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上好“必修课”营造良好家风
一、“家风”释意
（一）语词溯源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作品中。西晋文学家夏侯湛，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以成《周诗》，并给潘岳看。潘岳认为：这些诗篇不仅温文尔雅，而且可以看到孝悌的本性。为与友人唱和，潘岳因此写作了《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在该诗中，作者并没有具体描述自家家世，而是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我勉励。
“家风”又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即一个家庭当中的风气。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是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
家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
家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是每个个体成长的精神足印；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家风对家族的传承，民族的发展都起到重要影响。
（二）新时代家风形成过程
20世纪早期，《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持续近8年，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发起，并在思想上迅速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宣扬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尽管这场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方面存在形式主义和狭隘性，但其形成的社会思潮影响深远。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家风建立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从原有的以儒家文化、中国古代为人处世之道为基础，变成了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教育学为基础，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书信或文稿。
新时代家风分为两类：一类以梁启超、傅雷等著名学者为代表，一类以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为代表。
二、A总书记谈家风建设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古语有云“天下之本在家”。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
2015年2月17日，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A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他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他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他要求，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2018年11月2日，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他指出，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引导妇女既要爱小家，也要爱国家，带领家庭成员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在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等方面发挥优势、担起责任。要引导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发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气，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要帮助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做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新时代女性。
2015年10月29日，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中央最近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细化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和纪律要求，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两项法规，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拿起纪律这把戒尺，既要奔向高标准，以人格力量凝聚党心民心；又要守住底线，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决不越雷池一步。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
2016年1月1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他强调，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三、说说红色家风故事
（一）“红色家风”的诞生和发展。
红色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家风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著名学者类。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家庭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血缘和情感是家庭关系维系的基础。
（二）邓小平家风：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在一次接受报社采访时总结邓小平留下的家风就是“无私才能无畏”，并描述邓小平平时在家里说话不多，但说出来就切中要害，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家人成长。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他总结自己时用了“三落三起”一词。他在“三落”中能无所畏惧，并迅速实现“三起”，必定包含着一种精神的支撑，这种精神就是邓小平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也就是邓林后来总结的：“无私才能无畏”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成为邓小平的家风，正如邓林总结的：“在风浪中沉浮，在困境中磨炼，欢乐和痛苦，都已成为我心中无价的财富。”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受父亲邓小平的牵连，也被错误批斗，并致残。“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始终勉励和支持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以便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其核心思想是“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年谱》也记载邓小平的家庭教育思想。在1993年1月3日这天上午，89岁的邓小平给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些质朴深刻的语言背后是他要将“无私才能无畏”的思想一代代传承下去。
（三）周恩来家风：“十条家规”
周恩来经常教育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为政清廉，强调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周恩来常常告诫亲属们，不要靠着上辈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也不要有任何优越感，要同普通百姓子女一样。
