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篇）2024年4月调研报告汇编

（61篇）2024年4月调研报告汇编

（61篇）2024年4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61篇）2024年4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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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罗鹏：30-39岁间的中青年最能买买买20XX年
四川居民网购消费调查报告　　1
城镇居民购房意愿调查联合研究组：
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购房意愿调查报告　　4
金惠：
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装备制造大类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调研报告　　11
光明日报调研组：创新，一座工业老城的蝶变之路辽宁沈阳打造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实践与探索　　165．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调研组：
从凤阳看滁州：突围者的“势、局、事”…　　23
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张睿佳：
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现状及对策　　35
张睿佳：
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现状及对策　　47
杨绕才：
迪庆州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发挥的调研报告　　53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秘书处：
对本市四个特色典型示范村建设运营情况的调研报告　　60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冯竞慧：
高职毕业生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　　62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党组：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
　　的独特作用不断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912．刘姝彤：
公立医院非经济性激励的实践探索　　74
巩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赵亮：
巩留县农业发展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对策　　79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关于加强“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研　　84
陕西省社：
关于陕西省供销合作社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121
百色市农业农村项目和农田规划建设服务站马文雅：
广西百色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26
中铁十五局集团济阳迎宾黄河大桥有限公司陈鹏：
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31
中色矿业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葛冰心：
海外党建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136
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陈璐珂：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问题及对策分析　　139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商学院赵爽：
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145
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俊辉：
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　　152
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奋力谱写长江大保护新篇章　　15923．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调研组：
柬埔寨农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163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冯树春：
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167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王浚川：
经济新常态下本科生就业问题与对策　　184
商丘市梁园区社会保险中心王巧菊：
农村人力资源问题及对策　　188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黄于幸：
浅析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91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政协主席郭俊峰：
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建设的基层探索与实践　　198
云南农业大学国际学院钱炜杉：
泉州金融综合改革服务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探讨　　201
张家口市委办政研处课题组：让大数据跑出“加速度”张家口市推动
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20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上海市行政执法现状与规范化路径研究　　213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刘丽娟：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226
周丹：
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与探索创新以湖南省辰溪县为例　　237
邓春晖：
沈阳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初探　　244
经济日报本报调研组：
松原可期　　248
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调研组：
突破瓶颈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261
中共南充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推动南充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　　266
经济日报调研组：
网红城市现象调查　　271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为“晋江经验”注入金融新动能　　282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为青春插上圆梦的翅膀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调查与思考　　285
淮北市委政研室：
　　问渠哪得清水来关于推广相山区程阁村黑臭水体治理的调研报告…29242．舒国宋：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及对策　　296
黑龙江科技学院管理学院张露露：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304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孙家正：
我国智慧农业发展问题与对策　　310
含山县融媒体中心张文智：
县级融媒体中心做好营商环境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31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洪润：
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321
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宋永和：
乡村振兴背景下黑龙江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问题与对策　　326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省修水县财政局黄竞帆：乡镇财政机构改革面临的
　　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对江西省修水县的调查研究　　33249．泗湖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李进：
乡镇防止耕地“非粮化”存在的问题、成因与对策　　340
甄珍：
新时代大学生高质量就业问题及对策　　344
北京邮电大学肖夏：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49
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孙喜杰：
　　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报告以武汉市大学生为例………35453．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王真卓：
新时代高职院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361
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秦泰峰：
新形势下做好员工思想动态调研的实践与思考　　36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报告　　370
金华市中心医院王丹：
依托清廉文化宣传推进医院清廉科室创建的实践与探索　　380
中共易门县委党校高级讲师杨永泽：
易门县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386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农村电气化专业委员会孔繁钢：
云南昆明、贵州盘州分布式光伏与农村智能配电网调研报告　　392
浙江省统计局（310007）钟彦琰严诚霞：
浙江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成效及问题对策　　400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冯正茂：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建设模式和实践探索　　405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助力民营经济构建命运共同体　　412
30-39岁间的中青年最能买买买20XX年四川居民网购消费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罗鹏
　　商务部门数据显示，20XX年四川全省实现网络交易额达47072.1亿元，比上年增长13.4%，显示出四川电商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了解四川城乡居民参与网购的总体情况及特点，探究影响居民网购体验的各项因素，引导网购更好更快发展，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在全省21个市（州）抽取260位有网购行为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开展了20XX年四川居民网购消费专项调查。调查显示，受访居民对网购消费总体评价较好，网购正在重塑人们的消费习惯。
网购消费总体评价较好
对网购商品种类和购物时间较满意
　　调查显示，20XX年受访居民对网购的满意度综合得分为4.0分（总分5分），总体水平良好。其中，“网购商品种类丰富”“节约购物时间，随时随地可以购物”两项指标均达到4.5分的高分；而网购用户满意度中的主要短板是网购商品质量，得分最低仅3.5分；另外，网购中的“介绍详细真实，能够实际了解商品情况”（3.6分），“网购商品价格实惠”“及时发货、配送速度快”“送货上门、取货方便”“售后服务有保障、退换货方便”（均为3.9分）都低于综合得分平均水平，成为居民网购体验中最期待加强的主要方面（见图1）。
近五成消费者每月网购2-5次
　　调查显示，20XX年，受访居民网购频次达到“每月2-5次”的占46.2%，占比最高；“每月6-10次”和“每月10次及以上”居二、三位，分别占23.8%和23.5%。其中，“每月10次及以上”的占比较上年提高了6.6个百分点，提高最快（见图2）。
网购商品价格实惠推高消费支出
　　与传统零售相比，网络销售大幅度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节省了传统零售模式下高昂的进场费、服务费、店铺租金、水电费等固定费用；同时，电商平台依托互联网平台，商品种类较多，价格竞争激烈，基于以上两个因素，网购模式下的商品价格相对较低。调查显示，有七成受访的网购用户表示“网购商品价格实惠度较高”。
　　但是，据部分受访居民表示，网络的促销及价格的优惠，促使自己支出了更多的费用，甚至出现“非理性”消费，有人当成释放压力的渠道，有人觉得
不买会吃亏。调查显示，51.2%的网购用户表示有网购后生活消费支出增加了，其中，36.2%表示“有所增加”，15.0%表示“明显增加”；只有16.9%的用户表示生活消费支出减少了，仅有2.3%的用户表示“明显减少”。
实用型商品（服务）消费占比较高
　　调查发现，居民对于不同品类的商品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消费习惯，尽管整体市场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但大多数品类尤其“实用商品”线上渗透率仍持续增长。从18类商品（服务）网购结构调查显示，实用型商品（服务）受到消费者热捧，消费占比较高，消费行为偏于理性。如“服装、鞋帽、家用纺织品”为17.5%，“餐饮、旅游、住宿”为11.5%，“家用电器”为9.4%，“食品、饮料、烟酒、保健品”为8.5%；而发展型商品（服务）消费占比较低，如“书报杂志及音像制品”为1.5%，“家政、家教、保姆等生活服务”为0.4%，“工艺品、收藏品”最低，仅为0.2%（见图3）。
网络零售催生新型消费方式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断融合，电子商务也在飞速迭代中孕育出了“直播购物”“即时零售”等新型消费方式。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受访网购用户参与过直播购物和即时零售。
中青年群体是网购主力军
　　中青年对网购接受度高，购买力强，容易受社交、短视频、直播等影响，是网购消费的主力军。调查显示，20岁以下的网购用户占4.2%，月人均消费额1603.0元；20-29岁的占31.5%，月人均消费额2258.6元；30-39岁的占32.7%，月人均消费额4332.7元；40-49岁的占23.1%，月人均消费额1971.4元；50岁以上的占8.5%，月人均消费额1644.0元。30-39岁之间的中青年是网购主力，不仅在网购人数中占比最高，而且月均网购消费额也最多，其次是20-29岁之间的年轻人，月均网购消费额位列第二，20岁以下年龄的月均网购消费支出最少。
多方发力共促网购健康发展
　　调查了解到，随着网购的发展和普及，消费者在享受低价和便利的同时，也存在部分商品质量参差不齐、虚假宣传和线下体验欠缺等问题。
　　建议加强平台监管，保护用户权益。有关职能部门应督促平台加强网店准入和资质审核，完善电商平台定价与保价机制，依法打击虚假宣传、以次充好、大数据杀熟、刷单炒作、明降暗升等欺骗消费者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倡导诚信经营，促进良性发展。建立健全举报惩戒机制，畅通消费者维权申诉渠道。
创新经营思路，提升消费体验。可鼓励电商开设线下体验店，向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互动性，同时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建立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或基地，引导传统实体店自建网站或依托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网上销售业务，双管齐下推动线上线下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增强风险意识，鼓励理性消费。引导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留存依据，遇到虚假宣传、欺骗等行为，及时向电商平台或者监管部门反映。
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购房意愿调查报告
城镇居民购房意愿调查联合研究组
　　2024年1月底至2月初，由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抖音集团房产业务平台旗下幸福里研究院和《中国房地产金融》杂志组成的联合研究组，依托抖音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购房意愿”问卷调查。调查针对年龄在18～60岁、当前位置处于选定城市城区范围的抖音用户随机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5085份。受访者共来自252个城市，涵盖一、二线及三四线①不同能级（图1），同时对不同年龄段（图2）和不同户籍状态（图3）也均具有较好的覆盖度。
　　基于该问卷，本报告重点对问卷数据反映的受访者当前居住状况、未来一年购房意愿、拟购房者购房偏好三方面情况展开分析，以期丰富和深化对当前住房市场中需求状况的认识。
一、受访者当前居住状况
　　（一）受访者住房满意度整体较高，居住水平良好，但一线城市中对居住现状不满意的受访者比例相对较高
　　就受访者整体情况看，近半受访者（47.3%）对居住现状表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表示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则仅有13.7%（图4）。就居室数量和居住面积来看，大多数受访者（68.4%）居住在两居室和三居室中，另有16.5%的受访者居住在四居室及以上的房子里（图5）；受访居民家庭户均住房面积约92.6m2，人均住房面积约29.5m2。值得关注的是，仍有33.0%的受访者家庭居住在70m2以下的房屋内，其中有13.6%的受访者居住在分租的单间中（图6），这部分家庭将是居住状况改善的重点对象。分城市能级看，一线城市受访者居住状况存在更大的改善空间，居住在分租的单间（22.0%）、总居住面积70m2以下
（46.5%）的受访者比例均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图7），同时住房居室数显著低于其他城市（图8）；与之相应，一线城市受访者对住房不满意的比例（16.6%）明显高于其他能级城市（图9）。
（二）受访者住房自有率较高，租房群体居住满意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61．4%的受访者目前居住在自有住房（包括自己/配偶、父母或子女的房子）中，即使是占比最低的一线城市比例也达到49.3%。此外，27.7%的受访者目前租房居住，11.0%的受访者租住在宿舍；值得一提的是，有7.0%的受访者在租房
居住的同时已另拥有自有住房，占到租房群体的约四分之一（图10，图11）。调查数据同时显示，租房群体和自有住房群体的居住满意度仍存在较大差距：租房群体中超过20%（21.1%）的受访者对当前居住条件表示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表示非常满意的仅有8.4%；自有住房群体中则有超过20%（22.2%）对当前居住条件表示非常满意，仅有不足10%（9.4%）表示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图12）。着力提升租房群体的居住满意度仍应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点目标。
　　（三）多项保障性住房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对居住现状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显著
　　超过20%的受访者（21.1%）当前住房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过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支持，其中占比最大的依次为购买经济适用房（6.2%）、购买共有产权房
（6.1%）、租住廉租房/公租房（4.2%）和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3.5%），这体现出多层次保障的住房政策体系的积极作用（图1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调查数据显示保障性住房政策支持对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受到政策支持的受访者中，仅有9.9%对居住现状比较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显著低于未受到政策支持的群体（13.8%）；相反，19.9%曾受到政策支持的受访者对居住现状非常满意，高于未受到住房政策支持的受访者
（四）通勤时间显著影响居住现状满意度，职住平衡问题需要更多关注
　　受访者的平均通勤时间约为30分钟，其中约5%的受访者（5.2%）通勤时间达到2小时及以上（图15）。整体而言，通勤时间越长，对当前居住条件的满意度越低；特别是对于通勤时间达2小时以上的群体，对当前居住条件非常不满意的比例高达15.6%（图16）。这突显了促进职住平衡在进一步提升居住水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受访者未来一年购房意愿
　　（一）15%受访者有购房意向，二线城市受访者和高收入群体的购房意愿相对更强烈
　　本次调查中，14.9%的受访者在未来一年中有明确的购房意向，68.3%受访者无购房意向，16.8%受访者不确定（图17）。与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中的结果相比，本次调查反映的购房意愿与其20XX年四个季度的水平基本相当，同时高于其四季度14.3%的水平，体现出购房意愿回升的势头（图18）。分城市能级看，相较于一线（14.6%）和三四线城市（13.0%），二线城市受访者（16.6%）
的购房意愿最强烈（图19）。分收入群体看，高收入群体（家庭月收入超过2万元，下同）购房意愿更强烈，有22.1%的高收入群体在未来一年内有意向购房，相反仅有9.9%的低收入群体（家庭月收入不超过5千元，下同）表示有意向购房
（图20）。
　　（二）改善住房成为首要购房目的，同时一线城市受访者与中低收入群体仍存在较大规模首次置业需求
　　对于未来一年有购房意愿的受访者，本次调查进一步请其列举三项购房主要目的并按重要程度排序。调查结果显示，未来一年有购房意愿的受访者中，49.9%的受访者主要购房目的之一为改善住房，其中30.2%的受访者将改善住房视为其首要目的。上述两项比例在各项购房目的中均排名第一，再次呼应了20XX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论断。分城市能级看，相较于一线（44.8%）和三四线（48.4%）城市受访者，二线城市受访者的改善性需求更为强烈，有54.4%的二线城市受访者将改善住房视为自己购房的重要目的之一（图21，图22）。
　　与此同时，首次置业依旧是有购房意愿群体的重要购房目的之一。35.9%的受访者依旧存在首次置业需求，其中26.8%的受访者将首次置业作为第一购房目的，重要性仅次于改善住房。值得关注的是，一线城市居民首次置业需求更为强烈，有39.4%的一线城市居民在购房目的中
　　提及首次置业，并有29.0%受访者将首次置业作为首要购房原因，其在重要程度上几乎与改善住房持平，而二线及三四线城市中均有约34.0%居民提及首次置业。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中有约41.4%具有首次置业需求，大幅高于高收入群体26.8%的水平（图23，图24）。综合上述分析，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切中肯綮，精确对准了当前住房消费的两大需求。
　　除改善住房和首次置业外，28.6%的受访者购房目的中包括孩子上学，其中有17.3%将孩子上学视为最重要的购房因素。无论按出现频率还是按作为首要因素出现频率的排序，“孩子上学”在各类群体中（各能级城市、各收入水平）均可排到前三。住房需求与教育需求的深度融合值得关注。
　　（三）增强首付能力与提振经济信心是提升购房意愿的关键着力点，同时租购观念发生转变并已成为购房意愿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表示未来一年内无购房意向或者尚不确定的受访者，本次调研同样进
一步询问其不购房的主要原因并按重要程度排序。调查结果显示，未来一年无意愿购房的群体中，有39.4%的受访者将“付不起首付”列为主要原因，其中29.1%将其列为首要原因；同时，有41.0%的受访者将“经济形势不太乐观”作为
其主要原因，其中19.7%将其列为首要原因（图25，图26）。这表明，着力增强居民对首付款的支付能力和稳定乃至提振居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信心，是当前提升居民购房意愿的关键突破口。此外，此前提及的较高的住房自有化水平和居住现状满意度也导致“有自己的房子”成为另一项最经常被提及的不购房原因。
　　调查还着重关注居住状况提升潜力较高的两大群体：低居住现状满意度群体（居住现状满意度为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和租房群体。除首付能力和经济形势判断外，住房满意度较低的受访者还因担忧“未来房价继续下跌”和认为“租房可以解决居住问题，没必要买房”而选择推迟购房，分别有20.9%和19.6%的低居住现状满意度受访者受上述因素影响。在租房群体中，27.7%的受访者因认为“租房可以解决居住问题，没必要买房”而无购房意愿（图27）。上述结果表明租购观念的转变已然成为部分群体不购房的关键因素。在对全样本进行的租购观念调查中，结果也显示有将近一半（48.3%）的受访者对“买房不是必选，租房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表示赞同（图28），说明“重购买，轻租赁”的传统观念正在逐步被打破，其对住房市场的多方面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四）市场预期趋于稳定，受访者相对看好一线城市房价走势
　　在被问及房价预期（对所在城市未来一年房价走势的判断）时，36.7%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未来一年房价将“整体平稳，浮动不超过5%”，另有20.7%的受访者已预期所在城市未来一年出现不同程度的房价上涨（图29）。分城市能级看，一线城市受访者对市场前景最为乐观，有24.3%的受访者看好未来一年房价将至少出现5%的涨幅，该数字在二线和三四线城市中则分别为17.4%和20.9%
（图30）。
三、拟购房者的购房偏好
　　对于未来一年有购房意愿的受访者，本次调查进一步细致询问了其理想住房面积、理想住房因素、购房途径等方面的偏好情况。
（一）拟购房者对“大房子”向往强烈，理想居住面积存在收入效应
　　拟购房受访者对“大房子”具有更强的偏好，有超过一半（50.5%）的拟购房者的理想居住面积大于130m2。90～180m2仍是市场主体，有72.7%的拟购房者
的理想住房面积在上述区间内，但值得关注的是，已有14.4%的拟购房者理想住房面积大于180m2（图31）。分城市能级看，一线城市理想住宅面积在90m2以下和180m2以上的拟购房者均明显更多，分别占到了17.4%和19.1%（图32）。分收入群体看，理想住房面积随收入增加而增大。尤其是月收入5万元以上的群体，其理想住房面积显著高于其他群体，有42.9%的高收入拟购房者理想居住面积大于180m2，呈现明显的收入效应（图33）。
（二）周边配套、小区环境和户型是否合理是拟购房者最关注的三项因素
　　本次调研请未来一年有购房意愿的受访者列举了其在挑选住房时最看重的三项因素并按重要性排序。结果显示，周边配套、小区环境和户型是否合理依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三项因素，52.6%的拟购房者认为周边配套是其挑选住房时的前三项考虑因素之一，小区环境和户型合理则分别占46.8%和35.1%。在不同能级城市和不同收入群体中，这三项因素也都是拟购房者最为看重的因素，仅数据表现略有不同（图34，图35）。
　　值得一提的是，住房的绿色节能性能得到了拟购房者的普遍认可，但支付意愿较低。有82.2%的拟购房者认为住房的绿色节能性能很重要，但愿意为此额外支付的仅有30.2%，其中愿意为绿色节能性能支付大幅度租金和价格的拟购房者仅占8.6%（图36）。推广绿色节能建筑还需要在使用过程中体现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居民
支付意愿，促进行业发展。
　　（三）新房和二手房兼顾是当前购房者的主流选择；线下售楼处和中介门店仍是获取房源的主要渠道，社交媒体取代挂牌网站跃居第三
　　49．2%的拟购房者在购房时会兼顾新房和二手房，是目前选择最多的一类。只看新房的群体占比仍达到38.7%，紧随其后（图37）。相较于其他能级城市，三四线城市的拟购房者更偏好新房，有50%的受访者表示仅考虑新房（图38）。
