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篇）20XX年6月经济类文稿汇编
“数实融合”推动制造业提速换挡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造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正站在关键路口。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加快演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不仅深刻改变产业形态边界和企业组织形式，也在重塑制造业要素禀赋格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下，我国制造业亟待升级迭代，加速构建形成现代化的制造业体系。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要看到，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业大而不强、宽而不深，重点产供链存在“卡点”“堵点”，企业竞争实力有待提升，产业生态有待优化。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强化创新驱动、提升产供链竞争力、实现安全可靠增强韧性，是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总体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要求，也是制造业实现提速换挡、提质增效绕不过去的一道“槛”。
当前，我国制造业处于“爬坡过坎”“将强未强”的关键时期，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要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主动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加快推进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建设，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
聚集产业、企业和生态三方面关键领域，重在提升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在产业发展布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是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基础。要推动制造业体系优化升级，改造优化传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打造结构合理、协调发展、动能持续的制造业体系。在企业发展方面，企业是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主体，企业强，产业才能强。要瞄准世界500强，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大力支持发展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具有产供链掌控力和生态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力争在细分领域涌现更多“隐形冠军”；支持大中小企业强化产供链合作，实现融通发展新格局。在生态发展方面，产业生态是构建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土壤”。要对标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布局推进重点产业集群建设，推动更多资源向制造业聚集、更多政策向制造业倾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营造制造业稳定发展的环境；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体系，优化制造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强化产业合作交流，积极参与经贸新规则制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聚集创新、安全和融合三方面核心要求，才能有效提升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创新是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本要求。要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基础研究，力争实现更多“0”到“1”的突破，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目标导向，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完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供更多关键共性技术；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安全是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本方向。要补齐短板，围绕集成电路等卡脖子领域，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联合攻关，尽快实现产业化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要着力锻造长板，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通信设备等领域打造一批“杀手锏”产品，丰富我国战略竞争工具；要夯实基础，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夯实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融合是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根本路径。要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推动制造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努力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推动数字产业化，做强做大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强化研发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通过研发设计提升制造业产品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品牌化发展水平。
把握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各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制造业发展也呈现出新的转型升级趋势。
产业发展趋势明显
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都要求制造业加快向技术水平、生产效率、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领域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加速向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知识化。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科技持续创新以及生产活动的技术、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产业结构看，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的比重不断提高；从产业链构成看，知识密集型产业链环节的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的产品架构、生产过程复杂，知识密集型特征尤其显著。在全球产业分工高度深化时期，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制造业的知识化在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不断有新技术涌现，其中不乏颠覆性技术和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通用目的技术，这不仅会进一步推动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出现并快速发展，而且将使既有产业部门的知识密集度进一步提高。后发国家制造业的知识化具有更大提升空间。
数智化。数字技术是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蕴含着巨大的赋能力量，正在向数字经济之外的国民经济行业扩散、融合，使各个行业在创新能力、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产品质量、环境友好程度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化已经成为各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是基础性的数字技术，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智能制造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即制造业的机器设备、生产系统拥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能力。制造业的数智化转型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而且体现于企业内部的全领域、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处的全商业生态。
低碳化。在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产业的碳排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低碳竞争力已经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低碳化发展，一方面对制造业形成更大约束，另一方面也为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对此，各个制造业部门需要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从而减少碳排放。同时，制造业还需要为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
服务化。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再加工，向社会提供各种物质产品。随着制造业产品架构日趋复杂，用户需求也趋于多元化、个性化，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基于制造产品的能力积累，向用户提供增值服务。制造业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从一次性获得产品销售收入转向持续性获得服务收入。
提升关键方面能力
我国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技术水平与世界制造强国相比仍存在差距。我们既要抓紧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又要积极适应世界制造业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的趋势转型升级，着力增强以下几方面能力。
一是基于综合成本优势的制造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依托丰富的劳动年龄人口、较低的工资水平，形成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但近年来，制造业的传统优势逐步减弱。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不仅取决于工资、土地等要素价格，良好的基础设施、细致的产业分工、完善的产业配套、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限制了其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最终产品价格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拥有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产品服务等方面仍具有较低成本，因而在中高端产品中的价格优势依然非常明显。因此，我国制造业应尽可能保持劳动密集型环节和产品的价格优势，同时形成更加综合的、体现在中高技术产品上的成本优势。
二是基于产业生态的产业链掌控能力。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在全球生产格局中的地位。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各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原则由原来的效率优先转变为效率与安全并重，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产业链掌控力源于本国重要产业以及这些产业所处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水平，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生产企业、上下游供应商和服务商、研发机构、生产性服务企业等构成了一国的产业生态。在这方面，我国制造业需要补足重要产业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短板，通过提升产业自主可控水平、完善产业生态来保障产业链畅通和制造业稳定健康发展。
三是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引领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成熟、应用、扩散，进而催生新产业新产品。在这些前沿技术及其所形成的新兴产业领域，世界各国处于相似的起跑线上，在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产业化实践等方面都面临高度不确定性，这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机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能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抢占今后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可以通过在新赛道和重要产业链上建立领先优势来增强产业链安全。因此，我国制造业需要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提升对新兴产业的引领能力。
四是基于关键要素的价值获取能力。生产要素是任何一个产业最上游的竞争条件。初级生产要素是先天得来或只需要少量投资就能获得的，供给一般非常丰富，因而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要投入的企业，其溢价能力较弱，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取具有较高门槛，需要经过持续投资、开发而获得，能够提供充裕的高级生产要素的国家以及掌握高级生产要素的企业比较有限，因而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要投入的企业，其溢价能力很强，增加值率和利润率较高。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需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产业发展要从以初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以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不断深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及相关领域数据的生产、传输、储存、交易、加工、利用，通过对数据要素的开发和掌控，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价值链掌控力和价值获取能力。
瞄准重点领域发力
我国制造业升级需多头并进，兼顾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强做优以及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积极应对生产成本上涨，既要抓住数字技术不断成熟且向制造业扩散应用的机会，加快机器人化生产装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与环节的应用，又要根据我国地区间要素禀赋异质性大的特点，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从东部地区向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尽可能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成本竞争力。同时，通过改进产品设计、优化生产工艺、加强营销传播，生产和销售质量更优、品牌影响更大的中高端产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优化工艺流程，调整能源结构，协同推动绿色化数字化转型。
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强做优。高技术产业增速快于制造业平均水平，在我国制造业结构中的比重呈不断提高趋势，但在技术水平和结构上依然存在短板。对此，要扩大中间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加大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的投入，向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中间产品领域攀升；提高终端产品的技术水平，全面增强终端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方面能力，全方位提升产品性能；增强复杂产品的集成能力，提高产品架构的开发设计能力，增强对全球供应链中原材料、零部件等供应商的吸引力，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用好超大规模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优势，推动技术突破和迭代升级，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中市场前景好、增长速度快的细分市场做大规模、提升水平。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应综合技术发展阶段和应用前景进行研判，选择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景巨大、具有基础性影响的领域进行前瞻布局，通过在研发投入、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支持，加快技术突破，推动未来产业的形成及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化。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竞争力吸引力
努力解决一些影响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与信心的深层问题，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竞争力吸引力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形势的持续好转，我国经济也呈现出稳定恢复的良好态势。尽管经济恢复还不平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只要年内不再发生比较严重的疫情反复或其他大的冲击的话，今年增速达到5%以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XX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我认为这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抓到了短期经济稳定恢复和中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只有市场主体预期趋稳，信心增强，各项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基础，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才能达成纲举目张的效果。
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问题，不仅是影响当前经济稳定恢复的最重要因素，更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改善和提升。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要真正有效稳定预期和提升信心，除了中央已经部署的各项促消费、扩投资等短期政策举措之外，还要努力解决一些影响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与信心的深层问题，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重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直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要求，二十大报告不仅继续明确了这三项要求，而且提出要按照这三项要求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对此做了强调。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是应有之义。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营商环境市场化的过程。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一直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客观上计划、行政力量增强而市场力量削弱，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市场主体信心的增强，最终也会损害发展的后劲。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总体来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存在的问题依然较多，改善的空间依然较大。
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产业布局剧烈调整、各国产业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外资企业投资下滑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去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可是分类来看，内资企业投资增长5.5%，港澳台资企业投资增长0.2%，而外资企业投资是下降4.7%。这种情况说明，提高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不仅具有重要性，也具有紧迫性。
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问题是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走深走实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策的稳定性问题。越是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时期，越需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稳定企业预期与信心。无论多好的政策，要想取得好的实施效果，都不仅需要好的方向、原则、内容，而且需要把握好出台的时机、节奏，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时效度”问题。强调政策稳定性不是否定政策调整优化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政策调整要尽量避免“急转弯”和“翻烧饼”。
二是政策的系统性和综合影响需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既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也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些要求针对的都是这个问题。
三是政策要与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相适应，要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简单化地搞“一刀切”。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虽然发展成就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但毕竟产业技术水平层次不齐，区域发展差距很大，既有非常先进的产业，也有十分传统的产业，有些甚至还是手工作坊。在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就业压力之下，尽管我们要为推进产业升级付出百倍努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技术层次的产业并存发展可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更加注重企业发展宏观环境和舆论环境的改进
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企业越来越关注宏观问题。因此，不论是短期促进经济稳定恢复向好，还是夯实长期高质量发展基础，都不仅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支持救助政策，更需要大力改进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环境对企业预期和信心的影响。近年来，尽管我国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一方面，一些与中央大政方针不相符的言论不时出现，而且得不到及时和权威的反驳与澄清，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今后一方面，对于那些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不正确言论，有关部门一经发现，要及时予以批驳和澄清，决不能听之任之，默许纵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另一方面，重要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充分酝酿，权衡利弊，而且一旦出台，就需要尽快公布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充分解读，以避免被误读误解，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机遇风险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最好的应对政策，还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不断优化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吸引力。无论是从供给侧来看，还是从需求侧来讲，我国都具有显著而独特的优势条件，只要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大的吸引力，就一定能够形成更强的发展优势，不仅能够抓住机遇，也能够化危为机，获得更好的发展。
