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经济类文稿汇编（24篇）
2024年2月经济类文稿汇编（24篇）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地位作用的重大战略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影响。要认真学习领会这一重大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结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尽管在特定时段、特定情况下外因能发挥很大作用，但从整体、全局和长时段来看，内因的作用始终是根本性、第一位的，外因的作用是辅助性、第二位的。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是千千万万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各行各业勤奋工作的劳动者，只有把企业家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激发出来，经济增长才有了绵绵不绝的持久动力。这就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打破束缚人们开拓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积极创新创造提供良好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改革开放是提高要素投入质量和效益的“倍增器”，一旦把全社会的动力和活力调动起来，就能对经济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内生动力的作用是持久的、强劲的、源源不断的，与增加要素投入的一次性作用不同，今年起作用，明年乃至更长时期都会起作用。有效调动全社会内生动力，是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
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总结我国发展历史经验得出的宝贵结论。改革开放前，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劳动产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体制机制一变，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不断改革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激发起亿万人民群众奋起追求美好生活的强劲动力，激发起千千万万基层组织和经营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持久活力，无数个微观源泉汩汩流出的“源头活水”汇聚成奔涌前行的“大江大河”，汇聚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汪洋大海”，中国的发展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精彩蝶变！
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破解当前发展难题的关键一招。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不断抬升，已经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已到中途、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新形势，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拼人力、拼资源、拼投入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前，在外部需求萎缩、国内需求不振的情况下，适度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来推动扩大内需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依靠改革开放解决内生动力和活力不足问题。要积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加快落实一批支持民营企业的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进这些改革将不断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回首过去，我们依靠改革开放，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展望未来，我们依靠改革开放，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画出“最大同心圆”，持续激发亿万人民的磅礴伟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目标，创造新的历史奇迹！
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强保障
生产力是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力量和动力源泉。新质生产力通过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体系深度转型升级使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征程上必须回答而且必须答好的课题，需要完善相关举措，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遵循科技和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导向作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围绕新质生产力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运用系统观念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加快实现重大突破。要加大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在解决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同时，加大原创性和应用性技术研究，打造我国科技竞争新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要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扎实推进科技强国建设，通过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将优质要素更多集聚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有机统一。
二是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对生产要素进一步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畅通流动，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强诚信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让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向能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领域聚集。同时，还要进一步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
三是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通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畅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渠道。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宝贵的社会资源，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营造鼓励大胆创新、诚信经营、勇于奋进的良好氛围，激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活力。要把科技创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并推进产业创新不断实现“从1到N”的应用转化。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有序布局未来产业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产业支撑。
四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质生产力除了科技因素外，制度因素也尤为重要。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从而更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并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各方面制度更加规范科学；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破除不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各种束缚。同时，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持续把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发展和安全是关系国家兴衰的两件大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这既是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也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发展是安全的重要基础。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壮大物质技术基础才会更加安全。但盲目发展、粗放发展也会带来安全隐患，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促进高水平安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大力激发各类微观主体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如果发展停滞不前，就会削弱安全的根基，没有发展的安全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屏障，才能为有效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安全是发展的必要环境和重要守护。安全是底线，没有安全和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发展成果也会得而复失。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由于社会动乱、政局动荡，不仅丧失了发展机遇，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我国发展的国内条件和阶段性特征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我们必须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把防范风险、维护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科技实力整体上已有明显提升，但创新能力不足仍是我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加速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面临不少“卡脖子”问题。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真正使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潜力竞相迸发，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切实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
发展和安全要兼顾并重、两全其美。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筹谋划、同步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用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推动国家安全战略、思路、体制、手段创新，明确安全边界，守好安全底线，精准有效防范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风险。既要打开窗户，也要安好纱窗。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善于运用国际通行做法和法治化制度安排，不断提升开放条件下监管、风险防控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丰富应对各种极端情况的工具箱，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长期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发展和安全必须并重，下好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打好高水平安全的主动仗，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建设金融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党高级干部讲授了第一课。这是一篇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光辉文献，需要反复研读学习、深入理解领会。
深化对金融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继20XX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在短短3个月之内再一次专题阐述金融问题，充分体现了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深厚政治智慧和深远战略考量。对于金融作为“国之大者”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来看，金融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定。党的二十大后，中央举办了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聚焦的主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则是着重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问题”而展开的。为什么要讲金融问题呢？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建设金融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和必然要求。做不好金融工作，没有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从百年大变局的国际形势来看，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大国崛起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当今世界，金融之战的烈度和影响程度，甚至超过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而且，在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背后，金融制裁的手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现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只有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才能掌握大国博弈的主动权。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仍任重道远。金融既十分重要，也极易产生风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XX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这一次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突出强调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这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但是，这并不表明一切都风平浪静。20世纪90年代我们出现过金融“三乱”现象，几家大银行事实上陷入过技术性困境。当前，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领域金融风险、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等尤为突出，风险持续恶化，存量风险尚未见底，增量风险仍在集聚，而且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破坏性特别强，处理不善极易引发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决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的矛盾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干部队伍状况来看，提高金融工作本领、加强金融监督管理极为紧迫。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既是“国之重器”，也是腐败问题易发高发频发的重灾区。做好金融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金融干部队伍必须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前金融领域的种种问题乱象很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少领导干部对金融工作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存在比较严重的“本领恐慌”。特别是一些人政绩观扭曲，缺乏金融工作常识，违背金融市场规律，“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肆意乱为、胡作非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更有甚者，一些人胆大妄为，靠金融吃金融，内外勾结、滥权敛财、贪婪无度。可见，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本领，加大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是当前金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当务之急。
深化对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历史进程的认识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不断深化对金融工作的认识，不懈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发展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金融工作，领导我们党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发行了货币、设立了国家银行。延安时期，毛泽东将“调整金融关系”明确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他还强调：“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体系，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但这一时期我们党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对城市金融工作总体上还很不熟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相继打赢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迅速稳定了新中国经济秩序。此后，我们成功进行货币改革，建立了适应当时经济体制的银行体系，我国金融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出纳和会计，还不是真正的银行，金融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真正的作用，难以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对金融的重要作用认识更加深入。邓小平指出，“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我们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金融事业迎来了重大机遇，但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高度重视推进金融改革发展、保障金融安全，深入研究一系列重大金融问题，不仅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的冲击，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因素冲击、妥善应对美西方国家大搞“脱钩断链”等种种逆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拓创新之路，也是一条自信自立之路、行稳致远之路、长治久安之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艰辛探索的实践中开创出来的。这条路来之不易，这条路行得通、走得稳，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作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内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首要问题，也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做好金融工作，必须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国家政权的性质职能，决定了我国的金融事业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事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是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回归本源，坚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有健全的监管制度，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有禁必止、违法必究，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着力打造现代金融调控体系、市场体系、机构体系、监管体系、产品和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切实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稳字当头，宏观调控、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监管、风险处置等都要稳，金融政策的收和放不能太急，防止大起大落。同时，要积极进取，把该立的抓紧立起来，在稳住阵脚、稳住基本态势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强国，锚定三个目标：未来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金融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既有世界观，又有方法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对我们党领导金融工作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把我们党对金融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学习把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深化对立足本职、服务全党金融工作大局责任的认识