　　线下售楼处和中介门店仍是拟购房者当前获取房源信息的主要渠道，有52.2%的拟购房者将线下售楼处列入其房源信息来源的前三名，同时中介门店的占比也达到38.1%。线上渠道方面，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34.8%）已经取代挂牌网站（28.5%），成为最主要的线上信息来源渠道，但这一结果与本次调查基于抖音平台开展所导致的样本自选择性可能存在一定程度关联。在不同能级城市和不同收入群体中，三四线城市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通过线下方式获取房源信息（图39，图40）。
四、重点人群分析
（一）潜在首次置业人群
　　本次调查将30岁以下、无房且租住的人群视为潜在首次置业人群。调查结果显示，该部分人群中仅6.4%对当前居住条件非常满意，18.5%对当前居住条件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整体住房满意度显著低于全体受访者，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图41）。但是这部分人群受到保障性住房政策支持的比例与全体受访者无显著差异，甚至略低于全体受访者，值得重点关注（图42）。
　　潜在首次置业人群中14.4%在未来一年有意向购房，比全样本低0.5个百分点，其中有68.8%为满足首次置业需求而买房，并有58.4%将首次置业视为首要的购房目的，证实了将具备该特征人群作为具有潜在首次置业需求人群的假设
（图43，图44）。此外，其余85.6%无购房意向或不确定的潜在首次置业人群中，首付能力依旧是其不购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此，20XX年我国各地方积极调降首付比例下限，两部门也将住房商贷最低首付比统一调整为20%，不再按限购情况区分地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潜在首次置业人群的首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租购观念导致一部分潜在首次置业人群失去购房意愿，
　　32．6%的无意愿购房人群认为观念转变是其不买房的原因之一，其中14.8%将其归结为首要因素（图45，图46）。潜在首次置业人群中有55.6%同意“买房不是必选，租房也是一种选择方式”，而全样本中只有48.3%。进一步地，在支付能力、租购观念等因素的作用下，潜在首次置业人群更倾向在政府的支持下解决自身的住房需求，仅有24.9%同意“解决住房问题是自己的事情，不能靠政府”，这也凸显了在当前条件下加快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应的必要性（图47）。
在购房偏好方面，潜在首次置业人群的理想住房面积主要在90～130m2
（49.4%），对大面积住房的需求更少（图48）。潜在首次置业人群在考虑理想住房因素时，通勤距离占比为44.2%，远超全样本的29.3%，成为第三大重要因素（图49）。购房选择时，潜在首次置业人群更倾向通过社交媒体和二手房挂牌网站获取房源信息（图50）。
（二）潜在改善性需求人群
　　本次调查将月收入高于2万元且拥有至少一套住房的人群视为潜在改善性需求人群。该部分人群中26.7%对当前居住条件非常满意，仅6.1%对当前居住条件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整体住房满意度显著高于全体受访者（图51）。
　　该部分人群中有21.7%在未来一年有意向购房，高出全样本6.8个百分点，其中有56.6%为满足改善性需求而买房，并有37.2%将其视为首要的购房目的，证实了将具有该特征人群作为具有改善性需求人群的假设（图52，图53）。其余78.3%无购房意向或不确定的潜在改善性需求人群中，有超过一半（55.7%）无改善需求的原因是当前住房条件已能满足其要求。此外，对房价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是导致此类人群暂无改善需求的重要原因，有35.3%因担心现在买房可能引起的亏损而推迟购房（图54）。在进行价格预期调研时，研究也发现潜在改善性需求人群对房价的预期相较于全样本而言较为保守，有
42．3%预期未来一年房价将“整体平稳，浮动不超过5%”，比全样本高5.6%。在购房偏好方面，潜在改善性需求人群的理想住房面积明显高于全样本，
特别是在180m2以上的占比27.4%，接近全样本14.4%的两倍。
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装备制造大类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调研报告
金惠
一、调研背景
　　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支撑力量。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2019年8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升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20XX年10月，教育部出台了《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试行）》，对中职、高职不同层级“双师型”教师应具备的条件提出了要求，其中对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求为“中等职业学校初级‘双师型’教师应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中级‘双师型’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操作技能；高级‘双师型’教师应深入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操作技能”。成都市机械制造职业教育集团为摸清集团内成员学校装备制造大类专业课教师的操作技能水平，深入成员学校、区域内装备制造企业，开展装备制造大类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水平调研，期望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调研方法与过程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选取成都市域内中职学校装备制造类专业教学一线专业课教师、中职学校教学管理部门领导和装备制造类企业管理者三类人员作为调研对象。针对不同调研对象设计不同的问题。对一线任课教师设置了19道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装备制造类专业课教师技能现状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对装备制造类专业课教师的能力需求调查。对学校教学管理部门人员（校长、副校长、中层管理干部、教研组长）设置了13道题，包括被调查者基本信息（职务、分管工作、文化程度、任教学科等）、学校基本信息、机械专业基本情况、机械专业教师技能水平、对教师技能标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等。主要利用问卷星实施调研数据收集，共收回118份有效问卷。调研组深入14所学校进行调研，通过整群抽样随机对15名一线教师、5名学校管理者进行访谈，深入了解装备制造大类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现状和对教师实操技
能水平的期望。
三、调研结果与分析
（一）被调研教师的基本情况分析
　　从年龄结构看，35～44岁的教师人数最多，占比约42.37%；其次是25～34岁和45～54岁年龄段，分别占比约27.12%和20.34%，整体呈单峰式分布，且峰值处于青壮年年龄段，该年龄段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扎实，具有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整体年龄结构合理，有利于机械专业向好发展。
　　从工作年限来看，工龄为11～20年的教师人数最多，占比约为44.92%，工龄20年以上的教师占比约为26.27%，工龄6～10年的教师占比约为19.49%，工龄与年龄结构分布大致相同，结构合理，有利于机械专业向好发展。
　　从职称来看，正高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34人，中级教师54人，初级教师29人，中级和初级教师占比约70%，整体教师的职称水平较低，需改善。从教师技能等级来看，有近50%的教师技能等级在二级以下。从企业工作经验来看，约55.08%的专业教师无企业工作经历，不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需改善。从教师专业对口情况来看，专业对口率达超过93%，有利于机械专业向好发展。
（二）教师专业能力调研结果分析
　　对装备制造大类专业课教师专业能力的调研结果如表2所示。从教师具备的专业基本能力来看，大部分教师具备正确的语言文字表达及识图绘图能力；掌握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机械加工、钳工、电工等职业基本知识，机械类专业基本理论和知识，常规机械加工及装配能力。而熟练掌握数控设备的安装、调试、使用维护和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教师比例不高。
　　从教师对自己专业技能水平的满意度来看，教师选择“十分满意”的占比约为13.56%，“比较满意”占比约为51.69%，“基本满意”占比约为22.88%，“不满意”占比约为11.86%。从教师内部需求来看，教师对技能水平提高的需求度较高。
　　从教师比较擅长的专业领域来看，大部分教师擅长专业理论方面，擅长技能课程的教师比例较低。因而，从教师专业技能提升需求方面来看，专业技能比专业理论培训需求更强。
　　从学校管理层对本校专业教师技能水平的评价来看，认为专业教师技能水平不高、还需培训的学校占比约为71.43%，学校普遍认为提高专业教师技能水平非常重要，同时也十分重视此问题。
（三）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存在的问题
　　掌握的实操技能单一从调研结果来看，专业课教师技能单一，大多数老师只具备某一个工种的技能等级证书，很少有老师具备两个工种以上的技能等级证书。中职学校的学生除顶岗实习在校外完成之外，其余课程一般在校内完成学习，很多专业课教师需要教授两门相关专业课程，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需要具备宽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能仅局限于某个职业工种的知识和技能。
实操技能水平亟待提高
　　教师和学校管理者都表示专业课教师的实操技能水平亟待提高。有的教师尽管具备高级工程师证书或者技师证书，但在访谈中也坦言自己的实际技能水平还不能与证书要求的能力层次匹配。这与专业课教师队伍人员的组成及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根据调查，专业课教师主要是普通高校毕业生，他们学历高、基础理论知识比较扎实，但在大学就读期间的实训课程较少，普遍缺乏企业生产一线的实践工作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实操技能水平。而老教师虽然教学经验丰富、实训技能强，但他们大多未随产业的升级需要及时跟进、补充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新的实操知识。
缺乏相应的技能标准
　　以往针对专业课教师开展的各级各类培训，往往因培训理念、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缺乏职教特色，缺少行业参与等原因，培训质量与效果难以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更难以适应行业发展对专业课教师专业技能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技能标准去鉴定、评估和指导专业课教师的实操能力水平及发展方向。
提升技能的动力不足
　　一部分教师虽然认为自身的实操技能水平亟须提升，但是，当机会真正来临时又想逃避，特别是年龄越大、教龄越长的教师，继续学习愿望越低；其次，专业课教师培训的时间和内容安排也会影响到教师参培的兴趣和动力。由于学校教师平时除了上课，往往还有教务、学生工作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时间比较紧张，难有时间参加培训；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目前缺乏教师参与技能培训的激励机制，造成教师提升技能的动力不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标准
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建设分层分类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教师标准是对教师素养的基本要求。没有标准就没有质量。适应以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分明，覆盖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等各类课程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研制机械类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标准，应以中职学校机械类专业课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本土调研和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立足于中职装备制造大类专业中的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等专业的技能课程教学要求，借鉴相关职业资格工种的国家标准，结合成都市中职装备制造大类专业“双师型”教师评审条件，提炼出中职学校机械类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标准，作为衡量机械类专业课教师在实践动手操作技能以及应具备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职业素养方面应达到的标尺。机械类专业课教师以此标准来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进行自我评价，查找差距和不足，激发提升专业技能的内驱力，积极主动参加技能培训和自主研修，不断提升其专业实操能力。
（二）推行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水平量化考核制度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试行）》将“双师型”教师分为了初、中、高三个层级，据此，建议针对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建立检测评估机制，探索并实践专业课教师技术技能的分级考核，完善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评价标准体系，同时按照这个标准体系引领并指导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师培养培训方案，科学设置培训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方式，科学有效地开展专业教师培训和教学评价工作，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推动中职学校专业教师队伍素质整体提升。
（三）健全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提升培训制度
严格新教师入职培训
　　对于刚大学毕业即将入校任教专业课的新教师，要求入职前首先到与任教专业相关的企业进行顶岗实习，以提升其专业实操技能。
加强在职教师实操技能培训
　　为满足专业课教师的培训需求，应组织专家对在职专业课教师实操技能开展分析研究，分层次制定培训项目和培训内容，依托职业教育集团，开展形式多样、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专业技能培训。
建立专业课教师系统化培训机制
　　根据2021年最新修订的专业目录，中职学校机械设计制造类含有九个相关专业，成都市的中职学校主要开设了其中四个专业，包括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等，这些专业所涉及的实操技能领域较多，技术含量也较高，不是在简短的几天或者一、两次培训中就能解决的，需要建立长效持久的培训机制。此外，由于制造业升级换代的速度很快，专业课教师应与时俱进，及时了解和学习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时掌握专业前沿技术，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建立教师技能大赛长效机制
　　“普教有高考，职教有大赛”。当前国家和省市都高度重视职业学校专业技能教学，几乎每年都要组织国家级、省级、市级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实现以赛促评、以赛促改、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以学生技能大赛为契机，省、市、县、校应每年定期组织开展专业课教师技能大赛，建立参赛教师成绩档案，增强教师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综合运用，提高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实践证明，教师经过技能竞赛的锤炼，比起常规教学，能更快速有效地提升其专业技能。应探索建立教师技能大赛激励机制，对技能大赛获奖的教师，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职务晋级等方面给予加分，营造教师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有效推动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创新，一座工业老城的蝶变之路辽宁沈阳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与探索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4年4月26日）
　　20XX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9个全国重点实验室、76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超过5000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1万家科技型企业曾经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如今正焕发出科技创新的熠熠光芒，展现出一幅从传统制造业向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型的壮丽画卷。
　　20XX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沈阳市干部群众始终牢记嘱托，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向打造“东北数字第一城”发力奔跑。
　　如何以建设数字沈阳、智造强市为目标，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出更多体现中国速度、中国水平的“沈阳制造”，日前，光明日报调研组一行走进沈阳的企业车间，对沈阳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状况展开调研。
一、“好钢”用在“刀刃”上
　　“过去，我国大型盾构机的主轴承长期依赖进口，不仅要承受高昂的价格、漫长的等待，且质量还不能完全保证。”北方重工隧道工程技术公司总经理许成发说。
　　国产化主轴承难在哪？许成发说，那时，材料研发难、大型滚子的加工精度控制难，而且敢于使用国产主轴承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担当。大型盾构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国产主轴承一旦出现问题，只能从地下挖上来，不仅耽误工期，还需要承担重大责任。
　　“我们将攻关方向瞄准了稀土轴承钢研究，从源头解决主轴承的材料问题。”与北方重工协同攻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李殿中介绍，通过控制氧含量，成功研制出的稀土轴承钢拉压疲劳寿命提高40多倍，滚动接触疲劳寿命提升40%。
　　“一定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为此，我们通过搭建平台，把科研机构、制造企业以及用户单位联合在一起，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攻关的工作体系。”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处处长穆娜说。
　　机床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去，研发体系不健全、研发资源碎片化等问题，让我国机床产业长期面临着“大而不强”的窘境。“作为工业母机，我国高端机床进口比重仍较大，这是我国机床企业长期面临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我们进行科技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难题的机遇。”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孙纯君表示，目前企业正通过技术改造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不仅要提高技术，更要升级生产工艺。
　　“导轨作为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功能件，对保障高精度加工起到关键作用。”走进中捷友谊厂的生产车间，龙门机床系列产品的项目总师严昊明正带领团队测试经新一轮优化的导轨部件，“我们采用高硬度、一体式导轨感应淬火成套技术，成功实现全长近11米的超长一体式导轨感应淬火，为国产高精度龙门机床生产制造提供了保障。”
　　不远处，由4台“巨无霸”卧式加工中心组成的箱体类零件数字化柔性生产线，吸引了调研组的目光。“利用大数据、软件仿真技术等创新工艺方法，现在我们不仅大大压缩加工时间和产前准备时间，整体加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还将多孔箱体类零件同轴精度提高了30%以上。”沈阳机床中捷友谊厂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涛表示，如今不仅产品的性能有了显著提升，企业的制造成本也降低了，对于市场需要的响应也更快了！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科技创新成果，是沈阳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生动体现。目前，沈阳市已落实科技创新专项资金8353万元，支持17个项目，总投资2亿元，集聚科技人员491人，
　　将开发形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及转化应用新成果100余项，在五轴机床、工业机器人、压缩空气储能、薄膜沉积设备、真空干泵等领域实现突破。
二、改造升级“老字号”
　　面对传统产品占大头、“初”字号产品居多等问题，近年来，沈阳下大气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改造升级“老字号”。
　　走进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沈鼓集团透平公司转子车间，只见工人马长好轻点几次屏幕，没用多长时间，一个工件就将完成从派工、开工到完工。
　　“以前都是班组长派活、师傅领着干活、盯着机器忙活，现在则是从屏幕端或者手机端领活，只需要动动手指，机器就能完成零部件的生产。”马长好向调研组介绍，有了工业互联网平台，产品平均设计周期缩短近30%，制造成本降低了15%。
　　“数字化转型是传统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表示，通过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传统产业正在焕发新生、赢得未来。
　　“我们正在和大连理工大学共同推进透平机械数字孪生的智慧运维项目，”沈鼓集团研究院院长杨树华介绍，等到项目完成后，将具备对压缩机关键部位的数字化映射、运行监测、故障诊断、寿命预测等全面感知管控能力，从而实现透平机械设计—制造—运维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时而是快速旋转的红色手绢，时而是轻盈舞动的晶莹雪花亮相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沈阳分会场的8台重载工业机器人，在光影交错中，以其精准的动作控制、流畅的舞蹈编排，成功演绎了一场工业与艺术的跨界对话。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跨界’演出了。”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营销中心总经理刘一恒介绍，每一次“跨界”的背后，都是科研团队对机器人后台程序的全新定制，也是对国产机器人的可靠性、精准性和智能性的全新考验。
　　刘一恒说：“我们要把握机器人行业新一轮的变革机遇期，将机器人与以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结构仿生为代表的新技术交叉融合，使机器人的稳定性、智能性大幅提升，不断拓展应用边界。”
　　据了解，当前，沈阳以新松为代表的机器人产业链条已基本形成，能够提供工业、协作、移动、特种、服务五大类近百种机器人产品，搭建起国内领先的产品线。
　　“从最基础的细胞株构建与筛选工作开始，直至制剂配方的精细化研究与生产工艺的优化开发，我们都实现了全程数据追踪与追溯。”北方药谷德生（沈阳）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冬梅向调研组介绍，沈阳生物医药科技资
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优势明显、潜力巨大。
　　“我们的数字化车间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库，每一个环节的数据都被准确记录并存储于云端，不仅符合严格的法规要求，也为未来的持续改进、故障排查以及产品召回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苏冬梅表示，这种透明化、信息化的生产管理模式，不仅增强了客户对企业服务能力的信任，也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效率。
　　沈阳坚持以“智改数转”为重要抓手，已建立涵盖18大类、60小类的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分类标准，每年滚动实施涵盖100个智能升级项目、100个数字化应用场景项目的“双百工程”。截至目前，全市拥有智能工厂45个、数字化车间73个，重点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80%、68.2%。
三、“重大沉”变为“高精尖”
　　“重、大、沉，缺少未来感”是很多人对沈阳制造业的印象。如今的沈阳，通过用好用足丰富的科教资源和扎实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很多企业摇身一变成了“高精尖”。
　　调研组来到沈阳微控公司的测试区，一只重达300公斤的金属飞轮，正以每分钟最高4万转的速度旋转在一个真空容器内，通过对飞轮快速稳定地加减速控制，实现电能与机械能之间的能量快速转换。
　　像沈阳微控公司一样，一批体量大、质量优的储能项目相继选择在沈阳落地，锂离子、钠离子、液流电池、飞轮储能、空气储能、热储能、氢储能等先进储能技术百花齐放，沈阳市储能产业正呈现出聚链成群、蓄能成势的强劲态势。
　　“新型储能产业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沈阳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正在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储能装备制造基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储能产业技术创新先行区’‘北方大规模低成本高安全储能产业示范区’的产业定位，持续在重大项目、技术研发、产业投资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努力早日将沈阳建成‘储能之都’。”
　　一路向北，调研组一行来到了沈阳市大东区，这里是沈阳汽车产业的核心地带，也是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的热土。
在沈阳沈北路、蒲平路、大望街、虎石台南大街合围形成的“四横五纵”
路网区域道路上，不经意间错过的可能就是一辆无人驾驶车辆。
　　轻触车载屏幕确认行程，车辆即刻启动，平稳地融入下班高峰的车流中。变道、侧方位停车，丝滑得如同一位驾龄多年的老司机。调研组感叹着无人驾驶车辆的神奇。
　　“这都得益于我们的‘车路云一体化’。”大东区工信局局长周红介绍，通过识别道路交通全要素感知信息，无人驾驶车辆不仅能“看”到眼前的情况，还能知晓前方数百米乃至更远距离的道路状态。
　　“大东区因车而兴，产业底蕴深厚，我国第一辆国产民生牌载重汽车就是从大东区驶出。”周红表示，作为沈阳市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区核心承载区，目前大东区已完成113公里智慧路网建设，累计接入网联及自动驾驶车辆75台，累计记录运行里程90余万公里。
　　不仅有产业有场景，而且有创新有生态。当前，沈阳市浑南区（沈阳高新区）正致力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辽宁举全省之力建设沈阳浑南科技城，正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超前规划、科学布局，让这里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新旧动能转换发动机、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浑南区委书记、沈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闫占峰表示。