多管齐下加力新基建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已累计建成5G基站超273万个，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县城城区，5G移动电话用户达6.34亿户，千兆接入用户突破亿级规模。随着4年前5G商用牌照的正式发放，如今5G应用已融入超六成国民经济大类，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以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应用手段的新型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有利于筑牢数实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现实意义。推动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也是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重要基础保障。这不仅为实体经济的拓展升级构筑了坚实可靠的平台，也为新技术迭代、新产业发展和新业态涌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应用场景和空间。多年来，得益于超前布局和统筹推进，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新基建平台，激发了相互连接的10亿多人的消费生产潜力，驱动了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打造了坚实的算力底座，夯实了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对更加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需求愈加强烈。对此，我国加快发展5G、6G等技术应用，推进千兆光网“追光行动”、中小城市云网强基建设、移动物联网高质量发展行动，升级改造信息基础设施。在增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的基础上，加速布局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重大工程，力争用更领先的网络连接百亿设备、千亿物品、数十万公里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拓展产业数字化的巨大空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发展，尤其是数据、算力、算法的开发。原因在于，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和全社会创造力需要具备多样完备的科技研发和试验的数据中心、算力设施和训练大模型。近年来，我国布局建设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0多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600多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一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打造多样化的5G创新应用场景，现已初步建成体系较为完备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引发创新基础设施变革，数据、算力、模型将成为开展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的工具。未来，将会有更多科研机构和科创企业深入开展云网融合、算力网络、确定性网络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先进计算、算网融合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推动更多相关应用创新场景落地，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工程试验的效率和效能。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发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尤其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推动相关国家的经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已逐步在信息、融合、创新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增强了高质量供给能力，推动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对外输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加快培育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出口能力，能有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实走深，帮助沿线国家建设以现代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数字经济体系，增强其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接下来，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要重视新型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软联通”，又要不断提升新型基础设施的出口能力。
发展高端制造业也不能忽视一般制造业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调整，从2011年的32.06%回落至20XX年的27.7%。制造业比重回落，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研究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制造业依然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保持制造业稳定、避免过快去工业化，对于促进经济供需良性循环以及参与国际竞争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就此话题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提升，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没有发展空间
回顾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我国产业结构逐渐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引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下降，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的相对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已经结束？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新增就业和新增GDP来自于哪些行业。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国内消费市场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服务业占GDP比重、吸纳就业的比重也随之上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国似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没有空间了。
首先，影响制造业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成本问题。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部分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但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税费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成本等等其他重要成本依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并不能认为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已经消失了，未来在制造业降成本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
其次，制造业领域中的闲置资产和资本仍有盘活空间。随着近年来部分地区的制造业外迁或外流，其原有的生产基础设施，包括水电气供给、厂房等出现大量闲置，成为了沉没成本。但这部分闲置的生产要素仍可被用于其他行业的生产过程，需要建立资源再循环、再利用的思维，积极盘活闲置资产也有助于降低社会再投资的成本。
从当前已出台的制造业企业扶持优惠政策来看，涉及产业技术创新等方面较多，但对于重组制造业闲置产能方面仍有空间。如前所述，当前我国部分地区拥有大量传统制造业迁移后留下的闲置产能，但与此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为拉动GDP增长，又新建了大量与传统工业园区功能较为相近的工业园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于社会资源运用的考量十分重要，不能仅由政府这一单一主体完成，而是应该对整个社会资源统筹规划。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只要高端、不要低端
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仍在30%左右，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陷入低潮以及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产业链外迁的压力，同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短板也有所凸显。
在全球政经格局加速演变的当下，发展高端制造业对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补短板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强调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也要重视一般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成本，还在于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从中端到高端，从通用产品到定制产品，我们的产能都能覆盖，而一般制造业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础，没有千千万万的一般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竞争与创新，也就不能从中涌现出具有比较优势和创新特征的领军企业与新型业态。
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企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对于实现充分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带动服务业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对制造业给予更大的关注，坚持底线思维。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外需环境严峻复杂、内部需求较为疲弱，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仍较大，加大对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企业政策支持力度，如适当加大政府补贴力度等，对于保持制造业企业稳健经营仍十分必要。
促进制造业发展需要多举齐下，尤其需要重视发挥企业家作用
除加大制造业政策补贴力度、鼓励制造业闲置产能重组等相关措施之外，还需要支持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化金融服务制造业模式。保持一般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在于“发展”，需要逐渐的迭代升级。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物联网、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能力较强，应当抓住机遇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处于中下游且不具备资金优势的制造业企业，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如提高供应链金融领域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制造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企业的发展，需加大力度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制造业领域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已达90%以上，同时民营企业也是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此外大型民营企业是我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但在总需求不足、企业利润下滑、社会思潮变异等因素影响下，企业家信心低迷、民间投资持续位于低位，部分企业家出现“躺平”心态。提振企业家信心、增加企业家投资扩产意愿刻不容缓。一方面，要研究和出台长期制度性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短期要采取一些举措提振企业家信心、提升民间投资。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的背后是企业家的作用，要对民营企业领域和企业家信心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近年来，我国引资规模不断创历史新高，主要来源地投资普遍增长，引资结构持续优化，大项目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但同时也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加大、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等挑战。外资看好中国、投资中国，显示了中国市场的超强韧性和巨大吸引力。围绕吸引和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切实发力，以高水平制度供给促高水平开放，与世界共享中国超大市场发展成果与潜力，是当前外资领域的重点关切。
中国依然是全球投资热土
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明显增长。进入21世纪，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波动较大，2007年达到阶段性峰值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下降；2015年、2016年因发达经济体跨境并购激增带来全球反弹，之后进入收缩阶段，并于2020年降至1万亿美元线下，2021年复苏回升。在此期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呈稳中有升态势。回望国内，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已踏上国际引资快车道，并在全球跨境投资低迷之际仍保持较快增速和稳中有升的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91年是试点探索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1979年8万美元增至1991年43.7亿美元。1992年至2000年是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110.1亿美元迅速升至407.1亿美元，年均增长17.8%。2001年至2011年是高层次开放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468.8亿美元跃升至1239.9亿美元，年均增长10.2%。2012年开始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从1117.2亿美元增至20XX年的1891.3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长5.4%。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开放水平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受到外资青睐，吸引和利用外资逐渐形成新优势。以美元计，高技术产业吸收外商投资占比从2012年的14.1%上升到20XX年的36.1%。
联合国贸发会议调查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贸促会发布《20XX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指出，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今年在华投资利润率将持平或有所增加，超九成受访企业预计未来5年在华投资利润持平或有所增加。中国依然是全球投资热土，从引资规模来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而我国吸收外资逆势增长，全球占比达15.5%。20XX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891.3亿美元，与疫情前2019年相比增长36.9%，明显高于同期日本、韩国增幅。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20XX年1月至4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94.6亿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时，新设外资企业较快增长。20XX年一季度，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同比增长25.5%。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XX年1月至4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和进口的降幅均逐渐减小，呈反弹向好态势。
对华投资增幅较大的来源地有韩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20XX年对华投资分别增长64.2%、52.9%、40.7%、16.1%。主要来源地对我国市场的认可度不断提升，投资不断增长，20XX年1月至3月，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士、韩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635.5%、60.8%、680.3%、179.7%、47.7%、47.4%和36.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27.8%。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香港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的支持作用日益突出。据测算，2013年至2021年，我国实际利用中国香港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比重从62.4%上升至75.9%，实际利用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分别从6.0%、2.6%、2.4%下降至2.3%、2.3%、1.4%。
保持吸引外资“增量提质”态势
积极利用外资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我国仍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外资呈现“增量提质”态势。
引资结构持续优化。2015年至2021年，第一、第二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从1.2%、34.5%降至0.3%、23.4%，第三产业占比从64.3%增至76.3%。具体来看，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从29.2%、21.4%、17.9%降至18.6%、13.0%、6.6%，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从7.4%、3.3%、2.8%升至18.3%、12.6%、11.1%。引资结构优化既与我国产业升级趋势相吻合，也是宏观调控、外资引导、营商环境优化等因素综合发力的结果。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更多外资在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加速布局，以谋求更高回报。
高技术产业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引擎”。随着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和创新生态完善，中国研发及生产、全球规模化运用的突出优势，能够为外资带来更高回报。同时，吸引和利用外资也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带来更多资金、技术、全球网络等要素资源，形成全球更优配置，两者相得益彰、互促共进。20XX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449.5亿元，占全国比重为36.1%，较上年提升7.1个百分点，带动吸收外资质量进一步提升。20XX年1月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2.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7.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6%。另外，制造业外资流入较快，20XX年1月至4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300.5亿元，增长4.1%。吸引外资重点行业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一致。
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增大。随着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推向纵深，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招商引资力度加大，产业发展和配套能力增强，外资对中西部地区的青睐程度逐渐提升。同时，信息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削减了中西部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创新链的区位劣势与成本，为其吸引外资提供了更多机遇。2021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比重为84.4%，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同期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提升0.2个百分点。另外，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速较快，比东部地区高6.8个百分点。其中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从1.7%、1.1%、0.9%、0.3%增至1.9%、1.4%、1.3%、0.6%。20XX年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4.7%、21.9%和14.1%。具体来看，东部省份中，江苏引进外资近2000亿元，广东、上海、山东、浙江、北京引资规模均超1亿元。中西部省份中，山西、河南、广西、湖南、陕西分别增长229.6%、119.8%、49.1%、41.3%和33.6%。20XX年1月至4月，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河北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增速居全国前五位，除河北外，均为中西部省份。
外资大项目带动作用显著增强。2019年至2021年，新设或增资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数量从834个增至1177个。20XX年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每项491.3万美元，较2019年扩大45.4%。20XX年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实到外资6534.7亿元，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的53%；20XX年1月至3月，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实到外资2232.8亿元，增长10.4%。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新签约外资项目300多个，涉及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化工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外资大项目签约落地，不仅为稳外资提供了重要支撑，提振了全球资本向中国投资的信心，对地方经济发展、产业上下游配套延伸、稳定就业也产生积极带动作用，在技术外溢、资源共享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
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日益凸显。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度提升。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99%升至1.05%，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从2.31%增至2.87%。同时，我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高，仍有较大引资空间。二是跨国并购方式更为活跃，有利于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升级。2000年外资并购中国企业金额为22.5亿美元，仅占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5%。2019年，外资在华并购金额350亿美元，占比上升至25.3%。三是外商投资企业促进了外贸转型升级。20XX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进料加工贸易下降3.5%，一般贸易、出料加工贸易、租赁贸易分别增长5.5%、160.2%、103.5%。四是开放高地吸引外资的示范带动作用突出。20XX年21家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2225.2亿元，占全国的18.1%，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863.4亿元，同比增长53.2%；230家国家级经开区吸收外资2596.4亿元，占比21.1%。
经济长期向好是稳外资压舱石
吸引和利用外资“增量提质”良好局面来之不易，成绩的取得，源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稳定的社会大局、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等综合优势。
经济增长实力是外资稳存量的压舱石。外商投资反映的是中长期投资意愿，因此一国经济发展前景对吸引外资有着重要影响。2020年、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20XX年突破120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领先。在外需低迷、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基本面长期向好，筑牢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坚实基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领域，20XX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237亿元，同比增长46.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8.3%。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善，门类齐全，产能居全球首位，为留下优质存量外资提供了“蓄水池”。随着制造业升级和创新能力增强，将涌现更多增长点，提升投资回报率，吸引外资继续加大布局力度。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是外资扩增量的“千斤顶”。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超大市场容量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方面，传统的汽车、家居、餐饮、旅游、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等领域在扩消费、引外资方面有着重要吸纳作用和广泛市场需求。以汽车为例，20XX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02.1万辆、2686.4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3.4%、2.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增长96.9%、93.4%。同期，汽车制造业引资大幅增长263.8%。庞大的内需市场、消费增速与外资提能级之间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市场新需求不断涌现，直播电商和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为外资扩增量提供了基础。20XX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引资增幅分别为35%和26.4%。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入实施，信息服务、数字技术、文化创意、跨境电商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或服务业的高端环节均有较强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需求。