做好金融工作，不仅是金融部门和金融系统的责任，也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专门机构，将牢记职责使命、聚焦主责主业，找准服务全党金融工作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编辑出版。做好金融工作，首先要学习好习近平经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这就需要系统权威的教材。编辑出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正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首要工作职责。我们将编辑好出版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著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教材。
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也必将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我们将及时跟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程，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好、阐释好，宣传好、宣介好，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推动其更加深入人心、更好走向世界上下功夫，发挥好党中央可靠的文献库、思想库、热点作用。
抓好党领导金融工作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编研工作。我们正在编辑《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等党的重要文献集，正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第四卷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党史基本著作。我们将把学习研究成果体现在这些著作的撰写之中，为鉴往知来，学习我们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金融改革发展的重大成就，提供权威读本。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是关系乡村振兴实效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强化了农业食品保障功能，拓展了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功能，凸显了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但仍存在规模小、主体弱、链条短、同质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掘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做精做优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重要抓手。乡村特色产业是地域特征鲜明、乡土气息浓厚的乡村产业，具有独特品质，涵盖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业和特色文化等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土特产”三个字生动概括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要求，“土”要求因地制宜用好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把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特”要求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充分利用各地资源禀赋打造高品质、有口碑的特色产业，创响一批“乡字号”“土字号”乡土特色品牌；“产”要求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上下功夫，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领。当前，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还存在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绿色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创新农业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农业绿色发展动能。要把绿色发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一是发展生态种养业，推进生态农场建设，推广种养加结合、农牧渔结合、产加销一体等循环型农业生产模式。二是科学发展林下经济，加快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森林康养等产业。三是发展乡村环保产业，通过整体开发、产业联动、打包经营等模式，扶持培育一批专注于乡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处理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环保企业，为乡村环境治理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四是加大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力度，完善节水节肥节药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在市场对乡村各类产品强劲需求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面临难得机遇。要坚持科技兴农，促进产业、科技交互联动，推动农业与技术、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深度融合，跨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要素，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业深度交叉融合，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对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予以政策鼓励和支持，保持涉农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促进规划、政策、标准等有效衔接。
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从种养环节向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延伸，推动种养业前后端延伸、上下游拓展，优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有效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挥好农产品加工业“接二连三”的作用，发展适合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经营的农产品初加工，支持在村镇培育一批直供直销、定制配送农产品流通网点，支持县域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在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业集群。统筹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等各类平台载体建设，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高区域内产业集聚发展能力。还要创新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培育产业化联合体、农商产业联盟等新型产业链主体，推广农业内部融合、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拓展等多种融合模式。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本和企业主体参与，要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对下乡资本进行全过程监管，引导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把产业链延伸环节更多留在乡村，通过就业带动、订单生产、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高质量建设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开展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取得一系列成就。我们已经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但脱贫地区防止返贫的任务还很重，必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同时，“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实现历史性转移，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总的要求仍然是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近年来，我们党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推动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不断健全，规划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机制持续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新征程，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特别是要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集中资源、加快突破。对此，需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建立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未来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需求巨大，需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的同时，注意挖掘和释放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潜力，重点提升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力效能。
一方面，应坚持深化乡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拓展政策性银行功能，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农作用。通过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差异化金融监管和考核评估等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增加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投放等，不断优化供给政策。用好金融科技，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强农业信用信息共享，引导信贷担保业务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降低供给成本。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个环节，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
另一方面，应加强乡村金融需求侧管理。在农业产业体系上，通过农牧结合、三产融合等途径发展供应链金融。在农业生产体系上，朝着绿色低碳、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在农业经营体系上，朝着规模化、社会化方向发展。为此，需深化农村改革，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搞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让广大农民在深化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库建设，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寓信用体系建设于乡村治理和推进乡风文明之中。
以“四链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当前，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充分发挥资金链和人才链支撑作用，着力破除制约四链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培育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链联动发展，以“四链融合”助力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有韧性、更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链。
充分认识“四链融合”重要意义
为产业链现代化强化科技引领。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实现路径，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才能推动产业体系不断升级。“四链融合”有助于催生产业先进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降低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本，使创新成果得到应有回报，从而激励更多的科技创新投入，吸引更多人才从事科技创新，激发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推动更多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并实现产业化，使产业链现代化的科技属性进一步增强，大幅提升产业竞争力。
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要素支撑。科技和金融好比现代化产业发展的“任督二脉”，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是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保持产业体系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同时，人力资本是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源泉，技术积累及其外部性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等要素汇聚成为现代产业的生成源泉。推动“四链融合”，需要拥有数量庞大、质量优良、结构合理、配置高效的科技、金融、人才、数据等优质要素，并且建立起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如此才能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关键要素支撑。
为产业链现代化构筑良好生态。通过“四链融合”，构筑包含“政、产、学、研、金、服、用”各环节的创新创业共同体和产业集群公共服务综合体，打造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服务机构等主体高效协同，知识、技术、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集聚融通的产业创新生态，促进各类主体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形成高效运转的科创产业“加速器”“孵化器”“倍增器”，有助于促进产业基础能力强化、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提升。
找准“四链融合”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以“四链融合”构筑现代化产业链新基座。当前，我国产业链水平和欧美国家的差距主要集中在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具体包括底层工业数据和设计软件、研发设备、测试仪器、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等。为此，应通过“四链融合”，重点加大对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检验检测平台、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加快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协同，组织实施产业基础能力攻关工程，推动实施重大示范工程，加快补齐产业基础短板。适应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产业发展需求，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智能应用场景、工业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加快构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以“四链融合”培育现代化产业链新主体。在一个行业中，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是劳动生产率、经济总量、技术水平、发展态势、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是行业发展的标杆。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不可或缺。要加强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成果供给，增加促进创新成果应用的场景和市场供给，强化支撑产业创新的人才供给，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自主知名品牌、优质独特产品、标准制定、营销网络为依托，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能力，加快成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具有主导能力的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