　　“我们针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创新团队三类不同主体，以‘新东拓+央企’‘新东拓+园区’‘新东拓+要素保障’为支撑，实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沈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胡忠君介绍，今年以来，高新区已对接重点项目98个，洽谈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81个，特种金属及高端部件科技创新中心、浑南科技城材料分析测试服务平台、人工智能（AI）智眸病理图像分析系统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等33个项目签约落地，首批入驻浑南科技城核心启动区。
四、经验与启示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优则动能足。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沈阳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产业发展稳步推进，但也面临着产业链大而不优、多而不精等问题。对此，沈阳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体现沈阳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为本地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
坚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以有组织的科技攻关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企业自己的事，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个主体协同联动，其中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近年来，沈阳市通过成立政府工作专班、搭建“政产学研用”协作平台、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充分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内生动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建设体系化的科技创新布局，实现自主研发、联合攻关、“揭榜挂帅”、“带土移植”和支持基础理论研究五项举措齐头并进，引导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不断向重要产业、核心领域聚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政府发挥组织作用，加强科学统筹，实现对核心技术与前沿产业的超前布局与长远投资，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同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整体优势，以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动能。
　　坚持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将国家战略需求与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民生期盼深度融合。近年来，沈阳以数字赋能为牵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北方重工、沈阳机床、沈鼓集团等地方优势传统制造业迈向“高智绿”；主动对接、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微控、新松等新兴产业，打造“北方储能之都”“中国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化基地”等城市名片；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紧抓“现有优势产业未来化”“前沿颠覆技术产业化”两条发展主线。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来谋划和部署本地区的产业定位、产业布局与产业发展，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攀登”、新兴产业“向新发力”、未来产业“向前而行”，持续增强本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劲内驱力、前瞻引领力和发展持久力。
　　坚持全面激活科技创新动能，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近年来，沈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融通的创新模式，建设形成新松集团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等各类产业集群、示范园区；积极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推动建设沈阳浑南科技城等技术创新教育中心，以一体化人才培养赋能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建立健全了容错促新的管理机制，以管理创新赋能产业自主创新。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立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院所和创新型领军企
业共同参与的高效协同创新体系，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培养引进高技能人才和创新团队，夯实产业发展的人才支撑，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
从凤阳看滁州：突围者的“势、局、事”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调研组
（2024年4月15日）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
　　一头连城市、一头连乡村，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发展单元，县域兴衰直接关系着发展全局。对于仍未摆脱发展不足、发展不优、发展不平衡基本省情的安徽来说，县域经济的振兴更是举足轻重。20XX年，县域生产总值占安徽全省比重超过47%。
　　放眼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潮，有的县，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加速突围；有的县，则徘徊不前、陷入困局。
　　“发展慢—实干难—人心散”，这是一些县域发展陷入停滞的常见困局。那么，破局的关键在哪里，发展突围的密码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调研组来到滁州市凤阳县，探寻该县发展突围的经验。为什么是凤阳？
　　历史上的定远、凤阳、嘉山（今明光市）都是安徽沿淮地区出了名的“穷县”——当地民谣“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道尽了这里曾饱经的沧桑忧患。
　　可就是这么一个曾经的“穷县”，随着安徽“第三城”滁州市的异军突起，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新兴产业“现象级”成长的产业变革战略机遇，一任接着一任干，近年来发展速度尤为迅猛，2017年以来生产总值连跨四个百亿元台阶，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00亿元，跻身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
从凤阳看滁州。
　　县域突围离不开市域带动，而市域整体向上更离不开县域支撑。这条县市联动、向新向上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其深刻的启示意义就在于：
谋势是起点。看准大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才能迎风起舞。
　　谋局是关键。以势造局，以局引流，县市联动，一体构筑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发展平台。
　　谋事是支撑。凡突围，必聚力。干成几件大事，抓实几个产业，就能撑起发展之“局”，崭露腾飞之势。
那么，凤阳是怎么做的？
识势：投身产业变革，向“光”而行
县域经济突围，不易。
　　相比城市，县域经济体量偏小，基础设施偏弱，招商引资上没有地级市的优势条件，又面临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较难留住人才，在白热化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迫切需要找出一条适宜自身的发展之道。
　　而难就难在这里。很多县域陷入发展困局，不是没有发展意愿，也不是缺乏行动力，但一些地方到头来却是“打了一通乱仗”。
　　究其根源，有的是“势”上踏空，错过发展大势，没能结合自身优势，产业规划不科学，招商引资只看眼前，“捡到篮子都是菜”，招来的项目产业层次不高、效益不好；
　　有的是“局”上受限，缺乏科学的方式方法，发展格局打不开，留不住大项目、好项目；有的是“事”上失序，产业布局、发展大环境一旦受挫，干部心气神便难以提起来，有的不作为，追求安逸舒适、“佛系”“躺平”；有的乱作为，违法乱纪，这些又会给发展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势、局、事。谋划全域发展，这三条“线”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形成一个底层逻辑上的体系化循环。
　　如何形成正向循环？这既取决于发展大势，更决定于干事的路径和方法，是否谋得准、谋得科学。
而凤阳的突围，正得益于此。
摊开凤阳的“手握的牌”，矿产资源，算是一张“好牌”。
　　凤阳石英砂、石灰石“两石”资源丰富，特别是石英砂资源，远景储量达100亿吨，岩矿中的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以上，储量、品位和综合利用价值均居全国第一。
但在以往，凤阳的“资源牌”没有打好，发展也经历过“阵痛”。
　　由于企业技术门槛不高、产品附加值低，凤阳的石英砂主要作为建材辅料、家居装饰材料以及日用玻璃生产原材料等。
这些砂子，一吨甚至卖不到百元，“白菜价”都没人要。
　　背靠优质石英砂资源的凤阳人没享受到多少“靠山吃山”的红利，却饱受环境污染之苦。污染到什么地步？
　　当地群众家家户户不敢开窗晾衣，马路牙子堆着半尺高的白色尾泥。住在矿区周边的女孩子，都不敢穿白衣，否则出门不久就变成了“灰衣”。
怎么办？
凤阳人一直在苦苦思索。
　　前些年，国家大力治理产能过剩，凤阳县关闭了水泥生产线，却也敏锐地意识到，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契合新发展理念导向、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另一块广阔天地。
　　石英砂，是生产光伏玻璃的主要原料之一，变以往的挣“低附加值又污染”的小钱，为赚“高附加值又环保”的大钱，岂不是双赢？
　　2018年，凤阳关停了200多家“小散乱污”企业，规划建设了大庙石英产业园，实施石英砂行业退田入园、退河入园、退林入园。
关掉“偏门”，但怎么才能迈上通向高质量发展的“正途”？
　　“双碳”战略的落地，特别是以太阳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方兴未艾，让凤阳有了顺应大势、谋定而后动的“笃定”：在战略规划上，凤阳下定决心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光伏产业。
　　翻开凤阳县“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可以看到凤阳县连续三次将发展硅产业写入其中。十多年间，正是秉持着“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决心，从“初步形成全国性日用玻璃集散中心”，到“打造‘千亿硅谷智汇大基地’”，凤阳产业发展向“高”攀爬，向“新”而行。
紧跟产业变革大势，以资源换产业，这一次，凤阳乘上了“东风”。
　　这几年，作为“新三样”之一的光伏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依托资源优势，凤阳光伏产业加速崛起。
　　凤阳把光伏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县领导“逢会必讲光伏、逢人必谈光伏”，利用一切契机推进凤阳光伏产业、招引光伏项目。
随着福莱特、南玻、正泰等一批龙头企业入驻，百亿产业强势崛起。
　　2016年，福莱特作为首家光伏玻璃龙头企业落户凤阳，先后签约4期项目，完成投资超200亿元；
2021年，签约总投资220亿元凤阳县海螺光伏绿色产业园项目；
20XX年签约总投资100亿元尚德20GW高效组件产业园项目；
……
　　20XX年，凤阳县光伏产业链产值327.5亿元，同比增长104.8%。光伏玻璃产能接近全国1/4规模，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光伏玻璃生产基地。曾经不值钱的砂子，变成了“金砂”。
　　光伏砂，即使在行情不太好时，也卖到每吨400元左右。随着提纯技术再提升，砂子的价格可能还会翻一倍。
更重要的是，龙头企业的入驻，规范了采砂工序，一举解决了污染问题。比如，尾泥尾砂的乱排乱放，一直是矿区整治难点，凤阳曾因此花15亿元
为“母亲河”濠河“通肠洗胃”，治理成本不可谓不高。
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提升，尾泥尾砂也变成了“香饽饽”。
　　有了大企业的技术加持，大庙镇党委副书记孙威不再神经紧绷：“昨天，一家水泥厂联系我想要购买园区企业100万吨尾泥尾砂，一吨20元，就是2000万元的销售额。”
　　生产中提取的白炭黑产品每公斤也能卖到40元左右。园区企业正在将原料“吃干榨尽”。现在的园区，蓝天绿水、白云飘飘，道路两旁种满绿植，路边的小花，趁着春风摇曳。大庙镇副镇长刘璇身穿一件纯白大衣，格外亮眼。现在，女孩子在矿区穿白衣，再也不是什么奢望。
　　凤阳，就像她的名字“丹凤朝阳”一样，向“光”而行。凤阳“落子”光伏，滁州满盘皆活。
　　站上产业变革大势“风口”，滁州吸引全球光伏20强企业中9家落户，光伏玻璃、光伏电池片、光伏组件产能均占安徽全省一半以上，正向着建设“世界光伏之都”的目标渐行渐近。
乘势：“最大的品牌”撬动最大红利
　　县级行政区，光靠自身力量“闷着头干”是不够的，顺应国家大势，巧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外力”，是一条捷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安徽最大的“势”，对于和南京“打得火热”的近邻——滁州来说，紧扣这个“大势”，尤为重要。
　　相比来安、全椒等县市，凤阳距离江苏还有一定距离，缺少省际毗邻区的“近水楼台”之便，但凤阳的“融长”之路，有着自己的一套打法。
　　改革，是凤阳最深的基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凤阳最大的“势”。全国闻名的小岗村，便成了“桥头堡”。
崔正行，出生于邻居叔叔们摁“红手印”的1978年。
　　“我很早就出去打工挣钱，在江苏一家工厂学机器维修，2016年回家时，我看村里起了老大一片工地，一打听才知道，小岗要建一个很大的厂，我想这么大的厂，肯定有很多设备要维修，后来工厂开始招工，我就办好了离职手续，
总算回家来了！”
　　崔正行看到的“老大一片工地”，就是小岗招商来的老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盼盼食品。2017年，怀着在“农村改革第一村”推动乡村振兴的愿望，盼盼落户小岗。
　　“我们的食品、饮料，是做给我们的亲人吃的，做给我们的亲人喝的”，一进厂区，四行大字十分醒目。20XX年该公司产值达到4.5亿元，员工约500人。
　　就像“盼盼”的名字一样，以改革思维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工旅的新融合，给当地带来了新盼头。
　　凯盛浩丰（小岗）智慧农业产业园里，番茄果实竟然一样红、一样大，就像工业生产线上出来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凯盛浩丰小岗村基地副经理高宏伟解释说，园区的智慧玻璃温室采用了中建材集团自主研发的4毫米超白减反无影玻璃，透光率高达91%，高散射率确保每一棵植株均匀享受阳光，该技术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用工业化思维提升了农业发展质量。
这个项目，已成全省、全国的现代设施农业样板。
　　4月的凤阳街头，不时可见长三角绿色食品加工业（小岗）大会的宣传标语，这个大会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累计签约绿色产品项目12个，总投资63.4亿元。凯盛浩丰和盼盼食品都是展会上的“宠儿”，连带去的展品都被“一扫而空”。
　　背靠长三角巨大市场，凤阳的绿色食品销路打开了。同时打开的，还有明中都皇故城旅游区、大包干纪念馆、小岗村宿、韭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一条条乡村旅游线路。在这些线路中，操着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全国多地方言的游客纷至沓来，购买农产品、住宿、餐饮等消费，带旺了文旅产业。
　　如今，乐享晚年的“岗一代”不再担心小孩能不能养活，“岗二代”们忙于打拼事业，“岗三代”们学成归来，成为建设小岗的新力量。
　　当年，小岗人用摁“红手印”的方式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如今的新小岗人，正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势”，传承着小岗的改革基因，发展有小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是安徽发展的最大红利、最大动能。
　　地处沿淮的凤阳，虽未占地利之便，但却以小岗村这个最大的品牌，撬动了最大红利，为当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县域如何乘势而上？紧要之处就在以洞明果敢的明势之智找准支点。
　　从凤阳看滁州，更足以凸显出，全面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滁州上下最大的共识和果决的发展行动。
乘势之要，既重在看准方向，更贵在行动坚毅。
组局：小城百亿的项目“名场面”
小县资源少。
招商，几乎成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然而，招商竞争早已是一片“红海”，“个头小”的县级行政区，怎么在一群“大个子”的竞争对手里“抢到球”，如何让眼光高的龙头企业“看上自己”，大家都在绞尽脑汁。
　　当下，一个县能落户一个实打实的百亿元级投资的制造业项目，往往就是享誉一时的“名场面”。
在凤阳，这种小城百亿的项目“名场面”近年来持续登场。
　　凤阳做的，就两个字：“谋局”，将招商、调度、服务等全部融入“局”中，贯穿整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光伏龙头企业——正泰的落户，堪称典范。
　　早些年，凤阳招商干部就“盯”上了正泰，一位干部加了正泰中层干部的微信，在微信里聊了整整两年都没见面。对方态度有点不冷不热，一副“县里接不住我们的大项目”的意思。
　　2021年，因一个契机，凤阳招商干部终于约到了他，请人家吃饭，对方称有饭局，一直等到他饭局结束才有机会见面聊了几句。正泰的干部坦言，感受到凤阳的诚意，但对县里的条件和能力还不够信任。
此时，浙江义乌、嘉兴、海宁等地都在争取该项目，竞争非常激烈。
　　几经辗转，对方终于牵线双方的主要领导见面。20XX年5月底，滁州市主要领导率队在杭州拜访了正泰集团一把手，促成了在凤阳的投资，正泰投资80亿元。
项目进驻的过程，也是充满曲折。
正泰一开始对土地不满意，临时又换了块更大的地；
　　正泰项目20XX年6月要投产，企业反映需要建变电站，由于凤阳县供电归属蚌埠供电公司，凤阳县主要领导和工作专班轮番前往蚌埠沟通对接，最终在4月底完成变电站建设。
2个多月时间，不要说建一座变电站，连设计、招投标都完不成。凤阳的惊
人速度，让正泰上上下下大吃一惊。
　　20XX年6月3日，正泰一期产品下线。正泰集团一把手专程赶到凤阳县，那天他笑得格外开心，并在活动现场签订投资100亿元的二期项目。
　　论产业基础、基础设施、人才规模，县级行政区比不过地级市，要留住好项目，只能拼诚意、拼服务。不怕被拒绝、不怕麻烦，“热脸遇冷脸”更被招商干部视作常态。
　　在他们看来，开始时对你冷脸以待的，往往恰是实打实干项目、做产业的，而那种过分热情、把百亿挂在嘴上的人却是最该防范的“坑”。
凤阳有执着的招商劲头，也有高效的招商打法。
　　为了招商，凤阳各级干部几乎全员上阵，该县组建了六大产业链专班，县领导带头，四大班子人人有任务、个个定目标、一级带着一级干。
再看服务，凤阳的扁平化调度，是项目提速提质的关键。
　　从2020年每一周一次的千亿硅谷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到近年来每两周一次，至今已坚持开了110多次。
　　每次调度会不只是研究征地拆迁、营商环境，而是调度各种保障要素，细化到所有重点项目。调度会不讲成绩，就讲今天干什么、下周干什么；不搞交流发言、表态发言，只找差距，说怎么干。
　　“首问负责”“即申即享”这些做法在凤阳已经成为常态，现在凤阳干部想的最多的是“你能提前为这个项目做什么”。
　　就像凤阳县委书记朱林的一句口头禅：“我是‘理工男’，不晓得怎么说得好，只晓得怎么好好做。”
　　这种实实在在的干事创业态度以及高效的工作布局，创造了百亿元级投资大项目落户小县城的一个个“名场面”：近三年平均每年凤阳都有一个光伏行业百亿元以上项目签约落地。
大项目对县域为什么重要？
　　引进一个百亿元级投资规模的制造业项目，等于就是造一个汇聚发展资源要素的“局”：项目带来资金、带来人才、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带来成熟的经营管理模式，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发展思维。
　　对于一个县域而言，这些都抬高了发展水位，由此也能练就更高的“游泳技能”，锤炼推动发展的更加专业化本领和能力。
这也是滁州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重要“心得”。由于近年来不断有百亿级体
量大项目落户，如今，滁州已经能对一个重大制造业项目从落地到投产各个环节进行更加清晰的节点安排，通过专业化的工作流程，最大程度实现快速投产。
　　“那种需要建设50万至60万平方米厂房的制造业大项目，半年多建成投产，完全有把握能做到。”滁州的负责同志曾信心满满地说。
破局：实干者的“破立之策”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
但不得不说，这也是县域发展中很难过的“坎”。
　　一些县级行政区难以适应转型，摆脱不了“放任不管或一关了之”的“二极管”思维，要么环境脏了，要么产业“黄”了，有的资源县一直没有过绿色转型这道关。
但凤阳，跨过去了。
　　2021年4月，时任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林正为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通报而急得彻夜难眠，用他的话来说：“压力巨大，睡不着觉，一心想着怎么整改和发展。”
　　当年4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当天就收到群众举报，反映凤阳县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严重。
　　通报指出当地存在“督察转办信访件查处不彻底”“非法机动车拆解点环境污染严重”“非法拆解问题始终整而不治”3类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凤阳县刘府镇逐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报废汽车拆解利用集散地，但由于当时市场多是自发、无序、小作坊式个体经营，废旧汽车拆解不规范、不科学，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影响。
　　中央环保督察通报“点名”、限期整改通知，无异于对当地党委政府的“当头一棒”。巨大的压力下，怎么整改？废旧机动车拆解行业还要不要了？
既堵，也疏，污染绝不容忍，产业还是要发展，凤阳做的就是“整改+转型”。整改期间，凤阳县依法取缔非法机动车拆解点，由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公司进行处置，清理各类废铁废钢、污土废渣等1.1万余吨，已全部转运并规范处置等。
　　目前，当地仅由玉成洪武报废汽车拆解回收利用公司一家大型企业负责废旧汽车处置，该企业操作流程规范、有序、精细，成为凤阳经开区循环经济园片区的龙头企业。
下一步，就是转型了。
　　破铜烂铁、废旧汽车，如果合理利用，都是“金疙瘩”，皆是大产业，这在发达国家早有先例。
　　园区里，安徽拓美威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专门做废旧铜铝的再加工，将回收来的“破铜烂铁”，加工成汽车零部件、水龙头、电线电缆制品等。投产后去年产值达到112亿元，产品出口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拓美威的引进，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
　　当时，园区招商的同志原本是与另一家常州企业老总谈合作的，这家企业老总与拓美威老总是好友，路上偶遇便一同前往。结果，这个企业老总没和凤阳谈成，拓美威老总却与凤阳签了约，将公司从江苏常州迁了过来。
　　几年过去，差别显现出来了。原本那家企业因外贸形势，生意大受影响；这边的拓美威却发展得如日中天，产值年年翻番。
如今，拓美威三期项目开建，他也注资进来，一起做铜铝全产业链。
　　和拓美威一样，如今的循环产业园蒸蒸日上，实现经营收入、工业总产值、税收收入“三个翻番”，20XX年产值做到了270多亿元。
　　面对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的新风口，该园区延伸产业链，将铜铝制品再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光伏组件边框等产品，从废料里淘出更多“金元宝”。
　　从废旧机动车拆解、破铜烂铁回收，到循环经济园区，从“小散乱污”，到集中规范，一套组合拳下来，凤阳顺应转型大势，正确地处理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顺利度过了绿色转型的“大考”，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丰收。
高质量发展的一道“必答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
　　转型，一定程度上就是“破立之策”。高明的“破局者”，首要的思维取向是立，以千方百计引入先进发展要素为导向，“破”往往就是有效的“立”。
　　于凤阳，于滁州，这都是发展活力、发展口碑背后的重要底层逻辑。谋事：“干成几件大事”拉满氛围感是好的发展环境，提振了干部作风，还是好的干部作风优化了发展环境？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说清。
　　事实上，一些县级行政区的干部作风问题，一直“卡”在这条发展循环链上。
　　凤阳虽在滁州，但凤阳人的性格更偏北方一点。从古代的朱元璋搞农民起义，到45年前小岗人按“红手印”搞“大包干”。胆子大、敢想敢干，是凤阳
人骨子里的基因。
　　在凤阳采访调研时，很多干部和企业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凤阳人的这种“地域性格”用来抓发展、搞建设，是能“成大事”的一大优势；反之，也可能“出大事”。
　　凤阳的做法，就在于“谋事”：县里几大班子负责同志率先垂范，努力干成几件大事，以“事”撑“局”、以“局”成“势”，造就生机蓬勃、向上向新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火热氛围。
　　事业始终是干部成长的舞台。在这种“热锅热灶”的氛围下，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就会成为更加自觉的追求和行动。
　　如果你和凤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学军聊几句，你绝猜不到他是1965年出生、快退休的人大干部。
　　他总是一脸笑容、语速很快，谈循环经济产业更是如数家珍，对产业大势分析得头头是道，说话时眼神中流露出热忱与自信。
　　同样，当你和凤阳县政协副主席、光伏产业链常务副链长曹启兵聊后，你也会惊诧这个儒雅的政协干部为何对光伏产业这么精通。他记忆力很好，过去招商的时间、地点、细节都能回忆得一清二楚。
　　这些得益于凤阳的“链长制”，将四大班子全部容纳进去。也就是说，人大、政协不是所谓的“二线”，反倒是冲在抓项目、抓经济的“第一线”。
　　其实，对于像史学军、曹启兵这样的干部，他们都曾身经百战，之前都从事过具体的经济工作，有的是开发区一把手，有的是县直部门负责人。
　　曹启兵坦言：“凤阳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这些凤阳县土生土长的干部，退休了也在凤阳，即使为自己的未来，现在也要努力啊。”
　　走路有风，眼里有光，已然成为凤阳很多干部状态的真实写照。在他们心里，自己虽身在县域，但决不能甘当“咸鱼”。
　　坚韧与干练，写在凤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军义的脸上，1969年出生的刘军义在农村中学教书多年，此后凭借勤奋好学考上公务员从事文字工作，后进入经济工作一线。每天早上5∶30起床，晚上10点之后离开办公室，这一习惯他坚持了很多年。
　　2021年，刘军义任凤宁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正着手全县开发区整合，此时，爱人查出患有乳腺癌在上海手术。
刘军义仅在爱人手术那几天请假赴上海陪伴，而爱人后期的化疗阶段严重
失眠，刘军义整夜陪伴，第二天还得正常上班。