高水平开放是外资提质量的加速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外商投资环境更加优化，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全面取消审批制和备案制，改为信息报告制。从开放领域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共经过7次修订，特别管理措施从第一版的190条缩减至2021年版全国清单31条、自贸试验区清单27条，制造业限制措施在自贸试验区“清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XX年版）》等政策出台，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和集聚作用越来越强。20XX年，我国汽车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医药制造领域引资分别增长263.8%、56.8%和57.9%；高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引资比重为26.5%，比2012年提升16.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占制造业引资比重为36.7%，比2012年提升17.6个百分点，外资提质量与高水平开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同频共振。同时，我国积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项自贸协定。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吸引优质外资进入更多开放领域。
吸引外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吸引和利用外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跨境投资动能不足。联合国《20XX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增长2.3%，仍在低位徘徊。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预计20XX年全球跨国投资面临下行压力。外需不足、通货膨胀高企、主要经济体加息、市场信心低迷、跨境投资疲软、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交织，叠加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的外溢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因素，跨境资本对华投资意愿或受到负面影响。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国际引资“逐底竞争”激烈。受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趋势明显，打乱了投资的节奏与布局。美国、日本等国家出台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印度、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出台电子、医疗或纺织服装等领域的投资优惠政策，涵盖产业补贴、所得税减免等多项内容。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意愿和投资布局，国际引资“逐底竞争”增加了稳外资难度。
部分体制机制障碍仍存，外资营商环境需进一步优化。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市场准入限制、监管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公正执法等方面仍是优化外资营商环境的关切重点。目前，已累计推动500多份文件“立改废”，充分保障了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待遇。但在各部门信息共享、外商企业优惠待遇落实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推进外资利用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新趋势，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的水平，让我国成为更富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需求，稳规模、优结构。聚焦科技创新和高新产业领域，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物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顺应国内消费提速需求，抓住扩大消费市场契机，提升新零售、快速消费品、医疗、教育等领域优质外资规模。提升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平台载体外商投资和再投资规模。积极开展产业链融资，推进落实“一链一方案”和产业链“链长制”，招引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引领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外商投资“链主”企业。出台更大力度优惠政策，除实施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及促进制造业引资、支持外资设立研发中心等专项政策外，对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也要进一步研究制定专项政策，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进入。
切实打通双循环难点堵点，稳预期、提信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外商投资法执行细则和规范落地。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外商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建立健全各级跨部门投诉协调机制，提高外资企业投诉处理工作水平。注重引资引智并举，出台吸引和留住海内外高端人才的相关激励政策，营造便利化人才创新创业和居留环境。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针对重点领域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进一步优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提供一流服务保障，继续发挥外贸外资协调机制及重大外资项目专班机制作用，为外资企业从对接洽谈、项目签约、项目开工到竣工投产提供全过程服务。释放稳定预期信号，构建长期合作的外商投资制度环境。营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政企对话，进一步提升外商对华投资信心。
主动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扩准入、补短板。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的压力测试和制度创新作用。创新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着重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研究探索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规则制定，稳妥推进金融、数字经济、其他现代服务业等前沿领域的对外开放。坚持“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做好外资安全审查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外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及时关注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的外资变化动态。积极拓展外资来源地，实现引资多元化和引资主体多样化，降低引资风险。
毫不松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前发布的20XX年度《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XX年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需重点关注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民营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流动性风险。近些年来，我国将防范风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配合宏观跨周期调节政策，在不断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服务能力的同时，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取得了良好成效。
具体来讲，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坚持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双重发力，货币政策着眼跨周期调节；财政政策着眼提振市场信心加力提效，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的基础上，坚持落实减税降费，多种举措形成政策合力，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不过，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外部扰动增加与内生动力不强双重因素带来的影响，经济运行好转仍然处于恢复性调整阶段，金融风险防范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从内部来看，目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内需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且以房地产、地方债及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集聚方向的金融市场风险正加速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对此，必须在保持经济发展不失速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以更前瞻的思维，更好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赢得更多主动权。
客观上看，金融风险实际上是对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发展失衡、金融企业治理不足、金融体制改革不完善等问题的集中反映，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在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以保增长、谋发展为目标，具体来看，可从多个方面筑牢金融安全底线。
在政策层面，聚焦拉动实体经济的目标，加强跨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能精确性，定向支持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财政政策持续加力提效，通过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企业减税降费工作，尤其是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及经营运营成本，持续减轻民营企业负担。要坚定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特困行业的支持，调整民营经济战略定位，保障民营企业社会身份地位的公正性，并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建立助企纾困常态化机制，鼓励社会力量以市场化手段参与民间投资，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在行业层面，关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稳妥化解风险。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对平台企业加强“梯次监管”，在进口端建立一个“防火墙”，尽早发现风险点，在出口端及时清理不良竞争、风险较大的企业，做好动态监管和及时纠偏工作。发挥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功能，推动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支持市场化整合，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此外，还要加强新技术手段运用，完善金融安全“梯次监管”网络。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完善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健全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和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建立全国性的金融监管平台，完善对各类相关公共数据、准公共数据及相关产品的监管，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面协调联动的动态监管体系，及时扫清风险因素。进一步设立金融科技监管大数据平台，进行智能化数据集成与交叉分析，设立风险早期预警防范机制。
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助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培育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将为“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助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对外部市场的有效利用，立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内在优势，我国牢牢把握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战略机遇，出口贸易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1979年至2012年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我国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2017年至2021年连续五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我国出口面对的外部需求增速放缓；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出现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的情况，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国家统计局20XX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速放缓，年均增长率为5.9%。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由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提升成为必然，这就需要一方面坚持对内深化改革，抓紧促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攀升，培育国际贸易新优势；另一方面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其中，提高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主动参与制定服务贸易规则、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全面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尤为重要，这些也是当前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意味着，要与更多经济体开展贸易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合作，以关税减让、通关便利化、国民待遇等规则推动双边或区域实现贸易的自由畅通和双向投资的便利化，以消除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挖掘经贸合作潜力。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仅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动向和新挑战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自身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助于构筑起立足周边以及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平台，使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主要路径
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需要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这些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我国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我国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以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窗口，依托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及其强大的消费潜能，吸引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和高质量外资充分流入。与此同时，内部创新和学习引进并举，加快培育内部市场新优势，鼓励企业积极向全球价值链顶端攀升，倡导企业间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逐步将传统“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转变为“优进优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提升对外贸易质量中具有重要作用。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求加快建立服务贸易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快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此过程中，拓展服务贸易合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对外贸易发展质量。
三是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海量的数字生产要素会凭借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我国数字贸易中重要的要素禀赋，进而拓展数字贸易的网络范围、丰富交易种类。加快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能力，帮助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形成新的优势、占据更多份额、获取更高收益。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会刺激商业模式和商业组织创新，不少业态将会因为数字技术创新或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而消失，但同时也会催生出更多的贸易新业态。因此，伴随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大力培育和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中国绿色发展的财税制度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面对复杂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财税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源结构调整优化、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和绿色消费模式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应积极构建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现代财税制度，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我国绿色财税制度的内在要求与主要功能
绿色发展导向是我国财税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与根本遵循。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制度建设需贯彻国家战略和凸显政策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步伐，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经济社会走上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轨道。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财税制度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锚定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目标，从事权划分、税种设计、支出安排到预算管理都全面体现绿色化导向，协同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法治手段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财税制度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本手段。20XX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8.1%，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4.1%。美丽中国建设迈出的重大步伐，离不开绿色财税制度的引导和推动。首先，绿色税收制度为绿水青山拉好防护网。目前我国已形成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以资源税为重点，以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为辅助，以环保税收优惠为补充的绿色税收制度。多税共治、多策并举，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不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其次，绿色财政支出为绿水青山搭建保护伞。不断加大节能环保领域财政支出力度，包括绿色技术研发补贴和清洁能源设备补助等；创设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健全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和方式的绿色化变革，在推动生态修复治理、资源节约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绿色预算为绿水青山筑牢安全屏障。2007年起，我国财政预算科目中单列环境保护支出项目，后续又不断增减并调整优化，环保支出科目向独立、稳定、系统、完整方向发展，为政府行使环境事权、履行绿色发展职能提供了财政资金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结合我国绿色发展目标，仍需继续深化绿色财税制度改革，积极突破制约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从继续深化绿色税制体系、绿色财政支出制度和绿色预算制度建设“三点发力”，牵引带动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持续完善绿色税制体系，建立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适时扩围调率是优化绿色税制的关键。环境保护税是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是由排污费“税负平移”而来，存在征税范围较窄、税率水平偏低的特点，环境保护功能未能全面发挥。从加大环境保护税调控功能出发，可以考虑将建筑噪声、挥发性有机物、光学污染等逐步纳入征税范围，并对各项污染物的税率进行结构化调整。加快推进资源税和消费税扩围改革，将森林、草场、滩涂等非矿产资源全面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比如农药、塑料袋、含磷洗剂用品等，并后移征税环节。
实施渐进式碳税改革是完善绿色税制体系的重要内容。降碳减排是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2021年正式启动，碳市场在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覆盖范围上仍有待拓展，在调控效果上也有待提升。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建立健全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征碳税被提上议程。开征碳税不仅可以弥补碳交易市场不足，使碳排放监管范围扩至小微企业和个人，而且可以调节碳价格预期，引导企业有序降碳。我国应基于国际碳税实践经验，探索构建以碳税与碳排放交易制度并立共存、统筹衔接、协调配合的复合型碳减排机制，稳妥有序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节能降碳增效。
健全绿色财政支出制度，助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明确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健全绿色财政支出制度的前提与基础。为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把生态环保投入放在重要位置予以优先保障和重点投入。实现各级政府绿色发展行为的激励相容，提升绿色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必须明确政府间的绿色权责关系。一方面适当加强中央在跨区域、重点流域和全国性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发挥中央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主动承担辖区内生态环境监测执法、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生态污染防治及生态修复等财政支出事项的责任。最终目标是实现权责清晰与激励相容，全面构建与我国绿色发展要求、目标相匹配的财政关系。
创新和改进财政支出方式是提升绿色财政支出实效的必由路径。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低碳转型，应综合运用专项支出、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投资和政府采购等绿色财政支出方式，协同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持续加大节能环保支出，合理应用于环境监测、污染防治和能源开发等方面，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动态更新绿色采购清单，规范采购环保标准，引导全社会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建立健全横向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精准高效；设立环保投资基金，撬动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出鼓励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财政补贴政策，进一步提高补贴政策的精准性和导向性。
积极探索绿色预算体系，切实保障绿色发展绩效
