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篇）20XX年6月最新调研报告材料总集汇编

20XX年6月最新调研报告材料总集汇编

（52篇）



目　　录


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吴建芳：


城投公司融资管理问题及对策建议　　1


内蒙古师范大学满康乐：


城乡融合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与对策　　7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张艳：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2


天津市西青区网格化管理中心主任孙长禄：当前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　　17


山东华宇工学院郑喜月：


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问题及对策探讨　　20


朱莉莉：


地方国有企业债券融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25


嘉兴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卢豪：


多省份城乡“厕所革命”进展调研分析　　31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王永丰：


钢铁企业安全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36


河南科技学院纪委综合室贺杰：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


对策研究 基于河南省高校调查分析　　39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哈龙：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 问题及解决对策 基于思政课与专业课实践教学的比较研究　　50


湖北开放大学周松：


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探析　　57


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毕丽花：


高职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64


湖北开放大学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易倩雨：


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72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贾艳丽：


公立医院破解后勤管理问题的五大对策　　78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何思源：


共同富裕背景下四川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83


重庆市总工会课题组：关于党建带工建助力乡村治理的调研报告 以重庆市丰都县实践探索为例　　88


侯倩：


国有企业越级信访问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96


上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夏勇：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分析　　100


中原工学院孟繁雪：


河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106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刘畅：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及分析　　111


长春工业大学徐春秋：


吉林省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17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行政学院）张志勇：


济南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24


韩影：


锦州市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调查报告　　134


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


科技大省“再攀高峰” 来自四川科技创新领域的一线调研　　138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吴遵民：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教育体系构建的


策略研究：四省市老年学习现状的调研报告　　144


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李明璗：


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联防联治问题与对策　　156


河南省濮阳县农业农村局李爱新：


　　农村宅基地管理与改革的思考 基于河南省濮阳县农村宅基地的调研…165 28．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龙安妮：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践、问题与对策 以贵州湄潭县为例　　170


罗超：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77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司原：


浅析新时代共享经济的问题和发展对策　　184


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格申：


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五治”融合视角　　189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处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第56期甲班）课题组：


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破解社区物业服务矛盾难题　　194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昆明分局潘贵宝：


　　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批量处置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198 34．西华师范大学李苹兴：


师范院校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205


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


时代脚步中的文化自信 来自四川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线调研　　210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张晓岚：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及对策建议　　215


四川省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杨福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233


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241


望江县水利局徐卫星：


望江县防洪与排涝工程存在问题及对策　　243


张红良：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问题与对策　　247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欧阳慧：


我国城市群建设的成效、问题及对策研究　　254


真奥金银花药业有限公司吴姣：


我国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问题与对策探究　　265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小凤：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茶叶电商直播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270


卢红辞：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直播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温州市为例　　277


柯文轩、龚政：


新发展阶段我国村镇银行的化险增效：问题、原因与对策　　283


藤县文化馆霍雨锋：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群众文化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289


广州商学院张士华：


新时代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和转型对策探究　　292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蒋丽峰：


新时期国有企业投融资转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299


中共蚌埠市委党校黄华松：新形势下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 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　　307


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


以高质量发展促就业 来自四川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一线调研　　311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林君毅：


制造型企业成本管理现状问题及优化对策　　317


山东云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马伟国：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322


城投公司融资管理问题及对策建议


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吴建芳


引言


　　现代化城市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越来越高，城投公司在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投公司以地方政府信用为基础，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融资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城市建设投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而当前，不少城市投资公司出现资金链不稳定、资产负债率高、融资体系固化、资产收益能力低等融资管理方面的困境。基于此现状， 城投公司应当严格落实融资管理工作，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提升经营能力， 并且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从而保障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城投公司背景分析及融资现状


　　城市建设投资企业是带有政府性质的特殊市场经营体，大多具有国家事业单位或者国有独资公司的性质，受到自身属性的影响，往往是不具备盈利能力的，其所需的资金大多是通过融资取得的，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实现盈利，因此容易出现资金匮乏等问题，并且城市建设投资企业以城市资本经营为主，自负盈亏[1]。自2017年以来，我国政府陆续颁布和实施“50号文”“87号文”和“94号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了城市建设投资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财务和账务方面的界限，逐步弱化了城市建设投资企业信用和当地政府信用之间的关联性，加大了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监督管理力度，给城投公司的融资管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当前，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需求不足矛盾凸显，市场主体预期转弱，财政金融风险有所暴露，20XX年以来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呈上升趋势。受外部经济环境和债市影响，城投公司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出现资金周转方面的困境，债券发行规模和融资成本无法达到预期标准，定向增发融资产品违约和商业票据逾期事件时有发生。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城投公司的融资管理不科学，融资渠道狭窄，使得高成本债务难以还本付息，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因此加强融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城投公司融资问题


（一）城投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问题


　　部分城投公司的资产规模总量偏低，资产质量不佳，资产结构较不科学， 即无效和低效资产占比较高，难以形成经营性收益，还需承担较高的资产维护成本和税费成本，计提较大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并且在建工程占总资产比例较高、建设项目多、投资周期长、资金投入大、资金回收慢，容易引发相应的财务和经营状况问题[2]。城投公司的投资项目大多不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国有资产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免费使用或者低价收费使用，且自身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因此不少城投公司的业绩水平和利润率下降，甚至出现亏损的现象。受财政资金困难影响，应由财政负担的政府建设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资金难以收回，应收账款金额增大，现金流入少流出大，资金压力与日俱增。城投公司以上财务和经营状况问题易引起资本市场高度关注，降低融资能力。


（二）风险防控问题


　　当前，我国有些城市建设投资企业在融资管理过程当中存在融资风险高的问题。比如城投公司肩负城市建设的责任，但某些当地政府的举债规模大，造成政府部门对城市的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支持力度不足，久而久之，城投公司在开展重大项目建设时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还款不及时、流转难度大的问题，存在较大的资金风险。比如某些城投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其风险管理质量和效率较低，风险预警、评估、


防范和应对的能力不足。


（三）成本管控问题


　　城投公司所承接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较为庞大，整个投资项目建设周期较为漫长，并且受到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城投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会有较大的资金压力，往往会借助外部筹资方式来缓解资金压力。我国多数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主要采取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即结合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的方式，因此城投公司在融资过程中，容易出现“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同时，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等融资方式相比，城投公司以往可凭借自身的政府背景，缩短银行贷款方式的融资周期，提高融资速度。但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对城投公司的监督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城投公司的融资成本也在不断升高。


（四）人员专业性问题


　　众所周知，城市建设投资企业的融资管理活动是一项系统和复杂的工程， 需要结合公司自身需求、当地政策环境、投资时机、市场经济环境、融资方式


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对融资管理人员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然而，部分城投公司在融资管理过程中，缺乏专业的融资管理人才队伍，整体的融资队伍专业化水平较低。部分从事融资管理的人员来自财务部门的非专业人员，缺乏必要的融资管理知识和技能，难以解决融资活动中潜在的风险隐患，影响融资活动的成效。


三、城投公司融资问题对策


（一）提升经营能力


　　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建设投资企业应当优化总体资产结构，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和竞争水平。具体来说，城投公司可将无效和低效的资产交由地方政府回购，再借助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城投公司来管理运营，以降低资金占用，提高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并且将有经营性现金流的优质资产划入城投公司当中，优化总体的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自身的融资能力[3]。


　　同时，政企信用分离是城投公司转型升级的核心。城投公司应当根据当前社会发展情况，基于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理念，建立和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建立信用资质，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加强自身的自主经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城投公司还应当厘清自身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减少对政府部门的依赖，加快政企分离进程。地方政府也应提高自身的举债意识，全面发挥政府的指导性作用，逐渐弱化城市建设投资企业的政府融资功能，确保城投公司具有较大的独立经营权利，能够自主决策和经营，提升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提高融资的独立自主性。


　　此外，城投公司应当加强自身的管理，提升资产收益能力，强化市场化意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项复杂和全面的工程，从前期的投资项目规划、资金筹资，到后续的投资项目建设竣工，再到最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运营， 牵涉众多环节。城投公司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明确公司的定位，精准定位经营性质和职责使命，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制定科学可行的发展战略规划， 完善现代化运营管理体系，从过去的关注政绩转向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的实际建设和运营效果，更能推动公司健康持久发展。城市建设投资企业的项目回款周期较长，因此应该加强对资金的合理配置，根据不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科学采取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等方式，合理统筹管理资金，并且持续盘活存量资产，提升收益，减轻资金负担。


（二）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风险防控是城市建设投资企业融资管理的重点环节。城投公司应当在融资的过程中，根据不同业务类型和发展模式，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资金的科学分配和合理利用，全面发挥风险管理的成效。


　　第一，城投公司应当构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防火墙和压力测试等不同级 别的风险管理和应急预案。针对纯公益性资产和纯公益性投资项目，城投公司 应当更多利用财政资金；针对准公益类投资项目和具有一定经营性质的资产， 城投公司应当采取与当地政府建设市场契约的方式；针对工具应用，城投公司应当采取多元化城投债发布、美元债、资产证券化ABS等方式，从而降低经营面临的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


　　第二，城投公司应当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制度，加强对融资风险的管理，形 成财务风险化解的有力防线。地方政府不可过多干预城市建设投资企业的经济 事务，根据当前的市场经济机制，与利益主体共同加强风险控制，实行有一定约束力的责任追究机制，通过政策倾斜的手段，吸引民间资本，对相应的经济风险进行分散和承担，减少融资风险的影响，并且借助财务预算的手段，科学配置基础建设投资项目的计划和资金，有效评价自身的偿债水平和融资规模， 最大限度地防范债务风险。


　　第三，城投公司应当加强内部控制，及时发现融资风险并且化解融资风险。 地方政府应当科学规划城市的发展，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适量负债之间的关系， 全面剖析城市投资公司的价值和有效性，全方位提升融资风险的承担水平和风险防范水平。地方政府还可成立或者参股担保公司，建立有效的市场化融资担保机制，可直接或者间接地搭建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担保和基金等金融业务， 规避或降低债务风险，全面强化城投公司的融资能力[4]。


　　第四，城投公司应当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小组，委派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 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交流，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根据历史资金需求情况，事先合理规划和设计融资活动，并且提升事前预警对融资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针对常见的融资风险，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方案。


（三）提升成本控制效果


　　一方面，城投公司应当优化自身的贷款模式，改变以往单一的依托政府性融资的融资渠道，采取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政策性银行贷款、资产证券化、私有资本通过PPP参与、吸收民间资本、企业信托、产业投资、政府定向融资融


券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新形式，提升成本控制效果。比如城投公司可借助吸收民间资本的方式，借助BOT模式，来加强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既可以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又能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确保资产科学配置和有效应用。比如城投公司可借助产业投资的方式来获取相应的资金，如果城投公司还未上市，可通过采取风险投资的方式来取得充足的资金，但同样应当强化自身的风险防范，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成本管理制度和方案，有效贯彻实施相应的成本控制工作，有效提高成本管理成效。比如城投公司可明确已有的资源储备，深度挖掘资产的商业价值，全面整合和有效盘活原有的存量资产，将现有的非经营属性资产转化为经营属性资产，将现有的无偿资产转化为有偿资产，有效提高存量资产的价值， 全面拓宽资金收入渠道。比如城投公司可借助投资项目收益类债券、专项债、绿色金融债等政策性银行贷款方式，成立政府专项基金，发行债券和实行资产证券化，对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引入更多的市场投资主体，更好地满足城市基础建设项目的融资需求，助推城市建设投资企业升级转型。


　　另一方面，城投公司应当以“降本增效”为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明确各项投资业务的融资金额要求，根据这个主要权重来精准和科学计算融资成本和投资成本，适当地加权，避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城投公司在融资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前国家融资政策的影响，无法简单复制加权平均融资，并且会借助抵押物征信，因此在营商环境中更应该控制成本。


（四）提高人员专业性


　　专业人才是保障城投公司融资管理质量的前提条件之一。融资管理人员应当具备较强的融资管理知识储备，熟悉掌握和充分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并且全方位了解所在公司的业务活动，能够站在公司战略发展的角度来客观公正分析问题。城投公司在实践中，应当提高人员专业性， 适当拓宽融资管理人才引进门槛，招聘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丰富融资管理工作经验的人才，组建专业的融资队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融资管理团队，提升融资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融资实践能力。同时，城投公司应当定期举办融资管理相关培训讲座，采取外聘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专家来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融资管理人员的专业性。此外，城投公司应当制定有吸引力的绩效奖励制度、融资管理奖励和惩罚制度和外出培训进修制度等，定期总结融资工作经验，将员工的融资管理能力、融资管理实践经验、融资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作为其岗


位晋升、外出培训进修、升职加薪等方面的重要考量标准，全面提高员工融资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专业融资管理人才的优势，使其能够更好地开展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经营决策和风险管理工作。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城投公司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为了提升管理水平与融资能力，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城投公司需要注重风险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公司的稳健发展。同时，还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合作，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和建设， 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助推我国城市化进程。总之，城投公司作为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载体，应当积极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形势，加强融资管理，扩大自身的资产规模，提升资产质量和营收能力，加强市场化转型，并且提升成本控制效果，提高人员专业性，从而提升自身收益的策略，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助推我国城市化进程。


城乡融合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与对策


内蒙古师范大学　　满康乐


　　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持社会稳定，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能推动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进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国家治理成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城市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体系已日趋完善。但是，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体系还刚刚起步，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所以，如何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的桥梁、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助推器，是当今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城乡融合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耦合机制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是以城镇和农村为基底、以城乡融合为路线、以新型城乡关系为主要目标，转变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管理方式、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新型农村社区而言，它是农村但又不像农村、像城镇但又不是城镇。这种以“合村并居”“易地搬迁”等方式建立的新型农村社区为基层治理和居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同时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带来了机遇。不管是“合村并居”“易地搬迁”，还是以其他形式建立的新型农村社区，都是独立于城市和农村的一种新型社区，它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能够丰富城乡之间的交流方式、拓宽城乡之间的发展道路。新型农村社区不能仅仅停留在建设层面，更要注重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建构起上下贯通、城乡一体的“城市—新型农村—农村”三点一线的新型行政管理机制。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研究和实践，让城市治理和农村治理能够求同存异、有机融合，能够丰富我国基层治理的方式、创新我国基层治理的理念，有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城乡融合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制约因素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现阶段的新型农村社区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村落为班底，通过搬迁、拆迁、合并等方式形成一个大型的社区，社区党组织人员主要是集合原有村落的党组


织成员，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党组织。这就会形成由原来的一个党组织管一个村变成现在的多个党组织管一个社区的局面，再加上社会各治理主体均可参与社区治理，一些村干部的工作热情有所降低。此外，乡镇政府和社区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作为被指导者的社区有配合政府行动的义务，然而一些基层政府在指导过程中却出现了部分代行自治职能的现象，挤占、侵蚀了农村社区部分自治权力，引导有的已经变为了主导，挤占了社区自治的空间。这就导致社区逐渐丧失自治权力，居民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害。


（二）治理体系尚不完善，多元治理机制不健全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的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目前，新型农村社区的多元治理机制仍存在一些困境。一方面，原来村委会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机制被打破，短时间内没有建立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作为多方“共治”主体的企业、社会组织、志愿服务机构也不能很好地融入社区治理中。一些社会企业虽然为社区提供资源支持，但大都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更多是为了政治任务和自身利益，并非独立的治理主体。红十字会、环境保护协会、妇联等一些社会、群团组织对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认识还不够、实践还不足，只局限于参与城市社区的治理。由于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社区内组织缺乏有效培育，社会参与机制还不够健全，还难以有效承接各种类型的社区服务。


（三）产业支撑不足，居民收入有待进一步提高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方式，传统的农村居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作物种植，少部分居民则是以饲养牲畜、家禽和外出打工为经济来源。而且，以前的农村内部只有小商店、小集市等商业主体，居民的日常开支较低。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使得小吃店、蔬菜水果店、便利店等社会各商业主体不断进驻，居民在获得更好服务的同时，日常开支也在不断增加。虽然新型农村社区是以城市社区为标杆而建立的，但是它们并不像城市社区一样，出门就可以工作，出门就可以赚钱。大部分新型农村社区是建立在城乡接合处，老龄化、人才流失、远离城市等传统农村弊病导致社区周边难以建成工业园和产业集群。失去耕地的居民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有些居民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根本找不到工作。此外，由于居民受教育程度偏低、缺乏资金支持和专业指导等因素，社区居民很难通过自主创业增加收入。这就导致社区居民收入变低，生活压力增大，甚至一部分居民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


（四）缺乏科学规划，居民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


　　部分地区政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缺乏调查研究和科学规划，导致一些新型农村社区不能较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效。一方面，部分地区政府出于各种原因考虑，将相隔很远的几个村庄拆迁合并到一个社区或者将社区建设在远离城镇和居民原来居住的地方，导致社区内部缺乏有效管理、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薄弱、社区吸引力不强。另一方面，在拆迁过程中，有的村民为了少支付购房成本，要求提高拆迁补偿，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拒绝拆迁。如果村集体强行拆迁，既不合法，又会激化矛盾；如果村集体满足了他的要求，就会引起其他村民的效仿，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政府虽然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导者，但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应以引导的方式争取农民的合作，避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做思想工作。


三、城乡融合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社区党建，完善社区自治机制


　　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一方面，社区党组织要定期开展党员教育培训课堂，强化社区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社区党组织成员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实际行动展现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增强群众对党员的信任。另一方面要建立党员问责制，提高社区党组织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主人翁意识， 打破本村干部只管本村业务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此外，要加强社区党组织人才建设，吸引优秀年轻党员和人才参与社区治理，广纳治理意见、开拓治理思路、创新治理理念。乡镇政府作为社区的指导者，要尽量避免通过行政手段干预社区的治理过程，让社区充分发挥其自主和自治的权利。在面对复杂、特殊的公共事务时，政府也要通过权威的行政手段来帮助社区解决问题，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和秩序。


（二）健全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一方面，社区要打破原有村落的藩篱，整合原有村落的制度和管理机制，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立高效且有责任心的社区居委会。完善网格化管理制度，提升网格员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一区一人”“一楼一人”“一单元一人”的分级管理目标。通过板报、广播、表彰、微信群等方式，引导和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要让农民拥有充分的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拓宽农民的表达渠道，健全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能够表达真实意愿。


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参与社区治理，让社区居民有选择服务的权力，在获得优质服务的同时也能减小日常开支。同时，企业和社区要建立利益互补机制，让企业在治理过程中获取相应的利益，让社区在自治过程中获取更好的企业服务，通过利益互补机制来实现企业与社区的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协同治理。此外，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指出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可通过建立社区服务站等方式吸引社会上优秀的社会组织定期进驻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医疗等方面的支持，辅助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体系，实现“共治”目标。


（三）增强产业扶持，增加居民就业创业机会


　　在居民就业方面，政府可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吸引外部企业来投资办厂， 通过政策扶持等措施支持本土企业到社区周边建立分厂。充分了解社区成员结构，着力引进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轻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在创业方面，政府可对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简化审批程序，提供精准化服务，帮助创业者解决创业困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金融机构对于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有利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项目，可采取减税降费、提高贷款额度等方式为创业者提供融资支持。此外，以社区党员干部为首、社区优秀人才为辅，建立社区企业或合作社。相比于资本下乡的外来企业家，能人型村干部更容易取得居民的信任，其组织动员能力也使企业和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更具有成本优势，能有效克服居民之间的“组织困境”。村干部具有较强的政策敏感性，能快速识别各级政府对企业和合作社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资源，为合作社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社区企业和合作社能充分挖掘当地特色产品和优势产业，依据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与外部企业建立产业协同关系，实现社区企业与外部企业的优势互补，推动社区经济发展，促进社区居民增收致富。


（四）合理规划社区建设，充分了解居民意愿


　　首先，政府要对社区的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社区的选址、规模进行调查研究，保证新建的社区对外能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上的有机衔接、基础设施上的共建共享、社会事业向城镇的全面融入、文化观念受城镇的深度辐射，对内能逐步形成产业发展园区化、农户住宅成套化、村容村貌街面化、村务管理民主化的新形态。其次，政府要充分了解居民意见。要建


立调查工作组，深入农户家中，为农户细心解读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新型农村社区的优点，耐心解答农户存在的疑问，打消顾虑，让农户发挥主体作用，与政府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和治理新型农村社区。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也能增加农民对政府的信心。此外，要不断完善农村拆迁补偿的政策法规。对农村房屋的面积、结构、年限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充分了解农户的补偿意愿，建立一套统一的、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保驾护航。


四、结语


　　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新时代的产物，虽然在建设和治理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但它仍是打破城乡分离格局、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要根据地方实际，从治理的源头出发，完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机制，让城市产业渗透到农村、让城市服务渗透到农村，使城乡之间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更加便捷通畅， 让社区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艳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意义


有利于激发乡村治理新动力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和过度疏离，现阶段，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以金钱利益来衡量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前由互惠而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正在逐渐消失[1]。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生的返乡就业创业能够带来新的思维，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有利于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2020届高校毕业人数超过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再一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就业机会的增加幅度并不大，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就业慢、结构性就业难等问题。同时，大部分高校毕业生都选择了大城市、大企业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造成了农村技能人才的短缺[2]。但是返乡大学生因为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联系等，在求职、创业的过程中，往往能得到各种资源的支持，从而在经济、政治、


社会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利于构建基层社会新格局


　　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不仅能为乡村社会注入一股强大的治理力量，更能有效地促进乡村社会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发展。返乡大学生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了解当地的社会心理，通过整合当地的传统文化资源，培养出符合当地社会发展需要的新路径[3]。支持大学生返乡的这些政策常常能够调动农村各个群体的共同参与积极性，重塑农村的公共属性，实现“村务集体做主”“网格化管理”等。此外，这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基层工作中的精准扶贫，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基层社会新格局的转变[4]。


有利于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解决人力资源短缺问题。通过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在农村创新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与效益。返乡创业者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服务。创新创业带动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通过高校大学生的带动作用和乡村创业者的引领作用，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大学生带动当地致富，让新技术、新模式等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来源[5]。


能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能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进而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人才，加快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大学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可以更好地培养一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能够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在建设美丽中国中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靠人才，要加大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和完善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培养造就一支“三农”工作队伍[6]。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和科技引领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率效益型转变。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们缺乏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


　　根据调查显示，现在大多数学生都喜欢在大城市工作，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些著名公司。这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差距，农村是城市发展的附庸者，如果说城市是中心，那农村则是边陲。当学生们进入大学的时候，在他们的父母、村民们的眼里，他们已经变成了“有前途的人”，这就导致他们有很多压力，甚至产生了诸如害怕失败、急于求成、过分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甚至是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这使得很多农村大学生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工作。


大学生们对于返乡创业持消极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回乡创业的态度都是消极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是大学生的心理不愿回归。许多学生都以为自己来自乡下， 希望能够在城里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从而发家致富。回乡就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失败者”的悲观情绪。二是很多家长对于子女回乡村就业、创业的问题，家长们的态度一般不明确。在长期的思想观念 下，学生、家长和乡村社会的“离农”观念已根植于乡村，对大学生返乡就业的消极心态，缺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思考，也没有认识到乡村社会持


续优化的就业创业环境。


在创业就业过程中缺乏资金的支持


　　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不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也不健全，很难满足一般的消费需要。


就业能力与乡村振兴需求不匹配


　　一些大学的专业设置与培养模式与现实生活的要求有很大的脱节。地方高校以服务本地经济发展为主，但在具体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对乡村教育的指导作用较小。一些地方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而缺乏农村基层知识的补充与教育。因而，从没有参加过基层训练的大学生，存在着基础知识匮乏、基础素质欠缺等问题。其次，一些大学生的管理水平较低，在回乡创业时，对风险管理、上下游供应链管理、员工管理等方面的管理都有很大的不同，难以采用统一的管理方式。返乡大学生在基层工作中忙于处理基本的工作，缺少时间去提高自己的经营水平和对未来的规划能力，无法充分地适应农村的发展需要。


乡村经济的整体规划有待完善


　　我国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政策、人才保障体系等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在融资、税收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扶持，但在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方面，却没有制定相应的区域激励政策、人才培养方案和社会保障机制。这使得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缺乏有效的保障，很难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不能充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些人在回到家乡后又选择了离开。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客观上，很多农村地区的总体规划还不完善，没有科学的统筹安排农村的各种资源，只有一些投机者盲目的进行投资和发展，甚至出现了重复的建设，使得农村地区的创业格局过于单一，无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市场的吸引力不足。


乡村缺乏大学生就业创业平台


　　大学生在“不愿回”的同时，也存在着“回家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广大的农村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第二产业常常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所以大部分人不是在农业和劳力密集的行业中谋生，就是选择了打工。而在大学生自主创业中，融资难、社会资本短缺是其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较低，因此，金融机构不愿向学生贷款，融资困难使部分有主意


的大学生望而却步；此外，农村基层政府缺乏系统完善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体系， 造成了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不能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联系，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促进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分析


为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


　　从客观来看，大学生就业困难，大城市就业竞争激烈，结构性失业问题十分突出。在农村中充分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从主观来看，大学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一所大学，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教育职能，既要教授学生的知识、技能，又要培养学生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因此，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为学生们培养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让学生们明确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为学生们树立自信心和责任心。


解决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资金难题


　　建立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基金，主要有奖励、补贴、投资三种形式。该奖励基金主要是由国家提供的，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一次性奖励，旨在帮助大学生在创业初期“落地”，即“雪中送炭”；补助资金是用在大学生返乡创业计划“扎根”乡村的运营期，可以一次性或分期发放，对大学生创业期间的硬件购置费用给予相应补贴，它的资金来源是省、县、乡三级政府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的机构给予不同的补助；通过将社会资本融入到投资基金中，可以引进民间金融机构、农村产业龙头企业等社会力量，帮助大学生“融入”到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这个时期是大学生创业有效助力精准扶贫、融入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其对大学生创业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不言而喻。


加大高校就业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力度


　　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是老生常谈，就是要构建一支“以农促农、专农结合”的创新型教师队伍。这就要求学校对教师进行以下培养：培养热爱创业、勇于实践、乐于奉献的年轻教师，积极投身到创业教育事业中去；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创新型教师走出校园，到涉农企业实习，熟悉技术要求、政策壁垒和市场条件；组织教师到乡村进行调查，掌握农村的实际情况，掌握农民发展的瓶颈，为有创业精神的教师提供扶持政策，在职称评定、科研奖励等方面点亮绿灯；聘请农业技术专家、农字头企业负责人、有乡村创业经历的企业家担任兼职导师，强化实践指导工作。


为学生们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要确保大学生返乡创业，必须强化配套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返乡大学生创造就业创造有利的物质条件。全域都要积极营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使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能够更好地融入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从而使其创业环境得到不断优化。各级政府要制定各种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增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决心和毅力，为他们搭建一个返乡创业交流平台，将更多的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分享和交流他们的创业经验，为更多的大学生提供帮助。


设立返乡就业创业的生态系统服务


　　应该改变传统观念的乡村，以“美丽乡村”“现代化”“生态宜居”“国际慢城”为切入点，使农村成为大学生实现理想的新天地，并在农村持续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带动效应”的农村创业典型，从而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创业观念和价值观的转变，培养具有先进性、探索性和时代性的创新创业大学生。就返乡大学生来说， 创业训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在创业之前接受过的教育，二是参加农村有关部门的培训，可以有效地为大学生提供坚实的创业理论基础，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理论平台。


建立学校和地方的人才合作机制


　　要吸引大学生回乡村创业，不能坐以待毙，要与各地的高校、地方部门积极合作。这种合作模式的出发点不是盲目的，它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充分发掘当地特色产业、文化资源和发展计划的基础上，与大学进行有选择性的合作。这对本地的发展，对学校和大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另外，要建立和完善高校生返乡社会实践、实习通道，使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返乡创业。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对一些重点群体的教育，并对其进行指导和训练，使其与本地的特点相结合，使个人的智慧和人力资源相互融合，形成互利双赢的局面。


　　综上所述，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能够激发乡村治理新动力，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高校应该为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创业就业观念，政府部门也应该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多种筹资渠道和优惠政策；学校应该与地方政府部门建立人才合作机制和就业创业保障机制，进而为学生们的就业创业工作提供实质的支持，以此来实现助力乡村振兴的目的。


当前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


天津市西青区网格化管理中心主任　　孙长禄


　　构建网格化管理的社会治理服务体系是推进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天津网格化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有效提高，但在工作机制、队伍建设、治理效能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本文以西青区为例， 分析当前城乡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基于此提出探索改进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工作合力未能充分发挥。一是工作运行机制不完善。市级层面尚未成立网格中心，各区业务运行上“条块”结合不畅，隶属壁垒依然存在，难以发挥最大工作合力。例如，市便民服务中心（政府部门）向各区网格中心（党委部门）部署12345热线工作，网格中心进行分流转办督办，更多承担了政府行政职能，工作运行不顺畅。二是部门责任不清晰。有的部门思想认识还未转换， 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意识不强。特别是涉及多个部门共同处置的问题，有的经过多次联席会商，仍不能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又缺乏有效的督办问责机制， 导致处理问题不及时，不满意率增多。三是数据信息难融合。全市各部门系统平台及信息数据尚未有效整合、信息共享。例如，区外户籍的“四失”“五类” 重点人员，由于各区各部门间信息数据未能实现共享同步，仅靠网格员逐人逐户咨询甄别、校对人口底册，造成工作效率较低、准确度不高。


　　队伍建设职业化水平不高。一是人员力量不足。现有网格工作人员 配备已无法满足基层用人需要。例如，西青区在20XX年初按照人员缺口申报招聘了238名社工，招聘人数为全市最多，但截至20XX年9月新社工入职，又出现了52个新缺口。二是人员离职率居高不下。工作任务多、压力大，导致专职网 格员离职率高、留人难。三是待遇激励不足。社工招聘门槛较高，要求具有应 届毕业生身份、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等，但队伍晋升渠道狭窄，从职业发展等因素来看，缺少竞争力与吸引力。


　　基层治理短板加大网格化管理“源头”压力。一是基层“吸附”能 力不足。通过分析12345热线工单发现，热线工单数量长期居高不下，困扰群众的基层治理问题仍较多，很多问题未能及时在源头解决，矛盾上行趋势突出， 治理能力与群众多元化诉求、期望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基层社会治理压力向网


格过度下沉。“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网格员承担着劳动保障协管员、食品安全协管员、人民调解员、民宗干部等多重身份，且临时交办、填表报数任务较多，存在“小马拉大车”问题。主要原因是各部门将涉及的工作任务单纯推向网格和网格员，未充分考虑网格员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难度及工作压力， 导致网格员工作精力不足，客观上降低了服务群众效率。三是重点治理问题兜清难。通过将网格管理系统上报流转事件数与12345热线工单量对比发现，群众诉求难点问题较多，但基层社区上报问题却较少，主要原因是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处置机制尚不完善，部分事件处置“事办不分离”，导致基层上报问题顾虑较多，降低了主动性，只满足被考核要求的工作量。


二、对策建议


　　完善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一是健全网格化管理协同联动机制。建议加快成立市级网格管理部门，统一网格化管理工作归口单位。同时， 应健全网格化管理法治保障，加快完善网格化管理立法相关工作，明确网格化管理边界与网格员工作事项清单，提高部门办理效率和质量，进一步激发“神经末梢”活力。二是厘清部门责任。科学完善各部门权责清单，进一步厘清基层社会治理权责边界。健全热线督办问责机制，对相关部门承办的工单未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督查、纪检部门应主动跟进，严肃追究有关单位责任。三是推进数据融合。建议全市打通数据共享壁垒，探索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 运用信息化手段，及时掌握网格内“人、地、事、物、组织”各类信息，有效提供精准化服务管理。探索将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数据资源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为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分析统计、实时预警， 向智治推进。


　　持续推进城乡社区治理队伍职业化发展。一是完善网格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制度。科学分析基层用人需求，建立动态补充机制。建议天津社区队伍由“4+N”模式向“4+X+N”模式转变“（4”为社区两委4个人，“X”为事务性工作人员，“N”为专职网格员），确保网格员专职专干。农村、专属网格应参照社区队伍模式，配齐人员力量，出台政策允许乡镇或农村自行招聘专职网格员，并统一纳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实现“一格一员”。二是强化网格员关怀保障。鼓励城乡结合自身实际，提高农村、专属专职网格员待遇，为专职网格员配备手持终端、服装等必要装备，为网格员开展工作提供保障。要切实按照“权随事转、人随事转、钱随事转”工作要求，将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网格，


在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中实现政策集成、资源集聚。三是进一步打通专职 网格员职业晋升渠道。要不断推动网格队伍专业化发展，持续加大面向社区专 职网格员定向招录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力度，提高招聘比例和人数，提升网格队伍认可度和稳定性。


　　多措并举缓解网格化管理压力。一是党建引领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发挥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协调机制作用，强化部门沟通联络，协同推动各区落实基层社会治理任务分工，督办重点工作，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要不断巩固提升城乡社区自治能力，制定楼门栋长担任辅助网格员等奖励补贴政策，引导多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构建多元共治共享格局。二是合理为基层减负。要释放城乡社区网格员工作时间，确保按时下沉网格开展为民服务工作。要严格落实事项准入制度，健全社区、村办理事项清单，对群众反映需交由相关部门办理的行政执法、城市管理等事项，不得向网格“一派了之”，应依法依规为村（社区）明责、赋能、减负。三是提升网格化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建议从基层实用性角度出发，允许各区基于全市一体化信息平台，拓展开发符合自身需要的网格化管理应用功能，形成服务、监督、处置互相分离的运行模式，通过上报处置未分离、虚假受理、无理由未及时办结、不满意等工单作为问题线索向纪委监委、巡察等部门定期推送，倒逼部门履职尽责，提升治理成效。


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问题及对策探讨


山东华宇工学院　　郑喜月


引言


　　近年来，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全力突破解决、持续深化推进。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快推进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开发“城市智慧大脑”，引领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朝着智能化、高效化、人本化方向发展。


智慧城市概述


智慧城市概念界定


　　在内的一系列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城市规划、建设、服务、管理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当促进融合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智慧城市建设中广泛采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推动技术应用的现代化、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化、社会治理的智慧化、发展理念的系统化以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1]。


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性


提升城市管理效率


　　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是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效率和城市公共服务效果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系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可以精确地掌握每个管理环节的具体情况，以便能够及时、合理、科学地做好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 优化合理陪住各部门的资源，从而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技术也可以科学规范地处理各部门的管理数据， 从而推动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向着更加透明化、数字化、科学化发展，也能够为各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奠定基础。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


　　在现代化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应用以前，信息的流动速度相对较慢，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主要通过文件传递和现场会议的方式，由于信息共享的程度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撑的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 这就极大提高了各部门之间交流与沟通的效率。一方面，政府共享和沟通信息


可以通过信息化平台实时进行，公共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起内部沟通平台，不仅能够极大提升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工作透明度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利用智慧城市平台，可以建立起公众与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之间有效的沟通，从而了解公众的需求，及时有效地掌握社会舆情，提高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广大市民的满意度。


实现数据共享融合


　　近年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引起重视并取得一定成效，世界各国各政府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体系规划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在教育、医疗、旅游、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通过构建新型智慧城市平台， 可以提高各个管理部门的参与度，加快构建智能、集成、共享、惠民、安全的“新型智慧城市”。同时，还可以促进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应用与整合，从而有效促进资源的收集、整合和共享，最终实现智慧城市各类数据的收集、共享与利用，并建立安全、完善的智慧城市统一标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4]。


优化政务服务水平


　　政府的服务管理能力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强，政府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依法行政水平逐渐提高，市场监管效率不断提升，政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部门实现了体制改革和服务转变。政府工作人员也能借助信息化的智慧政务系统及时处理工作内容，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都表明政府智慧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能够有效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5]。


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总量较小


　　经济发展水平是目前制约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原因，虽然近些年来德州市经济发展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在德州市经济运行中，依旧存在经济总量规模偏小的问题。根据德州市20XX年政府工作报告，德州市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3488.7亿元，位居山东省全省第九位，其经济优势并不明显。


发展创新力不足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核心就是加


强城市建设的智慧化、信息化，其背后的重要因素就是对高新前沿技术的把握和运用，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发展。但是根据山东省统计局、人力资源保障局及科技局提供的数据来看，德州市的技术人员比重较小、对技术方面的投资也比较少，因此，发展创新力不足是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市功能品质有待提升


　　城市功能品质深刻影响着智慧城市的建设水平和城市的发展面貌，当前德州市在城市建设中存在一些与德州当地环境与地域文化不相符合的建筑项目， 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城市建设中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发展不均衡，造成地域文化和功能失调。此外，城市建设中还存在区域功能建设不均衡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德州市老城区功能建设相对较少，新城区的功能建设相对较多，这就导致整体空间功能建设发展不协调现象，影响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水平。


智慧城市建设专业领域人才匮乏


　　从目前来看，从事智慧城市管理、建设和研发的人员比较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德州市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德州市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缺乏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缺乏对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各方面的配套保障，不利于城市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德州市仅有德州学院和山东华宇工学院两所本科院校，且根据相关调研报告显示，本科生在大学毕业后留在德州市工作的比例较低，究其原因，仍然与德州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实力相关，导致其人才吸引力有限，使人才不断流向其他城市。


解决德州市智慧城市建设中问题的对策探讨


完善顶层设计


　　政府应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系统规划。立足德州市自身建设基础，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吸收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聚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重点领域[6]，出台相关政策，结合“互联网+”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与机制体制变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技术创新。


调整产业结构


　　相较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存在高附加值、低能耗特点，对这一产业的集中化发展能够有效增强就业、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结合德州实际， 应出台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意见，强化政策支持，要素保障。加快5G基


站建设，聚焦电子信息及材料、绿色化工及复合材料、食品加工、高端（环保） 装备、生物医药、体育器械、特色轻工纺织七大制造业，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先导产业引爆跨越，打造产业新增长极。


加大科研投入


　　智慧城市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需要创新应用的推动。当今时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当前背景下与科技取得重大进展相配套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创新的应用与发展。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可以将每年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科研投入，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统筹布局高水平实验室、重点科研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规划建设科创综合体，抢占数字赋能新赛道，同时还应出台相关措施保证科研资金使用的规范。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出台相关人才保障措施，因为人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根本，组建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工作团队，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维持智慧城市的稳定运行，高效开展信息技术研发、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升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等工作[7]。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市场化育才引才机制，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打造区域性人才中心，支持鼓励各类优秀人才来德州就业创业。对此，一方面是要出台专门的人才引进政策，提供良好的薪资待遇，并为其提供一系列的配套保障措施，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增强吸引力。另一方面是要鼓励创新创业团队的进驻，同时完善相关产业园建设工作，推动各项重点领域项目、创新技术项目研发，为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健全空间规划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是推动智慧城市的又一重要手段。以德州来说，可以通过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 推进市城一体化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加大对运河文化（德州段） 等地区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强化交通枢纽地位，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南北借力京沪高铁大动脉，东西融入沿黄达海大通道，打造现代版“九达天衢， 神京门户”。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让城市更安全、更健康、更宜居、更有活力。


结语


智慧城市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并不断改进。文


章为德州市如何更好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希望可以为德州市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参考。建设更智慧、更和谐、更安全、更宜居的现代化城市，让民众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地方国有企业债券融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朱莉莉


引言


　　受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竞争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地方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且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要改革，债券融资在地方国有企业融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债券融资具有融资成本低，保障公司控制权等优势，但其融资风险较大，如果管理不当，将对发债企业的实体价值和声誉造成巨大影响。在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债券融资优势，破解地方国有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是当前地方国有企业必须重视和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一、债券融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债券融资是指融资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债券，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向债券持有者还本付息的一种融资行为。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是债务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按照审核和主管部门对债券进行分类，一般可分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核的债务融资工具、国家发改委审核的企业债，以及证监会和交易所审核的公司债三大类。常见的债券融资方式主要有：中期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


　　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券融资的占用费，即利息更低，且债券融资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可在所得税前抵扣，因此债券融资的成本更低。当公司经营业绩好的时候，相较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更能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此外，债券融资不会稀释发债公司的股权比例，债券持有者不能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经营决策，能够保障发债公司的控制权不旁落。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性。债券融资风险极高，一旦发债公司现金流出现异常，无法按期、足额偿还本息， 债券持有人有权申请发债公司破产，此时甚至会对发债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威胁。此外，一旦发债公司经营不善，融资风险将产生负向杠杆效应，使企业的税后利润成倍下跌。


二、地方国有企业债券融资的相关政策规定及现状


　　2021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收紧企业融资，使得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券融资难度进一步提升。


2021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


发〔2021〕5号）指出，要加强风险防控、健全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对失去清偿能力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标志着地方国有企业迎来新一轮政策收紧。2021年8月银保监会出台了《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银保监会


〔2021〕15号文），15号文对地方国有企业再融资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15号文明确“打破兜底幻觉”，地方国有企业的地方融资平台属性持续减弱，企业属性继续增强，地方国有企业中隐含的地方政府信用再次下降。20XX年4月上交所新出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对城市建设类国企申报发债做出规定，明确城市建设企业在申报公司债券时，应当满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要求，承诺不得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并且募集资金用于偿还的存量债务不得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于资产规模较小或主体资质不佳的城市建设企业，应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制定合理的申报方案，并采取借新还旧等措施保障企业的债券偿还能力。各监管部门的合规性监管进一步收紧，对于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券融资，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目前地方国有企业债券融资存在的问题


　　地方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因市场化经营能力不足，投资的项目收益回报率低、资产质量差，导致其历史债务负担重、资产结构不良、资产负债率高，无法通过自身的经营能力实现资源到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


　　地方国有企业承担着地方城市投融资任务，而其债务过度依赖再融资滚续， 一旦融资渠道受阻，极易引起违约事件。目前，地方国有企业在债券融资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受地方政府债务率影响大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较大的债务压力。2021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潜在的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债券违约现象愈演愈烈。交易所按照地方政府债务率红橙黄绿划分，交易商协会按照第一、二、三、四类企业限制城投债发行。红色区域以及第一类企业只能偿还相应场所发行的债券；橙色以及第二类企业可以偿还有息债务和用于经营性项目建设的债务，有息债务要按照2018 年10月31日进行穿透，经营性项目建设需要地市级以上财政部门出专项说明； 黄色以及第三类企业可以偿还有息债务、经营性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只有绿色区县以及第四类企业，可以新增融资。


　　监管机构将地方国有企业发债审核与当地政府债务情况挂钩，主要原因是地方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如片区开发、工程代建等主要是与当地政府开展， 与政府往来密切，地方政府回款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情况与偿债能力。若当地政府层级较低、财力较弱，或政府债务率较高，一旦地方国有企业偿债资金出现缺口，政府对于其的支持力度也有限，地方国有企业将面临较大的债券违约风险。因此，各监管机构会对财力较弱，以及债务率较高区域的地方国有企业的发债业务着重审核。


（二）受政策影响较大


　　地方国有企业债券市场，深受地方债务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监管政策影响。2021年以来，中央对于地方债务“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不断加强，财政部、银保监会的一系列文件和规定，都对地方债务全面收紧，尤其是对有隐性债务的地方国有企业。此外，为了稳地价、稳房价，多数地方国有企业都深度介入房地产业务，而当前，受经济下行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会影响其房地产销售回笼款；对于一些地处财力较弱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原本通过土地财政获得资金的方式变得愈加困难。当遇到监管政策收紧、投资者投资意愿低迷的情况时，债券的发行效率和发行利率都将大受影响。此外，单笔债券融资的金额往往较大，一旦企业的再融资遇到障碍，且流动性资金不足以覆盖到期债券的本息，很容易出现债券违约现象，并产生交叉违约等风险，从而引起一连串的负向杠杆效应。


（三）无法取得较高的信用评级


　　我国信用评级结果从高到低从AAA到D共四等十级，市场能接受的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债券主体的最低评级要求是AA，且评级越高的企业，其发行的债券收益率会越高。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良好的评级依然是地方国有企业证明其自身经营水平、区域发展情况、跻身资本市场的重要砝码。地方国有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对其提高融资效率和债券发行的成功率，以及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重要的作用。


　　评级机构对地方国有企业重点关注的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经营性现金流、存量债务偿债的计划和方法、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认可度等因素。但是，因长期以来地方国有企业承担着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的融资、投资和运营，大部分地方国有企业采用非市场化的经营模式，资产流动性低、公益性资产多、盈利能力弱、资本支出大、


资产负债率高、短期偿债压力大、利润源于政府的占比多，存在较大的或有负债等问题，而无法取得较高的外部评级。


（四）财务数据无法满足监管要求


　　与传统间接融资相比，债券融资对企业整体财务质量要求更高。以公司债券审核为例，20XX年上交所新出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规定企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余额占最近一期末净资产比例达到40%，再次申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原则上募集资金应用于偿还存量公司债券，此外，对企业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有息负债结构、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也有明确的规定。多数地方国有企业承担着城市更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政府职能，其财务报表在资产负债表端存在与政府有大量的往来款、公益性资产多、可变性资产少、资产负债率高等缺陷；在利润表端存在营收结构中房地产收入占比高或是政府委托代建等收入占比高、源于财政补贴收益占净利润比重较高、整体收益少等缺陷；在现金流量表端存在经营性现金流入不足、投资性现金流出较大等缺陷。这些缺陷使地方国有企业的财务指标与债券审批机关要求的硬指标相背离，导致债券融资存在一定的困难。


四、完善地方国企债券融资的对策


（一）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


　　在当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地方国有企业融资的大背景下，地方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一是摘掉地方国有企业政 府融资平台帽子，减少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的干预，实现政企分离，落实企业 的自主经营权，打造市场化运营主体。二是整合城市范围内的各种有效资源， 进行合理规划和调整，实现资源增值，打造资产规模大、经营业绩好、管理能 力强的运营主体，通过重组整合实现业务多元化，并通过产业链整合，带动上 下游企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打造造血机制，提升企业整 体竞争力。


（二）创造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


　　2020年11月，河南省AAA企业永煤控股违约，导致地方国有企业信用债被大量抛售，在违约后10天内，一级市场共取消或推迟发行的债券规模超过700亿元。受永煤事件冲击，部分金融机构对河南省债券“一刀切”，再融资风险成为河南省地方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信用风险。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问题，极易


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因此，地方国有企业应当全力控制自身潜在的风险，避免成为区域风险的“导火索”，在维持稳定的基础上“徐徐图之”，将企业的短期发展思维转变为长期稳定发展思维。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定期组织债券发行路演，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提高投资者参与度，引导市场、取信市场、培育企业与市场间的互信关系，维护良好债市形象。地方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构建大数据服务平台，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尽力维护地方企业与地方债务的稳定，坚决避免地方国有企业出现债券违约现象，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创造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打造“金融安全区”，全面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三）提高信用评级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标的时，除了查看发行人的性质外，还关注其市场认可度，而信用评级是最好的展现方式。地方国有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提高企业外部信用评级：一是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包括三会一层的组 织架构设立、三重一大的决策机制完善、公司内控制度的完善、公司独立性增 强等。二是提升公司自身造血能力，包括加大资产盘活力度，尤其是能产生经 营性现金流量的资产、增加公司营业收入，结合地方政府的资源并利用企业自 身优势，增加营业收入渠道、缩短政府性项目结算周期。企业在加强与政府沟 通的同时，政府也应在有限的财力上适当向企业倾斜，缩短项目结算周期，增加地方国有企业的应收账款余额及现金流量。


（四）储备项目，抓住窗口期


　　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地方国有企业应制订合理的融资计划， 最大限度地降低债券融资的盲目性、冲动性、随意性，满足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因目前债券市场政策及窗口指导变动频繁，对于有债券融资需求的地方国有企业，可以选取熟悉当地经济环境且债券承销经验丰富的券商，结合不同债券审批机关的要求，积极优化企业的各类财务指标。


　　鉴于短期内外部环境仍有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地方国有企业应同时扩大各类债券品种融资渠道。对于当前可申报的渠道，积极尝试；对于当前不可申报的渠道，也应提前做好融资准备，一旦政策出现松动，存在申报窗口，即可在第一时间完成申报。在遵循“增量调节存量”“以时间换规模”的原则下， 提高债券融资占有息负债的比重，让债务的滚续和新增进入低成本的良性循环。


五、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地方国有企业面临的债券融资环境愈加复杂多变。本文剖析地方国有企业在债券融资过程中，因地方政府债务率、监管政策等外部因素及企业自身因素等，其债券融资愈发困难。因此，地方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整合地方资源、打造市场化运营主体，并创造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等方式助力地方国有企业完成升级转型，更好地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地方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升自我造血能力等方式提高企业信用评级，并做好项目储备、及时抓住债券发行的窗口期，建立高效可行的投融资机制，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解决当前融资难的问题。


多省份城乡“厕所革命”进展调研分析


嘉兴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卢豪


引言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仅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动，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为此，嘉兴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学生于20XX年暑假组建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分别对上海嘉定区农村、上海金山区、浙江绍兴市、浙江嘉兴市、浙江杭州市农村、贵州遵义市农村、河南安阳市、湖南衡阳市的厕所革命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踏勘，以期获得在共富视域下城乡“厕所革命”进展情况，为推动我国“厕所革命”提供一定的参考。


实验方法


实地踏勘调查


　　对小区（或村镇）、公园、绿道旁、菜市场、老年活动室、图书馆等不同类型的公共厕所进行实地踏勘，调查厕所数量共计96座，均为水冲式厕所，其中93座公厕无星级，2座为两星级，1座为一星级。同时，从卫生洁具和附属设施、人性化服务、卫生环境、污水排放情况等4个方面进行踏勘数据分析。


发放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情况


　　在设计问卷时考虑了不同的年龄层次、文化水平和社会角色，使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同时采用单选题、打分题、多选题、问答题等多种形式， 操作简单，受访者愿意配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感受。


　　通过线上、线下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1203份，其中城市有效问卷603份（线下份数224份，线上份数379份），农村有效问卷600份（线下份数193份，线上份数407份）。


调查对象的随机性与代表性


　　调查对象划分为5个不同的年龄层次：18岁以下、18～30岁、31～45岁、46～ 60岁、60岁以上。学历层次也各有体现，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


采用线上发放调查问卷和线下走访调查共同进行，遵守随机原则，能够保


证受访者在总体中的均匀分布，不会出现倾向性错误。本次调研涉及8个地区， 各地区调查的份数均约为150份，样本量庞大、代表性强。在调查过程中对已经调查完成的问卷都进行检校，剔除了回答不完整或回答有明显错误的样本。


结果与分析


实地踏勘调查结果分析


卫生洁具和附属设施情况


　　目前蹲式大便器是最常用的公厕卫生设施，其数量大多为1～4个/座，手动开关冲洗方式占据第1位；随着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不间断发生，脚踏式按压冲洗方式占比逐步增长。台下式洗手盆由于便于清洁，数量比台上式多，每个厕所内约为1～4个，以手动开关为主。


　　66．00%的厕所配备有手纸架、带盖手纸筐、挂衣钩，76.00%的厕所无智能 化设施（智能化设施主要指自动感应卫生洁具、自动感应水龙头、自动烘干机等设施设备）。77%的厕所无自动售货机售卖卫生用品。具体情况如图1～图3所示。


人性化设施情况


　　公共厕所中目前如厕排队情况较少见，依据CJJ14—2016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公共厕所的通风应优先考虑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增设机械通风［1］。调研数据显示：35.35%的公共厕所没有机械通风设备，依靠 自然通风，风压较小，相比有机械通风设备的厕所异味较重。在残疾人专用厕所和第三卫生间设施方面目前人性关怀较好，拥有残疾人专用厕所，且内设有带标准扶手架的高级节水座便器的比例为77.00%；设置无障碍设施及第三卫生间的比例为61.00%，其中出入口有轮椅进出坡道的为58.00%。具体情况如图4所 示。


卫生环境


　　环境卫生情况如图5所示，调查的公厕中：81.37%内外整体整洁、干净、舒适；58.00%地面上无积水、烟蒂、痰迹、污迹、蝇蛆，只有小部分（13.33%） 厕所隔板上有乱涂乱画和破损情况；内部墙面、天花板有蛛网、渗漏、积灰、张贴小广告的情况占比33.33%；73.00%无恶臭刺激性气味，47.00%有定期杀菌消毒并写杀菌日志。


污水排放处理情况


水排放处理情况如图6所示。污水的排放处理方式有通过污水管道输送排入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系统、通过污水管道收集进入污水局部处理设施、通过抽排设备转运集中处理等；清掏出的旱厕粪类采用堆沤腐熟后利用的处理方式。其中通过污水管道输送集中或局部处理占比为86.92%，旱厕粪类堆沤腐熟的只有1 座。抽排转运设备由于恶臭较大，影响周边环境，在不具备纳管收集条件的地方才采用，占比只有12.15%。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用户年龄和学历层次分布情况如图7所示。由图7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年龄多分布在18~60岁，学历各层次分布相对平均。


“厕所革命”进程情况


　　调查问卷从进行“厕所革命”的原因、必要性、了解途径、了解程度等4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92．00%的人认为需要进行“厕所革命”，只有8.00%认为“厕所革命”没 有必要。在调查国家进行“厕所革命”的最主要原因中，认为“为了方便民众生活”居首位，“公厕脏、乱、差影响城市甚至国家形象”居第2位，“厕所简 陋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的暴发”居第3位。“厕所革命”的了解途径（图8）主要有横幅宣传、网络或者电视宣传、家人朋友口中得知、新闻上得知、讲座上得知、村委会宣传等，其中家人朋友口中得知占比最大（23.92%），其次为网络或者电视宣传（22.13%）。在调查对“厕所革命”的了解程度时，59.40%的人选择听说过，很了解和一点都不了解的人分别占17.20%和23.40%。


“厕所革命”改造后满意度情况


　　问卷分别从公厕的整体整洁程度、异味程度、卫生器具有用程度、照明系统、蚊虫消灭情况、公厕数量及保洁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满意度打分测评调查。整体数据显示浙江嘉兴对公厕的满意度最高（表1），其中对公厕的整体整洁程度满意度为81.33%、公厕无异味满意度为79.33%、公厕的卫生器具满意度为80.00%、公厕的照明系统满意度为81.33%、公厕的蚊虫消灭满意度为80.00%、公厕的数量满意度为79.33%，这与实际改造情况也相符合。从嘉兴市嘉源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20XX年8月，嘉兴全市累计完成公共卫生间服务提升改造239座，累计建成“温暖嘉”驿站113座；根据民生实事和共同富裕工作目标，预计到20XX年底，全市将累计完成公共卫生间服务提升改造247座，累计建成“温暖嘉”驿站118座。嘉兴地区的“厕所革命”改造工作走在了我国前列。


“厕所革命”改造针对性问题和难点情况


　　调查问卷分别从如厕时的困扰、“厕所革命”推进过程中优先解决的重点问题、影响“厕所革命”推进的较大原因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其中民众认为厕所异味大占据如厕时的首位困扰（17.76%），其次为夏季如厕被蚊蝇叮咬


（17.00%），其他还有照明设施差（13.56%）、清扫护理厕所繁琐（14.16%）、 冲洗水压力不足（15.74%）、粪便无法冲洗干净（13.53%）等，如图9所示。


　　开展“厕所革命”后，针对以前公厕脏、乱、差现象，52.70%的民众认为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还有11.97%民众认为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和35.33%民众认为一段时间后恢复原状。“厕所革命”推进过程中优先解决的重点问题中百姓的配合意愿占据第一，所以“厕所革命”在推进过程中如何把“邻避”项目打造成“邻利”项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厕所粪污收集处理难题、政策宣传力度、资金帮扶是否到位占比基本相平。而影响“厕所革命”推进的较大原因中“政府方面后续管理和服务跟不上”占据第1位（26.89%），印证了目前厕改进 程中确实存在“有人建没人管，卫生厕所不卫生”的现象；其他原因还包括政府在经济投入上的忽视、民众自身对厕所卫生不上心、政府对于“厕所革命” 的宣传力度不足等方面。


结论


　　在实地勘探和走访调查中，公厕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部分城市还存在公厕人性化服务不充分、设施环境不完善、第三卫生间占比较低、厕所资金投入不足、卫生管理服务存在滞后、民众了解“厕所革命”程度较低等问题。为推进城市“厕所革命”提出以下建议。


　　构建宣传机制，扩大“厕所革命”聚焦度。调研发现，当地政府厕改政策宣传力度较大的省份，卫生厕所普及率较高，说明政策宣传力度和政策落实、实施一样重要。故政府需要在“厕所革命”民生工程中加大宣传力度，构建宣传机制。利用多形式、多渠道强化“厕所革命”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可以持续地在媒体上开辟“厕所革命”专栏、举办“厕所革命”大讨论、不断加大新闻宣传力度；组织新闻媒体进行系列宣传报道，大力宣传亮点、剖析难点、聚焦热点、曝光缺点，营造全社会高度关注、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使民众认识到厕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而提高人们的积极性。


　　增加资金投入、完善设备设施、提高人性化服务。通过调研发现， 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农村公厕设施还不完善，如通风设备缺失。有的卫生间大便


器、洗手盆洁具质量较差或水龙头破损漏水，这些都需要资金成本的投入。近几年建筑材料和人工费用不断上涨，导致厕改成本增加，推进难度也越来越大。随着目前厕所新形态的不断出现，“厕所+新文创”“厕所+新文化”“厕所+新健康”“厕所+新媒体”“厕所+新零售”等主题板块的出现，可以用“以商养厕、以商管厕、以商建厕”的思路来解决资金难题。同时，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和老龄化加重，要更加注重母婴、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第三卫生间建设， 如可增加母婴室、配备智能化设施等，真正做到人性化服务。


　　建立长效管理体系，科技赋能绿色厕所。在调查问卷中，“政府方面后续管理和服务跟不上”在影响“厕所革命”的问题中排第1位。建议政府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落实“政府协调、乡镇落实、村组负责”制度。责任到人，同时配备专职保洁员，定期清扫公厕卫生，并注意随时维护。可以将辖区内公厕管理纳入工作考核，安排一定经费，实行奖惩激励措施。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应多思考“厕所革命”中的粪便处理以及资源节约利用问题，可结合微生物降解技术、智能传感控制、高温消杀和干燥技术等进行生态利用，处理后的有机生态肥料原料可以再次加工处理，作为农作物肥料，实现绿色循环。同时考虑坐式大便器技术的改革升级，综合运用科技手段保护好生态环境，创新开展资源化厕所废物处理，让“厕所革命”成为城乡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使城市污水系统的更新换代速度跟上时代步伐，以实现碳中和。


　　本次调研在利用数学模型与管理学方面的工具数据分析中还存有不足之处；对公共厕所的地域、使用场景分类等因素分析与调研也显不足。目前呈现的数据结果和分析主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引起同行们更有深度、更专业、更立体化的研究。“小厕所”里藏着“大民生”，厕所改革“三分建设、七分管理”，只有坚持不懈抓好“厕所革命”，探索精细化厕所改造管理运行模式， 依据各城市的地域特点、文化特色将公厕设计与生活需求相结合，配置人性化的附加服务功能，拓展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出城市建设管理的科学性、高效性和智慧性，才能以小厕所推动社会大进步，提高公厕整体环境水平，构建环境友好型新公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舒适感，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钢铁企业安全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王永丰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企业应以传统标准化为核心，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创新理念，进行安全管理的现代理念和科学方法的推广，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不断改进。


　　对此，本文分析了钢铁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常见问题，并提出了优化对策。


常见问题


安全管理基础薄弱


　　目前，对于钢铁企业而言，虽然大型央企、国企都普遍有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具备比较完善的安全责任制和规章制度，但很多民营企业和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仍然存在对安全生产管理认识不足的问题，导致在管理过程中缺乏安全意识，对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缺乏足够的监督和控制体系，过分注重企业的短期经济效益，没有考虑到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潜在事故风险。


　　同时，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导致了很多新材料的出现，但实践中，不少钢铁企业对此了解有限，在产生中，难以及时有效地找到相关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而导致了许多安全“新问题”的出现。


生产超过了工厂的能力


　　在当前的冶金设计和技术改革中，许多钢铁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了增加经济效益，采取了提高空气温度或富氧等措施，这违背了工厂建设和产能的正常规律，也高估了高炉的使用率。在实施中，甚至让高炉的使用率近乎比设计能力高出100%，这显然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


工人缺乏安全意识


　　由于一些钢铁企业没有对员工进行系统全面的安全培训，很多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加之在钢铁生产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使得很多一线作业人员不能正确识别工作场所存在的风险，在生产过程中这类员工经常按照自己的主观喜好工作，不遵守企业安全规定，是生产中的安全隐患。


安全管理问题


对于钢铁企业而言，应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创建适用的安


全管理系统；重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管理，为生产和建设活动中的安全标准化建设夯实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在实践过程中，很多企业没有给予安全管理足够的重视，缺乏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管理的专业性和质量改进过程不匹配，导致领导力的丧失和有效控制措施的缺乏[2]。


　　同时，很多钢铁企业的安全管理较为片面，大多采取奖金和罚款的形式， 而通常都是被动的。这种方法由于没有从思想上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实践中就会造成管理效益难以体现。


生产设备和技术落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钢铁企业生产技术相对较为落后，尤其是在安全技术方面，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有效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安全问题[3]。


　　安全设备不足和技术陈旧常会严重影响企业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实践中， 一些钢铁企业不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建设过程中不创造安全的生产环境， 不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不对技术进行实时监控，导致钢铁生产过程中安全风险的增加。


优化对策


　　钢铁企业应完善安全管理，加大对于生产设备的投入和技术管理。同时，建立一支专业的综合维护修理团队，团队成员应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责任感，了解设备定期维护和修理的重要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钢铁企业需要一个战略性的、渐进式的愿景来提高安全生产的整体管理水平。为了公司的长期发展，企业管理层应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安全管理部门建设，实时关注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实际安全管理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安全管理体系。


　　钢铁企业应将变革和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在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加强职工安全素质培养，多维度提高职工整体安全素质，尊重职工个人发展，在生产过程中考虑职工利益。由于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不同的安全风险，因此钢铁企业针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培训， 应根据不同工作的性质和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安排具体的安全培训计划， 进而更好地提高各级人员的安全素质水平。


对于钢铁企业而言，在生产过程中，风险源存在于生产的各个阶段，对


此，企业应注重提高员工风险辨识能力，并应将安全生产的各个方面纳入企业的资源管理中，及时、有效识别安全生产风险。在全面风险辨识后，主管部门应根据风险源的类型和严重程度，采取合适的风险防范措施。随着科技飞速发展，企业应积极利用先进的信息化工具，建立以网络为基础的综合生产管理系统，在进行实时数据分析和系统对比的基础上对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监控，获得风险分析结果，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防患于未然。


　　钢铁企业应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促进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具体来说，一是应建立相应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书和实施方案，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任务。二是应分析各部门、 车间的安全管理状况，厂房、设备的运行状况，找出各部门的问题和不足；如果发现问题，则应确定责任部门、措施、时间、资源和责任人，并及时纠正。三是应在日常工作中，动态修订各类安全管理文件，并据此开展相应工作，同时对于发现的问题，按照相应标准中的程序及时处理和纠正。四是应主动接受外部评估机构的评估，并在外部评估过程中积极配合。同时，企业应及时解决评估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消除不足，及时改进。


小结


　　安全生产工作是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钢铁企业而言，必须要通过加强对安全风险的预防和控制，降低运营风险，以增强其在行业中竞争力。对此，企业在强化安全管理的过程中，应通过改善现场工作环境、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安全培训教育等多种手段，不断促进职工队伍整体安全素质的提升。


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 基于河南省高校调查分析


河南科技学院纪委综合室　　贺杰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明确要求，要把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上升到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抓出习惯，化风成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要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


　　为进一步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河南省高校领域走深走实，省纪委监委对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进行了多次专项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人员，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廉政建设、清廉校园建设、清廉河南建设。


一、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严字当头，刀刃向内， 开启了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持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连续105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 截至20XX年4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年来，党中央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毅力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总体来说，“四风”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滋生腐败的“病原体”尚未完全清除，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极大地侵蚀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重任，相较于党政机关更应强化党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但通过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高校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来看，一些高校还存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压得不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课题组通过对河南省38所高校进行调查研究，梳理分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省高校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财务管理领域


　　一是长期挂账，上缴财政不及时。主要形式表现为财政结余应交未上交学 校财政专户，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其他收入等未上缴财政且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这些情况在河南省高校普遍存在，其中以应交财政专户款但未交入财政专户、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居多。


　　二是存在账外账，私设“小金库”。中央明确指出，“小金库”是妨碍经 济健康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危害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毒瘤，必须坚决清除。河南省高校系统多次开展“小金库”专项排查清理工作，但在调研中发现，某高校二级学院通过虚开发票套取财政经费、虚列开支项目违规报销费用等，违规设立“小金库”，同时学院两届领导班子成员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三是管理不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对外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资产一般不超过3年”。某高校在公房出租工作中，与乙方签订5年期限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间租金不变；某高校出租公房给合作办学机构，逾期未缴租金一千余万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四是审批不严，报账管理不规范。部分高校报账手续不规范，审核不严格， 造成虚报冒领、证账不符、科目支出错误等问题。某高校发放临时工工资表人数多于汇总表人数，且不显示临时工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报账手续不规范， 涉嫌虚报冒领。某高校报销科研经费，外出调研由学校派车，但仍按照每人每天180元标准报销出差费，未按规定扣减公杂补助。


（二）“三公经费”领域


　　一是公务接待不规范。调研中发现，河南省高校普遍存在公务接待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务接待手续不完整、“三单一函”缺失等。有的高校教工食堂中建有内部接待餐厅，在检查中发现内部接待餐厅中有茅台酒、五粮液等， 涉嫌存在超标准接待问题。部分高校工作人员以加班名义吃工作餐，产生费用通过公务接待费用报销。


　　二是公车使用管理不规范。某高校因历史遗留问题，两辆公务用车未进行 公车改革，没有用车登记；检查时后备箱放有学校发放给个人的福利，疑似存在公车私用情况。某高校车改后，公务用车一车一卡，加油卡主卡向副卡以外


的加油卡圈存油费；公务用车加油卡主卡随意加油，同一时段副卡多次加油， 涉嫌私车公养。某高校现金结算公车修理费、路桥费和停车费且不显示具体车辆、维修清单、派车清单，涉嫌存在私车公修、私车公养、公车运行费冲抵其他费用等问题。


（三）津贴补助领域


　　一是违规发放通讯及差旅补助。有的高校在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发放通讯补助、流量补助。有的通讯补助只针对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根据职务级别不同， 发放标准不一；有的只在党办、校办等行政部门发放。部分高校没有严格执行河南省财政厅文件规定，超标准发放差旅补助，造成乘公车出差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多领40元补助。


　　二是违规发放福利。“津贴或福利发放……关系着领导干部的核心经济利益，因而成为腐败滋生与腐败反弹的重灾区”［3］。部分高校以活动为契机， 违规为教职工购买和发放服装，如有的高校以举办歌唱比赛的名义为教职工购买服装，有的高校连续两年以运动会名义为教职工购买服装。


（四）科研经费管理领域


　　一是假借会议之名报销科研经费。例如，某高校会议通知明确“往返路费及住宿费由个人承担”，实际支付会议费用却有房费；签到人数与实际就餐人数不一致，存在无关人员随同就餐情况。“科研人员‘吃经费’，利用科研项目走账‘洗钱’，利用课题套经费”［4］。某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混乱，使用科研经费购置日用品、支付工作人员私家车燃油费等。某高校会议无实质性内容、无明确时间，且会议期间提供水果、会议签到人数与实际消费人数不符；无签到表列支会议费，会议费中报销其他工作人员差旅费。


　　二是经费使用涉嫌公款旅游。直接或间接使用与旅游相关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报销科研经费。某高校报销培训费，但所用发票是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某生态园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某农家小院餐饮发票。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在无调研方案、无调研报告的情况下报销调研差旅费用，调研地点涵盖海口、三亚、扬州、苏州、贵阳、昆明等旅游城市。某高校保卫处工作人员到部队回访入伍新兵，未明确部队地点，且在昆明、丽江两地停留共计5天时间，涉嫌公款旅游。


（五）办公用房领域


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个别高校领导干部对办公


用房使用政策理解不透，办公用房与资料室共用，未按规定隔断，办公用房面积超标；有的党员干部心存侥幸，为规避个人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搬来一套桌椅电脑搞虚假合署办公；有的党员干部将原本超标的办公室隔离出接待室、档案室等，但还是经一个门出入，实际控制使用人还是同一个人。有的领导干部以博士、教授等高学历、高职称人才自居，在所谓的博士、教授工作室办公， 以规避领导干部办公用房的使用面积要求；更有甚者搞两处办公地点，除了以领导干部为名的行政办公室，还设有单独的教授工作室，办公用房使用面积变相超标。


二、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党的十九大之后，河南省高校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当作“软指标”，频打“擦边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禁而不绝。调研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省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特点


　　一是问题涉及领域集中。河南省纪委监委2020年在对高校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项检查时发现，河南省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三公经费”、绩效津贴等领域，占检查发现问题的84．8％。其中，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占41．3％，“三公经费”不规范问题占32．6％， 违规发放津贴补助问题占10．9％，科研经费管理不严格问题占6．5％，办公用房超标问题占4．3％，其他问题占4．4％。


　　二是问题涉及人员范围广。伴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高校纪 检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范围扩大，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的全覆盖。调研发现，在高校出现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规违纪人员不局限于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还涉及一般工作人员、学生党员等。有的基层工作人员面对师生诉求，习惯于吊脸子、耍威风，服务师生态度差；有的部门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明明几个电话就能沟通协调办成的事，非要让大家多跑几趟才给解决，以体现工作繁忙、岗位重要。有的学生党员任党支部书记，党员义务还没履行，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行使权力，入党积极分子想要发展得先向书记“靠拢”。


　　三是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有的高校官本位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高学 历、高职称人员不愿潜心做学问搞研究，热衷于进机关当干部，甚至在干部换


届过程中出现博士竞争保卫处副科级干部的情况。有的高校领导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精神懈怠，安于现状，开拓创新意识不强。有的高校领导干部担当精神不足，工作中责任心不强，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师生员工反映的突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二）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发展趋势


老问题禁而不绝，新表现更趋隐蔽


　　调研中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省高校党员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老问题仍屡禁不止。有的高校多次开展办公用房使用情况专项检查，仍有个别领导干部存在办公用房面积变相超标的情况；某高校科级干部操办父亲丧事时未按照要求及时报备，并违规收取服务对象礼金。某高校将两辆公车落户在校办企业，未参与车改，但车辆由学校统一调配使用，维修费、加油费均从公务用车维护费中报销。


　　除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一些“四风”问题改头换面、潜入地下，呈现出由明转暗、逃避监管等隐形变异现象。个别高校领导干部“不吃公款吃老板”，将个人餐饮消费转嫁给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校外企业承担，或违规接受服务对象吃请。有的领导干部在端午、中秋、春节等节点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等方式违规接受服务对象的红包“问候”，有的通过快递、提货券等方式违规接受服务管理对象的礼品“祝福”。由于网络、快递等方式隐蔽性较强， 日常监督难度增大。


严重违纪问题相对少，师生身边的“微腐败”占比高


　　相较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出现的严重违纪违法甚至职务犯罪案件，高校师生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则更为常见。