以“四链融合”拓展现代化产业链新空间。要从时空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要结合短板产业、优势产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发展不同环节、不同阶段的科技、金融和人才需求，建立完善相应的科技创新体制、金融服务体制和人力资源供给机制。推动建立适应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等不同产业链发展需求的针对性创新研发机制。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机制，结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产业升级发展特点定制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智慧教室等硬件平台，促进人才培养与科技研发、产业发展需求相衔接。另一方面，要统筹推进产业国内有序转移、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和国际产业合作。推动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基地，拓展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腹地。支持产业准入地与转出地建立密切配合的统筹协调机制，鼓励各地区在协同创新、成果转化、市场准入等方面开展有益探索，加强产业化、市场化的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四链间政策有机衔接、各类主体有效协同，实现要素有序流动、政策同向发力，以良好环境推动深度融合，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发展供应链金融，鼓励优质人才顺畅流动，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联动发展，增强产业链韧性、竞争力和丰富度。坚持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促进，促进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相衔接，推动全球创新成果在我国孵化转化应用，在开放合作中形成创新力更强、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第十年。过去十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十年，是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十年，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的十年。京津冀三省市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区域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建设稳步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保持定力，京津冀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十年来，京津冀疏解有序的新形态、“一核两翼”的新格局、创新驱动的新活力、共同富裕的新方位逐步确立。北京坚持贯彻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常住人口总规模实现七连降，城乡建设用地总量有效缩减，成为全国首个减量提质发展的超大城市。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第二批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已经启动，城市副中心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取得显著成效。雄安新区建设全面提速，启动区重点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建成，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挂牌运营，首批疏解央企总部建设加快推进，4所疏解高校全部开工，未来之城雏形全面显现。
凝聚合力，京津冀协同协作日趋紧密。十年来，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连年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集聚。京津冀规划体系逐步完善，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逐步明确。京津冀全国最密铁路网建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走深走实，生产要素加快流动互通。数据显示，20XX年，京津冀企业在区域内跨省（市）设立分支机构8200家，比2021年增长8.7%；北京输出津冀技术合同5881项，比2021年增加447项，成交额356.9亿元，比2021年增长1.9%。首都都市圈生机勃勃，“通勤圈”互联互通、“功能圈”错位联动、“产业圈”节点城市强链补链，形成了辐射和带动我国北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激发活力，京津冀开放创新不断增强。十年来，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对外开放能力加快发展。20XX年，京津冀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57.9万人年，与2015年相比增长超过20%；京津冀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总量超过4260.9亿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90%。疏解腾退空间焕发新活力，人才集聚、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20XX年一场“冬奥之约”，搭建起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打开了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彰显效力，京津冀人民福祉稳步增进。十年来，京津冀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走深走实。京津冀地区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XX年京津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3年翻一番。区域交通一体化由蓝图变为现实，京津雄核心区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1.5小时交通圈加速，大兴国际机场辐射带动作用凸显。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取得重大突破，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被联合国誉为世界奇迹，生动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先行实践。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断增强，医疗、教育、就业服务一体化深入推进，同城化效应不断增强。
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亟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上谋划，从高水平建设的发展格局上统筹，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必须紧抓主要矛盾，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牛鼻子”。始终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实现降碳、“添秤”的减量发展。加快完善与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政策体系，坚决支持和服务央属标志性项目在京外地区落地、生根与发展。
必须坚持大局意识，推动北京“新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全力支持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扎实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统筹处理好同雄安新区的关系、同首都核心功能区的关系、同京津冀区域的关系，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必须坚持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破解痛点堵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到科技强、产业强进而到经济强、区域强的高质量发展通道，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不断壮大区域发展势能。
必须坚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持续激发内需潜力，推进一亿多人民整体迈进现代化。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待京津冀协同发展，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保障民生底线、促进共同富裕，把发展落差的势能变成协同发展的动能。
做好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20XX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在2024年1月16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做好新时代金融五篇大文章，不仅为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明确了五个重点领域，也锚定了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着力点。
科技金融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金融专注于以运用金融创新手段服务于科技事业发展，通过改进服务模式和搭建服务平台，构建服务于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与金融生态环境，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从基础科学技术研发到科技成果转化，再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都离不开科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反过来，科技与金融互为促进，通过科技手段的创新和应用，可以大幅提升传统金融服务业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科技金融，能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创造相互促进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资源：一方面满足科技企业在研发、生产、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大量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化、金融服务更加差异化。
绿色金融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我国绿色金融近年来发展迅猛，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和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连年创新高。当前，数字技术推动经济向更高效、更绿色、更节能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为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与绿色创新提供了巨大市场。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提供更多绿色金融产品，能够倒逼传统行业向低碳绿色的方向转型发展，促进绿色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推动实体经济实现绿色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金融助力。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赋能绿色金融发展，不仅可以拓宽金融服务应用场景和推进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创新，还能为绿色产业项目、绿色科技研发、绿色金融体验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普惠金融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金融力量。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已取得长足进步，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都有明显提高。但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重要金融支持。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持续提高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融资可得性，积极发展面向老年人、农民、新市民、低收入人口、残疾人等群体的普惠金融产品，将普惠金融加快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既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又要遵循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金融规律，通过更丰富更多元的普惠金融产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与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发展养老金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关键环节。近年来，中央加快了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步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一年多运行良好，在此背景下提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正当其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发展养老金融业务，丰富个人养老金融产品，加强养老金融产品研发，提供养老财务规划、资金管理等服务。养老金融既是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安全高效运行的“基础设施”，也是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的支撑载体，更是满足老年群体社会需求和确保生活质量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产品服务，对提高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至关重要。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血脉。数字金融是金融业与数字化相结合、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叠加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业态，具有金融与数字的双重属性，其本质是金融，其依托是数字支付、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数字金融可以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和数字产业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加速资金、信息、数字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中小微企业、“三农”领域、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覆盖面，为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注入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成就卓著，在移动支付、数字信贷、央行数字货币等领域已走在全球前列，数字金融正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创新创业和扩大内需的重要驱动力。
总之，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是覆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瞄准的是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侧重的是提升民生福祉的金融服务体系，而数字金融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数字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是支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化赋能的硬件条件，是融合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的重要引擎。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应持续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强化金融宏观调控，持续打造良性互动的金融市场生态体系。促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度融合、互相促进，必将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金融服务需求、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提供强大动能，推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稳与进、破与立：协调好经济运行中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
“进”与“立”的考量应当更加突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演化与调整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随着内外环境的转变而转变，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已经转为“多重压力”，经济运行的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应对与缓解这些困难和问题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我们讨论宏观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厘清用什么样的新思路来破解经济面临的新困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协调好“稳与进”、“破与立”之间的关系，我将其解读为需要正确处理经济运行中的“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其中，“稳”与“破”指的是此前的存量不要过快下行，但是需要消化好存量，适当地出清，“进”与“立”指的是增量要有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我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强调增量的作用，“进”与“立”的考量应当更加突出，以大力推动改革的新思路来处理新问题，并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处理好二者转换的成本问题，以最小代价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稳与进、破与立，体现了经济运行中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
“稳增长与防风险”中的稳和“稳与进”中的稳具有不同的含义，要以增量的改革和调整带动存量的稳定和调整。近年来当我们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时，习惯用“以稳增长为主”还是“以防风险为主”来区别扩张与收缩的政策方向，相对于防风险，稳增长的“稳”字往往带有扩张政策的意味。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则更多意味着存量的稳定，具有一定防守性的概念，这和稳增长的“稳”还是有所区别的。通常我们讲到“破”，具有打破、放弃之意，当经济运行出现调整时市场将会淘汰落后的产能，经历一段市场的出清过程。另一方面，实现“稳”与“破”离不开“进”与“立”，只有涌现出新的动能进行接续时，存量的调整过程才能更平顺，通过“进”来实现“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立”是要寻找新的标杆、新的逻辑、新的政策，使宏观政策的导向、社会心理的预期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模式、业态和产能被替代，形成了“立”与“破”的新平衡。我认为，把握“稳与进”、“破与立”之间的关系，站在存量与增量的角度来梳理就会更加清楚。
要大胆推进增量调整，向增量、向新的改革方向发展凝心聚力。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历史，增量的改革、增量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法门”。中国改革开放遵循渐进式发展的逻辑，其核心就是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增量上，对于存量的调整非常慎重，对于增量的调整则大胆尝试快速推进。一方面增量改革可以避免对既有利益结构带来较大冲击，有利于形成一致性的激励，最终实现改革的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增量改革有利于从点到面、多方尝试，即便出现创新失败也损失有限，而对于成功的经验则可以通过复制与推广对全局形成带动。站在当前时点，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增量改革的意义并发挥其作用。
要盘活存量基建资产，而增量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消费、改善民生
基建投资存量规模已经相当庞大，新增基建项目空间显著收窄，基建资产存量有较大盘活利用空间。加大投资短期来看是在需求端发力，但长期来看还是会转化为供给，而如果长期在投资上发力，最终会加剧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据估计，当前我国的基建资产存量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这些资产尚未得到有效的盘活利用。另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饱和，新增项目空间已经显著收窄。基建投资资金的一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可以说我国是一个投资型的政府，政府债务大部分用于投资建设。但现在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且经历长期投资后我国投资的效率边际递减，并挤占了社会资源。传统的通过政府加杠杆稳投资、加大基建投资的思维和安排已经不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情况，在基建领域里已经很难有大作为，后续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好现有的基建设施存量，如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园区、公共场馆以及仓储相关的基础设施等存量资产，可通过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探索促进盘活存量和改扩建的有机结合。若能够有效盘活这些资产，不仅能避免资源闲置，支持新产业、重点领域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调整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可考虑由中央政府通过发债等方式加杠杆，增量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消费，改善民生。调整政府债务支出重点涉及我国央地杠杆结构调整的问题。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杠杆率较高，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及杠杆率明显高于中央，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与付息压力，地方政府通过负债支持消费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方式。相较而言，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尚处于较低水平，据测算，截至20XX年我国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为23.6%，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位数的杠杆率水平，中央政府部门存在较大的加杠杆空间。从当前我国的政府债务用途来看，相较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需要有对应的项目，国债的发行并无这一限制，国债有国家信用作支撑，并不需要对应某个具体项目，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央政府债务是“自由的债务”，考虑到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仍位于较低水平，因此通过加大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如增加国债发行等方式来支持消费是可考虑的选项。
