险业、科研

机构落户襄阳的政策措施，吸引和培育更多金融、科技企业；引导本地金融机构创新开发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激发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活力；提高住宿餐饮旅游一体化服务水平，采取优惠服务、发放旅游年券、举办各种旅游节等多种服务方式，不断提高襄阳市服务业的影响力；鼓励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等行业的发展，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效应，进一步促进房地产服务行业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建立财源培育长效机制。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支持产业发展作为财源建设的首要任务，把税收贡献作为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的重要评价指标，举全市之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构建“144” 产业集群，即：发展1个4000亿级汽车产业，新能源新材料、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纺织服装4个1000亿级产业，电子信息、节能环保、医药健康、现代化工4 个500亿级产业，建立完善财源培植长效机制。

3. 招大引强，广辟后续财源渠道。一是突出导向招商。在引进项目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对GDP的贡献，还要考虑对培植地方税源、增加地方税收的带动性因素，特别是要选择科技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利税高的项目进行招商，确保招商项目投向符合科学发展、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的要求；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主业突出、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做大财政“ 蛋糕”。二是不断完善财税合作机制。财政、税务部门要积极研究财税改革动向，按照现行财税体制，分析行业地方税收贡献情况和增长动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有关产业发展方向的建议；要进一步加大协税护税力度，深化社会综合治税，深入开展社会化办税和第三方信息交换等协税护税工作，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做好地方税费征管工作。三是注重补链招商。建议结合襄阳市情况，出台针对产业链扶持政策，鼓励各条产业链上的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以重点企业为基础向上下游产业链自主招商的局面；积极研究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技术和工艺方面的创新，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全力支持襄阳市规模以上重点企业创品牌，实施“品牌强市”战略；以科创示范园、创意孵化器等多种平台方式，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引导中小企业围绕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各种配套服务，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二）在优化支出结构上下功夫，把钱用在刀刃上

1. 更加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针对重点产业设立发展基金，重点围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金融服务等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襄阳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主动融入全省“三高地、两基地”

建设；鼓励地方企业积极参与应用导向明确的国家科技计划，推进产学研融合； 将单一环节的财政科技投入转向引导创新链布局，由定向资助为主逐渐转向提供公共科技服务为主，减少行政性的直接分配，探索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积极申报争取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政策资金支持，建设与襄阳都市圈发展协同一致的“大交通圈”，对货运枢纽项目建设实行共同筹资、联合开发运作模式；探索“产交城”融合发展支持路径，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打造以高新区和东津新区为依托的汽车、农产品加工、现代装备制造业、交通物流枢纽一体化布局的聚集区；引进国内外大型物流企业在襄阳市设立运营部；加快筹备一批面向高端商务、高端服务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的骨干海运企业，筹备、引进一批具备全球采购、配送和物流解决方案的国际货代、国际供应链服务商。

2. 更大范围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创新财政科技支出方式，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更多采用补助、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企业、科研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全力支持做大做强各行业头部企业；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探索使用政府债券、PPP等方式，通过“专项债+社会化融资” 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特许经营+社会资本”等形式，拓宽项目建设资金来源。

3. 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安排好“三保”支出，切实扛牢“三保” 责任；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紧缩“三公”经费开支，建立完善“不进项目库不列预算、无预算不支出”的预算控制机制，增强预算刚性约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基层可用公共财力水平，建立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机制和绩效管理机制，对非急需和非必要的各类项目，及时叫停或缓建，杜绝投入大、成效低的“面子工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在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1. 优化现行财政体制。一是在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同时，适当考虑进一 步赋予襄阳市更大的调控能力，明确省、市（州）、县（市）三级责任，有效整合襄阳都市圈资源，进一步增强襄阳市辐射南襄盆地的能力。同时，在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等方面，精准对接中央、省财政，争取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二是建议适当调整省对市县财政体制，增强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一方面，改变收入分成方式。省级财政应主要以省属企业、省级重点项目上交利润和形成的税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不应当与地方争利；取消“同增同减”的税收激励模式，改为按照税种的特性，分税种分成，省财政只对地方

形成的所得税和增值税进行一定比例的分成，主要用于激励地方。另一方面， 完善激励机制。建议省财政从与地方分成的收入中设立两个基金，主要从税收增量、税收增长率、保基本运转等方面进行考核奖励。在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进行考核并给予奖励的同时，对财政确实困难，难以实现基本运转的个别市县给予基本保障。

2. 推动财政“放管服”改革。一是适当增加投入，加大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力度。要加快公共卫生服务、教育、城市生活环境、公共交通、房屋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为吸引落户襄阳的企业、人才提供较为便利的服务。二是创新政策工具，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持续推进财智联盟服务平台建设，以数据增信替代抵押担保等传统增信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增信”模式；通过开展政府采购合同再融资贷款，多渠道帮助中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三是持续推进惠企政策网上办、掌上办模式，依托信息化、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全方位、点对点为企业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

3. 加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根据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的要求，运用信息化手段，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融入部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等环节之中；统筹推进政府债务项目、PPP项目等在内的全口径财政资金的全方位绩效评价工作， 强化事前绩效评估，并将事前绩效评估嵌入到项目概算及施工图预算评审之中， 从绩效的角度审视和评估，并提出合理化建议，补齐绩效管理上的短板；加强项目资金的绩效目标管理，加强对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双监控”； 加强结果应用，健全绩效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安排预算和改进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 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为例

五邑大学政法学院 吴志锋

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发展，司法诉讼在我国基层治理中越来越重要。但司法诉讼因受到社会利益多元化、人民需求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在基层实践中存在诸多局限性。因而，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仅靠司法诉讼尚不完全有效，何况熟人社会之间一般无需法律或只需要很少的法律。为更好地了解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与化解运作机制，我们以土地纠纷为切入点，通过两年多的实地调研、走访、查阅资料，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的矛盾纠纷治理情况进行了考察，试图洞察其多元调解机制的运作机制，分析其有效路径的内在机理。

一、大鳌镇基层矛盾纠纷的治理现状

大鳌镇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最东部，是经济发展较好的珠三角腹地的乡镇，由西江下游磨刀门水道冲积而成的两个江心岛（大鳌岛和红卫岛）组成， 东与中山市，南与珠海市，北与江门市蓬江区外海镇相隔，属低沙田地区，面积52.51平方千米。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广东省集装箱制造专业镇和农业养殖大镇，2021年大鳌镇入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2021年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目前是新会区唯一的小岛镇，在2015年大鳌特大桥通车前，人们来往城区的出行主要靠横水渡。因此，人们长期集居在大鳌岛，全镇村庄均为实心村，与其他乡镇普遍存在的空心村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加上近年来风调雨顺，养殖业硕果累累，人们的收入大幅增加，村民们陆续对自己的宅基地房屋进行拆旧建新，矛盾纠纷案件数量随之增加。据统计，2020年至2021年上半年，大鳌镇发生矛盾纠纷超过400宗。通过梳理发现，以涉宅基地建房为主的纠纷数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这类纠纷以3种类型居多：一是施工对周边房屋结构安全造成影响引发的矛盾，如因打桩造成周边房屋出现裂缝和漏水等；二是施工发生安全事故引起的纠纷，如施工人员由于不规范作业导致伤亡事故；三是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如包工头拖欠工人工资等。随着纠纷类型不断增多，纠纷的复杂性、对抗性增强，不仅对当地民众造成了伤害，还引发了干部与民众的对立情绪，给基层干部带来了较大压力。对此，探索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路径，促使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成为考验当地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一个重要课题。大鳌镇司法所结合实际提出了一套包含从早期介入、多部门联调，

到司法调解无缝衔接的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方案。第一，让矛盾纠纷的调解机制尽早介入，使矛盾纠纷和社会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整合各职能部门力量，建立巡回接访、多部门联合调解、诉调服务相衔接等机制，将调解服务“外送” 到矛盾纠纷比较集中、信访问题比较突出的网格，引导行政资源对接调处，妥善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实际困难。具体做法是由镇诉求“外送服务”工作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村（居）法律顾问每月开展一次现场接访活动，对全镇开展巡回接访。通过现场接访、带案下访、重点人员主动约访、特殊情况上门回访等方式，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主动对接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重点事项，及时化解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及群体性事件的苗头隐患，推动基层矛盾抓早抓小，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一机制强调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通过加强各部门横向联动、协作配合，破除信息不对称、沟通不到位、诉求纠纷化解不彻底等现实问题。第二，对于情况复杂，跨区域、跨部门的矛盾纠纷，由镇诉求“外送服务”工作小组办公室指定相关部门、单位牵头组成联合工作组，研究解决方案，制定调解措施，实施集中联动调解。对处理事权不在本级的，由镇信访联席会议按程序转交办理。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疑难诉求纠纷，经镇诉求“外送服务”工作小组联席会议讨论后，报党政班子会议研究决定。因政策或历史原因，各方在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需防止矛盾激化升级，创造或等待条件成熟后再予调处。第三， 将调解与司法资源相衔接。发挥村（居）法律顾问与村巷法官的专业优势，保证矛盾纠纷的调处公平、公正，提高矛盾双方对调解工作的信心。遇到重大或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邀请村（居）法律顾问、村巷法官参与并提供法律意见， 向当事人解释案件的利害关系，促使矛盾双方达成调解。第四，顺利调处成功的，为防止当事人事后反悔，由司法所及时制作并在现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即席签署调解协议书。对于确实调解不成或不适宜继续调解的，转介至村（居） 法律顾问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引导群众依法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利益。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完善，大鳌镇实现当地矛盾纠纷案件零诉讼，2021年上半年发生矛盾纠纷87宗，房屋宅基地纠纷有51宗，同比分别下降13%和40.6%。

二、单一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难以调适的不足

从社会结构、思维方式、治理体系等维度来体察，以大鳌镇为缩影的乡村基层仍属乡土社会。乡村基层治理由乡村的自我治理和基层组织实施的治理两部分构成。和传统的维系乡村秩序的内部机制类似，其秩序维持的生成与延伸，

仍依赖成员之间的力量博弈与内部调解。当两者都能良好运行且相互匹配之时， 乡村自治或秩序再造的能力便具备可持续性。随着社会转型与法治观念的深入， 乡村治理引入了他治的力量，但其实效仍以自治的框架为逻辑前提——镇政府、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开展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时仍仰赖成员之间的力量博弈与内部调解来开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社会转型过程的不适逐渐在乡村社会中体现出来。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引发了乡村社会的新旧纠纷；另一方面，这些纠纷难以或无法实现自我调适，需要依靠各种治理手段，包括刚性司法力量的介入。因此，乡村纠纷解决的进程面临着法律规范模糊化与乡规民约碎片化之两难困局。

法律规范，是国家制定的行为规范，它规定了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基于普遍适用性的特点，法律规定的事项因不能事无巨细从而造成法律规范的模糊化。一方面，乡村社会矛盾的发生通常与当事人周遭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有关，甚至不乏比法律规范生命周期更漫长的历史渊源。法律规范面临此类纠纷， 会倾向于以格式和教条抹去这些乡村社会格外重视的事实要素，解决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零和博弈的判决结果不仅可能没有解决实质问题，还会崩解熟人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败诉一方难以服判息诉，令法律规范的结果导向模糊化。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中崇尚法律，主动接受法律约束的法治观念还在形成之中，传统的乡规民约、习惯法及其自有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在司法介入之下，尤以邻里、家族关系为代表的纠纷由于无法达到理想的解纷效果，长此以往将导致法律规范地位在乡村社会的模糊化。

乡规民约的碎片化是指体系化的乡规民约被离解。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地方，乡规民约的起草和制订受公权力干预的痕迹过重——由村干部或乡镇政府“代劳”，村民并未参与制订过程，不一定符合村民现实需要，这样的乡规民约因脱离群众，其执行效果必大打折扣，因而不在讨论范畴。这里讨论的是朴素的、由村民自己商议制订、充分体现村民自治属性的乡规民约。虽然有较强的自治属性，但通常具有地域和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中，内部成员联系致密，对外行动一致，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多靠家风家训， 家族间的矛盾纠纷则靠家族长辈或有威望之人居间调停。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乡村人口、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嬗变让离土村民与守土村民之间在关系维系上发生微妙变化。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同时存在乡村社会当中，构成了复合型乡村社会关系，进一步衍生出内在生活困境与内在发展困境。这两类困境

导致内生调停者的威望与话语权的削弱，从而引起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失灵”，为传统家族礼法观念下的非诉解纷体系蒙上阴影。

作为单一的外部力量的司法治理与乡村自有的内生非诉解纷机制在当代社会转型下的乡村基层治理中，都存在着一定程度难以调适的不足。

三、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证成

从大鳌镇的实践可以看出，乡村社会中发生的矛盾纠纷，诉讼解决通常不是首选，而村民内部调解的实效在面对新问题与复杂问题时亦存尴尬。因而， 混合式或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才有了探讨和实践的空间。进一步整合各职能部门力量，建立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诉调衔接服务等机制，以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融入乡村社会治理，可以实现受理案件多元化、调解力量多元化、调处方式多样化，充分发挥各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

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有效运行涵盖多主体的纠纷解决方式。大鳌镇以司法所为主要牵头单位，成为多元解纷机制的实施主体之一。其历来承担着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安置帮教、法制宣传、依法治理的职责，在乡村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 以司法所为主的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跨部门联合调解的重要环节。除此之外，司法所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亦尤为重要。乡绅乡贤凭借在村内德高望重的地位而获得受尊崇的话语权，尤其在情理说和上优势明显。新时代下的乡村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村民已不仅只看情面之后便会退让说和， 法治教化的深入让当事人更加注重个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人们对纠纷解决的期待更加强调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情理之外，还需法理的有力支撑，村（居） 法律顾问的参与可为调解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在矛盾调处工作中协助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问题，能够更好地引导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此外，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他们根植于农村、生活于农村，能最大限度地感悟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坚持为民发声，做人民的知心人，受群众的信赖，是政府与人民群众间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主体的多元能填补传统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弊端。所谓弊端是指，即便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倾向，无法满足老百姓内心对朴素正义的追求。他们有的侧重于公平，有的侧重于效率，有的侧重于经济赔偿或补偿，有的就是想讨回个说法。如果没有多元主体以各自擅长的面貌出现， 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便是徒有其名，更不用谈后面的互动与衔接。纠纷解决的

目的并非想让当事人经历或权衡时间、物质和精力成本的耗费后作出被动妥协或搁置纠纷，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让大家体会到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感以及公正的获得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当代法治观念与乡土社会的现实矛盾转化为二者兼可接受乃至追求的“无讼”境界，大鳌镇透过多元调解机制实现当地矛盾纠纷案件零诉讼便是例证。

四、结语

乡村矛盾纠纷调处是乡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纠纷解决的实效是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杆。重视化解乡村基层矛盾纠纷，既要认识治理过程中两种典型解纷方式的优劣，避免将其二元对立，还要关注多元主体在参与纠纷化解中的重要意义。要将实质正义纳入纠纷化解的考量当中，让乡村和谐稳定与公正法治相得益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太和县金融扶贫实践探索

安徽开放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如

一、引言

金融扶贫是政府和金融机构集聚金融资源而合理开发的既具有政策性又包含经营性的一项金融活动，通过政府出台有关金融优惠政策，为贫困地区和贫困户提供金融贷款、农业保险等各种金融产品，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为贫困地区和贫困户注入资金，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促进贫困户发展产业，从而摆脱贫困状态。金融扶贫由政府主导、大部分金融机构广泛参与，循环利用资金，是一种稳定可持续的扶贫途径，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造血式”扶贫方式。据统计，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累计支持贫困人口9000多万人次”［1］，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地处安徽省西北部，辖31个乡镇、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面积186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3万，常住人口137．2万。2012年，太和县被列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扶贫开发任务的乡镇（开发区）32个、行政村（社区）304个。通过精准识别，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村77个，贫困人口6．2155万户、14．88万人，贫困发生率9．43％。2019年4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批准，正式退出了省级贫困县序列。2020年8月，顺利通过了国家脱贫攻坚普。2020年11月，经安徽省第三方监测评估，贫困发生率降为0，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太和县把金融扶贫工程作为脱贫攻坚十大工程之一重点落实，有力推进了户脱贫、村出列、县摘帽。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正在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是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2］。通过总结太和县金融扶贫成效， 探索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很有必要。

二、太和县金融扶贫成效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太和县认真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大力实施金融扶贫工程，引导全县金融机构完善机制，创新措施，积极落实各项金融扶贫政策，在扶贫小额贷款方面集中发力，深入实施金融扶贫攻坚行动， 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作用，全力助推脱贫攻坚，成效比较显著。

（一）具体举措

一是健全制度、明确政策。先后制定了太和县《关于深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实施方案》《扶贫小额贷款管理办法》《扶贫贴息管理办法》《金融扶贫调度考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强了顶层设计，规范了操作流程，为开展金融扶贫提供了制度保障。准确把握金融扶贫工作政策要求，以“分贷统还”“户贷企用”等方式，由贫困户申请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统一使用、统一管理、统一偿还，实现收益共享，并带动贫困户融进产业链中，建立新型农业主体与贫困户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贫困户生产致富和抗风险能力。

二是细化任务、压实责任。定期召开金融扶贫推进会、调度会，强化行政调度，分析存在问题，合力研究对策。工作推进中要求各乡镇按照本区域贫困人口规模和实际需求，进一步量化目标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组织实施体系；要求属地主办银行积极配合乡镇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入户调查和授信评级工作，强化审查力度，简化审批程序，实行调查评级授信公开公示制度；对有信贷需求、符合贷款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积极落实“应贷尽贷”， 让贫困户充分享受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红利。

三是创新路径、优化模式。积极探索“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段在金融扶贫中的应用，进一步增强扶贫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创新“户贷入社”新模式，由金融“输血”变金融“造血”。准确把握扶贫小额信贷基本原则和政策要求，坚持“户贷户用户还”方向，把握住贫困户自愿和贫困户参与两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在各乡镇（行政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以吸纳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为主要目的，明确利益联结，带动贫困户参与其中脱贫发展，达到扶贫、扶智、扶志效果。优化“户贷自用”模式。对于有劳动能力、自身有发展意愿、有生产经营能力和具体用途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只要贫困户有生产经营、发展产业的资金需求，就按照县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为贫困户办理贷款、发放资金。

四是严格考核、防范风险。明确扶贫小额信贷申请、审核、放贷和贴息各环节责任主体。要求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行政村）、银行按照各自职能， 加强分工协作。明确乡镇、银行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的一把手负责制和问责制。定期开展专项检查、监测、考核和评估。完善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科学合理确定风险补偿金放大贷款倍数，保证财政资金专款专存、封闭运行。要求银行严格执行不良贷款率超3％暂停业务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审慎评估、