编制绿色预算标签是强化预算保障和落实环保资金的制度基础。绿色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工作予以优先保障，是使用预算制度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的政策工具。绿色预算标签是绿色预算的常用工具，即通过设立生态建设、降碳减排、污染治理和生物多样性等特定环境目标，根据调查预算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积极、中性和消极影响，判定预算项目是否绿色并对其进行分类标记。嵌入绿色标签，可以明确预算支出安排中用于绿色发展的投入比例，向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在环境领域的履约动态，引导公共政策向绿色低碳转型。
开展绿色预算绩效评价是确保财政资金效率和精准性的有效方式。遵循科学性、可衡量性、相关性和动态性等原则，构建项目支出的绿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参与绿色绩效评价。绿色预算绩效评价应遵循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事前评估、事中监管和事后问责相结合，奖惩激励与动态调整相结合原则，实行评价结果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并与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多措并举强化约束，加快推进我国绿色发展进程。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部署，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渗透性、复杂多样性、技术密集性等特征。积极适应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产业链布局、产业创新模式、产业组织范式、产业驱动力、产业核心要素等维度发生的深刻变革，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聚焦主体融合、要素融合、产业链互动和产业生态繁荣等，不断促进技术、市场与政策供给的紧密耦合。这既是应对新发展阶段大国竞争的必然之举，也是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定经济基本盘、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带动激活国际循环，通过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供应链弹性和韧性，形成满足国际国内多样化需求的强大供给能力，通过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有效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战略支撑。与此同时，还有利于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通过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挑战，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又要契合我国发展实际，保持战略定力，还要充分考虑产业发展特点和规律，明确发展目标、任务、重点以及重大规划、重点改革、重要举措，明晰推动工作的重点思路。
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需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准确把握行业变革方向、发展大势，围绕难以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约束堵点、卡点和脆弱点，坚持系统观念、区分轻重缓急，制定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专项工作方案，设置联合论证专项机构，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练好内功、站稳脚跟。
强化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影响效果广、关联因素多，具有先导性、战略性等特征，需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战略引导作用，廓清科技快速发展对产业边界、产业业态、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治理、产业布局的影响，系统有力精准施策，科学处理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中的当前与长远、基础与前沿、自主与开放等方面的关系，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坚持分类指导和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领域广，具有复杂多样性、技术密集性等特征，需要针对行业的不同特征、发展阶段、发展基础和区域禀赋，围绕主要矛盾和重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设计不同领域的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路径，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补短板和锻长板并重，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不断增强产业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需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生态构建和场景应用、加强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发力。
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焦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确保关键节点的稳定性，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基地，加快建设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生态圈的创新服务支撑平台，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短板领域补链、优势领域延链、新兴领域建链，形成经济循环畅通的战略支点。为此，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优势、平台效应和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利用其产业链生态位优势、话语权与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利益相关方的交互赋能、责任传导并形成紧密耦合发展模式和发展合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共融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中小企业培养专注于细分市场的独创性、加速创新的自主性、适应变化的灵活性以提升参与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能力。构建“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广泛合作”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学研融合发展格局。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形成富有创造活力、利于创新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
二是完善生态构建和场景应用。聚焦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高地，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强化产业技术跨域跨界深度融合，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链提质扩量增效。为此，要强化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支持各地围绕禀赋优势、着眼未来发展，前瞻布局谋划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重点行业领域的融合集群发展，打造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前沿技术多方向多路径探索和跨学科跨领域交叉应用，开辟出新的巨大增长空间，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三是以数字平台建设促进数实融合。聚焦提升基于数据要素的态势感知、需求对接、分析决策能力，确保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数据空间”，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放流通，推动数据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此，要以数字化为基础，依据产业特点、发展阶段、发展基础和融合集群发展需求，集合行业上下游相关企业、行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公共部门等创新力量，构建“针对特定行业、提供多种功能”的细分行业领域“数据空间”，提供共性技术、政策咨询等综合性、集成性、专业性服务，推进资源整合、激发创造活力，实现系统集成、资源互联共享。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保障社会稳定，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协同优势，集聚一切有益力量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主动构建全新的产业体系、带动关联产业和企业发展、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以智能化生产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新的产业不断涌现，既有的市场份额加速向优势企业集中，大国之间围绕新兴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水平不断提升，对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种类、成本、效率等方面都提出更高要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应把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统筹协调起来，将国有企业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在不断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为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战略制定、产品开发、技术管理等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爱、引导、支持是我国长期的政策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呈现“56789”的显著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0%。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到位，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法治环境，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这为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使他们能够有清晰预期，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新、大胆发展。我们必须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一是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的制度，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二是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享有国家支持发展的政策；三是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两个毫不动摇”是党对多年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各自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上，不能简单体现为数量、比例。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有很强创新力、探索力、灵活性的经济形式，需要加以鼓励、支持、引导。虽然在某些领域，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要素使用和市场开发等方面处于竞争关系，但这是一种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关系，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的有效方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已经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共同构筑了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多种多样的产业生态，具有了向更高阶产业演进的可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融合，在协调发展中补足短板、提升能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实现了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的相互流动，显著增强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实力。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发和企业管理上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提升了业务的国际化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总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各自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共同担负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我国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深刻把握重要意义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区域、城乡、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还比较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和自身发展也有着更高的诉求和期待。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和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为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贡献更大力量。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积极推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向创新要动力、要红利。在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中，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释放民营经济的创新动力、发展动能，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同时，在推进高水平开放过程中，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有机衔接，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20XX年，民营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了50.9%，年度占比首次超过一半。这份成绩单说明，民营经济在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力度进程中作用凸显。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可以说，能否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检验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带来更稳定的收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样需要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全面认识独特优势
民营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就业、财政税收等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民营经济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的竞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家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敢为天下先，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在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民营企业将是重要力量。
第二，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只有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长期的社会稳定与和谐。目前，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民营企业数量众多，对于保障和扩大就业能够发挥独特优势，每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对解决就业问题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第三，民营经济是国家税收的重要增长极。税收是国家有序稳定组织财政收入并用于公共事业的主要方式。民营经济对加强税收保障能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其对税收的贡献率也不断提升。近年来，国家通过推进税收征管改革、落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从长远上也有利于民营经济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
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千方百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研究、宣传、践行党中央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理论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我们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民营经济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在理论上讲清楚、搞明白，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落实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进一步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引导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找准定位，通过企业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民营经济遇到一些特殊困难的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考虑民营经济特点，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性，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精准直达，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破局创新、造福民生。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全面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培育壮大民营企业家队伍，宣传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遵纪守法、坚守底线，诚信清廉、奋发进取，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协同创新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落实好国资委印发的《关于推动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工作方案》，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全方位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挥作用。
同时，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各方力量，强化协作配合，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农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创新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坚持创新，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坚持理论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将所思、所想、所得转化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扎根中国沃土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坚持制度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发动广大党员群众，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格局，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坚持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第一产业围绕良种繁育、节水灌溉、土壤改良、智慧农业、设施农业等持续用力，第二产业围绕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绿色食品制造等精准发力，第三产业围绕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智慧物流、乡村特色餐饮等靶向聚力，推动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坚持文化创新，立足本乡村文化特色、资源优势，着力打造“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特色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坚持协调发展，突破乡村振兴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坚持城市和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一体化进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乡村既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又要挖掘优秀乡土文化资源，讲好乡土故事，留得住乡愁，望得见远方。挖掘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而形成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坚持乡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既要推动经济发展，又要促进社会进步，围绕乡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多方发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乡村教育领域，不断提升农村教育质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更多农村学子实现梦想。围绕村民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政府通过提供技能培训，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等方式，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切实解决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业问题。围绕乡村医疗，不断优化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构建万千农民群众健康“第一道屏障”。围绕村民养老，不断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让村民“老有所养”。
坚持绿色发展，提高乡村生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进绿色生产方式、构筑乡村绿色空间格局。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广绿色生活理念，增强村民环保意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鼓励村民发扬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做好垃圾分类、处理工作，调动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发展农村循环经济，依照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回收的原则，减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耗，发展集约化经济，将农村生产生活废物加以循环利用，同时，依据环境承载力、人口密度等科学布局农村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集约农业，让“绿色颜值”实实在在点亮“生态价值”，鼓起村民的“钱袋子”。“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构筑乡村绿色空间格局，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统筹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大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在人居环境提升上下大功夫。
坚持开放发展，开拓乡村振兴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和共赢开放。坚持主动开放，乡村应敞开开放之门，不断优化农村营商环境，推动优质农产品出口，培育畅销海外的农产品品牌。坚持双向开放，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一方面注重吸收国外农村发展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推广我国农村农业发展经验，加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和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加强内外联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坚持公平开放，构建公平竞争的农村内外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中外资企业进驻农村，助力乡村振兴。坚持全面开放，推进世界范围内乡村振兴的国际协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乡村振兴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开拓乡村振兴新空间。