　　“只要到了单位，就要忘掉家里的事；回到家，就不要去想单位的事。凤阳的干部，就得学会在这些身份里转换。”刘军义说。
年轻一代，就如同处在“快速的跑步机”上，在锻炼中迅速成长。
　　2019年，淮南小伙黄友好收到凤阳同学发来的一条信息，我们县在搞人才引进，你要不要试试？每月4000元的人才补贴，还有一次性15万元的购房补贴，心动之下他投出了简历，如今已成为县科创中心副主任。
　　2018年3月，在北京读外语专业的刘璇通过省考回到老家大庙镇，一个曾经遍地是小矿厂的石英砂之乡，她印象中的小镇还停留在不敢开窗晾衣、马路牙子堆着半尺高的白色尾泥，如今微信上的“旋风少女”刘璇已任职大庙镇副镇长。
　　2019年毕业的凤阳板桥镇小镇青年张永杰，大学一毕业，就入职福莱特。看着初中玩耍过的地方变成一个个大项目，他自己也由职场“小白”成长为公司行政副主任，如今张永杰发自内心地感到回乡就业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当区域经济处在“发展快车道”，老、中、青，一代代的凤阳人，他们专注在“车道”上奋力奔跑。
谋事、干事、成事，汇聚成凤阳突围的强大力量。
有人说，凤阳，是滁州的缩影，是区域经济增长“新势力”的代表。
　　确实，从产业规划、发展布局，到手法、步法、打法，均如出一辙，即以国家大势、产业大势、转型大势为宏观牵引，进行全局谋划；以聚集要素、招商引资和政务服务为中观路径，进行整体推进；以干部作风建设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微观打法，取得最大效益。
这些，一举逆转了曾经的发展困局，成就了突围的逆袭佳话。
　　979年前，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的一句“环滁皆山也”，让世人记住滁州。
如今，滁州已成为“环滁皆产业”的光伏之都、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无论是凤阳的“逆袭”，还是滁州的“出圈”，归根到底得益于在谋势、
谋局、谋事上摸索出一套环环相扣的体系性“打法”。这，是属于实干者的“大时代”。
新发展格局之下，小城、县域不再是甘于寂寞的“配角”。
站在大势一边，用好资源优势，外聚要素、内塑斗志，就会如凤阳、如滁
州，勇立高质量发展潮头，破浪前行，绽放别样精彩。
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现状及对策
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　　张睿佳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
　　一头连城市、一头连乡村，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发展单元，县域兴衰直接关系着发展全局。对于仍未摆脱发展不足、发展不优、发展不平衡基本省情的安徽来说，县域经济的振兴更是举足轻重。20XX年，县域生产总值占安徽全省比重超过47%。
　　放眼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潮，有的县，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加速突围；有的县，则徘徊不前、陷入困局。
　　“发展慢—实干难—人心散”，这是一些县域发展陷入停滞的常见困局。那么，破局的关键在哪里，发展突围的密码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调研组来到滁州市凤阳县，探寻该县发展突围的经验。为什么是凤阳？
　　历史上的定远、凤阳、嘉山（今明光市）都是安徽沿淮地区出了名的“穷县”——当地民谣“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道尽了这里曾饱经的沧桑忧患。
　　可就是这么一个曾经的“穷县”，随着安徽“第三城”滁州市的异军突起，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新兴产业“现象级”成长的产业变革战略机遇，一任接着一任干，近年来发展速度尤为迅猛，2017年以来生产总值连跨四个百亿元台阶，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00亿元，跻身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
从凤阳看滁州。
　　县域突围离不开市域带动，而市域整体向上更离不开县域支撑。这条县市联动、向新向上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其深刻的启示意义就在于：
谋势是起点。看准大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才能迎风起舞。
　　谋局是关键。以势造局，以局引流，县市联动，一体构筑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发展平台。
　　谋事是支撑。凡突围，必聚力。干成几件大事，抓实几个产业，就能撑起发展之“局”，崭露腾飞之势。
那么，凤阳是怎么做的？
识势：投身产业变革，向“光”而行
县域经济突围，不易。
　　相比城市，县域经济体量偏小，基础设施偏弱，招商引资上没有地级市的优势条件，又面临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较难留住人才，在白热化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迫切需要找出一条适宜自身的发展之道。
　　而难就难在这里。很多县域陷入发展困局，不是没有发展意愿，也不是缺乏行动力，但一些地方到头来却是“打了一通乱仗”。
　　究其根源，有的是“势”上踏空，错过发展大势，没能结合自身优势，产业规划不科学，招商引资只看眼前，“捡到篮子都是菜”，招来的项目产业层次不高、效益不好；
　　有的是“局”上受限，缺乏科学的方式方法，发展格局打不开，留不住大项目、好项目；有的是“事”上失序，产业布局、发展大环境一旦受挫，干部心气神便难以提起来，有的不作为，追求安逸舒适、“佛系”“躺平”；有的乱作为，违法乱纪，这些又会给发展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势、局、事。谋划全域发展，这三条“线”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形成一个底层逻辑上的体系化循环。
　　如何形成正向循环？这既取决于发展大势，更决定于干事的路径和方法，是否谋得准、谋得科学。
而凤阳的突围，正得益于此。
摊开凤阳的“手握的牌”，矿产资源，算是一张“好牌”。
　　凤阳石英砂、石灰石“两石”资源丰富，特别是石英砂资源，远景储量达100亿吨，岩矿中的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以上，储量、品位和综合利用价值均居全国第一。
但在以往，凤阳的“资源牌”没有打好，发展也经历过“阵痛”。
　　由于企业技术门槛不高、产品附加值低，凤阳的石英砂主要作为建材辅料、家居装饰材料以及日用玻璃生产原材料等。
这些砂子，一吨甚至卖不到百元，“白菜价”都没人要。
　　背靠优质石英砂资源的凤阳人没享受到多少“靠山吃山”的红利，却饱受环境污染之苦。污染到什么地步？
　　当地群众家家户户不敢开窗晾衣，马路牙子堆着半尺高的白色尾泥。住在矿区周边的女孩子，都不敢穿白衣，否则出门不久就变成了“灰衣”。
怎么办？
凤阳人一直在苦苦思索。
　　前些年，国家大力治理产能过剩，凤阳县关闭了水泥生产线，却也敏锐地意识到，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契合新发展理念导向、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另一块广阔天地。
　　石英砂，是生产光伏玻璃的主要原料之一，变以往的挣“低附加值又污染”的小钱，为赚“高附加值又环保”的大钱，岂不是双赢？
　　2018年，凤阳关停了200多家“小散乱污”企业，规划建设了大庙石英产业园，实施石英砂行业退田入园、退河入园、退林入园。
关掉“偏门”，但怎么才能迈上通向高质量发展的“正途”？
　　“双碳”战略的落地，特别是以太阳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方兴未艾，让凤阳有了顺应大势、谋定而后动的“笃定”：在战略规划上，凤阳下定决心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光伏产业。
　　翻开凤阳县“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可以看到凤阳县连续三次将发展硅产业写入其中。十多年间，正是秉持着“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决心，从“初步形成全国性日用玻璃集散中心”，到“打造‘千亿硅谷智汇大基地’”，凤阳产业发展向“高”攀爬，向“新”而行。
紧跟产业变革大势，以资源换产业，这一次，凤阳乘上了“东风”。
　　这几年，作为“新三样”之一的光伏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依托资源优势，凤阳光伏产业加速崛起。
　　凤阳把光伏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县领导“逢会必讲光伏、逢人必谈光伏”，利用一切契机推进凤阳光伏产业、招引光伏项目。
随着福莱特、南玻、正泰等一批龙头企业入驻，百亿产业强势崛起。
　　2016年，福莱特作为首家光伏玻璃龙头企业落户凤阳，先后签约4期项目，完成投资超200亿元；
2021年，签约总投资220亿元凤阳县海螺光伏绿色产业园项目；
20XX年签约总投资100亿元尚德20GW高效组件产业园项目；
……
　　20XX年，凤阳县光伏产业链产值327.5亿元，同比增长104.8%。光伏玻璃产能接近全国1/4规模，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光伏玻璃生产基地。曾经不值钱的砂子，变成了“金砂”。
　　光伏砂，即使在行情不太好时，也卖到每吨400元左右。随着提纯技术再提升，砂子的价格可能还会翻一倍。
更重要的是，龙头企业的入驻，规范了采砂工序，一举解决了污染问题。比如，尾泥尾砂的乱排乱放，一直是矿区整治难点，凤阳曾因此花15亿元
为“母亲河”濠河“通肠洗胃”，治理成本不可谓不高。
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提升，尾泥尾砂也变成了“香饽饽”。
　　有了大企业的技术加持，大庙镇党委副书记孙威不再神经紧绷：“昨天，一家水泥厂联系我想要购买园区企业100万吨尾泥尾砂，一吨20元，就是2000万元的销售额。”
　　生产中提取的白炭黑产品每公斤也能卖到40元左右。园区企业正在将原料“吃干榨尽”。现在的园区，蓝天绿水、白云飘飘，道路两旁种满绿植，路边的小花，趁着春风摇曳。大庙镇副镇长刘璇身穿一件纯白大衣，格外亮眼。现在，女孩子在矿区穿白衣，再也不是什么奢望。
　　凤阳，就像她的名字“丹凤朝阳”一样，向“光”而行。凤阳“落子”光伏，滁州满盘皆活。
　　站上产业变革大势“风口”，滁州吸引全球光伏20强企业中9家落户，光伏玻璃、光伏电池片、光伏组件产能均占安徽全省一半以上，正向着建设“世界光伏之都”的目标渐行渐近。
乘势：“最大的品牌”撬动最大红利
　　县级行政区，光靠自身力量“闷着头干”是不够的，顺应国家大势，巧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外力”，是一条捷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安徽最大的“势”，对于和南京“打得火热”的近邻——滁州来说，紧扣这个“大势”，尤为重要。
　　相比来安、全椒等县市，凤阳距离江苏还有一定距离，缺少省际毗邻区的“近水楼台”之便，但凤阳的“融长”之路，有着自己的一套打法。
　　改革，是凤阳最深的基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凤阳最大的“势”。全国闻名的小岗村，便成了“桥头堡”。
崔正行，出生于邻居叔叔们摁“红手印”的1978年。
　　“我很早就出去打工挣钱，在江苏一家工厂学机器维修，2016年回家时，我看村里起了老大一片工地，一打听才知道，小岗要建一个很大的厂，我想这么大的厂，肯定有很多设备要维修，后来工厂开始招工，我就办好了离职手续，
总算回家来了！”
　　崔正行看到的“老大一片工地”，就是小岗招商来的老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盼盼食品。2017年，怀着在“农村改革第一村”推动乡村振兴的愿望，盼盼落户小岗。
　　“我们的食品、饮料，是做给我们的亲人吃的，做给我们的亲人喝的”，一进厂区，四行大字十分醒目。20XX年该公司产值达到4.5亿元，员工约500人。
　　就像“盼盼”的名字一样，以改革思维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工旅的新融合，给当地带来了新盼头。
　　凯盛浩丰（小岗）智慧农业产业园里，番茄果实竟然一样红、一样大，就像工业生产线上出来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凯盛浩丰小岗村基地副经理高宏伟解释说，园区的智慧玻璃温室采用了中建材集团自主研发的4毫米超白减反无影玻璃，透光率高达91%，高散射率确保每一棵植株均匀享受阳光，该技术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用工业化思维提升了农业发展质量。
这个项目，已成全省、全国的现代设施农业样板。
　　4月的凤阳街头，不时可见长三角绿色食品加工业（小岗）大会的宣传标语，这个大会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累计签约绿色产品项目12个，总投资63.4亿元。凯盛浩丰和盼盼食品都是展会上的“宠儿”，连带去的展品都被“一扫而空”。
　　背靠长三角巨大市场，凤阳的绿色食品销路打开了。同时打开的，还有明中都皇故城旅游区、大包干纪念馆、小岗村宿、韭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一条条乡村旅游线路。在这些线路中，操着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全国多地方言的游客纷至沓来，购买农产品、住宿、餐饮等消费，带旺了文旅产业。
　　如今，乐享晚年的“岗一代”不再担心小孩能不能养活，“岗二代”们忙于打拼事业，“岗三代”们学成归来，成为建设小岗的新力量。
　　当年，小岗人用摁“红手印”的方式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如今的新小岗人，正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势”，传承着小岗的改革基因，发展有小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是安徽发展的最大红利、最大动能。
　　地处沿淮的凤阳，虽未占地利之便，但却以小岗村这个最大的品牌，撬动了最大红利，为当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县域如何乘势而上？紧要之处就在以洞明果敢的明势之智找准支点。
　　从凤阳看滁州，更足以凸显出，全面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滁州上下最大的共识和果决的发展行动。
乘势之要，既重在看准方向，更贵在行动坚毅。
组局：小城百亿的项目“名场面”
小县资源少。
招商，几乎成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然而，招商竞争早已是一片“红海”，“个头小”的县级行政区，怎么在一群“大个子”的竞争对手里“抢到球”，如何让眼光高的龙头企业“看上自己”，大家都在绞尽脑汁。
　　当下，一个县能落户一个实打实的百亿元级投资的制造业项目，往往就是享誉一时的“名场面”。
在凤阳，这种小城百亿的项目“名场面”近年来持续登场。
　　凤阳做的，就两个字：“谋局”，将招商、调度、服务等全部融入“局”中，贯穿整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光伏龙头企业——正泰的落户，堪称典范。
　　早些年，凤阳招商干部就“盯”上了正泰，一位干部加了正泰中层干部的微信，在微信里聊了整整两年都没见面。对方态度有点不冷不热，一副“县里接不住我们的大项目”的意思。
　　2021年，因一个契机，凤阳招商干部终于约到了他，请人家吃饭，对方称有饭局，一直等到他饭局结束才有机会见面聊了几句。正泰的干部坦言，感受到凤阳的诚意，但对县里的条件和能力还不够信任。
此时，浙江义乌、嘉兴、海宁等地都在争取该项目，竞争非常激烈。
　　几经辗转，对方终于牵线双方的主要领导见面。20XX年5月底，滁州市主要领导率队在杭州拜访了正泰集团一把手，促成了在凤阳的投资，正泰投资80亿元。
项目进驻的过程，也是充满曲折。
正泰一开始对土地不满意，临时又换了块更大的地；
　　正泰项目20XX年6月要投产，企业反映需要建变电站，由于凤阳县供电归属蚌埠供电公司，凤阳县主要领导和工作专班轮番前往蚌埠沟通对接，最终在4月底完成变电站建设。
2个多月时间，不要说建一座变电站，连设计、招投标都完不成。凤阳的惊
人速度，让正泰上上下下大吃一惊。
　　20XX年6月3日，正泰一期产品下线。正泰集团一把手专程赶到凤阳县，那天他笑得格外开心，并在活动现场签订投资100亿元的二期项目。
　　论产业基础、基础设施、人才规模，县级行政区比不过地级市，要留住好项目，只能拼诚意、拼服务。不怕被拒绝、不怕麻烦，“热脸遇冷脸”更被招商干部视作常态。
　　在他们看来，开始时对你冷脸以待的，往往恰是实打实干项目、做产业的，而那种过分热情、把百亿挂在嘴上的人却是最该防范的“坑”。
凤阳有执着的招商劲头，也有高效的招商打法。
　　为了招商，凤阳各级干部几乎全员上阵，该县组建了六大产业链专班，县领导带头，四大班子人人有任务、个个定目标、一级带着一级干。
再看服务，凤阳的扁平化调度，是项目提速提质的关键。
　　从2020年每一周一次的千亿硅谷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到近年来每两周一次，至今已坚持开了110多次。
　　每次调度会不只是研究征地拆迁、营商环境，而是调度各种保障要素，细化到所有重点项目。调度会不讲成绩，就讲今天干什么、下周干什么；不搞交流发言、表态发言，只找差距，说怎么干。
　　“首问负责”“即申即享”这些做法在凤阳已经成为常态，现在凤阳干部想的最多的是“你能提前为这个项目做什么”。
　　就像凤阳县委书记朱林的一句口头禅：“我是‘理工男’，不晓得怎么说得好，只晓得怎么好好做。”
　　这种实实在在的干事创业态度以及高效的工作布局，创造了百亿元级投资大项目落户小县城的一个个“名场面”：近三年平均每年凤阳都有一个光伏行业百亿元以上项目签约落地。
大项目对县域为什么重要？
　　引进一个百亿元级投资规模的制造业项目，等于就是造一个汇聚发展资源要素的“局”：项目带来资金、带来人才、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带来成熟的经营管理模式，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发展思维。
　　对于一个县域而言，这些都抬高了发展水位，由此也能练就更高的“游泳技能”，锤炼推动发展的更加专业化本领和能力。
这也是滁州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重要“心得”。由于近年来不断有百亿级体
量大项目落户，如今，滁州已经能对一个重大制造业项目从落地到投产各个环节进行更加清晰的节点安排，通过专业化的工作流程，最大程度实现快速投产。
　　“那种需要建设50万至60万平方米厂房的制造业大项目，半年多建成投产，完全有把握能做到。”滁州的负责同志曾信心满满地说。
破局：实干者的“破立之策”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
但不得不说，这也是县域发展中很难过的“坎”。
　　一些县级行政区难以适应转型，摆脱不了“放任不管或一关了之”的“二极管”思维，要么环境脏了，要么产业“黄”了，有的资源县一直没有过绿色转型这道关。
但凤阳，跨过去了。
　　2021年4月，时任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林正为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通报而急得彻夜难眠，用他的话来说：“压力巨大，睡不着觉，一心想着怎么整改和发展。”
　　当年4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当天就收到群众举报，反映凤阳县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严重。
　　通报指出当地存在“督察转办信访件查处不彻底”“非法机动车拆解点环境污染严重”“非法拆解问题始终整而不治”3类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凤阳县刘府镇逐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报废汽车拆解利用集散地，但由于当时市场多是自发、无序、小作坊式个体经营，废旧汽车拆解不规范、不科学，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影响。
　　中央环保督察通报“点名”、限期整改通知，无异于对当地党委政府的“当头一棒”。巨大的压力下，怎么整改？废旧机动车拆解行业还要不要了？
既堵，也疏，污染绝不容忍，产业还是要发展，凤阳做的就是“整改+转型”。整改期间，凤阳县依法取缔非法机动车拆解点，由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公司进行处置，清理各类废铁废钢、污土废渣等1.1万余吨，已全部转运并规范处置等。
　　目前，当地仅由玉成洪武报废汽车拆解回收利用公司一家大型企业负责废旧汽车处置，该企业操作流程规范、有序、精细，成为凤阳经开区循环经济园片区的龙头企业。
下一步，就是转型了。
　　破铜烂铁、废旧汽车，如果合理利用，都是“金疙瘩”，皆是大产业，这在发达国家早有先例。
　　园区里，安徽拓美威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专门做废旧铜铝的再加工，将回收来的“破铜烂铁”，加工成汽车零部件、水龙头、电线电缆制品等。投产后去年产值达到112亿元，产品出口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拓美威的引进，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
　　当时，园区招商的同志原本是与另一家常州企业老总谈合作的，这家企业老总与拓美威老总是好友，路上偶遇便一同前往。结果，这个企业老总没和凤阳谈成，拓美威老总却与凤阳签了约，将公司从江苏常州迁了过来。
　　几年过去，差别显现出来了。原本那家企业因外贸形势，生意大受影响；这边的拓美威却发展得如日中天，产值年年翻番。
如今，拓美威三期项目开建，他也注资进来，一起做铜铝全产业链。
　　和拓美威一样，如今的循环产业园蒸蒸日上，实现经营收入、工业总产值、税收收入“三个翻番”，20XX年产值做到了270多亿元。
　　面对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的新风口，该园区延伸产业链，将铜铝制品再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光伏组件边框等产品，从废料里淘出更多“金元宝”。
　　从废旧机动车拆解、破铜烂铁回收，到循环经济园区，从“小散乱污”，到集中规范，一套组合拳下来，凤阳顺应转型大势，正确地处理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顺利度过了绿色转型的“大考”，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丰收。
高质量发展的一道“必答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
　　转型，一定程度上就是“破立之策”。高明的“破局者”，首要的思维取向是立，以千方百计引入先进发展要素为导向，“破”往往就是有效的“立”。
于凤阳，于滁州，这都是发展活力、发展口碑背后的重要底层逻辑。
谋事：“干几件大事”拉满氛围感
　　是好的发展环境，提振了干部作风，还是好的干部作风优化了发展环境？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说清。
　　事实上，一些县级行政区的干部作风问题，一直“卡”在这条发展循环链上。
凤阳虽在滁州，但凤阳人的性格更偏北方一点。从古代的朱元璋搞农民起
义，到45年前小岗人按“红手印”搞“大包干”。胆子大、敢想敢干，是凤阳人骨子里的基因。
　　在凤阳采访调研时，很多干部和企业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凤阳人的这种“地域性格”用来抓发展、搞建设，是能“成大事”的一大优势；反之，也可能“出大事”。
　　凤阳的做法，就在于“谋事”：县里几大班子负责同志率先垂范，努力干成几件大事，以“事”撑“局”、以“局”成“势”，造就生机蓬勃、向上向新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火热氛围。
　　事业始终是干部成长的舞台。在这种“热锅热灶”的氛围下，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就会成为更加自觉的追求和行动。
　　如果你和凤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学军聊几句，你绝猜不到他是1965年出生、快退休的人大干部。
　　他总是一脸笑容、语速很快，谈循环经济产业更是如数家珍，对产业大势分析得头头是道，说话时眼神中流露出热忱与自信。
　　同样，当你和凤阳县政协副主席、光伏产业链常务副链长曹启兵聊后，你也会惊诧这个儒雅的政协干部为何对光伏产业这么精通。他记忆力很好，过去招商的时间、地点、细节都能回忆得一清二楚。
　　这些得益于凤阳的“链长制”，将四大班子全部容纳进去。也就是说，人大、政协不是所谓的“二线”，反倒是冲在抓项目、抓经济的“第一线”。
　　其实，对于像史学军、曹启兵这样的干部，他们都曾身经百战，之前都从事过具体的经济工作，有的是开发区一把手，有的是县直部门负责人。
　　曹启兵坦言：“凤阳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这些凤阳县土生土长的干部，退休了也在凤阳，即使为自己的未来，现在也要努力啊。”
　　走路有风，眼里有光，已然成为凤阳很多干部状态的真实写照。在他们心里，自己虽身在县域，但决不能甘当“咸鱼”。
　　坚韧与干练，写在凤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军义的脸上，1969年出生的刘军义在农村中学教书多年，此后凭借勤奋好学考上公务员从事文字工作，后进入经济工作一线。每天早上5∶30起床，晚上10点之后离开办公室，这一习惯他坚持了很多年。
　　2021年，刘军义任凤宁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正着手全县开发区整合，此时，爱人查出患有乳腺癌在上海手术。
　　刘军义仅在爱人手术那几天请假赴上海陪伴，而爱人后期的化疗阶段严重失眠，刘军义整夜陪伴，第二天还得正常上班。
　　“只要到了单位，就要忘掉家里的事；回到家，就不要去想单位的事。凤阳的干部，就得学会在这些身份里转换。”刘军义说。
年轻一代，就如同处在“快速的跑步机”上，在锻炼中迅速成长。
　　2019年，淮南小伙黄友好收到凤阳同学发来的一条信息，我们县在搞人才引进，你要不要试试？每月4000元的人才补贴，还有一次性15万元的购房补贴，心动之下他投出了简历，如今已成为县科创中心副主任。
　　2018年3月，在北京读外语专业的刘璇通过省考回到老家大庙镇，一个曾经遍地是小矿厂的石英砂之乡，她印象中的小镇还停留在不敢开窗晾衣、马路牙子堆着半尺高的白色尾泥，如今微信上的“旋风少女”刘璇已任职大庙镇副镇长。
　　2019年毕业的凤阳板桥镇小镇青年张永杰，大学一毕业，就入职福莱特。看着初中玩耍过的地方变成一个个大项目，他自己也由职场“小白”成长为公司行政副主任，如今张永杰发自内心地感到回乡就业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当区域经济处在“发展快车道”，老、中、青，一代代的凤阳人，他们专注在“车道”上奋力奔跑。
谋事、干事、成事，汇聚成凤阳突围的强大力量。
有人说，凤阳，是滁州的缩影，是区域经济增长“新势力”的代表。
　　确实，从产业规划、发展布局，到手法、步法、打法，均如出一辙，即以国家大势、产业大势、转型大势为宏观牵引，进行全局谋划；以聚集要素、招商引资和政务服务为中观路径，进行整体推进；以干部作风建设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微观打法，取得最大效益。
这些，一举逆转了曾经的发展困局，成就了突围的逆袭佳话。
　　979年前，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的一句“环滁皆山也”，让世人记住滁州。
如今，滁州已成为“环滁皆产业”的光伏之都、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无论是凤阳的“逆袭”，还是滁州的“出圈”，归根到底得益于在谋势、
谋局、谋事上摸索出一套环环相扣的体系性“打法”。这，是属于实干者的“大时代”。
新发展格局之下，小城、县域不再是甘于寂寞的“配角”。
　　站在大势一边，用好资源优势，外聚要素、内塑斗志，就会如凤阳、如滁州，勇立高质量发展潮头，破浪前行，绽放别样精彩。
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现状及对策
张睿佳
　　网络成瘾（以下简称“网瘾”）是指上网者长时间地和习惯性地沉浸在网络当中，对网络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以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而难以解脱的行为状态和心理状态。1995年，Goldberg首次提出“互联网成瘾症”（IAD），他认为网瘾是一种网络的过度使用，并且对生活与工作产生影响的一种症状。网络成瘾的常用判定标准通常有3个：①连续一个月以上每天上网玩游戏4~6个小时，严重影响了工作和学习；②认为上网能得到快乐；③不上网就会出现躯体症状，如头疼、出汗、烦躁、不安等，但一坐到电脑面前，这些症状就消失了。目前医学上还未明确网瘾是否为一种精神疾病，并且对于网瘾的干预没有明确的界定。
　　根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XX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67亿，其中20~29岁网民占比高达14.2%。2020年，李松[1]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瘾的检出率达12.0%。网瘾会对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产生严重的影响[2]。相关研究显示，抑郁、焦虑、家庭成员情况、家庭关系、家庭经济情况等[3-7]都会对大学生网瘾的形成有影响。2021年，Trumello.C[3]等人提出父母对青少年的感知照顾会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并可能导致网瘾，2021年，候娟[8]等人提出抑郁情绪对手机成瘾有影响。我国现阶段对网络成瘾并没有明确的干预对策，社会上的干预机构大部分没有形成专业的医疗体系，对网瘾个体多采取强迫式干预或者电击疗法，这不仅无法解决网瘾问题，还严重影响其身心发展。