贷后跟踪等严格把控风险。

通过表1可见，2016年，太和县开始实施扶贫小额信贷项目，截至20XX年5 月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金额约11．34亿元，累计受益贫困户2．3万多户，成效较为显著，为太和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至2018年为集中发力期，2019年逐步放缓，打赢脱贫攻坚战后，2021年降至最低，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XX年又开始上升。

太和县扶贫小额信贷项目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实施，受益主体是贫困户和贫困村。实施过程中，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如太和农村商业银行坚持把金融扶贫工作拿在手上、扛在肩上、记在心上，发挥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同时改善农商银行自身资产结构。通过授信评级，简化贫困户贷款手续，提高审贷效率；与企业、乡镇政府和贫困户签署“四方合作协议”，打破“企业贷款”和“扶贫贷款”的界限；对加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多个行业进行要素调整，在期限、利率、产品上给予倾斜，更加有效支持贫困户入股有实力企业，助力脱贫攻坚。仅2016年年底，该行累计发放各类扶贫贷款3110笔， 金额达1．27亿元，有效支持了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及经营大户。贫困群体得到实惠，提升了内生发展动力。如太和县关集镇梁庄村村民张某，家有五口人，土地面积5．2亩，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2015年全年家庭总收入13691．6元，人均纯收入2738．3元。因投资养猪失败，欠下债务，生活陷入困境。2016年，张某一家被评定为贫困户。正当他想继续发展养猪产业但因缺少启动资金而发愁时，帮扶干部和村干部来到了他家中，详细介绍了党的扶贫政策特别是产业扶贫和金融扶贫政策。当得知贫困户能够享受“5万元以下、3年期内、免担保、免抵押、扶贫资金贴息”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张某意欲申请办理。在帮扶干部和太和农商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2016年5月张某成功从太和农商银行申请扶贫小额无息贷款5万元，购买仔猪70头，当年全部出栏，实现净利润4万元，并于年底顺利脱贫。2017年，张某通过申请产业扶贫项目资金、金融扶贫贷款等，多方筹资30万元扩大养猪规模，并带动75户贫困户发展养猪业脱贫致富。贫困村获得了资金支持、推动了产业发展，如太和县赵集乡草北村为贫困村，下辖15个自然庄，1700户，5240 人，劳动力3607人，耕地面积5200亩，建档立卡贫困户333户757人。金融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将“户贷企用”“户贷户用”和小额扶贫信贷有机结合，强化服务，细化措施，保证农村群众享受到金融扶贫政策红利。

发放贷款117户600万元，其中，“户贷企用”贷款78户405万元，“户贷户用” 39户195万元。全村发展种植业89户，服务业3户，养殖业25户。

三、太和县金融扶贫存在的问题

虽然太和县金融扶贫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助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与大力推动乡村振兴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府方面

在金融扶贫工作中，太和县政府职能部门主动作为、采取了有效措施，但是作为金融扶贫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主导作用发挥还不够。一是政策还不够完善。虽然太和县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扶贫的文件，但主要针对扶贫小额贷款，其他方面的金融扶贫政策欠缺，比如，对于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村村级特色扶贫产业、农村新型合作企业、合作社发展产业等的贷款支持和财政是否贴息等没有相关政策支持。二是协调机制还不够完善。太和县金融扶贫牵头部门是太和县金融局，但金融扶贫涉及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县农委、各相关银行、各乡镇等。由于相关部门各自为政，致使金融扶贫整体效果不明显，还需要加强协作整体推进。

（二）金融机构方面

金融机构是金融扶贫的主体，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盈利性与金融扶贫政策的非盈利性存在冲突，太和县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太和县参与金融扶贫的金融主体机构是太和县农商行，约占扶贫小额信贷总量的80％左右，其次是农业银行，以及邮政储蓄银行、中银富登村镇银行、颍东农商行、徽商银行。其他国有大型银行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都极少涉足太和县的扶贫小额信贷， 较少发挥金融扶贫主力军的作用。二是金融机构金融扶贫产品较为单一。太和县针对贫困户的金融扶贫产品主要是扶贫小额信贷，太和农商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银富登村镇银行、颍东农商行等金融机构的扶贫产品也都是扶贫小额信贷，产品类型非常单一，导致贫困户可选择余地十分有限。三是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健全。金融机构的经营第一目的是为了盈利，往往更加倾向于具有金融消费能力以及金融盈利水平高的地方。太和县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县城中心，一个乡镇通常只有一个太和农商行营业网点，并且网点地理位置往往居于乡镇政府和集市等

较繁华地带，对于当地贫困户来说交通不便，金融需求往往无法做到及时满足。四是金融机构风险较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扶贫也面临着市场的风险， 一是金融扶贫的贷款利息低，二是贫困户的还款能力低，三是国家的金融扶贫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

（三）贫困户方面

太和县金融扶贫的实施对象主要是贫困户，但囿于贫困户自身因素的制约， 贫困户申请金融扶贫贷款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金融扶贫的效果。一是贫困户信用意识较差。太和县少数贫困户信用意识较差，一方面由于自身综合素质较低，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贫困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只想着不劳而获， 只想着政府补贴和政府救济。虽然按照政策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但获取贷款后未能发展生产，用于还债、建房、就医、吃喝甚至赌博，很快把资金挥霍掉， 无力偿还却还心安理得，指望政府买单。二是贫困户金融意识较为淡薄。太和县的贫困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种植、牲畜养殖等传统农业，缺乏发展项目和发展技术，自主经营规模小，需求资金较少。同时，贫困人口以老年人为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金融知识普遍欠缺，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流程不熟悉，对太和县的金融扶贫政策、扶贫产业发展政策、农业优惠政策也不太了解，存在思想顾虑，担心用不好款、还不起款。

四、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帮扶长效机制构建

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衔接乡村振兴的基础，相对贫困依然存在，返贫风险依然存在，所以要在精准脱贫的基础上探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金融扶持不可缺席。结合太和县金融扶贫的实践及存在问题，太和县要探索金融帮扶长效机制、发挥金融铺路石作用，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金融扶贫成效惠及乡村振兴。

（一）构建政府支持金融帮扶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一要完善金融帮扶的优惠政策。政府是乡村振兴的主导者，金融帮扶的相关政策必须由政府制定和实施。考虑到金融帮扶的市场性，金融机构需要一定的盈利，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才有更高的积极性。建议县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扶贫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制定对金融机构的奖补政策，根据

金融机构每年完成的金融帮扶贷款任务、发放贷款额度、贷款使用情况、贷款成本费用等，每年给予承担金融帮扶任务的金融机构一定的奖补资金。同时， 对有意愿发展扶贫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等贷款给予利率优惠等。

二要健全金融帮扶工作协调机制。“金融主管部门、扶贫部门、农业部门、财政部门等应加强政策和信息的沟通，建立起金融扶贫工作的协调联动机制。”

［3］建议进一步健全金融帮扶工作协调机制，成立金融帮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长担任组长，分管金融工作副县长和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副县长担任副组长，县金融办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成员由县金融办、县乡村振兴办、县财政局、县发改委、县农委、县各级各类银行、保险、证券机构等主要负责人组成，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目标。同时，建立县金融帮扶联席会议制度，金融帮扶工作领导小组每两月或每三月召开一次会议，通报工作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二）构建金融机构参与金融帮扶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主体作用

一要促进金融机构金融帮扶工作均衡发展。国有大型银行资金雄厚，更应发挥金融帮扶主体作用，建议太和县向上级主管部门请求协调联系各国有大型银行加强对太和县金融支持力度，侧重从发展的角度、产业的角度、融资的角度支持太和县发展，从而促进太和县的整体发展。太和县整体发展自然有更大的资金用于乡村振兴。而各商业银行继续开展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的帮扶，从而形成各金融机构金融帮扶工作均衡发展的局面。

二要创新金融帮扶产品。随着太和县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太和县农业产业的调整，需要大力打造品牌粮食、设施蔬菜、道地药材、优质畜禽、花卉苗木等一大批优势特色产业示范区，太和县金融机构须在小额信贷产品之外应创新其他金融扶贫产品，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比如针对特色产业尤其是中草药种植、香椿加工、毛发加工等提供订制贷款；积极探索农村地区的宅基地、确权的土地、林地、鱼塘等抵押贷款；鼓励银行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乡村旅游经营贷款等新型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鼓励银行针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开发专属贷款产品。

三要健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建议引导激励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银行到太和县31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下设营业网点，让广大农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满足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鼓励太和农商行、邮政储蓄银行从太和县各乡镇营业网点向各行政村增设服务网点，更好地服务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鼓励保险、证券、小额贷款公司等到太和县各乡镇建设网点，健全太和县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太和县农村地区各种类型的金融需求。

四要加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建议强化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根据各金融机构扶贫小额信贷投放进度，及时足额匹配风险补偿基金，将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到位情况纳入政府常态化工作督查范围，确保小额信贷不留风险敞口， 打消金融机构顾虑。

（三）构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民金融意识

一要完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一切金融业务开展的基础。“增强贫困人口的信用理念，有利于减少金融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约情况，也是金融扶贫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4］建议进一步加强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工作，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主动对接农户金融需求，建立包括农户家庭资产构成、就业就学、产业发展、资金需求等金融档案，实施精准金融帮扶。建立农村地区农户信用评级制度，以乡镇为单位，将太和县所有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建立信用等级电子档案，并在太和县所有金融机构共享。

二要强化金融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金融意识。政府职能部门在村级宣传栏张贴各项金融知识和政策材料。银行等金融机构深入贫困地区开展金融知识讲座，为农户深入浅出地讲解各类金融知识和政策，尤其是小额信贷的申请流程。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经常性走访农户，向农户发放金融知识宣传页，讲解金融知识和政策。

五、结语

金融扶贫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还任重道远，当前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乡村建设规律，遵循金融可持续原则，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具有时代特征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途径，全力做好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新发展格局下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研究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课题组

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战略性支撑作用。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和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应加快推进都市圈规划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

一、新发展格局下亟需加快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都市圈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畅通经济循环。实践证明，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可以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21年的64.72%，每年增长一个多百分点。与城镇化水平相应提升的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经济的崛起。

《中国城市群地图集》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6年底， 我国19 个城市群面积仅为全国的29.12% ， 人口却占全国的

0. %、创造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占比分别高达80.05%、91.19%，吸引外资超过9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因此，我国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都市圈经济成为在更大地理区域范围统筹资源要素获得“1+1＞2”效应， 从而“以圈鼎群”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的战略安排。另外，从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发展规律来看，大都经历过城市间自由竞争、都市圈及产业集群形成、城市间协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都市圈则是城镇化到城市群的重要支点[2]。近期，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和西安等五个都市圈规划接连获批，也说明都市圈建设对贯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加快石家庄都市圈建设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4年2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明确提出要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近年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推进，但统计数据和全国排名变化表明，无论河北省还是石家庄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就是在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之间存在城市结构断层，即缺乏特大城市。遵循城市群发展规律，石家庄都市圈建设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方面， 石家庄都市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石家庄作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要紧抓京津功能疏解和他们的资源优势，主动借鉴雄安新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担负起建设石家庄都市圈历史使命，搭建多渠道、广覆盖、深嵌入的产业合作、学术交流、技能比赛、会展经济等多元化平台，高水平畅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经络，以石家庄都市圈经济助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带来产业链配套区域化， 石家庄都市圈产业链整合提升迎来发展契机。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呈现区域化趋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把握这一规律性特征，使得都市圈建设进入加速期，都市圈城市之间的产业链联系得以进一步增强。2021年以来，石家庄制定了经济总量过万亿目标，确定了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两大优势产业在内的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签署了1.5万亿政银企战略合作协议，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广阔，对都市圈内产业互动和链接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石家庄都市圈建设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强，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对都市圈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前， 石家庄自身经济实力不强，尚处于“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的城市发展阶段，不能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05年， 石家庄与郑州、长沙、济南等发展水平相当，合肥实力最弱。2021年，石家庄经济总量为6490亿元，郑州、长沙、济南、合肥均已破万亿，石家庄仅相当于他们的50%左右。从经济首位度来看，2021年，石家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16.07%。比郑州、太原、合肥分别低5.48、6.61、10.5个百分点（见表1），石家庄对全省的带动辐射作用较弱。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省会拥有教育、科技、医疗等资源的绝对优势，但并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2021年，石家庄科研经费投入（R D）134.7亿元，获得国家专利2410项，而同期合肥获得国家专利9742项，数量是石家庄的四倍多。另外，石家庄县域经济也不强，百强县数量为零，而合肥已有三个百强县。

（二）都市圈产业结构体系不够完善，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不充分

石家庄都市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由2008年的10.4∶ 49.4∶40.2调整为2021年的10.17∶36.51∶53.32，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 向“三二一”的转变，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多数只是较低水平的生活性服务业，工业空心化程度较为严重。实践证明，没有工业的高速发展、没有发达的第二产业支撑是无法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2021年， 合肥都市圈产业结构是5．36∶41.97∶52.68，虽然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但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差不多，经济发展动力强劲。郑州在破万亿时第二产业占比达到44%，近两年破万亿的泉州、南通等城市第二产业占比更是达到了近50%。反观石家庄，在GDP体量不大的情况下，2021年产业结构已达到了7.8∶32.5∶59．7（见表2），这样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在石家庄第二产业中，进入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只有敬业集团有限公司、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北诚信集团有限公司入榜，缺乏高附加值的工业产业。邯郸市和邢台市也面临第一产业占比过高，第二产业占比过低的问题，推动制造业发展将成为石家庄都市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区域各城市间形成良好的产业分工协作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关键。各城市在都市圈内担任特定职能，形成分工合理、互动广泛、自身特色突出的产业合作体系才能有效减少资源浪费，形成整体合力[3]。从石家庄自身来看，第二产业主要以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食品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小，传统产业亟待转型升级，对都市圈其他城市经济增长辐射带动力不足。从石家庄都市圈其他城市来看，邯郸和邢台的主导产业也包括了装备制造业及现代食品业，在产业发展上存在优势产业趋同的情况，产业互补性不强，没有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关联，区域融合度不高，都市圈较难实现实质性突破。

（三）城市营商环境不优，人才集聚效应不强

营商环境不优一直以来都是石家庄及其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短板。石家庄在2021年全国城市营商硬环境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列第44名，与同级省会城市相比落后较多，都市圈内其他城市更是排到了200名之外。2020年石家庄推出了深入推进一流营商环境体系建设的众多举措，但在技术创新环境、金融环境、人才环境等方面劣势明显，而这三个指标与城市经济规模相关性最高。在技术创新环境上，合肥和郑州科研经费投入是石家庄的2~3倍；在金融环境上，石家庄

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等指标也明显低于先进省会城市；在人才环境上，2021年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显示，石家庄排在第51位，较上年后退16名，而济南、郑州、合肥都位列前25名。邯郸、邢台及衡水由于自身体量小及缺乏相关政策的倾斜，加之无法受到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更是难以吸引优质企业及人才加盟。

（四）交通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原有优势未充分发挥

国际经验表明，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为代表的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可以有效拉近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拓宽其经济影响范围，促使都市圈内要素流通畅通[4]。石家庄市东临衡水，南接邢台，西邻阳泉，北靠保定， 与北京、天津、郑州等主要城市已形成一小时高铁圈，地理位置优越，但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度较低。正定国际机场至石家庄市区40千米，是冀中南城市群的中心，也是首都经济圈的重要一环，但由于石家庄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不强， 未能充分发挥正定国际机场航空交通枢纽作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2021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4.1%，而石家庄仅为22.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此外，石家庄都市圈内缺乏城际铁路连接，自身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也不够完备， 当前仅有3条地铁线路运营，且线路只建设在主城区内，对周边区县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

（五）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生态环保压力较大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生态环境方面，石家庄市在2010年就提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的目标，明确了11个生态体系建设任务，2015年开启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抗击雾霾的“省会经济林工程”，2017年又划定了生态红线，石家庄大气污染问题正在不断缓解，蓝天保卫战取得了较大成效。

2021年，石家庄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成功“退后十名”。但是冀中南地区主要污染物PM2.5、PM10、二氧化硫等平均浓度仍高于冀北地区。石家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但第二产业仍有许多是高能耗的中低端产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能耗占到全部能源消费量的55%以上。随着“双碳”战略的不断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实现低碳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以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加快构建石家庄都市圈的对策建议

都市圈的形成机理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高效双向流动。石家庄都市圈

建设要以内在的社会经济紧密联系为基础，以便利交通条件为支撑，以行政协调领导为保障。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多层次协商机制

都市圈建设需要跨行政区域统筹资源要素。建议在省级层面成立石家庄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领导挂帅，在重大决策部署、重大规划制定、重大项目协调等方面，探索形成常态化协商机制，尽快打破行政壁垒， 解决跨区域合作重大问题；坚持规划先行，既立足当前，又谋划长远，加快制定石家庄都市圈建设总体规划和各种专项规划，构建石家庄都市圈“1+N”规划体系；加强常态化沟通协调和重大事项专题协商，建议在市级层面建立市长联席会制度，明确部门分工和分管领导职责，确定和推进年度重大合作事项落地实施，制定路线图列出时间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等。

（二）着力实施强省会建设，提升石家庄辐射带动能力

建设石家庄都市圈，关键要“以心育圈”。要举全省之力做大做强省会， 优化产业结构，强劲创新动能，提升石家庄在全省的首位度。一是全面提升省会经济实力。依托优势资源，聚焦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率先在新一代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两个产业上取得突破。主动对接京津优势资源要素，建设京津冀重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推进省会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二是城市建设要遵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原则，按照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的目标要求，坚持系统观念，按照“一主、四辅、两带”空间结构，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抓好难得的城市更新历史机遇，在二环内做“减法”，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以石煤机、复兴大街市政化改造、东垣古城等起笔，以点扩面，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在二环外做“乘法”，实施拥河发展战略，拉开城市框架，以国际视野规划太平河城市片区，打造拥河发展的起步区、示范区、引领区，引导保障战略新兴产业集聚，打造城市建设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靓丽城市名片。

（三）增强产业分工协作，构建石家庄都市圈现代产业体系

都市圈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圈，这是建立都市圈内城市链接的内在“灵魂”。石家庄应重点发展研发、金融、物流、人力等高端产业，提升都市圈整体功能。一是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今年全国两会提出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实践证明，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石家庄要加快推进高

端生物医药产业园、正定数字经济产业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等基地建设， 带动圈内城市形成优势产业集群绵延带。二是推动数字赋能，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或补贴方式，鼓励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竞争力，率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带动整个都市圈经济实现数字化腾飞。三是有序推动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建设区域性国际化消费中心城市、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国家旅游枢纽城市为目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营高铁商务区、中央商务区、民族路步行街等重点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推动形成都市圈现代商贸物流优势产业集群带。