消化房地产存量、稳住资产价格，增量市场资金主要用于新动能投资与培育
伴随资产价格持续走低，居民、企业、政府等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已经有所显现。20XX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整体走低，同时我国房产价格总体呈现出下滑态势，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与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同比皆为负增长。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及居民财富的重要载体，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下行对于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均带来较大的冲击。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我国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均受损。
要消化现有存量房产库存，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新的产业、培育新的动能中去，而非消耗于已经过剩的房地产等领域。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建设，房地产市场当前总体上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当前新建和在建项目中有相当部分用于保交楼、保障房供给以及“平急两用”相关设施建设等，但当前我国二三线城市甚至部分一线城市均存在着非住宅地产的大量闲置，与其新建保障房、“平急两用”相关设施增加供给，不如将现有的存量地产如写字楼性质的商业地产改造为保障房等使用，尽量消化存量房产库存，而非大规模新建增加供给，这样在盘活、消化存量的同时也不会加剧供需失衡。此外，我国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同比增速长期低于GDP同比增速，医疗基础设施仍待进一步提升，可将部分存量房产通过改造提供给医疗、养老等结构性供给短缺的领域来使用。这些存量房产伴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注入获得了新价值，既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敞口，也起到缓解市场悲观情绪的作用。
总体上来看，当前形成了经济下行与价格下行的交织叠加，二者互为因果，实现价格稳定有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所有可能引起价格下行的政策措施要慎重出台，要坚定地出台促进价格企稳的政策，特别是需要转换思路，在增量的改革与创新方面开拓思路。此外，政策引导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新的平衡，而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措施进行干预，比如房地产领域的限购、限售、限价等措施只会加剧供需失衡和市场波动，反而放大了存量市场调整的风险与冲击。
推进现代物流提质增效降本
现代物流联系生产和消费，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这是党中央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作出的战略部署，对促进物流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优化物流服务与经济运行之间关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顺应现代物流发展趋势，《“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现代物流提质、增效、降本。新征程上，要深入把握新时代物流发展特征，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供需适配的现代物流体系。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物流是现代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供需适配的现代物流体系，加快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不仅要求降低流通环节成本，而且要求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效率提升，从而提高产业运行效率、创造产业增量价值。这就需要聚焦供需对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产业发展需要，创新运行模式，有效提升物流服务供给质量。
推进供需适配的物流体系建设，要立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服务品质，提升物流服务的供需适配度，更好服务新产业、培育新动能，打造供应链组织新场景、智慧物流新生态，支持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行前瞻性布局，优化产业空间结构，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流通网络，塑造城市群、都市圈物流高质量发展格局。紧密围绕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更好统筹供需，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新形态，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点。
二是立足服务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物流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任务艰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流通体系的有效支撑。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畅通经济循环需要在保障国内物流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国际物流能力，提升内外通道衔接质量，优化国际供应链服务环境，降低国内国际资源要素流动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有效支撑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物流业态和运行生态。
推进内外联通的物流体系建设，要围绕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进、出两个方向的物流要素布局和运行组织，增强国际物流保障能力。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建立更为顺畅衔接的一体化物流网络服务体系，完善金融、贸易等功能嵌入，增强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以重大物流枢纽高质量发展为抓手，积极培育竞争力强的国际物流企业，促进物流与生产制造、商贸流通行业深度融合，打造内联外通的国际物流通道网络，强化国际物流要素和功能集聚。提升沿海港口、国际机场等国际枢纽发展水平，立足服务强大国内市场，注重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设，推动铁路、内河水运大通道有效衔接，更好联通国际通道，助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安全高效是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一项重要目标和基本要求，体现了新时代物流发展的新内涵新特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现代物流体系对经济循环的支撑服务作用，有利于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确保物资供应，有利于保障流通部门的战略储备、提升流通速度，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必然选择。
推进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要立足现有物流发展条件，遵循物流发展基本规律，找准存在的短板弱项，系统优化布局。转变“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加强总体规划，完善配套政策和监管措施，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以存量物流资源的空间整合、业态整合、运行整合为切入点，优化增量要素投入结构，加快推进“通道+枢纽+网络”运行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网络经济效应。结合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行网络构建等，推进城郊大仓基地等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的布局、改造、升级，加强应急物流组织预案的设计与演练，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应急流通体系，确保应急物资保障和供应链持续稳定运行。
四是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加快构建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智慧绿色发展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对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当前，物流业高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实现物流业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产业组织创新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手段。构建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意味着要通过新技术应用，以更低的资源投入、更低的环境资源要素占用，全面优化物流服务模式、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发挥更大发展效能，实现物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网络化发展。
推进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要切实创造发展条件，特别是注重营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出台有利于商品和要素高效流通的政策，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发掘智慧绿色发展的市场潜能，以重大国家物流枢纽、关键物流服务平台等为抓手，创造物流设施、设备、技术市场化应用的外部条件和应用场景，加快供应链智慧化绿色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发展效率、拓展价值空间。完善创新政策环境，引导智慧物流、绿色物流产业链的横向与纵向整合，加快形成从物流装备研发、生产到物流企业服务，再到满足生产和流通企业需求的全链条物流供应链体系，全面促进物流的提质增效降本发展。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安全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等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有效管理和应对产业链风险成为各国的重要关注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关系到我国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新趋势，必须把增强产业链竞争力和安全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保障。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不断深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产业链供应链朝着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方向调整。回溯过去几十年，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布局以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为基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优生产方案。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产业安全逐渐上升为各国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跨国公司日益重视产业就近生产和布局，以控制产业链过长带来的“断链”风险，区域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
二是全球制造业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制造业带来了深刻变革，不断改变着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对设计、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全过程进行赋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是各国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以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高技术制造业代表着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是引领经济增长、维护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各国积极布局高技术制造业，力图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实现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当前，我国制造大国地位不断巩固，体系完整优势更加凸显，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部分产业在国际市场的质量、品牌等方面已具备明显竞争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叠加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一些风险挑战。短期来看，全球价值链重构会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一定冲击，但我国仍然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高效的基础设施和新技术应用等显著优势，强大的需求潜力足以支撑起大规模的生产和供给。长期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制造业外迁、产业链转移总体上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为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资本往往会主动调整全球生产力布局，向低成本地区流动。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影响，必须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补齐关键领域短板，持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安全性。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时代背景下，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应对危机挑战必须树立的底线思维，是经济顺畅运行的重要基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应对短期影响还是保持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持续强链、补链、稳链，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要加快布局发展半导体、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发挥好长期积累的创新、人才、技术优势，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产业赋能增效，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产业链和区域价值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围绕智能化、绿色化等产业升级方向，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以及新模式的应用推广，加大力度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水平。
充分释放数据要素资源潜能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据资源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赢得主动权。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以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不断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进程取得显著成效，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及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带来全社会、全产业链、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极大提高。一方面，5G基站、算力平台、数据要素流通平台、数据交易场所等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逐步完善，其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撑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加剧。进一步扩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最大限度激活数据要素资源潜能，需要采取一系列举措，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各类产业的赋能作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一是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数据作为一种具备独特属性的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无限供给、易复制、边际成本极低等特点，通过推进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能够有效确保数据要素便捷流动、高效配置和合规应用。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性制度体系，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数据资源化，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模式，推动数据、技术、场景和市场深度融合，有序开展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保障数据资源高质量有效供给，最大程度释放要素价值。有序推进数据资产化，完善数据要素收益、数据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数据确权和数据资产定价机制，保障数据要素合法收益。完善数据治理体系，打破“数据孤岛”，强化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构建多层次、多元化、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市场体系。提升数据要素监管水平，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切实保障数据安全。
