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文稿汇编（10篇）（202406）
经济类文稿汇编（10篇）
（202406）
目录
“宏观经济治理”：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重要成果 2
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10
产业提档升级，老区焕发活力 15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成就 19
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25
强化战略部署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33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7
用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丰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43
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48
着力增强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52
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典型事实，提炼出相应的基本问题，以基本问题为导向展开“术语革命”，抽象上升为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进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特征和发展的规律，在道理、学理、哲理的有机统一中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宏观经济治理”，就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典型事实形成的理论概念和逻辑体系，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
基于中国经济典型事实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突出表现在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具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在保持长期强劲增长的同时，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特别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世纪疫情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均表现出更强的稳健性和相对更低的波动。在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时，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有独具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这一典型事实，为中国经济学展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提供了实践依据，也提出了理论要求。
正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上述典型事实，我们从理论上概括提炼出“宏观经济治理”这一基本范畴。这一基本范畴，不仅在概念上区别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控”，而且在内涵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体系。
在体系结构上，“宏观经济治理”既包括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还包括整体的宏观经济制度，特别是我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伴随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宏观经济制度和调控机制也在不断调整，这种调整和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极为深刻的积极影响。
在政策工具上，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总量政策，而且包括结构政策，同时还包括改革政策。改革政策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保障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方面，而且体现在维护经济短期运行方面。西方宏观经济理论通常更强调宏观经济的总量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诸如产业结构演变和调整等方面的政策工具。
在调控方式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既包括需求管理，也包括供给管理，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根据宏观经济失衡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来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方向，或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线，或是以供给管理为主线，同时强调把握好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形成供需双向协同发力和良性互动（如现阶段强调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宏观经济管理尽管也提出供给管理，甚至提出过所谓的“供给革命”，但并未真正深入贯彻，并以失败而告终。
“宏观经济治理”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规律性认识
我们党在实践中十分注重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总结宏观经济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总结和提炼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突出体现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20XX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炼出的“五个必须”，就蕴含着对宏观经济治理的深刻要求。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第一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要统筹好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两方面要求，这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宏观经济治理的客观要求。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第二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应把握好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在宏观经济失衡过程中能够明确供给和需求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情况，能够在突出重点和主线的同时，统筹供给和需求，实现双向协同发力，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统一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第三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机制应把发展与改革开放进一步统一起来。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一招，是使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制胜法宝。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前提，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是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第四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标准应体现效率与风险的对称性，既要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又要在宏观经济治理战略上协调“上水平”与“补短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核心竞争力和防风险抗击打韧性等各方面的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有机统一。
“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第五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的指导思想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要求，即内生变量，并非简单的外在前提；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团结最广大人民、调动最广泛力量、协调各方面利益矛盾、战胜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风险挑战的力量保障。
“宏观经济治理”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通过与时俱进创新宏观政策工具，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一是以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目标。通过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等），从宏观上引导各项经济政策，统筹协调各方面经济政策的功能效应，不仅满足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发展的目标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二是创新和丰富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各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新时代以来，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数量工具和货币价格工具）、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更为显著，同时，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等各类更加深入体现结构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的各项民生政策、社会政策等不断丰富，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有效性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