　　一是学术“微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违规署名、挂名甚至进行“学术交 易”等方面。有的高校领导干部以科研团队负责人为由，要求团队成员在发表学术论文时将其署名为“通信作者”；有的教师要求学生发表论文时必须将其列为“第一作者”。有的高校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在其他教师的科研项目、论文著作上挂名，实际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贡献；有的甚至还因为利益驱使，随意转让科研成果或学术论文。但由于这些问题往往是双方自愿且知情人较少，虽然长期存在但很难被界定为严重的学术腐败行为。


　　二是套取科研经费问题。主要表现为虚开发票违规报销、虚报账目套取经 费等方面。有的高校教师将个人科研经费用于个人消费，并通过虚开发票的方


式予以报销；有的以发放劳务费用、工作补助的方式，代替他人签字套取科研经费并占为己有；有的假借外出调研的名义，带家人赴旅游城市公款游玩，并通过科研经费予以报销等。部分高校对科研经费使用、报账管理不严格，因而滋生了微腐败问题。


　　三是不良师德师风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教师利用学生成绩、奖助学金、评优评先、党员发展等收受礼物，接受吃请。有的高校辅导员以“照顾性指标” 发放助学金的名义，要求学生“返还”部分助学金；有的辅导员在党员发展上把学生是否“会来事”作为额外的考察程序，日常关系近的、有过礼尚往来的甚至收到“红包”的优先发展。小到用分数做人情，大到用原则做交易，虽然问题性质和危害程度不大，但影响恶劣，直接玷污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和公信力。


违纪行为花样翻新，手段升级


　　部分高校党员干部心存侥幸，表面上遵规守纪，实则阳奉阴违，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当作“耳旁风”，妄图通过“技术手段”给违纪问题穿上“隐身衣”遮人耳目，自欺欺人。


　　一是巧立名目，异地公款吃喝。有的高校党员干部以工作交流、调研学习的名义赴异地高校探访，没有制定调研方案，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学习交流活动， 把公函当作公款吃喝的“通行证”，违规报销费用。更有甚者，有的高校公务接待无公函、无接待清单、无领导签批，却通过学校食堂内部结算的方式予以报销。


　　二是移花接木，化整为零报销。有的党员干部以报销办公用品的名义解决 就餐费用；有的将分次报销多张不同用途发票，经报账后用于解决某一次违规接待产生的费用。有的党员干部通过“做大支出、做多人员”、拆分单据、套取资金等方式，为公务接待提供高档酒水；有的高校在内部招待餐厅备有五粮液、剑南春等，涉嫌在公务接待中违规使用高档酒水。


　　三是掩人耳目，以公权谋私利。部分高校党员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认 识不到位，在办公用房、公车管理等方面频打“擦边球”。有的高校领导干部为保证个人办公用房面积不超标，安排身边工作人员两处办公，上级检查时合署办公，日常“独处一室”。有的高校未实行公务用车加油“一车一卡”，有的一张油卡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地方加油，存在私车公养风险；有的高校甚至将未参加公车改革的车辆落户在校办企业，实际仍由学校调配使用。


三、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省高校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钉钉子的精神，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但从省纪委监委专项检查和课题组调研情况来看，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仍禁而不绝，不正之风依然树倒根存、土壤还在。经梳理分析发现， 高校出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有差距


　　一是思想认识站位不高。有的高校对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重要性仍认识不到位，存在松懈和麻痹思想，导致“四风”问题易发多发，缺乏有效的监管举措。有的高校甚至错误地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严抓作风建设工作制约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影响学校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是责任传导压得不实。有的高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责任 传导层层递减，党组织书记未能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意识淡薄，作风建设工作被动应付，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仅停留在会议传达层面，缺乏从政治高度、思想深处、工作实处贯彻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对职责范围内出现的“四风”问题不愿指出、不愿批评，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能做到抓早抓小，导致“小毛病”变成“大问题”。


　　三是党员干部教育抓得不实。“许多高校办学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重业 务，轻党建，尤其是地方高校”［5］。有的高校党组织把精力主要放在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上，疏于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对党员干部日常教育不深刻、不具体，重业务轻党建、重行政业绩轻思想建设情况突出。有些单位领导对班子成员和下属的廉洁教育不重视，当老好人，怕得罪人，对单位里出现的问题放任自流，得过且过，任由不正之风滋生蔓延。


（二）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


　　一是主动监督力度不够。有的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对政治监督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对作风建设工作安排部署多，跟踪督导少，主动作为不够，查办的案件主要来自上级转办、巡视巡察移交和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主动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案件不多。在监督执纪过程中，深入调查研究不够，主动应变意识不强，措施方法创新不多。有的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方式固化， 日常监督仍局限于听取汇报、现场抽查、查阅材料等传统方式，面对隐形变异、


“花样”翻新的“四风”问题缺少有效的应对措施。


　　二是执纪问责不够严。在监督尺度、执纪力度上还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情况。有的高校纪检监察机关以“维护稳定”“保护干部”为由，产生教育管理从严、问责处理从轻的思想倾向，缺少“严管就是厚爱，监督就是保护” 的监督底气和执纪硬气。甚至有的纪检干部不敢监督、不会监督，遇见问题绕着走，不能直面问题，严格执纪，严肃问责。


　　三是以案促改措施乏力。以案促改工作机制和配套制度还不够健全，有的 高校对二级党组织以案促改落实情况未能及时跟进指导，以案促改工作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有的高校二级党组织对以案促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停留在学习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的初级阶段，未能结合存在的问题全面剖析原因， 缺少结合案例深入讨论剖析，没有立足岗位风险点开展以案促改工作。有的高校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力度不够，对校内典型案例挖掘不够或不愿挖掘，校内查办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发挥不明显。


（三）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不够健全


　　一是对“关键少数”的监督机制不完善。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措施乏力，配套制度不健全，在推动高校党委和党委书记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方面缺乏有效抓手，同体监督的困境尚未有效破除。对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流于形式，对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的落实缺乏制度约束。


　　二是制度建设师生参与少。部分高校过度强调“顶层设计”而忽视了师生 的诉求和参与。在制定关乎学校发展和师生利益的政策制度时，不仅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地听取民意，也未经相关领域专家的严密论证分析便仓促出台，导致制定的制度师生认同度较低，无法有效推进和落实。


　　三是制度执行不严肃。有的高校在执行中央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制度上不严不实，虽然按照上级要求制定了相应的配套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制度虚设” “制度空转”“制度失灵”等制度执行不力的现象屡见不鲜，没有让制度“带电”“长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四风”，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


（四）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意识不够强


　　一是宗旨意识树得不牢。“个别领导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思想认识不够深刻，政治敏感性不够强，执行纪律不够严，还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有的高校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师生不紧密，宗旨意识淡化、理想信念滑坡， 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浮在表面、流于形式。有的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薄，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党的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为满足个人私利而损害学校和师生的利益。


　　二是廉洁教育效果不佳。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形式单一，大多停留 在重要节点开展廉政提醒、案例通报等层面，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个别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认识和理解不到位，放松自我要求，导致出现违规违纪事件。


　　三是干事创业意识不强。对照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以及师生的期盼，部分党员干部在作风建设上还存在不小差距。有的高校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导致学校发展缓慢。部分高校党员干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工作浮在上面多，深入基层少， 不能为师生解决实际问题，缺乏应有的担当精神，缺乏对群众的亲劲、抓工作的韧劲和干事业的拼劲。


四、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治理对策


　　纠治“四风”是场持久战，必须整体推进，永不止步。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密切关注“四风”苗头性、倾向性、隐蔽性问题，坚决纠治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漠视侵害群众利益、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整治损害党的形象、群众反映强烈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查处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的乱作为问题以及推诿扯皮、玩忽职守、不思进取的不作为问题。会议明确了纠治重点，指明了发力方向。课题组根据河南省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和突出的“四风”问题，提出如下治理对策。


（一）聚焦“关键少数”，强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


　　一是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学校党委主体 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党组织书记和班子成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情况纳入领导干部个人和班子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发挥考核导向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要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7］。


二是严格落实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专题调研制度，督促校领导班


子成员深入分管部门、联点单位监督指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分析研判分管范围内重点工作和重大事项的廉政风险，制定防控措施。把“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纳入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和年度述职述廉工作报告，接受师生的监督。


　　三是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各项制度纳入专题学习内容，结合实际制定配套制度， 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高校纪委要督促党委定期研究作风建设工作，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二）坚持问题导向，惩防并举提升监督效能


　　一是扎实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开展常态化单位廉政风险点排查工作， 确保廉政风险点找得准、找得实、找得全，做到廉政风险防控措施细化实化、精准具体、有力有效、操作性强，并加强对廉政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着力问题导向，发挥职能部门职责，健全联合督查、责任倒查、线索移送等机制，增强作风建设整体合力。


　　二是持续提升监督治理效能。积极构建高校“大监督”格局，坚持把党委 全面监督，纪检监察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党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和审计、财务、群众、舆论等各项监督统筹衔接，增强监督合力，做深做细日常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体落实。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组织协调，延伸监督触角，坚持落小落细，着力常态监督检查，强力推进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落地生根、风化俗成。


　　三是严肃执纪问责确保纪律刚性执行。聚焦“四风”新表现新动向，紧盯 关键节点、关键时段，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突出的“四风”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检查发现的、群众举报查实的顶风违纪问题，从严从重处理，严肃追责问责，“使党内很快形成违反规定必然受监督、被处理的氛围，从而迅速遏制不良风气蔓延的势头”［8］，加强曝光力度，形成纪律震慑。


（三）聚焦关键环节，构建制度管人管事的长效机制


　　一是增强制度的实效性和操作性。结合上级精神和工作实际，广泛调研， 定期对制度进行梳理，抓好废改立，对反复出现、普遍发生的问题，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促进完善制度规范，推动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确保制度


体系完备、科学、规范，充分发挥保障和促进作用。“经常开展制度建设‘回头看’，不断‘织笼子’‘补笼子’，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配套制度”。


　　二是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把制度当摆设以及破坏制度的行为，让制度管用见效，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把严的思想、严的标准贯穿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不断彰显纪律规定的严肃性，增强正风肃纪的威慑力。


　　三是建立廉政理论研究常态化机制。整合高校人才资源，发挥高校人才优势，紧扣高校领域作风建设的工作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探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风”问题的契合点和切入点，“组织人员进行理论研究， 深层次剖析其根源，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有针对性地制定出防范措施”［10］， 切实将理论研究转化为监督效能。


（四）抓实党性教育，增强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一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关键是从严治吏，而从严治吏的核心在于干部作风”。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 推动领导干部重实干、重实绩，把为服务师生、推动学校发展作为最大政绩。深化党性教育，引导干部摒弃官本位思想，强化宗旨意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清廉自守、务实为民。倡导良好家风，通过传承和培育优良家风提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担当和廉洁用权的底气。


　　二是深入推进以案促改。充分挖掘校内典型案件，突出用身边人、身边事 强化警示教育，坚持把以案促改与巡视巡察整改结合起来，坚持一案一总结， 一案一警示，一案一整改，打通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教育整改等环节，充分发挥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引导教育领导干部算好政治、经济、名誉账，明白守纪的好处、清楚违纪的下场，真正收敛收手、知畏知止。


　　三是持续开展廉洁教育。充分运用好廉洁教育“组合拳”，通过廉政专题培训、谈心谈话、约谈提醒、组织生活会和党纪法规知识宣传等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教育，做到普及教育全覆盖，不断提升廉洁教育质效。


　　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不断深化巡视巡察整改成效，持续巩固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基于思政课与专业课实践教学的比较研究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龙


　　实践教学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要途经，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学校实践教学的实施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把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强调，“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2]。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育人的重要阵地，实践教学环节自然也不可缺失，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将思政理论很好地内化于心的有效途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实现“立德树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政课实践教学和专业课实践教学相比，在实施效果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 本文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实践教学为研究对象，将这两种实践教学进行比较，旨在分析得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水平的发展对策， 为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摆脱发展困境提供理论指导。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现实诉求


（一） 思政课实践教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思政课的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强调实践检验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也需要实践来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理论可以通过实践的检验使学生产生更强烈的认同，从而进一步使理论更有效地指导学生未来人生的实践，真正实现理论向实践的有机转化。如果只强调理论灌输而缺乏或者贬抑必须的“检验真理” 的实践，容易让学生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错误，必然不能很好地实现思政课的教学目的。因此，实践教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落实好实践教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


（二） 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落实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落实好“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办好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立德树人之“树”具有培育、培养之意，本身就带有实践的意味。“树人”不单单是“教人”，而是一种慢慢的栽培，要慢慢栽培出一代又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当然是一种实践行为，需要实践能力，体现实践精神。这些实践行为、实践能力、实践精神都需要在实践中锻炼，这种锻炼就是“树”的过程。可见，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并不单单是让青年大学生知道应该怎么做，还要让他们按照应该做的去做，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恰恰创造了这种条件。可见，立德树人光靠书本知识、知识讲授是无法落实到位的，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去“树”。因此，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落实。


（三） 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的迫切需要


　　多年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学生上课率不高、上课抬头率不高、课程内容很难入脑入心等现象经常成为教师和学校头疼的问题。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到课堂上来逃课”的现象，身在课堂，心早已沉浸在手机里。而实践教学可以大大提高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让学生没有闲暇去关注手机上的内容。同时，实践教学的很多教学场景也不是被单一地限制在教室中，新鲜感促使学生更容易被新的教学环境吸引，把注意力专注在正在实践的内容上。此外，实践教学的实践过程本身是对课堂理论的一种强化和认证，学生在实践中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理论的正确性，从而实现知识的深入巩固，这当然会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见， 思政课实践教学实现了理论灌输教学模式向情景式、体验式、启发式教学模式的转化，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受教育效果，是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的迫切需要。


二、思政课实践教学较专业课实践教学的不足


　　如上所述，思政课实践教学对于思政课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地方和高校在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方面也采取了诸多积极的举措。但是相比专业课实践教学，思政课实践教学明显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 重视程度不够


相关文件在专业建设方面对实践教学具有明确的规定，专业课实践教学直


接关系到学校的评估结果，因此学校对专业课实践教学都较为重视。尤其是出于掌握专业技能的需要，实践教学效果直接影响人才培养效果，对一些专业技能要求较强的专业教师和学生来说，实践教学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理论课程。相比而言，思政课实践教学远远没有专业课这么受重视。从校领导或二级学院领导的层面来讲，思政课实践教学不像专业课实践教学那样与那么多“硬指标” 挂钩，所以重视程度必然不会等同。从授课教师的层面来说，由于长期的授课习惯，仍有一些思政课教师片面地认为思政课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是关联不大的两件事，甚至是二元对立的。此外，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也没有对专业课那么重视，很多学生认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没有专业课实践教学那么“有用”，实践过程中存在娱乐化倾向。可见，思政课的实践教学较专业课的实践教学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二） 学生覆盖面不足


　　因为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是大学生在本专业当中的必修课，所以专业课的实践教学基本上可以做到全员覆盖。《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


（2017年本）》（教社科〔2017〕1号）中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原则上覆盖全体在校学生”[5]，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思政课实践教学还存在着只给部分学生“开小灶”的现象。专业课实践教学面向的群体往往是本系或本二级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服务面向的群体相对集中，人数也相对较少。与专业课实践教学不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服务面向的是本校全校的大学生，而组织单位只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教研部一个部门。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成本较高、组织难度大等原因，一些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只是针对少部分学生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实践教学内容是针对少部分学生的。这就形成了部分，甚至大部分学生不能参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象。可见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学生覆盖面还是与专业课有较大差距的。


（三） 实践基地建设较差


　　专业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的投入往往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些理工科专业，除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仪器设备配备、专门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配备也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山西大同大学煤矿井下采掘实训基地建设为例。山西大同大学2017年9月投入使用了国内高校首个煤炭采集运输一体化实训基地，基地占地面积1836m2，涉及的采煤机、掘进机等仪器设备20余种，单次可同时容纳150名学生开展实践实训，两年来共服务实习学生7590


人次[6]。而这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的某一个专业的某一个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情况。《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7年本）》（教社科〔2017〕1号） 中要求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相对稳定的校外教学实践基地”[5]。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专门出资，像建设专业课实践教学基地那样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很少。一般是结合地方特色，以一些文化场馆、名胜古迹为依托，共建实践教学基地。这样虽然起到了有效利用资源的作用，但是很难有针对性地实现理论结合实际。所以，从实践基地的建设方面来看，思政课和专业课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四） 课程系统化程度欠缺


　　专业课实践教学课程系统化程度比较完善。专业课的实践教学一般包括： 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新制作和社会实践等多项内容， 课程贯穿大学四年，课时量大。有些专业甚至在《实践教学大纲》中要求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例达到1∶1。而且，从基础技能阶段，到专业能力阶段，到综合应用阶段，再到实践创新阶段都有相应的实践教学内容。各阶段的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也比较完善。相比而言，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的课时量和系统化程度远没有专业课这么高。虽然《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提出： “要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2学分来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7]”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课时数，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的比例，以及不同阶段的实践教学内容等都和专业课有较大差距。可见，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和专业课实践教学相比明显欠缺课程系统化。


（五） 理论联系实际缺乏


　　专业课实践教学设置的目的就是验证专业课的理论，从而在理论的指导下让学生掌握专业技能，理论和实践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能够较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专业课实践教学的课程一般都能对应专业课的某一门理论课。如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程序设计语言实验课就对应C程序设计理论课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机制工艺装备设计实训也是在机械制造工艺学这门理论课的指导下进行的。相比而言，虽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明确强调要“以理论知识为依据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参加实践活动”[8]，但是在某些高校还存在将各种社会实践都充当思政课教学实践的“往上靠”的现象。虽然一些社会实践可以挖掘出思政内涵，但是没


有前期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实践内容很难入脑、入心，实践效果当然也差强人意。所以，思政课程的实践性和专业课程的实践性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还是有差距的。


（六） 社会化程度不高


　　近年来专业课的实践教学越来越注重“校企融合”，专业课课程实践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大。由于企业为实践教学提供的是真实的工程项目，应用背景更为前沿，实践工具更加先进，因而校企合作背景下的实践教学成效必然更加突出。而且企业在通过为学生开展实践教学的过程中也和学校实现了共赢，学生得到了锻炼，企业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培养未来的员工，从而缩减招聘成本。与专业课实践教学相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融入社会的程度显得没有这么深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在社会实践方面要么是学生自行开展社会调查， 要么是学校组织一部分学生进行参观游览，存在着随意性、娱乐性、表面化的特点。即使学校开发了一些地方资源用于思政课实践教学，也很难实现专业课实践教学中校企合作那样的效果。此外，实施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社会机构和学校之间也没有建立起很好的共赢关系，双方都更像是在“完成任务”：社会机构挂个实践教学基地的牌子提高一下知名度，高校找到一个渠道走走过场应付一下上级检查。所以，要想使思政课实践教学也像专业课实践教学那样具有深入广泛的社会化程度，还要走较长的路。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困境的解决对策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的实践教学对比，可以对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不足获得一些思路。解决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困境，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转变态度


　　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首先要转变人们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态度，态度转变了才会转变行为，进而找到办法。列宁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9]。态度是意识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对人们解决困境发挥着更好的指示激励作用。高校从上到下，都应该转变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态度。首先，校领导需要转变态度，需要吃透国家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文件精神，深刻认识到思政课实践教学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义。其次，教师需要转变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态度，冲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思想束缚， 将思政课的实践性同思政课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理论性提高到相同的重视


程度。要增强自身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认同感，有意识地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加强理论教学融合实践教学的研究，积极投身实践教学一线。最后，学生需要转变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态度，充分认识到思政课实践教学对自身素质提高、未来职业发展、人生价值实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在实践教学中玩”向“在实践教学中学”的转变。


（二） 深化改革


　　2018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10]”面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困境，各高校也需要树立这样勇毅改革的决心，做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行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改革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部）一个部门推进的改革，而是学校从战略层面出发， 从领导层推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案，兼顾各门课程，兼顾各个部门、各个二级学院。以课程建设为抓手，以个别院系或班级为试点，逐步全面推进具有理论依据的、各门思政课程均开设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建设。


（三） 完善机制


　　首先，要完善管理机制。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不能只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部）一个部门管理，要建立分管领导甚至校党委书记为领导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部），学生处、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等部门深入参与。领导小组要完善教学大纲，健全相关规章制度，细化操作规程。其次，要完善监督机制。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等部门要把思政课实践教学列入到监督考核当中，不能只监督思政课理论教学，而不监督实践教学。最后，要完善考评激励机制。要构建目标考评、过程考评、结果考评三位一体的考评体系，将学生、教师、相关部门都列入考评对象，力求做到考评形式多元化、考评过程公正化、考评结果有效化。可以参考一些专业课的考评方法，如将“模糊数学模型理论应用到实践教学综合评价”[11]的方法，探索构建科学完善的评价考核体系。此外，对考评结果好的实践项目、指导教师、学生团体和个人都要奖励激励，促进考评机制良性运转。


（四） 加大投入


　　加大投入要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全方位加大投入。在财力方面，要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要等同于甚至高于专业课在实践教


学方面的经费预算。在人力方面，各高校要严格按照1∶350的要求配足配齐思政教师，让思政教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思政课实践教学当中。此外还可以借鉴专业课在企业聘请“双师双能型”教师的成功经验，将有相关经验的人员聘请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兼职实践教学教师。同时要加大在校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力度，让在校教师能够实现思政课理论教学和思政课实践教学“双肩挑”，将思政教师培养出较强的实践教学指导能力。在物力方面，要加强思政教学基地的建设。除了利用地方资源合理地开发稳定、多样、持久的实践教学基地以外， 各高校还要立足本校资源、结合本校特色，设计、开发、建设专门的校内外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如上海建桥学院立足“雷锋”校园文化，建设了雷锋馆， 就是一种很好的本校自建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尝试。


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探析


湖北开放大学　　周松


　　对于高校而言，教育资源配置及其使用效益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预算绩效评价则是破解这一瓶颈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国家先后颁布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1］和《管理会计应用指引》［2］，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条例、文件，其中均提到了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3］。从工作实务角度出发， 绩效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事前评估、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五环节，也就是一个连接预算绩效从目标实现，再到不断改进的体系。对于各高校而言，重点在于如何探索出适合其自身发展特点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文章尝试从“业财融合”角度［4］，对高校预算绩效管理模式的现状进行分析， 重点针对其中不足，提出相应解决方案，以期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教育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益。


一、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预算绩效是指预算资金所达到的产出和结果，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要想发挥其作用，必须将具体经济业务与制定的绩效目标深度融合，唯此，才能充分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预算绩效管理实务在事前评估和绩效目标制定和结果运用等环节存在不足，没有达到预算绩效管理的总体要求，没有达到提高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其使用效益的预期目标，主要问题如下：


（一）已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从高校现有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看，多侧重于“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两个环节，但是对于“事前评估”环节不够完善。例如，湖北多数省属高校参照《湖北省省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鄂财绩发［2020］ 3号）相关规定［5］，只针对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预算项目，去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这样远不能满足高校事业发展对财务管理的要求。


　　目前，多数高校只重视重大预算项目（1000万元以上）的事前绩效评估， 对于预算金额小于1000万元的项目，缺少必要的事前绩效评估过程，导致相关预算项目论证不充分，影响后续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等，致使绩效评价中曾经多次反映出的问题，反复出现，没有什么改进，进而造成高校预算管理体系


上的缺失。


（二）未建立适合高等教育特点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目前，各高校基本上按照中央和各级政府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要求， 制定了相关的制度，但是并没有很好地结合高等教育特色，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价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存在工作组织架构不够完善的现象，部分高校尤其是预算级次为二级预算单位的高校，其绩效评价工作多数是校内预算项目执行单位自评，提交给财务部门，简单汇总后上报给上级机关，这样存在执行与监督职能冲突的现象，在“绩效评价”环节，并没有一个相对的独立机构，对校内各类预算项目的绩效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其二，在“结果运用”环节，并没有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的结果，如扣减下一年度预算额度、年度考核扣分等。其三，在“事前评估”“绩效目标”环节，存在绩效指标申报和项目申报“两张皮”的现象，校内项目立项申报环节没有将绩效目标作为重要评审因素。


（三）绩效指标值的设置未突出关键绩效指标值


　　目前，在“绩效目标”环节，部分高校的预算项目绩效设置上没有体现出该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值（ＫＰＩ），往往只设置了简单的时效指标、满意度指标等，并没有涉及核心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这类内容繁杂、综合性较强的预算项目，其项目绩效没有体现出ＫＰＩ， 这样也导致其后续的绩效评价和结果运用环节中存在将资金执行情况当作ＫＰ Ｉ、绩效评价敷衍等现象。


（四）财务和业务沟通不畅


　　预算绩效工作不可能只由某个部门或人员单独完成，必须是由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相互沟通、协作完成。但是，目前在“绩效目标”环节，高校普遍存在着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有信息壁垒，人员之间沟通不畅的现象［6］。业 务人员不懂财务相关知识，仅从其从事的教学及科研等业务角度，阐述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存在不知如何对绩效指标进行量化、细化的问题；而财务人员不懂教学及科研相关业务，对业务部门提出的预算绩效目标，无法对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带来的收益进行预判，无法对业务部门给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容易导致最终制定的绩效目标即不能体现出该预算项目方案的设立目标，也不符合财务管理的相关要求，给下一步的项目执行和考核带来诸多问题，最终导致学校教学资源的浪费。


（五）机构和人员配置不完善


　　合适的机构和人员，是整个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良好运行的前提。目前，多数高校的绩效评价工作长期由财务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负责，这样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其一，从机构设置上，财务部门无法同时履行绩效评价工作中的监督与执行职责，而且也无法全面深入了解学校所有预算项目涉及的教学、科研等活动，实施绩效评价的成效不大。其二，从人员配备上，单个工作人员无法完成全校的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其工作量太大，无法保证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改进高校预算绩效管理的优化对策


　　本文从高校办学实务出发，同时针对前文中阐述的问题，从“业财融合” 角度，对目前绩效管理的五个环节进行分析，进而建立起合适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一）从“业财融合”角度，进一步完善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如前文所述，目前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在“事前评估”环节不够完善，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对于预算绩效管理“全方位、全覆盖”等方面的要求，笔者认为， 有必要以“业财融合”观念，完善“事前评估”环节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业财融合，是业务与财务融合的简称，是指业务发展和财务管理相结合， 业务和财务融为一体。对高校目前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而言，重点就是要完善事前绩效评估部分的制度，摒除诸如“1000万元”之类的金额限制，凡是符合学校立项要求的项目，均要开展详尽的事前绩效评估工作。即，从项目立项环节开始，去考虑相关项目是否符合学校事业发展的目标，能否制定出详尽的实施方案，能否制定合理可行、细化量化的可考核绩效指标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制定一个金额上限去判断项目是否值得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必须要将预算绩效管理活动端前移，通过对相关项目数据的预测与分析，对拟立项的项目提出相应的修改完善方案，并提交给校内业务部门和领导决策层。通过把控项目流程的关键控制点和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和改进方案， 降低项目风险，促进学校教学活动得以良好开展。如此，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将会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个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估的管理闭环。


　　以笔者所在学校实训室建设类项目为例，财务部门在实训室建设项目立项阶段，即绩效评估环节，积极参与进来，与项目建设单位紧密对接，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系列工作，通过各教学单位申报的具体实训室建设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实训室建设类项目的一项“关键控制点”，即部分建设内容可以通过项目间


整合，最大程度上降低项目采购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如，实训室设备采购方面的通用设备类，台式电脑、空调、课桌椅等；实训室建设方面涉及的实训室装修内容，这些均可以进行整合，统一集中采购，集中实施，同时也便于后续的维修和管理，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建设。通过前期的事前绩效评估， 以及后期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席会商，目前已推动学校制定相关制度对实训室建设通用类设备的集中采购。通过业务和财务的良好融合，从制度上有效地弥补了此类预算项目的绩效评估环节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学校此类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规避了可能的风险，进而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结合业务分析，以关键绩效指标为基础，构建合适的绩效指标体系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五个环节不是空中楼阁，要想落在实处，设立的“绩效目标”必须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可以说绩效目标是整个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环节，而绩效指标是绩效目标在实践环节的具体体现，所以落实绩效目标环节的关键在于确定合适的关键绩效指标值（Ｋ ＰＩ），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合适的绩效指标体系［2］。绩效指标主要包括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三大类。一般而言，每个项目均应设置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工程基建及维修类项目应重点对工程的成本管理、成本控制以及实施项目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价。


　　以笔者所在学校近年来的预算项目——“高等教育发展专项”为例，这个项目内容繁杂，综合性强，每年涉及各类小项目十余项，如果逐项分析其绩效指标，头绪太多，无法确定整个“高等教育发展专项”的关键绩效指标，也就无法良好地开展后续的执行、评价等工作，进而影响学校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落地运行。为此有必要结合学校办学特点，将其分为三类，即“基础设施维修专项”“开大教育专项”“职业教育专项”，如此基本涵盖了学校主要的教学业务，同时通过进一步的业务分析，确定以上三类业务的关键绩效指标值，进而建立符合高校办学特征的绩效指标体系。以2019年已完成的“高等教育发展专项”为例，详述如下：


基础设施维修专项


　　结合办学实践及相关业务分析，此类项目的关键控制环节：项目实施成本是否控制在当地平均水平以内；该项目实施是否对学校及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维修项目实施方案中核心的工程量相关内容是否完成；项目实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学校师生是否对该项目满意。


　　据此分析，从“维修项目实施方案中核心工程量”维度，设置此类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值：维修装修校舍面积（平方米）、水电气暖管网工程量（延米） 等，同时围绕该关键绩效指标设置其他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如： “维修类项目成本＜当地平均水平”“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影响符合环境保护部门要求”“项目完成时间＜10月31日”“师生对维修工程的满意度＞80％” 等。


开大教育专项


　　结合办学实践及相关业务分析，此类项目涉及终身教育、开放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四大方面，针对此类教育主要以开展线上教学为主的特点，该类别项目的关键控制环节：学生对各类教学平台的使用时长、频次；各类教学平台资源建设的情况；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内的体现教学质量方面的排名。


　　据此分析，从开放教育的“专业课程及教学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总体质量”两个维度，设置此类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值：移动教学资源的建设数量、师生使用频次、每科学生在线学习时长、网上教学互动次数、国开学习网教学综合排名等。同时围绕该关键绩效指标设置其他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如：“移动教学资源的建设数量≥6门”“师生使用频次＞1万人次”“每科学生在线学习时长＞6小时”“网上教学互动次数＞7000人次”“国开学习网教学综合排名＞全国前10名”“毕业生对学校抽样满意度＞80％”“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满意度＞80％”等。


职业教育专项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办学特点是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结合目前学校办学实践及相关业务分析，此类项目的关键控制环节：实习实训室建设情况和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情况。


　　据此分析，从“教学设备完善”“师资建设”“人才培养”三个维度，设置此类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值：购置仪器设备（台套数）、新增图书册数（万册）、新增实习实训工位数（个）、建设应用信息化系统（个）、双师型教师增加值（人数），同时围绕该关键绩效指标设置其他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如，“购置仪器设备299台套”“新增图书册数1万册”“新增实习实训工位数179个”“建设应用信息化系统6个”“双师型教师增加值2人”“毕业生就业留在本省就业比例≥50％”“毕业生就业率≥90％”等。


综上所述，在高校预算绩效管理中，有必要先针对不同的教学业务进行准


确分类和业务分析，制定出合适的绩效目标，找到相应类别业务的关键绩效指标值（ＫＰＩ），进而形成的绩效指标体系才能真正体现高校办学具体业务特点，而不是脱离业务空谈绩效，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绩效目标环节，将具体的绩效目标真正落实、落地，体现出对具体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有效性， 为后续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环节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业财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构建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平台


　　就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而言，其财务层面和业务层面结合非常紧密，需要工作人员既懂财务又懂业务，即“业财融合”，这对高校财务人员素质的要求比较高，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平台。


　　为此学校有必要建立业财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学校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工作服务。具体要求：其一，要求财务人员熟悉高校各类办学业务内容及流程，资金运作方式以及实施的步骤和工作目标。其二，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要能准确地对各类办学业务的风险和收益进行预判，并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进而可以推动财务管理工作的“精细化”“科学化”。其三，要培养一批高校财务专家型人员，建立一只业务能力强、专业素质过硬的业财融合队伍，并保持其延续性。如此才能在高校全过程预算管理实务中发挥作用， 实现价值增值，才能更好地助力学校教育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才能更好地为学校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和人员保障。


（四）配置相对独立的专设机构和人员，保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运行


　　高校预算绩效体系相关工作内容繁杂，同时对高校合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需投入相当的精力，为此有必要在高校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专设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来具体实施。


　　结合目前高校常见的组织架构，笔者认为首先要成立校级财经委员会，审查学校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设计方案，并提交校党委会进行决策；监督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实施等相关工作；财务部门牵头负责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的整体实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由财务部门独家负责预算绩效全部工作时，所带来的执行和监督职能相互干扰的情况，同时需在财务部门配备2～3名工作人员， 专人专岗负责此项工作。如此，才能为学校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和人员保障。


　　综上，高校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工作，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各类问题，如绩效评价制度不够完善、预算绩效管


理制度体系不适合高校现有办学特点、绩效指标的设置未突出关键绩效指标值、业务和财务沟通不畅、机构和人员配置不完善等。文章尝试着从“业财融合” 角度，探析上述问题的优化对策，提出了诸如从补充事前绩效评估制度入手，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通过业务分析来确定具体预算项目的ＫＰＩ，进而据此建立合适的绩效指标体系；通过建立“业财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及完善机构和人员配备来保障学校事业发展等对策，期望对高校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实务研究和高校教育资源整合及使用效益等方面提供帮助。


高职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毕丽花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报考以来，2019 年、2020年和2021年我国高职分别完成扩招116.4万人、157.4万人和139.4万人。”[1]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1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 的通知》提出：“在鼓励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工人、高素质农民等人群和基层在岗群体报考的基础上，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报考。”[2]高 职扩招是抓“六稳”、促“六保”的重要举措，其扩招生源不仅包括应届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还包括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工人、基层在岗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社会生源。近三年来，全国各省（市）相继出台高职扩招实施办法或方案，富有成效地推进了高职扩招工作。本研究通过分析广东省等14个省


（市）高职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的特征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促进高职院校坚持质量型扩招。


高职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的特征


　　相对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而言，在高职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在招生对象、招生方式、考试内容及方法、录取标准和学习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


招生对象范围具有广泛性


　　在各省（市）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中，其招生对象不仅仅局限于退役军人、下岗工人、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这四类人群，还积极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报考，部分省（市）结合自身情况将企事业单位在岗职工、村两委干部、乡村卫生所工作人员等群体也列入扩招对象之中，招生对象范围较为广泛。例如， 2021年甘肃省高职扩招社会生源招生对象为符合相关学历、户籍或工作时间等要求的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工人、高素质农民、乡村干部、乡村卫生所工作人员、基层农技人员、城镇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省（市）对社会生源招生对象结合实际情况划定了不同的范围，其将有提升学历需求的多个行业、职业的人员均纳入扩招范围，使得社会生源招生对象具有广泛性。


招生方式以单独招生为主


　　单独招生是指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自主命题、自主评价、自主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2019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下文简称《扩招实施方案》）中提出：高职扩招需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和受教育状况，改革完善考试形式和内容，以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为主。各省（市）在关于做好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高职扩招由高职院校自行组织实施，具体考试时间、地点由招生院校确定并提前公布，测试内容由高职院校根据专业培养要求自行组织与实施。考试结束后，招生院校按照事先公布的方式向考生发布考试成绩并严格按照录取规则组织录取考生。如重庆市高职扩招专项招生采取高职院校单独考试、单独招生的形式进行。单独招生使得招生院校拥有较大的考试招生自主权，可以较好地满足社会生源选拔的多样化需要，提高人才选拔的针对性和效率，对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


考试方式及内容具有适应性


　　《扩招实施方案》指出要做好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工作，应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和受教育状况，改革完善考试形式和内容。首先，各省（市）在高职扩招实施办法或方案中结合了社会生源特点制定了更具针对性的考试方式及内容，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其次，高职扩招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的考核方式，传统生源须参加文化素质测试，社会生源群体则可免予文化素质测试，只须参加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见表1）。安徽省报考扩招院校的社会生源只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以安徽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采取线上笔试的形式，主要考核考生的职业认知与技能、思想道德素养与时事政治、分析判断能力等。最后，各招生院校根据自身办学特色、专业设置与社会生源群体不同的特点采取灵活性较强的考试方式及内容，为有升学意愿的不同生源群体提供了入学可能，有利于高职扩招任务的圆满完成。


录取标准存在差异性


　　根据各省（市）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办法或方案规定，实施招生院校单独录取的办法。在各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监督下招生院校针对不同群体考生特点，分类确定录取标准。传统生源参加“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招生院校参照专业招生计划、考生测试总成绩划定录取分数线，依据总测试成绩排序对考生择优录取。而社会生源则只参加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招生院校参照招生计划、考生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划定录


取分数线，依据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排序对考生择优录取。例如，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招生计划、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为依据确定各专业录取分数线，对达到专业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按成绩由低到高进行录取。因此， 扩招院校应依据不同生源特点分类确定录取标准，确保有升学意愿且达到基本培养要求的考生能被录取。


学习形式具有灵活性


　　在各省（市）高职院校在公布的扩招方案中对社会生源的学习形式进行了规定，考虑到社会生源年龄特征、知识基础、技能掌握情况、工作时间等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为满足社会生源个性化的学习需求，高职院校均采取较灵活的学习形式。例如，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高职扩招招生简章规定扩招学生可根据录取专业单独组班，单独编制人才培养方案，按照生源类型与专业方向，实行“半工半读、工学结合”的灵活多样培养模式。通过实施“学分银行” 和弹性学制，学生可通过岗位实践、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竞赛等多种途径取得规定学分存入个人“学分银行”，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学分即可毕业。由此，高职院校针对社会生源的复杂性，提出了更具灵活的学习形式，满足其差异化的学习需求。


高职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存在的问题


　　高职扩招结合社会生源群体特点对招生对象、招生方式、考试方式及内容、录取标准、学习形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相应调整，使得高职扩招社会生源招生具有鲜明的特征。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这对教学管理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高职院校要实现质量型扩招，其招生必须立足于社会生源的实际情况，认真审视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存在的问题。


　　首先，随着高职院校传统生源规模逐渐缩减，因此，社会生源对百万扩招目标的实现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工人、高素质农民等社会生源群体普遍年龄偏大且大部分已婚，绝大多数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与生存压力，报考高职院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也会进一步加重其经济压力。其次，多数社会生源脱离学校教育较长时间，自身学习能力、学习兴趣都有所下降，对自己再次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缺乏信心，出于机会成本、费用支出和自身学习能力等多种因素的考虑，社会生源整体报考意愿偏低[4]。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某省高职扩招中，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占录取人数的98.7%，社会生 源占比仅为0.3%，且仅有143人参加补报名，58人被录取。另一省域社会生源计


划招生5000人，实际报考人数仅1200余人[5]。江苏省2019年面向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和新型职业农民这四类群体人员进行了两轮招生，其中第二轮省内80所高职院校共列出357个招生专业，计划招收43060人，然而绝大多数院校都没有完成招生计划[6]。最后，由此可见，社会生源报考积极性是影响高职扩招生源数量的重要因素，如何提高社会生源报考积极性、增强其整体报考意愿是高职扩招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考试制度与录取标准建设尚待完善


　　考试制度与录取标准是高职院校实现质量型扩招的关键因素，各省（市） 结合社会生源特点制定了适合该生源群体的考录制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考试制度供给不足，社会生源考试大纲建设还不完善。一是社会生源报考扩招院校须参加由招生院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除上海市和山东省在高职扩招专项实施方案中对测试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外，其他省（市）均自行确定。二是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实施，但多数招生院校只是在招生简章中简要地规定了测试时长、测试形式与内容，只有少部分院校发布了完整的专业考试大纲，在发布考试大纲的院校中仍有部分院校未给出明确的参考用书。第二，在录取标准方面，招生院校录取细则有待完善， 录取标准尚未形成明确的规章制度。高职扩招录取工作由招生院校所在省（市） 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监督下具体负责，各院校综合考虑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要求与考生成绩等方面制定并公布扩招录取规则，但部分院校公布的录取规则较为粗略，只规定招生院校将考生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对考生进行录取，但未规定如在招生计划不足的情况下同分考生如何进行录取以及不同生源群体和专业是否分类录取，录取细则有待进一步完善。由此可见，考试制度与录取标准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选拔起着重要的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考录制度， 完善社会生源招生录取规则，从而提高扩招质量是高职扩招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分层化的学情现状对传统培养方式适应性较低


　　社会生源个体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分层化的学情现状对传统培养方式适应性较低。一是社会生源学情复杂，诉求多样与传统整齐划一、统一制订的“通用”人才培养方案适应性较低。社会生源生活经历、发展规划各不相同， 个体间学习需求也不相同，理论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侧重理论知识学习而有升职、职业转型需求的学生则侧重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学习[7]，传统


　　“千人一案”的培养方案显然不适用于差异性更强的社会生源。二是社会生源分层化的学情现状对传统课程体系适应性较低。在课程内容方面，同一专 业社会生源个体间所需知识与技能的种类、难易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传统同一专业同质化的课程内容难以满足学生差异化的学习需求。在课程结构方面， 社会生源进入高职院校学习除提升学历需求外，还有考取职业证书、提升职业能力等需求，传统课程结构多以满足学历教育为主，课程结构较为单一，难以满足社会生源多样化的学习需求[8]。三是社会生源与传统以学校学习为主的学 习形式适应性较低。区别于传统生源，社会生源学习需求特点表现为以职业能 力提升为主，传统以学校学习为主的学习形式只能教给学生普通的技术知识， 时间较短的校外实习也多为技能性不太强的岗位，学生较难习得深层次的技术技能从而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9]。因此，生源结构的变化对培养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急需对社会生源系统开展学情分析并实施更具针对性、适应性的培养方式。


社会生源对教学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前社会生源对高职院校实行的适用于传统生源的统一教学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社会生源对固定的学年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传统生源而言， 多数高职院校普遍实施对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时数等有统一规定的学年制。而社会生源较传统生源生活经验更丰富、学习目标更明确、学习基础和学习需求更复杂，其复杂多样的学习需求对固定的学年制提出了挑战。二是社会生源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新的挑战。高职教育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定位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对人才市场和产业结构变化更为敏感。区别于传统生源， 社会生源对职业技能的学习需求更为凸显，对教师动手能力和技能操作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当前教师队伍能否满足社会生源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能否满足社会生源技能学习的需求，也是当前高职院校需要考虑的问题。三是社会生源采用线上与线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学习形式，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生源业余时间不固定、频繁在学校、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奔波的矛盾，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学生管理与评价考核保障扩招人才培养质量不降低均是高职院校需考虑的问题。因此，为了满足社会生源多元化的学习需求，高职院校亟需结合社会生源群体特征探索更为个性化、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但这对各扩招院校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高职扩招背景下对社会生源招生的对策建议


　　基于百万扩招背景下社会生源招生应针对存在的问题探寻行之有效的对策或路径，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实现质量型扩招。


加大政策供给，提高社会生源报考积极性


　　社会生源报考积极性是实现百万扩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加大政策供给， 消除社会生源报考高职院校的种种顾虑，吸引其报考是实现百万扩招的关键一步。第一，加大对高职院校财政投入力度，切实保障扩招后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例如：山东省省级、市级财政分别负责落实省属、市属公办高职院校扩招经费，省、市级财政和教育行政部门结合中央财政支持，加强办学条件薄弱高职院校改造力度，确保基础设施有充足保障，同时对积极扩招、任务完成好的高职院校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第二， 完善落实学费减免、奖助、贷款等资助政策，减轻学生经济压力，缓解有提升学历需求的社会生源经济之忧，增强其报考积极性。例如：广东省2019年第二期高职扩招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按每生2000元的标准对招生院校进行奖补，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对试点班学生给予学费优惠，同时也建立了完整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确保每一位考上大学的学生能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第三，鼓励各地、各有关部门及院校要多方联动，采用多种招生宣传方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广泛开展活动推进政策进军营、进工地、进社区、进厂房车间等，提高宣传的有效性和精准度。例如：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各种媒介发布高职扩招信息，解读高职扩招相关政策。并且，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走进社区、乡村宣讲扩招政策，引导符合条件的生源积极报考。


加强社会生源考试制度与录取标准建设，提高人才选拔质量


　　在提高社会生源报考积极性的同时保障生源质量，高职招生考试须加强社会生源考试制度与录取标准建设。第一，各省（市）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 案应明确规定社会生源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大纲和内容，招生院校 根据方案规定并结合自身办学特色自行组织与实施涵盖全部测试内容的职业技 能或职业适应性测试，更为客观、全面地考察学生的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 第二，招生院校分专业制定明确且完整的考试大纲。如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在2021年高职扩招分专业时制定了招生考试大纲。考试大纲不仅规定了考试性质、考试时间、考试方式，还较为详细地列出考试知识点、考试题型，并给出参考教材，为考生备考提供了方向。第三，招生院校应完善录取细则，在录取 规则中对最低录取标准、不同群体和不同专业分类录取等情况做出详细规定，


使录取标准形成完善的规章制度，促使高职院校在省（市）招生教育考试院监 督下高质量完成录取工作。如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于2021年高职扩招招生简 章中规定各专业按照退役军人、“三类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和普通类型考生三种生源类型，依据公布的生源类型招生计划分别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划定分数线录取。若某专业退役军人或“三类人员”生源超出招生计划，超出部分将和普通类型考生一起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录满计划为止，其规定录取的最低合格线为测试满分值的40%。


转变培养方式，适应社会生源多样化学习需求


　　社会生源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要求高职院校必须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培养方 式，适应社会生源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第一，高职院校应对社会生源进行学情 调查和分析，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学历和技术技能基础、从业经历以及发展愿景 等基础上，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分层分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如2020年宁 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园艺技术专业完成扩招后对学生进行充分的学情调查与分析，在此基础上依据学生现状及需求设置不同的模块教学方向，对学生精准施教。第二，高职院校应构建基于社会生源的课程体系，综合考虑社会生源对技 能提升和学历提高的双重需求设定课程目标，增设证书课程、技能课程等改变 单一的课程结构，将专业课程模块化、分级化满足不同学生对统一课程的不同 需求。如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发“菜单式”的课程体系，学院根据培养目标要求确定课程并形成课程“菜单”，学生根据需要选择课程，满足自身的学习需求。第三，高职院校应深化校企合作，完善校企协同育人体系，构建多样 化的学习形式推进学生理论知识的夯实和技能知识的精进。如安徽新闻出版职 业技术学院与省内知名印刷包装企业合作，对扩招的社会生源组建多个校企合作班，对学生采用“网络教学+送教入企”教学形式，满足社会生源复杂多样的学习需求。


结合社会生源学习特点，分层分类进行教学管理


　　社会生源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要求招生院校必须结合社会生源特点，探索更加个性化、差异化、柔性化以及人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社会生源分层分类进行教学管理。第一，打破当前固定的学年制，建立更加灵活的弹性学制，对 学生修业年限不做统一、严格要求，允许学生提前毕业、中途休学或分段完成 学业，学生只要在一个弹性化的学习周期内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数 及相关条件要求，就可以毕业或获得相应学位。第二，完善学分银行制度，学


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学分，对社会生源考取的与专业相关的证书、实习实 训取得的相关成果可以进行学分认定。如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鼓励社会生源 群体通过承担课程讲解、实训实践指导等形式获得对应的学分，这些学分可以抵扣人才培养方案中选修课的学分。第三，整合行业企业人力与物力资源，完 善师资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管理相融合，对学生进行更 加个性化、人性化的教学管理。如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与全省的多个市、县 供电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校企协同育人共同体，学院安排教师到企业挂岗锻炼，企业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来学院从事培训教学及相关工作保障师资力量。不仅如此，学院还建立线上教学管理平台，相关部门通过微信群、QQQ组建网络教学管理、班级小管家及学生学习进展跟踪平台，实时或留言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结束语


　　20XX年是首届高职扩招社会生源毕业的第一年，在毕业前期，多所高职院校多渠道地开展工作推动社会生源毕业生就业创业。据报道，截至20XX年4月18 日，辽宁一招生院校20XX届高职扩招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已达到39.28%，高职扩招作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对稳就业、促就业意义重大。高职扩招将社会生源群体纳入扩招对象，在招生宣传、考试录取、人才培养、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给高职院校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这也是时代赋予高职院校的重要使命，相关部门、高职院校应当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主体意识，深刻理解高职扩招对稳定和扩大就业、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重要意义，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重大工程中来，从而实现高质量扩招、高职教育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湖北开放大学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易倩雨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9年启动“双高计划” 以来，各高职院校将推动优质科研服务作为“双高计划”建设的重要内容。20XX 年教育部、财政部又提出将科研服务成效作为“双高计划”重点评价的内容之一。如何根据高职院校自身的特点及发展实际，制定更为贴合“双高计划”建设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提升科研经费资金管理效能，推动科研事业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命题。


一、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科研经费大致可以分为由各级政府设立的科研项目且由财政拨款支持的纵向科研经费和承接提供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转让科技成果等科技服务的横向科研经费两类。由于受学校平台资源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在申报纵向科研项目时，相较于各类型的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并不占优势，但高职院校也有着自身的特点，离产业更近，同时随着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开展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横向科研活动越来越频繁，总体来说高职院校的科研经费总量有较大的增长。


　　在走访学校一线教师和相关科研管理部门及人员后，发现普遍存在科研经费到账后管理及使用的顾虑，极大地降低了他们对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而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完善


　　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颁布了《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其他部门颁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梳理2020年至今省级以上科研经费管理相关文件后，不难发现上级科研管理部门均在为科研人员“松绑”，“放管服”的理念贯穿始终， 力求最大化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相较于日渐“宽松”的上级科研经费管理政策， 高职院校没能及时修订完善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造成科研经费管理服务效能滞后。同时对上级最新科研经费制度宣传力度不够，科研人员及财务人员对最新的经费管理制度解读不到位，没能很好地解决科研经费“报销难、报销繁琐”等问题，上级政策还存在“落实难”和“落地难”的问题，


没有打通科研经费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二）预算编制不合理


　　预算管理是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之一，科学有效的预算编制， 是科研项目顺利开展的核心前提。但就目前运行的效果来看，科研人员对预算编制理解不够深入，很难做到科学编制预算，还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的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时并未想好如何分配利用资金，这就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按照原预算进行开支，存在预算执行效率低等问题。以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项目为例，科研人员大多爱编制科研劳务费预算，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调查问卷费用、文献查询费用较少涉及，这也会导致预算编制项目与实际支出经济分类存在较大的出入。而理工科的科研人员编制预算时通常会考虑设备购置费用，对设备购置的必要性较少论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三）报销流程复杂


　　科研经费报销需要经事前审批、事项实施、事后审批、财务审核及付款等一系列流程，涉及的审批环节较多，报销要求也十分严格。科研人员主要的工作精力都投入到了科研活动当中，鉴于财务报销有很强的专业性，报销手续、票据粘贴、签字权限等等科研人员也很难全部精准掌握，这就导致了往往一份报销材料需要重复两至三次报销流程才能完成。频繁的返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并不利于“双高计划”的创建。


　　科研经费的开支需经事前审批方能开展相关业务，预算支出超过一定金额， 还需要走招投标流程，根据购买资产的性质以及科研项目资金性质，还需资产处判别是否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等等。各类事前事后的签批手续，花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极大地影响了科研项目的预算执行。


（四）各归口管理部门沟通不畅


　　科研项目从立项管理到预算编制、经费支出，再到项目结题决算等工作， 涉及的管理部门较多，各部门之间相互沟通较少，且每个部门工作相互独立， 只着眼于本部门的职责范围。比如，科技处注重科研项目的立项及结题工作， 财务处则更加注重预算管理及经费使用的合法合规情况。鉴于目前信息化水平不够，两部门的信息并不能及时共享，使得项目管理与经费管理存在脱节现象， 进而导致科研经费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在科研项目立项后，项目负责人总是频繁往返于财务处，需多次与财务处相关人员确认经费到账相关情况，待相关经


费到账后，科技处将项目申报书或者技术创新协议传递至财务处，并对科研经费所属类型进行明确划分，这时才算完成了财务意义上的项目立项。在科研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相关数据孤立在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之外，科技处难以对各个科研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管，同时也难以掌握设备折旧及国有资产使用等资产信息。在科研项目结题阶段，高职院校较少实行科研项目的结题审计，对科研项目的监管缺少事后监督的重要一环。各个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降低，导致科研经费管理效率低下。


（五）科研诚信自觉尚未建立良性循环


　　目前，各高职院校科研学术诚信建设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科研人员们能自觉遵守学术诚信，但在预算管理和执行中财务诚信仍存在较大风险。鉴于财务人员并不了解科研过程，对科研团队所列支出的合理性并不能准确判断，在实际业务报销中，还存在着虚构经济业务、虚开发票、虚构学生劳务费等形式违规套取科研资金，这些行为并不能使科研经费真正发挥最大的效益，反而有损学校形象。


二、优化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对策


（一）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丰富政策宣传形式


　　在深入理解最新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同时，分类制定好适合高职院校实际情况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纵向科研项目是财政性资金，这部分的经费管理要严格按照科研财政资金的相关管理办法进行执行；而横向科研项目来源更为广泛，主要是与企业间开展相应的研究项目，在国家横向科研管理经费管理相关制度框架内，试点横向科研经费报销“包干制”等创新制度。要充分利用“放管服”政策的红利，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通过绩效奖励等方式鼓励科学创新，实现最大化的激励效果。科研管理在制定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时，也应充分与学校财务部门、资产部门、人事部门和审计部门进行沟通， 广泛征求科研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制度的可执行性及可操作性，促使各职能部门为科研经费管理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新的制度发布后，在学校内部开展全面的宣讲培训，制作新旧制度对比说明图，使广大的科研工作者能更加清晰、直观地获取关键信息，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梳理经费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科研经费”模板， 并根据实际需要予以定期更新完善。以流程图的形式打印粘贴在科技处、财务处等科研经费问题咨询较为集中的地方，方便科研人员进行自主学习和翻阅，


同时将电子版上传至科研工作群及财务工作群内，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沟通效率。此外，还可以将上述材料凝练成动态小视频的形式，上传至学校科研工作管理的各类公众号上，改变传统的文字宣传模式，使科研经费政策宣传更加生动形象。


（二）强化预算管理


　　完整的预算管理分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评价三个阶段，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是科研项目成功立项的基础，在编制科研预算的过程中，纵向科研经费是管理较为严格的经费，国家及省级均颁布了相应经费的控制比例，在不突破各类控制比例的基础上，需要充分考虑科研项目的研究重点内容、各项研究要素的投入占比，以及科研项目的类型归属等因素。例如，人文社科类的项目调研、文献研究占比可能相对更多一些，这类的科研项目经费预算中差旅费、会议费列支比例大一些；对于自然科学类的科研项目，往往需要通过反复的实验才能得出想要的结论，这类科研项目经费在编制预算时需要充分考虑设备购置费、实验耗材费、分析测试费等。在通过结题验收后，科研项目负责人可以自主根据团队成员贡献度进行一定的绩效分配，这个分配不纳入学校绩效总额。总而言之，需要根据科研项目本身的特点来进行预算编制。由于科研项目的开展本身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研究中期需调整初期预算的现象，在不突破相关科研经费开支比例上限范围的基础上，简化预算调剂的审批流程， 充分尊重科研项目负责人以及科研团队进行自主调配，做到灵活性与约束性相结合。对于横向科研经费来说，更多的是对项目负责人及科研团队的认可，此类科研经费主要依据合同进行开支，完全可以试点“包干制”，即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开展相关科研活动时的需要自行支配项目经费，满足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


（三）简化审批流程


　　科技处作为科研工作归口管理部门，代表学校行使着科研管理与服务的职责，而项目负责人是科研项目的第一责任人，需要对科研项目的全过程负责。高职院校在“双高计划”的推动下，科研经费到账呈现喷发式的增长，而目前严苛的科研经费管理与国家为科研工作“松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在“放管服”的背景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体现简政放权的理念，给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建立以科研信用等级为基础的报销制度，试点科研经费“包干制”， 简化报销事项中非必要的审批。对于在项目立项时预算编制内的事项，无须进


行其他审批流程，取得相应合法票据后，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审批直接进入报销流程；在项目立项时无预算的支出，在不违背经费开支类型的原则上，需按照预算调剂流程进行审批，待预算调剂完成后进入报销流程。在报销签批上也应给予更大的自主权限，严格执行预算编制审批手续，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自主支配权限。


（四）推进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信息化建设


　　高职院校应整合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的管理系统，建立涵盖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到账、预算管理、财务报销、项目结题全过程的科研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 实现科研、财务、资产、审计等管理部门数据的信息共享，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科研人员少跑路”，最大限度地减少科研人员非科研性事务工作量， 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项目本身。同时，各管理部门利用科研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中的查询、统计、分析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实现对科研项目实施全方位动态监管的目标，以提高学校科研管理服务效能。


（五）试点科研财务助理制度


　　创新服务方式，让科研人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项目本身。科研财务助理［3］在部分本科院校及科研院所已运行较为成熟，取得的效果也十分显著， 切实能让科研人员从事务性的预算报销等业务中解脱出来，潜心钻研科研项目本身，回归研究本质，从而多出成果。鉴于目前高职院校的科研项目体量并不大，建议可以从每个学院选取一到两个项目进行科研财务助理试点。俗话说， 术业有专攻，科研财务人员建议还是采用财务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来担任，既可以是学校财务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由项目组对外选聘有条件的科研团队， 从单位外部单独聘用具有财务管理专业知识的专职科研财务助理，通过定期培训、定期交流、定期考核等形式提升科研经费财务助理的专业化水平。科研财务人员要深入到具体的项目中去，一对一的深度参与到科研项目立项、预算编制、经费执行、项目结题验收等环节中去，真正让科研人员从事务性的报销中解脱出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实际的科研工作中，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


（六）强化科研诚信教育建设


　　多渠道、多维度地加强科研人员的诚信教育建设，在开展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财务监督职责，在科研项目结题后，引入审计和纪委的监督，对科研项目的全过程进行审计监督，并在适当的范围内定期公布，在后期立项中


充分参考项目负责人前期科研项目的审计结论，让“财务造假”与“学术不端” 无法存在。同时，要完善科研人员的财务激励机制。不可否认，科研人员在项目研究的全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能够获取相应的报酬对他们的劳动也是一种认可，完善科研经费中绩效的支出比例，以及结合科研产生的效益，学校给予相应的配套经费奖励，让科研人员能更加潜心科研工作，无须冒险去违规套取科研经费。


结语


　　随着“双高计划”的逐步推进，高职院校的科研活动日渐增多，在“放管服”的大社会环境下，各级科研政策“红利”如何在高职院校落地生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改变传统从严管理模式，制定符合高职院校实情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强化预算管理，简化审批流程，运用高效的信息化技术，推行优质科研财务助理服务，建立以科研诚信为基准的“包干制”报销模式，多措并举， 全面提升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效能，切实打通科研政策“最后一公里”，让科研人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项目本身，多出优质成果，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公立医院破解后勤管理问题的五大对策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贾艳丽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是最重要的健康中国战略之一。面对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医院必须要改革后勤管理工作。怎样提升服务质量、降本增效成了公立医院最重要的后勤发展课题，打造一系列与公立医院发展需求相契合的后勤服务体系，可以给医院管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后勤服务是医生治病救人和顺利开展医疗活动的“贴身大管家”和坚实基础。笔者在明确公立医院目前面临的后勤管理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最终发现通过开展社会化后勤工作，优化和改革后勤管理制度及管理方法，打造长效的安全管理和应急机制，可以帮助公立医院顺利解决后勤管理问题。


公立医院后勤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后勤管理社会化程度低缺乏科学的组织架构公立医院目前采用了封闭式后勤管理格局，由于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不足，导致医院难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性的后勤管理工作，且设备维修和安全保卫等后勤管理工作缺乏社会化锻造。同时，后勤管理是公立医院的综合性工作之一，涉及多个协商和参与部门。然而，大部分公立医院缺乏科学的后勤管理组织架构，出现了工作交叉和互相推诿等问题和现象，难以提高产出效率。例如当医院病房电视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时，医护人员联系了总务部门，总务部门告知临床科室电视网络故障由总务部门负责，而电视机故障由设备部门负责，从而出现推诿扯皮，没有及时维修， 严重影响服务效率，也会对后勤管理改革工作造成影响。


　　缺乏健全的监督制度虽然公立医院制定了相关的后勤监管制度，并执行了一系列工作，然而，此类制度的适用性和普遍性不足，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 简便的流程和规范化的指导标准。此外，公立医院只是对后勤管理人员实施了口头奖励和惩罚，并未制定相关的实施保障机制，难以取得理想的监管效果。


　　监管内容有限对于集合医疗、教育和科研功能的现代大型公立医院综合体来说，其后勤管理工作的范围更大，更需要开展专业的管理工作。部分公立医院已经将后勤服务交给了社会化专业机构负责，然而后勤人员的行为规范、技术能力和服务意识会对服务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管理者面对大量的系统设备和服务需求等，难以开展全方位的监管工作。此外，在不断增加的社会化服务成本面前，体量庞大的公立医院后勤服务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


　　后勤管理人员专业性不足后勤管理人员专业性不足的主要表现如下：首先， 缺乏专业知识。由于后勤管理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要求较高，然而，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充足的知识储备，难以灵活应对各类管理工作。其次，设备维修人才技能不足。维修人员无法解决高端、现代化设备发生的问题，需要交给专门的维修专家负责，不仅增加了医院的维修成本，而且也影响了医疗工作的正常运行。最后，缺乏继续教育机制。公立医院没有为后勤管理者提供继续教育机会，也没有鼓励他们学习新的管理技术和知识。


公立医院解决后勤管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主动开展社会化后勤工作我国对公立医院下发了完善现代管理制度的通 知，要求医院主动实施一站式后勤服务，开展社会化后勤服务工作。为顺利推进社会化后勤服务，需要公立医院改变传统自我供应的后勤服务闭环模式，采用市场化竞争模式，打造垂直管理的后勤科室，将后勤服务交给专业的供应商负责，改变传统服务模式，提升各项后勤服务的质量、安全和效率等，在节省医院后勤成本的基础上，优化后勤服务质量。其主要策略如下：采用分类管理策略，提升管理工作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特征；其次，健全内部核算，以产品化和商品化为发展目标；再次是转化机制，以社会化和市场化为发展目标；最后是在社会化后勤工作中纳入萎缩、稳定和发展这三个基本战略；此外，还应当做到先分后离，开展逐渐面向社会的社会化后勤服务。


　　制定科学的后勤管理规章制度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机构中占主体地位，必须做到依法办院，而完备的医疗制度是依法办院的基本保障，公立医院通过制定各项管理流程的约束制度，可以有章可循地开展日常工作。同时，公立医院应当制定符合自身特性的医疗制度，凸显自身的公益属性。首先，公立医院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各项医疗活动的正常开展，尤其应当做好后勤管理服务，制定科学的后勤管理制度，为医疗活动和患者打造一个有利、舒适的实施环境和就医环境。我国在全面实施依法战略的同时，不断出台了各项方针政策，公立医院应全面落实国家政策号召，在健全相关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关注制度的长效性、稳定性和高效性，全面完善后勤管理制度，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顺利推进，达到国家提出的要求。在不断优化后勤管理制度的同时，公立医院还应当优化相关章程，发挥制度对各项行为的约束作用，也可以为各部门提供行为依据和工作依据，这不仅有助于公立医院开展社会化的后勤管理工作， 还可以帮助公立医院顺利改革后勤管理工作。其次，公立医院还应当清晰划分


后勤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内容，建立清晰、科学合理的工作流程和后勤管理制度，为各类行为提供详细的说明和指导。最后，接待工作是最重要的后勤工作之一，而人为破坏是公立医院的常见问题之一，主要发生在以采购为重点， 忽略后期管理的后勤管理工作中，由于大部分受损的后勤保障物资缺乏专人管理，严重影响了物资的使用寿命，甚至有劣质物资的流入。此类问题凸显了后勤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后勤管理者想要落实后勤保障，保护好医院财产和物资， 就必须制定完善的相关政策，保证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要求后勤管理人员严格遵守制度规范。同时，在分配后勤工作时应综合考虑实际情况，采用最佳的后勤制度提升公立医院的运转效率。


　　改变传统后勤管理方法打造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公立医院想要改变滞后的后勤管理模式，可以借助PDCA管理模式优化后勤管理质量。利用该方法分析食堂、物资、医疗废弃物的饮食安全、供应和存放与处理等问题，以及环境清洁和供暖等各类不良事件，预判潜在的问题和风险、优化管理方案，保障医院的长久发展。


　　此外，公立医院还应当根据后勤管理现状和相关制度，采用信息化管理模式，采用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开展后勤管理工作。该平台涉及了业务层、系统层和平台层这三个模块。前者由包含工程项目、社会化服务和合同等管理工作的总务板块，涉及维修、保养和巡检等管理工作的基础运行板块，负责运送、医费和保洁等管理工作的服务板块及报表管理板块组成。平台层主要由中间件、操作系统和关系数据库等模块组成。公立医院通过建设该平台可以全面整合各项后勤管理资源，减少医院的人力和物力开支，也可以提升并实现后勤管理及其服务流程的质量和再造能力。


打造长效安全管理和应急机制


　　医院可以成立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分别负责安全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和消防安全工作，通过废改立优化各类规章制度、调整相应的应急预案，有助于后勤管理部门更好地应对各类突发安全事件。首先，全面推进用电安全管理工作。改造配电增容，采用与医院实际需求相符的供电模式，并对配电设备和各供电线路实施定期安全校验和安全检查，立即维修发现的问题，为医院提供安全、稳定、持续的供电。其次，全面推进特种设备管理工作，定期年检、实施持证上岗制。统一全院电梯的编号定位，将日常维护交由第三方维保单位，采用二维码巡检管理相关设备，并将管理巡检记录储存到信息系统中，为患者打造安


全的乘梯环境。并在后勤相关岗位实行持证上岗制，定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教育培训，保证岗位人员能够明确各项操作规程，同时还应当对他们进行监管和考核。再次，是全面推进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以科室长、护士长和业务人员为负责人、安全责任人和安全员的消防安全责任制，要求他们在消防安全责任书上签字，尤其要负责日常管理科室和病区安全，逐级落实责任，保证人人参与，同时还应当引导医院的每一名工作者将消防安全作为自身的责任。坚持举办消防安全宣传年度教育活动和月活动，在各个医院区域落实消防全面安全督检工作，做到全方位覆盖，避免留下死角。对于发现的问题，必须立即整改， 追究责任人，避免安全隐患的遗留。最后，可以采用视频大数据监控平台。公立医院可以通过租赁或分期支付运维服务费用的模式，率先引进智能安防监控平台，采用自筹资金改造升级与维护内部安防系统和管理系统，明确视频监控、人脸识别和一键报警等系统的安置点，并在内部引入视频大数据中心，保证视频监控在医院内部的高效运行。充分发挥电子巡查、人脸识别、信息集成和一键报警等功能的优势，保证安防系统在医院内部的全面覆盖，实现全网共享、全程可控和全时可用。此外，公立医院还应当提升安全保卫管理力度。在医院内部全面执行三防一保的保安服务工作方针，安排双人值守重点区域，不间断巡逻人员密集区域，并在保卫科管理岗位和急诊部门实施轮岗制和24小时值守制，并打造一支人员充足的应急处置分队，专门负责处理突发事件，协同配合视频监控中心，在发生警情时及时赶到现场，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良好的人身安全保障。


　　规范建设餐饮服务首先，公立医院可以要求营养餐厅和职工餐厅，严格遵守6S管理标准，分类摆放各区域物品，明确清晰标识各类物品，禁止混合生熟食物，按规定开展卫生消毒等，也可以对冰箱冷库实施入库台账制，打造一个整洁安全有序的餐厅环境。公立医院还可以引入一站式后勤服务平台，为患者和职工提供线上一站式手机订餐服务，以提升订餐服务的便捷性和快捷性。其次，公立医院可以为体检中心提供餐饮服务，组织餐厅厨师定期参加餐馆学习活动，并聘请旅游学院讲师，负责培训餐厅服务人员。此外，也可以在营养餐厅添加便民服务窗口，以解决患者与家属及急诊医护人员错过就餐时间和加班难就餐问题。也可以定期开展厨艺大比拼竞赛，引导各餐厅主动开展厨艺交流活动，学习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缺陷，全面优化医院供餐质量。


当前，公立医院亟须改革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全面落实医院改革工


作的同时，全面优化医院医疗体制。公立医院在改革后勤管理体制的过程中， 首先应当明确与掌握社会政治现状及新社会发展形势，根据国家对医疗卫生体制提出的改革和全面建成要求，主动开展社会化后勤工作，制定科学的后勤管理规章制度，采用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改变传统后勤管理模式，打造长效的安全管理和应急机制等，从而达成提升与改革发展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卫生体制的目标。


共同富裕背景下四川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何思源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农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农业发展实力，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农民收入。截至2020年末，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完成清产核资、确认成员5488万人、量化集体资产1024.7亿元，2.3万 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四川省通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制定了《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获取的各项成果设定为地方性法规。当前，四川省建立了十多种具有创新性、代表性的农村集体经济建设模式，比如股份合作制和资源合作联合发展等，其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展现新的风貌，提高区域融合发展，同时还有利于农民提升收入，促进农民生活条件改善。


一、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四川省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促农增收作用显现，群众满意度较高。一是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 总队今年在成都、绵阳、眉山、阿坝等15个市、县抽取近200个行政村和1000余名村民开展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农村集体经济总资产较三年前实现增长的村占97.4%，其中资产增长50%以上的占26.0%。与2019年相比，2021年有77.0%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呈增长态势，其中收入增长10%以上的占58.7%，增长


50%以上的占22.5%。二是经营模式多样化。调查显示，入股分红、资产出租和土地流转是采用最多的三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分别占48.0%，36.2%和38.8%（均为多选），另外产业带动和农村旅游等模式也占一定比例，分别为27.0%和9.7%。三是总体盈利面占比较高。调查显示，2021年，83.7%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盈利， 出现亏损的仅为5.1%，保本经营的为11.2%。据分析，盈利面较高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模式有关，入股分红、资产出租和土地流转等主要经营模式，其经营成本、管理成本较低，投资或租金收入稳定，不易出现亏损情况，这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盈利面较高的主要原因。四是多数村民满意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对于本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受访村民大多持肯定态度。据调查，认为本村集体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占33.2%，认为发展比较好的占34.3%，两者合计为67.5%； 认为发展比较差的仅为5.7%，认为发展一般的为24.2%。村民支持本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意愿也非常高，达到了99.6%，因此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既能够有效满 足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需求，同时也能够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过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产权、职权等界定不合理等难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乡村治理的秩序。此外，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二、四川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


