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篇）关于数字经济素材汇编

关于数字经济素材汇编

（45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正在加速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全球经济结构。加快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向赋能”，是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是抢占数字经济关键赛道、建设数字经济强省的有力抓手。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数字底座”不断夯实

20XX年，江苏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重点行业发展成效明显。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指数66.4，连续8年位居全国首位；新增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累计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2家、国家级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6个、优秀场景41个；完成2.2万家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诊断。

在顶层谋划上“下功夫”，产业数字化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建立。聚力建设“数实融合第一省”，江苏着力谋划数字经济“推进机制+政策体系+法治保障” 全方位顶层设计，即建立“领导小组+专项行动小组+高端智库”推进机制，打造“一个指导意见+三年行动计划+七项行动方案+若干年度工作要点”政策体系，出台《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法保障数字经济做优做强。

在关键领域内“求突破”，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围绕化工、钢铁、服装等重点行业，编制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围绕装备制造、纺织和石化等行业，培育标志性“链主”企业，支持其利用5G、AI、大数据等技术对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销售、市场服务等进行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串联上下游、左右链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围绕服务业数字化，重点推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综合实力处于全国“领先梯队”。

在地方推进上“探路径”，各地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放眼全省，各地纷纷因地制宜探索以“智改数转”为重点的产业数字化路径。南京重点打造数字新基建及重点应用场景，2021年获评全国首批双千兆协同发展典型城市，累计实施超300个5G融合应用项目；苏州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全领域全方位应用，20XX年底，苏州数字人民币交易金额累计超3400亿元，个人钱包超3000万个，试点场景超93万个，数字人民币试点领跑全国；无锡连续实施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持续开展“十百千万”工程，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数量

居全国第一。

数字产业化，高端化发展的“数字大厦”加速建立

近年来，江苏在集成电路、物联网、新型显示、北斗应用等新兴领域率先布局，数字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截至20XX年底，江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10.6%，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关键领域扎实推进，数字产业化源头供给不断增强。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量子信息、6G、元宇宙等前沿领域，江苏企业不断释放创新活力，数字化产业潜力巨大。全省电子信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超过8000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位居全国第二。面向移动通信、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建设全国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400余家。无锡高新区是全国唯一的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其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规模达1352亿元，约占全国1/9。江苏71所本科高校设置数字化相关本科专业点近500 个，相关专业年毕业学生超过5万人，为数字产业化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

数字底座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平台体系加快建立。结合自身优势产业，

江苏各地加快培育数字产业化平台力量，已形成一批数字产业高地。中国（江苏）自由贸易区南京片区——江北新区率先开展“鲲鹏+昇腾”计算产业探索，为江苏数字产业蓄力赋能；南京、无锡等地积极创建国家AI创新应用先导区，

引培一批AI企业和专注于AI领域发展的产业创新载体；苏州大力建设新一代AI 创新发展试验区，聚焦“AI+”四大应用创新先行领域，打造苏州AI产业发展的核心先导区；无锡重点推进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建设，深入探索推动“区块链+”场景落地应用。

数字赋能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应用场景不断优化。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努力为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提供试验环境。围绕数字产业，昆山正致力于打造元宇宙产业园，推动建设元宇宙前沿技术的最佳试验场和应用孵化器。围绕数字政务，南京不断强化一体化政务服务综合能力，涉及服务成效度等指标均进入重点城市前10名。围绕智慧城市，无锡积极打造“数字百景图”，入学“掌上办”、停车就诊联动等数字应用场景加快建立，提升了城市数字化治理水平。

着力推动江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迈上新台阶

新使命新征程，江苏亟需推动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再突破、优势再强化、基础再夯实、环境再优化，努力实现从“数字大省”到“数字强省”转变、从“制

造大省”到“智造强省”进阶，全力打造数字经济“四个高地”，为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多作贡献。

科技引领，以数字技术赋能为动力源，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充分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以推进智能制造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培育契合新一代信息技术特性的应用场景，重点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关键支撑的智能制造和共享制造，拓展“智能+”在企业级、行业级和制造生态级别的逐层渗透和应用，做强“智能+”赋能制造。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数字化渗透，重点培育智能设计、新物流、新零售、新金融等服务新业态。大力发展特色高效数字农业，加快农业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

重点突破，以特色优势领域为突破口，增强数字核心产业竞争力。聚焦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深化“揭榜挂帅”“赛马制” 改革，构建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共同推动大数据、云计算、5G、量子通信、AI、区块链、第三代半导体等智能技术群的关键技术创新和协同应用创新，促进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持续涌现。聚焦战略必争或亟需领域，探索在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中设立“数字经济”专题，带动集成电路、AI、物联网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平台支撑，以数字资源集聚为着力点，夯实数字经济底座功能。对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优化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新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平台布局，增强算力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围绕重点产业、数字金融、数字贸易等开展数据价值化研究，探索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平台，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交易。实施数字人才引培行动，将数字高层次人才纳入全省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集聚一批高端数字人才和创新团队。鼓励省内高校开设数据科学、大数据、云计算、AI等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强数字领域专业教育和融合型、实用型人才培养。

环境营造，以创新应用示范为落脚点，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支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乡村等试点建设，结合江苏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数字强市、数字强县（区）建设试点。推动智能工厂、特色数字小镇、数智城市等建设，提供更多真实的综合性试验场景。重点打造江苏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等大企业服务平台和区块链专业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新平台，着力培育一批特色优势企业及一批优秀本土行

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牌企业，推动建立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财政支持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和实现路径研究

曹晶晶、李宣、乔莉楠

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融合渗透成为全新的经济发展动态，同时也带动了社会治理朝着数字化的趋势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与相关效益在新阶段不断升华，新旧动能的有机转换可助力现代产业体系的优化与调整，从而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基于此，中央政府在2020 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及：“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针对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相关问题，目前河北省政府尚未制定出明确的财政支持方案，因此本文对河北省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考量，分析了财政支持河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流程与发展困境，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应的财政支持优化方案，从而为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一）政策支持趋于完善，数字转型深入推进

现如今，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河北省的热门话题之一，河北省委、省政府于2019年8月出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5G发展的意见》，2020 年7月出台了《河北省电子信息产业重点攻坚行动计划（2020—20XX年）》，2020 年10月出台了《河北省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20年10月确定了河北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试点城市，沧州市、衡水市、唐山市、石家庄市为市级试点城市，迁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香河县、石家庄市鹿泉区、邱县、黄骅市、邯郸市峰峰矿区、武邑县、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顺平县、南宫市、阜平县为县（市、区）级试点城市。

基于上述政策的支持，河北省制定了“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农业”等领域的发展规划，初步实现了全省范围内智慧产业的全面覆盖。在智慧农业方面，河北省物联网农业云、农业数据库等智能化农业技术的产出，为助力河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在智慧工业方面，河北省两化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为省内1.2万家企业的“上云”模式创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服务业方面，数字化转型深入拓展，数字化民生服务的用户规模快速增长，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二）财政支持广度提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河北省数字财政的交替升级，推动省财政收缴、支出等系统的工作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无论是用于财政系统内工作运转的采购、资金监控系统，还是用于系统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程，都伴随数字财政的精准供给实现了工作效率的全方位提升。在省财政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方面，河北省积极响应财政部号召，主动建设省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机制，初步实现了数据财政的省、市、县自上而下的精准覆盖，打通了省域财政一体化的供给格局。河北省数字财政的创新产出为省内信息技术产业以及相关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河北省在2015—20XX年期间，数字经济创收总值同比增长了0.54倍，2021年，河北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67.7亿元，同比增长22.4%。

二、河北省财政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理

（一）消费层面的财政政策推力

数字信息技术的覆盖范围逐步提升，带动了产业界限及产业运转模式的重构，从而推动了规模经济、覆盖经济和长尾效应，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供需对接的时空限制，特别是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的深入运用带动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发展层次逐步提升，消费领域出现了个性化、高品质、丰富性的发展需求。消费需求的逐步升级，必须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推动力，在需求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全新的支撑点。财政助推明确了数字技术研发领域的国际化发展水准，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设了具体的发展场景，帮助传统型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推动数字产品与相关服务的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为数字经济带来更大的效益。

（二）生产层面的财政政策动力

通过分享或互换大数据，具备相应规模的社会实时生产体系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发展态势。因此，传统经济形态的财政标准已经不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需求。财政政策主要对生产要素、生产技术、生产协作发挥作用。从生产要素来看，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附加值的不断提升主要依赖于数据与人力资本，政策设计逐渐偏向于提升数据的开放度，并且涉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内容。从生产技术来看，财政政策发挥着支持优化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水平、创新共性技术、提升新兴技术覆盖率的重要作用，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生产协作来看，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依托下，供应链中的上下游企业逐步运用数字化进行营销、制造与管理，同时财政政策也可推动社会资

本的有机涌入，提升数字平台的建设速率与应用维度。

（三）市场层面的财政政策助力

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导致了政府的作用机制有所转变。全新的商业模式诸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社群经济等迅速发展，逐步加强了平台搜索匹配的功能效力。基于此，必须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全新的发展追求，注重数据资源的整合，同时注重安全性问题。财政对河北省全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助力，为数字经济赋予了多样化、平台化、共享化的发展特质。

此外，数字经济的全新属性在于交易的去中心化发展。数字技术的覆盖率逐步提升，带动了市场结构的转型过渡。数字经济推动着市场竞争机制的转变，但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主义依然发生作用，政府的包容审慎监督依旧不可或缺。打造更加科学的产业发展生态，核心内容在于提升竞争机制的实效性，保持竞争的有序进行。为确保数字经济产生全新的样态与形式，可积极关注打造数字经济特色园区，建设良性互动产业环境，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共享服务联合体等众多项目的实施动态。

三、河北省财政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

（一）对比发达省份，河北省数字经济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近年来，河北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努力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探求二者的融合途径，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与发达省份相比，河北省数字经济整体水平仍然有待提升。

从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来看，2020年，河北省数字经济产业规模达1.21万亿元，排名全国第11位。前十名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湖南。可见，河北省数字经济的产业规模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省市，甚至不如中西部某些省份。

从经济贡献来看，河北省数字经济还没有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0XX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河北省数字经济产值占GDP 比重为34.4%，全国数字经济产值占GDP比重为39.8%，河北省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数字经济GDP占比已经超过50%，此外，浙江、福建、广东、江苏等省份的数字经济占比也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从产业创新来看，龙信企业大数据库显示，2020年京津冀数字经济专利申请量超1.8万件，其中河北省申请量为3977件，占区域总量的21.4%，尤其是在互联网数据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等核心领域与京津相比，差距明显。

从发展速度看，《20XX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贵州、重庆、江西、四川、浙江等省市区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重庆数字经济同比增速均超过20%，而河北省数字经济的同比增速为15.1%。

所以，对比发达省市，河北省数字经济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二）对标全国范围，河北省数字经济基础支撑仍需完善

据工信部《2020年通信行业年度统计数据》，河北省信息通信业2020年全年发展增加值仅为1000亿元，在全国处于末流梯队，与中西部省份诸如湖南、广西等相比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差距。河北省信息通信业的发展缓慢致使其营收总额占全国信息通信业营收总额的比重不到1%；与其他省份对比，河北省信息通信业营收总额只占江苏的3.1%，广东的1.8%。此外，河北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的营收总额也是河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短板，在全国营收总额中占比仅为0.5%。河北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格局尚未全面建成，数字经济产业链仍然具有较大缺口，这也导致了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力的缩水。

（三）对垒全体产业，河北省数字经济产业转型亟待优化

数字化成为了产业体系发展的全新趋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但就现阶段河北省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现状来看，省内大部分产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较为明显的“同一性”，大都缺乏能够凸显自身产业特色的数字技术创新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河北省产业数字化升级受自身产业结构、属性的影响较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虽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但后续维持成本限制了服务业数字化技术的二次创新与发展。第二，工业、农业数字化转型总体较为缓慢，转型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数字技术在工农产业上的覆盖。同时，既有的工农业数字化转型维度较为单一，仅有的转型成功案例也只涉及矿业、电力、建筑等领域，且主要集中于产业的财务信息、人事管理等模块之上。第三，河北省新型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河北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助力，但该中心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并未开发出配套性的数据分析与核算功能，对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辐射能力十分有限。

四、河北省财政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财政供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建的完备化构建是保证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财政转型的重中之重。要想实现数字财政有效供给、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大省内5G、

人工智能等数字基建的建设力度，从而为河北省数字财政的精准产出提供基础保障。一是税收方面，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扶持力度，创新打造数字财政的优惠政策，为企业开辟全新数字化转型“财政蓝海”；二是财政投入方面，重点关注科研创新领域的财政投入，提高科研项目财政补贴，成立省重点科研项目专项基金会，为河北省数字财政发展筑牢科研保障；三是创新方式方面，通过股权引导、政企合作等方式，大范围吸纳民间、社会资本注入河北省数字基建项目，为民间资本、社会资本释放数字基建市场红利，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数字经济市场虹吸效应。

（二）财政扶持：壮大数字经济企业实力

数字经济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离不开核心企业、龙头企业带来的集群效应。河北省应在财政方面对相关企业进行扶持。一是税收政策方面，应构建企业优惠财政准入机制，系统梳理省内满足准入机制条件的相关企业及项目，并为其提供增值税、所得税、进出口税减免等政策福利。二是财政投入方面，面向数字化龙头企业、知名数字化企业，提供财政奖补、财政贴息等政策服务。三是创新方式方面，主动向国家数字产业投资基金靠拢，充分彰显河北省引导基金的功能，特别是在产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业投资等领域，适时设立大数据产业发展基金，完善贷款风险补偿和融资担保机制，支持集成电路、软件企业做大做强。

（三）财政鼓励：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动力

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新技术的应用。应聚焦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支持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发展动力。一是税收政策方面，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税费优惠政策，同时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适当调整当前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二是财政投入方面，河北省应为技术开发与应用等项目创设专项资金，如针对科技发展、重点研发项目、技术创新规划等，提升大数据领域科研项目的资金占比，将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与重大攻关项目作为财政资金的重点倾斜对象，并且为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设置分档拨款标准。三是购买服务方面，建议政府机构在自身定位方面进行“身份转化”，从数字基建的“建设者”转变为数字基建的“买入者”，从而实现数字经济财政红利的二次释放。

结语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共同发力。财政支持可以有效地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赋能，凭借对于大数据的运用，提高政府的理财能力，调整产业结构，释放政策效能。为实现以财政支持推动河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河北省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主体、提升创新能力等方面入手，从而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强支撑，为河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驱动。

创新服务数字经济新路径

（20XX年4月3日）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数字经济有望步入发展快车道，渐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数字经济是数据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后的新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规划》概括出数字经济两大特征：一是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二是新经济形态。作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金融业责无旁贷。

金融业的发展与数字经济早已密不可分。一方面，金融业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直接资金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既需要硬件的支持，又需要软件的不断迭代。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业通过资金融通等多样化金融服务，给予数字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的支持。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以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无论是银行业的数据中心，保险行业的智能查勘理赔，还是证券公司的远程开户、跨境互联互通等，都离不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优化分工日趋广泛深入，促使金融行业整体效率显著提高，进而对相关产业和经济行为效率的提升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金融业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又是受益者。

与此同时，金融业与数字经济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新经济形态产生的重要路径。例如，近年来不断推进的数字人民币试点就体现了两者的融合发展。相较于实物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的成本更低、支付效率更高、应用场景更广、安全性更高。但相应地，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软硬件技术和配套产品服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有了实时、有效、完整的数据之后，金融业也能够更好地支持信用风险评估、更科学地进行资产估值。

从长远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最新讲话系列，从数据的积累到二次开发利用，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需要金融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相比之下，信贷所需要的抵押

担保、保险业的定损理赔、证券业的发行与融资，虽然服务方式和效率有所提升，但业务逻辑和服务模式依然比较传统。因此，金融业在服务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才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促进作用。

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我市多措并举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汕头日报本报记者周敏

（20XX 年 5 月 10 日）

当前，汕头正在构建“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为汕头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近来，我市多措并举，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全社会营造了数字经济发展良好氛围。

家庭宽带普及率居全省第 2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5G和千兆光纤建设，创建千兆城市。实施《汕头市信息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等，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8114座，基本实现中心城区及区县城镇的5G信号连续覆盖；全市光纤接入用户累计达162.6万户，光纤接入用户占比达93.5%；家庭宽带普及率达

115．9%，居全省第2位；移动宽带普及率达110.6%，居全省第8位。先后入选首批全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城市、广东省超高清（4K）电视网络应用试点城市。省将我市列为省9个数据中心集聚区之一，现有数据中心标准机架合计9081 个，其中：移动粤东数据中心一期建成标准机架7449个，出口带宽3.2T，是目前省内已投产规模最大、安全等级最高的数据中心。汕头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国家工信部批复设立，一期工程已完工投产。

科技创新主体培育进一步强化

我市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培育，持续推进包括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在内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发展，20XX年第一季度组织开展科技型企业“3+N” 服务行动28场次，深入各功能区、各区（县）63家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截至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增至697家，其中，数字经济领域企业103家。着力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省级重点实验室10家，其中，数字经济领域1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22家，其中，数字经济相关62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81家，其中，数字经济相关89家。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实施省科技专项资金（“大专项+任务清单”）项目，设立重大科技专项或重点产业核心技术攻关专题，重点支持区块链与量子信息、数字创意、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等“双十”战略性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或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19年至20XX年共

有23项数字经济相关的项目获得立项。

华侨试验区管委会注重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服务平台建设，其中，数字科技产业基地以吸引直播电商、互联网创新、共享经济等数字科技企业为目标，打造数字科技企业集聚发展的服务平台。截至目前，产业基地已有市纺织服装协会、市电商协会、市互联网协会共3家行业协会入驻以及广东臻和实业、汕头市稻谷文化传媒等58家企业入驻，合计注册资本13.88亿元。高新区建设了汕头

－华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华南技术转移中心粤东分中心、粤东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和粤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适配中心等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其中汕头－华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是最为突出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于2020年8月正式运营，助力汕头传统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据显示，去年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41家，全年产值157.4亿元，增长13.4%，工业增加值32.8亿元，增长15.1%，拉动全市规上增长0.4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达116.7亿元，增长11%，增加值92.6亿元，增长9.7%。

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创新动力、数字产业等指标高位增长从多维度数据看数字经济发展势能

经济参考报记者郭倩

（20XX年5月18日）

20XX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连续11 年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创新动力、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数字经济相关指标增长最快最新发布的多项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呈现蓬勃向上发展态势，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支柱地位更加凸显。

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5月15日，赛迪顾问发布了《20XX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下称“指数”），该指数以2017年第四季度为对比基期，选取了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数字治理、主体活力、创新动力、资本热力、民众参与8项一级指标，细化成55项二级指标，以动态反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程。

指数显示，自2017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整体呈现蓬勃向上发展态势。20XX年第四季度总指数值达到202.3，首次突破200大关，是2018年第四季度的1.8倍。

赛迪顾问高级分析师刘旭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过去一年面对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依然形成稳步向上的运行轨迹。其中，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指标高位增长，数字融合、主体活力、民众参与等指标稳中有进。“综合数据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器’作用日益凸显。”她说。

中国信通院近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XX年）》（下称“报告”），也印证了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引擎。

根据报告，20XX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41.5%。

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也进一步提升。报告显示，20XX年，我国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为1.75，相较2012年提升了0.09，数字经济生产率水平和同比增幅都显著高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提升起到支撑、拉动作用。

中国信通院院长余晓晖说，20XX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规模更大、占比更高，持续为国民经济稳增长保驾护航。

创新动力、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三轮驱动”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来看，研究显示，创新动力、数字产业、数字治理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从创新动力来看，根据指数，20XX年，数字经济创新动力指标值首超150，第四季度达到154.8，同比增长35.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32.5万件，占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四成以上。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创新能力加速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刘旭说，以5G领域为例，截至20XX年6月，中国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中，企业专利权人占比约为90%，远超其他类型创新主体。

日前在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XX年）》也显示，数字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我国5G实现了技术、产业、网络、应用的全面领先，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20XX年我国市值排名前100的互联网企业总研发投入达3384亿元。

——从数字产业来看，指数显示，数字产业指标值四年翻番，20XX年第四季度指标值达到261。20XX年软件业收入首次跃上10万亿元台阶；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呈现亮点。

“数字产业化向强基础、重创新、筑优势方向转变，构筑数字经济发展基石。”余晓晖说，20XX年我国数字产业增加值为9.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占GDP比重为7.6%，产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

——从数字治理来看，“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上述《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XX年）》显示，从2012到20XX年，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国际排名从78位上升到43位，是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018年至20XX年间，创新动力、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三项指标增长最快。” 刘旭说，创新动力与数字产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动力；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数字经济可持续规范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数实融合发展潜力广阔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空间广阔，是激发数字经济增长潜力的重点领域。

根据中国信通院报告，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

20XX年，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1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其中，第二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24%，与第三产业渗透率增幅差距进一步缩小，形成服务业和工业数字化共同驱动发展的格局。

指数显示，20XX年第四季度数字融合指标值达到172.4，同比增长5.5%。生产设备数字化率、数字化研发涉及工具普及率等指标稳定增长。“近年来数字融合指标稳中有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巨大空间。”刘旭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记者获悉，相关部门将完善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举措，研究制定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创新赋能传统行业数字化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将加速传统产业裂变与重构。”刘旭说，我国是产业门类齐全的制造业大国，也拥有规模体量巨大的服务业场景，要重视先进适用技术的研发推广，推动工业互联网广泛赋能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满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量大面广的需要。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兴

（20XX年3月30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实体经济的质效水平。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催生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推动实体经济改革创新

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做大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战略选择。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一是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促使实体经济的生产工具从工业技术转向数字技术、智能技术，驱动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人才、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施融合，激发了实体企业创新动力和活力。二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变革，不仅为传统实体企业带来新思路，也为实体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推动实体经济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三是数字经济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万物互联不仅可以打破传统商贸往来的时空壁垒，优化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加速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的贯通，提升实体经济运行效率。

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数字经济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赋予实体经济发展新领域和新优势，契合了新发展理念各方面的要求，正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实体经济规模大、产业门类齐全、产业层次多样，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数字经济以实体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为内生动力，致力于从产品研发设计到用户体验的全生命周期贯通，不断整合数据、技术等

资源，提供各类数字产品和服务，形成新型实体经济，促进实现数字产业化。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基本覆盖了人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教育养老等各方面需求，为数字技术的渗透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数字经济以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快速、全面地融合渗透到实体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对实体产业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升，促进实现产业数字化。

打造数字化发展新引擎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体经济动能引擎和需求场景发生明显变化。面向未来，我国应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加快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打造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中国样板”。

利用数字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赋能行动与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推进智慧供应链网络、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等建设，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深入实施“数字农业”“智慧林业”“智慧海洋”“智慧供销”工程，推广普及农业智能化生产、网络化运营模式，加快发展农村电商和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围绕特色优势产业打造一批国家级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纵深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健全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互联网+”高效物流新业态，引导传统优势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产业价值链。深入实施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工程，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优化创新组织方式和激励机制，突破集成电路、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壮大新兴数字产业，做强做优物联网、5G、大数据、卫星应用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电竞等潜力产业；推动建设平台经济示范区，打造一批具有国内外竞争力、影响力的生产服务型和生活服务型平台，培育生态环保产业集群；深入实施优质创新企业培育行动，培优扶强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做精做优市场主体。

推动数字经济集聚发展，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性。推动数字经济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培育数字产业集群，打造数字技术创新高地；强化创新链整合协同、产业链协调互动和价值链高效衔接，围绕产业链部署技术创新链，聚焦产业集群的技术短板和创新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推动

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专业科技园区”全链条企业服务体系，发挥龙头企业优势，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增强上游技术研发与下游推广应用的协同互动效应。

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管理方式和手段，逐步放宽融合领域准入条件，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营造健康有序的融合发展生态。聚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向，通过健全组织、完善制度、优化供给、创造需求等措施，优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环境。

第二，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和对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两大组成部分。数字基础设施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打破空间界限等传统产业发展束缚具有显著优势，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条件保障。应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进一步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加强数字新基建顶层设计，推进5G专网规模部署和性能升级，加大传统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算力资源供给，使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传统产业数字化之源。

第三，深化行业赋能，贯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支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应强化标杆引领，聚焦重点产业集群和传统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短板，积极拓展行业应用场景，制定专项计划揭榜挂帅、定点攻关；加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试点示范，深化工业互联网在制造行业应用的同时，加快其向交通、农业等领域融合推广，打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堵点。

第四，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筑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力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应进一步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举措，推动数字生态链建设，鼓励链主企业开放数据资源，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树立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形成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加强企业数字化管理，消除企业内部“数据孤岛”，形成数字、管理、业务、服务、财务、监督等一体化集成应用管理控制模式；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障，建立企业数

字化转型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考核激励机制，坚持奖惩并重；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降低技术和资金壁垒，引导企业加快生产装备数字化升级；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技术、人才、资金支持力度，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潜能和活力。

第五，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数字化人才是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应进一步深化数字化人才“引育留用”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数字化人才培育力度；健全高校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鼓励增设数字化相关专业，强化产学研数字化人才协作；加快完善数字化人才职业技能认定、执业资格审查、评价考核制度，健全数字化人才荣誉激励机制，使人才成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大增量。

关于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思考

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商学院胡子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广泛应用，全球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路径、新模式，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占GDP比重将近40%[1]，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十分突出。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2]。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对推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深刻认识数字经济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科学预测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切实把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

一、深刻认识数字经济的内涵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由浅及深，但由于研究视角、关注点不同，学界对数字经济内涵的解读不尽一致。《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5期发表的袁正光先生的《数字革命：一场新的经济战——世界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及我们的对策》一文，是我国第一篇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文章，也是我国数字经济研究的奠基之作，从文章题目不难看出，“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与信息数字化密切相关。姚兴安等学者的研究显示，数字经济研究从2014年开始进入爆发期，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起初集中在数字经济与共享经济、网络经济异同的辨析上[3]。2016年G20峰会发布《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进行多维度阐释，开阔了数字经济内涵研究的新视野，学者们对数字经济内涵进行多视角研究解读。由于数字经济源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所以，尽管学界对何谓数字经济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普遍认同数字经济是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产生的新经济形态。

近年来，有关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何大安、王璐、谢康等学者，他们分别从科技人文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数字经济。何大安教授认为，数字经济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的诸多经济问题，数

字经济催生了科技人文主义，分析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要考虑科技人文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的渗透和影响；微观方面数字经济内涵集中体现在厂商以大数据为基本分析要素，以互联网为交易平台，以人工智能为操作手段进行投资经营。他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模式，是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结果，涵盖了所有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实体和非实体经济业态[4]7。王璐等学者则从考察生产活动过程出发，分析数字经济下的生产社会化与企业分工协作，对数字经济进行政治经济学解读，认为数字技术发展重塑了劳动过程，数字化原料成为劳动对象、数字技术成为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并与传统劳动资料融合，据此得出结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原料为劳动对象，利用数字化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活动的经济形式[5]。谢康、肖静华认为：“数字经济是指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既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引发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根本性变革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或经济形态。” [6]85从本质上讲，后两种观点虽表述各异，但都在强调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那究竟应该怎样定义“数字经济”、如何认识数字经济的科学内涵呢？笔者认为，对数字经济的解读应从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够客观全面地揭示数字经济本质，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内涵。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是第四次技术革命（数字革命）的产物，是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的结果，是信息数字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的有别于传统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是数字劳动（以数字化原料为劳动对象、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与传统劳动资料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带来生产要素的变化，数字信息成为新生产要素，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优化。从人文主义视角分析，数字经济挑战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海量数据的运用、机器人替代人工作业、个性化定制替代批量生产、交易方式转换、消费行为变化，等等，给社会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特征：数据推动既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体系变革；数字化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数字产业化（通信技术自身产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数字贸易（货物、服务、跨境数据流动）、数字金融等，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形态。

二、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即规律性。规律往往具有内隐性，在事物

发展初期往往不易把握；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内隐性逐渐显露，及时研究总结其发展规律，用以指导实践，就可以使事物发展少走弯路。数字经济也一样，其发展是有规律的，及时发现和总结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指导数字经济实践活动，保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数字经济规律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目力所及，国外相关研究多在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体现；而国内相关研究贡献较大的是《改革》2021年第5期发表的谢康、肖静华的《面向国家需求的数字经济新问题、新特征与新规律》一文，对数字经济规律有“实质性”研究，不过该文侧重于探讨驱动数字经济创新、数字经济运行、数字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规律性，并未对数字经济的基本规律进行研究[6]85。还有一篇必须提到的文献，即《管理科学学报》2021年第4期发表的陈收等学者的论文《数字经济的新规律》。从论文题目看，这是专门研究数字经济规律的，但实际关注的却是中外数字经济发展态势，以及主要研究方向与存在的典型科学问题[7]。其它以“数字经济、规律”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均未对数字经济发展一般规律进行总结。但上述文献从不同侧面为数字经济规律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营养”。

根据既有文献研究，结合对我国数字经济二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分析，笔者从数字技术自身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基于规则的治理、国际竞争合作等方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概括性总结。

第一，数字经济必须以数字技术自身发展，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为重要基础。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是如5G、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直接推动的结果，数字技术水平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数字经济必须以完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为必要前提。通过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实现高质量的信息互联互通，包括关键软件技术创新与供给，这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必要前提条件。

第三，数字经济必须与产业融合发展，以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基本途径。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智能制造、智慧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升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水平；推进数字技术产业化发展。

第四，完善基于法制、规则的治理体系，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必须坚持促进与监管并重、支持与规范并重；健全数字经济法律体系，制定数

字技术标准、规则，建立数字经济“负面清单”，破除平台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优化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是数字经济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要主动应对国际数字竞争，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制定，维护国家数字安全；必须加强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化解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贡献自己国家智慧，发出自己国家声音，主动融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大格局。

三、科学预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从科学哲学来看，规律与趋势之间有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重复出现，既揭示了规律的科学性，也为人们分析事物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事物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会有所不同。因此，正确地分析把握事物发展趋势，既要放眼长远、洞悉未来，又要立足当下、从现阶段实际状况出发。

放眼世界，全球数字经济已进入全面爆发与竞争博弈期[8]，欧美等发达国家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支持数字技术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关键核心技术、数字规则制定等方面占据了主导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不仅数字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在5G、人工智能技术，移动支付、网上购物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未来发展总趋势看，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发展、数字化经济与社会发展、数字化规则与数字治理将得到各国政府进一步重视，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为激烈；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在生产过程中作用将更加突出；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逐步走向深度融合，数字贸易、数字金融将进一步发展完善，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运用以及5G、云计算等新知识新技术，将有效赋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自身的产业化程度将继续提高，“互联网+”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人工智能+”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数字核心技术”研发将取得新突破。谁掌握了数字核心技术，谁就占据了数字经济的主导权，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聚焦数字核心技术和发力。我国有望通过产学研强强联合、深度合作，打赢数字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数字技术的更多领域实现新突破，破解“卡脖子”问题，从而维护国家数字产业安全，掌握数字经济主动权。同时，我国数字经济的商业应用场景将进一步增多，中国在5G、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应用等方面有望继续保持世界前列地位。

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将更加畅通。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将会纳入各国政府的战略布局。在建设智能化、综合性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我国会考虑东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问题，着力消除地区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这将为西部地区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良好机遇。同时，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积极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数字产品或将成为必然趋势。

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在继续提高流通领域数字化水平的同时，数字技术将覆盖更多制造业厂家；厂商由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搜集、加工、处理大数据，开始进入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融合的综合场景[4]12；我国在数字化研发设计、业务集成运作、企业智能制造等方面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农业的数字化水平继续提高，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将明显增强。

数字经济治理在竞争博弈中趋向成熟和理性。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及体制机制建设，平台垄断等不正当竞争将得到遏制，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将逐步完善。国际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管辖权划分、税基确认，以及现有交易规则的适用[9]、数据流通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统一，网络安全等问题，将通过双多边谈判等方式得到部分解决；但涉及既得利益、受西方国家霸凌行为影响，在部分规则制定、适用方面的分歧或将长期存在。

四、切实把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国数字经济经过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全球第二；但数字化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人才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美国[10]。如何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必须遵循数字经济规律，正确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补齐发展短板、构筑竞争优势，政、企、科、教协同发力。

加强顶层设计。深入贯彻习近平有关数字经济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优化数字经济产业布局，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把数字经济做强做大。

补齐发展短板。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短板，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差距，人才创新能力不强，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偏低；数字贸易方面，统计

制度未与国际接轨、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不强、监管手段滞后[11]，以及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东西部之间数字鸿沟、数字经济治理等问题。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摆脱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优”状态。

打造数字高地。数字经济发展，要坚持补短板铸长板并重。一是在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创新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力求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实现新突破，彻底解决“卡脖子”问题；二是要培育、建设一批国家级数字化制造业示范区、数字化产业示范集聚区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形成数字经济高地，引领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强化人才支撑。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提高全民信息意识，做好相关职业教育培训；从中小学开始，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国家教育部门要根据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目录；高校要主动对接数字经济人才需求，开展专业教育，培养从本专科生，到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数字经济专门人才；把大数据等科普课程作为高校通识课程，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数字素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完善动力机制。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动力作用。有研究发现，近代以来的重大技术发明多来自企业，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12]。这也被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现代优秀企业所印证。技术的动力来自企业，受经济利益的牵引，企业对技术创新存在巨大内驱力，对此，政府应给予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

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大、发展快、势头好，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差距和不足，必须坚持创新引领、应用牵引、公平竞争、系统推进原则，在技术与基建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的研究与应用，增强网络和信息安全防御，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连通；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积极适应数字化消费加快、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数字技术助力经济全球化等新特点；在规则与治理方面，要加强数据治理，维护国家数字主权，妥善处理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冲突。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数字经济理论、数字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推动数字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助力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夯实数字经济安全发展基石

欧阳日辉

（20XX年4月4日）

发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不仅能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数字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应推动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打造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生态，为数字经济筑牢安全屏障。

随着数据跃升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安全成为安全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内涵和保护对象不断延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共筑数字经济发展的“护城河”，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是数字产业化的重要业态。发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不仅能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数字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

组建国家数据局将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速数据安全产业发展，强化数据安全作为数字中国建设核心底座的地位。在顶层政策规划和旺盛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正迎来发展黄金时期。

从需求方来看，我国的网络和数据安全市场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随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政府和企业对于网络安全建设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当前，我国政企客户网络安全建设预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比如，20XX年美国非国防联邦机构的网络安全预算占IT预算比例达16.57%，而我国政企机构的网络安全投资占比仅3%左右。痛点就是商机所在。当前，政企客户的需求处在从买产品向买体系化服务的过渡期，这对安全产业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机遇。

从供给方来看，我国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处于蓄势待发的起跑阶段。目前，该产业形成了设备、软件和服务三大细分市场和参与者众多的竞争格局。未来，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布局有两大领域将充满商机：一是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慧医疗、智能家居、元宇宙等新赛道，安全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迅速成长。二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安全防护边界不断扩大，“零信任”、云安全、检测与响应等热点技术和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安全方案成为企业研发重点，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网络安全服务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大型设备和软件厂商将快速崛起。

从政策方来看，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和数据安全，出台了网络安全、个人信

息保护、数据安全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颁布了促进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政策。我国主要将在4个方面发力：一是国家对产业规模设定了预期性指标，地方政府提出了相应的规划。二是全面加强数据安全产业体系和能力，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是深度分析工业、电信、交通、金融、卫生健康、知识产权等领域数据安全需求，着力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攻关一批数据安全重点技术和重点产品。四是促进产业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标准化。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更多依靠市场化手段来解决。那么，如何推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引导投资瞄准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卡脖子”技术攻关，重点针对金融、电力、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不同场景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打造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生态。支持建立传统生产制造企业与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机制，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壮大数据安全服务、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和推广技术产品应用。企业要将内生安全理念融入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之中，把安全能力内置到业务系统中。

为数字经济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大幅提高国家信息化建设中网络安全投入比重，加快数据交易所、数据集成商、数据经纪商、数据合规认证商、数据资产评估商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康发展，推动数据安全产业领域的经营主体和应用场景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数据安全产业供给能力。

加快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体系

罗正业

（20XX年4月6日）

数字乡村是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理念与技术在农业农村应用的产物。随着农民不断掌握现代信息技能，数字乡村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内生驱动过程。此前《数字乡村建设指南》修订工作全面启动，对于加快构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经济体系、数字治理体系，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数字乡村呈现飞速发展态势。近年来，我国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模式以强大的数字化优势，有效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不过，数字乡村发展当前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面临不小的人才缺口、乡村治理数字化程度不高等。在推进数字乡村健康发展过程中，应找准堵点难点，对症下药。

其一，发力新型农村“新基建”，构建城乡一体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加快布局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鼓励开发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信息技术产品和应用软件，推动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同时，要加快对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支持电信运营商开展农村偏远地区宽带网络运行维护，建立农村移动终端与专属网络资费优惠补贴机制，推动农村水利、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筑牢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基础。

其二，夯实数字乡村建设人才支撑，培育新时代“数字农民”。应加大对数字乡村建设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力度。推动、引导、鼓励和支持数字信息技术企业、组织、高校、人才“下乡”，培养实用型农村信息技术人才。要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立足农民年龄知识结构，加强数字乡村应用场景的宣传和示范，不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技能。开展农业农村科技青年人才、复合型数字人才等信息化培训，让“数字农民”在信息时代成为有吸引力与获得感的职业，激发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其三，加快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建立统一的乡村治理数字化基础平台。完善乡村智慧治理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探索建立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载体的大众化村民互动交流平台，拓展乡村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地区延伸覆盖，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培育数字经济就业新动能

敖蓉

（20XX年3月1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就业工作提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展现了两个未来图景：一是实现人人都有机会就业，通过就业提高能力素质、增加收入福利、拓展职业空间；二是就业与经济社会进程发展相匹配，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强力支撑。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政策优先位置，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兼顾容量、质量与结构，多措并举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加快破除制约就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期待，通过利用各种有利契机，培育多元化多层次就业需求。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当前，各地各行业都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转型赋能，促进平台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规范健康发展，创造更多数字经济领域就业机会。相关报告显示，中国超过5%的就业岗位来自电子商务，全国新增职业中数字职业有43个，到2025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3.79亿人。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报告测算，仅阿里巴巴经济生态蕴含的就业机会就超过6000万个，其中新基建创造就业机会超过千万个。蓬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就业新引擎，新业态催生新职业，新技术带来新增量。

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当通过搭建桥梁促进人才有效匹配，创新职业实践丰富多元化用工方式，衍生大量新赛道扩大就业机会，增加技能培训降低就业门槛，将数字经济的长处和优势更多更好地激发出来。同时，还要针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构建规范发展的政策体系，补齐成长中的短板，解决调整相关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和政策性难题，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业容量大的数字人才大军。

山东数字经济打出“赋能增效”组合拳

联合日报记者陈文

（20XX年2月22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蓬勃兴起，数字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一年来，山东谋划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新机制，统筹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服务数字化，打出一系列“赋能增效”组合拳，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插上“数字翅膀”。

近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发布“20XX年度山东省数字经济十大突破性亮点”。

一、“工赋山东”走在前

从先行到领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全国领先。抢抓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建设契机，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不断走深向实，向领跑者跃升。深化“个十百”平台培育，新增蓝海、橙色云2个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平台，总数达到4个，占全国1/7，海尔卡奥斯连续4年蝉联榜首；29个平台入选国家特色专业型平台，居全国第一；获得工信部认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山东数量最多。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推动平台服务提升，4万个工业APP、1300多个系统解决方案入驻省级以上平台，服务全省企业50余万家；入选国家级平台创新领航应用案例31个、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数字化转型试点4个、国家移动物联网典型案例11个，均居全国首位。

“数实融合”加速崛起，产业数字化指数全国第一。山东持续推动“工赋山东”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入选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20个、“数字领航”企业4个，均居全国第一；“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117.1，居全国第二。智慧农业应用基地超500家，淘宝村达866个。

数字产业化加力提速，多品牌跻身全球市场前列。省委主要领导挂帅担任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链长”，提级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全年信息

技术产业营收实现16266.9亿元，同比增长17.9%。海尔、海信、浪潮、歌尔4家企业连续两年进入全国电子百强前20。

数据价值快速释放，开放水平居全国首位。构建大数据中心山东工业云体系，开通全国首个数据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打造形成“丰富传统工业产品+全量新兴数字产品”的新优势、新引擎。178家企业通过DCMM贯标评估，数量居全国第一。累计开展数据共享服务340亿次，有效数据集数与数据容量均居全国首位。国家信息中心联合复旦大学发布《20XX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开放数林指数省域综合排名山东位列全国第一，城市排名前10中占据6席。

二、数字新基建跨越创新

济南、青岛两个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运行，山东成为全国首个“双枢纽”省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项目100个，总投资1124亿元，累计开通5G基站16.2万个。枣庄、济宁、威海等12个城市入选国家“千兆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二。全国首个超算互联网工程在济南成功上线。

建成首张5600公里确定性网络，完成2.0版建设升级，时延抖动等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数据中心在用机架突破28万，超1/3达到3A级以上标准。累计建设运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38个，接入国家顶级节点21个，标识解析量超过360亿次。物联网终端数超1.64亿个，接入流量居全国首位。建成全国首条5G网络全覆盖高速铁路和智慧高速公路，全国首套省域5G电力示范网终端数量和应用水平国内领先。世界首颗量子微纳卫星“济南一号”成功上天。

发挥数字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制造系统”等3059 项省级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发布“智能制造数据感知与分析平台”等20项大数据创新成果，新推广“数字储能集装箱”等277个首台套技术装备、“高性能有机发光显示材料”等244种首批次新材料、“浪潮云海云操作系统InCloudOS” 等473个首版次高端软件，实施国家“北斗星动能”“浪潮异构多核AI人工智能服务器”等16项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开展北斗综合应用示范项目，推广北斗终端数量23508台（套），居全国前列。继创建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等2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后，歌尔成功争创虚拟现实国创中心（青岛）。累计培育数字经济领域高新技术企业4100余家。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船“国信1 号”、全国首座智能化大型现代生态海洋牧场“耕海1号”、国内首颗海信8KAI 画质自主芯片、天岳8英寸碳化硅衬底、德州有研12英寸硅片相继研究开发成功，

一批数字领域关键技术、产品实现重大突破。

三、“数字强省”筑得牢叫得响

治理服务数字化全面提速，全国首推“无证明之省”。全领域推进“无证明之省”建设，取消各类实体证明578项，减少证明材料2509万份，50类高频电子证照在500个常用政务服务事项中全面应用，电子证照累计调用次数达3.73亿次，“免证办”“减证办”“一码办”成为常态；发布“爱山东”移动端3.0版，注册用户首次突破1亿，平均日活数超800万，在第二届中国政务服务掌办综合指数评级中获评“A”级；上线运行新版“山东通”，打造全省统一的机关办公总门户，实名注册用户超110万人，接入业务应用超过500个。赛迪顾问发布《20XX 中国数字城市竞争力研究报告》，济南、青岛、烟台等12市入选数字城市竞争力百强，数量居全国第一，新型智慧城市品牌力进一步增强。

筑牢数字安全底盘，网络安全建设指数位列全国榜首。获批国家工业领域数据安全管理试点，培育近百项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优秀产品、服务和应用解决方案，形成了具有山东特色的数据安全资源池，成为全国数据安全试点成效突出地区。发布国内首个《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建设和评估指南》地方标准，在全国率先开展新型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创新案例和网络安全重点企业（机构）评选，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在山东建设国内首个智慧城市网络安全领域联合实验室。发布《山东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白皮书（20XX）》，济南高新区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全省数据安全产业规模突破160亿。根据20XX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山东网络安全建设指数位列全国第一。

成功举办系列国家级重大活动，打响“数字强省”品牌。20XX年，省政府和工信部联合举办系列重大活动，数字经济“山东品牌”进一步打响擦亮。6月，举办20XX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大会，启动实施“工赋山东”专项行动。7月，举办第一届中国算力大会，首次发布《算力白皮书》《综合算力指数》等成果。8 月，举办20XX世界先进制造业大会，发布“揭榜挂帅”重大产业技术需求、领航项目等成果。11月，举办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会，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揭牌成立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合作中心山东分中心、山东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举办20XX年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发布了包括北京冬奥会中国国家队雪蜡车在内的10项金奖产品。

健全数字经济支撑体系，打造最优发展生态。建立省领导牵头的数字经济

发展联席会议机制，组建省数字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形成“1+7”高端专家智库支撑体系。正式实施《山东省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建立省数字经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全国首个《数字经济术语》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数字经济主题宣传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数字强省宣传月等活动。加大数字人才引育、评价激励、服务保障“全链条”政策支持，出台《加强人才工作服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创新推行大数据工程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制度。加快培育人才引领型企业，77家省属企业、龙头企业纳入20XX年度省总数据师制度试点。全方位搭建山东数字经济“四梁八柱”，营造高质量发展最优生态。

数实融合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

经济参考报记者郭倩

（20XX年2月28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如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激活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在日前阿里研究院举办的“20XX新经济智库大会”上，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围绕“数实融合的第三次浪潮”，展开了思想和观点的深度碰撞。