二是促进全链条全要素融合发展。一方面，可通过“数据+”组合模式推动数据要素赋能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增强协同效应，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优化要素供给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利用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促进研发、生产、流通、服务、消费各环节高效贯通，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最大程度发挥数据的融合协同价值，推动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数据要素资源协同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是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一方面，要以数据要素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增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能制造装备的供给质量和水平，加强通信技术、云计算、算法、人工智能、搜索引擎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培育壮大算法科技、先进制造、物联网等新兴产业，聚焦关键领域，强化精准攻关，加快技术突破，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数字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数字化，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方向，进一步提升数据要素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支撑能力，推动数据要素向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重点领域聚集，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拓展更多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乡村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近日，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XX年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拓宽。农产品加工业平稳发展，农村电商势头强劲，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新建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0个农业产业强镇，创建100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在产业带动、就业拉动下，农民收入保持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69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7.6%。
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加，更表现在质的提升，特别是大量新业态蓬勃涌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乡村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既是农业产业链延伸和提升的表现，更是乡村多元价值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
近年来，很多地区依托特定的农产品生产过程，逐步在县域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城乡融合的产业格局，有效带动了广大农户增收，并吸纳了大量人群就业创业。以茶叶为例，茶叶多元复合的产业链条吸纳了包括茶农、加工厂、收购商贩、物流企业和销售企业在内的众多从业者。不少地区还进一步发挥乡村独特的生态和文化优势，赋予乡村产业新的内涵，持续丰富乡村业态。充分调动乡村资源打造多元产业体系，已成为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
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新业态繁荣。据统计，20XX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49万亿元。数字经济下沉乡村，带来乡村产业链的重组和升级，创造了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已经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新力量。数字经济在既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做“加法”，衍生了新产业链环节。发展农产品电商，需要对农产品进行“电商化”改造，离不开众多新型市场主体的参与，进而催生大量电商企业、MCN公司（从事短视频创作与营销的公司）、供应链企业、包装和物流企业在县域兴起。同时，农村电商的兴起，也是数字技术在既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做“乘法”的过程。农产品电商改变了农产品的销售模式，重塑了农产品生产经营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价值。
乡村新业态繁荣是城乡要素深度融合的结果。2012年至20XX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人才回流尤其是高素质人才进入乡村，在以新技术、新理念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进一步提高了县城的吸引力和承载能力，有效支撑了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乡村新业态繁荣，推动县域城乡关系新形态加速形成。
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机遇，乡村多元价值还有更大的开发空间。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盼日益强烈，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这为产业不断细分、产品不断创新、产业链不断延长提供了可能。此外，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也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将成为未来乡村创业创新的重要方向。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乡村产业在发展中还面临一些要素的限制和阻碍，需进一步加大人才、土地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力度，持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创新投融资机制等，抢抓发展机遇，推动乡村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深刻理解关键核心金融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为在新征程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进一步明确了战略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强大的货币是支柱基石
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货币的稳定性、流动性和信用性直接影响经济活力，一国拥有强大的货币意味着具有强大的经济内生动力、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和保持稳定增长的潜力。币值稳定是强大货币的内在要求，在国际经贸、投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经济金融能力将显著提升。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还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人民币距离成为强大的货币仍然任重道远。需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入推动跨境收付、贸易融资、外汇交易、离岸市场建设、资本项目可兑换管理、外汇风险管理、国际货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强大的中央银行是骨干支撑
纵观全球，金融强国无一不拥有强大的中央银行，对内高效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为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对外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深化双多边金融领域合作，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当前，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走深走实，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贡献中国智慧，展现大国担当，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坚定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务实做好中美、中欧金融工作组工作，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强大的金融机构是微观基础
金融强国往往拥有多家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竞争力还不够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仍不够高，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金融机构的国际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必须不断优化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路径，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强化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更好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的质效。推动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聚焦主业、特色化经营、下沉服务，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差异性和普惠性。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关键载体
国际经验表明，对金融强国而言，其国内要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予以支撑。目前，我国的香港和上海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但从我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看，仍需多方面进一步发挥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包括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功能，全球资源配置中心与人民币金融产品交易和定价中心功能，人民币国际化中心功能，等等。未来要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格局。进一步发挥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作用，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配置效率，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逐步提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加快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
强大的金融监管是有力保障
强大的金融体系离不开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在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的问题依然存在，必须切实增强金融监管震慑力和权威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加强金融管理部门与宏观调控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监管协同，建立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既要防止监管松懈导致各种风险隐患，也要警惕监管政策不协同等造成不良后果。
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是动力源泉
金融人才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金融领域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知识密集度高，打造一支堪当建设金融强国重任的人才队伍至关重要。要让金融人才队伍保持纯洁性、增强专业性并提升战斗力。纯洁性是政治要求，新时代的金融人才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专业性是业务能力要求，新时代的金融人才必须正确把握金融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能够破解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类问题；战斗力是作风要求，新时代的金融人才必须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要优化金融人才的专业分布，提升金融人才的质量。健全金融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完善金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充分激发金融人才活力。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识培育金融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也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指明了方向。
金融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关于金融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其中，信念引导金融政策、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指导金融机构确立职责使命、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指导金融从业人员明确职业定位和行为操守；价值观涉及人们在金融活动中对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等的基本认识和判断标准；行为规范是金融活动参与者普遍接受的具有一般约束力的行为标准，是金融的信念与价值观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金融文化深刻蕴含着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发展和安全、特殊和一般的辩证关系，具有引导、激励、约束、创新等作用，影响金融从业者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丰富、优秀的金融思想和文化传统，“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理念都与现代金融治理高度契合。必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有效推动其在金融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文化的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理论的新境界，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对金融文化研究不够透，对金融文化的内涵、定位、作用与价值理解不够深，对推进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重视不足，没有很好地把金融文化建设与金融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金融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不适应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现实需要。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如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等，都与我国金融文化建设滞后密切相关。
新时代新征程，金融文化已成为推进金融创新的动力源泉、提升金融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金融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国际竞争力、提升金融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的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文化的重要性，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
金融的本质是中介，通过多种方式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资金跨时间跨空间的高效配置。长期以来，无论金融活动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流程规范等如何演进，其本质并没有改变，都在于联结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判定金融活动是否高效的一个直观标准，是供需之间的金融中介成本是否降低。提升金融体系效率、降低金融中介成本，关键在于降低资金供需双方建立信任的成本。
诚实守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左传》有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孟子强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商鞅“立木为信”、季布“一诺千金”等成语典故都在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具体到金融实践中，大力弘扬诚实守信文化，倡导不逾越底线、不触碰红线，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资金供需双方的信任成本，提升金融市场流动性和效率，还可以间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金融中介效率。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
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金融使劳动分工、规模经济成为可能，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金融资本暴露出明显的垄断性、掠夺性和脆弱性，不仅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屡次引发经济金融危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倡导见利思义、以义取利、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孔子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秉持以义取利的价值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便会以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祉的增加为追求，摒弃短期套利、操纵市场、欺瞒造假等不当及违法违规行为。
要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建立健全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居安思危”“行稳致远”，强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论道“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老子》有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中华传统商业文化特别强调稳健经营，“将本求利”是古代钱庄票号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事准则，实质就是重视资本金约束。打造稳健审慎的金融文化氛围，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时刻把防控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做好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要坚持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不好高骛远。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监管工具，更加注重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完善微观审慎监管，以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能力、盈利表现、流动性、市场风险敏感度等为标准，完善金融机构评价体系。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我们也历来崇尚在守正中创新，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进行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具体到金融实践中，“守正”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尊重经济规律、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守正创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完善机构定位，强化市场规则，健全法人治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崇尚德法相辅，强调“礼法并用”。先秦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