坚持共享发展，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与渐进共享。坚持全民共享，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对乡村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共享发展一方面要补齐乡村民生领域存在的诸多短板，切实改善村民生活条件，促进村民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创造和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村民通过努力都有成功机会。坚持共建共享，发挥村民首创精神，尊重村民主体地位，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村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坚实基础。鼓励村民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在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上下功夫，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坚持渐进共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各乡村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要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立足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设计循序渐进的共享政策和制度安排，砥砺奋进，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效率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应是“高投入产出比”的经济，即在同等投入下，产出越多越好，或同等产出下，投入越少越好。因此，提高质量和效益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考虑、全面谋划，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展与安全等关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些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要矛盾，也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完美结合。政府和市场是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价值规律调节着经济的自发运行，政府则通过政策指导、管理监督、政策干预等措施弥补“市场失灵”。建设有效市场，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有为政府，必须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职能与作用，尊重市场和经济客观规律，做到“补位而不越位”“有为而不乱为”。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坚持“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做大经济总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分好蛋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源泉是全体人民，要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不断做大做强经济总量的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社会分配和民生领域的短板和弱项，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方式进行扶持和帮助，努力缩小区域、城乡及行业发展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增长和生活改善。
正确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命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之一。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密不可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物质和精神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既有食品、衣服、住房、交通等物质层面的，也有安全、民主、法治、教育、健康、幸福感等精神层面的。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但是产品质量和品质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更多样的、更高级的需求。尤其在生态、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发展还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有较大差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一方面要继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经济建设提供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正确处理坚持自力更生与扩大对外开放的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秉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也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一贯坚持的原则，对外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我国获得了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资金和技术等，但当前，我们面临支撑我国未来长久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靠自力更生。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演化和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遏制打压中国经济，频频发生“脱钩”“断链”，我们必须立足本国市场，发挥中国经济规模大、地域广的特点，加强内循环。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物资、人员、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必须充分流动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同时，市场经济也是“竞争型经济”，各经济主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充分竞争发现价值、实现利润，推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良性互动既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市场实现优势互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是双赢的选择。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大自然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土地、森林、矿产、能源等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同时自然生态体系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恢复。我们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和永续发展，不能竭泽而渔。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突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的思维，深刻阐明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我们应站在更宏观、更长远、更全面的视角来认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保护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发展必须注重生态保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经济资源、保护生产要素，二者互为表里、共生共荣。
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矛盾新挑战层出不穷。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安全，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牢牢把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严控金融、地方债务风险；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提高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充分认识面临的“危”与“机”，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斗争准备，也要善于把握机遇，增强斗争意识，掌握斗争规律，提高斗争本领，调动和运用好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一切积极因素，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斗争求安全、谋发展。
数字人民币归入现金符合支付发展趋势
自20XX年12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和实物人民币一并统计，即“流通中货币（M0）”含流通中数字人民币。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口径，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流通中货币（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三个层次。其中，M0是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在我国，由于以活期存款为依据签发的支票和银行卡在使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居民手中的现金是支付最方便的金融工具，所以，我国把流通中的现金列为货币供应量的第一个层次。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数字货币研发，2017年开始组织商业机构共同开展法定数字人民币（e-CNY）研发试验。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初期主要是立足于国内支付系统现代化，充分满足公众日常支付需要，为零售支付系统提高效能、降低成本。数字人民币本质上是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以电子形式发布的，具有和纸币一样的支付、记账和价值储存功能的法定货币，是一种安全性较高的金融工具。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形式，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长期并存。
M0数字化符合我国支付发展趋势。全球范围内，央行数字货币分为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与实物人民币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经济价值，并构成基本货币供应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属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主要是服务老百姓，用于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交通、政务缴费、税收征缴、补贴发放等领域，也有多地政府部门探索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将员工工资发放至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
分析数字人民币纳入M0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明确了数字人民币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以实际行动宣告了数字人民币的目标和愿景是创建一种以满足数字经济条件下公众现金需求为目的、数字形式的人民币。
其次，是符合我国当下支付发展国情的一种理性选择。我国一直支持电子支付健康发展，移动支付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且成功地培养了国民的手机支付习惯。因此，发展零售型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提高国内消费者对数字人民币的接纳程度。
再次，是权衡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货币的最优选择。我国对数字货币的探索，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较为超前，既要有序加速扩容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又要兼顾数字人民币生态格局构建过程中的法律规范问题。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按照现金进行规范管理，较好地满足了经济发展需要和平衡各方关系。当然，数字人民币的定位也将随着不断推广运行与时俱进进行调整。
有研究指出，尽快明确数字人民币属于现金的定位，还原其属于存款的本质，积极将现有的人民币（包括现金和存款等）进行置换，并通过央行再贷款和银行信贷等方式扩大投放，体现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可以推动金融业态与货币管理产生深刻变化。但是，考虑到数字人民币涉及的利益方错综复杂，系统设计、技术保障和生态建设不是旦夕之功。当前“先现金后存款、先零售后批发”的设想与安排，有可能增加一些设计和运行投入，但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有利于减少摩擦成本，避免短期内对现行金融体系造成过大冲击，促进金融制度体系更有效地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内外组织和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接纳程度。
法定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价值贮藏、交换媒介，提高货币流通效率、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经济发展是货币形态演变的主要目标。长期看，从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角度，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应该是改进现有的支付系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包括形成存款、支付结算、缴纳税费、发放贷款等）均应接纳数字人民币，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探索有效路径，满足国际社会需要。数字人民币全面推广运行将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后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时，需明确人民币包括实物和数字两种形式。
数字人民币是新生事物，自试点启动以来，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交易金额、存量不断增加，增进了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识，验证了数字人民币的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未来，我国将从完善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规则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优化数字人民币体系设计，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进一步扩容应用场景，完善数字人民币生态。
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外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对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恢复好转但内生动力还不强，外贸运行态势受到各方关注。我们既要辩证看待外贸运行中的成绩和问题，精准剖析背后原因，又要厘清影响外贸发展的根本性、长期性因素，在稳住已有贸易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各种外贸“源”，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离不开需求带动、供给提升。在外需上，要密切关注重点出口市场等需求变化，既稳住发达国家等重点出口市场，又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在供给上，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和广东、江苏、浙江等外贸大省，为我国外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密切跟踪这些主力的外贸形势变化，并推动转型升级。要在外贸供给特色上做文章，充分依托国内优势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独特的外贸竞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是实现进出口稳定增长的关键。当前，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能够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而且，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服务贸易增长新引擎，有助于改变我国服务贸易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状况。未来，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适应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推动外贸与新技术、新模式融合发展，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
外贸发展，不仅与进出口环节竞争力有关，而且与外贸企业所在的产业链和园区、平台等生态系统环境紧密相关。环境好，才能支撑外贸持续发展和外贸结构不断优化。为此，要营造支撑外贸发展的生态系统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要围绕外贸企业发展，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其所需要的技术、物流、基础设施等，同时聚焦发展重点，不断拓展产业链，将产业链扎根于国内，打造形成产业链系统竞争优势。外贸企业在国内产业链越长，扎根于国内越深，越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越能促进外贸竞争力提升。要充分利用我国正在形成的以创新为重要特征的产业生态系统竞争优势，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提升贸易平台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形成外贸发展新动力。
货物贸易包括货物的生产、搜寻、交易、物流、结算等环节。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要打通贸易的各环节，打造并创新外贸供求对接机制和平台。这不仅要求货物、服务供给有市场需求，还要求不断提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降低物流成本和通关时间，使得货物、服务能快速、便捷、低成本到达需求端。在物流方式上，尽可能为外贸企业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便利条件，不仅要打造海、陆、空等多种运输方式，还要打造海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和空运等多式联运；在实现方式上，既要打造好展会平台等线下供需对接方式，又要打造好跨境电商等线上平台供需对接方式；在结算上，要不断提升资金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外贸发展平台上，要充分发挥各种合作平台和机制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中的作用，积极探索搭建各种形式和层次的经贸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
综合来看，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没有变，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逆流但深入发展的大势没有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外贸带来的重大机遇没有变。只有把握当下、着眼长远，汇聚多方力量、夯实竞争优势，我们才能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加快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需要顺应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发展格局变化，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加快结构体系升级、技术路径创新、发展模式优化，把制造业的短板补齐、长板锻长，促进制造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在规模体量、结构体系、技术水平、分工合作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取得显著成效，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基础更加坚实。同时要看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重点任务，保持制造业持续增长需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亟待突破短板瓶颈制约，畅通经济循环尚需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具体来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制造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但高精尖环节短板突出。放眼全世界，我国制造业规模体量之庞大、产业体系之完备，少有国家可以比拟。20XX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3.5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也因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协作的主体。但是，要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关键在于能否提升产业结构高端化水平，能否在影响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产业、关键环节占据核心地位。相比世界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整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环节，产业结构中高精尖产业占比较低，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发展滞后，这些成为制造业结构调整和攻坚突破的主要方向。
二是制造业竞争优势明显但效率效益水平仍需提升。我国制造业起初凭借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在发展积累中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生产效率优势和质量品质优势，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多年来稳定在93%以上的较高水平，质量竞争力持续跃升。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减弱、土地供给趋于紧张、环保力度不断加大等，制造业综合生产成本刚性上升，长期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的传统优势有所减弱。因此，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亟待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需要更加注重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和价值创造能力的不断增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制造业绿色发展提速但结构性转型还需深入推进。近年来，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绿色低碳技术改造步伐加快，制造业能耗和污染排放水平持续下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但是，由于我国制造业碳排放量基数大、污染治理任务重、转型时间窗口紧，加之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工业能耗和排放主体行业占比较高，部分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尚未摆脱粗放发展模式，仍需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推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新发展阶段，制造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共同富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在巩固提升规模体量优势的同时，着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让制造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促进高质量就业、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这就需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提高制造业“含金量”“含智量”“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优势、创新发展动能、优化发展生态。
高端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升级导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打造技术水平高、竞争力强的先进制造业。欧美国家之所以拥有强大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其在关键核心零部件、重要基础材料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一国拥有的核心产业和关键技术决定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这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加快高端化升级能够推动制造业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增长转变，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体系协调性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要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夯实产业基础，增强自主可控能力。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科技创新发展动能，拓宽传统产业品质化品牌化升级空间，培育质量和品牌竞争新优势，提升产业能级。