周恩来与邓颖超没有子女，但是亲属很多。他们对亲属既疼爱又严格要求，决不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允许亲属搞特殊化。周恩来的侄儿、侄女们，建国后都想去北京看望这位当了国务院总理的伯父。为此，周恩来就给亲属们规定了“十条家规”：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的家规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认真执行的。他以身作则，不让亲属沾上自己的光，即使亲属们符合条件应该享受的待遇，也执意不许。
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辉原在北京读书，后来留在北京钢铁学院工作。在北京的10年间，从没有说出和周恩来的关系，直到入党时，组织上到淮安老家调查，才知道他是周恩来的侄儿。1961年7月，周尔辉结了婚，爱人在淮安，钢铁学院为了照顾他，设法把他爱人调到北京。有一天他们夫妇去看周恩来，并向伯父说了这件事。周恩来听后说：“噢，这么容易？要是人家不接收呢？”侄媳说：“不接收就回去嘛！”后来，周恩来批评他们说：“这几年遭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不带头执行而搞特殊化？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不能调到外地去？”又说：“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便，要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后来，周恩来说服了钢铁学院的领导，限期将侄儿、侄媳一起调到淮安工作。
（四）朱德家风：立德树人，勤俭持家
朱德是四川走出的另一位伟人。朴素是朱德给人最直观的个性特点。这一特点也成为了朱德家风内容的核心，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和平用“立德树人，勤俭持家”八个字总结朱德元帅留下的家风传承。
在家人眼中，朱德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并教育孩子要自己做事，从洗衣服、洗袜子这些小事开始，不许他们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子孙辈与他一同生活时，朱德要求他们不要有特殊思想，不要觉得高人一等，群众怎样生活，他们就怎样生活，并特别训示说：“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不要靠我去当官”，“一定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实干为国家作出贡献”。
朱德家风不仅影响自己的家庭，他还以此约束自己的亲属。出于感恩当年兄弟姐妹们凑钱供他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同志让他们各送一个孩子来北京上学。计划经济时代，朱德家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孩子，生活压力陡增。朱德元帅没有公开自己的困难，还多次主动要求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给自己降薪，同时他自己开垦了一块地种菜，带着孩子们拿着锄头、铁锹、盆、桶去劳动，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先后6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并回过一次出生地——仪陇县。朱德同志回仪陇期间轻车简行，要求随从不给群众和基层添麻烦。他取消了家乡干部出于爱戴而为他举办的展览，指示用办展览的地方建一所小学让娃娃们读书。朱德还指示当地干部要根据山区资源禀赋，发展山区经济，自力更生，“不能光伸手向外要”。离开仪陇前，朱德同志特别提出：“希望仪陇要多给国家作贡献！”
（五）吴玉章家风：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
出生于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吴玉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1963年11月20日，吴本清探望自己叔祖吴玉章，离开前请吴老写几句话作留念。吴玉章就在他的日记本上题词，写了用于客厅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写后吴玉章还解释说：“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是吴玉章家风内容的高度概括。
吴玉章家风是他革命经历和贡献的凝练，他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并且在多领域多方面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他是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时还曾先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一生务实严谨，一专多能，践行了自己提出的“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的家风格言。
吴玉章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家人。女儿吴春兰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青团，积极投身土地革命，1933年牺牲；儿子吴震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30年入党，1938年学成回国从事水电建设；子孙辈中间很多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
（六）陈云家风：“三不准”
1978年，中央为陈云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以便他从事国务活动时乘坐。他十分喜爱这辆红旗车，但他同时规定，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乘坐这辆红旗车。
不准搭乘陈云的专车，这是陈云为家人制定的“三不准”原则的第一条，也是陈家的“老规矩”。除了不能搭乘专车，陈云在“三不准”里还严格规定了家人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
60年代初，为了应对我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局面，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等曾主张搞几种“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所谓的高价商品就是指购买这些商品时不再凭票，只要花上比平价商品高上几倍的价格就能买到。高价商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欢迎。仅1961年1月，全国就出售了1800万斤高价糕点和糖果，回笼资金8300万元。
这一年夏天，于若木上街为陈云购置了一床高价毛巾被。结果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消息，因为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产品了。即日起，所有产品都降为平价产品。看到这个消息的于若木不由得抱怨起陈云没有早点告诉她。但陈云却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属于国家经济机密，我当然不能随便在家里说。
1968年，只有18岁的小女儿陈伟兰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西藏。有人给陈伟兰出主意，让父亲跟领导同志打个招呼，这样就可以不去西藏了。于是她回家向陈云表达了这个意思。结果陈云严肃地告诉她：“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别人都能去，你也应该能去。”
虽然陈云是如此劝导女儿的，但是18岁的小女儿刚刚毕业就要远赴西藏，作为父亲怎能不担心牵挂。女儿要走的那一天，陈云独自一人站在楼道里，没有出来。只是在女儿出门前叮嘱，再大的困难也不要害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已在怀柔郊区当了十年教师的陈伟华写信给母亲，让母亲请老师给自己辅导辅导，讲讲题。母亲很快回信了，谁知道里面只说，陈云说这叫走后门，不允许伟华找老师。伟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转而自己埋头学习。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陈元是陈云的长子。受父亲的影响，他从五六年级就开始看《参考消息》。据陈元回忆，有一次，他悄悄走到父亲的办公室，自己坐在沙发上看起了《参考消息》。坐在办公桌前的陈云刚开始不明白儿子在干什么，当发现他是在认真读报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给了儿子一个鼓励的眼神。从此以后，陈元每天只要有时间就会去父亲的办公室看《参考消息》。有一次，陈云在给女儿伟华的信中特意表扬了陈元坚持看《参考消息》的事情，那是陈元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他对自己看报学习的评价。