新时代新征程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根据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要求，推动重要法律法规制定和修订，织密金融法网，补齐制度短板。尤其要完善关于金融稳定和安全的法规，明确金融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二是丰富执法手段。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加强金融管理部门与宏观调控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监管协同，完善行政、民事、刑事立体追责体系，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整治各种金融乱象。三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持续加强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不断提升监管专业性、权威性和透明度。
培育金融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基础工程、长期工程，内容十分丰富，任务极为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努力、久久为功。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增强金融文化自觉与自信，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找准产业创新主攻方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产业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对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塑造竞争新优势，关键是要找准具有战略性、牵引性的主攻方向，有的放矢，集中力量激发新动能。
一是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主动力，积极发展新领域、开辟新赛道。一个产业的兴起，始于根本性的基础技术和产品创新。新技术、新产品通过采用新的材料和组件，以新的性能和功能满足市场需求，随着生产规模和市场需求持续扩大，逐渐形成了新的产业。当前，通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前沿技术领域迎来突破性进展，处于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正在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并酝酿着全球创新格局的重大调整。
要根据产业创新当下急需和长远发展需要，不断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环节下大功夫，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以发展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转型升级。通过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技术攻关突破和成果应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二是打破产业边界，在产业融合发展中推进产业创新。回顾历次科技革命，往往是技术进步在某个行业或领域形成重大技术突破，带动相关行业或领域实现创新性发展，最终成长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与以往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多体现为通用性科技革命，不仅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而且使在现有产业交叉融合边界上实现创新突破成为可能。特别是数字技术加速渗透、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经营主体加速融合，促使经营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进而催生产业创新。
要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构建并完善与产业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产业上下游各环节之间的高度协同耦合，加快发展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服务平台、示范载体和标杆企业，特别是要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三是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顺应绿色低碳发展进程推进产业创新。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粗放发展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在绿色低碳领域推进产业创新的关键作用愈加凸显。
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聚焦传统产业现存短板，加快低碳能源领域的技术迭代。提升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扎实推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加快节能降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应用。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力量开展复杂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控制、大容量风电、大功率液化天然气发动机、大容量储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氢、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创新，加快碳纤维、气凝胶、特种钢材等基础材料研发，补齐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软件等方面的短板。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新型工业化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时代新征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必然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为不断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与活力指明了方向。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从而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顺利实现。
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经济增长，几千年来世界人均产出并没有明显提升。工业革命以后，新技术的应用和分工的深化形成迂回生产方式，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世界人均产出持续提高。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获得飞跃发展，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速，进入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制造业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同样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十分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工业部门残缺不全，重工业几乎为零，只有少量轻工业。此后，逐步搭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产业规模仍然较小。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进程加快，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规模和效率快速增长并带动农业和服务业不断发展，我国经济规模也迅速扩大。20XX年，我国GDP超12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
工业化不仅推动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带来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率的提升。工业化的进程也可以看作是新的产业形成或新的生产方法创新运用的过程。工业化必然会伴随着大量创新性活动，包括推出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取新的供应来源、形成新的组织等，从而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工业发展对产业体系效率的提升也具有主导作用，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使用和传播，主要在工业领域实现。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工业化并无止境，要想实现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和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必然需要依靠工业化的持续推进。
工业化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但其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钱纳里等学者根据工业部门产出和就业比重变化，将工业化分为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认为随着总需求水平和要素结构的变化，工业部门比重会呈现倒U形曲线变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工业部门比重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的发展过程。然而，工业部门比重的下降，并不代表工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作用的减弱。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使用者和传播者。正因为工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西方国家纷纷将“再工业化”作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核心战略。
新型工业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但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我国工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工业体系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部分重要领域存在“卡脖子”技术问题，发展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等。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的根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要建设工业强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而言的，其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服务化、智能化以及更好利用人力资源等新要求，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而且要关注人民福祉的增进，让工业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以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赋能为重要途径。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三是以新发展格局为支撑。新型工业化应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让各类商品和要素资源充分畅通流动，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更好配置资源、开拓市场。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在新形势下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发展是质和量的有机统一。质，主要是指经济的结构、效益、自主性、竞争力等；量，主要是指经济的规模、增长速度等。新型工业化将推动经济的质和量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并进。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劳动生产率、安全水平、能效水平等，加快形成创新驱动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强调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要求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并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这必然带来内需的持续增长，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但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通过发展优质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先进制造，更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一是发展优质制造，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一些低水平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超出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一些产业发展尚不能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制约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不利于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发展优质制造，就是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企业加快产品创新、服务升级、质量提升，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多层级的需求。
二是发展智能制造，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多数材料、组件都能在我国找到本土供应商，高效协作的制造业网络不仅能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需求，而且能快速响应个性化定制需求，形成了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然而，由于部分产品技术相对落后，制造工艺水平还不够高，在性能和品质上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一些原材料和零部件还需要从国外进口。发展智能制造，就是要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改造提升现有产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效率改进，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发展绿色制造，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新技术应用场景优势。我们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双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这也是我国通过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大举措。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积极推动新技术大规模快速应用和迭代升级，加大前沿技术攻关力度，强化科技创新对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作用。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具有丰富的新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为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提供良好条件。发展绿色制造，就是要采用先进绿色技术对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进行绿色化改造，进一步完善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这不仅能有效促进重点产业发展效率和水平的提升，而且能带来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壮大。
四是发展先进制造，推进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我国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这种人才优势如果得到充分利用，就能够释放人才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先进制造业是集现代科学技术之大成的产业领域，不仅体现为技术、工艺的先进性，也体现为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供应链等的先进性。先进制造业的核心生产要素就是人才。发展先进制造，就是要推动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打造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相互作用的良好创新生态，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充分发挥我国人才优势，最大程度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和活力。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以科技创新驱动关键核心领域强链补链。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真正要把科技创新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须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瞄准关键核心领域产业链堵点难点，加速应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强链补链，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一方面，聚焦重大战略，集中创新资源在优势产业领域强链。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处于并跑乃至领跑位置。未来，应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等战略任务，进一步引导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资源向优势产业领域集聚，在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两端发力，增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把控。
另一方面，着眼未来发展，加大新兴产业领域补链扶持力度。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域，前瞻性布局生物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前沿赛道。引导鼓励领军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资源互补与协同攻关，加强基础研发能力，加快颠覆性技术突破，着力推动实现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强对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推广应用的政策激励，全力开拓和丰富新兴产业上下游全链条技术应用场景，牢牢掌握新兴产业发展主动权。