智能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路径。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抢抓产业智能化发展先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既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有效路径，也是壮大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推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能够实现技术路径再造、竞争优势转换，释放更多效率和品质提升空间。要转变发展方式，加速推广智能制造模式，深化技术工艺流程再造，提高生产制造精益化柔性化水平。加快产品功能迭代升级，发挥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作用，汇聚整合相关要素资源，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
绿色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指引。制造业是节能减碳的主体，也是整个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创新和消纳应用场景，又能为节能减碳和污染治理提供技术设备支持，还能为高品质生活提供绿色低碳产品。推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能够提高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水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坚持绿色技术引领，加快开发绿色低碳技术，聚焦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加快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和能效提升，扩大绿色产品消费。完善绿色低碳相关标准制度规则，推进绿色发展国际合作。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一个国家财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财税管理体制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加强财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进一步理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逐步形成。随着财政转移支付结构进一步优化，预算执行进度明显加快，预算公开力度不断加大，绩效管理稳步推进，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认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重要意义，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协同推进相关改革。
财政转移支付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财政转移支付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动力，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从多方面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能够直接提升地方财力水平，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规模的能力相应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来实现。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用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方面，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财政补贴支出主要采取价格补贴、职工生活补贴等形式，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就一般性转移支付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水平，增加地方性公共产品消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还能够增加当地居民的消费，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接受中央财政补助的地方政府，无论是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经济发展，还是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等领域，都会对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欠发达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提升，各个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会逐步缩小，因而可以达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
财政转移支付还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均等化内容：一是地方财政能力均等化，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能力均等化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和资金保障，而公共服务均等化又是财政能力均等化的目标。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需协同推进相关改革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基础工程，应协同推进相关改革，妥善处理利益关系，与相关财税体制改革形成合力。
其一，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按照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规范转移支付分类设置，厘清边界和功能定位。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逐步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形成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属于中央事权的，由中央全额承担支出责任，原则上应通过中央本级支出安排，由中央直接实施；随着中央委托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上收，应提高中央直接履行事权安排支出的比重，相应减少委托地方实施的专项转移支付。属于地方事权的，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中央主要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给予支持，少量的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事务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予以支持，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属于中央地方共同事权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分担部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委托地方实施。
其二，进一步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中央委托事权或中央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转列专项转移支付，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归并到均衡性转移支付，建立以均衡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以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为补充并辅以少量体制结算补助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科学设置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因素、权重，真实反映各地的支出成本差异，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范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采取适当奖惩等方式，引导地方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到民生等中央确定的重点领域。
其三，进一步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严控新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理整合要充分考虑公共服务提供的有效性、受益范围的外部性、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和便利性，以及地方自主性、积极性等因素。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其中目标接近、资金投入方向类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项目予以整合，严格控制同一方向或领域的专项数量。新设立的专项应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政策目标、资金需求、资金用途、主管部门和职责分工。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做到每一个专项转移支付都有且只有一个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要明确政策目标、部门职责分工、资金补助对象、资金使用范围、资金分配办法等内容，逐步达到分配主体统一、分配办法一致、申报审批程序唯一等要求。
其四，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以下各级政府要比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与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适应，优化各级政府转移支付结构。对上级政府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下级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统筹用于相关重点支出；对上级政府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下级政府可在不改变资金用途的基础上，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结合本级安排的相关专项情况，加大整合力度，将支持方向相同、扶持领域相关的专项转移支付整合使用。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为增强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还需要加快转移支付立法，尽快研究制定转移支付条例，条件成熟时推动上升为法律。通过加强法治建设，进一步推动转移支付资金提质增效，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兼顾多重目标统筹政策安排，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人口支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应合理把握财政政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节奏、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实现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人口总量、结构和质量上的新变化形成了未来人口发展的基本特点，是我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基本人口国情和人口背景。
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从人口总规模看，人口总量惯性增长，人口增速有所放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比20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平，进入1.5以下的“低生育率”区间。2016-2019年间女性就业人员占比保持在43%-44%之间，使得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家庭户变化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单人户、纯老户、残缺户比例不断增加，家庭成员的时空离散性增大。家庭小型化导致家庭养老和抚幼功能弱化，家庭养老托育负担加大。
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加快。从年龄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0-14岁人口占17.95%，较2010年上升1.35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占63.35%，较2010年下降6.7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较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占13.5%。202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为45.9%，较2010年增长11.7个百分点。从空间分布看，人口城镇化水平加速提升，人口流动更趋活跃，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较2010年提高14.21个百分点，提升速度有所加快。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较2010年增加69.7%，其中，从乡村到城镇的流动在总流动人口中占比达66.2%。省内人口流动超过跨省人口流动，这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鼓励重点省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密不可分。
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人口素质大幅改善，人力资本提升明显。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到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67年提高至10.75年，其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23.6%，较2010年提高11.3个百分点。这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投入力度加大，教育普及成效显著，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素质不断提高。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2010年增加2085万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13.90%，比10年前提高4.98个百分点。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优势，身体状况尚佳，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系统谋划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我们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人口系统是一个包含人口数量、结构、质量等在内的复合系统，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发展有着整体的、多层次的关联。以系统观念谋划人口发展问题，需要兼顾多重政策目标，使各项配套措施形成一揽子政策方案。尤其是须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始终将人口发展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安排中统筹考虑，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因素的能动作用；二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重视把握人口各要素之间，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处理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投资项目和生产力布局、城乡区域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决策中，充分考虑人口因素，不断健全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四是处理好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永续共生。
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始终用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思维解决人口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着力提升适度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优化生育养育综合服务，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更加注重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尊重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积极性，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尊重人口规律，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
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人口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品质的生活，应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健全劳动就业平等参与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健全婴幼儿照护保障体系，让所有适龄儿童得到更好的养育；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营造全社会尊老爱老的和谐氛围；推进建设美丽中国，提升人居环境宜居度，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提升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体育方面的需求。
发挥好财政政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人口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应“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这为财政政策有效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优化教育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和就业质量。优化高等教育支出结构，进一步向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倾斜，向原始创新和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倾斜，向中西部、东北等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支持地方高校深化改革和内涵式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助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支持教育均衡布局，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教育区域不均衡、城乡不均衡问题。强化就业资金保障，挖掘劳动力供给潜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积极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新增劳动力供给质量。将规模性减税降费作为宏观调控的关键性举措，支持吸纳就业多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
完善税费优惠和补贴政策，加强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针对人口变动态势，做好超前谋划和政策准备，健全生育服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一是打好托育政策“组合拳”。在生育支持和家庭发展方面持续用力，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拓展支持家庭与妇女全面发展的公共服务，统筹优化托育服务资源，切实提高托育服务质量。推动托育服务、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增加共办托育一体服务供给的基础上，向其他民办托育机构提供相应的补贴，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减轻家庭入托负担。二是促进托育与育儿妇女就业政策有序衔接。探索家庭婴幼儿照护补贴制度，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家庭成员及社会服务人员给予经济补贴。优化完善“六税两费”政策，支持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鼓励地方探索对参与养老托育服务的家政企业给予适当支持，减轻建设投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探索支持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等按规定开发设置“妈妈岗”，为“妈妈岗”员工给予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创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三是强化财税政策有效落实到位。着眼于家庭生育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推动各类补贴政策“直补快办”。有针对性地帮助育龄人口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把鼓励生育政策落实到位。
科学筹划养老支持政策，切实保障老年人口生活和发展质量。既要聚焦老年群体，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保障老年人创业和劳动权益；又要聚焦服务老年人的劳动群体，规划布局一批银发经济重点发展区域，落实落细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一是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拓宽养老领域资金投入渠道，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推动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延伸，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新建护理型养老服务设施、照护服务能力改造提升项目，引导地方对普通型床位和护理型床位实行差异化补助。二是挖掘“银发族”人才资源、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保基本、兜底线的职能，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家庭、个人建立养老财富储备，稳步增加全社会养老财富储备。三是将老年医学人才培训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卫生健康紧缺人才培训项目，构建为老服务的人力资源队伍。
完善健康服务和保障政策，有效提升人民健康发展水平。拓宽资金投入渠道，支持健康服务公平可及。健全政府健康领域相关投入机制，全面提高基层公共卫生等能力。中央财政在安排相关转移支付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予以倾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结果导向的健康投入机制，开展健康投入绩效监测和评价。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企业等的积极性，形成多元筹资格局。大力发展慈善事业，鼓励社会和个人捐赠与互助。优化资金使用方式，支持健康服务融合创新。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带动地方、社会力量投入，支持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盘活资源，为建立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康复、护理体系探索有效路径。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快数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体系建设，推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国民健康信息服务。
充分利用地方财力，推进区域人口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推动城乡人口协调发展，促进人口分布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更好统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一是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健全中央和省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别对吸纳跨省域、跨市域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多的地区给予支持。二是聚焦重点区域，提升特殊类型地区民生财政保障能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等地区重点民生领域倾斜，促进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各省继续统筹加大对本省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三是顺应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趋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增长极。加强财政与产业、环保、区域等政策的协同配合，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支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结合城镇发展变化态势，推动人口流失县城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四是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地方各级政府强化投入保障，安排的相关资金要优先用于支持普惠性生活服务，落实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统筹各类资源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推进“千万工程”的20年间，始终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理顺了乡村发展关系，拓展了乡村发展空间，提升了乡村发展质量，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扎实基础，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千万工程”的实践证明，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等关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在协调发展中促进乡村与城市融合互补