（四）成立重点项目攻坚专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为快速打好打赢营商环境这场硬仗，可以先从两个方面集中优势兵力率先发力。一是对标对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找准突破口发挥杠杆效应。树立服务企业“店小二”意识， 围绕提升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6]、开发区、自贸区、国际陆港等竞争力，创新推行服务企业专员制度，通过深入调研，挖掘营商环境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建立问题收集清单、问题解决路径、督办考核评估“三位一体”机制。二是打造聚民心汇民智的营商环境城市形象。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便民利企的服务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 用服务的全心全意换来企业和群众的称心如意，真正把石家庄打造成投资福地、兴业沃土。

（五）坚持绿色发展，改善石家庄都市圈生态环境

在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中，石家庄应率先扛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责任和使命，积极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一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进一步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严禁违规新增产能，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标准，严防已去产能死灰复燃。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鼓励钢铁、装备制造、石化等传统优势行业和重点园区加快实施生态化、清洁化改造进程，打造一批绿色制造典型示范基地并给予真金白银奖励，形成示范效应。重点培育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国家绿色产业基地，促进绿色产业规模化聚集性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扩容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二是加快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严格执行用煤投资项目煤炭替代政策， 实行新上用煤项目减（等）量替代。加快新能源发展，重点依托石家庄安瑞科

气体机械有限公司发展氢能储运加装备，全力构建技术、产业、应用融合发展的氢能产业生态圈，打造石家庄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推动都市圈能源低碳转型。

（六）畅通流通渠道，构建都市圈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石家庄区域优势明显，但目前交通设施不能满足当前和今后发展的需求， 尤其都市圈城市之间铁路交通网络不是很便捷。在新冠疫情多点散发频发和乌克兰危机等叠加影响的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三重压力”更加严峻。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和稳经济的战略支撑，石家庄应加快谋划建设高铁、高速、城铁、航空等现代化立体式综合交通网络，尽早建成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一方面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基本形成与“一主四辅两带”城市新格局相融合的交通骨干网络，增强主城区与栾城、正定、藁城、鹿泉的同城化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快都市圈城际铁路建设。加快石家庄东向衡沧港、南向邢邯、北向雄安、西向太原等城际铁路谋划，形成石家庄与京津雄、渤海湾、冀中南以及中原经济区等便捷交通架构。还要支持正定机场扩容升级， 建设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为核心的航空机场群。

新模式、新业态 助推“美丽乡村”转向“美丽经济” 上海乡村产业融合的实践与经验

“都市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组

近年来，上海市立足大都市资源禀赋，积极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不断强化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农业价值提升成效显著，开拓了“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的多元渠道。上海探索形成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多种模式，为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上海方案。

一、智慧农业模式

智慧农业是一种以全面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等物联网技术为支撑，以自动化生产、智能化管理和系统化物流等为主要特征，实现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绿色生态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上海具有农业经济、科技、市场等比较优势， 近年来在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前沿和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探索5G智慧农场、数字化无人农场示范项目建设。典型案例如：

（一）上海土是宝农场：借势城市数字化转型，新技术为都市农业注智赋

能

上海土是宝数字农场由上海移动协同中移上海产业研究院，联合松江区农

业农村委、土是宝农业合作社打造。针对上海地区耕地田块小的现状，农场对传统农机装备进行5G无人化改造、增加北斗高精度定位功能，实现了由“人工、遥控”传统作业模式向“数控”转型升级。上海移动为农场量身打造“数字中台”，将农田、农机、农民相关信息进行统筹管理，形成纵向贯通、横向相连、综合性强的农业信息管理系统。

（二）上海绿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技术，打造数字农业示范基地

上海绿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以绿叶菜种植、包装和销售为主，建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模块化鱼菜共生示范基地2200㎡。合作社以立体生态方式开展种养，鱼的排泄物为蔬菜提供营养物质，承载排泄物的水经蔬菜净化再流回鱼池循环使用，通过创新鱼菜共生农业模式，初步形成集研发种植、技术推广、科普教育、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模式。合作社绿色产品认证率达100%， 针对不同消费需求和不同产品特点注册了8个产品品牌，既提高了产品供给的精准性，又能将不同质量产品区分售卖，实现了优质优价。

二、全产业链模式

全产业链模式侧重农业内部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的纵向一体化发展， 一般以农业产业园为载体，以农业加工企业为龙头，发挥资金、技术和信息优势，通过“企业+农户”“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形式，统一生产标准、生产资料、生产工艺、产品品牌等方式带动农民和合作社发展规模生产。典型案例如：

（一）上海金山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金山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现已入驻31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培育了11家龙头企业，带动园区形成了集标准生产、精深加工、冷链配送为一体的“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体系。园区内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通过引进荷兰双孢蘑菇智能化控制设备和技术，实现蘑菇种植工厂化转型，蘑菇产量增加了40倍，占据了上海市双孢蘑菇市场的12.5%，用科技引领打破农业“靠天吃饭”思维。合作社通过技术共享带动了园区多家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转向工厂化种植，促进园区内农民增收致富。园区内还建有叮咚买菜蔬菜实验基地，基地的蔬菜直供叮咚买菜电商平台，营销模式得以创新。

（二）松林“种养双链融合发展”模式

上海松林食品公司形成了以生猪和稻米为主的农产品精深加工的双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化体系。公司采用种养结合的家庭生态农场经营模式，即把养猪场建造在稻田中间，分点布局，猪粪尿作为有机肥，通过管道直接排放到稻田中，实现了废物资源化利用。楼房式生态养猪场，集约化、智能化养殖， 节约土地80%以上，全程智能化排污设施发挥了集大数据分析、智能化控制和数字化管理为一体的优势，人力成本大大节约。公司对家庭农场提供种苗、定向回收、集中加工、共用品牌等服务，以标准化管理控制产品质量。

（三）清美“全产业链数智化”模式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探索了集种源研发、种养殖、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线上线下销售、餐饮服务为一体的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在生产端，公司自建高标准蔬菜基地，构建5G+智慧农业智能管控网；在加工运输环节打造自有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部分产线实现可视化生产和数字化管控；销售端依托生鲜门店智能自主运营系统，600多家清美鲜家生鲜门店实现智慧运营。清美还与农户组成产业化联合体，为成员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并将租用腰路村闲置农房用于工作人员人才公寓，参与村企共建，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

三、要素驱动模式

要素驱动模式指以都市先进生产要素为驱动，加快城市社会性服务渗透到乡村地区，精准推进城乡之间资源和需求的有效对接，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城乡要素互动融合的发展格局。具体实践中，主要有资本要素驱动型、科技人才要素驱动型、土地要素驱动型三种类型。

（一）资本要素驱动型

资本要素驱动型主要指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驱动，聚焦商产融合，加速电子商务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实现农产品交易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典型案例如：

盒马鲜生打造“生鲜电商+基地直采”高附加值供应链。盒马鲜生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以数据和技术驱动的新零售平台，公司建立以标准化生产为前提， 以基地直采为核心，以高效冷链物流网络为支撑的“生鲜电商+基地直采”的供应链模式，成为推动“数商兴农”落地的实践样板。公司提供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帮助上海生鲜农产品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用户粘性，提高采购订单精准性，降低产品仓储成本，同时优化产品种植结构。公司利用自主研发的三段式工厂化养殖系统养殖南美白对虾，成为零售行业中首个运用生物技术自主养殖活鲜的探路者。公司拓展区企合作，实现特色农产品订单式加工，如崇明区与盒马建立合作关系，2021年崇明农产品在盒马的销售额破亿元。

（二）科技人才要素驱动型

科技人才要素驱动型主要以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为基础力量，通过“产学研用”全链条合作，实现种源推广、生产技术提升、农产品品牌塑造以及市场营销多维结合，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如：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以科技赋能农业创新，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市农科院借助上海大力推进产学研用结合，鼓励农业科技人才为都市乡村产业赋能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产业链展开农业创新链，从农产品育种到农机装备研发， 再到区域数字化工程建设，推动院内各科研院所与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手拉手” 合作对接，研发集成多项技术，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建立智库，贡献成果。上海市农科院瞄准农业生产中的“痛点”，实现品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银耳、灵芝等食（药）用菌的人工驯化和人工栽培，推动了大量农产品实现“从0到1”的人工种养、科学种养。在基础研究取得成果

后，上海市农科院建立“产学研用”全链条合作模式，携其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上海农科种子种苗有限公司，与生鲜DTC（Direct-to-Consumers）电商本来生活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助推育种科技创新对接更多市场渠道。

（三）土地要素驱动型

土地要素驱动型是以乡村闲置宅基地资源为基础，通过租税联动吸引高端总部企业落户、统一建设人才公寓等方式提高乡村土地利用率，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典型案例如：

1. 奉贤区“三园（院）一总部”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

奉贤区“三园（院）一总部”即“一个庭院（园）一个总部、一个公园一个总部、一个庄园一个总部”，是在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国有土地和宅基地上引进产业，结合农村的生态优势，建设庄园式、庭园式、公园式企业总部。具体做法是以“三块地”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回收土地，合作、转让、租赁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腾出乡村土地，吸引高端总部企业入驻。政府释放行政资源，制定出台了涉及土地权属、收购程序、税收返还等内容的多项政策意见， 有效解决了企业（集团）总部引进中土地利用、回购等问题，形成了税收认定的长效机制。

2. 浦东新区挖掘乡村宅基地资源，弥补上海人才公寓缺口

为了对接租房市场需求，上海市涉农区积极探索乡村人才公寓。浦东新区张江镇新丰村以乡村人才公寓供给为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结合点，在城市向外扩展的优势区域（产业园区周围、地铁站附近等），围绕人才需求，完善服务配套，将11套整栋农民房改造并租赁给张江的企业、个人作为人才公寓，缓解了市区紧张的住房租赁市场。乡村人才公寓使村民租金收益更加稳定，定期举办的村民融合日使得新老村民互相理解，进一步增强了村民流转宅基地的意愿。

四、新业态衍生模式

新业态衍生模式是利用农业生态资源、乡村文化资源以及生物信息技术等， 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老于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形态。相比全产业链模式，该模式以服务业为引擎实现了产业链的横向拓宽。典型案例如：

（一）崇明区新安村集体经济与民营资本合资，共建田园综合体

新安村是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位于崇明区三星镇东北中部。2018年6月， 三星镇成立全市第一家民营资本与集体经济合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上海玉海棠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总体负责新安村产业招商、项目建设和运营

维护，围绕“一花一草一湖”，持续做强做优特色产业，构建起“农业+科技+ 文旅”的现代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一花”指海棠花，基于大规模的海棠种植，带动海棠观赏、艺术栽培和科普教育等业态发展。“一草”指苦草，公司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研制出以苦草为主要原材料的清茶、咖啡粉、精油等系列产品。“一湖”指海棠湖，由废弃的鱼塘开发而成，成立了玉海棠河蟹研究所和软壳蟹生产基地。新安村与民营资本合资盘活了村级资产，村民与玉海棠公司可以签订订单合同为其种植苦草，还可以将土地流转至公司获得租金收益。同时，玉海棠公司启动村内闲置农房改造民宿项目，给予村民11元/

㎡的月租金，10%的利润分成。新安村以玉海棠公司为载体，用“一花一草一湖” 联农带农，多种途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二）松江区南杨村探索“土地入市+创业园区”新模式

新浜镇南杨村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与上海奥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携手，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打造集农业科创、乡村旅游、科普研学、健康养生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农业休闲度假综合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探索， 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和项目建设周期，提高了集体经济收益，实现了多方共赢。项目可通过酒店服务等多种岗位形式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并提供创业机会。依托丰富科创资源，在新浜镇已有种植基础上，引入台湾品种“九品香莲”， 成立“九品香莲”荷莲研究所，从事功能性莲花研发，开发食品、化妆品等衍生产品，农产品产业链得以延伸。

（三）金山区山阳镇：聚焦细分市场，挖掘特色民宿价值空间

山阳镇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其山阳田园旅游品牌由上海山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团队运营，是一个以亲子活动和团建接待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小型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山阳田园旅游区内建有围绕亲子和团建客户群体定位的12幢民宿，经营主体围绕特色民宿延伸服务链，主要包括咖啡、动漫、美术、攀岩等主题，打造了咖啡博物馆、咖啡种植园和咖啡培训空间等特色内容。经营主体抱团共建共享全域乡村旅游品牌，如缘·渔歌民宿和琴轩居黄鱼面馆联手推出“住五星民宿品‘第一黄鱼面’”的特色服务，每碗面优惠5元。2021年7－8 月，缘·渔歌的2000位客人去面馆用早餐，民宿和餐饮经营者实现了有利共享。

十八大以来，上海市立足大都市的特点与需求，不断集聚农业先进生产要素、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多功能拓展，探索形成了以智慧农业、全产业链、要素驱动以及新业态衍生为代表的多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乡村产业融合

水平逐年提高，现代都市农业竞争力综合指数居全国首位。今后一段时期，上海市应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以四个“紧扣”为抓手助推农业迈向五个“高”：紧扣“现代”定位，以科技创新驱动全链智能化；紧扣“都市”定位，以要素互动实现城乡优势互补；紧扣“高品质”定位，以服务精准化塑造休闲农业品牌；紧扣“功能”定位，以资源禀赋确定产业融合路径，努力实现农业高品质生产、高科技装备、高水平经营、高值化利用、高效益产出。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山东能源集团 张艳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主力军、排头兵和突击队，做好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企业安全稳定，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事关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国有企业必须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和话语权，筑牢意识形态防线，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坚强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一、健全完善工作体系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要强化和落实领导责任，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带动“绝大多数”的担当作为。

国有企业必须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成立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以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推动党委全面领导责任落实落地，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要做到定期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集中研究讨论意识形态工作年度报告以及重要的制度性文件，及时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有关情况，有效发挥党委把关定向作用。党委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要善于带头把方向、抓导向、管阵地、强队伍，当好第一责任人；党委领导班子要重点严格落实好“一岗双责”， 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重要内容，切实履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二、明确管理责任

明确责任才能担当责任，明确职责才能精准问责。国有企业要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清单，明确党委领导班子、党委书记、党委分管领导和班子其他成员主要职责，以及综合办公室、党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主要职责。

国有企业要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做到“三个纳入”： 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企业改革发展、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

同检查、一同考核。加强协同联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不是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而要在党委领导下，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有关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多向发力，共同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稳定。在细化责任清单的基础上，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以及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和相关部门履职尽责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坚持每年至少召开2次党委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定期召开意识形态工作跨部门会商研判会议，对涉及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职工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敏感点进行分析研判，对企业重大决策部署进行超前研判和舆情预判，坚持“关口前移”，确保责任明确、沟通顺畅、任务清晰、考核精准、落实有力，有力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同时，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依靠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各项责任落实，形成“以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委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为主体，以建立健全突发敏感舆情处置工作机制、意识形态工作跨部门会商研判、舆情月度会商研判、网评员队伍建设管理4项制度为支撑，以党委巡察、年度考核、专项督查、专题培训4项措施为抓手”的“2+4+4”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

三、持续深化理论武装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国有企业必须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基础。

国有企业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必须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党委会“第一议题”，作为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落地的重要举措，作为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本途径。严格落实中心组学习制度，完善学习计划、研讨交流、专题调研、情况通报等工作制度，做到年度有意见、季度有配档、月度有重点，使理论学习的水平、质量和效果持续提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把严格“三会一课”制度作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方式手段，将“三会一课”制度落实情况作为过硬党支部建设和党支部评星定级的重要内容，作为党支部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并纳入党建责任制考核和党支部工作考核。

四、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有企业要积极适应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需要，牢牢把握全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工作主动权和主导权，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围绕“一个集团、一个声音” 这条主线，做强做优自办媒体主阵地，推进企业上下步调一致、党委决策高效准确传递，持续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阵地管理，打造立体式传播矩阵，对企业各类文旅项目和广告资源、党史类展陈展览、各类媒体平台进行细致全面摸排，做到阵地管理使用科学规范、宣传内容准确权威、政治方向坚定、舆论导向正确，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强阵地和堡垒。

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核心价值所在，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能够对外展示企业品牌形象，对内凝聚职工向善向上正能量。对于大型煤炭企业而言，企业规模大、干部职工多、产业分布广泛、足迹遍布全球， 国有企业要总结提炼干部职工广泛认同的企业文化理念，建设科学的企业文化体系，更好地聚人心、筑同心、强信心，凝聚意识形态建设强大合力。

国有企业要坚持高标准定位，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开展文化融合提升工程，采取内部访谈、问卷调查、现场考察、文献查阅、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征求有关方面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意见建议，构建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明确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和统一标识，以具有强大号召力、引领力的企业文化凝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发展同心。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建设，打造文明单位创建集群。大力开展形势任务教育，采取巡回宣讲、精神解读、评论引导等方式，凝聚思想共识，增进感情融合，激发奋进动力，筑牢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根基。大力开展典型选树活动，抓好感动系列、最美系列评选活动，以身边的典型教育人、激励人、感化人、引领人，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激发全体干部职工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与优秀者同行、与奋斗者共进， 汇聚起昂扬向上、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六、强化队伍建设

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复杂严峻的形势，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以过硬的能力建设和人

才储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国有企业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两个1%”要求，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有机构管事、有人干事、有经费办事、有场所议事。建立骨干通讯员、舆情信息员、网络评论员、特约评论员4支队伍，采取挂职锻炼、交流学习、采访实训、专题培训、以干代训等方式，不断增强斗争意识和斗争本领，持续打造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来、顶得上去， 为开展好意识形态工作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烟台市县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探索与实践

莱州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张杰

农作物秸秆作为粮食、油料及蔬菜等主导产业的副产品，是存量大、收储难、经济利用价值低的一种可再生资源[1-2]。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提高，农村人口大量流失，秸秆出现区域性、季节性过剩，就地露天焚烧与随意堆放的现象，给生态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带来巨大困难[3－5]。农作物秸秆作为农业生态系统中一种宝贵的资源，弃则废、用则利，加强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真正实现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对促进农民增收、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及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意义重大[6-7]。本文作者通过对烟台莱州市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开展实地调研，针对目前秸秆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从资金扶持和技术研发等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为后续工作提供理论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1. 政策背景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8]。秸秆综合利用被誉为“捡回另一半农业”，为提高秸秆资源利用率、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和整治农村“三大堆”难题， 烟台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部署和山东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积极拓宽秸秆利用渠道，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初步形成了以农用为主，多元化利用的格局，圆满完成了“十三五”山东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2％的既定目标。《山东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若干措施》对秸秆利用相关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要整县制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和到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的任务目标，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近年来，烟台市大力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积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严格落实秸秆禁烧，秸秆利用率逐年稳步提高。20XX年烟台市确定将莱州市和莱阳市建设为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市，出台并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实施意见》，加快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利用途径也不断扩大。