以数智赋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智技术发展势头迅猛，成为生产要素变革、生产动力重塑的关键变量，深刻影响生产力跃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XX年）》显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超40%。在此背景下，积极推进重点产业全链条数智化改造升级，着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助于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产业链布局，推动我国产业链高效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具体来说，一是提升数字技术和产业供给水平。我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能力位于世界第一梯队，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有效支撑了数字技术和产业供给。应持续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迭代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力，发展重点产业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形成全链条数字技术和产业体系，提高数字技术和产业供给质效。二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我国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已建成60多家“灯塔工厂”，约占全球“灯塔工厂”总数的40%，培育了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在此基础上，坚持因企制宜、精准施策，根据产业链各主体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形成多元数字化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将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跨越“数字鸿沟”，更好释放数字技术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三是推动重点领域数字产业聚链成群。引导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等重点数字产业集群化发展，在充分发挥产业聚集和规模效应的同时，加快打造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云平台，促进技术外溢和知识流动，推动产业链之间的跨界合作与创新，促进产业创新生态繁荣。
以链主企业培育增强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作为产业链上的“领头雁”，链主企业是产业创新的主体，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加强链主企业培育，激发链主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有利于带动产业链整体价值能级提升，不断形成竞争新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注入新活力。具体来说，要健全链主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聚焦战略性支柱产业重点产业链，完善链主企业识别、遴选、评价、服务机制，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环境营造等方面对已有链主企业和潜在链主企业量身定制扶持方案。鼓励和吸引链主企业参与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强化链主企业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主体地位，推动更多企业向产业链核心地位靠拢。同时，要促进链主企业与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3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万家，中小企业对产业链配套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要进一步梳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链图谱，组织链主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企业开展供需精准对接，引导链主企业通过资源共享、渠道共建、场景共创等方式，带动中小企业有序衔接、深度入链，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鼓励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中小企业制定推动完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探索共同建设国际标准，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积极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这对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方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准确理解逆周期和跨周期的内涵及实施重点，对确保宏观调控效果、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
逆周期与跨周期是两种典型的宏观调控模式。从具体思路看，逆周期针对的是影响经济趋势的短期负面因素，是指通过及时采取逆向举措来对冲和消除负面影响进而实现稳定经济目标的调控模式。相比之下，跨周期调控则立足于系统思维，针对的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难题，强调宏观调控应始终围绕影响周期的长期因素来持续发力。二者各有所长、互为支撑，不断提高协调运用二者破解周期难题的能力，有助于加快完善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方面，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应对现实经济难题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和区域分工程度的逐步提高，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元化，而这些因素的持续变化及相互影响，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多层次冲击，也将使得现实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复杂。在这种背景下，想要同时破解不同发展难题和有效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就必须要求宏观调控体系同时具备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能力。
另一方面，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提高宏观调控能力的必然要求。宏观调控能力是确保宏观调控效果的关键因素。在影响宏观调控能力的诸多因素中，不同调控机制的协调度是重中之重。作为两种主要的调控机制类型，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既存在明显差异，也具有密切联系，且在实施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大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变量。可见，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既要提高单独进行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能力，更要增强协调进行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能力。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难点在于识别周期
从本质上看，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都是周期调控，准确识别周期显然是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前提条件和必然支撑。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准确识别周期并非易事。
首先，周期在时间上具有叠加性。从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周期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并非以“一个接着一个”而是以“一个套着一个”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在一个长周期的运行过程中，往往还会同时包含多个中短周期。换言之，当试图去识别一个长周期是否已经发生时，影响该周期的力量不仅包括自身的长周期因素，还会同时包括多个其他不同中短周期的叠加冲击，这无疑会增加精准识别周期的难度。
其次，周期在内容上具有复合性。从周期所涉及的领域看，经济周期是包含多个领域的综合过程。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往往包含多个不同领域的子周期，这些不同领域的子周期无疑会受到总周期的影响。但不同领域的子周期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与总周期的变化并不始终保持一致甚至还会出现相反趋势。如科技周期、人口周期、消费周期、区域周期等都会呈现特定的运行规律，其变化频率和驱动因素既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差异，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这同样对准确识别周期提出了严峻考验。
最后，周期在指标上具有隐蔽性。各类经济指标及其变化所蕴含的信息，是我们判断和识别周期的主要依据。一方面，不同部门提供的经济指标往往只能反映本领域的发展情况，在信息含量上具有片面性和单一性，准确识别经济周期必然需要综合使用大量不同部门的经济指标。另一方面，不同部门经济指标的变化并非受同一因素的影响，更不会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态势，在运行轨迹上具有差异性和分离性。如在投资和出口指标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指标的增速却有可能进入下降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精准识别周期同样面临不少困难。
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方向和举措
从周期调节的过程属性看，通过提高精准识别周期的能力从而助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应从明确区分调控目标、及时识别周期变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方面协同发力。
以明确区分调控目标为根本前提。宏观调控面临多种不同类型的目标，想要确保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够协调推进，关键是要以正确的调控目标进行统领。一方面，加快优化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长期发展目标，明确区分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总体目标和局部目标，始终将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这是精准识别周期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要引导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按照长期和总体目标进行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平衡好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实现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无缝衔接，从而确保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以及时识别周期变化为根本抓手。叠加性、复合性和隐蔽性是导致周期识别难的主要成因，破解这一难题，应着力增强宏观决策体系对经济发展变化的识别和反应能力。首先，强化对经济运行尤其是重要经济指标的系统监测，重视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综合运用，引导和鼓励统计部门、相关高等院校探索设计出信息量更加丰富的指标体系，提高对经济运行趋势变化的感知敏锐度。其次，优化宏观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针对不同类型、幅度的经济运行变化，制定相应的决策机制和政策体系，明确不同宏观部门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宏观调控体系对经济运行变化的反应速度。最后，全面梳理和系统整理国内外历次经济周期演变过程，按阶段、地区、领域等不同角度，加快建立经济周期数据库，为更加精准和及时识别经济周期提供更为系统和有价值的工具。
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根本保障。立足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共同目标，在精准识别周期变化的前提下，加快建立政策取向一致性的约束机制。在政策的决策阶段，要强化不同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预判不同政策的现实作用轨迹和相互作用效果，确保政策起点一致。在政策实施阶段，要立足发展实际，针对发展需求，在政策出台时机、政策实施力度、政策持续时间等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的行为一致，避免出现“合成谬误”。在政策评估阶段，要加强对调控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对明显存在相互冲突的政策举措，应建立有效的中止机制；对效果不好的政策举措，应建立动态反馈机制，确保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合力与总体目标始终保持效果一致。
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等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加强科创园区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合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颠覆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飞跃性升级带来的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在于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厚植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一体化推进部署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鼓励企业家与科学家深度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
科创园区应率先打造新质生产力。科创园区是创新“先锋队”，有着协同攻关的创新优势，要积极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高地。一方面，用好集聚的科技、人才等资源优势，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大源头性技术储备；另一方面，推动更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向科创园区布局，灵活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吸引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率先实现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突破。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我国工业经济规模大，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两者融合发展前景广阔。要以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拓展为主攻方向，加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继续适度超前推进网络、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我国制造业已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优势，但“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问题仍突出。要瞄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方向，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全面推动智能制造，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时，推进产业融合互促，加速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合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产业分工深化和集聚发展的高级形式，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先进制造业集群综合实力更强、创新水平更高、协同合作更优。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要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应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形成更多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产业集群。我国已有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在此基础上，强化协同创新，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壮大优质企业群体，加快向世界级水平提升。
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
我国是全球农险保费规模最大、覆盖农产品最多、业务模式最丰富的农业保险大国之一，20XX年农业保险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4.98万亿元。但也要看到，我国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产品开发特色化、理赔数据的精准性等方面与发达保险市场仍有较大差距。
我国的农业保险分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范围的保险品种和地方优势特色保险品种，“中央保大宗，地方保特色”是发展农业保险的总体思路。随着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持续扩围，发展特色农险成为完善农业保险的另一个重要抓手。
我国地域差异大，各地物产丰富，围绕“土特产”发展农业保险大有文章可做，江苏的小龙虾、新疆的棉花、海南的橡胶等都是农业保险重要的保障标的。但随着各地农业特色产业的飞速发展，仍有一些小众和新兴农产品不能及时享受到农业保险的保障。近年来，多地频频推出带有“首个”“首次”等标志性意义的农险品种，一方面表明新兴农险产品数量在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农险在多样性上还有提升空间。
越是特色的农产品，对保险产品的精细化开发越有不同需求。如北京平谷种植的桃子一旦受到夏季冰雹的影响可能导致整片果园绝收；新疆阿克苏的红枣最怕秋后成熟季节遭遇暴雨。如何针对不同标的品种的风险特点，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设置个性化的保险责任和赔付水平，再科学厘定差异化的费率，是发展特色农险的重要发力方向。
作为财产保险领域的重要分支，农业保险的设计如同“搭积木”，综合发挥各类保险产品的优势，往往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对于植保管理中投入较大的农作物，通过完全成本保险能够保障农户所有物化成本。种植收入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则对鲜果、鲜花、蔬菜等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经济作物更为友好。价格指数保险对于有周期效应的大宗农产品和生猪等规模化养殖业能够发挥更大的保障作用。林草碳汇保险等绿色保险产品创新，则能够发挥在“双碳”领域的独特优势，提升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
此外，发展特色农险还要建立再保险联动机制。近1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农业附加值显著提高，但由于极端气象灾害、动植物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多发频发，对于农业生产的挑战越来越大。农业本就是高风险行业，即便有了农业保险的保障，仍然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有效分散风险。再保险公司应不断加强前沿科技研发投入，利用好数据和技术优势，配合政府部门，协同相关机构做好覆盖农业产业链多环节、全领域的风险管理服务，推进农业风险减量管理，有效提升农业产业韧性。