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目前，城乡在收入、医疗、教育、就业、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千万工程”坚持城乡一体编制村庄布局规划，因村制宜编制村庄建设规划，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均衡化、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趋近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优势互补。
在新征程上，要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在协调发展中促进乡村与城市融合互补。一是要以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为突破口，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基于地域优势加快发展特色产业。二是要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切入点，坚持立足乡村地域特征，统筹考虑县域范围内产业分布、人口布局、土地利用、生态保护的规划，形成科学合理的城乡生产生活空间布局。三是要以特色小镇建设为支撑，通过建设特而强、聚而合、精而美、活而新的特色小镇，在空间上对乡村优美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等进行集中和集聚，实现城乡联动。
在协调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有些乡村在发展中一度忽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较为严重的生态失衡。人与自然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水污染和土壤污染问题趋于严峻、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污染比较严重、工业污染转移增加、人居生活环境恶化等。“千万工程”着眼于生态修复和保护，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全面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三产融合、产村融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
在新征程上，要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一是要继续强化思想认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二是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既遵循农业发展规律，推动农业从种养环节向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延伸，又依托绿色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引领农业生产变革，积极发展以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康养为代表的服务业，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生态平衡。三是要守住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用法治的力量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协调各方力量，提升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在协调发展中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频共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需要解决物质贫困，也需要解决精神贫困。浙江“千万工程”在实施和推进过程中，注重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把推动“以文化人”和加强公共服务作为“千万工程”的两翼，着力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大力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和农家书屋。培育“浙江有礼”品牌，从城区向乡村延伸，高水平推进全域文明创建。
在新征程上，要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在协调发展中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频共振。一是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融入农民群众日常生活，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二是要加大乡村文化产品供给，在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扩大乡村文化惠民工程的覆盖面，为农民接受文化教育、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创造便利条件。三是要挖掘乡村的多重价值，重点加强对农耕文化的传承保护，做好农业文化遗产发掘认定和转化创新，发展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产业，打造群众性文化活动品牌。
在协调发展中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
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浙江“千万工程”不仅有力促进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还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持续加强社会建设。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居民自治、便于资源配置的要求优化规划布局，建立以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为主体、专项设施相配套、室内外设施相结合的服务设施体系，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在新征程上，要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是要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的突出短板，进一步强化资源倾斜、设施延伸、服务覆盖、文明辐射，努力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二是要持续推进“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着力构建引领数字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乡村新社区。三是要持续深化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依法保护产权 激发市场经济发展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赖以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产权制度确立市场秩序，成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前提。产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产权的本质是对财产依法享有的排他性支配权。产权制度赋予经营主体排除外部不当干涉的权利，使经营主体在法律范围内拥有处分财产的充分自由，有利于经营主体运用财产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界定经营主体与经营主体、政府与经营主体之间基本法律关系的重要制度，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法治水平。离开产权制度的法治保障，经营主体就无法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前提下有效履行各自义务、实现各自权益，难以充分发挥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经济活动中就会出现假冒伪劣等侵犯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规范的市场秩序也就无法建立。我国宪法、民法典等法律都有关于产权的相关规定，构成现代产权制度依法建立和有效运行的法律基础。依托法治运行的现代产权制度，能够有效调节经营主体的相互交往和竞争关系，形成良好市场秩序。在现代产权制度下，经营主体作为权利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法律上一目了然，并为政府行为划出清晰的法律界限。产权制度既维护良性竞争，又防止政府过度干预，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提供了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努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产权制度促进要素投入，释放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是要求各种资源作为生产要素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通过有效的组合配置充分发挥要素价值，进而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经济潜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增长的边界才会不断拓展。能不能让各种资源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并充分发挥作用，能不能保证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以最优的方式稳定地实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权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产权制度通过依法在各类生产要素上设定财产权、明确产权归属并加以严格保护，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需要以等价交换为基础，从而产生要素市场，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依法平等保护要素投入的收益权，形成调动经营主体放心投资、生产要素积极投入经济活动的制度激励。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产权制度不断健全，相关规则日益细化，法治对产权的保护和激励显著增强，助力我国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力充分释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激励创新创造，推动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提出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使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规模经营，激活了土地、劳动等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潜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推动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
产权制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能否发挥、发挥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对产权的保障是否有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产权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就难以体现。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对完善产权保护作出的战略部署，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更好服务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住主要矛盾，突出工作重点，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从历史看，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迈进高级形态的必然进程。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也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大等问题，粗放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中央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必然要求通过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从理论看，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将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的理念不断与时俱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些重要论断再次为发展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彰显了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信。
从实践看，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的发展阶段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正确选择。从国内角度，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消费及需求结构面临新的变化趋势，产业结构面临新的调整转换压力，城乡区域发展也面临新的路径选择，只有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破解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国际角度，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只有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种外部挑战，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把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落到实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等。实现以上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只有把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落到实处，才能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条件。
第一，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跨越经济发展阶段的难度大，需要长期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并不断提高发展质量以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因此，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动力，更加注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人均收入水平实现新突破。这不仅要保持较高经济增速，还要通过提高发展质量带动人民币汇率稳定升值，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推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
还要看到，经济发展质量主要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持续强化，已经不可能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要逐步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就要以更快的速度提高。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的，我们要达到的是2035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国内生产总值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特别是在潜在经济增速波动下降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尤为重要。
第二，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牢固基石，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所谓高质量发展，通俗地说，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不仅需要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态、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更要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等，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是要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先富带动后富效应。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挖掘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空间潜力；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提升后富区域的发展能力；深化对口帮扶制度，在区域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二是要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地区产业提档升级，促进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和参与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打造一批美丽宜居村庄。三是要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以城带乡格局。发挥都市圈、城市群的辐射功能，带动小城镇及乡村联动发展。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结合常住人口需要，以中心城区、中心镇等为核心，以交通路网和市政公用设施为重点，进行全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理。
第三，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既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现物质财富极大增加；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只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我们就能够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更好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优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推进现代化绝不能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同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推进绿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降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资源投入比例及污染排放程度；要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调整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断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
第五，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重大风险挑战与日俱增，必须通过高水平开放趋利避害，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需要，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塑造中国金融成长、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把握好世界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更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回应中国之题、人民之问。金融发展一般包括金融规模、金融深度、金融稳定（安全）以及金融治理四个维度。通过金融发展，可以提升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以及金融国际竞争力。金融发展不能仅体现在“量”的方面，即规模扩张，更应体现在“质”的方面，即效能提升；金融高质量发展是“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二者的有机统一。实践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所有这些目标，无论是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和平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这就意味着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
着力提升金融的普惠性与包容性。要打破金融“嫌贫爱富”的惯性思维，降低准入门槛，使金融服务触达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帮助他们克服因为没有账户、缺少抵押等原因而无法获得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困难。发展普惠金融，一方面要解决普而不惠问题；另一方面要规范金融科技发展，防止其可能产生的“阴暗面”，使拥抱新技术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起来，促进科技向善，更好地服务社会。
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发展，践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推进实现双碳目标，一方面要发展绿色金融，为绿色产业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要发展转型金融，支持高碳产业向低碳化转型升级。此外，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成效的ESG理念也充分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环境方面，ESG关注企业的污染治理、可再生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等因素，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态、美丽中国的诉求；在社会方面，ESG关注企业的工作环境、供应链标准、慈善活动、社区关系、员工福利等因素，契合人民对协调、共享发展的诉求。在治理方面，ESG关注企业的商业道德、反竞争行为、股东权益保护等因素，契合人民对公平竞争、自身权益保护的诉求。
促进资本规范发展。资本扩张有其自身的逻辑。资本扩张一方面会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甚至产生“马太效应”，扩大贫富差距。因此，促进资本规范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需要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既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也更加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资本规范发展。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着力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金融要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本源，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金融创新和发展要围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着力方向，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解决好以下两大难题。
一是金融机构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据统计，金融体系中国有金融资产占比约为90%，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占比约为55%，体现出中国金融体系以国有为主导的鲜明特征。而民营经济在税收、GDP、技术创新、城镇就业以及企业数量上分别占到五、六、七、八、九成，可以说是实体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但金融机构存在所有制偏好，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格外青睐，而对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匹配度较低。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突出竞争中性，继续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金融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治理结构的优化。
二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承担风险以及风险识别上存在“先天不足”，导致对科创产业支持不够。因此，支持科技创新，需要“耐心资本”与“风险资本”齐头并进。一方面，需要商业银行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发展“耐心资本”，扩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等；放宽银行对股权投资的限制，支持商业银行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出资创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支持资产管理产品依法投资包括未上市科技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在内的权益类资产，实现资管产品期限与其所投资资产期限相匹配、与科技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另一方面，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健全退出机制，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切实发挥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在支持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
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我国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从没有发生过危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迹。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积累风险，而在于我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发展的底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领域仍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因此，要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管好货币闸门，维护币值稳定，防止宏观杠杆率的持续快速攀升；加强重点风险监测，不断完善应对预案，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序处置地方债、房地产、中小银行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地缘政治紧张与金融碎片化带来的外部风险冲击，着力维护金融稳定。