2. 实践案例的分析与探索

   0. 基本情况

莱州市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陆域面积1928km2，海岸线108km，辖17个镇街、977个行政村，自古就有“山东粮仓”的美誉，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全市农业实现多类型共同发展，初步形成了以粮油、果蔬、种苗、畜牧、水产等为主导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主产小麦、玉米、花生，盛产苹果、大姜、大樱桃、月季、对虾、梭子蟹、文蛤、大竹蛏等，农业优势全国领先。

莱州市共有耕地面积100.2万亩，是烟台市秸秆资源产出最为集中的地区。2019-2021年莱州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2021年达到95.33%。

0. 主要举措

莱州市以绿色生态循环为导向，重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通过政策扶持的引领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五料化”利用，加快秸秆收储体系建设，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多方共赢、布局合理的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0.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莱州市制定出台了粮食直补、农资补贴、农机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成立了农作物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在技术应用上、机具推广上突出重点， 狠抓薄弱环节。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服务工作相结合，与提升耕地保护质量相结合，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相结合，落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各项举措。上级部门于2017年、2019年、20XX 年分别列支专项资金1000万元、1000万元和700万元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莱州市根据实际情况，依托多家合作社，主推以秸秆腐熟还田为主的肥料化利用和以秸秆青贮、黄贮为主的饲料化利用，兼顾能源化利用、基料化利用技术模式。

1. 建立完善的收储体系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体系， 鼓励有条件的镇街和企业建设必要的秸秆贮存基地。发展农作物秸秆利用全程机械化，建立“深耕还田+打捆离田+青贮饲料”一体化秸秆处理体系，提高秸秆的商品价值。截止到2021年底，莱州市已建设完善9个收储点。

2. 配套产业的推动在大力推广秸秆直接还田和腐熟还田的同时，积极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目前莱州市有多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形成通过青贮、黄贮等秸秆处理技术，发展食草型动物牛、羊养殖的饲料化利用基地。将饲料化利用与畜禽养殖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创立秸秆养畜产业带。秸秆利用企业特别是畜牧企业规模扩

大，对秸秆需求量增大，收贮秸秆积极性增加，对秸秆实现全量化利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0. 利用模式

   0. “秸秆—菌棒基料—有机肥”基料化利用模式莱州市泽润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充分利用当地农作物秸秆、玉米芯、麦麸等做培养源，结合种姜的拱棚，种植双孢菇、草菇、平菇和大球盖菇。种完食用菌的废菌渣与秸秆、牛粪发酵后，养殖蚯蚓，蚯蚓一部分供给药厂和自家养殖的鸡鸭，另一部分用于制作植物有机肥，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链。同时利用生物反应堆技术，将农作物秸秆、菌种、麦麸、饼肥混合，为苹果种植直接提供生物秸秆有机肥。既降低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降低了菌棒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使产品更具竞争力。

   1. “秸秆—供暖发电—肥料”能源化利用模式莱州鑫晖生物质热电公司投资建设规模为2台130t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2台30MW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是2018年国家能源局“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之一，承担莱州市东部城区冬季集中供暖任务。利用本市秸秆收储体系收储的秸秆，进行生物质发电供暖，年消耗农业和林业废弃物30万t，其中农作物秸秆每年消耗7万～10万t。企业生产可提供就业岗位150个，秸秆收购及运输可吸纳农村劳动力300多个，增加当地农民收入6000多万元。同时锅炉燃烧后的底灰、炭灰是一种优质有机肥料，含有丰富的钾、镁、磷和钙元素，将底灰、炭灰返还到土地，又可以降低农民施肥成本。此模式可有效地改善当地大气环境，从根本上解决秸秆露天焚烧的问题，改善本市大气环境质量。

1. 发展利用的制约因素

莱州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步提升，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许多问题急需解决。

0. 秸秆综合利用成本过高

秸秆收储运过程中涉及众多配套机械设备，价格偏高，农机设备投入巨大， 但秸秆收储的季节性强、作业时间短[9]，且由于历史原因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影响，秸秆利用价值较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农民和秸秆利用企业看不到明显收益，影响了农民实施秸秆直接还田的积极性。为保证秸秆破碎程度，一般需要大型机械秸秆还田，并增加作业量，作业费约130 元/亩，全市玉米播种面积为65万亩，秸秆还田需要农民投入8450万元。由于秸

秆具有季节性强、分布分散、体积大、难压缩的特点，导致秸秆收集运输困难、成本过高、企业利用效益低[10]，这一现实也成为阻碍莱州市离田秸秆产业化利用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0. 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尚不成熟

秸秆还田是目前秸秆肥料化利用的最佳途径[11]，高质量的秸秆还田需要的牵引动力为73.50～95.55kW。因此还田机械动力不足是造成莱州市部分秸秆还田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部分秸秆入土深度不足15cm，加之秸秆切碎度不够， 如果不及时镇压、耙实、整平，土壤翘空不实，很容易造成老百姓说的“地虚漏风”，影响下茬作物出苗生长。老百姓欢迎秸秆还田，但是不愿意接受质量不高的还田。另一方面，秸秆利用配套技术研发不足，如缺乏适应小地块和丘陵地块的还田、打捆的小型化、实用化技术和农机设备，秸秆压块成型生产设备耗能高、产值小等。

0. 秸秆收储缺少必要的政策扶持

莱州市现有政策以对还田进行补贴为主，在离田、收储等环节及后续的加工利用环节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而秸秆打捆、运输等环节造成的附加成本是秸秆自身成本的3倍以上，并且秸秆产生季节性强，大量剩余秸秆由于存储不当而霉变腐烂，这也导致秸秆利用除肥料化、饲料化比较好推广应用外，秸秆的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的发展都受到经济成本的制约，秸秆的收集、运输、储藏都成为影响秸秆进入市场领域的重要因素。加之目前能源企业低迷，生产同样热值的秸秆压块比购买相当的煤炭成本高许多，大多数秸秆燃料化企业举步维艰。

4. 对策与建议

   0. 拓展多元化利用途径

建立完善的市场化利用机制，拓宽利用渠道。

加大对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推动秸秆能源利用技术的研发， 探索培育秸秆打捆直燃或固化成型燃料供暖供热、秸秆沼气供气供热、秸秆制板草编等利用新模式，构建可持续运行的产业发展模式。

0.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秸秆产业化仍处于初级阶段，秸秆利用企业不论数量还是规模与产业的需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对政策扶持依赖性强。因此徐尽快地推动秸秆利用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强化其社会公益性功能，集中扶持一批秸秆利用的龙头

企业，促其做大做强，加快秸秆收储体系建设布局，形成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牵头、农户参与的秸秆收储利用体系，实现秸秆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探索调整秸秆综合利用资金的扶持方向，逐步向秸秆离田利用倾斜，更多用于秸秆离田利用、收储运环节、加工利用主体的扶持，推进秸秆产业的发展。

0. 加强技术研发

秸秆产业发展短期依赖于政策，长期则需要依靠技术支撑。开展秸秆产业化、高值化应用，要加强秸秆综合应用技术、工艺设备和配套设施的研发投入， 不断完善秸秆利用技术体系和技术路线[14]。同时注重农机与农艺措施相结合， 制定完善秸秆还田技术标准，如粉碎程度、深耕深度及腐熟剂的使用标准等， 提高秸秆还田作业效果。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问题与对策

新疆农业大学 刘倩汝

易地扶贫搬迁，旨在通过将贫困人口搬迁到各种资源更丰富、社会基础设施更完备、生态环境更优越的地区，改变民众生产生活方式，获取更好的教育、医疗、交通、就业环境等条件，为他们早日摆脱贫困添砖加瓦。

一、X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X县易地扶贫搬迁现状。X县的易地扶贫搬迁户们原本都是在田地间获取收入，自身发展能力差加上没有其他的知识技能，很难找到薪资较丰厚的工作。由于信息获取相对较为落后，搬迁户们还存在老一代固化思维，没有提高自身技能的意识。因此，搬迁户们担心国家帮助他们进行搬迁后，被迫脱贫， 但家庭实际情况还是需要国家的贫困补助和救济，从而对后续生活有悲观情绪。在迁出地，因为经济落后、田地众多，搬迁户们可以通过进行耕种满足自己的日常需求。但是在新的安置小区，房屋紧邻，屋舍俨然，道路由水泥铺筑，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给搬迁户耕作的土地。又加之新区经济较发达，各种物价较高， 无论是水电还是饮食出行都需要花费一大笔钱。对于刚刚搬进新居，本身经济能力就差的搬迁户来说，维持生活的费用太高，导致入不敷出，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经调查发现，在搬迁小区普遍存在着农村收入、城镇支出的现象， 几乎68%以上的搬迁户都认为搬迁后支出明显增加，但收入并没有较大提升。农户除了种田之外，唯一的额外收入和兴趣就是发展养殖副业。

在X县新修建的安置小区是严格按照生态和环境整体的美观度来建设的现代化小区，因此各种空间布局都经过了严谨规划，既没有仓库来存放搬迁户们在原居住地经常使用的农具，也没有多余的空间供居民进行养殖家禽。很多搬迁户在迁入安置小区之前都饲养了数量较多的家禽，但是为了搬入新居他们都不得不在迁出地就处理掉了这些家禽。因为搬来此处安置区的搬迁户年龄普遍较大，很多老人都有养殖家禽以及种种菜田的兴趣，在搬入X地后失去了这一副业，感觉生活得不习惯以及心里空虚。对于他们而言，养殖副业不仅仅是增加他们收入的一条渠道，更是他们休闲的一种方式。

（二）原因分析

1. 经济收入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足够的经济收入，这是最根本的物质支撑，易地扶贫搬迁户们生计难以为继

的本质就是经济收入的增长跟不上支出的增长。根据调查可以看出，搬迁户年收入低于10，000元的仅占2%，所有调查家庭占比最多的是年收入在40，000～ 50，000元的家庭，占比36%，而年收入超过50，000元的家庭只占12%，易地扶贫搬迁户们在离开久居的故土后，又失去了原本主要的收入来源—农耕。长久的农作生活使得他们除了农业生产外，很难适应其他的生产方式，加上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企业要求的相关技能越来越多，因此他们就业情况不尽如人意。有些搬迁户选择自己经营小本生意，但在实际操作中缺少资金和经验，大多数都并没有成气候，使得他们的收入暂时呈停滞不前或减少的状态。

搬迁的贫困户很大一部分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他们缺少就业的专业技术和素养。以前在乡村居住时多是通过种植农作物获得收入，搬迁至安置小区之后，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往往只能闲赋在家。同时，因为政府选择的安置地大多靠近或就在城镇，以前搬迁户们可以通过种植自给自足，支出大多只是在一些小地方，费用开支小。但在搬入安置地之后，每个月除了需要支付水电费，还多出了物业费，同时日常支出也明显增加。在安置区，X县政府存在引入企业困难的现象，即使引进了企业，很多也并不缺劳动力，因此大多数搬迁贫困户并不能获得稳定的收入以供开支。

2. 依赖心理。搬迁户们全部都是处于不同水平上的贫困户，其群体特征是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低，缺乏知识技能。在过往生活中除了种地、养殖家禽， 很多时候都依赖政府发的补助。他们缺乏谋生本领，将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 希望国家对他们进行帮扶，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在离开原本的舒适区后，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很容易因为对原有经济来源的依赖以及国家帮扶的依赖，难以适应新生活。很多年龄偏大的搬迁户思想固化，因为X县X地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远离其原居住地，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变化巨大，导致他们难以接受，甚至抗拒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据调查，因为受教育的程度低，很多搬迁户都对国家出现严重的依赖现象。对于搬迁后如何生活，有7%的搬迁户表示依靠国家救助，而占比高达64%的答案是一靠国家帮扶，二靠自食其力。由此，搬迁户们对国家的依赖心理可见一斑。

3. 社会融入困境。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居民的正式迁入，一系列的社会融入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是生计方式的融入。绝大多数迁入居民原有生计方式均为农耕劳作，从事一些简单且能自给自足的劳作方式，而家庭的主要收入也来自他们原有的生计方式。作为搬迁的居民而言，进入新的生活区域

就要放弃原有的生计方式，从根本进行改变。然而，技术的匮乏，领域的陌生都对迁入居民的生计方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二是文化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的居民从乡村搬迁到城市，身份进行了转变，自然在文化中也突显了诸多差异。安置区与原有生活地虽同在一个县乡，但从过去独门独院过渡到群体生活中， 对于绝大多数居民而言还是个不小的挑战。三是心理融入。如果说生计方式的转变需要进行不断地学习和尝试，那么心理融入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要想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城镇生活，要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身份转变，在观念上接受城镇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四是人际关系的融入。原有乡村的生活方式中与周围邻居都相互熟络或以大家族形式居住在同一村中；而安置区的生活则很难轻易与周围人建立联系，大都生活在自己的空间中。一定程度上对人际交往也有影响。

二、针对X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对策分析

对于大多数易地扶贫搬迁户来说，无论是在迁出地的生活还是搬入安置小区，他们都存在经济困难。因此，除了要让搬迁户“搬得出”，还需要政府提出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搬迁户“住得下”。

（一）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在安置点4，998户贫困户中，缺乏劳动技能未获得就业的有1，392人，有劳动技能又因为照顾老人、小孩不愿外出外省、外县务工的有1，342人。如何帮助他们尽快就业正是X县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1．经济收入水平。针对搬迁户普遍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和素养的问题，需要

政府根据具体的市场需求，统筹相关部门培训人员，对搬迁劳动力进行针对化的培训，提升他们市场所需技能的掌握，争取早日适应安置区的新生活。在X县容量大的行业多半是服装加工、花卉培育、餐饮业、电子信息、建筑业、家具业等行业，这就要求政府要发挥领导和指挥作用，动员搬迁户参加相关团队的专业化培训。同时，因为家境贫穷加之成绩较差，很多搬迁家庭中存在未继续进修学业的初高中生。政府需要引导他们进入职业学校或者技术学校进行职业教育，为他们就业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政府不仅仅可以靠自身有关部门对搬迁户进行培训，还可以鼓励工业园区招工容量大的企业、厂商对搬迁户们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和专业素养提升，让他们可以学会现代企业所需技术知识，从而找到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2. 职业技能水平。在推动搬迁户中劳动力人口就业方面，需要X县政府为他们寻找就近就业的渠道，如安置区附近的工业园有很多厂房建筑尚未完工，

需要挖掘修建方面的工作人员，但是搬迁户们缺乏寻求就业机会的窗口，需要政府做“牵绳”将这个机会送到他们的眼前，为其拓宽就业的渠道。在X县“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为了实现搬迁户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脱贫，因此提出有劳动力的家庭至少要有一个人稳定就业。政府需要大力推进搬迁劳动力在X县安置地的就业问题，抓紧落实其在城镇稳定就业，实现不存在一户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零就业”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可行的就业机制，研究如何提升搬迁劳动力的就业技能水平，使其收入获得稳定增长。对于那些既没有掌握技术又不愿意参加政府就业培训、只想着继续依靠农耕的搬迁户，则需要政府与附近的农业基地进行联系沟通，统一将他们输送到各大农业基地进行农业活动，确保他们有经济来源，不至于荒废劳动力。

2. 鼓励企业入驻和发展，增加搬迁户就业机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只有搬迁户经济基础稳定了，经济收入增加了，才能安心的迁入安置区生活。X 县政府要出台吸引和鼓励企业入驻的政策，为搬迁户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搬迁户们找到在安置区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必然会安心下来，增加家庭的稳定感。在安置地附近的工业园里有两大企业：服饰加工厂和花卉产业，它们招工容量大，发展前景好，为安置区内的劳动力甚至老年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机会。对于这种帮扶效果好、有特色的企业，政府可以在背后“推一把”，帮助他们形成品牌特点，用好的产业来带动就业。除了本地产业，政府还应当加大对外招商力度，在工业园内引进无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为搬迁群众谋取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其在产业发展中获得稳定的经济效益，从而过上美好生活。

（二）社区治理体系

1. 合理设置管理单元。出于对城市各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考虑，为了促进安置地经济发展、优化社区功能、加强各单元之间的管理以及资源均衡分配等多方需求，需要在综合考虑城市空间布局和发展情况的条件下，适当地对安置区进行行政划分。由于安置区安置人口已逾2万人，因此为了合理布局和更好地管理，政府可以在安置区内设立2个村和4个社区委员会，并且设置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管理。

2. 建立健全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社区基础的制度之一，对于社区内居民的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安置区应当在政府的指导之下，尽快成立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对搬迁户们进行管理和监督。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则是要从所有居民中选举出有威望、办事能力强、富有责任心、

肯干能干的优秀人才，进行重点培养，这样才能起到服众和带头效果。在安置小区每栋楼中还应安排专门的楼栋负责人，一般最好选择优秀党员、退伍军人或退休干部等，构建居委会与楼栋之间的网格管理系统。同时，要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既可以增加民众对于安置区的融入感，又可以切实的解决社区内居民之间的矛盾或遇到的困难。

（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1. 完善社区社会保障服务。在易地扶贫搬迁户从乡镇迁往城镇附近的安置区后，政府要认真做好补助和养老保险转入城镇工作，决不能出现该进行接转的社保服务没有进行，导致漏保断保。搬迁户们不仅仅是进行了居住地的搬迁， 同时他们的户籍也一并转入了城镇。因此，政府需要做好户籍交接工作，确保在搬迁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他们可以参加城镇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对于那些完成落户的搬迁户们，政府要确保他们可以正常地进行城镇补助的申请，保障搬迁户们在安置地可以享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群众，政府应当加大对他们的帮扶力度，比如对年均收入不足一万元的可以进行一次性临时救助，确保他们在安置地的生活不受较高物价的影响。

2. 完善社区社会保障服务。政府在考虑搬迁户们安置问题时要精确掌握其主要需求，“对症下药”。而对于搬迁户来说，除了就业问题外，最让他们上心的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因此在进行后续发展问题的规划上，必须要重点考虑教育问题，要深入了解搬迁户们子女的上学需求，第一时间对接好他们的就学工作，让搬迁群众的子女及时接受教育。针对X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初期存在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政府要反应迅速，实时掌握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相应对策。如，学校缺少教师、校舍和教学楼，就要就地制宜扩建学校，招收或调动老师过来填补空缺，使每一个安置区的学生都能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要知道孩子是建设未来的希望，再苦再穷都不能耽误搬迁户子女接受教育。

3. 建立健全搬迁补偿机制。易地搬迁居民由原有生活地区搬入安置区，是为了实现拥有更好生活的愿景，也是一个追求更高利益的过程。但作为搬迁居民搬入安置区就意味着放弃原有生活以及原有的物质资本，例如耕地、耕作农用具等。就长远来看，安置区的边际效益远高于迁出地，但在搬入安置区的前段适应期中窘迫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政府应联合各类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对搬入安置区的居民进行搬迁补偿。为居民提供公益性岗位，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真正拥有自力更生的生计技能。对搬迁居民提供搬迁补偿，对于损