数实融合

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落脚到垂直行业，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新经济的内涵。信息技术发展进入数实融合新赛道，中国引领信息化浪潮，现在处于最好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数实融合是网络技术创新的新赛道，这条新赛道也是网络技术及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在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同时，也将激励数字产业化的创新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革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微认为，数字经济或者说技术革命的本质是要提升经济的效率，电商鲜活地呈现了数字技术跟实体经济的融合。它快速捕捉消费者新需求，用数字化创造新消费场景，提高消费者体验，推动企业创造新消费产品，让大量具有很好制造能力的企业，变换赛道实现竞争能力提高，同时也能够形成新品牌。

“这个过程中，电商平台以及背后的物流体系，为企业营销推广和产品创新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又为生产者创造畅通的流通渠道，实现流通效率提高。这个过程，实现了从需求出发创造供给，然后通过新的供给改善老百姓的消费体验和满足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实现了消费带动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动态平衡循环。”

在讨论推进数实融合要把握哪些关键问题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不仅要重视技术战略、经济产业战略的问题，更要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从历史的维度，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关注两个更加核心的问题：一是在要素替代、组织替代、产业替代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利益协调问题。二是

打造以市场为主体的数实融合动力体系。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引述了一组数据：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45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将超过60万亿元，到2032年将超过100万亿元。“展望未来新的十年，数字经济将开启一个量质齐升的进程。”在此背景下，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都不仅仅是孤立的技术发展，它们与各种服务深度结合，形成面向千行百业、万物智能的解决方案，成为数实融合的数字产业支撑。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认为，数实融合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是数字技术、数据融入实体经济的各环节、各领域带来的一场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创新体系的重构，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只有那些被高度数字化的、能够融入数字经济体系的企业，才能够实现一个快速、高质量的增长。从未来看，这种变革才刚开始，企业需要不断拥抱新技术，插上腾飞翅膀。

开放环境

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来自中国信通院等机构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提升。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为何能保持快速发展，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过去几年数字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我国数字经济从消费服务业起步，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依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不断走向成长壮大。未来在数实融合的过程中，政府打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依然很重要。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多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很重要的两大因素就是数字技术革命和市场化改革。他说，无论是从企业或者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对于支持下一轮经济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得益于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我国已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市场，数据资源领先全球，数字产业创新活跃。

有竞争才更有活力，有活力才能催生更强动力。对外经贸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勇建议，完善竞争政策的顶层设计，强化法律保障，强调创新和多方面的协同。“竞争和协作对于数字经济这类前沿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要尊重市场，以竞争为优先，与行政主导的产业政策形成对应。”

数实融合

迎来第三次发展浪潮

业内人士认为，数实融合已经历两次发展浪潮，每一次浪潮中，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都完成了升级。第一次浪潮是信息技术向工厂、办公室、家庭渗透，诞生了市值万亿规模的企业。第二次浪潮是Web、APP、云计算向消费、商业、支付、物流广泛渗透，诞生了市值十万亿规模的企业。

在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看来，数实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以智能化为主要标志，经济产业的深度智能化，即数实融合是实现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他认为，数实融合需要产业进行重大的技术和产业创新，从而跟数字技术的创新融合在一起，当两大创新深度融合的时候，必然会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推动经济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在每一次的变革浪潮中，那些抓住机遇穿浪而行的数字化实体企业是推动高增长的主体。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瓴羊智能CEO朋新宇表示，瓴羊是由阿里巴巴成立的专注企业数智服务的品牌，今天的瓴羊已经成为一个数实融合的新物种，集结对数据要素的理解，带着技术产品能力和服务能力，直接面对客户提供数据管理、算法工具、人才培训等服务，和企业一起实现数据驱动，创造新的增长可能。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千行百业带来创新和重构，这已成为当下产业界的共识。在“数实融合：数字与产业的适配”对话环节，刘尚希、朋新宇与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围绕产业智能化转型分享各自观点。

刘尚希认为，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也是未来主导的经济形态。以后所有的产业都要数字化，都应当变成数字经济，而实体经济就是有待转型升级的产业，它们是现实和未来的一种关系。胡麒牧以钢铁产业为例，认为推进数实融合空间非常大，可以让生产过程、产品结构更快速匹配市场需求，未来对钢铁产业更好实现绿色发展、降低生产和人工成本等也有很大帮助。朋新宇以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为例，认为数实融合推动企业商业流、工作流、数据流“三流”合一，所有企业数字化背后是先有量化才有优化，有优化才能进化，这是企业推进数实融合或数字化转型的意义所在。

针对产业数字化的模式，波士顿咨询Platinion董事总经理陈果认为，中国企业在企业治理、业务运营、市场竞争等各方面面临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推进数

字化转型时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也不可能完全复制欧美企业的标准化数字系统道路，或者日本企业的高度自定制数字系统道路，中国企业将走出平台支撑的全新数字化转型之路，对产业价值链的再造强度将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国家，释放出更大能量。要通过政策支持和产业扶持，更好地激活企业的创新活力。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表示，数字革命让服务规模化成为可能，并让产业协作突破传统的地缘局限。中国企业如果能够把握住机会，从以往的制造供应全球进化为创新服务全球，将有望掀开新的全球化篇章。

汽车产业

数字化智能化加速

从PC到手机，用现在的眼光看汽车产业，数实融合的汽车产业究竟是产业技术驱动还是智能技术驱动？

“汽车产业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实体产业。”驭势科技创始人兼CEO吴甘沙认为，未来汽车会更像手机一样，具备数字经济指数力量的加持，它是一种电动化、智能化的新物种，而且汽车不再是一个完全标准的产品，它可以千车千面。车价越来越便宜，可选择订阅的增值服务越来越丰富，为车主带来更多舒适和便利，为车企创造更多毛利。

当前汽车工业正在经历“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这让汽车产业成为观察数实融合进程的一个生动窗口。

在“数实融合：现在与将来的适配”主题对话环节，高红冰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朱旭峰，阿里云智能副总裁曾震宇，从新能源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角度切入，直观探讨汽车产业的数实融合实践。

曾震宇认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明线是新能源化，暗线是智能化，两条线在当下出现交织，推动新能源汽车朝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发展。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能将更加看重汽车的智能化，也就是智能化的用车体验。

“智能化是汽车工业长期发展的抓手和方向。”高红冰表示，可以看到，智能化已经在帮助电动化或者动力化的革命提升了很大的一个程度，随着车不断的规模化应用，实际上它在生产大量的数据和智能。

朱旭峰表示，除了单车智能引发的汽车动力系统、机械系统的革命外，路的智能化是中国汽车产业数实融合中的另外一个“实”，车路协同或许是中国智慧交通服务的新的发展路径，能够让汽车最终在智能化的大环境里迎来大规

模应用。

“动力革命和智能革命共同推动了新能源车的发展，电池技术是有极限和瓶颈的，这就更离不开智能技术来更新迭代。同时也要认识到，动力技术的路线也可能发生变化，新的技术路线崛起也许会把电动汽车完全颠覆，所以我们必须走在所有技术的前列，跟进任何有新的苗头的技术研发。”朱旭峰说。

新形势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普遍被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创新点和增长点，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治理水平，增进民生福祉，扩大经济发展成果。

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总裁闻佳在大会致辞中提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高度融合必将水到渠成。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从商贸服务数字化切入，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以需求牵引，带动上游一二产的数字化转型步伐。站在数字化浪潮之下，在新一代信息科技的支撑下，数实融合必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增长

四川大学吴茜

当前，中国经济已步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何释放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数字技术逐步渗透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数字经济不仅助力传统产业完成数字化变革、激发新动能，更以强大的创新活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因此，释放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对于驱动区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是指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数字化平台作为重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我国现已逐步形成“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生态[2]。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效应等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效应视角，围绕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效应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一主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数字经济存在直接、间接两类创新效应。直接创新效应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可形成突破性技术创新范式[3]，体现在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原有主导技术和生产方式等方面，进而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4]。同时，数字技术有助于消弭创新活动的时空边界、扩大创新体系的开放范围与力度，构建起现实与虚拟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5]。间接创新效应方面，市场主体可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海量知识、信息的获取与收集[6]，加强同其他主体间的信息交换，以推动市场主体获取更多信息资源、实现更有效的创新战略[7]。同时，市场主体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下，不断变革组织运营模式、组织结构等，不仅具备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适应能力[8]，更拥有良好的数字处理技术，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9]。

数字经济存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宏观方面，任保平指出数字经济通过变革动力、效率、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0]。张汉鹏指出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导致产业链加速演变，在我国一线城市已初步形成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产业集群[11]。中观方面，宋洋认为数字经济的中观经济增长效应集中在ICT产业内部的技术升级（数字产业

化）以及数字技术向其他产业的技术扩散（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12]。如洪银兴、任保平指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互动融合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数字化红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有助于提升工业企业生产流程效率、帮助企业大幅增进对需求的感知和挖掘能力[13]。同时，产业数字化通过技术赋能，将数字化改造贯穿于整个产业的生产活动，通过平台化协同加强虚拟集聚，有助于破解行业集聚化发展困境，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规模效益和特色发展[14]。微观方面，数字经济不仅可以减少市场主体的生产成本、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发展[15]，而且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促使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数据驱动型[16]。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便开始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已从“技术创新”向“科技创新”转变[17]。张来武指出科技进步大大增加了经济增长效益[18]。除探讨创新驱动发展效应外，学者们也对省域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进行了深入研究[19]。已有学者聚焦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三者间的关系，钱海章等基于2011—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技术创新与地区创业，并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即存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和创业渠道[20]。张辉、石琳认为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以市场驱动为主，应用创新较多，而技术创新相对较少[21]。马嫣然等基于201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研发强度测量技术创新，探讨了数字技术、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中介效应[22]。当然，创新驱动还应包含创新产出分析。

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探究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拟在三个方面做出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学界暂未形成数字经济的普适性测量标准，本文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拟从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进行测量，丰富了数字经济测量的内涵体系。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成果在测量数字经济时倾向于形成整体性的数字经济指数或规模指数，本文拟从数字经济内在构成这一视角出发，按内在构成维度分别探讨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创新驱动的中介效应。

1.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存在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三个维度的创新效应。首先是数字经济生产服务的创新效应，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与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互联网普及程度高的城市，其内部创新主体对创新产出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23]。其次是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创新效应，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不再需要借助实体性介质达成交易合约，“去实体化” 的多层面商业模式得以不断创新[24]。如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衍生出能够同时创造生产服务价值和消费价值的产消者，产消者们利用数字化平台不断创新出共享经济、协同消费、零工经济等商业模式[25]。最后是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的创新效应，数字金融是一种数字化与金融服务想相结合的新型金融科技，通过运用高科技技术，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宽度，进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企业创新水平[26]。

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从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是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可通过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等，为社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可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效率提升，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可从需求侧、供给侧改变消费方式、商业模式等，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与发展质量[27]。二是数字化零售商业模式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了流通效率，有助于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信息鸿沟、流通阻塞问题，一定程度上可暂时性缓解商品相对过剩危机[28]。三是数字金融可通过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激励创业型企业、提升区域融资能力、提升家庭金融资产等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29]。

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创新效应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生态的构成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可通过数字技术的大量推行运用，改革传统生产服务方式，创新新业态，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力。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提升市场主体创新水平的技术保障，其他行业也可基于数字技术的大量运用，以变革生产方式、提升生产效率等途径实现技术创新、运营模式创新，助推经济增长。“去实体化”的商业模式为数字经济下的市场主体提升创新水平开拓了新型组织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为市场主体创新水平平稳提升提供了新型资金保障。进而，数字经济为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新型组织模式和资金保障，进而创造出更大的创新推动力助推区域经济增长。

2.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及数据处理

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设定的静态面板模型如下：

𝐸𝐸𝑖𝑖𝑡𝑡=𝛼𝛼0+𝛼𝛼1𝑃𝑃𝑆𝑆𝑖𝑖𝑡𝑡+𝛼𝛼2𝐵𝐵𝑀𝑀𝑖𝑖𝑡𝑡+𝛼𝛼3 𝑖𝑖𝑡𝑡+𝛼𝛼4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𝑡𝑡+𝛼𝛼5𝐼𝐼𝑂𝑂𝑖𝑖𝑡𝑡+𝛼𝛼6𝑋𝑋𝑖𝑖𝑡𝑡+𝜇𝜇𝑖𝑖𝑡𝑡+𝜀𝜀𝑖𝑖𝑡𝑡（1）

其中，E表示经济增长，PS、BM、DF分别表示数字经济的生产服务、商业模式以及数字金融，II、IO分别表示创新驱动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𝜇𝜇为个体效应，𝜀𝜀为随机扰动项。

为探讨数字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设定如下静态面板模型：

𝐸𝐸𝑖𝑖𝑡𝑡=𝛽𝛽0+𝛽𝛽1𝑃𝑃𝑆𝑆𝑖𝑖𝑡𝑡+𝛽𝛽1𝑃𝑃𝑆𝑆𝑖𝑖𝑡𝑡＝𝛽𝛽2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𝑡𝑡+𝛽𝛽2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𝑡𝑡+𝛽𝛽3𝑋𝑋𝑖𝑖𝑡𝑡+𝜇𝜇𝑖𝑖𝑡𝑡+𝜀𝜀𝑖𝑖𝑡𝑡（2）

𝐸𝐸𝑖𝑖𝑡𝑡=𝛾𝛾0+𝛾𝛾1𝑃𝑃𝑆𝑆𝑖𝑖𝑡𝑡+𝛾𝛾1𝑃𝑃𝑆𝑆𝑖𝑖𝑡𝑡＝𝛾𝛾2𝐼𝐼𝑂𝑂𝑖𝑖𝑡𝑡+𝛾𝛾2𝐼𝐼𝑂𝑂𝑖𝑖𝑡𝑡+𝛾𝛾3𝑋𝑋𝑖𝑖𝑡𝑡+𝜇𝜇𝑖𝑖𝑡𝑡+𝜀𝜀𝑖𝑖𝑡𝑡（3）

𝐸𝐸𝑖𝑖𝑡𝑡=𝛿𝛿0+𝛿𝛿1𝐵𝐵𝑀𝑀𝑖𝑖𝑡𝑡+𝛿𝛿1𝐵𝐵𝑀𝑀𝑖𝑖𝑡𝑡＝𝛿𝛿2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𝑡𝑡+𝛿𝛿2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𝑡𝑡+𝛿𝛿3𝑋𝑋𝑖𝑖𝑡𝑡+𝜇𝜇𝑖𝑖𝑡𝑡+𝜀𝜀𝑖𝑖𝑡𝑡（4）

𝐸𝐸𝑖𝑖𝑡𝑡=𝜑𝜑0+𝜑𝜑1𝐵𝐵𝑀𝑀𝑖𝑖𝑡𝑡+𝜑𝜑1𝐵𝐵𝑀𝑀𝑖𝑖𝑡𝑡＝𝜑𝜑2𝐼𝐼𝑂𝑂𝑖𝑖𝑡𝑡+𝜑𝜑2𝐼𝐼𝑂𝑂𝑖𝑖𝑡𝑡+𝜑𝜑3𝑋𝑋𝑖𝑖𝑡𝑡+𝜇𝜇𝑖𝑖𝑡𝑡+𝜀𝜀𝑖𝑖𝑡𝑡（5）

𝐸𝐸𝑖𝑖𝑡𝑡=𝜎𝜎0+𝜎𝜎1 𝑖𝑖𝑡𝑡+𝜎𝜎1 𝑖𝑖𝑡𝑡＝𝜎𝜎2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𝑡𝑡+𝜎𝜎2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𝑡𝑡+𝜎𝜎3𝑋𝑋𝑖𝑖𝑡𝑡+𝜇𝜇𝑖𝑖𝑡𝑡+𝜀𝜀𝑖𝑖𝑡𝑡（6）

𝐸𝐸𝑖𝑖𝑡𝑡=𝜔𝜔0+𝜔𝜔1 𝑖𝑖𝑡𝑡+𝜔𝜔1 𝑖𝑖𝑡𝑡＝𝜔𝜔2𝐼𝐼𝑂𝑂𝑖𝑖𝑡𝑡+𝜔𝜔2𝐼𝐼𝑂𝑂𝑖𝑖𝑡𝑡+𝜔𝜔3𝑋𝑋𝑖𝑖𝑡𝑡+𝜇𝜇𝑖𝑖𝑡𝑡+𝜀𝜀𝑖𝑖𝑡𝑡（7）

其中，公式（2）（3）为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分别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融合效应模型，公式（4）（5）为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分别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融合效应模型，公式（6）（7）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分别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融合效应模型。

变量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GDP）。本文以不变价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测量指标，并作对数化处理。

解释变量1：（1）借鉴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的研究成果[1，3，26]，本文将数字经济生产服务（PS）从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BF）、每千人拥有域名数（DN）、人均电信业务总量（TB）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数字经济商业模式（BM）从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比重（EC）、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ECS）、人均软件产品收入（SPR）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数字金融（DF）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数据（DUF）进行表示。（2）参考魏敏，李书昊对创新驱动的测量方法[30]，创新投入（II）从R D经费投入强度（FI：R 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R D全时人员投入强度

（PI：R D全时人员与全国之比）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创新产出（IO）从发明

专利授权数（PFI）、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TMT）两个方面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综合已有相关文献，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控制变量有：（1）开放程度（OPEN）用出口总额对数化处理形式表示，（2）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全国的比值表示，（3）产业结构（IS）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

数据来源：除数字金融普惠数据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字金融普惠数据来自2021年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 年）》。由于数据缺失，同时消除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除西藏外内陆30个省市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实证结果分析

多重共线性检验

基于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分析，如表2所示，根据Rockwell（1975）给出的标准，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8，同时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平均VIF、各变量的VIF均小于10（见表3），表明该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数字经济对创新驱动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创新驱动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6）将数字经济生产服务、数字经济商业模式、数字金融分别纳入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

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对创新驱动的影响方面。列（1）表明每千人拥有域名数

（DN）、人均电信业务总量（TB）对R D经费投入强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列（2）表明人均电信业务总量（TB）对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对创新驱动的影响方面。列（3）表明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ECS）对R D经费投入强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软件产品收入（SPR）对R D经费投入强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列（4）表明人均软件产品收入（SPR）对R D全时人员投入强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列（5）表明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比重（EC）、人均软件产品收入（SPR）对发明专利授权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越高，说明电商行业收入较高，一定程度上表明该行业更可能自主投入高创新资金，因而对R D经费投入强度产生负向影响。总

体上看，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产生显著影响。

数字金融对创新驱动的影响方面。列（6）表明数字金融指数（DF）对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列（2）的结果可知，影响创新产出市场认可度（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变量集中在通信及金融服务方面，前者为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技术交易环境优化服务，后者则为创新成果产出提供给基本的资金保障。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估计结果显示人均软件产品收入（SPR）、数字金融指数（DF）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变量均未发挥出显著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人均软件产品收入是反映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值越高，意味着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态势好，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率高，因而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数字金融兼具数字、金融的双重属性，通过矫正传统金融服务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市场失灵、金融割裂问题，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同时，相较于数字经济商业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将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商业模式、数字金融分别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交互项纳入模型。

表6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估计模型结果。总体上看，数字经济生产服务、数字金融与创新驱动的交互项暂未发挥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效应。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中的人均软件产品收入（SPR）与R D经费投入强度、发明专利授权数的交互项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人均软件产品收入与R D经费投入强度的交互项系数为0.0182，在1%的水平上显著；人均软件产品收入与发明专利授权数的交互项系数为0.0086，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随着区域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水平的逐步提升，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将更为显著。

稳健性检验

为消除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进一步对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省份样本进行检验，以验证上述估计结果是否稳健。

表7为东部地区样本估计结果。列（1）结果表明有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对东部地区创新投入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比重与R D全时人员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015）。列（2）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显著正相关（系数为4.2645）。对比列（1、2）可知，相较于数字经济商业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驱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列（3）结果表明人均软件产品收入与R D经费投入强度的交互项系数为0.0023，在1% 的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创新投入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表8为中西部地区样本估计结果。列（1）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每千人拥有域名数对R D经费投入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7742，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对R D经费投入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641，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列（2）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商业模式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每千人拥有域名数对

R D全时人员投入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145，人均软件产品收入对R D全时人员投入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01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3）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对中西部地区创新产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比重对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影响系数为0.0785，在5%的水平上显著。列（4、5）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商业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具体而言，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比重、人均软件产品收入、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0169、0.3642。再次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驱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列（6）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与创新投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0.0258，在5%的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创新投入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对比东部、中西部地区样本估计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及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商业模式均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样本中，仅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对东部地区创新投入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发挥不同影响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创新产出，而在中西部地区样本中，则显著影响其区域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说明，东部地区主要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中西

部地区主要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地区经济，暂未重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能力的作用。

4.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考察了创新驱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通过运用相关系数及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以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省份为分析样本的稳健性检验，解决了异质性问题，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证明模型稳健，分析结果可信。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商业模式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产生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产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除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中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比重对创新投入产生负向影响外，其它数字经济生产服务、商业模式变量均对创新驱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第二，数字经济商业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第三，创新驱动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随着地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第四，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创新投入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中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发挥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与优化：

第一，持续推动数字技术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变革传统生产服务方式的引擎力。一方面应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5G网络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进数字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间数据要素协同发展，尤其是完善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基础设施，降低“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应加强数字技术领域基础研究，提高对新技术的关注度与敏感度，抢占科技制高点，激活企业

自主创新活力。

第二，加速数字技术赋能其他行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将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合理配置要素资源，实现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融合、共建共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创新，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创新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及数字产品的创新应用，不断激发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积极释放数字经济创新力。

第四，强化政策支持，持续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可探索制定区域数字金融发展规划，保障区域内实体经济发展及技术研发；可探索制定数字金融的适度倾斜政策，地区上可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行业类型上可适度向技术研发企业倾斜，为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低碳转型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哲

一、引言

低碳全球化背景下，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共识，亦是新时期我国发展的重要导向。当前，我国对传统化石能源消费依赖程度较高，能源与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高污染、高排放等问题日渐凸显[1]。随着碳排放问题的不断加剧与恶化，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双碳”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与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是环境污染与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亦是全面绿色转型与低碳发展的主战场。因此，积极推动城市低碳转型既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动能。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增加至45%，这反映出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作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产物，数字经济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有效赋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各类资源要素配置水平，畅通信息传递通道，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为城市低碳转型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依托数字网络、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挖数字经济服务能力，带动地区产业、能源结构转型，赋能低碳经济发展，为城市低碳转型创造良好环境。不可忽视的是，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低碳发展重要动能，可通过优化生产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带动企业绿色发展[2]。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可凭借强大的链接能力重构区域要素配置，为绿色技术创新与研发提供有力支撑，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亦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可见，从城市视角出发，探究数字经济何以影响城市低碳转型，辨别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低碳转型路径中的作用机制，对于加快绿色发展步伐、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推动城市低碳减排的影响机制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数字经

济依托区块链、大数据、云储存等数字信息技术提高了数据信息传递便利性[3]，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渗透与扩散。既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并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方式抑制区域碳排放，赋能低碳转型发展[4]。与此同时，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带来的成本优势与效率提升日益突出，逐渐成为低碳转型的重要推动力[5]。但受限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差距与发展不协调问题，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亦存在区域异质性[6]。此外，亦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打破时空限制，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高碳排放效率，且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地区碳排放明显具有空间溢出效应[7]。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在实现低碳、节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抑制城市二氧化碳排放[8-9]。从企业视角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末端治理的重要技术手段，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对工业企业及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10]。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融合型经济形态，以兼具技术与绿色属性的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可产生偏向于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的技术进步效应[11]。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可加速社会经济运转，刺激宏观经济增长，推动政府、企业为地方减少碳排放提供更多稳定资金支持，赋能绿色技术创新[12]。此外，数字经济还可通过促进经济集聚[13]、优化区域金融结构[14]，为区域绿色创新与技术研发提供良好金融支持，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微观层面，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信息整合与共享[15]、缓解融资约束[16]等方式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已有文献对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两两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多。本文从城市低碳转型视角出发，将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低碳转型置于同一研究框架，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随后，本文依据地理区位与城市等级划分样本城市，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本文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探讨不同城市规模下数字经济影响城市低碳转型的门槛效应，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低碳转型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凭借在信息搜寻成本、信息跨时空传递、数据知识创造等方面的

优势，通过畅通信息传递渠道、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赋能城市低碳转型。一方面，数字经济平台可有效对接用户与生产者，依托数据及算法，提高供需匹配效率，降低资源投入与消耗[17]，赋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同时，数字经济能够使消费者的观念从传统意义上的追求“拥有”转变为追求共享“使用”，使城市发展从扩张建设转向资源高效配置，提高对现有资源的挖掘与再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要素机会成本[18]，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实时收集、分析自身的能源消耗数据，提升能源要素配置效率，助力城市低碳转型。随着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产业领域，产业组织运行效率得以提升，传统产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这有助于城市内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19]。数字技术的渗透不仅有助于企业碳排放末端治理，也有助于精确测算碳足迹，为制定基于消费的碳减排政策提供相应参考，推动城市低碳化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间接影响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渐普及，能有效降低城市企业内部绿色技术研发门槛与清洁技术接入成本[20]，赋能城市低碳转型。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可畅通人才、信息流通渠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城市内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技术、知识传递效率低下。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多科技人才涌入数字经济新兴领域，使人才资源配置得以优化，为绿色技术创新奠定良好要素基础。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助于降低碳排放，促进企业节能、清洁生产[21]，减少生产端资源损耗，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依托大数据、云平台等数字技术拓宽市场渠道，助力城市企业获取绿色知识溢出，推动城市低碳转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是增强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与环保性，有效推动城市内高污染、高排放、产能过剩型产业绿色发展，提高产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具体而言，高碳排放、高能耗企业在绿色技术支持下，逐步向低碳化、无碳化转型，有助于减少企业碳排放，推动城市低碳转型[22]。此外，伴随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有助于间接带动城市内产业绿色技术研发与升级，淘汰高成本、高消耗产业产品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赋能城市低碳转型[23]。由此，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城市低碳转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城市低碳转型。

（三）数字经济影响城市低碳转型的异质性

受地理区位影响，城市可获取的各类资源要素不同[24-25]，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也不同。东部地区地理区位优越，其经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水平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是数字技术创新与研发的重要集聚区，其数字创新资源更丰富，数字驱动能力更强，政策体系更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效率更高。而受地理区位等因素制约，中、西部地区城市数字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其丰富的资源要素与产业政策会吸引大量制造业与工业投资，促使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渐向本地区转移，导致地区整体低碳转型水平较低。此外，相比于等级较低的城市，直辖市、省会等高等级城市的市场渠道及数字基础设施较好，数字经济对这类城市低碳转型的驱动作用更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地理区位及城市等级异质性。

（四）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门槛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不完善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会带来不良竞争与市场分割，导致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赋能效应无法有效发挥。结合实际，该现象更容易发生在规模较小城市。原因在于，规模较小城市在政策体系、监管体制构建与实施方面相对滞后，更容易引致资本要素分配不合理，不利于城市低碳转型[26]。而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其人力资本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及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转型的作用有所增强。由此推断，数字经济在规模较小城市尚未实现规模化与规范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字经济促进城市低碳转型的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市低碳转型（CFP）

参考邵帅等[27]的方法，以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标衡量城市低碳转型水平，利用非径向超效率SBM-DEA模型计算城市层面全要素碳生产率。以资本、劳动力

以及能源作为要素投入，以地区生产总值和碳排放量分别作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其中，资本指标使用以永续盘存法测算的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

（基期为2011年），并参鉴张军等[28]的研究方法，将折旧率设定为9.6%；劳动力指标使用各城市全社会单位和私营个体从业人员数量表征；能源指标用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直接能源消耗与间接能源消耗（直接能源消耗涵盖液化石油气、天然气，间接能源消耗为全社会用电量）表征，并根据国家标准《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29]，将之以对应折算系数换算成标准煤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城市所在省份生产总值平减处理后的实际增加值表征；碳排放量采用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公布的城市碳排放数据。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I）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方式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框架基础上，本文结合既有研究思路[30-31]，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创新能力四大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并利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计算。

3.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

参考郭炳南等[32]的研究思路，使用绿色专利授权数表征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专利授权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局（ 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 C nization，WIPO）公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①，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申请数据整理得出。

4.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调整（INS）。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影响城市清洁能源消耗、节能减排技术应用乃至城市低碳转型[33]，用城市内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

可为城市低碳发展带来新的方向与动能，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直接影响[34]，以地区直接利用外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地区居民对美好环境与绿色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进而推动企业生产结构优化和城市低碳转型。

政府财政支持（GOV）。政府财政支持通过直接补贴、税费减免及专项拨款等形式引导城市内各类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助推城市低碳转型[35]，使用扣除科教文卫支出后的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衡量。

环境规制强度（ER）。严格的环境规章制度可有效增强地方清洁技术选择偏向，提高地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推动城市低碳转型[36]，以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环境法规、环境行政规制以及环境标准件数之和度量，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5.门槛变量——城市规模（SIZE）

参考张嘉怡等[37]的方法，使用人口密度指标表征城市规模，用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量进行衡量。

（二）数据来源

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中的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样本数据主要来自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绿色专利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利用移动平均法补齐。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H1，即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CFPit= α0+α1DEIit+αcZit+μi+δt+εit （1）

其中，CFPit为城市低碳转型；DEIit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it指代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产业产总值和碳排放量分别作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其中，资本指标使用以永续盘存法测算的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基期为2011 年），并参鉴张军等[28]的研究方法，将折旧率设定为9.6%；劳动力指标使用各城市全社会单位和私营个体从业人员数量表征；能源指标用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直接能源消耗与间接能源消耗（直接能源消耗涵盖液化石油气、天然气，间接能源消耗为全社会用电量）表征，并根据国家标准《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2589—2020》[29]，将之以对应折算系数换算成标准煤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城市所在省份生产总值平减处理后的实际增加值表征；碳排放量采用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公布的城市碳排放数据。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I）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方式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框架基础上，本文结合既有研究思路[30-31]，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创新能力四大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并利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对各指标

进行计算。

3.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

4.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调整（INS）。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影响城市清洁能源消耗、节能减排技术应用乃至城市低碳转型[33]，用城市内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可为城市低碳发展带来新的方向与动能，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直接影响[34]，以地区直接利用外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地区居民对美好环境与绿色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进而推动企业生产结构优化和城市低碳转型。

5.门槛变量——城市规模（SIZE）

参考张嘉怡等[37]的方法，使用人口密度指标表征城市规模，用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量进行衡量。

（二）数据来源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H1，即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CFPit=α0+α1DEIit+αcZit+μi+δt+εit （1）

其中，CFPit为城市低碳转型；DEIit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it指代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调整（INS）、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发展水平

（GDP）、政府财政支持（GOV）及环境规制强度（ER）；α0为截距项；α1、αc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μ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δt指代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城市；t表示时期。

2.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即绿色技术创新是否为二者中介变量，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β0、γ0为常数项，β1、βc、γ1、γ2、γc为待估计系数，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

本文通过观察回归系数β1来验证是否存在中介效应。3．面板门槛模型

为检验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基于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CFP=厶+厶DEI"ﾅI（SIZE<幺1）其中，SIZE为门槛变量，代表城市规模；θ

h、θl分别为门槛变量的高门槛值与低门槛值；I表示指数函数，若括号内条件成立，I取值为1，否则，I取值为0；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

模型（4）用于检验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模型（5）用于检验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四、实证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低碳转型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列（1）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反映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直接效应；列（2）、列（3）分别为模型（2）、模型

（3）的回归结果，可反映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根据表2列（1）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为0.348，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机器学习、大数据、云储存等技术被应用于城市管理与建设，推动城市提升能源效率、压缩碳排放、实现低碳转型。因此，H1得到

验证。

进一步，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表2列（2）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表2列（3）显示，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并未改变，但系数值有所减小，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即绿色技术创新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城市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可打破城市边界限制，降低知识获取成本与管理成本，助力绿色技术研发与升级，带动城市能源结构低碳化、无碳化转型，赋能城市低碳发展。因此，H2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表2列（3）可知，产业结构调整的回归系数为0.762，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提升产业生产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从而促进城市低碳转型。

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0.117，且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外商直接投资可有效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其原因可能在于，外商直接投资通常伴随着资金与技术转移，而资金与技术转移能够带来城市内过剩产能的转移以及工业扩张速度的缓解，抑制碳排放，赋能城市低碳转型。

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398，且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地区生产总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指标的增长，使居民对美好环境与绿色产品的需求增多，进而带动地方绿色消费，赋能城市低碳转型。

政府财政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691，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财政支持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绿色低碳技术研发项目需要大量且持续的资金，而政府财政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正向激励作用，能够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活动开展，赋能城市低碳转型。

环境规制强度的回归系数为0.518，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即环境规制能够正向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其原因可能在于，环境规制会增加城市企业生产成本负担，倒逼企业改良生产工艺与经营方式，助力城市低碳转型。

（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低碳转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的正负性与显著性均未出现明显变化。在加入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模型（3）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值有所减少，即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城市低碳转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余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与显著性并未出现较大变动，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具备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

使用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更换回归模型。换用随机效应模型重新回归。其二，更改样本量。对各城市按其2011—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进行排序，排除前10%与后10%的城市样本，对剩余243个城市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其三，更换控制变量。将外商直接投资替换为对外开放水平并重新展开回归。对外开放水平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列（1）、（4）、（7）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回归结果；列（2）、（5）、（8）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列（3）、（6）、（9）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4稳健性回归结果可知，相较于基准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回归系数的正负性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改变，且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仍显著，即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具备稳健性。

（四）异质性检验

1.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

实际上，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方面差异明显，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绿色技术创新和城市低碳转型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依据城市所处地理区位，将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用三个子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三大地区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均为正，且至少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119，且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29，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进作用更强。值得一提的是，东、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西部地区的不显著。一方面，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较为

完善，数字经济体系更加成熟，环境保护政策、绿色发展战略实施力度更强，城市低碳转型对数字经济的依赖有所减小。而相较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在产业发展、人力资本等方面更具优势，更有利于释放数字经济红利，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另一方面，随着绿色技术对低碳清洁发展边际作用的递减，东部地区城市低碳转型对绿色技术的依赖程度下降。而西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在经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等方面均滞后于东、中部地区。这使西部地区在绿色技术吸收与成果转化等方面不具优势，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无法充分发挥。

2.城市等级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城市等级异质性，依据城市级别将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201，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综上，相较于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部地区城市低碳转型的促表5不同地理区位城市子样本回归结果样本划分为地级以上城市与地级城市两个子样本。其中，地级以上城市为直辖市、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为余下普通地级城市。使用地级以上城市与地级城市两个子样本重新展开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可知，无论是地级以上城市抑或地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比较表6列（3）与列（6）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普通地级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系数更大。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直辖市、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高于普通地级城市，更有利于吸引新兴清洁产业与人才入驻，助推城市低碳转型，但随着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其所带来的数字红利边际作用递减。普通地级城市尚未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具备较强发展潜力，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将对普通地级城市低碳转型发挥更强赋能效应。综上所述，H3得到验证。

（五）门槛效应检验

考虑到不同城市规模可能会改变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并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进行门槛回归前，对门槛个数进行存在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模型（4）与模型（5）中的门槛变量城市规模均显著通过双重门槛效应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

应。面板门槛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根据表8列（1）可知，当城市规模低于87.029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系数为0.974，但并不显著；当城市规模处于[87.029，98.466] 区间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852，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城市规模大于98.466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最强。即在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其原因可能是，规模较大城市集聚着更多人才、资源，其数字化设施更完善，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赋能效应能得以充分发挥。而规模较小城市人口相对较少、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故数字赋能绿色发展红利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H4得到验证。

由表8列（2）可知，不同城市规模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可有效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其中，当城市规模小于629.281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0.037，但不显著；当城市规模处于[629.281，674.216]区间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0.218，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城市规模超过674.216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最强，影响系数为

0.374，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其原因可能在于，较小规模城市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绿色知识、技术等信息获取与传递难度大，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获取绿色技术、知识渠道更多，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城市企业获取知识、信息与各类资源渠道趋于完善，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得以充分发挥。

综上所述，在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驱动城市低碳转型的全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中的285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低碳转型，且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说明数字经济能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城市低碳转型，这一结论在通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第二，在不同地理区位、不同城市等级条件下，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存在明显异质性。从地理区位看，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最显著，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最强。从城市等级看，在普通地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

第三，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在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及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具有显著双重门槛效应。当被解释变量为城市低碳转型时，城市规模在跨过双重门槛后，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明显跃升，呈现边际递增变化趋势。当被解释变量为绿色技术创新时，城市规模在跨过双重门槛后，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同样呈现边际递增特征。

（二）建议

第一，深挖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各地政府应深挖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转型的积极效应。一方面，加大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鼓励地方实体企业加快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应用，推动城市经济结构升级，从技术层面挖掘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转型的潜力。另一方面，推动高校与企业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强化产学研协作，为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增强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赋能作用。

第二，优化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研究结论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城市低碳转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着力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赋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一方面，推动城市绿色金融体系变革。各地政府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绿色技术创新金融扶持体系，强化针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激励措施，增强地方创新主体开展绿色创新研发活动意愿，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撑体系。各

地政府应着力健全绿色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绿色专利规范体系，构建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撑体系，激励企业在绿色技术方面加大人才、资金投入，赋能绿色技术创新。

第三，差异化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地理区位及城市等级异质性。因此，各地政府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优化数字创新要素配置，差异化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东、中部地区或地级以上城市应充分发挥政策与资源优势，加速推动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转型，并通过经济往来与协作带动其他地区城市低碳、无碳化转型。同时，东部地区省会及直辖市政府应推动数字新基建成果与经验共享，以产业转移或人才流动方式引导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或普通地级城市政府可通过增加创新财政支出和制定相关利好政策，加速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自身对高素质人力资本与数字产业吸引力。此外，各城市可通过建立跨区域数字产业联盟，加快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低碳转型。

第四，优化城市间人口流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基于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基于此，各地政府应合理引导城市间人口流动，协同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水平，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发展。一方面，规模较小城市应重点提升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引力。各地政府应积极推动融合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新产业、新岗位的发展，吸引周边地区劳动力向本地区流动，借此扩大城市规模，增强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可进一步完善人才落户与产业迁移政策，构建公平、有序、良性的竞争环境与政策体系，增强城市对高素质人才与数字产业的吸引力。

数字经济带动绿色消费发展的实现路径

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石洪景

第五届数字峰会指出，要重视发挥新兴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激发新兴数字技术的创新创造动能，加快新兴数字技术及其科技成果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落地应用，不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且有利于高效社会生产关系的构建。当前，新兴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生产、数字消费等新型经济形态层出不穷，深刻改变着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领域，许多新兴数字技术正与消费者日常购物行为加快交叉融合，新型数字化消费模式不断出现。数字消费作为一种时尚环保的新型消费模式，对降低消费领域的碳排放具有积极的作用。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正在重构人们的日常购物流程，改变人们的日常消费方式。因此，探索如何发挥数字经济对绿色消费发展的带动作用，使绿色消费焕发持久旺盛的生命力，不仅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与消费行为两个学科的融合交叉研究，而且有利于降低消费领域的碳排放。

1.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及其发展现状研究

基于新兴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极大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们生活方式[1]。韩凤芹和陈亚平[2]认为数字经济不同于过去的经济形态，其在社会治理领域、场景应用领域、技术应用领域及产业发展领域都具有独特的作用，同时也需要正确面对数字经济引发的挑战，如数字鸿沟、数字信息安全等问题，避免由此引发相关领域的不公平现象或治理难题。陈晓红等[3]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基于现代各种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经济形态，有必要科学认清数字经济的内涵、基本特征及其理论体系，理解数字经济要从新型经济形态、现代化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数字化等方面综合解读。杨青峰和任锦鸾[4]认为虽然数字经济有力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并对科技创新等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市场运转、就业创业等领域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因此，有必要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嵌入责任意识，尽可能地减少数字经济的负面作用。谢康和肖静华[5]依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及治理现状，提出当前数字经

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正确面对八大新问题，总体可划分为数字经济运行中的政策类问题、数字经济运行中的业务类问题及数字经济运行中的创新驱动类问题。童锋和张革[6]认为数字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网络安全问题，数字经济正面临相应的威胁与挑战，因此，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做好网络安全体系的完善、数字经济成果的共享共用、数字经济发展经验与做法的共享共用等。朱太辉等[7]认为要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需要不断提升数字科技效能、加大数字信息要素投入、优化要素投入占比，特别是一些新型平台企业，要充分发挥其在科技创新、实体运转等方面的优势，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贡献平台企业的力量。王宁和胡乐明[8]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社会收入分配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既有通过降低人们的信息获取成本、搜寻成本、比较成本等方式而带来相应的数字红利，又有因为信息掌握程度不同、信息过载等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出现数字鸿沟现象，因此，需要统筹考虑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均等化等措施以减轻数字经济所引起的负面影响。刘维林和王艺斌[9]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大众的信息认知能力等路径，有力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对那些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或地区，这种促进作用表现更为显著。

绿色消费及其发展现状研究

绿色消费作为一种低碳化的消费方式，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倡导绿色消费理念被越来越多的群体所认可与接受，绿色消费对整个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人们绿色消费意愿也越来越强[10]。黄娟等[11]通过对绿色消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绿色消费不仅是一种健康环保的消费模式，而且对社会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无论是企业生产还是人们的日常消费，都有必要大力倡导绿色理念，加强广大居民的绿色消费能力，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以促进人们实施绿色消费行为。罗铭杰和刘燕[12] 认为，新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的矛盾依然存在，日常消费中许多不文明高碳化的消费习惯仍然可见，使得绿色发展与绿色消费的持续推进显得尤为必要，可从个人层面、学校层面和政府层面等共同推进、共同发力，以促进绿色消费的落实与推广。王建华和钭露露[13]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环境行为能力、问题感知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个体价值观等环境素养，会明显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同时，消费者个体特征的差异性

也会对其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努力创造易于实施绿色消费行为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加强对公众环境素养的培养。丁志华等[14]通过实验研究表明，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与其对代际传承的动机认知息息相关，为了提高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有必要对消费者开展代际传承内涵的解释活动，提高消费者对绿色消费代际传承价值的认知水平。王建明和赵婧[15]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兴起，使得监管绿色消费行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经济时代的绿色消费亟须新型监管工具的使用，以提升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监管效能。袁文全和王志鑫[16]认为消费与环境两者密不可分，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理念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关法规制度以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的实施，同时在出台这些法规制度时需要综合考虑环境共治原则。丁志华等[17]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压力感知和社区环境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意愿，同时在影响过程中，居民的主观规范会产生中介作用，居民的环境价值观会发挥调节作用。石若文[18]认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绿色消费的实现路径需要从消费主体内部和消费主体外部两个维度一同推进，并需解决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绿色消费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努力构建三位一体的绿色消费发展网络。当前，中国绿色消费仍然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协调等现象，有必要持续推动消费向绿色化转型，倡导绿色消费方式[19]。

2.数字经济带动绿色消费发展的原因

数字经济带动绿色消费发展，是绿色消费发展的自我内在需求

在传统线下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往往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能源才能完成商品的选择比较与购买，造成一定程度的碳排放增加。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消费者只需拥有一定的网络条件以及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即可实时在线完成商品或服务的选择交易，极大节省消费者在传统线下消费中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消耗。比如，在传统线下购物时，消费者经常需要乘坐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或自驾车到达购物现场，然后在销售现场进行挑选商品或服务，最后达成相应购买决策；在购物结束后，消费者还需要再次乘坐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或自驾车返回居住地，整个购物过程不仅耗费较多时间，而且需要消耗相应的资源能源。这种传统购物方式显然不符合低碳环保的绿色消费内在要求，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在线平台、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使用日益普遍，使得传统购物流程

亟须再造，以减少消费过程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绿色消费需善于利用数字经济的技术赋能、创新创造赋能，如在线销售平台等。绿色消费作为减少社会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其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积极主动融入数字经济浪潮中，这是绿色消费发展的自我内在需求。

数字经济带动绿色消费发展，是绿色消费发展的客观外在需求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兴起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生产流程、经营流程与管理流程都面临着重新再造的机遇与挑战。受到新兴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影响，数字生产、数字销售、数字服务等新型经营模式日渐普遍，企业需要积极适应这些新兴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主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服务于企业的内部生产与外部经营，提升企业适应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充分抓住数字经济的技术赋能、创新创造赋能，主动向数字化企业转型发展。其他企业也正积极谋求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向数字化企业转型，以期提升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当前，整个市场的产业数字化规模逐渐扩大，产业数字化趋势日渐明显，促使众多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发展，体现出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深刻改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目前，不仅产业数字化进程明显加快，而且数字产业化现象也日益突显。许多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自身为主体的新型数字产业。数字产业与传统的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存在较大的差别，其以新兴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为基本目标，通过在为其他产业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过程中，不断实现新兴数字技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获取数字价值不仅是数字产业化发展的重点，也是数字产业化发展的动力所在。另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也日渐普遍，线上申请、线上审批、线上反馈等数字化管理方式方兴未艾，社会治理数字化趋势开始突显。广大消费者在线上就可以完成相关商品或服务的购买申请或审批，不仅有效节省时间，而且减少对传统线下资源能源的消耗。