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近期一些国际事件进一步凸显了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一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安全。通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尤其是充分发挥金融在优化配置风险方面的功能，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以金融发展促金融安全。二是补齐金融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是完善支付清算体系，面对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以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货币为抓手，加快推进支付结算手段的多元化。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强与金融自主化发展之间的张力。由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金融的网络化特征使得各国金融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后发国家被中心国家主导（甚至被脱钩、被制裁）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严重损害了后发国家的金融安全，大大干扰了后发国家金融发展的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需要在技术和标准方面赢得主动，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一方面瞄准硬核技术，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上下功夫，“练好内功”；另一方面瞄准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数字治理，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数据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字货币、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提升我国在金融与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坚持党的领导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金融治理，既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也是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首先，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尤为重要，这一方面有利于凝聚党内共识，提升经济金融政策的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可发挥党的领导在解决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歧的优势，将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整合到同一目标下，避免政策效果抵触或留有空白。
其次，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维护国家信用，统领金融与财政，发挥二者协调配合作用的天然制度优势。一方面，我国开发性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既是创造性地运用国家信用的实践成果，也是兼具财政与金融双重功能、运行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面对所谓的“金融风险财政化”“财政风险金融化”，加强党的领导可在制度层面压实各方责任，“谁家的孩子谁来抱”，统筹应对财政金融风险的互溢。与此同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有利于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逆周期调节、稳定经济大盘中发挥1+1>2的作用。
最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金融治理现代化。重点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治理机制，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风险定价和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超越“发展型政府”、构建“创新型政府”，更好发挥政府在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着力加强对资本、平台经济、金融科技、通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社会监督。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和阶段、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一般规律，作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未来几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推动高质量发展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做好经济工作、研究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来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只有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形成合力，才能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自信自立。任何重大时代课题都没有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由我们自己来解答。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我们党的百余年奋斗之路是党领导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独立探索、艰苦实践出来的。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回答时代之问，不断开拓进取、改革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标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新发展阶段，经济形势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断发展变化，这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但也要认识到，以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推动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逐渐增加。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眼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进行全局谋划，从系统观念出发，推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良性互动，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能为中国人民谋福祉，能有力带动全球经济增长，还能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从供给端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给视角来看，经济发展质量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衡量。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和资本的积累主要反映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则代表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反映技术的进步或效率的改进。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高，表明经济增长中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推动的比例越高，也即经济增长的质量越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存在质量不够高、动力不够足、结构不够优等问题，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在这方面，我国还有较大发力空间。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两方面决定。我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能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方面，能有效改善供给端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水平，通过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等举措，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提升技术进步速度，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另一方面，能推动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助于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到高效率企业，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从供给侧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以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激发需求动力
从需求视角来看，经济发展质量可以由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一般来说，经济总需求包含居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等。其中，投资需求主要是为了满足未来的生产需要，政府购买主要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经济秩序，净出口反映了国外对本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相比之下，居民消费反映了人们为满足自身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要而产生的支出，与人们的生活质量关系更加直接。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相对偏低。这其中有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是结构性、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以往我们较为依赖高投资和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快速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在收入分配方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需进一步提升，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从而更好地促进消费增长。在社会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服务性消费供给总量尚不足，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都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面向未来，通过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提升经济运行质量，还有较大空间。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用改革的方法消除阻碍居民消费的长期性和结构性因素，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活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一方面，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与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能有效应对经济冲击和稳定经济运行，从而为提高居民消费创造良好宏观环境。因此，从需求侧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应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若仅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而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扩大的需求将难以找到优质的增量供给，需求的扩张也就难以持续；若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那么增量供给将难以被市场完全消化，会带来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等问题，也就无法持续地激励企业等部门提高供给质量。对此，需做好适宜的宏观政策安排，统筹使用维护经济稳定、提振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的宏观政策，有效提振内需和优化供给，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探寻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系统主动地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建构既是基于历史演进过程中被历史选择并经受实践检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也是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瞻性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物质基础。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是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重点。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便不考虑人口变化、汇率变动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等因素，我国人均GDP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年均增长率仍需要保持一定的水平。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是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机制涵盖创新驱动、市场规模驱动和制度驱动三种动力，以及这三种动力的协同演进机制。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好这三种增长动力的潜能，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这三种增长动力的协同演进，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由创新驱动的高质量供给体系。供给侧的改革方向为系统性增强供给侧的创新动力。无论是企业还是产业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动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构建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只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并创造新的用途，我国才能够摆脱资源瓶颈和环境约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持续推动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广义上讲，涉及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足内需，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由于市场规模扩大、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而增强的增长动力，同时积极提升外需质量和附加值，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产品空间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从狭义上讲，推动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就是要推进内需中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的转型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既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资本存量和资本结构，又要确保居民消费与福利的合理增长。消费结构转型与升级包括提升传统消费水平、促进新型消费、缩小区域和城乡消费差距等。投资结构转型与升级具体包括提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水平、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资力度、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缩小区域和城乡的投资差距等。需求侧的管理目标必须从提升短期内的有效需求，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长期潜在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促使供给能够适应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需求侧的转型升级会进一步牵引和推动供给侧的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同演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机制。实现供给与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动态平衡则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一是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建构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要素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农地所有权与承包权的“两权分置”解决了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激励问题，在两权基础上延伸出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则解决了农民对承包权的稳定预期和经营权的流转激励问题，加快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今后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无论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还是占补平衡等政策，都是意在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城市偏向型政策。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些制度安排有助于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但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重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这需要充分考虑乡村的土地发展权，保障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用地需求，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要素配置制度支撑，要求加快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深化宅基地改革。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结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构建中国式的数据产权制度和数据交易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反垄断等制度体系，破除长期形成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资源和产品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支撑。破除地方保护，需要重塑地方政府竞争的准则和形态，将地方政府竞争由原先围绕降低区域内的要素成本转变为聚焦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通过完善营商环境和构建学习型社会来取得区域竞争优势。
筑牢金融安全网和防火墙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金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但有效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仍需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筑牢金融安全网等重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同时，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全球经济长期滞胀风险上升，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显著变化。从宏观经济看，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三大突出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从货币金融看，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带动欧美和部分新兴经济体进入高利率周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全球15%的低收入国家因美国不断加息而处于债务困境中，45%处于风险之中。同时，货币政策迅速趋紧触发了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金融成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全球金融稳定面临新的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金融基础设施，也被某些国家当作地缘政治博弈工具。金融政治化倾向将大大增加全球经济金融运行风险，我们要未雨绸缪做好防范应对，充分化解潜在的外部冲击风险。
我国金融风险总体收敛可控，但风险隐患仍然在累积演变。近期，金融风险隐患有四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一是警惕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带来的风险；二是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仍存在实际风险高于账面水平、存量风险处置难度较大、区域风险相对集中等问题；三是房地产业仍处于向新发展模式过渡阶段，一些房地产企业依旧面临较大可持续发展压力；四是新形势下尤要注重防范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之间交叉传染风险。
面对维护金融安全的新形势新任务，应坚持问题导向，统筹风险源头治理和重点领域风险处置，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党的领导，为维护金融安全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结束令人民深受其苦的恶性通货膨胀，才能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才能建成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和全球最大的新兴资本市场。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关键是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优势。
坚持向实而行，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扩大内需为重点，不断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提升服务质效，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科技自立自强、绿色低碳转型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同时，推进金融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坚持“四早”原则，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科学防范金融风险，关键是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具体工作中，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协调配合、前瞻研判和动态调整，牵住“牛鼻子”、打好“主动仗”，做到守土有责、敢于担当，积极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消除风险。充分汲取相关经验教训，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切实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
坚持自立自强，增强金融体系自主性和抗冲击能力。牢牢把握住金融发展与安全的主动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确保金融业务功能全面完整、金融基础设施独立可靠、金融核心设备和技术自主可控、金融信息数据安全稳固，为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提供有力保障。在坚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扩大金融业双向对外开放，培育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并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有力金融支撑。
坚持风腐同治，营造风清气正、廉洁自律的金融生态。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金融领域风腐同治，要坚持抓住“关键少数”。金融干部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决反对过度逐利和照搬西方模式，当好国有金融资本守护人。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做到心中有戒，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并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把作风建设贯穿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营造担当、务实、廉洁的干事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