　　四川省大部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建立集体资产管理台账，并且长期没有对资产进行清点盘查，造成有账无物和有物无账的现象并存，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存在较大出入的混乱局面。大部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家底不清， 资产权属不明的现象，加上时间和历史原因，使得产权纠纷不断增加。同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和经济不分的现象。多数农村都选用了最直接“换汤不换药”的形式进入新的集体经济组织，而在这种形式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与村干部“交叉任职”的现象十分普遍。对于村党组织而言，其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是最为主要的。村委会的本质是农民自治组织，其主要功能是社会管理服务。而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是经济功能，其性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然而，现实中村集体经济组织目前却履行着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功能无法得到发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集体财富的积累。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水平较低


　　就当下情况而言，四川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发挥的效用还不明显，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规模还相对较小。这就导致后期的发展效果不突出，呈现出经营水平低下，公共资源消耗过多的情况。同时，大部分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使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方式，而是盲目地进行经济活动， 使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市场化发展、民主化管理以及专业化经营上受到了一定影响。


（三）缺乏持续稳定的经营管理人才


　　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四川省大批农村青壮年选择进入城市发展，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急剧下降，人口老龄化结构相对加深，这就导致集体经济组织领导者的素质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代表也都是由村干部兼任。村干部的年龄都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有待提高，在


面对如何规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总体布局上有着局限性。不论是管理型人才， 还是专业性以及技术型人才，都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对于农村而言，这些人才都极度缺乏。此外，农村人才队伍培养缺乏资金投入， 各种农业经营人才政策激励机制也没有完整的体系，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人才的培养，使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三、四川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措施


（一）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


　　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地位。通过组织振兴和党建引领的方式壮大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得村两委的领导班子能力不断提升。形成村基层党支部堡垒，明确村两委的基本成员。基于村集体经济发展，重点观察那些经商能力突出，文化水平较高，专业能力较强以及思想开放，爱国敬业，乐于奉献的青年一代，将其培养为村委会班子中的一员。从而协调支部成员的年龄，打造成更强、更适应时代发展的村两委班子，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提供根本保障。在村支部的正确领导下， 进一步明确村集体与村委会之间的职权与责任关系，积极肩负起村务党务工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村务与村经济建设相分离的管理制度，合理协调村支部、村委以及村经济建设之间的联系。


（二）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


　　针对农村全部集体资产做出深入系统的清产核资，了解掌握农村集体组织掌握的具体资源，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避免出现资产外流等问题。一是要清算核查没有承包到户的资产，对于资源性、经营性资产以及资金、负债等， 要明确其总量、价值和利用状况，确保账目与证据、实际相符合。二是针对核算出来未录入账簿或清算不清楚的，必须再次进行核实之后并给予公示；对于长时间租借出去或未严格根据手续要求出租的资产，必须及时回收或补齐相关手续材料；对于被侵占的资产，必须按规定退回并赔偿，牵涉到违法的可直接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并追究其责任。三是要进一步明晰资产的产权问题，把资产产权明确到各个村集体成员中，将资产核算结果在集体范围内进行公示。四是构建一条完善合理的资产登记、维护、利用、处理机制，严格执行台账管理。 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机制，完善资产监管机制体制，进一步提高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规范性，促进其财务监管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建立一支专业化的财务管理团队，执行民主理财制度，落实财务公示要求，建立完善合理的村干部


经济问责、追责机制，村干部离职后只要发现存在违规问题，要坚决落实问责制度，避免出现资产私占等问题。


（三）推进农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盘活利用闲置资源


　　一是在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中，股权设置应以成员股为主，把所有的资产采取划分股份的方式明确到各个组织成员身上，以此来获得相应的资产盈利收入。一方面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治理制度，明确组织管理流程，所有重大问题必须采取民主决策方式来进行。构建一条资产股权登记管理机制，明确各个成员的持股数据信息，提供相应的股权凭证。建立完善的盈利分配管理机制，制定公积金、公益金提取标准，切实保障组织成员的利益收入。另一方面要分析研究组织成员持股有偿退出管理制度，当前组成成员退出必须限定在村集体范围内，可以在村集体范围内进行转让流通。二是在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盘活闲置资源。一方面以市场调研为前提，明确市场所需，制定合理发展方向。可以利用集体里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四荒” 地以及果园资产，采取自主开发或招标等途径来发展农村经济，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形成规模化，生态化的农业经营模式，不断赋予农产品新的附加值，提升农户收益。拓宽农业产业链，为农产品提供更多的效益。另一方面挖掘农业背后存在的文化，并能结合生态、旅游功能，使得其集农业， 养生以及旅游等融为一体，探索筹办农家乐，旅游体验馆等，打造完整产业链。此外，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化等一系列现代技术，形成“电商+农业、科技农业和创意农业”等，进一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加农业综合效益。最终使得农村产业能实现规模化生产，完成市场转型，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四）梳理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体制


　　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发展情况下，政经分离必不可少，从而形成科学的治理结构，规范的管理体制。一是成立独立的组织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市 场主体地位，才能开展经营活动，承担经营的盈亏状况。二是将社会服务功能 从经济功能中剥离出来。剥离了社会服务功能，集体经济组织就能迎来质的发 展。三是要处理好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之间的关系。在政经分离的基础上，集 体经济组织负责经济管理功能，村委会负责公共服务功能，而村党支部则负责领导和监督任务。他们之间的关系要逐渐实现完全分离，彼此独立运作，这影响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机制


　　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农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村振兴带头人。做好人才增量工作。一是依据相关政策指导，完善人才招聘计划，借助政策优势，调整鼓励机制，从而进一步 使人才使用格局符合当地发展。对于那些集体经济发展不理想的地区，可以采 取双向培训模式，即通过人才选派以及双向挂职为农村基层带去优秀人才，支持他们进行自主创业，拉动当地发展。二是优化农村经商环境，借助国家政策 扶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融资贷款，进一步吸引各类优秀人才来到 农村创业，实现农业投资到科技成果两者之间的转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三 是联系国内各大高校以及科研单位，争取为专业技术人员创建农村集体经济项 目，将知识产权以及资金等要素融入进股份当中，定期为农民开展教育培训、 宣传技术成果以及经营服务等。在保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为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新鲜血液。


关于党建带工建助力乡村治理的调研报告 以重庆市丰都县实践探索为例


重庆市总工会课题组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三农” 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XX年5月，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将深入推动乡村振兴列为今后五年工作的重点举措，同时强调要强化工会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重庆市总工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按照党政所需、群众所急、工会所能的原则，坚持把助推乡村振兴作为工会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点任务抓紧抓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和关键环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围绕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与，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在结合主责主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上，重庆市总工会成立专题调研组，以党建带工建助力乡村治理为主题，以市总工会在重庆市丰都县开展的实践探索为例，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开展了专题调研，重点探索工会组织依托党建带工建助力乡村治理的方式举措、经验成效、问题困难和对策建议，形成了本调研报告。


一、工会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


　　丰都县是原国家级贫困县，现辖30个乡镇（街道），总人口85万，其中乡村人口55.5万，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进入了乡村振兴新发展阶段。丰都县高度重视发挥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构建可感知、易管控、能“生长”的乡村治理体系，特别强调在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时要注重群团组织协调同步、推动群团组织的党组织应建尽建，让工会参与乡村治理有了党建引领基础。全县每个乡镇（街道）有群团服务点、每个村（社区）有群团综合岗，部分乡镇（街道）、村（社区）建有党群服务中心，让工会参与乡村治理有了工作服务阵地。丰都县现有外出务工人员26.5 万人，其中县内务工人员6．1万人、县外市内务工人员8万人、市外务工人员12.4 万人，外出务工大多数为乡村人口，他们的身份从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让工会参与乡村治理有了直接联系对象。为了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推进乡村治理中


的作用，市总工会立足“三有”现状，以丰都县为试点，积极推动乡村治理工作实践探索，取得积极成效。


　　农民工是乡村家庭的收入支柱，提高农民工社会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民工群体辐射带动家庭成员共建乡村、共促和谐、共享成果，是有效推动乡村治理的关键。市总工会把农民工群体作为工会助力乡村治理的主要抓手，紧盯该群体的需求，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地努力把他们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 推动巩固乡村治理基层基础。


（一）通过广泛宣传促进农民工了解工会组织，做到“吸引过来”


　　为了提升宣传实效、增强宣传活动的吸引力，市、县、乡镇三级工会组织切实结合乡村实际情况优化宣传方法，推动农民工加深认识了解、增强思想认同。一是细梳服务政策。市总工会特别梳理编印了服务事项清单60条，把能惠及工会会员及职工本人、家庭成员的服务事项“打捆”成一张清单，方便农民工了解工会的基本职责、维权服务以及相关政策和工会会员的权利义务。丰都县总工会制定农民工分工会工作职责、女职工委员会工作职责和农民工会员权利义务3项基本制度，梳理县总工会服务农民工会员的项目清单16项和乡镇工会联合会服务农民工会员的项目清单6项，确保工会相关服务工作落到实处。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市总工会和丰都县各级工会抓住春节农民工返乡高潮、春夏农忙季节等时间节点发放农民工入会知识手册、服务事项清单等宣传资料，利用乡镇赶场天设立固定宣传台和通过村村通广播滚动宣传，同时通过智慧党建、智慧工会等平台宣传推送，让外出农民工充分认识到加入工会的作用及好处， 积极营造良好的入会环境和氛围。三是走进农民群众。各乡镇为方便农民工了解相关政策，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院坝会、巡回宣讲、电话访谈、入户走访、微信群、QQQ等方式，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结合农民工的总体状况、工作特点和生活习惯，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引导，既按程序给农民工算清个人交纳工会会费的短期账，又讲透政策给他们算好入会的好处和享受实惠的长远账。通过努力，工会在农民工及其家属中的知晓度和吸引力逐步扩大，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为农民工服务的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二）通过有效方式推进农民工输出地入会，实现“组织起来”


　　为更好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热忱服务农民工群体，市总工会统筹谋划在丰都县先行试点、逐步开展、有序推进农民工输出地入会工作。丰都县于2021年7月在双龙镇、栗子乡开展农民工输出地入会试点工作，20XX年在全县


全域推进农民工输出地入会工作。两年来，市总工会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业务部门多次到丰都县指导推动该项工作，持续探索工会助推巩固乡村治理基层的有效方式，截至目前共吸纳4.5万名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取得初步成效。主要经验有三：一是全面依托党建带工建，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特别是丰都县委 高度重视，把农民工输出地入会工作纳入全县党建工作综合目标考核项目，县 委专门组织召开全县农民工输出地入会工作部署会，压实乡镇党委党建带工建 主体责任。二是建立健全三级责任体系，明确县总工会、乡镇党委、乡镇工会 联合会、各村（社区）党组织的工作职责，做到分工明确、协同推进，形成了 党委统一领导、县总工会协调指导、乡镇工会联合会具体负责的工作格局。三 是注重发挥村（社区）党组织作用，压实村（社区）党组织属地责任，督促指 导村（社区）干部认真开展入户走访调查，准确掌握各乡镇外出务工人员基本 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基础实，为建立村级工会组织、吸纳农民工会员 等工作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人力和工作保障。市总工会不断总结丰都县农 民工输出地建会入会经验做法，在重庆市推动试点扩面，目前重庆市已有13万农民工通过该渠道入会，成为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有益探索和有力补充。


（三）通过优质服务赢得农民工的信赖支持，推动“稳固下来”


　　吸引过来是前提，组织起来是基础，而真正让农民工会员稳固下来才是关键。市总工会致力把工会组织建设成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有事想得起、办事找得到、有难靠得住的职工之家，在推进农民工入会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增强团结教育、维护权益、服务帮扶农民工的工作实效。一是加强活动阵地建设。通过专项经费支持，推动丰都县整合乡镇（村社）党群服务中心服务阵地和工会服务职工群众阵地建设，安排40万元专项经费，进行试点乡镇工会“会、站、家”一体化建设和升级打造，增强休息、学习、充电、饮水、如厕等功能， 为农民工提供多元化、全方位服务。利用活动场所开展党建带工建系列活动， 特别是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法规、开展工会送温暖和文体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深化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充分发挥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公益性和互助性优势，广泛宣传其互助互济功能， 利用其保障力度大、手续简便、赔付及时、管理规范、不以赢利为目的等元素， 进一步增强会员抵御因病致困风险的能力。在推进丰都县农民工输出地入会工作的同时，以农民工参加工会缴纳的会费全额为其购买职工互助保障计划，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截至目前，共有3人获得理赔、获得理赔金额3


万元，救助慰问12人次、慰问金额2.7万元，组织了多批次的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惠及职工上万人。三是倾情开展维权服务。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开展维权服务，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目前已累计接受法律咨询上千人次，帮助外出农民工追讨欠薪3件，并以此为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报道，广大农民工纷纷点赞有“娘家人”帮助“撑腰”。加强关爱帮扶，慰问因病受灾困难农民工162人、高温一线作业农民工300余人，共计发放慰问资金近10万元，每季度组织志愿服务队入户探望农民工家庭留守人员，并对困难家庭开展关爱帮扶活动，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聚焦农民工就业发展需要，各级工会常态化开展送岗位、技能培训等活动，提升广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素质。特别是与四川省总工会在丰都南天湖联合举办20XX年川渝旅游服务技能大赛，着力提高职工服务技能，培育乡村旅游技能人才，推广宣介美丽乡村，以旅游服务业推动乡村振兴。这些优质服务活动，扎扎实实地向农民工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和工会的温暖真情，逐步成为了推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方式，提高了党和工会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地位，激发了乡村振兴的组织动能，进一步夯实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在工作整体推进的基础上，丰都县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工会参与乡村治理的特色方式方法。如三建乡探索建立村


（社区）联合工会，进一步调动和激发村（社区）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三建乡20XX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栗子乡江南村探索将职工小家和农户小家联系起来，参与牵手的职工小家和农户小家已达24对，牵手形式从单一的职工小家牵手农户小家拓展为分工会牵手农户院落，更好发挥分工会的组织优势。双龙镇田家山村组建党建指导、留守关爱、健康服务、就业促进、法律维权等5 个农民工专项服务工作组，让工会工作有机融入，常态化开展送服务、送温暖、送健康，送法律、送岗位的“五送”活动。双龙镇回龙场村探索实践“三微三事”（细分微网格、建立微组织、建设微阵地、共议发展事、互助困难事、倡树文明事）共建和美家园乡村治理模式，组织开展“最美农民工”评选、“建言献策家乡发展”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优势，积极促进乡村治理取得实效。


二、工会助力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丰都县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喜人成绩和有益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深入探索、研究解决，持续提升工会助力乡村治理的


效能。


　　（一）助力夯实乡村治理基层基础还不够有力，组织覆盖还需从“有形” 向“有效”转变


　　全面推进农民工输出地入会工作以来，丰都已累计吸纳4.5万名农民工会员，但从入会体量、质量上看，仍需进一步扩面提质增效。一是农民工输出地 入会率有待提高。数据显示，丰都县外出务工人员26.5万，农民工输出地入会率为16.9%，根据相关输入地入会率数据测算，工会组织对输出地的覆盖面还需 进一步拓展。二是农民工入会质量有待提升。经走访，部分会员存在人情式、 命令式、观望式等非自愿入会情况，会员对工会组织不了解、对会员权益不清晰等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会员流动性较大，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凝聚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三是党建带工建的引领带动作用还有待发挥。工会 组织与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的联动性还不够强，资源还缺乏有效整合，载体还缺乏有效互动，作用发挥还不平衡，部分村社群团工作点还未能有效开展工作。


　　（二）助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还不够高效，工作举措还需从“有序”向“有 方”转变


　　一是思想政治引领有待加强。丰都县过半人口在农村，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7%，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夹层”群体，外出务工人员情感与认知产生冲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异化的价值观。观念的深刻变化对深入开展思想引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工会组织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丰润道德滋养，不断夯实乡村治理良好德治基础。二是权益维护能力有待加强。当前农民工用工方式灵活多样，部分农民工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其就业方式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就业契约去劳动关系化及流动性强、组织程度偏低等特点。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此类劳动关系领域矛盾对权益维护提出了新要求，工会组织还需努力破除劳动关系认定瓶颈，加大力度引导农民工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 不断营造乡村治理良好法治氛围。三是参与治理效能有待加强。


　　当前农民工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显著增强，在增收致富基础上，还要求更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依法主张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工作地域分布广泛和经费限制，工会组织引导入会农民工参与基层民主治理形式较为受限、渠道较为单一，会员的参与度还不高、归属感还不强。


　　（三）助力激发乡村治理活力还不够明显，竭诚服务还需从“有力”向“有 为”转变


　　一是服务普惠度有待提升。工会组织重视关注帮扶困难职工较多，普惠性 服务项目偏少，送岗位、技能培训等活动主要采取线下为主，线上服务平台需进一步拓展；互助保障还需进一步探索普惠增值服务，打造服务职工的大健康管理平台，推动互动常态化、提升服务活跃度。二是服务能力有待提升。丰都 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40岁以下占到8成以上，而目前乡镇（街道）工会工作人员年龄偏大且兼职过多、变动频繁，工会工作缺乏延续性，培训速度远远跟不上工会干部更换速度，工会干部专业不精、业务不强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职工“娘家人”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三是服务衔接有待提升。农民工 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之间的协调配合还不够高效和紧密，尚未实现会员一次入会、动态接转、入会率实时掌握，会员流动又流失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三、深化工会助力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XX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工会要坚持党建带工建，立足工会职能、用好组织优势、汇聚更大力量，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助力提升乡村“三治”水平、增强发展后劲上做文章，为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高效实施贡献工会力量。


（一）拓宽组织覆盖，助力提升乡村自治水平


　　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的桥梁和纽带，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目前，乡村青壮年劳动力以外出务工为主要工作途径，如何把外出务工人员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乡村工会组织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一是要层层落实责任。区县、乡镇两级党委要发挥党建统领优势，将基层工会建设 纳入年度党建考核内容，明确各级分管领导、牵头负责部门和第一责任人，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区县总工会协调指导、乡镇工会联合会具体负责、镇村联动的工作推进机制。二是要坚持党工共建。落实“哪里有职工，哪里就必须 建立工会组织”的原则，大力推广丰都县农民工输出地建会经验，依托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小三级”工会组织体系，进一步强化乡镇工会联合会建设，推进镇村工会联合会一体化建设，普遍建立村级工会组织，落实活动阵地，确保村级工会应建尽建。三是要广泛发动入会。积极利用春节农民工返乡、乡镇赶


集等时机，发放农民工入会知识手册、宣传资料，入村进户开展工会知识宣传， 用简明的道理、生动的案例，讲清楚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关心关爱，讲清楚工会的性质宗旨、基本职责，讲清楚工会会员的权利义务、能享受的服务保障， 让农民工及其家人充分了解加入工会的作用和好处，增强入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群众紧紧凝聚到党的周围。


（二）深化依法维权，助力提升乡村法治水平


　　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工作，也是助力乡村法治的有效举措。一是要深化普法宣传。结合农民工务工地变动较大的实际，着眼农民工关心关注的问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法、农民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方式，推动市、区县两级普法宣传活动上网、下乡，一方面要把“春风送法律、平安万里行”“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等法律服务活动开展到村镇集市，积极引导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等，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利用微视频、抖音、快手、微信等互联网平台，组织普法微课堂在线直播，推送劳动关系法律法规链接，转发防骗反诈微视频等，切实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群众法治意识。二是要深化法律援助。健全工会法律援助服务应急响应机制，完善以法律援助热线、网络求助、村镇工会反馈等多种诉求反映渠道，根据务工地不同，市内由属地区县总工会负责、市外由市总工会协调用工地总工会或派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大力构建应对及时、覆盖广泛、服务专业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三是要深度矛盾化解。建立农民工输出地工会与输入地工会远程调处劳动纠纷机制，善用本乡本土的情感优势安抚情绪、协商解决方案，切实将矛盾消弭在萌芽状态；发挥工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的组织优势，区县、乡镇工会要帮助指导村级工会组织主动参与到乡村矛盾纠纷调解沟通工作中，通过专业说法、以案释法等途径，引导农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到以点带面的良好示范作用。


（三）加强文化引领，助力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是乡村德治的实现途径，也是工会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重要手段。一是要用高尚精神塑造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通过返乡农民工院坝会、农民趣味运动会、重阳尊老敬老等参与感强、趣味性高的群众性活动，把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转化为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


为习惯，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生动局面。二是要用身边故事引导人。探索建立农民工与留守村民沟通交流的多媒体一体化平台，不定期推出农民工务工期间的好人好事、乡村的新变化新发展，转发警示小视频、小提醒，不断激发正能量，形成扬正弃陋的良性循环。三是要用贴心服务感动人。着眼农民工所思所想所急所盼，大力开展好心理健康、精神文化生活保障等服务。把工会服务触角向农民工家庭延伸，更加注重关心留守乡村的老人儿童，制定出台困难农民工家庭精准帮扶措施，把免费体检等互助保障公益服务项目送进乡村， 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为缺乏劳动力的留守家庭提供帮助，缓解农民工后顾之忧， 积极营造现代乡村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四）壮大发展动能，助力强化乡村治理保障


　　乡村经济是实现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的物质基础，高质量的乡村治理是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工会要利用自身优势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夯实治理基础上出实招、用实劲。一是要增加就业。区县、乡镇工会要担起农民工教育培训主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利用农闲、返乡等时机开展多样化、多工种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群体综合素质能力，增加农民工就业选择面。市、区县工会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吸引企业投放工作岗位，及时发布企业招工信息，为农民工就业择业搭建平台。二是要助兴产业。工会组织要积极引导、支持、鼓励、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争取银行等金融机构扶持政策，提供优质创业贷款渠道，着力解决农民工创业融资的问题；为农民工创业者提供创业政策咨询与培训，帮助农民工提升法律、企业管理、财务、网络技术等各方面的基础知识与技能；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创业农民工在项目选择、生产经营等方面帮扶指导，组织爱心企业、劳模企业对口支持农民工创业项目，定期组织创业农民工到相关企业学习锻炼、交流经验，帮助农民工成功创业。三是要帮带农业。工会要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助推城乡互补共赢协调发展。在工会经费使用上出台农村农业发展支持政策，推动大型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等工会组织与村级工会结成帮扶对子，帮助乡村企业解决农副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的问题；帮助乡村发展旅游业，打造新农村观摩体验、休闲度假等绿色生态的特色旅游项目，积极推动创建乡村职工疗休养基地，形成支持乡村振兴的新常态。


国有企业越级信访问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侯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这为国有企业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在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信访工作对于企业和员工之间关系的维系、企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面对新的发展趋势、新的时代背景、新的群众期待，信访工作也迎来新的挑战。如今国有企业信访工作肩负巨大责任、背负巨大使命。本文将立足于分析国有企业出现越级信访问题的原因，不断对源头排查体系、作风整治体系、领导接访体系、调解帮扶体系进行健全和完善，推动信访体系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国企越级信访的成因分析



　　造成越级信访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作风建设、领导觉悟认识、信访流程、员工维权意识等，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管理体系、改革进度、主要业务、薪资制度等。总结起来，问题主要呈现在五个方面。


工作不到位，“敷衍”出来的越级信访


　　一方面，部分企业信访管理部门在对待和处理信访工作时，态度较为消极， 对信访问题的认识也有所欠缺，不能很好地判断信访问题严重程度，对上级部门有关政策不够熟悉、对基层问题了解不够深入，造成了信访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分类和归纳，在有效解决时自然也存在困难，致使越级信访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部分信访部门管理人员没有相应的解决信访问题的能力和处理经验，解决问题的思想固化、手段单一，在遇到特殊问题、敏感话题、棘手问题时很难妥善处理，这就导致一些基层的信访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不断激化矛盾，进而转为越级信访。


机制不顺畅，“催生”出来的越级信访


目前，大部分企业内都设有专门的信访举报部门，并配备信访办公室、电


话、匿名举报箱等，扩宽了群众的信访途径，但是很多企业在设置举报途径和通道时，没有很好地将地理位置、工作性质等因素考虑在内，比如很多企业在设置举报箱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位置因素，将其安装在监控范围内或位置明显区域，这就使得很多信访举报者产生顾虑，基于对个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 从而选择其他的信访途径，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网上举报越发快捷方便， 这就使得越级信访举报事件频繁发生。


职责不清晰，“推诿”出来的越级信访


　　一些信访举报中提供的线索有限，且举报的问题较为复杂、线索不清晰、信息待确认，这就使得受理部门需要和其他部门相互配合共同解决，如果遇到企业内部权责划分不清晰，就会在信访问题的解决上发生“踢皮球”“问题上交”等情况，从而导致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石沉大海，也会使得越级信访问题越来越多。


管控不合理，“激化”出来的越级信访


　　一方面，部分企业在面对新的情况和形势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在内控制度的制定和实行上多以既有制度为主，缺少创新，和社会发展、行业进步、员工诉求产生了脱节，不能很好地满足员工需求。另一方面，少数企业在制定员工待遇、职位晋升制度和方案时，采取内部决策方式，有时还会发生不按既定流程进行操作的情况，对决策内容也不进行公开，使制度得不到有效落实， 部分员工的利益受到损害，影响了企业内部公平公正，部分员工为维护自身权益不得不进行越级上访。


引导不到位，“盲目”出来的信访


　　部分企业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缺乏对信访相关知识和流程的宣传介绍。


　　即使部分企业开展了相关的宣传工作，但是宣传力度、解决问题的针对性还远不到位，例如只设立了基本的信访举报渠道，但是缺乏对渠道的宣传，从而导致员工选择越级信访。


国企越级信访问题的解决对策


　　要想有效解决越级信访问题，避免矛盾激化，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就要始终坚持并落实“源头预防、夯实基础、健全机制”的信访工作要求，提高信访工作的针对性、及时性，不断完善“四大体系”建设，让问题在源头得到解决，着力让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建立源头排查体系


　　定期排查。“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要想让问题在源头、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就需要将信访排查工作常态化，做到“四早”，即早发现、早介入、早掌控、早解决。要加强企业内部风险预估和预防工作力度，对问题和隐患做到心中有数、未动先知、及时处置。


　　疏通渠道。不断完善企业内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针对企业业务、发展前景、员工福利等，让广大员工参与其中，提高员工参与度，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 更好地为员工服务。


　　夯实责任。积极主动在基层和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各层负责制， 将责任进行细化和落实，将权责进行明确，同时对工作定期“回头望”，掌握信访举报问题处理的满意度，杜绝重复信访。


夯实作风整治体系


　　狠抓思想建设，树立服务意识。相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要始终树立“全心全意为员工服务”的意识，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工作。在工作上要主动去到一线、去到群众身边，征求群众意见、关心群众问题、解决群众矛盾，疏通基层单位和员工反映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双向渠道”。


　　做到以上带下，发挥干部表率作用。要坚持负责人定期检查和信访接待工作责任制，完善分管包保制度，建立健全与员工沟通交流的信访工作机制，以上带下、积极主动开展信访接待工作，提高员工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信任度。


　　善于解决问题，提升工作实效。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对优者表扬，反之责罚，激励信访工作人员多干事、干好事，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愿意主动反映问题。


固化领导接访体系


　　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建立健全常态化领导接访制度，在企业基层部门实行负责人参与制度、各部门联合接访制度，将接访工作进行细化、分配和落实， 完善落实、监督跟进、结果反馈等流程，各部门合力解决信访问题。


　　紧抓监督检查。建立接访负责制，对信访反映的重点问题进行关注和紧抓， 并将信访工作纳入到各企业和相关管理人员的考核中，对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开展量化考核，对问题解决时效和成效进行考察和评估，对未及时处理信访工作而导致重大事件发生且影响到企业发展和形象的，考核时实行一票否决


制，并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追责。


　　严格遵守相关原则。向信访人员言明相关的信访制度和组织纪律，保护相关信访人员的隐私和权利；对信访过程中不属于信访问题的部分，及时对信访人员进行说明并转交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处理；向信访人员及时反馈问题处理结果，并关注对信访人员有无报复行为发生。


完善调解帮扶体系


　　排查不稳定因素。坚持下到一线，到员工身边进行推心置腹、细心的交流， 分析出现的问题，做到责任没有落实、问题没有解决、隐患没有处理“三个不放过”。


　　理顺办理调解流程。在收到信访问题时，能够当场处理的要及时进行处理， 需要后期进行协调当场不能及时处理的，要按照信访流程和分工进行调配，保障信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关心干部员工切身利益。站在员工的立场上切实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到真正把员工放在心上，真正办好事、做好事。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信访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以群众为根基、以信访为纽带、以问题为抓手，牢记一切为了员工，一切为了发展的企业理念，建立起一套科学、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 做到服务员工、凝聚人心，携手员工共同建立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企业，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越级信访问题。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分析


上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夏勇


引言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主要是负责投资与融资业务，通过对国有资产的合理分配、使用，提升国有资产的应用价值，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当前， 部分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因为管理不到位，出现一些问题，影响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水平。为解决这一问题，促使国有投融资平台进一步发展，本文就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一、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相关内容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就是由地方政府牵头设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其中， 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等有关机构的信用是该平台公司的运行的关键，通过财政拨款、注入土地或者股权等资产的形式，使企业成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的经济实体。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建设的目的，是提升国有资产的利用价值，带动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普遍具有公益性、信用价值高的特点[1]。该类型企业运行中，以政府信用为前提，通过对银行资金、财政部门资金的开发、利用，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使当地经济水平得以提升。国有投融资平台经营中，应明确自身职能作用，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为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保驾护航。


二、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规划意识不强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发展规划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并没有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与自身特点进行规划，使公司的运行出现一些问题。致使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规划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部分公司领导人员没有 意识到发展规划的重要性，缺乏对这一工作的关注，影响了发展规划工作的实 施。部分管理者认为发展规划会消耗公司一些资源，且不能保证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效果，会对其他工作的实施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没有为发展规划工作开展投入更多的精力[2]。第二，部分国有投融资平台人员规划能力较差，不能为 公司发展提供适合的规划方案，不利于投融资平台公司发展提供支持。国有投 融资平台公司，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通过合理规划，可以提升国有投


融资平台公司的经营能力，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实际工作中，部分管理人员忽略与实际的衔接，使公司发展方向与实际脱轨，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与建设。


（二）资金使用不到位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项目具有投资回报速度慢、周期长的特点。在项目投资中需要较多资金的支持，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为国有企业带来经济效益。通过对实际工作情况的分析，发现部分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为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在不了解项目的情况下就进行投资、融资。由于各个项目的不确定性， 所以会使企业的资金受到影响，出现现金流量不足或者资金链断裂的影响。若是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出现资金问题，会影响融资、投资项目的实施，不能体现出国有投融资平台的运行质量。此外，部分国有投融资平台企业为提升资金回报率，会选择短期或者规模小的投资项目[3]。这一行为，虽然可以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但是不利于当地民生、经济发展。


（三）员工素质有待提升


　　在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中，需要一支具备丰富工作经验与业务能力的人才， 通过专业知识的运用，才能保证公司内部运行质量，为公司项目发展提供支持。由于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所以在人员队伍建设上出现一些问题，影响投融资项目实施效果。首先，部分公司的人才招聘标准与岗位要求不同，无法招聘到适合岗位特点的人才，影响相关工作实施效果。其次，人才管理不到位。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中，需要采用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对员工分配适合的工作，使其发挥自身的价值，提升岗位工作效果。由于人力资源部门缺乏资源合理分配意识，所以无法保证各岗位员工工作效果。最后，人员培训不到位，不能为员工提供及时有效的培训，使部分员工的业务能力出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影响相关工作实施效果。


（四）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中，应结合公司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管理制度， 通过对各个环节工作的约束管理，提升公司运行质量，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保障。在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中，出现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不能约束工作人员的行为，使各部门人员积极参与岗位工作。以员工管理制度为例，公司员工管理中，应建立考核评价、奖惩制度与晋升制度，让员工在完善管理制度中形


成规范化操作意识[4]。由于公司缺乏制度优化意识，所以不能真正约束、规范员工的行为，从而影响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效果。


三、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发展对策


（一）立足实际，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下，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并要求各部门人员按照相关规定操作，为单位管理工作规范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加强公司体制方面的建设与管理。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中，应该完善自身的管理机构，确定管理组织结构组成与管理体系，使投融资平台公司各项工作有秩序地进行。明确的组织机构与监督机构， 可以提升各部门职责意识，使各部门人员在相互监督、约束工作中形成良性工作氛围，为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提供内在保障。其次，加强对管理机构的监管，提升职能部门的履责意识。公司内部各个部门应该对自身的责任、工作范围、工作职能等产生初步的认识，并自觉接受监督部门的监管，使公司投融资工作以规范化的方式进行。为提升监督管理效果，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从不同的渠道、方法开展监管工作。若是发现问题，要求相关人员做好整改工作，防止出现影响公司正常运行的情况[5]。最后，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建立资金使用计划，要求各个部门根据相关要求使用资金，提升国有投融资平台资金利用价值，防止出现资金被挪用或者滥用的情况。实际工作中，发现监管部门的作用，对各部门或者子公司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将监督工作作为提升各部门资金使用意识的媒介，为提升资金管理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对员工的管理


　　在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发展中，应意识到人员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结合公司发展需求与自身管理特点，做好人力资源管理，以提升员工综合实力，为公司发展提供内在动力。首先，做好人才招聘工作，基于此提升人才队伍建设质量。在人才招聘的过程中，需要对岗位工作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各个岗位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并将此作为招聘的依据，制定招聘标准，面向人才市场进行大范围、大规模招聘。如，某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提出以下招聘标准：第一， 招聘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品质：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立场坚定，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2．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及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年龄条件；3.符合招聘岗位所需的户籍、学历、专业及其他要求。第二，招聘岗位。本次社会招聘国有企业正式员工24名。同时，针对企业招聘岗


位的特点，采用招聘考试采取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也就是说，所有应聘人员必须经过笔试与面试后，符合相关标准才能进入企业。


　　其次，做好应聘人员的岗前培训工作。当招聘结束后，应该对进入公司的员工进行岗前培训，提升其对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了解，为高质量工作开展提供保障[6]。在岗前培训中，以员工实施情况为基础，结合岗位要求，对员工进行业务技能方面的培训，为其适应岗位工作提供保障。


　　最后，加强对不同岗位员工的培训，提升各个岗位人员的综合素质。针对员工岗位需求，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技能方面的培训，使其掌握岗位工作方法与技能，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素质。以某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为例，为提升员工的专业性，以《新时期国企改革的实践分享》为题，围绕国企改革背景、资产整合、商业化转型、如何降低负债成本、新时期国企改革怎样开展、怎样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等，与员工进行深入互动，同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与国有企业实际，就国企改革、融资平台优化升级，给出意见建议，对进一步推动融资平台优化升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


（三）加强对资金的管理


　　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中，转变传统资金管理模式，借助信息技术手段， 进行资金管理，将公司内部资金集中在一起，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资金合理分配、控制与应用，为提升资金利用价值与分配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以资金集中管理为例，资金集中管理模式运用的目的，就是提升公司资金使用率，减少资金闲置、资金链不足的现象出现。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资金分布在不同的部门， 每个部门发展需求不同，对资金的管理模式也不同。资金集中管理模式的应用， 弥补以往资金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为财务部门了解资金使用情况、收入情况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促使资源合理运用与分配。利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开展工作时，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集中性原则。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中，应坚持集中性原则，将企业内部的所有的资金整合在一起，利用统筹管理的方式，实现资源合理分配，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其次，均衡性原则。在资金集中管理工作中，应以公司业务需求，利用全面预算管理或者其他的手段进行资源分配工作，将企业资金分配到不同的部门，以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7]。最后，配合原则。在资源管理中，应增加各部门人员之间的互动， 使各部门意识到资源合理运用的重要性，并主动配合相关人员，为资金合理运用做好铺垫。


　　此外，发挥信息技术手段的优势，建立资金管理系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管理公司内部的资金，使企业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应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 提升资金管理效果与质量，能够将分散的资源集中在一起，对提升投融资工作质量与效益具有促进作用。


（四）提升公司风险防范能力


　　在国有投融资平台经营中，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出现运行风险，使企业提供融资项目受到影响。为提升风险防范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 建立风险控制制度。为提升公司投融资效益，提升国有资产的稳定，应针对公司中潜在的问题制定风险防范制度，提升对公司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并在制度的约束下降低运营风险发生的概率。实际工作中，转变管理人员与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做好投资项目的调研与分析，通过财务人员、业务人员的共同参与，建立投资报告，使管理者了解项目投资回报情况，为决策提供依据。第二， 引进专业人才，提升风险管理效果。企业经营中应明确风险防范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并结合投融资工作需求，利用培训、专题教育等方式，提升风险防范人员的专业素质与能力，使其在学习中提升自身素质，为高质量工作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还应提升基层员工对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并要求基层员工按照相关规定或者要求操作，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为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发展提供动力。


（五）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为维护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稳定，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应丰富公司资金渠道，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提升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首先，做好融资工作。以往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运行资金主要来自地方政府部门或者通过政府信用向银行借款。由于企业资金来源比较单一，所以出现资金结构不合理的情况[8]。为解决这一问题，丰富企业资金来源，应转变传统发展观念，发挥政府部门的带头作用，增加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合作，为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提供更多的资金，使两者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其次，做好投资工作。一般来讲，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会通过对地方基层设施建设项目、道路交通建设项目等工程的投资，实现自身的价值。由于此类项目资金回收率较慢，且具备公益性的特点，所以不能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为解决这一问题，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管理者应做好战略规划工作，不仅要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参与其他类型的工程项目，通


过多元化投资的方式，维护自身的稳定，促使地方经济更好地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营中，存在较多类型的问题，如专业人员缺失、发展规划不合理等，无法展示出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作用。实际工作中，应建立完善管理制度，明确组织机构与监督管理部门的责任。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与职业素养，为资金管理、风险管理提供保障，同时，优化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资金来源，利用融资与投资，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促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


河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中原工学院　　孟繁雪


　　目前中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河南省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落实绿色产业，降低碳排放强度等都是河南省“十四五规划”中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近些年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环境问题等也在制约着河南的发展。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引领力，如何转变传统生产发展方式，走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河南省经济发展探索的重点。


一、河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能源加工转换效率较低


　　能源转换率是一个能考察能源加工设备、生产技术及管理制度的关键指标。它主要反映一段时间内，能源经过加工后，产出的产品数量与投入的原料数量的比率。随着加工设备的更新，技术水平的提高，河南省的能源加工转换率也一直在增长，2016年是近些年的最高值，达到了75.03%。从1995年至今，能源加工转换率提升幅度不大，而且2016年之后不进反退，一路回落，到2020年为69.59%，相比1995的59.73%，仅增长16.5%。能源加工转换率主要有发电及供热效率、炼焦效率、炼油效率。纵观数据可以发现，虽然炼焦效率、炼油效率比率增长缓慢，但是到了2020年，它们的效率都在95%以上。反而是发电及供热效率较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到2018年才超过45%，至今仍然低于50%。因此想要提高河南省的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影响最大也最见成效的应该是尽量提高发电及供热的效率（表1）。


　　与中国整体的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相比，2019年中国的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为73.3%，河南省为69.75%，效率相对偏低。从1995年至今，河南省增长速度比中国整体要快，不过还是达不到整体水平。同属于中原地区的山西省，起点很低，1995总效率仅为38.73%。但是后来居上，2016年达到了74.8%，已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之后继续提升，与山西省相比，河南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2）。


（二）能源消耗较高


　　从表3可以看出，河南省近些年的能源消耗总量一直在增加。从2010年的1.896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20年的2.2752亿吨标准煤，增幅为20%。人均生活


用能从2010年的179.79万吨标准煤到2020年359.68万吨标准煤，增幅为100%。能源消耗总量持续增加，居民日常能源消耗量增长迅速。目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全速发展时期，一方面，河南省的支柱产业还是以制造业为主，资源消耗较多；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大量的高能耗电器步入了人们的生活， 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带来对高能耗需求的急剧增长。同时，大量温室气体被排放导致了环境的持续恶化，而高碳能源的消耗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此，河南省对能源的需求只增不减，这与低碳经济发展相矛盾。然而河南省的主要发展产业就是工业，又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主要领域。从表3可以看出，从2010—2020年，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采矿业能源消耗量下降明显，制造业仍然消耗能源较多。河南省这种资源型产业发展很难快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主导产业层次较低，结构单一，导致河南省不得不依靠传统产业来促进经济发展，难以突破经济增长的上限。如何在不影响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促进低碳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环保是必经之路。


（三）产业结构不均衡


　　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按照我国产业结构划分标准，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副渔，能耗较低，但产值也相对较低。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产值相对较高，能耗也比较高。第三产业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其他产业，产值较高，能耗相对较低。 根据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同时，能源消耗也相对较少。第二产业能源消耗高，发展越快，碳排放越高，与低碳经济发展相矛盾。


　　由此，实现产业低碳化，对低碳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从统计年鉴数据来看，河南省各产业比重近些年变化较多，第一产业由13.8%降到了9.75；第二产业由53.75降到了41.6%；第三产业由32.5%升到了48.7%。随着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河南省的产业结构愈发合理。相比2010年， 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22%，而产值相对较高，能耗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比重提升了将近50%，这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过相比全国，在2020年， 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了54.5%，占比在一半以上，更加低碳高效，河南省产业结构还要继续优化调整。


　　工业产业结构能耗呈现“三高一低”的特点。河南省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较大，其中化学加工、金属冶炼、电力供应等高能耗行业在工业中占


比较大，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5.8%。在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中，还是以传统行业为主导，冶金、建材等传统行业增加值占比为46.2%，而新产业占比为22.4%， 新产业更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了41.8%，说明河南省工业结构还是以资源型为主，能源消耗巨大，消耗能源以煤炭石油为主， 是能源消耗、污染环境的重点领域，也是节能减排的重难点。


　　2020年，全国平均第三产业比重为54.5%，而河南省尚未过半。河南省的产 业结构比起之前，已经优化不少，第三产业占比从32.5%到48.7%，产业结构逐渐向着良性方向调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加速度也不如全国平均水平，在2020 年，全国排行仅在21名。同时，河南省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慢，虽然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在2020年达到全国第七，但是还是由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支撑起来的，这些行业贡献了整个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3.9%。河南省位于中部地区，交通发达，连接东西部地区，但是很多产业空有优势却没有发挥出来， 例如物流业。大多数物流企业规模小，没有竞争力，整个行业发展不够理想。在现代服务业中，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发展较好，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等行业发展同样不好。河南省文化资源丰富，名山盛水，在2020年，文化行业增加值却只有614.67亿元，在河南省行业增加值中为倒数。河南省普通高等、中学、小学在校人数均具全国首列，但是985、211等双一流大学却极少，教育行业多而不精。传统服务业对河南省的第三产业影响颇深，一方面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也因为传统服务业人力资源密集，能耗较高，污染较重等因素，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受到了制约。现代服务业因其附加值高、低污染、低消耗等特点，有益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低碳经济模式需要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而要发展良性的第三产业结构，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能源结构不合理


　　从表5可以看出，2010年以来，河南省能源消耗总量一直在增加，但能源生 产总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能源生产总量不及能源消耗总量。河南省主要能源资源以煤炭为主，能源生产构成中，煤炭生产占比基本都在80%以上，石油和天然气比重很少。由此可以看出，河南省能源生产结构特点，多煤少油少气。河南省能源生产总量与消耗不平衡，能源生产构成不均衡，都对河南省低碳经济发展造成压力。


　　根据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要求，能源消耗应尽量利用清洁能源，以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受自然资源条件的影响，河南省能源消耗还是以煤炭为主，尽


管近些年来煤炭消耗比重一直在降低，到2020年，仍然达到了67.6%的比重。而煤炭的碳排放要高于石油和天然气，这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冲突。石油和天然气及其他能源消耗都在提升，尤其是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从2010年的3.0%提高到16.4%，在2020年的能源消耗构成中仅次于煤炭的消耗。清洁能源逐渐发挥作 用，全省的能源消耗结构有所优化。另外，河南省可以利用的清洁能源较为受限制，水能源受自然条件约束，发展核电能源优也不具备势。较为理想的清洁能源就是风能和太阳能等，不过考虑到技术和资金的原因，短期内难以对低碳经济产生较大的良性影响。


二、河南省低碳经发展对策


（一）创新生产要素配置


　　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发展。要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就是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低碳技术的创新是关键。河南省对低碳技术创新方面不够重视，能源利用率较低，整体研发创新能力不足。河南省要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加强政策支持，完善相关制度，激发主体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政府通过制度改革， 增加企业创新的外在压力，“倒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高校等专业机构参与， 从而更好地促进低碳技术发展。


　　发展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清洁能源一般都具有储存量大、可循环 利用、污染极少、绿色环保的特点，清洁能源的利用开发，有利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一方面，开发更多的清洁能源，增加清洁能源的利用，从而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降低煤炭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可以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提高电力系统中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增加低碳能源消耗，减少高碳能源使用。


　　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管河南省的第二产业是能源消耗、 环境污染的主要领域，但是第二产业也主导了河南省的经济增加，无法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第二产业的高碳问题，不过数字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困境。第一，使企业生产更加精细化。研发环节，虚拟仿真可以最低程度地减少能源和材料消耗；运输环节，供应链技术帮助提供供应方案最优化；销售环节，大数据技术帮助寻找优质客户，及时了解市场变化，降低宣传成本。数字技术在多个环节，帮助企业减少成本，降低能源消耗，使资源配置更高效，制造效率更提高。第二，使企业资源利用更高效。想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循环利用必不可少。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采集工业废料信息，实时监控废料流向，


进行分析使用。优化工业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既可以减少能源损耗，也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企业发展更绿色环保。


（二）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低碳化。传统产业对河南省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尽管传统行业往往更加高碳、人力资源密集、消耗大，所以短时间内不能放弃传统产业。要发展低碳经济，先着手传统产业，首先是缩短电力、有色、建材等产业链条，使上下游的产业链尽量低碳化。其次，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制造业的三个环节， “设计”与“销售”往往利润点更高，碳排放更低，而中间的“制造”环节， 附加值低、高消耗、高污染。所以，制造业的利润点最好向价值链两端延伸， 从“设计”和“销售”环节下手，既可以提高企业利润，也可以减少能源消耗。


　　发展低碳产业。除了使传统产业尽量低碳化之外，发展低碳产业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法之一。首先，第二产业可以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等行业，建立新兴战略产业基地，助力新型产业发展。其次，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河南省劳动人口较多，可以多发展服务业。一方面优化调整传统服务业；另一方面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利用产业集群优势，扩大规模，提升层次。扩大服务业领域，河南省交通便利，文化资源丰富，可以多发展文化、旅游、物流等新兴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比重，使河南省产业结构更加低碳化。


（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从制度层面上，政府应该为发展低碳产业提供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发展低碳化，建立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政策机制、投融资机制等，完善低碳经济制度体系。从法律层面上，制定适合本省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扶持低碳产业，量化低碳目标。对于高污染行业，严格审批，约束投入，减少财政补贴，可以给予低碳产业一定的补贴。进一步细化低碳标准，使低碳指标和评价体系更合理，对企业碳排放的监控更可操作。完善低碳经济执法制度，执法人员要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关注， 意识到重要性，定期接受相关培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及时全面地监控企业排污情况。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及分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刘畅


引言


　　当前阶段，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渗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以往中小企业在融资的过程中，由于金融机构还有银行难以全面了解企业的信用资质和盈利状况，所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较高。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过去以金融机构为主的融资形式产生变化，让融资双方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降低，融资活动可以产生在任何时间地点。贷款流程也得到简化，融资效率得到提高。


　　笔者认为，当今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具有支付交易中介以及融资等功能，是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能够缓解中小企业在传统融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并且拥有传统融资所不具有的优势和技术，而这也使得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一、中小企业融资概述


（一）企业融资概括


　　中小企业融资是金融机构根据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及现有资金对中小企业开展的针对性融资解决方案。即企业展示自身发展状况、现有资源、未来规划等，通过相应的融资渠道，说服企业的投资者及债权人以便筹集到企业所需资金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


（二）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渠道


银行借款融资渠道


　　银行贷款作为传统的融资方式通常是企业的首选融资渠道。中小企业的市场与其他大型企业相比，更容易被市场淘汰，因此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将承担比大型企业更大的风险。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小企业选择银行贷款的可操作性较小。


金融租赁渠道


　　金融租赁是一种较为新颖的企业融资方式，能够有效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采取分离租赁物品的所有权、使用权的特殊方式利用其特殊优势条件进行信贷、贸易、租赁等活动。租赁物的所有权可以根据承租方选择的租赁设备以及供应厂商，对承租方提供一定的资金。承租方与出租者签订合同，


在此期间，设备的一系列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都转交于承租者所有。


民间融资渠道


　　民间融资相对于其他融资方式，它的优点是：更能对借款方的信用程度和收益状况进行清晰了解，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系列融资风险。这有效地缓解了银行信贷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民间融资利率杠杆较为敏感，审批流程方便快捷，资金的使用率高，所以民间融资对于大多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融资渠道。但是同时，民间集资的不完善制度、法律的不明确规定等不足也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处于不合法或失控的状态，目前来说不够规范。


典当贷款


　　典当作为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行业，近年来，以其特有的优势在中小企业融资中重新拥有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典当贷款以实物作为抵押，一定时间内将实物所有权进行转移，获得临时贷款。中小企业出现商品滞销的状况下，采取典当方式把当前闲置的资产抵押给典当行，以此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短缺的压力，发挥了促进商品流通的积极作用。


二、互联网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创新


　　互联网金融通过结合大数据、移动支付和区块链等计算机技术，不仅提高融资效率，还降低融资成本。互联网融资平台作为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的主要载体，其中，P2P平台融资、众筹融资和大数据金融将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创新模式。所以互联网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可以有效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P2P平台融资


　　P2P网络借贷平台是指借贷双方通过第三方平台来满足各自的需求，在借贷过程中，交易撮合、信息咨询、支付结算和贷款管理等服务都是通过网络实现的。与传统金融融资相比，它只作为中介平台，不直接承担风险，更适合对贷款期限短、贷款频繁、资金需求小且急的中小企业。


　　由于P2P网贷借贷的资金需求方以中小企业为主，这类客户本身的信用风险就较高，难免会因经营不善而出现逾期违约的现象。平台在对借款人进行资信审核时，有一些不满足条件的借款人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通过伪造或误导性资料“美化”自己，制造合格的假象，加大了平台辨识难度。


（二）众筹融资


众筹融资，是由某个活动或者项目，借助平台向公众筹集资金的一种模式。


众筹融资相比于传统的金融融资门槛大大降低，投资人能够不受时间与场所的束缚，对感兴趣的创意项目展开投资交流，而只需要严格按照众筹平台的标准即可。此外，众筹融资无需抵押担保物，只要项目足够吸引人，投资者就可以通过众筹参与到该项目中，而中小企业为降低偿还债务压力一般是通过提供非货币类的报酬。


　　尽管众筹融资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但也有一些风险。众筹项目的成败，取决于融资方的信用，如果融资方不按协议使用资金，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在投资者遭受损失时，难以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保护。


（三）网络小额信贷


　　网络小额信贷，是采取“电商+小贷”的模式指电子商务公司通过自身网络平台累积的信息形成的数据库，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方式，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并与银行合作，在其平台上推出向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的服务。比如我们熟悉的淘宝网，从消费者买商品到商品的货款真正到商家手中一般都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这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商家是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周转去生产其他产品的，且淘宝上的商家大多数都是小商户，达不到银行的融资条件， 而且通常银行的利息都偏高，这时，阿里巴巴集团利用自己的平台优势，为淘宝上的店家提供额度较小、利息较低的贷款。


　　由于网络小额信贷仅凭用户在电商平台的信用记录就能获得贷款，没有抵押物的担保，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旦用户找不着平台将难以收回贷款；因为网络小额信用贷是以自有资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所以无法满足大额的融资需求。


（四）电子商务平台模式


　　由于网络的迅速发展，大多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都会从企业的经营、销售、资金、消费者的评估中获取到大量的信息，从而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把握住市场的趋势。同时，通过网络银行获得的数据，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最可靠的贷款。从根本上讲，信用记录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电子商务平台上企业信息的影响，它可以很好地解决过去传统的金融模式中存在的不对称信息，这为现代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方向。


三、中小企业利用互联网融资的优劣势


（一）拓宽融资渠道


　　在传统融资模式下，银行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而中小企业想要获得资金的支持则需要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随着我国“互联网+”战略的提出， 互联网金融得到快速发展，融资的准入门槛较低，使得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来获得融资，同时也可以通过连续的互联网融资来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 为今后的融资奠定基础。


（二）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由于传统融资方式消息较为滞后，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难以获得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在交易过程中会存在着信息不全面的风险。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 资金需求者的信息在平台上进一步透明化和共享化，有效解决信贷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互联网能及时获取信息，为企业的信用指标提供相应的评判标准，将借贷双方的信用风险降到最低，因此互联网金融有效地解决了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资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三）降低贷款成本


　　互联网金融主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的方式快速准确地分析客户的相关数据信息，即在线就能获得融资，这样客户就不用像传统融资一样还要到现场排队等候，节约时间成本，且其推广成本极低，用极低的成本帮助借贷双方进行推广，提高融资的成功率。在传统融资模式下，金融机构还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实体网点，购买固定资产，而互联网金融只需构建自己的信息系统，与建立实体网点相比投入成本大大减少，这些成本的减少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也相对降低。


（四）存在技术风险


　　互联网金融依托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但因为当前密钥管理和安全技术的不健全，对数据的收集、保存、访问在经过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极易遭遇互联网黑客和计算机病毒的入侵，从而造成大量个人信息泄露，使得交易信息得不到安全保护、客户信息被恶意盗取以及危及客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在互联网金融和中小型企业的财务问题上，必须重视信息的安全性。互联网在网络时代给人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需求。网络是一种迅速而又广泛的网络信息传递方式，因而网络财务的数据安全性成了当前我国中小型银行面临的一项严峻的课题。


四、中小企业利用互联网金融融资的建议


互联网金融的诞生给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使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多，


解决这一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大的难题，同时合理限制投资成本，提升效益。但是，部分中小企业因为本身基础较为单薄，仍然没有满足金融模式的发展需求。基于此，企业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完善互联网建设，为企业成长寻求更多的空间。


（一）培养互联网金融人才


　　中小企业大部分都是业主及亲戚朋友投资设立的，企业的决策权和经营权都集中在单一人的手中，没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内部的监督机构，也没有接受外部监督的意识，企业发展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业主。互联网金融服务是一个将互联网与金融服务相结合的新型领域，人员需求量巨大，并且对从业人员整体水平有着很大的需求，不但需要从业者掌握坚实的金融学基础知识，更需要掌握一定的网络知识。所以中小企业若要取得良好的发展前景，就需要进一步健全企业的内部管理架构，引入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团队以及培育网络金融人才，并重视对人员的全方面培养，比如企业在互联网产品研究、技术推广和营销技术等领域方面的水平提高。还需要加大企业与相关学校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通过选拔一些技术素养高、社会服务能力好、责任心强的人员成为企业后备人才，从而确保优秀人才的可持续性供给。


（二）强化企业自身建设


　　在任何市场环境下，信用都是无形的“营业执照”，拥有良好的信用企业才能在市场上取得更高效的发展。在银行借贷过程中，企业的信用是银行放贷的首要条件，因此建立健全一套科学完整的现代企业内部信用机制对中小企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还需要坚定不移地监督执行。另外还需实时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结合自身发展的优势，合理制定并实施企业发展战略，注重发展质量，积极创新产品，提高开放度，能够紧跟经济的步伐，逐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三）开拓创新性互联网的融资渠道


　　互联网融资平台是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互联网上利用大数据的信息， 借贷资产的评估方法简易、运作简单方便、平台成本低。互联网融资的确有助于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需求紧张的情况，但由于其面临着控制经营风险的困难， 中小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特点，慎重选用合理投资途径，从而实现减少经营风险的目标。


结语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开拓新的融资渠道，降低贷款成本，提高融资效率，这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这种模式自身存在着监管风险、交易风险以及技术风险等问题，所以，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小企业要想进行互联网融资项目，就必须根据互联网融资的优势与潜力，积极挖掘P2P、众筹、网络小额信贷等互联网贷款模式的自身优势，同时，企业也应结合自身特点，培养互联网金融人才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人才支撑；强化自身建设，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开拓创新性互联网的融资渠道，使其发展效能有效提升。


吉林省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　　徐春秋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振兴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五个方面振兴。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的振兴。人才是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推动力量和重要保障。人才兴则产业旺，产业旺了村民富，村民富了才能营造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谐家园，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1　　乡村人才是产业振兴的推动者


　　产业振兴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构建的进程，转变农业发展的导向，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这就需要不断地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产业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产业振兴中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构建，需要大量的乡村人才。第一，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构建， 需要大量“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村职业农民；第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发展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一批能够促进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农业产业联合体高效运营的经营管理人才；第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推进农村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三次产业的融合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


乡村人才是文化振兴的传承者和发扬者


　　文化振兴是要加强乡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既要留住农村多年传承的传统文化，又要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展示出具有当代特色的乡村文化，构建具有饱满品位特征及生动气息的新乡土。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乡村人才的支撑，一方面，留住农村多年传承的传统文化，就需要培养一批本土技艺传承人才，通过这部分人才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保证传统乡村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乡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引导乡民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除原有的陋习，展现出具有当代特色的乡村文


化。


乡村人才是生态振兴的设计者


　　生态振兴要求乡村发展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为乡村培育良好的生态环境， 并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这就需要提高生态发展的意识，落实农业绿色发展道路，综合治理农村生态发展中突出的环境问题。因此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环保机制，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生活垃圾、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废料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另一方面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提升农村的生态环境，加大对生态景观、建筑景观等的建设力度。而不管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是提升，都需要相关的专业人才才能实现。


乡村人才是组织振兴的领导者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条件，乡村党组织是组织振兴的关键。乡村党组织可以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而乡村党组织作用的发挥需要乡村人才的带动，需要建立众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培养大量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都需要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较高的党性素养的人才才能实现。


吉林省乡村振兴中乡村人才存在的问题


1 乡村人才总量不足且素质低下


　　乡村人才总量不足可以通过农村城镇人口的变化比例得以体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带来的是城镇人口的大幅增长和乡村人口的大幅回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改革开放之初至2018年四十年的时间，由82.08%下降到40.42%，人口所占比例下降超过一半，而且乡村流失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劳动力，导致乡村振兴过程中缺少实用型人才。目前，乡村的各类实用型人才占比不足5%，反映了乡村人才总量不足。另外，乡村人口素质较低。由于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乡村青年都流向了城市，农村剩余人口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 这部分留守人员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受传统固化思维的限制，很难承担起农业创新的重任。


乡村人才结构失衡


　　吉林省乡村人才呈现出结构不合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年龄结构分布不合理和生产领域分布结构不合理。


1　　乡村人才的年龄结构分布不合理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青壮年留乡务农的越来越少，进城务工难的老年人则留在了农村开展农业。据不完全统计，农村55岁以上的务农者已经超过整个务农人数的一半以上，3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由于城镇化的推进，留乡务农的比例会进一步下降，最终就呈现出，老年农业从业者在整个农业从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并进一步扩大，中年务农者会由于跨入老年人行列和青年人的流失，所占比重会进一步下降，青年务农者处于整个分布比例的顶端， 所占比例最小。而且随着青壮年的进一步流失，会使得农业后继无人。由此可见，乡村人才的年龄结构分布不合理。


2 乡村人才生产领域的分布结构不合理


　　由于老年农业从业者（老农）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老年农业从业者是传统农耕方式的传承者，多年的农耕生活使得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农耕经验，也正是由于此，老年农业从业者很难接受将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融入农业生产中，也就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受阻，因为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表现之一就是建立现代的农业生产体系。故老年农业从业者在传统农业生产领域所占的比重较大， 而创新型农业生产领域的人才所占的比重较小，导致乡村人才生产领域的分布结构不合理。


乡村人才培养管理体系不健全


1乡村人才的培养体系不健全


　　乡村人才的培养取决于乡村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是乡村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依托。一方面，青壮年农业从业者接受农村职业教育，且易于接受现代农业新技术，成为从事创新型农业领域的人才；另一方面，中老年农业从业者参加农村职业教育的培训，可以加快传统农业方式的改造。吉林省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乡村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农村职业教育招生制度落后，导致农村青


　　壮年人才外流。近五年来，吉林省各职业院校生源情况不甚理想，吉林省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职工技术培训学校的招生人数与注册学生数量大幅度下 降。吉林省教育事业发展概况（2019年版）数据显示，2019年吉林省初中毕业生22.19万人，但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为4.38万人，全省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为14．9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总数是19.33万人，这意 味着尚有2.86万名初中毕业生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而这部分没有接受任何教育


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如果能将这部分学生纳入农村职业教育，将成为青壮年农业从业者的主力军，由于培养体系不健全，最终导致这部分青壮年流入城镇务工。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吉林省农村


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人才培养方案不能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导致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能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外流，而这部分青壮年人才多数是来自本地的学生，如果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一技之长并能服务于家乡地方经济发展，出于对家乡的情感，这部分青壮年人才会留在家乡，成为乡村人才中最具创新开拓性的一部分人才。


2 乡村人才管理体系不健全


　　乡村人才要靠本土培养，对于杰出的农业技术人员需要不断引进。乡村人才管理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乡村吸引人才的有利条件尚未形成。若想让人才流向乡村，就需要有吸引人才的有利环境，但就吉林省乡村目前的情况来看，吸引人才的有利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碍性因素：首先，乡村就业面比较窄，获取多重就业的机会无法和大城市相比，即使就业，收入水平也比较低，而且在农村就业个人发展的空间也很有限；其次，农村的教育、卫生医疗、文化等各种配套环境比较落后， 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条件，为了能够轻松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休闲娱乐，乡村人才也会到大城市就业；最后，乡村社会的排外情怀，使得流入的乡村人才的融入需要一定的时间，挫伤了流入的乡村人才的热情，导致引进的人才再次外流。


　　本土培养的人才留不住。人才工作管理体制不健全、激励机制不到位、流动机制不灵活等问题导致吉林省乡村本土培养人才留不住，一些乡村致富能手、技术骨干、管理人才等本土人才因基层工作繁复冗杂、工作压力大、发展空间小、工资待遇与工作强度不成正比等原因而选择“逃离基层”。


吉林省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路径


1 培养人才


　　乡村人才的培养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农业技术培训，培育和发展乡村本土的种粮大户、新型职业农民等农业生产型人才，还要发掘并保护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农村各类实用人才和传统文化人才，延续乡土人脉。


1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培育计划


　　人才培育计划主要是通过各类培训方式来获得所需的乡村人才，培训的主体可以是省属涉农院校聘请专家，也可以是专业的培训机构等，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农村创新创业的带头人、乡村工匠等；培训的方式可以是专题讲座、现场指导等；培训的内容各地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各地方部门要结合当地振兴的需要来确定培训的内容；培训的基金可以统筹用好中央和省级各类培训补助资金。通过以上的人才培训计划，争取每年能够为各地乡村培养大量人才，满足其乡村振兴中的人才需求。


2 充分发挥地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作用


　　创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吉林省职业院校尤其是乡村职业院校若想发挥其人才培养的作用，要不断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首先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进一步完善，职业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设置课程，根据不同学员的性质制定不同的方案。目前，职业院校招收的学生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的学生； 另一类是农村的大龄青年在校参加培训的学员。这两类学员中，职业院校对于在校时间比较长的一类学员管理比较重视，而对于参加培训的大龄青年学员管理比较容易忽视。针对这两类学员，职业院校需要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对于第一类学员，在校时间长、文化基础知识相对第二类学员要高，所以这类学员的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就要相对丰富一些，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而且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要对这类学员进行励志教育，鼓励这类学员在毕业后留在家乡参与家乡的振兴，反哺家乡。而对于第二类学员，要考虑学员在校学习时间短，文化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所以人才培养就不适宜设置太多的理论课，要根据学员自身的实际需求，更多的是偏向实践性教学，实现学院参加培训后能学以致用，达到实效。


　　加大村级人才培育力度。通过开办培训班培养乡土人才，对于有一定教育水平的青壮年农村劳动者，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除了要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之外，还要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营销技术以及农业发展的现代化信息接受理解力，调动他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让年轻的农民职业化，让职业的农民能够踏踏实实地留下来。对于外出务工返乡、退伍等人员，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通常情况下拥有一技之长。对于这类人群不但要进行技能培训，还要进行适当的学历教育，全面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准和思想意识，树立扎根农业和建设农村的感情倾向，成为真正的“三农”


人才。对于有意向或者有可能参与一线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员，要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后备力量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培养。从农业产业专业人才智库中选取导师为他们开展随时指导，带领乡村人才到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导，在指导现场导师边教边做，乡村人才边做边学，这种实地教学能够快速提升乡村人才的农业技能，帮助当地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实施农科生“订单式”培养计划。对于吉林省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属于省内重点扶持的贫困乡镇所需要的涉农人才，吉林省政府可以通过省内的涉农院校采取农科生“订单式”培养的计划。属于计划内的农科生在被指定高校录取前，需要签订三方协议，承诺其毕业后回到指定的乡镇服务，服务的期限不得少于五年，这些农科生在录取和就读期间费用方面就读院校会给予相应的福利政策。


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


1 创优人才引进环境


　　首先，要营造重才爱才的良好氛围。让各行各业的人才愿意留在乡村、建设乡村、服务乡村。其次，解决各类人才扎根基层的后顾之忧，充分保障乡村人才在职称评审、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最后，要全面完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提升乡村的医疗救治和教育服务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宜居宜业的环境优势留住人才。


2 为各类返乡人员创业提供支持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号召下，伴随着当今科技的突飞猛进，大量的农民工、农创客等都展现出很高的返乡创业热情，但这些人员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农村人才短缺，创业用地审批周期长、融资困难等。为了激励这部分人员返乡创业的热情，当地政府要根据返乡创业人员的实际需求出台相应的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如人才引进政策、返乡创业人员用地审批政策等，针对返乡创业人员融资难的问题，当地政府可以联合金融机构，成立创业基金， 对于当地重点发展的产业，政府可以采取担保的方式为企业融得资金，积极地协助返乡创业人员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 凝聚乡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吉林省各地方政府要鼓励支持乡贤力量，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家乡乡村振兴， 各位乡贤无谓其身处何行何业，无谓其身份地位及阅历，只要他们愿意为家乡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地方政府各级部门就要为各位乡贤做好服务。第一，要


为各位乡贤参与家乡乡村振兴搭建有效的平台，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对接，保证各位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道路畅通，并向各位乡贤介绍家乡振兴投资的领域， 使得各位乡贤回报家乡能够有的放矢；第二，可以聘请不同领域的乡贤回乡担任顾问，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与地方各级部门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项目，实现家乡振兴；第三，地方各级部门要大力宣传各位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振兴反哺故里的先进事迹，让各位乡贤报效乡梓的事迹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吸引更多的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振兴。


用好人才


1 做到“人尽其能，各展其才”，激发乡村振兴的“智动力” 要根据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采取目标任务导向、个性化定制等方式，做


好体制机制设计和政策调整，为发挥人才作用创造空间。要鼓励人才到基层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鼓励人才到基层工作的政策导向，坚持因岗选人、因才施用，“精准点穴”，将人才选派到基层一线、重大项目等实岗工作，通过到艰苦条件、困难环境和关键岗位锻炼，推动他们全方位提升。


2 坚持以事业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要坚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原则，坚决摒弃重学历、重职称、重资历、重身份，在用人过程中，切实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和论资排辈的束缚，遵照事实，重能力、重业绩，真正做到让人才在干事创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为乡村人才提供发展的空间。要拓宽用才路径，推行“人才+项目”“人才+平台”模式，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建立基层专家科研工作站、优秀人才专家工作室等产学研合作基地，让“好钢用到刀刃上”，实现人才与产业、项目的同频共振。要创新创业平台，鼓励退伍军人、种粮大户、致富带头人等本土人才创办合作社，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鼓励驻村干部、创业能人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挖掘特色资源、植入新兴元素等方式，打造观光旅游、林果采摘、民宿、餐饮、农家乐等一条龙服务的旅游品牌，让乡村旅游铺就乡村振兴之路。


结论


　　文章研究的是吉林省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针对吉林省乡村人才数量不足、结构分布失衡、人才培养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分别从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和用好人才三个方面提出实现吉林省乡村人才振兴的对策，最终实现吉林省乡村人才振兴，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济南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行政学院）　　张志勇


　　当前，世界经济与技术革命正处于新一轮的发展周期，国际产业体系将进入更高层次的重整与再构过程。同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国际国内产业格局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上述背景下，济南市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层次，才能更好发挥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引领省会经济圈、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济南市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具备的优势


　　现代产业体系是指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服务供给，引导支持广大市场主体研发、制造、经营比较普遍的优质或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体系，具有产业布局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技术先进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的特点。当前济南市加快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具备以下优势：


（一）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


　　一是优势产业突出，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工业强市战略深入实施，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精品钢与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优势突出，“四新”经济迅速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领跑全国主要城市。人工智能“双区”同建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占比达到42%，获批建设4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市场主体发展活跃，浪潮、重汽、二机床、齐鲁制药、莱钢等成为行业领军企业，规模效应和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不断增强。二是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近年来，济南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成长，中科院等国字号科研力量纷纷集聚，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建稳步推进，经济质量优势更加明显。拥有国家超算济南中心、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平台等一批创新平台，国内首个商用量子通信专网、首台氢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


（二）具有较好的外部环境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是省会经济圈战略实施带来产业协作机遇。近年来，山东省积极推动实 施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有利于以济南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建设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现代产业集群和错位发展、分工协作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强省会


战略实施赋予济南强大势能。2020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建立了省市一体化加快济南发展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层面重大政策支持、破解济南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问题、加快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三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绿色发展机遇。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相继出台，为济南立足自身禀赋和基础条件，吸纳集聚更多产业和人口，努力在黄


河流域率先蹚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三）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全面实施“零跑腿”和“只跑一次” 事项清单制度，为来济客商提供“在泉城、全办成”的一站式服务。商事登记实现全城通办、跨市通办、跨省通办，涉企事项100%容缺受理，高分通过政务服务标准化国家试点验收。产业发展政策供给不断加强，相继出台了《十大千亿产业振兴计划》《济南市鼓励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加快建设工业强市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措施。


二、济南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济南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产业规模偏小层次偏低


　　济南市实体经济规模不大、层次不高，特别是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四新”产业发展上，步伐较慢、力度较小，近年来虽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并于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432．2亿元。与青岛、杭州、南京、郑州、合肥、长沙、西安等7市横向比较看，济南市的产业规模地位始终处于中下游水平，且2000年以来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2000年济南市位居第4位，到2017年时先后被郑州、长沙、西安超过，下降至第7位，仅高于合肥。传统产业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新兴产业支撑力不强，区县同质化竞争加剧，产城融合度不高，现有重汽、二机床、中车等全国知名制造大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 关键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较低，缺少“专、精、特”小巨人企业，产业集群化水平相对较低。


自主创新能力偏弱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济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最薄弱的环节。一是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够大，增长乏力。2020年济南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累计入库2， 577家，占全省比重约14%，而青岛、南京、武汉2018年已突破3，000家，广州