综上可知，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还是治理的数字化，其发展趋势均明显加快。消费者已不能只简单通过传统线下消费模式来完成日常商品或服务的购买。社会生产生活及市场消费环境日渐被数字化氛围笼罩，不仅需要企业主动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如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过程逐渐依赖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而且需要消费者主

动适应数字化生活和消费模式，如许多商品或服务本身就是数字化产品。数字消费与传统消费方式相比，其消费过程产生的碳排放更低，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消费模式。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充分发挥新兴数字技术对消费领域的技术赋能与创新创造赋能，持续推广数字化的绿色消费行为，不仅是绿色消费的发展趋势，而且是绿色消费发展的客观外在需求。

3.数字经济带动绿色消费发展存在的问题

部分消费者数字消费能力有限，绿色消费的覆盖面受到一定限制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需要会使用基本的数字消费工具，否则数字消费

将无从谈起。目前，部分年龄较大或文化程度较低的消费者，仍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等终端设备，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较为陌生或感到不适，这部分消费群体无法有效融入到数字消费领域中。当前，网络消费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对那些数字消费工具不会使用或使用不熟练的消费者而言，显然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障碍。这部分消费群体由于受到知识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线下消费方式，不仅无法享受到数字消费所带来的一些红利，而且无法有效降低对传统线下消费资源能源的消耗，使得数字化绿色消费的覆盖面受到一定限制。

数字经济时代绿色消费的足迹容易被精准掌握

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网上购物平台或商家开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搜寻潜在客户、推介商品、销售商品及提供售后服务，有效降低平台或商家的经营管理成本，也为商家实施精准的营销策略和客户管理提供技术支持。虽然广大消费者可以充分利用新兴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性条件，高效自主完成相关商品或服务的选择比较与购买，并能得到快速的平台或商家响应和及时的客户服务，有效节省消费者购物所耗费的时间。然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给消费者带来消费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消费足迹被平台或商家精准掌握的局面。一些平台或商家为了实现精准推广、精准销售和提供精准服务，会对消费者的消费足迹进行爬虫跟踪与挖掘分析，从而精准掌握消费者的消费内容及消费偏好等信息。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绿色消费正面临着消费足迹被精准掌握的挑战，需要予以重视与面对。

数字经济时代绿色消费的自主能动性受到一定限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众多消费者拥有电脑或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消费的市场潜力得到极大释放，数字消费的市场

体量明显增大，已成为新时代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抓手。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持续应用，消费者通过借助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可以在线轻松完成商品信息浏览、选择购买等一系列商品交易活动。这种线上消费虽然便利、低碳，但是商品交易信息也会被一些平台或商家所沉淀，进而形成客户交易数据库。平台或商家通过运用特定的数据分析技术与信息发送技术，向消费者及时精准投放商品广告或服务信息，如发送短信息、发送短视频、发送图片、发送商品服务广告链接等。为了调动消费者的推广积极性，一些平台或商家通过予以消费者相应的物质奖励或现金回报，鼓励消费者在自己朋友圈、社交圈等转发平台或商家的商品和促销信息，以取得最大范围的商品服务推介效果。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绿色消费的自主能动性反而受到一定的限制。

数字经济时代绿色消费的信息存在安全风险

数字消费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消费所覆盖行业领域和消费群体的范围越广，则越有利于降低消费领域的碳排放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逐渐显现，已深刻改变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基于新兴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的各类APP、小程序、线上消费平台，不仅能为商家提供便利的交易场所，而且还能帮助商家快速收集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当消费者需要使用APP、小程序、线上消费平台等进行购买或支付时，往往需要填写个人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会直接进入商家的资料库。受到新兴数字技术发展阶段等因素的限制，网络安全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及数据库存储技术等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客户信息被丢失、被泄露等风险依然存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息安全。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绿色消费仍然面临消费信息的安全风险。

4.数字经济带动绿色消费发展的对策

适时开展数字消费工具的应用培训，扩大数字化绿色消费的受众覆盖面

在数字经济时代，广大消费者将迎来购物时间更节省、商品信息更清晰、交易流程更简化等新兴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消费红利，但部分消费者仍然面临着网络不会使用、数字消费工具不会使用或使用不熟练等挑战。数字消费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绿色消费发展的一种新型消费模式，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往往需要使用数字消费工具以完成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交易。然而，当前年龄较大或文化

程度较低的消费者人数仍占有一定的比重，这部分消费群体对互联网感到陌生，不懂得或不会使用APP、小程序等数字消费工具，经常在数字消费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极大地影响了数字化绿色消费在这部分消费群体的推广与实现。因此，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或社会组织机构可根据这部分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情况开展专题培训班，逐步提高这部分消费群体对网络、APP、小程序等数字消费工具的使用能力，让更多消费者有机会、有能力实施数字化绿色消费行为，进一步扩大数字化绿色消费的受众覆盖面。

完善数字消费法规体系，保障数字化绿色消费的信息安全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些新兴数字技术虽然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但也容易引发消费信息的潜在安全风险。广大消费者通过在线平台、APP、小程序等完成商品或服务交易，在APP、小程序或在线平台上会留下相应的消费足迹，这些消费足迹会被一些平台或商家所掌握，并形成平台或商家的交易信息库。当前，由于新兴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仍存在局限性，数字消费依然面临着网络技术安全、信息保障安全、支付安全等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权益及消费信息构成潜在安全隐患，已成为数字化绿色消费领域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有必要根据数字消费的不同阶段和发展水平，适时出台、完善与数字消费相关的法规体系，引导平台或商家在交易过程中注重保护消费信息的安全，规范平台或商家对客户数据库的使用，增强广大消费者对数字化绿色消费的安全信心。

数字经济对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郭子彤

一、引言

中共二十大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任务。数字经济的崛起与繁荣，赋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和“新动能、新优势”，正在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随着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数字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加快数字经济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东北工业基地是新中国的摇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食基地，经济发展基础雄厚。2003年以来，国家对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实施振兴战略。相关政府也对东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宋冬林（2018）指出，深化改革需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着力点，深化改革关键在于把握好改革的节奏，以及改革措施的执行[4]。刘国斌（2021）指出，东北经济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还是在于创新，通过创新进而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5]。梁毕明，汤淮龄（2021）认为东北地区可结合国家对新兴产业的战略将东北地区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靠拢，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服务和数字经济相结合，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机会[6]。

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以及政策倾向等原因，数字经济占比薄弱、产业数字应用化程度不高，但还仍存在较大发展潜力。因此，本文通过深入研究东北三省份数字经济与地区经济高质量之间的关系，明确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短板，从而推动东北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变量与模型设计

（一）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吴刚等（20XX）[7]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和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其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是表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反映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同时也反

映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故本文利用DEA-Malmquist 指数测算方法，选取2011-2018年除延边州和大兴安岭地区以外的东北地区34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描述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解释变量

本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参考陈昭等[8]的研究，从“产业数字化” 和“数字产业化”两个维度，选取以下七个指标对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测度（见表1）。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普惠指数》，选取东北地区共34个城市2011-2018年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年平均增长率进行补足，通过熵值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分并测算出东北地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11-2018年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状态，并无明显的持续上升或下降趋势。其中，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和哈尔滨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在较高的水平波动。鞍山市、吉林市和大庆市其次，数字经济在中下游水平波动。从平均值上看，只有上述7个城市平均值高于整体平均值，其余城市远低于均值。综上所述，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在这8年内没有得到良好发展。

3.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学者对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为减少内生性问题所带来的误差，更加准确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gov，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经济发展程度（lna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对外开放程度（open，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城镇失业率（uur，各地区城市的城镇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二）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数据为面板数据，经过豪斯曼检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hqdit=α0+β0digitalit+β1Controlsit+δi+εit，其中，i为地区；t为时间；hqdit为解释变量高质量发展水平；digitalit为被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δ表示个体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指标的一致性，本文研究时期为2011-2018年，研究对象为东北地区34个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保证实证结果较为完善准确，本文运用Stata17软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两者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对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5%水平上显著的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平均提升0.974个单位。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方面，政府干预程度（gov）的估计系数为0.026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对市场进行有效合理的干预，有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程度（lnagdp）的系数为-2.152，通过了1% 的显著检验，这表明随着东北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过去唯GDP增长论的倾向，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反作用。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系数为-1.25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由于地区经济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国际经济不稳定会引起地区经济的变化，当对外开放程度过高时，反而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城镇失业率（uur）系数为正，但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与地区高质量发展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时，经济发展的质量未得到有效提升。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增加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增加2个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城乡收入差距（gap，各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回归结果如表4中第（1）、（2）列所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原回归相比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检验

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互联网会向更低成本、质量更高、便捷性更强的方向进步，经济高质量反过来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对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第（3）列所示，数字经济发展在t-1期

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较为可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上述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11-2018年，东北地区三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呈现整体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呈上下波动发展态势；第二，在所选取的东北地区34个城市中，只有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和哈尔滨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位置，其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均衡；第三，数字经济可显著提升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针对本文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平衡东北各地区数字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关系。一方面，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如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和哈尔滨市要积极地进行数字产业的转出优化，辐射周边地区，带动东北其他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其他数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要积极学习其他地区的数字技术，结合地区产业发展特点，主动积极地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优势。

其次，认真平衡市场与政府对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实现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市场方面，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推进市场制度的改革建设，使市场成为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工具。政府方面，需正确发挥政府作为监督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带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次，推进东北地区传统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变。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数字经济自主创新方面一直比较薄弱。因此东北地区应坚持以数字产业化作为主要实施途径，将数字经济技术融入到其他产业，充分重视数字技术对传统工业产业的提升和改造作用，促进产业联合发展，实现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对于东北地区数字人才短缺的情况，应加大对数字人才引进的政策力度，提高数字经济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带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进而带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铜陵学院汪婷婷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正在构建一种全新的动能、全新的经济、全新的业态。对于制造业来说，可从两个大的模块来看，一个是产业数字化，制造业生产链条都将处于自动运维的状态，运维更加精准、更加井然有序，而且自动化技术下，能够增加生产链保护、优化数据处理维度，能大大减低人工成本，增加了制造业生产过程的精益性，并以数字化致使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数字产业化，围绕数字工程，置办产业，获得新的商业机遇，创新应用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新商业模式，加强企业经济管理以及抵抗风险的能力，推动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

一、数字经济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

（一）数字经济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数据信息技术融合到企业业务中，挖掘企业、市场的数字化知识与信息，从而，在优化市场一系列的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更大的商业价值，推动了产业结构改革，加快了数字领域产业化发展。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经济提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解释。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应政策引导也频频在国家相关文件中显现。就数字产业化而言，将数字技术做成产业，即数字技术产业或信息产业，主要在于互联网行业、电信行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行业、生活类、商业类软件，以及互联网研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产业、微电子集成电路硬件等，实现产业化发展与升级。如阿里巴巴产业数字化则指的是产业的“决策——订单——存货——制造——销售——结算”等一系列环节中，都充分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自动化运维能够让制造业生产链条自动运维，调度、调整等更加方便，并且生产链测控也更加精准。及时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多层面与多链条渗透，加快重构产业链，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建设，实现降本增效、提质赋能，从半自动化制造业向着全自动化制造业甚至智能化制造业发展。也指的是挖掘制造业大数据，紧跟国家宏观调控，推动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数字化致使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以数字化创新制造业企业经营管理模式[1]。

（二）长江经济带制造业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主要对小宗商品而言，这也几乎是中国目前制造业所面临的难题，而经济发展必然要以制造业高端转型为先驱，在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提升竞争力，以佛山市为例，佛山市最出名的就是制造业，而佛山市制造业却呈现为传统低端制造业多，高端制造业少的问题，制造业形态主要集中在陶瓷、家电、纺织服装、家居制品、塑料制品等消费品领域，缺乏高新技术制造业，特点就是佛山市逐年GDP稳定增长，但市场却缺乏竞争力。其次，制造业呈现产业结构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产业结构较为相似，而产业同质化的现象有好有坏，好处是面宽覆盖广，完整的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强，能够吸纳就业，藏富于民，而坏处是就会导致行业扎堆发展，同行业竞争激烈，加速内卷，另外也不利于资源要素的空间流动，不利于拳头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所以，呈现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内生动力与新兴产业“造血”能力普遍不强，为产业转型发展形成负面作用。

可以说制造业转型发展已成为时代必然趋势，国之重器急需“转身”，而常见经济带作为我国最发达的经济带，制造业企业密布，也自然成为重点突破方向。自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以来，推进产业转移协作便被列为其中的重点板块，而恰好，数字经济这一全新动能、全新业态，也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即便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为国家经济核心，也不可避免有转型发展的时代使命，数字经济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机遇[2]。

二、围绕产业数字化，创新产业模式

产业数字化则指的是产业的“决策——订单——存货——制造——销售—

—结算”等一系列环节中，都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产业的全生命周期都应该推动数字化转型，不能仅将其认为生产线数字化或网络销售转型。

（一）生产线数字化发展

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线数字化发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而重构生产线，基于电气控制装备及电子计算机，让机电设备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运行逻辑进行自动运行，减少人力成本，获得利润空间，以先进技术来带动经济发展，要逐步完善制造行业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步伐。其主要技术为PLC技术，可以实现自动运维、安全监视、故障报警等。

1.自动运维

通过多类型电子感应器元件和控制元件，让制造业生产线按照预先指定好的逻辑命令去执行，并与工控终端联通。还可通过向量测量单元、基于微处理器的保护、数字干扰录像机、各类传感器电子设备等，对生产线上的自动化设备及生产过程进行监测、控制、保护、调节等，收集生产数据，可实时检查和操控。

2.安全监视

基于电气监控软件及电子计算机，对机电设备的运行状况及运行详细数据进行监视，详细记录机电设备的开停机状况、运行状况、异常工况、故障处理状况等数据类文件。

3.故障报警

如果在机电设备运行过程中，安全监视单元监测出比较异常的数据，则立刻进行故障报警，将异常数据和故障状况呈报到中央控制系统中，也可及时切断控制程序，避免故障造成太大影响。

制造业生产自动化的意义重大，减少了人力成本，生产过程中全部工序，包括上料、下料、装卸等，很多工作都有机器去完成，而人力成本是制造业成本中重要的组成，减少人力成本就是在控制生产成本。

未来还会向着工业4.0发展，向着生产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智能技术包括自然语音理解、模式识别、智能定位、机器学习等，对于生产智能化的理解有三点。一是精简工控流程，实现全自动化，实现“四遥”，也就是远程测量、远程信号、远程控制、远程调度，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二是完善智能化控制系统，自动化技术虽然能够让制造业设备按照标准化的工作模式去运行，但却是死的，而智能化、数字化发展下，控制系统向着智能化发展，收集制造业数据并构建数学模型，分析工具和计算的方法，对制造业的各项情况进行智能化分析，控制系统不仅能为人工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或者辅助意见，也可进行自主操作，从客观执行命令变成主观分析处理，变成活的。三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其几个关键技术包括“自然语音理解与自然语音生成”“机器视觉识别”“自然气味识别”“模块识别”“精准定位”等，综合形成生产线机器人，用以生产工作所需[3]。

（二）制造业企业模式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据”，数据准确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客观规律，利

用企业运转大数据来优化制造业企业运作模式，从而在其中获取较大的企业价值，推动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产业链环节全流程应用[4]。通过数字化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也就是常说的MIS系统

（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让企业的运营数据化、信息化发展。MIS 系统简图如下图1所示，包含众多子系统在内。

1.数字技术优化企业战略决策

以决策支持系统（DSS系统）为核心，收集企业各方面的数据，汇总进行数据化分析，利用数据来对企业内在和外在状况进行分析。进一步为制造业企业做好管理，及时收集生产与销售信息，多部门互动，获取企业运转经验教训，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提供数据基础，进而让企业的战略决策能够更加先进、有效。要知道企业战略决策是制造业企业长远稳定发展的基础，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靠数据说话，靠数字技术分析，让企业战略决策更加有效，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2.数字技术优化企业研发设计

以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统）为核心，以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AD系统）为载体，结合其他子系统所提供的数据支持，用于优化企业研发设计，增加企业设计的有效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肯定的，科技的不断发展，制造业工艺也越来越完善，但在细节处也有很多可改进优化之处，企业研发设计就是以系统化的数据支持和硬软件支持，促使制造业企业持续创新生产工艺，做好细节把控，防止产品功能无效，减少残次品，优化生产流程，这些都是能提升生产质量和效率，节省生产成本的措施[5]。

3.数字技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结合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SCM系统）及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系统）等，管理企业仓储、运输等关键细节，管理制造业企业的所有资源和完整供应链，分析企业资源配置是否得当。如果企业资源配置较多，可能增加成本，也可能面临资源的闲置，更可能面临商品滞销，而如果资源配置较少，可能无法满足生产或商业需求。因此，同样可以依据资源管理大数据来优化资源配置，对制造业企业的工作信息、资源信息等进行收集，构建运作模型，了解企业运转的逻辑，从而让资源配置科学化，不多不少，提高资源的运转率和利用率，既降低企业成本，也满足商业需求。

4.数字技术精细化管理企业运作

利用物资需求系统（MRP系统），如图2（下页）所示。分析市场，也分析自身，从而制动主生产计划和次生产计划，详细包括车间作业计划、采购作业、销售作业、仓储作业、财务处理等。如采购，从采购阶段就要控制成本，建立完善的采购机制，基于互联网服务和技术结构的系统平台，实现采购寻源过程的信息化管控，并实时把握各种制造业原材料信息数据，做到精准采购，合理采购。

5.数字技术优化企业生产线控制

利用制造执行系统（MES系统），主要作用于生产流水线，基于企业资源配置以及市场需求，计算出产品生产模型，落实到具体车间，从而优化制动企业生产制造计划，优化企业生产制造线控制。

6.数字技术优化企业供销系统管理

分销管理系统（DRP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发挥关键作用，负责对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供销关系网等进行管理，分析数据检查供销情况。

7.数字技术优化企业风险管控能力

在国内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融合到经营业务以后，能够加强制造业控制业务风险、控制融资和投资风险、经营风险等各方面能力。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内部加强了控制，实行标准化作业，减少了风险，对外部则调查和分析市场，了解客户、了解仓储等，减少了外部风险。

三、围绕数字产业化，加快制造业创新

（一）强化供给侧结构改革

社会新常态下，供需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供给侧改革也势在必行，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真谛，制造业市场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来看，如果需求端难以满足，或者供给端与需求端不符，也就是部分商品生产太多社会无法消化，部分商品生产太少市场短缺，这背后是资源的浪费，还会出现被国外经济冲击，资本外流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强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从大方向上来看，主要改革方式是“三去一降一补”，一是去产能，去掉多余的、市场不需要的产能；二是去库存，减少新生产的同时也积极去掉旧库存；三是去杠杆，降低企业负债压力，降低风险；四是降成本，国家在税收方面优惠，而企业也要思考如何尽可能降低成本；五是补短板，要大力发展科技短板、技术短板、人才短板。

而从制造业企业来说，在数字经济时代下，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端和

供给端实际情况，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大方针，从三个方面进行重点改革。一是聚集优势制造业，保持市场竞争力；二是淘汰落后产能，落后产能往往在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污染产业方面，如今我国很多低端制造业在向东南亚迁移；三是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如新材料行业，如船舶制造与海洋装备制造等。

（二）发展数字产业

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革，围绕数字技术，大力发展数字技术。通常来说，数字技术也意味着高新技术，意味着需求比较广的技术，一旦转型成功，制造业企业势必获得更大商机。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生活类、商业类软件互联网研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产业及微电子集成电路等硬件研发制造，都是创新方向。

四、结语

本文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简单解释，以及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面临难题进行了简单说明，并从产业数字化的方面分析加强工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利用大数据优化企业决策、产品研发、资源配置、惊喜运作、生产线控制、供销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最后从数字产业化角度分析了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发展数字产业，以供参考。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田朔

一、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制造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然而，与庞大的制造业产值规模相悖的是，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仍停留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使得各国之间核心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以及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等环境变化致使部分制造业企业退出市场。在此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优解。企业必须推进精益生产、积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然而，较高的创新调整成本、融资能力受限、风险承担水平较低、创新驱动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企业的创新活动。故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克服阻碍、提高创新自主性和持续性是政府、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现阶段，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有效使用为手段的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实现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1]。虽然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平衡，但数字经济的强渗透性可以显著提高传统行业的技术含量与科技创新能力[2]，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变革下，“互联网+”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的双轮驱动现象对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重塑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最具活力与创新力的经济形态，引领经济蓬勃发展[2-4]。数字经济使制造业企业内与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更具规模性和效率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运效率，节省了交易成本、信息交流成本等，从而提升了企业实现创新的能力，可见，数字经济已成为提高我国经济生产力的良性催化剂，中国的制造业必须学习如何有效地部署和利用研发资源[5-6]。因此，在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如何正确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促进企业追求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对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创新型企业是创新发展的基本主体，已有企业

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两大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包括政府补贴、营商环境、市场需求等；二是内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公司管理者的背景特征等。除此之外，当前中国制造业部分行业存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偏低、数字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创新动力不足、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导致创新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随着数字经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生产、运营和销售越来越依赖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实现企业内部的研发、生产与营销市场联动发展，而且还能够通过企业间的信息资源互通，改变企业创新方式、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赵宸宇等指出企业可通过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新业态与客户精准互动，通过大数据技术提供精准的用户消费数据分析，从而推出个性化定制的创新产品[7]。陈岩等认为数字经济浪潮下智能服务系统能够促进知识、信息等在企业间的流动共享[8]，使制造业企业内与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更具规模性和效率性，并改善企业对知识、信息的重组与吸收能力，为企业创新提供可能。

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具有多样性，荆文君和孙宝文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制约经济增长的微观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成本[9]。创新的各个环节耗时较长、风险较大，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即沉没成本较高。肖皓和刘菲菲认为无纸化与虚拟化贸易可在很大程度上节省谈合同成本、信息交流成本和支付成本等[10]；Tan等提出加速数字技术在创新中的应用，能够助力企业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11]，从而分摊创新成本[12]。另外，自动化智能工厂、3D 技术及机器人等数字要素的高边际产出性逐步增强了现有商业模式的增量，如Loebbecke和Picot发现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升资源利用率，可大大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13]；Tee和Gawer认为数字技术有效缩短了从创新到产出的技术迭代周期，使创新的流动速率得到提升[14]，有效节约了边际成本。

综上，既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力资本升级、政府补贴等对创新绩效、创新投入等的影响展开，关于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联结的研究亟须进一步拓展。基于此，本文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对象，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着重从微观层面梳理并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第二，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中小企业凭借一己之力较难实现，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叠加行业与地区维度的变量，旨在补充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在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选用倾向得

分匹配和中介效应模型使文章结果更加可靠。

三、机制分析

供给推动与需求驱动共同形成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15]，一方面，数字经济改变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经营绩效及创新过程，属于供给推动型；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引致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刺激企业追求盈利性，从而扩大企业创新动力，属于需求驱动型。基于此，本文将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两方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一）人力资本效应

企业既拥有有形资产（产品、机器和财务资源等），也包含无形资产（人力资本、专利等），Sun等与Montani等均认为企业的人力资本是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关键[16-17]，国内外学者就人力资本对创新产出、创新能力、创新效率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重塑了传统的生产关系，大量新兴的数字化产业急需熟练掌握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技术的高技能劳动力。李梦娜和周云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也直接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18]。Acemoglu和Restrepo认为当农村市场存在摩擦时，相对于资本，劳动更加昂贵，企业会偏好自动化生产以节省成本[19]，因此企业对人力资本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王海花和杜梅认为数字经济的关联性扩大了企业资源获取的范围，使得信息获取、资源等分享近乎零成本，可给予员工更高效的学习机会及发展培训平台，激励员工通过“干中学”提升自身综合素质[20]，从而提高劳动力技能与岗位技术的匹配度，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21]。佟家栋和张俊美认为高技能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加能够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进而促进出口企业的质量升级[22]。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二）市场需求导向

易先忠和孙思意强调精准掌握本土市场需求是企业创新的关键[23]。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国内巨大的消费潜力提供庞大规模的需求市场。刘政提出高质量的市场需求会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与创新活动[24]，能够发挥逆向“虹吸效应”，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25]，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升级并改善其产出效率。李平和田朔基于门槛效应模型探讨

了国内外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得到市场需求能够极大地带动技术创新且国内市场需求占主要作用的结论[26]。范红忠聚焦于广阔的市场需求规模蕴含的垄断利润，认为其为更多潜在企业提供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从而打破了潜在企业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15]。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27-28]，使企业以较低成本挖掘和分析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再加上其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贸易成本、信息交流成本，可大幅提升企业的市场活力。闫林楠等发现互联网的应用降低了固定贸易成本，并带动国内规模扩张激发了本地市场潜能[29]。Krugman和Mayer指出在规模经济与贸易成本共同作用下，具有较大市场需求规模的制造业部门产出增长速度快于国内市场的扩张速度[30]。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市场需求导向在驱动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中存在复合效应。

四、研究设计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据此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nigrantit=α0+α1lndigit+βXijzt+μt+μj+μz+εijzt （1）

上式中i表示企业，j表示行业，z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其中，lnigrantit 是企业i在t年的创新水平，lndig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Xijzt 是一系列可能会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控制变量。此外，模型还添加μt时间固定效应、μj行业固定效应、μz地区固定效应，以缓解时间、行业及省区的潜在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εijzt为扰动项，用以刻画其他因素。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lnigrant）

本文采用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指标，其中，考虑到发明专利数可以准确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并且专利技术在申请过程中容易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本文主要采用制造业企业当年发明专利授权量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创新，将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lndig）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具体测度的相关文献大多聚焦于省级层面，部分学者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产业指标及产业数字化指标等多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31]，还有学者采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变异系数法等测算数字经济。借鉴以上思路，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法将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等五个维度的指标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并取对数来衡量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

3.控制变量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从企业、行业、地区等多个层面纳入对企业创新可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具体地，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表示；企业经营年度（businessyear），采用观测年度

（统计截止日期）减去企业成立时间（年度）表示；资产负债率（lev），采用企业资产总额与负债总额之比表示；企业成长能力（growt!.），采用企业债务总额与市值之和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表示；政府补贴（lnpremount），采用政府研发补助金额的对数表示；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行业垄断度（lerner），采用行业勒纳指数（企业营业收入与其所属行业营业收入合计的比值加权）表示；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互联网接入端口数（lnbroadband），采用各省市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与公司所属行业、所属地区进行匹配，构建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集。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对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剔除样本区间内被ST、当年新上市、已经退市或被暂停上市的企业；剔除总资产、固定资产为零值或负值的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表1报告了本文所选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同时，本文还对上述变量进行了相关系数估计，结果显示所选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以上计量模型，本部分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以从整体上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其次分别用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分别从企业、行业与地区层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

表2列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对其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控制时间、行业和地区的固定效应下，列（1）单独考察了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线性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到列（8）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的变量后，回归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列（8）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每增加1%，将会驱动企业创新提高0.065%，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这表明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企业创新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对其创新水平提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保证以上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至表5所示。

第一，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为检验企业创新度量方法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的自然对数lniapply替代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1）和列（2）所示，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核心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表明在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第二，改变参数估计方法。由于样本中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的观察值呈现正值与零值共存的特征，故采用Tobit回归对模型进行重新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结果如表3列（3）和列（4）所示。不难发现，在改用Tobit模型估计后，“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结论仍然成立。

第三，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能够提供多个体动态信息，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3列（5）至列（7）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年份与地区交互固定效应、年份与行业交互固定效应、行业与地区交互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创新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在考虑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仍是显著且稳定的。

第四，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检验。企业是否发展数字经济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利用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降低双重差分法引致的估计偏误。选择政府补贴（lnpremount）、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有形资产比率（lntassetratio）、市值（lnmarketvaluea）作为匹配变量，通过近邻匹配为每个实行数字经济的企业（处理组）找到未发展数字经济的对照组企业，最终得到匹配后的样本容量为6121。

为了验证匹配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参照周蕾等的方法对得分匹配的平衡性进行平行趋势验证[32]，结果如表4所示，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在匹配后均小于4%，满足平行性假设。匹配后所有变量的t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全部

变量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从而证明了PSM-DID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基于上述匹配样本，除去未成功配对的企业，进一步对模型（1）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lndig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异质性分析

1.企业层面异质性分析

为了分析企业性质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

第一，按照企业自身股权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表6 列（1）和列（2）报告了按企业所有制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数字经济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预期结果相符；组间系数检验表明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容易获得银行信用，具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及融资环境，用于创新的可投入资本更多。因此，数字经济将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潜能，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参考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将总样本按营业收入分为大规模企业与中小规模企业两类分样本。具体地，将营业收入大于4亿元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营业收入小于等于4亿元的企业划分为中小型企业。表6列（3）和列（4）是根据企业规模进行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中小型企业，数字经济对大型企业创新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企业创新是一项长期的高风险投资，大型企业雄厚的资金及风险抵抗能力使其更愿意进行创新活动。

2.行业层面异质性分析

本文再以企业所属行业性质进行分样本回归。根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标准（2017）》将样本划分为高技术行业与低技术行业两个分样本。作为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行业技术的高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尤为重要，结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技术行业，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创新。高技术行业对数字经济更加敏感，这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数字技术应用门槛较高，而低技术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节约成本的方式，例如劳动替代等，从而造成数字经济对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创新效果更为显著。

赫芬达尔指数是以某行业前50家（企业数小于50家时计算全部企业）大企业市场占有份额的平方和表示，该指数值越大，说明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即行业垄断程度越高。以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中位数为标准，本文将行业赫芬达尔指数高于中位数以上的行业划分为高垄断行业，反之为低垄断行业。表7列（3）和列（4）表明数字经济对低垄断行业的企业创新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这是由于行业垄断程度越低，企业间竞争越强烈。数字经济条件下，随着网络全面覆盖，数据要素广泛连接，使得企业信息公开透明，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及市场地位。

3.地区层面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可能会影响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因此，本文以各省区的地理位置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两个分样本，分组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7列（5）和列（6）报告了地理位置的异质性分析结果，由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沿海地区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内陆地区企业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这是由于：第一，相比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高精尖人才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并且对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更强，更加具有创新活力；第二，沿海地区数字经济起步较早，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仍处于上升阶段。因此，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内陆地区。

六、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及市场需求导向两种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机制进行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Mit为中介变量，分别为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导向，其他变量与式（1）相同。现有众多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本文主要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三步法：首先，检验企业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是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检验企业数字经济是否显著影响中介变量。若模型（3）中系数η2符合预期，则说明Mit是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潜在路径之一。最后，检验企业数字经济与中介变量同时存在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若模型（4）中的γ显著，则进一步证实存在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当模型（4）中系数η3不显著时，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当η3显著，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η2或γ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

要对样本进行Sobel检验，以确认中介效应是否成立[33]。

（一）人力资本效应

参考蒋殿春和潘晓旺的做法，采用上市公司本科及以上人员占比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34]。表8列（2）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员工获取资源的途径，使得员工获取知识更加便捷；同时实现了知识的跨时空流动和共享，并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提升了人力资本质量。列

（3）结果显示，在加入人力资本（human）这一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和人力资本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提高人力资本带来的人力资本效应是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这可能是因为员工受教育水平越高，团队可获得的有效信息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35]。

（二）市场需求导向

企业在国内市场需求份额中占比越高，企业实际充分利用本土规模市场优势就越明显[24]。营业收入能够较好地体现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故参考卞元超和白俊红的做法，选用企业营业收入与上市公司注册地的人均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市场需求[36]。表8列（4）结果显示，企业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新技术、新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本土市场需求规模。表8列（5）结果显示，在加入市场需求导向（incircle）这一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和市场需求导向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中国数字经济和市场需求规模的双重创新优势正在凸显，并且企业数字经济放大了市场需求引致的创新效应。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助力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与风险，产业间的需求关联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使得企业研发团队可获得的有效信息更多，更有利于企业实现前瞻性创新。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CSMAR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联合匹配的2007— 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讨论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了该影响的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本文考察期内，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且企业数字经济每提升1%，企业创新提高0.065%，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行业异质性分析中，数字经济对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与垄断性行业相比，竞争性行业的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大。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沿海地区的企业创新。第三，数字经济还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市场需求导向等中介机制促进企业创新。基于上述所得结论，结合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关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发挥数据要素优势，优化创新环境。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应进一步深化数字化转型，积极实施“企业上云”“智能制造”等发展战略。从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其现有资源难以支撑自身的数字创新发展。在开放式创新下，应发挥国有企业在数字科技创新中的带头作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群。小型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合作、成果及专利授权、知识吸收等多种途径缓解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政府应优化数字生态环境，强化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积极搭建公共数据的共享平台与数字创新实验区，吸引初创型企业，促进企业产业化与数字化转型。

第二，构建数字经济标准化体系，保障数字经济安全发展。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为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基于此，政府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优化融资环境，加大重点项目资金支持。加快培育有效内需体系，增强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可达性，持续改善市场环境，释放超大国内市场需求潜力。改善加强反垄断队伍建设，降低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壁垒，稀释行业垄断性。尤其应加快建设数据要素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

第三，优化企业管理团队，培育数字人才。数字技术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能够形成数字资本及智力资本，不仅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还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企业应选拔学历高、职能背景丰富的人员加入，将有利于筑建坚实的数字人才基础；强调创新型人才培训，特别是高度重视对高管团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应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构、联合创新。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

李朋林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XuQiong和ZhongMeirui， 20XX）。《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XX》统计数据显示，2011~2021年，我国碳排放量由88.8亿吨上升至105.8亿吨，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31%，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诸如极端气候频发、酸雨、雾霾等环境问题，减排形势日益严峻。考虑到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我国政府秉承负责任大国的态度，毅然决然地制定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因此，寻求降低碳排放的方法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学术界需要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要使我国经济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完成碳减排任务刻不容缓。

当前，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陈晓红等，20XX），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以一系列新模式和新业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是数字产业化，以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部分为主，包含软件业和相关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二是产业数字化，具体为工业互联网、服务业和农业数字化。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XX年）》可知，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产业化规模已经达到8.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9%，占GDP比重为7.3%；同时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GDP比重为32.5%。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术界广泛且持续的研究，大致分为数字经济的内涵、规律、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从数字经济的内涵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信息化（孙德林和王晓玲，2004）、数字技术（李长江，

2017）、信息和通信技术（逄健和朱欣民，2013）及新经济等角度来讨论；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谢康和肖静华（20XX）主要从数字经济的创新、运行和政策方面提出八大规律；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数字经济将立足本国

优势产业（石建勋和朱婧池，20XX），加快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王琛伟，20XX）；而研究最多的领域，当属有关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李健（20XX）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赋能乡村振兴，赵涛等（2020）和张勋等（2019）认为数字经济激发并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万晓琼和王少龙（20XX）、李宗显和杨千帆

（2021）、赵涛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戴翔和杨双至（20XX）认为数字经济推动了制造业转型，戚聿东和肖旭（2020）认为数字经济推动了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一系列变革。然而，目前对数字经济的环境效应研究较少。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增长不利于提高能源效率进而间接增加了碳排放（LuZhang，20XX），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技术创新（郭丰等，20XX）、产业结构升级（谢文倩等，20XX）这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LiZhiguo和WangJie，20XX）。可见，关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学者们见仁见智，目前尚无定论。因此，明确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并研究其作用机制很有必要。

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数字经济指数的测度上，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了改进；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不同于大多数研究只注重数字经济发展对改善创业、乡村振兴、企业内部管理变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方面的影响，鉴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展开研究；三是在作用机理的分析中，本文拓宽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传导路径，且首次从资源配置效率这一作用机制出发，探究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可能产生的影响，丰富了对碳排放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

数字经济本身具有绿色、创新、共享等特点，这些特点让其成为符合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孔令英等，20XX）。第一，规模化、多样化以及高速化的信息呈现、方便快捷的信息搜查都是数字经济所独有的特征，加上其数据的可复制性和可移动性等优点，显著增强了利用数据进行价值创造的能力，同时也使得其成本大幅缩减（陈晓红等，20XX）。数字产业主要由信息技术服务业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相关产业组成，其绿色化程度通常高于传统产业，从而使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减小。与此同时，数字化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往往更加注重现代化和环保，从而对环境大有裨益。第二，作为数字

经济的产业基础，数字产业可以帮助其他行业减少碳排放。数字技术的易渗透性和可衍生性，有利于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并支持创建更加智能和环保的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还提高了产业附加值。此外，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改造并升级传统基础设施，使其更加现代化、智能化。例如：经过数字技术改造的制造车间可以实现精准预测和排放，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能家居可以实现自动节能、智能减排。第三，在数字经济时代，各种各样的数字化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适时打通并有效整合生产、流通、消费以及服务等环节，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精准匹配，从而降低碳排放。由上述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降低碳排放。

（二）机制分析

通过前述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可降低碳排放，那么具体是通过哪几种路径影响碳排放呢？这几种路径之间有联系吗？在其中是独立还是交互着起作用呢？且尚需进一步分析，如下所示。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有机统一。信息技术产业化创造了许多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以技术的不断更新升级为核心，以数据信息为生产单元，故而大都具有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而且这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壮大促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必将减少碳排放。数字经济将数字技术逐步渗透到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环节，使其与之深度融合，使得传统产业实现了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促进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从而使得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结构更加合理，可以降低能耗、提高能效，从而影响碳排放。经过统计，将数字技术应用到能源、制造、农业等行业已经帮助全球减少了至少15%的碳排放（葛立宇等， 20XX）。基于此，本文预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碳排放。

其次，数字经济内生于技术创新，又服务于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降低交易和信息搜索成本，加速要素流动，不仅促进创新资源的集聚，还能减少行业间差异和突破空间边界，加速知识溢出，并通过提高创新合作水平促进技术创新（韩璐等，2021）。而董直庆等（2014）的研究表明，清洁和非清洁技术的进步，都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碳减排。数字经济在提高创新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创新活动与现实需求的匹配效率（李宗显和杨千帆，2021），从而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ZhangJinning等，20XX）。李广昊和周小亮（2021）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生产方式集约化和居

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从而提高环境质量，助力碳减排。由上述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

再次，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YangZhen等，20XX），数字化发展正在推动能源结构向供需双方的脱碳转型。在供应方面，数字技术监控整个能源生产过程，提高旧化石能源部门的生产效率，并在能源系统运行和减少环境破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改进的数字技术可能有利于刺激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缩短新能源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效率，从而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有效减少碳排放。在需求方面，数字技术有潜力在自我诊断、卫星导航、关键基础设施和运输等领域全面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和消费效率，所有这些都对节能减排至关重要。由上述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能源结构优化降低碳排放。

最后，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既定资源配置决策成效受到地理和信息双重约束（张鹏，2019），生活中供给与需求方信息常常是有差异的、不完全的，其行为更是盲目的、低效率的，容易导致资源错配。而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恰恰为供求双方搭建了信息桥梁，使得供给信息与需求信息更加完整真实可靠，数字化程度越深，搜查信息的效率也随之越高，使得供需之间精准匹配，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置换，进而有效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ZhangJinning等，20XX）。随着数字交易平台的加速涌现，线上线下实现了实时互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地理距离的约束，使得企业竞争突破了原有的边界，竞争范围得以无限拓展，进而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间竞争越激烈，生产要素流动将越充分，那些固步自封、不懂变革的低效率企业终将被淘汰出局，留下的将是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的高效率企业，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数字技术本身具有的连接功能可以将供求信息转换为数据，并使用大数据进行供需的有效整合与精准匹配，从而降低交易或协调成本，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丁志帆，2020），进而减少能源的消耗，助力碳减排。由上述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碳排放。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碳减排，其中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动力，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能源结构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倒逼技术创新，并且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共同促进

了生产要素匹配效率的提升，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4条路径或分别或交互发挥作用，最终降低了碳排放。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1：数字经济可显著降低碳排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前文的假设，构建了以下基本模型：lnceit=β0+β1digeit+β ccontrolit+μi+λt+εit （1）在模型（1）中：lnceit表示在t时期省份i 的碳排放量；digeit表示在t时期省份i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λ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除了模型（1）中反映的直接效应外，为了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碳排放的可能影响机制，本文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法，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间接效应进行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lnceit=a0+a1digeit+γcontrolit+εit （2） Mit=b0+b1digeit+γcontrolit+εit （3） lnceit=c0+c1digeit+c2Mit+γcontrolit+εit（4）上式中，Mit表示技术

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等中介渠道。依据因果逐步回归检验原理，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回归系数，即a1、b1、c2都显著，且系数c1较a1数值变小或者显著性降低，表明存在显著传导机制。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基于投影寻踪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多数文献主要使用熵权法或主成分分析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熵权法过于依赖客观指标，且无法考虑到指标与指标之间的横向影响，可能导致权重失真，最终结果无效；主成分分析法前提假设之一为指标之间是线性关系（虞晓芬和傅玳，2004），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且提取

的主成分可能不符合实际背景。为弥补指标赋权上的不足以及考虑到数据具有高维度、非线性、非正态特征（唐珺等20XX），本文借鉴邓楚雄等（2013）提出的投影寻踪模型进行综合评价，既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数据特征，又能克

服传统评价方法主观性过强的缺陷，并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条件与应用、机制分析并结合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化

及产业数字化3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王军等，2021）。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见表1），记为dige。

2.中介变量。技术创新（tech），用专利授权数来表示；产业结构升级（indus），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的百分比来表示；能源结构（es），用煤炭消费量占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份额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基于陈永伟和胡伟明（2011）的研究，本文用资本错配指数（Tki）和劳动力错配指数（Tli）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

其中：si=piyi/Y代表区域i的产出yi在整个经济产出Y中所占的份额；βk=

∑siβki代表资本贡献的产出i加权值；Ki/K表示i地区实际使用的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张军等，2004），而资本有效配置时i地区使用资本的理论比例用si βki/βk表示。参考白俊红等（2018）的研究，可以用C-D生产函数测算出要素产出弹性。鉴于存在资源配置过度（Tki或Tli<0）和配置不足（Tki或Tli>0）的情况，本文对资源错配指数进行绝对值处理，以保持回归方向一致。该数值越大表明资源错配越严重，则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当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配置效率；相反，则表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3.控制变量。除上面列出的变量外，本研究还涉及一些其他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发展速度（egrow），用各地区GDP的年增长速度衡量；人口规模（popu），用省人口总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调查表明，家庭生活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不容低估，家庭层面的能源消耗可以通过人口规模来体现；能源消耗（pener），用人均用电消耗量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因为电力消耗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对外开放（op），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值表示。

（三）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的数字经济从最近十年才开始迅猛发展，同时考虑到2013年以前关于数字经济的数据缺失情况比较严重，故而研究样本的期间选择在2013~2020 年，以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西藏自治区及中国港澳台地区除外）为具体研究对象。除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外，剩余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采用MATLAB和STA CTA16.0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和模型检验。运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各个缺失值，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下面将从集中度趋势和离散度两个方面分析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集中度趋势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747，最大值为3.319，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仍比较低；各个省份碳排放量取对数后的平均值为5.663，最小值为3.726，说明碳排放量的降低还存在较大空间。从离散程度看，技术创新的标准差为1.371，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标准差为2.589，经济发展速度的标准差为2.540，可见技术创新水平、劳动力错配程度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波动幅度较大。资本错配指数、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对外开放、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源消耗的标准差均小于1，表明这些变量的数据波动程度较小，与现实情况相符。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各个解释变量之间或许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造成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偏差，本文分别利用相关性分析剔除了与其他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又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了让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消失或显著性下降过快的变量，检验后依次剔除了城镇化和能源强度等变量。表3列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1）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抑制了碳排放；列（2）~

（6）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稳定在-0.16附近，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考察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碳排放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H1。

此外，在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列（6）中，各地区对外开放（op）与碳排放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该地区的经济可能越来越发达，更加注重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促进产业绿色化转型，进而有效降低碳排放；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与碳排放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环保意识可能越深入人心，尽可能采用节能技术或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也将加大对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促进碳减排；经济增长速度（egrow）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为达成经济增长这一首要目标，会以牺牲部分环境质量为代价；人口规模（popu）和能源消耗（pener）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口规模越大，人们生活、外出及住房等需求越大，能源消耗就越多，最终导致了碳排放显著增加。

（二）中介效应检验

前文全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传导机制，为验证该作用机制，选用因果逐步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

首先，由列（1）和列（3）可见，数字经济的系数分别为0.482和0.323，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让创新参与者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下共同传播和分享知识，实现知识的累加效应，改造和更新创新体系，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也表明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产业间的“润滑油”，基于数字化的新型农业、智能工业、智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发展，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模糊了产业原有的界限，使得产业与产业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驱动产业结构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列（2）和列（4）可知，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都为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数字经济系数与模型（1）相比，绝对值略有下降，说明存在传导机制，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碳减排。

其次，从能源结构视角来看，能源结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清洁能源使用比例，促进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列（6）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系数显著性降低，而能源结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部门数字化的整合和渗透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变消费模式以及实现低碳化发展，证明能源结构是数字经济发展降低碳排放的中介变量。

最后，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来看，表4列（7）和列（9）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指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并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本要素错配和人力要素错配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数字经济对资本要素扭曲的改善效应明显大于对劳动力要素扭曲的改善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市场主体的生产过程和管理形态发生改变，数字技术应用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由表4列（8）和列（10）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来降低碳排放。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利用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地理区域不同，各地区的人口数量自然也千差万