三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主要工具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上探索创新，不是简单地选择同时同方向“紧缩”或“扩张”的搭配组合（“双紧”或“双松”），而是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调整宏观政策组合结构，尤其强调精准控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力度的差异。比如在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世纪疫情冲击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避免了全面紧缩或全面扩张的宏观政策组合带来的强力冲击，提升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也显著增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四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政策时序上，统筹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在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失衡时，需要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但若力度过猛则会产生较大负效应，形成巨大的政策调控成本，进而降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提出在逆周期调节的同时引入跨周期调节，目的就在于降低逆周期调节的成本，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可持续性，促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为可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政策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均衡性。
五是强调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以“稳”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为“进”提供时间窗口和必要宏观条件，以“进”推动结构升级和深化改革，为“稳”奠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基础，形成宏观经济治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等各方面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仍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短板，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工作，作出了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决策，切中了要害，抓住了“牛鼻子”。
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20XX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洞察世界城乡关系一般规律，科学把握我国城乡关系演进趋势，深化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
县域是城和乡的结合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当前，我国大中城市的产业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一些传统产业逐步向县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县城集聚，为县域增强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集聚功能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要敏锐抓住这一重要窗口期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具体可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注重空间规划科学化。规划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龙头”，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规划先行。要坚持县域城乡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功能互补，统筹县域农田保护、生态涵养、城镇建设、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推动形成田园乡村与现代城镇各具特色、交相辉映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态。推进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高人居环境舒适度，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发展格局，提升县域整体能级。
加快农业人口市民化。围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强化人口集聚功能。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等非户籍常住人口均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促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体制机制创新，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促进各类要素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为持续在城乡之间流动。加大县、乡、村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提高县域综合承载能力，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全面提高县域内要素协同配置效率。
推进县域经济特色化。产业是县域发展的根基，特色是县域产业的优势。要树立大农业观，把农业建设成为大产业，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发挥县域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与大中城市错位发展、差异发展，走特色发展之路，念好“山海经”、做强“土特产”，培育壮大特色支柱产业，打造高水平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承接大中型城市产业和资源转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县域中小企业发展。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县域产业绿色转型。积极发展富民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挖掘产业多种功能，拓展产业多元价值，建立富民利益联结体，实现既富民又强县的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路径。
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有了更高需求，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有了新要求。要充分发挥县城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推动公共设施建设向乡村延伸覆盖、公共资源向乡村下沉配置，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便利程度。加快推进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社会事业，切实提高乡村自我服务能力，努力实现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当前，城乡基层治理还存在治理资源不均、机制不畅、能力不足等难点、堵点。要以县域为联结点和切入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县域治理能力，不断健全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县域智慧治理，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革命老区是我国“十四五”规划重点支持的特殊类型地区，这里红色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伴随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区位优势越发明显，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江西省相关负责人介绍，20XX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幅列全国第7位。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该省交出的亮眼成绩单续写了红土圣地荣光，为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产业振兴工作，《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对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作出专门部署和安排，实施成效显著，不少地区已形成较为稳定且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群。未来，革命老区在产业规模、品牌影响力提升以及核心竞争力打造等方面，仍有不小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明确定位、找准方向、用对办法，将促进产业提档升级，谱写新时代振兴发展新篇章。
充分发挥革命老区红色资源比较优势，加速形成红色产业高地。发挥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红色文化浓郁的先天优势，做大、做强、做优“红色+”文旅、直播物流等特色产业，打造红色文化特色产业地标，将有助于擦亮红色产业品牌，不断拓展消费新空间。比如，延安市创建国家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积极开展红色旅游及“黄河记忆”非遗大展等活动，据统计，20XX年延安市旅游综合收入331亿元，接待游客4199万人次，创造了历史新高。
创新激发革命老区生态资源潜在优势，擦亮绿色产业品牌。依托革命老区的绿水青山，擦亮“红色+绿色”文旅金字招牌；利用土地、森林等资源优势，打造品质农林产业，大力发展经济林、中药材、畜牧业等。塑造革命老区绿色产业品牌，紧紧围绕提升产业附加值的目标，在制度保障、绿色金融、科技赋能等方面形成强力支持，推动革命老区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比如，浙江丽水市创新探索“碳汇银行”制度体系，成立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抢占绿色产业发展新赛道，不断厚植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江西吉安市、海南临高县等革命老区竞相开展实践探索，生态产业发展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动能。