达到1．1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发展水平还存在差距。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量在省内城市、副省级城市中均排名中下游，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与省内外相关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对传统产业的扩散和辐射作用不强。二是科技创新投入不够足。2018年，济南市全社会研发（Ｒ D）经费支出235．58 亿元，在副省级城市中仅排在第10位。2019年，全社会研发（Ｒ　　D）占GDP比重为2．66%，虽然跃居全省第一，但还是相对偏低，合肥、南京均突破3%。三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一流大学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不足。驻济高校中仅有山东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济南市没有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4家；同时科技人才结构不尽合理，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匮乏。四是科技投入不够。科技创新投入占比长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8年济南市研发经费支出总量为185．15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59%，居全省第5位， 低于深圳市1．6个百分点，也落后于南京、合肥、青岛等周边重要城市。五是成果转化不够活跃。2020年济南市技术合同成交额351．33亿元，居全省第一， 但仅约为西安的21%；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刚刚突破30件，而西安已超过40 件。


要素供给不足


　　济南市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才资源之间仍然存在诸多不协同，实体经济发展得不到有效的要素支撑，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问题突出。与杭州、武汉、南京、郑州、合肥等省会城市相比，济南面临着城市首位度不高，城市吸引力、带动力、竞争力不够强等问题，经济转型要素瓶颈凸显。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随着济南城市发展框架拉开、城市规模壮大，产业和人口集聚带来的水资源等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能源消费、污染排放、碳排放等资源环境容量对产业发展的约束趋紧，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居高位，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持续靠后，生产生活方式亟待改变。


（二）原因分析


产业规模偏小层次偏低原因分析


　　一是济南市产业体系的功能分工有待重构，整体市场竞争力不强。目前， 济南产业体系建设缺乏有效统筹和系统性顶层设计，分工合理、优势互补与各具特色的产业空间新格局亟待重塑。缺乏科学合理的产业体系建设总体发展规划，各区县、各功能板块产业发展定位不合理、布局不清晰、结构不平衡，产


业集群发展与生态发展的系统性、协同性考虑不足；部分县区产业集群发展重点同构化现象明显，同质化竞争加剧，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产城融合度不高， 节能减排和资源环境压力大，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 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能力有待增强，离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距离甚远。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尚未真正发挥，现有知名制造企业带动作用不够明显。


　　二是产业集群上下游的产业链匹配度不够，产业集群化水平相对较低。产 业间联系和衔接不紧密，产业内部链条还不完整，配套体系尚不完善，虽然大多数园区初步实现了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集中，却没有解决产业关联上的离散状态，缺乏关联、配套与协同效应，上下游产业配套和产业集聚少，产业链不够长，关键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较低，不少大企业所需的零配件在本地园区企业中采购量较少。


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原因分析


　　一是传统产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不高、 主导产品技术密集度偏低、关键核心技术缺乏等诸多瓶颈和难点，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最薄弱的环节。济南市传统产业在产业体系中占比较大，而传统产业集群内多以中小企业为主，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往往产业发展升级的理念相对落后，缺乏高素质人才，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同时企业自身的研发经费投入不足，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因此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劳动力技能普遍低下，创新能力与竞争能力不强，导致发展后劲不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济南市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尚未完善， 缺乏支撑创新创业的高端专业服务品牌和团队。高校科研院所考核评价体系没有充分考虑成果转化与经济效益等内容，严重制约了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性。以财政资金吸引带动社会资本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善。顶尖人才和高水平团队缺乏，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和支持不足，评价激励机制还不健全。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成果转化通道不够畅通，各级政府针对初创型、成长型科技企业的服务支持还不到位。


要素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一是“虹吸效应”影响济南资源要素集聚。济南的发展不仅面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挤压，而且面临青岛、烟台、郑州、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激烈角逐。这种竞争体现在产业层面主要是项目、资金、人才的竞争。近年来，


济南市虽然在城市建设、营商环境等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与同类城市相比较， 从城市宜居性、人才吸引力等方面考量，济南市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影响了各类优质产业项目和资源要素向济南聚集。


　　二是产业服务体系发展不健全。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支撑的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仍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步伐，其在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服务成本、产品多样化、集聚程度等方面亟待提升。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产学研合作体系不够完善，未能给企业提供全面、良好的研发、检测、信息、培训等技术方面的服务，尚未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商会、协会、行会等中介组织大多作为政府部门的下设机构或是受政府部门的直接管理，负责人也大多由政府官员兼任，官方色彩和行政意味较为浓重，准政府机关的角色与服务机构的职能角色不符，会计事务所、信用担保等中介组织受行政区域的限制，与产业集群区域不吻合，作用发挥受限。


　　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够。济南产业主体大多为中小企业，贷款需 求急、频率髙、金额小，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或是民营金融机构的融资门滥较高，企业往往出现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在产品和服务上缺乏创新，


以担保抵押为主的传统信贷产品依旧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知识产权的质押和交易机制还未成型，无法满足信贷产品关于担保抵押条件的要求，这一现状加剧了济南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满足新型产业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多样化融资需求。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原因分析


　　一是绿色发展起步较晚。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够坚定有力，发展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起步较晚。另外，一些县区片面强调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缺乏长远规划，忽略生态化发展。政府往往偏重当地集群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不惜以环境损失为代价，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对比较淡薄，缺乏产业生态化的紧迫感。


　　二是缺少建设用地指标等瓶颈制约仍待突破。济南市总体可利用建设用地 少，同时建设用地“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及低效利用等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很多好项目大项目谈判周期过长，影响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速度和质量。


三、加快推进济南市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产业规模和层次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一是打造世界级智能装备制造业基地。依托浪潮工业互联网，推进制造业向数字、网络、智能方向发展，率先打造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示范高地。瞄准世界高端装备发展方向，以智能电力及新能源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特色优势高端装备为重点， 构建一批产业链条完善、产品特色鲜明、国际竞争力强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跻身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


　　二是打造全国重要的信息技术产业高地。依托现有科技平台和浪潮等龙头企业，集聚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富有活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①， 形成“龙头集聚、主体多元、业态完备、技术先进、应用广泛、支撑有力、氛围浓厚、特色鲜明”的产业生态体系，重点在大数据、高端计算、云计算、信息安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信息通信和北斗应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推进集成电路纳入全国战略布局，建设北方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培育一批新一代信息产业集群， 加快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信息技术产业高地和支点。


做长做优产业链，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一是推动产业链聚集发展。把握产业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明确 发展方向，着力突破产业链缺失环节、价值链薄弱环节、供应链短板环节，打通济南产业能级跃升通道。围绕济南支柱产业，切实做大做强信息技术、软件服务、新能源汽车、精品钢、新材料、医疗美容等产业，实现集群发展。


　　二是加大产业链垂直整合力度。按照有基础优势、有龙头骨干、有平台载 体、有发展空间的要求，着力培育“平台+生态，龙头+配套，承接+转型”的产业发展新生态，实施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工程，推动产业链规模化发展。提升产业链主导和控制能力，鼓励引导优势主导企业组建产业链合作发展联盟，通过优化内部协作提升产业链效益；通过培育核心竞争力，培育灵活的产业链互助合作关系，增强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影响力；对掌握核心零部件话语权的企业，支持其持续增强成本控制能力，巩固其竞争优势；推动掌握核心技术和行业标准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产业层次，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得更多利润。


三是促进产业、创新、价值“三链”联动发展。


　　加强产业与市场的联动，建立共享技术平台，促进成果有效转化应用，建设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生态，解决跨越不同行业领域的重要、共同技术问题。


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行业，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全过程的信息共享和协作，促进供应链在上下游实现有序配置和物资协同。鼓励引导企业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升供应链管理、新技术研发、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以企业为主体形成协同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


抓住全球科技革命和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引进和培育一批高端前沿产业高端前沿产业是硬科技和软科学交互发展的产业，谋求竞争新优势的重要


战略新兴产业，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来的发展具有引领性、支撑性作用。济南要加强前瞻布局，以全球视野、国际眼光审视科技发展趋势，着力培育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超前部署未来产业技术研发，以重大技术突破引领产业变革，聚焦量子通信、氢能源、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重点前沿领域率先探索布局，努力在更多关联的未来产业领域构建先发优势，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未来产业发展新高地。


（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发挥济南科教资源富集优势，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依托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国家超算中心、量子技术研究院、生命科学城、大科学装置等科研载体，积极开展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建立齐鲁科创走廊前沿技术创新聚集区，在创新科技项目、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管理转化等方面，探索形成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着力贯通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和服务链，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之间的无缝衔接，催生更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科技成果产生，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


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新型科技研发机构和平台


　　发挥山东产研院、山东高研院战略支点作用，高水平建设齐鲁科创大走廊， 前瞻性布局重大科技创新载体，以重大技术突破引领产业变革，打造引领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积极推进中科院科创城建设，加快先进电磁驱动、固体激光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承接一批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设人工智能与空间安全、医养健康山东省实验室， 抓好5家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引导支持企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加大财政奖励扶持，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山东省和济南市新


旧动能转换基金，统筹使用各类产业专项资金，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 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夹层等多种形式，在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企业并购重组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直接奖补力度，引导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增强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转变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果，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最大程度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为济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资金支撑。


（三）增加要素有效供给


加大要素市场培育力度，改革要素供给制度，引导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一是强化人才智力保障。坚持用优良环境吸引人才，用创新事业凝聚人才，


广纳海内外高层次、创造性优秀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②，夯实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人才支撑。


　　二是强化资金配套保障。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从财政拨款更多转向财政投资，聚焦产业科技研发、产业配套建设等关键环节，调整完善投资方式， 完善政府投资全过程管控机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山东省和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夹层等多种形式，在创新平台建设、关键技术开发、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企业并购重组等方面，增强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向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等进行融资。


　　三是强化土地空间保障。优化配置，挖掘潜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为现代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提供载体支撑。进一步提高产业用地容积率上限，预留新兴产业发展空间，集约布局配套设施，发挥地价杠杆作用，突出有扶有控、有保有压，促进空间资源向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配置。优化产业用地分类，探索新型产业用地类型（M0），用于满足创新型企业发展及相关配套用地需求。是优化土地管理机制，实行重点产业用地指标预申请机制、预支机制，加快项目落地进度。四是借鉴先进地区的开发经验，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中国（山东）自贸区济南片区等重点片区通过租赁或短期土地使用，建设可移动、可生长的临时性建筑，实施滚动开发。


　　推进区域产业协作，与周边大中城市实施产业错位发展、梯形发展一是推动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深入落实强省会战略，


创新省市一体化推进机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科创等省会核心功能。以基础设施、要素市场、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为重点，与周边城市构建协同配合、联系紧密的区域协作共同体，把省会经济圈打造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③、全国动能转换区域传导引领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新高地。优化产业生态，创新产业合作模式，推动7市错位协同发展， 依托齐鲁科创大走廊，加强与淄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打造“科创+智造” 融合发展示范带；依托京沪高铁走廊，建设“德州—济南—泰安”万亿级产业发展轴，构筑支撑经济圈建设的“十”字形产业发展轴带；依托小清河航道， 联系东营港、滨州港，打造沿河经济走廊。


　　二是带动三大经济圈联动发展。与青岛紧密携手、全面合作，放大“双核” 效应，依托济青、京沪、鲁南三大通道，高效配置科创、产业、要素资源，辐射带动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优势互补、协同协作，实现错位发展、相向发展、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形成“中心引领、圈层支撑、融合互动”的城市群格局，引领半岛城市群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群跨越。


（四）破解资源环境约束


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产业体系，切实把“绿色化”理念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全过程和各环节。深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加强企业能源消费、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推动重点行业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同行业标杆开展碳排放对标活动，提高能效环保水平。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通过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绿色处理等，实现经济价值和绿色价值的协同创造，打造一批国家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建设低碳高效能源体系，积极发展绿色低碳能源，加快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开发、装备研制及大规模应用，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规模，提升绿色物流、绿色金融等绿色服务供给体系，培育一批节能环保龙头企业和专业化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大力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形成动静结合的循环产业体系，实现生产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


用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文旅和康养产业文


旅和康养产业是面向未来的生态绿色、低碳环保产业。当前，济南作为黄河下游地区中心城市，正沿黄河两岸打造1，030平方公里的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加快由“大明湖时代”向“黄河时代”迈进。加强沿黄城市文化交流，共同保护黄河文化遗产，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加快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契合、发展空间整合、黄河文化融合发展，创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 黄河文化共融”的发展模式。发挥中华文化汇流传承核心地区的文化地理优势， 整合文化旅游与医疗康养优质资源，紧随居民消费升级提高服务供给质量，以新消费引领新产业，打造环渤海地区文化旅游康养中心。以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城市为目标，增强城市旅游发展新动能，打造旅游体验式消费引领示范区，建设成为功能完善、竞争力强、宜居宜游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依托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生命科学城、药谷产业园等，加快产业园区建设。聚焦康复、养老等重点领域，催生“健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医疗康养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建设集休闲度假、特色医疗、保健养生于一体的康养小镇，发展特色康复，构建一流的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国际医疗康养名城。


锦州市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调查报告


韩影


　　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造就了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 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快速推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目前，随着辽宁省锦州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总体情况


　　经调查统计，目前锦州市农村人口总数为1507627人，其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为642152人，劳动年龄内人口数为865475人。


　　从年龄、性别结构上看16至55周岁的男性劳动力340384人，占农村就业劳动力总量的39.3％，55至60周岁的男性劳动力78920人，占农村就业劳动力总量的9.1％。16至50周岁的女性劳动力264221人，占农村就业劳动力总量的30.5％， 50至55周岁的女性劳动力67645人，占农村就业劳动力总量的7.8％。由此可见， 农村劳动力以16—5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占总量的44.59%。从劳动力性别方面来看，总体上呈现男性多于女性的现象。


　　从文化层次分布来看调查显示，农村就业劳动力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509945人，约占农村劳动力人口总数的58.9％；高中、中专或职高学历238108 人，约占农村劳动力人口总数的27.5％；大专及以上学历117422人，约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13.6％，呈现出整体学历水平普遍偏低的现状。


　　从转移就业情况来看锦州市有405727人实现了劳动力转移就业，其中就地、就近实现就业213858人，约占总人数的52.7；异地劳务输出191869人，约占总人数的47.3%；其中输出到锦州市市内人数为85266人、省内人数为75302人、省外其他地区人数为30679人、国外人数为622人，有组织转移就业人数为15975人。


　　从市内就业情况方向来看从事农林牧渔业17009人约占市内就业总人数的20％，其余80％左右的劳动力在二三产业的各类企业就业。在二三产业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中，从事建筑业22299人，占的比例最高，约占26％左右，在装备制造业企业就业的6376人，批发、零售业11004人及住宿餐饮等商业服务的12355 人，两项约占27％。可见，农村劳动力就业正在向涉工涉商方向转变，并且就业的企业类型正在向多元化发展。


从返乡创业情况来看近三年返乡创业人数5671人，返乡创业人数呈上升趋


势，近三年累计带动就业人数4117人。


农村劳动力就业存在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普遍偏低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集中在初中及以下，仅中小学学历人数就有509945人， 约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58.9％。特别是5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低下情况尤为突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综合素质不高，缺少劳动技能，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空间相对较小，就业竞争力差。


　　农村劳动力从事行业工资水平偏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行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率相对较低，收入水平也跟着偏低。同时，随着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愈发明显，无技能或技能低下的劳动者就业岗位更加有限。此外，由于农村劳动力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不畅通，致使农民不清楚如何获取就业机会，更因能力素质不足不知道如何推荐自己就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一定的盲从性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赴域外务工的信息渠道不够畅通，企业招用农民工信息不对称，导致盲目、盲从和随意性很大，致使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岗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浪费。


　　农村劳动力权益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农民工就业主要以私营、民营、个体工商户等中小微企业为主渠道，一些用工单位本着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理念，常常忽略或故意不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有的用工单位甚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恶意延长劳动时间、工伤不合理赔偿、拖欠工资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此外，由于一些企业生产受周期性或季节性的制约，招用工人波动较大，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不稳定。


原因分析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素质较低当前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要求有一定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与之相配。因此加强农民劳动力职业培训力度和学校教育十分必要，使农村劳动力历练成掌握现代化生产技术能工巧匠，让农村劳动力在现代化农业工业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获取信息渠道不畅虽然人社部门近年来千方百计推出许多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开展了诸如“春暖农民工”“服务农民工大篷车”等系列活动，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打开了免费求职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等一条龙服务的绿色通道，但由于基层政府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管理粗放，导致城乡就业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等环节上存在不足，致使对农民工服务的延伸、


拓展、跟踪等不到位。


　　用工形式不规范、维权措施不完善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大部分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加之农民工维权意识淡泊，大多信任与用工单位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一些建筑企业往往是一个工程结束才去结算或部分结算工资，因此在日常很难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一旦出现劳资纠纷，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明。


　　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当前农村劳动力受户籍制约，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还没能获得均等对待，拖欠工资问题依然时有发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度尚不够健全，参加劳动保险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一些惠农政策存在落实难、执行难的情况，使农村劳动力仍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难以真正融入城镇主流生活，有些甚至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对策和建议


　　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各级各类培训机构要加大就业培训的宣传，设置实用型培训科目，鼓励农民工积极参加技能培训，提高外出求职技能，让他们外出务工有抓手、有方向。


　　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共享平台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劳动就业平台建设的投入，保障足够人力、物力、财力，实体平台和网络平台建设终端要延伸到村镇，实现域内就业信息基层全覆盖，城乡企业用工信息资源共享，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方面享受机会均等的服务。


　　加强服务保障，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用工企业要不断提高农民工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参保率，积极落实社会保险政策，推行跨省缴纳的社会保险。政府人社部门应依法依规完善劳务输出地区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查处惩罚力度。此外，应加大社会保险工作的宣传力度，加强《劳动法》的宣传，劳动执法部门要加强对用工单位违法违规情况督查，同时鼓励农民工知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加强宣传引导，努力转变农民就业观念促进农民工跳出传统身份投身到经济社会大循环中去打拼生活，必须引导农民转变就业观念。各种媒介和新媒体应该不断挖掘发现和宣传就业创业比较成功的农民工典型，用事实讲话，用典型引路，克服“怕吃苦，不敢闯、不敢干”的畏难情绪和观念束缚，激发广大农民主动学技术，勇敢走出家门去创造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农村劳动力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该群体有序转移就业，鼓励其就近就地就业，有效保障群体的合法权益，使之健康稳定发展，将对锦州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成辽西区域中心城市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科技大省“再攀高峰” 来自四川科技创新领域的一线调研


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


（20XX年6月2日）


调研点位


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设计部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办公区、宜宾工厂


调研时间


（20XX年5月） 前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


　　以一域谋全局，作为科技大省，观察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四川是一个绝佳的“窗口”。


　　5月，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从成都出发，一路到访绵阳科技城、川南重镇宜宾。从成都平原到川南丘陵，山势越来越高，就像科技创新的“群山”连绵不断。而四川，一直行进在勇攀高峰的漫漫征途。


向着群山之巅行进的路途中，一年来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调研内容1


科技成果不断上新创新主力有没有变化？ 调研结果


重大科技专项的攻关从大院大所大学向企业园区城市蔓延


　　5月，宜宾新地标“三江之眼”惊艳亮相。站在这里远眺，长江向东奔流， 大学城、科创城、产业园尽收眼底，宜宾三江新区已渐成气候。


　　一场发布会让这里再度成为焦点。5月10日，超百家媒体涌入宜宾极米智能光电产业园，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向全球发布全新技术及多款新品。


　　“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投影行业全新技术DualLight超级混光的正式发布！”发布会现场，极米科技产品经理杨雪松难掩激动。经过潜心研发，极米科技推出的超级混光技术，将激光和LED光源合二为一，弥补了单一固态光源的


短板，实现超高亮度、色域、色准的观影体验。去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极米科技全资子公司——宜宾市极米光电有限公司考察，勉励企业做出更多科技创新，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年时光飞逝，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极米科技在前行中不断摸索，研发出全新的技术和产品。调研中，极米科技首席营销官田峰透露了两组数据：一是3.77亿元，这是20XX年极米科技投入研发的总费用，研发费用占收入比重从2021年的6.51%提升至8.93%；二是72项，这是20XX年极米科技取得授权发明专利的数量，去年一年的发明专利数量，占公司创立9年来的近40%。


　　科技创新热潮涌动，科技成果不断上新。放眼全省，科技创新的热潮，正从大院大所大学，不断向企业园区城市蔓延。过去，重大科技专项的攻关主要是高校、科研机构唱主角；最近一年，科技型企业、创新联合体的身影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重要。


　　20XX年，四川集中力量办大事，启动航空与燃机、川猪、生物育种、生命健康、工业软件及信息安全5个重大科技专项。同时，还发布了重大科技专项“揭榜挂帅”项目榜单——7个项目，榜单金额总计4950万元，面向省内科技型企业、联合体、高校、科研机构等征集揭榜。可以预见，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一些重大技术将取得突破，重大工程将得到支撑，一批重大产品将面世。


　　与此同时，城市之间创新加速。20XX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在德阳举办， 20XX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宜宾启幕。以大会为平台，加速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紧密协作，先进水电装备、氢能、动力电池创新联合体分别在德阳和宜宾组建。龙头企业发挥出题者作用，与高校、科研院所合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从20XX 年至今，四川已组建4个创新联合体，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20XX年8月，一台超静音智能钻机从四川出发，通过海运发往非洲， 这是四川自主研发制造的国内首台超静音智能钻机。它凝聚着多项技术突破成果，全钻机降噪技术，为钻机配备吸音墙，每平方米上万个吸音孔，装满吸音材料，钻机作业噪音可降至白天55分贝以下、晚上45分贝以下。


　　过去一年，四川成功研发出超静音智能钻机、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齿轨列车等21个重大工业产品，成功培育天府黑猪、川油101等269个农畜新品种。


调研内容2


创新金字塔的“塔尖”“国家队”如何勇闯“无人区”？ 调研结果


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处于创新金字塔的“塔尖”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担当主力军。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认为，当前的国际竞争，已由贸易战转向科技制高点与顶尖人才的争夺，其显著特点是由国家战略需求推动科技教育人才统筹布局，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越面向科技前沿，路途就越艰险，过程就越艰难。四川科技创新的“塔尖”，目前风景如何？调研组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设计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寻找答案。


　　5月30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搭载新一批航天员，成功与中国空间站交会对接。位于龙泉山脚下的航天科技七院七部，承研了中国空间站的物资管理分系统，是中国空间站的“精装大师”和“智能管家”。而20多公里外的怡心湖畔，核动力院的科学家们正为“国家名片”华龙一号的批量化建设殚精竭虑。


调研过程中他们都提到，目前各自领域科技创新的阶段，已进入“无人区”。“华龙一号目前正在攻关的30多个重要改进项，已经没有参照物了。”华


龙一号批量化建设总工程师李海颖说，华龙一号让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实现了并跑，4个示范工程已在去年建成并稳定运行。但当中国核电技术迈入第一方阵， 没有了追赶目标后，需要他们在高科技含量、高不确定性、高性价比条件下和国际高手竞跑。而这是一条全新的赛道。5月5日下午，调研组正在航天科技七院七部采访，一则消息从“太空”传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采访现场科研人员们显得很“淡定”——在他们的时间表上，更能“装”的天舟六号已经装配完成。


　　天舟六号是目前世界上运货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之一。航天科技七院七部党委书记迟克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他们实现了中国空间站物资管理“从无到有”，当前的核心是围绕未来载人航天任务需求，解决“从有到优”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瞄准前沿，布局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载人月球探测等重大工程项目，涉及众多的核心技术攻关，都再无前人经验可循。


怎样勇闯“无人区”？


　　一场聚力从追赶到引领的核心技术攻关机制改造正在开启。改造的依据， 是创新规律——系统工程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资金需求大、人力资本为主、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并存。核动力院副院长唐传宝介绍，去年他们出台“科技


创新36条”，有针对性地打通创新堵点。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起动员、组织、运行的基础制度；面向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建立技术指标对比目录，梳理瓶颈和短板，形成科技创新技术清单。


　　针对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瞄准核心业务，重点部署一批符合国家规划且属于院重点研发方向、但上级尚未立项的项目。同时，试点“揭榜挂帅”“赛马制”“包干制”等机制，建立院自主投资科研项目柔性考核与容错报备机制。


　　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靠人。航天科技七院七部不断优化人才结构，550名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6岁，基本形成了以40岁为核心、35岁为中坚、“90后”为补充的科技人才梯队。同时，进一步打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始终坚持向科研一线人才和骨干人才倾斜的价值导向。依托各类创新平台全力支持员工申报创新课题，大量青年科技人才在干事创业的平台上迅速成长起来。核动力院则加大对雏鹰人才、精鹰人才等高潜力人才的培养力度，试点人才培养与人才项目同步管理，“人才特区”加速建设。


　　创新“国家队”云集的四川，始终牢记“科技创新是‘国之大者’”，主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四川的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核技术、高端无人机等科技攻关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去年，四川有3项科研成果获评20XX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科研团队实现了我国量子互联网基础研究“从0到1”的重大突破。


调研内容3


创新金字塔的“底座”企业自主创新有哪些新方向？ 调研结果


从基础研发到科技成果转化企业主角地位更加突出动能更加澎湃


　　如果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金字塔塔尖，那么位于金字塔底座、数量庞大的，则是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受益者。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基础研究支撑不够、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到位等难题制约着企业自主创新。


这一年，以四川为观察窗口，企业自主创新有哪些新风景？


　　成都天府软件园，极米科技的员工们憋着一股劲，准备在今年“618”中蝉联投影品类的第一。经过近10年创业，极米科技基本形成以成都为研发和市场中心，以宜宾为生产制造基地，立足国内市场开拓全球市场的全新布局。


　　调研组先后来到成都办公区和宜宾工厂，与技术团队交流时，他们都提到一个显著变化：过去极米科技的创新主要偏应用层面，现在开始向底层的基础研究拓展。


　　基础研发需要砸钱。极米科技大幅提高研发投入，20XX年公司投入研发的总费用同比增长达到43.49%，创近年来新高。基础研发更需要人才支撑。今年3 月，极米科技正式启动全球博士招募计划，名额没有上限，只要足够优秀，就能加入。


　　“应用创新让极米做到了国内行业第一，而底层的基础研究将支撑我们开启‘做世界第一投影品牌’的新征程。”田峰说。为支持极米科技这样的企业开展基础研发，四川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运行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 支持基础研究项目2000余项。同时，实施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推广“科技创新券”，发放“天府科创贷”，20XX年省级科技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科研经费7.5亿元、同比增长38.9%；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达3551.4亿元、同比增长40.1%。


初夏的涪江水波不兴，但澎湃的动能在这里孕育。


　　在涪江畔的绵阳经开区，调研组走进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一眼就看到摆在门口的3台医用回旋加速器。公司市场部经理唐毅表示，这是刚刚完成调试、即将发运的产品，售价均超过1000万元，“价格比进口设备便宜了近一半。”


　　医用回旋加速器，是制备放射性同位素药物的关键核心设备。2021年，全球已有超过1500台，不过，没有1台是“中国制造”。关键设备依赖进口，造成诊疗费用高企，前些年做一次PET/CT检查就要上万元。坐落于涪江之畔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跟玖谊源科技颇有渊源。公司技术团队成员，大多曾在这里工作学习，61岁的公司副总经理黄文荣也刚从这里退休。


　　早在200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便启动了医用回旋加速器研发，逐步攻克小型化、稳定性等难关。如何走出实验室，实现落地应用？科技成果转化， 是最后一道难题。黄文荣介绍，由国资参股、主创团队持股、战略投资方参股及民营资本控股，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玖谊源科技实现了创新资源的高效整合和科技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去年，国产医用回旋加速器率先实现国产之后， 公司签下了8台订单，首批国产医用回旋加速器已在医院投用。


绵阳经开区，玖谊源科技的新厂区建设进入尾声。“今年8月投产。”唐毅


介绍，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规模100台，将是全球最大的医用回旋加速器生产基地。从极米科技和玖谊源科技的创新样本可以发现，一年来，不管是基础研发还是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的主角地位都更加突出，不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据四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四川积极培育企业创新主体， 实施创新型领军企业“顶天立地”行动、高新技术企业“扩容倍增”行动、科技型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行动。截至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46万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1.87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338家、居西部第1位。


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教育体系构建的策略研究：四省市老年学习现状的调研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吴遵民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趋势，而积极应对并破解人口老龄化的困境，努力实现从人口负债向人口红利的转化，也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从“老化”向“优化”的转变路径中，教育与学习对老年人以全新姿态投入社会并更好应对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具有积极意义（WHO，2002）。但从现实的状况来看，我们对“老有所学”方针的落实并不乐观，老年大学“一座难求”， 老年教育缺口巨大，供需矛盾突出，已成为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朱昌俊，2019）。因此，如何在老年大学招生名额有限的前提下，在仔细把握老年人学习需求的基础上，构建适应性更强、对象范围更为宽广的教育体系，而非仅局限于老年大学的有限范围进行顶层设计，由此回应老龄社会背景下有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对教育提出的期待，也已经成为实践推进中亟需应对的政策议题。


　　从过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对老年生活的态度及参与老年学习的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积极老龄化的推进（Hannah，etal.，2017）。在对待老年生活的态度方面，相关研究发现，所有年龄的人们均对老年生活持消极态度（Butler， 1969；Koyano，Inoue　　ShibataHori，1987；Nelson，2004）。我国老年人对待老化的态度处于中等的水平。还有研究发现，人们对待老年生活也可能因地域的不同而迥异。


　　Hori和Cusack（2006）发现加拿大的被调查者大都持积极的态度，他们将老年生活理解为扩展社会视野、丰富人生阅历及提升个人智慧的过程。Asiret 等人（2017）的研究亦发现，土耳其的年轻一代对老年人和老年生活的观点普遍持积极态度。与之相反，日本则倾向于关注老年生活的消极方面。我国的相关研究则显示，老年人在对待老化问题及老年生活的态度上，呈现出比较温和与正向的评价。


　　再就老年人的学习参与来看，一些研究表明，实现人生价值、服务家庭、增强社会交往、提高生活质量等均是老年人参与学习的重要动机（韩伟等， 2018）。国外的早期研究还发现（Hiemstra，1972），老年人群更倾向于学习那些能够帮助自身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内容，如帮助生活自理、解决家庭面临


的困难等；林丽惠（2006）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健康自主是老年人最重要的学习需求。黄富顺（2009）、江曼莉（2015）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除了养生保健、家庭辅助之外，与人际关系密切有关的表达性需求，也是老年人最愿意学习的内容。Purdie和Boulton-Lewis（2003）通过访谈与问卷了解老年人 的学习需求及障碍，结果发现老年人认为最不重要的学习内容是科技知识，最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则是与交通、健康有关的内容，阻碍他们参与学习的最大问题则是身体上的失能。通常情况下，参与老年教育的群体，其健康、安全与休闲的学习需求都能在课程中得到满足，但科技方面的需求却因基础薄弱而较难实现。Xi和Cha（2018）在南京的调查则发现，成年子女的态度、学习费用、健 康状况、教学形式、学习诉求、学习目的、喜欢的课程、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老年人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最后是关于老年群体的整体终身学习状态的研究。先行研究表明，老年群体参与的终身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培训班、各类讲座和兴趣班等，阅读书籍、参与社区学习则是主要形式（乔爱玲、张伟远、杨萍，2019）。而基于新型社交技术形成的终身学习则成为了当下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关键要素。从2011年至2016年的5年间，英国通过网络参与学习的75岁以上老年人从20%增长到39%，而


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则从52%增长到74%。Xie（2017）对我国老年人运用计算机 参与网络学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缺少技术指导是造成无法依托信息技术平台进行学习的主要障碍。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有关老年生活的态度呈现出时代与地域文化的差异；在老年学习的内容上则表现出工具理性与感性表达需求之间的差异； 从终身学习的状况来看，基于新技术的网络学习在老年人中的推广十分迅速， 但技术的掌握与障碍也使得多样化的终身学习仍然具有上升的空间。那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教育体系建构的角度，当前我国的老年教育应如何具体展开？以往的相关研究显示，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老年人在老年大学中的学习状况，很少从终身教育的立场分析老年教育体系建构的问题。有鉴于此，立足于终身教育视角的老年教育体系建构的实证调查，对于新时代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与实践推进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


　　基于终身教育的视角，本研究对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学习参与情况进行调查，并关注他们在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时对社会所提供教育资源的意见与需求，


从而明确老龄社会教育体系完善的发展方向。在整合以往积极老龄化、生产老龄化、终身教育等方面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编制了《适应老龄社会教育体系完善研究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对老年生活持有的态度、参与老年学习的需求与现状、对完善现有教育体系的期待等几个部分。


　　鉴于我国在人口老龄化、教育均衡化以及老年教育的推进方面存在着东西差别和城乡差距，为了兼顾地区的差异性和研究的周期性，最后确定了北京、上海、四川、广西等四省市作为开展调查的区域。四省市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均从终身教育的视角对老年教育进行了相应布局，并已在实践层面取得成效。如北京市不仅注重老年人“老有所学”的理念，还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团队等形式推动老年人参与老年教育实践并推进“老有所为”的举措；上海也明确将终身学习理念列为“十三五”期间该市老年教育的发展议程。四川则特别重视各类终身学习机会向老年人的开放，广西壮族自治区更是鼓励老年人“发挥其经验优势、智力优势、技能优势，利用其所学所长服务他人、奉献社会”。


　　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四川、广西的部分地区的不同年龄人群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60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1395份， 有效回收率87.18%。其中，55岁以上人群数量为976份。本研究重点关注老年人群对老年教育的认识与参与情况，因而，55岁以上人群的数据构成了本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调查主要通过纸质问卷的方式展开，由各地研究人员向被调查人群进行现场发放，对于阅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群，则由调研员通过阅读指导与问题提示等方式完成问卷。问卷经编号整理后，统一用SPSS软件进行整理与分析。老年人群的具体年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一）老年群体参与老年教育的意愿


三、调查结果


“老有所学”与“老有所为”的意愿不高


　　本调查设置了对于老年生活态度的选项，其中涉及老年人是否愿意学习（老有所学）、是否愿意再从事工作（老有所为）或认为老年不再需要学习、也不再需要工作等选项。就调查结果来看（图1），被调查群体对老年阶段参与学习的意愿普遍不高。其中“老年生活应以休息娱乐为主”和“没什么需要学的” 两个项目，有近52.6%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赞同；这一比例与愿意坚持学习的选项相比要高出19.5个百分点。在“老有所为”的选项上，对于“即使不缺钱，也要尽可能工作，体现个人价值”的选项则赞同的比例更小，只占了被调查人群


的6.8%。由此可见，大多数老年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认知仍停留在较为消极的状态，积极老龄化与生产老龄化的观念尚未深入老年群体的内心。


养生和家政是老年教育最受欢迎的学习内容


　　就意愿学习内容而言（图2），健康养生排第一，其他则依次为家政、现代科技、现代养护与教育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健康养生知识的意愿更为强烈。此外，对于即将或已经退休的老人而言，由于闲暇时间日益增多，抽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后代处理家务的愿望也日趋强烈，因此对家政知识和现代养护与教育的需求也较为旺盛。与之相反，被调查群体对于“人文艺术”“游学”等与日常生活需求相脱离的学习内容则兴趣不高。另外，伴随现代生活中各种技术工具与手段的应用，老年人对现代科技相关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强，这已成为第三受欢迎的学习内容。


（二）老年群体参与老年教育的现状


在不同教育情境中的学习


在终身教育场所参与学习的时间不多


　　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群的学习参与，不应局限于老年大学或社区教育，而应融合于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此，课题组调查了在各类终身教育设施或场所中的学习情况（见图3）。


　　被调查群体每月在各类学习场所花费的学习时长整体较短，在各学习场所的学习时长每月不足5小时。按设施排列前三位的分别为“街道社区学校、文化中心或乡镇成人学校的活动”，“老年大学的正规课程”，“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文体活动中心的活动”。可见，老年群体在社区学校、社区学院或老年大学等常规设施参与学习最为普遍，其间亦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馆或借助报刊杂志等媒体资源进行学习，而接受大中小学及校外教育机构组织的教育活动的则很少。


利用手机与社交媒介学习的时间较长


　　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老年人的在线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新的技术手段不仅拓宽了传统老年教育的广度，而且还为受时空限制而无法参与学习的老年群体拓展了学习的空间与机会。对电子设备拥有情况的分析表明（图4），被调查群体大多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等电子设备，同时具备进入网络端口的一定条件。调查结果表明，相比传统学习途径，新闻网页、微信群、公众号等更受老年群体的喜爱与欢迎，并已成为老年群体参与学习的常用媒介。如图5


所示，被调查群体每天利用手机、微信进行学习的时长明显多于电脑，其中有27.2%的老年人每天使用手机获得各种学习信息的时长在1—3小时，另有21.3% 的老年人每天有1—3小时通过微信获取各种信息。


　　无论是电子设备的拥有还是线上学习的时长，都说明被调查群体对于通过技术促进学习持欢迎态度，且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拥有了“互联网+”的入口，这使得线上与线下学习的融通成为可能。整体而言，老年群体基本具备了在线学习的条件，而未来的学习参与则可能朝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老年群体参与老年教育的基本特点


教育费用支出低


　　就教育费用的支出问题进行的调查发现（图6），被调查老年人每月在各类学习活动中无费用支出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近一半（43%），而在有费用支出的人群中，每月用于教育支出1—100元的人数又占了总调查人数的36.5%，月教 育费用支出在100元以上的仅为20.5%。


教育费用支出以个人支付为主


　　如图7所示，对教育经费支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面临的是个人支付能力有限、各类经费补贴不足的困境，能够获得政府/社区或单位补贴的老年人仅占15.6%。


对学习信息的获得感不佳


　　从信息渠道获取的个案百分比排列来看（图8），当下终身教育活动的信息获取虽然渠道很多，但从社区、村委会、电视报刊等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仍不在多数，这说明官方宣传的力度不够大，渠道亦不够畅通；另有不足一半的被调查者是通过自己打听的方式来获取学习信息的。这表明老年群体具有主动获取学习信息的意识，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老年群体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


参与学习依然面临多重障碍


老年人参与学习面临着教育供给、个人和家庭三个层面的问题。调查显示


（图9），有61.5%的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障碍。其中，40.1%的老年人面临着“现有的课程不能满足需要”“没有学习机会”“承担不了开销”等教育供给障碍；39.9%的老年人则面临着“没时间”“身体状况不允许”“没信心学”“不愿意学”等个人障碍；另有16.8%的老年人面临来自家庭层面的障碍。


学习满意度一般


　　对已经参加各类终身教育活动的老年人的学习满意度进行的调查发现，影响他们学习满意度的因素可以归为三类：（1）环境保障，如学习氛围、硬件设施、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应用、课程费用、学习场所等；（2）学习过程，如教师知识储备、学习内容、课时安排、学习形式、学习同伴、同学关系、师生交流等；（3）学习结果，如预期学习目标、实际学习收获等。从图10可知，被调查群体对学习氛围的满意度最高，另外，对学习场所的便利性、教师的知识储备、硬件设施三项的满意度也较高。但对预期目标的达成、实际的学习收获以及师生交流三方面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


（三）不同类别人群参与老年教育的差异


　　研究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居住地的老年群体在参与教育活动上存在多种差异。


地区差异


北京地区老年群体获得的教育经费补贴最高


　　卡方检验表明（图11），四地老年人获得的教育经费来源方面，除单位补贴外，其他各项上均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其中，政府补贴、个人支付两项p=0.000， 子女支付项上p=0.001）。其中，北京地区被调查老年人的政府/社区补贴率最高，广西老年人的政府或社区补贴率最低。在个人支付方面，上海地区被调查老年人最高。广西地区被调查老年人的子女支付率最高。


上海老年群体在终身教育场所中的学习时间最长


对四地被调查老年人在不同终身教育场所中的学习时间进行的F检验显示


（表2），除了老年活动中心内的学习讨论活动外，他们在其他学习场所中的学习时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中小学、幼儿园组织的教育活动F=11.105，大学中面向学生的教育活动F=32.350，老年大学的正规课程F=29.207，传统老年远程教育F=15.682，街道社区学校、文化中心或乡镇成人学校的活动F=44.553， 图书馆、科技馆等场馆活动F=7.897。其中，上海老年人在各类终身学习场所中的参与时间均最长，尤以街道社区学校、文化中心或乡镇成人学校中和各类学习场馆、场所中参与的百分比最为突出。


广西老年群体对学习老有所为的相关内容更感兴趣


　　对不同地区老年人意愿学习内容的卡方检验发现，在生产或工作技能学习、现代养护、现代科技、游学四项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其他各项学习内容上差异不明显。广西地区被调查的老年人对学习生产或工作技能、学习现代


养护与教育内容两项上的意愿最高（分别为37.1%和47.3%），四川地区老年人对现代科技内容上的学习意愿最高（54.3%），而北京地区老年人对游学兴趣最 高（42.2%）。


居住地差异


城区被调查者参与老年教育的意愿较强


　　对不同居住地被调查者的参与老年教育意愿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图12所示，皮尔逊卡方值为83.727，自由度为12，显著性概率p=0，表明不同居住地的 老年人在教育参与上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区、城乡接合部、乡镇、农村等四类居住地的被调查者普遍认同“老年生活应以休息娱乐”为主，但城区的被调查者对老年参与学习的意愿较为强烈，如有42%的人认为“老年人仍要坚持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这可能与城区教育设施相对完善、被调查者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对终身学习的意义和价值较为认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和农村地区对“老年人仍要坚持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的认同率亦分别达到29.3%和14.9%。这又与近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使乡村各级各类教育得以迅速发展有关。特别是“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方针的实施，使得乡镇和农村人口的教育观发生了很大改变， 学习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城乡接合部人群所获经费支持最少


　　关于教育经费的卡方检验显示（图13），不同居住地人群在各项教育经费来源方面也存在着显著差异（p=0.000）。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被调查者的来源于政府或社区补贴的教育经费仅占2.04%，不仅低于居住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区，同时也低于农村地区的被调查者。城乡接合部作为接近城市并具有某些城市化特征的乡村地带，同时也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地带，在老年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往往最容易被忽视。但由于其地跨城乡、房租廉价， 加上管理薄弱，大量外来人口集聚于此，现状却是他们很难享受到与当地人相同的老年教育福利。


城区老年群体利用手机等媒介的学习时长最长


　　对不同居住地人群利用不同设备学习时长的F检验表明，不同居住地人群在电脑学习时长（F=18.484，P=0.000）、手机学习时长（F=27.461，p=0.000） 以及微信学习时长（F=25.015，p=0.000）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表3可见，城区人群无论是在电脑、手机还是微信上的学习时间，均高于其他三类居住地人


群，而农村地区被调查老年人在三类媒介上的学习时间均最短。这表明相比于其他人群，城区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现代化学习入口，并且拥有更多的时间实际开展学习活动。对比之下，农村地区老年人可能由于生活所迫，拥有相对较少的从事劳作以外的闲暇时间。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老龄社会背景下的教育发展，需要相应加大诸如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农村老年群体对生产或工作技能的学习意愿最强


　　统计结果表明（表4），就意愿学习的内容而言，不同居住地老年人在生产或工作技能以及游学两项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而在现代养护与教 育、家政、现代科技、人文艺术、健康养生等项目上则不存在明显差异。城区被调查老年人对于生产或工作技能的学习意愿最低，在游学的内容上，城市老年人的学习意愿则最高。而农村老年人在这两项内容上的选择均与城区老年人呈相反的倾向。


四、老年群体学习参与现状的问题与思考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曾明确指出，“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与完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并实现老龄人口从劣势向优势的转化，已经成为我国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务院办公厅，2016）。深入研究与把握我国老龄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度了解老年人对于学习的态度及当下的参与现状，对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研究的实证调查可以发现，目前老年群体的学习参与现状存在以下特点：


　　其一，老年群体学习参与意识普遍不高。从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被调查群体的整体学习意愿普遍较低。中国素有老人颐养天年的传统观念，这使得老年人对于自身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注严重匮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状与西方老年群体对学习生活持有的积极态度不同， 与同在东亚地区的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如有调查发现日本人的老年生活更多地是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Hori，1996）。上述特点也表明老年学习观具有明显的文化与地域差异。


　　其二，由政府提供的终身教育场所中的学习机会严重不足。调查结果显示， 老年人在各类由政府举办的终身教育设施（主要指街镇政府举办的社区学校或


老年教育中心）中的参与时间整体不足。同时，在各类教育场所中所获得的教育支持与经费的资助也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上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以往有关老年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政府有力支持的论述（丁倩梅等， 2019）。


　　其三，工具性的学习内容仍然是当前老年群体关注的重点，“互联网+”技术则为老年群体的广泛学习提供了重要途径。调查结果显示，当下老年群体更倾向于健康养生、家政等方面的学习内容，这与以往相关研究发现的老年人在服务自身家庭、满足个人健康需求方面的工具性特征十分一致（韩伟等，2018； 王英，2009）。本研究还发现，现代科技相关内容在被调查群体意愿学习内容中排在第三（占比44.8%）。被调查人群大都具备了较为充分的“互联网+”的学习条件与基础，而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通过新闻网页和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进行的学习无论是时间还是比重也最高，以上结果也再次印证了网络技术的实际应用对于拓展老年学习的空间具有积极意义（AgeUK，2016）。同时，在老龄社会背景下有效提升老年人的信息技术素养也应该成为今后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Riviven，2020）。


　　其四，老年群体在学习信息的获得、学习条件的保障等方面的意识还较为薄弱。这与社区官方宣传力度不够有关，因此，官方在老年群体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络平台进行的信息传播还需加强。老年群体参与学习目前仍然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体现在教育供给、个人、家庭等多个方面。未来需要通过教育生态的整体调整或构建来破除障碍，以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学习权利。


　　其五，对“老有所学”意愿、教育经费支持力度、想要学习的内容等还存在着地区、居住地等方面的差异。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次调查发现城乡接合部老年人所拥有的资源与机会无论与城区还是农村地区老年人相比，均差距巨大。同时，农村地区老年人更倾向于学习与从事生产和继续工作相关的老年教育内容，而城区老年人则对游学内容最为感兴趣，不同老年群体的学习需要应该成为未来为老人提供学习机会时最需要关注的议题。


五、适应老龄社会的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策略


　　基于以上对北京、上海、四川、广西等地的调查与研究，可以发现当下的教育体系确实存在着对老年人学习参与的重视不足、宣传不够、老年教育的管理与支持系统不健全，以及正在构建中的终身教育体系因为不甚完善而无法很好回应老年人学习需求等问题与弊端。未来很有必要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角


度去构建适应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由此才能为老年人的终身学习提供更多的支持与保障。


（一）加强宣传、促进参与，确立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教育理念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传统的惧老、厌老乃至恐老的观念仍然十分流行。调查发现，老年群体对于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意愿不高，积极老龄化的观念并未被老年人真正认可。因此，需要在理念与宣传层面重新树立对老年生命价值的认识。对此，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加强宣传，以使普通民众能从正向的角度去理解、认识并肯定年老。同时还需要通过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典型形象的树立、国外先进经验的介绍等，使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老年人的人生经验与智慧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具体来说，在家庭层面，应动员家庭成员积极支持老年人的社会活动与教育参与，同时通过合理分工，减轻老人的家庭负担，从而使他们的经验与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平台发挥作用。其次应加强对青少年进行尊老、敬老的教育，如在中小学课程中加入相应内容和相关知识，以使他们正确理解人生的不同阶段及对社会产生的不同贡献。最后， 则应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强化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立场，即通过终身学习使老年人正确了解自身的价值及参与学习的重要意义。


（二）加大保障力度，为老年人提供充足的学习机会


　　当前，老年大学依然面临“一座难求”的困境。加快老年大学的建设，扩大招生规模，是有效解决供需矛盾的一条路径，但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看，老年群体参与教育与学习的场所还可拓展至社区、文化及大众传媒等多种场所（王英、谭琳，2009）。调查显示，老年群体对现有的教育资源满意度一般，尤其是教育经费支出还很低，而地方政府也难以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在城乡接合部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因此，着眼于老人群体学习权保障的立场，并从更广泛的范畴重新审视并定位老年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就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机构与组织加入支持老年教育的行列。加大经费投入，充分整合资源，以为老年人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也是当务之急。具体策略则是开放各类教育平台、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如下午三点后及双休日的校园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及体育场等场馆的定时定点利用，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教育活动，等等。而充分结合信息化时代的特点，通过网络与手机终端为老年人搭建信息化平台， 同时统筹现有各种信息渠道为老年教育提供个性化教育课程，也是新时代开展


老年教育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三）回应老年群体学习需求，立足“需求为本”创建老年学习体系


　　立足需求，是老年教育能否受到欢迎并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构建适应老龄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向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不仅意味着教育基础设施与学习资源的提供与开放，同时也需要站在老年人的立场，对各类教育学习场所予以重新检验与审视，以确保它们能有效适老、助老。从被调查群体意愿学习的内容来看，大多数人倾向于老有所乐，也有对家政方面的较高学习需求，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老年人的老有所为，即为家庭为社会发挥余热的积极意愿。在实地调查中还发现，多数社区能基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进行课程开发，但在具体的学习方式上，则还需要加强对老年群体身心特点的研究。老年教育固然也是教育的一种类型，但它的特殊性决定了老年教育在师资、课程、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方面与普通教育存在明显差别。因此需要基于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去开展调查研究，以使教育过程与教育要素，能真正适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与年龄特征。


（四）建立信息技术平台，拓展老年人的学习空间


　　调查表明，当下的中国老年人大多拥有了完备的通讯设备与网络系统，而网络的便利性与拓展性，则可以为未来的老年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与空间。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各地政府及社会组织应该更加重视网络建设，更多创建优质的线上学习资源平台。在硬件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强化老年人对网络应用技术的掌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垃圾信息的处理、防骗意识的培养等。其中，对老年人特别关注的健康、养生、家政等学习内容尤其需要做到精挑选、广覆盖、深推广。


（五）注重老年人的教育公平与学习权保障


　　从本质上来看，老年教育是对老年人学习权予以保障的重要体现，其中当然也涉及教育公平的议题。调查显示，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老年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学习的获得、教育过程的实施等依然存在着显著差异。为此， 基于终身教育理念的老年人学习权保障，还需要重点思考以下问题。


　　其一，应深入分析影响老年群体学习的障碍，从舆论、制度、经费等方面给予调整与支持，以尽可能多地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同时，这种机会应可以破解来自教育供给、家庭和个人等因素的限制，成为现实可得的学习机会， 而这也是保障所有老年人学习机会均等的重要条件。换言之，若要进一步保障


老年人的学习权，至少还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增加老年教育的经费投入，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学习者等多主体分担和筹措老年教育经费的机制”


（国务院，2016）。其中，将基层社区老年教育的经费纳入地区政府的财政预算，并探索官、民多渠道筹集老年教育经费的路径，则是保证老年人的学习意愿不因经济原因的影响而低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尽可能提供差异化的学习内容与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更精准的教育服务。老年人因不同的生活处境，对学习必然会产生不同需求。因此构建一个能够真正适应老年人需求的教育体系，就必须立足差异，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差别化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维度。


　　其三，为弱势老年群体及面临困难的老年学习者提供更多支持与补偿。调查显示，缺乏充足时间、身体状况不允许、家庭生活困难等是老年群体参与学习的主要障碍。对于身体状况不佳的老年人，应提供网络线上学习途径。而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家庭生活困难的老年人，除了提供尽可能多样及免费的教育之外，还需要整个社会为老年人的生活与福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与支持。


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联防联治问题与对策


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　　李明


一、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一）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


简单民事矛盾纠纷


　　家庭矛盾纠纷主要有：一是夫妻关系不和谐而导致的离婚纠纷；二是婆媳 观念不同而导致的婆媳纠纷；三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抚（扶）养纠纷。家庭矛 盾纠纷破坏了家庭的伦理道德，使得家暴、虐待儿童和老人现象时有发生。邻里纠纷主要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甚至互殴等。长此以往，这些矛盾纠纷不仅会给各方家庭带来诸多困扰，而且对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经济财产纠纷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土地和土地所承载的利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由此引发的经济财产纠纷数量也在逐年上涨。一是宅基地纠纷。尽管宅基地均由村集体统一分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因宅 基地供应不足而产生的纠纷却经常发生，通常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宅基地面积确认、宅基地转让等问题。二是土地使用纠纷。在土地流转、继承和征 用等环节，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较多，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现象较为明显。这类纠纷调解难度大，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干群矛盾纠纷


　　主要包括村务管理纠纷、干群关系不和谐。一是村务管理。传统“一言堂” 的治理方式仍然在农村村务管理中起作用，加之村干部之间职责不清，履职时推诿扯皮，使各类矛盾纠纷不能被及时处理，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与日俱增。二是干群关系。部分基层干部奉行“命令主义”①，没有真正贯彻“一事一议”。同时，一部分群众对政策和法律缺乏了解，不认同村干部的管理方式， 抓住村干部的失误大做文章，不利于干群关系融合发展。


诉求型矛盾纠纷


　　主要是突发事件、工程建设用地、政策执行等引发的纠纷。一是突发事件 纠纷。在人身损害赔偿、医疗事故赔偿、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发生后，因赔偿标准不同、赔偿进度快慢导致的矛盾激化事件已屡见不鲜。二是工程建设纠纷。 因建设路线走向、青苗补偿、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三是政策执行纠纷。在低保评定、退耕还林、移民搬迁、精准扶 贫等政策执行过程中，因政策讲解宣传不到位，导致群众误解、漫天要价的情况日益增多。


（二）现有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处理方式


简单民事矛盾纠纷大多采取人民调解的方式化解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制度都是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一是对婚姻纠纷， 采用“冷却待机调解法”。为避免情绪冲动激化矛盾，应使双方先冷静下来， 待趋于理智后，再择机进行调解。二是对婆媳矛盾，采用“明辨是非调节法”。 丈夫等第三人从中进行调解时，要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不可采取武断处理方法。三是对赡养、抚养等家庭纠纷，采用“亲情感化调解法”。调解时侧重唤醒当事人对亲情重要性的认识，让冷却的亲情渐渐回暖。四是邻里纠纷，采用“协调沟通调解法”。以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村干部作为中间调解人，让双方心平气和地沟通，并由中间调解人给出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处理方案。


经济财产纠纷大多以非诉讼机制为主导，诉讼机制为补充的解决方式 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土地就是最大的经济财富。在面对经济财产纠纷时，


通常先采用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方式解决。如果争议双方互不相让，各种辅助力量就会介入，并试图化解双方分歧。具体而言，调解人员先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再听取矛盾双方的诉求，进而对其进行调解。如果调解遇到“瓶颈”，会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调查或找村干部、邻里参与，共同评判是非。如果纠纷仍然无法解决，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由于经济财产纠纷的特殊性，迫不得已时也会采取诉讼方式。


干群矛盾纠纷主要采取内部整改、外力推动的方式解决


　　由于部分干群之间思想观念以及素养水平不同，村民难免会对村干部的管理方式进行抵触。面对干群矛盾纠纷，村干部首先要听取和分析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村民思想观念的陈旧以及村干部懒政怠政是导致干群矛盾最主要的原因。对此，需不断加强农村社会思想观念教育。在解决干群矛盾纠纷时，村干部工作要积极主动，心平气


和地与村民协商，通过舆论引导、正面宣传等方式，引导群众理性表达、克制情绪，避免出现情绪化的过激行为。


诉求型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方式解决


　　诉求型纠纷广泛存在于生活中，调解是诉求型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在人身伤害方面，通常先与双方分别进行沟通，了解各自的诉求，再与双方共同磋商；在财产损害方面，应当直奔赔偿主题，尽量满足双方的合理要求；在医疗纠纷方面，通常将以往发生过的类似案件整理出来，与当事人的纠纷进行比较， 使其充分了解其中利害。当出现调解不能的情况时，应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现有纠纷处理方式的局限性


　　一是人民调解纠纷解决能力呈现下降态势。由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薄弱，缺少有效的资金和人力保障，降低了人民调解的质量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另外，人民调解对于常见性、多发性的矛盾纠纷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一些重大矛盾纠纷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二是诉讼化解矛盾的方式成本过高，村民通常不会轻易选择。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标的往往较小，即使采取诉讼的方式赢得官司，村民也可能由于诉讼费承担问题而放弃。


　　由于调解和诉讼两种最基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应对当今社会纠纷时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联防联治作为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其可从源头上预防并化解纠纷，减少诉讼型案件的发生。


二、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实行联防联治的考察


（一）联防联治的工作机制


组织架构：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基层治理网格，加强社会治理面对复杂且多样的矛盾风险，社会治理的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之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将发生重大变革。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在解决复杂矛盾纠纷时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行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向社会组织赋权、促进公众的积极参与。具体而言，需要发挥综治中心的重要作用， 不断将信息收集、矛盾调处、网格管理、监督考评、信访维稳等工作“做细、做精、做实、做优”。在纵向上不断促进市、镇、村之间的上下贯通；在横向上不断加强与邻村、有关部门单位、有关行业领域的协调联动，促使社会治理更加精细化。


工作方法：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网格员体系的融合，夯实治理根基


　　推进党组织与网格员体系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促使网格员与党组织对接，形成有序、稳定的工作格局。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解决自身问题，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不断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治理一线下沉，以回应和满足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要努力做到“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格事尽知”，不断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工作重点：防范纠纷发生，及时化解矛盾，保障社会安全


　　基层社会中存在的小矛盾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则可能发展成为社会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我们必须把预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因此，为了发扬和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置于重要位置，推动法治力量引导和疏导，要加强对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预警纠纷发生，推动从根源上解决矛盾。同时，也要对已发生的纠纷及时响应，真正做到预防为先、发现为早、解决为小。


（二）联防联治的优势


联防联治可以有效提高调解成功率


　　在村一级实行联防联治，可依托“三官一律”进网格，借助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专业力量助推基层“四治融合”，进一步完善“村民说事”“乡贤评理”等民主管理平台建设，以专业法治力量助推基层矛盾依法调处。在镇一级实行联防联治，加强庭所联调，即联合派出所、法庭、检察室，深化“两所一庭一室”协作机制，同时整合区域资源，提高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效率。引导当事人形成正确、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避免当事人“对薄公堂”，促进双方握手言和，增加调解成功率。


联防联治有助于缓解组织内部原因引起的干群矛盾


　　干群矛盾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矛盾主体一方或者多方素质水平较低， 另一方面则在于组织内部腐败现象的出现。矛盾纠纷产生后，由于现有的矛盾纠纷解决途径不同，各部门各自为政，“踢皮球”现象也比较严重。联防联治可以实现部门与地区之间的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打通部门及地区间的壁垒。同时，其对各方参与主体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联防联治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随着“权利神圣”、“司法最终解决纠纷”意识深入人心，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而相应的司法资源没有增加，法院工作承受着巨大的诉讼压力。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调解、行政处理、非诉法律服务等方式的纠纷解决作用，依据纠纷当事人的申请，遵循自愿平等原则， 以规劝、斡旋为基本手段，能有效节约司法成本，达到互利双赢的效果。


联防联治有利于增强群众幸福感


　　由于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多种多样，矛盾纠纷当事人能自主决定选择运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这给群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矛盾纠纷，可以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利，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当事人有了多种选择，相应的也会尊重依据自己选择方式解决问题的结果。


（三）联防联治的评价


　　开展“联防联治”是解决“条块分工”治理体系的不足，创新社会治理 体系的重要手段


　　“条块分工”①的治理体系在面对各类新型、突发事件时，表现出的失灵现象越来越明显。为了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的联防联治应运而生。


　　网格化管理以其治理成效获得普遍认同。一是网格化管理遵循“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原则，由党委政法委具体牵头运作，代表的是党委、政府，能够满足社会关于国家职能的需求；二是通过网格化管理和资源下沉，可以覆盖整个经济社会，从而弥补了“条块分工”治理体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目的，让尽可能多的主体融入网格治理体系之中，使网格化管理的效能迅速放大。


　　开展“联防联治”是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重 要手段


　　在传统的行政区划中，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和执法效率低下是突出的问题。联防联治的本质在于合作，其有效打通了地区之间的壁垒，具有整合区域资源的作用，实现资源共享，降低了各地方政府的建设成本。联防联治的目标是降低交易费用，增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动机。


联防联治工作因权力配置问题未落到实处


联防联治工作的开展以网格化为主要手段，政府部门在纵向上落实权力时，


存在着放权界限不清晰、放权不放人等情况，导致基层部门的担子越来越重， 使基层干部在开展村务管理工作中力不从心，降低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地方政府在横向联动上，出于政绩考核顾虑，并没有将联防联治工作开展成效纳入政绩考核参考，所以基层干部参与联防联治的积极性不高。


工作机制尚未健全，合作流于形式


　　联防联治是多元主体参与的集体合作，在带来各种治理优势的同时，也使得主体间的责任被分散及弱化，参与主体“搭便车”的行为时有发生。农村社会长期以来坚持“各自为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导致监督力量分散多元。同时，联防联治对参与主体的约束和控制能力较弱，叠加农村熟人社会的影响， 使多元主体合作流于形式。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联防联治的优化方案


（一）健全利益协调保障机制，提高开展联防联治积极性


促进利益分配，加强利益激励


　　利益始终是农村基层社会主体“参与进、参与好”联防联治工作的直接动能。对此，首先，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事权，避免由于职责不清而出现推诿扯皮。其次，应当建立事权配置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加以调整，以此来有效减少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现象的发生。


　　共享是各主体参与联防联治的根本要求。具体而言，一是共享地方政府间GDP和财税收入；二是设立区域合作补偿金，对联防联治中受损利益加以补偿； 三是建立并明确合理的成本分摊模式，公正分配利益。


　　利用外部影响分配利益可以增强主体参与联防联治的积极性，但利益激励更倾向于主体自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群众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利益激励的本质就是对行动者进行激励。对于党委、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成绩得到认可、错误得到包容，要采取认可激励。对于社会组织来说，他们希望可以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对于群众来说，如何解决具体而现实的问题是其关注的主要内容。


完善保障机制，营造信任环境


　　保障机制是联防联治工作的支撑力量。一是完善法治保障。社会治理长期 存在“条块分工”“各自为政”，参与主体对公共事务采取不同的治理手段， 由此引发各种矛盾纠纷；同时，村干部“一言堂”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大的矛盾纠纷隐患。村干部是普法的关键对象，要转变传统的治理思维与模式，坚持依


法治村。村民是普法的重点对象，要加强法治观念，采用以案说法的方式促进理解。法律顾问需要对村民咨询的法律问题予以解答，帮助村民调解矛盾纠纷， 协助做好村务管理。


　　二是资金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为法制宣传、矛盾调解、人才引进等提供资金支持，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层社会的财政资金投入，保障农村社会的各类活动得以顺利开展，避免活动流于形式。建立清晰的资金使用制度，让资金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确保资金用好用实。


（二）优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组织结构，筑牢联防联治制度根基


优化现有网格体系，促进主体间联系


　　网格化是实现联防联治的重要手段，在农村基层社会中，将“网”织的越密，主体间的联系性越强，以信息技术为抓手，建立信息整合与共享平台，及时发布各地区政务、社会和交通等方面的信息，整合基层资源，促进信息共享。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人防”到“技防”的转变。不断创新智治技术，推动“雪亮工程”项目应用，不断完善数字化管理模式，全面推广“智慧社区”建设。明确农村基层社会网格化责任划分。明晰部门与部门、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责任清单，确保一项不漏，过程中不能留有“模糊地带”“扯皮空间”，构建界限清晰、无缝覆盖的网络体系。


　　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提高治理能力基层治理队伍是基层决策的践行 者，要不断加强治理队伍的“软实力”，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组织保障。优化引进机制，激励人员进入基层。推动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完 善保障措施，促使人才留在基层。不断进行村干部内部整合，实现老中青年干部搭配，打造出一支“实践经验+专业”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三）完善议事监督考评机制，推动联防联治有效落实


完善议事机制，实现“有事早商量、难事齐商议、遇事大家办”


　　议事机制能够增强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提高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协商能力和信任程度，促进联防联治工作的开展。同时，议事机制能够促进信息共享、问题协商、民主决策、合作治理，使基层管理者更好的掌握社情民意，提高管理效能。


　　完善议事机制，加大村民自治宣传力度，让村民意识到自己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基层治理更加深入人心。建立健全农村议事会制度，明确议事


会的组织架构、职责分工、议事程序，确保议事会工作有序、高效开展。通过农村民主评议，了解村民对基层管理工作不满意的情况，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逐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完善监督机制，设立中心监管组织，实行轮值主席制


　　完善监督机制是有效开展联防联治工作的重要保障。首先，应当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及时向村民公开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其次，加大对微小权力的监督及微腐败的惩治力度，严厉打击基层干部懒政怠政的行为。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弱”的现实情形下，不断推动监督力量下沉，落实监督制度。再次，要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的共同监督作用。采用数字化、信息化、线上线下共同监督的方式，扩大监督范围，提高监督能力，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最后，建立集领导、决策、监督、验收、奖惩等功能为一体的监管组织。监管组织可由上级政府委派官员，也可由平行的地方政府中抽调人员组成。同时，开展以“共同主办， 轮流承办”为主要形式的联席会议，并实行轮值主席制。


　　完善考评机制，将联防联治纳入绩效考评考评机制可以推动各地区基层组织间不断竞争，一方面，其有助于激励基层干部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能力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联防联治在解 决矛盾纠纷、提高治理效率、节省区域资源等方面显示出了制度优势，将联防联治纳入绩效考评，制定考核标准，根据工作内容、工作要求等具体指标制定考核方案，可以确保各基层主体工作竞争的公平性和客观性。


（四）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实现联防联治终极目标


强化党建，引领联防联治长效机制


　　要加强党组织建设。联防联治工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纪律建设，紧扣“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明确自身职责，确保联防联治工作能够有序且规范的开展。要注重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党委关于推进联防联治、强化基层党建工作的指示和文件，把党的领导贯穿到联防联治全过程中。紧扣“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聚力解决群众在联防联治中遇到的问题，保障群众利益，增加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加强联防联治的监督和检查，落实各级党委抓联防联治的责任制，全面加强联防联治的内部监督机制，提高联防联治的工作质量和效益。


加强村民自治，促进联防联治落到实处自治强调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


重视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加强村民自治，需 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厘清政府的管理权与群众的自治权，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由村民依法自治，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增强村民自治意愿，不断鼓励村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并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让村民从被动的接受管理，逐渐转变为主观上愿意参与基层管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作用，加强对村民自治、联防联治等相关工作的宣传报道，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和联防联治意愿，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村内安保，防范和打击盗窃、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为村民开展自治活动提供安全保障。


农村宅基地管理与改革的思考 基于河南省濮阳县农村宅基地的调研


河南省濮阳县农业农村局　　李爱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重大课题，加强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意义重大、势在必行。采取走访群众，与乡、村两级干部座谈，办理人大、政协提案，处理信访等方式，结合河南省濮阳县宅基地摸底清查统计数据，笔者对濮阳县宅基地的错综复杂现状有了一定掌握，同时也产生一些深刻思考并提出建议。


一、农村宅基地的现状


（一）超面积使用现象较多


　　1982年6月26日，《河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实施，规定平原地区平均每户建房规划用地不得超过二分半。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宅基地面积超标的情况比较常见。因为原来的宅基地面积大，1982年划分宅基地时，工作难度大，大部分没有执行二分半的标准，甚至后来规划的村庄，执行的面积标准也大于二分半。有的鳏夫去世后，宅基地直接给了兄弟或者侄子。他们的宅基地往往相邻，于是合并成了一处宅基地。也有村民把宅基地给了自己的兄弟、侄子或者流转给了邻居。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农村宅基地超面积的现状。


（二）“一户多宅”现象有一定占比


　　《河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的实施，基本上实现了“一户一宅”。大部分村庄按照家中男孩儿数量划分宅基地，一个男孩儿一宅，父母随其中一个儿子居住。一些村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村庄没有规划，存在“断头路”“布袋街”，街道、胡同狭窄，排水设施不够便利。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一些农户在交通便利、排水方便的村头路边、自留地等地方私自建房。同时，他们也不放弃原来的宅基地，从而形成了“一户多宅”现象。有的农户接受了鳏夫兄弟、叔伯的宅基地，或者以流转方式接受了其他村民的宅基地；有的因为婆媳摩擦等家庭矛盾，老人随便找个地方，与儿子分开居住。这些因素导致“一户多宅” 现象的出现。20XX年年报统计数据显示，濮阳县农户数256291户，占有两处及以上宅基地的农户数22125户，占比8.63%。


（三）宅基地闲置问题较为普遍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发现，村里有很多残垣断壁、荒废住宅和空闲宅基地。根据摸底清查统计数据，闲置宅基地较为普遍，几乎每个村或多或少都有，


由此也加剧了村落“空心化”现象。经调查分析，农村闲置宅基地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有条件的 农民直接在务工地购房，长期不回农村，或者户口迁出，不在老宅基地上翻新房，还占着老宅基地。二是乡村规划不够合理，或者规划实施过程中，由于种 种原因未能完全按照规划进行建设，造成部分群众住进新宅而未退出原来的老 宅基地。还有极少部分群众零零散散地在原来的宅基地上居住，一个村庄的居住情况参差不齐。三是大部分农村宅基地都是村组成立的时候分配的，几十年 来，宅基地的使用权基本没有变化。人口自然变更后，死亡人员依然享有的宅 基地没有及时清退，造成废旧宅基地闲置。20XX年年报统计数据显示，濮阳县宅基地宗数284325宗，闲置宅基地宗数17960宗，占比6.32%。


（四）存在少量“多户一宅”现象


　　家里男孩儿多的农户，宅基地一代一代传承。该分户居住的农户无法分开居住，导致“多户一宅”现象。20XX年年报统计数据显示，濮阳县农户数256291 户，两户及两户以上共用一处宅基地的农户数957户，占比0.37%。


二、农村宅基地存在问题产生的不利影响


　　超面积使用、“一户多宅”、宅基地闲置、“多户一宅”等现状，造成土地浪费、出现“空心村”、人居环境差、村庄投入成本高等现象，甚至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产生诸多弊端，存在不少隐患。


（一）造成土地浪费，阻碍了乡村产业发展


　　超大面积宅基地不能充分利用，处在粗放低效使用状态。尤其是大量的闲置宅基地造成了土地的极大浪费，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也阻碍了乡村产业发展。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严格，成功人士、乡土人才等返乡创办小微企业难以找到合适土地。大部分空闲宅基地和空闲地没有整合， 阻碍乡村产业发展。


（二）影响村容村貌，降低了人居环境质量


　　废弃房屋长期无人居住、破败不堪，环境卫生脏、乱、差，对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废弃旧房无人管理，存在诸多坍塌、失火等安全隐患，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降低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三）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难度，提高了村庄投入成本


　　由于村民居住不集中，村落分布面积过大，增加了村庄改电、通水、通气、修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难度，提高了村庄投入成本。


（四）乱占耕地建房，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


　　一部分该分户的“多户一宅”家庭没有建设用地可分，又迫于结婚、立业、生活等需求，违规在承包地上建房，破坏基本农田，造成了耕地浪费、耕地“非农化”，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三、农村宅基地管理与改革建议


　　面对农村宅基地的现状和不利影响，如何盘活农村宅基地这一“沉睡资产” 就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近两年，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清理残垣断壁、收回空闲宅基地、治理“空心村”等提案，建议合理分配集体资源，优先保障村民建设用地合理需求，实现户有所居。以自营、出租、入股等方式将闲散宅基地用于发展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创办小微企业，给集体经济发展腾地腾空间。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章立制


　　为规范和加强村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住房管理，2021年1月，河南省政府制定出台了《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紧接着，濮阳市政府也立即制定了贯彻该办法的实施方案。