别，而人均碳排放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区域的碳排放程度，使碳排放具体到每个人，这可以更加真实地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既考虑了公平，也没有忽视效率。因此，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本文使用人均碳排放来替代被解释变量。由表5列（1）的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原结论比较可靠，说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2.更换模型估计方法。结合现实情况，通常认为每个地区上一年的碳排放量大概率会影响本年的碳排放量，这种影响是持续的、动态的，而前文用的是静态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基于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引起的估计偏误，在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即为上一年的碳排放量，将模型更换为动态固定效应模型再次进行检验。表5列（2）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然而其绝对值降低明显，而且滞后的被解释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可认为上一年的碳排放的确影响到了当年的碳排放。

3.内生性检验。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生性问题。从本研究来看，一方面控制变量不可能覆盖所有影响碳排放的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作用于碳排放，而碳排放也可能反作用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互为因果关系。一般来说，环境良好、空气质量较高的地方更能吸引经济实力雄厚的数字型企业家去投资。由于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并确定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净影响。参考黄群慧等（2019）和赵涛等（2020）的做法，本文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采用上一年各省全国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与各省2002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的交互项来表示。

豪斯曼检验的原假设为“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即不存在内生变量，经其检验后得出p值为0.0377，显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强烈拒绝原假设，故可认为数字经济水平指数为内生变量，应该使用工具变量法。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时，必须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由表5可知，不可识别检验显示，K-PLM 统计量的p值为0.00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表5中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DWF统计量显示，对于名义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其真实性显著水平超过了10%。因此，以上检验验证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由表5列（3）可知，在同时控制了时间、地区及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助力碳减排的结论依然稳健。

以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助力碳减排这一结论

是有效的、合理的、可靠的。这说明在当前这一阶段，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对提高生活环境质量、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四）拓展分析：区域异质性

前文尽管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碳减排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展开了深入而详细的讨论，但是考虑到我国各区域人口、自然资源禀赋、政府政策的不同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有必要对全国区域进一步细分，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完整性与充分性。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两者关系的区域异质性。

从表6列（2）和列（3）中可以看出，我国中东部的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然而由系数比较可知，发展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影响程度反而强于对东部的影响。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与中部地区相比，我国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力资源丰富，信息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数字化平台发展更成熟，生产要素可实现充分流动，知识信息交流与传播更加迅速。所以，东部地区本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碳排放水平下降空间较小。然而在中部地区，碳排放水平的下降空间较大，可能是因为数字化本身的环境友好型特点初步显现，互联网的外部溢出性及其相关产业的集聚效应初显，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得到进一步升级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持续提升，能耗降低明显，从而助力中部地区碳减排。由表6列（4）可见，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广大西部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人力资源不足，网络发展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数字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早期所产生的资源消耗增加抵消了数字赋能而产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是各个产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生产要素错配问题比较严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都将导致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碳排放不具显著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数字经济的内涵予以界定，并运用投影寻踪法测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然后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优化能源结构

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作为机制切入点，对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讨论。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碳排放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可靠。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能源结构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间接降低碳排放。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中东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明显，而对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明显。

（二）建议

经过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持续加强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促使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加大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力度，加快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使数字经济的强大效能在助力碳减排方面得以充分释放。

2.不断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应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对绿色创新的重要性，着力加强数字技术在绿色创新中的应用，不断提高绿色创新水平，研发清洁能源，开拓清洁产业，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步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于资源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提升生产要素供需适配性，不断改善人力、资本等错配情况，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力争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3.立足区域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依托各地区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本地化数字经济产业，聚焦区域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依靠数字技术红利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赋能碳减排。产能过剩和资源过度配置的地区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降低资源错配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和减少碳排放的双赢。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

王艺霖

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发展模式也出现了变革，数字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进入“十四五”时期后，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并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统计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2021年时已达到45.5万亿元，较“十三五”初期扩张了1倍多，而且数字经济增速全球第一。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动力，通过将数字技术融入传统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产业活力。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支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除此之外，我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人才储备、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等都是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多问题，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除了一些互联网巨头或者大公司积极参与转型，整体来看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面临数字化人才缺失、转型前景不明朗等问题。而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核心技术缺少竞争力，在国际数字经济中的话语权有待提高。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做优、做大、做强我国数字经济，克服挑战、弥补短板，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在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通过数字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数字经济概念

目前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没有明确定义，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对当代经济学的变革，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以大数据、算力平台、智能算法为三大基石，运用这三种要素对数据进行分析，继而服务于各行业促进高质量发展。2016年的G20峰会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高效开展作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虽然学界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各有不同，但都围绕两大核心：数字技术和数字知识。

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的产业化、系统化发展，产业数字化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赋能，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现在普遍认为数字产业化是落日黄昏，已经到达顶点，而产业数字化才是发展新趋势。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离不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发展，技术和知识的提升才能够助力数字经济长远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十四五”时期已是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这十年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万众瞩目，数字经济增速世界第一，总体规模世界第二，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显现出强劲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的移动宽带网络在2021年已达到5481万公里；移动通信网络已逐渐普及5G，6G建设国际合作交流加快；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第二，数字产业创新能力迅速提升，补短板、强弱项，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上升，创新能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数字产业发展迅猛，2021年已达9.6万亿元。第三，产业数字化加速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等全面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网络零售市场规模从2012年1.13万亿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13.1万亿元，而且农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第四，公共服务数字化不断推进，主要有互联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数字惠民水平提升、乡村数字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服务数字化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了共同富裕。第五，数字经济的进步带来了网络安全保障的提升，数字经济与网络技术密不可分，我国为提高网络治理能力，颁布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都得到了提升，为数字经济长远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第六，数字经济的国际交流合作更加密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在国际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同，还有构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网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人才交流等。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面临很多变化，有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也有因为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渗

透到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近10年来，通过国家战略指导和各企业的积极转型，数字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也出现了较明显的转变。数字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后，现阶段开始推进数字经济纵深发展，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在全球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威胁下，发展数字经济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数字经济于企业发展的助力对促进我国疫情后经济复苏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总体盈利率较好，显示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活力，较高的盈利率也对我国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我国数字经济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核心竞争力缺失，关键技术领域缺少竞争力。在芯片研发、技术开发、操作系统、重要材料等领域还是与国际顶尖水平差距较大，目前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相应人才和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靠自主研发，没有核心技术就难以支撑数字经济长远发展。第二，传统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较为缓慢，中小企业资金不足、技术缺失，对数字化转型前景不明确，很多限制因素导致中小企业不敢转、不会转。除此之外，很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也较低，主要原因是数字基础不好、转型成本太高，企业虽然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但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已经适应现有的运营模式，转型带来的变化难以预测，所以企业转型意愿也不是很高。第三，不同行业、不同城市、不同领域数字经济鸿沟差距较大，因为不同的地方数字建设基础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同，科学合理地发展数字经济可以缩小差距，但从现在的发展状况来看，数字经济鸿沟在不断扩大，如果不缩小差距，数字经济建设难以健康发展。第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还需完善。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对数字经济的规章制度有待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法律规定较少，而且有些不适应数字经济现在的发展情况。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对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转型积极性、提高跨部门协同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展望

目前，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运行不稳定、需求下降、供给不足等问题的影响虽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国将会很快迎来经济复苏，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我国应主动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带来新产业、新业态。根据专家预测，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会超过60万亿元，我国数字经济前景广阔，应该改进现有发展模式存在的不足，提高数字经济发展质量。

第一，要培养专业数字化人才。一方面是核心技术攻坚问题，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有助于突破核心技术，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提高国家数字技术核心竞争力，支撑数字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需要的主要是技术人才，而融入数字技术后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更需要高端复合型人才，既要懂技术又要懂数字化融入生产。目前人才缺失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一大难题，最根本的就是从高校培养人才，提高大学生的数字实践能力，培养创新意识。短期内可以通过奖金分红、职称评定等激励现有人才学习数字经济方面的知识。

第二，要形成有利于数字经济良性竞争的治理机制。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既要促进又要管制，提高对数字经济治理的敏捷性。根据数字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及时出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督促数字经济规范化发展。处理好数据使用、流通、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个人隐私保护。在优化调整方面，要形成各部门合力，制定数字市场促进竞争政策，鼓励行业互动、企业联盟，不断提高数字技术的普惠性，减小和消除数字鸿沟。

第三，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巩固数字经济建设根基。进行新兴技术设施专项建设，推动5G规模化部署，提高IPv6服务能力，加强卫星遥感技术民用能力，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通过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降低数字经济发展的隐性成本。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信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1］。当前，数字经济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对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从四个方面探究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一）主体赋能：数字经济培育高质量乡村农民群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推动者。在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民是书写乡村美好生活的主体力量，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党在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首先是对农民的主体赋能，提高农民数字化素养，培育新时代高质量农民群体。第一，数字经济要求从业者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互联网知识，这就倒逼了农民群体加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有利于农民摆脱长期从事复杂程度较低的生产活动所形成的发展性困境，在数字经济生产活动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高自身素质。第二，数字经济所依托的信息网络也使得海量的知识得以超越时间和距离的阻碍为农民所用，电子书籍、科普文章、视频教程等数字经济“副产品”给了农民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资源。

（二）客体赋能：数字经济实现乡村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172。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生产要素之一。数据要素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能够实现对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优化配置，推进土地流转与宅基地制度改革，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活力；打造生态旅游和绿色食品产业，并通过数字经济平台增加影响力与传播力，激发农村特色生态资源活力；通过信息技术的“蒲公英效应”，吸纳和推动外界资本要素与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结合，为乡村发展提供资本动力；通过大数据、

智慧农业等平台精准化、科学化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数字经济使得农村丰富的生产要素从分散和闲置走向集约和高效，将内部资源优化配置与外部资本引入相结合，充分调动起农村一切积极要素赋能乡村振兴。

（三）平台赋能：数字经济建起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路

电子商务、网上团购等数字经济平台为农产品贸易提供了优质便捷的渠道。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0》指出，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9万亿元，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5.3%，同比增长8.9%［3］。由此可见，农村电商发展迅猛，电商平台在对接农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上发挥着巨大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农村电商使得“小农户”的

“小商品”能够对接大市场，提高了农户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快递业务的发展极大提升了农产品运输效率，使得物美价廉的农产品能便利地走进千家万户；电商平台依托网络和大数据平台，能够精准推送农户商品信息，通过助农直播等形式实现“数商兴农”，真正实现“酒香不怕巷子深”。同时，数字乡村建设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电子政务、“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党建”等平台数字化、信息化的治理方式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既减轻了基层工作者的压力，也方便了人民群众。

（四）生态赋能：数字经济打造乡村优美宜居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乡村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在科学化防治污染、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低碳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农村地区打造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第一，依托大数据、互联网和现代化监测设备实现对农村地区水污染、大气污染、林田污染的精准识别、记录，能够实现精准科学污染防治。第二，农村地区生态资源通过电商、团购开展旅游、农家乐、绿色果蔬等特色生态产业，实现生态经济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科学绿色生产实现经济的生态化；数字经济相较于传统工农业，能依靠其高效性和科学性减少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二、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困境

（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失衡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年）》数据显示，全国行政村通光纤率和4G覆盖率超过98%［4］，乡村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我国农村地区数

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是，还应看到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数字通信网络设施和数字设备还有所欠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为63.2台，而农村居民仅为24.6台，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居民平均计算机拥有量分别为104、62、74台，而四川、贵州、山西等中西部省份居民平均计算机拥有量仅为38、33、45台［5］。此外，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9.2%［6］，与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还有较大差距。由此可见，数字基础设施还存在城乡差距大、东中西部差距大的现状，农村、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二）乡村数字经济人才缺乏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要依靠数字基础设施等“死”要素，更重要的是数字人才“活”要素作用和能力的发挥。当前，乡村地区劳动力流失、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显示，农村地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比重达到了23.99%，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6.57

%，超过了“老龄社会”标准。此外，农村地区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近1/3 的全职务农，其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10%左右（其中大专及以上占1.21%），平均年龄超过50岁［7］。这说明乡村数字经济人力资源矛盾突出，劳动力数量少，劳动力素质低，“人”的问题已经成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乡村数字经济监管不力

乡村数字经济作为新兴事物，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尚待明确，数字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业态，准入门槛较低，生产经营活动透明度低，乡村数字经济更是存在监管难度大、监管范围广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急需加强监管。为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力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相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宏观性的顶层法律设计，但还缺乏微观层面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和法规。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的特殊情况进行针对性立法，对农村数字经济和传统数字经济的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未加以区分，法律监管主体不明确，“没人管”和“都在管”的监管混乱问题时有发生。例如，《电子商务法》规定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无须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缺乏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的农村地区的适应性，发达地区农村的小额交易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可能就是数额较大的交易，若都“一刀切”无须市场登记，会造成市场混乱和监管缺位等问题。

（四）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失序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297，这句话生动描述了资本为了利润不择手段的景象。乡村数字经济由于发展起步晚，监管体制机制不成熟，存在着盲目逐利、发展失序的危险。目前，乡村在产品供应上参差不齐，重数量轻质量，存在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现象，农产品质量没有保障，部分农户借绿色有机的名义销售施化肥、打农药的农产品，部分生态旅游区千篇一律，缺乏特色。在宣传销售上名过其实、不切实际，重热度轻厚度、重外在轻底蕴，直播带货中存在虚假夸张宣传、虚构观看人数、造假销售数据的现象。更有甚者为博取关注和热度虚构农民生活，用苦难或者低俗内容博取关注，形成了编剧、拍摄、宣传等一整条灰色产业链，使消费者上当受骗，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电商信誉和形象。

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加快乡村数字新基建，依靠科技和数据双驱动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一，形成政府财政主导和社会资本补充的共建共享数字基建模式，政府部门要加大地方财政对农村地区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乡村重点区域5G覆盖率、IPv6部署率、宽带接入率、智能手机和计算机拥有率等指标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考核目标；鼓励社会资本向农村地区流动，加大对基础电信企业和数字化农业设备企业的政策性引导，适当给予政策优惠与补贴，开展数字化家电、农机下乡活动。第二，加快县域农业数据中心的建立，形成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本地区农业自然资源数据和社会资源数据，形成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完整机制。第三，推动城乡数字基建一体化。构建城乡统一的数据接口、技术标准和配套软硬件设施，促进城乡数据无缝衔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充分利用城市海量的数据信息和超强算力赋能乡村数字经济产业。

（二）培育乡村数字人才，依靠人才和知识双驱动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化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

干部的广阔舞台，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8］。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复合型数字人才，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与知识双要素的新鲜血液。第一，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展开城乡对口帮扶和支援计划，派遣一批有才干、能吃苦的数字经济人才点对点驻村工作，聘请数字技术人才开设电商直播、大数据分析、智慧农业等线上和线下培训班。第二，形成按知识与技术要素分配的激励机制。对乡村数字经济做出创新型贡献的人才给予奖励，开创知识、技术入股的形式，给予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以合作社等农村数字经济产业的股份和分红。第三，大力培养本村人才。派遣本村两委干部和骨干村民外出学习考察，学习产业培育、数字技术、数字治理、农村电商等方面的知识和成功经验，培养数字经济产业的“排头兵”和“领路人”。

（三）完善乡村监管体制机制，依靠德治和法治双驱动实现营商环境法治

化

第一，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法律法规。以国务院颁布的《“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为指导，落实《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等法律。同时，邀请法律专家针对乡村电子商务特殊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与完善，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对乡村数字经济违法行为进行分析和监管，加强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第二，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设道德讲堂，宣传诚信经营、依法经营的理念，设立“红黑榜”，对遵守法律法规、信誉优秀、诚信经营的农户进行表彰，广泛宣传，对破坏市场秩序、失信背约等行为进行公示。第三，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管理。在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农户的保护，打击乡村数字经济依托的电商平台利用其数据要素优势和平台优势进行大数据杀熟、平台垄断、价格歧视等行为。第四，加大普法力度，做到依法治理。邀请法律专家和顾问进行普法知识讲座，开设乡村巡回法庭，解决乡村数字经济生产、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形成用法律条款解决冲突的习惯，让村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四）开创乡村特色产业，依靠地方禀赋和文化底蕴双驱动实现产业优势

化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关键要实现产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

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9］。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要立足地方特色，打造属于本地区的产业文化名片。第一，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分析，找准产业发展定位。建立分析模型，根据地区自然资源富集程度、一二三产业分布情况、交通运输条件、资本要素流动度等区位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绿色农产品、农田体验等特色产业。第二，厚植乡村文化底蕴。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增加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延长和丰富产业链。培育本地区产业特色文化，围绕特色产业构建乡村生态文化、乡村美德故事、乡村学习文化等，让乡村有文化底蕴，产业有文化支撑，产品有文化背景。第三，借助网络直播、短视频展现美丽乡村。推进乡村文化创作和传播，内容要接地气、有内涵，传播方式要多样、有吸引力，打造本村落独特的IP，如新疆尉犁养蜂哥“你这背景太假了”火遍全网，引发17亿人次讨论围观，很好地宣传了新疆的美景美食，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文武

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乡村衰退不是必然规律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业农村与国家同步实现现代化、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0年，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任务的胜利完成，我国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乡村振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②。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和要素偏向城市的市场化流动、乡村长期积累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等原因，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人才短缺。在人口要素长期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出现了人口空心化、基层组织力量弱化、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难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推动力。二是资本短缺。乡村资本短缺是指由于农村市场化水平低，许多乡村固有资产和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资本，以及因农村金融可及性低导致的乡村难以通过金融市场获得金融资本，并进而引发能够促进乡村发展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要素资本自我积累不够，无法满足乡村振兴的需求。三是缺乏产业支撑。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产业都处于或无或弱或小的发展现状，难以承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重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乡村振兴进入快车道，须集中力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断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关键性矛盾问题，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扫清障碍。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形态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数字经济具有广泛赋能性，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牵引作用，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20XX年1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XX—2025年）》，对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做了全面顶层设计，为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也对研究者加快相关领域研究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利用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这一崭新实践课题，本文将以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为出发点，从人才、资本、产业三个层面厘清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可行的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数字经济破解

乡村人才短缺困境的内在逻辑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变量，但目前我国乡村发展面临较为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相关数据，2016年，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为31422万人，比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的农业从业人员数减少了2824．4 万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占比33．6％，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减少，老年劳动力占比明显增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速度显著加快，并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数字经济助力破解乡村劳动力资源不足和人才短缺困境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优存量、提增量、做减量”三个方面。

（一）优存量：提高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

数字经济首先可以从绝对层面提高农村存量人口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主要依靠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农民数字素养和技能不断提高，由此既可以降低农村居民主动获取信息、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也有利于政府和相关组织机构在农村和农民中广泛开展农业生产信息知识普及、专业技能培训等，由此直接提高农村存量人口的人力资本①。换言之，数字经济能够以其独特联通功能，打破固有时空界限，将农村内部、农村与城市、农村与国外互联互通，开拓农村居民视野，拓展农村居民思维，促进农村居民思想解放和认知能力提升，使其形成更具科学性的认识和判断②。此外，数字经济与医疗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促进农村远程医疗、“互联网＋健康”服务等产业发展，实现城市优质医疗健康资源城乡共享，助推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发展。

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还可以从相对层面提高存量人口人力资本，推动乡村

劳动力质量提升。信息技术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具有技术广泛应用性强、技术持续改进性强、在应用领域促进创新性发展等特征③，其在农用设施设备以及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等各环节的渗透性运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曾经过程复杂、有较高人力资本要求的复杂工作变成简单工作，使机械劳动替代人力劳动，从而相对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比如，农村专业化、规模化养鸡在传统技术设备和环境下对各环节的劳动力数量及技能都有一定要求，而数字化物联网养鸡实现了养殖各环节的全自动运行，管理人员只需要一部手机并通过相应控件按钮操作，就能掌握鸡场的养殖情况，既节约了劳动力，又能使养殖者更简单轻松地完成相应工作。

（二）提增量：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出现能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方式。具体来看，首先，数字技术作为一项崭新的技术，直接创造了以数字化开发与制造为核心内容的数字技术产业，进而催生出数字技术研发、数字产品生产管理、数字产品销售、数字设备运营维护等新岗位。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普及和完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过程中数字化设备的投入和运用，乡村治理中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等，使乡村数字化相关的就业机会明显增加。其次，数字技术不仅可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和领域，而且能使其他产业的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产业业态、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治理机制等发生颠覆性变革①，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如目前盛行的农村电商模式将农产品的终端销售由城市变为乡村，将以前农产品的一次性大量运输模式变成长期多次邮递模式，创造了如直播、销售、快递等新就业岗位。再次，数字经济为乡村自主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数字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应用，打通了城乡信息阻隔、地理空间阻隔、交通物流阻隔，为乡村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创业提供了无限可能。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促进劳动力自主创业②，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家庭相对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家庭，创业概率要高得多③。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信息收集、物品采购、商品运输、要素流动的成本，使创业者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创业资源，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对原工作岗位的改造提升其就业吸引力。相关研究发现，在复杂劳动力市场中，信息技术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极化，即信息

技术会创造高技能需求工作，破坏中等技能需求工作，迫使中等技能劳动者流向低技能需求岗位就业④。但农村劳动力市场需求比较单一，不存在明显的高、中、低技能之分，而且从实际特征看，主要体现的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即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属于复杂劳动力市场。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性破坏”作用，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工作岗位的改造提升，形成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如数字农业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通信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实现了对传统农业生产流程的颠覆性改造，增加了现代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降低了传统农业生产工作的艰辛繁重程度，进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吸引力。

（三）做减量：通过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等把数字经济条件下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推动的这一轮工业革命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把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称为“第一次机器革命”⑤。“第一次机器革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强了人类的肌肉能力，扩大了人类劳动的可及范围，从本质上讲， “第一次机器革命”的技术主要是和人类劳动互补的⑥，而“第二次机器革命” 更多表现出对人类劳动的完全替代⑦。数字经济带来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所具有的这种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与高技能劳动的互补特性，对于解决我国乡村人才流失、农业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生产经验的积累主要依靠“干中学”，且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并无显著差异，这类劳动者是农业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而一些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比如养殖业、林木果业等，则要求具备更高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但此类劳动力需求在整个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占比并不高。因此，相对来看，农业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为主、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为辅的特征。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使大批智能化农用机械设备广泛用于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实现了机器对人的替代，并拓展了农业劳动者的劳动范围，由此既能够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把劳动者从过去艰苦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农业生产更加容易、轻松。如人工智能喷洒无人机、草莓采摘智能机器人、智能水果分拣器等数字技术设备在农村的使用，已经显现出较强的劳动力替代和增强效应。

二、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

发展经济学高度重视资本的重要性，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均认为，地区长期贫困或长期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源在于资本匮乏或投资不足①。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实行城市偏向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村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由此导致农村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当前乡村振兴建设面临的“缺钱”困境主要体现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改造以及乡村有效治理等方面。乡村振兴“缺钱”困境实质是资本匮乏问题。“资本”是凝聚以往投入形成的、具有市场进入机会因而能够通过市场获益的资产②，其内涵可概括为：首先，资本是一种资产（要素）；其次，这种资产要有市场进入机会；再次，这种资产能够在市场中获得收益。据此，数字经济赋能解决乡村振兴资本匮乏困境的逻辑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一）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乡村资产向资本转化

按照索托的资本化逻辑，资本化就是资产（要素）获得市场进入机会进而获得收益的过程③。换言之，资产（要素）参与到市场中才可能成为资本，因此，创造更广阔的市场，让乡村资产（要素）有接入市场的机会，是资产资本化的必要条件。

1.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市场推动乡村资产转化为互联网资本。

互联网市场是完全有别于传统线下市场的新市场。互联网市场的诞生催生出一种新资本形态，即互联网资本。根据前文资本的定义，互联网资本可以理解为任何因既往投入形成的、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市场获益的资产④。互联网市场出现前，受传统线下市场的种种限制，很多乡村资产无法接入市场，不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效配置，从而处于“休眠”状态。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普及和完善，网络连通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互联网用户连接到的网络规模越来越大，被其他互联网用户连接到的机会也越来越多⑤，互联网市场规模由此不断扩大。互联网市场打破了传统市场的诸多限制，使很多“休眠”资产能够通过进入互联网市场获得资本收益，从而实现资产向互联网资本的转化。如乡村山水、田园风光等通过抖音、快手等网上平台进行视频投放，随时随地可供人欣赏换取点击流量进而获得收益，这和旅游公司将景点开发后对参观游客收取门票本质一样，即农村闲置景观资产通过接入互联网市场获得了收益。因此，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的融合发展有助于使资产接入

互联网市场，从而能够将农村部分僵化和闲置资产转化为互联网资本，破除资本匮乏困境。

2.数字经济通过扩容原市场促进乡村资产资本化。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其渗透性和创新性实现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由此创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扩展原有市场范围边界，提升原有市场容量。同时，各种线上平台通过互联网延伸到农村各个领域，使农村产品和要素等市场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打破了传统市场的时空限制。数字技术在农村物流中的应用，有助于缩短流通时间，扩大流通范围和市场半径，为农村资产加快向资本转化提供条件。如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物流发展滞后、市场半径很短等原因，高原藏区的松茸、羊肚菌等特殊菌类生物，无法作为新鲜商品实现远距离销售，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这些对保存方式及时效有严格要求的农产品可及市场范围不断拓展，不仅可以销售出去，而且销售价格提高，销售周期缩短，实现了资产向资本的快速转化。

3.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数据要素资本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重要的资本，释放经济增长的数据红利①。数据能成为资本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可以参与生产，发挥经济要素作用，促进经济增长。这表现在，一方面，对数据进行收集、储存、处理、分析，然后将其作为生产要素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另一方面，将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倍增效应②，提升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效率。换言之，数据具有参与价值创造和实现价值倍增的作用，这正是数据资本化的结果。

随着数字经济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乡村各种有用数据要素都可以被充分挖掘、整理，参与市场运行并转化为资本，这一转化过程主要通过如下两种形式实现：一是数据本身被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类数据本身既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参考，又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商品价值形成过程，所以能够进行交易。比如，产业选择一直是农村产业发展的难题，需要综合市场、农产品特性、自然环境等多方面信息进行决策，一旦决策失误，会使生产者面临市场和生产等多方面风险，并导致产业发展失败。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快速、高效、专业地收集产业选择和发展相关信息，为产业发展决策提供科学支撑。二是数据本身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而是与其他要素一起参与生产过程，形成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后再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实现自身资本化。例如，

数字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数据信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数据在这一过程中的资本化是通过数据信息参与农业生产、带来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并实现农产品的最终价值。

（二）数据对其他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数据要素的替代节约效应主要体现为其对土地、劳动和管理的替代节约③。数据要素对土地要素的替代，体现在生产过程的数据化、信息化促使线下活动转为线上活动、实体生产走向云端生产，使乡村可以缓解土地资源有限的束缚，破解土地供给缺乏弹性的难题，扩大实际生产空间；数据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体现为生产流程自动化对劳动力的部分甚至全部替代，从而节约和释放更多人力资本；数据要素对管理的替代，则体现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模拟人脑思维，实现云计算、云管理和云决策，达到部分“去管理化”④。显然，数据要素对这些要素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有助于缓解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资本匮乏难题。

（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资本积累

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助推乡村资本积累：一是增加乡村信贷资本。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突破金融服务的空间限制，实现服务对象下沉，针对不同乡村主体设计个性化金融产品，对金融主体进行快速风险评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贷成本，实现便捷授信和快速融资，提高乡村整体融资规模。二是促进乡村商品价值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家庭农场”“金融＋企业＋农户”等创新性融资模式，为乡村农产品销售提供“数字授信”“数字担保”“数字保险” 等金融支持，助力乡村商品价值实现和乡村收入增加。三是促进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本身就是重要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能够为农村居民提供包括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全面的金融服务，弥补传统金融服务城乡供给不平衡的缺口。同时，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金融

＋科技”模式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运用互联网新兴平台，通过众筹、股权融资等模式推动农村公共服务更加普惠，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形成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良好机制，使乡村拥有越来越多的便捷公共服务⑤。

三、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产业振兴。只有通过产业振兴，为乡村振兴夯实根基，才能为乡村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现阶段，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存在同质化问题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少、产业规模小、链条短、产值低、竞争力弱、市场化程度不深等问题，需要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契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大数据技术有助于缓解产业同质化问题

乡村产业发展同质化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各主体各自为政，基于碎片化信息进行决策，从而引发个体有计划的产业理性选择与乡村产业整体的“非理性”发展的矛盾，结果导致同质化产品间恶性竞争，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产业在不同区域退出进入频繁，商品市场价值难以实现，伤及农民利益。另一方面，乡村产业的选择本身对综合决策能力要求较高，涉及地理、气候、土壤、资本、管理、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选择的产业是否适合当地环境、能否发展壮大并持续带来利润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发展主体为了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往往采取模仿和跟风策略，目的在于通过复制成熟和成功的产业发展案例实现自我发展。当许多市场主体做出相同模仿行为时，便会导致产业的盲目扩张，改变原有产业市场占比，进而改变产品市场供需状况，影响产业产品价值实现。近年来频繁出现的部分水果、蔬菜、肉类等农产品价格周期性大起大落现象，便与产业同质化有显著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快速挖掘、收集、整理、分析能力，可以获得相关产业的全域信息，这样的信息数据一经决策部门掌握，通过专业分析便可转化成从宏观上推进产业发展和调整的科学依据，用于指导乡村产业的整体布局和结构优化，进而使各乡村因地制宜、精准选择，发展特色产业，减少因产业选择困难而简单复制其他区域产业发展模式的行为。

（二）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解决乡村产业规模小、链条短、产值低的问题

产业要发展壮大，既可以通过横向发展战略扩大产业覆盖面，增加产出量，也可以通过纵向发展战略，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业产值。当前我国较多乡村产业都以生产初级农产品为主，产业价值链较短，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规模较小。如许多水果产业的产业价值实现方式就是将新鲜水果通过各种方式运输到市场进行直接销售。这种以销售初级农产品为主的产业发展方式，既无法获

得农产品深加工的增加值，还可能面临成熟期大量产品挤压，商品供大于求，产品价值打折的风险，即产业价值实现处于“微笑曲线”底端。此外，乡村产业面临的这种纵向发展不足还会进一步限制产业的横向发展。

随着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互联网突破了地域和时间限制，使农村电商可以直接面向各区域市场销售产品，同时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的高效率低成本送达，不仅缩短了流通时间，而且减少了流通成本，使商品流通环节的部分溢价内部化。“互联网

＋农业”扩大了乡村产业的销售市场，改善了产品在可及市场的供求关系，减少了因供求关系波动带来的价值损失。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的融合渗透，使智能化设备、智能化管理、智能化劳动应用到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降低了部分工作的复杂程度，简化了相关工作的流程，使产业纵向发展的门槛降低，推动乡村产业向产业下游方向延伸，沿价值链“微笑曲线”向两端升级。此外，尽管有的乡村产业已经在产业链条上延伸发展，但技术和设备比较传统，效率不高，应对这类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充分利用数字红利，从而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领有利地位，获得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实现产业做强做优做大。

（三）“互联网＋农业”有助于解决乡村产业市场化程度较低问题

我国乡村产业市场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产业选择和产品销售过程中非市场化影响因素较多。比如乡村现有扶贫产业的发展往往由政府推动，土地获得依靠行政力量，发展资金依靠政府补贴，产品销售依靠帮扶单位和社会“以购代捐”等。乡村产业发展如果不按市场规律，不走市场化道路，将难以获得内生发展动力，无法形成持续发展力量。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使乡村产业更好地融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中不断发展壮大。具言之，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为产业选择提供基于市场规律的论证和指导；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融资渠道，减少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互联网市场的发展，能够为农村产业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平等的机会；城乡物联网的完善，让农产品可以通达四方。概言之，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使乡村产业形成“产址在农村、销售在全球”的发展模式，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其逐渐摆脱政府或社会扶持，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综上可见，随着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乡村产业的数字化渗透融合，乡村产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短板问题，

也可以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得到有效缓解，这一过程必将使乡村产业这一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得到有力重塑。

四、数字经济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路径

（一）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人力资本的实现路径

根据数字经济重塑乡村劳动力的赋能逻辑，利用数字经济发展解决乡村人才短缺问题，应以提高乡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向乡村流动为目标，实现对乡村振兴人才主体的结构性重塑。

一方面，提高乡村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与技能。通过信息宣传、示范引领、平台搭建等方式，鼓励乡村劳动力主动迎接数字革命，学习数字技术，掌握各种普及化数字产品的使用方法，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为生产生活服务，避免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边缘化。实践中，首先，政府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积极开展数字技术乡村普及、数字产品下乡活动，搭建各类数字技术学习和培训平台，创造数字技术学习机会，最大限度、最大范围提高乡村劳动力的数字技术能力。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产品生产企业开拓乡村数字市场，促进数字产品乡村消费。其次，以数字技术及产品为载体，增加乡村劳动力学习机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知识学习、信息收集的低成本、高效率、高便捷性优势，通过数字媒介、网络平台等途径，为乡村劳动力提供线上线下专业技术培训、农业知识培训等，使数字经济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再次，大力推进数字化设备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以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农业为中心，通过减税、免税、消费信贷、贴息等方式推动数字产品下乡，促进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完善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发挥数字技术在节约替代劳动力方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改变就业方式的功能。一是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市场为载体的乡村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使乡村内生出一批与数字经济关联度较强、收入高、受劳动者青睐的工作岗位，吸引城市高素质劳动力流向乡村，增强乡村振兴的人才力量。二是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机会，鼓励各地政府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开展围绕当地特色农业资源的创新创业，让更多人投入乡村创业之中。三是加快数字经济对传统乡村工作的改造提升，提高农业工作的便捷度、轻松度、舒适度，进而提升在乡村工作和生活的获得感、满足感，使乡村既能吸引人又能留住人。

（二）数字经济赋能乡村资本积累的实现路径

针对乡村振兴过程中资本匮乏问题，需要以内生性为根本出发点，利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固有资产的盘活和价值实现，同时发挥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资本积累效应，为乡村创业和产业发展提供融资保障。具体来看：

第一，促进乡村互联网资本积累。一方面，推动乡村互联网市场规模扩大和规则完善。大力促进乡村数字网络设施的普及和完善，支持通信企业深化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建设和运营；持续推进“光网乡村”建设，实现光纤宽带网络全覆盖；深入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推进城乡网络一体化。另一方面，鼓励推动乡村资产和农产品等接入互联网市场，实现资产盘活和价值实现。充分发掘乡村资源，特别是因缺乏市场机制作用而僵化的资产、因缺乏市场接触机会而闲置的产品，通过接入互联网市场将其转化为互联网资本。

第二，借助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促进乡村资产资本化。资产资本化的关键是市场接入。首先，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拓展乡村特色资源的市场边界，为乡村特色产品拓展市场，为特色资源开发提供平台，实现资产资本化。其次，利用数字技术打造现代乡村物流网，通过加快乡村物流网点建设、建立乡村产品物流集散基地、推进乡村数字交通发展、加大乡村特色产品和资源的数字化广告宣传等方式，推动乡村产品和特色资源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实现线下市场与线上市场相结合，从而获取更多收益。再次，积极开发和整合乡村数据资源，推动数据资源向资本转化。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将乡村资源中的有用信息数据化，并进行加工处理和深度挖掘，使之具有为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服务的价值。发掘整合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信息、农作物在自然实验场景下生长的各项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使之成为指导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进行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数据，进而将这些有用数据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能带来收益的资本。

第三，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一是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体系建设。构建广覆盖、多样化的农村数字金融网络体系，补齐偏远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短板，开发针对农民的易学好用软件，引导农民提升数字操作能力，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培训；发挥好农商行、信合、数字普惠金融便民服务中心的作用，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针对性的金融教育。设计适合农村需求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二是整理分析农村居民基本金融数据信息、农村基本消

费金融数据信息，运用大数据精准把握农民真实金融需求；针对性开发支持农村创业、农业保险、农民消费的农村金融产品；研发设计支持农村养老服务、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项目的金融产品。三是完善农村数字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制定农村信用数据采集与评价的国家标准，加强横向部门间的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深化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完善绩效评价机制①。

（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针对乡村振兴面临的产业薄弱困境，需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发展，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指导乡村产业布局。从国家层面组建乡村产业发展大数据中心，收集整理分析各类乡村产业及其产品等的全域信息，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指导乡村产业布局。各地第二，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根本在于推动乡村产业的数字化。宏观思路上，对乡村存量产业，需要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改造和提升，降低其生产、流通和销售成本，增强发展后劲；对于增量产业，则利用数字技术指导产业选择和孵化产业发展。实践过程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空间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全面深度融合，通过建设若干现代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不断引领示范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提高产业生产效率。以数字技术为载体，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乡村农业、生态资源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智慧旅游、观赏农业；充分利用数字平台、网络媒介引导现代乡村服务业与农业深度融合，推动农业和其他产业各环节向外包服务方向发展，提高分工程度，增进效率。

第三，发挥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引致的产业市场化力量，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以数字技术助推乡村金融发展，改善乡村金融环境，用数字技术推动信贷的审批放流程，使乡村产业更容易获得金融信贷和融资支持，减少对政府补贴等非市场资金的依赖。大力发展互联网市场，推进线下市场和线上市场融合发展，加快物联网和数字交通发展，拓展市场半径，让乡村产品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获得价值实现。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服务三农的信息咨询服务，整合市场信息资源，提供产业决策指导，减少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行政干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辑、内容体系

和实践效果研究”（项目号：18ＺＤＡ035）、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发展阶段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号：ｅｓｄｚｘ08）的阶段性成果。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挑战与对策

王鹏、张路阳

数字经济以高速度、广辐射、高渗透的特性，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部分，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的结合正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突破点。本文从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出发，分析目前乡村数字经济的实践路径及乡村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发展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一）乡村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和升级

1.农业现代化

数字技术渗透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一是数字技术使农业更加智能化，播种、灌溉等各类农业机械工具的智能升级换代大大节省了人力劳动，提高农业生产力；二是农业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得到提升，运用数字化手段，实时监控土壤墒情、光照强度等农业生产要素，可以对播种、施肥、灌溉、采收的时间进行精准预测，对寒潮虫害等突发农业灾害进行提前预警、并作出应对方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2.农村电子商务

农村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基础，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农产品的经营和销售。传统的农村电商主要依赖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几大电商平台，采用的商业模式有B2B、B2C和C2C，形式单一，难实现产业一体化。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则是社会化电商（图1），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可以是商家也可以是消费者，用户间能自由交流互动。社会化电商缩减了农产品的流通时间，提高了效率；帮助农户和商家充分融入市场，掌握市场需求信息。通过淘宝、抖音、快手、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尤其是在“直播带货”的推动下，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被大大拓宽。农产品电商近年来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超常规武器”。

3.产业结构优化

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农业与旅游、文化、生物技术、康养等产业之间日

益融合，农业与非农业的界限日益模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产业组织形态，推动了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典型的乡村新业态有智慧乡村旅游、智慧认养农业等。这种新兴产业运用数字化赋能乡村旅游，涵盖管理、服务、营销、运营各环节。

（二）乡村数字经济推动农民增收和消费结构升级

随着数字经济日益融入农村的各个领域，数字经济也在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收入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两个方面。第一，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一方面，数字经济在农产品销售领域的渗透改变了农产品销售价值链低端的地位，农民成为产销融合的主体。[1]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农民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同时还可打造农产品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乡村数字经济催生了一些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智慧乡村旅游，借助网络平台，扩大宣传力度，可吸引更多游客，也催生了平台运营、营销宣传和管理等工作岗位，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遇。第二，农村群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消费结构呈现升级的趋势，[2]休闲娱乐、农村教育、医疗保健等需求逐渐凸显。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发展缩小了零售品的城乡供给差异，促进了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三）乡村数字经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催生了远程教育、农村电商、普惠金融等新业态和新产业。具体而言，“互联网+教育”促进了教育资源共享，使得农村可以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农村电商对农产品销售和农产品品牌化有积极作用，促进了农村增收。普惠金融提供农业贷款、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为农村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农业农村与数字经济的融合逐渐加强。

二、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

（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1.资金投入不足

“新基建”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但农村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大部分保持着传统的小农生产，且农业产业周期长、回报低，与资本的逐利性相矛盾。国家土地政策的限制造成大资本难以进入农村。在市场经济无法使新型基础设施落地农村的情况下，政府理应对此给予支持。然而，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大多集中在了水、路、气、电等“硬件”设施上，“输血式”地改善了农民的

生活，但是对高精尖“软件”的投入不足，难以“造血式”唤起农村的发展活力。[3]虽然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中国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宽带”，但是网络信号差、速度慢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2.农业科技基础薄弱

中国数字农业技术缺乏基础研究和技术积累，尤其是前沿技术、核心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科技成果，整体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15～20年。[4]农业传感器智能感知系统灵敏度不高，终端远程控制系统和执行控制指令系统精确性不足；缺乏智能化精准作业装备，一些高端智能化农机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动植物模型与智能决策准确度低，大部分时间是时序控制而不是按需决策控制。智慧农业大多停留在信息的简单传输与显示，与农业融合深度不够。

（二）涉农数据开发率和利用率低

1.“三农数据”采集难度高

农业有别于其他行业，气候、地理等自然领域中存在大量无法度量且变化的因素，极其复杂；传统小农生产端的数据由各家各户掌握，没有精确的数据统计，农业生产端数据收集非常困难。对于部分地区的农民来说，其征信信息通过上门登记、手动录入等方式采集，效率低、更新慢，农户缺少在金融体系中的有效信用信息，致使涉农经营信息不透明，加大信任风险，让金融资本望而却步。

2.数据共通共享程度低，资本吸引力弱

农业信息数据主要集中在地方村镇银行信贷系统中，闭锁于单个机构内部，涉农数据未能有效向社会投放，农业农村数据分享体系滞后，形成“数据孤岛”。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隔离，视线游离于“三农”领域之外，资金流向城镇区域和非农产业，涉农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政府对用户分配、使用数据的方式也没有作出统一的规范标准，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畅通数据共享。很多大数据平台仍然停留在数据采集、粗加工的层面，难以深度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

（三）乡村数字人才支撑不足

1.农民数字素养较低

数字经济发展依赖数字人才。现阶段，乡村数字人才供给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居民是乡村数字经济的直接参与者，

其对数字技术和数字信息的理解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直接影响了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受传统观念、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等新事物的学习和接受能力较弱；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水平与农村的差距仍然显著，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城市，常住农村的人口多为老人与小孩，这一群体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有限，难以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发展。

2.农村的人才吸引力弱，缺少技术、管理型人才

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工作人员的数字化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需求变大，在本地人才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外来数字人才也呈现出难以引进的问题。数字人才仍多集中在城市，乡村的外来专业人才“引不来” 也“留不住”。大量人才由农村流入城市，城市对农村人才的虹吸效应显著，这种人才的单向流动制约了乡村数字经济人才队伍的壮大，[7]进一步制约了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

（四）规模经济不足，阻碍资本流入

土地资本化赋予土地抵押融资效能，增强农地转入的抗风险能力和信用水平，吸引金融机构的资源供给。土地流转不足抑制了农户的金融需求规模，降低其信贷的可获得性。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流转土地需要2/3以上村民同意以及乡镇、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流程的复杂削弱了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8]部分外出农民工难以转变身份成为市民，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不愿意转出土地，土地分散化经营的格局难以明显改善，中国家庭经营规模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9] 经营规模进一步影响了电商经济，学者们基于作业成本法，通过建立物流企业在农村电商物流市场的本量利模型得出物流规模经济不足难以实现配送成本有效均摊，抑制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最终致使农村电商经济不振。

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对策

（一）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消除“数字鸿沟”

1.引导多方出力，加快乡村新基建投入力度一方面，农村基础信息技术设施较为薄弱，5G普及率仍较低、农业自动机械更新换代较慢，整体智能化水平和精细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农村数字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建设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人均固定成本较高，社会资本投资的动力不足。因此，要引导社会多元资本投入，以加快建设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推进5G基站覆盖，推动互联网和各类新型平台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加快推进数字乡村技术研发，大力发展乡村信息技术服务；推

动农业自动化和智能化器械更新换代。

2.推动数字资源在农村集聚，消除城乡“数字鸿沟”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向乡村延伸业务，加强数据中心建设，推动数据资源在农业农村共享共用，让农民享受优质公共服务。引导生活服务类的数字平台和企业布局乡村，让农村群体可以接受更好的数字服务和数字消费，让农村群体享受数字经济红利，积极消除城乡“数字鸿沟”，通过数字鸿沟治理消除城乡信息不对称现象。

（二）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农业资源市场化流通

1.完善农业数据库建设，提升涉农数据管理能力

农业信息化部署应当加强对农业产业链的基础数据体系建设，关注农业生产和农户经营，积累供应链内部生产交易数据，建立农村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三农”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将涉农数据适度投放于社会中并建立配套法律法规，促进涉农数据的一体化采集和高质量分析，切实发挥数据资源对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决策标准化、智能化的支撑作用，并健全农村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农村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和网络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2.多措并举推动金融下乡

支持金融机构在农业农村领域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担保机构建立银担合作和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切实解决农户“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识别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小微信贷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发挥财政资金、产业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探索实施PPP、产业链金融等多元化融资模式，引导和协同数字金融发挥作用，共同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