　　本研究结合居住地、家庭基本情况、心理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大学生网瘾进行分析，旨在调查大学生网瘾现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干预对策，以期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某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调查方法
　　使用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参与调查者填写以下4个表：①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学院、性别、民族、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常住地、抚养人、
家庭关系情况、家庭经济情况、个人情感状况10项内容。②网络成瘾自评量表
（IADQ）。由8个条目构成，总分8分，根据学生自身情况填写“是”与“否”，“是”计1分，“否”计0分，总分≥5分诊断为网络成瘾者，3~4分诊断为网络成瘾高风险者，<3分为网瘾无风险者。③抑郁症状自评量表（PHQ-9）。该量表有9个条目，每个条目有：没有、有几天、一半以上时间和几乎每天4个选项，每个选项得分分别为0分、1分、2分和3分。总分0~4分诊断为没有抑郁症，5~9分诊断为轻微抑郁症，10~14分诊断为中度抑郁症，15~19分诊断为中重度抑郁症，20~27诊断为重度抑郁症。④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7）。该量表有7个条目，每个条目有：没有、有几天、一半以上时间和几乎每天4个选项，每个选项得分分别为0分、1分、2分和3分。总分0~4分诊断为没有焦虑障碍，5~9分诊断为轻微焦虑障碍，10~13分诊断为中度焦虑障碍，14~18分诊断为中重度焦虑障碍，19~21分诊断为重度焦虑障碍。
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26.0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以个人基本情况、是否患有抑郁和焦虑为自变量，是否患有网络成瘾为因变量，使用卡方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对各因素进行分析筛选出网瘾的相关因素。本研究中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收集了3092份调查问卷，有效问卷3091份，问卷有效率99.99%。其中，共有427名学生诊断为网络成瘾，网瘾检出率13.81%。见表1。
单因素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卡方检验。其中，学院（P0.092）、性别（P=0.947）、民族（P=0.303）、年级（P=0.057）、常住地（P=0.099）、抚养人（P
　　=0.453）和个人情感状况（P=0.499）7个因素对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而父母文化程度（P=0.016）、家庭关系（P=0.004）、家庭经济情况（P<0.01）、抑郁情况（P<0.01）和焦虑情况（P<0.01）5个因素对学生诊断为网瘾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对表1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以及PHQ、GAD得分和网瘾诊断程度纳入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拟合度良好（P<0.01）。见表2。
　　以未诊断为网瘾的学生为参考，抑郁情况（P<0.01）和焦虑情况（P=0.005）对大学生诊断为网瘾高风险者的概率有统计学意义；家庭经济情况好的大学生相对于家庭经济情况差的大学生诊断为网瘾高风险者概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其他因素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以未诊断为网瘾的学生为参考，抑郁情况（P<0.01）和焦虑情况（P=0.001）对大学生诊断为网瘾的概率有统计学意义；父母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相对于父母文化程度为小学
（P=0.027）、大专（P=0.034）的大学生诊断为网瘾的概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以未诊断为网瘾的大学生为参考，抑郁和焦虑的量表得分每高一分
其被诊断为网瘾高风险者的概率就分别高1.066倍（0.064，1.033~1.100）和1.052倍（0.051，1.015~1.090）；家庭经济情况差的大学生诊断为网瘾高风险者的概率是家庭经济情况好的大学生的1.579倍（0.455，1.070~2.321）。以未诊断为网瘾的学生为参考，抑郁和焦虑的量表得分每高一分其被诊断为网瘾的概率就分别高1.113倍（0.107，1.074~1.153）和1.069倍（0.067，1.028~1.112）；父母文化程度为小学、大专的大学生诊断网瘾的概率分别是父母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的1.670倍（0.513，1.061~2.630）、1.580倍（0.457，1.034~2.413）。
讨论
大学生网络成瘾现况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得出，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检出率为13.81%，这与刘奕蔓
[9]等人得出的大学生2011-2018年网络成瘾检出率11.7%[95%CI
（10.2%~13.2%）]相近，与李松[1]等人得出的检出率为12%相近。
个人心理状况对网瘾的影响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网络的依赖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提示，大学生抑郁程度和焦虑程度对大学生诊断为网瘾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大学生中抑郁和焦虑中网瘾的检出率分别为20.86%和30.72%，远远高出其他因素的检出率，这也与于素维[10]等人得出的结论一致。通过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得出学生PHQ得分和GAD得分对大学生诊断为网瘾和网瘾高风险者的概率有统计学意义。根据PHQ和GAD的评分标准，抑郁和焦虑患病情况越严重，大学生诊断为网络成瘾高风险者的概率就越高，诊断为网瘾的概率就越大。
家庭情况与网瘾的关系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每个家庭都是复杂且独立的个体，家
庭成员对青少年的积极或消极作用都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11]。本文结果显示，父母文化程度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这
与谢晓娟[12]和王惠[13]得出的结果一致。通过对父母文化程度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以未诊断为网瘾的大学生为参考，父母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相对于父母文化程度为小学、大专的大学生诊断为网瘾的概率是有统计学意义，父母文化程度越低的大学生诊断为网络成瘾的概率越大。根据陈婷[14]的研究可以得出，父母文化程度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是有统计学意义的，而通过王惠[13]的研究显示，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的网瘾情况有影响。
　　本研究结果提示，家庭关系对大学生网瘾的诊断有统计学意义影响，与程玉莲[15]等人所得出的结论一致，根据王惠[13]的研究表明，亲子关系的不和谐会导致大学生出现安全感的缺少，出现孤独感，为了寻求慰藉转而在网络上寻求满足，从而加深网络依赖程度。
　　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对网瘾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范丽恒[16]等人的研究显示，家庭经济情况对手机网络购物成瘾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以未诊断为网瘾的大学生为参考，家庭经济情况差的大学生相对于家庭经济情况好的大学生诊断为网瘾高风险者的概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经济情况越差的大学生诊断为网瘾高风险的概率越高。
4　　环境（学校与社会）情况与网瘾的关系
　　大学时期正是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适应性心理问题和发展性心理问题是大学生面临的主要心理[17]，当大学生无法应对压力事件时，往往会引发抑郁和焦虑问题[18]。
　　社会方面，家庭情况会影响个人身心发展，形成这个人独有的应对方式。王惠[13]的研究表明，父母的自我效能感会间接影响孩子的自我效能，而当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让大学生无法应对的生活事件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无法自我实现，转而向网络中去寻找，而这种自我实现一旦被满足，他们则会加大这种力度，从而对网络产生依赖[19]。由此可以看出，家庭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会互相影响从而导致大学生对网络产生依赖性。
干预对策
4．　　1　　家庭方面
　　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会更加精细上心，但父母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可以弥补低文化程度所带来的劣势，对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主调节学习能
　　力起到促进作用[14]。文化程度低的父母应更加重视自己的教育方式，拓展自身知识面，提升自身自我效能感，促进孩子自主效能感的产生，增强孩子的学习动力。同时要教导孩子正确使用网络，学会甄别不良信息，教会孩子合理分配时间，适当控制上网时间。
　　家庭关系一直是维护家庭持续的纽带，家庭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成长环境，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复杂且独立的系统，家庭环境中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发展[11]，因此家庭关系对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而根据中国的传统思想，父母总有望子成龙的想法，因此对孩子会更加苛刻，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想法，致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减少，产生家庭矛盾。本研究结果也提示，家庭关系差的大学生患网瘾的概率为19.18%，明显高于其他两组。面对这种情况，家长要做到关心孩子，耐心陪伴孩子，认真地聆听孩子真正的诉求，在尊重孩子的前提下，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可以通过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对子女进行高质量陪伴，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经济情况较差的家庭，家长可能会有更加强烈的想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和“只要好好学习就能有个好工作挣钱养家”等类似想法，这也可能无形中在学习上将压力强加给孩子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情况对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20]和成就动机[21]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家庭经济情况困难会降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进而可能引发网瘾[14]。因此，在家庭经济情况欠佳的情况下，学生可通过多培养兴趣爱好，多参加社团实践活动，提高自我效能感；家长也尽可能多陪伴孩子，构建良好的家庭关系，以弥补家庭经济困难带来的不足。
大学生自身
　　有大部分研究表明，大部分患有抑郁或焦虑的大学生伴随着网络成瘾的情况，其有必要及时寻求老师或同学的帮助，也可以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寻求心理咨询帮助。为了避免产生抑郁或焦虑情绪，大学生应培养多的兴趣爱好，广交好友，多与人沟通，多参加社团实践活动，多参加比赛，提升自我能力，提高自信心。
环境（学校和社会）
学校和社会对当代大学生应给予适当的支持。学校对学生要进行适当的心
理教育，培养学生应对问题的能力，让学生能够正确辨别诱惑和抵挡诱惑，培养自制力。政府及相关机构也可通过媒体、互联网以及相关的组织进行宣传或提供相应的服务，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网瘾的危害并提供帮助，让学生能够正确地使用网络。
迪庆州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发挥的调研报告
杨绕才
　　农村妇女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参与者、建设者和推动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发挥好农村妇女的“半边天”作用。近年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农村妇女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面临一些困境。基于此，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背景下，探索农村妇女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作用发挥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其他地区发挥农村妇女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一、实践及成效
　　迪庆州坚持服务中心工作和服务妇女群众，突出“巾帼心向党”“巾帼建新功”“巾帼暖人心”三个主题，深入实施“妇女思想引领工程”“家家幸福安康工程”“新时代妇女文明素养提升工程”“妇女儿童维权关爱工程”，广泛开展“百千万巾帼大宣讲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爱国卫生巾帼行动”“家庭文明建设巾帼行动”“巾帼维权行动”，进一步抓实党建、抓紧改革、抓活阵地、抓牢机制、抓好队伍、抓深创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发挥取得一定成效。
　　第一，以加强平台建设为抓手，发挥“半边天”作用。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和“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建立“迪庆州妇女创业创新中心”和“乡村振兴巾帼示范基地”，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和优秀女性企业家的传帮带作用。扶持培育家政服务、手工编织、乡村旅游、巾帼电商、农村种植养殖等与农村妇女相关的特色产业，建立“巾帼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调动农村妇女就业创业积极性，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通过开展岗位练兵、职业技能大赛、文明岗评比、优秀事迹宣讲等活动，鼓励广大妇女爱岗敬业、创先争优。实施“贷免扶补”项目，为失业农村妇女、进城务工农村妇女、返乡创业妇女、女大学毕业生等提供就业创业服务。以“新时代女性课堂”为载体，实施“妇女素质提升工程”，培育了一批巾帼致富带头人，带动大批农村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第二，以健全基层组织为保障，进一步建强阵地。深入推进乡（镇）妇联改革和“会改联”工作，实现村（社区）“两委”班子中有1名以上的女性成员，农村妇联主席100%进村（社区）“两委”。居委会成员中女委员占比为40%，村
委会成员中女委员占比为33.3%，村委会主任中女主任占比为3.6%，扩大了基层妇女组织队伍，增强了妇联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立村级“妇女之家”和“儿童之家”，采用行业联建、系统联建、村企联建、企业联建等方式，最大限度扩大覆盖面，妇女工作触角不断延展，迪庆州33个“两新”组织均建立了妇女组织，实现“哪里有妇女，哪里就有妇女组织”。
　　第三，以强化思想引领为主线，提高政治参与度。妇女民主政治地位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进一步提高。目前，迪庆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代表和委员比例分别达34．14%、27.88%，比上届分别提高11.6、8.64个百分点，州、县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女干部的配备率均达到100%。州人大代表女代表比例达33％，州政协十三届女委员比例达39%，实现了“双达标”。成立“巾帼宣讲团”走村入户开展“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新时代感恩教育”“民族团结进社区”“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学习宣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妇女喊响、做实“拥护核心、心向北京”。
　　第四，以精准优化机制为依托，充分发挥维稳优势。出台《中共迪庆州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实施意见》《迪庆州妇联改革实施方案》《迪庆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建成“迪庆州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建立健全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监测评估机制，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信访工作为基础，以源头维权为重点，以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五，以培育文明乡风为动力，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新时代千村民族文化育人行动”“最美家庭”“红旗家庭”“绿色家庭”“平安家庭”“五好文明家庭”等活动，倡导农村妇女积极发展生产，创新科学、文明、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改变生活陋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建立200多支巾帼服务队，在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助推邻里和睦、家庭和谐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参与节能环保、抗灾救灾、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中，推树了一批“妇”字号志愿服务品牌。推进教育帮扶，实施“春蕾计划”爱心援助项目。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力度，以“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为载体，引导农村妇女主动参与植树造林、庭院美化等，增强生态文明和环保意识。
二、面临的困境
第一，参与意愿和能力不足，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一方面，动力不足，意
识薄弱，能力欠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文化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残余的束缚，部分农村妇女政治效能感和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人翁意识薄弱。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劳动创收能力弱，就业面窄。另一方面，作用发挥不足，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差距大。例如：产业兴旺方面，培训机构不足，缺乏系统长效、高质量的培训体系，农村妇女接受培训的比例较低，生产技能不足；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治理中对妇女政治话语权重视不够，农村女性的参政比例还较低；生活富裕方面，农村妇女就业意愿、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强，不想外出，不敢创业。
　　第二，对妇女工作认识不到位，基层妇联组织架构不健全。基层妇联组织队伍和机制建设不够完善，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有差距。一是基层妇联工作人员不足、作用发挥不够。基层妇联系统编制少，干部兼职多，导致开展妇女工作被动应付较多，主动性不强。二是经费自给率低，缺乏后盾保障。妇联组织的活动资金基本依靠政府财政，缺乏“自我造血”和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迪庆州2018年已全面完成了基层妇联的改革工作，村级妇女组织“会”改“联”后，人员配备由1人增加为若干人，人才队伍建设实现了从“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向“上面千根线，下面一张网”的转变。但目前工作经费和劳务费尚未配套，妇女工作仍面临“没钱干事”的难题，改革成效不明显。三是认识不到位，协调机制不畅。各乡（镇）均明确了分管妇联和妇女工作的领导，但大部分乡（镇）对妇女工作认识不到位，妇女工作未纳入乡（镇）常规考核，存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多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不畅，在助力农村妇女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妇女创业创新的乡村振兴项目实施中，存在责任不清晰、工作推诿扯皮等问题。部分基层妇联对乡村产业振兴重视不足，主要参与文化振兴中的家风建设、生态振兴中的美丽庭院建设、组织振兴中的动员工作、人才振兴中的妇女培训等，较少将工作重心放在产业振兴等工作上。此外，村级党组织对妇联工作重视不够，未形成党建带妇建、妇建服务党建的工作格局。
　　第三，妇联组织服务的深度广度不够，服务效能亟须提高。农村基层妇联工作不够深入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主动为农村妇女服务、带领农村妇女投身乡村振兴实践的职责意识不强，与农村妇女相关的活动载体和形式多样，但挖掘深度不够。此外，技能培训的有效性、系统性、针对性亟待加强。人社、教体、住建、统战、科技、乡村
振兴、农业农村、文旅、工青妇等部门在培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因各部门资金的划拨途径不同，培训管理往往各自为政，造成培训内容零散化、条块化、重复化，培训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培训质量不高。村级层面建立的“妇女之家”和“儿童之家”形同虚设，未发挥在乡村振兴中的阵地作用。
　　第四，乡风文明建设参与度不高，建设不平衡不充分。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农村妇女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男性，对政策的理解能力有限，缺乏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的意识。各地乡风文明建设不平衡，乡风文明建设覆盖面不广，参与人员单一，参与人员多为农村妇女骨干，更多的农村妇女为“旁观者”。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较为缓慢，农村妇女文化休闲娱乐方式单一。部分农村妇女对“最美家庭”建设认识不到位，仅局限于打扫卫生和种花养草，忽视了家庭成员文明素养的提升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陈规陋习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部分农村妇女在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现象严重；精神文化匮乏，沉迷于抖音、微信、游戏等；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受电信诈骗的现象等时有发生。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参与积极性不高且层次较低，作用发挥有限。大多数农村妇女主要从事农、林、牧等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生态环保意识和对山水林田湖草质朴的敬畏之心。然而，因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观念和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未充分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意识淡薄。部分农村妇女未明确自身在生态建设中的权益和责任，对影响农村生态和农业发展的化肥污染、废弃物污染、水源污染等问题认识不到位，导致无法将当前的现实利益与生态建设产生的长远利益有机结合，仅注重自己家庭的美化，缺乏整体推进的观念，参与率不高且层次较低。
三、优化路径
　　第一，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建设。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制定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规划和实施细则，建立议事协调机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加强督促落实和工作考核，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加强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文旅、商务、民政、人社、工青妇等部门的联动，激发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就业创业动能。其次，加快基层妇联组织体系建设，优化内部结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带妇建，以妇建促党建。各级党委要把妇女工作纳入党委工作重要议事
日程，做到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支持、资金上保障、待遇上关心。逐步完善基层妇女组织建设，加快建立广泛、深入、有效的组织体系，逐步增加基层妇联人员编制，保证各级妇联人员足额配备并落实相关待遇。推动各级基层妇联组织深入农牧民家庭、村庄集市等妇女生活的基本单元，加强妇女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建设，不断拓展延伸基层妇联组织。提高乡村合作社组织妇女成员比例或成立妇女合作互助组织，帮助其增加收入和实现自我价值。建立人才引进、招录、遴选及激励机制，引进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和法学等专业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建设一支素质高、规模大、结构优的基层妇女干部队伍。搭建平台，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引进符合农村妇女群众需求的项目，积极寻求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的支持，推进乡村振兴。再次，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多渠道筹措资金。各级财政要对妇联工作经费给予科学合理的安排，
提供创业补贴，通过减免贷款利息﹑减少贷款手续、降低贷款门槛等，帮助农
村妇女解决缺资金问题。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妇女特色产业，鼓励支持农村妇女自主创业。挖掘地方资源，打造产业品牌，利用电商平台，扩宽销售渠道。积极开发妇女就业项目，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引导和带领农村妇女在项目推行过程中实现就地转移，提升创收能力。此外，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支持、引导返乡妇女、女大学生、女村官回乡创业。