积极培育革命老区创新发展的后发优势，打造金色产业载体。革命老区在政策、区位、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在发展中充分利用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强、政策扶持力度大、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频共振等有利条件，有助于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平台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革命老区产业智造能级水平。在创新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方面，系统打造供应链，延伸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升价值链，革命老区产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将会进一步得到激发。比如，江苏省盐城市通过创新发展促进产业能级不断攀升，20XX年新开工、新竣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分别达750个和450个，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综合试点城市。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能级革命老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革命老区赶超其他发达地区，实现经济跃升的新契机。一些政策支持和结对共建项目，为革命老区实现科技创新突破、提升劳动者素质、完善新型基础设施，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宝贵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老区精神所蕴含的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力量，凝聚更多智慧，加快培育创新优势，汇聚创新人才，激发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利用革命老区在新能源、新材料、新经济等方面蓄积的后发优势，发展好“科技+”特色产业，把握弯道超车新机遇，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可持续发展添续新动能。
新时代新征程上，充分盘活红色文化、生态资源，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江西等革命老区必将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成绩，续写新的荣光。
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为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我们党而言，这既是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严峻的现实考验，迫切需要以理论武装推动全党团结、事业发展”“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始终以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深刻阐明了加强理论武装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实践要求、有效方法，为新时代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编写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新征程全党大学习、干部大培训的动员令，是深入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宣言书。
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经济篇》通过鲜活的实例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成就，为更好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所描绘的经济篇章提供了翔实材料。
第一，把贯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篇章的主题主线。党的二十大对坚持不懈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提出明确要求。xjp经济思想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把握xjp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和运用xjp经济思想，对于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经济篇》自觉运用xjp经济思想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聚焦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探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案例，以此深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希望全面提升干部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不断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第二，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篇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关于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构建起来的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对于指引我国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党的二十大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看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规律性认识。这些方面，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经济篇》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每一个现实的经济案例中展现了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篇章的核心主旨。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以来，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取得积极进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经济篇》的案例选取与理论分析深刻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如何引领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长三角地区、构筑开放发展里程碑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致力实现共享发展的陕西延安等一系列案例，共同绘就了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经济现代化图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而《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经济篇》提供了充分的经验启示与思想养分。
第四，把指导工作、务实管用作为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篇章的显著特点。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强调理论学习和实践的有机贯通，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总书记指出“没有全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强调“要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干部学习培训也应该是生动的。《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经济篇》选取的案例，展示了我们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成就，揭示了造就经济成就的主要做法。这一案例选的目标不仅是讲全、讲好、讲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故事，而且是以案例说理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强化政治训练，加强履职能力培训，深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改革创新，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高水平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这一案例选在设计上充分体现了注重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系统深入、政治训练更加扎实有效、履职能力培训更加精准管用、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更加科学健全的目标要求。
第五，把案例教学作为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篇章来设计。案例教学因其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参与性和实操性等特点，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省级以上党校（行政学院）的主体班次中，运用研讨式、案例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的课程不断增多，并取得良好效果。如何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充分发挥案例教学优势，进一步提高案例教学质量，是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经济篇》与前几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相比，案例阐释部分明显加强。这一案例选不仅选取了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经济案例，而且通过现象把握本质，分析了造就这一经济现象的经验启示。这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实故事、生动故事，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实践很有帮助。因此，期待在学习了这些案例及其所带来的经验启示之后，干部有很好的启迪和收获，增强创新能力，不断丰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实践方法。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是“中华民族”的，又要是“现代”的。前者要求我们返本开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者则意味着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中西互鉴。两者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返本开新，激活传统