（三）强化人才培养，激发内生动力

1.加强数字技术培训，培养一批新型农业人才

强化人才支撑，结合实际需要，培育一批熟悉数字农业、网络农村建设、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方面的复合型科技人才。发挥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手段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和熟悉信息技术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积极推进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建立科研人员到村工作制度，提高科技推广服务覆盖面，打造出一批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乡村人才。

2.健全培养体系，培养多层次数字经济人才在本土人才培养上，面向

不同群体，应组织专业人才开展理论培训与实操训练，提高农户农业信息化运用水平和数字素养。重点培养种养大户和合作社负责人，打造乡村数字经济领头人。在引进人才培养上，可以抓住政策红利，建立研学平台，开通数字人才绿色通道，出台创业担保政策，加强资金支持，使数字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四）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强资本吸引力

1.鼓励新型主体带动小农适度规模化经营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职能部门可通过税收优惠、提供补贴等给予财政支持；推动信贷担保机制创新，鼓励新型主体为农户提供贷款担保；培育新型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激励新型主体在金融、技术、信息、投资、农业产业化等方面辐射带动小农户，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2.健全机制，促进土地流转

集体行动程度的提高将显著提高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集体行动能够弥补转移人口监管土地的缺失，分担风险，促进农民流转土地。应当建立健全集体行动协商机制，充分发挥村集体的组织引导作用，促进农民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土地流转。

数字经济时代的机遇和反思

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群

（20XX年4月28日）

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的数字经济，在现代信息网络的载体支撑下，以数字化的知识及信息为生产要素，依靠通信技术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效率。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驱动，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向产业数字化转变，也从传统信息产业进一步延伸至非信息行业，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被纳入该领域。在数字化革命迅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创新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应紧随时代发展，积极布局数字经济产业，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

世界环境中的中国数字经济。从全球数字化的整体发展状态来看，中国总体数字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狭义的数字经济主要是指数据及数据应用带来的新的商业模式，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等。在狭义的数字经济概念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GDP中的比重约为6%，比韩国和日本的比重水平低2%—4%；广义的数字经济是指数字信息及数字技术，在包含狭义的数字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涵盖精准农业、工业4.0、企业数字化等内容。在广义的数字经济概念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XX年）》和《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XX年）》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占GDP 的39.8%，而同期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65%，相较而言差距较大。不过该指数关注的是平均数字化水平，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数字经济现状，尤其无法体现中国在部分数字产业中的领军地位。比如电子商务领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中国电子商务占据全球电子商务的“半壁江山”，这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达到的规模效应。中国数字经济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表现同样亮眼，围绕个人消费形成的移动支付数额庞大，移动支付的处理速度、服务供给明显领先国外同行。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机、自动驾驶等领域投资额度高、强度大，实现了稳健发展。当然，在中国近年来的快速数字化进程中，数字化程度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一方面，数字化程度在不同行业中表现出明显差异，其中服务业数字化程度最高，工业部门次之，农业部门最低。即使在服务业中，金融服务和娱乐业的数字化程度也明显领先其他子行业。另一方面，数字化程度的地区差异显著，经济发达、收入高的地区数字经济水

平高，经济落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数字经济水平较低。

时代背景下的数字经济机遇。中国数字经济趋势向好、发展强劲，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前景明朗。当前，国家层面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支持大数据开发应用，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形成有力引导。全国多地成立大数据管理局、政府信息资源开放平台、大数据交易所，为推进大数据研究、应用以及配套服务提供有力支撑，对大数据战略落地实施和大数据应用深入经济社会领域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用于部署“互联网+”战略，国家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委积极开展专项行动计划，促使“互联网+”成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社会创新创造、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力量。在数字经济这场盛宴中，各类企业对其价值感知无疑是最直接、最强烈的。在大数据应用的支撑下，企业可以精准定位消费者偏好，深度挖掘消费者的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为产品及服务的优化设计提供有效依据。以大数据驱动营销增长和服务创新已成为各类企业的普遍共识。此外，工业软件在“云化”进程中创造新模式、开发新业务，软件企业通过打造区域性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制造资源的开发与整合，使中小型制造企业能够享受更优质、更便捷的云服务。一些初创企业也紧抓行业机遇开发推广工业软件云服务产品，以期赢取信息时代的智能制造新风口。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网络诊疗、远程办公等行业需求空前释放，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线上服务催生了服务新业态，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战略导向下的数字经济建设。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在世界数字经济格局中位列第二，数字经济的建设基础好、规模体量大，发展态势整体向好。不过， “大”与“强”并非等价关系，中国活力较高的数字经济以电子商务、平台应用、社交娱乐等活动为主，商业模式的技术含量与层次水平相对较低，也较易被弯道超车或直接取代。所以，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我们既要做大做稳，又要做强做优，推动数字经济尽快实现高水平发展，努力突破核心技术，增强数字经济硬实力。就硬件方面而言，基本所有的数字技术都离不开芯片的开发与应用，特别是大规模数据处理，对芯片的性能要求极高。就软件方面来看，数字经济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程序应用高度依赖，即无法离开操作系统的深度支持，这也是华为公司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鸿蒙”操作系统开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数字经济竞争，中国应当加快核心元器件、基础软件、光刻机、高端传感器等关键性软硬件技术的研发步伐，推动中国数字经济

由商业模式创新向核心技术创新迈进，使技术赋能由消费端向生产端转移，进一步掌握和提升全球技术话语权。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科研创新平台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数字经济视角下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优化研究”

（145109323）、黑龙江省教育厅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文社科类面上“一带一路倡议下黑龙江省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研究”（145109157）阶段性成果）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企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与路径

任保平、王子月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广阔的机遇，这要求企业更主动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当中，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受到技术、资金、劳动力和政府政策的共同影响，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平台化、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转变。对应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需要完成价值创造转型、市场环境转型、管理能力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型，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等路径，获得“量”和“质”两个维度的增长。

关键词：企业现代化；数字经济；中国式现代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企业同时面对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之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技术在企业各个层面的深入运用，能够充分提高企业对数据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领企业获得更高质量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走在前列，我国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一、企业现代化及其决定因素

（一）企业现代化的内涵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现代化可以概括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种数字化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企业在技术上的数字化，即通过学习先进的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企业的各经营环节的数字化[1]，获得产出效率带来的“量” 上的增长[2]，而且要借助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思维，促进企业在组织架构、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特别是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方面的全面转型，使企业获得有质量的发展。[3]这样同时兼顾质和量的转型方向能够使企业在复杂的环境中赢得更大的主动权，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我国需要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近年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全

力支持国有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转型工作，并致力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为企业的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

（二）企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

当前学者们对企业现代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大部分是从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进行的。在国家层面上，贾法里␎萨德吉等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与技术有关，可以分为技术准备、技术利用、技术开发三个阶段。[4]在区域层面上，

陈堂和陈光提出从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创新环境等五个维度来评价企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体系。[5]结合学者们的研究以及当前我国企业现代化转型的新要求，企业的现代化会受到资本、技术、劳动力、政策因素的共同影响。

1.技术要素

大数据是数字化的重要内核，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是否具有出色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否借助数字工具提高经营效率，成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关键。大数据分析能力不光是在市场中收集客户需求并转换为生产决策的能力，也包括企业组织、技术的革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能力。[6]企业在这些方面无死角全方位的进步在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绩效提升的同时，也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加快企业的现代化转型。

2.政策因素

企业的现代化转型与市场环境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政府部门的引导与支持就更加重要。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央先后下达文件对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部署。对企业而言，中央政策起到引导方向的作用，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更加具体也更有针对性。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历史文化都存在巨大差异，各地政府结合自身的目标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各项方案会为当地的企业打造出不同的市场环境，企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现代化进程。

3.劳动力要素

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者相较于过去具有明显的特征：高学历、掌握更新的技术、面对更激烈的竞争。这些劳动者在数字化的浪潮中不断充实自己，以适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环境，这样的竞争和自我完善也会带来整个就业市场水平的提高，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找到高质量的劳动力，推动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同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意味着人工成本的提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一些企业选择用机器替代标准化生产、重复性高的岗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数字技术将产生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7]，这种新技术对传统人力劳动的替代也是企业现代化的一种体现。

4.资本要素

资本要素的流动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来源于境外成熟经济体的一些已经拥有丰富现代化经验的企业获得更多资本投入，它们往往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这些技术和理念有助于改善整个市场的信息环境，在企业内部则有利于管理结构的优化，在带来发展助力的同时对原有的管理层进行监督，从激励和控制两个方面同时推动企业的现代化。但是，国外资本的流入也会使企业被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一些还没有准备好的企业可能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被迫加快现代化进程。

二、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组织是一种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

在追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其结构。”[8]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过度细化职能，信息在从上到下传递的过程中需要经过重重阻碍，不仅效率低下，还有可能造成信息的失真，很难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同时，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是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他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隐藏信息，阻碍信息的传递和使用效率，不利于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因此，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需求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突破传统垂直化、科层制、等级制的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9]，向平台化、数字化、扁平化、柔性化、智能化转变。

（一）企业架构的平台化

随着数字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企业日常面临的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一成不变的组织结构会严重阻碍企业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效率，而数字平台

就可以精准而快速地收集多方面的信息，借助程序将市场上的供需关系数字化之后呈现在企业管理者面前，形成一个“平台– 个人”的分工架构，有效消除

信息不对称，让交易双方能够基于科学的分析迅速匹配，而不必依靠传统方式做出并不理性的决策，帮助企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进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平台化。

同时，企业的平台化也能够有效推动其技术创新[10]，一方面，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的平台整合外界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信息，减少在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上的支出，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发的核心过程中。另一方面，企业的平台化及其带来的行业的平台化能够将上下游的企业更紧密地联合起来，通过生产流程的模块化，更有针对性地完成技术创新，带动企业突破障碍，完成现代化转型。

（二）结构形态的网络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并且迅速变化，企业很难只依靠单一的产品生存下去，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的网络化转变更精准地把握市场动向。网络化就是企业内部的部门、团队、个人都表现为独立的节点，通过传递数据建立连接，构成一个向边界无限延展的网络组织。这样网络化的组织结构能够减少传递信息过程中多余的环节，使信息快速传递至各层级，保障成员之间的高效沟通，减少因为信息传递障碍带来的损失。

同时，网络化的结构也不像金字塔结构那样固定，上下级关系难以逾越，而是可以随着业务变化调整成员组合，员工之间的关系也由竞争转向合作，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员工的潜力，有利于整个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提高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员工也能够参与到不同的项目当中，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的能力，有利于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

（三）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传统的金字塔型层级制的组织结构信息传递的环节多、成本高，决策自上而下的传达、员工自下而上的反馈都受到限制，严重影响到企业的运营和员工的创造热情，已经不适应当前这个数字经济时代。与网络化类似，管理机制扁平化的目标也是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必要的环节，在总体上保持了金字塔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精简，增加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将原本的组织结构压缩成一个扁平的金字塔，缩短最高决策层到一线员工之间的距离，减少信息沟通障碍。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技术也为企业组织的扁平化创造了条件，在企业日常的管理和经营中实现线上的互联互通，原本需要申报、填表的流程在系统里就可以解决，提高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效率，员工之间更多的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或从属关系，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活力，使企业更好地融入到数字经济的浪潮当中。

（四）运行方式的柔性化

传统的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会选择固定的商品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也降低了生产单个产品的成本，因此企业的生产逐渐转向柔性化，也就是精准锁定消费者的需求，小批量地进行定制化生产。

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上，传统的企业与员工是从属关系，员工完成工作、企业支付薪酬。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能力强、有创造力的员工在企业的经营中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他们也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同工同酬”，有着多样化的待遇需求，企业也需要针对不同能力、不同个性的员工，建立更精细化的薪酬制度，完善企业的人才团队。

（五）企业管理的智能化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普及，企业管理也应该充分利用智能化技术，协同发挥管理者自身的能力与人工智能，进行精确有效的判断和决策。

企业管理的智能化一方面体现在工具的数字化，企业通过搭建平台，在市场中收集用户的相关数据，再由专业软件进行分析和计算，相较于传统的依靠管理者自身能力的方式要更加客观、准确、高效，有助于企业作出科学决策。另一方面，企业管理的智能化还体现在管理流程的优化，智能化的管理软件帮助企业建立起一个部门之间信息互通的平台，对企业现有的人才团队、物质和信息资源进行精准的分析与分配，能够有效提高信息的传递速度以及各项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企业现代化的特征

（一）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是质与量并重的现代化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企业的现代化转型也应该与这样的大方向相配合，不仅需要重视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获得“量”上的增长，还应该重视企业管理结构的优化和

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获得高质量的增长。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让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11]，数字经济时代就带来了这样的变革。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项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便捷，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的管理者不仅需要像从前一样运用专业知识来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还需要时刻观察市场动向，搜集大量的数据，运用合适的计算机技术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分析市场发展的趋势对企业的影响，并及时做出合理的决策。对于企业的员工而言，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工作方式的科技化主要体现在电脑成为主要的办公工具，日常办公通过办公软件来完成；与上级、客户、同事的交流方式也从面谈转向各大社交软件；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可以通过各大平台观察到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动向。这样的变化能够使企业及时对市场的需求作出反馈，使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推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

（二）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现代化不应该只局限在技术的创新上，还需要重视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组织结构的优化。对于企业而言，管理本身就是一门艺术，科学的管理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和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在数字经济时代，管理方式的数字化本身就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互联网的发展使企业能够通过信息技术将企业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连通起来，形成一张以企业为核心的网络，在企业与客户之间、领导与员工之间、员工彼此之间实现高效率的信息传输和资源共享，使企业更便捷地获取客户需求信息并加以分析，先一步创造出更贴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在市场上抢占先机，提高核心竞争力。企业内部数字化的管理方式也能够减少交流过程中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广泛吸取更多人的意见，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试错机会。当企业达到了一定体量或者是建立了一定的时期之后，会难以避免地遇到机构和人员冗杂、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分配不够清晰，为互相推诿、“搭便车”等行为提供了土壤。当权力分配产生交叉，人自身的趋利避害心理会更倾向于“不犯错”而非“做得好”，因此会造成工作的低效。一个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组织应该是精炼的，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工明确，有清晰的激励和追责制度，无论是在上下级还是平级之间都能保持信息交流畅通，确保管理者的

命令能够及时下达，员工的意见能够得到反馈，工作失误也能有依据地追责。

（三）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是人才的现代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化企业的人才队伍对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都有较高的要求。一方面，现代化的企业需要劳动者具有数字经济时代要求的能力，不仅要求更加专业、有能力、有前瞻性的管理层，也需要员工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环境有着更清晰的认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断丰富自身，充分挖掘出自己的潜能，为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创意。他们需要掌握包括但不限于岗位必须的专业技能以及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术，这些能够将业务和数字化技术融会贯通的人才能够更快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变幻莫测又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为企业输送更有价值的创意。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企业需要根据劳动者的能力、年龄、工作经验等背景，将他们合理组合成不同的梯队，通过绩效激励等方式促进劳动者之间的良性竞争，同时也实现自下而上的管理，促使企业更健康地运行。这种对管理者和员工的高要求，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对企业的发展、员工自身能力的进步、甚至是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益的。

（四）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是顺应全球化的现代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够置身事外，数字经济的发展更是加快了这个进程。随着交流方式便捷和运输能力的飞跃，跨国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要素并加以整合，这为参与到其中的企业提供了机会，一方面，它们能够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在短期内取得重要突破，成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供给方，实现技术上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它们能够触摸到更广阔的市场，在大量的生产和与客户的交流中完善企业自身的决策，实现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当然，更大市场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企业面临着比过去更激烈的竞争以及数字化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风险。

四、数字经济对中国式企业现代化转型的新要求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同时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13]，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现代化应该完成价值创造转型、市场环境转型、管理能力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型。

（一）企业价值创造转型

企业的现代化转型会从内部控制、信息对称、融资成本和创新能力等方面

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在内部控制方面，数字技术能够保障企业内外部交流畅通，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有更多精力整合自身资源；在信息对称方面，企业获取和使用信息的壁垒减少，同时增强外部企业对本企业的良好预期；对外界信息的及时反应、给投资者留下可靠印象都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相较而言，企业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是更加显著的，这也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呼应。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当中，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确实帮助我国创造了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但是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扩散，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而研发和销售环节则变得更加重要。企业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增加研发支出的占比，更重视产品的创新，提高其附加值，还需要更加重视销售环节，为客户带来更优质的体验，使投入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企业市场环境转型

市场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一个透明的、高效的、反垄断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够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保障企业的自主创新和现代化转型。

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建设，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配合，中央政府出台法律法规对营商环境优化进行顶层设计，这些政策覆盖了“互联网+政务服务”、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探索营商环境优化路线提供方向指引。

（三）产业结构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力能力的高要求可以优化劳动技能结构，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通过释放人才红利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6]，由此带动的企业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完善，以及产业多元化发展等方面的转型推动了企业的现代化进程。

产业结构的转型一方面要求企业重视产业链上下游的延申，在确保自身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拓宽业务范围，形成紧密联系的产业链，进而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另一方面，《20XX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指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面临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区域间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等挑战。在未来我国还应该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四）企业管理能力转型

在管理思想上，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主动，企业必须树立起创新发展理念，重视先进技术的研发、引进和应用，通过出色的产品创意和质量建立起品牌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优质的人力资源越来越珍贵，企业还需要树立人本发展理念，在高效率实现经营目标和员工的身心健康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充分挖掘员工能力、为他们提供学习平台和晋升渠道、支持他们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要重视员工福利，使员工的待遇和能力相匹配。

在管理方式上，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也更加迅速，这要求企业提升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形成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信息网络。在市场中充分运用大数据，广泛地收集客户需求，探查市场最新的发展动向，以贴合消费者需求为目标来进行数据分析，规划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企业内部，确保各职能部门之间权责分明，有清晰的权力划分和追责制度，员工的意见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形成压力与动力并存的良性工作环境。

（五）企业发展方式转型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要素结构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来驱动企业的绿色发展。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效率不断提升，对环保节能生产设备的应用有效降低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使人员和设备都能够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有机会实现精准操控，能够大幅度节约生产成本，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当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推动企业的现代化转型。

而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在加快数字经济同三次产业融合的同时，也积极引导生产要素向资源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流动，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健康转型。

五、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企业现代化转型的路径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党的二十大勾勒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是我国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也应该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路径。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人口众多，十四亿多人口的现状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规模的人口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当我国顺利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源强国，带来的社会进步将使几代人受益。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尤其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对劳动者的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企业需要紧密围绕自身的发展目标，面向广阔的就业市场，寻找更多有创造力、有专业技能、能够迅速适应数字化工作方式的新型人才，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现有人才队伍的培养，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更直接地接触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的变化，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打造出一支符合企业发展方向、能力出色、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以人为本”的观念也体现在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关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劳动的异化和人性的复归。他认为，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自己却依然被困在繁复的劳动当中，生活没有获得明显的进步，因此从劳动中得到的幸福感有限，更多时候是在不断否定自己，将自己与亲手生产出的东西对立起来。[20]这种割裂感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前众多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激烈的竞争迫使员工主动或被动地延长工作时间，这无论是对人的健康还是工作热情都是极大的消耗，企业仅关注利润和效益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注意员工的心理诉求，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形成凝聚力。

（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有机组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企业要做好产品、满足消费者日渐多样化的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还需要将生产的上下游联系起来，完善分配制度，确保每个环节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够享受到劳动成果。

当前我国依然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集中到城市，尤其是涌入互联网行业，造成了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形成数字鸿沟。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可以通过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作用。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的整合和资源优化配置，吸纳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延长产业链，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为共同富裕提供动能。同时也要利用自身资金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创造就业岗位，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民营企业，尤其是乡镇地区的民营企业，则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灵活性，结合乡村振兴的要求，配合当地政府，因地制宜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缩小城乡、区域的发展差距，消除数字鸿沟。

（三）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文化软实力同样重要，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有充足的文化资源，但一直都缺少合适的平台和方式将这些内容向世界宣传出去。同时，现在各国利用互联网平台打舆论战也越来越熟练，经常通过细枝末节的角度切入，如果分辨能力不强就很容易被煽动。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分辨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

作为企业，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顺应自身的发展要求，将数据要素融入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当中，形成定制信息链，在市场上建立独特的品牌优势，还需要在企业内构建以数据为导向的企业文化，让员工更清晰地认识到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信任自己的主观判断转向信任客观的数据分析，在合理的范围内督促员工开展良性竞争。具体到一些用户大量聚集并发表言论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更加重视舆情监督，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会在潜移默化当中产生影响，需要企业有相当高的敏感度，及时进行规范，这实际上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四）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造福人类、为人类生活带来重大革新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但是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贯穿在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帮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兼顾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

在一些生态脆弱的地区，或者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企业需要考虑如何将企业的发展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甚至借助自然环境带动企业自身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产业数字化，那些生产过程需要使用传统能源的企业需要加快技术革新，通过数字化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转型升级。而新兴的新能源企业更应该借助国家和政府支持的东风，抓住机遇在市场上确立地位，依靠先进的技术扩大竞争优势，实现高速发展。自然环境从来都不应该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相反，找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反而可以成为企业现代化的助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不仅适合我国国情，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经济在加速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客观来讲，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在企业现代化过程中有着更丰富的经验，比如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公司治理模型的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我国也依然存在芯片等高精尖产品核心技术的短板。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企业都不是孤立的，因此企业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需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吸收世界范围内企业现代化转型的经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还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其本土化，形成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发展体系。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坚持文化自信，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同时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托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友好交流、互利共赢。当然，在整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都需要注意信息安全，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数字经济提振高质量就业

赵恒春

（20XX年5月22日）

一段时间以来，数字经济在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就业难问题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思路。日前发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告（20XX）》提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残疾人就业形式重塑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经济催生出大批新型工作岗位，相关行业吸纳就业能力快速提升，还增加了残疾大学生就业的机会。从一个侧面说明数字经济对于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意义。

当前，数字经济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形态。今年2月份发布的《20XX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显示，2030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4.49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提升生产效率、促进规模扩张，赋予传统职业和岗位新内涵，如网络医生、网约车司机等，不仅增加了就业岗位，也最大化提升了劳动者的选择自由度，为不同群体实现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同时，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数字人才供给缺口大、新业态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不足、适应劳动者流动性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就业服务有待完善等。对此，需进一步挖掘数字经济培育新增就业、升级就业结构的潜力，推进相关人才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一方面，推动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做大做强平台企业，不断催生数字化生产新业态新模式，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创造更多新兴就业机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带动更多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加强数字人才师资力量建设，在大中小各学段贯通推进数字知识和技能教育，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另一方面，健全符合数字经济规律的就业保障体系，加强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建设。通过立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机制，完善其劳动权益保障办法，健全适应数字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如对数字化从业人员在标准劳动时间、社会保险缴费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破解灵活就业者面临的

账户转移衔接困难、风险补偿困难等问题，强化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实施“互联网+”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加强全国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强化移动端应用，打造集政策解读、业务办理咨询于一体的智能服务体系，提升数字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能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杨秀云、从振楠

摘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关键词：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后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纵深发展，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其发展深刻影响着微观个体的日常生活、认知水平、价值观念，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全球价值链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最重要的动能之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XX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表明，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45．5万亿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39．8％，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仍然表现出对宏观经济的“加速器”和“稳定器”作用。为切实保障数字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我国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这一概念在20世纪末由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在其《数字经济》一书中首次提出，泛指以互联网等

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的新经济形态［1］。2016年Ｇ20峰会签署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我国，数字经济主要包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四大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指的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其诞生和演化直接孕育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核心领域的新业态，丰富了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为数字技术使用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产业数字化特指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对传统行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因而产业数字化可被视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总的来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有利于新型产业组织模式的诞生，还能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数据要素的嵌入促进生产模式变革，全方位地提高企业的生产、运营和管理效率，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有研究从产业结构转型、产业效率提升、全球价值链升级、组织模式创新等多维视角出发，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但多数学者仅立足于单一维度进行分析，对数实融合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缺乏系统而全面的思考［2－6］。在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在各行业中的应用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搜寻成本和管理成本，推动柔性化生产和组织模式革新，提高生产迂回度及其附加价值，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重组性变革，进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认识，对数实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对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

一、数实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在“以人为本”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导向下，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包含产业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而且意味着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产业创新、产业绿色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协调统一［7］。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从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产业创新和产业绿色发展这四个维度来系统性地诠释数实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1.数实融合助推产业结构转型

从供给侧来看，数字产业化推动了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等新业态的诞生，促进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智能搜索、机器学习等代表性行业的颠覆性发展和就业扩张，从而通过创造新业态的方式直接赋能产业结构转型。产业数字化特指传统产业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要素链接的方式对产业链上的研发、生产、包装、销售、运营等各个环节进行重组性变革，以实现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具体来说，产业数字化孕育了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智慧物流、远程教育、共享经济等新型商业模式，这些新商业模式在与传统商业模式互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出新”与“焕新”，有助于产业结构稳步向中高端环节迈进。

就需求侧而言，数实融合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互联互通，促成了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者偏好表达，这将从需求端倒逼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改造和升级。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传统的工业化流水线作业模式已远远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创意性、产品科技性、产品便利性和产品多样性的需求，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得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低成本、便利化的偏好表达渠道，以降低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亦将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方式提取消费者的偏好信息，精准构建用户画像，并反馈给企业的研发部门和产品设计部门，帮助企业实现精细化决策。在上述运营模式下，传统语境下的“消费者”完成了从一个个独立的产品被动接受者向具有主动性和群体特性的“消费商”的转变，并以需求拉动的方式倒逼厂商对产品进行换代更新，在数字经济“长尾效应”的作用下开展定制化、柔性化和个性化的生产，在长期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

就要素配置而言，数实融合打破了不同行业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使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被源源不断地配置到边际报酬率更高的行业中，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一方面，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升级的诱致因素包括行业间的收入弹性差异和技术进步速率差异。数实融合提高了部分行业的技术进步速率和要素报酬率，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和就业前景产生差异，这为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行业流动提供了充足动机。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一跃成为与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并驾齐驱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在各行业的应用使得供给需求双方能够充分地把握市场信息，有助于劳动力充分按照自身的意愿和能力在

具有差异化就业前景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这为宏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微观基础［8］。

2.数实融合提升产业效率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产生“降本增效”的效果，有助于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存储、交流和信息传递方式，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帮助大容量、高密度的信息流实现了远距离传输，降低了产业组织内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配套企业之间的通信成本和信息扭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空间距离对模块化、服务外包和创新要素集群的阻碍，引致区际贸易活动中“地理距离消亡”局面的出现［9］。尽管数据要素不具有实体形态，但作为其他一切生产要素在研发、生产、销售、运营管理等环节中的“润滑剂”，数据要素对生产全过程的嵌入能够降低各市场参与主体、供给需求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通过“监督效应”的发挥大幅降低合同违约风险，缩短新产品开发时滞，促进产出效率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由于随着数字技术应用所诞生的新业态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属性，数实融合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打破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中交易成本、管理费用和组织结构冗余对生产效率提升的限制［10］。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与网络各节点用户数量的平方之和成正比。以平台经济为例，数字化的平台企业在供应商和需求方之间搭建起了一个具有双边价值的链接平台，其生产经营效率和企业价值同时取决于供应商和需求方的绝对规模，网络外部性特征极为明显。通过对互联网平台的建设、维护和监管，企业得以将平台外部的供应商和需求方联结在一起，畅通了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线下交易中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了交易效率提高。考虑到通常情况下平台企业具有轻存货、轻固定资产、组织结构扁平化的特质，企业规模扩张的边际成本和经营风险较低。当平台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临界点后，网络外部性引致的价值增量将大幅上升，因而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能够通过网络外部性发挥出规模经济效应［10］。得益于平台企业的发展，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多元化的产业组织形态满足了消费者群体的异质性偏好，使得企业所面对的潜在需求规模不断增加，进而通过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了产业效率。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业中的深度应用，传统

服务业亦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一般而言，传统服务业极易受到生产消费同时性、不可远距离贸易、非存储性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只能以面对面、点对点的方式提供服务品，故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其“成

本病”理论中提出了传统服务业生产率较低的论断。沿用这一思路，我国学者

亦将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归因于服务业占比的提高［2］。但随着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持续渗透，传统服务业中的相当一部分行业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智能服务系统实现复制、存储和远距离传输，跨境服务贸易也逐渐演变为现实，从而推动了传统服务业生产活动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1］。在劳动力技能结构方面，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技术以“机器换人”的方式替代了传统服务业中部分从事程式化任务的劳动力，导致传统服务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规模降低，削减了服务业企业的劳动雇佣成本和管理成本，从而间接发挥出“降本增效”的作用。对制造业而言，伴随数字技术应用而衍生出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数控系统、企业信息共享终端亦有助于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对生产流程的数字化监测，从而减少了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冗余环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数实融合不仅对产业发展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还通过数据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共享和配置实现了范围经济，打破了企业内不同部门之间资产专用性的限制，延伸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长度，从而加快了企业对数字生态系统的构建。以支付宝为例，随着移动支付业务的普及，该企业基于主营业务所累积的数据要素规模持续膨胀，品牌效应和市场控制力也日益凸显，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逐渐拓展出健康监测、交通出行、数字金融、物流运输等跨行业的附加业务，使企业经营范围内不同部门的业务开展所需的平均成本大幅降低，数据要素的价值被充分释放，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出效率。

3.数实融合增强产业创新动能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通过激发行业竞争、推动产学研合作、增强研发投入等途径有效激励了创新活动开展，提高了产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

首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由此造成的“同群效应”（ＰｅｅｒＥｆｆｅｃｔ）激发了行业竞争，使企业遵循产品差异化的竞争战略而从事创新研发活动，在宏观层面上增强了产业创新能力。相关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即当部分企业率先

进行数字化转型后，区域或行业内的其他企业亦将在模仿动机和竞争动机的驱动下采取数字化转型的追随策略，因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同群效应”激发了行业竞争。同时，为确保自身的产业控制力和市场份额不随行业竞争的增多而降低，企业会被产品差异化的竞争战略所驱动，提高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期在细分产品市场上占有更高的份额。综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企业从事创新性的研发活动带来了正向激励。

其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创造了便利条件，增强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产业创新效率。第一，数字技术应用为企业构建完善的网络化协同创新平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有助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开展产学研合作。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和交流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汇聚、交融和碰撞，促进了创新性思维的迸发，并在各主体之间发挥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效应，大大提高了产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第二，网络化协同创新平台的应用对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产生了较强的监督效应，出于对“声誉威胁”的担忧，各方参与主体努力提高合作研发过程中的劳动供给强度，使碎片化知识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减少了合作研发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与机会主义行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最后，借助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企业实现了对各项成本的精确控制，使更大规模的资金流被用于研发创新活动中。数字经济时代，科层制的企业治理模式阻碍了高频度、大容量的信息流在不同部门之间的传递，使集权化、多层级的治理结构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企业组织模式应运而生。数字化转型策略使企业内部的信息流以更加扁平化的方式传递，这与扁平化的企业治理结构产生了良好的协同关系，降低了企业内部员工和管理层级的冗余度，从而减少了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协调成本、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对运输配送部门而言，数字化转型整合了企业供应链，使产品运输和流通愈发自动化、高效化和智能化，减小了原材料和产品的“冰山运输成本”。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企业家所从事的创新活动无异于“逆着潮流游泳”，因此创新活动通常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产出不确定性较强的系统工程，极易受到研发资金约束的限制。数字化转型大幅削减了企业的各项成本，增强了企业对创新活动的失败风险的抵御能力，使企业家得以节约更多资金用于研发环节中。综上，

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资金约束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负向影响，有利于宏观层面上产业创新动能的提高。

4.数实融合赋能产业绿色发展

由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具有低能耗、轻污染的属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还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发展。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ＧｅＳＩ）发布的《ＳＭＡＲＴｅｒ2030》报告预测，到2030年前后，数字技术使用将大约降低全球20％的碳排放量，并达到数字技术自身碳排放量的10倍左右。

对于服务业部门而言，数字经济与服务业融合将诸多需要线下提供的服务品拓展出线上服务的形式，譬如远程教育、在线会议、移动支付、远程医疗等新业态的诞生，减少了相当一部分在传统经济条件下由通勤、面对面服务造成的能源消耗。传统服务业过渡到以“人机协作”模式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逐渐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了服务品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充分调用了闲置资源、存量资源和公共资源，实现了二手交易和旧产品的回收利用，不仅有利于服务商削减成本，还通过较低的交易价格增加了消费者福利，从而构筑起平台企业、厂商和消费者三方共赢的绿色消费模式。

对工业部门而言，数据要素可发挥出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润滑剂”作用，推动每单位传统要素的生产前沿面向外扩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制造业实现集约化、清洁化的生产。具体来说，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使企业能够精准控制和协调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实现精细化作业，避免生产要素的冗余和浪费。智能传感技术、机器视觉的使用有助于工业企业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强度，对生产全过程的各类参数进行动态调整，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12］。例如，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小保当煤矿、山西潞安化工集团新元煤矿等多家国内采矿企业借助“5Ｇ＋工业互联网”技术构建了智能化作业协同管理平台，逐步实现智能开采、环境监测、安全控制和医疗援助，不但提高了采矿业的生产集约度，还推动了产业绿色发展。此外，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得以在互联网上充分披露自身信息，增强了企业研发、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信息透明度，有助于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环保状况实施必要的监督，倒逼企业采取清洁生产的策略，在长期带动了全行业环保意识增强。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赋能产业绿色发展。

二、数实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尽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全方位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但在具体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诸多现实梗阻，严重阻碍了数实融合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的发挥。

1.多维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共存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数字鸿沟”和“信息沟壑”将导致“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的产生，进而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我国，数字鸿沟的一个典型事实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互联网接入和数字技术使用方面的差异。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2021年，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综合得分位于全国前列，但部分中西部省份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仍然较低，这说明我国不同区域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从而造就了区域间数实融合与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异。就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而言，截至20XX年6月，我国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82．9％，而广大农村地区仅为58．8％，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接入鸿沟成为制约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桎梏［13］。现存的多维数字鸿沟造成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权力转移”，引致产业发展的机会不平等和空间非均衡，长此以往将引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还面临着区域间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效率、产业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差异。第一，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能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投入和产品生产的集约度较强，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平均能耗较高，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水平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第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布局更为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12］。鉴于当前多维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性共存的状况，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各地区在产业结构、产业效率和产业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和空间非均衡，采取相应措施弥合数字鸿沟，成为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2.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得益于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年轻消费者群体为主体的市场容量不断扩张。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应用业的成长势头最为迅猛，且主要集中于消费型数字经济行业。以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经

济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其发展态势、企业规模和行业成长性均位于全球前列。但由于数字技术创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高端复合型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加之数字技术本身的普惠性和行业扩散属性较强，研发创新活动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并不显著，导致市场上原本应从事创新活动的主体更倾向于通过“搭便车”行为来获取数字技术红利，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14］。鉴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国在诸如高端芯片、ＡＩ核心算法、数字传感器等高精尖数字技术的创新领域仍然受制于人，面临严重的“卡脖子” 困境。这一方面印证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间的非平衡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在数字技术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华为事件”以及“中兴事件”充分说明当前部分发达国家企图利用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的先发优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单边主义”的技术封锁和技术制裁，以换取在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面的垄断地位。若要充分发挥数实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实现数字经济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就要增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避免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环节受制于人。

3.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

鉴于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具有较为广泛的行业渗透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表现最突出的领域即为产业数字化。2021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2020年我国服务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高达40．7％，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最高，工业和农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仅分别为21．0％和8．9％，这说明目前部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不深，各行业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数字鸿沟。就现实情况而言，相当一部分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不会转型、不敢转型、不懂转型”的困境，导致该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严重不足。以上论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三点：第一，部分传统企业已通过较为固定的生产、销售、运营和管理模式占据了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因而在其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缺乏充足的数字化转型动机。第二，数字化转型具有前期固定资本投入多、回报周期长、边际报酬不确定、资产可逆性弱的特征，在当前经济波动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无异于对其原有的供应链、价值链、信息链和资金链展开一场“创造性破坏”活动，故企业数字化转型通常伴随着一定风险，这将大

大阻碍风险厌恶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三，各行业在要素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结构等方面与数字技术的匹配程度存在差异，导致各行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存在异质性。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活动的行业往往具有先发优势，其主导和参与制定的技术标准对尚未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形成了准入门槛，从而抑制了部分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4.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的问题尚待解决

当前，“数据孤岛”和数据垄断现象频发，充分反映出我国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制约了数据要素对实体生产活动“乘数效应”的发挥，亦成为阻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梗阻。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构建更加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打破不同市场参与主体之间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

自2014年起，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各地逐步开始建立数据交易中心，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等，以期弥合数据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但经多年实践，各地数据交易中心的数据供给量和成交量持续低迷，市场前景不甚明朗，以致多家数据交易中心已经停止业务或变更经营范围。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数据要素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只能在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互动协作的过程中释放自身价值，且数据要素的收集、挖掘、清洗和产品创造的过程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因而数据要素在确权、定价、利益分配、交易机制等方面的规则难以清晰地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尚不完善［15］。若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就应大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以打破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的现实困境。

三、数实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应当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以多方市场参与主体形成共同合力作为实践导向，以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自主可控作为关键策略，以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目标。为此，本文从弥合多维数字鸿沟、驱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四个方面出发，提出如下实践进路：

1.弥合多维数字鸿沟，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弥合区域、城乡、行业之间的数字鸿沟，赋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更为公平的发展数字经济的机会，有利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和行业间自由配置和流动，从而推动全国层面上的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应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以缩小城乡之间数字技术的“接入沟”和“使用沟”，确保数字经济的公平性、普惠性和包容性发展，夯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根基。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间协同推进数实融合的进程中，应注意避免同质化发展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密切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现状、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地布局数字经济产业。譬如，东部沿海地区可利用自身在创新要素集群、行政审批、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在数字技术前沿领域寻求突破，注重前沿数字技术的创新、落地、转化和应用，以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控制力。东部地区可借助在政策支持、产业布局、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建设高端化的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外部性，助力产业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中西部地区可依托自身在生产要素成本、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主动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谋求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亦通过区域间产业合理布局和联动式发展的方式降低了东部地区的数据处理成本，进而发挥出数实融合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行业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协同及高质量发展。

2.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增强产业自主可控能力

当前我国数实融合具有“大而不强”的特征，数字技术前沿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且在“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底层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极易受到来自部分发达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战略的制裁，因此推动数字技术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增强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首先，应采取措施加强数字技术创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统筹协调各部门在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问题上凝聚共识，形成权责明确、协调统一的制度保障体系，以确保数字技术前沿领域创新成果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鉴于当前蓬勃发展的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去信任化、不可篡改、高

度可追溯的性质，与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的确权、交易和保护存在着天然优良的契合关系，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可将其灵活运用于数字经济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建立更加高效、低成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次，对于数字技术前沿领域中创新动能较强的企业，应当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给予其适当的倾斜，将这些企业从事数字技术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调动更多企业家在数字技术研发创新方面的动力。再次，瞄准智能制造、高端芯片、量子通信等高精尖数字技术，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思维碰撞和协作创新提供一个高度开放性的平台，推动数字经济前沿创新领域“创造性破坏”思维的诞生，助力数字技术不断迭代更新。最后，为抢占全球前沿数字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应积极优化相关学科专业的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并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尽快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今后我国数字技术创新以及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性转化积累充足的后备人才，以持续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3.引导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通数实融合现实路径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实融合的一项重要的现实基础，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实现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对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的全方位嵌入，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考虑到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不深、动力不强、能力不足，在实践进程中应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之手”的引导作用。首先，政府部门应鼓励、支持行业内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引导部分掌握关键技术、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改造，如使用数控设备、实施智能制造、促进员工与设备的“上网上云”等，总结和推广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成功经验与典型案例，从而对行业内的其他竞争性企业产生带动效应、示范效应和同群效应，并增强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与动力。其次，对于部分“不会转型、不敢转型、不懂转型”的企业，应充分调用政策工具，利用税收返还、价格补贴、融资支持等方式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鼓励和引导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与尚未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企业共享数字化基础设施，以缓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压力，打通数实融合的微观路径。最后，在全产业链上打造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推动传统产业与其上下游的各个行业形成虚拟集群，借助云、网、端的

企业关联模式重塑传统产业的价值链、资金链、生态链和供应链，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营造更加便捷、友好的外部环境。

4.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助力数据要素自由流通

数据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运行不畅阻碍了数据要素在不同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自由配置，抑制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的潜力，因而应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策着力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吸引更多数据要素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参与其中，最大化地发挥市场的要素配置作用。尽管我国目前已建立了多个区域性的数据要素交易中心，但受限于不同地区在技术标准、交易规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数据要素流通范围较小，跨区域成交量严重不足，导致区域性数据要素市场分割的局面出现。各地区、部门应统筹构建全国范围的数据要素交易中心，协同制定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市场规则、交易制度和利益分配机制，助力数据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自由流通。第二，清晰界定数据权属，明确数据定价规则，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在数据确权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设置差异化的数据确权标准，避免私人数据泄露、数据滥用等失范现象的出现；在数据定价方面，鉴于传统商品的定价法则不适用于数据要素的特有属性，应针对性地构建数据要素定价规则及其相应的理论体系，借助数据要素交易试点的方式检验定价规则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第三，提高数据要素的挖掘能力和数据产品的开发能力，增强数据产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对数据产品的差异化偏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活力，赋能数实融合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聚焦“三大环节” 破解数字经济发展瓶颈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唐千惠

（20XX年2月17日）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共享、开放其合法收集的非公共数据禁止滥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消费者“杀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政务部门和公共服务组织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加强数据领域省际合作，建立跨区域的数据融合发展应用机制《四川省数据条例》是我省数据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法规，已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2月16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数据条例》解读新闻发布会。《条例》明确作出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共享、开放其合法收集的非公共数据，禁止滥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消费者“杀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等规定。

会上，据省人大经济委副主任委员陈贵林介绍，《条例》共八章七十条，主要聚焦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管理三大环节，针对我省数字化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促进数据流通和开发利用，赋能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

优化管理、搭建平台推进数据资源体系建设

数据资源体系是数据采集、加工、应用等多个环节的重要保障。对此，《条例》明确，要推进数据资源统一管理，按照数据管理一体化、收集规范化、治理制度化的思路，健全公共数据管理体系，推进全省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

其中，《条例》提出，要通过建设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平台，推进公共数据依法采集汇聚、加工处理、共享开放，建立统一的数据目录，实现数据资源清单化管理。

同时，通过建立“一数一源一标准”管理机制，规范数据收集和汇聚方法。据陈贵林介绍，《条例》明确政务部门和公共服务组织应当按照“一项数据有且只有一个法定数源部门”的原则，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和标准规范收集公共数据，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可以通过共享获取的公共数据，不得重复收集。

另外，为保证数据质量，《条例》提出要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数据源头管理，对建立数据管理制度、标准化体系、质量管控制度、校

核更正机制、使用反馈机制等作了规定，保证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还提出，全省应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布局，推进算

力、网络设施建设和传统设施智能升级，构建高效协同、智能融合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开放共享、区域协同实现数据流通利用

《条例》明确，要建立公共数据共享、开放机制，推动公共数据在各地区、各部门间共享和依法对社会开放，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共享、开放其合法收集的非公共数据。

具体而言，要探索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制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授权符合规定安全条件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开发利用政务部门掌握的公共数据。

同时，要统筹规划数据要素市场，完善数据交易规则，建立数据资产评估、交易中介服务等市场的运行体系，鼓励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在依法设立的数据交易场所开展数据交易，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同时，《条例》还明确禁止滥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消费者“杀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还要按照数据要素流通需求，加强数据领域省际合作，建立跨区域的数据融合发展应用机制。”陈贵林表示，应按照应用协同需求，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促进公共数据共享交换、数字认证、电子认证等跨区域互通互认。同时，落实国家战略要求，在公共数据共享、标准互认、政务协同、成渝算力枢纽节点共建等领域与重庆市开展合作，推动区域数据协同发展。

两大制度、六大机制护航数据安全管理

记者了解到，《条例》落实上位法要求，将保障数据安全作为条例的立法目的之一。据省大数据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雨介绍，在数据安全方面，主要从实行两大制度，建立六大机制，明确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

具体来说，两大制度：一是数据安全责任制。数据安全实行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的责任制；二是分类分级保护制。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编制本地区、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目录，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

六大机制包括建立数据安全风险评估、风险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监督检查机制，强调数据安全保护的部门间协同联动；数据安全保

护主体责任方面，明确了数据处理者、数据处理受托方、政务部门和公共服务组织等主体在数据安全保护方面的义务，特别是针对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平台建设以及运行维护时，明确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服务提供方进行安全审查。

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质量水平

杨梅

（20XX年3月8日）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重点之一。不久前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大幅增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在这一领域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新动能。“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逐步迈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对高水平数字经济治理提出要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XX年）》指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在重塑政府治理流程、提升治理的精准化与高效化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安全问题是高水平数字经济治理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和团体的活动全方位数据化，被越来越多的相关机构更加便利地收集、存储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数据的隐私和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商家和机构如何规范使用消费者的数据，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此外，黑客攻击和网络犯罪也变得更加隐秘与复杂。因此，要加强相关数字隐私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覆盖事前事中事后，贯穿全过程、全链条、全领域的监管和治理，有效保护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这也对监管本身的技术手段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