　　2021年4月，濮阳县成立了领导小组，并出台了《濮阳县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实施办法》。以上文件为开展宅基地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也为保障农民居住权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建设美丽乡村、提高农民建房质量、保障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制止农村乱占耕地、实现农村建房集约节约用地提供了政策支撑。同时，为理顺管理体制、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开辟了道路，使宅基地管理工作能够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使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不但有人管，而且能管得住、管得好。


（二）加强法律政策宣传，加大培训力度


　　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使各级文件精神落地实施，必须做好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政策宣传。采取制作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单，悬挂横幅，粉刷墙体标语， 制作、播放法律政策摘要录音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在各乡（镇）政府驻地、各行政村、相关微信工作群把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政策宣传到位。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微信等手段，宣传好、解读好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农村宅基地政策和法规的知晓率，防止政策走样变形，争取群众认同支持。让各级管理工作人员熟悉政策，加强工作指导，让广大群众了解、知晓法律政策，自觉依法依规用地建房，有效杜绝超面积使用、“一户多宅”、占用耕地等违法违规行为，


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此外，还要分级分批培训县、乡、村宅基地管理工作人员，采取集中培训、线上培训、实地观摩等多种形式，让一线工作人员精准掌握政策，成为政策的“明白人”，不断提高业务本领，顺利开展工作。


（三）规范宅基地审批管理


　　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畅通宅基地审批渠道尤为重要。宅基地审批职能权限在乡镇，所以乡镇要建立队伍，理顺管理体制，规范管理程序，正常开展宅基地审批工作，以满足群众建房实际需求。要严把申请资格关，对照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符合条件的农户，按照程序审批；不符合条件的，告知申请农户未通过原因，坚决不予审批。严格执行“一户一宅”规定，充分运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科学合理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完善“户”的认定办法，保障成员宅基地资格权，严格以户为单位分配宅基地。要严把审批关，按照村民申请、小组讨论、村级审查、乡镇审批的程序，制订审批办事指南，建立审批工作台账，完善联审联办制度，做到审批公开、公平、公正。严格执行宅基地面积标准，原则上优先审批村庄空闲宅基地，严控新增宅基地。要严把执法监督关，落实宅基地申请审查到场、批准后丈量批放到场、住宅建成后核查到场等“三到场”要求。开展宅基地用地建房全程监管。要完善乡镇综合执法队伍职能，开展动态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宅基地违法行为，防止产生违法违规占地现象。为更好地畅通宅基地审批渠道，在各行政村设立宅基地协管员，负责本村村民宅基地建房申请资格初步审查，协助村民准备各项材料并进行收集整理、归档、代办上交，负责本村村民宅基地申请报建、现场勘查、开工查验、过程监督、实地验收等各个环节的把关审查。


（四）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对闲散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村周边的坑塘进行整理，因地制宜盘活利用。把零星分散的宅基地建成游园、树园、果园、菜园，倡导“一宅变四园”；把连片的闲置宅基地建成文化生活广场、村庄景观、文化景观等；把有利用价值的闲置住宅开发成乡村博物馆、图书室、延时学习屋、老年活动室等村民活动场所；对有特色的闲置村庄倡导发展文化旅游和农事体验活动等。为规范有序开展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建议选择一批主要领导重视、村“两委” 班子健全且战斗力强、农村宅基地管理规范、村集体经济基础好、村民积极参与的乡镇，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试点示范，然后


总结经验、示范带动、逐步推广，探索出一套规范、可行、高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五）建立统计调查制度


　　调查摸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要组织开展宅基地和农房利用现状调查，充分利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不动产确权登记等数据，全面摸清宅基地规模、布局和利用情况底数，为以后完善宅基地管理办法、管好用好宅基地提供依据和数据支撑。逐步建立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宅基地申请、审批、流转、退出、违法用地查处等信息化管理。


四、结语


　　农村宅基地现状错综复杂，管理点多、线长、面广，基层的审批、监督、执法、纠纷仲裁力量薄弱，做好农村宅基地管理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科学管理的有效措施、方法和路径，稳慎推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建设和美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打好基础，为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确保农村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践、问题与对策 以贵州湄潭县为例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　　龙安妮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1]。2017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将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到全部33个试点县（市、区）， 贵州省湄潭县成为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试点单位。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改革”“研究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3]，其后一系列的政策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然而， 这些政策上的话语和宅基地试点改革积累的经验并未上升到立法的高度，对宅基地试点改革经验及时总结，是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


　　本文从贵州省湄潭县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背景、措施出发，结合当地的改革方案分析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践



贵州省湄潭县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背景


　　湄潭县地处中国贵州省北面的遵义市，具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说是“资源型地域”。湄潭也是首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位。但过去的湄潭农村以种植业为主，农民收入低，农村宅基地管理利用现状是部分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 通过流转方式盘活一部分。存在的问题是盘活利用率较低、部分宅基地占地面积较大、甚至存在一户多宅的现象。根据现有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造成闲置宅基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宅基地退出愿望并不强烈。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把宅 基地作为家庭的象征、养老的保证，所以即便宅基地长期被闲置，退出愿望依 旧并不强烈；二是在外打工人员较多，收入的提高以及对务工收入不稳定的担


心影响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意愿，如果留守的是女性农民会更加保守。


　　第二，农民在城镇购房。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农民往往为了给子女 们提供优越的入学条件，或者为了谋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而选择了在城镇购房， 农民往往只有在过节甚至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到宅基地居住，这也就造成了宅基地产生了季节性闲置。


　　第三，宅基地制度的缺陷。一是农户无偿取得宅基地，宅基地大多缺少规 划，长期使用使得农民宅基地私有观念增强，即使闲置浪费也不退回集体；二 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进城导致了宅基地闲置；三是有些农民因宅基地 上的房屋老化，另外新建，又不拆除旧的，造成一户多宅现象；四是农村宅基 地流转一般只能在集体内部流转，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宅基地流转，使得宅 基地资源变资产再变现的能力下降，因为集体内部流转，流转所获得的财产是 很低的，宅基地的流转难以市场化。


　　第四，补偿制度的不足和资金盘活能力的欠缺。首先，尽管新版的《土地管理法》已经规范了农村宅基地的有偿退出，但各地补偿标准不一，程序不规范，缺乏可操作性。在补偿过程中，由于农民作为宅基地被补偿的权利主体的参与度极低，集体参与权的缺位也造成了农民对村组领导的信任危机[4]。其次， 尽管法律规定有偿退出，但是集体并没有多余的财产用于回收农民闲置的宅基地，农民也不愿意以低收益退出宅基地，造成集体没钱补偿农民退出宅基地， 农民宁可闲置也不愿意退出。农村宅基地难以发挥宅基地退出后的土地增值效果。即使具备相当经营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意补偿放弃宅基地的农民， 也会遇到新的困境：一是农民观念未转变，想占为己有不愿退出；二是集体收回之后难以盘活变现，收回后可能会造成由农民的闲置变为集体的闲置的结果。 提升回收后的宅基地价值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宅基地退出的实践中， 集体补偿能力不足，农民退出意愿不强，回收后的宅基地价值难以提升都是让宅基地持续闲置的原因。


湄潭县试点改革的实践


　　2020年8月以来，贵州省湄潭县作为深化宅基地改革的试点县，在探索当地的改革路径，解决乡村振兴“人、地、钱”的关键问题，盘活闲置宅基地，唤醒沉睡资产的试点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聚焦“收回”，坚持“一户一宅”原则。湄潭县采取超占收回和有 偿收回的方式，严格落实“一户一宅”[5]。针对农户存在一户多宅的情况，实


行收回的对策；针对农民在城镇里购买商品房的情况，集体鼓励有宅基地资格权的农民退出宅基地，但并未强制农民退出，需要农民主动申请退出，与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一致，后者给予农民补偿后将宅基地收回。坚持“一户一宅”原则，既增进了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公有的认同感，也明确了宅基地集体所有权； 既遏制了宅基地超占多占等乱象，也规范了宅基地管理；既保障群众利益，也保障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利。


　　第二，着眼“分置”，激活宅基地权能。首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宅基地所有权应当归属于集体是无疑义的；其次，分置宅基地之前要理清宅基地资格权，湄潭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认定本村村民的宅基地资格权；再次，为激活使用权，湄潭探索出新的路径，给非本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宅基地使用权权属证书，证书以70年为限，证书的颁发严格按照当地宅基地管理办法规范实施。由县级不动产登记管理中心向运营单位发放《农村宅基地经营权证》， 通过村集体，农民与经营户三方联合签定土地有偿转让合同，再给经营者颁发经营权证，充分给予经营者法律保障。


　　第三，鼓励“腾退”，盘活闲置宅基地。腾退闲置宅基地，有利于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源。湄潭县腾退闲置宅基地的举措主要包括明确腾退宅基地范围、明确腾退宅基地方式和明确腾退后宅基地的使用方案。首先，在明确闲置宅基地的范围方面制定了《农村宅基地退出及节余建设用地调剂使用管理办法》， 鼓励农民在保障农民住有所居的前提下腾退闲置宅基地；其次，明确宅基地退出分为永久退出和暂时退出2种方式，2种方式均需要农民自愿提出申请，承诺退出全部宅基地使用权，并且永远不再申请宅基地，或暂时退出宅基地使用权， 保留宅基地的资格权；再次，腾退闲置宅基地仍需坚持“一户一宅”，必须让农户有宅基地，避免激进腾退致使农户没有宅基地而引起社会动荡，可以鼓励农户腾退多占的闲置宅基地。如果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前提一定是农民有想退出的意愿，而且得到宅基地补偿费，不能强制他们无偿退出。短暂性的退出与长久退出是宅基地退出的2种形式，都需要村民们自愿做出选择。最后，明确收回后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宜耕则耕、宜农则农、宜建则建，并对已回收的宅基地进行统筹规划。对已形成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实行统一调剂使用，对已有的用地，改变利用方式，如猪圈改成菜地，节约用地指标。


　　第四，探索“转让”，推动宅基地入市。一要有集体主导并参与。为有序 规范推进农业房屋入市，湄潭县政府出台了《湄潭县农业房屋转化为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方案（试点）》（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该《试行办法》的颁布为当地宅基地入市提供了政策支持。必须按照当地政策严格实施，要坚持集体主导，按流转程序入市。宅基地的流转，不能只有宅地基使用权人和相关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未经集体经济组织的书面同意，农户不能私自转让、变卖宅基地，否则流转会变得失序，侵犯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二要有偿使用和盘活宅基地。为盘活宅基地，提高农民宅基地升值红利，要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有偿使用宅基地。要转变土地入市方式，在符合国家城市规划条件的情况下，把农民自觉腾退的空闲宅基地转化为集体经营性项目土地后入市。闲置宅基地入市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振兴乡村，有利于农民安居乐业。


　　宅基地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基于湄潭县宅基地制度改革文件的文本分析


宅基地所有权的虚置问题


　　集体土地属集体所有，是容易认定也是十分清晰的。但显化集体对宅基地土地的所有权上却是很困难的。因为集体是一种抽象的政治概念，而集体的全部权力又必须经由特定的政治团体，或者是特定身份的个人来取得。完善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影响到对宅基地的有效处置、监管和利益。但目前由于法律法规缺乏对集体所有一词的明确定义，从而面临着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落实的风险。长期以来，由于很多集体经济组织一直处在虚化状态，农民往往没有充分参与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宅基地所有权的过程，造成了宅基地使用权无法被合理行使。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违法建房、环境破坏、土地纠纷问题。《民法典》也明文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可以依法行使宅基地所有权。但是缺少对如何行使所有权的程序性规定，在执行工作中就难以落实和体现，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湄潭县乡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关于宅基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并未在根本上解决宅基地所有权的虚置问题。在宅基地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当地农村股份经营合作社怎样通过科学管理内部关系，有条不紊地行使宅基地所有权权能，成为实现宅基地产权管理的首要问题。


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


　　第一，宅基地有偿退出的问题。湄潭县的《方案》中宅基地资格权利的确 定仍以“一户一宅”为基本准则，这一原则虽然确定了成员在本集体经济组织


内的基本权利，但同时也限制了成员必须在转让宅基地后再从他处申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变相地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绑定在了宅基地房屋上[8]。


《方案》在实施一年左右之后，湄潭茅坪镇始出现第一宗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的案例，在该案例中，桂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按60元/m2给予骆某一次性补偿共计10181.40元，在有偿退出村宅基地后，骆某承诺不再申请无偿使用宅基地， 并交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


　　目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对外流转的最主要途径仍是由国家收取或征用，但因为渠道较为简单，农民宅基地对外流转的机会少[9]。我国虽有部分地方政府正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权利放活，但从现行制度体系来看农村宅基地权利放活限于集体内部，只有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员，才可以取得农村宅基地，并以流转和入股的方式实现内部流动，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宅基地用益物权功能的实现。


第二，对宅基地流转的风险缺少有效的监管措施。


　　《方案》主张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在理论上，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用于投资入股公司，但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如出现公司解散、破产或面临法人人格否认等情形时，宅基地将难以被执行，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10]。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对宅基地使用权投资入股的公司缺少必要的审查制度和持续监管的制度，使得农民失地风险也大为增加。


　　《方案》积极探索农房宅基地产权抵押担保的方法路径，探讨赋予农民房屋物权（含宅基地使用权）的质押融资功能，但宅基地难以被执行，可能使抵押权人失去积极性。


对策


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导向发挥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人作用


　　发挥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人的作用，需要落实实施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没有实施主体，所有权就落实不了，会严重影响农民作为集体一分子的各项权能的实现，也会侵害农民自身利益[11]。如缺少实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则需要成立专门的理事会、议事会等，代表集体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维护农民的利益。此外，宅基地所有权人的实施主体一定要与农民紧密联系，才能了解农民的需求，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实现二者有机结合。集体和农民的意见一致，真正地代表着农民实施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人的权能。湄潭县鱼泉街道在充分发挥集体宅基地使用权人功能上，开拓出紧密联系的渠道，


使建设单位与贫困户和管理单位三方达成有偿转让共识。经营单位加入到共同移交宅基地使用权的管理主体中，既是为明晰共同拥有与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关系，又是为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帮助农民取得财产性收入，此经验值得推广。


　　在湄潭县鱼泉街道的试点改革中，村集体发挥积极性、主动性，起到了桥梁作用，但在相关经验推广的过程中需以农民权益保护为原则和底线，防范村集体滥用宅基地所有权人的地位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深化宅基地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分区域优化市场准入条件


　　在很多地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宅基地逐渐融入城市。在文化或旅游及其他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宅基地可实现集体性经营用地与个体经营用地相结合， 实现以长期入股、自行经营等方式融入当地其他产业发展之中，实现宅基地的增值。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农村宅基地类型多样，条件不一。对于类型独特地区，可以适当流入市场拍卖，一方面有利于保存具有独特价值的古老宅基地，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掘宅基地新的经济价值。此外，还应允许闲置宅基地转变为生态土地或其他农业用地，在宅基地使用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对因地质灾害或其他因素而需要异地转移的宅基地，政府必须放开土地流转限制，以保障拆迁后的贫困户权益，进一步完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以增强其使用地产权人的经济实力，并充分调动农户的社会主人翁奉献精神，充分调动农户拆迁后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12]。使其自发自愿搬出宅基地，并对迁后宅基地合理使用。


建立跟踪监管机制，注意防范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指出，在 非改革试点区不得将农房土地移交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否则无效。因为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农房物权质押的规定只能在特定时期、一定区域内有效[13]。在试点地区也需出台具体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农房抵押的监督管理办法，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此外，宅基地流转也隐藏着很多法律风险，需要对这些法律风险进行防控。防控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对宅基地使用权入股的跟踪监管，坚持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制的底线，预防宅基地使用权入股后又退股，变相违规转让宅基地行为。


结束语


　　回顾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户可以享有宅基地全部权能，同时宅基地也可以流转，按照早期的宅基地政策，城镇


职工可以在获得宅基地后返乡建房，但直至1999年完善有关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以及禁止炒卖用地的法律文件颁布以后，才彻底杜绝了城镇职工申请宅基地后返乡建房。


　　伴随市场的发展，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农村宅基地闲置、一多宅的问题凸显。经过多地试点改革实践，最后形成了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形态。从现实情况来看，宅基地所有权归为集体，资格权归属农户已得到普遍认可，而如何实现宅基地财产性权利，一直在摸索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保护耕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导向，未来一户一宅面积限定和有偿使用，或许会成为宅基地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权分置”为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整体方向，农村宅基地流转的需求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多地正在进行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法律风险。在今后的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应强化风险意识，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导向，及时总结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与问题，以不断完善宅基地制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罗超


　　经济高速发展，企业集团为符合市场发展客观需求，高度重视资金管理工作，主要因资金始终是企业内部业务开展的核心驱动力，更是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元素。资金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点内容，其管理水平高低决定企业集团内部资金配置、应用状况，关乎企业自身运营水平高低，应对其加以重视。随着企业集团规模不断扩大，内部业务持续性增加，针对资金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部分企业集团资金管理过程中，实际理念滞后、管理制度缺乏合理等，难以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导致企业集团内部资金链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运作，资金如何做到科学管理，是企业集团需着重考量的重点。


一、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内容分析


　　企业集团加强资金管理有助于保证资金合理配置和应用，为企业集团内部各项活动实施提供支撑，降低各类运营风险，确保资金使用率。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内容较多，不同内容管理重点存在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 资金融资管理。资金融资管理主要是指企业集团正式融资过程中，以资金主要来源、规模、方式等为关键点开展筹划和管理，须始终基于整体战略决策为核心导向，制定完善的融资管理计划及方案，保证筹集资金耗损成本更具经济性， 促使财务结构更具合理性，为企业集团长足发展做支撑。其次，资金投资管理。投资活动资金管理主要是通过高效、合理的资金配置获取较佳的成效，确保资产过渡中发生增值，企业集团开展投资行为，作为集团内部实际产业结构优化和改善的关键举措。最后，资金风险管理。资金风险管理最为关键的是降低企业集团整体资金风险，作为企业资金管控的重点，资金风险管理不仅包含市场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而且涵盖投资风险管理、人为操作风险管理。


二、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重要价值分析


　　资金是企业集团各项业务活动实施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充分保证内部资金链处于良性运行中，方可为各环节工作开展提供支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推动企业集团可持续发展。新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集团内部业务不断增多，资金管理难度愈发加大，选取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去强化资金管理，该价值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企业集团运营管理水平。 资金管理始终作为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其工作实施成效关乎企业集


团生存和发展状况，不断强化资金管理，以提升整个企业集团内部运营水平。二是降低财务风险。内外环境逐步趋于复杂化，企业集团正式运营和发展过程中面临多个风险，若未对其进行预警和防控，不利于内部各项活动高效化实施， 干扰企业集团实际运行成效。


三、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缺乏合理性


　　企业集团主要是指始终以资本为关键节点，以母子公司为主体，严格依照相关规范和要求的母子公司构成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我国企业集团处于特定环境下产物，多数主要是基于粗放式生产模式下构建，集团内部子母公司间业务缺少紧密性，母公司缺少对子公司高效化控制，企业集团内部治理不同程度弱化资金管理的作用和价值。完善、高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为实现较佳的治理成效做支撑，我国现下企业集团治理结构主要是由多种机关构成，不同治理组织内通过权责合理配置搭建公司内部治理架构，现下企业集团治理结构缺少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缺乏合理性。部分企业集团内部构建完善董事会、监事会，但仍存在部门职责重叠工作，弱化董事会自身职能，难以高效化约束协调决策、执行和监督。其次，考核体系缺乏规范化。部分企业集团多次下达任务指标的同时，将重点放置于单一考核指标中，缺少完整、综合性考核评价指标，同时受会计信息失真等干扰，最终考核结果缺少深度，无法客观、真实呈现企业集团内部实际状况。最后，经营者激励约束不到位。经营者资本、技术、管理等关键要素配置缺少合理性、精细化，凸显的作用缺少显著性，无法实现责任可追溯，经营者自身权责难以实现统一。


（二）资金管理模式与企业集团规模不相吻合


　　资金管理模式是否具有先进性、合理性，直接与整个资金管理成效密切相关，当下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模式与企业集团规模不相匹配，影响资金管理成效，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内部具有多个子公司的企业集团，选取“分权” 管理模式，下属各公司内部资金实现独立化调配、应用和管理。即便可一定程度激发下属企业主动性和积极性，但企业集团内部管理和决策者无法掌握整个企业内部资金实际管理状况，难以开展资金全过程控制，无法实施有效的财务管理。第二，筹资成本较高，抵御风险能力不佳。以单一公司对外借贷，由于其自身综合实力有待增强，无法获取最佳的优惠政策，资金成本较高，具体实


践中各子公司借贷，多依附母公司做以担保，子公司治理和运行成效不佳无力偿还贷款，企业集团须履行偿还义务。面临较多的借贷债务，不仅增加子公司财务风险，而且加剧母公司内部资金链中断风险，埋设较大的安全隐患。第三， 企业集团内部资金应用缺乏合理性，如部分子公司流动资金充裕，但缺少较佳的投资途径，将其闲置于金融机构，获取较低的收益，企业集团总部或部分分公司急需大量资金，缺少合理的融资途径，需以较高成本向外进行借贷，不利于整个企业集团良好发展。第四，企业集团子公司处于不同金融机构开设多个账户，损耗较高的管理成本，同时管控难度显著增加。


（三）资金管理制度不完善


　　完善、健全的资金管理制度为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有序实施提供指导，确保资金实现合理化配置和应用，保证各项活动实施有序化。诚然，当下资金管理中制度缺乏完善性，产生问题责任无法明晰化，资金调度和使用过于混乱，资金实际运转较为缓慢，整个运行效率较低，无法保证整个企业集团高效化运行，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制度缺乏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缺位。我国经济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企业集团自身规模不断扩大， 资本链条长，缺少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难以完成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整合和监控工作，影响资金管理有效性。其次，缺少完善的内控体系。内部控制作为落实会计准则的前提，更是企业集团强化资金管理的重要举措和方法，有助于防范各类风险，受多方面因素的干扰，企业集团内部控制缺少完善，难以高效化把控资金管理工作，促使其陷入无序化，增加财务资金风险。最后，监督和考核工作体系。资金管理作为一项综合性、复杂性工作，为确保其获取较佳的成效，应高度重视监督和考核工作。缺少相应的监督和考核工作体系，无法对其进行全过程监督和控制，资金使用和配置缺乏合理性、可靠性，无法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四）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


　　企业集团多选取资金集中化、统一化管理，将各成员单位资金实现集中化管理的同时，将相关风险转移至集团总部，其中各工作环节进行衔接，若其中某一个环节产生问题，将产生严重的联动效应。企业集团资金管理过程中，其资金管理风险较低，管控工作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资金管理风险理念滞后，无法满足企业集团可持续发展。随着内环资金管理风险逐 步呈现为多元化，需积极选取先进的资金管理理念方可与之相匹配，现下企业


集团资金管理理念滞后，实际风险防控模式不足，无法增强人员风险防范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二，风险控制未实现持续性。现下企业集团风险管理将工作重 点放置于风险点收集和处理层面，针对风险持续性追踪并未加以重视，难以符合风险控制需求。第三，风险系统管理、督促不足。企业集团内部风险管理主 要交由职能部门进行全面承担和负责，并未构建完善的分析和报告机制，集团内部未实现全方位追踪监控的工作机制，无法对不同部门风险管理进行督促检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风险管理成效。


（五）资金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升


　　资金管理人员自身综合素质与整个资金管理成效密切相关，需对其加以重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资金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升，无法为资金管理工作有序实施提供人才支持，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资金管理人员培训不到位。培训作为整个资金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的重要举措，目前企业集团将重点放置于资金管理过程中，忽视人员综合素养提升，培训执行力不足，并未严格依照人员薄弱点制定完善的培训计划方案，导致培训缺少针对性，无法提升资金管理人员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影响资金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另一方面，招聘门槛较低。复合型资金管理人才为资金管理工作的实施提供支持，人员招聘过程中过度重视理论基础，忽视实践技能和信息化水平，难以为整个资金管理队伍注入新鲜活力，无法打造高素养、复合型资金管理人才队伍。


四、企业集团资金管理问题解决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母子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基础和前提，需结合实际情况，持续性优化和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有序开展资金管理工作，显著提升自己合理规划和应用水平，助力企业集团获取较佳的成效。为从本质层面提高资金管理水平，需完善母子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方面， 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主要涵盖内外治理，内部治理主要涵盖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是企业治理活动实施形成机构布设和权力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客观呈现权责配置；外部治理主要构成是外部环境，涵盖多方面要素。公司治理具体工作实施中，完善的治理结构作为前提和平台，高效、完善的治理机制是企业集团治理的精髓，内部治理机制是处于特定制度背景下合理布设各项权力，选取合理的手段和方法，配置各环节权力，形成相辅相成、相互约束的机制，进一步保证各方主体利益和权力均衡、协调，助力资金管理决


策更合理。


（二）引入资金池管理模式实现集中化


　　企业集团正式发展过程中，为保证各项活动实施更加有序化、规范化，应积极做好各项资源合理配置和应用，始终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战略目标。建议企业集团积极引入资金池管理模式，实现资金统一化、集中化调配和管控，其自身优势较多，可消除原有资金管理的不足，把控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持续性深入背景下，企业集团管理层通过资金池对资金进行统一化调配、监控和应用，显著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第二，降低企业集团融资风险，强化自身融资水平。集团内部子公司不再独立与金融机构产生信贷关系，主要以集团身份进行融资，显著提升自身信用，获取较佳的借贷政策和服务。同时，资金池有助于将整个企业集团内部闲置资金进行统一集中，将其投资各类优质的项目，以获取更佳的经济收益。保证内部资金流动性较佳的情况下，临时性闲置的资金可购进协定存款利率大额存款，短期理财产品等，以提高资金流动收益。第三，科学、合理配置内部资金，加快资金运转速度。始终以资金池为核心架构，可实现资金动态化监控、调配和应用，不断实现优化资金优化配置， 可满足资金多元化需求，降低资金对外融资实际规模。此类内部融资效率较高， 且程序较为简单，融资费用、利息成本等可实现自动化协调，可让各类费用成本支出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第四，将开户银行实际数量予以限制，将其控制于合理范围内，或将总资金集中放置于总公司进行管理。


（三）规范集团资金管理制度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制度的完善和规范，是高效化推动资金管理的重要措施和方法，应对其加以重视，按照企业集团生存和发展现状，积极制定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并将其落到实处，保证资金管理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为促进资金管理高效化落地，企业集团需结合自身实际状况，构建以下管理制度：第一， 完善针对各子公司资金管理监督制度，对各子公司账户资金存量、流量进行有效规定，制度中需严格明晰监督人员自身权责，保证监督管理流程均实现具体化、精细化，有利于对整个资金做好全过程监督和控制，及时掌握异常状况， 对其做好优化和调整，始终确保资金管理有效性。第二，健全企业集团预算编制、分析和考核制度，依照我国全面预算管理模式，资金实际管控过程中，针对资金正式配置和运营过程中，需高效化进行编制和考核，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效率，为资金管理方法优化和改善提供支持。第三，出台资金管理奖惩条例，


针对处于资金实际管理过程中，工作表现较为优异的员工给予相应的奖励，规定子公司将资金归于母公司后利益进行返还，高效化推动资金管理工作，实现资金双向化流动，达成互惠共赢的发展态势。第四，建立资金安全保障机制。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正式应用过程中，坚持树立先进、合理的资金安全防范理念， 资金内部调拨、流入和支出均处于可控化范围内，构建完善的财务结算、审核和盘点制度，以保证资金应用规范化和可靠性，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四）建立资金风险防控机制


　　企业集团正式运营发展过程中，随着自身规模不断扩大，业务体量增大， 面临多方面的风险，若对其并未实现高效化预警和控制，将影响整个企业大规模的活动成效。为积极保证资金管理获取较佳的成效，需高度重视企业集团配置和应用资金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构建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从本质层面把控各类风险，将其遏制于摇篮中，避免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应积极引入先进的思想理念，将全过程及预防理念融入资金防控工作中，并结合资金管理常见风险，制定完善的防控机制，主要涵盖工作程序和具体的防控标准，注重资金预算、投资、融资等环节产生的资金风险，实现全生命周期资金防控，有助于资金管理实践中以此为基础不断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保证资金管理更加有序化、规范化。应积极结合资金风险做好分类工作，形成差异化管理意识，按照其不同种类出台与之相吻合的防控机制，确保两者适用性，不断在实践中优化和调整整个资金管理风险机制，创新风险管理模式，对风险实现精细化、具体化控制，确保各项防控工作落实全面覆盖，提高风险防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五）注重人员的培训和储备


　　资金管理人员作为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活动实施主体，其自身素养和水平高低决定整个工作开展成效，该项工作复杂化加剧，对资金管理人员要求愈发严格。为显著提升其自身综合素养，需持续性做好培训和后续储备工作，打造新时期资金管理队伍，保证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和落实，获取较佳的管理成效。一方面，积极做好调研工作，掌握资金管理人员自身薄弱点， 有针对性制定强化培训方案，选取合理的培训内容，持续性提升资金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为其传输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不断创新资金管理模式，获取较佳的资金管理成效。另一方面，提高岗位招聘和选拔门槛。为确保选拔和招聘人员满足资金管理岗位客观需求，应积极以胜任力模型为核心导向，客观、全面评估应聘人员综合水平，判定其与岗位匹配度，以及自身未来发展潜力，


筛选综合素质水平高，具有较佳潜力的人员，为资金管理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打造新时期复合型资金管理队伍，严格依照相关制度落实各项工作，提高资金管理有效性。


（六）提升资金管理信息化水平


　　信息时代背景下，为确保资金管理获取有效性，应跟随时代发展潮流，加大信息化建设，引入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人员，合理、高效化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结合企业集团内部实际需求，构建完善的资金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主要将各子公司资金信息进行输入，构建集中授权的资金管理信息数据库，集团领导人员可动态化掌握不同子公司资金调配、应用状况，并可对每项资金收支进行精细化查看，保证每笔资金应用实现可追溯化，有助于企业发展方向更精准地估测。构建完善的信息系统，以便于集团与子公司的沟通和交流， 并构建资金池进行集中化调配和管理，动态化对各项资金运营进行追踪，及时发现各类运行风险，将其遏制于摇篮中，增强资金管理风险防范能力，由于资金调配和应用均有记录，以便于后续审核，避免资金篡改的风险，提高资金管理效率及质量。需强调的是，后续资金管理应逐步与企业集团业务部门进行融合，将其数据信息做好深层次融合，是财务部门转型的主趋，将业务部门全身心融入资金管理中，有助于实现业财融合目标，保证资金预算编制、应用具有精准性参考，提高资金利用率，助力企业集团良性发展。


五、结语


　　资金作为企业集团内部活动高效化实施的支撑，是实现企业集团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应对其加以重视，选取合理的方法和策略，提高资金管理水平。目前企业集团资金实际管理中，仍存在部分误区无法消除，不利于整个业务活动的实施，影响整个资金利用效率，有必要选取可行性较高的策略和方法，实现资金精细化管理，对其进行动态化监控和追踪，提高管理有效性，助力企业集团良性发展。


浅析新时代共享经济的问题和发展对策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司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及混合经济模式的转变。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凸显出了自身的优势。


　　进入21世纪10年代，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无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无线智能时代。企业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和云计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顾客，而线上和线下的结合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实体经济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全部需求，在需求不断多样化的过程中， 各种消费模式和营销手段层出不穷，体验营销、饥饿营销、直播电商等销售手段逐渐丰富和多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促使共享经济出现。这种经济形式的出现，加速了人们生活和企业生产观念的变化，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言，促进其进入多样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共享经济概述


（一）共享经济的概念


　　共享，指的是同一种物品由多人共同享有的一种状态。共享商品和公共物品不一样，公共物品大部分是国家提供的，是一种不用经过付费就能享用到的商品。而共享商品却不一样，是需要大家共同付费，共同享受的一种商品。因此，在这种物品出现之后，衍生出来了共享经济的概念。所谓共享经济，其实就是以取得相关的酬劳为目标，对陌生人开放并对物品的使用权短暂转移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2〕。这种经济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把线上的资源和线下的资源加以整合，由卖家在线上平台发布共享商品使用信息，买家在线上支付便可以对商品进行短期的使用。现在，共享商品包含很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 如出行工具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虽然大家只能在付费且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共同使用这样一种资源，但共享经济所提供的经济模式是相对公平的， 机会也是均等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以不同的方式付出，也同样获得不同的经济利益，这种相对的公平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求的，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共享经济从出现到全面发展也就短短十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春雨医生、共享单车等都属于共享经济里较为典型的案


例。如共享单车中摩拜单车、小黄车OFO等在我国各大城市中一夜之间出现并受到居民的认可，人们只要用手机扫码便可以骑车，到达目的地后将车停好，根据使用时间和距离支付费用。共享自行车让很多大中城市的人在出行上得到了实惠，每名消费者都可以享受共享单车带来的交通便利，同时消费者可选择的出行工具也更加多样化，省去了挤地铁、挤公交，甚至自己开车出行堵车的烦恼。在这种“人人都想尝试共享单车”的影响下，共享电动车甚至共享汽车也随之出现，满足了不同人群在出行方面的多样化需求。除了共享单车之外，还有在商场随处可见的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对于家政业、医疗行业和教育培训业而言，线上资源的丰富促使了共享经济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共享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就家政服务业而言，如果有人临时需要保姆，在传统模式下， 只能通过熟人介绍或者自己去劳动力市场招人，但这种方式比较困难，信息传播速度也不快，很多家政公司并不支持短期保姆服务，也很难遇到特别合适的保姆。但是对于共享经济时代而言，一些人会利用闲暇的时间去从事保姆行业， 虽然不隶属家政公司，但是通过一些专业机构的培训或者一些行业协会的考试认证之后，就可以将自己闲暇的时间公布出来进行信息共享，这样雇主和保姆之间可以就时间问题进行信息的交换。如果时间允许、人员允许，既方便雇主， 也方便雇员，对于提供服务的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可以实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双赢。共享医疗和共享教育同样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双方在线上平台互相选择，共享医疗或教育资源，并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二）共享经济的意义


　　在介于共有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新出现的共享商品而言，其出现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出现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在资源共享的情况下避免了资源浪费。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合理配置，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共享经济的出现恰好就实现了经济学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合理利用的问题。比如，共享经济中的共享充电宝，虽然它是一种比较小的物品， 但是个人的充电宝使用频率却很低，一旦充电宝成为共享商品，每个人都可以付费享用其服务，一个人使用结束以后其他人可以接着来使用，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充电宝的使用效率，实现了充电宝这种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避免了资源的相对浪费，使得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


　　从经济方面看，共享经济的出现加速了资源的整合和再利用，解决了有限资源合理利用的问题，让相对闲置的资源发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商品


的利用率，并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出现增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从文化角度看，共享经济也让一些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媒体人，如非职业记者、网络编辑和手艺人有一定展示自我的机会。例如，很多网络平台的直播中有一些传统技艺的手艺人进行直播，一方面是将自己的爱好通过线上平台展示并传播出去，被更多的人认可；另一方面，直播过程中的购买行为促成了共享经济的实现，这种共享经济是对小众文化的促进和保护，也解决了很多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的尴尬处境。


　　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而言，共享经济对于环境保护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共享单车的出现，解决了城市出行难的问题，而这种绿色出行的方式降低了城市人群开车出行的频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方面的压力，这也是把有限的资源有效利用的关键，对于构建绿色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出行方式而言，也是一种激励，顺应了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要求〔3〕。而对于其他共享商品来说，同一种商品的循环利用大大提高了商品的使用频率，保证其在有效期内尽可能被广泛使用，实现了商品的合理利用，保证了商品的高效率使用并且大大减少了浪费，对于生态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三）共享经济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


　　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而言，这是一个经过长期发展总结出来并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一种经济理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再作为两个对立体而相互排斥了，而是相互融合。共享经济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之后出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虽然共享经济属于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但是依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下发展出来的，这种共享经济结构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做得最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优越性。共享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性和重要性，在其出现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成长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多样化， 也更具中国化，这也推进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让其成为更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并使其迈向新的时代。


二、共享经济的现状及问题


（一）共享经济的现状


　　共享经济作为新出现和发展的经济形态在我国发展迅猛，共享单车已经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普及。而春雨医生、共享充电宝等相关资源在线上和线下都能


看到其影子，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只需要付费便可以享用该种服务。除此之外，共享经济的出现还推动了社群的发展，如樊登读书、喜马拉雅听书等相关的企业也以出售知识和服务的形式让人们通过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去获取到相关的信息。在当前人们生活和工作比较忙碌的状态下，人们还想继续学习和提升自我，只有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因而共享商品正是利用消费者在碎片化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想要的服务内容的需求而产生并发展下去的。因此，共享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在时代的发展中是备受消费者信赖的，也让更多人选择参与其中。从作为新鲜事物的初尝到后来频繁使用再到完全接纳了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也促进了很多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转变，加速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二）共享经济的问题


　　共享经济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出现的时间较短，目前也有很多问题出现。首先，没有有力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监督，而且法律法规相对滞后，造成了很多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无从解决。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是针对共享经济的，即使2021年1月新推出的《民法典》里也未提及共享商品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此外，我国政府尚未设置一个部门专门对共享经济进行管理。因此，有些企业利用法律空白，让消费者损失了一定的钱财，影响了共享商品的名声，对一些用心做商品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其次，在共享经济的享用过程中，也出现了破坏和浪费共享商品的现象，有很多共享单车被某些人破坏锁头后变成了自己的私有单车，也有人故意损毁共享单车，把单车扔进河里等，这些情况屡见不鲜。最后，共享经济的服务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有些人冒充专业人士骗取钱财，服务质量很难提升，也导致了很多企业失去民心，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三、共享经济问题的解决对策


对于共享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进行解决。


（一）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政府监管


　　对于共享经济这种新兴的经济形态，缺少了法律的约束就不能良好并长久地发展下去。我国政府应尽早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用法律来约束共享经济朝良性方向发展，除了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之外，政府应当尽早设立相关部门监管共享经济，有了政策、法律的支撑和监管部门的约束，共享经济才能有序发展。让所有共享商品的提供者和使用者都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提供服


务和使用物品的同时，在政府的监管之下，促进共享经济的良性生态化发展。


（二）加强公民素质的培养，保护共享资源


　　从道德层面上看，道德是靠人们的自身约束才能形成的，对于法律而言， 不能约束到公民的道德感，道德感只能通过其他方面来实现。从教育方面而言，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可以增强公民的道德感，提高其综合素质。政府如果在宣传的过程中不断强调公民责任的培养，让人人都能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 培养其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也能培养较好的公民道德意识，这样就对社会的公共物品和共有资源更加珍惜和保护，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良性发展。


（三）企业应加强服务意识，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共享商品的实物本身只是一个表象，服务才是共享经济的核心。只有做好了服务，共享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让人们得到实惠。同时，企业应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让员工能够充分领会企业文化和商品的核心内容，这样才能保证在共享商品提供的过程中产品和服务有保障，进而提升共享商品的质量，这是共享经济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良性产物的关键。


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五治”融合视角


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梁格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方针。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进一步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路径，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探索解决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社会各界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五治”融合概念： “发挥‘五治’作用，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入贯穿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全过程，有利于在欠发达地区实现以“五治”促“共治”。由此，笔者基于“五治”融合视角，研究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问题与对策。


一、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存在问题


　　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法治保障不足、自治机制运作不畅、乡风文明建设不健全、网络信息化水平较低等问题。


（一） 乡村治理法治保障不足，依法治理效果不明显


　　欠发达地区乡村法治建设基础薄弱与乡村治理法治需求之间矛盾突出。第一，乡村法治体系不完善。在欠发达地区，部分村存在政务公开不规范、各项 规章制度不完善等问题［3］。第二，法律志愿服务无法满足村民需求。部分村 民反映遇见生活与生产问题时，缺乏有效便捷的解决途径，导致村民法治基础薄弱，影响乡村法治建设。第三，乡村法治宣传形式单一，预期效果不佳。乡 村法治宣传形式多停留在“挂条幅、写黑板、发传单”的初级手段，仍有许多村民欠缺法律知识。一些村民遇到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时，多考虑采用暴力等不合法手段。第四，新型网络违法犯罪形式层出不穷，如电信诈骗、网络诈骗 等，影响乡村治理的实效。


（二） 村民自治机制运作不畅，村级自治功能弱化


　　乡村治理需要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挥自治功能优势，坚持村民事村民管，激发内生动力。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民主体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尚未完全发挥，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究其原因，一是村民对村委会认可 度低。“选谁都一样”成为少数村民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基本认知，导致一些村民对村委会信任度不高，甚至有些村民一次都没有参与乡村自治事务，认为


与自己无关［5］。同时，村民自治也缺乏制度保障，导致村民不能充分认识到“四个民主”基本权利，对自身地位认识不清楚。二是乡村资源整合度不高。在部分偏远落后地区，因争夺土地和山场等生产资料导致的群众斗殴事件时有发生，影响较为恶劣［6］。三是自治驱动力不足。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 乡村社会空心化、农户空巢化等现象日趋严重，“三留守”人员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不重，导致乡村传统文化没落，内在精神动力不足［7］。


（三）网络信息化水平较低，基础信息应用程度不高


　　根据《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总体相比去年略微上升，但欠发达地区乡村的网络信息化水平较低。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乡村生活信息沟通的重要工具，而乡村信息化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信息服务站点不健全，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备。“互联网+乡村治理”机制尚处于初级阶段，乡村网络系统平台不够完善、运行不够顺畅，无法有效实现技术赋能乡村治理［8］。二是乡村信息化技术有待突破， 影响乡村信息资源共享。在欠发达地区，乡村信息化技术程度比较低，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落地难［9］，如农业信息化数据获取存在技术障碍、农业信息质量低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信息资源共享。三是乡村专业信息化人才流失，无法适应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大量的信息化人才主要集中在城市，乡村高端信息化人才短缺，人才不足是乡村数字治理最突出的短板［10］。 乡村缺乏一批具备信息收集、信息识别、信息加工、信息应用、信息反馈和预测分析能力的人才队伍，这制约了乡村信息应用程度的提高。


二、乡村社会治理主要举措


　　在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一些乡村地区积极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与创新，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取得了成效，为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范例。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及时化解乡村内部矛盾


　　一些乡村地区重视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火车头”作用，坚持开展“党建+乡村治理”模式，由党组织带头邀请村民代表、党员等参与乡村重大会议、各项文化活动等。举办乡村会议时，党组织能够展现其领导能力，发挥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引领群众的号召力，增强村民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的意愿，听取村民意见。


开设纠纷处理专班，旨在解决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与矛盾纠纷。为了应对


乡村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一些乡镇政府积极组织业务骨干组成农村纠纷处理专班，深入基层，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弄清纠纷的前因后果，及时有效地化解乡村社会矛盾。同时，针对不同矛盾积极准备和制定不同的预案，将事后化解转变成事前预防；疏导村民不良情绪，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发动和依靠群众力量，矛盾就地解决，实现小事不离社、大事不出街、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的工作目标。


（二）加强乡村“网格化”管理，丰富村民社会生活


　　乡村地区“网格化+互联网”治理方式在乡村治理中有很大优势，逐渐形成“村中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事、事中有人、人尽其责”网格化整治新机制。网格员进行农户基本情况摸排等，及时与上下网格组长汇报情况；听取农民意见，提供便民服务，帮助村民代办较难业务，增进村民对网格员认可；解决邻里矛盾纠纷，做好“信访代办员”调解服务；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律规定等，号召农民移风易俗，营造文明乡风。


　　为了使村民生活更加丰富，大学生深入乡村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服务乡村群众。大学生到村民家中进行走访调查，推动乡村网格化管理。同时，注重发挥乡村组织和社会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优势，围绕乡村医疗、乡村教育、乡村文化生活等内容服务村民，用实际行动发挥“德治”作用，推动乡村新风尚。


三、欠发达地区推动“五治”融合的乡村社会治理路径


　　解决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定，发挥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作用，助推欠发达地区综合治理改革，提高乡村治理效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欠发达地区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形成“党建+”的工作格局，促进乡村治理工作有效展开。上级党组织严格把控党员干部考核机制，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纪律性。二是建立完善网格化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能提高乡 村治理工作效率，实现精准施策。强化基层党组织全覆盖、无死角、精准化的网格化服务体系。党员干部要通过多聆听、多走访农户，排查和化解农户的利益矛盾纠纷。


（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冲突


化解矛盾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因此，要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想，创


新法治宣传途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党员干部和村民要加强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培养遵法、守法、信法、用法的法治思维。加快建设乡村治理的法律精英队伍，增强与法律院校和法律服务机构的合作，积极为乡村打造一批以党员干部、网格员、乡村社会组织等为重点的“法治模范”，推动乡村法治化道路建设。


（三）激发村民协同治理内生动力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16］因此，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助力乡村振兴，让村民当家作主是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地激发农民自治的热情，引导农民多渠道参与乡村建设［17］。一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的群众自治机制是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要对村“两委”的选举进行严格把关，选出村民认可的村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融入乡村自治，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村民自治目标。二是注重村规民约规范作用。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制订村规民约，采取“一事一议”办法组织村民参与项目运行和管理。三是发挥乡村自治组织的独特作用。鼓励乡村自治组织发展，使其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 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志愿者服务、帮教特殊人群、宣传法律知识等公益活动，发挥乡村自治组织作用。


（四）加强乡风文明文化建设


　　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开展“道德红黑榜”“乡村好人榜” 等评选活动，增强乡村道德模范的感染力，按照“引导有方向、评判有标准、 学习有榜样”的原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农民乐观向上的社 会风尚，积极营造学习模范、和谐文明乡风氛围。二是开展农村文化建设方面 的文化活动，使农民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如开展“四史讲座”“法 律讲座”等活动，在道德讲堂、法治讲堂中多用案例说事、说法。三是加强家 风家教家训教育。在乡村社会德治中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增强文明乡风的人文情怀。村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要订好家规、传好家训、扬好家风，打造文明家庭，建设乡村“红白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等，推进乡村移风易俗［19］。同时，做好对新乡贤的培育和引进工作，鼓励有德之士投身乡村治理队伍，打破轻“文乡贤”“德乡贤”的局面，培育新时代乡贤群体，激活乡贤文化动力。


（五）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信息化


　　习近平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21］因此，要发挥“智治”支撑作用，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加强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互联网思维，探索“互联网+乡村治理”新模式。一是加快网上便民服务建设。要发 挥互联网惠民服务优势，加快整合乡村服务资源。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网络，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蔓延，推行“最多跑一次”“马上办、一次办、网上办”等方法，推动智慧乡村建设。便民服务改革的实施，让农民享受信息化成果。二是打造基层社会平安智能建设。建设智能 化乡村，共享乡村智能平台信息，打造平安乡村，依托“雪亮工程”和“智慧乡村”建设，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开放兼容。完善智能化监管系统，结合线上信息化管理和线下走访调查，深入了解乡村群众意愿，提供“点对点、面对面”的调解服务。三是吸纳优秀信息化人才。大力发展信息 化人才建设是乡村信息化的重要保障，通过较高的工资薪酬、稳定的工作环境等举措，吸引大量信息化技术人才进入乡村社会，促进智慧乡村的健康发展。


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破解社区物业服务矛盾难题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处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第56期甲班）课题组


　　当前，物业管理领域矛盾纠纷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天津市物业服务纠纷数量居高不下，社区业委会成立率较低，社区停车、绿化、电梯维护不到位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社区物业服务矛盾亟待解决。


一、社区物业服务矛盾概况


　　问题现状。一是物业合同诉讼数量高发。经人民法院大数据信息库查询，近五年（2018至20XX年度），天津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共计171903件，约占全市民事纠纷案件的23%，即使将疫情因素排除在外，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年均约3万件，仍然在全市各类民事纠纷案件中排名第一且历年均为第一。二是社区综治范围中涉物业矛盾突出。据社区综合治理信息化平台反馈，社区纠纷中有关停车管理、电梯使用及维护、消防安全治理、侵占公共资源等涉物业服务问题十分突出。以西青区为例，2021年以来，西青区通过社区协商平台解决社区停车难、物业纠纷等问题1100余件。三是居民反映、投诉物业服务情况较多。通过天津政务网官网查询，以“物业费”为主题进行检索，反馈政民互动信息18571条，多涉及居民反映物业收费标准不合理、物业服务不到位、咨询减免物业费等问题；以“物业合同”为主题进行检索，反馈政民互动信息1768条，多涉及居民反映物业公司前期物业合同、续签合同以及未签订合同收费问题、新老物业公司交接问题等。四是业主对于物业服务满意度较低。在2019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国内部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体验报告》指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消费者满意度综合得分62.59分，物业服务体验评价得分65.14分， 均处于及格水平，与业主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服务质量还有大幅提升空间。五是社区业委会成立率不高。以津南区为例，截至20XX年8月底， 全区备案并入住住宅项目148个，备案有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54家，成立业主大会的备案住宅项目有20个，占全区备案入住住宅项目总数的13.5%，正常履职的业主委员会12个。业主大会成立后，业委会成员辞职或到期不换届情况也较普遍。


　　矛盾特点。一是矛盾具有群体性且较为尖锐。往往一个社区物业对 应大量社区居民，如果业主委员会无法成立或者监管部门介入不到位，当业主


与物业公司发生纠纷时，就会引起众多业主的群体性诉讼，部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发生纠纷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极易衍生治安事件、信访投诉等社会矛盾。二是区域化、多元化态势明显。房屋所在行政区域以及社区类型（商 品房小区、保障房小区、老旧小区）不同，所呈现的矛盾类型则不尽相同。如老旧社区矛盾主要表现在物业服务质量问题上，新建社区多因开发商建设遗留或者质量维保问题引发争议。三是反馈的问题相对集中。主要表现为：居民认 为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不达标，收费标准无依据，限制居民通行或停车权利， 侵占绿地、公共用房、公共收益或维修基金；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成立或改选业主委员会、更换物业公司或者提升物业服务、请求社区居委会或有关部门协助完成前述事项等。


二、社区物业服务矛盾成因分析


　　立法欠缺。尽管目前已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办法》等，但从综合立法层级、规范内容及实践情况看，有关立法内容仍然相对欠缺。一是基层社区矛盾主体各方法律定位不清。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 居委会与行政主管部门等主体之间权、责、利不清，业主委员会的法律性质及责任能力仍存在争议。二是条文操作性差。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规则之间缺 乏配套性和互补性，部分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比如物业公司的服务内容范围广泛、物业服务收费标准难以界定、无量化裁判尺度。三是立法存在空白。在处 理业主共有所有权的行使、空置房物业费收费、车位管理费与物业费的关系等问题时无法可依。四是地方性规定标准过高，不利于业主权益实现。例如，相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业主大会参会人数为“双过半”，《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对业主大会参会表决人数的要求明显更高，为“有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监管弱化。目前，天津市物业监管职能弱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能分散，行政化色彩浓厚。《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办法》除明确住建部门的监管职能外，还规定市民政局负责指导、监督、协调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管理， 各区政府负责本区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推动和监督管理，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以及居委会履行具体监督管理职能。二是力量有限，实质性监管措施不力。各级住建部门下设物业管理办公室，但人员有限、层级较低，


相关专项整治及巡查、检查力度不大；紧迫感不强，天津业主APP研发及推广运用进度缓慢；制定实施的《天津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作用有限，对于信用评价末位E级企业仅做约谈及重点监管处理。三是工作视野狭隘， 创新进取意识不足。对于物业费分类、物业费账户专项监管、物管会推广等工作，不能及时参考借鉴外地有益经验，难以推动工作开展。


　　基层政府及居委会缺位。根据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基层政府的派出机关，属于行政机关，而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除法定事项外（调解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协助政府做好卫生、生育、优抚等），不具有其他行政管理职权。但在实际工作中，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不到位，居民对物业有意见，除了投诉举报外，还常常到居委会寻求问题解决途径。实际上，居委会并无相应职能及职权，反而因日常办公及开展大量工作需要依靠物业公司进行，面对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或者居民请求成立业主委员会时，也是左右为难，只能进行调解。


　　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有待深化。当前，天津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在两个层面有待深化。一是在纠纷处理层面，各职能部门资源整合及利用不充分。全市社区综合治理信息化平台、人民法院大数据平台、物业监管及信用评价平台等数据平台，尚未全部链入天津市信息资源统一开放平台，已开放或者交换的平台数据价值转换生成不足。二是在纠纷预防层面，解纷评价指引或者治理延伸功能不足。目前纠纷化解数据仅作为机制成果的检验或者工作报告的支撑， 未能将解纷的原则、依据及倾向等内容以一定形式公之于众，充分发挥其评价指引作用，给居民、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社区主体以合理预期。对于8890、12345或者“政民零距离”等投诉反馈信息重视不够，如能确立信息联动机制， 待反馈信息触发一定数量临界点后，监管职能部门或者基层政府主动作为、提前介入，及时组织指导社区居民成立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或者物管会，就能避免矛盾积压、纠纷群体扩大。


三、破解社区物业服务矛盾的对策


　　强化地方立法职能。参考各地立法经验，适时修订有关物业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简化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条件，明确业主委员会性质、职责、运行机制、议事规则及其成员管理、退出等机制。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机制，作为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的临时性管理机构。根据物业服务本质上系委托合同的法律性质，建立物业服务收费酬金制，将物


业费中用于社区支出的物业服务费用单列出来，与住宅园区广告等收益一并纳入专款专户，定期审计。将普通商品住宅空置房物业服务收费问题纳入立法研究范围，及时研究出台住宅空置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及条件。


　　强化职能部门监督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物业企业管理。在开展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物业企业及其从业人员黑白名单制度，对于不合格甚至侵犯业主权益的物业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实行市场禁入， 通过市场化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促进物业企业服务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例如， 日本东京物业公司的数量为个位数，但均为信誉企业。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 强化物业服务监督。联合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对全市物业维修基金申请、电梯消防设施维护、广告及公用设施费用流向等进行常态化专项监督，将专项督查结果纳入物业企业信用评价。通过信息化建设，规制物业服务工作。尽快研发上线天津业主APP，设置会议投票、物业服务评价、意见建议反馈、违法问题举报等业务模块，在方便居民选举、投票、参会情况下，进一步强化住建部门对物业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管控规制。


　　强化基层政府及居委会角色作用。以基层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为主导，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探索红色物业发展，开展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融合发展试点。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指导、监督业主委员会的职能，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提高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率、物业服务覆盖率、党的组织覆盖率，充分利用“吹哨报到”工作机制，做好“接诉即办”“未诉先办” 工作，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物业管理问题。鼓励居委会或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成员参与物业管理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组建工作，认真对待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积极反馈居民意见，协调各方调解处理物业矛盾纠纷。


　　强化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建立各治理平台数据交换机制，社区居委会、公安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人民法院等各解纷组织共享相关数据，实现矛盾纠纷高效、便捷、实质化解。充分发挥基层治理前沿阵地作用， 社区网格员、基层政府组织、公安机关、住建等职能部门，发现涉物业纠纷舆情信息后，及时上传平台，推送到各职能部门，吹哨报到、提前介入，延伸治理环节，实现诉讼预防的良好社会效果。强化司法裁判服务供给，通过新闻发布会、司法建议、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裁判标准，发挥司法裁判的评价指引作用。


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批量处置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昆明分局　　潘贵宝


研究背景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三期叠加”以及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能过剩等多重矛盾显现，去杠杆、去库存的压力增大，企业资金链紧张，经营出现困难，急需“纾困”。与此同时，商业银行、非银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不良贷款持续攀升，据“银监会公开发布的2018—2021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法人）：2018—2021年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2.03万亿元、2.41万亿元、2.7万亿元、2.85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9%、1.86%、1.84%和1.73%，不良贷款呈不断攀升趋势，2021年年末较2018年年末不良贷款（法人）总量增加8200亿元，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面临进一步考验。


　　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考虑到财务报表和外部监管因素，必须对不良贷款进行控制，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而目前最快捷的处置方式，无疑是不良资产的批量打包处置。在政策方面，银监会2017年4月25日下发702号文“《关于公布云南省、海南省、湖北省、福建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天津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的通知》”，在允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扩容的同时，降低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门槛，将组包户数由10户以上降低为3户及以上。“702号” 文的出台让批量转让更易行，以此方式，银行可以直接收回现金流，减少不良贷款率，降低不良贷款率，更符合外部监管要求。


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生态链构成


　　就我国目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看，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服务商、最终使用资产者，构成了不良资产的生态链，即上游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出让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形成不良资产－中游处置接收方（国有四大AMC、地方性AMC、非持牌民营机构以及银行系AMC公司四类）－ 下游投资使用资产者（上市公司、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以及对冲基金等）。在生态链上，还有律师、评估师以及撮合交易的中间人、交易所等为资产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服务商”。


商业银行优先选择批量转让的原因


截至2021年年末，共有59家上市（含A股与港股），其中6家国有大行、10


家股份行（仅余广发银行与恒丰银行未上市）、30家城商行以及13家农商行，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44.8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138．4万亿元，占比40.1%，资产总额同比增长7.8%；股份制商 业银行本外币资产62.2万亿元，占比18.0%，资产总额同比增长7.5%。随着经济 减速换档，商业银行也面临不良资产、不良率双升态势，为AMC公司提供了广阔市场。


　　传统不良资产清收方式弊端多，与商业银行要求快速出表不良资产 存矛盾


　　对商业银行而言，传统现金清收、贷款重组、诉讼追偿、呆账核销等方式难以快速处置不良资产并出表，弊端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现金清收效果取决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在清收过程中， 往往面临借款人签订了还款协议又变卦，或借款人早已深陷债务危机，只能偿还少部分贷款，借款人以“时间换空间”，与银行打拉锯战，以此寻觅解决债务危机时机等，清收时间较长、不确定性因素多。


　　资本市场不健全，贷款重组效率低。我国资本市场债市小、股市大、散户多、机构投资者少，制约了不良资产的自由买卖市场，受行业、区域、手段限制，重组的不确定性较高，成功率低。


　　依法诉讼清收不可控因素多，银行往往赢了官司又赔钱。受当前经济下行影响，为保护经营不善的地方原优势企业，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银行在依法收贷过程中遭遇“不受理、不判决、不执行”等现象，或者出现借款人恶意失联逃债等，诉讼材料无法送达，更何谈依法收贷。在此过程中因涉及法院、评估、拍卖机构，收贷流程拉长，经常造成执行难、成本高、周期长、受偿率低等问题，银行即使赢了官司也未必能收回贷款。


　　以资抵债资产产权复杂，确权较难。以资抵债方式受限于可接收资产现状，该部分资产产权结构往往错综复杂，涉及多名债权人或民间借贷等，办理资产过户的税费成本高，商业银行难以快速处置变现不良资产。


　　呆账核销认定标准严及时间、流程长，银行不易快速出表。呆账核销须先满足财政部文件规定的认定标准，要在满足严格的核销办法的基础上方可进行核销，认定、核销条件严，时间、流程长。银行要快速进行批量核销，可能涉及要伪造企业“被破产”、借款人“被死亡”等符合核销条件的虚假资料， 上市公司作为公众银行，以此种方式，必然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声誉风险较


大。


国家政策支持，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优势显现


　　银监会2017年“702号文”在扩容的同时大幅降低了转让门槛，国家政策有着相当明确的指向性，在新形势下就要加速不良资产处置，最终促进供给侧改革“去产能，防风险”，批量处置不良资产方式优势更加明显。


　　一是转让效率高。当不良资产出让方银行把不良贷款转让给AMC公司后，银行就快速实现了将“有毒”资产剥离出表，并收回现金流，上市银行方的经营数据则可以快速得以改观，利于其维护社会信用和声誉。


　　二是价格更接近市场价。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不良资产转让市场逐步完善， 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当银行集中向市场推行不良资产包时，实现了四大AMC公司、不同地方AMC公司间进行竞价，让银行既可获得较合理的转让价格，AMC也能根据公司的运作能力合理进行投标。


我国 AMC 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瓶颈


AMC发展现状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由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处置不良贷款始于1999年，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并由财政部注资成立了“中国东方、中国信达、中国华融、中国长城”四大国有AMC，专门用来接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对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国有AMC经历了政策性收购、半商业性收购两个阶段， 现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收购阶段。


　　2016年，经银监会下文，“四大国有AMC”垄断局面被打破，逐步演变为“4+2+N+银行系”的多元化格局。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近60家AMC，具体是：①中国东方等四家国有四大AMC；②地方性AMC（53家）；


③由民间资本成立、大型企业集团设立，以及从事不良资产清收、并购重组等民间拍卖机构组成的非持牌民营机构AMC公司，如一诺银华、三一重工旗下中鑫资产及部分民间拍卖机构等；④银行系AMC公司（5家）。2018年，“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依托母公司的客户资源与业务优势，金融AMC正式开业经营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规模持续扩大。


瓶颈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市场趋于完善，目前AMC公司股权结构仍以“国家队或国有控股”为主，发展中面临以下三方面难题。


民营资本参与热情不够，“国家队或国有控股”为主的股权结构有待


改善。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约有超过60家AMC公司，四大AMC财政部一股独大， 地方AMC股权结构呈多元化态势，但仍由“国家队或国有控股”占据主导地位（占比62%），民营资本、混合所有者参与热情仍不够，需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


　　地方性AMC公司资本薄弱与不良贷款市场规模巨大的格局失衡，市场竞争力仍有待加强。新管理办法放宽地方AMC并扩容后，“截至2019年3月，53 家地方AMC注册资本共1571.66亿元，平均注册资本为29.65亿元，但地方AMC公司数量少、规模小、注册资本金薄弱，与现存巨量不良贷款市场规模不匹配。以广东为例，截至2018年年末，共有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家地方AMC， 注册资本均为30亿元，而2018年年末广东不良资产规模达1894亿元，地方AMC公司显然难以吞下如此天量不良资产。


　　专业人才匮乏、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科学的业绩评价标准待建立。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地方AMC员工约为3500人，从学历构成上看，以本科、硕士为主。国有四大AMC员工约为9.6万人，本科学历以下达78%，硕士及以上学历较少，地方AMC公司员工素质较高。但AMC公司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业务创新动力不足，复合型专业人才匮乏，对新形势下不良资产动向仍局限于固有思维，以传统方式接收处置，手段单调。二是内部控制、风险控制流程待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待提高。公开信息披露，2018年，四大AMC共收到10余张罚单， 违规原因涉及违规掩盖内生不良、未实现资产真实转移等。三是业绩评价标准僵化、缺乏量化的考核标准。国资控股背景下的“吃大锅饭”思维仍存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待健全，以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处置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债权类不良资产价值易受内、外部及主观因素影响，其价值评估、定价较难。评估定价是转让过程中的核心，其决定了资产转让价格。相较债权类资产，后两者的评估方法较为成熟，市场价易获得，也易转让成交。而债权类不良资产，受非财务指标、担保方式、行业特征、法律环境等内、外部影响因素较多，无法量化此类因素的影响度，其表现无可比性、不能完全替代，导致不能假定其市场公开出售价及最佳使用状态，易受评估者个人从业经历、风险偏好等主观因素影响，其价值评估、定价较难。


法律制度层面法制建设滞后，政策保障依然不足。自2000年1月颁布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国务院令第297号）以来，国家制度层面关于不良


资产处置相关政策法规共出台14个，批量转让方面的制度主要依据2012年颁布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2013年11月银监会45号文鼓励设立地方AMC，但每个省份原则上只设立一家，且注册资本最低为十亿元人民币，对地方AMC收购的不良资产严格限制不许对外转让，直至2016年方放松此限制。2017年4月25日颁布的702号文在地方AMC继续扩容的同时，组包户数由10户以上降低为3户及以上。从上述颁布的文件可看到，法制化建设进程是相对滞后的，对AMC公司的健全管理、公司治理直到2014年方出台相关制度；对批量转让过程中的新兴业务，如市场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直到2016年才出台鼓励对钢铁煤炭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对于组包户数、民营资本的介入，以及地方AMC的严格限制，使得民营资本的介入放缓，导致资本参与热情减弱。


　　AMC公司融资渠道窄、接收资产处置难、周期长，制约了批转买方市场的主动性。“4+2+N+银行系”多元化格局下，银行方对批量转让不良资产由以前的政策性转为完全供给市场化，并以公开竞价为主，资产包价格上行，AMC 超额收益已不能持续，利润空间大幅压缩。据《中国地方资产管理行业白皮书》资料，41家地方AMC公司调研资料统计：“最高总资产收益率为5.69%，最低总资产收益率为0.4%，传统处置周期约为1～3年，处置收益率已大幅下滑。”由此可见，在经济新常态下，处置周期逐渐拉长，受批转资产质量下降影响，AMC 处置收益下降明显。这就势必要求AMC公司积极拓宽资本金来源渠道，打破国有控股“一枝独大”的局面，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其中，以降低融资成本，充分调动买方市场，平衡资产处置接收方供应链条。


　　对地方AMC制度支持、金融工具相对不足，影响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一是未赋予地方AMC主体地位，导致债权转让难；二是部分法院不受理地方 AMC作为执行主体的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导致已成为真正债权人的地方AMC，无 法参与债权执行环节，不能有效把控执行流程，给债务人逃废债提供了操作空 间。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尽职调查粗放，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对尽职调查的内容，2012年颁布的6号文有明确且详细要求，且是卖方转让前必须开展的步骤。对借款人的真实经营状况，过度依赖中介公司，对实际资产和经营状况不上门核实，对债务人、连带保证人是否还有“剩余”资产的查找缺乏行之有效的查询手段，往往“一转了之”，后续无人监管。甚至有部分银行，违规放贷，形


成不良贷款后，又以批转形式处理，以掩盖其严重违规，严重损害银行声誉。例如，新浪财经报道，2017年9月30日，工行湖北分行陈智军“系”不良贷款及十堰分行2户其他企业不良贷款被打包成资产包SY005转让，该资产包以1.95亿元价格完成批量转让，共计损失4．62亿元，其中陈智军“系”损失4.19亿元。而在天量损失背后，其实质是工行十堰分行近年来一直以虚假贸易背景的融资业务向陈智军“系”企业办理贷款，且未对关联企业单户融资余额进行控制， 致使陈智军“系”贷款余额从2014年的1.96亿元逐年递增到2016年的4.05亿元。


破解不良资产批量处置“难”的策略


　　建立优质外部服务商入库机制，健全不良资产评估体系，合理组包， 提升转让资产竞争力。商业银行、AMC公司应从建立优质外部服务商入库机制入手，选择专业实力强的外部优质服务商，并适时动态调整，优胜劣汰。在具体资产评估中，应根据以往的成交案例，并利用数据库分析体系，针对不同的资产种类，健全不良资产评估体系。资产方组包转让时，则应根据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合理确定打包规模，让组包规模、资产质量合理搭配，让不良资产购买方既能吃到“肉”，也能喝到“汤”，不能只啃“硬骨头”，以提升批转资产的价格优势，调动买方市场。“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手段为详尽的不良资产尽职调查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天眼查等应用，已完全涵盖企业股权结构、法人投资信息、法人关系人等要素，国家工商总局和各地工商局、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高院纷纷开通“企业信用信息”“裁判文书”查询系统，公开信息获取渠道的畅通极大地降低了尽职调查的难度，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同时， 互联网信息获取渠道的丰富和畅通也丰富了定价数据库信息，为定价环节提供了更多的参照指标，甚至人工智能技术也逐渐应用于定价环节，让定价模型更科学、参数设计更精确，不再依赖主观经验判断，有效提升了定价的准确性。


　　完善国家层面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的买方市场。与四大国有AMC公司相比，地方AMC虽然资金、规模等方面不占优势，但与地方政府联系却更紧密，是帮助地方政府经济纾困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为培植多层次买方市场，在支持国有四大AMC不断壮大的同时，国家层面应从法律制度建设 和完善地方AMC公司的法律主体地位建设，从税负成本、发行债券募资、金融工具等方面制定相应管理办法，缓解国有和地方AMC资金成本压力，缓解不良资产市场主体竞争不均衡现象，破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以培育多层次买方市场。


培养和引进复合型专业人才，创新和完善批量转让工具，推动卖方、


买方市场日趋成熟，化解金融风险。近年来的新一轮不良资产的显著特点是抵押物较多，在实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不良资产批量处置市场生态链已逐渐从不良贷款简单处置，转变为深度处置经营；对资产从转卖为主，转变为并购重组并重；对资产从卖断为主，转变为合作收购处置；银行方、阿里拍卖、司法拍卖等“互联网+资产处置”平台新型业务模式日益方兴，打破了资产处置的地域限制，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这就要求商业银行、AMC公司必须从改善员工结构入手，引入复合型人才，建立专业化运作团队，探索创新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新工具，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以上市公司泸天化债转股案为例，2016年12月泸天化集团、泸州市国资委、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共同启动泸天化集团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涉及银行贷款达39亿元，银行方并没有在形成不良后“一转了之”、快速出表，而是积极扶持优势企业“纾困”。重整后， 银行方借款停止计息，受益于财务费用大幅减少以及化肥、化工产品市场回暖， 2018年泸天化集团扭亏为赢，实现利润3.52亿元。与此同时，泸天化股价也回升，实现了银行资产的保值和上市公司的纾困，也实现了银行和企业的“双赢”。


　　完善公司治理，公开渠道及时披露交易信息，防范道德风险。不良资产处置蕴含巨大商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频发，部分内部人与外部中介内外勾结，易引发道德风险。银行、AMC均应对薄弱环节加强监督，切实做到信息披露及时充分，杜绝内外相互勾结，使整个过程充满公开、公平和公正，避免暗箱操作，以防范道德风险。


结论


　　当前，受宏观经济三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局面并未明显改观。今后一段时间，金融业仍要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加快不良金融资产批量处置和接收，仍是我国商业银行、AMC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文章借此希以破解其难点，寻求解决对策。


师范院校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西华师范大学　　李苹兴


　　高校作为人才、科技、资源的重要集结地，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其使命所在，理应在服务和推动乡村教育振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高校服务乡村教育发展，必须结合学校特色，充分发挥各学院、专业优势，紧密对接农村教育发展实际，在乡村教育振兴之路上出策出力。


一、目前乡村教育面临的“三大难题”


（一）孩子的素质教育—根本难题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素质教育在各地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且在一定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虽然多地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践行素质教育理念，但最终的实践效果在城乡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因各种设施、资源较农村丰富，在开展素质教育方面成绩显著；相反，越是贫穷的乡村地区，应试教育越严重，素质教育的推进越困难。农村素质教育的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对素质教育理论的响应，农村学校开设了门类齐全的活动课程和信息课程，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二是为了确保考试质量，农村学校在排课、教师设岗上以主科为中心，不加入统一考试的活动课程、信息课程等便成为应景课，应试教育一如继往地进行着。 这一现实情况表明农村地区学生素质教育存在较大漏洞。


（二）家长的家庭教育—基本难题


　　家庭教育是人们受教育的起点，也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石，“家庭教育是对一个孩子全部教育的最为核心的部分”。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孩子“没人教”，家长“不会教”“教不好”的情况普遍存在。首先，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据统计，南充市留守儿童43 万人，占总数的56%；隔代监护39.1万人，占总数的91.1%；无人监护0.65万人， 占总数的1.6%。年轻家长将孩子托付给老人带，然而老人本身存在精力不足的问题，或因为“隔辈亲”过分溺爱孩子，且老一辈的教育方法大多还有不科学的地方，这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农村家长文化水平相对