失的原有物质资本进行相应的补贴，使居民在初期城镇生活中拥有起始资金。对于有技术有资本可以独立发展产业的居民，在产业上进行扶持，减免税收等。对于享受原有补贴的居民，应继续进行配套补贴，例如教育补贴、医疗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补贴只是为搬入安置区的居民在未来的生产、生活以及学习中提供一个良性基础，在初期的过渡阶段能够更加快速地融入现有生活，也为未来更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但补贴不是目的，只是帮助的手段，迁入居民还需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摆脱困境。

综上，易地扶贫搬迁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及实现反贫困战略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我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的一件重要“武器”。我国通过将贫困人口从自然条件差、物质资源贫乏的落后地区迁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迁入地，使其在新的安置地能够享受到医疗、教育、交通、就业等多方面的便利，让搬迁户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摆脱贫困的“帽子”。但想要真正摆脱贫困，道路还很长，搬迁户们需要政府的帮扶，通过培训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做到进入安置地的搬迁劳动力们人人都有工作，这样才能让他们自食其力，融入新的生产生活之中。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企业创新 关于沧州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评价的调研报告

沧州师范学院 邵晓琳

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促进企业创新是支持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是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的要求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政府为改善营商环境推出了诸多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沧州市近年来十分注重营商环境建设，2021年8月，市委书记康彦民在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上提出，未来五年要坚持“一四五九”工作思路，强调抓创新驱动引领，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实施营商环境优化工程，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本报告旨在了解沧州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整体看法和具体评价，从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角度，反映沧州近年来营商环境优化的实际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并基于企业需求，对标先进，为相关政府部门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以评促建，不断缩小沧州与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的差距，使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迸发，进一步推动沧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市、美丽沧州。

一、调研对象和方法

（一）调研对象

为分析和研究企业对沧州营商环境优化措施的评价和诉求，本调研以沧州中小民营企业为调研对象。这是因为沧州是典型的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城市，2020 年，民营经济增加值2438．0亿元，比上年增长5．0％，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5．9％；中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对外部环境没有任何干预能力，普遍面临各种营商环境问题，更容易受外部营商环境规制的影响，其切实感受更能反映城市真实状况。

（二）调研方法

调研综合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专家意见法。 首先对营商环境评价和企业创新评价的国内外代表性研究进行回顾，筛选

可借鉴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公开和内部资料，对近三年沧州市围绕促进企业创新出台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进行梳理，据此对上述文献中的指标体系进

行调整，最终确定沧州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小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和企业家进行访谈和预调研，反

复修改并确定问卷设计，采用问卷星制作问卷。问卷由企业基本信息、营商环境评价和企业创新评价三部分组成，其中营商环境评价和企业创新评价相关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各项指标的满分均为5分，问卷最后辅以三道重要性排序题和两道开放性问题，以获取更多信息。

课题组于2021年8月15日至9月10日，通过沧州市工商联、企业家直通车服务中心、各县区工商联、18＋7产业集群行业协会以及课题组成员的社会关系， 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向沧州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滚动式发放和收集问卷，共发放并回收177份调查问卷，剔除填写问卷时间小于3分钟的问卷以及正反向题目存在相同作答的无效问卷47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30份，有效回收率为73．4％。

二、沧州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一）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营商环境指企业从开办、运营到注销整个周期中各种外部环境的总和，是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鉴于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营商环境报告问世，从国家、省、市不同层面开展营商环境的评价。国家层面，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营商环境划分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等四个维度。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聚焦于各国私营企业从开办到破产中各阶段的便利程度，从10个指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包括创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电力供应、注册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股东、纳税、跨境交易、合同执行和破产处理的情况。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贸促会研究院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由12个一级指标及51个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生活服务环境、政策政务环境、社会信用环境、公平竞争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科技创新环境、人力资源环境、金融服务环境、财税服务环境、口岸服务环境以及企业设立和退出环境。

省份层面，2019年11月，全国工商联首次公开发布《2019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三万多家大中小微民营企业主要围绕要素、法治、政务、市场、创新5个维度对各省营商环境作出评价，并反映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可能遇到的难题。

城市层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在2018年发出《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从“亲”“清”两个层面构建了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体系，考察政府的廉洁程度、政务的公开透明程度、政府的关心程度和服务态度等。此外，也有学者对某一城市或省份进行营商环境评价研究。

然而，现有研究均以大中型城市和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中小城市的关注。2021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东部地区、省会城市确实有着较高的营商环境水平，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非省会城市营商环境仍有很大改善空间，并针对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且现有营商环境评价研究大多采用二手数据。二手数据有节省时间、降低成本的特点，但会受数据可得性制约。仅有世界银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全国工商联采用由企业直接填写问卷进行满意度评价的一手数据调查方法。

因此，本课题组参考相关文献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沧州市工商联历年向民营企业发放的《政策惠享———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汇编》等资料，设计了包含政务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生产要素环境、人文生活环境、法治信用环境、科技创新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七个一级指标及19个二级指标的沧州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借鉴全国工商联和中国贸促会的问卷调查方法，通过对沧州市工商联领导和沧县、泊头、孟村、南皮、高新区、渤海新区的若干企业进行访谈，设计问卷题项。

（二）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并非全新概念，最早将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原因的是亚当·斯密及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 系统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 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商品市场，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 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企业创新活动的复杂系统性决定了其绩效评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单一视角的评价方法很难全面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显得更为合理、更加全面。本课题借鉴前人研究，同时系统梳理了沧州市自2019年出台的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制度，立足中小企业的特点，将创新看做一个广义的系统，从创新效率和创新效果两个方面选取产品和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及市场创

新三类指标进行度量，涵盖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同特点，例如制造业更多开展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的市场创新活动更多，管理创新则可能存在于各个行业，是对其他创新活动的模式创新。具体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

三、调查结果

（一）样本企业基本信息

从行业来看（见表3），样本企业行业覆盖全面，且一二三产业比例大致为3∶38∶59，与2020年沧州三次产业结构8．5∶38．8∶52．7基本一致，具有较强的行业代表性。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建筑、批发／零售、ＩＴ／电子商务的样本企业数量最多。

从人员规模来看，样本企业覆盖了中小微企业，且不同规模的样本数量比较平均，具有较强的企业规模代表性。

从企业成立时间来看，半数以上的受访企业成立十年以上，占59．23％， 其评价能够反映沧州营商环境的变化。

从企业科研人员占比来看，样本企业数量随科研人员比例的增高而降低， 63．85％的企业科研人员比例低于5％，其中，33．85％的企业科研人员比例低于1％，反映了沧州中小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科研人员短缺，后续的调查结果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论。

（二）企业创新评价

该部分调查关注了企业创新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自身创新绩效评价、企业对影响创新绩效的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评价以及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1. 企业自身创新绩效评价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普遍认为技术创新、商标专利的保护对于企业发展很重要，表明对创新重视程度很高（4．03分），远高于企业对其自身创新绩效的评价得分（见图1），其中市场创新（3．69分）、产品和工艺创新（3．57分）、管理创新（3．42分）。创新绩效中得分最高的题项是“市场创新”维度里的“与竞争对手相比，本公司能更快地占领新市场”。得分最低的题项是“产品和工艺创新”维度里的“本公司的产品技术很难被模仿”。

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沧州民营中小企业普遍认识到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力，但管理尚粗放，且不具备与科研单位合作的机会，依赖自身有限资源进行创新，创新风险大，创新投入小。中小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工艺流程优化，降

低生产运作成本，通过低成本和差异化快速占领新市场。尽管能不断推出新产品，且产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技术含量低，容易被模仿，难以建立起持久的市场竞争优势。

2. 影响企业创新的环境因素重要性

受访企业认为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市场竞争环境、政务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生产要素环境、法治信用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平均综合得分①见表4。调查表明，沧州中小企业认为市场竞争环境、政务环境、科技创新环境是影响其创新绩效的主要环境因素，为沧州市政府集中优势资源优化营商环境主要方面提供了参考。

3. 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关于企业进一步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38．46％和30．77％的受访企业认为人才不足和融资难是目前企业创新面临的最大困难，占比明显高于其他选项。

调查显示，创新人才缺乏、经营成本高和融资难是阻碍企业创新发展的“三座大山”。企业面临的主要创新挑战的平均综合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人才不足

（6．57分）、经营成本高（5．32分）、融资难（4．59分）、同质化竞争激烈

（3．62分）、内部管理问题（如缺乏创新意识、激励机制和沟通机制不完善）

（3．51分）。其他创新挑战还包括政府政策落地难（2．28分）、企业创新战略不清晰（1．84分）、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1．82分）、信息闭塞（0．85分）、历史遗留的合法合规问题（0．63分）等。

（三）营商环境评价

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调查显示，有77．69％的企业对沧州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高（对表示“很同意”和“同意”的人数百分比进行合计，下同），有高达80．77％的受访企业对于沧州营商环境持续改进具有较高的信心，有66．92％的受访企业认为沧州营商环境好于预期。

从得分上看，“相信营商环境会持续改进”高于“对营商环境整体感到满意”，“营商环境比预期好”得分最低，表明尽管受访企业认为沧州营商环境现状存在低于预期的方面，总体满意度仍然较高，而且普遍对今后沧州改善营商环境充满期待和信心。

对营商环境各因素的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对法制信用环境、基础设施环境评价和人文社会环境评价较高；对科技创新环境、市场竞争环境、政务环境和

生产要素环境这四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相对较大的营商环境较不满意。1．市场竞争环境评价

沧州中小民营企业认为市场竞争环境是影响企业创新的最重要的营商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能够保障企业的创新绩效，激励企业进一步增加创新投入。但调查显示沧州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尽如人意，其满意度得分仅为3．61，排名位列倒数第二名。

市场竞争环境方面，企业满意度较低的是政府采购（3．32分）。有企业在最后的开放性问题“沧州市在营商环境建设中有哪些做得好的和不好的？”的回答中提到“政府采购门槛高”和“政府拖欠工程款”。可见企业的不满主要来自招投标隐性壁垒和拖欠账款两方面。

此外，很多受访企业对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感到不安（3．5分），希望政府和行业协会能够更好地明确监管职能、发挥监管作用（3．74分）。

市场竞争环境中，受访企业满意度最高的是市场准入（3．91分），表明沧州近年来简化市场主体准入，推进企业注册便利化，民营中小企业也能依法平等进入国家负面清单以外的所有领域，没有受到由于经济制度不同而制约民营企业进入的歧视。

2. 政务环境评价

参考有关文献，将政务环境进一步划分为政策环境、行政服务效率、关怀程度和廉洁程度。调查显示，沧州中小民营企业认为政务环境是影响企业创新的第二大营商环境。但其满意度平均得分仅为3．66分，位列沧州营商环境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三名。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对政策环境最满意，对行政服务效率最不满意（见图2）。对于沧州的政策环境，企业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政策公平性、政策稳定

性、政策制定符合企业利益、政策执行力度。值得注意的是，20．65％的企业认为政府政策落地难是企业进一步创新发展位列前三名的主要挑战。在回答“您认为沧州市在营商环境建设中有哪些做得好的和不好的？”这一开放性问题时， 有多个企业提到“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支持可以，政府办事效率待提高”， “政策出台的好，但是落实到位的不好”，进一步验证了企业期待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于沧州政府部门的行政服务效率，企业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审批简化、行政办事成本低廉、行政办事快捷。值得注意的是，有22．31％的企业

认为遇到基层政府怠政懒政、推诿扯皮现象的频率较高或很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行政审批简化令人十分满意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仍旧认为行政办事不够快捷。

对于沧州政府部门的廉洁程度，本课题参照现有研究，从行政信息公开和官员廉洁自律两个题项衡量。其中，行政信息公开的满意度较高，官员廉洁自律的满意度较低。有近10％的企业反映遇到过政府办事人员自由裁量权滥用、把普惠性政策优惠当成熟人的“福利”、政府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服务机构以及政府人员吃拿卡要的现象。

对于沧州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关怀程度，企业满意度从高到低分别为政府部门主动向企业提供政策解读与明确指引、政府部门参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活动、政府解决企业所反映问题主动及时。有17％的企业遇到过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现象。中小民营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机会远低于大中型企业，很多中小企业不熟悉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没有能力获取与自身相关的政策信息，政府只有创新政商沟通渠道，及时解决中小企业的各种举报、投诉和建议，才能真正做到“雪中送炭”，体现对中小企业的关怀。

2. 科技创新环境评价

科技创新环境是沧州中小民营企业认为影响企业创新的营商环境中重要性排第三位的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平均得分仅有3．86分，位列沧州营商环境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对创新人才可得性最不满意，产学研创新平台、第三方创新服务和创新政策落地都有待提高（见图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得益于近年来沧州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出台，创新政策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通过对企业访谈发现，沧州科技政策的落地比较难，存在政策流于形式的问题。原因包括政策的传导机制欠缺，企业缺少足够时间准备相关申请材料；政策门槛较高，广大中小企业不具备相关资质， 甚至为了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或完成上级指标任务而造假；政策针对性不够，沧州科技创新政策大多延续中央或省级政策指示，适用于大中型企业和重点行业， 缺乏解决小微企业创新痛点、难点的针对性政策。

“创新创业人才的可得性”得分最低，结合生产环境要素评价中对人才成本、完备性的不满，验证了上述“创新人才缺乏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最大困难” 的调查结论。

“产学研结合”得分较低，表明中小民营企业缺少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机会，无法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弥补自身创新能力的不足，归根结底在于尚未摸索出一套可行的合作激励机制。

2. 生产要素环境评价

生产要素环境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要素、资源条件的保障情况， 如劳动力、用地、能源资源、机器设备、水电气暖、物流、金融等。生产要素环境位列营商环境重要性第四位，营商环境满意度第四名，其企业满意度得分为3．78分。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对生产要素成本最不满意（3．65分），其次是生产要素完备性（3．78分），三分之一的企业感到要素成本过高，企业普遍认为人才和资金等是成本较高、较为匮乏且不易获取的生产要素。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最需要的政策支持中（见图4），前四位都是对于生产要素的支持政策，分别是税收政策、人才政策、融资政策和土地政策，再次验证了创新人才缺乏、融资难和经营成本高是阻碍企业创新发展的“三座大山”。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企业对生产要素便利性比较满意（3．9分），受益于环京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互联网等完善的基础设施，企业能够较为便利地获取现有的生产要素。

2. 法治和信用环境评价

法治和信用环境评价位列营商环境重要性排第五位，位列营商环境满意度排名第一位，其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36分。企业评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4．46分），法治氛围和守法意识（4．38分），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和执法效率（4．25分）。较高的企业满意度一方面反映了近年来沧州法治建设和信用建设的成果显著，20XX年8月，在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开展的城市信用状况监测中，沧州市以84．06分位居全国261个地级市排名第二。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沧州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和运用不够，对法治和信用环境的参与度较低，导致评分失真。

2. 人文社会环境评价

人文社会环境是沧州中小民营企业认为影响企业创新的营商环境中重要性排第六位的营商环境，位列沧州营商环境满意度排名第三位，企业满意度为3．95 分。

调查显示，企业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治安（4．14分）、生态环境（4．02

分）、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4分）、“尊商、重商”（3．92分）和“创新、创业”（3．9分）的社会氛围以及文化设施和教育资源（3．7分）。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建有图书馆、博物馆，但普惠性措施较少，提升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方法不多；在教育资源上不平衡，小学、初中学校建设水平差距较大， 高校和科研机构水平有待提高。沧州中小民营企业对文化和教育资源最不满意，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沧州缺乏并且难以吸引到高质量创新型人才的原因。

2. 基础设施环境评价

基础设施环境是沧州中小民营企业认为影响企业创新的营商环境中重要性排第七位的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平均得分为4．01分，位列沧州营商环境满意度排名第二位。

调查显示，企业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信息网络和智慧应用（4．2分）、交通运输（4．12分）、外贸（货物通关、检验检疫、人员出入境、跨境电商）

（3．98分）和产业园区建设（3．75分）。访谈中也发现，对于发源于县域乡镇的产业集群而言，产业园区要素聚集，配套服务健全，对中小企业具有吸引力，但向新产业园区集中会带来巨额的搬迁费用和搬迁后的市场认可度问题， 这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两难问题。

四、主要结论

（一）沧州市近年改善营商环境取得的积极成效

调查发现，八成左右受访企业对沧州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具体而言，法治信用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人文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得分高居前三名， 表明近年来沧州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智慧城市、美丽沧州等方面成效显著。

在政务环境方面，2019年以来，沧州市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三深化、三提升”活动要求，进一步提升全市政务服务质量，提出打造“办事理念最先进、办事态度最热情、办事程序最简化、办事方式最快捷、办事成本最低廉、办事成效最显著”的“六最”营商环境。企业普遍反映沧州在市场监管、政策制定、行政审批、信息公开、政企沟通方面均有所改善。企业反映政府政策完备，政策公平性和稳定性较好。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一网办、移动办”，推行“极简极速”审批，企业明显感到行政审批简化、行政办事成本降低。政府部门能够做到行政信息公开，完善企业家直通车机制，开始主动向企业提供政策解读与明确指引、参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活动，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亲清政商关系正在形成。

特别是近年来沧州出台了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创新、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积极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的政策制度，企业普遍感到政策环境更加完善。自2018年出台《沧州市2018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以来，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打造“六最”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若干措施》《关于深化科技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沧州市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实施方案》等30余项措施方案。

（二）沧州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任重道远

调查显示，沧州中小民营企业的领导层重视创新，但普遍管理模式比较落后，创新战略不清晰，缺乏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沟通机制，难以激发现有员工的创新活力。

企业研发人员比例较低，创新投入较少。一方面依靠模仿创新，产品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技术含量较低；另一方面依靠改进工艺流程降低成本，主要通

过低价和快速迭代抢占新市场，难以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创新人才的可得性差、经营成本高、融资难和同质化竞争。从营商环境具体指标看，这些困难主要来自于科技创新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生产要素环境，并受到政务环境的影响。

（三）营商环境的不足与错位是企业创新发展受限的主要外因

营商环境是企业创新的外因，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创新的内因，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会直接影响其对创新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家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创新资源的投入［13］，最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能力的积累。应深刻认识到比营商环境及相关优化措施本身更重要的是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满意度，而政策措施是否有针对性，能否落地，能否切实解决企业创新的痛处，是影响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中，得分自低到高依次是科技创新环境、市场竞争环境、政务环境、生产要素环境，而在受访企业心目中， 市场竞争环境、政务环境、科技创新环境和生产要素环境恰恰是影响企业创新发展重要性排名前四位的环境因素。

由此可见，营商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方面存在不足和错位。如今国家和地方经济受到疫情重大冲击，资源有限性更加突出，只有着力于调研发现的