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质量水平，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很关键。数字技术迭代升级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获得突破性大发展，成为重塑产业形态、推进产业升级的革命性技术。元宇宙、深度学习、大型语义模型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不断创造应用场景，对传统社会运行模式的升级发挥出重要作用。这对于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即形成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治理模式，从而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新治理

范式的形成，使数字技术进步与数字经济发展协调推进、规范有序发展。有必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跨系统、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质量水平，更离不开普惠共享的公平理念。不难发现，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的问题是存在的。比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就存在数字经济的理解程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入程度、数字化金融创新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如何有效应对这种多层次的不平衡问题，自然对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战。对此，在充分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的基础上，要因地制宜，注重弥合“数字鸿沟”，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从而更好明确边界、保护权益，为相关群体的数字化创新创造机遇，加速数字红利在民生领域充分释放。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竞争注入新势能访市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新

郑报全媒体记者袁帅

（20XX年5月18日）

“三天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达到了开阔眼界、学习经验的预期目的，通过一路看、听、比、思，深有感触，深受教育，备受启发。”市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新表示，苏州、宁波、成都三地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都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引领，数产融合，打造科技创新、产业生态、人才服务发展三类平台，形成数字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体系，有效推进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竞争注入了新势能。

王新说，对比三市，我市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能力。我市在智能终端、信息安全、智能传感器、北斗定位、智能网联汽车等数字经济领域具有相对优势，以北斗为例，应充分依托郑州超算中心等本地科研载体，积极参与北斗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各个环节，提供从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到全场景应用的技术和算力支持，提高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

本地龙头企业带动能力需进一步提升。三个先进城市，都拥有本地龙头企业，在生态培育、协作引领、产品辐射、技术示范等方面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我市也要引进国内龙头企业与数智科技集团战略合作，扶持数智科技在人工智能、元宇宙、预训练大模型等战略新兴领域，建设企业创新平台，带动本地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同时，还要搭建产业政策供给平台，优化提升产业扶持力度。

“数字经济发展，要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围绕科技创新、生态打造，我们要多下功夫，形成高效统一的数字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为郑州城市竞争注入新势能。”王新说，我市要围绕数字产业发展，努力打造新基建，着力培育龙头企业。

王新表示，下一步，市大数据管理局将全面对标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和建设成果，着力夯实“云、网、数、安、算力”五大基础，全力推进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城市大脑三期、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三大项目，重点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数据要素改革、数字政府转型、城市数字化提质、数字乡村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平台支撑七大行动，建成全国数字民生服务高

地、数字治理高地、数字产业发展高地，跻身国家中心城市前列，成为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数字城市标杆。

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

民建北京市委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事关国家发展大局。

一直以来，北京市充分发挥知识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创新资源优势，设计并完成了一系列适合北京发展的样板模式、标杆工程，逐步形成了以组织、技术、业态、资本等多层次的数字经济协同创新体系。

但伴随数字经济的逐步发展和产业化的不断落地，本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难点与问题。一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工作需细化发展路径。市级层面缺乏针对性支持政策，需要统一指导标准。二是北京数字经济服务数据资源体系需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数据中心整体计算能级和绿色节能水平偏低，人均算力资源不足。场景生态和功能金融能力有待提升，数据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有待完善。三是数字产业发展仍需尽快明确重心。需要充分论证不同发展阶段特征，分阶段分步骤调配资源。四是需要高度重视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问题。亟须不断完善监管体系与风险防控机制，加快数据要素治理和数据安全体系建设。

建议依托数字金融发展，助力“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引导各大商业银行与大型非银金融机构在京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支持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落地及升级。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全面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京的试点、应用与落地。通过政府产业基金和产业政策有效支持数字金融技术企业的发展，鼓励并辅导相关企业挂牌上市。加快数字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打造一体化数字经济服务数据资源体系。完善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开发与应用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据要素流通与交易机制，加快数据资源体系建设。以数字人民币、移动支付等应用场景为突破口，加快C端生态圈扩容提质增效。建立高效的协同数据中心体系和一体化数据信息资源中心平台，系统构建与完善数字经济监测评估指标体系。

依托数字金融的产业聚集效应，努力推动标杆产业发展。引进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实验室，支持持牌金融机构和领军企业共建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强

化与国内外金融科技领域知名机构的合作。支持数字金融重点机构和重大项目在京落地。围绕区块链技术在数字金融领域以及其他重点领域的场景落地，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示范性应用。打造区块链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加强区块链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一批本土领军企业。

强化科学有效的数字经济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数字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强化数据信息安全体系建设，有效提升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与数据安全保障水平。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措施，明确数据保护策略。设立消费者敏感信息人工智能辅助监察系统。加强数字资产与数据资产的监管研究，适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业务发展。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构建数据、网络安全命运共同体。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竞争力：辨析与评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堂军

【摘要】当前，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利用ICT产业及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及增长趋势直观评估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及潜在竞争力，其结果显示我国核心产业和产品具有基础弱、应用强的特征，与美日等国之间尚存较大差距，外需依存度高。因此，为准确评估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完善统计方法和制度。同时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积极推进自主基础研究，还要对接新的国际经贸规则。

【关键词】数字经济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前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XX年）》显示， 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同比名义增长16.2%，比同期GDP名义增速高3.4个百分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综合算力指数（20XX年）》数据显示出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万亿元，关联产业规模超过8万亿元。另外，由国际数据公司（IDC）、浪潮信息、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20XX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显示，我国的算力指数仅次于美国，以总分70分进入全球领跑者行列。上述国内相关系列报告的发布引发了社会的热烈反响。然而，在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所发布的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中，我国的排名似乎并不理想。比如，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20XX年全球竞争力年鉴》排名中，我国排在第17位，比上一次的15位有所后退（IMD，20XX）。

不同机构给出的不同结果，无疑会引起许多思考和疑问，例如：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的GDP占比普遍较低？既然我国有如此大规模的数字经济和增长率，为什么宏观经济增长率却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算力指数在评价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各项指标中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面临美国以科技霸权打压我国高科技发展时，国内芯片及相关行业如何应对？等等。

当前，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

力量。然而，如何理解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全体和宏观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准确测算数字经济的规模，在理论分析和统计工作方面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

概念界定及统计范围。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范围界定大致可以分为窄口径和宽口径两类。其中具有代表性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主张的统计框架，认为核心数字经济主要包括ICT货物和数字服务生产的相关经济活动。因此，测度范围聚焦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数字内容与数字媒体，以及将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和数据等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部门。与此相近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所定义的概念和范围，包括了ICT产业、数字内容、电子零售商产业以及数字平台及基于数字平台的经济活动。基于以上概念和统计范围的通常被称为窄口径统计。

与此同时，鉴于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覆盖范围，OECD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宽口径的概念和范围，即在窄口径的基础上，也包括了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等的投入得到显著增强的经济活动，力求满足实际测算和可比性的需要，以及能够准确反映目前尚未纳入核算范围的新型数字经济活动。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来确定我国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是指为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部分，包括了“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四类。产业数字化部分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该部分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其定义为“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20）将数字经济的统计范围界定为“数字经济基础服务业”、“数字经济基础制造业”、“基于媒介平台的企业”、“数字中介平台”、“电商零售业”和“数字金融保险业”六大类，并分别进行了增加值（GDP）的核算。

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以及在国民经济和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性，近年来，关于如何准确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其中关于我国数字经济中的核心产业部分以及国际组织所提出的窄口径统计范围争议不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非核心产业，以及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没有包含的部分。各个机构所公布的关于该部分的统计结果差异较大，争议也较多。

关于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的争议。如何准确进行数字经济的统计和测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基础性前沿问题。数字经济增加值是反映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其对整体经济贡献程度的重要统计指标，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是当前数字经济统计测度的重要方法（许宪春、张美慧，20XX）。我国以及其他各国官方统计机构、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也都积极针对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索，代表性的论文及议题如表1所示。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诸多议题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认识。2018年11月，IMF第六届统计论坛的主题也是关于数字经济GDP的测算对象和方法问题。其中如表2所示的主要议题具有代表性。

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在测算数字经济时，首次采用了基于数字经济细分产业的“数字SUT矩阵表（供应使用表）”的测算方法。数字SUT矩阵表以其测算工作量大但结果更为精准可信而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和各国统计机构以及OECD等国际组织的关注。20XX年报告了2018年日本的数字经济规模为41.4 兆日元，占GDP比重为7.56%。（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XX）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我国所定义的数字产业化部分与OECD等国际组织所采用的窄口径的统计范围比较接近，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所定义的“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的概念与国际组织的宽口径部分具有类似之处，但因缺乏统一的测算方法和标准，各机构所发布的数据差距较大，往往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见图1）。

因此，在对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进行国际比较时，采用我国定义的“数字产业化”部分，或基于窄口径的统计结果较为合适。从图1中可以看出，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经济数据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数据较为接近，而后者显示2020年我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为7.8%，这个占比与美国2019年的9.6%和日本2018年的7.56％（日本内阁府经济

社会综合研究所，20XX）相近，三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及生产力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经济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观点应该是当下社会的主流观点。主要基于几点考虑，首先，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能提高制造业和商业零售的生产率，在将来也可能成为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刺激消费和促进企业设备投资的源泉。其次，对ICT 的研发投入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期待对其他产业产生正的波及效果。

日本内阁府（2021）所列举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些主要国家以及欧盟成员国中可以观察到民间企业ICT部门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与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弱正相关关系。在北美和北欧的部分国家也存在ICT的研发投资越活跃，劳动生产率也越高的现象。虽然到目前为止，其中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的证明，但从数据上看，数字经济产业越多的国家往往收益率和生产率也相对较高。因此，而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以及生产率都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的宏观经济表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相比较宏观经济的增长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暖。从中国和美国的数据来看，尽管两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长都十分明显，但作为驱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增长依然疲软。比如，2020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新零售（电商和无人店铺）增加了28.7%，但零售总指数仅上升了7个百分点。同样，在我国电商增长了10.9%，但社会零售总额却下降了3.9%（日本内阁府，2021）。

针对ICT快速发展与GDP增长乏力的不同观点。关于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主流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积极论认为，就算是短期或初期，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不大，但ICT技术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对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技术革新，只是从导入到普及，进而对提升生产率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存在时滞性。

与之相对的，也存在持消极态度的观点，认为ICT技术与工业革命或者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黎明期相比较，目前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因为ICT的技术创新大多集中在娱乐和信息通信及相关领域。因此，

从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ICT的发展并无太大的关联。

在上述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看法，认为ICT技术的应用，只对部分先端科技企业的生产率有明显的效果，对其他企业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宏观层整体的生产力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现在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基于目前的统计数据观察到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作用不明显，原因主要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是源于数字经济的统计和测算的问题，即现行的统计制度还不能准确地捕捉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各类经济活动。比如，免费服务以及已有物品的分享等，没有能够被计入宏观经济的增加值，因此，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和统计对象都亟待更新和调整。总体而言，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或是折中论，都没有否认数字经济

的发展对宏观经济和生产力具有正面的影响力，差异只存在于其效果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实时的还是滞后的。当然，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也需要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正如三浦有史（2018）所指出，如果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干扰或制度不完善而形成垄断，就会损害市场新陈代谢功能；如果劳动市场不完善或被制度切割，那么新业态的就业机会创造效果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另外，如果对网络过度或不当监管，也会削弱平台企业的竞争力等。上述情况的存在将会大大削弱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驱动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按照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式，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反映经济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加。基于这个逻辑，如图2所示，以数字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实现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并存在以下路径。

其一，可以通过增加设备投资或提高劳动参与率，即以生产要素的追加投入来实现。其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生产率来实现。但前者受制于要素投入边际效应递减的法则和资源禀赋状态，需要通过技术革新推动设备升级，或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等方式来克服制约。后者体现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包括技术进步、无形资产的积累、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营效率和组织运营效率的改善等。这种增长模式与仅靠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相比较，更加节约资源，是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

以提升质量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同时也可以实现单位劳动力产出增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也可分解为，资本装备率（劳动力的人均资本）上升和TFP的上升。其中，资本装备率上

升来自于新设备新技术的导入，而TFP的上升则依赖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综合效率的改善。

因此，要测算或正确评价数字经济的发展对GDP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和贡献，除了因数字经济自身行业的投资增加而带来的贡献以外，更应重点考察是否提高了劳动效率，或是否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是否促进了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等。

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相关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ICT产业中云平台和数据中心的增长速度最快，服务及应用软件的市场规模最大但增长率较低。各主要国家在各个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及产出增长率此消彼长，反映出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十分活跃（日本总务省情报流通行政局情报通讯经济室，20XX）。

为比较我国和日美等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本文根据信息通信技术的类别和核心产品的用途特征，将ICT产业分为IoT和其他ICT产业（以下简称ICT），分别侧重于新兴的物联网技术（产业数字化）和其他传统意义的数字化核心技术产业和产品，并利用市场占有率和生产增长率进行分析。

IoT产品的市场份额。从整体看，我国IoT的全球市场份额为27%，排名第一，美国、日本分别为23%和19%。其中，我国智慧城市的占比为37%，位于第一，美国占比为27%，位于第二，第三为韩国10%。在智能康养方面，美国、日本、荷兰为前三，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分别是30%、27%、17%，我国占9%。智能工场的市场份额排序由高到低为日本、中国、德国、美国，分别为37%、16%、14%、11%。在车载智联方面，我国的市场份额快速增加，已达55%，远远超过第二位法国的11%。在智能能源管理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市场份额均超30%，日本和德国各占1 成左右。

从图3所列出的代表性产品来看，在智慧城市类的市场份额中，美国的穿戴设备和我国的监视器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属于智能康养类的X线设备方面，日本、美国、荷兰占据了前三位，分别为36%、26%、12%，我国为5%。在智能工场类产品中，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具有绝对的优势，占比为57%，我国以17%的份额紧随其后。日本在机器视觉产品方面也表现突出，占比为24%，位居第一，我国位居第二，占比为21%，美国第三，占比为15%。我国在智能车联的汽车通信模块中的占比最大，为55%，其后是法国，占比为11%，我国在智能能源管理类的数字电表的占比也最大，为52%，远远超过日本的13%和美国的11%而排名第

一。

ICT产品的市场份额。图4表示的是各主要国家在全球ICT产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按照类别来看，在2020年的ICT全球市场中美国的份额最大约为40%，其次为我国，占比为16%，日本为8%。其中，美国在云计算、数据中心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市场占有率分别为79%和70%，我国排第二，占比分别为8%和13%，日本为2%和8%。另外，美国在应用软件（APP）、固定网络设备、通信终端设备及电子零部件上也占5成上下，我国在相关类别的市场占有率为15%～20%左右。同时，我国在移动网络设备的市场份额最大，为42%，瑞典排第二，占比为19%，美国和芬兰紧随其后分别为14%、13%。日本的优势体现在电子零部件方面，市场份额为36%，美国为24%，我国为16%。值得强调的是，在芯片半导体方面，美国依然强势，其市场份额为35%，日本紧随其后为24%，韩国12%，我国仅为6%。从代表性产品来看，美国的云计算相关产品（IaaS、PaaS、SaaS、CaaS）

具有绝对优势，市场占比均在70%以上。在固定网络设备相关产品中，美国的路由器、交换器，虚拟SW/HW、网络安全SW/HW等产品占有明显优势。我国的FTTH 设备和网络中枢设备的市场份额最大，分别为60%、49%。在移动通信网络设备的相关产品中，我国手机基站占比约为50%，排第一位。在该类产品中，美国的WLAN设备占比最大，为70%，我国位居第二，为17%。在半导体方面，美国在图像芯片和高频芯片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占比分别为93%、45%。在该类产品中，日本的图像传感器占比约为50%，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国仅为3%。日本的功率半导体占比为24%，美国次之占比为21%，我国为7%。德国的MEMS传感器与荷兰的高频半导体市场份额也不容小觑。在家电和办公设备方面，日本的游戏机具有绝对的优势，陶瓷电容器的市场份额约为59%，我国仅为11%。

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整体不强，IoT 相对表现突出，但仅限于监视器和车联网等少数领域的应用，在ICT的各类产品中表现稍好的是手机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站）。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我国关键芯片等高科技封锁的影响，我国相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受到挤压。在全球ICT企业的市场价值排名前15的企业榜单中，2017年我国有4 家企业上榜，而到20XX年仅剩下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以应用为中心的企业，反映了我国在数字经济核心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整体实力较弱，核心零部件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现状。

增长率与潜在国际竞争力。图5显示的是我国在ICT产品的产出增长率（纵

轴）与世界平均水平（横轴）之间的差距。以穿过原点的45度线为基准线，在基准线之上，越靠左上方，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我国的发展越快，潜在市场份额增加趋势越明显，而在基准线之下，越靠右下方，表示我国发展的速度越慢，潜在市场份额越少。可以看到，我国在CaaS、SaaS、图像处理芯片、高频芯片等产品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出我国大力推进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等提高算力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入力度较大并偏重于软件应用的投入，但在PaaS等涉及操作系统、网络安全、高性能半导体等核心技术方面产品的增长率表现不佳，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进一步从市场份额、潜在市场份额、生产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四个维度，分别考察我国数字经济中的IoT和ICT的国际竞争力，结果如图6所示。首先，从综合竞争力看，在数字经济方面我国与美国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日本、德国较为接近。其一，我国IoT产品在当下的市场份额占优，在国家战略的大力推动下增长率也较快，但潜在增长率落后于韩国和德国，潜在的市场份额更是与美国差距较大。其二，我国的ICT产品虽然市场份额处于世界第二，产品增长率与各国的差距也不大，但潜在增长率显著偏低，潜在的市场份额也与美国和日本有较大的差距[1]。2006～2017年，我国宏观GDP的平均增长率为8.9%，高于ICT行业整体的增长率7.9%。但是其中ICT服务业的增长率为9.1%，而ICT制造业的增长率仅为6.8%（日本内阁府，2021）。同时期，美国和日本也存在服务业高于制造业的倾向，但美国ICT行业整体的增长率要高于宏观经济增长率。其次，从劳动生产率来看，美国和我国ICT行业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低于服务行业，而欧盟、英国、日本和韩国的ICT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比ICT服务行业要高很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数字经济存在大而不强，重应用轻基础的情况，尤其是ICT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其中潜在增长率反映出我国现有的政策和金融支持对应用类研究存在偏好，在ICT基础研究的机构数量以及经费投入方面则不足，而在相关领域的企业国际并购，也大多是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的兼并与收购，在行业标准的主导方面，仅限于5G等少数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ICT产业的高中端零部件对外依赖性较强。尽管国家加大对数据中心、云平台以及超级计算机的投入力度，形成了较大的“算力”优势，但如何实现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生产，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卡脖子”难题。然而，基础研究和核心产

品的研发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持续不断努力以形成长期的研究积累，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也需要相对友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要准确测算数据经济的规模，并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全体和宏观经济的作用作出适当的评价。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统计制度，包括统一数字经济概念、行业分类标准和范围界定。其次，准确评估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对数字经济增加值的统计测算要具有国际可比性。最后，分析数字经济对社会和宏观经济的作用，不能仅限于GDP占比等结构分析，应将焦点放在是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同时也需要增强对微观企业的调查分析，以掌握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收获和面临的问题。

此外，从以上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在ICT的基础供给不足，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度，同时受疫情的影响，贸易数字化、价值链分工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也越来越快。但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封锁依然存在，给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为保障我国在全球或区域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可持续发展，在中长期需要建立较好的国际经贸合作环境，因此，积极推进对接或加盟包含了数据跨境交易等条款的高水平国际经贸协定十分必要。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

肖雄

摘要：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结构、数字经济三次产业的发展等多方面，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平稳推进、提升数字经济中三次产业渗透率、加大基础科研和数字技术创新力度、加速建立数据规则、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加大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强化重点行业应用示范，以及推动数字经济开放合作生态圈等具体应对措施。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时代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指在数字技术、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数字经济和金融活动数字化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形式[1]。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并在我国的发展道路上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体现我国特点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2]。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数字经济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数字工业化和工业数字化进程加速，数字化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严峻环境下，我国数字经济整体表现依然持续向好。各大城市尤其是省会、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4]。但是，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剖析其背后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首先，发展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创新能力、降低创新风险等方式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一，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减轻金融的限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惜贷”现象十分普遍，很多企业受到了外部融资的制约，从而造成了研发投资的短缺[5]。由于数字化技术在金融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更轻松地获得有关公司的

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识别，从而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数字化金融的发展，使得各大金融机构的竞争加剧，因此也拓展了企业融资的渠道。这种“鲶鱼效应”使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信贷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为企业的创新融资提供有力支撑[6]。第二，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科技创新。创新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协同创新的网络平台，减少寻找和匹配的成本，避免碎片化的研究，促进知识信息的有效整合，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同时，通过网络平台，研究人员可以在几乎为零的情况下，获得多种技术信息，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促进创新灵感的有效碰撞和融合，提高技术突破的效率。第三，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实际需要之间的匹配，从而减少企业的创新风险。在传统的研究开发过程中，由于新产品、新服务不能很好契合市场需求，因此创新创造举步维艰。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的创新组织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相关部门甚至是社会都能在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中献计献策，企业与企业之间信息差距进一步缩小，企业创新带来的风险进一步降低，从而提高社会整体企业的创新动力[7]。

其次，可以促进要素匹配效率的提升、竞争的激烈、产业结构的优化，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造有利条件，进而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一，信息检索的效率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使信息更加对称化。使得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冲突得到了有效缓解。第二，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了工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高科技、高生产力的智能产业，如网络办公、共享经济、智能制造，将会是高科技、高生产力的智能产业。这些产业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能够有效地将人力、金融等生产要素聚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比重，使得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业也得到数据化技术的支撑。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采购、生产要素配置、生产效率等环节，使传统工业生产工艺得到了有效改进，生产过程得到了极大优化。第三，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数字经济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讯，同时也可以减少提供商的市场准入，减少使用者获得资讯及比较的费用，进而大幅提升企业的竞争力[8]。淘宝和京东等网络电商平台的迅猛发展，使得各区域之间的市场竞争加剧，各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那些低效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并将其转移到更加高效的产业，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一）数字经济构筑经济增长关键

数字经济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工业转型中，已成为目前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和最具广泛影响的一种经济形式。同时，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例持续增加，从2016年的30.3％，到2020年的38.6％，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与GDP比重，如图1所示：

（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特征明显

产业集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而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0]。

图2展示了我国数字经济2020年聚集的显著特点：一是集中在直辖市和省会，除深圳、厦门、青岛，其他12个城市都是直辖市及省会；二是集中于一线及电子商务发达的城市，全国的数码经济指数在0.8以上的5个城市中，杭州位列第3、广州位居第5，后三者之间的差距已经不过0.1个百分点。

（三）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的结构，包括数字工业化与工业数字化，这两个层面进一步巩固了工业数字化的领导地位[11]。一方面，数字工业化势力不断增强，新的数字化技术形式不断涌现，众多企业纷纷投入到数字技术领域，寻求新的发展空间。2020年，我国的数字工业化规模达7.5万亿元，占GDP7.3％，而其在数字经济中的份额则由2016年的23.0％降至2020年的19.1％。同时，随着产业的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的发展方式及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潜力巨大。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农业等数字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必将促进农业数字化。

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GDP的31.2％，数字经济占比从2015年的74.3％增至2020年的80.9％，一定比例的上升，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我国数字经济结构状况，如图3所示：

（四）三次产业数字化发展深入推进

教育、在线视频、在线办公等数字化新模式的落地[12]。随着跟随疫情的脚步，数字化经济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期。在线办公、在线教育、新媒体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新业态与新模式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强化供需精准对接、高效生产、统筹协调调配，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手

段，实现了数字化办公、在线教疫情防控的需要，数字化经济迎来了新的机遇。其中，第三产业的渗透率显著高于一、二产业，并且逐年增加。总体上，工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加快，一体化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入[13]。

三、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待强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基站、城际铁路、新能源充电桩、工业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特高压等七大类[14]。首先，我国在宽带、通信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发展迅速，但在测试试验平台、大科学装置、超算中心等高精尖技术上还表现不足。其次，我国的数字化软硬件建设还有待加强。在硬件方面，我国的核心技术常常被“卡脖子”，如美国商务部就曾数次针对华为的芯片进行过制裁；在软件方面，根据Netmarketshare公布的资料[15]，微软的windows和AppleOS在2020年占据了全球超过95％的市场，而我国国内顶尖技术公司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在操作系统上的占有率并未达到预期。

（二）数字经济区域发展差距大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从地区层面看，其发展并不平衡。首先，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在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上都有较大的差距，而东部地区科技教育资源相对较好。基础设施的不平衡使东、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差距更加巨大，而网络基础设施的滞后也是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2021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全国城市数字经济总量排名15强的城市都是直辖市、省会，显示出中心城市数字经济集聚。中心城市数字经济总量比非中心城市大，区域数字鸿沟形成等诸多问题，从而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16]。

（三）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受限

目前，我国的电子科技产业缺少核心技术，没有足够的科研力量，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很难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工业数字化与数字工业化由发展期转入稳定期，发展速度减缓，出现了新的矛盾[3]。一方面，从行业的数字化视角看，目前我国的数字市场尚未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数据确权机制，以及以数据交易为基础的收入分配、股权投资等。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并没有进行数据采集与挖掘，造成大量的数据不能有效地用于企业的经营和行业的发展。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连接整个数字产业的网络生态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网络社区。另一

方面，从数字工业化的视角看，由于我国的核心数字技术装备如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对外的依赖，以及我国数字市场中的高端数字技术人员的短缺，造成数字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制约了我国数字产业的发展。

（四）三次产业渗透率不足

从全球看，数字经济在服务业、工业和农业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4％、24％、8％，数字经济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工业的转型和发展，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服务业在数字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工业、农业等方面发展数字经济仍有待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不断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布局，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此外，在不同的产业领域，特别是三次产业的整合运用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不同的特点。

（五）缺乏关键与核心技术

我国在高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传感器等领域，依然存在大量亟待突破的技术难题，在产品功能、用户体验、稳定性、成熟度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外的主流产品[18]。世界经济形势发展严峻，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还很薄弱，与其他产业的结合还不够密切，缺乏对数字技术的整合，缺乏对产业创新的支持，急需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自主可控技术。

（六）数据资源的使用状况不佳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最基本的资源。所以，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开放和共享。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了公众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受到阻碍，个人信息安全、数据确权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够明晰，已经成为影响数据资源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七）专业技术人才的“瓶颈”问题

目前，伴随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短缺现象日益突出。当前，高等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仍有一定差距，不能适应企业的迅速发展[19]。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对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和运营模式，都是比较了解的。数字经济融合了新技术和新产业，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快且专业度高，数据经济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全局视野、战略思维、深度分析和市场洞察，这导致了数字技术特别是高端人才的紧缺，数字经济需要更多的专业型、复合型、实践型人才。《2019年互联网产业人才

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全行业的人才需求都是紧俏的。例如，培养专业人才的367所大学分布在世界各地，而我国只有30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与需求相差甚远。

（八）发展数字经济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包括体制、机制、制度理念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企业和使用者在数字经济中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公共数据对于企业和个人开放度低、政府和企业在权利边界上不明晰、信息安全监管体系不健全，等等。例如，《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指出[20]，广东有网络孤岛37个、机房孤岛44个、数据孤岛4000余个，说明数据孤岛问题突出。

四、数字经济发展应对措施

（一）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首先，政府应大幅度提高基础研究投入，保持对核心数字技术的长期投入，如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同时，要支持传统的基础设施更新，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进行数字赋能，构成整体的基础结构，进一步加强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21]。其次，针对我国软件、硬件市场的占有率偏低、技术研发滞后的情况，要加强我国的科技与学术交流，营造有利于人才聚集的体制和科研环境。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入高端数字人才，形成良性的人才流动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积极构建国内外学术和技术交流通道，为高端数字人才打通便捷的学习交流环境。

（二）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为了解决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避免由于地区、行业的差异而造成的数字鸿沟问题阻碍协调发展，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数字经济具有高复杂性、涉及面广等特征，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产业集群或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包括数据要素、技术创新、平台企业创新、产业生态等方面的系统工程。全面规划5G、物联网、网络安全、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产业[22]。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科学、合理地规划数字经济的地区发展，以实现其优势的最大化。同时，要抓住数字经济的机遇，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的合理分配，推动中西部和广大乡村的跨越发展，避免区域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23]。

（三）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平稳推进

一方面，政府应适当干预数字市场，合理定价、数据确权。要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数字经济管理机构，统筹协调数字产业发展。同时，要促进工业的数字化，必须加速企业的信息化建设。要加大对企业信息化的扶持力度，扶持企业有阶段、有目标地实施数字化转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管理、生产等方面的深层次数字化变革，从企业内部进行系统、智能、集成管理，实现企业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24]。另一方面，要实施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利用产业链的经济优势，推动数字内容产业持续向前发展。只有不断地进行数字技术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生产力壁垒，建立长期优势。

（四）提升数字经济中三次产业渗透率

要从顶层设计、应用创新、要素支持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规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指导与政策，以达到政府与市场的协调统一。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的同时，加速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明确新的业务类型，提升从业人员的技术能力，拓展其职业发展的空间。为了增强数字经济在制造业中的渗透力，需要加强与当地产业结构和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工业互联网。积极学习、借鉴和研究数字技术，如3D打印，并在实践中寻求创新[25]。为了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渗透，应借鉴国外的先进数字技术与农业技术，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促进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道路。为使广大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和互联网技术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必须充分发挥农村特色，积极探索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新型电子商务模式。

（五）加大基础科研和数字技术创新力度

通过产学研等多种途径，对关键基础技术，如核心元器件、基础软件等，进行持续的深入研究，对“卡脖子”技术进行梳理，推动关键软件、系统、工艺装备的创新和推广，取得关键技术的突破[26]。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区块链等尖端技术的发展上，基本技术应有一定的准备。要强化市场化、开放的创新，使市场和企业能够在技术创新中起到引导和突破的作用，创造协同开放的政策和环境。持续加强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投资，在推动科研院所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中，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增加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率等。针对基础研究短板，集中力量攻关，开展非对称技术、核心技术等战略性前沿技术攻关，在量子计算、超导芯片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推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关键技术攻关。

（六）加速建立数据规则

对公共数据、政府数据、商业数据等公共数据的合法性、规范性进行法律上的分类和保护。加强信息的搜集和整合，加强信息的一体化。加强数据的保密性，确保数据的公开和公平。鼓励企业加强数据资源管理，建立企业数据治理能力评估体系[27]。建立共享数据平台，打破数据壁垒，重视数据主权，建立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数据的持续增值奠定基础。

（七）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

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坚持市场为导向，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制造业、农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拓宽行业的边界，拓展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数字化和产业化“双轮驱动”。深化数字化技术融入制造业，助力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实现制造环节数字化技术融合应用等战略规划，全面实施数字化┼先进制造、大数据┼产业集群[28]。延伸服务产业链，深化制造业设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及供应链管理。以数字产品和服务为基础，加强对服务业的应用，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发展数字农业新模式，扩大数字经济的应用范围，推进农业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改变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鼓励各地区以优势产业为依托，优化区域布局，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具有地域特点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形成有地域特色的数字经济产业[29]。

（八）加大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

鼓励各高等院校加大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及基础研究。通过建立数字经济专家工作站，加强校企融合，加强应用和实践人才的培养，提高数字经济应用能力。要健全人才评价制度与激励机制，重点培育复合型的数字化经济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鼓励中小学普及数字经济基础知识，支持大学将信息技术相关技术课程列入重点学科。鼓励高等院校在培养具备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能力的跨领域人才的基础上，实施数字化转型，培养具备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能力的人才[30]。要加大对海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健全引进、培育机制，营造更开放、更友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今后的发展中，要落实数字经济人才激励计划，构建和健全数字经济人才评价制度，以激发其创新能力，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智力要素。

（九）强化重点行业应用示范及推动数字经济开放合作生态圈

以数字经济为中心，促进并推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鼓励各区域的龙头企业根据自身的优势，开展综合应用示范[31]。鼓励政府在区域整合中建立区域品牌，依托优势企业，对中小型企业进行数字化技术等方面的政策引导与扶持。为了形成产业优势，积极推行试点示范工程，把数字化改造融入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运输中。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数字经济的开放，引入国际上的优秀项目，推进数字经济技术、人才、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促进数字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合作。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发挥G20、APEC和数字金砖等合作机制的优势，提高国际标准体系的相容性，构建跨国资金链、创新链、价值链，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经济合作生态。总之，4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是也有结构失调、创新不足、污染加剧及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不健全等问题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围绕着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高质量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坚信只要我们发现问题并切实解决，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将成为现实。

夯实云、网、数、安“基石” 我市数字经济向转型提质增效迈进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波

（20XX年5月22日）

本报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波近年来，我市突出数字化引领、撬动、赋能作用，不断夯实政务云、网、数、安四大“基石”，助推数字经济转型提质增效。

建好一片云，打破孤岛聚数据。我市率先在全区开展政务系统上云工作，目前已全面建成政务、警务、信创“三朵云”，形成了多云支撑、相互衔接、互为备份的云服务架构，依托云资源管理平台，动态监测云资源使用情况，定期调整资源配置。已为72个单位、539套应用系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云资源，实现了“统一资源、统一服务、统一监控、统一运维”四统一的管理目标。

织密一张网，架起高速通数据。政务外网是数字政府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鄂尔多斯政务外网接入率100%，实现市、旗、乡三级纵向到底和市直部门横向到边畅连畅通，市到旗区政务外网实现双路由链路保护。网络总出口带宽达到3150G，建成5G基站3527个，城镇地区5G网络覆盖率98.6%，全市固定宽带普及率97.3%，全市735个行政村全部实现光纤通达。

建成一座池，统一调度享数据。按照“市级统筹建设，旗区、部门共享应用”的模式，建设完成鄂尔多斯市公共信息平台，依托平台建立数据资源池。目前，共接入全市9个旗区和47个市级部门的政务数据，为全市24个业务应用提供政务数据服务。获取民政部、公安部等24个接口，申请自治区12个厅局单位的政务数据供市直部门使用，与国家、自治区共享平台实现互通。打造了人口库、法人库、空间地理信息库、房屋地址库、宏观经济库五大基础数据库，汇集各类数据1000万余条。

筑牢一面盾，保障安全用数据。市大数据中心采用“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网络安全资源池”的云网安全防护措施，对政务云资源、警务云资源和政务外网进行实时监测。在市、旗两级网络部署数据采集探针，通过工单系统点对点通知预警信息和系统漏洞情况，形成资产清、职责明、措施齐的“一局一策”安全防护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工作由“被动防御，人工阻断”升级到“主动防御，自动阻断”的新阶段。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赵超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基于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历史机遇的深刻洞察和深度把握，系统阐明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围绕发展数字经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拓展马克思科技生产力理论，继承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理论探索，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理论是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实现路径、以数字经济发展引领数字中国建设、全面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促进世界数字经济合作、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实现南北国家经济共同繁荣发展是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数字经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奔涌，世界各国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发展动能，纷纷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特征——数字经济——视为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核心领域。世界各国也因此将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进行重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提升，信息技术快速迭代，新业态、新模式层叠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将做好、做大、做优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聚势赋能、换挡提速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大势和科技发展，高度重视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对什么是数字经济、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怎样发展数字经济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为如何更高、更快、更好发展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作为一个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指引着新时代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为发展和治理数字经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全面深入地研究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对于着力优化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外延广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蕴含着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科技生产力理论，继承和深化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理论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理论，为新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继承与拓展了马克思科技生产力理论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立足于新形势，把握新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既是推进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科学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①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技革命所创造的极大生产力，这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能够直接改变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恩格斯指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②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作用的论述进行了评价：“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即使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并没有与数字化相关的现实事物，他们无法预测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更无法在论著中涉及网络化、数字化相关的阐述，但是他们对科技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依旧为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引。习近平在论述数字经济时，就围绕数字技术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潜在规律进行了精辟阐述。譬如，2017年12月，习近平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①。2018年4月20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②这些论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理论精髓的深化和继承，同时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正是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立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部署规划，

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和深化。

（二）继承和深化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理论探索任何一种思想或理念的“出场”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刻的“出场”依据。就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出场”而言，其既是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的最新理论成果，亦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既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也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所进行的思考。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在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③这体现出邓小平对未来信息化、网络

化和数字化的高度重视。1984年9月，他为《经济参考》亲笔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④，从而开启了我国信息革命的征程。在邓小平的支持下， 1986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也就是众所周知的“863” 计划。“863”计划中多数项目就是与信息革命、信息技术有关的高科技领域，这直接推动了我国信息技术硬件产业的发展。正是由于邓小平对世界科技动态的清醒认识，启动了“863”计划等一系列高科技项目，我国信息技术才没有被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抛到后面，在有的领域甚至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江泽民高度重视发展信息技术产业。2000年3月，他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要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同时，我们也应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为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为传播我们的思想文化服务”。①2000年8月，他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 “我们应深刻认识信息技术的伟大力量，积极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②胡锦涛立足于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强调加强创新信息产业技术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智能发展，“发展和普及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物联网技术，重视网络计算和信息存储技术开发，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研发和建设新一代互联网，使基于数据和知识的产业成为重要新兴支柱产业，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③。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正是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发展起来的，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工作不断思考、不断推进、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工作的思考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是在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核心精髓、理论内容、思维方法和理论结构方面所作出的创新。

（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理论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逻辑的理论创新成果。同时，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也是习近平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对数字经济进行深入观察、思考和实践的成果。从“数字福建”“数字浙江”到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习近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洞察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深刻认识到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争夺的重要产业高地，发展数字经济必须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科学回答什么是数字经济，如何发展数字经济等问题。这完全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原理。一方面，这些论述植根于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建设的实践，是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所形成的数字经济理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些论述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认识、分析和把握数字经济所提炼出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因此也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其运用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价值态度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和理论要义。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植根于其对科技生产力理论、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长期深入思考与实践经验总结，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领域。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深刻分析了数字经济的领导方针，系统阐述了数字经济的价值取向，科学回答了如何发展数字经济这一重大实践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新理论成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理论的新阶段，是数字经济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升华与结晶。

二、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对于正处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发展数字经济显得尤为迫切。习近平关于数字经

济重要论述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为目标，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其中蕴含着一系列的观点、方法以及具体的政策措施是在“数字福建”“数字浙江”“数字中国”等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为加快并持续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也为推动新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路线图，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指引。

（一）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实现路径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科技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力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脱颖而出。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数字经济的建设需要核心技术的支撑。因此，只有提高数字技术自主创新水平，促进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突破飞跃，才能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方面的差距，才能摆脱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数字高新技术发展的遏制和封锁。习近平指出：“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①这一论述深刻诠释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我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指明了政策方向。换言之，在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统一部署和科学指引下，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打造数字经济优势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同时，习近平多次就如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作出重要指示，如：“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②；“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①；“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②；等等。这些论述从战略角度把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放到重要位置，为推动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二）以数字经济发展引领数字中国建设

习近平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他就分别提出了建设“数字福建”“数字浙江”的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很多重要会议的相关谈话、批示中，都提及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等问题。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针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③，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④。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具体而言，从目标任务看，习近平强调要抓住机遇，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积极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从领导方针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数字经济建设工作纳入到政府的重要规划，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组织保障。从价值指向看，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握好发展科学技术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关系，切实把满足人民需求和增加人民福祉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指向。从发展实践看，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强调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不断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动各产业数字化转型，重点推进各领域数字化场景应用，着力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要积极推进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⑤ 的建设，主动参与网络安全管理，为实现南北国家经济共同繁荣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是在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指引下，中国经济被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获得了重要支撑。除此之外，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中，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带动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使各个领域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三）全面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世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就发展数字技术，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作出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和部署，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就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而言，“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①。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和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发展数字经济既有利于数字经济成果落地，实现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拓展，也有利于推动数据共享、数字技术、数字应用、业态创新、人才培育等方面的资源自由配置，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价值最大化，促进互利共赢。习近平站在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历史高度，极力倡导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②，将新发展理念全面贯

彻至数字经济的各方面，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进而让人民充分享受到数字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的这些论断对于构建数字中国，提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为推进新时期我国信息化建设提供了纲领性指南。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优势提高治理能力。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然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对于网络时代国家治理的优势和挑战作出了科学回应。当前，网络日益成为集聚民意的重要场所，是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平台。习近平指出，要“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③。一方面，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声，与政府展开有效沟通；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互联网平台及时了解民意，回应民众诉求，提高办公效率，优化工作方式，继而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保障。此外，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被大规模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可凭借多样化形式集中展示在数字政府领域取得的建设实践和创新成果，包括政府数字化建设实践、电子政务技术支持、城市数据资产化和价值化等，让社会公众体验数字服务和数字赋能生活。

总之，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以及政府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政府治理朝着科学化、现代化、精细化方向迈进，这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在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改善。

三、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世界价值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世界价值。它既为促进国际数字经济合作以携手打造发展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也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变革，加速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还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探索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南北国家经济共同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秉承的高远国际视野、深厚政治情怀、伟大历史担当。

（一）促进国际数字经济合作

随着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愈加深化，数字经济全

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其中，网络空间共治共存无疑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网络自由”之名行使网络霸权之实，在国际上大肆推广“美国优先”的规则标准，使得世界数字网络发展格局处于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状态。

为了开创信息网络和数字经济发展共享共治、平等参与的新局面，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主张培养开放创新、互惠互利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数字丝绸之路，打造世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譬如，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时表示，要“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20XX年11月9日，他向20XX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时强调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②20XX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时指出：“各国应该携手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素养，尤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浪潮，努力消除数字鸿沟。中方已经发起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并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期待就此同各方开展合作。”

③这些论述都是从全球角度出发，呼吁各国人民携手共进，构建以合作共赢、互利互惠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建数字文明，共同应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出现的挑战，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如何发展数字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深度思考。

（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数字经济发展重塑了世界格局。不可否认，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霸权逻辑，数字技术垄断致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网络空间主权难以维护、数字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因而很难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也致使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和对象更加复杂多元，这增加了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难度。在此情形下，完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正当其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从“互联网+”行动计划、宽带中国战略到大数据战略、网络强国战略、数字中国战略、智慧社会

建设再到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我国利用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先行优势，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和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优化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了大国担当。

习近平对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2018年11 月，习近平在致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①在习近平看来，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加强数字领域相互合作，对接数字经济高标准规则，共同加强数字化发展治理，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在提升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自主权和话语权的同时，防范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侵权和网络主权侵犯；另一方面，国际社会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推进数字安全治理，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建立使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数字安全治理公约。总之，中国有能力和意愿为推进和构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新体系提供动力，这有助于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三）实现南北国家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然而，由于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多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里，加之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不均衡、关键设备自我供给存在短板、产业链协同不足等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很难短期内在集成电路、芯片等高科技领域实现后发赶超。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数字化本质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霸权主义，谋划长期维持和巩固传统产业的“中心—边缘”①全球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跃升的机会进一步减少。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南北国家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为破解这一发展难题，习近平积极提出中国方案，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借助数字科技实现南北国家经济共同繁荣发展。2020 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数字鸿沟。”②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的关键倡导者，中国积极承担数字大国的重任，借助第四次科技革命和数字变革给各国带来的机遇，在数字科技、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方面献计献策，提出了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倡议，发布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些倡议和举措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此外，习近平多次倡导我国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方面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扮演好大国

角色，大力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数字化建设，确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和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重要论述中提出的相关举措有助于挖掘发展中国家数字潜力，帮助“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南北国家数字鸿沟和实现“弯道超车”。这些举措无疑为全球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交流以及实现南北国家经济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探析

喀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姚燕琴

[摘要]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阶段，数字经济时代悄然到来，为社会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近年来，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而新疆区域作为规划中的枢纽地带，发展数字经济中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探索新疆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有助于提升新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借鉴《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1）》中的相关数据，针对新疆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挖掘其中的不足之处，进而分析通过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高数字产业发展比例、扩大产业数字发展规模、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新兴科技人才机制这五个路径，促进新疆数字化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一、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最新讲话系列，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也预示着数字经济必将代替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现阶段的发展目标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与数字经济进行有效衔接。数字经济逐步成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缩小城乡差距，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所在。

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区块链技术等等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数字经济新业态崛起，引发了公众的热切关注。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王立新，孙梦婷（20XX）认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有明显的东中西部差异，并且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的区域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郑椒瑾（20XX）指出数字经济有助于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动力。张娟娟（20XX）通过总结北上广浙贵五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为产业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建议各个区域将资源聚焦于数字化核心产业，拓展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推动技术的转型和升级，并且要构建完善的配套商业机制。赵宇，李志翠（20XX）通过耦合分析，认为新疆地区的数字经济顺利度过了起步时期，目前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田野，叶依婷，黄进，刘勤（20XX）采用熵值法，通过对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数据分析，发现利用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李维梁（20XX）认为数字赋能新疆

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在于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激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数字化改革、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彭银春（20XX）指出新疆区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丝路枢纽地带的关键作用，借助支援新疆政策的扶持，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强产业数字化应用。许鑫，王迪（20XX）认为数字经济能够助力新疆旅游业的发展。

以上研究为新疆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参考，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现阶段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进行具体的路径分析，为推动新疆数字产业的建设以及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参考。