在现有的世贸组织规则下，农业保险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黄箱转绿箱”手段之一，正逐步扮演着农业间接补贴工具的重要角色。从这个维度来看，特色农险现有的发展质量和运行效率还有提升空间，真正完全承担起“绿箱”职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到底，农业保险体现的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治理体制要求，要发挥好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必须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认识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把握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与要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总量增速，而且强调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随着传统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新质生产力将会带来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的深层次变革。承载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拥有复杂的产业链供应链系统，上下游产业耦合性高，在发展过程中持续衍生出新的生产环节和产业部门，打破了原有传统产业之间的界限，能够促进先进产业集群、融合创新发展平台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新产业污染低、耗能少、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而且处于产业周期的萌芽期和成长期，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跃迁提供强劲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够推动商品服务质量的改进，并且创造出新的需求，有助于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的优化，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加快提升国家竞争能力。纵观历史进程，谁牢牢把握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谁就在世界发展中占得先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生产力体系和经济体系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断演进。世界各主要国家为抢占生产力发展制高点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狭隘利益诉求，对我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进行打压，对我国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战略必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能力，保障国家安全。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劳动者个人生活需要，还是劳动者共同生活需要，都需要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符合需求结构升级趋势，能为人民群众创造更为丰富、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于科技进步。马克思高度重视科技对于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中包含着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比如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制造技术、新的生产资料、新的产品服务。与以往科技创新领域相对集中不同，以人工智能、5G技术、量子信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涉及领域众多，涵盖了实体产业与虚拟经济，特别是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处在科技发展的“无人区”，聚合效应明显，应用场景广泛，体现了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协同，其技术演进路线呈现非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刻认识新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把新科技的研究运用及由此催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放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位置。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于新的生产方式。孤立的生产要素自身并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将生产要素有机结合的系统力量，“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联结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生产方式可以从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考察。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过程表现为由分散走向集中的特点，生产资料、劳动者及彼此之间的空间联系紧密，规模效应凸显，生产周转时间和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劳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而在智能化背景下，生产方式出现了深刻转变，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发生了质变。通过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平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不再需要进行特定时空下的直接物理结合，而是通过智能化体系实现对劳动对象的控制和转换，劳动者可以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场所；人工智能还能对生产需要的订单量、劳动量、设备利用率等进行精准预测，产品的模块化技术支持柔性生产，供应、制造、销售不同环节的协调成本降低，企业可以对市场多元化需求进行快速反应；依托数字系统，产业组织发生深刻变革，原材料供应商、制造企业以及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企业全面贯通，形成了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全产业链集群。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范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一，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加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为了协调“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的社会化大生产，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协调好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其二，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更有活力的创新主体。为了激发“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主体活力，要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促进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充分竞争，让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其三，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加完善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力要素间更高水平的协同匹配。完善由市场配置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并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有利于推动各要素的便捷化流动，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的导向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施策重点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长期规划，调整和优化生产力结构布局，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避免同质化无序竞争，为新产业新业态孕育、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条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既发挥好政府的战略导向作用，也发挥好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推进制度型开放，从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放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顺畅流动。
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必须深刻把握基础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性、长久性作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包容探索性失误，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重大科技创新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参与人员多、资金消耗大、攻关周期长，要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成果涌现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新技术的不断突破离不开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要进一步完善各类人才选拔培育机制，打造科研人才培养平台，坚持创新不问出身，深入实施揭榜挂帅，鼓励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畅通教育、科技与人才的良性循环，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让更多青年才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大显身手。
大力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瞄准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商业航天、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量子、脑科学、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做好前瞻性部署，厚植发展新优势。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自身特点，结合区域禀赋条件，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和应用空间，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大数据中心、移动终端建设，实现网络贯通、万物互联，放大新型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加强传统产业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改造传统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取得新成效。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提升企业数字管理和柔性管理水平，打造“数字工厂”“灯塔工厂”“未来工厂”，更好适应柔性制造、个性化生产新范式要求，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这一目标进行了全面阐述，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视野宏阔，指明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前进方向，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使命担当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目标任务。金融系统是建设金融强国责无旁贷的主力军，必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建设金融强国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推动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深刻认识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金融强国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密不可分，并且服从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是局部服从整体、具体目标服务于总目标的关系。现代化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强国建设也只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才能实现。金融系统必须强化使命担当，把建设金融强国作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具体方式和直接体现，把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根本目的，坚决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深刻认识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背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曲折漫长，国际金融环境更加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金融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坚实基础，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对金融结构、服务、效率等提出新要求。建设金融强国必须立足“两个大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深刻认识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路径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我们要建设的金融强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即“八个坚持”，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而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是具有科学理论指导、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守正创新，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奋力攻坚克难，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建设金融强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按照分阶段目标持续推进，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夯实金融强国建设基础。
以稳妥有效风险防控守护金融安全。坚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妥处存量、严防增量，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加强中央和地方协同，完善风险处置策略方法，强化风险处置资源保障，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强化风险源头防控和监测预警，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以严密过硬监管保障金融稳定发展。落实金融监管全覆盖，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按照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建立兜底监管机制的要求，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严密监管机制。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及时调适监管理念、改进监管方法。推动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格执法、敢于亮剑，确保“监管姓监”。建立健全监管问责机制，强化“对监管的监管”。
以优质高效服务夯实金融发展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重点做好“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迎难而上，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金融乘势而上，完善政策、标准和产品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普惠金融雪中送炭，持续加大对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的金融支持，提高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养老金融健全体系，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加大对健康和养老产业、银发经济的支持。数字金融把握机遇，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
以系统协同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建立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强化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功能。建立健全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坚守宗旨、回归本源，找准定位、优势互补，切实增强竞争和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建立健全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完善监管标准和运营要求。
以更高水平开放增强金融发展动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
以严格公正法治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加强金融领域重要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加快补齐新兴领域制度短板，发挥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填补空白的作用。加大金融法制执行力度，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优化金融领域信用环境，强化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坚决打击逃废债行为，压实第三方中介机构专业把关责任。引导金融系统树牢法治意识，自觉尊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匡正行业风气。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在金融系统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做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处理好功能性和营利性的关系，履行好社会责任。做到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不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做到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创新，不搞自我膨胀的伪创新。做到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严格遵纪守法，遵守监管要求。
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和建设金融强国最根本的政治优势。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切实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关键是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关键是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关键是落实属地责任。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下真功见实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化对金融发展规律和形势变化的理解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锲而不舍健全金融系统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立完善金融系统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推进党组织建设贯通各个层级、覆盖各个领域、抓实各个环节。推动金融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切实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始终不渝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选优配强金融系统干部队伍。加强金融系统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提高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
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落实金融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坚决破除“精英论”“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思想，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把狠抓“地毯式”巡视整改作为工作抓手和切入点，将金融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
持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严格按照“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使命催人奋进，奋斗正当其时。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发有为、实干担当，为把金融强国蓝图变为现实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