偏低。我国农村地区家长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家庭贫困无法上学或中途辍学的情况较普遍，自身接受的教育也就十分有限。等到自己为人父母要教育下一代时，很多家长没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基本沿用上一辈的教育经验，这就导致家长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及当代形势严重脱节。再次，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观念及官本位等思想依旧在部分家长头脑中根深蒂固，有些家长认为自己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于是将自己的未完成的心愿、期待等强加于孩子，以此来左右孩子的选择，无形中可能会给子女蒙上心理阴影。最后，简单粗暴的家庭教育方法也是一大问题。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很多农村家长采用打骂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或许在短时间内能起到一定效果，但长久来看，却不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


（三）职业农民的现代化教育—重要难题


　　乡村振兴要求农业高质量发展，并对农业从业者的生产经营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创新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群体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 其综合素质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成果，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民队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目前在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上还存在问题。从培育对象来说，培训对象老龄化、低学历的问题比较突出，弱化了农业从业结构的合理性，从而影响了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进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年龄较低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留守的人员基本为老人和妇女， 且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对学习有抵触情绪，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据此可知，培训主体在对他们开展理论教育和鼓励创新方面难度较大。此外， 培训对象的文化层次不同，水平不一，经营的产业多样也给培训带来一定的难度。从培训过程角度来说，一是培育主体单一化，没有充分利用高校资源。一直以来，政府参与农民职业教育相对较多，培育目的主要是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培训内容涵盖面窄，培训内容多为种植、养殖技术的培训指导。而现代职业农民不仅仅要有专业种植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素养、有文化、会经营、有乡村情怀的一群人。三是在教学结束后，对培训对象的跟踪服务上， 存在着跟踪不及时、覆盖面不广、措施不得力等现象。


二、师范院校助力乡村教育振兴路径探析


（一）各学科门类教师助力全面提升乡村学生综合素质


首先，明确教育目标，树立教育观念。师范院校教师、专家团队应该积极


进行政策解读，纠正当前农村部分学校领导不能正确领悟中央文件精神，错误地将素质教育与升学对立起来，认为开展素质教育会夺取主科学习时间，影响学校升学率，应与给任课教师松绑，将精力放到教学上来。学校应该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过程管理和监督考核机制，以这样的方式调动学校老师积极开展素质教育的决心和信心，和高校教师一起形成“1＋1”合力，推进学生素质教育有效开展。其次，充分挖掘教育资源，破解资源单一短板难题。实施全学科， 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活动，高校可以组建专家团队，针对“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充分利用本校资源，整合社会资源，搞活乡村素质教育生态，助推乡村教育由“五育并举”强调五育协调发展到“五育融合”强调五育有机综合渗透转变。最后，积极创新教育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高校可以支持相关专业的优秀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开展实习工作。现在农村地区大部分老师的年龄都偏大，且教学方式也比较老旧传统。同时，部分老师已经出现职业倦怠感。而当代大学生相对于他们来说更具活力和创造力，这就能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可以组织优秀大学生去农村开设各种兴趣班，比如书法班、绘画班、舞蹈班或武术操，劳动实践课等。这些兴趣班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还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情趣，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素质教育真正在农村地区遍地开花。学校还可以选派思政专业优秀研究生去农村开展“夏令营”活动， 也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红色文旅资源，或者通过咏唱红色歌曲，讲经典故事等方式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二）教育学相关专业助力农村家庭教育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应具备一定的教育能力。但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父母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家庭教育意识淡薄，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且对教育内容没有清晰认知、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故无法保证家庭教育质量。首先，要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基地。固定的家庭教育基地在农村安营扎寨是开展家庭教育的基础。一是邀请高校专家坐镇，宣讲有 关家庭教育的具体方法，或者安排高校学生充当“宣讲使者”，挨家挨户做调 查，写记录并普及知识，有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做成纸质版的宣传册，以此达 到宣讲目的。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可以开通公众号定 期发布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相关案例，推广与家庭教育有关的知识和方法，还可以设置阅读专栏，专门写大学生们在乡村做调研时发现的具有良好家庭教育


方法的家庭，在互相学习的同时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三是可以建立家庭教育的个体咨询点，通过建立网上咨询信箱，针对家庭当时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具有针对性解决对应难题，以便建立起“不漏一户，不忘一家” 全方位服务模式。其次，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一是要进行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宣讲。师范院校组织专家团队形成乡村家庭教育指导热点， 结合乡村学校进行集体宣讲和对部分家庭进行“进门服务”的点面结合方式， 对家长进行全面、精准的家庭教育重要性的知识培训，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另外，高校在重理论宣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家长的接受能力，纯理论的宣讲活动或许没有在轻松愉悦的活动中让人更能有所收获。因此，可以组织高校学生下乡开展家庭教育重要性的文艺演出，让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要加大力度宣传家庭教育的内容。师范学校的大学生可以采取发放传单、进户宣讲、开家长会的方式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家长进行普及教育。第一，思想道德教育。毛主席曾把德育放在三育中的首要位置。不仅要指导家长重视孩子的德育，还要指导家长要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发挥好道德榜样作用。第二，孩子的自主意识教育。要指导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理念，在必要时给孩子提供帮助而不是保姆式的事事代办。第三，亲子沟通教育。要指导家长学会主动和子女沟通，积极构建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以期将亲情的力量转化为子女学习的动力， 促成子女学习与亲子沟通的良性循环。第四，择业观念教育。要指导家长教会子女树立科学的择业观，尊重子女的人生选择，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在子女身上。


（三）生命科学院助力培养农村新型职业农民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负责任的新型职业农民。师范院校应当充分发挥生科院及相关农学专业的人才、资源优势，在助力培育农村新型职业农民上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高校应该有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对策。高校在组织农民培训时， 可以将农村的农民教育分为三个层次来开展：一是简单技术应用型，内容包括农业技术、专业技术和适用的经济知识培训。二是理论知识普及型，内容包括农业性质、农业文化、农业管理和农业发展等。三是专业技术提高型，主要是对农村优秀中青年进行较为系统的农业现代化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教育，


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有较高水平的专门人才。其次，培训方式应当 采取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素质相对较高的，可以采用间接的方式，即尝试开展远程培训和远程诊断服务，依托网络建立农村远程职业教育网络平台。通过平台，农民可以向各位专家进行咨询，各位专家可以远程指导和答疑，促进农民终身学习。针对网上开展教育效果不理想的，则采取直接参与的方式，建设农业观摩基地，生科院的专家教授可以采取集中授课、个别指导、上门服务等方式高质量、有针对性地帮助农民突破技术瓶颈，及时解决疑难问题。最后是要做好跟踪服务，巩固培训成果。培训结束后，学校要及时成立跟踪服务指导小组，并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在跟踪服务方式上，要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辅助开展工作，充分利用微信、QQ、电话等方式开展送理念、送技术、送资料等方面的服务。针对跟踪服务对象，在重点跟踪服务的基础上尽量扩大服务面，让更多的农民受益，不断巩固培训成果。


时代脚步中的文化自信 来自四川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线调研


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


（20XX年6月7日）


调研点位


　　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工作室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眉山三苏祠调研时间


（20XX年5月） 前言


　　5月10日，眉山三苏祠迎来如潮游客。人们在园林里漫步、在三苏像前拜谒、在匾额和碑刻前品读，感受底蕴深厚的三苏文化。去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来到三苏祠，强调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他饱含深情地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天府之国四川，历史悠久，文脉绵长。四川牢记总书记嘱托，创新创造多种形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5月中旬，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深入眉山三苏祠、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以及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的工作室调研采访，感受从业者坚定文化自信、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的奋进风采，见证在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勃勃生机。


调研内容① 增强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怎么挖掘？ 调研结果


23个“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


用研究成果来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5月10日，当调研组来到三苏祠时，三苏祠式苏轩正在紧张装修。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隔三岔五到此查看施工进度。6月8日，“中国有三苏——眉山


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即将在此开展，展览将以雕塑、多媒体等诸多手段， 多层次解读三苏之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意义，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气度。


　　“打捞”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大的投入保护三苏祠的“形”、以更深的研究丰富三苏祠的“神”，以及以更广的渠道传播三苏祠的“名”，是三苏祠近年来工作的重要抓手。


　　“要传承文化，首先要读懂并阐释文化。”陈仲文介绍，从去年开始，三苏祠就调整了三苏文化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如果说以前三苏祠的宣传重点主要是东坡的文学成就，那未来的重心就是家风家教、家国情怀、治国理政理念、人文精神等。要讲清三苏的宇宙观、自然观、社会观、道德观、廉洁观，以精深的研究成果展现三苏祠的博大，以丰满的阐释展现‘中国有三苏’的自信。” 在此背景下，三苏祠博物馆整合全国三苏文化研究力量，组建学术委员会；成功举办第五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完成了《苏轼书法全集》《中国有三苏三苏家风家教》等书籍的编辑出版，以此证明为何“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打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我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多达23个，涵盖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利用工程等多个领域，并且已全部启动。5月15日，当调研组来到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时，我们看到了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天回医简》。今年年初，这套根据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整理出版的医书，受到了国内学术界乃至普通百姓的关注，成为研究院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主要成果。研究院院长柳长华介绍了《天回医简》耗时10年的研究出版过程。2012年，老官山汉墓被意外发现，墓室中出土了930支珍贵医简，专家初步研究发现医简共2万余字、包括了《脉书·上经》《脉书·下经》《逆顺


五色脉臧验精神》《犮理》《刺数》《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经脉》与《疗马


书》等8部医书，涉及医学理论、治法、成方制剂文献等内容，构成了一门系统的医学体系。柳长华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在成都发现天回医简并成立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时，欣然接任了研究院院长一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天回医简的研究上。一部2000多年前的医简耗10年之功研究，有何意义？柳长华解释，这是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直接见证，“通过医简我们可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中医就已经有了较完整的理论与临床体系。比如药物制剂已相当成熟，有的还有服用方法和规范，尤其让人震


撼的是，医简中很多常见病的配方至今仍有价值。这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 要传承和发展好中医药，就需要整理、研究、读懂这些文献。”


　　近年来，以整理天回医简为契机，研究院持续加强中医文献学、中医文化学学科建设，形成了以《天回医简》《出土医学简帛摹释集成》《中医百部经典》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的研究成果。


调研内容② 坚定文化自信


如何更好地提供精神滋养？ 调研结果


以丰富的文物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以多种方式滋养百姓精神涵养城市气


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传承，更要增强自信的底气，积蓄自强的能量，


营造弘扬中华文化的浓厚社会氛围，才能更好地提供精神滋养。


　　2021年，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再醒惊天下。今年7月28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即将开馆，1200件国宝重器将集体亮相，将再次以丰富的文物实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一体。


　　5月11日，调研组前往三星堆博物馆。虽然是工作日，博物馆内仍是人流涌动，“这是最近两年来三星堆的新常态。”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介绍。在今年“五一”假期，三星堆博物馆连续四天门票被一抢而空。今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还登上了国家一级博物馆热度榜前十。


　　公众对三星堆的追捧，除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体型巨大造型奇特，更出于文化自信，因为三星堆揭示：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先民就已拥有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


　　这也正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未来展陈需要体现的主题之一。朱亚蓉介绍， 三星堆新馆展陈首先要满足公众对文物上新的需求，6座新发现祭祀坑的顶尊跪坐人像与神兽、金面具、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等网红文物将悉数亮相。此外最重要的便是从文化挖掘的角度，用文物去实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以及开放包容。


在三星堆综合馆，无论是陶高柄豆还是网红“火锅”三足陶盉，都能看出


中原文化的影子。三星堆的镶绿松石铜牌饰和河南偃师二里头的铜牌饰看上去也颇为相似。此外，玉璧、玉琮等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祭祀用玉器，也揭


示了三星堆先民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文明的相互借鉴和交流。


　　“在新馆的展陈中，我们将用更多的文物来进行实证，以三星堆为例来告诉公众，正是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并创新创造，中华文明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种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强的深厚根基，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朱亚蓉表示。


　　在眉山，东坡文化也以各种方式滋养着百姓精神、涵养着城市气质，塑造着眉山的文化自信。三苏祠、东坡小学、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调研组的眉山之行，感受到东坡文化无处不在。东坡小学编写了《我爱苏东坡》《东坡诗词微读本》等系列读物，让学生了解苏东坡。每周，学校都会用一课时的校本课程时间，分别落实东坡文化教育、国学经典诵读、书法教育等内容。在眉山街头，可以看到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景观。在东坡城市湿地公园，老泉桥、醉月桥等13座桥的名称全部来自三苏生平故事或文学创作。在三苏祠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很多都是眉山各学校的孩子们，“长大了要像东坡先生一样”，成为很多孩子的信念。


　　东坡文化还成为眉山文旅发展的重要支撑。眉山市文广旅局局长王枫介绍， 依托穿越盛世水街等项目，眉山已将三苏文脉、东坡文化嵌入产业链、融入夜经济，推出了三苏遗址遗迹游、东坡美食体验游、东坡文化研学游等精品旅游线路，打造了具备东坡文化特色的文旅品牌。如今，


　　“东坡醉月地”创建成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眉州东坡酒楼成为国内川菜行业领军企业，东坡水街、竹里巷子等成为现象级网红打卡地。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东坡文化，眉山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路。


调研内容③ 践行文化自信


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调研结果


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加上时代表达


　　既制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又扬帆出海调研期间，记者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优秀传统文化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丰厚给养，增强了文化自信；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也由此激发，四川优秀传统文化扬帆出海，文化事业产业展露勃勃生机。


　　5月12日，在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位于成都的工作室，我们见到了这位朴实无华的藏族大妈。4月下旬，她的团队赴香港参展，


带去的藏羌织绣的设计图案，再次吸引了不少商家关注。


　　杨华珍是一位非遗传承人，在羌绣发展陷入困境之际，并没有“抱着金饭碗饿死”。在一边组织羌绣绣娘生产简单的羌绣挂画、摆件或者为国际大牌进行低附加值代工的同时，她一边开始尝试价值不菲的艺术授权。早年，她给一款护肤品牌设计洁颜油瓶身图案，收到了100多万元设


　　计费和销售提成，此后国际大牌纷至沓来。仅20XX年，她的艺术授权收入近200万元。同年，杨华珍还与环球影业合作，设计了电影《侏罗纪世界》的标志图案。在香港国际授权展上，这款图案受到了不少服装、文创、玩具厂家的关注，有签约意向的商家已有七八家。


　　艺术授权只是杨华珍商业道路上的一环。“我还打算自创羌绣品牌，生产带有羌绣元素的保温杯、行李箱等。”她甚至还和香港的一家手表品牌签订合同，双方共创华珍品牌，把羌绣工艺融入其中。“我们的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 工艺或审美并不落伍，我们要有这个自信。”杨华珍表示。这种由内而外彰显的文化自信，体现在了博物馆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


　　三苏祠博物馆提供了一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三苏祠游客达到8.82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倍。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来到这里感念一代文学大家的旷世才情和民本情怀。来自四川省文物局的一组数据显示：即使受疫情影响，四川去年的博物馆参观人次也达到了3480万。在博物馆，“活”起来的文物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的博大精深。


　　最近几年，国潮风吹遍巴蜀大地。三星堆青铜面具做成了茶杯、阆中古城的“张飞牛肉”销遍全国、川籍导演饺子执导的动漫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超过50亿元。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再加上时尚创新的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解读不仅制造了文旅消费新的增长点，也成为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有效路径和显著体现。


　　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扬帆出海。几年前，“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古蜀文明特展”在意大利开展，引来巨大关注。自贡彩灯也频频点亮世界。今年5月，自贡彩灯先后在阿联酋迪拜、法国里昂举行路演推介会， 截至目前，自贡彩灯已先后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占据92%的国际灯展市场份额，累计让5亿观众享受到了精彩的视觉大餐。自贡彩灯不仅成为四川又一张文化名片，更成为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展示四川的特色文化魅力，让更多朋友了解中国、认识四川。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及对策建议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张晓岚


　　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日渐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构建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体系。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融合，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XX 年5月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XX年）》，20XX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1.5%。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渐稳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亦可以发挥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带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2020—20XX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到了数字乡村建设， 明确了数字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当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更加突出，如何有效发挥数字经济之于乡村振兴的助力作用，是乡村振兴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本文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为出发点，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及挑战，并结合国外的实践及经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作为重塑全球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2021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XX年1月，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产业行动计划（20XX—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更是明确指出，推进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发展融合，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格局。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一）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应对人口外流和老龄化之需。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


报告指出，世界上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到2050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将会上升至68%。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农村人口外流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为2.64亿人，占比为18.7%，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9亿，占比达13.5%。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在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20XX年5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指出，农村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20%。农村人口外流和老龄化的到来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农业农村空心化问题。而通过数字经济的嵌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 同时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力下降困境。


　　应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之需。因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治体制，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远优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和中青年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给老龄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以数字化、智慧化为核心的新基建是维系乡村社会活力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拉近稀疏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拓展城市资源的覆盖面，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数字技术嵌入可以拓宽在线服务范围，提升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经建成了140多万个5G基站，光缆线路里程达到 5481万千米，4G网络和光纤网络覆盖到全国98%的行政村。相关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能够更好地实现城乡资源的融合和公共服务的广泛覆盖。


　　解决我国小农生产的发展短板。与美国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大农场生产模 式、欧洲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中型农场生产模式和日本的精细化家庭农场生产模式不同，小农户生产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长期以来，我国人多地少， 农业作为土地密集型产业很难展现出其比较优势。同时，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及农业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也难以存在。有观点认为，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6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将达80%。严重的老龄化将对小农生产造成较大的冲击，降低劳动力要素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国农业面临的是“人口老龄化+大范围兼业+小规模经营”态势，这对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及生产方式变革带来极大挑战。面对这种态势，数字农业


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智能应用重塑农业生产体系，并将传统农业知识、技能融入数字农业当中，为农业集约化生产提供支持，从而减缓农业人口老龄化、高度兼业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推进农业农村差异化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发展 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一些。对于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必须要充分考虑各地的农业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差异，数字经济的嵌入并不是要追求“大而全”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而应该建设差异化的“小而美”农业农村发展模式。例如，成片农田区域适宜发展机械化、自动化的现代农业，据中国棉花协会数据显示， 20XX年新疆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4.49%；近郊农村适宜发展设施大棚精品农业模式，如天津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利用大城市近郊区优势，大力发展数字大棚精品农业，20XX年种植的西红柿、黄瓜、甘蓝、西芹等蔬菜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绿色食品，并入选了“津农精品”品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农村地区适合发展乡村旅游业，如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着力打造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借助抖音推出的“山里DOU是好风光”等公益项目，打造差异化、精品化、数字化的乡村旅游线路；商业和物流基础较好的村庄适宜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据阿里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XX年10月，我国淘宝村数量为7780个，淘宝镇数量为2429个，绝大多数均位于商业和物流基础较好的区域。显然，面对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通过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赋能可以有效发挥不同村庄的优势，降低其劣势影响，从而走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振兴道路。


（二）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空间日渐逼仄，通过数字经济的嵌入不仅可以推动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而且还能促进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嵌入乡村产业之后可以对市场供需关系进行精准分析和评估，进而充分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推动人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数据化。显然，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新的生产资料，依托数字技术形成的乡村新业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数字经济嵌入后，各地农村利用绿色、生态等优势催生了如体验农业、休闲旅游、乡村民宿等系列新业态和新产业，激励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中，并将部分特色农业产业列入中小学科普基地和劳动教育基地，使得乡村产业更加多元，推动农村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20XX年，抖音“山里DOU是好风光”公益项目落户贵州、四川等10多个省份， 覆盖400多个县份，助力2000多家乡村文旅商家，销售乡村文旅产品超过4亿元， 全年直接为各地乡村吸引游客411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消费43亿元，农户收入增加9.74亿元。二是数字经济嵌入后促使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现了现代化、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如通过建立“龙头企业+ 种养基地+合作社+小农户”、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等新组织体，既推动了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嵌入到大市场体系，同时也壮大了农村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规模。如，甘肃天水市秦安县新润农业科技开发公司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展“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按照“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方式，吸纳了该县1505户农户2000多人从事林果业种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降低农业农村发展成本。如前所述，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并不追求“大而全”，而应根据各地禀赋、特点和优势走差异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只有最大限度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才能更好地推进差异化发展，才能带来农业农村经济效益的增长。数字经济的助力不仅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做好生产与市场对接，还能帮助农村产业避免周期长、天然弱质性带来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促进生产经营过程的精细化、标准化和定制化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分析功能，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与需求侧进行精准对接， 将对接过程中所涉及的人、财、物、信息等多种要素进行整合，避免资源浪费， 提升生产经营过程的定制化水平，进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另外，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能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的24小时实时化、数据化管理，大量人工智能设备设施的应用能够实现生产环节的一体化，减少人工成本，进而提升规模经济效益。例如，中国移动云南公司与石林县台湾农民创业园开展的“5G智慧农业项目”，利用5G、VR等技术，20亩蓝莓田现在仅需要1人管理。总体而言，农业智能化生产控制体系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完善的信息保障，提高农产品质量。一是可以对土壤、气候、病虫害、疾病等进行精细化分析，为生产者提供决策参考；二是根据耕地质量、气候等数据科学配置施肥方案；三是在农作物育种、播种、灌溉、施肥等过程中实现智能化管理；四是对家畜、家禽养殖进行动态化监测，对生长过程实施全过程跟踪。通过精准化、科学化、智慧化管理，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农业产出效益。


　　拓宽农业农村发展资金来源。一直以来，因农业的弱质性、生产周期长等影响，使得农业生产过程面临自然和市场等多重风险，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很少进入农业农村领域。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大量的资金需求，发展农村金融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但是，因信息不对称、担保物少等原因， 不论是种养环节，还是加工环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都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数字经济嵌入后，数字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金融可得性。如农业银行浙江德清支行近年来大力推进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首创“标准地”“云大棚”等作为担保物，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涉农数据的搜集及各类大数据平台的建立能有效破除传统涉农金融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效提升了小农户的融资可得性。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延伸，各类小农户、涉农小微企业也因龙头企业的担保而扩大了融资来源范围。此外，金融机构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能实时掌握农畜产品的生长情况，监控信贷资金用途，从而大大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为其进入农业农村领域增强了信心。


　　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模式，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在畅通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强产销对接等方面有效解决了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阻滞，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形态，也有效拓宽了农业农村发展的融资渠道。商务部数据显示，20XX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与2021年相比增长了3.6%。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加上我国农村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商务国。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畅通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更是畅通了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变革渠道，让乡村振兴真正“活”起来。


（三）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任务面向


　　时空范围的网络化和无界化。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就是数字经济发展 的各个要素嵌入到农业农村发展体系中，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嵌入最为关键。在数字经济助力过程中，乡村的物理边界和行政边界逐步淡化，在技术支持和场景多元应用的情况下，村庄之间的物理和行政壁垒将被打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能够快速流动，在乡村时空再造的过程中助力农业农村发展纳入数字化发展轨道。


互动方式的便捷化和智能化。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互动不仅是人与人的互


动，也是人与物、人与技术、人与资金等多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和配置。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农民购物、交流、娱乐等方式更加便捷，信息流动的速度更快， 推动了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治理过程的快速互动，进而带动了乡村互动方式的再造和重塑，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海量的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支撑。


　　生产要素的产业化和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的加持，数据进入农业农村 发展中，能将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一并数字化，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单一属性，带动了数字化生产要素之间的交叉配置，推动生产要素的产业化发展，也就使得农村产业走上了数字化和科技化的发展道路。


　　治理手段的民主化和便捷化。通过数字经济助力，建立基层治理数字化 平台，农民无需出门，只要通过智能终端就可以提请自身诉求，改变了传统的“海报式”“喇叭式”宣传手段和治理方式。治理方式的数字化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让数据多“跑腿”，让农民少“跑路”。


二、我国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与挑战


（一）现状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四化同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自2021年以来，党和国家从法律、行动、规划等多个层面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体系。法律层面，《乡村振兴法》于2021年6月 1日正式施行，该法明确将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根本原则。规划层面，《“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政策文件的出台，对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均作出了重要部署。行动层面，20XX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行动要求，2021、20XX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了行动上的安排。20XX年1月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XX 年3月农业农村部编制的《“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对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任务、目标、原则和措施作了进一步细化。各省级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不少配套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推动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多个部门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


　　2021年中央网信办会同农业农村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43个部门，建立了数字乡村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在中央协同机制的影响下，不少省份、县份


也组建了相应的协同推进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一方面，乡村网络设施建设日渐完善。 截至2021年末，全国100%的行政村实现了通宽带，99%的行政村实现了通光纤和4G，基本上实现了与城镇地区同网同速。截至20XX年6月，农村网民规模达2.93 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8.8%，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缩小近15%。同时，5G正在加速向农村地区延伸，截至20XX年8月，全国已经累计建成5G基站196.8万个，覆盖到96%的乡镇地区。另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融合建设正全面铺开。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公路、水利、电网、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呈数字化融合态势。在农村公路数字化改造和管理方面，2021年全国已完成446.6万公里农村公路的电子地图数据更新，并同步制作了数字全景、直观展示图样。在重点水利工程方面，智慧水利建设在加速推进，截至2021年末，全国县级以上水利部门智能监控数据采集点达24.53万处。农村电网改造进程加快，到2021年末农村地区供电可靠率达99.8%。支撑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截至20XX年末，新建各类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新增库容量1800万吨，智能化控制水平逐步提高。重要的是，这些基础设施经过数字化改造后，在地方数字乡村平台中汇集，逐步实现数字化融合。


　　农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一是农村电商保持良好的发 展态势。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格局得到全面巩固，直播电商、社区电商等新型模式得到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依然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占主体地位，在促进农民增收、拓宽乡村振兴资金来源渠道、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数商兴农”工程的深入实施，“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的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等活动的开展，大大提升了产教对接水平和农村电商的发展。长期以来， 农村消费市场是个沉睡的市场，在农村电商的推动下，大量的工业品下乡，将农村市场纳入全国大市场体系。此外，农村电商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日渐完善，截至20XX年7月，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累计支持1489个县份，建设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超过2600个。快递服务也不断向农村延伸，全国“快递进村”的比例超过80%，截至2021年末，36.3%的市级以上重点龙头农业企业通过电商进行销售，销售收入比2020年增加了10.8%。电商助力脱贫地区农


产品销售成效显著，在防止返贫中发挥积极作用，截至20XX年末“，832平台” 入驻的脱贫地区供应商超过2万家，20XX年交易额超过136.5亿元，与2021年相比增长了20%。


　　二是农业各类新业态蓬勃发展。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提升，信息技术手段助力乡村旅游、民宿经济、休闲农业等经济业态快速发展。截至20XX年9月，农业农村部在官网上发布推介乡村休闲游精品线路70多次，覆盖31个省份148个县份的211条旅游线路；利用“想去乡游”等小程序推介乡村旅游精品线路681条， 覆盖250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截至20XX年8月，互联网地图新增的乡村地名达到了414.2万条，覆盖乡村超过200万个。此外，随着数字人才培养力度的加大， 返乡创业人数不断增加，2021年达到了1120万人，与2020年相比增长10.9%，其中半数以上返乡创业人员创业范围均涉及互联网领域。更重要的是，电信运营商、电商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开发相应的系统、平台和产品，大大推动了数字种养、普惠金融、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


　　三是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迅猛。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涉农普惠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可得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移动支付业务增长较快，截至20XX年6月， 农村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到2.27亿。


　　202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农村移动支付业务分别达到了173.7亿笔和5765.6亿笔，与202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2.2%和23.5%。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业务模式，结合乡村振兴需要提供更加多元、高效的数字金融服务场景，加大了对小农户、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供给。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共同打造的“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服务将主体直报需求、农担公司担保、银行信贷支持三者相结合，打造全新的涉农金融服务体系，截至20XX年4月，已完成授信26748笔，授信金额超过200亿元。


　　乡村治理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不断提升。一是农村党务村务数字化 建设成效显著。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数字化和现代化是其题中之义。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各地持续推进农村党务、村务和财务数字化进程，更好地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2021年全国农村党务、村务和财务进行网上公开的行政村达78.3%，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6.2%。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升级改造完成，党员教育平台基本上实现了全媒体覆盖，“互联网+党建”成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接受教育的重要形式。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已经覆盖50.9万个村委会、11.3万个居委会，基本实现


了行政村（社区）基层信息和统计数据的统一报送。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上线，汇集了全国农村承包地、集体土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各类台账数据。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化不断完善，已有105个宅基地改革试点县份建设了相关数据库。


　　二是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不断向农村延伸。全国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在 农村的服务效能不断提高，截至20XX年底，全国已经建成355个县级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在县级覆盖率达到100%，乡镇覆盖率达96.1%，一网通办 的速度不断加快，大大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和满意。2021年全国县域范围内的社保、新农合、农村土地流转、涉农补贴等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达到68.2%。不少地方在积极推进积分制、清单制管理中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了政务服务的透明化和规范化。


　　乡村数字人才建设成效渐显。一是强化涉农数字化人才培养。建立 数字化农业农村科技人才队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我国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优势，积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团体等主体合作，协同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支撑平台和涉农数字应用场景建设， 大力构建全国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培养了一大批面向农业农村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例如，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应用技术学院、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和毕节横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构建“校企政” 人才培养体系，大力推进“数字小院”建设，截至20XX年底，已有20余名涉农专业大学生进入数字小院就业，其中12名大学生联合横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了4家数字技术服务公司，这些大学生成为朱昌镇“数字乡村”示范建设的重要人才支撑。


　　二是加快地方数字人才培养。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跨界复合型数字人才，各地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等驻村干部的示范作用，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同时，还积极推动家庭农场主、 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养大户积极参与数字技能培训，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


　　三是不断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数字经济的助力成效取决于广大农民的数字素养。各地通过出台相应政策积极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加大对留乡青壮年劳动力培训力度和对中老年群体的技能帮扶， 缩小“数字鸿沟”。通过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场景应用，不断在实践中增强


农民的数字素养。例如，宁夏盐池县为了更好地拓展盐池滩羊的销路，近年来不断加大与各电商企业的合作，每年选派20—50名农民到各电商企业接受技能培训，如今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达到了6000人，农民的数字技能得到明显提升。


（二）存在的挑战


　　政策执行机制不够健全。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离不开法律政策、行动规划的引领和保障。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件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如《乡村振兴法》《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这些文件的出台为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奠定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实施框架，成为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依凭。但从实践上看，我国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还不够成熟，相关试点、实践的经验并未得到有效总结和推广，致使部分政策执行存在不确定性。最典型就是政策执行机制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出现上下级管理权责不清、同级各部门权限重复交叉等现象，出现政策执行的错位、缺位甚至越位等现象，降低了数字经济助力的效果。另外，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政策及措施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给乡村振兴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前所述， 我国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各类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对于农村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是缺位的，执法效率也不高，导致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问题突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数字经济的助力和赋能效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公共财政投资。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政府投资是农业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仅仅依靠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工商资本、金融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不足，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投资力度较小。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投融资改革，创新投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然而，公共财政对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引导力有限，无法发挥公共财政的投资激励作用。这是因为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且回报率不够稳定，对于这些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投资，现有的财政激励机制无法对社会资本投资产生吸引力。不仅如此，金融资本的进入积极性也不高。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农村普惠金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类资本主要是进入农业生产和经营领域，很少进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金融机构因考虑到资金流动性风险，对于投资周期长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动力不足。此外，农业农村领域的产权不够清晰、产权交易市场不够完善，不仅容易引发产权纠纷，而且无法利用在建的基础设施或土地进行抵押来获得融资，这也是制约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的重要因


素。单纯依靠公共财政投入也存在较多问题，如各地建立的数字化农业平台存在功能同质化、数据滞后、不注重技术升级等问题。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本质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高级化发展，是融合软硬件设施一体化的新型农业农村系统。在地方财政支持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偏重数字平台建设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本质。


　　农业大数据共享及应用水平不高。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大数据支持。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数据产生量很大，但农业大数据因利用水平不高， 对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持有限。一方面，我国农业农村大数据共享程度不高。农业发展中形成的各类数据分散于不同的部门、行业和领域，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同时部分农业数据缺乏有效的加工处理，使得数据准确度偏低，可用性和共享性不足。另一方面，农业农村数据特别是原始数据带有碎片化、非结构性、多源性等特征，需要经过系统的搜集、整理、分析和加工后才能真正成为有用的数据。而当前各地区和各部门在统计农业农村原始数据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部门对数据的统计或加工多是用于本部门、本地区，缺乏相应的统计、加工标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农村数据的共享、应用和创新。


　　数字鸿沟和高投入对小农户的约束“。大国小农”“人多地少”依然是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小农户数量占全国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总数的98%以上，小农户农业从业者占到了全国农业从业者人数的90%，小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0%。在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 生产经营体系中，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应用和推广均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数字鸿沟一直存在。一方面，小农户从业者对传统劳作方式、耕种经验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要改变他们的生产经营方式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农民的数字技术技能还存在短板，适应新技术的能力不强，特别是当前农业从业者中有大量的老龄人口，数字鸿沟短期内难以消除。另外，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小农户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例如，一亩连栋智能温室大棚造价至少10万元，而大田作物种植的智能化改造成本更高，小农户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溢价的方式收回成本。当前推进的农业智能化工程多集中在经济作物领域，而且投资主体以农业企业为主， 这说明数字鸿沟和高投入对小农户发展智慧农业存在较大约束。


三、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国外实践与经验


（一）建设实践


　　农业数据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素。数据无疑是数字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将农业数据纳入到农业技术系统中， 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


欧盟推出了一项名为“农业生产力与可持续的欧洲创新伙伴关系计划”


（EIP-AGRT）的项目。在这项计划中，欧盟委员会致力于建立一个“挖掘数据价值的运营机构”，通过发挥农业大数据价值来解决欧盟不同地区农业发展面临的难题，以更好地推进欧盟精细农业的智慧化和数字化发展。对于小农户， 改变其对农业数据价值的认知水平，通过技术培训激励其发展数据化精细农业的动力；对于中欧和北欧的农场主，提升精细化农业生产中数据及技术的运用范围；对于南欧农业生产者，建立数据化的水利系统以提升其精细化耕作水平。


　　以色列农业农村发展有良好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根基。在数字经济助力过程中，充分发挥农业数据的要素作用，加大对农作物生长及其环境数据的分析， 提升农业生产及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这方面，以色列的“节水农场”最为典型。节水农场是按照农作物生长的特点及相关土壤、气候、地形、水源来设计的数字化灌溉系统，主要通过局部滴灌、压力灌溉、加大水循环等方法提高灌溉效率。在实践操作中，技术人员利用气候、水源、作物等大数据，对作物生长中的水量需求、温度、湿度及施肥要求进行控制和管理，在最大限度节水的情况下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


　　比利时部分农业大学和农业科研机构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不断加大对农业大数据的分析力度，对农业生产者利用农业大数据进行指导，以更好地发挥农业大数据的作用。在艾诺省，农产品检测中心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该省每个地块进行登记，完善土壤数据库，对土壤变化情况进行实时记录和分析，为农业生产者生产过程提供技术指导。比利时的马铃薯产量每公顷达到20吨，约为我国的2—3倍。如此高产得益于农业技术部门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马铃薯疫病开展的实时记录和研究，依照农业大数据分析结果，及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用药、施肥等方面的技术指导，避免或减少疫病的发生，进而提高其产量。


　　数字技术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技术。发达国家的农业数字化发展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在此基础上还不断推进农业数字化技术创新。美国大田智慧农业、德国数字养殖业、荷兰智能温室农业、日本精细农业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美国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农业生产


　　一直是大农场模式且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位于爱荷华州得梅因市附近的金伯利农场就是一座高度自动化和机械化的大农场，该农场建于1850年，耕地面积达3万亩，主要生产玉米和大豆，曾获得美国联邦农业部“粮食生产火车头” 称号。在数字化和机械化的辅助下，3万亩的大农场内只有4个工人。美国机械化大农场生产不仅需要各类数字化装备的农业机械，更需要懂得种植、农机、金融等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美国大农场的仓储技术也很发达，烘干和储存完全一体化。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从播种到收割及运输过程完全自动化和机械化，与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人力有极大区别。


　　德国不仅工业发达，其农业特别是畜牧业也有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德国的养猪场利用规模化的生产和经营获得规模效益。在一个州的范围内，各种类型的养猪场有较为明确的分工，推行专业化生产，形成种猪场、商品猪场和自繁自养场等多种类型，最大限度提升每个层次养猪场的专业化生产效率，确保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养猪场，绝大多数工序都实行了自动化控制，生产管理过程也运用数字化设施和技术来推进喂养自动化。猪每天的摄食量由计算机控制，按照不同的类型、生产周期和性能进行定时定量喂养。


　　荷兰具有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体系。发达的农业教育体系和较为严格的农业从业限制保证了农业生产者的高素质，为荷兰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荷兰对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劳动力有明确的资质限制，只有取得了农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的人，才有资格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荷兰的温室农业也是现代数字农业发展的典范，全国的玻璃温室建筑面积11亿平方米， 占到全世界的25%，主要种植果蔬和鲜花，以智能化、自动化及无土栽培闻名于世。


　　日本农业以精细化、小规模而闻名，通过精细化种植和生态化生产打造出高品质、特色化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日本精细化农场突出品种优良、管理细致，凸显生产特色。当前，日本精细化农场有一套相当成熟的种养规范， 严格按照规范流程进行种养。即便是没有经验的小农户或兼业者，也能够种养出高品质的农牧产品。日本因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村空心化问题也比较突出，2


—3个劳动力就能够种植50—70亩的精细化土地。智能化、小型化收割机、施肥机、起垄机等机械的辅助使得日本精细化农业能够向山地、丘陵等区域拓展。


　　智慧化和绿色化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至100亿，粮食需求将增加50%。在这种情况


下，开拓新的农业用地较为困难，环境、气候、污染等方面的压力也日渐增大， 农业发展的智慧化和绿色化势在必行。


　　在智慧化技术应用方面，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垂直农场通过数字技术对作物生长环境及生长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决策， 与传统农场相比可以节水95%，化肥施用量减少50%，且无需投入农药。爱尔兰农药喷洒技术公司MagGrow开发出来的农药喷洒机器人可以较好地解决农药喷洒中的漂移问题，使农药施用量减少65%—75%。瑞士Ecorobotix公司开发的田间除草机器人能够较为精准地识别各类杂草，通过精准喷洒除草剂，能够减少95%的农用化学品施用量。德国的大型农业机械通过精准的“3S”技术嵌入能够较好地实现智能操控和决策，通过精准施肥和施药，大大提升化肥农药的利用效率，推进农业生产的智慧化和绿色化发展。


　　除了技术应用之外，发达国家政府也通过政策积极引导来培育农业生产者的绿色意识。比利时政府大力推进生态农场发展，通过出台促进生态农业转型政策，使得该国生态农业发展较为成功，生态农场主的收入高于普通农场主。凡是生态农场生产的农产品都贴上“生态农业”标签，其市场售价远远高于普通农产品，因有独立的消费群体，这类产品市场价格难以受到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二）经验总结


　　将农业农村数字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发达国家意识到农业农村数字化应列入国家战略层面，完善农业数字化制度的顶层设计。美国的农业信息化发展较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每年拨款数亿美元建设农业信息化网络体系。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农业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欧盟在共同农业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将农业信息化和数字化纳入其中， 加大农村数字平台、农业技术创新系统、智慧农产品物流体系等建设，确保农业农村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紧密结合。德国政府也极为重视农业数字化发展，德国联邦食品及农业部出台了《农业数字政策未来计划》，强调要抓住农业和数字经济两个系统发展集成化带来的机遇，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进程计划， 到20XX年拨款6000万欧元用于农业农村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极力完善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


突出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集成作用。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基本共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到农业农村领域，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的精细化、数字化管理，以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成本。随着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的加快及技术普及，数字技术的使用成本也在不断下降， 加上农业从业者利用新技术意识的不断增强，发达国家采用数字技术的农业从业者越来越多，数字技术成为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工具。在这种情况下， 发达国家突出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集成化作用，不论是美国的垂直农场，还是以色列的节水农场，抑或是日本的精细农场，都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农业数字技术集成平台，按照作物生产的条件及气候、土壤、水源、温度、湿度的变化来精准灌溉、施肥和施药，大力推进农业机器人、农业遥感化的发展和应用。


　　注重农业生产者数字技能的提升。城乡数字鸿沟、农业从业者收入偏低 及缺乏数字化技能，是影响农业数字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要提升农业从业者的数字技能，必须从软硬件设施建设上创造条件。首先，发达国家政府积极推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城乡联通水平。美国联邦政府从2002年开始就启动旨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农村社区宽带计划。2020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设立农村数字机会基金，大量拨款用于农村千兆宽带接入。其次，政府积极为农业从业者提供数字教育和技能培训，以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数字使用能力。日本政府投入资金，与大学、科研机构共建数字培训机构，积极培养农业数字人才，为农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支持。德国政府也为农场主提供数字技术培训服务，在职业高中免费提供各种涉农数字工具培训。最后，政府部门不断扩大与涉农公共机构合作，确保农业从业者能够及时获得有用的农业信息、数据与知识。如比利时农学院和农技中心负责农业技术推广，作为公共机构与政府部门加大合作，为农业从业者提供技术、数字知识等服务。


四、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推动区域协作机制建设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推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动力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的自然禀赋、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水平也不相同。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


为滞后，数字经济应用模式、技术水平创新能力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在既有的政策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顶层设计，同时也要考虑到各地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数字人才支撑能力，不断细化和优化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在中西部和东部联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成本等优势，将其与东部的市场、技术和产业优势进行结合，形成协同发展格局。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中西部地区应发挥成本、资源等优势，建立数据处理中心，带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降低东部地区数据处理成本，实现中西部和东部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不断提升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应用和创新水平，提升其对中西部地区乡村的辐射作用。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完善，应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加大乡村数字技术的应用创新，引导数字产业向农村地区合理流动，提升农村地区数字应用模式、应用场景的创新水平，为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经验支撑。


（二）加大数字技术集成效应，建立多样化的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集成


平台


　　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注重数字技术的集成效应，通过建立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应用平台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一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服务平台。 这一平台既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大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和核心要素是智慧农业服务平台构建的关键，应推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做好农业生产、加工、运输、流通等各类大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和应用工作。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分析和利用，促进农业生产及流通等各个环节的信息集成融合，为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及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持。二是完善农村电商平台。农村电商是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在提升产销对接效率的同时，帮助农户增收，在乡村振兴中能够发挥突出作用。因此，应不断加快建设和完善县域范围内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为从业者提供多样化的技术支持；加大对农村电商从业者的技术技能培训，打造线上一体化的数字流通系统；加大农村电商应用场景和经营方式创新，做好平台、品牌、产业等推广和营销工作，提升农村电商发展质量。三是建立农业科技服务数据平台。按照“天 地空一体化”的要求，通过各类“云课堂”，定期开展线上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种养、加工、流通等方面的信息。建立县域、乡


镇、村三级联动的农业信息化服务机制：县级层面主要负责产学研合作、技术成果转化等政策支持；乡镇层面承上启下，向上反映农户技术需求，开展各类技术培训；村级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细化技术支持方式。


（三）探索农村数字产业新模式，培育农村数字经济新业态


　　当前，我国各地乡村数字产业发展均具备一定的基础，部分地方的新业态发展势头较好。在此基础上，要通过智慧农业、智慧电网、智慧物流体系建设， 立足各地自然禀赋，发挥各自特色优势，探索新的数字经济模式，培育新的数字业态。一是各地应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探索新的乡村数字产业模式。 我国各地农村自然条件差异大，各地要结合本地优势和特色，按照多样化、差异化推进的原则，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模式，在生产端、加工环节、流通环节上做好文章，积极发展特色数字化种养产业和现代化加工业，利用各自人文资源和交通条件，依托数字平台探索特色化旅游业、体验农业、科普农业等新模式。二是要加大数字技术与农村产业发展的结合度，打造新的乡村数字经济业态。随着我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数字金融等业态日渐成熟，应充分利用这些新业态的技术扩散效应，加大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信息、知识、技术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帮助农户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增值。同时，不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及应用，在种养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大力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智慧化转型，不断加大智慧农业试点范围，强化农产品流动的数字化协同水平，加快各类流通机制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打造和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


（四）发挥公共财税引导作用，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振兴投融资体系


　　如前所述，在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投资力度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振兴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为此，应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明确财政投资、金融支持、社会资本投资的定位，构建多元化、立体式的乡村振兴投融资体系。一方面，要发挥公共财政对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资乡村振兴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完善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等激励机制，细化执行方式，为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进入乡村领域提供有效支持；发挥税收机制的引领作用，对进入乡村振兴领域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给予税收优惠；开放乡村振兴投资的资本来源限制，提升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进入动力。另一方面，要厘清不同投资体系在乡村振兴投融资中的定位，建立多元化投资协同互补机制。财政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完善等方面；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投资应按照市场化机制要求，向农业产业各环节、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等领域投资。此外，因农业发展容易受到市场和自然风险的双重影响，公共财政在抵御风险中应发挥兜底作用，通过完善农业保险、融资担保、风险补偿金等机制来为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资兜底部分风险，保护各类投资主体利益，提升其投资积极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四川省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　　杨福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攀枝花乡村振兴实践成效


　　攀枝花市位于川西南、滇西北交界处，行政区域面积7414km2，辖3区2县， 共有乡镇（街道）49个，乡村占比30.6%，是四川省唯一的亚热带农业经济发展区域。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攀枝花市坚持不懈抓农村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农业经济、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脱贫攻坚成果有效巩固


　　抓好低收入人口稳增收，2021年实现脱贫劳动力就业14096人，同比增长6.8%；脱贫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1889元，同比增长14.37%，高于攀枝花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较四川省人均水平（11073元）高7.4个百分点。持续推进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完成新一轮198名驻村干部选派工作，全覆盖持续帮扶全市66个重点村，并对12个重点帮扶村予以倾斜支持。


现代农业质效不断提升


　　建成“7+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2021年，蔬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芒果、枇杷等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达103万亩。农业品牌效应逐渐显现，攀枝花芒果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国名优果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值达42.53亿元。2021年，发布攀枝花首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攀果”。2021年底，攀枝花共有“三品一标”产品101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3个、现代农业园区12个、 省五星级园区2个。农业种业发展成效明显，选育出果蔬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50 余个，储备芒果新品种250个，建成国家级品种资源保护基地2个、米易梯田红米种质资源圃15亩，并完成特色资源产业化开发。攀枝花成为国内重要的芒果育种基地之一，芒果杂交后代群体保存量居全国第一。


宜居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抓好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三


大革命”。截至2021年底，全市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3%以上，96%以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覆盖率达到100%，82%以上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创建“美丽四川·宜居乡村” 达标村168个，覆盖率超过73%。推动“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提质扩面，米易县、仁和区成功创建第五批“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和全省首批乡村运输“金通工程”样板县。全市公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覆盖率87.1%，完成县域内紧密型“医共体”试点，所有行政村完成4G网络及光纤宽带覆盖，农村生活面貌大变样。


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完成乡镇、村（社区）班子换届，乡镇领导班子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0.7%， 全覆盖开展驻村第一书记培训。2021年，选拔634名优秀农民工党员进入村“两委”班子。建立“一约三会五员”“遵法评理会”自治模式，形成居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实现农村调解组织全覆盖。其中，米易县龙华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村党总支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撒莲镇成功创建第二批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农业农村改革有力推动


　　扎实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完成全市乡镇级片区划分，全市划分乡镇级片区18个，村级片区94个，确定中心村99个。全市230个行政村全部完成年度集体资产清查、集体成员身份确认、资产股份量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探索形成合作经营型、资产经营型、入股分红型和农业服务型等多种发展模式。2021年，全市230个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3433.48万元，较2020 年增加347.18万元，增长11.25%；村集体经营总收益2037.39万元，村均收入14.93万元。


攀枝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从当前发展来看，攀枝花虽然在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仍存在较大差距。


农业产业发展不充分


　　一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够合理。部分低端农产品供过于求，如芒果产业中凯 特芒占比约80%，“一品独大”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没有形成早中晚熟的品种梯次结构。农产品精深加工仍然薄弱，缺乏农产品加工产业空间布局、


功能定位的统一指导和整体规划，缺乏行业龙头企业，水果、蔬菜精深加工率极低，物流包装、市场集散等功能配套不全，芒果、蔬菜等主要特色农产品生销比重超过90%。脱贫攻坚过程中发展的养鸡养羊、核桃花椒种植等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市场竞争力弱。二是规模经营比重偏低。新型经营主体少， 农业产业经营仍以家庭经营、自产自销模式为主，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弱，提升生产经营效益空间小，目前还没有发展出更高收益的产业模式。目前，攀枝花土地流转率仅为9.52%，低于全省平均25个百分点；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为40%，低于全省平均5个百分点。三是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农文旅融合发展不到位，农村阳光康养、农业观光、乡村旅游产品较单一， 缺乏整体规划和梯度开发。四是现代农业基础支撑不足。受地形和设施农业发展制约，全市农机总动力71.88万kW，与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差距较大。农业大数据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营销仍处于试验探索阶段，规模化应用还未取得重大突破。


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是集体经济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散、松、小的状况， 受交通、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财政支持等影响，河谷地带、二半山区特别是高寒山区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收入从零元到上百万元都有。二是部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截至2021年底，攀枝花23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约4成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万元，主要依靠集体资源租赁、入股获取集体收入， 举办实体经济较少，产业再创造能力弱。乡村发展规划不够科学完善，村集体经济项目储备严重不足，项目选择缺乏科学论证机制，存在“想当然”发展倾向。三是思想意识滞后，发展动力不足。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等靠要”思想，村民观望等待心理浓厚，集体经济发展激励机制、容错机制不完善，村级事务减负力度不够，部分村人少事多矛盾突出，不能充分调动村组干部积极性和农民参与度。


人才缺乏致发展后劲不足


　　一是农业人才总量不足。2021年，攀枝花有农业人口51.8万人，农村实用人才和科技人才仅分别占全市农业人口的6.2%和0.1%，总量小，且部分农业技术人员还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二是人才结构不合理。在农村实用人才中，高 学历、高技能人才偏少，截至2021年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分别仅占实用人才总数的3.3%、1.8%；农村人才队伍老龄化严


重，35岁以下人员偏少；村干部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比例达37.3%，70%以上村党组织书记缺乏经营管理、项目建设等方面经验，能力素质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责任匹配度不高。三是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在人才培养上，多以授大课、 聘请老师临时辅导、定期开班辅导等方式开展，没有形成教育优势和技术提高的合力，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得农村人才成长较缓慢。同时，农村对人才缺乏吸引力，难聚留人才，人才支撑不强。


高质量民生保障短板突出


　　一是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偏远乡镇学校学生流失严重，中心集镇学校学生人数增加；农村中小学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突出，教育资源配置亟待加强； 部分幼儿园存在“小学化”问题，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未达到50%，距离优质普惠还有差距。二是基层医疗资源短缺严重。乡镇卫生院人员引留难、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设备陈旧、人员编制不足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截至2021年底，攀枝花市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120人，仅占全市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的9.68%。


　　2018—20XX年，共有243人辞职、调离基层医疗机构。三是社会保障短板明 显。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保障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养老机构适老化水平、专业化管理及公办养老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欠缺。四是基础设施建设 还有欠账。部分农村公路项目由于配套资金不足，推动迟缓。截至2021年底， 攀枝花市农村公路四级及以下等级道路占96%以上。受地形地貌影响，农业生产工程性缺水问题仍然严重。农村地区网络通达率不高，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缓慢。


农村生态治理有欠账


　　一是农村居民生态环保意识仍不高。部分农民和乡村企业对环境污染危害性认识不足，保护意识、参与意识不强，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了解不够。二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力度还不够。受先生产后生活模式及复杂地形地貌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硬件建设欠账，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和污水治理设施严重缺失，离标准要求差距较大。乡镇垃圾填埋场升级改造、封场和生活垃圾中转系统建设经费缺口多，投入压力大等问题比较突出。部分边远乡镇、村社无害化卫生厕所达标户厕较少。三是有效的农业环境监测及保护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对农业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没有对农业生产环境中的土、水、气、光、温的变化进行长期跟踪监测，缺乏制定保护政策措施的相应依据。


文明乡风建设有一定差距


　　一是农村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淡化。农民对党和国家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了解不多、认识不足，少数农民存在封建迷信思想，关心集体、邻里守望、孝老敬亲、诚信经营等美德有所弱化，“小富即安”“小成即满”心理依然存在。二是农村社会风尚缺乏强有力引导。农村邻里之间、亲朋之间矛盾纠纷增多，不赡养老人现象时有发生，请客送礼之风未得到有效抑制。天价彩礼、薄养厚葬等陋习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如一些家庭摆阔气，为在家族面前挣面子， 按照女儿的文化程度向男方家庭收取10～40万不等的彩礼，高额的彩礼及阔气的宴席，助长了农村地区不良风气滋长蔓延。三是农村文化阵地与需求存在差距。农村文化生活投入资金少、举办活动少、形式不新颖等问题，使得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单调而贫乏。截至2021年底，攀枝花市农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已全覆盖建立，共有文化专职干部46人，基层文化服务专业队伍文体辅导员484名，但多数文体辅导员属于兼职或者临聘人员，更换较频繁，且兼职过多， 业务不精，影响了站点活动的正常组织和开展。


基层治理体系不够健全


　　一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两项改革”后，村级干部逐步实现年轻化，在围绕项目招引储备、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思路和方法上还缺乏经验。村干部除正常履职外，还要为维持生计而从事其他工作。二半山区、高寒山区农村产业“空心化”、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导致农村财力、物力缺乏，村集体经济规模严重偏小，村级组织凝聚力、号召力严重不足。二是智能化治理水平还有待提升。目前，大数据运用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产品营销，乡村治理智能化网络系统建设、高质量民生保障服务平台建设、政务服务便捷度建设缺乏相应支撑，各级还没有真正形成协同共治的强大合力，农村社会治理过度依赖乡村自我修复能力。三是示范试点的带动效应不明显。经过基层治理示范试点工作，积累了“一约三会五员”“遵法评理会”“三说会堂”等治理经验， 但是试点示范的带动效应还不突出。


攀枝花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以土地整理为抓手，加强乡村山地土地资源整理，优化乡村土地利用结构， 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优质土地资源支撑。推进“种业强基”行动，开展芒果、


枇杷新品种繁育、示范和推广，建成区域重要农作物“南繁基地”。


　　强化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优质芒果、优质早春枇杷、国家“南菜北调”、优质烟叶、优质桑蚕、优质畜牧水产养殖等基地，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水平，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统筹推进“一品牌两中心”建设，提升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培养力度，强化上下游、左右端配套企业培育，形成集聚集群发展格局，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升农机装备应用水平，加快建设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和冷链物流中心。集中力量打造集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农康融合的特色农业综合发展平台。推进农业种植园地分类优化改造，探索推广低质低效经果林腾田上坡、粮经复合高效种植、稻渔规范种养等模式，建设以粮为主、粮经统筹、种养循环、“五良”融合的现代农业园区。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农村现代物流业，加快三级农村物流节点体系建设，鼓励农村客运班线发展小件快运业务，促进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持续深化本地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积极拓展早春蔬菜、芒果、枇杷等特色农产品互联网市场，推动“农业+电商”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康养”发展，积极开展基地景区化建设，发展大健康产业。强化农旅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用好钒钛、阳光、清洁能源等特色优势资源，全域推动乡村产业布局优化，促进农业农村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全产业融合。


持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构筑优美生态空间。实施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强化准入管理和底线约束，永葆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清水秀、田肥地美、价值突出的乡村生态空间。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为抓手，健全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机制，不断提升道路技术等级和通行能力。优化农村能源供给结构，持续推进农村住宅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农业生产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理，逐步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行动，加强畜禽粪污和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加快推进绿色种养循环。


大力推进乡村文化重建传承，推动形成文明乡风


强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实施中心镇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工程，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样板村镇建设，建立镇、村两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成立志愿服务队伍，大力开展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志愿服务暖民心行动。


　　实施精神文明创建行动。发挥学校、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作用，定期开设核心价值观讲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村入户。全覆盖实施村规民约普及行动，健全群众自治组织，推进移风易俗，消除农村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不良现象，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和勤俭节约的文明乡风。


　　传承发扬乡村特色文化。挖掘整合苴却砚、傈僳族、大笮文化、攀西“班水制”等特色农耕文化亮点和迤沙拉谈经古乐、阿署达打跳舞、傈僳族高腔等省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作传统文化剧目、“三农”题材文艺作品，传播攀枝花乡村文化，促进乡村优秀文化发展。


推进组织机制保障建设，推动乡村治理升级


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实施村（社区）基层党建示范行动，选树一批党建示范点，做到“新建一批、提升一批、带动一批”。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解决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


　　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科技下乡万里行活动、专家下基层行动和科技特派员制度，为乡村振兴筑牢人才基石。


　　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探索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关系。探索以片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按照“一村一品”科学规划主导产业，引领优势特色农业种养殖，完善“村集体+供销社+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探索打造集旅游、度假、观光、休闲于一体的集体经济产业集群。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创造共同富裕美好生活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力度，实现每个乡


（镇）至少有一所独立公办幼儿园，支持有条件的村建立村级幼儿园（点）。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帮扶制度，持续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探索实行教师“县管校聘”和


“岗编适度分离”机制，健全教师配置和补充机制，促进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均衡配置。


　　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基层医疗人员工资薪酬待遇，推动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变，引进留住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全面提高乡镇卫生院综合诊疗能力。加强农村居民健康教育，提高农民群众健康意识，推进农村健康治理。


　　持续推动农民增收。支持农村青壮年、返乡农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激发农民创业活力。推进周边地区来攀务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完善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机制，逐步扩大对在攀务工、就业、就学的非攀籍人口公共服务供给。


　　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体系， 稳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扩大五险覆盖面，提升普惠性、兜底性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构建“1+N”农村公办养老服务联合体，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创新养老照护服务模式，加快老年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


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新能源汽车是新时代汽车产业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双碳工作的重要路径。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渐取得了持续性突破，产业链上下游也实现了有效贯通，逐渐步入了规模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作为大数据的重要载体之一，成为了大数据与汽车行业融合的研究热点。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区域创新发展报告》（ISBN9787518945269）一书由 张英杰、齐娜共同编著，于2018年12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内容共分为三篇，分别为综述篇、示范城市篇、城市群篇。其中综述篇包括产业规模情况、产业布局情况、产业投资情况及产业创新情况；示范城市篇包括北京市、上海市等13个省、市、地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分析；城市群篇则涵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基本情况、投资情况与创新情况。


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技术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数据安全隐患。随着智能终端的数据增多，黑客入侵破坏智能网联数据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车联网技术利用车载设备进行无线通讯，获得车辆动态数据，以便于提供功能服务，其在方便人们出行的同时，也在时刻记录着车主的个人信息。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化发展中应用的车联网技术，除了提供车辆救援、地图导航、路况信息等基础服务，还会衍生推送餐饮、维修、保险等服务，信息泄露可能对车主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产生威胁。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发展涉及无人驾驶、驾驶辅助系统等技术范畴， 其中交通安全是车辆行驶要注意的重点。道路与天气等复杂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安全驾驶，驾驶员的主观意图判断是否准确也会影响安全驾驶，驾驶过程中出现突发路面障碍或驾驶障碍情况时的智能化技术应对水平同样会影响驾驶安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技术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使得新能源汽车驾驶员能够在实际行驶过程中及时合理地处理突发状况。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也有待完善。中国各地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水平不一，一、二线城市由于新能源汽车数量较多，相应配备的基础设施充足，而三、四线城市新能源汽车车主则难以便捷地享受到配套服务。另外，汽车维修行业也要提高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和维修方面的服务水


平。


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化发展建议


　　目前大数据在中国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车辆运行数据的监控和服务，以及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数字化管理。


　　在车辆运行数据监控安全方面，四川省政府应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驾驶产生的交通安全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智能交通风险评估体系标准；应建立健全企业监测平台，搭建企业、四川省、国家新能源汽车三级平台，以保障车辆运行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国家平台应负责监管全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和安全，并对四川省、企业平台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四川省平台应监管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能源汽车安全及运行状况；制造生产商应运用自有的平台全方位实时监测自己的产品以保证在发现风险时能够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控制。


　　在车辆运行数据服务方面，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企业要通过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在车路协同技术领域，强化智能驾驶技术的交通安全， 实现智能网联、智能共享及智能驾驶的融合发展。四川省和国家要促进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加强数据服务商与充电桩运营商之间的合作，建设数字化充电桩、高效智能的充电设施体系，为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支持。


　　在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制造过程的数字化管理方面，应结合先进生产设备和云互联技术，精确采集汽车生产制造全过程中的大量数据，优化生产排期、物流管理、能耗管理、安全管理、质量检测等环节，实现云互联的生产制造。


　　数字化时代下，随着智能网联和智能化技术的日渐成熟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将逐步形成汽车、能源、交通、智能技术等多领域多主体参与的网状生态。《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区域创新发展报告》一书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总结了中国新能源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四川省新能源行业资深专家发挥行业作用的重要媒介，可为政府决策、行业研究、企业发展及四川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望江县防洪与排涝工程存在问题及对策


望江县水利局　　徐卫星


　　我国洪涝灾害具有范围广、发生频繁、突发性强、损失大等特点。我国不同地区均有可能发生洪涝灾害，包括山区、滨海、河流入海口、河流中下游以及冰川周边地区等。受强降雨影响，20XX年汛期，全国487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的洪水，有40条河流超保证水位，13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尤其珠江流域汛情重，共发生两次流域性较大洪水，北江发生了特大洪水。虽然近十年我国洪涝灾害年均损失率由0.57%下降到0.31%，但水利工程险情多，山洪地质灾害重的情况没有发生转变，仅20XX年6月就发生了4000多起山洪地质灾害。因此，为有效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应细化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加强江河洪水防御、山洪地质灾害防范、水库安全度汛、城市防洪排涝等工作。


望江县概况


　　望江县位于安徽省西南边缘，皖鄂赣三省交界处，长江下游北岸。一面临山，三面临水，有“水乡泽国”之称。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斜，西北部为丘陵， 最高处是香茗山，中部是低岗地，东南部是沿长江分布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县境东西最大长约54km，南北最大宽约43km，地跨华阳河与武昌湖两个流域， 国土总面积1357km2。武昌湖流域自1957年皖河改道联圩后，湖区大量围垦，湖泊面积减小，武昌湖水位升高，并且堤防存在问题，导致境内望江县洪涝灾害发生频繁。漳湖圩、永兴圩、青湖圩均位于望江县东北，漳湖排涝站与漳湖排涝二站共同承担该三圩的排涝任务，排水区总面积91.8km2，圩内总人口3.57万人。望江县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遭受洪涝灾害，同时，2016、2020年圩口堤防均发生溃破。2016年汛期，武昌渡站7d降水量达531mm，望江县多处圩口出现漫堤、溃破。2020年汛期，望江县梅雨期长达60d，武昌湖流域遭受江、湖洪水内外夹击，漳湖站和漳湖二站自7月20日启动排湖任务，至8月5日结束，排湖时间达17d。


防洪与排涝工程现状


防洪工程现状


　　防洪工程主要为堤防工程。漳湖圩现有堤防总长度41.86km，堤顶高程按1954年型洪水位加超高1.5m设计，现状实际超高2.0m，为20.0～20.5m，顶宽8m，


内、外边坡坡比均1∶3。现有湖堤长9.5km，堤顶高程14.5～15.0m，顶宽3.0～ 4.0m。经排查，漳湖站、永兴圩、青湖圩堤防工程现状运行状态良好，暂无必要进行专门整治工作。堤防特性见表1。


排涝工程现状


　　排涝工程主要包括排涝沟渠、排涝泵站、排水涵闸等，其位置示意图如图1 所示。


　　漳湖圩：境内有东西走向排涝总干沟1条，全长8.1km，底宽20～40m，边坡 坡比1∶3，坡降1/10000；排水支沟数10条，总长度约42.7km。


　　永兴圩：境内主要有南北向的永兴排水大沟，长约4.68km；形湖排水大沟， 长约2km。区内排涝泵站主要有2座，分别为漳湖站和漳湖二站。漳湖站装机容量4500kW ， 总排水流量37.0m3/s。漳湖二站装机容量1775kW， 总排水流量13.55m3/s。永兴圩：境内主要有同马大堤上路灌河入长江的路灌闸，永兴圩水入漳湖圩的红湖闸，路灌河入武昌湖的三乡闸（南闸），青湖圩境内主要有青湖圩水入漳湖圩的大湾闸，路灌河入武昌湖的三乡闸（北闸）。


存在问题


漳湖站


　　排涝问题。漳湖站由二道闸、拦污栅桥、前池、泵室、汇水箱涵、穿 堤箱涵和防洪闸等组成。当前，漳湖站现状排水规模偏小，排涝标准低，现状水泵能力逐年下降，排涝能力不满足目前的排涝需求。青湖圩境内有东西方向的排水干沟1条，南北方向排水支沟2条，即路灌河、南北沟。以上沟道部分沟段杂草丛生、淤积严重，排水不畅。排涝特性见表2。


　　泵站建筑存在问题。主泵房、自排涵整体稳定不满足要求，楼面及基础之间已出现较大裂缝和不均匀沉降变形，电机层楼板存在纵向贯穿裂缝；自排闸与主厂房底板连接部位不均匀沉降，沉降落差约3cm；压力水箱及副厂房沉降量已达15cm。进出水池两侧为自然边坡，垮塌严重；进水池隔墩混凝土大片麻面、脱落。二道闸、拦污闸、防洪闸混凝土结构存在碳化、破损严重，闸墩和排架柱砼强度等级不满足耐久性要求；二道闸、拦污闸主体砼结构基本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机电设备存在问题。水泵叶轮锈蚀磨损，气蚀严重，振动超标；电机 轴承磨损严重，运行稳定性差，噪声、振动超标；主变压器低压侧相间直流电阻差值超标，吸收比不符合要求；户内35kV高压开关柜柜内设备元器件不同程


度老化，电阻触头轻微老化；6kV机压配电装置，元器件老化，部分柜体锈蚀； 计算机监控系统无法运行。


　　金属结构存在问题。清污设备已损坏；伸缩节、穿墙出水管受不均匀沉降影响多次断裂，几经更换；螺杆启闭机螺纹磨损严重，启闭机齿轮箱漏油； 钢闸门门体涂层厚度不满足设计要求，钢闸门及门槽埋件局部锈蚀，止水橡皮局部拉裂。


漳湖二站


　　引水渠存在问题。漳湖二站引水渠是利用20世纪60年代末一站建设导 流渠开挖而成，穿过漳湖中学，设计参数见表3。


　　因渠坡坍塌危及中学安全，渠底高程及宽度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目前前池水位在10.5m时引水渠过水流量不足5m3/s，只有水位在12.5m情况下才能达到二站5台机组13.5m3/s排水流量，影响泵站排涝效益发挥，且高水位危及中学安全。


　　主副厂房存在问题。主厂房1号和5号电机顶部雨天屋面存在渗漏现象， 35kV开关室屋面漏水，经多次处理未能消除，严重危及机组及变配电设备运行安全。


　　机组运行问题。电机组设备构造不合理，5台机组运行时摆动严重超标，最大约10mm。配电设备老化严重电缆沟槽长年积水潮湿，设备绝缘不同程度老化，放电严重，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计算机监控系统运行状况较差。


漳湖闸


　　漳湖圩区内现有对外排水闸4座，即漳湖闸、漳湖站闸、二道控制闸、赛口闸，前3座闸联合运用以满足圩内涝水对江排出任务；4座闸联合运用可自排武昌湖水入江。排水区现状排水涵闸特性见表4。


　　漳湖闸承担对江排水和引江水灌溉的功能，2003年拆除重建后，目前运行情况良好，由于本次排涝规模增加至105m3/s，原排水能力（44.8m3/s）无法满 足要求，需对其进行扩建。


对策探讨


　　漳湖站、漳湖二站共同承担漳湖圩、永兴圩和青湖圩等三个排水区共91.8km2的排涝任务，兼顾代排武昌湖水功能。漳湖站现状排涝标准较低，同时因漳湖站建设时间较早，受资金限制，后期更新改造不够全面，目前存在泵站建筑物整体稳定不足，机电设备磨损、电气设备老化等问题，据2019年安全鉴定结果，评定漳湖站安全类别为四类。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批复的《武昌湖流域


治理规划》，现状新漳河出口代排武昌湖水的泵站规模较小，不能满足规划要求。当流域内遭遇大暴雨同时受江水顶托时，易形成严重的洪涝灾害。


　　长远来看，应对漳湖泵站进行扩容，在拆除重建期间，应做好以下措施准备：①加强该区巡堤查险，发现险情立即预警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机械、物料立即运抵现场，提前采取加高堤防、加固子堤等措施［8］；②加强交通管制、积水强排，对重点部位实施动态监控，根据现场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③ 预警地区加强对危化企业安全生产监督和指导，做好洪涝应对工作［9］；④预警地区主流媒体、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通过广播、电视、电子屏、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及时更新、不间断播报洪涝有关信息，包括预警信号、防御指南、抢险救灾动态及政府指令等，引导公众远离危险区域，及时转移避险［10］；⑤预警地区应急部门做好值班值守及调度部署，保证通讯畅通，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上报、科学处置；⑥预警地区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结论及建议


　　本文对望江县漳湖圩、永兴圩和青湖圩的防洪与排涝工程现状进行分析， 揭示排涝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得出排涝工程不满足当前防洪排涝需求。下一步，应加快实施相关工程措施，完善区内排涝体系和提高防泄洪能力，在施工期提前建立洪涝灾害人员避险转移预案，为高效快速处置洪涝险情提供有力保障。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问题与对策


张红良


　　2018年1月，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集中办理通知”），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成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主力军。为此，重庆市S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S区院”）［1］组织力量，对2017至20XX年间本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深入调研。通过查阅社区矫正执行档案、与该时间段内34 名在矫未成年人一对一访谈、与司法矫正工作人员座谈、开展司法所巡查等方式，了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情况，梳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更有针对性地履行检察监督职责，提升监督效果。


一、S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一）在矫未成年人和矫正工作人员情况


　　在矫未成年人基本情况。年龄方面，入矫时16周岁以下2人，16至18 周岁20人，18周岁以上12人；解矫时未满18周岁的6人，已满18周岁的28人。罪名和刑罚方面，犯盗窃罪11人，故意伤害罪8人，聚众斗殴罪5人，其他类型犯罪10人，且均系宣告缓刑后接受社区矫正。身份特征方面，男性29人，女性5人； 无业人员14人，学生13人，打工7人。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基本情况。在人员数量上，S区共有22个司法所、 37名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另有司法协管员14人。在人员配备上，大多数司法所为“1名专门工作人员+1名司法协管员”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在专业素养上，大多数矫正工作人员不具有教育学、法学、心理学等专业背景。


　　矫正小组的情况。此次调研的34名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除1人档案中无矫正小组成员内容外，另33人的矫正小组均由2-4名成员组成。各组组成人员差别较大，虽然均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但仅有3个小组将教师、监护人纳入矫正小组，1个小组将社会志愿者纳入帮教小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妇联等儿童工作相关人员几无参与。