这些环境瓶颈，从完善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营商环境入手，才能有效打造企业满意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企业创新。

五、政策建议

纵观国内外创新理论和先进实践，例如美国硅谷、英国剑桥、中国的北京中关村、广东深圳和江浙一带，我们发现创新发展并不是每个孤立的个体产物的简单累加，而是由互相依存的个人、机构和企业所构成的复杂经济关系与社会网络的综合产出成果。营商环境作为创新活动的土壤，贯穿于创新活动各个节点，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是全球化经济变革时代创新创业、政府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完善政务环境，提高政策针对性，确保政策落地

调查显示，在政务环境方面，沧州的短板不在于政策制定的数量，而在于政策制定的质量和落地的效果，政策执行力度和落地效果、行政服务效率和解决企业所反映问题的主动及时性都有待提高。

1. 深入了解中小企业痛点，提高政策针对性

调查显示，沧州中小企业缺乏和政府的有效沟通机制，现有创新政策的普惠性和包容性有待提高。相关部门应通过调研、座谈，特别是在解决中小企业所反映问题的过程中，充分了解民营中小企业共性的利益诉求，立足沧州实际， 针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特点和痛点，制定具有沧州特色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例如，探索建设乡镇产业园区，解决乡镇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向新产业园区集中所带来巨额搬迁费用和搬迁后的市场认可度问题；设置专项研发基金， 帮助ＩＴ、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快速成长，打开相关市场；针对环保压力较大的行业，应研究解决企业转型升级和厂区搬迁过程中实际面临的土地、资金等历史遗留问题。

2. 加大政策执行力度，聚焦问题解决的实效

政策好坏不在于数量多少，而在于实施效果。政策措施能否落地，能否切实解决企业创新的痛处，是影响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沧州应加强智慧政府建设，完善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传导机制，为中小微企业留足政策学习、消化和运用的时间，真正发挥创新政策的惠企作用。相关部门应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政策的执行和落地上去，避免政策止于文件，流于形式。

3. 进一步探索边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一方面规范政府办事人员行为，杜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滥用和寻租腐败等有损政府公信力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要向江浙、广东、山东等地区学习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的先进经验，保护和激发政府部门服务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及时有效地解决企业所反映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政府怠政懒政、推诿扯皮导致的行政服务效率低下问题，切实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4. 成立相应智库机构，推进创新型政府建设

在沧州市民营经济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借鉴浙江省创新型经济建设的经验， 成立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的创新型经济发展委员会，关注和引导创新型经济的成长。主要职能为运用科学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创新型经济数据，建立数据库；制订创新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实施路径；组织创新型经济专家论坛，为培育沧州的创新生态系统出谋划策；制作经典案例，出版发行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积极宣传推广，营造创新创业、尊商重商的人文氛围。例如，智库机构可以研究总结沧州肃宁打造电商之都、推进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营商环境优化经验，供沧州市政府在各县域经济中复制推广。

（二）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增强行业商协会和中介服务体系的能力，激发企业家精神

企业创新驱动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进行生产性经营活动还是非生产性经营活动，制度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的激励程度是不同的，营商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其企业家生产性精神更容易得以发挥。

调研访谈发现，沧州企业家精神尚未全面集中涌现，主要因为企业家忙于自身生产经营，疲于应对营商环境中各种人才、资金、用地、税收难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只关注自身生存和发展而无视生态系统共生发展与繁荣的经营理念已经落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希望借助县域经济特色和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变行业低端锁定和同质化竞争的局面。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沧州市工商联应继续发扬在民营企业中的良好口碑，进一步完善行业商协会建设和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引导行业摆脱不正当竞争，营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生态。

1. 借鉴先进经验，切实发挥行业商协会各项职能借鉴创新领先地区的商协 会建设经验，充分认识商协会建设应稳步前进，质量重于数量，欲速则不达， 应在有一定基础的行业进行创新试点建设，健全商协会各项职能，并逐渐推广到各县区各行业，以期真正发挥商协会在促进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包括：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商协会和企业党建工作；强化责任担当，聚焦中小企业共性问题，提高政企沟通效率；组织各行业民营企业家参观、学习江浙等地区商协会，树立企业家典型代表，引导优秀企业家将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投入到引领行业和区域创新中去；制定行业标准，打造区域产业品牌；引导行业自律，遏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促进产学研合作，建立行业数据库和案例库；推动不同规模企业联合创新，鼓励大中小企业建立基于产业链的协作体系，依托产业集群提高产业整体创新能力。

2. 壮大创新中介服务体系，让企业家专注创新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培育和规范管理各类中介组织，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强化联动集成作用，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提供集成式、规模化、专业化的服务。

（三）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创新产学研合作，优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

调查发现，企业对创新人才可得性最不满意，认为创新平台、创新服务和创新政策落地都有待提高。完善科技创新环境是一项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系统工程，要克服单一组织资源与能力的有限性、产学研合作主体的目标不一致、技术创新的复杂性等问题，形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协同机制。

1. 创新产学研合作，优化人才培养机制

调查访谈过程中发现，创新人才的短缺和劳动力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例如，沧州外贸行业近年来发展态势迅猛，传统外贸纷纷涉足跨境电商、开拓国际市场，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外贸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而沧州本地高校每年只能提供80人左右的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生，相关人才供不应求。因此，要把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成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主体［17］（Ｐ 14），建立校企对接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企业急需人才清单和高校人才信息库，优化高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扩展实习实训等校企合作，为企业培养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场的新型创新创业人才，实现高校、企业和社会的共赢。

沧州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人才短缺，同时针对沧州的咨询、培

训等生产性服务业较弱，高校的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有待提高，京津对高端人才存在虹吸效应导致人才引进困难的现状，政府应充分重视本地高校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持续性、专业性作用。政府要搭建政产学研合作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课题基金等形式创设合作机会，引领创新合作。本地高校在服务本地经济发展、解决政府和企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努力增强教师和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提高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水平，要进一步通过教师挂职锻炼、科研课题、企业咨询，以及学生的创业就业等途径，将知识创新成果外溢，使之转化成为源源不断的现实人力资本，从根本上解决沧州创新人才短缺的问题。

2. 重视软科学研究，大力发展咨询行业

软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以复杂的社会、经济、技术系统为研究对象，综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旨在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软科学不仅在支持决策上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促进科学的发展和实用化方面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18］。沧州现有产学研政策主要聚焦直接作用于工业技术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长期忽视了包括领导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决策科学等软科学的重要性。

针对沧州民营中小企业管理模式落后、企业家精神不足、第三方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应鼓励企业不仅通过产学研创建一批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解决企业在工业技术方面的现实问题，还要扩展与高校在软科学方面的合作内容，在人才、项目、战略、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深化合作，改变目前重技术、轻经济，重微观、轻宏观的倾向。

鉴于咨询行业是发展软科学的主要力量，其所提出的咨询建议往往能超越狭隘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政府应支持引导管理咨询行业，企业应加强战略、规划、政策、市场等方面的咨询活动，在咨询队伍中也应增加经济、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系统工程等方面的人员。

3. 创新人才管理，优化人才激励机制

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工作思路，针对创新人才流动性强的特点，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人才发展平台建设［19］，允许和鼓励部分科研人员去企业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完善分配形式和奖励形式， 鼓励科研人员以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为资本，参与企业投资和收益分配［17］

（Ｐ17），真正将创新人才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

（四）完善生产要素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大税收、金融、用地支

持

调查发现，企业对要素成本最不满意，资金、人才和土地是成本较高、较

为匮乏且不易获取的三大生产要素。因此，应多管齐下，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保证创新的顺利开展。

1. 降低税费负担，健全金融支持体系

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要转变规范政府收税、收费行为，清理行政性收费，对企业“少取多予”，切实减轻企业税收和缴费负担，让实体型企业轻装上阵。

应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政银企共同参与的网上运作平台，合理设定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提供灵活性、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2. 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提高要素普惠性

要研究更加灵活的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盘活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土地， 解决工业企业用地指标等阻碍企业转型升级的历史遗留问题，研究建设乡镇产业园区，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服务，优化产业园区管理机制，帮助引导中小企业向产业园区集中，享受更多的创新服务。

进一步清理各种要素市场准入条件中隐性壁垒，特别是要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落实2019年财政部下发《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和2021年正式实施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提高政府采购的普惠性。

综上所述，沧州市长期以来创新基础薄弱，尚处在由生产要素和投资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进程中。面向中小民营企业开展沧州市营商环境调查，依据企业评价提出促进企业创新的营商环境改善措施，可以为其他发展阶段相近的城市谋求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参照。沧州应以打造创新生态系统为目标，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明确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角色，通过构建激发创新活力的机制，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壮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主体，培育行业商协会和各类中介机构等服务支持主体，将政府的创新政策转化为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当各类主体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时，就会形成创新生态系统自组织的良性循环［20］，从根本上避免“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片面，跳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怪圈，缩小与发达地区创新型营商环境的差距，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服务对接雄安新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早日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市、美丽沧州新局面。

与象比邻，共享绿色家园 云南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样本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XX年12月2日）

2021年夏天，“短鼻家族”15头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北移南归，引发世界关注。

位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象谷是野生亚洲象的传统栖息地。野象出没使野象谷这个著名旅游景区更加受到关注。然而，在距野象谷不远的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坪村中田坝村小组，村民们有些发愁：亚洲象应该保护，可是田里的粮食、水果，几乎都被野象吃光，怎么办？

中田坝村民们的烦恼，也是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亚洲象活动地区普遍存在的矛盾。如何化人象冲突为人象和谐共生，如何既保护亚洲象又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考验当地政府及民众的一大难题。

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要求云南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多年来，云南亚洲象活动地区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化解人象冲突，努力促进人象和谐。日前，本报记者与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成调研组，深入云南西双版纳州、普洱市等亚洲象栖息地及其活动地区，寻求实现人象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探索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模式。

1. 爱象护象保护亚洲象生存家园

在亚洲象的栖息地，人们一直守护着亚洲象的家园。

30多年来，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增长，从150多头增长到目前的300 多头，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临沧市一带，目前活动范围覆盖7个县市区、40多个乡镇。

全国首个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坐落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野象谷，那里的工作人员被称为“象爸爸”。“大象医生”保明伟介绍说，去年7月，小象龙龙

因为腿部被藤篾缠绕受了重伤，被象群遗弃在茶园。保明伟和“象爸爸”第一时间将龙龙带回救助中心救治。几个月过去，龙龙的腿伤基本痊愈，长高长壮了。救助中心成立13年来，成功救助受伤、受困亚洲象13头，当场放归4头，人工繁育1头。

当地群众也热心参与亚洲象救护。今年9月，在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有群众报告一头幼象掉进了蓄水池，因水位较深无法脱困。林业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凿开水池放水救援。得到帮助的小象爬上了岸，与两头亚洲象会合回到了森林中。

为解决亚洲象到农田觅食等问题，普洱市探索建设“大象食堂”（即食物源基地）。在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曼老江畔的680亩食物源基地，思茅区副区长史进对调研组说：“这里是政府和村民共建的‘大象食堂’，农户种植玉米， 政府每亩补助200元，玉米被大象采食后，剩余玉米归农户，农户还可得到保险补偿。既避免大象进入村庄，也为大象提供了食物，还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建‘大象食堂’，就是要让大象吃饱，大象安全了，人才能安全。”普洱市林草局动植物保护科科长周智韬说，普洱市今年新增食物源基地7000亩。林业人员还在象群活动路口投放玉米、食盐等食物，引导象群远离村庄和人群。

为给亚洲象提供更好的栖息繁衍场所，西双版纳积极建设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亚洲象栖息地。据保护区关坪管护站站长杨帆介绍，关坪片区常有亚洲象4 群共41头，为保护亚洲象，管护站恢复栖息地1500亩，建设食物源基地730亩， 为引导大象改变依赖吃粮食作物的习惯，专门种植象草、甜竹、棕叶芦等大象爱吃的植物。

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副局长刀建红说，全州在加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02 万亩建设管理的同时，为引导外溢亚洲象群回归保护区，根据亚洲象的栖息环境和取食习性，累计建设食源地、修复栖息地9629亩。

为保护勐腊县南部及边境地区的跨国象群，西双版纳州政府与老挝北部三省政府共同在中老边境划定了20万公顷的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已召开13次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交流年会，开辟了中国生态保护跨境先河。

近几年，普洱市编制了亚洲象保护的校本教材、宣传手册，在普洱学院、普洱二中等学校建立教育示范基地，提高了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护象意识。走进普洱学院亚洲象自然生态展馆，调研组看到了栩栩如生的大象标本。“这是云南高校第一个以亚洲象为主题的科普教育馆，是云南讲述大象故事、展示

生物多样性资源优势的一个窗口。”亚洲象自然生态展馆副馆长章靖说。

2. 人象分离增强当地群众安全感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亚洲象监测员刁发兴的家中，他激动地拿出无人机给调研组展示他拍摄的亚洲象活动视频，“我们把大象当家人，给江城的每头公象都取了名字，便于识别；有些象也认识我，今年2月，我看见‘大长牙’在公路上正要踩一辆轿车，急忙高声呵斥，‘大长牙’看我一眼，缩回脚转身走了。”刁发兴说。刁发兴率领的15名监测员负责江城县的亚洲象跟踪监测，风餐露宿，24小时监测预警，避免人象遭遇。

当前，西双版纳、普洱、临沧都建立了亚洲象监测预警系统，保护人象安全的技术手段日益现代化。据普洱市林草局副局长赵斌介绍，2021年，普洱购置了18架红外线无人机，今年普洱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专业护象队伍和64名监测员组成的村寨护象队伍。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赵建伟演示了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调研组从平台上看到了监测点亚洲象活动的实时情况。“西双版纳安放了600台红外相机、177套智能广播、21个摄像头，红外相机对亚洲象的识别率达99%，13～15秒内就能发布预警。”赵建伟说。

除了监测预警，监测塔、防象栏、防象沟、避象亭、电子围栏等防象设施也逐步推广，筑起一道道人象安全屏障。

2021年11月20日凌晨5点，一头野象破开思茅区蚌弄村蚌弄小学的铁门，闯进校园寻找食物，“幸亏当天是星期六，学生不在学校，没有人受伤！”蚌弄村党总支书记陈磷椿心有余悸。第二天，当地政府迅速加高学校围墙，在校门口安装碗口粗的钢管防象栏，挡住野象，保障师生安全。

景洪市大渡岗乡香烟箐村的23户村民原本居住在野象谷深处的老寨，野象活动频繁。为避免人象冲突，2015年，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组织全村搬迁到香烟箐，2018年，又在香烟箐村周围修建了两米多高的防象栏。“现在安全多了， 睡觉都安心了！”在村里开农家乐的李文才说。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大树脚村，一座10余米高的亚洲象监测塔矗立在5个村庄中间，站在监测塔上层，可以看到五个村庄附近的情况，监测塔下方就是大象经常取食的田地，塔下还留有大象的脚印，监测塔既便于观测大象，也成为周边群众的紧急避险点。

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成立了人象冲突矛盾纠纷调解室，挂牌了人象和谐法

律服务站，化解人象矛盾纠纷。至今六顺镇调解了6起象损纠纷，为群众提供3 次法律援助，争取到未及时赔付象损资金270余万元。

西双版纳自2010年在全国率先开展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补偿亚洲象等野生动物肇事带来的损失，后在全省、全国推广。据云南省林草局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李鹏介绍，2019～2021年，全省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投保1.93 亿元，补偿了10.8万余起野生动物肇事损害事件。

“2021年，普洱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补偿2100余万元，其中亚洲象肇事补偿占七成以上，起到了兜底作用，减少了群众损失，缓解了人象冲突。”周智韬说。

在西双版纳野象谷，调研组看到了亚洲最长的高空观象栈道，打造了“人在空中走，象在地上逛”的人象和谐生态游览模式，形成了以亚洲象生态家园为代表的人象和谐共生发展业态。临沧市南滚河地区生活着约30头亚洲象，班洪乡南朗村大力打造“南廊记”品牌，发展“大象米、大象茶”等生态产品， 探索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双促进的路径。

3. 破解困境让人象各得其所和谐共处

“网络上传播了亚洲象萌宠可爱的一面，却忽视了野象猛兽的一面。既保护好亚洲象，又保护好当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虽有明显成效，但也还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多年从事亚洲象保护工作的刀建红告诉调研组。

近几年来，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的扩大，西双版纳、普洱约有三分之二的亚洲象长年在自然保护区外活动，亚洲象的活动区域常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区域重叠，人象冲突时有发生。

亚洲象会到庄稼地里寻食，有时会进村找食物和盐巴，容易与村民遭遇。在西双版纳和普洱，野象肇事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受袭人员多是在田地或路上遭遇野象的村民。当地群众保护大象的意识较强，但自我安全意识仍然薄弱。

据了解，在亚洲象长年分布区、重要栖息地和主要象道附近，有防象设施的村寨还不多，太阳能路灯、避象塔等设施也相对不足。

中田坝村的村民就有些担心，西双版纳有防象设施的村寨仅有香烟箐村和关坪村委会三六队。30多年前中田坝附近就有亚洲象活动，如今周边亚洲象达30多头，村口无防象设施，大象进村时只能靠监测员及时通知大家回家躲避， 而这是当地多数村寨的常态。

周智韬表示，“普洱市有防象设施的学校只有两所，林草部门在3个村寨修

了22公里电子围栏，因为地方财力有限，还有很多村寨、学校没有防象设施， 需要住建、教育、交通等部门共同努力。”

此外，村民关心的还有亚洲象肇事补偿标准：粮食、经济作物常被野象吃掉或毁坏，但补偿标准不高。

关坪村原党总支书记陆代荣算了笔账：“亩产值1200元的稻谷，一亩赔900 元，一株可收入1000多元的橡胶树赔35元。田地里只要有大象，大家都不敢去干活，造成的间接损失无法得到补偿。”

为了减少损失，中田坝村近年减少种植大象爱吃的玉米、水稻，改种芒果等水果。“想不到现在大象也喜欢吃芒果，7月30日大象就来吃了两吨多芒果， 弄断了400多棵芒果树，全村损失3万多元。”身兼保险公司勘察员的护林员张建介绍说。

“希望保险补偿标准达到或接近市场价，因为亚洲象保护是全国、全世界的事。”陆代荣说，“正因为补偿低，有些村民就冒险到田地里抢收粮食，容易受到野象攻击。”

针对村民们的意见建议，刀建红解释说：“近几年，保险补偿标准已经逐步提高。但因为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是由地方政府投保，如果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都按市场价补偿，那么一年保费就需要1～2亿元，地方财政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保费。”

调研组了解到，在亚洲象活动区域，除防象设施、肇事保险投入不足外， 亚洲象监测、食物源基地建设的投入也有不足。在亚洲象活动频繁的江城县、思茅区等地，用于亚洲象监测的无人机数量还较少。随着救护的野象数量不断增加，亚洲象救助与繁育中心也面临着急需改扩建但无资金的困境。