返本开新是文明史上的常见情境，特别是现代大国强国的重要文化特征。世界变化越来越剧烈，我们都感受到了科技和商业的力量在深刻地改变社会，感受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想回到自身历史和文明的源头，看看自己从哪儿来，想想自己的所来之处是否还有着能给当下带来启示和活力的源泉。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更要去追寻那些有着恒定价值的东西。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人们不断回到先秦，回到我们文明的萌生处寻求启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先秦诸子一直就是后世思想的灵感源泉。“三代想象”一直是儒家不断发展的依归所在。宋明理学更是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典范：面对佛学冲击，儒家士大夫从唐代韩愈、李翱首倡重建儒学，再到宋代朱熹重返儒家经典提出理学，再到明代王阳明集宋明理学之大成，儒学立足自身，返本开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资源。而儒学中的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学，则在晚清危亡时期再度兴起，为有志之士的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历史上，西方文明也很多次回到古典源头去寻找启示，开启新思想。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萌生，可它最初却表现得像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活。19世纪的德国，很多文化巨匠也把目光重新投向古希腊。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当今的欧美也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激活古典概念来理解当下。而在法律体系中，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制度，例如合同法的一些基本规则，仍然在延续两千年前的罗马法。
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更强的自觉来挖掘、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挑战，以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形态和思想成果。返本开新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和开放包容之间也并不冲突矛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必然是返回中华文明根本，不断开出新形态、新内容、新成果的过程。
文明互鉴，创新超越
总书记强调：“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在当今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西互鉴。要促进文明互鉴、中西互鉴，就要实现三个“超越”。
超越文明隔阂，交流互鉴从来都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代中华文明不断借鉴其他文明发展自我。历史上中华文明通过吸纳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文明，推动形成宋明理学。20世纪以后，中国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现代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汲取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营养。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指出：“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历史上，欧洲曾对中国充满兴趣，启蒙时代还曾出现过“中国热”。
超越文明冲突，交流互鉴实现创新超越。“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明的相通相近，反映出超越时空的人心共性，使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逐步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之间的多元和差异，为人们在交流互鉴中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取长补短、创新超越提供了条件。比如，古希腊文化对逻辑思维的强调、对非实用真理的探索、对好奇心的鼓励，对渴求创新思维的我们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中华文明注重秩序与自由、责任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为当代西方有识之士反思自身文明时所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强调征服和利用自然，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天人合一”“顺天应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文明的发展，既要返本开新，激活各自优秀传统；又要开放包容，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文明交流互鉴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而是成为更好、更伟大的自己。
超越文明优越，摒弃以族群来区分文明野蛮的观念。中华文明历来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度，不以族群来划分文明和野蛮、区分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越是繁荣强盛的时代，就越是如此。当前，人类需要超越文明等级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文明不意味着征服和改造，而是尊重、欣赏、学习和成就他者。
然而直到今天，西方一些人依然秉持文明等级论，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产生出来的价值体系看成“普世价值”，并制造出许多文明等级的二分法概念——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等，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动辄指责和干涉，甚至兵戈相向。这种不平等的文明观正是世界上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价值观是文明最深层次的内核。在返本开新与文明互鉴特别是中西互鉴之中，我们对中国人的独特价值体系会有更清晰的认知，这一独特价值体系也是正在创造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追求。
在社会价值观上强调群体本位而非个体至上。中华文明坚持德性为本、群体本位，讲求义利之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人民至上、群体本位。西方现代文明奠基于个体至上的价值观，其经济、政治、社会等秩序的逻辑起点，都是为追逐自身利益的个体提供理论和制度依据。原子化的个体极致地满足自身欲望，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给西方社会弱势阶层和群体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发展观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文明历来对资本的逐利特性保持高度警惕，“天下为公”的传统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上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上反对用金钱衡量一切、强调精神富足，等等。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驱动的现代化。资本被视为塑造社会的支配性权力。
在治理观上强调团结统一而非分化对立。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脉从未中断。秦汉以来，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土完整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底线，维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自觉。主流政治力量、主流价值观念和主流思想文化的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当代中国在更高水平上发展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多元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又使其生机勃勃。政治与宗教、地域、种族之间的分化乃至撕裂，是当代西方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生态观上强调天人合一而非征服自然。中华文明坚持“天人合一”“天人互益”：以“万物一体”“中和位育”的观念看待自然，以“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心态敬畏自然，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利用自然。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优秀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于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气候等挑战具有重要价值。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自然为目标。
在天下观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各自为战。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平等共处，对话协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体现。差不多400年以前，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西方现代主流观念，将国际关系视为各个国家在世界上竞争有限资源的关系。