（二）矫正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 设“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专章，要求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与成年人分别进行，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完成义务教育以


及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利。但相关规定较为原则，S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差别较大。


　　矫正措施情况。在常规矫正措施方面，均为每日手机打卡，每周、月按时报到、定期参与劳动和学习、撰写思想汇报。在特色矫正措施方面，2018 年12月，S区司法局委托心理咨询机构开展“萤火微光，正新计划”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治项目。社区矫正人员入矫后，直接在司法局做SCL-90、社会支持量表以及“房树人”投射测试进行初筛，若其存在抑郁和焦虑症状，再用SDS、SAS 进一步筛查。［2］由心理咨询师对上述量表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矫正建议。若 发现心理不健康未成年矫正对象，再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开展个别心理咨询或团体心理辅导等。另外，针对未成年人还会在初次面谈后提供1-2次生涯规划咨询。


　　学习教育情况。在学习内容上，34名未成年矫正对象主要学习法律知识，2020年增加疫情防控相关内容。通过访谈了解到，在矫人员学习的法律知识主要集中在刑法、《社区矫正法》《重庆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爱国主义教育等。虽然学习面较广，但与其所涉犯罪、青少年相关犯罪相结合的内容不够丰富。在学习时间上，矫正对象每月集中学习8小时。在学习效果上，大多数矫正对象认为这种被动式法律知识学习效果不佳，认为照本宣科式的学习教育过于枯燥、容易走神、学不进去。


　　劳动教育情况。查阅34人档案发现，采用打扫卫生完成劳动的有24 人，除杂草2人，清除道路“牛皮癣”3人，撕乱张贴、斑马线安全指导员各1人。开展劳动的地点也不尽相同，有社区街道、司法所、农贸市场、未成年人自己家等。经了解，各司法所之所以没有组织大规模矫正对象劳动，主要是出于人身安全、疫情防控的考虑。同时，调研发现近1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已有部分司法所组织矫正对象走上街头，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展普法宣传，或以“青少年普法宣传”活动为平台，组织在矫未成年人到场协助签到、维护秩序。


　　落实分别矫正情况。调研发现分别矫正情况并不乐观。在学习方面， 34人中仅有12人为个别教育；劳动方面，仅有8人采用个别劳动。另外，从座谈的6名在矫人员情况看，5人受邀加入了所在司法所社区矫正人员微信群，而微信群成员同时包括了在矫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三）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工作亟待改善。一是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简单、质量不高。


20XX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了《重庆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办法》），该文件附件中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要求较为详实，列举了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多个项目。但司法部“社区矫正执法格式文书”中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内容较为简单。实践中出于便利考虑，社会调查员常会选择使用司法部的格式文书。由此引发了《调查评估意见书》格式不统一、内容简单、质量不高问题。二是社会调查员未认清社会调查报告的功能定位，亦未将其作为制定矫正方案的依据。调研中发现，司法所工作人员认为社会调查仅是法院判处缓刑的参考，故部分社会调查既未留存也不归档，更没有作为制定矫正方案的依据。


　　矫正工作专业化还需加强。对于基层社区矫正机构而言，人力不足、工作不专的情况现实存在。［3］矫正工作人员数量较少，身兼多职，精力和专业能力均有不足。S区22个司法所工作人员普遍在1至2人，未有司法所安排专门人员具体负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更有一些司法所长时间甚至从未接收过未成年矫正对象，故不仅人手紧张、专业知识缺乏，且实践机会极少。同时， 由于社区矫正专业化程度低，导致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式、项目与成年人没有实质性区别，未能有效体现《社区矫正法》关于“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的要求。另外，矫正项目缺乏针对性、吸引力，很难调动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积极性。如与在矫人员王某某座谈时，谈到对社区矫正的感受，王某某回答，“社区矫正就是在熬时间，把判决书上的时间熬完了，我就解脱了”。


　　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在法律层面，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社区矫正法》等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并特别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力量参与，稳步推进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强大的后盾支持。［4］但由于对志愿者并没有明确定义， 导致各社区矫正机构对志愿者存在不同理解而影响工作开展。S区司法局虽然推行了“萤火微光正新计划”项目，但由于社工组织主要在司法局开展工作，与各司法所相隔较远、交流不多，加上心理评估相关资料归入“矫正执行档案” 而非司法所的“矫正工作档案”，故社工的前期工作并未被司法所有效利用， 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脱节。


　　家庭、学校的融入度不够。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更加注重组织适应其身心特点，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矫正过程中，家庭成员、学校的参与极为重要。但在实践中，除了个别家长和学校老师被纳入未成年人矫正小


组外，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和学校的功能缺位。调研中，仅有少数矫正方案提及“督促家属发挥一线监督帮教作用”等内容，且档案中亦未反应出家庭成员对矫正的具体作用。另外，通过座谈发现，在读的矫正对象担心影响学校生活， 并不愿意将自己被判处刑罚的情况告知学校，这也是学校参与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二、S区未成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一）工作开展情况


　　监督主体。S区院是统一集中模式试点院之一，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主动介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共同开展监督工作。但由于未检人员大多对刑事执行检察业务不够熟悉，加之“捕、诉、监、防、教” 一体化模式下工作内容繁杂，故目前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工作仍以跟踪帮教为主， 以监督执行为辅。


　　监督方法。通过设在S区司法局的社区矫正大数据应用系统，检察机关已能够实时查看辖区各司法所矫正情况。为便于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S区院在区司法局专门设置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可以查阅社区矫正相关信息。但目前办公室实际运行不充分，仍然主要通过查询司法行政部门工作台账、档案、与刑事执行部门联合巡查司法所、与社区矫正人员个别谈话等方式开展监督。


　　监督手段。S区院未检部门主要采取“事后监督”和“事中介入”两种方式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事后监督”即传统的监督方式，主要针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违法行为，通过口头纠正、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进行监督，如针对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人未落实分别矫正情况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事中介入”即检察机关采取与社区矫正机构共同开展社区矫正的方式进行事中监督。如针对因犯盗窃罪由本院起诉后判处缓刑的陈某某，未检部门与司法所共同制定矫正方案，将其监护人纳入帮教小组，组织其参加“莎姐”进社区普法活动，并作为志愿者辅助检察官开展活动。


（二）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监督理念不明晰。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凸显个别化、精准化，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首先要在理念上认识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有别于成年人。要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必须充分把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本身的意义，即通过实施帮教和个性化矫治，帮助其真诚悔改、顺利


回归社会，而非是为了监督而监督。目前不仅司法行政机关对这一理念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部分检察人员也认识不深刻。


　　监督力量薄弱。由未检部门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虽有信息上更为全面、理念上更为契合、帮教上更为专业等各方面优势，但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相比，对社区矫正的熟悉度、与司法行政部门沟通的顺畅度等方面的差距明显。且未检部门职能庞杂、人员有限，深度介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教育活动显得心有余力不足。


　　事后监督为主，监督质效欠佳。一是监督时间滞后。检察机关在社 会调查和裁判环节无法直接介入，在交付执行、变更执行、终止执行等关键环节，只能通过事后抄送文书或通过设在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系统，来查阅社区矫正工作档案、执行档案，或随机查看在矫未成年人学习情况，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等，这些均为事后监督。二是监督流于形式。针 对社区矫正机构违法行为，主要通过发送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书等形式进行监督，缺乏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实践中已经存在就相同问题反复纠违，但对于纠违后的整改效果缺乏监督和跟踪，下次仍就同一问题继续纠违的情况。三是监督重程序轻实效。目前社区矫正监督多见于对执行过程中的 程序性事项监督，较少对社区矫正具体活动内容和实际效果开展监督。这种以程序瑕疵为依据的事后追惩式处罚，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落实特殊矫正措施的事中监督本义相差甚远，难以完全体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的价值和目的。


三、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具体思路


（一）针对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检察监督意见


　　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社会调查不够规范、矫正方法不够专业、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充分、家庭学校融入不够深入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注重提高监督意见的针对性，以切实提升监督效果。


　　关于完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一是要明确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的调 查人员负责收集相关背景材料。鉴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事务繁重，大多也不具 备相关专业知识，可由社会调查员进行相关材料收集并提交司法机关。二是明确由社会调查员与社工共同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目前大多数司法行政机关购买 了社工服务，为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入矫心理测评，可考虑在社会调查员将上述基础材料收集完毕后，与社工一同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社工中的心理咨询师可从专业角度分析未成年人人格情况，提出更高质量的处遇建议。三是社会调查


报告可分阶段完成。即在侦查阶段需完成客观材料的收集；在审查起诉阶段完 成主观性较强、制作难度较高的社会调查报告。在材料形式上，客观材料要来源合法、收集程序正当，能够保证公诉人在法庭上举示并接受质证；而专业的社会调查报告应按照专门的格式制作，其内容限制公开，可作为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进行处遇的参考，也是为后续社区矫正方案制作奠定基础。


　　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一是要实现矫正项目的特殊化。结 合未成年人的年龄、成长经历、家庭监护教育条件等情况，同时尊重被矫正对象的意愿，由专业社工参与其中来设计矫正项目，确保更加契合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实际需求，符合其身心特点。二是创新矫正活动形式。避免单纯的讲述式 教育和法条灌输，采取以案释法、情景模拟、趣味互动等方式来组织学习，更加有效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参与矫正活动的主观意愿。


　　关于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度。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增强社会力量特别是社工的参与度。除了专业社工外，社区矫正机构还可以通过与本区高校对接， 吸收社工、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的学生参与社区矫正活动，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注入新鲜血液。


　　关于促进家庭和学校参与。社区矫正机构在制定矫正工作方案和确定矫正小组成员之前，即应结合社会调查报告或通过电话、当面谈话等方式， 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及就学等情况，以及监护人、学校对社区矫正工作和矫正对象的态度，尽量将矫正对象的监护人或老师纳入社区矫正小组，并在矫正方案中明确其需要承担的具体任务。对于监护人不愿意参与社区矫正活动或家庭教育方式存在问题的，可以聘请专门的心理咨询师或社工介入，通过心理疏导、亲职教育等方式对矫正对象和监护人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改善，强化矫正效果。


（二）针对检察监督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坚持“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原则优化监督理念。在探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之前，应当厘清其与传统成年人刑事执行监督的区别， 明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殊理念。一是由“常规矫正”向“专业矫正”转变。


《社区矫正法》第52条，要求社区矫正机构在充分掌握未成年人情况的前提下， 加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分类化管理等各项工作，并且有条件地把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会力量吸收进矫正队伍，以开展专业化矫正。这也要求检察机关要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形成与之匹配的监


督能力。二是由单纯“监督”向“监督+保护”转变。未检部门应当转变“监督 与被监督”这样博弈的观念，切实以“监督+保护”理念为指导，与社区矫正机构共同推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健康发展。这也与学界所提倡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理念需映射“社会关系与规制惩罚”相辅相成的双重属性相吻合。


　　构建内外协作工作机制加强监督力量。一是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协作， 尤其是未检部门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协作。对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线索的，要及时移送未检部门做相应处理。二是加强检察机关与其他相关单位的外部协作。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公、 检、法、司等多个单位，要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必须尽早全面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这就离不开各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内部联网的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确保各单位能够实时掌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完整信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各单位发现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时通报，共同分析研究，推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良性发展。


　　采用“走出去”的方式提升监督质效。检察人员要主动走出去，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与在矫人员进行沟通，实地走访未成年在矫人员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活和学习场所，与未成年人父母、亲属进行沟通交流。通过系统化地实地走访、查阅矫正台账，较为全面、客观地审查社区矫正部门是否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要求，是否根据社会调查情况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是否发生侵害在矫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不当情形。


我国城市群建设的成效、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欧阳慧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它超越了城市内部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能够有效减少市场分割， 产生“1+1>2”的“城市群经济”效应[1-2]。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镇化的主流和大趋势，既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和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区域[3-5]。国内围绕城市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可持续发展、多系统耦合、一体化发展制度、空间演变趋势等方面。一方面，城市群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相交融，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内部通过各要素之间的集聚和涓滴效应形成产业协同集聚， 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等高质量发展的各方面[6-7]。另一方面，城市群的产业协同集聚同样也会带来由过度集聚产生的规模不经济等负面效应。例如，城镇用地快速无序地增长、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及资源短缺等问题[8-9]。针对这些突出问题，相关研究围绕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从优化城市群土地开发模式[10-11]、提升生态效率[12]、促进可持续发展[13]等方面开展研究。围绕推动城市群健康发展，相关研究指出城市群内各子系统间生产要素的高质量耦合协调是保证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中， 产业—人口—空间[14]、经济—环境[15]、产业—环境[16]、产业—交通[17] 等不同系统的耦合和协调发展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方向。围绕强化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保障，相关研究借鉴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群治理经验，提出构建弹性组织架构、市场政府相结合的管理模式[18]，以及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19]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围绕城市群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集聚扩散趋势，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群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化与地域化差异[9]，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趋势。例如， 珠三角城市群表现出轴线性、空间指向性等空间集聚特征[20]，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大城市主导下、大中小城市联动发展的态势[21-22]，武汉城市群[22]、中原城市群[23]、成渝城市群[22，24]等内陆城市群向心集聚趋势仍在进一步强化，因此需要分类、分区和分级推动城市群建设。


在我国城市群建设实践方面，自国家“十一五”规划正式提出建设城市群


以来，城市群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在引导人口和要素布局、提高产业分工和效率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健康发展事关我国高质量发展和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26]。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城市群发展，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指出，要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日益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对完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7]。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目前， 城市群地区承载了全国约3/4的常住人口、贡献了近85%的地区生产总值，已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和落实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战略板块。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城市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存在人口和经济承载力总体偏低、城市群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发展动力不足、城市间分工协作机制不健全、跨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4，28]。为此，本研究通过大量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分析，客观评估我国城市群建设的成效进展，识别问题难点，以期为下一步有的放矢推动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一、我国城市群建设取得的成效进展


（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城市群建设全面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推动形成“19+2”城市群格局。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或指导地方编制城市群规划，明确城市群的发展目标、空间结构和开发方向，以及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目前城市群规划已全部出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有序推进，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呼包鄂榆、兰州—西宁等跨省区城市群和山东半岛、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省内城市群规划全面实施，有效指导了城市群发展。


（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人口与经济向优势地区集聚


　　目前，“十三五”时期重点建设的19个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引领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


平台[29-30]。如表1所示，2020年19大城市群集聚了全国约85%的GDP和76%的人口，形成长三角、长江中游、京津冀、山东半岛、成渝五个人口亿级城市群， 以及中原、珠三角、粤闽浙沿海三个人口5000万以上城市群。同时，以城市群为支撑，有效促进了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构建了沿大江大河和重要交通干线的经济轴带，形成了跨越行政区经济制约的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主骨架和网络化空间组织形式。目前，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两横三纵”（长江经济轴带和陇海兰新轴带；沿海轴带、京广京哈轴带、包昆轴带）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串联起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发展轴带，推动了沿线城市和产业集聚发展，对全国人口和产业的空间组织和引导作用不断加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一批新兴经济轴带也在加速形成，近年来集聚人口和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如西部陆海新通道和珠江—西江经济带。


　　（三）促进优势地区改革开放，打造一批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高质量 发展动力源


　　目前，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十三五”时期重点建设的19个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引领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如表1所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以约10%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41.3%左右的人口，创造了超过53.4%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集聚了全国近2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37%的地区生产总值，逐渐形成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成为代表我国争夺全球创新增长制高点的动力源； 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约占全国的16.2%和15.8%， 逐渐形成支撑全国创新发展、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带动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其他重点城市群集聚了全国约35.7%的人口和31.7%的地区生产总值，正加快成为推动全国形成高质量发展多极支撑局面的区域性动力源。


（四）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行政壁垒，促进了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人口、资本、创新等要素在城市群一体化建设中逐步实现了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高效配置，资源要素向核心城市高效集聚的过程中，外溢和扩散效应逐步显现，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例如，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合肥、宁波、杭州四个中心城市以长三角30%左右的常住人口创造了70%以上新增非农就业； 沪苏浙的资金流向安徽省的趋势明显提高，2020年沪苏浙在安徽投资占安徽省


外投资的比重达到了53.1%，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区域间技术扩散效果逐渐显现，2012-2019年，长三角中心区27市人均专利授权量变异系数从0.70逐步下 降到0.43，整体的创新差距不断缩小。


（五）城市群建设协商合作机制不断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


　　城市群协商合作的机制不断完善，为推进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依托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健全中央层面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专项推进小组等机制，有关省市也建立了相应机构或机制， 编制年度工作要点、三年行动计划等，实现了目标任务协同，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长江中游、北部湾城市群依托跨省合作基础，建立了省际多级协商合作机制和轮值制度，发布了合作重点事项或年度重点工作。关中平原城市群三省有关城市发布“关中宣言”，在产业发展、科教融合、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旅游、“一带一路”多个方面建立合作机制。成渝城市群两省市逐年共同制定实施年度工作要点，签署了一批合作专项协议。此外，中原城市群建立了五省发展改革部门省际会商机制，兰州—西宁城市群积极推动建立省际协作机制等。


　　城市群在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创新、统一市场、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合作力度，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交通一体化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际轨道网初步形成，重庆、成都双城直达动车客运班列日均运行超过200列次，北京、天津与河北11个设区市城区实现公交、地铁一卡通行。产业创新协作方面，截至2020年底，河北累计承接京津转入法人单位2.5万个，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打造G60科创走廊，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整合区域内2420家法人单位的3.1万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改革成效显著，通关时间平均缩短41天；长三角三省一市优化跨省审批流程，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和考核标准；珠三角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结率超60%，9市全面接入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手机版。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方面，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北部湾等城市群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开展跨境水域污染综合整治；中原城市群实施太行山、伏牛山绿化等生态建设工程，推进南水北调中线、黄河沿岸等防护林建设。公共服务互惠共享方面，京津两地优质学校在河北设立分校31所，京津冀9所高职院校开展跨省市招生；多个城市群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截至2020年9月底，长三角城市群门诊直接结算总量已超200万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近5亿元；通信、


社保、旅游等领域互通共享不断深化。


二、我国城市群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部分城市群经济和人口集聚能力不强，增长动力源作用难以发挥


　　一是部分城市群人口增速低于全国，甚至出现人口收缩现象[8]。如表2所示，受东北地区衰退的影响，哈长、辽中南等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呈减少态势， 2010-2020年分别减少643万、5万人。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平原、山西中部等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2020年人口占全国比重分别下降0.37、0.07、0.05个百分点。京津冀、滇中、兰西等城市群人口年均增速仅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二是部分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下降明显，11个城市群人均GDP滞后于 全国平均水平。2010-2020年，有8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其中，京津冀、山东半岛、哈长、辽中南、呼包鄂榆等5个城市群下降幅度较大，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下降了2.1、2.5、2、2.1、0.8个百分点。同时，部分城市群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要素的集聚吸引能力不足。2020年， 11个城市群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哈长、北部湾、黔中、兰西等城市群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70%，中原、宁夏沿黄、山西中部、关中平原等城市群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85%，辽中南、滇中、成渝等城市群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2%~96%。


（二）产业发展呈现同质化竞争，产业链垂直分工不足


　　一是部分城市群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以成渝城市群为例，目前 成渝地区逐步形成了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和能源化工五大优势产业集群，但区域内各城市主导产业布局相似， 发展重点方向大同小异，产业竞争大于合作。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析表明，产业差异化发展不明显，同构现象突出。成渝两市作为城市群的“双核”，支柱产业重合度较高，产业布局趋同，在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多个产业上存在产业“拼抢”、直接竞争现象。二是城市群内主导产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 产业链上下游集群。一些城市群中，大部分城市产业发展集中在加工组装等低 价值环节，且城市间以横向分工为主，缺少纵向联系和合理有效的分工合作。例如，成渝城市群不少城市都在积极布局汽车产业，但多数城市都集中在零部件加工制造、整机组装环节和新能源汽车生产，协作配套能力不强，尚未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和紧密联系的产业链，核心城市成都多个主导产业一般配件本


地配套率不足50%，核心配件不足40%。


　　（三）部分城市群区域发展差距在拉大，城市群外围地区面临被进一步边 缘化趋势


　　一是核心城市强大的人口吸附能力导致外围城市人口净流出严重。如表4所 示，2010-2020年，19个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累计增长7380.7万人，占新增城市群总人口的89.4%；城市群其他地区累计增长872.3万人，仅占城市群新增总人口的10.6%。2010-2020年，长江中游、成渝、 哈长、关中平原、辽中南、滇中、山西中部、兰西等城市群核心城市以外的地区呈现人口负增长，分别累计减少527.1、312.2、719.1、333.6、177.3、44、79.5、24.2万人。


　　二是部分城市群呈现中心—外围典型特征，多中心、网络型的城市群空间 组织尚未形成。例如，由于多年来成渝双核集聚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无法充分满足渝西、川东地区的发展需求，导致成渝城市群形成以“中部塌陷”为主要特征的空间非均衡发展，成渝主轴上城市和地区的GDP平均值仅为成都的8%。


　　三是部分地区在城市群战略实施中获得感不强，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趋势。例如，京津冀城市群中部分资源环境禀赋较好的环京地区，在新一轮京津冀区域格局调整中存在被边缘化危险。长期以来，北京与周边地区存在巨大发展落差，环京地区长期存在一些生态地位重要但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方面， 相比于京津中心城区，这些地区自然山水、森林草原、湿地湖泊、冰雪温泉等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另一方面，这些地区还尚未找到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有效措施，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落后。这些地区在高铁等区域性基础设施布局中未得到充分重视，导致在新一轮京津冀区域格局调整中存在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如天津蓟州区距离北京天安门仅88千米，A级景区数量在环京区域数量最多并拥有京东地区唯一的5A级景区。然而，近年来其与天津其他地区差距不断拉大，GDP仅占天津市比重的2.4%，人均GDP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35%。


（四）部分城市群粗放扩张建设新城新区，城市毗邻合作区建设出现隐忧


　　不少城市群将新城新区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但呈现数量过多、面积过大、粗放发展问题，导致用地集约性不高，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空间集中的集聚经济效应未能发挥，债务大幅增加。在数量方面，如辽中南城市群的沈阳、鞍山、


本溪、铁岭、抚顺、阜新、辽阳等市自2011年以来曾经建设了新城34个、新镇8 个、主导产业园区63个，平均每个地级市4个新城、1个新镇、9个产业园区。在面积方面，如肇庆新区规划面积为518平方千米，而肇庆市的建成区面积仅为126 平方千米；冀南新区规划面积为366平方千米，而邯郸市建成区的面积仅为187.69平方千米。同时，为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不少成长型城市群照搬城市连绵型城市群的做法，在远离城市建成区地方大量规划建设城市毗邻合作区， 出现不少隐忧。一是恐将形成新一轮的“圈地热”，引发低效投资。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规划建设近10个城市毗邻合作区。二是城市毗邻合作区建设成效有限，由于管理主体不明确，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部分合作区对区域整体人为造成二次分割，将两个城市间的一体化问题转变为三个城市的协调问题。例如，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对沈阳和抚顺造成二次分割，抚顺主要发展平台被划入示范区，导致面临较大发展瓶颈。


三、我国城市群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城市群空间范围缺少统一科学的划定标准


　　城市群是城市密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城市—区域高效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组织形式。然而，由于缺少科学统一的城市群范围界定标准，部分地方在划定城市群范围时缺少严肃性、科学性。一是部分城市群划定范围过大， 影响建设成效。空间高效集聚是城市群的典型特征。如，日本太平洋沿岸、英国中南部、美国东北部、欧洲西北部等世界级城市群面积分别为3.5万平方千米、4.5万平方千米、13.8万平方千米和14.5万平方千米，地均GDP分别达到9962、


4485、2920、1448万美元/平方千米。我国发展程度最高的珠三角城市群地均GDP 也达到3000万美元/平方千米左右。然而，我国大部分城市群整体空间范围较大， 如长江中游城市群面积达到31.7万平方千米，长三角、京津冀、粤闽浙沿海等城市群面积超过20万平方千米，成渝、呼包鄂榆等城市群面积超过15万平方千米，大多数城市群地均GDP在500万美元/平方千米以下，与发达城市群差距明显， 存在空间低效开发、低效蔓延等问题。二是部分城市群范围调整随意性较大。如，山西省近10年来，围绕太原市及周边区域，陆续出台了山西中部城市群、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太原都市圈等发展规划，规划范围分别为6．1万平方千米、2.13万平方千米和3.2万平方千米，导致全省区域发展和相关地区发展战略频繁调整。三是部分城市群存在“拉郎配”现象，缺少对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科学研判。部分省份将超过一半甚至全部省域纳入城市群发展范围，如辽中南城


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部分城市被人为划入到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的城市群中。


（二）跨行政区合作“重产业发展合作，轻统一市场建设”


　　通过梳理我国城市群体制机制方面的建设重点，相关研究发现产业合作、规划管理、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政府间合作是跨行政区经济管理重点关注的事项，而对跨区域要素合作、制度规则合作、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关注不够，部分甚至仍然是体制机制建设的空白领域[32]。由于城市群各地区市场机制建设差距依然明显，区域间统一开放市场尚未形成，导致市场机制在城市群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各地方政府仍然是配置资源要素的主导力量，过于注重地方利益而对区域长远利益考虑不足，从而导致区域间同质化重复低效竞争，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整体不高，存在错配、误配和缺配等现象。同时，城市群各地区间横向协同机制不健全，成本分担、利益共享机制建设仍然滞后，财政税收政策市场化机制和工具创新有待完善， 人才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还存在堵点卡点，严重制约了各地区参与城市群建设的积极性。


（三）行政区划等级分割导致各地区对接协调难度大


　　复杂的行政等级和规模尺度是影响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客观因素[18]，行政区划等级分割对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影响较大，不同等级地区间对接协调存在难度。城市群内通常涵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等多层级城市，不同城市行政等级不同、对资源要素配置能力不同，造成城市群各地区间信息不对称、政策不协调。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由于行政区划分割的影响，既有的要素市场不统一、权属不一致、流动不通畅等问题较为突出，给当前主要由县级政府来推进落实战略实施各项任务带来很大挑战。首先，河北县市与北京区县对接时，存在行政等级不对等、协调难度大等现实问题。受各地区自身利益为重的影响，一些生态保护、交通连接等项目的实施难以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天津市宝坻区玉香公路是联通宝坻区，经廊坊市香河县，直达北京的省级干线公路，建成后可显著改善宝坻去往北京的通行条件。然而，玉香公路虽早已列入天津市干线公路网规划，但向西通过香河县与北京联通的北京市域的接口处迟迟难以确定，导致该路线建设至今仍未有实质性进展。另外，北京央企产业向外疏解转移时，河北省县级政府权能有限且缺少足够谈判筹码，往往处在十分被动的位置，难以提出投资强度、投资效益等方面的要求。


（四）缺乏明确的治理主体导致协同机制务虚特征明显


　　目前，城市群，特别是跨省城市群缺乏明确的治理主体，城市间自发形成的合作组织多靠地方领导推动，治理方式主要停留在各种会议制度与单项合作机制上，关系城市间利益冲突、激励和约束、财政分担和资金管理、监督检查等制度化机制欠缺，针对城市间开展合作的专门性法律法规缺失，很多事项存在雷声大、雨点小，重开会、轻实施，协议多、推进少等问题。城市群各地区之间的协同机制务虚特征明显。例如，多数城市群建立了市长联席会议制度， 虽然定期召开会议商讨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但由于缺少实质的制度性安排和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导致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区域协调在操作层面难以落实。此外，针对城市间合作的专门性法律法规缺失，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对关于如何处理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权力、责任等方面的内容都未涉及，导致虽然城市群规划众多，但缺乏法律效力， 约束性不强，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四、下一步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城市群规划导则


　　充分认识城市群建设对优化我国城镇化空间格局、构建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意义。出台城市群规划导则，基于城市间要素分布和流动特征、经济社会联系强度等指标，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建立科学统一、动态调整的城市群重点建设区范围划定标准和指标体系，在保障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定期评估、调整城市群开发边界。在空间开发管控、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市场建立等重点领域，强化城市群建设的硬约束，严禁触碰生态保护红线， 严控轨道交通建设“一哄而上”，严格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二）分类分阶段推动城市群有序建设


　　一是优先重点支持发展程度较高、一体化程度较好的少数成熟型和快速成长型城市群率先发展，尽快形成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兴动力源，同时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形成示范效应，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二是引导各地在制定城市群实施方案中，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明确城市群开发的时序安排、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坚持滚动开发、有序建设， 坚持成熟一片开发一片，避免大规模低效无序蔓延。对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等成熟型城市群，聚焦提升高端资源要素配置功能，围绕关键要素、


战略主体、功能平台、国际通道，加强前瞻布局，加快引进培育具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研发中心、国际文化交流机构、全球文化创意企业、国际组织等全球功能性机构，不断提升城市全球影响力；增强对国内国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带动和枢纽门户功能，增强整合国内要素资源和链接全球资源的能力。对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等成长型城市群增强区域性综合服务、生产组织、交通枢纽等功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突出实体经济引领作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突出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提升城市群承载能力。


（三）规范城市群新城新区、城市毗邻合作区建设


　　实施总量控制，严格新城新区、城市毗邻合作区审批程序，建成区人口密度10000人以下的大城市原则上不再设立城市新区，成长型城市群原则上不在城市交界地区空地上新建城市毗邻合作区。实施规范扩区，对于按照核准面积和用途已基本建成的新城新区、城市毗邻合作区，在达到依法、合理、集约用地标准后，方可申请扩区。实施整合提升，鼓励新城新区、城市毗邻合作区以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为主体，整合区位相邻、相近的产业发展平台，对小而散的各类产业发展平台进行清理、整合、撤销，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四）创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


　　一是完善城市群治理法律法规，以国家相关区域协调发展法律法规为基础， 明确政府间竞争和合作的主要内容、权力与责任、解决冲突的方式与利益补偿机制，对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机构的产生、职责、权限、运行机制等予以规范。二是探索设立城市群共同发展基金，重点用于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跨区域公共设施建设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三是鼓励发展区域性社会组织，明确其法律地位、不同类型区域社会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设立条件、权利和义务、审批程序等，促进区域性社会组织承接政府部分转移职能，建立对社会组织的资助机制。四是借鉴德国“区域联合协会”和美国“区域规划委员会”经验，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群建立统一的规划委员会和区域协调组织，实现各地规划统一编制、统一实施。


（五）增强人口吸引力开展城市群市民化综合改革试点


　　找准城市群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在空间上形成合力。探索建立城市群市民化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建设更强大国内消费市场，加快推动城市群户籍政策一体化改革，健全以居住证为载


体、与城市群范围内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加大“人地钱”挂钩政策向试点城市群倾斜力度。赋予先行先试权利，在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分担机制等探索经验。


（六）加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监测


　　加快建立城市群发展的监测机制，完善城市群发展的统计指标和评估体系， 加强对城市群发展动态跟踪研判，及时发现城市群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对症下药，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化解突出矛盾。增强城市群建设国家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得随意更改城市群的名称和范围，强化城市群的空间开发管制，支持城市群合作机制创新。


我国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问题与对策探究


真奥金银花药业有限公司　　吴姣


　　随着近些年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集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但是从现阶段我国各大企业集团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部分国有企业仍然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核心目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企业集团的长效健康发展造成了阻碍。如何利用多维化的手段弥补现阶段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不足，也成为现阶段相关领域工作人员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概述


　　资金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对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业务经营等实施管理，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集团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类经营风险。一般来说，企业集团在经营各个环节会遇到各种形式的困难，在运行得比较平稳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客户、公司管理能力、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造成突发性的损失。在企业的资金管理活动中，相关人员可能会提前发现存在的风险，及时发现企业集团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危机，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以尽可能减少损失，从而助力企业集团可持续发展。


二、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必要性


（一）资金管理是财务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


　　经济效益是企业集团生存、盈利与发展的前提。为了确保这一前提条件， 企业集团必须重视并加强财务管理工作，而资金管理又是财务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因此，资金管理必然受到企业集团的高度关注。在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中，资金始终是一种需要高度重视的、具有流动性的财富，所以，资金管理工作是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工作的中心。


（二）资金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


　　由于企业集团下设的分公司数量较多，并且通常是跨地域运营，各地区的发展理念、发展要求以及营商环境等不尽相同，资金管理工作难度很大。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企业集团日常管理工作中产生的资金数据信息也愈来愈多，传统管理手段已经无法满足企业集团的经济发展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在这种情形下，企业集团对资金实施科学高效的管理， 是其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企业集团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要


求和必然选择。


（三）资金管理是实现资源整合的必然要求


　　企业集团的经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指的就是企业集团的资金活动轨迹。而资金管理工作能够对企业集团内部的各项经济活动数据进行有效的深度整合分析，明确资源使用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资源整合与配置的能力，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减轻资金负担，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


三、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资金管理意识不强


　　在传统的企业集团经营模式中，管理层的资金管理意识比较薄弱，使得企业的资金管理工作呈现出滞后性特点。首先，传统的企业集团更加重视业绩与利润，管理层通常会忽视资金管理工作，认为资金管理在企业集团中并不重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集团管理人员对资金管理内涵的理解程度不够，不了解加强资金管理的重要性。其次，部分企业集团并未立足于长期发展的视角看待资金管理工作，只能关注到近期的利润，视野不够宽广，导致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质量较低[2]。


（二）资金管理模式相对落后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集团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也在不断优化创新。但在实际的资金管理中，大部分企业集团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 未能结合时代发展和企业实际对资金管理模式进行更新，资金管理体系也较为落后，使得资金管理工作无法为企业集团的建设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在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下，企业集团在面对突发状况时无法及时整合自身资源，从而制约了企业集团的发展进程，影响了企业集团综合能力的提升。


（三）资金管理能力过于分散


　　相关数据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导致我国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水平止步不前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资金管理能力过于分散，未能形成合力，即在实际的资金管理过程中没有对企业集团内部的各项资金数据信息进行集中管理，造成各个部门无法达到深度沟通交流的目标，更不能为企业集团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支持。


（四）资源整合系统建设滞后


　　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管理的有效推进，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和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的信息化控制与管理，但显然许多企业


集团短期内无法满足这一条件。部分企业集团并未通过先进的信息系统进行资源整合，系统中缺乏资源管理模块，导致企业集团的资源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如果一个企业集团的管理整合功能达不到要求，不论是企业集团与下属分子公司之间，还是企业集团资金管理部门与其他业务管理部门之间，都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整合。


（五）企业资金有效利用率低


　　相关数据报告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部分企业集团在资金利用方面还存在一系列有待整改的问题。例如，由于受到企业集团内部资本结构的影响，资金无法最大程度上发挥其自身价值，常常出现资金浪费的现象。还有部分企业集团的主体资金占比过大，也未能根据企业集团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较为完善的监管制度，这就使得资金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六）风险防控能力亟待提升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大量的国外企业集团涌入国内市场，在各个方面为普通人提供了便利，但是却给国内的企业集团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压力，尤其是国际金融逐步进入国内市场进行投资，使国内企业集团的投资活动受到影响。虽然我国对货币政策与税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是随着世界经济融合趋势的不断加强，企业集团面临的风险愈发严重。另外，部分企业集团的资金风险管理依然依赖传统的管理模式，缺乏有效的抗风险措施，导致资金管理风险较为严重，甚至会使企业集团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冲击。


四、解决企业集团资金管理问题的举措


（一）创新科学管理模式


　　首先，创新企业的融资渠道。企业集团可向投资型产业进军，如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等，通过债券形式引入资金；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承包项目等方式进行融资，招徕合作伙伴。其次，创新企业集团的营运资金管理模式。企业集团管理层应持续深化营运资金的创新管理意识，对合同签订、材料采购、标书编制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的资金监管。同时，还应加大对应收账款的催缴力度，降低预付账款金额，避免“未运营，先占用资金”的情况发生。再次，创新企业集团的投资模式。企业集团可尝试投资新兴产业，尤其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项目，在投资期间合理把控风险。最后，企业集团还可以投资企业集团相关的产业链，将初创型产业纳入自身的生态圈，扩大企业集团规模，实现多元化发展。此外，企业集团可


以向海外拓展业务，促使海外产业与企业集团融合，形成创新型的投资模式。


（二）推行资金集中管理模式


　　采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能实现对企业集团资金的统一调度，保证资金监管的全面化，实现资金最优化配置。推行资金集中管理模式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构建完整的授权管理体系，企业集团所有重大事项，如人事任免、资金安排、决策事项等都要纳入资金授权管理体系。授权管理体系可直接监管子公司经营状况，根据经营情况及时调整限额，有效规避子公司的经营风险，防止资金过度流失。第二，规范化管理银行账户。企业集团要针对不同项目，开立单独的银行账户，定期审查账户状态，及时注销长期“待机”的账户，避免“久悬账户”“乱开户”“多开户”的现象。第三，企业集团内部启动全面预算管理方案，合理规划资金的使用，同步进行月度、季度滚动式资金预算，及时调整不合理的预算方案，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第四，构建系统化的资金监管体系，持续监测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流动。若企业集团下属有子公司，可据此设置二级结算中心，实现对企业集团资金的高效监管。


（三）完善更新信息系统


　　信息化管理是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大趋势，企业集团要构建完整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对资金的全方位监控。资金管理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更新信息系统。首先，构建信息化的财务管理系统，让硬件架构与软件填充相协调，形成财务集中管理的信息技术结构。硬件方面，技术人员要采用浏览器和服务器架构模式（B/S架构），使数据库、服务器相互分离，从而通过高速物理连接实现远程点对点通信，保证操作端支持财务数据、业务数据录入、查询数据等功能，所有操作过程均通过DDN专线直接访问服务器，数据全部保存在总数据库中。软件方面，技术人员要注重自动记账、业务存储、信息收集等多个自动化子模块的搭建，认真分析不同人员的管理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认真研发自动生成财务报告、实时信息共享、在线多人办公等功能。其次，打破业财壁障，构建一体化业财共享沟通平台。企业集团要安排技术人员学习各种沟通平台建设的知识，组织技术小组与业财人员进行交流，让技术人员了解业财人员对于共享沟通平台的具体要求。业务部与财务部上传各种信息，由技术部门汇总，构建成信息库，并将其嵌入共享平台[6]。


（四）建立预算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第一，分级编制预算，归口编报。预算部门首先要将预算目标逐级分解， 下放到企业集团各个部门，各部门根据自身的资金支出情况，合理编制预算报表。然后预算部门集中汇总各部门的预算报表，经过“归口编报”后，使预算报表系统化。各部门严格执行预算报表任务，每月末统计资金收支状况，分析是否需要追加资金并将分析结果统一汇报到企业结算中心。之后预算部门根据各部门汇报情况，实时调整对应的预算计划，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保证资金预算编制的规范性。第二，集中审核，跟踪监控。预算编制分为事前计划、事中控制及事后考核。在事前计划阶段，预算人员需要深入各个部门进行调查， 核查部门的资金需求情况，了解该段时间内企业集团的资金流向，从而合理规划预算；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部门需要实时监测预算执行完成度，发现不合理的预算执行活动时立即反馈给上级部门，上级部门审批通过后调整预算，消除赤字预算；事后要做好预算总结工作，认真分析预算计划和执行中存在的漏洞，在下次预算编制过程中弥补漏洞，持续优化改进预算编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此外，当预算执行率较差时，需要系统性分析原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五）加强审计，健全风险防御机制


　　为实现企业集团的长效发展，必须提升对于内部审计与风险机制建设的重视程度，对现阶段企业集团内部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认真梳理与分析，根据存在的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集团还可以借助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优势，对现阶段企业集团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评估，这样就能帮助管理人员迅速定位问题症结所在。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对各部门的经营情况和项目情况进行管理监督，根据具体的运行情况制定相应的风险评估等级，以便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


五、结语


　　资金管理工作的实效性发展不仅是我国企业集团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推进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对此，企业集团应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资金管理能力。结合目前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实际问题， 可以采取引进先进的资金管理理念，加强意识培训；创新科学管理模式，设计培训方案；推行资金集中管理，建设财务共享中心；完善信息更新系统，以资金数据辅助企业决策；建立预算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方法，增强资金管理的有效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茶叶电商直播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小凤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对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产业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茶叶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茶叶产业是川西、川南地区农民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生活的主导产业之一。凭借亚热带气候下高热高湿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近年来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川西（雅安）和川南（峨眉山、泸州、宜宾）一带的茶叶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受传统自然经济、地理区位、人才储备、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川南（峨眉山、泸州、宜宾）的茶叶产业发展明显动力不足，法律规制不健全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研究四川茶叶电商直播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四川茶叶直播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策略，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川茶叶电商直播发展现状


四川茶叶产业现状


四川是著名的茶叶大省，产茶历史悠久。2021年，全川茶园总面积598万亩


（1亩约等于667m2），毛茶产量35万t，同比分别增加12万亩、1.5万t，毛茶产值提升10%以上，达到335亿元[2]。茶叶是四川主要的扶贫产业之一，是许多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法宝。得益于亚热带高热高湿气候， 茶叶成为了四川特色产业中的一匹“黑马”，为实现乡村振兴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四川茶叶产业的文化附加值不高，缺乏品牌构建，大多时候扮演其他茶叶品牌的原茶供应地的角色。就四川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产茶、制茶、卖茶关系着千千万万户贫困家庭生活的根本，也是茶农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更是产业振兴的重要领域。为此，四川省一直大力助推各市县茶叶直播电商的发展， 力争到2024年，将茶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实现茶叶产业现代化发展。


四川茶叶电商直播发展现状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为电商直播的出场提供了舞台。网络直播平台的搭建与风靡，既使得茶商交易更加简便，又助推了直播电商朝向专业化、产业化发展。这进一步向产业化、专业化发展。自电商直播兴起以来，在全省获得了巨大发展，无疑带动了茶叶电商直播的热潮。四川茶叶产业是茶农增加收


入、脱贫致富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是全省乡村振兴的一张特色名片。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精制川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富民增收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全省茶叶种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亩产值持续增加，毛茶产值达到400亿元，综合产值超过1300亿元，带动全省500万茶农增收、300万 从业人员就业。市场营销网络的构建以及川茶市场营销体系的完善，网络销售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四川省商务厅指导下的短视频直播电商助力专区， 为全省茶叶直播电商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四川茶叶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用“农户-直播带货-消费者”的主动销售模式取代“农户-中间人-市场” 的被动模式，充分发挥农户自身独特的专业技能和个人魅力，获取粉丝欣赏与信赖、降低获客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将粉丝对四川茶叶企业的信任转化为购买率，以及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和重复购买率。在传统的交易方式中，消费者只能通过商家投放的广告了解农产品信息。在信息量有限的情况下，购买者对商家和广告信息的信任度并不强，愿意支付的价格不高。因此，产品品质越好的商家，越难把产品卖出去。或者说，消费者很难在众多的商家中选出高品质的卖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然而，网络直播带来的高曝光率和高效率成功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茶农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引大量买家，提高茶叶销量。


打造特色茶文化乡村


　　通过网络直播的带货与曝光，使四川特色茶文化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发展“茶文化+旅游”茶园综合体，打造茶文化乡村，吸引外来游客，拓宽农户收入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在电商交易时代以前，农产品大多通过线下面对面交易。这种单一、低效、耗时巨大的交易方式极大影响了农产品的销售。在网络直播的助推下，这种传统的低效率的交易方式得到改变。使农户不用出门，在家就能把产品推向全国各地，吸引大量买家。让农户在获得茶叶收益的同时，增加旅游收益，促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网络直播的宣传与曝光，能督促和激励四川茶叶企业创新和研发新的茶叶品种，树立产业化思维，打造四川特色茶叶品牌，提高消费者对川茶的认可度。


让茶叶变“金叶”，提高农民收入


无论是在电子商务交易时代，还是在传统交易的时代，商家为了吸引顾客


都必须花费大量的广告投入，以及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逐渐积累客户量。这往往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获客成本越高，也就意味着商家产品定价越高，其产品价格的竞争力越小。然而，借助网络直播，个体农户无需再借助中介的力量可直接与消费者互动交流，消费者更能细致而全面地了解茶叶的品质，从而产生极高的忠诚度，提高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率，增加农户收入。同时，在与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农户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营销模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激发，加强其对市场竞争机制的了解，摆脱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固化思维方式，增强农户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茶叶直播电商的发展，既能提高地方特色茶文化的知名度与曝光度，又能使大量茶农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实现就近就业，为脱贫致富提供新的渠道。


四川茶叶电商直播存在的问题


夸大宣传，价格虚高


　　通常情况下，在销售过程中直播带货者对茶叶定价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为了能从销售额中抽取更多的利润，其更倾向于制定更高的价格。因为如果产品定价低，在网络直播的宣传加持下虽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客户下单，短时间内能增加利润总额，但这一情况并不具有持续性。随着网络热度的降低，尽管农产品商家付出了更多的精力，收益的增长却不大。即“农户-直播带货-消费者” 的营销模式在短时间内能给茶农带来很大收益，但这一盛况并不会一直持续， 相反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就导致了茶农更在乎借助直播平台实现茶叶的单次变现率，更倾向于夸大宣传，将茶叶价格定得过高。消费者购买之后，很快就会发现产品的性价比不高，以后不会再买。这既是对茶叶直播电商信用的消费，也会降低农产品的回购率。可见，茶叶直播电商容易产生夸大宣传、定价过高的问题。因此，为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长远发展，必须直面价格虚高这一问题。


法律规制不健全，消费者维权困难


　　农产品质量不过关，售后服务不完善等，是消费者与商家、流量网红之间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我国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专门解决因农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个体农户自己种植的茶叶是网络直播带货的主要对象，而这些小农户种植的茶叶并未被纳入法律的规制范围。一方面，小农户所生产茶叶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对所购农产品并不满意，损害了农产品直播带货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网络直播监管未类型化区分不同


情况，“一刀切”的强监管模式不适合现阶段农产品直播带货的实际情况[3]。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户种植的茶叶本身品质没有问题，但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中发生变质、腐烂，引发的消费者与卖家之间的纠纷更难解决。个体农户资金不雄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网络直播平台加持下的销量也无法避免纠纷的问题，甚至加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缺乏品牌规划，品牌竞争力薄弱


　　知名企业和品牌往往是一种商品的活体广告，能带动商品和相关商品的发展，对商品的销售市场有开拓作用，但对于四川茶叶，目前还仍未有知名的品牌和企业[4]。许多茶农在直播卖茶之前，大多不是专业的销售人员，虽然其凭借自身的技能和个性魅力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度和粉丝数量，但其中许多人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专业的销售知识，也不具备品牌建立与传播意识。这导致了许多茶农只着眼于当前的销量和利益，忽略了特色茶叶品牌的建立与宣传。还有部分茶商虽然拥有自己的品牌，但还是把产品销量寄托于网红效应的带动。对自身品牌的设计和包装不重视，没有结合自身产品特点，树立品牌特色，导致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好的品牌更能突破重围， 抓住消费者的眼球。如今，网络直播给茶叶销售带来了极大便利，但短期收益效应的背后也容易导致农户和商家忽视品牌建设和宣传的问题。


实现乡村振兴：四川茶叶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强平台监管，建立追责机制，推进茶叶合理定价


　　近年来，茶叶行业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监管和建立追责机制，推进茶叶合理定价。首先，应鼓励农民抓住“互联网+农业”发展机遇， 开展新型交易模式，建立规范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保障商户和消费者权益， 帮助农产品快速进入网络交易市场。其次，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互联网+”的优势，主动推广茶叶，使更多消费者了解并熟知直到喜爱[4]。茶企应加强与当地茶叶研究院、知名企业等合作，提高茶叶深加工技术水平，研发新产品，不断提升茶叶的产量及质量。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协助茶企组织参观学习活动， 促进产业发展。最后，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快捷纠纷解决渠道，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应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乡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四川茶叶产业一直在世界茶叶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则更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以下是几方面的建议。


　　整合优势资源，实现特色川茶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川南和川西地区是四川茶叶重要的茶叶种植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和悠久的人文历史资源， 当地政府和茶商企业探索、开发川西、川南地带的特色茶叶文化，将独特的民风、民俗与茶文化结合，搭建“民俗文化+川茶产业”旅游产业链。比如，结合川西、川南、川东北、川中的地域特色，分别建设名优绿茶、工夫红茶、高山生态茶、茉莉花茶，并开发茶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办茶文化节等，不断挖掘和利用茶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推动茶叶产业转型升级和深度融合，提高茶叶产品文化附加值。政府应该持续推动茶叶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发展“茶叶+旅游+生态”相关的新型产业，如生态保护与乡村旅游的结合、茶叶电商直播与茶文化的结合等，帮助茶农实现就近就业，增加收入，巩固脱贫效果。同时，把搭建川茶品牌与讲好川茶故事、传承优秀茶文化结合，以茶馆茶庄为媒介提高茶叶产品蕴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全面提高川茶的文化附加值市场竞争力。


　　增强农民主体性，巩固产业利益联结体。茶农产茶、制茶、直播销售、包装和发货等一系列技能的提高离不开当地政府和茶商企业的鼓励和带动。保障茶农以及茶商企业利益，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市场参与度需要重视茶农的主体地位，用茶农的主体性为市场注入活力。随着旅游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旅游产业融合已成为其转型升级以谋求更好更快发展的重大契入点和必然选择[4]。因此，在增强茶农主体性的过程中，区域特色与资源优势的融合亦不可忽略，要积极打造创新型产业链发展，推动“茶文化+”“旅游+”结合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四川茶叶产业更加健康发展。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快捷纠纷解决渠道，保护消费者权益


　　电商直播带货在网络购物中愈加受欢迎，其具有双重效应。首先，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商直播卖茶可以使消费者更加直观和全面了解茶农展示的茶叶特色，并与主播进行互动，减少对其他茶叶品牌的比较，从而使交易更加便捷高效。而对于茶农、平台和茶商企业而言，直播带货可以提高观看用户数量，转化为潜在的消费者并提高销量，创造更多利润。而且，电商直播带货不仅带动了消费的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茶园种植到采摘和制茶再到茶农直播和物流等各个环节，都增加了就业岗位。但是，直播卖茶叶也暴露出了产品质量不过关、夸大宣传、数据虚假等问题，直接影响了茶叶电商直播的可持续性，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和合法权益，影响交易秩


序[5]。因此，必须合理利用网络直播带货平台，规范网络直播带货秩序，提高其积极作用。同时，合理利用直播带货平台，规范其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政府机构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应该加强对直播带货的监管，提高行政和刑事处罚力度，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商直播带货健康发展。电商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销售方式，而随之而来的合法性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快捷纠纷解决渠道，保护消费者权益十分必要。


　　搭建规范、合理的执法监督体系，对于一些跳过地方政府机构行政监管 与执法监督的电商直播带货违法行为，由上级政府进行直接干预，并问责相关责任人。这种规范的监督体系的搭建以及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不仅可以提升当地政府的执法力度及工作积极性，还能提高执法机构打击电商直播带货违法行为的有序性、执行效益，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在监管电商直播带货过程中的自主性与主动性。在必要情况下，还要实行连带责任制，即当地政府部门的涉事负责人要对茶农电商直播带货的部分违法行为负责，情节严重的应接受刑事处罚。同时，实行“上行管理+下行管理”标准相结合的执法方案。前者由上一级政府部门出台实施，后者则由地方政府部门出台实施。此外，执法机构要以相关执法规范为基础，做到各司其职，提升各市、县茶叶电商直播法律监督的积极性。并以执行上位法、下位法和同位法的原则为保障，有序推进对电商直播带货违法行为的打击和监管。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针对“茶农-直播-消费者”这一新型销售模式， 要重视立法工作的完善，及时弥补法律缺位带来的问题，特别要重视专门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对明确各方利益主体的法律责任的重要性。对相关法律之间做好协调，处理好衔接问题，合理适用多部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处理好处罚竞合问题，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关键。例如，针对茶农主播与消费者的矛盾，需要相应地修订广告法规定，以适应直播带货发展的需要。总之，要以搭建规范、合理的电商直播执法监督体系为基础，以及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保障， 这既是规范网络直播环境秩序的关键，也是促进电商直播带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宝。


加强品牌意识的树立，建立特色茶叶产品的良好品牌形象


　　当前，茶叶市场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全国范围内的茶叶市场趋于饱和，面临着买方市场的压力。激烈的市场竞争，提升茶叶产品质量、构建知


名茶叶产业品牌，打造优质化、品牌化茶叶产品，成为川茶突出重围、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茶叶产业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代表着茶商企业的形象，产品品牌的构建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步前行、获取经营利润的必经之路。对于四川茶叶电商直播的发展来说，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重视品牌建设，狠抓名牌战略。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重视企业商标意识的树立，搭建优质品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合理使用商标。同时，产品包装、曝光宣传对企业抢占先机，扩大市场份额和增加产品附加值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要积极改进和完善产品包装和宣传策略。此外，企业可以开发高端、优势产品，积极发挥其“龙头效应”，并根据区域特色规划开发名茶、优茶、特色茶生产园地。


　　理论联系实际。要针对各地区区域实际情况，建立独特的茶叶品牌。要将川茶的品牌形象树立、品牌营销策略的制定、品牌价值的开发等深度融合到品牌建设的全过程。从品牌的选取和定位到搭建到宣传推广再到延伸发展，都要十分重视消费者的需求和认可，从而提高品牌的市场认可度，提升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要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特色茶叶品牌，打造高端、优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同时，企业还要重视将品牌价值理念融入到搭建茶叶品牌的过程中，对提升茶叶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性。企业可以在实地考察调研四川茶叶品牌、产业企业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将区域特色文化与树立茶叶品牌价值理念结合。同时，完善品牌价值评价指标，搭建量化的品牌价值评价体系，激励四川更多的茶商企业打造自身品牌，从而提升川茶品牌的影响力。


5 结束语


　　茶叶作为川南的特色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实现四川茶叶直播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提高四川茶叶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法宝。为此，必须巩固现有的产业基础，不断突破创新，使特色茶叶真正成为川西、川南地区的支柱产业， 成为四川农业产业的特色名片。要在尊重茶农主体性的基础上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现地方特色茶文化与茶叶产销深度结合，为农民和市场提供有效、便捷的链接方式，实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茶叶直播电商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直播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温州市为例


卢红辞


一、农产品直播的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新业态层出不穷，直播应时而生，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平台，其行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网络直播经济” 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搭乘乡村振兴战略，“直播+”也为农村农产品营销开拓新的发展模式，利用电商资源和直播平台的优势，新的商业模式将为农产品的销量打开通道。近年来，国家为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提供有力支持。乡村直播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乡村直播的流量引入、主播带货等营销手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乡村社会的进步反过来为乡村直播提供更好的操作基础。农产品的直播主要有以下三点意义：


　　一是政策的主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意味着乡村发展对于实现我国健康、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相关政策出台后，快手、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也相继加大对“三农”自媒体的投资，大力帮扶“三农”自媒体的运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手机或相机拍摄关于农村生活、美食的短视频，并且逐渐规模化、专业化。浙江省政府印发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XX 年）》均将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加快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温州市乡村战略部署、乡村振兴局成立标志温州三农政策开启新的发展阶段。“三农”自媒体以农民为主体的创作对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多贫困地区、偏远地区的农民通过经营“三农”自媒体，借助农产品网络推广，为村民找到发家致富的新路径。


　　二是市场基础牢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 普及率达到73%。


　　随着网络普及不断深化，用户规模稳步增加，“互联网+”模式层出不穷， 加上互联网及科技型企业在城市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大量企业开始向乡村下沉。由此引发的市场聚集效应推动农村地区物流及数字服务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农


村直播市场基础不断夯实。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媒体平台逐渐获得直播观众的欢迎，用户黏性不断增强，其在农村的发展势不可挡。


　　三是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三农”题材短视频背后的经济效益不容小觑， 它对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有着重要意义。李彦博在《农民直播：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的新途径》一文中认为网络直播是农产品销售的新平台、农民致富的新选择、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短板的新手段。各大互联网电商平台用网络直播的形式助力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为“战役助农”发挥了积极作用。阿里巴巴平台2021 年数据显示，淘宝上已经有10万多农民主播，覆盖到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0多个区县，有效带动近百万农民实现就业致富。


　　在农村直播愈演愈烈的热潮下，各大互联网平台开展一系列公益性质的直播助农活动，如抖音、淘宝等通过打造农产品专区，加强对农产品引流。与此同时，众多粉丝百万级以上的网红纷纷奔赴农村地区开展公益直播，个别主播短短几个小时便可以解决困扰农户长久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效果十分显著。


二、温州农产品直播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温州农产品发展现状


　　温州位于浙江东南部，是浙江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人口数量居全省第二， 气候适宜，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海鲜鸡蛋之乡”。2021年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678元，位于浙江省中上游，市场规模较大。温州湿地众多，土质优良，农业资源十分丰富，经济作物涵盖水稻粮食、甘蔗、柑橘等160多种。同时，温州拥有海域面积8649平方公里，岛屿众多，其中海洋渔业可用养殖面积达6.5万公顷，拥有海洋各类鱼类370多种，各类贝类430多种。优质的地理环境促进了温州第一产业的优化布局，特色农业、渔业等由此获得了发展的先天条件。温州地处浙东南交通枢纽，铁路、公路建设体系完备，充分满足农产品内陆运输需求，同时其地处沿海，港口贸易发达，物流成本有效降低。得益于温州市交通便利，当地物流业发展迅速，为全市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温州电商直播现状


　　根据《浙江省2021年度网络零售统计数据》《2021年温州市电商数据报告》的主要内容分析，2021年温州居民网络消费额达1546.1亿元，居全省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网络零售额达2199.8.2亿元，占浙江省网络零售额的8.7%， 排名全省第四，其中网络营销中销量最高的温州货分别是服装服饰、家居家装、母婴产品。现阶段，备受商家青睐的网销方式则是直播带货，2020年全市举行


了约23万场。2021年前三季度，温州直播电商交易额达110.9亿元，同比增长87.9%。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在2021年“6·18”大促期间，温州市的直播电商交易额为5.95亿元，名列全省第四，其中，来自抖音交易额高达4.7亿元，占总量的79%，而淘宝直播的交易额仅6638万元。据浙江省电商促进中心统计，2021 年10月温州市有开播的直播电商主播近2.2万名，主播数量仅次于杭州市和金华市，名列第三；其中，抖音主播有近1.59万名，而淘宝直播和快手这两个平台的主播分别为1979名和870名。


　　2021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6908.5亿元，占全省网络零售总额的27.3%。 电商加速赋能农业产业化、数字化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拥有活跃的涉农网店超2万家。2021年全省电子商务示范村236个，温州入选13个，仅高于舟山与绍兴，较2019年的86个与2020年的74个有较大幅度缩小。2020年省级直播电商基地15个，仅温州鹿城直播产业园（基地）入选。可以从数据中看出，近年来温州农村地区电商的发展较前几年有所放缓。现阶段，电商平台纷纷把目光聚焦到下沉市场，推动下沉市场的线上化消费习惯加速形成，激活微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活力。微小城市的消费场景和下沉人群已经成为部分电商甚至电商巨头的重要业绩增长点。


（三）温州农产品直播问题


政策扶持弱，直播热情低


　　尽管随着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深入温州农村地区，越来越多农村地区的人员接触到了视频直播，但温州农村地区进行直播的本地人主要在于日常生活的分享，加上现在农村生活分享视频层出不穷，内容无法有效创新的温州农村直播难以脱颖而出，利用直播进行实现农产品宣传的实践更是处于较低水平， 整个农产品直播的热情较低。另外，温州市政府对农村直播的政策扶持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政府仍未出台完善的政策对农产品直播进行有效帮扶，应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专业人才匮乏，创业技术水平较低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电商直播的发展趋势逐渐清晰，未来将较大程度影响普通大众的消费行为和方式，这种新的零售模式将远超传统零售模式，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交易方式之一。但是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就现今温州农村地区而言，技术型人才及优质电商主播十分匮乏，严重制约了温州农产品直播的发展。众所周知，电商直播主要追求互动所带来的


流量，若内容上无法引起参与者的共鸣，则无法吸引到长期的粉丝支持。电商直播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将产品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买卖双方通过实时沟通， 客户可以充分了解产品的特性、品质、优点等。好的产品除了自身产品优质以外，离不开包装和宣传，这个流程就需要有剧本策划、化妆、摄影、后台技术等专业人员的参与，实现技术上互动对话、动态展示等。但农村地区受限于本身基础的限制，无法吸附有关人才，加之农村地区的直播培训较少，创业技术水平整体低下。


农产品直播内容形式单一，竞争力较差


　　行业不规范，直播内容差，市场监管不严直接导致温州农产品直播在全国直播竞争中无法展示优势。电商直播从业门槛较低，新的主播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便可以加入这个行业，无需精美的文字内容、产品图片的渲染，更加没有复杂的技术工艺，往往生活中简单随拍便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或者产品完全展示给各个平台的观众。然而正是由于过低的门槛造成了许多劣质直播内容在平台上出现。现今关于农村类题材网络直播中，有许多充斥着自虐、低俗以及各种令人不适的荒诞行为，造成观众对于农村直播的厌恶感上升。而农产品电商直播受到创业者从众者较多，且未时刻进行技术的学习及能力的提升，一味追求模仿，在产品展示的手段和方法亦未有任何创新，造成直播的形式单一、内容同质化等降低直播质量的不利影响，观众热情逐渐下降，电商直播营销效果严重下降，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力。


营销渠道受阻，品牌意识薄弱


　　温州农村地区拥有诸多优质农产品，本身产品质量过硬，但农户营销能力较差，产品的知名度极低，即便通过中间商渠道向外拓展，受制于同一产品良莠不齐，城里居民难以买到优质农产品，供求矛盾由此形成。好产品很难通过当地的直播间卖出去，这种滞销严重打击农人对培育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目前，温州农产品品牌杂乱，鱼龙混杂，品牌间的竞争停留在产品竞争、渠道竞争、价格竞争等方面的初级低层次竞争，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品牌运作缺失，二是企业及农人对品牌的意识淡薄。


三、乡村振兴与农产品直播的协同策略


　　在国家政策持续支持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线上销售渠道进一步打通，时代在赋予农产品直播产业发展。同时，我们要积极发挥数字经济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引擎作用，让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一）乡村振兴政策，加快产业扶持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是温州新时代的重大使命，应充分利用政府资金的扶持，快速扶持农村网红直播行业的崛起。通过创建农村电商直播创业示范点，实现助农增收。村社区应利用其公信力，加强乡村振兴宣传，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利用“村务直播间”等形式，将电商直播的理念铺展开来。营造乡村直播氛围，让更多的村民了解直播，提升村民的参与度，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政府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求专家及技术人才前往农村地区举办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专题讲座，在区域内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


（二）直播人才帮扶培育，助力乡村振兴落实


　　大力支持产业直播间在乡村的规划和建设。一是技术的普及。借助抖音、 快手等平台的师资，以及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师资库和讲师队伍，通过直播技能培训等提升新技术新应用的普及。二是扩大培训对象。对区域内电商从业 人员、大学生、返乡青年、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家属等群体开展直播电商专业基础知识培训，培养一批网红主播新人。三是加大基础课程培训。通过加入农 村直播项目，如加入淘宝直播“村播计划”，落地农村直播讲堂，积极培育新农人主播；强化自媒体、电子商务等业务知识的学习，培养新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表达技巧，培训其互动技巧，从而提高其吸粉能力。四是实现营销内容多 样化。整合农产品供应链，建立村播标准化体系，大力推进农特产品走进直播间，实现田间地头和厂房的互动营销。邀请专业直播网红进行直播带货展示， 增强农人营销信心。五是针对性地补充帮扶。针对内容同质化等问题，可以依 托专业机构，开展点对点直播培训，对不同直播新人进行针对性包装，帮助重点农业企业培育输送专业对口的主播与直播主播，培育“新农人”。


（三）直播样板打造，形成产业振兴引领


　　为了实现直播内容的多样丰富，温州市应加大直播样板网红的打造，并借此机会进行多方宣传，提高普通农人进行内容创新的激情，也为其创作和展示提供更多的思路。规范农村直播内容，大力宣传田园真善美，引导农村农人在直播中用丰富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展现美好的农村场景，讲述美好的农村故事。通过现场直播销售，展示产品的原生态及农场打造理念，让客户更直观地了解农产品生产流程以及环境，增加对农产品的信任度，从而促进消费。加强监管，对于温州地区农村的低俗以及各种令人不适的直播内容坚决开展打击，


对于直播人员加强教育。通过培育优质网红直播的契机，形成温州农村地区的产业引领，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四）广开营销渠道，助力农产品品牌形成


　　邀请网红达人深入农村当地开展特色农产品直播活动，带货极具本地特色的优质产品，并联动全国各地知名网络主播进行推介，不断提升温州本地农特产品全网知名度。开展多渠道线上对接，在惠农超、橙心优选、盒马生鲜等平台进行农特产品推送。另外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如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资源优势，以主推直播特卖方式打开了农副产品线上销售的新局面，结合各地实际， 充分借助各大平台、各个品牌和供应链服务商优势，以本土产品和企业增值为导向，打造“品效合一”样板，提升活动转化率和宣传到达率，达到品牌、溯源、运营一体化运营。采用创新的1+N品牌发展模型，即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企业电商各环节的深度孵化进行品牌打造，促进温州农副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提升，实现品牌增值。


新发展阶段我国村镇银行的化险增效：问题、原因与对策


柯文轩、龚政


一、村镇银行发展与高风险现状


（一）村镇银行的推出与宗旨


　　村镇银行的推出旨在增加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1997年以后，随着国有银行网点的大量撤离，农信社在我国金融体系县域及以下层面占据主要份额，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金融网点覆盖率低。为破解这一难题，加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国开始探索村镇银行这一新型金融机构。自2006年12月开始试点至今，村镇银行在规模上实现了快速扩张。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村镇银行1651家，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36%， 县域覆盖面达71%。


　　村镇银行有关政策放宽了机构准入要求，支持和引导各类银行、产业和民间资本涉足银行体系，通过增量金融供给推动存量金融改革和业务提质增效， 强化金融支农支小力度。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村镇银行具有机制灵活、依托于主发起行的特征。其机构主要设置在县、乡（镇），面向“三农”和地方中小企业，提供精细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实行差异化和特色化经营。


（二）村镇银行的高风险现状


　　近年来，村镇银行在支持乡村振兴、纾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重点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相关村镇银行风险水平快速上升，其风险承担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较高水平。2021年底，央行对全国439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评级显示，村镇银行的风险承担在全部金融机构中处于最高水平区间，其中高风险村镇银行达103家，占该类型机构数的6.2%，资产规模占该类型机构总资产的7%。央行《金融稳定报告（2021）》也指出，高风险村镇银行占我国全部高风险金融机构数的29%。20XX年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显示，村镇银行已经成为危害金融安全、扰动金融稳定的危险因素。在大量储户存款兑换困难的情况下，存在因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不足而引致风险进一步传导扩散的可能。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村镇银行违规事件频繁发生，其背后往往是金融机构屡屡违背审慎经营原则。据统计，2021年银保监会开出的罚单中，有166家村镇银 行（含分支机构）受到处罚，合计被罚款7798.74万元。受罚机构数量占全部受罚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22%，占村镇银行总数的10%。监管部门对银行的行政


处罚多涉及违法放贷、挪用信贷资金、内控管理缺失等方面，侧面反映了相关机构的经营行为和风险管理情况。村镇银行违规受罚比重在最近几年呈总体上升趋势（见图1），20XX年罚单数量上升至212张，沦为我国银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多发区”，成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板块。


　　村镇银行成为银行业高风险“重灾区”的现状下，全国多地的村镇银行违法违规乃至被兼并、重组等新闻屡见不鲜。20XX年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规模大、危害广，在全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是近年来村镇银行高风险承担、违规频发现状的集中体现。自20XX年4月起，河南省相关村镇银行风险开始爆发，先后爆出“村镇银行暴雷，储户无法取钱”，“存款人被赋红码”等舆情。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介入和调查后，至当年7月下旬，河南省有关部门开展对储户本金的垫付工作，对涉案人员资产进行追究和处理。至当年8 月20日相关监管部门发布第7号公告宣称的垫付结束后，主体集中垫付工作才告基本完成。


二、引致村镇银行高风险现状的原因


（一）市场主体层面：违规控制加剧机构风险


　　村镇银行被问题股东、实控人违规控制后，相关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和风险承担往往显著增加。


　　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使其更加容易被问题股东、实控人非法控制。在主发起行制度下，监管部门对于村镇银行出资方的要求较低，对于相应股东的财务指标标准也较低。村镇银行虽由相应的主发起行主导建立，但其规模较小、职工人员配置紧凑、公司治理较薄弱。为适应支农支小的业务需要，组织机构更加扁平化，管理层级较少、决策链条更短。以主发起行制度为起点，主发起行往往将村镇银行作为异地展业的载体，然而村镇银行此后经营往往不如预期， 导致其股权交易和变更频率高于其他类型银行，频繁的股权变更滋长了机构被违规控制的风险。在机构被违规控制后，实控者容易大肆利用机构牌照价值， 以代理人控制、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等方式架空现有公司治理机制， 规避外部监管，进而大量占用机构资金、违法违规操作。村镇银行自身也容易在实控人违规控制操作和规避监管的过程中趋于高风险经营，在机构“私人化” 过程中不断累积风险。这一现象在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中得以充分显现。经查明，河南新财富集团实控人为首的团伙自2011年起采取交叉渗透股权的方式取得相关村镇银行控制权。该集团通过交叉持股方式控制多家关联公司，由这


些关联公司以直接或间接股权渗透的方式持有相关村镇银行股权，并通过持有的银行股权迅速回笼资金，以控制的子公司名义向其他地方金融机构违规获得贷款。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扩大套取资金规模和股权渗透村镇银行的数量。


　　村镇银行被违规控制后的实控人违法违规行为引致合规风险。在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中，新财富集团实控人团伙非法控制了禹州新民生银行等4家村镇银行以后，通过伪造贷款套出资金、高息揽储、伪造系统、删除信息等方式骗取、转移资金并挪为己用，严重侵害了储户合法利益，危害了金融安全。违法团伙在取得相关村镇银行控制权后，通过其控制的子公司向已被渗透的村镇银行获取贷款，逐步套出资金，并通过线下揽储、线上平台、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和资金掮客等方式，以较高利率水平吸收了大量存款资金。进一步地，犯 罪团伙利用相关村镇银行并未直接连入CNAP（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所形成的漏洞，通过设立专门技术公司篡改、删除信息，实现大规模资金转移的同时规避监管，形成巨大风险敞口。


　　村镇银行及其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与村镇银行自身市场竞争劣势相交织，风险承担更加上升。村镇银行作为支农支小的金融机构，成立时间较短 、规模较小、业务资质受限，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劣势容易引致高风险经营行为。村镇银行资产规模小、筹集资金难，运营成本较高、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在社会公信力、品牌效应上难以比拟大银行，在业务品种和金融科技应用上的相对不足，加重了机构存款营销成本。受限于自身网点、营销渠道等因素，村镇银行一直面临较大的吸储压力。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在监管趋严和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众多村镇银行揽储更加困难，负债成本提高。不少村镇银行不惜以更高利率的产品吸引储户，高息“花式揽储”层出不穷，存款利息普遍高于大型银行，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风险承担。随着违规控制问题的发生，村镇银行内控 “短板”效应更加放大，贷款审查不严、信贷资金用途管理不当、股东违规套取、发放借名贷款等违规事件多发，一些村镇银行股东利用自身实控人优势，与金融机构间进行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加剧了机构风险和经营成本。例如，青岛市平度惠民村镇银行违规向股东提供资金、重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不合规而被银保监部门处以罚款25万元。辽宁省丹东市鼎安村镇银行因存在股东股权和信贷业务违规情况，被监管部门罚款60万元。这些与股东、实控人相关的行为隐蔽性较强、危害性较高，无论是否受罚，都是增加机构风险承担的因素之一。