“‘大象食堂’能有效减少人象冲突，普洱市需要建设至少十万亩‘大象食堂’才能满足大象需要，但因为财力有限，至今只建了7000亩。”周智韬说。

许多基层干部和村民认为，保险补偿不能根本解决人象冲突问题，希望把亚洲象和村民生产生活的区域分隔开来，让亚洲象回到自己的栖息地，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要让亚洲象都回到自然保护区，回到自己的家园，就要恢复和建设好亚洲象栖息地，但保护区内的疏伐间伐等恢复栖息地的措施受到相关规定的限制， 这是基层林草部门的困惑。

调研组了解到，目前除景洪野象谷、临沧南滚河对发挥亚洲象品牌优势、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方面有一些探索外，多数地区还处于被动防象的处境，化解人象冲突、实现人象和谐共生，还任重道远。

4. 凝集众智为化解人象冲突建言献策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人象冲突？如何克服实践中的重重困难？如何能使亚洲象保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调研过程中，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纷纷建言献策。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建议从推动中央财政支持的全国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政策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优化完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政策制度。

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提出，应大力加强我国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基础研究，揭示亚洲象群迁移规律、栖息地承载力等，为科学管理亚洲象、促进人象和谐发展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高级工程师李维薇建议，应鼓励引导创作亚洲象文创和传播产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扩大亚洲象“朋友圈”，构建面向东南亚亚洲象13国栖息地的“亚洲象保护命运共同体”。

“云南对亚洲象的数量调查精确到了个位数，对亚洲象的活动做到了实时跟踪监测，对亚洲象肇事实行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制度，这些成果和措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第一次。”李鹏说，要强化安全防范联防联控，实施安全防范工程，争取逐步提高保险补偿标准，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

调研组了解到，为推进亚洲象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国家林草局、云南省积极探索开展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已于2021年7月启动创建亚洲象国家公园。

5. 命运与共人象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

调研组认为，云南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持续加强亚洲象保护， 促进人象和谐共生，成为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生动实践，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探索，形成了以亚洲象保护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云南经验。

经验一：建立健全亚洲象保护政策体系。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亚洲象保护管理的通知》等政策，为亚洲象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经验二：实现亚洲象系统性保护。在全国率先实施保险、管理、救护、监测等保护措施，创造性地实施食物源基地建设、跨境保护等措施，持续增加保护投入，改善亚洲象生存环境。

经验三：科技创新支撑保护管理。用科技的手段开展亚洲象繁衍和救助、

亚洲象监测预警等工作，有效保障了人象安全。

经验四：积极发展生态产业。探索发展“生态旅游+”，努力实现保护发展双促进。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推进人象和谐共生，调研组结合调研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一：同舟共济，推动人象和谐共生理念的现代化。牢固树立和普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亚洲象是全中国和全人类共同财富”“生命至上”的理念，形成共建人类与亚洲象和谐共处美好家园的社会共识。

建议二：创新机制，推动人象和谐共生实现机制的现代化。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云南创建亚洲象国家公园，出台《亚洲象国家公园管理条例》，系统性加强亚洲象栖息地的保护与建设，推广人象保护工程，建设好亚洲象的家园。

建议三：科技支撑，推动人象和谐共生科技手段的现代化。强化亚洲象的基础性研究，为亚洲象保护管理提供科学支持，科学确定亚洲象国家公园边界范围和管控分区，增强亚洲象监测力量，扩大监测覆盖面，提升监测预警水平。

建议四：资金保障，推动人象和谐共生保障机制的现代化。国家和云南省设立亚洲象保护专项财政资金，加大亚洲象保护资金投入；依法设立中国亚洲象保护基金会；将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纳入财政政策性保险，使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不低于市场标准。

建议五：绿色发展，推动人象和谐共生可持续性的现代化。立足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的资源优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示范带，发挥亚洲象品牌优势，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促进亚洲象保护和地方经济社会绿色共赢发展。

建议六：国际合作，推动人象和谐共生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加强与南亚、东南亚亚洲象主要分布国家的亚洲象保护合作与交流，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完善和推广中老缅亚洲象跨国保护机制。

在基层治理中运用大数据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湖北省荆门市为例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虹懿

摘要：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各地在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优化政务服务、强化基层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大数据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解决好大数据管理和应用问题，都迫在眉睫。本文以湖北省荆门市为例，系统梳理了该市发展大数据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深入查找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现实挑战， 并从加强教育引导、优化治理结构、促进资源融合、激活神经末梢、确保常态长效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大数据；社会管理；政府治理；政策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10亿，形成全球最庞大、覆盖最广泛的数字社会。不可否认我们已经迈入数据化、智能化时代，即当下常说的“大数据时代”。从网络购物、外卖点餐，到扫码支付、手机导航，再到移动办公、远程视频等，可以说大数据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疫情造成了社交阻隔，带来了数据信息量的暴增，线上下单、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成为高频热词。不少权威机构和专家预计，“后疫情时代”将是数据时代，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将进一步融合，大数据将渗透到各行各业当中。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开启了大数据建设的新篇章。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中央、各省区市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智慧城市、电子政务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相关工作落地落实。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为我们发展大数据产业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0XX 年，笔者在湖北省荆门市进行深入调查，了解了荆门市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优化政务服务、强化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1. 政务数据资源整合

   0. 着力建设“一中心”，确保规范运行

2019年，荆门大数据中心成立，作为市行政审批局的二级单位，负责全市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工作。成立了由市长担任组长的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 统筹负责全市电子政务、大数据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就重难点工作及时研究调度，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制定并发布了《荆门城市大数据术语》《荆门城市大数据清洗规范》《荆门城市大数据采集规范》等5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地方标准，经国家质检总局备案，纳入国家标准数据库，填补了该市大数据技术应用领域的空白，也是湖北省大数据领域第一个地方性标准，在湖北乃至国内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市大数据中心搭建统一认证、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共享、大数据可视化和互联网数据接入平台，建成人口、法人、宏观经济、地理信息和建筑物数据库，对中心数据管理平台、统一认证平台、信息资源门户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进行改造和重新部署，完成3.0改造升级，提升了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和数据服务支撑能力。

0. 着力打造“一张网”优化政务服务

2017年，荆门市在湖北省率先建成政务服务“全市一网”系统，目前已建成上联国家、湖北省，下接县、乡、村的六级电子政务外网专线网络，并与全省“一张网”系统实现数据对接。此外，还修订完善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及服务指南，实现了与省政务服务事项名称、类型、编码、办事指南“四统一”。2018年初，荆门市启动“全市一网”系统向乡、村两级延伸工作，在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编制录入了机构、人员、事项等各项基础数据；集中统一采购了24小时自助服务终端。村（居）民办理相关便民服务事项，在村和乡镇便民服务大厅即可通过网上办理，在湖北省率先实现市、县、乡、村四级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

0. 着力管好“一片云”整合数据资源

2015年，建成基于云计算的市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完成市电子政务外网协同办公平台、医疗卫生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政务服务支撑平台、政务中心外网监控机房等项目建设和部署。对平台进行扩建升级，建成面向公众服务业务应用的“荆门云”平台，计算和运维能力处于国内地级城市领先水平，达到公安部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标准。目前，已完成电子证照、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察、

社会救助、税收共治等49个业务系统迁移上云，承担了协同办公、大数据、政务信息共享交换、税收共治、“两法”衔接、“信用荆门”等跨部门综合应用， 率先与湖北“楚天云”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在此基础上，荆门市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在网格化管理、数字化城管、智慧警务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1]。比如在“雪亮工程”建设方面，全市现已建成图像监控点近6 万个，中心城区所有单位、场所、住宅小区内部视频监控全部接入公安视频专网，村村有监控、道路有卡口，重点部位视频监控率100%，真正做到“监控进村，探头站岗”。在网格化管理方面，在全市范围内建立网格化管理平台，将中心城区划分为620个网格，为社区网格员配备专用手机，开发利用“荆门智信” APP向指挥中心报送巡查信息，充分发挥网格员城市“管家”的作用。在数字化城管方面，荆门市在原有数字城管基础上，大力创新方式，拓展功能，逐步补充完善了工地监测、环卫与渣土车辆监管考评、重要消防场所监控、中心城区无人机巡查等功能。在智慧警务方面，2018年11月，全省首位机器人接警员“小白”在东宝公安分局龙泉派出所上岗，借助移动警务终端，通过系统定位和视频通话，实现了远程跟踪和在线管理，节省了报案人和民警80%的精力。

2. 大数据存在的问题

在大数据、智能设备广泛应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比如，木马病毒、钓鱼网站、黑客攻击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受商业利益驱使，一些数据平台运用大数据对用户精准“画像”，导致大数据“杀熟” 现象时有发生；网络平台过度收集、存储甚至售卖用户信息，轻则带来不胜其烦的骚扰电话、短信，重则诱发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等。笔者深入街道社区一线作了调查研究，深刻认识到广大群众、基层政府在推广应用大数据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0. 对大数据认识不足

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大数据之中，出行要查验健康码、行程码，购物要用到微信、支付宝，离开了大数据我们可能寸步难行，但是对大数据究竟是什么、如何搜集各类信息、具体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大数据要注意什么等等，很多人却不甚了解。

运用大数据不够积极主动。对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我们更多是被动接受， 很少积极主动去关注和运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如果不是进出公共场所要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很少有人主动去了解自己的出行记录。金融机构和政府部

门推广的线上营业厅和智能APP，不是迫不得已，我们也不会主动运用。

能力素质存在短板弱项[2]。受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式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运用自己固有的经验、熟悉的事物，对于大数据时代涌现的一些智能设备和手段，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排斥心理，存在不想用、不会用现象，这种情况在边远农村地区、在中老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0. 顶层设计不够合理

从政府层面来看，顶层设计不够合理。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后，各地成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但职能职责和管理体制却不尽相同，不能形成上下对口、协调一致的工作格局。以荆门市为例，荆门市大数据中心是市行政审批局的二级单位，而其上级机关湖北省大数据中心是省政务办的二级单位，下级机关东宝区大数据中心是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安排部署工作时，由于行政审批、网格化管理、政府信息公开、涉及单位众多、协调难度大，工作运行不够高效顺畅。

0. 数据融合不够充分

以荆门市为例，荆门大数据中心的运行平台（荆门云），已经市直单位很多系统“迁徙上云”工作。但一些部门数据信息仅限于某一领域，且数据标准不统一，系统间无法兼容，一定程度上造成“条块分割”和“信息孤岛”现象。比如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统计和管理，公安部门使用的是警务综合平台，卫健部门使用的是国网系统，荆门本地政法机关推广使用的是网格化系统，三个系统数据难以统一和协调。

0. 监督管理不够到位

对于新兴产业和新生事物，相关的管理制度比较滞后，职能部门的管理理念、手段方式还跟不上，特别是事前预防和技术保护还不到位，这是安全隐患和隐私泄露易发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专业人才较为欠缺，大数据作为新兴产业需要专业的人才支撑，包括数据分析人员、数据理解人员和技术使用人员等， 尤其在基层这些人才严重缺乏。同时，部分管理人员如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 不能紧跟“互联网+”时代潮流，无法准确理解、掌握智能设备的管理和使用， 更谈不上有效指导群众。对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对症下药，将大数据打造成社会管理的“强力推手”，政府治理的“幕后高参”。

3. 对策建议

   0. 营造“全民普数”氛围，加强教育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社会基础。”相关部门要系统梳理大数据基础知识和基本常识，形成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普及教材。大力开展“谱数”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等活动，将数字素养和技能纳入教育体系，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要创新宣教方式，采用“线上推介+线下活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隐私保护、反诈等常识，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保护意识。要针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以及民族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人群，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和APP适老化、无障碍化改造，全力补齐宣传教育短板。

0. 构建“城市大脑”平台，优化治理结构

借鉴杭州、贵阳等地经验做法，坚持从战略高度抓好统筹谋划，形成大数据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落实的工作机制，编制推进大数据行动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大力推进集约高效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大力实施城市大脑项目，着力构建“1+1+N”一体化发展格局（1个大数据中心、1个支撑平台、N个行业和部门应用系统），实现“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码通服”，确保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民生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同时，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在疫情精准防控、城市应急处置、智慧城管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市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综合应急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应急保障能力。

0. 破除“数据孤岛”障碍，促进资源融合

以市域为单位，按照统一运行网络、统一基础设施、统一标准规范的原则， 整合各部门人、车、路、环境、城建、视频监控、公共事业等数据信息，将数据信息系统直接接入平台中枢，为政务管理、城市治理和群众生活提供服务。尤其是要制定并严格执行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确保数据在源头采集时准确规范、真实可靠，为数据交流和共享把好“第一道关口”。积极探索跨区域、跨行业共建共享机制和模式，对于特定领域数据信息，如标准难以统一或存在保密需要，可以通过数据“搭桥”、技术“加密”等手段，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

0. 凝聚“多方共治”合力，激活神经末梢

针对大数据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隐私泄露和信息安全问题，政府部门要深入开展专项治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利用大数据资源信息的行为。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注重对从业人员的道德准备和职业操守的教育管理，规范

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标准、流程和方法。广大群众转变观念、主动参与，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中，就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充分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把社区与居民的互动尽可能地移到网上、连到掌心，实现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用“小程序”“小服务”解决“大事情”，切实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联系服务群众最前沿。

0. 夯实“数据上链”基础，确保常态长效

逐步完善数据信息分类保护的法律制度，明确数据挖掘、存储、传输、发布以及二次利用等环节的权责关系，切实做到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出现问题必追责。解决数据安全隐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推动技术进步， 通过技术手段上好“安全锁”，筑牢“防火墙”，从源头上堵住安全漏洞。例如，将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纳入技术开发程序，对个人身份信息、敏感数据等采取加密处理，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隐患。要发展培育一批大数据龙头企业，坚持引进和培育并举，通过政策支持、税费补贴等方式支持现有大数据企业做大做强，为相关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大力培养大数据专业人才，加强统计分析和计算机领域人才的交流互动，努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招博引硕”、专项人才计划等方式，大力引进大数据相关人才投身基层实践，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结语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产业发展是大势所趋，也必将大有可为。但大数据应用是一把“双刃剑”，笔者并非否认大数据技术的宝贵价值和重要意义，只是呼吁在数据技术方兴未艾的重要时刻，通过对其深入分析、理性思考，找准其存在的突出问题，靶向施策、对症下药，这样才能趋利避害， 促进大数据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政府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董晰

政府机关后勤服务是保障机关安全有序高效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是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组成，也是后勤服务发展的重要方面，理应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畴。2020年初财政部公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 规范和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凸显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意义。在新的要求下，各级机关怎样贯彻《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后勤服务购买流程，提升后勤服务供给质量，助力机关业务改革发展，值得研究、实践和探索。

一、厘清后勤服务的内涵和范围

厘清政府机关的后勤服务的内涵和范围，首先要厘清的是“机关后勤”与“机关事务”这两个概念，这对讨论政府购买后勤服务有非重要的理论作用。

“机关后勤”是我国特有的称谓，它参照了军队后勤的概念，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说法。主要是指机关后勤服务项目、内容、标准、质量层面的工作。“机关事务”是相对于机关政务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理性思考的认识，主要是指所有旨在保障机关正常运转的事务性管理和服务工作。“机关后勤”与“机关事务”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机关后勤” 寓于“机关事务”之中，特别是“机关后勤”作为一种约定成俗的说法，有时也包括了行政管理的综合保障服务。

“机关事务”管理是政府机关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职责是以资产管理为核心，比照现有的国家各级的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职能，就是办公用房调配、公用住房管理、公务车辆维保、办公消耗品库存、设备服装管理等相关内容，其目的是以提供高效物质保障为手段，保证机关高效有序运转，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并确保政府机关的各类资产保值增值，“机关事务” 管理工作不可能社会化。“机关后勤”包括的则是相对“类社会化”或可社会化的部分，比如：物业管理、环境维护、文印服务、被服洗涤、餐饮服务等。

从理论层面厘清“机关后勤”与“机关事务”两个概念，有助于对政府购买后勤服务的理解。从现有政府机关各级组织对机关后勤管理的范围来讲，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机关后勤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行政单位机关事务管理和后勤服务保障两层含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目前机关后勤管理服务工作

实际包括两个层面的服务，一是行政单位内部管理，即必须自办的服务；二是可以外包的服务。而这两个层面的服务则分别对应着“机关事务”和“机关后勤”，政府购买后勤服务的范围也应控制在上述的“机关后勤”范畴内，也就是说购买“可以外包的服务”。

二、政府机关后勤服务供给模式的实践

国内各地区、各层级的机关后勤事务管理仍处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各层级间机关后勤事务管理组织机构不统一，甚至同一地区或同一条线的后勤机构的性质、职责、权限、运作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造成在后勤服务购买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购买方式和购买主体。

第一类，由政府机关直接负责后勤服务的购买，直接向社会第三方购买后勤服务，购买主体是政府机关内设机构、具有行政机构性质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或是公益一类机关后勤事业单位。

第二类，由政府机关负责后勤服务购买，向社会上设立的公益二类的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进行购买，后勤服务经费划拨至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财政部、中央编办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财综〔2016〕53 号）提出，“凡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并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 应当将财政拨款改为政府购买服务”，并明确购买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相关经费预算由事业单位调整至部门本级管理。

第三类，由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省级机关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承担着后勤服务组织实施，但还没有进行分类改革。目前，大部分机关将后勤服务经费列入部门本级预算，预算包括机关服务中心自办服务和外包服务，委托机关服务中心组织提供后勤服务，机关与机关服务中心之间通过服务协议或者购买合同等方式，建立财务结算关系，按照约定由机关向机关服务中心支付费用。

三、政府购买后勤服务的实践探索

政府购买后勤服务的采购首先是政府机关的一种购买行为，其资金来源都是财政经费，采购行为应当遵循政府购买服务管理的相关规定。由于政府购买后勤服务采购范围与标的不同，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政府采购工作一定重点关注采购流程、质量、绩效等要点。

第一，要明确采购方式，要结合政府采购的实际项目、内容、标准、预计标的价格进行分析，采取合适的采购方式，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要对拟采取

的政府采购方式进行明确，选取的政府采购方式属于非招标采购方式的要按流程申报。

第二，对上述第二类或第三类供给模式的单位，选取的政府采购方式集中在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和询价采购这三种，建议考虑进行一次政府采购方式的论证，就是利用招标代理机构组织专家对拟选取的政府采购方式进行论证，重点论证采购方式的可行性，以及采取该方式的原因和理由是否充分。采购方式报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财政部门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