当代世界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新兴技术不断撼动既有伦理原则，霸权行径不断冲击世界和平，民粹主义不断撕裂社会结构，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的激烈博弈甚至带来战火，这让我们对于世界的前景充满担忧。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客观上说远比过去有更好的条件。人类最有创造力、进步最大、最有活力的时候，也经常是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交融最充分的时候。古老的传统重新焕发出活力，现代文明不断反思自身的欠缺，正是人类不断进步、走向更高更好的文明形态的机会。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返本开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进而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必然选择。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规模庞大的制造业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完整的产业体系是维护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坚实支撑，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稳固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保障。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确保我国在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
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规模进一步壮大，20XX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9.9万亿元，占GDP比重31.7%。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绝对规模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超大规模工业体量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不仅有力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给高新技术发展提供土壤，有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而且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品类丰富的商品选择，促进了全球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稳步增长过程中实现了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一些国家筑“小院高墙”、搞“脱钩断链”，以“产能过剩”为借口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们应居安思危，超前谋划，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强化战略部署，通过提升设计水平、质量性能和品牌价值，持续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由要素成本优势向综合优势转变，促进工业实现“大而强”“大而优”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完善、规模全球领先、数字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的优势，全面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相较其他国家，我国制造业集群化、园区化空间集聚特征更加突出，这意味着制造业整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过程中，不仅应关注数字领域底层技术和前沿技术突破，还要重视推动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重点通过强化财政税收激励、加大政府采购规模、完善数字技术服务体系等方式，推动先进、成熟、适用的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化管理方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广大中小企业中广泛推广应用。推动提升产业工人数字技能水平，培养高水平数字工匠。更好培育我国制造业在市场规模、运营效率、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二是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着力降低国内产业转移和承接成本，推动制造业梯度转移。借助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契机，在具有良好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内陆地区打造轻工纺织、资源精深加工、机械、电子产品组装等产业备份基地。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利用数量众多、劳动力充裕的县域，不断提升县城产业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产业。针对当前制约我国东北、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卡点瓶颈，着力深化内陆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经营成本，对接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高水平推进内陆开放。创新区域间产业转移合作模式，不断探索和完善区域间托管、共建、税收分成等方式，最大程度激发产业转移各方积极性。推动各类产业按照区域比较优势顺畅转移，以国内生产力布局优化来应对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调整。
三是借鉴“母工厂”制度，打造一批先进制造能力承载主体。从国际经验看，制造能力流失是产业空心化对一国实体经济最主要的破坏。在全球制造中心转移过程中，日本通过主动建设“母工厂”，有效保存了本土先进制造能力。所谓“母工厂”，是指在本国建立的在制造体系中发挥开发试制、技术支持和维护本国技术先进地位的企业载体和现代工厂，具有在生产制造层面不断优化技术、改进工艺的功能。可借鉴日本“母工厂”经验，在制造强省遴选一批生产制造能力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打造承载先进制造能力的工厂。这些工厂应重点承担生产工艺创新、管理创新、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等功能，避免我国高端制造能力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被破坏，有效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为各地结合实际推进生产力变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因地制宜”不仅强调发展的特殊性、自主性，也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灵活性。在实践中，各地要立足自身实际，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对地区发展状况进行精细研究和精准施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更是生产力领域的重要变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更好集聚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符合高效、智能、绿色、可持续等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新动能和把握科技革命新机遇提供重要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构建合理区域分工体系、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新时代的硬道理，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与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相适应，引导生产要素顺畅流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领域。由于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呈现不同特征。东部地区科技与经济基础较好，要更加注重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的提升，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部地区区位交通和市场优势突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西部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等等。通过精准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实际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明确各区域发展定位，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我国发展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好用足各地科技人才和资源禀赋积极拓展多元技术路线，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发展合力，有利于更好把握新领域新赛道的新趋势新方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在认识和运用自然、社会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发展实情制定相应政策；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各地生产力发展状况，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路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积极探索发挥优势、展现特长的发展路径，培育壮大新产业和新动能。