　　第二，坚持扶智与扶志相结合，激发内生动力。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及目标任务。加大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力度，帮助农村妇女消除“男主外、女主内”的落后观念，摒弃“等、靠、要”的消极思想，促进农村妇女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敢于创业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长期坚持扶智与扶志相结合这一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进一步鼓励支持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持续加大农村妇女能力培训力度，把农村妇女培育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致富”的新型农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妇女自由全面发展良性互动。完善妇女就业的各项保障措施，加快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积极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加大对农村妇女教育资金、师资等的保障和倾斜，提升农村妇女的文化素质。
　　第三，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的优势，提高服务能力。一是加强农村妇女组织化程度，提高市场参与度。坚持和完善与农村妇女相关的各类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养老、育幼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使更多的农村妇女从琐碎的家务中解
放出来，提高市场参与度。进一步加大“妇”字头专业合作组织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农村妇女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其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大力培育妇女致富带头人，聘请专业人员对各类“妇”字头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专业化指导等。用好妇女创业创新政策，强化资金争取和项目运作，发挥“巾帼示范基地”在乡村振兴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强化基层妇联作用，增强农村妇女和妇联干部的培训效度。充分发挥基层妇联思想引领、组织引领和人文关怀作用，进一步明确基层妇联职责，围绕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着眼于农村妇女的需求，不断提高妇联干部的改革创新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让妇联成为真正的“娘家人”。针对不同层级的妇联干部，坚持分类培训，注重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的专项培训以及日常工作、专业知识、新媒体运用、服务妇女群众等的常态化培训。整合培训资源，不断完善农村妇女技能培训体系。加强与人社、农业农村、林草、教育、科技、乡村振兴、党校、教体、职业院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和合作，立足市场需求和农村妇女的能力意愿，依托各部门的资源优势，以实用技术、电子商务、乡村旅游、手工艺品等为重点确定培训内容。
　　第四，营造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促进有效治理。一是丰富农村妇女文化生活，推动乡村治理有效。从内容和形式上丰富农村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重要节日、集市活动、大型群众娱乐活动，挖掘、塑造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乡村公共文化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灵活新颖和喜闻乐见、影响广泛深远，使更多的农村妇女受益。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妇女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立培养村级女干部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联”字作用，增强农村妇女主体意识和参政意识，鼓励农村妇女参与村务管理、村务决策、村务监督等各类村级事务，维护农村妇女的各项民主权利。积极发展农村妇女党员，培养和提拔农村妇女干部，提高农村妇女的参政议政能力，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二是加大对乡风文明的教育宣传力度，树立“巾帼典型”。加大对农村妇女的教育宣传力度，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引领家庭文明新风。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形成妇联系统宣传阵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常态化开展评选“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家庭”等活动，积极宣传巾帼英雄、女性致富带头人、女村官等妇女形象，传播良好家风，弘扬农村妇女积极参与乡
村振兴的主旋律。建立热线平台，解决农村妇女在家庭中遇到的矛盾纠纷和困难。
　　第五，增强农村妇女参与生态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实现共建共享。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利益与当前的现实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生态农牧业和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使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从中得到实惠。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大教育宣传力度，调动农村妇女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开展“绿色家庭”“最美庭院”等活动，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农村妇女生态理念和文明意识的提升。
对本市四个特色典型示范村建设运营情况的调研报告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秘书处
　　自2018年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全市已建成五批共11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第六批28个示范村正在建设中，今年底将全部建成。在这具有上海特色的乡村建设工作中，对已建成的示范村，如何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对正在建设的示范村，如何做到与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兜底保障相结合，已成为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关心的话题。
　　为更好地破解这些问题，近期，我们会同上海社科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赴郊区开展专题调研，选取青浦区岑卜村、金山区待泾村和中联村、宝山区月狮村四个示范村进行“解剖麻雀”。通过调研，我们有了三个深切体会。一是农民群众的满意度逐年提升。经过六年的建设，示范村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从第一批示范村每区各建1个，到后来各批次示范村大家踊跃申报，目前已建在建的140个示范村，已占全市规划保留保护村总数（800个）的17.5%。通过示范村建设，乡村的面貌焕然一新，环境舒适、宜居宜业，农民群众也从一开始的懵懂观望，转变为如今的热情高涨，创建参与度达92.4%，较2019年提高了近六成。9个涉农区都涌现了一批示范村的典型，特别是在调研的四个示范村，村干部和村民对示范村建设交口称赞。从整体看，20XX年第五批示范村建成后村民的满意度达98%，比前几批都有了明显提升。
　　二是建设资金投入呈现多元化态势。随着示范村创建的不断推进，社会各界的参与积极性也愈发高涨，建设资金投入也从最初以各级财政资金为主，转变为如今社会资本与财政资金“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的态势。据统计，第五批示范村建设过程中，首次出现社会资本（12.2亿元）超过财政资金（11.1亿元）的局面。特别是调研的三个示范村，待泾村社会资本投入达16479万元，是财政资金投入的2.26倍；月狮村聚焦农文旅体融合，社会资本投入达7000万元，高于财政投入；岑卜村携手微笑草帽乡村发展集团，以社会资本撬动发展国潮文化产业。
　　三是涌现了诸多乡村建设新理念。示范村创建过程中，各涉农区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上海乡村建设新理念。如岑卜村引入社会第三方经营主体，探索创新了“整村运营”的发展模式；待泾村在全市首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触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村民变股东的“三
变”活力；月狮村结合毗邻城区的地理优势推动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打造了都市里的村庄、村庄里的都市；中联村坚持以农业绿色发展，探索走出了一条远郊地区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之路，单位面积产值在全市各行政村中排名第一。
　　通过对四个村的实地调研，大家一致认为，示范村建与不建大不一样，建成后能否做到科学运营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建设示范村旨在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核心问题上，据典型调查，全市已建成的112个示范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较非示范村高出9.6个百分点。总结成效亮点的同时，调研也发现了示范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扬长补短，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要素资源要留在乡村，并充分利用好，同时在资金投入方面，要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的体制机制，使示范村从着重建设更新的1.0版本，迈入激活造血功能的2.0版本。下阶段，要推动示范村向“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转变，从“盆景”向“风景”转变。对正在建设的示范村，要着力推动片区化发展，更加关注产业导入、风貌提升、集体经济壮大、农民增收、民生兜底保障等重点工作；
　　对已经建成的示范村，要着力从乡村建设向乡村经营转变，更加注重科学运营，提升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示范村健康可持续发展。
高职毕业生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　　冯竞慧
引言
　　近年来，由于吉林省经济发展需求的日益增长，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该省重要城市之一，长春市拥有大量高等职业院校，并且这些院校规模还在不断扩大。然而，随着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春市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因此，需要深入探讨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实际需求的结合，以期提高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促进就业市场的稳步发展。
长春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与存在问题
就业率。
　　长春市现有多所高职院校，如吉林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长春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这些高校拥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毕业生就业情况逐渐向好。据调查，2019年全市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达到了97.6%，其中较高学历层次的学生就业率更高。从总体上看，长春市高职院校毕业生求职市场逐渐向好，就业形势较为乐观。
就业优势。
专业对口。高职院校为学生提供实用性强的职业
　　技能教育和专业知识培训，学生在校期间可以通过实践课程与实习锻炼，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有更加清晰的认识[1]。毕业生在求职时会更加具有专业性，这也是企业们招聘高职毕业生的首要考虑因素之一。
　　职业技能强。高职院校注重实践教学，通常拥有完善的实训设施和实习平台，并与企业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使得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接触到真实的职业场景，掌握实践操作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此外，高职院校的教师大多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实践背景，能够向学生传授最新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学生在学习期间也会经常参加各种职业技能比赛和活动，掌握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技能，锻炼自己的技能并提高自己的能力，更容易获得企业青睐。高职院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掌握职业技能和知识，使得他们在毕业后更容易适应职业环境并取得成功[3]。
实践机会多。职业经验现在已经成为企业雇佣员工的最主要参考依
据之一，高职教育以应用为导向，注重实践教学，将学生培养成为真正的职业人才[4]。高职院校的教学注重与企业合作，学校提供了很多实践机会，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较多的实际项目，学生通过实践掌握了实操技能，提高了就业竞争力，这样毕业后不需要过多的公司内部培训，更容易更快的适应工作环境。
　　毕业生综合素质高。高职院校课程的设置比较宽泛，包括多个领域，如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高职院校毕业生具有综合素质，可以适应不同行业。除了专业知识，还会接受其他方面的训练，如在人际交往、沟通技巧等方面也有所锻炼，高职教育还会着眼于职业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如就业指导、职业规划、职业技能培训等[5]。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高职院校毕业生具有比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够很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高职教育不仅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也注重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在校期间，学生会参加各种活动和项目，需要分工协作完成。因此，高职院校毕业生具备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能够很好地与同事配合工作。
　　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相符。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较灵活，通过不断根据就业市场需求来调整专业设置，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发展最新讲话系列，许多职业可能已经逐渐落寞或淘汰，而一些新的行业则崛起并迅速发展。高职院校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和企业用人单位的需求，不断优化、完善专业设置，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因此，高职院校能够适应当前市场需求，出现了不少“热门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好。
存在问题。
　　就业质量不高。虽然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较高，但相对于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而言，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薪资待遇偏低的情况，且能力与专业不符合的情况也存在[6]。这也反映了社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相对较低的认可度。
　　求职心态消极。在就业市场上，大部分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压力和难度，而高职院校毕业生也不例外。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同样会遇到种种挑战、挫折和困难，例如竞争激烈、职位匮乏等等，这些经历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消极的心态，导致就业不顺利，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怀疑。特别是当看到其他同学已经成功地进入工作岗位时，自身的压力和焦虑可能会更加明显[7]。这种自我怀疑往往会阻碍他们积极寻找机会和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因此，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建立正面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以鼓励自己发掘潜力、不断提高个人素质和技能，并积极地面对职场挑战和机遇。
　　缺乏职场素养。现今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面对着各种复杂的职场环境和真实的工作挑战，需要具备应对不同工作场景的能力，比如与同事的沟通技巧、处理工作冲突的方法以及有效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然而，在校期间很多高职院校毕业生只是注重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而忽略了与职场相关的经验和技能培养，高职院校毕业生在进入职场后普遍存在职场素养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在进入职场后面临着许多挑战，无法快速适应和融入公司文化等要求[8]。同时，职场的雇主也面临选择合适人才的困难，由于这些毕业生没有获得足够的职业教育，很难满足公司的需求和要求，因此，需要更多的培训和支持来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和竞争力。
　　就业结构单一。高职院校学生因为所学专业大多数偏向某些传统行业，如制造业、餐饮服务等，少有涉及现代服务业或数字经济的课程设置。同时，学生们也缺乏对未来劳动市场的准确了解和职业规划，往往将就业视为一种“填鸭式”教育的终极目标，忽视了自身兴趣爱好与人才优势的匹配，导致就业结构单一化[9]。此外，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单薄，也限制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这种单一的就业结构不仅限制了高职生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和价值实现，也影响了我国未来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储备和技术创新发展。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成因分析
教育背景的认可度不足。
　　相较于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高职教育在国内社会地位和认可度相对较低。导致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更大、工作机会也可能没有本科或硕士学历的多。此外，部分用人单位可能对一些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所学专业的实用性持怀疑态度，也对毕业生的能力产生了质疑。相较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高职院校毕业生即便是有着较高的业务水平，由于缺乏优越的教育背景和认证资质，进入到管理层甚至公司高管圈的路径就比其它学历需要更多的付出和努力，职场晋升的可能更加困难。
就业市场压力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许多企业招聘更加严苛。由于社会结构不断变化，传统行业逐渐被淘汰，新兴行业却又存在普遍性技能短缺等问题。在这样的就业市场下，毕业生必须迅速适应竞争压力和挑战。而高职毕业
生由于学历限制和专业特殊性，通常相对比较窄，毕业生面临的就业求职压力也同样较大，毕业生面临的不仅是同级别学校人才的竞争，还有来自本科、大专等不同层次的人才竞争。
教育体系问题。
　　高职教育注重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培养，相对缺乏职业素养等软技能的培养。而职场并不仅仅是技能的应用，更需要较强的沟通、协调等软实力。在高校教育中，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规划、求职技巧、职场礼仪等方面的培训不足，导致毕业生在适应职场时出现一些困难。许多高职院校没有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职业规划，导致学生在进入职场时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也不了解行业内的岗位特点和需求。因此，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帮助。学校应该提供更多的职业规划咨询和导航服务。
宏观政策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国家的就业政策和相关法规也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如经济增长放缓时，或行业变动等因素都会影响公共就业市场和企业对人员的招聘计划，从而导致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加，招聘数量通常会相应减少。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毕业生在该地区的就业机会和竞争力，毕业生会受到当地用工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有些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单薄，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受限。这也导致了毕业生只能进入一个或几个特定领域的工作岗位，而无法发掘其全部潜力和才华。
长春市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对策建议
教育部门。
　　制定相关政策。制定优惠税收政策，对企业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实习岗位、招聘岗位和培训机会等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该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鼓励企业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招聘岗位和培训机会，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职场要求，提升就业竞争力。对于企业而言，能够获得税收减免的优惠，不仅可以降低用人成本，还可以加强企业与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双方的共赢发展。此外，该政策也有望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加强内外部合作。加强与各行各业合作，拓展学生实习岗位的数量，促进校企合作。同时与其他国家进行教育交流，增加学生的留学、工作经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建立产学研联盟，整合地区内高等教育资
源和企业业务资源，建立产学研联盟，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推动校企合作向更高级别、更深层次发展。建立“校企联合”、“双师型”教师队伍等机制，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使毕业生更好地了解和适应企业的需求。同时，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或者客座教授，为学生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教学。
　　深化改革。加强高职教育资源整合，通过重点建设国家级、省级等特色专科和高技能人才，逐步形成一批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高职院校。
　　推广创业教育。教育部门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创业资源，鼓励高职院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就业，为他们的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遇；推广创业教育，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学校。
　　扩大就业渠道。毕业生的就业是学校教育和培养的成果之一，也是社会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客观评价标志。为了提升毕业生就业率，学校应当积极拓展各种就业渠道，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中校企合作可以促进学校与企业有效联系，搭建合作平台，增强校内实践环节，同时满足企业人才需求。实习就业是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学校可以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争取优质实习岗位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机会。社会招聘则是毕业生进入社会的主要方式，学校应该在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毕业生提高找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开展双选会、招聘会等活动，邀请用人单位到校招聘，引导学生了解并认识更多的用人单位，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学校应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积极协调资源，做好人才对接工作，助力毕业生顺利就业。
　　建立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高职院校应该建立完善的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帮助毕业生了解招聘信息，提供求职技巧培训，为就业提供实际的支持。学校可以通过建立就业中心、职业咨询师队伍、招聘平台等方式，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必要的信息和服务。在学校中可以开设一些职业规划培训课程，帮助毕业生提升对自身的认知，引导学生正确选择专业和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增加就业竞争力。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高职院校需要加强教师的培训和交流，提高教
师的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就业和发展。同时，学校应当引导教师积极与企业合作，了解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为毕业生的就业提供帮助。教师们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课程设计、实践教学、毕业设计等活动，将学科知识与行业需求、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为培养具有应用能力和复合型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可以组织教师参加各种教学和行业会议，引导教师深入了解行业变化和技术趋势，及时调整并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这些都是提升教师水平的有效途径，也能为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提供更积极的支持。