除了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陈云更重视阅读和学习的方法，重视引导孩子们怎样正确地学习。陈云就曾告诫过小儿子陈方，要学会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他建议，看新闻报道的时候，要预想出事件未来的发展变化。随后，再跟踪事件的发展。最后，就可以将最初的判断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做对比。在陈云看来，这样可以锻炼思维方式，对一个人如何考虑问题、认识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陈云曾说过：“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公私分明、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尊重知识，陈云的品格风范深深地影响着陈家人，如同基因，代代相传。
四、习仲勋同志的家风
习仲勋同志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为建设良好家风，严格要求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以工作为重，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化，廉洁奉公，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做出了表率。他对家庭成员、身边工作人员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
（一）对妻子：优秀的共产党员
扎根基层，为党工作。1944年4月，习仲勋同齐心结婚。婚后，他以党的事业为重，支持齐心到基层工作。同年夏天，齐心从绥德师范毕业，即去农村基层工作。1945年习仲勋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齐心和习仲勋相距数百里之远，但是，习仲勋经常给齐心写信，鼓励她在农村基层安心工作。习仲勋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能做好一个区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齐心先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绥德县沙滩坪第一乡）当乡政府文书，后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宣传科长、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调研，并兼任《群众日报》的特别通讯员。及时将农村基层情况发文报道。解放后，齐心在长安县参加“三反”“五反”试点工作，习仲勋同志在一个星期天带着两岁的女儿桥桥到长安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妈妈。为不耽误工作，没让齐心回去，抱着哭喊妈妈的孩子离开。
努力工作，勤俭持家。习仲勋同志到北京工作后，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较远，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她想和孩子多待一会儿，离家近一些，但是她以工作为重，服从组织安排，甚至孩子患了重病也没请过假。习仲勋用业余时间照顾孩子，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家里不请保姆。齐心在北京穿着非常朴素，一次参加晚会时，有人在她身后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得那么土！”齐心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习仲勋闻之说：“土比洋好！”
荣辱与共，相濡以沫。1962年康生诬陷说习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习仲勋因此被撤职关押，蒙受不白之冤长达十六年之久。齐心当时处在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在习仲勋受审查和迫害的日子里，齐心和孩子们均受牵连。“文化大革命”中，齐心因为不与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受到审查迫害，在五七干校劳动七年之久，三个孩子尚未成年就去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农村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被剥夺升学的权力，当了车工学徒。但他们一家坚信习仲勋不会反党。他们没有随波逐流批斗他人，更没有与习仲勋划清界限。
严守纪律，不出国门。1978年，习仲勋同志出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曾多次率团出国访问。齐心本可陪同出行，但习仲勋叮嘱妻子谨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使得她未曾踏出国门一步。习仲勋在晚年对孩子们讲：“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勋对妻子真切的要求和衷心的赞誉。
（二）对子女：严格要求，国事为重
培养孩子从小节俭的生活习惯。习仲勋一生节俭，他常给孩子们讲“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米粒掉在饭桌上也要捡起来吃掉，菜碟上剩的菜汁也要用馒头擦干净吃掉。使孩子们养成不浪费一粒粮食的习惯。孩子们的衣服鞋袜，大都是大的穿完了，小的接着穿。孩子们旧衣服穿习惯了，穿新衣服反而觉得不自在。习仲勋也不让孩子乱花钱，孩子们除了在学校的伙食费和乘公交车的钱之外，没有额外零花钱，孩子们吃了冰棍，就没钱坐公交车，只能步行回去。
尊重工作人员。习仲勋要求孩子们对工作人员尊重，女儿安安小的时候，一次炊事员师傅王志德做的红烧鱼没有烧透，安安嘟囔埋怨几句，习仲勋严肃批评安安：“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老王叔叔，”“你没有权力因为自己的不满就去随便地责备别人，更不能责备长辈。”安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王师傅鞠躬道歉。
不搞特殊化。习仲勋对子女严格要求，从不让子女做一点违反政策的事。桥桥初中毕业时，和北京101中学录取分数差0.5分。如果习仲勋打个招呼，完全可以上,但习仲勋不打招呼。为了避免学校对女儿的照顾，他就让女儿改随母姓齐，家庭出身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习仲勋下放到洛阳期间，桥桥和远平去探望父亲，他们到小卖部买苹果，售货员知道是习仲勋的子女，出于对习仲勋的敬重，给他们专挑大个的，习仲勋知道后，坚决把大苹果退回。习仲勋坚决不允许以他的权力和威信为家人谋取丝毫好处。习仲勋鼓励孩子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因为他严格的教育和家风的影响，他的子女个个自立自强自信，能历经磨难，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
国事为重。习仲勋和齐心经常要求儿女以工作为重，一次齐心教育儿女说：“家庭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后强调：“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A同志担任福建省省长后，齐心依照家规给他写信嘱咐他：从严要求自己。2001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的88岁生日，全家人为习仲勋举行“米寿”寿宴，为他祝寿。在这样一个大团圆的日子，时任福建省省长的A，因公务繁忙不能回家，A在信中给父亲拜寿，对父亲培养所形成的良好的家风写道：“这是一个堪称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家风。这样的家风应世代相传，”“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习仲勋同志看完来信，非常理解，说：“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
（三）对工作人员：关爱备至