尊重差异性实现精细化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尊重发展的特殊性、差异性、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条件、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客观上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因时制宜，实现精准化发展。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行动研究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举措。完善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环境来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推动科技成果实际应用和产业化转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方向性指导。谨防脱离实际、盲目攀比、任性蛮干、一哄而上等不良倾向。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形态多样，各地发展重点难点不尽相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要立足各地实际，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避免同质化、重复化、无序竞争的低水平发展。例如，科技资源富集地区要紧扣科技创新核心要素，加快构建完善的创新生态，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国家级制造业集群和产业基地要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紧密结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资源型地区要加大资源精细化、高效开发利用，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等等。
同时，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先立后破”主要指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时度效，处理好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关系。在新动能培育起来之前，不能把传统动能都抛弃掉。“因地制宜”主要指结合本地区实际，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分类指导”主要指各地根据先进生产力的成长路径和规律分类推进，精准施策。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产业基础、要素条件是不同的，需要精准匹配，分类指导。
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国际竞争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让每个地区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不断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科技创新。经过多年发展建设，我国科技创新条件不断改善，新兴前沿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增强。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快速涌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完善激励机制，建立有利于集聚全球创新要素的开放合作机制，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引领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要载体。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和总量规模优势突出，但也存在科技与产业结合不紧密、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不够等问题。要依托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加快建设国家级开发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具有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生特点。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要依托生态环境较好或绿色资源较为富集地区，积极培育一批发展绿色生产力的示范区，推动产业和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促进高端要素汇聚。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畅通流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全面优化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供给。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让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成长。此外，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和配置能力，形成吸引高端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推动各个方面现代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以什么样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是建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也是关于现代化叙事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人口达到80亿，但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有关现代化的话语基本上被西方垄断。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式成为被模仿的“范本”，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实践中总结的西方经济学被视为圭臬。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进一步显现，已经无法对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出回应，用西方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的一些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落入陷阱，造成越来越大的发展鸿沟。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国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飞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不仅有力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更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形成既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具有独特特征的中国经济理论。当前，用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丰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洞见，为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逻辑、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正确指引，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研究、学术化阐释，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其中蕴含着许多仍具有时代价值的经济思想观念，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等。这些经济思想观念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滋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经济思想观念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坚持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创新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经济学概念范畴，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充分彰显了主体性和原创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坚持融通中外。开放包容始终是理论的活力来源。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应当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引发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阻链的风险加大。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达国家不断优化产业和人才政策、强化科技竞争手段，对全球人才和创新资源虹吸效应增大。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作为科技创新资源富集地区的长三角，肩负着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任。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至今恰逢十周年。站在十年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新起点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应充分发挥长三角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吸引全球先进生产力要素持续流入，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制度型开放。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外资企业能够利用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共享我国发展前景和巨大市场，使我国能够更好吸引全球优质资本和创新成果落地生根。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区域要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自贸试验区改革经验互学互鉴和复制推广，努力成为畅通我国经济大循环的强大引擎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加强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长三角地区亟须通过聚集全球科创要素，加快建立完善跨区域、跨部门机制，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形成区域创新协调联动共享机制，跨区域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强强联合，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深化国际科技合作，联合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若干创新联合体，实现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探索建立国际化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长三角区域成为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力源。