　　建立校友网络。通过建立校友网络可以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帮助。学校可以积极推进校友组织的建设，促进校友与母校的联系与合作，并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校友会的作用和活动，增加毕业生参与度和信任感。
　　在具体实施中，校友网络可为毕业生提供信息咨询和职业指导，途径可以是面对面交流、网上互动等方式。校友通过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予毕业生生涯规划、职业选择、求职技能等方面的建议，帮助毕业生更好地了解岗位特点，拓展工作机会。此外，校友还可以开放企业内部信息，推荐优质职位，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同时校友网络也可以为毕业生提供人脉支持、推荐信保证等服务，提高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求职成功率。毕业生可以通过加入校友协会或者参加校友活动，结识更多行业精英，扩大社交圈子，增加职场关系，有效提升职业发展道路上的竞争力和优势。
学生。
建立有效的职业规划。在校期间要了解自己所学
　　专业的就业前景以及行业现状，制定个人职业规划。同时在校期间要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和能力（如网络营销、市场推广、软件开发等），从而提高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
　　积极参加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增强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还可以通过实习锻炼自己的沟通、协调、团队协作等能力，为未来的就业打好基础。
　　多渠道拓宽求职渠道。毕业生要利用各种途径寻找就业机会，如招聘网站、校内招聘会、社交平台、人才中介等。同时要有耐心和信心，不要轻易放弃，多投递简历，同时也可以考虑外地就业或公益性岗位等。
注重自我推销。只有了解自己，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优点。毕业生要注
重自我推销，从简历和面试中突出自己的优势、特长和经验。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形象，保持良好的仪表仪态，这样可以更好地吸引用人单位的关注。
　　加强社交网络。在职场日益竞争的今天，一个好的社交网络可以为毕业生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因此，毕业生要积极与校友、同学、老师等建立联系，并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行业研讨会等，扩大社交圈子，从而增加自己的就业机会和职场优势。同时，通过社交网络了解职场动态和信息也有助于毕业生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和提升自身竞争力。
总结
　　文章探讨了长春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思路和措施，分别从教育部门、学校、学生3个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通过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有望促进长春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并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
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　　不断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党组
（2024年4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审计担负重要使命，要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西审计机关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整、准确、全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审计工作的新定位新任务新要求，在更好发挥审计监督独特作用上聚焦发力，不断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区各级审计机关完成审计项目15228个，审计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避免）损失992.63亿元。
传承审计光荣传统牢记审计使命任务
　　广西审计机关守正创新、积极探索，与时俱进、砥砺前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广西审计领域取得重要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
　　广西审计工作不断深化发展，逐步形成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今年是广西审计机关成立40周年，40年来广西审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全区审计工作一盘棋逐步形成。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我国实行审计监督制度，确立了审计机关的法律地位。1984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局成立，1988年5月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署，1995年3月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1984年全区84个地、市、县审计机关成立，全区现有14个设区市、111个县（市、区）审计机关。经过多年探索，广西审计机关积极发挥审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职能作用，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广西审计紧紧围绕各时期中心工作，推动审计工作聚焦“国之大者”彰显治理效能，在促进党中央令行禁止、维护经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深化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审计机关组建初期，坚持“边组建、边工作”方针，审计监督迈出坚实的第一步。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广西遵循“抓重
点、打基础”“积极发展、逐步提高”“加强、改进、发展、提高”等审计工作方针，实行以财政审计为重点、以宏观经济管理和发展改革为辅的监督工作，审计领域不断扩大，审计内容不断深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颁布，广西认真贯彻“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审计工作方针，并制定了审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审计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审计监督制度日趋完善，逐步形成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三者并存的现代审计体系格局，审计监督服务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加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西深入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细化实化制度化，自治区党委成立审计委员会作为党委议事协调机构，其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审计厅，组建全区各级党委审计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优化审计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更加切合中央及自治区的决策部署谋划推进审计工作。
　　新时代新征程赋予广西审计工作新职责新使命。一方面，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学方略、谋创新、抓落实，深刻认识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审计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任务，结合“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目标任务，找准审计定位、明确工作方向，坚持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依法审计、坚持服务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审计全覆盖、坚持做好审计工作“下半篇文章”、坚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事业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审计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始终坚守经济监督这一根本定位，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审计主责主业这一法定职责和看家本领，沿着研究型审计这一必由路径，发挥专司经济监督、没有自身利益羁绊这一独特优势，依靠审计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这一重要保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做好经济工作，大力开展研究型审计，抓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工作，全面客观揭示问题、科学精准提出建议、督促整改完善制度，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更好地发挥审计服务保障作用。
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广西审计机关坚持在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上聚焦发力，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着力揭示事关经济社会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和重大风险，着力揭示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阳奉阴违的问题，有效促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和解决重大矛盾。
　　围绕“三个如”加强审计领域战略谋划。广西审计机关坚持审计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审计工作具体要做到“三个如”重要要求，落实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落实审计监督要集中统一，做到“如臂使指”。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细化实化制度化，确保审计工作重要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健全完善传达学习、任务分工、跟踪督办、结果报告等制度，深入落实中央审计委员会和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建立落实会议精神责任清单机制，分解任务、逐项落实到各级各部门；围绕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和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1+1+4+3+N”目标任务体系，确定审计重点工作，确保指哪儿打哪儿、打哪儿成哪儿。实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落实审计监督要全面覆盖，做到“如影随形”。在形式上，行使对全区所有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审计监督权。在内容上，精准优化监督重点，全区聚焦财政资金质效、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民生、绿色低碳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权力规范运行等，对重点区域、领域、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度监督。落实审计监督要权威高效，做到“如雷贯耳”。推动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颁布实施《推进新时代广西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健全上下贯通步调一致的全区审计工作格局。推动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颁布实施《广西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深化对领导干部履行资源环境管理保护责任的监督评价。一体推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审计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探索构建全面整改、专项事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把审计工作报告所有问题、审计移送线索、审计建议全部纳入审计整改。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作，推动审计与纪检监察、巡视等11个部门监督的贯通协同，充分发挥各项监督专业优势。
　　围绕“六个聚焦”开展重点审计监督。广西审计机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聚焦”重要要求，突出纲举目张的重大问题加强审计，及时反映战略性、发展性、重要性、政策性、关键性、风险性、顽固性问题，促进各级各部门把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围绕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落实落地情况加强审计。开展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基
金和政府直接股权投资管理专项审计，提高各类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开展财政预算审计，提高预算绩效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开展工业振兴审计，促进重大优质工业项目、资金有效管理运行，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稳增长稳投资，围绕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加强审计。紧扣稳增长稳投资助力经济回升向好，以及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开展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区直公办高校重点建设项目、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促进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聚焦实体经济发展，围绕支持实体经济、助企纾困政策落实情况加强审计。开展涉企收费、涉企财政奖补专项资金及助企纾困等政策落实情况专项审计，推动全区营商环境整体改善，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开展地方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专项审计，促进规范经营管理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聚焦推动兜牢民生底线，围绕重点民生领域政策落实情况加强审计。持续抓好扶贫、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审计，促进保民生保稳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加强审计。发挥好经济运行“探头”作用，加大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市级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审计力度，促进防范化解重大经营风险，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聚焦权力规范运行，围绕重点行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运行情况加强审计。充分发挥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的重要作用，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看好“钱袋子”“账本子”，推动政府过“紧日子”；深化全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全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规范用权，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协同纪委监委和有关部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整治。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守护好“国家审计”金字招牌
　　广西审计机关牢记党中央对审计所寄予的厚望，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审，强化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情怀，努力打造经济监督“特种部队”，守护好“国家审计”金字招牌。
　　不断提升政治能力。增强政治意识，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厚植审计干部许党报国、执审为民的境界情怀，自觉从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审计工作，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政治意图和战略目标有效实现。
不断塑造职业精神。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持敢审敢严、敢说
敢言，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牢固树立“有问题没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的意识，把问题原原本本揭示出来、把问题原原本本报告上去，在职责范围内大胆开展审计监督，坚持原则、一查到底；以查清的事实为依据，以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标尺，以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为准绳，依法定论、以理服人，客观公正如实作出评价。
　　不断夯实专业能力。积极构建培养专业能力的机制，培养审计干部“能查能说能写”本领，强化专业训练和审计实践锻炼，熟练掌握财政、金融、经济、投资、企业等领域的法规政策制度，练就在财经领域打假治乱的“独门绝技”，依靠专业优势作为重要保障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治审。牢固树立全面从严治党治审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以高于监督别人的标准、严于监督别人的要求，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树牢“以业绩论英雄”导向，深入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广大审计干部锤炼实干作风。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廉洁审计，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审计的声誉和形象。
公立医院非经济性激励的实践探索
刘姝彤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为更好提供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意见》明确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方向、举措，突出了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医务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强度、高压力的特点，医务人员通常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医院管理者如何有效利用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浙江省人民医院为例，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公立医院非经济性激励的有效做法。
理论基础
　　激励机制是指在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之间通过激励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即组织用于调动其成员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所有制度的总和。激励机制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性激励，主要表现为物质形式，包括工资收入、福利水平和支付方式等，作用效果直接，具有短期、可量化的特点；二是非经济性激励，主要表现为非物质形式，包括工作环境、职业发展机会、培训机会等，具有长期、综合的激励效果，但比较难以量化评估。
　　通常，激励和人的需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合理地满足需求，激励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后，另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激励的角度看，没有一种需求会得到完全满足，但只要得到部分满足，个体就会转向追求其他方面的需求。
　　目前，相关文献对公立医院激励机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经济性激励方面，对非经济性激励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在实际中，医院也大多用薪酬来激励员工，容易忽视非经济性激励的重要作用，从而削弱了激励效果，影响了组织效率。对此，公立医院应基于医务人员的工作性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建立灵活、多样、高效的激励机制，遵循物质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按需激励等原则，在做好经济性激励的同时，综合运用非经济性激励，将医院目标与职工个人发展统一起来，着力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实现有序和有效的管理。
非经济性激励的做法与成效
　　浙江省人民医院成立于1984年，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技术及品牌优势，目前拥有开放床位3700张、在职职工4000余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医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提出“以员工为核心”的发展基本点，探索运用非经济性激励手段，充分发挥医院工会的作用，打造医院“家文化”，不断提升职工幸福感。
充分保障职工基础需求，努力打造高品质人文医院
　　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组织文化建设是非经济性激励的有力抓手，可以有效增进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医院提出“以员工为核心”的发展基本点，充分发挥医院工会的作用，努力保障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各项基础需求，努力打造高品质人文医院。
　　完善组织结构。医院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提升职工幸福感。医院于2021年6月成立职工服务中心，在工会领导下专职为职工提供各类保障服务，如代收、代寄、存放快递及其他物品服务，以及家政预约、法律援助咨询、院内外陪护、幼儿临时托管等20项服务，聚焦职工关心的“关键小事”，努力解决职工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为职工“排忧解难”。
　　突出“家文化”建设。基于医务人员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特点，医院工会在相关政策要求下，健全职工疗休养制度，打造升级版疗休养服务（每人每年3000元），帮助职工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获得全身心的放松；同时，结合医务人员的实际需求，灵活安排多条疗休养路线供选择，最大程度确保职工能够享受政策红利。
　　20XX年全院共有102批次3474余名员工享受疗休养服务。另外，医院工会举办职工子女夏令营，安排急救知识培训、安全知识教育、音乐鉴赏、手工绘画等课程和活动，为职工子女提供丰富的照护服务，有效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充分体现了医院的人文关怀和“家文化”建设。
高度重视职工精神需求，全面推进医院精神文明建设
　　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是非经济性激励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激励的效果。医院始终高度重视职工精神层面的需求，不仅关注职工的工作环境和文化建设，而且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从成立各类协会、评选各类标兵等方面着手，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增进职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关注职工社交需求。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不仅可以缓解职工工作压力，还能起到活跃气氛、凝聚人心、鼓足干劲的作用，是非经济性激励的重要手段[1~3]。为此，医院规划建成了“星空”运动场和室内多功能运动馆，为公立医院非经济性激励的实践探索\刘姝彤等卫生经济研究第41卷第5期（总第445期）2024年5月职工开展业余文体活动提供场地保障；鼓励职工联合成立各类文体协会，积极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目前，工会下设乐队、足球、跑团、舞蹈等20个协会，医院为其解决活动场地、活动费用等问题，并鼓励参加上级部门和兄弟单位组织的各项体育赛事，充分展示职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同时满足职工的社交需求。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尊重需求是人的高层次需求，也是非经济性激励的关键。对此，医院开展了一系列积极向上、团结协作、比学赶超的活动，全面提升医院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例如，评选“最美天使”“、感动浙人医”年度人物、服务标兵、“年度十大新闻”，大力弘扬医院先进文化，展现正能量，肯定职工的奉献和付出，真正将医院“仁爱、卓越、奉献、创新”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全力支持职工职业发展，奋力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