二、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发展的必要性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为数字经济赋予了概念，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通过数字化知识、信息和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以互联网为媒介实现实体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有效衔接，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升级，提高经济结构的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和数字化水平的经济形态。

党的二十大将数字经济建设提升到了战略高度，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要求农村地区需要重视数字经济工作的实施，确保实体经济能够和数字经济进行有机结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农业强国。

现如今，数字经济是促进我国产业变革的新动能。新疆主要以发展农业为主，普遍存在地广人稀、人员分散的情况，在新疆实施数字经济既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又是促进新疆传统经济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1.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乡村振兴打好雄厚经济基础。数字经济通过信息化技术带动人才、资金、物资等资源由城镇流向农村，能够提高城市和农村资源流通的均衡性，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水平，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数字经济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优化了农村生产结构，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渗透到农村产业，推动农村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催生了农村电子商务经营模式的出现，显著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为农村产业带来了新型经济业态。不仅如此，数字经济的贯彻落实让农村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显

著缩短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差距，实现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共同富裕。

2.提升市场需求效率

数字经济为推动社会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

近年来，我国多方位发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展AI技术、云计算技术、信息技术和5G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应用范围，为传统产业的变革注入创新动能，新疆地区也在积极进行数字产业的建设，正在逐步改变着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疆地区积极引进新兴信息技术，让互联网和传统旅游行业有机结合，提高新疆地区旅游资源的利用率，利用线上平台推广和宣传当地生态环境，打造各类电商平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线上餐饮、住宿、旅游、交通类产品及服务，将新疆地区的本土文化特色融入到数字产品中，打造独具竞争优势的“互联网+”经营模式，成为创收的重要资源，在遵循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当地居民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新的销售渠道。数字经济战略加快推动居民消费升级，进一步释放居民需求潜力，提升市场需求率。

3.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一是要加快发展智能化农业，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二是要加快推进农村数字经济建设，打造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机制。

乡村振兴，农业为先。只有加快发展农村产业数字化集群才能更好地解决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只有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才能加快新疆新农业新模式的产生和发展，为促进新疆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通、延长乡村产业链条，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现阶段新疆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现阶段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根据《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1）》内容，从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上看，2021年，新疆区域的数字经济规模突破了4000亿，同比增长12.97%，占GDP的比重为27.36%。其中，数字产业化的规模超出了400亿，占GDP的比重为2.63%；产业数字化规模3847.06亿，占GDP的比重为24.73%。自2016年开始，在之后的5年时间内，新疆区域的数字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平均每年的上升幅度接近18%，在GDP中的占比也在持续增加，在2021年已经接近新疆生产总值的28%。

以上数据表明新疆数字经济处于平稳上升阶段，在未来还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二）现阶段新疆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XX年）》内容，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接近50 万亿元。同年新疆数字经济规模4255.70亿元，占全国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约为0.85%。说明新疆数字经济虽然正在快速发展，但是与全国发展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

1.新疆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

从数字经济区域发展规模上看，新疆的数字经济发展呈辐射状，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点向南北疆辐射，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最领先的是乌鲁木齐，数字经济规模1274亿元，其次是昌吉、伊犁、阿克苏和塔城地区等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均超过200亿元，最后数字经济规模未达到200亿元的共有6个地州市。

从占GDP比重看，新疆的数字经济发展呈梯形状，以乌鲁木齐市为首逐步递减，其中乌鲁木齐市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4.51%，伊犁州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0.67%，位于前两位，其次是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塔城地区、哈密市、和田地区、吐鲁番市等九个地州市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在20% 至30%中间，而阿勒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数字经济在新疆GDP中的占比不超过五分之一。

以上数据表明，不管是从数字经济区域发展规模上分析还是从占GDP比重上分析，新疆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疆的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要比南疆更快。

2.新疆数字产业在数字经济中占比较低

从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上看，2021年，新疆数字经济规模近4300亿元，占GDP 的比重为27.36%。数字产业化规模约40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63%，产业数字化规模3847．06亿，占GDP的比重为24.73%。新疆数字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产业数字化规模。数字产业化规模仅占新疆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为9.61%。

以上数据表明，新疆数字产业化发展结构不合理，占比不高。其主要原因一是新疆在系统集成方面、电子信息制造和软件与信息服务等方面发展规模小，竞争优势不够突出，相关企业实力不强，产值不高；二是新疆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从事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方面的企业数量不多，对行业整体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不强。

3.新疆产业数字化发展不足

从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上看，新疆地区在2021年实现的产业数字化规模近3900亿，在GDP中的占比约25%，在数字经济总规模中的占比超出了90%，主导地位明显。此外，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在总体中的比值为8：2，而新疆地区的相关比值为9：1。

以上数据表明，虽然新疆产业数字化发展占新疆数字经济整体的比重较高，但是跟全国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因为一是新疆传统的工业发展占比较重，新兴产业发展规模不大，融入性不强；二是新疆农业数字化水平较低，对数字经济的带动不足；三是新疆在物流和交通方面的建设较为落后，不能做到便捷快速，无法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制约了新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速度；四是政府对于新疆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引领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对信息技术应用还不够彻底；五是新疆的中小企业对产业数字化的认知水平较低，难以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缺乏引进和应用数字技术的主动性。

4.新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从数字经济整体发展上看，新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呈现“金字塔”分布格局，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的主力，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心。北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优于南疆，而地处南疆的喀什等地区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较为滞后。

长久以来，新疆地区受到地域的限制，通信网络的覆盖面较为狭窄，制约了信息的流通和周转，也成为横亘在新疆数字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新疆地区成了重要的枢纽地带，进出口贸易日益增多，而国际通信设施不健全，通信网络的不畅通，信息功能不全，网络指标差，无法为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提供良好的设施基础，导致新疆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遭受困境。

5.新疆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缺乏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有机结合，现代信息网络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新疆不断推广应用，这就对新疆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逐步提高。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制约，现阶段新疆从外界引进高端人才相对较为困难，新疆地区尚未制定完善的人才引进计划，难以激发优质人才入驻新疆的兴趣，也没有优越的人才配套政策保障，忽视了对人才资源的储备和维护。同时，目前新疆地区的专业技术型人才集中率不高，而能够满足数字经济建设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这阻碍了新疆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步

伐。

四、新疆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一）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1.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新疆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区域，主要以农业发展为根本，要想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就要在优化新疆各个地州城镇数字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疆数字乡村建设，优先将资源倾斜给农村地区，为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建设提供政策扶持，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要想推动新疆数字乡村建设，就要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将数字经济赋能于农村产业，加速产业结构的数字化变革，提高农产品深加工水平，提高农村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效益，构建以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首先，在农作物的生产种植环节，要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打造智慧农业与科技农业，就要提高农业装备和农机现代化管理水平，实现农机一体化作业服务，促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及绿色化转型升级；其次，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环节，要积极发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最后，精简农产品营销和运输流程，构建农产品电商物流模式，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智慧物流，保障产品品质，利用好电商平台，有效带动农产品提质以及农民增收。

2.提高新疆全民数字化能力

新疆的数字经济整体发展呈辐射状，要想提高低洼地区的数字经济，就要提高新疆全民数字化能力。随着现代化数字化生活方式的不断融入，越来越多的居民学会了移动支付、线上服务、网上预约等等数字科技，提升了居民运用数字化的能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居民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有助于推动新疆本土居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引导公共资源流入我国边缘地区，提高资源分配的均衡性，以此缩小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

3.提升新疆数字化公共服务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提升新疆数字化公共服务。就业服务、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发展在方便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提升着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有效提升新疆本土的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公共服务事业的同步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提高新疆地区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利用信息

技术研发先进的管理系统，增加政务信息的流通和周转的效率，提高业务处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为公众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同时搭建民众需求反馈信息渠道，及时倾听和搜集公众意见，不断调整和改进政府工作，持续推进新疆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发展。

（二）提高数字产业发展比例

1.提升数字产业的发展水平

推广新疆本土产业的发展，注重传统产业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鼓励产业进行创新改造，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利用信息技术助推电子商务、物流、交通、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更新和变革，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当地产业加大对研发技术和创新技术的投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摆脱对国外数字技术的依赖，培养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将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技术的攻克目标，拓展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提高新疆企业的经营效率，扩大利润空间，为新疆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动能。

2.构建数字产业体系

优化新疆传统产业体系，构建数字产业体系，打造智慧城市，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吸引数字经济中的龙头企业入驻新疆市场，提升新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构建能够激发就业潜力的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新疆产业链全方位开放，提升数字产业的发展规模。

3.打造本土产业创新发展

强化新疆企业的数字经济意识，倡导企业参与到数字产业的建设中，督促企业极大研发力度和创新力度，实现经营管理机制的改进和优化，促进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化发展，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新的价值产业链。新疆的本土企业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提高新疆产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跨国企业集聚地，不断提升数字技术的竞争优势。

（三）扩大产业数字发展规模

1.探索平台经济模式

提升新疆本土产业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提升平台经济价值，创新组织形式，扩大产业数字发展规模，实现本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引进核心数字技术，创办线上服务企业，为新疆本土产业的产品升级、更新改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构建合理的数字化产业布局。

2.推动特色产业系统化建设

加速数字经济和传统特色产业的有机结合。在本土产业发展的生产、流通、交易等阶段应用数字技术做支撑，提高传统特色产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同时，将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在新疆的特色果蔬生产、民族特色服饰生产、特色食品加工生产等产业的发展中，为传统特色产业赋予全新的面貌，提高本土产品的创新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品牌的影响力。

3.发展多元产业

传统产业最大的发展障碍是信息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各个产业孤立发展，缺乏相互沟通与交流，而数字技术的融入可以最大化地消除各类产业之间信息沟通不及时和不对称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得各个孤立的产业联合发展。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有效衔接能够拓展新疆产业链条，为新疆产业的变革提供更多的路径，从而为新疆经济的发展释放动能。

（四）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1.加快5G网络基础建设

限制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难题在于通信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因而必须加大5G网络在新疆的覆盖面，构建良好的通信环境，确保技术资源得到快速的配置和利用，为新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石。此外，新疆政府也要制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同时加大财政投入与社会投资，调动民间资本，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5G网络的铺设弥补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实现5G网络的规模化部署。

2.加快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新疆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进出口贸易项目逐步增加，基础的交通网络设施必须得到健全，积极打造智慧城市、区块链和工业互联网等创新应用，不断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优化传统产业的生产结构，实现新疆本土产业和进出口贸易协同发展。

（五）健全新兴科技人才机制

1.引进“高精尖缺”人才

构建人才政策体系，完善人才引进计划，助力新疆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是新疆产业数字化变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新疆地区的技术人才资源较为匮乏，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关吸引人才的政策，提供优质的人才发展平台。新疆本土企业应当积极与各大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打造人才输送和培育机制，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措施，促进新疆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2.培养高新人才团队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打造本土科技领军人才，融入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新疆地区应当注重数字技术领军人才的培育，加大对人才的开发和维护力度，通过高校和企业协同育人，不断优化培养方案，培育出一批符合现代化数字经济发展的高新人才团队。

3.构建人才评价体系

建立健全的人才评价机制，制定精准的考核标准，建立人员奖惩机制，提高人才参与数字产业建设的积极性，构建公平的科研成果收益分配制度，不断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新疆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新时代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人事考试中心宋尚文

（20XX年3月28日）

摘要：数字经济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城市建设逐渐向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探究，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运行、高质量发展为目的。在数字经济的积极影响下，要提高城市的发展水平、竞争实力，本文对数字经济的特点进行了探讨，结合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了新时代环境下利用数字经济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市；经济；高质量

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普及的背景下，加强对数字产业体系的建设，优化数字技术发展的环境，驱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与可持续运转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对数字化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城市治理、资源调配中，实现数字化监管、数字化预警，有助于城市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城市危机，提高城市的发展水平，促使城市化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一、数字经济的特点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相融合下的产物，目前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所探索的经济路径，将其作为重要的经济机遇，把握数字经济的时代特点，提高综合国力水平，要了解数字经济的内涵特点。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与危险》本中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美国商务部将数字经济分为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产业两个组成部分，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是各类数字相关事务所创造的经济效益。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在数字经济的研究中更倾向于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活动，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基础，其中涵盖了技术、产业、生产者、消费者等要素，是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的相互融合。利用数字化技术提供服务，提供产品，以数据信息和智能化作为基础发展数字技术，推进工业社会的转型，向信息社会的方向探索，带来了新的信息革命浪潮，建立起新型的信息社会文明，打造智慧社会环境，向智慧地球的方向探索。

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化时代为背景，逐渐衍生而来的数据，作为流通的客体，在数据的处理中，传统行业将会实现转型和升级，将新兴市场开发和建设起来，催生新兴事物的形成，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数字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数字经济主要的特征就是进入到了数字经济时代以来，知识更加智能化，万物实现了互联网化、财富虚拟化、数字要素化，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中，数据、人和机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通过网络，彼此之间的依存程度增加，构建起了互联互通的网络格局，创建起了资源共享的网络环境，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在价值创造中，知识和数据的占比增加，在工业、医疗、无人驾驶、交通、金融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经济形态具有智能化和知识化的特征，数据的开放共享性，使其成了重要的生产要素，提高了社会运转和生产的效率，人类财富形态发生了变化，综合来看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包括其快速性、可持续性、直接性、渗透性。

1.快速性

数字经济时代，以互联网作为基础，在运转过程中体现出了快速性的特征，互联网技术应用遍布全球，建立起了地球村，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存在网络，就可以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较快，建立起了高速运转的经济系统，信息传播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传递。

2.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指的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了城市的可持续建设和发展，因为在数字经济问世之前，按照传统的经济模式，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对接不足，缺少有效对接的桥梁，因此资源浪费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了生态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问题，导致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平衡受损。数字经济改进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弥补了落后的经济模式中存在的缺陷问题，在原有的工业建设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加强了对资源的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推动了城市的环保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3.直接性

直接性指的是数字经济时代，交易环节被简化，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联系，面对面的沟通，中间环节所产生的资源消耗和额外的费用减少，提高了交易成功概率。例如近些年来，二手车的交易网站就是体现数字经济直接性的客观载体，买家和车主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完成交易活动，中间商在其中赚差价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得到了有效地改善，平台不收取手续费。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商家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卖掉自己的二手车，买家也可以用合适的价格，购买自己心仪的二手车，中间的资金消耗、时间消耗被节约下来，进一步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运行发展，提高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建设水平。

4.渗透性

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渗透力特点，因为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在各个产业中渗透运用，例如农业、科教、工业等，发挥了巨大的渗透作用。在可移动支付、电商交易等行业领域内，数字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认可，已经成为了诸多用户的主要消费方式，数字经济的渗透力强的客观特点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消费习惯[1]。

二、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在城市发展中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积极的，数字经济的巨大变革下，不少的专家学者针对数字经济的作用功能进行了研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城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受到了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出现了发展模式、发展进程的转变。城市发展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了城市的经济水平，知识和技术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被放大，尤其是在城市的空间功能等创新活动中，数字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结合当前的信息环境，用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转变了落后的劳动传统模式、生产传统模式，重新分布了产业空间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布局，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发生了变化，重构了空间，人们出行的方式、消费娱乐的方式均受到了影响。城市空间重构体现在了工业、文化、交通、商业、居住等多方面，数字经济对城市的功能产生了影响，生活、工作功能相融合，打造第三空间，这与居民对此类空间的需求相符，是智慧化城市的建设方向。利用数字经济，提高了城市建设的创新水平，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在城市的经济建设中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创造了便捷的条件。

三、新时代环境下利用数字经济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1.加强政企合作

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中，结合数字经济在新时期环境下所带来的影响，要求政府和企业之间展开协作，共同助力城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推动城市经济的创新建设进程。因为当地的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发展程度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力，决定了城市的经济水平，对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城市中，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支柱型企业，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有必要在农业、工业、教育等领域促进，产业的数字经济化转型，使农业向着专业化、信息化的方向探索发展。利用互联网直销产品的模式，提高网点的销售额，这有利于农业生产和销售活动，可以节约成本，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因为在网上进行售卖，农产品在对外出售时花费在售卖路程中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均得到了节约，而且网络售卖农产品的模式，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出盈亏情况、销售情况，城市经济和农业发展之间的相互融合下，农业向着信息化的方向转型。工业领域内，数字技术的应用下，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加强对资源的保护，例如在钢铁制造业中，要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设计和开发数字化系统，实时地监控钢铁制造中的资源情况、生产量情况和剩余量情况，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还对资源的利用情况加强了关注，例如在钢铁回收方面可以进行资源的进一步挖掘、二次利用，妥善地处理无法继续回收使用的部分，提升资源的利用率，降低废气污染，在教育层面，要利用技术支持的作用，开通在线教学的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率。

在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国有企业要和民营企业之间进行密切的配合，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时代下各行业领域的转型发展，将农业信息化、专业化和工业信息化、数字化以及教育现代化作为主要的探究方向，在政府、企业组织合作实践中，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民营企业要拓宽盈利的渠道，利用数字经济提高生产质量，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益，拓宽投资空间，获取直观、明显的经济效益，为城市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活力与生机。例如餐饮业的服务中，可以开设电子菜单、互联网支付等功能，以提高运行效率，避免出现下单出错等问题，也可以利用顾客在线下单的形式进行现场制作、快递配送，提高为顾客服务的水平，带给用户便利、优质的就餐体验，在服务业统计数据的研究中，数字经济环境影响下的服务行业获取了空前的发展。政企合作中应针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不同产业的发展，加大支持力度，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信息化的转型，以拓宽产业格局，提高城市建设经济的水平和效益。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促进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必要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涵盖了一部分信息技术基础，这是城市经济发展必要的基础架构之一。包括光纤网络、工业、互联网、5G技术、云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组件共同改造组合而成的混合型数字基础设施，例如数字化交通、智能电网、市政网络的传感器系统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驱动城市更好的发展，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要将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功能利用起来，持续释放投资效应，提高城市的经济稳健增长效能，为中国城市的创新发展带来驱动力，创建起良好的环境，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在城市数据的应用中，要提高数据获取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将信息技术的创新功能、创新效应充分地利用起来，数字基础设施逐步发展，进入到高级阶段，利用专用型基础设施和混合型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要将城市大数据技术、移动支付、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云服务技术等有机融合。为用户的数字信息安全提供保障，捕捉多源异构数据信息，例如城市居民的信息、政府信息、企业信息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分析。

将数据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进行可量化数据的转化，使城市运行的现象成为可量化的数据，以此对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城市运行的现象，分析城市运行现状，为城市的创新发展制定策略，驱动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研发部门还需要对城市一定范围内数据进行采集，降低研发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风险，实现城市的创新发展目标，对传统的技术设施进行改造，合理地配置城市资源。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时，可以将数字化逐渐运用其中，提升基础设施的资源使用率，在其内涵层面上进行扩容增量，例如将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电网城市、交通网络、市政水管停车场管理中。对城市道路物理空间和能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与使用，促使城市社区的智能化、绿色化、便捷化发展，优化城市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2]。

3.提高数字化公共服务质量

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利用数字经济时代所带来的优势，立足于数字经济的特点，有必要在数字化公共服务中进行优化，中国部分城市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难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数字经济下城市公共服务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提高了公共服务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和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应得到重点整改。结合居民对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变化，要集中体现为民服务思想，关注人们的美好追求，需要在数字化公共服务的优化中，合理分配资源，复制传递公共服务的信息内容，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构建起远程操作的模块。在地理信息系统、手机终端、人口等要素的集中规划中，配置社区资源，包括周边教育资源、公共交通资源、医疗资源，随着宽带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普及应用，网络用户基数和先进科技的使用频率增长。在数字化公共服务中，应将公共服务供给和数字化技术有机结合起来，精准落实公共服务，对于供需调配不合理造成的资源浪费，要进行防治，向着均等化、便捷化、普惠化的方向推进公共事业的发展。利用数字化技术确保公共服务供给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以教育事业发展为例，在网络平台中，用户可以对全球高校和名师开设的公开课资源进行提取、使用，也可以结合自己的需求搜索优质教育资源，对公共服务成本进行控制，公共服务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技术应用下专业知识的传播更加便捷，公共事业领域内业务活动有了良好的条件支持，打破了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性垄断问题，提高了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3]。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环境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助推作用，代表着经济发展的趋势，数字经济的导向下，城市经济建设要由政府企业共同协作，抓住机遇，努力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为城市的长远运行和可持续建设贡献力量。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要结合数字经济的特点，展开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通力合作，提高数字经济环境下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创造更高的城市经济效益。

宜宾：逐浪数字经济新蓝海宜宾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综述

宜宾日报记者罗友莉

（20XX年5月22日）

数字领航经济发展，数字迭新城市变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面对全球数字经济浪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作出的战略部署，宜宾发出掷地有声的最强音：“全力打造全国同类城市领先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

从顶层设计到层层推动，宜宾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步伐。夯基筑垒注入发展新动力什么是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依托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它主要包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四个方面。”宜宾市数字经济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鹏飞介绍，截至目前，宜宾现有数字经济规上企业109户，其中智能终端企业88户，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21户。20XX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超过100亿元，居全省第三位。

数据最具说服力。而这数据的背后，是宜宾在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中，面对信息技术服务业市场主体少、规模小、研发能力偏弱等困难实际所展现出的深度思考和实践探索。

一方面，宜宾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思考。

张鹏飞介绍，就宜宾而言，目前正抓紧编制《宜宾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20XX—2025）》，坚持全市一盘棋、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将规划一批“软硬兼备”的产业赛道，建设一批特色应用场景，打造一批专业特色楼宇，培养一批数字人才资源，出台一批专业化支持政策，发展独具宜宾特色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体系。此外，为了规范全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为，加快公共数据有序开发利用，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我市还拟于近期制定出台《宜宾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另一方面，宜宾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建设、承载空间打造等实践。宜宾全面推动通信网络提档升级。全力做好5G强镇兴乡、电信普遍服务、

“三网融合”光纤到户、老旧小区改造、农村通信设施日常维护等多项工作，

加快建设5G和光纤超宽带“双千兆”网络。截止20XX年底，宜宾实现4G网络覆盖市域全境，5G网络已覆盖所有重点场所、重要区域；全市所有乡镇建成“双千兆”网络设施，实现所有乡镇5G及千兆光网100%通达，成功创建为全国“千兆城市”。

与此同时，宜宾深度融合全球产业链资源，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建设，聚焦软件信息服务、数字文创、平台经济、新型物联网终端、能源电子、汽车电子、新型显示等数字经济领域重点赛道，建成智能终端、大数据、信息技术服务3类数字经济产业园，包括临港智能终端产业园、宜宾市大数据产业园、新经济科创产业基地、绿地数字文旅中心、数聚华彩城等数字经济主要承载空间。华为、中软、紫光、大华、抖音、浪潮、极米、美捷通讯、朵唯、欢聚游、北京百鸣等高能级企业竞相入驻。

“市大数据产业园目前入驻了软件、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的21家企业。” 宜宾市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波表示，以提供数字化支撑服务，助推宜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使命，公司致力于将大数据产业园打造成为具有区位辐射影响力的项目投资平台、产业园区运营平台、数据资源运营平台。下一步，公司将以产业园为底座基础，着力打造区域算力中心、信息枢纽中心、流量汇聚中心、网络节点中心。

从顶层规划到数字基建，从园区打造到企业招引，宜宾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夯基筑垒，为加快“数字宜宾”建设注入了发展新动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

提质增效赋能产业新格局

宜宾深知，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因此，宜宾着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等宜宾传统企业主动、积极、大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转型升级步伐坚实有力，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也结出累累硕果。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川酒领军企业，五粮液集团不断深化建设全国领先的数字化企业管理体系，被工信部列入工业领域数据安全管理试点企业，入选四川省第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天原集团作为西南地区老牌氯碱化工生产企业，构建了包括数字化车间、

智能物流和智能管理等智能制造体系，在2021世界工业互联网产业大会上获得“金晖奖——数字化转型先锋”称号，打造了“智慧化工”实践样板。

丝丽雅集团作为我国西部传统纺织产业的龙头企业，以“全国同类行业领先的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为战略愿景，制定了“数字化转型”三年攻坚行动。其下属子公司宜宾雅士德纺织有限公司实现了“作业自动化、管理智能化、决策数据化”的精细化管理和高效运营。

数字经济为宜宾产业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注入更多“智造”动能之际，宜宾也在探求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在数字化领域产教融合实体化进行重要尝试。

张鹏飞介绍，宜宾即将成立宜宾市数字经济人才学院，该学院是市国资平台打造的区域性数字经济实战性人才培训基地。学院通过引入华为、中软、国科科技等先进课程体系，依托本地高校优势资源，采用以岗代训、项目参与等模式，培养数字应用型人才，服务于以宜宾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数字人才需求。学院在开展岗位培训核心业务的同时，将拓展职业认证、人才画像、就业服务、创新创业等增值服务，致力于消除教育与就业之间的鸿沟。

具体而言，宜宾市数字经济人才学院将重点围绕数据工程、数字孪生、数据标注、网络安全、产品交付、物联网、硬件开发等领域培养市场亟需人才，预计每年为宜宾本地企业输送数字人才1000名以上，未来将通过与在宜高校合作打造虚拟校区的形式，拓展培训空间和规模，建立区域领先的数字经济人才实训基地。

“围绕智慧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人才领域的需求，国科科技将逐步打造‘外部行业专家+国科自有人才+学生工程师’的人才供应链体系，迅速形成人才聚拢态势。”宜宾国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才发展部总监李辉山表示，目前，宜宾学院、四川轻化工大学、西华大学、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等在宜院校的学生通过学校推荐和自主报名，积极参与到了国科科技自主研发的产业特色课程的学习，未来围绕宜宾市产业人才的需求，逐步开设产业细分领域人才的培养课程。

智慧引领拓展应用新场景

“我们正强力夯实以政务云、电子政务外网、数据开放共享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宜宾底座，大力推动以城市大脑、智慧政务、智慧公安、智慧教育、智慧健康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围绕数字化治理，张鹏飞对宜宾目前该板块工作进行了精要说明。

5月19日，位于三江新区的长江上游区域大数据中心监控室内，宜宾市电子政务云平台运营经理石映通过监控大屏实时查看政务云平台所在机房的人员进出、巡检及机房物理安全的画面。

“监控大屏也能实时监控到纳管的重要业务系统的可用性情况、实时查看云平台的整体安全态势，为安全运维起到监控监管辅助作用。”石映介绍，市电子政务云平台面向宜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计算、存储、安全、备份等一系列服务。截至目前，宜宾上云单位有90多家，上云业务系统已累计有420 多个。此外，该平台系统提供服务可用性监控等预警，“7×24小时”全天候保障政务云业务的安全稳定运行。

画面切换到位于南部新区的宜宾市民中心，利企便民数字化服务持续优化。“根据智能终端机的指引操作，两三分钟就取到了护照。一学就会，方便

得很！”5月18日，在宜宾市民中心的24小时智能自助政务服务超市亲身感受了自助取证一体机的快速便捷，市民施月琼惊喜不已。

“24小时的自助服务区为群众提供不动产登记查询、医保社保、公积金以及护照申领等多种自助服务，群众可以在非工作时间，通过扫描实体身份证，进入该区域进行业务的自助办理。”宜宾市政务服务和非公经济发展局平台建设管理科负责人郑芯介绍，宜宾市民中心面向企业和群众，聚焦服务质效的提升，通过线上线下的多渠道的智能服务，为企业、办事群众提供全流程的智能导办，以信息化建设助力政务数字化转型。

作为本土培育、成长起来的企业，四川青霆科技有限公司承接了宜宾市民中心的部分智慧政务建设。该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薛双表示，公司以“全省排头兵、西部争一流”为建设目标，着力打造“宜人宜宾宜办事”政务服务品牌。目前，青霆科技已经服务有60余家智慧政务中心，将打造宜宾模板，在全省做标杆，走向全国。

生活，因数字而新；城市，因智慧而兴。

从智慧政务到智慧公安、智慧交通、智慧健康，再具象到政务云平台、自助终端一体机、移动支付、车路协同、智慧食堂、智慧车间等应用场景，宜宾一大批数字技术应用正走进现实。

风好正是扬帆时。

站在新的起点，乘着数字化的东风，踏着信息化的浪潮，宜宾数字经济正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上扬帆起航、破浪前行，驶向更加美好明天。

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探究

青海大学潘俊娇

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革命时代已经到来，科技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数据价值不断提高，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断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应运而生，人类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国家

“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及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引入，并阐述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遇到的困境，再提出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改进了有关领域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研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数字经济的巨大优势，更好地赋能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和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和作用路径，为数字经济的巨大红利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指导。

1.数字经济的相关概念

数字经济的含义

每个时代都有其对应的核心资产要素。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土地、劳动力、农耕工具是核心生产要素；工业经济时代，蒸汽、电力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源、设备、资本成为核心要素。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数据资产也已经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成为生产要素。数据不是只有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都是可以挖掘的资产。数据资产的时代趋势是清晰但路径充满挑战的：搜集、确权、加工、分析、定价、使用、监管多个环节、多种困难，解决好这些难题是21世纪每个国家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时代机遇也恰恰存在于解决时代难题的过程中。毫无疑问， 21世纪是互联网数字化的时代、数字经济的时代，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基础设施是通信网络、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等新兴事物。新兴产业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数字经济反映了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变。第三次工业革命有时也被称为数字革命，指的是20世纪后期发生的从模拟电子和机械设备向数字技术转变。数字经济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互动的方式、经济格局、获得一份好工作所需的技能，甚至政治决策。

高质量发展的含义

高质量发展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现有研究一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较多，而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较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数字化创新为核心驱动，重点关注新兴产业，从而实现经济增速与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有关学者对其内涵的界定尚不明确，但制造业的发展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创新能力最强、价值链效益最高、最有活力的制造业，代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因此，发展应以质量、效率和动力为基本方向，坚持提质扩量、效率提高和创新驱动，深化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相互融合，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以生产要素高质量、供给体系高质量和需求体系高质量的全链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机理

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可以直接推动制造业提质扩量、效率提高和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企业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产业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能力，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和给予消费者更优质的产品服务，同时达到去产能、避免能源资源的浪费、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更符合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企业依靠自身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平台的优势和竞争力，依托数据信息的整合分析等数字技术应用，可以与消费者搭建沟通桥梁，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企业能够全面了解消费者的各项需求，进而生产的产品能够最大程度地匹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优化制造生产的全产业链条，改变制造的研发和生产全过程，逐步形成智能化、数字化的产业链，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坏损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能改变传统粗犷式的发展模式，有效降低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从而引领生产的新方式，形成制造企业新业态。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产业链融合，极大提高了企业产能。效率提高旨在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益，在降低生产投入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增加，提高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率。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效率提高的机制在于：一是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下，企业创新生产投入更集中于数字化转型领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带动整个传统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生产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使传统行业不断吸收新的数字技术，

促使制造产业持续创新发展，从而达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的目的。二是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和政府外部治理效率的提高。数字经济会提高企业内部交流互动效率，通过智能制造和智能仓库显著降低人员和产品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此外，通过云计算、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数字平台，促进全产业链融合互通，可以提高政府监管企业的效率。

高技术制造业不仅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还是数字经济的根本支柱。对研发的投入方面，近年来我国对高技术产业较为支持，对其相关的研发投入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除此之外，我国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一带一路”，促进世界经济的参与度，不断引进国内外各种最新的、最优质的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我国还坚持发展原始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高技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应具备创新性发展，提高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是高技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1）高技术制造业的高技术性：高技术制造业具有高技术特征，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投入了大量的高技术人才资源和资本资源，因此高技术制造业的高技术性质是其最显著特征。（2）经济高质量发展均衡性：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一味地追求速度是不可行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更广泛相关领域的协调发展来说，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最终的均衡性发展。就经济活动方面的创新来说，创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不可或缺的主要动力引擎作用，创新能够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的追求规模和速度，到如今高质量和高效率增长的不断转变，因而高质量发展在创新层面的高质量对经济的发展是重要体现。

2.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遇到的困境

体制机制不完善

各级大多未建立研究、谋划、落实高质量发展的专门机构或组织，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在强化研究、超前谋划、科学决策、系统设计、有序推进上做得不够。建立健全落实机制方面，存在统筹协调不够、密切配合不够及落实不够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建立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机制，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考核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诸如过去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考核指标和经济增长模式等，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粗放的国民经济总量衡量必须有所改变。因此，各方面需要持续发力，建立和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激化的国际市场中，我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如果再不引导各

地提高发展质量，就会影响我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总体来看，我国在创新、竞争力完善市场机制方面及建立灵活有序的经济体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发展方式不科学

我国高质量发展及数字经济发展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但是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分梯队来看，广东、北京、浙江、江苏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高技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均存在阶梯性差异，要发挥第一阶梯综合引领型省份的龙头作用，带动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第二梯队省份占29个省份的70%左右，为特色开拓型省份，要想提升我国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发展的水平，就需要带动中间省份的发展。第三梯队省份要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贯彻落实国家的政策，如山西省等资源型城市要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在发展方式方面表现出诸多问题。比如，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全社会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等等。不平衡与不充分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协调、不匹配的关系。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复杂、分工更合理、产品更精细、供给更有效方面发展，加上全球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来解决。从此角度来讲，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过程中的开放性与创新性，又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充实了新的时代内涵。

数字经济给地区带来的发展不平衡

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状况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特征比较突出，地区之间“数字鸿沟”的基本面是存在的。发达地区凭借其较高的经济产出水平，数字化基础的“硬件”和“软件”环境相对完善成熟，数字化发展处于优势地位。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具有较高的要求，而事实上中国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明显，其中随着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政策的实施，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使四川和重庆成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发展的势头得以延续。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加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和贵州五个省份始终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

另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未能充分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知识红利”，反而向经济发达地区输送了大量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进一步强化了“马太效应”。落后地区的传统产业受到平台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巨大冲击，很多产业和零售业实体被“掏空”，这些地区的创业创新环境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大量高技能人才的流失或不愿意迁入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在把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放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同时，又要将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省际和四大区域内不仅呈现相应的非均衡特征，还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因此，研究不同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既有利于国家更好地实施区域政策，释放不同区域的优势，又能形成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从而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

3.以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

促进数字产业水平的升级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制造业提质扩量、效率提高和转型升级全方位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为实现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首先，在整体上要重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系统，有效促进公开数据共享共用，建立数字技术使用标准，同时强化数字监管力度，推动数字经济良性发展。其次，需要提高原始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如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和关键设备，这些核心领域的前沿和核心技术需要进一步突破，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数字经济的新型基础设施有待完善，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大技术人才引进力度，构建人才创新网络平台，尤其是注重数字基础理论和基础核心技术人才培育，加强国内外制造业领域顶端人才引进，完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潜力和活力，不断优化人才培育体系，发挥人力资本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加大对数字技术的创新投入资金，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活力，支持并引导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不断扩大产业数字化规模，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数字与产业深度融合，提升产品创新水平

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数字经济融合传统制造业能够使技术创新广泛推进到制造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全产业链中，数字经济可以提高制造业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优化产业链等分工体系、提升高技术制造

业产业链国产化水平，极大地促进制造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与服务的提高。首先，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融合，深化数字技术与场景融合，进一步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和价值，发挥数字经济的强大动能。其次，完善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云平台的发展，依托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等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基础保障。最后，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促使校企合作的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不断引领新技术向制造业快速渗透，为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动力，进而推动产品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促使产品质量和服务提高，进一步满足现有市场需求并开辟新市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扭转数字经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共同发展

数字经济对邻省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拥有更多资源优势和数字技术的垄断，限制了各种要素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阻碍了数字经济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发展。首先，要削弱“数字鸿沟”，强化各地区对资源和技术的共享机制，建立资源和数字技术共享平台，加快数字化资源整合，有效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要素和技术壁垒。其次，不仅要打破各省的行政地理界限，还要打破各地方优先发展的思想，不仅要有效推进“强强对话”，还要开展“强弱交流”，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最后，要加快各地区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断深化各地区数字领域的合作交流，共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形成区域间规模化的数字优势，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共享红利，共同推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协调发展。

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由于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数字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差异，四大板块的数字经济推动绿色发展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为了实现经济均衡绿色发展，我国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特征，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向重点区域做重点倾斜和扶持，差异化的政策能够为有效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和绿色发展不平衡提供战略支撑。同时，东部地区应凭借数字与人财物优势，进一步鼓励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确保市场能为发明家和投资者提供合理的激励，以促进新低碳技术的发现和重大绿色技术的原始创新，运用数字技术深度挖掘各类生产管理数据，

找出隐藏的规律与模式，提高企业价值创造的效率，通过工艺及管理创新改造传统产业，降低传统产业的污染和碳排放，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西部和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经济发展活力差、创新能力弱、人力资本流失严重，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强化西部和东北区域人才强省、人才强市等战略，整合优势资源、集成政策效应，通过强化人才发展地区规划、加大年轻干部交流等渠道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源水平，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另外，要充分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领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四大板块的联动性和全局性，实施更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坚持江河联动、陆海统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土地管理、区域间互助共济、区域生态补偿等制度，逐步缩小南与北、东与西的发展差距，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通过构建区域间协同发展和优势互补机制，形成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格局，更加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4.结语

推动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本质上是为了解决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土地资本的问题，过去二三十年以来，各地为了经济增速增量，过度开发土地资源，使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给我国经济的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力的增强最主要的是依靠经济实力的提高，因此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刻不容缓，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国经济长久稳定健康地发展，数字经济毫无疑问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机理与建议

胡晓珍、宋凯琪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各国为争夺发展先机，都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数字经济正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部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其经济实力和创新潜力都处于领先地位，是我国建设“数字中国”的先锋地区，数字经济依靠其经济特性将为企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本文首先利用腾讯研究院公布的2016-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的“互联网+”指数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细化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与不足，然后，进一步讨论数字经济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机理，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管理效率、技术进步间接影响企业生产率。最后，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企业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管理效率技术进步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活力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①，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数据汇聚等方面实力雄厚，发展数字经济有较强优势，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已经成为大湾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动荡的局势下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带来新的活力。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5.2万亿元，占广东省GDP的46.8%，其总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数字产业化增加值为1.73万亿元，产业数字化增加值为3.5万亿元，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根据《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统计，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江门均上榜，深圳市和广州市的数字经济水平排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据统计，香港的ICT发展指数和网络就绪度指数在亚洲排名前三，其通讯基础设施和应用水平以及数字科技基础研发方面也居全球领先地位，澳门的移动电话渗透率和宽带用户渗透率水平

较高。

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看，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数字经济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异较大。2016-2019年间，腾讯研究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的“互联网+”总指数显示，四年间各城市“互联网+”总指数都呈上升趋势，深圳和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肇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和不足

1.优势。从全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居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人才吸引力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大湾区的人才具有年轻化特征，而数字经济技术作为新兴的科学技术，无论是技术学习还是创新技术，年轻人都更有潜力，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达，更容易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发展数字经济积蓄力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各有侧重，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主的数字产业化方阵和以佛山、东莞、中山等地市为主的产业数字化方阵，香港的数字经济处于稳步发展阶段，着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加速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智慧城市。

2.不足。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套法律体系的特点，这样的制度架构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交易成本，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流通，不利于区域内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广州、深圳和香港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大部分头部数字经济企业都集中在此，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数据资源等都优于其他城市，在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容易在区域内形成“数字鸿沟”。最后，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数字经济人才储量不足，猎聘发布的《2021数字经济人才白皮书》显示，在全国数字经济人才的城市群分布中，长三角地区占有33.0%的份额，京津冀地区占有19.6%的份额，粤港澳大湾区仅占有16.9%的份额。

二、数字经济视域下企业生产率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不仅为我国疫情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持，并且在其他产业因为疫情的影响无法正常运

作时，仍带动中国经济实现了正向增长。数字经济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在制造业，传统制造技术与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相融合使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变得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既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也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服务业，数字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平台、网络教育以及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日渐兴起，尤其是疫情期间这些行业的需求更是倍增，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复苏；在交通行业，依托数字经济技术应用场景所形成的智慧交通、自动驾驶等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从企业角度看，数字经济依靠其自身特性不仅提高了传统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催生出一系列新兴商业模式，促进了创新型企业发展。现有文献结论表示，数字经济有利于企业创新和技术水平提高，也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实体经济与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就包括了对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巩固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等的全面规划①。

长期以来，传统制造业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很难实现高质量发展，再加上近年来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等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依赖传统的增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内生增长就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置于信息化浪潮中，企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信息通信技术提升企业生产率，实现内生性增长。

理论上，人们对数字经济和企业生产率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

1996年DonTapscot第一次提出“数字经济”一词，并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会带来一场数字革命，世界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①。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狭义上把数字经济看作一种产业，即数字化产业，它从传统的国民经济活动的部门中独立出来，利用数字技术加工信息生产出数字化产品然后在国民经济的各领域进行流通，其自身不产生利润，但是可以为其他部门带来巨大利润，法国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国家之一。第二类则从广义上将数字经济理解为一种经济活动②，代表国家有中国、俄罗斯和韩国。以中国为例，2016年，我国杭州举办了G20峰会，并在此次会议中将数字经济明确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

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我国的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是指依靠数字技术形成数字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等的过程，如近年来的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化为数字经济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基础的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后者是指由于传统行业应用数字信息技术后，带来生产数量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等，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2020年7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将数字经济的概念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经济形态”。

企业生产率用来表示企业的投入产出情况，衡量一个生产周期内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也是企业实力的重要参考，提高企业生产率是所有公司和组织一直关心和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测算企业生产率常用的有两种方法，即测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一种方法适用于生产投入较为简单的情况，计算简单，反映的信息也比较单一。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索洛提出了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从生产要素中除去其他有形生产要素之后的技术进步给生产活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它衡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综合效率，也被叫做技术进步率。

三、数字经济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从宏观层面看，数字经济可以提高要素投入的精准性，降低成本，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也可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相关企业及行业在地理上集聚，带来外部经济；从微观层面看，首先，数字经济的渗透性和替代性很高，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作用下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经济规模扩大，使得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和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投入大量增加。其次，在生产过程中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投入要素的协同性，使生产过程更加顺畅，从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技术不断升级，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的投入资本边际效率并不是递减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产出持续的增长，由数字经济引致的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

（二）基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传导机理

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新的产业结构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高效率部门的生产要素需求，也促进了低效率部门的调整；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劳动力专业化分工，带来规模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技术上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支持。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首先，数字产业化是应用数字技术形成数字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催生出新的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使数字产业比重上升。近30年来大湾区数字技术不断进步，不仅在软件、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传统数字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成熟，而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如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也在逐渐兴起。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完善，企业成本大幅下降，供给增加，发展前景良好，吸引资源流入，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壮大。另外，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一批新的商业模式，突破传统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把消费者作为中心，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增加了消费内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消费的扩大带来企业商业利润的增加，激发更多的企业家进入，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其次，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5G、云计算等新型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很多工厂开启无人化生产，随着智能机器设备的大量使用，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转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一些低级加工、污染环境的企业开始寻求转变，除了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之外，在产品的销售环节，新型信息技术实现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效交流，也大幅提升供需匹配率和产品销售量。数字经济引领的新的商业模式在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后，为传统产业拓宽了发展空间。总体来说，数字经济不仅催生了新的产业，也加速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最终推动大湾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三）基于管理效率效应的传导机理

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首先，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内信息传递成本的下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员工之间或者企业各部门之间不再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流，钉钉、腾讯会议等工具的使用有效降低了交流的障碍，降低了信息处理的成本，既节约了时间也避免了公司内部出现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资源浪费，有效提升了企业信息的流通性和企业内部的协同性。其次，在制造业的生产环节，互联网、大数据、

传感器等数字技术将企业物资信息集成式管理，相比于传统工业时期信息的分散程度和收集信息的困难程度都大幅降低，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消费者偏好，实现个性化和精准化生产，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声誉。最后，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企业内部组织改革，从原来的垂直化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结构。数字经济带动传统商业模式革新，企业面对的是更加广泛多变的消费者需求，一些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企业，选择使用更加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扁平化”管理，突破了传统管理方式的时空限制以及部门界限，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而管理效率的提升带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四）基于技术进步效应的传导机理

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较长，维持技术优势需要持续供给的研发投入，同时还存在着研发失败的可能，投资风险比较大，企业的融资难度较大。数字经济极大地改善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环境，数字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模式的限制，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金融服务的成本也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控制。金融机构和需要融资的企业可以通过平台得到更加有效的沟通，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信贷平台获取企业的各种信息，评估投资风险，避免了企业为了获得融资而做出的欺骗行为，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数字金融的出现还加大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使得传统金融机构减少“信贷错配”等问题，更大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充足的科技创新资金。

同时，数字技术自身的发展也会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传统的企业创新模式是封闭式的，是仅限于企业内部研发部门进行的创新，而数字化的管理系统使原来的封闭式创新转变为开放式创新，参与范围从一个部门变为整个产业乃至社会，拓宽了研发设计的维度也增加了产品创新的协同性，实现更加系统性的创新。数字化设计工具可视化地模拟出物理实体，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形下提高设计的精准性。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根据消费者信息精准定位消费者偏好，根据偏好改进产品，这种由数据驱动的产品创新，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精确度和效率。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注重企业转型升级的合理性