增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协同性，提升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完备的产业体系，是我国吸引高水平全球创新资源、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关键优势。目前来看，长三角地区初步形成了三省一市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各扬所长的产业布局，为吸引全球新质生产要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产业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环境条件等比较优势，发挥省际毗邻地区的天然区位优势，探索建立省际毗邻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进一步提升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努力提升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长三角区域产业集群，高标准建设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地区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条件总和。从本质上看，营商环境是各种生产关系的系统集成，既涉及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业发展、创新要素配置，又涉及市场监管、社会信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便利程度，等等。面临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任务，长三角地区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掌握主动，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取得新突破。亟须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有利于全球人才流动和创业就业政策，吸引和促进世界各类先进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进入长三角地区，实现与我国新质生产力相关要素的有机结合。
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战略储备市场调节机制，增强大宗商品储备和调节能力，更好发挥战略储备的稳定市场功能”，“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局部地区冲突频现，粮食、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都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全球储量的分布格局变化、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能力水平、供应链中游的流通贸易风险、产业链下游的消费引擎作用，从生命周期视域系统探寻增强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可行路径，全方位筑牢经济安全“压舱石”。
深挖产业链上游生产输出能力
大宗商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或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储量、农业技术水平等决定着大宗商品的规模及质量，提高相应生产能力，是提升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第一个环节。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矿产资源储量、品质差异较大，勘探开发能力亟待提升。应央地联合建立专项资金、成本抵扣与金融支持、完善收益分配制度，分别调动基础地质调查、勘查、开采等企业的能动性与积极性，激励社会资本踊跃进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最前端；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条，推动配套产业集聚，以智能化改造推进“富矿精开”；聚焦改进采矿工艺、强化市场化出让矿业权，推进数字化矿山建设，实现矿产资源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要强化资金投入，聚焦关键技术研发，提升油气资产集中度，为“增储上产”提供稳定动力；加大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为保障油气产业链安全拓展新空间；建设开放、流动性强的勘探开采市场，激发行业活力和提升效率，为提升油气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奠定基础性投入保障。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聚焦种子实现“芯”突破的核心任务，培育和推广优质优产的好品种，攥紧中国种子，大力推进“藏粮于技”工程，建设种业强国；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和单位面积产量；加强气象工作的精准化服务，有效助力乡村振兴，提升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对冲供应链中游流通贸易阻力
大宗商品流通环节多、风险面广，对冲全球大宗商品进口渠道单一、交易商缺乏国际竞争力、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等风险，是提升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第二个环节。
稳步扩大大宗商品全球贸易伙伴国数量，为提升韧性开辟多元化进口渠道。我国矿产资源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国相对集中，油气、粮食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和安全稳定，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助力大宗商品进口多元化，有效分担进口国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做好大宗商品运储工作，健全大宗商品海运和物流体系，加快补齐储备设施短板，确保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和安全稳定。
强化提升期货市场与大宗商品交易商合作层级，为提升韧性平抑不确定风险。强化国内期货市场与国际知名能源、矿产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合作，在交易模式和风险管理工具上开拓创新；国内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境外分支机构应及时捕捉生产、交易实时可靠信息，建立信息共享发布平台，提升境内交易商的风险预判和管控能力；加快推进大宗商品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为境内大宗商品交易商规避国际市场风险提供保障。
拓展数字化在大宗商品供应链运转中的应用场景，为提升韧性降本增效。推广应用大宗商品贸易数字化平台，有效降低流通环节融资压力，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降低成本；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精准服务境内外大宗商品交易商，为提升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数智化解决方案。
密切跟踪政策动向对大宗商品供应链流向的冲击，为提升韧性做好前瞻预警。强化大宗商品战略储备能力和调节能力，以打造大宗商品集散枢纽中心为抓手，在仓储、中转与应急保障等方面前瞻性布局相应的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一批应急保障能力强的大宗商品运输企业；科学评估相关国家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和产业链供应链运转的潜在影响，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经贸秩序，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
激发产业链下游终端消费活力
从消费者衣、食、住、行等现实需求角度出发，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稳定大宗商品总体价格水平、激活大宗商品终端消费活力，是提升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最后一个环节。
充分发挥大宗商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提升韧性提供持续强劲消费驱动力。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清除妨碍大宗商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方政策条款，形成有序的大宗商品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树立大食物观，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为提升粮食产业链韧性提供消费端支撑。
多措并举稳定国内大宗商品总体价格水平，为提升韧性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坚持供需双向调节和监管，强化预期管理，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健性，发挥政策“组合拳”的保供稳价效能，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运转的良好基础；以强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实施跨周期的市场化价格调节机制，及时出台扶持政策稳定市场主体和就业水平，为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水平提供支撑；健全常态化打击投机炒作、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确保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价格稳定和良性循环。
加强协调国际贸易与国内消费之间的关系，为提升韧性优化战略思路与政策引领。以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壮大跨境电商主体、品牌、园区、产业带、海外仓建设，强化大宗商品产业链精深加工能力，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相应国际话语权；加强大宗商品市场监管、坚决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等行为，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市场供需环境；提升粮食、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践行生态环保理念，推进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为提升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筑牢经济安全“压舱石”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