（二）外部监管层面：现行监管和法律惩治震慑力不足


　　现行监管对于违规控制和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后干预不足，法律惩治的震慑力不够，问题股东、实控人违规控制村镇银行和违法违规行为的违法成本低， 市场约束和法治约束相对不足。问题股东、实控人在利益诱导下，容易铤而走险、有恃无恐，利用村镇银行牌照价值以各种方式违法违规谋取利益。这也在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中得以充分显现。问题股东、实控人能够更加容易地采取隐瞒实际控制结构、虚构财务数据乃至俘获监管人员等方式违规取得控制权并隐蔽其行为，进而利用特许经营价值和融资便利大肆谋取非法利益。违规控制行为发生后，问题股东、实控人不仅以多种方式规避监管，甚至将村镇银行变为谋取非法利益的“提款机”，在违法违规的同时使得机构风险长期潜伏、不断累积。


银保监会于2021年、20XX年先后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


（试行）》《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规范银行大股东行为和关联交易行为。但我国法律体系目前并未赋予监管部门减记涉事银行股权或其他资本工具的职权，导致相关问题银行违法股东、实控人的股权在处置过程中难以被及时强制执行，降低了处置效率，弱化了现有监管体系有效性和法律惩治的震慑效果。在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中，对于相关村镇银行的监管有效性不足，减记股权或其他资本工具等处置措施缺乏，金融机构合并破产的司法实践不够完善，使得处置速度和效率有待提高。在这一事件中，当地政府部门在20XX 年4月开始对涉事村镇银行立案调查。当年8月，政府和公安机关通报称已逮捕相关涉案人员234人。然而时至今日，相关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仍在进行中。


（三）制度建设层面：存款保险制度适用性有完善空间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对于村镇银行的适用性尚有完善空间。在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中，存款保险制度是否介入成为舆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全部村镇银行均已投保存款保险，众多储户也因为存款保险的制度保障而将资金放心存入或投入村镇银行。然而，自该事件爆发以来，存款保险并未启动对相关储户的偿付，也并未作为失败银行处置平台开展相关工作。涉事村镇银行账外违法吸收的资金经调查“既未缴纳存款准备金，也未缴纳存款保险费”，相关资金也并未在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内。同时，只有当商业银行处于被接管、撤销、破产等情形时，存款人才有权要求存保基金偿付被保险存款。时至今日， 涉事村镇银行也并未进入被接管乃至破产程序，《存款保险条例》第19条无法


触发。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采取了资金垫付的方式保护涉事村镇银行客户的权益，自20XX年7月起分批开展了7轮垫付。直至20XX年1月， 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等4家村镇银行才开始办理50万元资金以上的兑付工作。由此可见，在诸多村镇银行经营倚仗主发起行的情况下，相关村镇银行的储户最终承担了存款保险保费的成本，却并未享受存款保险的偿付保障和专业化处置平台带来的及时、有序处置便利。就这一制度缺失地带，现行存款保险制度有进一步完善空间。


三、村镇银行化险整合的途径与对策


（一）加强对股东、间接股东的穿透监管


　　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对自身经营风险负有主体责任。金融机构及其股东作为市场主体承担自主经营和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对于提升机构稳健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各界和村镇银行股东应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加强自身市场约束。一是主发起行作为相应村镇银行的特殊股东，应切实做好风险管理“第一责任人”，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承担主体责任。二是鉴于现有监管在目前技术条件下难以实现穿透式监管，隐形股东、代持股权等行为难以被及时识别的问题，应进一步加强监管持续性，完善股权交易监测系统，规范股东和间接股东活动。三是强化股东准入审查和监管，严格核查股东资本质量，加强事前监管的穿透性和有效性，把牢股东准入关，促使机构及其股东进一步落实风险管控责任。


　　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对村镇银行风险负有属地责任。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双层金融监管模式。银行监管部门履行对村镇银行的主要监管职责，地方金融监管局协调联络监管部门，配合开展属地监管工作，指导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村镇银行作为地方法人，其国有股权监管、干部管理、审计监察和司法管辖事项都在地方。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落实其在村镇银行风险防控方面的属地责任，按照“管合法更要管非法”原则，加强对违规控制等非法活动的认定和处置，加强监管执法， 形成监管合力，进一步增强监管穿透性和有效性，有效防范和处置问题股东、实控人违规控制村镇银行事件，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在村镇银行稳健经营和风险管理过程中的支持、引导作用。


（二）优化配置监管部门处置权


　　优化配置监管部门减记涉事银行股权或其他资本工具的权力，强化对违规控制机构行为的惩治和震慑，是提升监管和法律惩治震慑力的有效举措。我国


法律体系目前未赋予监管部门此类职权，有关村镇银行的违法股东、间接股东和实控人的股权在处置过程中难以被及时强制执行，导致其违法违规成本过低。同时，应完善企业合并破产的司法实践，授权监管部门在处置过程中把问题股东、间接股东和实控人整体纳入实质合并破产，使违法者全部资产能被及时地用于处置和偿付，进一步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法律惩治震慑力和处置效率。


（三）强化存款保险基金的市场化处置平台作用


　　就村镇银行的高风险问题和违规事件频发的现状，我国存款保险须更加强化事后风险处置功能。如果既以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招牌”帮助村镇银行吸引储户资金的同时，又最终为金融机构及相关实控人盲目高风险经营、违规乃至违法行为引致的巨大损失埋单，将背离现代金融安全网实践规律和我国金融安全网的制度设计宗旨。我国村镇银行已经全部参加存款保险，当村镇银行“自救”失败，应以存款保险机构作为处置平台处理失败村镇银行的收购、承接事项，实现资不抵债机构的有序市场化退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将更加有效地维护储户合法利益、减少财政资金使用、提高风险处置效能，强化对村镇银行股东及管理者的市场约束，倒逼主发起行、属地监管者压紧压实相应责任，是进一步平衡制度各方权责，在发展中矫正存款保险制度与村镇银行适用性的体现。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群众文化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藤县文化馆　　霍雨锋


　　对于农村的群众文化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从整体大环境来看， 农村群众文化是指在一个指定的社会生产环境中，因长期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而从狭义上来讲，群体文化是一种以团结、自主、自力更生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主的文化集群现象，内容十分广泛，拥有独特的发展意识和手段。进行良好的维护、发展，将是保持农村特有环境的重点，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一、群众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一）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现今的社会发展快速，农民生活的物质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大部分依旧保持着传统的老样子，新的思想来源相对比较匮乏，这就使得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群众文化发展方向陷入了不良局面。不仅使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达不到满意水平，还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新农村建设的实施。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地大物博，人口分布范围广，造成了显著的地域差异，在靠近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人们对于当今的新兴媒体应用比较熟练，这使得农村文化得到相应的创新和改善。相对来说，在经济欠发达城市，其农村建设还未达到标准，在群众文化发展方面更是欠缺实际的行动和政策，并且存在着恶性循环，这使失衡的情况愈加严重。


（二）资金投入比例不同


　　在进行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过程中，势必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促进必要的设施建设，使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能够顺利开展。首先，由于经济水平不同， 加之部分管理人员的玩忽职守，导致建设经费不能够支撑起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其次，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国家财政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补贴是固定的，但农民的自我收入往往不愿意用在整体的新农村建设中来，这就导致了资金短缺，不足以进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新农村建设面临了较多问题。


（三）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


首先，当今的一些文化管理人才并不是专业固定的，临时调配、换岗等情


况多有发生，这就导致了工作人员在相关的文化创新、文化组织方面专业性不足，专业技能缺乏，只能对日常工作进行简单的处理，对如何系统全面地建设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也不足够了解，致使新农村建设在开展过程中不够全面，落实不够彻底。其次，在农村相关单位进行人才招聘时，因为本身经济状况不允许，在薪资方面无法满足社会人才的需求，工作环境差、人员流动性大，都成了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致命的问题。


二、相应地解决问题对策


（一）政府部门加以支持


　　作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领导者，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部门应该把新农村文化建设以及设施建设，作为自身长期的工作目标。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来确保顺利地完成工作任务；同时要从多个角度开展动员活动，结合社会建设实际，保证民主建设为工作重点， 吸引容纳新的社会型力量。


　　在建设资金方面，在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的同时，将大部分的资金进行文化精神建设，在以国家政策补贴为主的同时，要以政府部门为辅，社会力量参与为支撑，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使新农村的精神文化事业备受重视，建立文化特色，目的在于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产品融入农民生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新产品投资渠道，以获取更多的资金用于文化产业建设，来满足不同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的重要保障。


（二）保证基础设施完善


　　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农民生活不断变化，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强烈，因此，加强基础文娱设施建设至关重要。根据当地的发展现状，可以修建相应的文娱体育设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根据不同农民群众的不同文化需求进行相应的措施，如篮球场、体育场等运动设施，棋牌室、舞蹈室等休闲娱乐器材，在进行设施改造的同时，要考虑到群体的需要， 真正的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才能更好地进行新农村建设。


（三）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和文化团队


　　任何体制的实行都离不开人才管理，在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当中，合适的创新型人才是发展顺利的关键。首先，建立健全优秀人才的筛选机制，将社会新型人才组建起来，使整体的新农村建设队伍具有出色的业务能力、实干能力； 培养基本素养高、专业技术能力高、工作作风优秀的人才队伍。其次，将人才


管理体系趋于完善，将工作环境搞好，优化薪资政策，对优秀人才的奖惩制度也应该健全，避免人才流动过快的现象出现。


　　同时，据相关调查显示，在一些乡镇的文化部中，一人承担多职的现象很多，强大的工作压力使得工作效果不突出，不能够全面地落实相关文化建设宣传的任务，在此方面，政府要在人才调配方面加大关注，合理地进行职能规划， 从管理者到基层的宣传员工都配置到位，避免身兼多职的情况出现，打造完整全面的文化宣传部门，建立完整的宣传团队，才能进一步加快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步伐。


（四）组织文化下乡活动


　　由于部分城镇地处偏远地区，对于外界文娱生活的了解还局限于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无法切身体会文娱活动，这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实施是很大的阻碍。因此相关部门可以组织文化下乡活动，根据地方风土人情、人文特色等进行相关演出，把文娱生活带进农村生活中，并在活动中进行邀约式演出，请村民自发地参与演出活动，从加强积极性上进行精神文化建设，要在农民身边带领和引导，推进城镇的新农村建设具体实施进行。


结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标是全社会建成小康社会。因此，要立足于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在文化体制的改革上加大力度，在文化产业的创新上更加重视。要勇于面对发展过程中多方面的问题，结合社会经验进行合理的对策，并总结教训，从根源上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重视人才、重视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新时代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和转型对策探究


广州商学院　　张士华


概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各国都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减缓全球变暖，世界各国开始倡导绿色消费，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消费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绿色消费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绿色消费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及消费观念的转变，绿色消费有了较快发展。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文件推动绿色消费，我国发展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的顶层设计逐渐完善。20XX年1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在重点消费领域全面推进绿色转型，加强对绿色消费的科技与服务支撑，建立和完善绿色消费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绿色消费的激励体系政策。2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在各个领域实践绿色生活方式的途径，实施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着力破解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有关部门的政策引导下，全民推行绿色消费已成为一种趋势和必然。


绿色消费的内涵和意义



绿色消费的内涵


　　“绿色”一般包含节能和环保，代表着生命、健康和活力。绿色消费是指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在产品设计、生产、流通、使用和处置的全生命周期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行为。绿色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全社会生态意识的体现，又是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从具体实施层面来看，绿色消费主要包括产品绿色消费和服务绿色消费。产品绿色消费主要体现在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上；服务绿色消费则体现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包括餐饮、住宿、家居等方面。从整体来看，绿色消费涉及


多个领域，是一种政策导向，还是一种生活和消费理念。


绿色消费的意义


　　绿色消费对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保障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绿色消费有助于促成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持续消费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消费模式，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碧海蓝天。绿色消费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绿色消费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和演进。


绿色消费是企业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重要途径


　　绿色消费是一种可持续的消费理念，既关注人类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又考虑到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和环境效益，这就需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节能、节水、环保等绿色技术，采用绿色原材料，设计绿色产品，并积极为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麦当劳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倡导“厨房革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有机食品、绿色原料和能源；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倡导“环保”理念， 将环境保护作为公司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大量采用节能技术，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坚持“安全第一”“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等理念。


绿色消费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绿色消费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文明的理解和追求， 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绿色消费反映了生态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向自然索取，因此只有当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充分考虑到自然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人类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重视程度的加深，人们对生态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追求，绿色消费也正是适应人们对生态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性消费行为，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念，有利于建立节约型社会。


绿色消费理念的兴起和发达国家的经验


　　18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其消费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大量消费、过度消费的现象，其后果就是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其工业文明消费模式弊端逐渐显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消费方式——绿色消费。1987 年，英国学者Elkington等提出绿色消费理念，之后又出现了“可持续消费”和“低碳消费”等概念，其宗旨可用“5R”原则概括：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reduc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evaluate）；反复使用、多次使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大自然，万物共存（Rescue）。1997年，国际消费者联盟开展了以“绿色消费，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绿色环保活动，绿色消费理念逐渐走进人们心中，绿色消费模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绿色消费的经验如下。


制定绿色消费法律法规


　　不少发达国家制定了完善的环境保护法，美国出台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和《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日本制定了完善交叉的法律体系，其体系分为三个层面：《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是第一层面；《固定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性》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属第二层面；《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和《绿色采购法》属于第三层面。三个层面立法，为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以经济调控手段，推动绿色消费


　　发达国家通过设立专门的绿色基金来解决环保问题。丹麦政府采取按类收费与按量计费相结合的办法来处理居民生活垃圾，提高绿色管理效率及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切实减少国内垃圾排放量。日本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绿色产品的生产，为中小企业提供绿色技术研发经费，占总研发费用的50%以上，为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提供低息融资，确保企业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绿色产品的设计、制造与服务。


政府引导绿色消费


　　美欧等国家纷纷出台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政府绿色采购率超过20%。日本颁布了《绿色采购法》，法律要求政府、企业和个人都需进行保护环境的绿色采购活动。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构筑了绿色采购网，让更多中小企业进入采购网。通过与绿色环保企业签订优先采购合同，指导、扶持环保企业开展绿色产品生


产，有力地促进了绿色消费行动全面展开。


加强教育培训，培育民众绿色消费意识


　　美国出台了《国家环境教育法1970》。欧美、日本等国推行体验式教学， 设立了多个环境教育基地、环境教育中心，培育国民环保意识，打造高环境素养公民社会等。美日欧等国绿色消费措施一览表如表1所示。


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分析


绿色消费意识薄弱


　　目前，我国消费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其重要原因就是在消费领域尚未形成绿色消费理念。由于我国居民大多接受环境教育程度偏低，绿色消费意识薄弱。调查显示，超过80%以上的居民对绿色产品、绿色生活知之偏少，限制了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购买行为，居民仍偏向购买价格低廉的非绿色食品。多数居民更多关注的是产品价格，很少考虑产品的安全和环保问题，认识不到保护环境和消费行为之间的联系。与之相反，部分富裕群体走向另一极端，出现了过度消费、高端消费、购买各种奢侈品的攀比消费。这些消费理念上的问题阻碍了绿色消费方式和绿色消费行为的普及与推广。


消费结构失衡，绿色消费支撑力不强


　　目前，国内部分居民呈现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内容不断丰富，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但整体消费结构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绿色消费支撑不足。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大多数居民绿色消费能力仍显薄弱；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居民消费能力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相对较低。因此，东部地区的绿色消费需求旺盛，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三是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由于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绿色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居民对绿色产品的认识水平和使用能力也相对薄弱。因此，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绿色消费需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绿色低碳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随着绿色消费理念的逐渐普及，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但由于绿色产品的供给数量、质量与消费者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绿色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从总量来看，目前我国绿色产品生产规模较小， 截至2021年底，我国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的企业不超过2000家。推行绿色消


费，绿色产品的产出是关键。目前大多数企业面临着绿色产品生产的困境，具体体现在：（1）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对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各环节都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周转资金的匮乏，阻碍企业绿色生产，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提高绿色产品的销售价格，势必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因而降低了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推动力；（2）企业要生产有竞争力的绿色产品，必须增加科技投入，引进企业技术研发、管理人员，提高绿色技术的研发能力。但大多数企业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因而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难度增加，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影响绿色消费的推行；（3）政府对开发绿色产品支持力度不够，难以调动企业绿色生产的积极性，因而生产企业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加入资金和研发投入，改造和更新设备，投入绿色生产运行。


政策措施不完善，市场监管强度不足


　　在政策法规体系方面，目前尚无统一的绿色消费管理办法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对绿色消费产品范围、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的规定不够具体和细化。一些地方出台的促进绿色消费政策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阻碍了绿色消费的快速发展。在政府采购方面，虽然国家已制定《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关于促进绿色采购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但实施效果不太明显， 一些部门采购行为尚未从源头上落实“绿色”理念。在宣传教育方面，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程度，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虽然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和个人积极开展绿色消费宣传教育活动，但由于缺乏对消费者行为的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尚未形成统一的宣传教育体系。


　　在绿色消费监管方面，尚未建立完备的监管体系。在供给方面，绿色产品生产成本高、质量参差不齐、质量保障能力弱、优质绿色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在消费方面，公众环保意识有待提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不够自觉，因此绿色消费市场监管还需加强。


实施绿色消费的对策措施


　　本文从上述绿色消费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绿色消费管理的经验， 提出如下对策和措施。


着力培育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消费理念的培育是一个漫长且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通过媒体、网络等平台大力宣传绿色消费的意义，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绿色消费是一个全新的消费


理念。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宣传中的积极作用，结合我国国情和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及时发布和解读相关政策法规，积极宣传绿色消费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通过培训、讲座等方式，引导公众形成科学合理的消费，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拒绝污染的环保意识和行为方式。


　　企业应组织和开展促销活动，以各种营销手段促销和推广绿色产品，引导民众扩大绿色消费。加强对学生等青少年群体的教育引导，将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融入大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定期举行大型讲座，积极组织开展以绿色消费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际体验使青少年群体认识到绿色消费是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消费观和生活方式。


因地制宜提高国内民众绿色产品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


　　（1）在经济新常态下，人们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是影响绿色产品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有效措施提高广大居民的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其在绿色产品消费中的支付能力。同时，完善税收制度，对居民购买绿色产品进行退税或减免税收，通过税收杠杆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2） 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民众绿色消费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应建立区域间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各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从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入手，提升整体产业竞争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有效提高国内民众绿色消费能力。（3）城乡居民绿色消费不平衡问题， 应分类引导。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能力较强，在其消费支出中，购买的商品多为汽车、住房、通信、交通等，购买绿色产品的人相对较少，因此应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提高城镇居民对绿色消费品的认知和消费意识，推动绿色消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消费品以吃穿住用等基本生活用品为主，因此应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鼓励农村居民购买绿色消费品，促进农村居民绿色消费水平提升。


提高绿色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消费者消费需求


　　企业生产的绿色产品是绿色消费的重要来源。生产企业应加大绿色产品研发投入，建立健全绿色研发体系，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施绿色制造技术改造项目，促进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国家对绿色产品生产企业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一方面，通过信贷、税收等对企业提供支持，使其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和研发；另一方面，增加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对接，


提高绿色产品研发和生产的技术能力，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加强绿色产品标准、认证和标识体系建设，强化质量管理，提升检测能力和水平，加快绿色产品推广与应用。鼓励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使用绿色产品，加快推广电动汽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速度。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对绿色消费的支持和监管力度


　　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合理的绿色标准， 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为绿色消费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健全绿色消费制度，完善绿色消费的财税、金融、价格政策。加大对节能环保产品研发的税收优惠力度，对节能环保产品免征增值税。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对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的投资实行所得税减半征收。


　　实施绿色消费监督和约束，并强化监管力度。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骗取绿色消费经费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依法向社会公开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信息，提高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透明度。强化对绿色产品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的监管，对违规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及将危险废物违规排放、随意倾倒或处置等行为依法查处。


　　完善企事业单位绿色采购政策。政府采购应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优先采购节能环保绿色产品，形成优先采购绿色产品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企业和个人践行绿色消费，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理念，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结语


　　推动绿色消费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绿色消费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人们在消费的同时，要注重绿色，减少浪费，关注环保，让绿色消费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力推动绿色消费，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国有企业投融资转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　　蒋丽峰


　　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适应新时期的市场和经济形势，以便国有企业寻求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局面。国有企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位置，国有企业的发展也是其他企业经营的风向标，为此国有企业的经营压力很大，既想不丧失经济主体位置，还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的经营战略规划。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就是资金的使用过程，不管是企业的生产、销售还是研发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所以国有企业应该注重投融资管理，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不断探索投融资管理新的模式，促进投融资管理的转型，有助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以便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一、国有企业投融资概述


投融资管理的内涵


　　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分为两个内容，一部分是企业的投资管理，另外一部分是融资管理。国有企业的融资管理是在分析市场经济环境、行业发展态势、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资金拥有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预算、预测和决策，采用银行信贷、基金、企业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的过程， 以保证企业在投资和经营的过程中有充足的资金，实现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稳定市场经济，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规范公司的项目运作以及管理，保证投资的资金安全和有效增值，实现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因为国有企业对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并且规范企业投资的流程，确保企业实现科学的投资，最终为国有企业增加经济收益。国有企业投融资包括对内投资、对外投资、对外融资等内容。


国有企业投融资的主要环节


　　第一，国有企业应该有明确的战略发展规划目标，并制定企业发展的短期和长期规划，然后国有企业在分析了外部市场行情以及内部运行情况以后，确定好国有企业短期和长期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数量。第二，国有企业要站在发展的全局，做好投融资的预算管理工作，并且编制各种投融资的计划[1]。第三， 国有企业在不断的剖析，不断的调整投融资方案以后，最终开会审批投融资的方案，并合理的选择好投融资的方式。第四，企业签订投融资的相关合同，并且注重合同内容的履行，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拒绝违规违纪的行为发生。第五，


企业定期的计算投融资的利息，并且支付利息，增加企业的信誉。第六，国有企业也要注重对投融资进行核算，通过核算的数据可以掌握投融资的实际情况， 也为下一步的投融资工作打好基础。


国有企业投融资工作应遵循的原则


　　首先，国有企业投融资工作应该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客观数据的原则，总体上以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要为基础，严格遵从国有企业的统筹安排，确保企业投融资行为合理合法，能够发挥实效。其次，企业投融资工作应该注重全面性和全员性的原则，因为投融资工作涉及到国有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需要企业内部员工提供真实的财务数据信息，并且也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确保国有企业的投融资在全员参与的前提下，可以全面开展，有利于国有企业投融资方案制定的科学化[2]。再次，国有企业投融资应该坚持整体的经济利益出发原则，实现节能。国有企业虽然影响着我国的国民经济，但是也要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发展，为此国有企业开展的投融资工作应该充分利用好政府宏观的便民政策，以及行业的优惠政策等，积极争取低成本的投融资项目，确保国有企业的投融资以以合理、需要、节约为指导，严格控制企业的投融资规模。最后，国有企业投融资应该长短期同步进行，协同发展的原则。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应该是兼顾长远和当前利益的，才能实现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为企业的发展储备更多的资金，实现国有企业投资的效益，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的重要性



　　有利于国有企业合理规划资金使用，避免资金不足现象不管是计划 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国有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应该注重资金的合理分 配和规划使用，提高资金利用率，避免资金浪费以及资金不足的现象，助推国 有企业的稳定发展。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规模很大，企业的项目种类繁多，为此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灵活性，资金管理中常常存在问题。国有企业投融资的管理就是将资金进行统一的管理，为投融资制定健全的管理机制，根据国有企业实际的经营情况和自身的发展状况，确保企业投融资体系的制定具有针对性，帮助解决企业内部资金使用不合理的现象，也防止出现资


金不充足的问题。国有企业对资金的合理规划可以有效控制负债情况，便于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实现稳定性的发展。


　　有利于增加国有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新时期国有企业的经营面临复杂的市场环境，其风险种类也越来越多，国有企业投融资过程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稍有不慎，会让国有企业陷入到经营危机中， 不利于企业的科学发展。国有企业通过对投融资的科学管理，最显著的作用就是提高大家的风险防范意识，改变企业风险意识薄弱的环节。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就是在不断增强企业经济实力的过程，扩展企业的经营规模，但是投融资的风险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加强风险的投融资管理可以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


有利于调整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新时期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高速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国有企业在制定经营目标以及生产发展的过程中都应该谨慎小心，以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实现国有企业稳定健康的发展。国有企业对投融资的管理过程也是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企业通过投融资的规划，协调内部各个矛盾点，并且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及时的调整资源的分配，帮助国有企业解决资源过剩或者资源短缺的问题，为国有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利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动性是企业经济价值的体现。企业投融资的过程就是将资产转变为流动资本的过程，将国有企业当前的存量资产进行科学的转换，以便提高资金的流量，通过投资行为或者融资的渠道等方式进行交易，将企业的资产兑换成货币，既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也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同时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求。新时期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中，对资产流动性的要求更高，企业需要结合当前的经营情况以及资金使用的现状，对资金进行重组，并且降低企业的负债率，确保企业资本在市场的流通，增强企业的发展实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高效发展。


三、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现状


相关的法律政策不健全，对国有企业的约束性小


　　国有企业开展投融资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资金的支持，但是由于投融资是有风险性的特征，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约束，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投


融资顺利。但是目前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过程中缺少法律的约束，存在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宏观政策对国有企业投融资限制不到位，尤其是对投资人和融资人的限制不明确，很容易出现企业资金使用混乱，不清晰的情况。同时对国有企业投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完善，虽然有一定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计划经济时候制定的，不适应新时期的经济形势，虽然现在国有企业想尽办法想要解决投融资工作存在的问题，但是因为投融资管理的滞后性，降低了国有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投融资政策与企业科学发展之间相悖。


投融资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


　　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过程中需要市场环境的大力支持，但是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国有企业尚未形成完善的投融资管理体系，主要是目前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信贷业务，他们普遍认为这种贷款的比较可靠和稳定，但是却没有想过的单一的贷款模式下，一旦贷款出现失误，贷款的金额没有批下来，必然给企业带来融资的风险，也会影响投资规划。而且现阶段国有企业对自身的发展缺少长期的规划，都是注重短期的效益，过度的依赖银行的借贷业务，但是却没有对市场和经济形势作出评估，很容易让国有企业陷入到发展的难题。国有企业投融资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会增加资金融资过程的成本，还会拖延国有企业的项目资金支持，而且企业对自身的经营情况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对项目的投融资情况判断不准确等，会导致企业盲目的开展投融资，增加企业的安全隐患，稍有不慎，让国有企业陷入到资金不足的境地。


国有企业的投融资管理目标不明确


　　国有企业的投融资管理目标设定比较模糊，一般都是注重短期的经济目标， 忽视了国有企业长期的发展规划建设，导致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停滞不前。国有企业在做投融资目标管理的时候，没有对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做科学的分析，直接依据企业当前的资金需求直接设定投融资管理的目标，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投融资管理获取的资金也只能是满足企业短期的经济需要，实现企业当前的发展规划，但对于国有企业长期的发展来说，处于不利状态。同时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目标的设定是在经验主义模式下开展的，企业管理者以及财务人员都缺少有效的沟通，在做投融资管理目标工作的时候，直接是拿来主义的状态，凭借企业员工的经验来开展工作，因为没有客观数据的支撑，很容易出现投融资管理目标脱离企业战略目标，投融资失败的现象[6]。


企业投融资决策体制不科学，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决策体制的科学性会让企业有充足的资金，也关系到企业的内部管理是否科学。国有企业在履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企业管理者对投融资各方面的数据综合分析不到位，而且在选择投融资方式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客观地评估融资的项目，造成国有企业投融资决策体制的不科学。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属于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因为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管理的目标不明确，使得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的开展程序复杂，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投融资最终的结果。


四、新时期背景下国有企业投融资转型存在的问题


对国有企业投融资转型的认识存在偏差


　　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也属于系统的工作，涉及到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国有企业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但是新时期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更多的关注经济元素，对投融资管理的转型工作认识不全面，思想意识差，导致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缺少稳定的工作环境。国有企业管理者对投融资管理工作的忽视，也影响其他部门和人员的参与度， 同时企业对投融资管理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宣传不到位，使得企业内部人员对投融资管理转型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开展投融资管理工作的时候，还是习惯性的经验主义模式，忽视了新时期国有企业内外环境的影响，思想意识淡薄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的整体发展局面。


对投融资市场环境调查不严谨，前景分析不透彻


　　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的主要环节是做好市场的调查和企业发展前景的评判，做好这些基础数据有利于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转型顺利完成，但是目前共有企业在开展投融资管理转型之前因为思想意识淡薄，没有对投融资管理的投资环境、行业发展现状、市场情况、企业内部生产以及管理情况等做充分的调研，对投融资市场环境的调查不严谨，缺少客观数据的支撑，导致国有企业的投融资管理比较盲目，没有从企业实际的情况出发，只是顾及到企业的眼前利益，忽视了长远的规划，会增加国有企业的损失。企业对发展前景分析不透彻， 直接选用投融资的方式，不正确的投融资管理模式，会增加企业投资失败的几率，也会造成企业产能过剩，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


　　企业的投融资结构不合理，缺少健全的投融资管理机制目前国有企 业投融资管理的过程中，投融资结构不合理，


主要是缺少健全的投融资管理机制，投融资管理工作组织机构不完善，相


关工作人员的权责不统一，不能准确的掌握员工工作的职责，导致在开展投融资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很难分析出原因，会增加投融资管理的难度。国有企业存在不合理的融资期限，在做融资结构管理的时候，缺少对负债的分析，一般企业虽然有长期的融资需求，但是却以短期的借款来应对，会增加企业的融资风险，一旦短期借款无力偿还的时候，还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不匹配，会阻碍投融资管理的转型。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流程不规范，在开展投融资管理的时候，经验主义占据主导，投融资的模式选择比较单一，缺少对客观实际的调研，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整体的发展水平[8]。


企业缺少专业的投融资管理人才


　　新时期对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转型的要求更高，企业内部现有的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素质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会降低企业投融资管理的转型速度和质量，不利于企业开展科学的投融资管理转型工作。目前国有企业内部的投融资管理人员都是从财务人员内部选拔出来的，他们具备一定的财务管理知识， 但是对投融资管理方面的知识掌握不扎实，对投融资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了解不透彻，对于投融资管理的转型产生不利影响。企业在招聘专业的投融资人才的时候，更多的关注人员的学习证明，忽视了专业经验的积累，导致企业选拔一批缺少工作经验的员工。国有企业也没有制定完善的投融资管理人员培训方案，缺少对投融资管理人才的培养，培训的方式比较单一化，学习的内容具有局限性，没有结合国有企业实际的需要制定学习计划，所以投融资人员的专业能力弱。


对投融资管理转型的监管不到位


　　国有企业的监管部门工作缺少独立性和严谨性，在开展监管工作的时候， 更多的受到企业管理者思想意识的制约，同时监管工作不全面，一般都是在企业开展投融资管理的过程开始进行监管，这种片面的监管程序，不利于及时的发现国有企业投融资转型存在的问题，也会给企业带来不良的风险因素。国有企业监管部门人员的工作职责不清晰，在开展监管的时候对投融资管理的整体评估不准确，实际工作中习惯性的以以前的数据为依据开展监管工作，对投融资管理转型的新工作流程了解不透彻，为此会降低监管部门的质量和效率，增加国有企业的风险。


五、新时期国有企业投融资转型问题的解决对策


提高国有企业对投融资管理转型的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需要顺应改革的需要， 调整内部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策略，以便适应市场的竞争环境，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面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管理转型问题上，首先企业应该树立投融资管理转型的思想意识，企业管理者带头重视投融资管理转型工作，提高对其的认识，以便为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转型奠定思想基础；然后国有企业加大宣传力度，宣传新时期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转型的重要意义，扩展宣传方式， 宣传的内容要贴近企业日常的工作，还要加强各部门的沟通，鼓励大家积极提高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参与到投融资管理转型工作中，保证投融资管理转型的质量。国有企业为投融资管理转型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明确工作目标，企业的管理者要做出表率作用，重视投融资管理转型工作，确保转型过程顺利完成。


加强对投融资市场前景的分析，做好调研工作


　　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转型势在必行，是符合新时期发展要求的，顺应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为了国有企业能够提高内部管理能力，增加经济效益。所以国有企业在进行投融资管理转型之前，首先要对投融资市场环境做全面的调研， 如行业情况、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市场的供需等都要有数据的支撑，同时在结合国有企业内外环境因素，确保企业可以正确的评判投融资工作。企业还要改掉盲目跟风的行为习惯，依据企业生产的优势，加大对行业生命周期的分析， 以便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兼顾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利益，明确投融资管理转型的目标，保证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轻企业损失的风险，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9]。


健全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机制


　　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转型需要有完善的管理机制，以便约束投融资管理行为，提高投融资管理的科学性。针对目前企业投融资管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国有企业首先应该明确战略管理目标，然后依据战略目标设定投融资管理的工作目标，以便提升管理者的投融资意识，确保投融资管理转型工作能够站在企业发展长远的角度开展，提高其管理能力。国有企业划分好投融资管理的工作职责，做好责任划分，有利于依据企业实际的需要解决目光短浅的问题，还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做出评估和分析，减少企业的损失。企业规范投融资管理的工作流程，在开展投融资之前，做好市场的分析，对需要投融资的项目进行多角度，深入的讨论分析，确保投融资项目的选择可行的，符合国有企业的发展规划要求。国有企业还要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管理，发挥资本市场的正


面效益原则，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实现对国有企业投融资结构的优化。


培养专业的投融资管理人才


　　新时代国有企业的经营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企业的投融资管理也需要迎接市场的挑战，做好市场环境的分析，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确保为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培养工作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队伍。国有企业在招聘投融资管理人员的时候，不仅要关注人员的基本专业能力，更主要是人才的创新思维和工作实践能力，并且在招聘进来以后，国有企业还需要对人才加强管理和提供更多的培训、实践机会，以便发挥人才的价值，为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创新发力。国有企业制定健全的人才培养计划，明确人才学习的方案和培养内容，并且扩展学习和培养的方式，不仅要学习基础的投融资管理相关的知识，还要为员工做好职业规划，采用平衡记分卡的方式确定绩效考核指标，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员工工作凝聚力，为国有企业培养高素质的投融资管理人才服务。


强化投融资管理转型的监管作用


　　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企业投融资管理转型阶段监管部门的工作内容，为此监管部门应该结合投融资管理转型的要求，明确监管工作目标， 还要规范监管工作流程，派专人负责监管工作，对监管工作人员定期开始培训， 确保监管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在开展监管工作的时候保持独立性。国有企业明确监管人员的工作职责，在开展监管的时候要保持全面性，不管是投融资的事前评估，始终的投融资管理，还是事后的总结等监管工作都应该全程的监督，避免出现投资不恰当，融资资金使用混乱的现象，也帮助国有企业规避风险，提高风险的防范能力，促进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的转型。


六、结语


　　新时期背景下国有企业应该持续保持发展主力军的作用，提高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促进企业全面发展。国有企业投融资转型管理是符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的，也是促进国有企业提升竞争力，促进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此国有企业应该结合实际情况，重视分析投融资管理工作的现状，并总结投融资转型过程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解决对策，以便国有企业构建完善的投融资管理机制，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目标。


新形势下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


中共蚌埠市委党校　　黄华松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做好20XX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安全管理。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安徽省蚌埠市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在推动综合交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道路得到快速发展， 机动车、电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多，农村地区人、车、路的矛盾不断凸显，呈现出管理力量薄弱、道路基础条件较差、车辆安全性能较差、群众交通安全意识较差“一弱三差”的困局，交通安全形势严峻，与群众安全舒适出行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升农村交通安全管理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交通基础建设滞后于出行需求


　　道路里程快速增长。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年均增长10多万公里，交通运输部统计2021年底里程达到446万公里。就安徽省蚌埠市而言，蚌埠市农村公路里程总计9866公里，其中，四级公路8691公里， 占总里程的88%，迅速增长的交通体量，给农村交通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


　　道路承载功能错综交织。当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公路工程建 设标准更多定位于机动车通行功能，如2021年实施的《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设计规范》、2021年公布的《低等级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办法》、2019年实施的《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对小交通量农村公路、低等级农村公路的建设维护等进行了标准规范，而对于农村公路尤其是旅游公路具有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旅游功能、经济功能缺乏系统的管理界定。


　　道路基础建设标准较低。当前蚌埠市乡村道路等级偏低、路况较差， 平交路口缺少信号灯等交安设施，临水危险路段缺少防护设施等现象较为普遍， 新建、改建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没有得到严格落实，特别是“村村通”公路虽解决了农村居民“走得了”“走得快”的问题，但道路线形、安全设施未能与道路建设同步，风险隐患“存旧增新”。


农村群众安全意识滞后于社会发展


农村“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传统的道路交通环境，居


民延续多年的出行习惯、交通行为出现了诸多不适应。以蚌埠市为例，农村地区群众特别是老年人普遍缺乏基本的规则意识，安全意识淡薄，交通出行时横穿马路、搭乘货车、农用车、非法营运车辆等现象屡见不鲜，无法做到知危险、会避险；无证驾驶、超速、酒驾醉驾、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多发。


农村事故多发频发影响稳定大局


　　虽然近年来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好中有忧、稳中有危。从蚌埠市交通事故统计情况来看，农村地区交通亡人事故占比居高不下，2020 年农村地区亡人事故起数占比48.2%，2021年占比35.86%，20XX年以来占比56.53%，农村地区一直是事故多发区，较大以上事故占比高。20XX年四川绵阳“1.2”事故、广东韶关“5.16”小客车坝顶坠水事件等有严重影响的群死群伤事故，也是发生在农村地区。“老年人”交通事故特征凸显，农村“老龄化” “空心化”问题严重，出现大量留守老人。2021年蚌埠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中60周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50%，20XX年1—10月份占比高达52.43%。老年人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防范交通事故的能力未能跟上农村道路交通快速发展速度。


二、对策建议


秉持综合治理理念，着力打造农村交通安全治理共同体


　　建立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地方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主要领导定期研究解决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推动将交通设施建设、运维等相关经费纳入市、县、乡镇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保障。


　　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体系。推动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联席会议召集人与路长责任人合并，进一步夯实“路长制”责任，压紧压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方责任，明确细化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职能部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内各自的安全监管职责，定期开展本行业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压实属地安全责任，成员单位间应适时开展联合执法和协同联动等工作， 解决“谁来管”的问题。


　　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度。属地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车辆所属企业应严格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领导责任、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构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联勤、数据共享机制、道路交通死亡事故党政领导到场制度等，将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路长制”考核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和安全生产考核，


传导压力、畅通政令、强化执行，编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理网络， 避免“上热下冷”现象，解决责任体系不健全、执行力逐级衰减的问题。


秉持源头治理理念，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农村交通安全的顽疾


　　劝管结合，推动管理机制再升级。健全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管理机构， 加强“一村一交通辅警”、农村“两站两员”及公路“路长制”、乡村道专管员等管理力量配备，积极推进农村派出所与交警中队融合警务，有效补充农村警力不足、覆盖面不广难题，实现资源共享、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学习借鉴江苏如皋市等地的先进经验，配置农村地区专职交辅警，将交通安全管理触角延伸到村，按照每个乡镇不少于6名专职交辅警的标准进行配置，明确工作责任和考核任务，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交通管理力量缺失的问题。


　　严格管理，推动通行秩序再净化。分类施策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特殊路段通行秩序管理，依托公安检查站、交通安全执法站和临时检查点， 加强路面执法检查，严查酒驾醉驾、货车和拖拉机违法载人、驾驶拼装车报废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早晚高峰、农忙、节假日返乡等特点时段，在日常勤务基础上，升级“错时勤务”，在农村交通通行量较大、混合交通情况严重路段，加强现场交通疏导，强化通行秩序管理。


　　自治为本，推动源头治理再延展。群众自治是农村交通安全治理的重要目标，通过村民议事会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纳入村民自治范畴，依托村规民约的教育惩戒措施，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素养。在村委设置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教中心，并将学习培训的效果与村里的绩效工作进行挂钩，倒逼村民主动参加学习培训，从根本上推进农村源头自治。


秉持创新治理理念，提升农村交通安全现代治理能力水平


　　在试点开展“所队融合”警务的派出所和交警中队，建立综合视频指挥室，推行合成作战模式，打破以往“各自为战”的出警局面，重塑农村地区新的警务模式。


　　持续推进农村地区“亮化”工程、国道、省道平交路口“三个一”（一条线、一块牌、一盏灯）、支路和进出村路口警示降速设置、“坡改平”改造、“三必上”“五必上”等措施。


　　持续加强农村交通安全宣传，突出“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进村入户”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尤其针对老年人群体，通过进村播放电影视频、广播大喇叭、墙体字等滚动宣传交通安全提示语，在有条件的公共场所建立交通


安全园、交通安全宣传体验中心，通过滴灌式、沉浸式宣传切实提升群众交通安全规则意识和防范能力。


　　集中梳理一批问题隐患车辆、高危风险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曝光交通违法典型案例和交通事故责任追究情况，震慑行业企业、警醒从业人员， 教育农村驾驶人和群众遵规守法、文明出行。


以高质量发展促就业 来自四川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一线调研


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


（20XX年6月6日）


前言


　　5月15日，宜宾学院临港校区，校园里人来人往。当天，四川省20XX届高校毕业生宜宾专场招聘会在此举行，省内220余家优质企业带来4400余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今年以来宜宾大学城举办的规格最高、岗位最优的一次校园招聘。


　　火爆的招聘会现场背后，是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总数预计达62.81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的就业形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情况更关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20XX年6月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期间，前往宜宾学院，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殷切寄语即将迈出校园的莘莘学子。


　　牢记总书记嘱托，四川如何切实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了哪些积极探索？今年5月，四川日报全媒体调研组以宜宾学院所在地宜宾市、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示范区的德阳市，以及全川聚集高校最多的成都市为样本，进学校、入机关、走社区、访企业，并结合书面调研、在线问卷等形式，对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开展深入调研。


调研点位


成都市：西华大学、成都市离校未就业大学生见习基地等


　　德阳市：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等宜宾市：宜宾学院、宜宾市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五粮液集团公司等调研时间


（20XX年5月） 调研内容①


大学生就业如何更好破局？ 调研结果


访企拓岗+服务攻坚+完善政策体系进一步扩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空间


进入毕业季，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一楼大厅的展板很“吸


睛”：这里每天都在更新学院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数据。5月10日，调研组在这里看到，截至5月9日，该学院6738名应届毕业生中，已成功签约4973名。“我们（对就业形势）很乐观，但确实来之不易。”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负责人感慨。近年来，受国内国际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就业岗位不足，线下招聘会开展受限 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严峻形势。


　　如何更好破局？调研组在走访中发现，四川在全国率先开展的“高校书记校长联系百家企业”访企拓岗活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21年以来， 学院领导带队走访企业120余家，累计拓展就业岗位7300余个。”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前不久我们到成都双流访企拓岗，又成功开发了15个就业岗位。”宜宾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每次访企拓岗，不仅能争取到一些就业岗位，还能成为校企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契机。在普通毕业生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形势下，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帮扶对象的就业情况，更是备受关注。


　　5月8日中午，宜宾学院智能制造学部应届毕业生吴海琦，冒雨一路小跑奔向图书馆，继续修改他的毕业设计。今年毕业后，他将去深圳一家软件公司工作。


　　找到这份工作殊为不易。吴海琦有先天听力障碍，父亲在他初中时就因病去世。“特别感谢学校，想办法帮我联系了好几家企业，还有老师一对一指导我制作简历。”吴海琦说。


　　吴海琦只是过去一年来全省集中开展的困难毕业生“一人一策”帮扶计划的众多受益者之一。对于困难毕业生，学校、人社等相关部门都会优先联系推荐岗位，确实难以就业的，还提供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


　　对于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全省集中开展了服务攻坚行动，对这类毕业生至少提供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机会。


　　在全省统一攻坚行动基础上，各地还另有创新。在成都，“成都户籍”和“学籍在蓉”的毕业生被分类精准识别，以便后续开展回访摸底、跟踪帮扶服务。德阳依托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全省首家“见习学员之家”，帮助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尽快提升综合素质。调研组多地探访发现，就业政策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扩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空间。


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王祎介绍，去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稳就业十五


条”，通过盘活存量编制扩大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聘）数量、提高国有企业招


工人数、加大政府购买力度等方式，统筹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政策性岗位21.5万个。“四川还有个特色，就是服务前移。”王祎介绍，四川打破了传统的教育、人社部门分别负责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和离校后分段工作模式，人社与教育部门、


高校等环节通力合作，通过送帮扶政策、送就业指导、送招聘信息等系列活动， 扎实推进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内延伸。


调研内容②


大学生就业如何抓早抓细？ 调研结果


高校以巨大勇气优化专业结构在就业指导服务上越来越精细


　　5月10日，“重装之都”德阳，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的“产品研发试制中心”，迎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他们是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东电现场工程师班”的学生。调研组来到这里时，该院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教师伍晓亮和东电集团最年轻的特级技师廖乾东，正联合给学生授课，讲解水轮机活动导叶的生产制造原理。


　　同一天下午，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智能建造实训馆里也很热闹。这里模拟了一个智能化建筑工地的场景，学生正体验和实操着最先进的智能建造技术设备，比如无人机自动巡检、地面整平机器人等，这些都是大型建筑企业工地上正在或即将投入使用的技术设备。


　　调研组走访发现，无论是把专业课开到企业车间里，还是在校内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高职院校都在千方百计让课堂环境更贴近真实工作场景，让学生实实在在掌握职业技能。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推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适销对路”至关重要。


　　调研组了解到，近年来，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大力推动下，各高校探索“就业—招生—培养”联动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招生和就业工作的“风向标”作用，着力专业的布局和结构优化，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


以西华大学为例，从2021年至今，学校一共停招了21个本科专业。 “不再谋求‘大而全’。”西华大学教务处负责人告诉调研组，学校对专


业教育质量开展动态监测，及时调整淘汰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的专业，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度。今年，西华大学新增“增材制造工程”专业，以填补


3D打印人才方面的匮乏。


　　调研发现，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力度调整优化专业结构，适应就业形势的高校不在少数。四川大学不断深化专业“供给侧改革”，控制专业规模， 调减专业数量，提升专业品质；西南财经大学瞄准新兴战略行业需求，率先提出“新财经”理念，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校企联合专业建设评价体系，实施“一年一小调、三年一大调”的专业内部诊断与改进措施优化专业结构谋长远很重要，但应届毕业生求职时的“临门一脚”同样关键。调研发现，各高校在就业指导服务方面也是未雨绸缪、有的放矢。


　　调研组在网上推出的“大学生就业创业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全部4901名受访者中，有73.8%在校期间接受过职业生涯辅导，有48.5%接受过求职技能培训，有56.6%接受过实习岗位推荐。在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平均每40名毕业生就有一名就业指导教师进行精细化指导。“学校从大一开始，就对我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教育，从简历制作、面试技巧到实习前的准备，每节课都让我受益匪浅。”学院20XX届学生胥成强说。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学生宿舍区设立就业政策和招聘专栏，开展就业指导进宿舍活动，建立“教师— 楼长—室长”三级就业信息传达和反馈机制，还倡导已就业学生分享经验，发挥“同辈群体影响”作用。


调研内容③


大学生就业根本出路在哪？ 调研结果


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质量就业


　　近一年来，虽然相关单位和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调研发现，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依然面临诸多难题。


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问题，是各地各高校反映的突出问题之一。


　　调研组本次收回的网络调查问卷中，对“毕业后的选择”这一问题，有32.83% 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读研），5.35%选择考公考编，合计占比近四成。在对离 校未就业学生的问卷中，有38.34%拟参加公招考试，21.28%准备考研，31.2%表 示暂不考虑就业。成都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局20XX年对接服务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中，谋求提升学历的比例达到15.91%，自愿暂不就业的达到


%。


　　“‘慢就业’现象越来越突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所长赵华文介绍，受市场经济和此前疫情影响，部分学生缺乏对专业、行业和自身的研判，盲目向往公务员、事业编等；还有部分学生就业准备不充分，客观上存在逃避心理。


　　在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合理的就业观念方面，许多高校进行了探索努力。在宜宾学院，每名大一新生都会收到一份成长记录手册，帮助他们从进校起就开始合理规划未来的职业生涯，并将32课时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纳入学分考核。在西华大学，各学院针对毕业生重点群体召开“家长会”，与学生及其亲属一起分析就业形势、行业特点等。


　　除了就业观念，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省内一些高校反映， 过去一年来就业岗位数量总体不足和区域、行业不平衡，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直接压力源。怎样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宜宾三江新区的探索或许值得借鉴。3年前设立的三江新区先后招引朵唯、宁德时代、极米光电等多家龙头企业和核心配套企业，经济总量连年保持20%以上增长，3年新增市场主体4.7万家，新增就业岗位20万个以上。


　　宜宾学院的毕业生刘梦，就是三江新区产业发展的受益人之一。随着当地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知识产权成为中小企业主关注的领域。2021年，看准机会的刘梦创办了一家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目前已吸纳12名成员加入， 团队成员全都是宜宾本地高校毕业生。


　　“产业是吸纳就业的基础，就业是产业发展的支撑。”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唐永这样形容产业与就业的关系，“从长远看，只有推动高质量的产业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就业。”唐永认为，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半导体、芯片、高端装备等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潜力巨大，其发展本身会提供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同时，在其带动下的现代服务业更是成为促进就业创业的主要力量。“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逻辑，在调研组前往的其他地方同样得到印证。


　　西华大学是全国在川招生最多的高校，超过70%的毕业生在四川就业。而四川近年来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六大优势产业，都是该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方向。“我们的学生超过80%都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就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一家高端制造企业将在德阳布局，双方正洽谈校企合作办学。“我们的学生就业又将多一个去处。”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态势，这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保障。随着高校教育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就业观念的不断转变，大学生就业长效机制的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一定能找到崭新的人生舞台。


制造型企业成本管理现状问题及优化对策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林君毅


　　制造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然而，近几年来受诸多因素的严重影响，我国制造业在成本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大国地位不断受到挑战，国内制造型企业经历了一轮暴风雨般的考验。为了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交错的复杂环境，我国政府在“六稳”“六保” 的基础上提出了“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思路，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是以扩大国内需求为战略基点，稳定我国经济的整体循环。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对于国内制造型企业来说，就是要苦练“内功”，立足国内市场。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区域产业集群优势，完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优化企业内部成本管控措施，实现制造型企业降本增效，向成本管理要效益。


一、当前制造型企业成本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制造型企业的成本管理普遍存在较为落后的管理观念，成本管理方法缺乏先进化，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对成本管理的都是传统的观念，只注重产品量产后的成本管理，往往忽视产品研发阶段的成本管理。


　　未能良好发挥供应链的协同效应。现有供应商资源池缺乏优胜劣汰，长 期依赖较为单一的供应来源，材料品质不升反降，价格缺乏竞争力。虽然多年来，准时制造一直是先进生产模式的主流方向，但在突然时间来袭之下很快就暴露出它的弱点——对单一供应商过渡依赖。当供应商由于疫情或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不得不中断供应时，如果下游企业不能迅速找到替代供应商，就可能造成生产被迫中断，进而引起交付中断、订单流失；即便能找到临时替代供应商，也往往因为物料紧缺、价格攀升而导致成本高启。


订单不稳定，人力成本控制难


　　度大。受累于各地的局势加剧、供应链中断和通胀压力不断升温，全球制造业景气程度不断下降。根据JPMORGAN/S　　PGLOBAL/ISM/IFPSM联合发布数据显示，20XX年4月份全球制造业采购人经理指数（PMI）连跌两个月，由3月份的52.9 续降至52.2，增速为2020年8月以来最低；4月全球新订单由前值51.4降至50.3， 接近停滞边缘；新出口订单连续两个月收缩，供货延时再次逼近纪录高位。在


所有制造业中，通讯设备等消费电子行业的收缩尤为显著，根据CANALYS发布的最新数据，20XX年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9%，手机出货量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1.08亿部，同比下降27.1%。国际、国内订单的不稳定，给中国制造型企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在订单收缩时，由于产能不饱和导致人工工时效率低下，造成人力成本浪费，很多企业不得不采取减员增效等各种措施以渡过难关；而在订单扩张时，又因为来不及快速招募工人而无法满足交付需求造成订单流失，或临时招募的新工人因技术不熟练造成大量损耗导致成本畸高。非常时期，如何既通过执行严格的内部成本管理措施控制支出和杜绝浪费，又能够在需求恢复时迅速满足生产需要，是摆在所有制造型企业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


产品质量管控不力造成的成本


　　浪费。供应链部门为了控制材料价格，往往过度追求低价辅材，却忽略了低价辅材可能带来工艺上的不稳定，进而造成大量的超损和报废。因为订单减少，企业很可能裁减固定工、增加临时工来压缩成本，却忽略了关键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对临时工又缺乏必要的培训，造成人为操作失误大量增加，生产量率低下，返工、重做又导致损耗增加。试产阶段，客户未能从样品测试中发现质量问题或是疏于反馈，直到大批量生产后才反馈质量问题，造成产品返工、重做、维修成本大幅提升。


存货及应收账款沉淀的隐形资


　　金成本不容忽视。生产计划部门未根据库存商品的消化进度确定原材料的采购进度，一味按照销售预测进行原材料采购和拉料，当客户延迟提货或要求推迟发货时，将导致原材料和产成品双向堆积，应付账款立账时点与应收账款立账时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拉长。采购垫付资金时间越长，资金占用成本越高。以销定产的制造型企业，通常按照客户预测或意向订单进行备料生产，当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客户订单取消或缩减，制造方却无法取消原材料采购订单或只能取消部分采购订单，导致原材料、在制品或库存商品产生呆滞风险，从而使资金沉淀于存货中无法周转，增加资金占用成本。部分制造型企业为了维持稳定的供应链，采用较为激进的应付账款政策；为了争抢客户资源，又采用较为保守的应收账款政策，导致收款周期（从应收立账到收款的时间）大于付款周期（从应付立账到付款的时间），承受较高的资金成本。


企业的成本管理缺乏全员性。


　　许多制造企业成本管理缺乏一定的引导与规划，如果只靠员工自觉管理是无法起到效果。减少废品的产生，车间的节约用电是成本管理，质量提升大大减少返修的时间也是成本管理，仓储对面销售减少错发漏发也是成本管理。这些摆在员工面前的小事全部是成本管理，只有加强引导，发动全员落实到实处， 才可以更好掌握成本管理。


二、优化成本管理对策


　　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建设任重而道远，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树立全新的成本管理理念，健全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相关信息数据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并加大成本控制力度，按照成本控制标准对实际费用实施严格监督，实施相应考核与奖惩，充分发挥出成本管理的应用价值，为制造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建立供应商资源池内部的考核竞争机制，引进新供应商参与竞标。在开发新的供应商资源时，应考虑开发多个规模较小且地理位置较为分散的供应商， 以确保一个地区面临的中断问题不会危及整个供应链，通过分布式采购来规避区域供应链受阻导致的生产中断。在确保主要材料拥有几家主要供应商的前提下，通过项目招标确定最具性价比的供应商，还可以通过持续的季度竞标保证采购价格符合最新的市场价格走势。这样既能保证现有供应链的稳定性，又能促进供应商资源池中不同供应商之间的良性竞争，从而在确保生产、交付正常推进的前提下，获得具有性价比的采购价格，控制材料成本。此外，在与供应商谈定新价格后，应要求供应商对在途物资按照最新价格进行调整，而非继续按照原定价格接收在途物料，确保公司最佳利益。


　　针对当前订单不稳定，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的形势。一方面，应提高制造型企业生产线自动化水平，另一方面，应提高人工工时效率进而控制人力成本。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世界机器人2021工业机器人报告》显示， 目前于中国工厂运作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创纪录的943，000台，同比上年增长21%，但如果按照美国平均一台机器人代替3.3名工人来计算，仅能弥补311万个工作岗位。而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约7594万人， 工业机器人替代占比仅约4%。根据摩根士丹利报告显示，预计到2040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全行业渗透率将达到7%-18%，工业机器人占劳动力市场比例预计将达到8%-21%。未来我国在高端智能制造领域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人工工时效率反映的是每月带来产出的工作时间（标准工时）与当月实际付薪时间（实际工


时）的比率。人工工时效率越高，说明当月有效产出的时间占比高，人工处于高负荷或高效运转状态，反映当月很可能订单量充足；人工工时效率越低，说明当月有效产出的时间占比低，人工处于低负荷或低效运转状态，很可能是因为订单不足且来不及遣散工人造成人工浪费；每月比率差距悬殊，说明订单量极其不稳定，或生产计划部门排班有误，无法保持较为平稳的生产节奏。在当前大部分制造型企业面临订单不稳定或萎缩的情况下，要提高人工工时效率， 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强精益生产管理。首先，定期检查固定工和辅助工比例是否合理，按月分析人工工时效率，判断饱和产能和非饱和产能状态下的最佳人工数量，以此确定最佳固定工浮动水位。其次，定期（按月）更新单位产品标准工时以确保产出时间计算准确，进而确保月人工工时效率计算准确。再其次， 通过比对月人工工时效率和加班工资比例，来判断生产部门在计划、排产方面的管理水平是否需要提高，以及车间是否存在加班不实等管理不善的情况发生。


　　提升研发、工艺水平，优化生产流程管理，减少生产过程浪费。研发、工艺部门要加大产品研发、工艺创新力度，通过研发创新、工艺改良，来提高产品品质，提升良率，降低成本。制定严格的材料标准，不过度追求低价材料， 在确保产品质量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降本增效的研发设计、工艺改善途径。通过确定合理的固定工位控制人力成本，同时在订单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临时工调剂能力，重视对临时工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实行以老带新奖惩责任制，减少因技术不熟练、操作失误带来的返工、重做、超损现象。在合同条款中与客户定明质量判定责任，要求客户在试产阶段充分测试，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尽早改良研发设计、生产工艺，确保量产阶段产品质量。若客户在测试阶段未尽发现问题之责任，或发现问题未及时反馈，造成的损失应由客户承担。


做好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


　　在当前需求收缩、订单不稳定的情况下，尤其要做好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保持存货和应收账款良性周转，做好资金收支配比，严格控制资金成本。生产计划部门应根据库存商品的消化进度确定原材料的采购进度，实行采购提货与销售发货联动管理，使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的立账周期保持配比，减少存货呆滞的风险和资金周转的压力。销售部门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条款中，应严格确定备料生产的提前采购周期，要求客户对提前采购周期内的物料承担消化责任，计划部门则严格按照提前采购周期下单采购，不得随意增加提前采购周期，


除非物料紧缺，经有权决策机构批准方可执行。一旦发生订单取消或缩减，采购部门应立即核实采购物资数量及金额（包含在库及在途），根据最新需求第一时间联系供应商取消或缩减采购订单。财务部门制定的应付账款政策应与应收账款政策保持协同，使付款周期与收款周期尽量同步，平衡资金收支，稳定资金水位，降低资金成本。


四、结论


　　加强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建设迫在眉睫，也是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动力，应对当前全球贸易摩擦、高通胀等因素造成的需求收缩及供应链中断风险， 中国制造型企业必须坚持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己任，既要在“内循环”方面深挖潜力，又要在“降本增效”方面苦练内功，以积极的姿态防范化解风险，以科学的理念武装企业， 以审慎的原则经营决策，确保企业稳健发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捍卫中国制造业大国之地位，为实现“六稳”“六保”和国家“十四五”规划，努力开拓创新，奋发进取。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山东云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马伟国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新技术层出不穷，奠定了整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基础， 造就了诸如：工业4.0、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宏观大战略的兴起。针对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小企业只有进行有效数字化转型、制定切实可以落地的规划，才能为真正实现高水平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基础。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信息技术的变革，更是组织管理架构、业务流程、供应链、制造能力、企业经营管理等全方位变革。但是在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认知、人才、技术、投入成本等方面的诸多难题，部分中小企业“不想转”“不敢转” “不会转”的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落地的主要矛盾。本文描述的场景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做出的论述。


一、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知识


　　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区别。谈到数字化，永远也绕不开信息化这个概念， 很多人分不清“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区别和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化概念，先对这两组概念进行简单解释：通俗地讲信息化是将企业的日常业务流程，通过各种信息系统生成新的信息资源。它可以使企业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清楚地了解“业务现在是什么情况”、“流程进展到哪里”等一切动态业务信息， 从而做出有利于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的决策，合理配置资源，增强企业应变能力， 提高效率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数字化是基于大量的运营数据（信息化系统记录的数据），对企业的运作逻辑（管理经验）进行算法优化，结合人工智能反过来再指导企业日常运营。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化只是数字化的初级阶段，这两者的核心区别是对数据的理解和使用，信息化过程中，数据是副产品，而数字化过程完全是通过大数据和AI等技术分析数据、使用数据的过程。总结起来可以这样理解：信息化是数字化的基础，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升级。信息化的作用是提高效率，优化流程。数字化则是利用信息技术颠覆传统，在虚拟数字空间重构和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信息化，根本谈不上数字化，但是没有颠覆传统模式的信息化，就不算真正的数字化。


　　什么是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利用现代技术和通信手段，改 变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方式。百度百科对数字化转型的解释是：数字化转型


（Digitaltransformation）是建立在数字化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升级（Digitalization）基础上，进一步触及公司核心业务，以新建一种商业模式为目标的高层次转型。数字化转型（Digitaltransformation）是开发数字化技术及支持能力以新建一个富有活力的数字化商业模式。概括起来，下面这段描述“以用户为核心，以数据为驱动，连接内外部资源。”就简明扼要地解答了数字化的核心含义，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因此，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推动企业组织转变业务模式、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等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企业创新改革的重要方向。


　　数字化转型包含哪些方面。基于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不同：在传统行业中，借助数字化手段进行转型升级，无非就是包含：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三个大方面。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角度看，数字化转型还可以包含： 数字化设计、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营销、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管理等。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稳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广大中小企业受到自身资源与能力等条件的制约，在数字化转型中会遭遇一些现实难题，必须想方设法予以破解。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指出，7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12%的企业处于应用践行阶段，达到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仅占9%。这说明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有阻力，进展较慢。造成以上结果，是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部分企业存在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偏差， 造成不想转；一部分企业已经能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对“是否马上行动”持观望态度，这里面大部分中小企业有数字化的理念、有转型意愿，但对于如何分阶段实施没有充分认识和准备，造成不会转；一部分企业考虑到投入产出的关系，迫于资金压力，造成不敢转。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面临的问题。综合分析看，中小企业针对数字 化转型普遍面临如下几个问题：①资金缺乏，着眼局部，忽略整体。


　　数字化转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设备改造、系统运维、人力资源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这些在前期很多都需要一次性投入，对企业现金流有着不小要求。中小企业由于资金有限，加上试错能力弱，因此数字化转型投入的成


本是中小企业转型的最大障碍。由于资金有限，一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往往只盯着企业局部问题，依旧用信息化时代的思维去规划数字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忽视了对企业整体数字化的规划与思考，这样也会陷入对数字化认知的误区。


　　②人才缺乏，基础薄弱。大部分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特别是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懂技术，又要懂管理，人才培养难度较大， 这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就中小企业自身而言，中小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很难招聘到高素质的数字化人才，这些都是制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


　　③对数据安全的担心。数据安全也是大多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顾虑较多的问题。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从“人工”到“数据”的转变，其资产必然会数据化，进而形成数据资产。这些数据资产包括不限于采购数据、研发数据、生产数据、销售数据等，对企业数据安全、信息安全以及商业秘密等的担心， 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④认识不足，目标不清晰。中小企业在评价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时，不能只看转型在降本增效方面带来的直接财务收益，而要全面评价数字化转型在增加业务收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加快交付、改善客户体验与忠诚度、扩大品牌影响等各个方面为企业带来的利润与战略收益。如果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 就会存在明显的转型动力不足。很多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不是特别清晰，导致数字化落地较为迷茫，以至于还没弄清楚数字化转型到底要干什么， 能为企业带来什么，就盲目跟风数字化转型，本来数字化转型是放在企业生存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规划和推进的，可是有的企业把数字化转型交由信息部门来推动，导致转型成了信息系统改造升级的工作，而背离了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意义，这样的转型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的。


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层面已经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了蓝图，在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钢要》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要求，针对这道必答题，摆在中小企业面前的数字化转型就不得不提上议程，针对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产品设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营销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的闭环，通过数字化技术能力去影响带动业务，数字化转型强调的是人、


现实世界、数字世界的互通与联动，在数字世界构建一个三维数字空间，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做信息化，而是结合智能化在业务层面，组织层面的转型，是一把手工程，人和数字化工具都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缺一不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坚持如下基本原则：要因地制宜，不可生搬硬套，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未来发展方向与规划，明确自己的需求，正确评估公司发展战略和与之相匹配数字化转型路径，才能选择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技术、产品、系统等， 避免陷入盲目的数字化“泥潭”。


　　笔者结合自己从事本行业多年的经验，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笔者从参与的“甩图板工程”（如：CAD，CAPP，PLM……）开始到系统的信息化技术应用（ERP，OA，MES，WMS……），再到现在的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落地的实际项目操作经验中，总结了如下经验，希望能对中小企业在规划、选型和落地实践中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领导重视，决策先行。首先，企业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人工智 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上的应用，更是战略层面的变革，需要企业高管，特别是企业一把手的亲自参与，是“一把手工程”。只有“一把手” 才能定夺企业的转型战略，也只有“一把手”才能最有效地推进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组织、文化、管理等的变革。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实施“一把手”负责制，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构建与数字化转型适配的组织架构，制定绩效管理、考核方案和激励机制等配套管理制度，定期组织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一线员工参加数字化培训，深化数字化转型认知，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


　　其次，引导各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形成跨部门数字化转型合力，有条件的企业可探索设立专门的数字化转型部门，在管理、服务层面应用各自业务系统和协同办公平台等，实现财务、办公、人力资源等管理环节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管理精细化水平。在车间生产层面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或者生产过程控制系统MES，仓储系统WMS等过程控制系统推动各环节数据综合集成，通过可视化和智能分析，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决策。


　　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不断迭代，持续改进”的实施方法论。在总体方法论的指导下，具体项目中应遵循“从易到难、由点及面、多方协同、全员参与”的思路。首先，企业一定要让全体员工深刻理解到，数字化转型既是企业发展问题，更是企业生存问题。数字化转型不是企业老板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信息化一个部门的事情，是全员所必须面临和参与的问题。在数字化转


型路上，没有旁观者，只有掉队者。只有上下一致，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共同促进数字化转型，企业才能抓住机遇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其次，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行业特点，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用全新的数字化思维进行数字化转型总体设计，包括商业模式、经营战略、组织管理、人才培养、企业文化、技术手段、实现路径等，然后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再其次，数字化转型不是一个短期上线的实施项目，而是一个持续改进，不断迭代的系统工程。数字化转型也并非想象中那么难，不是推倒之前的投入从零开始， 企业推行的一切有关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相关的业务实践，只要能够有利于企业提质、降本、增效，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企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可以称之为数字化转型。


　　甄选优质供应商，补齐自身数字化人才的短板。中小企业自身很难培养 的数字化专业人才，这就需要企业在选择第三方服务机构（企业）时，要慎之又慎，必须做好对服务机构服务能力和实施水平的考察，如果选择的服务机构仅仅是某一产品的代理商，只是直接将产品销售给客户，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指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仅能提供局部解决方案，再加上企业自己又没有合适的数字化人才，这样的话，数字化转型是很难成功的。因为，数字化转型是个持续优化，不断迭代的过程，需要专业的机构指导才能按规划目标一步步实施，企业不能图便宜，上一套所谓的信息系统产品就算是完成了数字化改造，一定要避免让某些水平欠缺的产品服务商把你带进数字化泥潭，得不偿失，这样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的工信部门已经在探索和牵头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可信服务商、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评价标准体系，创建方便数字化服务商注册认证、中小企业对服务商进行测试验证、沟通咨询与信用评估的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为中小企业提供网络和数据安全技术支持服务的安全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安全风险和安全疑虑。


　　部署轻量化，低代码数字平台是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利器。从现 有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来看，大部分解决方案提供商热衷于面向行业大型企业做数字化升级改造方案，很少有服务商能根据中小微企业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管理、服务等场景，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企业应针对中小企业现状及需求，聚焦中小企业转型痛点难点，研制小型化、轻量化、精准化适合快速部署的数字化产品，围


绕“咨询评估、战略规划、项目实施、优化迭代”全流程提供专业化服务，根据中小企业客户的应用反馈不断提升产品服务水平。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研发推广低代码平台的产品和服务，助力中小企业自行创建、部署、使用和定制数字化应用，提升中小企业二次开发能力和需求响应能力。


　　在投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采用轻量化数字平台是适合中小企业的最佳选择，目前，大部分中小企业已经搭建了部分信息系统，这些数据虽然孤立，但是可以借助已有的信息系统，通过系统接口，用轻量化的生产执行系统MES结合部分数据采集设备和数据采集接口的开发，完成对生产环节的数据抓取和可视化展示，打通数字化生产环节，从而通过轻量化智能仓储系统WMS完成对产品、物料的追溯，有条件的可以上一些AGV设备、立库等，结合对产线部分数字化改造，重点是打通数据流转的通路，这样基本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人、机、料、法、环的问题，把以前ERP系统不能涉及的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打通了，有了数据的可追溯，也为后续开展数字化服务和营销打下了基础。从而初步搭建数字化工厂雏形，为实现智能制造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中小企业根据自身企业战略规划，采用不同的轻量化系统对产品服务创新，业态转变，运营优化等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升价值效益，以达到降本增效，价值提升的目的。


四、结束语


　　中小企业只有结合自身特点，选择与自己企业相匹配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一些投入大、实际性价比不高的数字化模式，例如：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部分业务应用场景以及一些数据可视化方面的投入， 因投入较大，性价比不算高，中小企业根据各自企业考虑的问题和目标不同进行取舍，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宜采用一企一策的模式推进。中小企业资金有限，不能照搬照抄，要明确自己的现阶段需求，把数字化的价值牵引点搞清楚，由需求驱动具体的数字化应用才是最切合实际的。


　　中小企业往往处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中较为低级的一层，在供应链生态体系中，要围绕整个生态合作伙伴的发展，不断壮大自己，提升业务的智能化水平，以实现与合作伙伴生态化价值效益的共享。链主企业以及龙头企业推动的数字化采购、数字生产协同、数据共享等也推动着中小企业融入数字化生态， 从而逐步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向真正的数字化工厂迈进。


　　中小企业面对数字经济大潮，一定要在技术创新应用、管理模式优化、体系变革中做好准备，把握住历史机遇，推进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工厂，实现智能制造，从而收获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