从空间层次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遵循点线面体的规律，依据企业经

营的产业特征和发展目标，制定一个长期的由局部到全局的发展战略。首先，企业在一些基础业务环节引进数字技术，完成“点”上的数字技术突破，通过在企业内初步推广数字技术，提升企业员工对于数字化的认知与体验，为后续进一步的数字化导入奠定基础。其次，对各部门实施数字化改造，在运营、管理、规划等不同部门进行数字技术的开发实验与应用，完成“线”上的数字化转型。再次，制订跨部门间的数字化方案，使数字化在整个公司层面展开，实现“面”上的数字化转型。最后，利用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协同，实现“体”上的数字化转型。由于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规模上的异质性，所以在引进数字技术时要“适度”，根据企业自身和所处环境的特征引进适合的技术，科学提高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交流，加快建设“数字湾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深圳和香港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避免区域内同质化发展，将这三个城市作为发展核心，依托横琴、前海、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强化改革联动，聚焦数字产业化、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数字人民币、数字海关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协同打造数字开放门户枢纽。此外，政府应着力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克服“地区壁垒”，提升要素流通效率，鼓励区域内企业之间数据资源交互和联合运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加快建设“数字湾区”。同时，政府要制定招商政策，吸引一批数字经济领军企业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鼓励企业通过并购或者研发合作等手段，加强数字技术、标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跨境合作。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领先的湾区经济体，要利用这一优势，深化全球数字技术的合作交流，主动融入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探索建设全球海缆数据多位一体化网络，高质量搭建国际信息通信通道，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和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网络通达性，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

（三）推进人才引育留用机制，释放人才活力

数字经济是典型的知识技术驱动型经济，人才是推动其发展的核心要素。首先，发挥大湾区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规模优势、环境优势、制度优势等多重叠加优势，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制订各类引才引智计划，针对重点领域和技术空缺，明确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所需人才名录，按名录有目的地引进所需人才，鼓励企业主动引进高端人才项目，开展全球范

围内的数字化人才招募和使用，打造全球高端数字人才“汇聚地”。其次，改善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机制，发挥好港澳优势教育资源和数字科研优势，以粤港澳三地高校为阵地实现数字技术相关专业的集群式发展，根据市场需求强化高校学生的专业教育，完善数字经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鼓励数字经济链主企业、龙头企业深度参与高校数字化人才培养，发展订单式、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应用型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企业而言，则要加强职工数字化能力培养，开展职工数字化技能提升培训，创新人才激励制度。最后，必须打造留得住人才的环境，要针对人才需求设立各种优惠政策，创新收入分配制度增加知识价值导向。政府可给予人才引育工作成绩显著的企业更多人才评价权，由企业评估人才贡献，并向上推荐，由政府给予奖励，充分发挥企业在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中的作用。

（四）加强政府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近些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机制还不完善，引发了一系列数字治理问题。如一些数字平台凭借资本优势进行粗放式增长，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肆意扩张经营范围形成垄断，破坏市场竞争环境，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阻碍我国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了制止资本的无序扩张，政府必须加强反垄断监管，根据数字经济产业的特点，结合有效竞争理论，尽快完成对反垄断法的修订，并科学制定配套的法律规则，以实现数字经济产业的有效竞争。在粤港澳大湾区，要注重完善数据要素交易规则和监管机制，建立协同高效、安全有序的数据要素流通体系，深化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支持横琴合作区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先行先试”，开展科研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和数据安全评估试点。同时，建立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网络安全制度体系，加快研究粤港澳三地数据管理和数据安全政策，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大数据安全管理、跨境数据流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在现代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实现数字监管智能化，加强网络安全保障，预防新型网络安全风险。

在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上一马当先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尹传刚

（20XX年3月2日）

“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擘画了建设数字中国的宏伟蓝图，对培育发展新动能、激发发展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时代，数字化是潮流也是趋势。扫码点餐、刷脸支付带来新体验，智慧停车、人脸识别、垃圾智能分类回收便利日常生活，政务服务“一键办理” 等数字化模式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创造无限可能当前，一个活力奔涌的数字中国扑面而来。

《规划》的实施，必将助力数字化浪潮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拓展，从而为生活添彩、为经济赋能、为发展助力。

深圳是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2021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30.5%，规模和质量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深圳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荣获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四连冠”；作为全国“最互联网”城市，深圳在全球率先实现5G独立组网全覆盖，目前正积极打造国内第一、世界领先的极速先锋城市。

去年发布的《深圳市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打造国际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和数字中国城市典范，成为全球数字先锋城市。《规划》的发布，如快马加鞭，亦如好风助力。

在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上一马当先。数字经济产业是深圳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深圳要充分发挥优势，推动“数字化”和“产业化”双向融合发展、螺旋式上升。一方面做好数字产业化，推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和数据要素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另一方面做好产业数字化，将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产生化学反应，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在数字政府建设上走在前列。作为数字政府建设先行者、探索者，深圳要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等领域的数字化水平，建设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智慧化民生服务体系，不断丰富数字化生活场景和体验，

把数字政府效能转化为直抵人心的民生温度。

技术进步势不可挡，发展机遇转瞬即逝。深圳要顺应数字文明的浪潮，做到心中有“数”、决策懂“数”、管理用“数”，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全面赋能。

数字赋能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数字经济呈六大发展趋势

国际商报记者顾鸿儒

（20XX年5月24日）

在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的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逆势而上，战略地位不断提高，未来发展趋势成为行业关注重点。据工信部赛迪顾问发布的《20XX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德阳指数）》，中国数字经济未来将呈现六大发展趋势。

第一，数字基建成效显著，向应用更广、结构更优方向迈进。当前，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正向纵深建设、广泛应用、结构优化方向迈进。5G网络方面，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5G网络，5G虚拟专网数突破1万张，提前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未来，5G网络将持续扩容，行业专网加快向各行业普及，从而更好服务千行百业数字化发展。物联网方面，蜂窝物联网用户将持续快速增长，物联网终端节点规模优势将愈加明显，更好支撑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重点应用领域的数据需求，万物互联态势将进一步深化。

第二，数字产业集群蓄力待发，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当前众多领先地区正依托优势产业基础，加快数字产业集群培育，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

面向未来，高标准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将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各地区将结合自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基础，培育打造相适应的数字产业集群，做大区域数字经济规模；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集群化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将加快汇聚，将有效促进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做大做优做强、高质量发展。

第三，数实融合加码，工业互联网、数字贸易赋能作用进一步凸显。在数字化生产领域，目前中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顶层架构已全面建成，5个国家顶级节点和2个灾备节点先后上线，二级标识解析节点达247个，实现了全国31个省（区、市）全面覆盖。下一步工业互联网推广应用将成为制造业数字化的重要抓手，广泛赋能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在贸易领域，数字贸易将成为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动能，国内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海外拓展步伐将持续加快，建立健全中国产品的数字化出海渠道，以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推动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

第四，数字政务服务跨区域协同，政务数据建设有望提速。当前，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核心，全国线上政务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线上渠道更加多元、各类应用深入普及。下一步，数字政务服务将加速向跨区域协同方向发展，“跨省通办”事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电子证照互通互认加快推进，尤其伴随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跨行政单位政务服务一体化将率先落地，通过标准对接、数据开放，逐步实现跨省

（市）监管协同、高效治理，切实为城市群内要素资源流动共享、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支撑。此外，全国各级政务数据平台建设正有序推进，政务数据目录体系已初步形成。

第五，数据制度从宏观政策主张走向实践，交易生态体系加快构建。中共中央、国务院20XX年12月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创造性地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

《意见》的出台拉开了中国数据基础制度从宏观政策主张走向具体实践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1+N”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开始建立，未来围绕《意见》将形成更加完善的数据要素制度体系和配套政策。下一阶段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将进一步提速，其核心由交易场所建设，转向全生态体系构建，形成由数据提供方、购买方、数据商、中介机构、监管部门等多主体参与的完整生态体系。

第六，数字化服务挺进“深水区”，数字普惠纵深发展。近年来，中国消费端数字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网络购物、线上社交、手机游戏等各领域应用深入民心，直播、短视频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民众数字参与度持续提升，更多人民群众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未来，数字经济将更进一步深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数字化服务继续向“深水区”挺进，疫情推动互联网医疗大范围普及应用，房产、汽车等大型消费品线上挑选与购买有望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数字化服务向基层加快渗透，智慧社区建设将提速，通过提供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社区生活服务，集约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圈，形成新型数字社区，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杨承佳

0.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已经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等领域带来深刻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增强国家科技力量、深化产业链和供应链自控能力、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加快信息流动速度，推动城乡均衡共享式增长，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走势向好的背景下，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然面临“数字鸿沟”问题[1]，区域间仍然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构建一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精确测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准确把握区域差异和非均衡性特征，这对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差距、弥合“数字鸿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测度逻辑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研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应着眼于综合考虑数字经济的方方面面，既要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又要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结果，还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应用与环境，从而全方位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效益、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人才、数字化资本和数字化消费这8个方面归纳数字经济发展逻辑主线。

（1）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经济发展载体包括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2]。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以数据创新为驱动、以通信网络为基础、以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在突破产业界限、知识界限、空间界限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对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2）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要包括创新环境和治理环境。一方面，创新环境为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场所，能够快速提升数字技术水平。数字技术在发展数字经济、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数字鸿沟”应运而生，迫切需要转变传统发展方式，加快补齐短板和弱项。而治理环境的良好保障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数字经济发展效益。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3]，反过来，生态环境也会对数字经济产生影响[4]，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存在潜移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发展数字经济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根据数字经济生态化的内在要求，应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框架中，促使生态环境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指标。

（4）数字产业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中对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类统计，主要从产业规模、营收能力等方面反映我国数字产业的发展情况。王军等（2021）[2]从产业规模和产业种类两个方面衡量我国数字产业化情况。数字产业化强调利用数字技术，尤其是新型数字技术进行加工，通过获得的成果来提高产业利润，数字产业化能力对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5）产业数字化。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不断被放大[5]。从现实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不断渗透和普及，推动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企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采购、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因此，产业数字化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6）数字化人才。人才资源是各行各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化人才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随着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这一缺口将持续扩大。因此，应加大对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力度[6]。

（7）数字化资本。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数字资本的重要性愈发明显。一方面，数字资本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提供融资场所；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在各行各业渗透融合，有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8）数字化消费。现阶段，我国消费增长仍然面临复杂的压力，而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消费模式，催生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等一系列新型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推动“产消者”时代加速来临[7，8]。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消费也将对数字经济提出更高的要求，诸多研究也证实了消费与数字经济的正相关关系[9]，因此，数字化消费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指标体系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逻辑，兼顾测度指标的层次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构建了包括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效益、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人才、数字化资本和数字化消费共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表1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1—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对各项指标按0~1的取值范围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因指标量纲、数量级的不同而引起的测算结果偏误。具体来讲，设有m个时期、n个指标，Xij

（i1，2，␑，m；j1，2，␑，n）为i时期第j项指标的数值，可构造

原始数据矩阵Z（Zij）mn。

其中，Zij是标准化之后的数值，但指标经标准化处理

之后会出现0值，为使数据具有意义，进一步将标准化之后的数据整体向右平移1个单位，记YijZij1。

使用熵权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可通过分析指标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

项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确定指标权重，以避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和多指标变量之间的信息重叠性，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Ej代表第j项指标的熵值，k为玻尔茨曼常数，ω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权重。通过加权求和得到样本的综合评价值（U）：

UYij␅ij （4）i1

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为样本，将其按地理位置划分

为东、中、西三大地区①。对于数据缺失的年份，采用移动平均法等方法进行填充，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历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中国信息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

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维度指标分析

全国及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下页图1显示了2011—2020年全国及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介于0.2210~0.3584，这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的趋势，从2011年的0.2210上升到2020年的0.3584，增长幅度约为62%。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走势与全国基本相同，除了西部地区在2015年出现小幅度下降外，其余地区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走势向好。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及其他两个地区，综合指数介于0.2920~0.4569；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但高于西部地区，综合指数介于0.2101~0.3397；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意味着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然面临“数字鸿沟” 问题[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特征。

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下页表2展示了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排名。可以发现，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介于0.1717~0.7886，均值（E）为0.3584，标准差（SD）为0.1423，省际差异较大。借鉴魏敏和李书昊（2018）[10]的研究思路，根据均值和标准差的关系，将综合指数大于等于E+0.5SD，即大于等于0.4296的省份称为领先型省份；将综合指数小于E-0.5SD，即小于0.2873的省份称为落后型省份；将综合指数大于等于0.3584、小于0.4296的省份称为进步型省份；将综合指数大于等于0.2873、小于0．3584的省份称为追赶型省份，四种类型省份的区域分布见下页表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达到0.4296及以上的领先型省份有8个，从高到低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四川、河南和上海，这些省份在追求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绩也比较突出，广东处于绝对的领头羊地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等于0.3584、小于0.4296的进步型省份有5个，从高到低分别是湖北、安徽、河北、湖南和福建，这些省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注重数字经济发展，虽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等于0.2873、小于0.3584的追赶型省份有6个，从高到低分别是江西、陕西、广西、辽宁、重庆和云南，这些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均值以下，对数字经济发展重视程度不够，有较大的追赶空间；其他11个落后型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0．2872，占考察省份总数的36.67%，这些省份对数字化转型发展重视程度不够，与其他省份之间的差距较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内蒙古、甘肃、海南、新疆、宁夏和青海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在0.25以下，这些省份在新时期更需要重视数字化转型发展，着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综上可知，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东部地区发展较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这意味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也印证了我国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11]，从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数字鸿沟”。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根据Dagum（1997）[12]的研究，可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内差异的贡献Gw、区域间差异的贡献Gnb和超变密度的贡献Gt三个部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jj和Gjh分别表示区域内和区域间基尼系数；

y（y）表示（jh）地区内任意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μ表ji hr 示所有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n表示省份个数，n30；k表示区域划分个数， k3；n（jnh）

区域差异分析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全国及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贡献率，结果见表：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从其演变过程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约为3.86%。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扩大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省际战略导向、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资源

禀赋等方面的不同，使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城市拥有较为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吸引大量数字化人才纷纷涌入这些城市，致使省际资源分布不均衡，如全国数字化人才分布最多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东部城市。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从表4可以看出，三大地区中，东部呈现扁平的“N”型演变趋势，大致可划分为微弱上扬、缓慢下降、稳步上升三个阶段，即2011—2012年大致表现为微弱上扬趋势，上升幅度约为2.42%；2012

—2014年表现为缓慢下降趋势，下降幅度约为2.13%；2014—2020年表现为稳步上升趋势，上升幅度约为19.98%。东部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上升了近20.26%。中部呈现扁平的“M”型演变趋势，大致可划分为大幅上升、急速下降、大幅上升、微弱下降四个阶段，即2011—2015年大致表现为大幅上升趋势，上升幅度约为48.40%，随后表现为急速下降趋势，降幅约为25.28%；

2016—2019年表现为大幅上升趋势，升幅约为40.53%，随后呈微弱下降趋势，降幅约为1.97%。中部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上升了近52.75%。西部的区域内差异呈波动上升趋势，2011—2014年呈波动下降趋势，降幅约为10.59%； 2014—2020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升幅约为19.02%；考察期内西部基尼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升幅约为6.41%。从区域内差异角度看，三大地区区域内差异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从具体数值上可以看出，东部基尼系数（均值为0.1829）大于西部基尼系数（均值为0.1473），也大于中部基尼系数（均值为0.1016），说明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内部不均衡现象最为突出。

（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从表4可以看出，东-中部区域间差异主要表现为“微弱上扬—小幅下降—平稳上升—趋缓下降—小幅上升”的变化特征，在考察期内，其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0.1937上升至2020年的0.2113，升幅约为9.09%。东-西部区域间差异呈波动趋势，在考察期内，其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降幅约为7.82%。中-西部区域间差异主要表现为“平稳下降—大幅上升—大幅下降—平稳上升”的变化特征，在考察期内，其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0.1682上升至2020年的0.1758，升幅约为4.52%。整体来看，东-中部、中-西部的区域间差异呈扩大趋势，东-西部的区域间差异则是逐渐缩小的。

（4）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贡献率。从表4可以看出，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整体呈现平稳下降的趋势，2011年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为71.02%，随

后降低到2020年的60.35%，降幅约为15.02%。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整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2011年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为24．22%，之后在2020年达到考察期内的最大值27.80%，增幅约为14.78%。超变密度反映区域间交叉重叠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在考察期内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整体上与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呈现相似的变动趋势，2011年超变密度的贡献率为4.76%，之后在2020年达到考察期内的最大值11.85%，增幅约为148.95%。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来源的贡献率大小来看，在考察期内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相对较小，三者贡献率的均值分别约为66.25%、25.92%和7.83%。这一数据说明区域间样本的交叉重叠问题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影响很小。因此，要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重点应从缩小区域间差异着手，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

本文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全国及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及演进规律。图2展示了2011—2020年全国及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Ker-nel密度估计及动态演进。

由图2（a）可知，从分布位置来看，曲线中心位置整体向右移动，这意味着2011—2020年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显著上升；从分布形态来看， 2011—2020年曲线主峰经历了下降的变化过程，整体表现为曲线高度下降、宽度变宽，这意味着全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从分布延展性来看，曲线存在明显的拖尾特征，且这种状态在2011—2020年愈演愈烈，这意味着全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高低省份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从极化现象来看，曲线表现为单峰分布状态，这意味着全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尚未出现极化现象。

由图2（b）可知，东部的核密度曲线与全国的核密度曲线形状极其相似，但在考察期内东部的曲线变化更加明显，尤其是主峰高度下降明显，主峰经历了“右移—左移—右移”的变动过程，总体趋势为右移，曲线高度下降且宽度变宽，表明东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具有恶化的趋势；曲线右拖尾延展拓宽，说明东部一些省份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摆脱原属“阵营”，实现快速数字化转型发展；东部的曲线只存在一个主峰，表明尚未出现极化现象。由图2（c）可知，中部的曲线表现为明显的双峰分布形态，表明中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出现极化现象，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中部曲线的

双峰形态趋于平缓，表明近年来中部的极化现象有所改善；但中部曲线的双峰呈现高度下降且宽度变宽的趋势，说明中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中部的曲线两侧具有一定的拖尾现象，表明中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为明显，高低省份之间的差距存在一定的扩大趋势。

由图2（d）可知，西部的核密度曲线与全国的核密度曲线形状极其相似，但在考察期内曲线变化更加明显，曲线经历了宽度变宽的过程，表明西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西部的曲线只存在一个主峰，表明尚未出现极化现象；曲线仍然具有右拖尾特征，表明西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正在迅速崛起，但尚未形成稳定发展阵营。

5.结论

本文在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效益、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人才、数字化资本以及数字化消费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加以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具体来看：（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分布的特征，数字经济发展仍然面临“数字鸿沟”问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特征。（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相对较小。（4）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极化现象，三大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出现极化现象。

抓住先机以更大格局谋划数字经济发展

人民政协报记者刘彤

（20XX年3月11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判断，是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放眼未来的高瞻远瞩，是开创新局的行动指引。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我国将组建国家数据局。数字中国建设进入快车道。全国两会期间，各民主党派围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纷纷建言，本版加以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实践证明，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各民主党派中央围绕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提交多件提案，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以更大格局谋划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建言献策。

构建数字经济新生态

农工党中央在《关于加快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的提案》中指出，当前，对标国际国内先进地区，长三角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还存在着跨省域谋划不够、标志性引领性项目不多、重大战略性平台建设不够、数字经济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尚未深入挖掘等问题。“应牢牢抓住数字长三角建设的新机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特色优势，以更大格局谋划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驱动长三角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前沿水平的数字型经济体，引领和示范带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工党中央表示。

农工党中央在提案中建议，要搭建跨省域数字化领域重大战略平台，设立“长三角数据大脑”。探索建立长三角智慧城市建设的协同服务机制，打造长三角共建共治的“区域大脑”，向全国全球输出“城市大脑”的长三角方案。构建长三角统一公共数据池。借鉴疫情防控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健康码数据共建共享的做法，构建跨行政跨部门跨行业的长三角统一公共数据池，有效整合交通、医疗、人口、教育、税务、金融等部门数据，叠加整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开放数据，推动长三角地区率先打破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分离的状态。

致公党中央在《关于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构建数字经济新生态的提案》中表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对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然而，当前数据要素在供给、流通、使用等环节均存在一定体制机制障碍，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问题日趋复杂。

对此，致公党中央建议，要明确并保障不同主体的数据权利，按照有关文件关于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的框架性要求，研究确定不同参与主体拥有的数据权利，并通过细化制度给予明确和保障。要科学设定数据要素市场业务准入门槛，必须由权威、可信的机构负责建设和运营数据要素交易机构。探索建立数据交易的备案管理机制，健全第三方评估体系建设。对现有的市场化数据交易行为，经评估符合监管要求、达到一定规模、能发挥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均可备案并纳入监管。统筹推进各地数据交易所建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运营能力，试行公共数据内部结算模式与商业数据资产定价模式。

让数字经济造福人民生活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为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支撑。

民进中央在《关于推进乡村教育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中建议，完善教育经费供给，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数字化建设。经费预算设置应及时回应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要，重视设备维护、软件所需费用，以及人员培训等费用。教育数字化的推进，需要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学术研究机构、企业、媒体、学校等，通过多系统间协同联动共同推进。为此，应畅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机制，政府相

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使我国乡村教育数字化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农工党中央在《关于推动“数实融合”促进消费创新助力高品质生活的提案》中表示，后疫情时代，社会消费复苏面临全新变化和要求，亟待推进数实融合新举措，创新促进消费新思路。该提案建议，要鼓励数字经济平台围绕消费服务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推动消费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能力。通过数字技术对消费服务的精准度量，以及数字化经营分析工具的赋能，推动全消费链条的降本增效和价值创新。可以尝试采取“政府+平台”补贴的方式，精准普惠发放数字消费券，试点推动消费产业链数字化集采集配、金融服务对接等。

加快培育“数字工匠”人才

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全球正快速进入“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台盟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快推动“大国工匠”数字化转型的提案》，该提案指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我国“大国工匠”数字化转型，是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台盟中央在调研中发现，“数字工匠”人才供需矛盾突出。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缺口达1100万人左右，我国“数字工匠”培养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出现“一技难求”的现象。此外，还存在“数字工匠”人才孵化培育环境存在短板、现代学徒制数字化转型存在“堵点”、多元化培养通道尚需进一步拓展等问题。

台盟中央在提案中建议，根据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发展进程，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大国数字工匠”人才培养，强化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央地之间联动机制，推动一批重点项目，深化共推共育，赋予校企更多自主权。建立统一的、符合市场和企业发展目标的数字化“大国工匠”职业标准体系，推动“大国数字工匠”人才合理配置。

“要充分发挥职业院校、技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加大‘大国工匠’数字人才培养力度。依托行业协会、高科技企业等参与开发数字技能课程，完善异地协同教学模式，实施差异化培养项目。坚持人才订单式培养、套餐制培训，加快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和平台等建设，运用智能技术建立智慧学习工场。设置灵活的资格准入机制，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数字化教师队伍。”台盟中央表示，要引导企业增强主体意识，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办学，破除“大国工匠”数字人才供需间的“卡点” “堵点”，完善相关制度和标准，建立“大国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完善表彰奖励、税费优惠等政策保障措施，设立“大国数字工匠”人才培养基金。

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与共同富裕

南开大学王园园

［摘要］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推进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递减效应。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减贫效应不明显，跨越门槛值后效应变得显著，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非线性特征，而对居民收入水平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数字经济；共同富裕；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配置型人口红利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①2020年中国实现全部脱贫，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当前，我国正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努力奋斗，推动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解决基本矛盾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如何把握数字经济这一发展机遇，关系到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决胜点。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有效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实现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XX年）》显示，到2021年为止，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 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8%，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9.6%。③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数字经济凭借交易成本低、快捷性、高效性等优势，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可以加速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挖掘欠发达地区生产潜力，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周泽红、郭劲廷，20XX）［1］。

然而，近年来少子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数量型人口红利收获难

度加大。一方面，劳动力供求市场形势日益严峻，劳动力供给降低、成本上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增加了社会抚养负担与福利支出，使得公共资源流向养老、医疗等项目，挤占对科研与教育的投资（逯进等，2018）［2］。为应对这一问题，需加速数字经济赋能机器替代人等产业智能化进程。与此同时，质量型人口红利持续积累并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质量型人口红利以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为表征（原新等，2021）

［3］，通过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加速各类技术的引进、学习与创新，推进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刘智勇等，2018）［4］。数量型与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开发均离不开配置效率的提升，因此，配置型人口红利也不容忽视。配置型人口红利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核心，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多向流动（原新等，2021）［3］。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更多的配置型人口红利，进而创造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当前，数量型人口红利趋于下降，主导作用逐步让位于质量型人口红利，而配置型人口红利正在转型升级，面对如此形势，如何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以便更好的推进共同富裕，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是推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刘培林等（2021）［5］认为，共同富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保障，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丰富的多样化需求；逄锦聚（20XX）［6］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共享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关于共同富裕的测度：余江龙等（20XX）［7］以地区人均GDP增长来衡量富裕程度，并使用人均GDP的地区间离散程度来衡量区域间发展差异；刘儒和张艺伟

（20XX）［8］则采用地区收入差距来衡量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刘培林等（2021）［5］从总体富裕程度、人群差距、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四个方面，选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富差距等变量构建指标体系；袁惠爱等（20XX）［9］基于富裕度与共同度，从居民生活、医疗、教育、住房四个维度建立了共同富裕指数。

（一）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1.理论层面。（1）基于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共同富裕进行研究。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新生产力的基础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数据要素具有形态上的非物质性、规模上的非局限性、价值上的非均质性和产权上的非排他性等特点，通过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多元融合，重塑生产过程并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为共同富裕提供技术条件和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实现要结合社会生产关系，并不会随着生产力提高与社会财富积累而自动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沈文玮，20XX）［10］。（2）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师博和胡西娟（20XX）［11］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来催生市场需求，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可以推进政治制度完善，提升政务与公共服务的水平与效率；可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并引导经济绿色转型。周泽红和郭劲廷（20XX）［1］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强平台间、平台与企业间的联系，加强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加速社会总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数字技术可以高效且精准的匹配交易双方信息，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加速社会总资本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实现经济的高水平循环。（3）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行研究。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要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公共服务投入，保障底层的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先

富起来的基础上，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示范作用，缩小地区差距。要兼顾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刘培林等，2021；逄锦聚，20XX；欧阳日辉，20XX）[5，6，12]。

2.实证方面。袁惠爱等（20XX）[9]研究发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相邻地区的共同富裕。刘儒和张艺伟（2020）[8]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互补效应与本地市场效应来提高市场

化程度，进而推进共同富裕。余江龙等（20XX）[7]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资本配置效率与地区创业水平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

（二）数字经济与人口红利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郭晗和任保平（2014）[13]认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延缓资本报酬递减，较低的抚养比可以提高储蓄率，为资本形成提供必要条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逯进等（2018）[2]认为，老龄化可以通过老年需求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禀赋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与老年负担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刘智勇等（2018）[4]认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通过技术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张鸿帅等（20XX）[14]认为，人力资本可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增添活力。（2）开发与把握人口红利的路径。原新等（2021）[3]认为，要优化生育政策，构建与生育政策配套的政策体系，与此同时要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增加生命周期中的生产性时长。韩秀兰和赵敏（2020）[15]认为，要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水平，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培养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力，抵消人口红利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3）数字经济与人口红利的关系。柏培文和张云

（2021）[16]实证发现，在人口红利下降的背景下，劳动力短缺会加速机器替代人等产业智能化进程，且数字经济发展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效应，远大于人口红利下降产生的劳动力短缺效应。俞伯阳和丛屹（2021）[17]认为，数据要素积累可以激活人力资本红利，实现更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

纵观以往研究，学界就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本文的研究将尝试做出一些有益的补充和拓展。

（1）当前研究对共同富裕的测度，主要通过从富裕度与共同度两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或运用单个指标，如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考虑到共同富裕的内涵，本文加入贫困率这一指标，将城乡低保人数情况纳入共同富裕研究体系，基于贫困率、地区收入差距与居民收入水平三方面构建共同富裕指数。

（2）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基于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3）考虑到不同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尤其是数字鸿沟问题不容忽视，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并分维度进行考察，分别研究数字经济对贫困率、地区收入差距与居民收入水平的非线性效应。（4）从研究视角

来看，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献较为缺乏，而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基于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视角，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为共同富裕奠定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创新型、绿色型生产方式与高效的组织管理模式，改善要素错配，实现效率变革，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深入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使之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从而有利于扩大市场边界，改变产业布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对传统产业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改造，促进传统生产体系的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增强了产业间的关联度与融合度，深化了生产过程的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市场信息透明，增强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实现规模经济，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周泽红、郭劲廷，20XX；沈文玮，20XX；欧阳日辉，20XX） [1，10，12]。

共同富裕不仅要考虑经济总量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还需考虑分配的公平性；不仅要考虑把蛋糕”做大，还需考虑把“蛋糕”分好。因此，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应重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可以高效精准的匹配交易需求，简化交易流程，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商品价值的实现，凭借易复制、低成本、强扩散、高创新等优势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加速数据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增强区域间经济活动关联，使得区域间的沟通协商更为便捷，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进而影响区域分工与合作（周泽红、郭劲廷， 20XX）［1］。数据与劳动力、资本、知识等要素有机结合，可以提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使更多的人享受数字红利，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推进共同富裕，且对共同富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由技术创新驱动，而创新的发展会经历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

衰退期等阶段，不同阶段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革新了原有生产方式与组织模式，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生产率的提升会逐渐趋缓。若未出现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则原有的发展模式会出现瓶颈（刘达禹等，2021）［18］。另外，与经济效率较高的地区相比，经济效率较低地区的基础设施薄弱，资源整合能力较弱，且受市场规模限制使创新能力无法释放，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跨越时空限制，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信息流通，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数字经济对经济效率偏低地区的发展促进作用更强（葛和平、吴福象，2021）［19］。

在数字经济发展前期，数字技术门槛较低，普惠性凸显，全民均可享受数字红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可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鸿沟则会逐渐显现，产生技术门槛，对从业者的素质与专业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进而拉大城乡差距（王军、肖华堂，2021）［20］。数字鸿沟的出现会加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各主体在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上的差异。在产业方面，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化产业在资本积累与扩张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会造成对传统产业的挤出，导致产业内或产业间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地区差距方面，我国区域间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获取、使用信息与技术的机会不均等，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投资方面存在数字鸿沟，不同地区对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认知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技能上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需要劳动者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进行数据处理和数字技术应用，另一方面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入。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发达地区具有相对充裕的资金对数字建设进行投资，同时，优越的政策发展环境也利于数字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储备与技能禀赋不足，数字化融入意识不强，在智能科技产品的使用上较难掌握，由此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较为缓慢，难以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周泽红、郭劲廷，20XX）［1］。欠发达地区只有具备相对比较优势与生产差异化产品的能力，才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融入国内或全球的价值链，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杨文溥，2021）［21］。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二）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与共同富裕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少儿与

老年人口占比较低时，劳动力供给充裕且抚养负担小，会形成机会窗口。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指导下，一方面可通过供给侧影响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需求侧作用于消费、投资、进出口，由此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称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应仅体现在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上，还需考虑以人力资本主导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和以全要素生产率主导的配置型人口红利（原新等，2021）［3］。

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Robertetal.， 1988；Romer，1990）［22，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背后，其中一项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红利，随着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时代的到来，人口红利优势逐渐下降，经济进入换挡期。人口红利下降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通过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来发展经济，伴随的是低附加值产品。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小，这种情况下便会迫使企业进行创新，以技术和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和物质资本，通过技术进步与效率革新实现经济转型（逯进等，2018；吴滨、肖尧，2021）［2，24］。此外，人口红利下降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均，劳动力短缺会对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中的不断渗透，劳动者与机器的竞争日益加剧，劳动力市场短缺会加速数字经济赋能机器替代人等产业智能化进程，从而会对部分劳动力造成挤占效应，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福利提升（柏培文、张云， 2021 ； KarabarbounisandNeiman，2014；OberfieldandRaval，2021）[16，25，26]。当前我国人口红利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由于老年人知识老化、记忆衰退，其依靠经验提高生产率的能力随之下降，对经济转型产生不利影响。老龄化程度加深一方面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养老负担，挤占对科技创新事业、教育等的投资；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劳动能力下降会降低其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份额，进而降低储蓄并拉低消费（逯进等，2018）[2]。

当前，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走向下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峰转降，劳动力成本上涨，而质量型人口红利持续积累，人口红利正面临由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各地区不断对人力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在此过程中，初级人力资本所占比重会不断下降，高级人力资本的比重则逐渐上升，由此便会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刘智勇等，2018）[4]。人口红利可

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人力资本积累等机制，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劳动力增加与人力资本政策的共同作用，可以促进财富创造进入良性循环

（Bloometal.，2001）[27]。数字经济通过智能化、数据驱动性、广泛渗透性等特性，可以深度激活人力资本红利（俞伯阳、丛屹，2021）[17]。数字化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需要劳动者掌握高水平的数字技术，会倒逼劳动者加强知识学习与技能应用以不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高技能劳动力拥有稀缺的生产配置能力及高效学习与分析、妥善协调等能力，与数字技术相匹配，可以推动各类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应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结构升级，破解要素错配的桎梏，实现资源配置高效率，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助力经济增长（刘智勇等，2018；俞伯阳、丛屹， 2021；郭艳冰、胡立君，20XX）[4，17，28]。

当前，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尚存，但主导作用已逐步让位于质量型人口红利，在此期间配置型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多向流动，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效应（原新等，2021）[3]。经济发展环境与制度保障是将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经济红利的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更好发挥配置型人口红利拓宽空间。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将为配置型人口红利的高效开发提供基础机制，并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有利于加速各项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发挥数字经济的融合赋能效应，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综上，提出研究假设3—5。

假设3：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基于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假设4：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基于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假设5：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基于配置型人口红利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强化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关联度。为检验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模型构建如下：

Cpro”=30+pWCpro”+0iDig”+02X”+eiWDig”+e2WX”+人i+n如（1）其中，Cpro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共同富裕水平，Dig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为空间交互项系数；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调控、对外开放、城镇化水平与融资环境；，为地区固定效应；n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设立单一门槛模型如下：

Cprou=a0+aiDigttXl（Th”Wq）+a2Dig，txI（7h”>q）+aiXit+Xi+nt+Sit

⑵

其中，Thu为门槛变量；为门槛值；1（␎）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成

立时，1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其他变量含义与（1）式相同。（2）式中仅考虑了单个门槛值存在的情况，当存在多个门槛值时，可对模型进行扩展。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关于共同富裕（Cpro）的测度，从贫困率、地区收入差距与居民收入水平三方面对共同富裕进行测度。（1）贫困率（Pov），采用城乡低保人数与总人口之比进行衡量。（2）地区收入差距（Y），借鉴倪鹏飞等（2014）㈣的方法，采用人均收入差距进行测度，计算方法如下：

Yd”=llny”-lny 」 ⑶

其中，Ydit表示地区收入差距，y”为i地区第t年的人均收入，yt表示全国第t年的人均收入。（3）居民收入水平（Vine），使用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

本文在获得贫困率、地区收入差距与居民收入水平等指标数据之后，使用熵权法进行赋权，合成共同富裕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借鉴赵涛等（2020）[30]的方法，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从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相关产出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研究四个方面测度数字经济。具体使用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指标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运用熵权法进行合成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政府调控（Gov），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干

预的广度和深度也会有所不同。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选取政府调控作为影响共同富裕的一项控制变量，使用一般预算支出占GDP之比来衡量。对外开放（Open），在当前全球化趋势潮流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在对外开放中获益，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

（Urb），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来衡量。融资环境（Fin），当前，大量中小微企业发展经营管理落后、市场占有率低，且面临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等问题，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使用金融机构贷款与GDP之比来衡量融资环境。

4.门槛变量。人口红利（Dem），本文选用人口红利这一指标作为门槛变量，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三方面进行研究。关于数量型人口红利（Qua-dem），柏培文和张云（2021）[16]利用算术平均法来计算人口红利指标，即家庭人口红利指数=（家庭劳动人口比重-家庭老年抚养比-家庭学龄前儿童负担比-家庭在校学生负担比）/4。铁瑛等（2019）[31] 利用劳动人口比和抚养比来衡量人口红利，其中，15岁以下的人口为未成年人口，65岁以上的为老年人口，二者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为总抚养比。15—65 岁的为劳动力人口，其占总人口比重即为劳动人口比。本文借鉴以上方法，采用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之差的对数衡量数量型人口红利。关于质量型人口红利（Edu-dem），本文根据受教育程度将人力资本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种类型，由各类人力资本占总人口比重与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之和作为质量型人口红利指数，即质量型人口红利=小学人口占比x6+初中人口占比x9+高中人口占比x12+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x16o关于配置型人口红利

（Dis-dem），参考原新等（2021）[3]对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定义，采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进行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相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五、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验证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空间相关性，在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下使用莫兰指数进行检验。表2给出了2011—2020年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Moran'sI指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2011—2020年，数字经济在邻接矩阵与地理距离矩阵下，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在经济距离矩阵下，2011 年与2012年莫兰指数为正但不显著，2013年之后数字经济的莫兰指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共同富裕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莫兰指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二）空间溢出效应

表3显示了在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下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自回归系数（p）均显著为正，表明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效应，一个地区共同富裕会受到地理位置相近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的影响。从空间自回归系数大小来看，邻接矩阵与地理距离矩阵下的系数远大于经济距离矩阵，表明一个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更容易受到地理位置相近地区的影响，而受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也说明，先富地区可通过空间外溢作用带动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政策措施，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由先富带动后富，推动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稳步前进。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改善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加强区域合作等途径，提高利用先富地区空间外溢效应的能力（覃成林、杨霞，2017） [32]。

进一步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行分解，得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本地区共同富裕程度的提升。凭借渗透性强、覆盖面广、创新性高等优势，数字技术可以渗透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的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益，为共同富裕奠定丰厚的物质基础。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同样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共同富裕，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带动邻边地区的共同富裕。

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示范效应。网络平台的出现加速了知识与信息在区域、产业间的传播，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通过技术外溢、信息交流等途径对其他地区形成示范效应，使得其他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对这些先进技术与经验进行学习和模仿，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带动本地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2）竞争效应。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第三种经济形态，对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因此，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发展目标。对于相邻地区，尤其是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相近的周边地区，对资源的争夺较为激烈，当周边地区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时，本地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也会出台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人才引进的措施，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由此便会促进本地共同富裕的实现。（3）经济关联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突破空间限制，减少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与垄断壁垒，加强地区间的分工与协作。数字经济可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作用于产业结构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地区间的产业关联传导至经济关联地区，便会促进相关联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协同转变，进而推进共同富裕（邵帅等，20XX）[33]。由此可证，假设1成立。从效应系数来看，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均占据较高比重，表明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更大程度上会受到邻边地区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前文数字经济指标进行替换。关于数字产业化的指标设计，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XX）年》从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等方面对数字产业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③基于此，本文从互联网用户数、电信业务总量、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四方面衡量数字产业化。关于产业数字化，借鉴王军等

（2021）[34]的方法，从电子商务发展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两方面对产业数字化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对以上指标进行合成，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回归结果如表5列（1）␇（3）所示。可以看出，系数值与显著性虽

发生变化，但并未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依旧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调整样本区间。刘军等（2020）[35]认为，自2015年起，随着“互联网

+”相关政策的不断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在此之前，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萌芽期，以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发展为主。为此，本文将样本区间调整为2015—2020年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列（4）—（6）所示。可以看出，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实了数字经济可以推进共同富裕，且对邻边地区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前文结论一致。

（四）门槛效应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考虑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即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会有所差异，因此使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回归。首先使用“自助法”（Bootstrap）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为共同富裕时，通过单一门槛检验，双重门槛检验未通过，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为0.0603。分维度来看，当被解释变量为贫困率时，单一门槛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检验未通过，故同样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为0.0675；当被解释变量为地区收入差距时，单一门槛与双重门槛检验结果均显著，三重门槛检验未通过，故存在双重门槛，门槛值分别为0.0709与0.0932；当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收入水平时，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为0.1076。

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由列（1）可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显著为正，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0.0603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为0.6837，跨越门槛值后，这一作用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递减效应，假设2成立。进一步，将共同富裕分为贫困率、地区收入差距与居民收入水平三个维度，分别讨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列（2）显示了数字经济对贫困率的非线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数字经济发展低于0.0675时，数字经济对贫困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跨越门槛值后，对贫困率的影响由正转负。在数字基础薄弱的地区，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数字经济存在滞后性，数字技术应用需要较长时间来适应和调整，短期内成效难以显现。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数字经济的减贫效果将逐渐显著。这是因为，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或劳动力、信息等要素流通不畅而难以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问题，挖掘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潜力，降低跨区域生产的组织与协商成本，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高效匹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欠发达地区的盲目性生产，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周泽红、郭劲廷，20XX）[1]。列

（3）报告了数字经济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0.0709时，数字经济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为-0.7648；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跨越第一门槛值后，这一效应依然为负但系数有所下降；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变得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可以显著缩小地区差距，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鸿沟问题凸显，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会逐渐降低，甚至造成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列（4）中数字经济在门槛值前后对居民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从而有利于改善创业与就业环境，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水平的促进效应实现了更大程度的提升，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水平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

基于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列（1）中门槛变量为数量型人口红利，由回归结果可知，在数量型人口红利影响下，跨越门槛值前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但系数值的大小存在差异。当数量型人口红利不断提升并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由0.2105提升至0.5637。

因此，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基于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因为，数量型人口红利上升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使更多的劳动人口进入生产性活动，从而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上升伴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与社会抚养比的降低，这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为资本形成奠定基础，提升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郭晗、任保平，2014）[13]。当前，我国抚养比逐步上升，劳动比在逐渐下降，老龄化问题突出，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对于部分家庭来讲老龄化无疑会加重其贫困程度。对数字经济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下降会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削弱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抑制作用。由此可证，假设3成立。

列（2）报告了质量型人口红利背景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当质量型人口红利低于9.2112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为0.0897；当质量型人口红利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增为0.2629；跨越第二门槛值后，这一效应进一步增大。这表明，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质量型人口红利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可以加强各类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应用，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结构升级，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不断提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项大趋势，当前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降低，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生产过程对劳动力智力与知识投入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人才的培养与素质提升尤为关键。由此可证，假设4成立。

列（3）报告了配置型人口红利背景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配置型人口红利低于门槛值0.4632时，数字经济系数为0.1394，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当配置型人口红利不断上升并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此效应增加为0.2904；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系数进一步上升，表明配置型人口红利有利于提升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使得数字经济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究其原因，配置型人口红利可以推动人口在产业间与产业内子产业间的流动，加速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集聚，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在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影响下，将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各类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效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效率提升，进而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证，假设5成立。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及内在机制，并基于人口红利视角，分析在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背景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

第一，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进共同富裕。在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对本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且可以带动邻

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分维度来看，由于存在滞后性，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数字经济的减贫效果不明显，随着时间推移此效应将逐渐显著。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普惠性凸显且门槛较低，人们均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受益，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为贫困地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由于地区间要素禀赋、地理位置、数字人才储备、数字基础设施等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地区收入差距会扩大。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水平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

第三，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基于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当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提升。

（二）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使用和推广，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平台与环境，完善数字经济监管制度，加强数据产权界定与保护。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可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赋能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化、透明化和智能化。运用区块链技术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加强区域间、部门间沟通协作。与此同时，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减小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运用人工智能对低收入人群建立信息库进行精准帮扶，逐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沈文玮， 20XX）［10］。

第二，积极开发并把握第二次人口红利。从我国人口红利现状来看，劳动人口比重持续降低，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蓄水池日益收缩。数量型人口红利虽在不断减少但并未消失，当前正处于转型期，数量型人口红利收获难度高，未来则以质量型人口红利为主导，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不断转变。因此，应通过放开生育政策、优化养老机制等措施，积极开发并把握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质量型人口红利方面，要强化教育，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

升劳动者技能与综合素质，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要注重劳动者数字技能，加强数字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培育新型人口红利。在配置型人口红利方面，要营造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将人口年龄结构与综合素养纳入产业结构考量体系，鼓励低龄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有效补充劳动力缺口，增加个人财富并为社会创造价值（原新、王丽晶，20XX；张蕴萍、赵建、叶丹，2019）［36，37］。

第三，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释放改革开放红利。东部沿海地区受改革开放政策支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发展相对缓慢，为实现共同富裕，需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而产生的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要提升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与质量，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政策，释放改革开放红利。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加强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把握发展机遇，鼓励对外先进技术引进，加强模仿和学习；合理开发中西部地区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依托原有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处于领先地位，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加强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

（三）不足与展望

在研究共同富裕时，主要从贫困率、地区收入差距与居民收入水平三方面进行探讨，考虑到共同富裕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本文对共同富裕的指标选取上存在局限。后续研究可对此作进一步拓展，如加入公共服务指标，将升学率、医疗床位、基础设施等指标纳入共同富裕的研究范畴，构建更为详细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另外，无论是数字经济发展还是人口红利开发与共同富裕实现，制度环境均是不可或缺的，后续研究可从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两方面对此进行补充，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更为合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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