第三，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签订履约后，购买主体要继续关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全过程绩效实现情况，监督落实内控，节约行政资源，规范服务类型， 提高了工作效能；财政部门可关注纳入项目支出预算的服务内容，可选择性地实施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四、实践中的困难及对策建议

20XX年以来，各地方和各部门针对《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执行文件，对实施政府采购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范畴、采购方式、采购合同签订、合同分包、履约验收管理等作出细化规定，有效地推动了政府购买服务向深入推进，对政府购买机关后勤服务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明确，然而还有一些在实践中的困难值得关注。

第一，机关后勤管理服务归类打包边界不清。由于各层级间机关后勤事务管理组织机构不统一，甚至同一地区或同一条线的后勤机构的性质、职责、权限、运作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采购过程中存在将后勤服务施行“总包”，对“自办服务”和“外包服务”无差别对待，形成金额较大的标的项目进行单一来源采购的问题。一方面在“总包”合同中只要有几个或多个分项属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整个项目就存在施行单一来源采购的可能性，不利于主管预算单位、财政部门精准识别；另一方面由于包含的范围过大，有形成转包服务的可能，演化成后勤服务工作“二传手”的现象。另外，也不利用将可外包的非核心、非关键服务部分进行分解，为未来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提供市场化机会，以培育市场中小服务供应商，扶持中小企业。建议各级财政部门和业务条线主管部门结合地域和部门特点，进一步细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对机关后勤服务归类给予一定明确，规范采购边界和方式。

第二，政府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的核心是节约财政资金，提供高效服务。政府购买后勤服务的目标是“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机构精简、职能优化，管理

内置、服务外购，统分结合、保障有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机关后勤服务的新局面，推动机关运行保障更均衡、更优质、更高效。这些实效的落实需要进一步加强单位绩效管理。目前，财政部门对预算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更关注于项目支出预算，现实中后勤服务经费来源更多的是一般性预算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绩效评价的间隙。建议财政部门可在关注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的同时，适度关注预算单位整体绩效评价，可将机关后勤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纳入预算单位整体绩效评价的内容中来，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高效优质。

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张钰灿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果，许多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融资难是困扰中小企业的重要难题之一。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探寻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的对策是当务之急。

中小企业融资概述

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是指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等不同主体申请贷款，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加强融资具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加强中小企业融资可以使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以应对市场挑战，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降低企业的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企业遇到一个新的风口常常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中小企业加强融资可以有效缓解资金压力，抓住发展机遇，同时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

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是融资渠道非常狭隘。与以往相比，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多元化，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依旧非常狭隘。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都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原始积累，这意味着它们的融资主要是以内源性融资为主，外源性融资的比例非常小。内源性融资主要是指企业负责人通过自筹或者向关系人借贷的方式获取融资，因为其不涉及金融体系，因此内源性融资风险并不大，可以长时间使用。但是内源性融资的规模相对有限，无法有效满足企业发展壮大所需要的各项资金需求，因此很多中小企业仅仅通过内源性融资根本无法满足资金的需求。

二是外源性融资的渠道并不顺畅。在中小企业融资之时，银行贷款作为金融贷款是很多中小企业最为重要的融资途径，商业银行所发放贷款也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和渠道。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加倾向于向大型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虽然一些银行会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但是贷款总额比例不大，同时贷款条件相对苛刻，

致使很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

三是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有限。许多西方国家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发展， 通过财政资金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设置了专门发展中小企业的基金，也会对一些中小企业直接进行奖励和补贴，以此降低中小企业的市场融资成本，同时缓解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压力。目前，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以此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但是我国政府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相对有限，更多的支持集中在东部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小。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支持的门槛依旧较高， 争取到国家财政支持的中小企业常常位于行业发展前列，大部分中小企业依旧难以获得政府财政补贴。

四是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比例较大。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够完整，加之中小企业缺乏向银行提供的抵押物，致使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比例非常低，因此很多中小企业往往转向民间融资，致使民间融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民间融资获得借款，但是民间融资并没有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目前，很多民间融资类似于地下融资，风险系数极大，而且存在金融诈骗的情形，一旦爆发会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动乱。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原因

第一，中小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不高。目前，中小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公司治理结构都存在短板，致使企业抗风险能力并不强，企业可持续经营的能力相对较低。由于中小企业正处于创业初期，未来发展的前途并不稳定，很多中小企业是以非法人的形式存在，致使金融机构并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放贷，不愿意承担放贷风险。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并不规范，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等级也不高，影响中小企业的管理质量。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可供担保抵押的财产相对较少，致使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第二，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我国产业发展政策并不兼容。近些年来，我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改革，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由以往的低端向中高端方向发展，而许多中小企业的产业经营策略依旧是以低端产业为主。受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许多金融机构纷纷增加了对传统产业的贷款管控，尤其是对于一些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的贷款管控，致使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日益严格的市场监管竞争也导致银行不断调整自身的金融服务方向，

银行更加青睐将贷款发放给大型国有企业，而对于中小企业的服务仅仅只是表面上的重视，并没有从实际上大力扶持。除此之外，由于受宏观环境的波动影响，许多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逐渐下降，致使中小企业的利润更加微薄， 很多中小企业难以继续扩大再生产，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我国产业政策并不兼容。

第三，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并不完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现有的金融服务供给明显不足，银行是中小企业获取融资的重要渠道。但是银行是自负盈亏的主体，在现有的政策考核之下，许多大型国有银行更加重视国有企业，并不重视中小企业，这也是银行市场化运作的应有表现。目前，致力于服务中小企业的许多城镇银行并没有发挥其放贷的水平，特别是城镇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贷款规模在大幅度下降，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需求。与此同时，针对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产品也不足，缺乏创新性的产品。由于很多贷款需要提供抵押物，而银行认可的抵押物一般是仅限于土地和房屋，知识产权以及创新成果难以成为抵押品，这很难符合中小企业融资实际需求，也很难符合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除此之外，中小企业的融资信息并不对称， 很多中小企业的信息并不够透明，在借贷之时并没有做出科学决策，而银行采集中小企业的信息成本又过高，致使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第四，第三方中介服务进一步萎缩。近些年来，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担保数额在快速下降，这也导致许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形进一步加剧。由于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系数加大，中小企业担保业务的风险系数也在不断加大，很多专门从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机构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我国并没有出台完善的银行金融机构担保机制，大部分银行往往要求由政府出资设置担保机构，而政府所设置的担保机构数量有限，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融资担保的力度也相对有限。除此之外，担保风险分担机制并不合理， 有些银行并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要求担保机构承担所有的风险，导致担保机构所承担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并不匹配，致使很多担保机构纷纷倒闭。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优化的有关对策一、政府部门方面

第一，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政策体系。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在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但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体系并没有构建，因此我国政府需要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支撑，构建完善的

政策体系，强化顶层设计优化政策细则，可以从金融服务、资本市场、信用机制等多角度进行分析，不断提高政策体系的落地水平，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第二，加强中小企业融资工作领导。为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水平，国家需要设置较高的职能部门，可以由中央政府成立统筹运作小组，由各部门共同参与到中小企业融资管理之中，以此不断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指导工作，降低中小企业融资压力，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质量。

第三，加强中小企业融资供给。为了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水平，我国政府还可以利用政策引导商业银行主动关心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加快推进中小企业融资新产品的研发，积极主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例如，我国政府可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金融激励机制，通过市场手段引导商业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增加村镇银行、中小民营银行等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比例，不断扩大对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规模。

第四，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在融资的过程中，企业信用非常重要，因此我国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此，国家可以从战略层面设计全国统一的信用体系平台，将各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信息融入信用平台之中，使金融机构可以辨别中小企业的信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信用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二、金融机构方面

第一，银行需要不断改进信用贷款授信制度。银行需要充分了解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需要针对中小企业业务设置相应的贷款产品，可以适当地下放审批权限，减少审批程式，优化审批流程，可以将贷款的责任下放给基层信贷人员。针对不同的中小企业，银行金融机构可以设置不同的贷款考核方法，对于一些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可以适当放宽贷款条件。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还需要统筹考虑信贷风险防范，尽可能地调动基层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努力提高融资服务水平。为了提高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质量， 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中小企业的发展特点推出适合它们的金融服务产品，例如可以针对中小企业发放时间更短的贷款产品，可以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贷款。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提供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例如通过确认应收账款的方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可以鼓励企业协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撑，强化担保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探索互助式的金融协作模

式，以此提升对中小企业的金融贷款支持力度。

第三，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压力，我国还可以构建政策性的金融担保机构，该政策性机构由政府部门主导，可以适当地加入社会资本，确保运营效率，同时也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市场化运作。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并不以盈利作为唯一的目的，主要是向中小企业发放成本更低的贷款担保，以此不断强化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增强中小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

第四，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还需要针对中小企业开放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方面的作用，以此丰富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质量，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例如，我国可以构建合理的转板机制，帮助中小企业在各个不同的股权市场上实现自由流动，同时还可以简化区域性的股权市场手续，使中小企业的融资手段更加多元。

三、中小企业方面

第一，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为了降低融资压力，中小企业也需要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加快推进自身的转型升级。为此，中小企业需要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需要主动把控市场需求，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还可以继续探索全新的领域，将一些未来发展的新技术融入企业建设之中，以此释放企业活力，优化企业决策流程，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实力。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还可以加强向产业链两端拓展，努力完善品牌建设及物流配送，以此提高产业附加值， 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实力。

第二，不断完善企业的管理机制。为了增强中小企业融资实力，中小企业还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机制，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企业法律法规建立财务管理制度，聘请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严格区分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 确保产权明晰。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还需要不断强化内部管理，着眼于企业发展，深化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拓展内涵式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还需要不断强化人才培育，增强企业经营人员的综合实力，开阔企业经营人员的视野。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水平，我国政府部门需要构建完善的服务政策体系，强化融资工作领导和融资工具。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完善信用贷

款授信机制，提高融资服务水平，强化资本市场建设，中小企业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实力，以此获得更多的金融机构贷款。

重庆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赵智

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是盘活乡村经济、实现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随着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等数字概念与农业农村加速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瞄准三农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为重庆乡村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坚实支撑和高效服务，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一、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动态

学界对于数字乡村建设问题也相当关注，普遍认为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地区居民最基本生产生活、新时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息息相关，农业农村能否顺利完成数字转型并助力乡村振兴，直接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属性、特征和走向。数字乡村涉及互联网、大数据、5G、物联网、区块链等多个技术环节，延伸出智慧农业、平安乡村、农村电商、远程医疗、智慧金融、线上教育、网络娱乐等乡村数字化应用模式。数字乡村的概念虽在不同研究框架下内涵、外延以及最终评价具体标准或许有所差别，但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的观点是诸多学者所认同的，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从区域角度看，城乡数字化发展的差异日渐凸显，农业转移人口流出等问题溢出的负外部效益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数字鸿沟。今后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展开新的探索，实施因地制宜的数字乡村建设策略势在必行。

二、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现状、瓶颈与趋势

目前，作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数字产业集聚地，重庆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数字重庆与乡村振兴任务，聚焦“互联网+”助力农业农村发展，大力推进“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工程，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字化、服务信息化水平，稳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与三农高质量发展的融合与应用。

2015～2020年，重庆市共投入约70亿元用于农村农业信息建设。2021年， 全市实现全部行政村光纤通达、4G网络覆盖，力争20XX年5G网络乡镇覆盖率达到100%；全市建有农业生产智能化试验示范点386个，41.18万亩设施种植、868.04万头（羽）畜禽与8.82万亩水产养殖已经基本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生产，

智慧农业优质、丰产、高效的示范和展示作用进一步增强；从全国范围看，重庆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为43.3%，居于西部首位、全国前列，为西南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尽管重庆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还是存在一些数字乡村建设短板需要补齐。

（一）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近年来，重庆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配套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部分偏远乡镇存在的5G网络覆盖死角、带宽有限、信号稳定性较差等硬件问题仍较为突出。比如，光纤网络入户率和5G覆盖率还有待提升，互联网通村入户“最后一公里”瓶颈凸显，以及数字信息技术超前预见不够，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等。

（二）数据乡村资源采集、存储、共享、应用体系不健全

缺乏成熟的涉农数据要素平台，涉农数据“烟囱”和信息“孤岛”现象严重，通信企业、农户、政府共同参与乡村数据资源库建设角色不清，未形成合力。具体表现在资源分布零散、采集手段单一、采集标准凌乱、数据整合提炼困难、信息挖掘不够，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的能量不足，安全和数据隐私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保障等。

（三）数字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不够

相比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在发展上处于数字浪潮的相对边缘、末梢，挖掘乡村独特的技术价值、数字功能来全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突围的关键之一。一方面，重庆缺乏必要的数字化营销与数据治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与装备普及性不够，在农业农村发展中普及面与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局部试点与大田生产、规模种养推广、天网全覆盖等方面，存在区域和产业上的不平衡、不充分。

（四）数字乡村专业人才匮乏、农民网络素养不高

数字聚力，人才先行。除了硬件设施基础需要夯实之外，数字专业人才多集聚在城市，农村地区（潜在）客户的网络技能素养、网络安全素养、网络规范素养和网络学习素养相对不高。如何打破农村地区数字信息技术专业服务人员短缺、农户数字化生产技能缺乏、居民数字化生活水平不高等桎梏，从人的角度凝聚更多重庆元素、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技术的三农普惠效应， 亦是需要数字乡村建设关注的重点之一。

三、高质量推进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农业生产智能化、农业经营网络化、农业农村服务在线普惠化、农村管理数字化将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方向，新一代传感器技术、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基因组学和精准育种技术、微生物组技术等，都可能给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带来新的技术跨越。基于现状及对数字建设与乡村发展趋势的理解，提出六点对策建议。

（一）夯实数字乡村的硬件基础

第一，做好前期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深入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牢固树立网络强国、数字乡村的理念，坚持做好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规划设计，超前科学合理安排硬件配套布局。

第二，巩固和提升乡村通信网络建设成果。加大机房、服务器、信号塔等基础设施设备投入，加快推进农村地区5G网络的有效覆盖步伐，稳步推动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在通信网络“村村通”的基础上向“户户用”延伸、覆盖， 搭建起数字乡村的硬件平台。

第三，打通智能终端接入梗阻。高标准深化网络助农行动，持续推进提速降费等优惠活动，以智能电视、智能手机、便民服务终端的完善来畅通端到端的沟通渠道，加快补齐农村适老化、适农化的智能终端短板，初步形成“广覆盖、高速率、重普及、智能化”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体系。

（二）提升农村地区的网络普及度

第一，配合做好农村地区客户的数字化专题教育培训。通过网络视频、集中授课、田间学习和一线实训等，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群众手机应用、电子商务、互联网冲浪等数字化应用技能的技能培训，大力培育具备现代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实操能力的“新农人”，增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二，积极营造正向的网络应用环境。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勤劳致富等正面宣传报道，配合打击电信诈骗、黄赌毒等不良网络行为，引导群众接受信息化新技术、新应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实施网络补盲，使数字通信网络真正成为农民发家致富、乡村振兴的有力工具。

第三，提升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新的数字通信技术将带来超高清视频的高分辨率、高帧率和高动态范围让色彩更丰富、表达更精准，声音根据空间感和方位感，能够颠覆性革新教育、娱乐等农村视听产业，激发乡村医疗卫生、文化旅游、交通出行的行业创新。基于数字网络开发的虚拟现实游戏、远程诊疗、线上课堂、网联汽车等应用，可以进一步优化农村居民的数字生活体验。

（三）完善数字乡村资源体系建设

第一，加强数据资源体系顶层设计。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工作重点和数字乡村发展趋势，构建起通信行业农业农村数据资源采集、存储、处理、分析与应用的体系框架，摸索出可复制的数据资源采集方式和手段。

第二，对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以大数据和数字乡村综合运营平台为愿景，打造农业农村数据库、大数据平台（基地），做到农业农村数据及时更新、汇聚、上云，完善平台数据接口连接系统，实现乡村数据资源的统一集成、归类存储、优化整合、共建共享和智能服务，为农业农村数据精准应用打牢资源基础。从技术管理运营层面协助各部门做好数字平台协同，激励生产者主动采集数据、使用数据，辅助管理者运用数据、科学决策。丰富农业农村数据资源采集手段，创新3S、物联网、5G等新技术的数据采集应用方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充分挖掘和利用基础数据，推动产业数据、基础地理、遥感影响数据和空间矢量数据融合应用，实现农业农村发展可视化分析和监测预警。

（四）构建数字乡村科技创新体系

第一，前瞻布局战略性数字信息技术。面向全球信息技术发展前沿，以及重庆农业农村发展的动态需求，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方式，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制约，加强数字领域基础研究、核心技术、装备制造、产品开发、标准制定、算法优化与应用推广， 整合力量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数字乡村技术攻关。

第二，创新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围绕低耗、高精、经济、可靠的数字产品开发思路，稳步进行农业农村数字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重点推进精准感知和数据采集传感器的研发，掌握农业信息集成服务、遥感卫星数据应用、无人机精准作业等技术，进一步拓展关联数据挖掘、智能信息检索、资源整合匹配、数据隐私与安全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满足农业农村发展对数字乡村的全方位技术需求。

（五）深化产业数字化示范应用

第一，试点示范中总结发展经验。以创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为契机，筛选出产业基础好、融合潜力大、引领效应显著的农村地区，精心组织启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试点示范工作，积极探索山地特色智慧农业应用模式，早日建成一批

数字农场（牧场）、数字植物工厂、智慧温室等发展样板，形成一套成熟可推广的标准化数字经济发展流程和技术规范。

第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率先垂范。相对于传统农业生产者的保守，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新技术、新应用的接受度较高。鼓励这部分群体根据大田生产、设施农业、畜禽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农村电商等产业应用场景的不同需求，集成设施农业环境监测、智能控制、智能育苗、智能灌溉、病虫害监测、灾害天气预警等技术， 加快新装备、新技术应用，强化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的标杆示范引领作用。

（六）完善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第一，完善农村“互联网+政务”平台。突出“平台上移、服务下延、扁平化管理”的建设思路，重视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搭建重庆线上村务公开平台，提升乡村信息公开的村民知晓度、参与度。借助政务服务虚拟导办、一网通办、远程政务、智能便携审批等方式，对农村群众办事内容和要素进行细致梳理，通过数字化的政务服务流程与经验沉淀，进行网络政务智能化、模块化输出，提升乡村综合服务的信息化水平。

第二，构建平安乡村立体数字安防体系。作为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重要手段，数字化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为有效开展安防防范和打击犯罪提供了技术保障。“天网工程”与“雪亮工程”可有效实现农村安防的视距延伸，在高清视频监控技术迭代中实现了“看得见”到“分得清”的安防跨越。将智能监控与人工智能、无人机的结合，就能够对海量监控数据动态视频流与静态图片流中目标人和物的精准识别、对比、分析、追踪，实现快速移动、高效立体的平安乡村安防监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