关心爱护。习仲勋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厨师、护士都很关心，但是对他们也要求极严，经常教育他们以工作为重，廉洁奉公。1936年，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县委的通讯员狗娃拉痢疾病情严重，习仲勋亲自抓药、煎药，看他服药，狗娃感动得热泪盈眶。习仲勋教导县委工作人员：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的使命，工作中，我们要一切服从党的领导，不拈轻怕重，不耍奸溜滑；生活中，要切记做到关心集体，关心他人，联系同志，时刻不忘人民的要求，一定要努力践行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使命和责任。
不特殊照顾。习仲勋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秘书向来高标准严要求，从不给予特殊照顾，更不封官许愿。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期间，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了便于联络省委同广州军区的工作，军区首长计划在军区部门给张志功安排一个部队兼职，张志功乐意，但是习仲勋认为不妥而不答应。1980年10月，省委一负责同志认为张志功担任科级职务多年，应该由“正科级秘书”提拔到“副处级秘书”，在办理手续时，习仲勋知道此事严肃批评他们是违反组织原则，并要求相关负责同志做深刻检讨。
支持身边工作人员到艰苦地区工作发展。在习仲勋严于律己作风的影响下，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以他为榜样，时时处处注意影响，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不给组织添乱，不给他抹黑。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离开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的地区。两位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司机王玉仲响应党的号召，回了山东老家。还有陈煦、田方、候汉英、周明星、魏宗宪等同志下放到陕西和甘肃。习仲勋并不因为这些人曾在身边工作过就特意提拔，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习仲勋经常写信或带话，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为人民服务。这些同志在新的岗位上，没有辜负习仲勋的教导和希望，努力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四）对自己：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职务变低，坦然接受。职务升迁，谦让推辞。习仲勋一心为党，以工作为重，从不以职务高低为目的。只要工作需要，职务变低时，他也愉快接受，每次组织决定提拔他，担任更高级职务时，他都会谦让推辞。1936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此前习仲勋担任陕甘边政府主席，虽是降职，但习仲勋愉快接受组织安排，并完成了配合西征有关任务。1945年冬，中央决定让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闻讯找毛泽东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但是中共中央根据工作需要，仍决定让他担任西北局书记。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调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习仲勋又向毛泽东同志表示自己的谦让之意。1959年3月，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看到中央提名他为国务院副总理人选的文件时，认为中央应考虑更为合适的人选，他迅速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去，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给他平反，恢复工作，按当时政策应官复原职，但是当时只让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委第二书记，同其原职务相差几级，但习仲勋同志不讲条件，立即赴任，马上开展工作。
不避凶险，保护西安城墙。1958年，“大跃进”活动席卷全国，“左倾”冒进、拆除城墙之风愈演愈烈。在这股风影响下，陕西提出拆除西安古城墙，习仲勋闻之，决定对西安城墙采取保护措施，在全国拆城墙的狂潮中，逆“拆城墙”风而行，其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甚至会招致横祸。但是习仲勋不惧个人得失，经过努力于1959年7月23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使西安古城墙，这一全国的宝贝得以保存下来。习仲勋冒险的壮举和其保护的西安古城墙至今为全国和世界人民赞誉。
五、家风建设应成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家庭培养的不仅仅是继承者，更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员的家风建设也从家庭层面上升到政党建设和国家层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更是从根本上对党员的家风建设进行了规范。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注重家风建设，家风与政风、党风一起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
先进性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进性是共产党千锤百炼的优秀品格，是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根本依据。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在群众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近年来，“失管失教”这一表述在不少被查处领导干部的案件通报中出现：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庆奎“长期对家属失管失教”；云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原总队长早明光“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不是个人私事、家庭小事，而是体现领导干部作风、关系廉洁从政的大事，与党风政风也密切相关。剖析一些落马官员的案件，家风不正、对亲属子女失管失教，根子还是出在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上。
有的领导干部觉得自己忙于工作疏于亲情，让亲属子女得一些好处算作补偿；有的认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只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而非自己直接以权谋私；有的精心设计，将人脉、资源等嫁接到亲属身上，甚至让其充当敛财的“中介”。凡此种种，皆是纪律规矩意识缺失，思想“总开关”没拧紧，出现了“跑冒滴漏”。
领导干部对亲属子女失管失教乃至纵容，亲属子女就有可能谋取不正当利益，跨越法纪边界，越陷越深，领导干部自己也难以自拔，最终害己害人。
自古而今，家风建设都是为人做官的重要课题。《左传》所记载的卫庄公宠溺儿子州吁的故事令人警醒：州吁喜好武事，卫庄公不加禁止，卫国大夫石碏劝告其约束州吁的行为，“宠子”不等于“爱子”。但卫庄公不听，导致州吁恃宠而骄，日益骄奢淫逸，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重视家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重视家风建设，对亲属子女的严管严教，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政治要求、纪律要求。从作出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再到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了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的处分措施，可以说，党内法规已将家风建设上升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必修课”。
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从自身做起，修身律己，注重家风家教，管好“身边人”。只有家风正，党风政风才能正，社会风气才能正。
家风潜移默化的作用力无穷，营造良好的家风，才能推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