　　良好的职业发展规划和晋升机会是非经济性激励的重要支撑，能够快速而直接地产生激励效果，是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医院高度重视员工职业发展，通过政策倾向、经费支持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做好职工晋升、进修、出国交流等通道的配套服务工作。例如，推出青年科研启动基金计划、青年才俊计划、出国培训计划、国内进修计划等政策，大力培养与使用青年人才；充分保障职工外出进修、在职和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各项待遇，比如定向全脱产攻读博士期间享受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贴，出国进修的补助额度为80美元/天。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新技术新项目的激励和扶持，通过积极搭建新技术应用平台、引进临床所需新项目和设备，充分保障职工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发挥，全力满足职工的自我实现需求[4]。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改进，医院工会等职能科室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员工满
意度不断提高。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数据显示，2019—20XX年医院员工满意度连续获得满分，连续两年获“患者员工双满意度”总分全国前十、省内第一。医院工会工作也受到了上级组织的高度评价，被评为20XX年度省直机关工会工作成绩突出集体，被确定为20XX年“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塑造幸福生活环境试点单位”（省直机关工会唯一单位）。
思考与建议
领导重视是关键
人才是第一竞争力，人才高度决定医院发展高度[5]。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医院领导高度重视人才发展，秉承“以员工为核心”的发展基本点，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体组织的作用，开展职工关爱行动，推进医院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员工满意度。未来，医院应继续提高对职工非经济性激励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全力构筑人才“激励+保障”政策体系，构建“引育留用”良好生态，修订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进一步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着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重视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建立职工保障长效机制，全力保障职工权益。二是重视文化建设，将医院发展战略根植于医院文化建设之中，不断丰富医院文化建设内涵，以人为本，全方位关心职工身心健康，多渠道鼓励职工职业发展。三是强调全员参与，鼓励职工积极参与医院民主管理，提升对医院战略规划的认同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尊重需求是基础
　　激励与需求相辅相成，想要达到好的激励效果，尊重职工实际需求是重要基础。医院应坚持从职工实际需求出发，依托医院工会的平台作用，通过党支部会、职代会、工会小组、青年座谈等多种渠道，有针对性地实施个性化非经济性激励。在满足全体职工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针对新入职员工，重点关注其职业发展规划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老带新”、举办主题培训和讲座等形式，及时提供职业生涯指导，满足新员工高层次的实际需求；针对老员工，重点关注其自我实现需求，搭建医疗技术交流平台，配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所需的医疗设备，鼓励其开展科学研究、参与学术交流、提供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带动其他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持续创新是动力
构建非经济性激励机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大。从短期
及实用的角度来看，医院基于工会工作，以职工需求为出发点，能够达到提升员工满意度的目的[6]。从长期来看，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职工实际需求出发，不断创新和完善医院职工激励制度，优化与非经济性激励相关的组织架构以及政策措施，例如拓展职工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流程，通过工会的传导，全面提升职工归属感[7，8]。同时，有效利用数字化、智能化平台，提高职工服务效率，优化职工服务流程，实现职工需求的数字化管理，持续提升职工工作幸福指数，助力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
巩留县农业发展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对策
巩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赵亮
巩留县基本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巩留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春迟秋早，冬长夏短，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均气温为7.4℃，最高气温为39℃，昼夜温差在13~16℃，年日照时数为2731.7h，年降水量为270~280mm，无霜期约为145d。境内有大小河流41条，地表水年径流量为80亿m3，地下水贮存量为100亿m3，可利用水能为46kW，开发利用率为0.7%。
巩留县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2．1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
　　基层农技人员是技术推广及使用反馈过程中信息的第一获得者，是打通农业技术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1]。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巩留县各乡镇在职在编农技人员共计41名，其中实际在岗农业技术相关服务人员仅有10名，占总在编人数的24.4%，平均年龄为45岁。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10人，大专学历24人，中专及以下学历7人；职称方面，高级农艺师2人，中级农艺师28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各乡镇农业技术人员严重匮乏、整体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等问题十分突出，甚至个别乡镇场没有专职从事农技工作的人员。农技人员业务知识陈旧，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农业技术服务工作，致使部分农户对农技人员信赖度逐步下降，宁愿依靠传统经验和办法开展农业种植，导致全县农业种植科学化水平逐步降低。
农产品质量有待提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影响农业、乡村经济发展及人们的身体健康，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2]。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发频发。1）农户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治意识不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到位，部分农户盲目追求利益，在农产品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杀虫剂、化肥等；2）县、乡两级农产品检测能力弱，检测覆盖面不广，抽检比例不高，专业检测人员少等，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监管。
试验示范推广力度不够
　　近年来，巩留县争取了大量的农业技术相关项目，但由于大多项目以物化补贴发放为主，试验示范类项目较少，加之农业属于长周期性产业，短期内无
法体现效益，在种植方式、品种选择、田间管理方面没有得到农户充分认可以进行全面推广的好方法。同时，试验示范类项目的实施大多以应对上级检查及转化为各类试验报告、论文等，试验示范的推广力度不够，未能全面推广应用于实际农业生产中，未能做到通过试验示范带动农业增产增效。
农户随大流现象严重
　　目前，大多数年轻人不愿从事农业种植活动，选择外出务工就业，留守进行农业种植的大多为老年人。受年龄、学历、思想认识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在农业种植活动中习惯按部就班，在进行农业种植时随大流现象十分严重，往往以上一年农产品价格为导向决定当年种植的作物种类，但是一旦多数农户做出同一选择时，便会导致群体的非理性，使得供给总量增加，价格必然面临下跌的趋势。
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主动性不强
　　农业保险可以有效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农户收入稳定增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3]。20XX年巩留县政策性种植业保险总承保面积为51.3144万亩，承保户数为7833户，投保率为71.1%。总体来看，投保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仍有部分农户不愿意参加农业保险。1）农户风险意识淡薄，农业生产长期“靠天吃饭”，部分农民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对农业保险理解不到位，存在侥幸心理。2）由于农业保险赔付涉及到现场勘察等环节，加之作物种植面积大，部分种植地块交通不便及保险查勘员等原因出现了定损理赔难度大等问题，导致农民不愿意投保，投保的主动性不强。
种植业结构相对单一
　　目前，巩留县在农业发展方面仍采用较为传统的农业模式，种植结构较为单一。20XX年巩留县实际完成种植面积为88.62万亩，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79.7万亩，特色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28.6万亩。近年来，巩留县大力开展种植业结构调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效果不明显，常规作物种植面积仍占比较大。长期开展单一作物种植：
　　1）会造成耕地地力下降，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影响；2）种植户无法获得更高的农业收益，目前已经严重制约了巩留县未来农业的发展，在种植业结构调整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
龙头企业培育力度不够
目前，全县有4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家，其中自治区级龙头企业3家，
州级龙头企业7家，县级龙头企业6家，没有国家级龙头企业。现有龙头企业普遍存在产业化程度低、整体规模小、产品深加工能力弱等问题，未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化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没有形成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支持各乡镇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的发展机制，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对农民增收支持作用小。龙头企业未真正发挥行业标杆性、领军型作用，大多数企业均处在产业链的前端，仅能应用常规技术进行初加工，加工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市场开拓和品牌塑造能力不强。
下一步对策
加大农技人员培训及稳岗力度
　　农技人员是农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4]。1）稳定农技人员岗位，确保农技人员在岗从事农业技术服务相关工作，同时依托各类项目组织农技人员外出进行培训学习，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模式，加强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切实提升农技人员技术服务能力。2）加大农技人员职称保障力度。一方面，加大对乡镇场农技人员职称评定的指导力度，确保乡镇场农技人员职称评审做到应评尽评；另一方面，积极与人事部门对接，为农技人员争取更多的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使农技人员的待遇得到保障，使农技人员真正能够沉下心开展农业技术服务。
提升绿色农业发展水平
　　农业绿色发展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和保障[5]。应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技术，推广统防统治，集成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提高防治效果。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肥低成本、机械化、就地就近还田。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将畜禽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实施过腹还田、变废为宝。推进农膜回收利用，建立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点，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监测评估。
大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大力推动龙头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发展水平，支持规模以上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产品更新、经营方式创新和品牌建设的步伐，以扶优扶壮4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重点，加快培育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使之真正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鼓励龙头企业加大原料基地投入，与“一村一品”专业示范镇、村合作发展特色鲜明、品质优良、附加值高、发展潜力大、市场
前景好、示范带动性强的优势特色产业。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连锁直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补齐产业链短板，构建完整而强大的加工流通产业体系。支持龙头企业到境外申请商标注册、质量专项认证，开展专题推介、品牌营销，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加大试验示范推广力度
　　在争取相关项目时，应着重争取试验示范类项目，加大试验示范推广力度，组织有代表性的农户对有成效的试验示范进行集中观摩学习，将好的试验示范结果全面推广应用于实际农业生产中。同时，农业技术部门应有自己的试验地，农业生产作为长周期行业，需要不断进行试验示范才能推出更好、更适合当地应用的技术模式，并将成功的试验示范过程编撰成册，制定出适合当地且切实可行的生产技术规程或栽培规程，以点带面进行逐步推广。
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进一步充实农产品质量检测队伍，提高农产品抽检率，扩大农产品检测覆盖面，同时联合质检、公安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加大对农产品质量的执法监管力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力度，加强监管工作，加强对生产基地蔬菜的抽检，定期、不定期到蔬菜生产基地、农贸市场进行监督抽查，防止农药残留超标事件的发生。将开具并出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凭证纳入日常巡查检查范围[6]。持续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实现所有乡镇明确监管网格，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巡查更加规范，实现网格化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监管服务全覆盖。
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积极借鉴新疆内外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财政引导、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运用税收优惠、财政补助、贷款贴息、奖补结合等手段，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积极性。重点打造以库尔德宁、恰西、塔里木为主的生态观光旅游；依托当地特色农牧资源，加快培育天山药谷中药材种植园、阿尕尔森镇头道湾村龙头度假村、羊场青苹果农庄、野核桃欢乐谷、阿克吐别克镇拉克一条街等有特色的休闲农业乡村游。
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
　　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加大农业保险的普及力度，不断提升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同时，积极与保险部门沟通，简化保险理赔程序，缩短理赔周期，最大限度地维护种植户利
益。
加快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
　　1）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相关扶持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政策，为中药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开启“中药材+休闲养生观光旅游”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促进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和延伸食住行游娱购“一条龙”服务。2）加快制种玉米产业发展。按照自治区“四个百万亩”制种基地划定和玉米制种大县要求，围绕种子研发、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管理服务等功能，形成产业要素集聚、区域联系紧密的种业发展格局。依托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项目，建设完成玉米种子检验鉴定室和新品种测试展示基地，改造提升玉米种子精加工生产线。
　　3）加快蔬菜产业发展。围绕辣椒、白菜等蔬菜产业不断发展优质高效特色农业，推进露地蔬菜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辣椒产业发展方面培育一批有带动作用的合作社、家庭农场。
提升科技兴农水平
　　大力推进“三化联动”（农业生产信息化、农田设施标准化、生产过程机械化），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淘汰老旧农机，更新一批高效节能环保机具。全面推广应用“五大农技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小麦绿色统防统治技术、农药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干播湿出一播全苗技术）和“四大农机技术”（农业机械卫星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小麦种肥分层同播技术、精准自动控制播种技术、智能无人机喷施技术）。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引进智慧农业新技术，强化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科所对接合作，巩固提升小麦试验田、大豆良种基地等建设成果，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验推广运用，重点推广应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小麦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及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高效节水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干播湿出技术等当前重点农机、农技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巩留县农业科技含量。
关于加强　　“枫桥式人民法庭”　　建设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研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底座，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工程，重视基层基础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人民法庭根植于基层，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律制度的优良典范和特色方式，人民法庭如何坚持群众路线、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助推转型中的乡土社会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一大重要课题。60年前，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创建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为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
一、“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历史逻辑、时代意义和实践要求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1〕人民法庭根植于中国社会，因袭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传统与民众观，表征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特征与文化特质。〔2〕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法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通过对人民法庭发展历程和“枫桥经验”演进轨迹的剖析，进一步明确“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历史逻辑、时代意义和实践要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人民法庭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启示
　　1人民法庭的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改法庭”（1949年以前）。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下，人民群众迫切地要求通过司法手段实现自身在土地分配、实行民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打击反革命行为、巩固革命成果，同时也迫切地要求改变旧式司法制度繁琐的程序，使司法更加贴近民众，更加有效地解决纠纷。〔3〕建国以前的人民法庭，实际上是由临时设置的土改人民法庭〔4〕、镇压反革命人民法庭逐步发展起来的，有学者称其为“组建上的特定任务导向、功用上的阶级镇压倾向、运作中的司法群众化、程序的仪式化和象征性。”〔5〕这就要求法院及人民法庭不仅要依法办案，还必须体现鲜明的价值导向。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息讼止争的传统法律文化理念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简
便程序、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司法指导原则，创造了受到群众普遍欢迎的“马锡五审判方式”，〔6〕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人民法庭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国初期的“革命法庭”（1949年－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首次对人民法庭的性质、地位、功能作出规定，实现了从“临时性组织”到“常设化组织”的实质性转变，在浙江，巡回法庭从1955年开始逐步改建为固定的人民法庭。1963年，毛泽东对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作出批示，“枫桥经验”正式登上了时代舞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全国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题为《进一步依靠群众，做好司法工作》的发言，指出：“司法干部应当走出机关，走出法庭，到基层、到群众中去，组织和依靠群众对犯罪分子进行说理斗争，使他们心服口服，低头认罪。群众认为他们能够改造的，就交给群众去改造。群众实在改造不了的，就依法捕办。”此时，人民法院参与到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进程中，人民法庭根据“枫桥经验”的精神贯彻执行“少捕慎杀”方针，主要依靠群众教育改造一般刑事犯罪分子，树立了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如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诸暨市人民法院，先后提出了“三结合”工作方法〔7〕、“一深、二参、三同”工作方法〔8〕、“五要”调解工作法〔9〕、“三可三不可”处理群众性治安事件工作原则〔10〕等一系列与该阶段法庭发展相适应的工作方法，积极参与了“枫桥经验”的创建。
　　改革开放后的“政法法庭”（1979年－201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加快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法治进程的主旋律，直接影响着人民法庭发展的理念、走向和具体制度安排。〔11〕1983年到1998年，人民法庭扎根农村，积极参与地方维稳，解决各种涉农犯罪、经济纠纷、群体性事件，和司法所、派出所共同打造并形成乡镇政府依赖的“两所一庭”综治维稳基层治理模式。各地恢复并大规模增设人民法庭，人民法庭的设置渐趋合理、稳定，硬件设施得到相当改善，法庭建设和工作方式逐步规范化。为推进人民法庭正规化建设，浙江从1992年起开展争创“五好法庭”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全省人民法庭工作跨越式发展，整体面貌焕然一新。1998年，第一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人民法庭发展迎来重要转折点，人民法庭建设实现了作为司法自治机构的重要转变和设置规范化、规模化的转变，开始成为具有司法裁断性质的专门机构。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枫桥经验”从阶级斗争经验逐步转向社会治安管
理经验，后又被广泛运用于平安建设、法治建设。2004年5月，浙江省委通过了
《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同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指出，“平安浙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化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同年9月，浙江省委专门就加强法院的基层基础建设下发文件，明确人民法庭为副科级机构，法庭庭长配备科级领导职务。
　　十八大以来的“法治法庭”（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人民法庭顺应时代变迁与现实需要，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逐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力量。
　　“枫桥经验”逐步创新和发展为社会综合治理的经验，工作重心已从维稳转向注重改善民生和保护权益，工作方法已从思想教育、道德训示转向强调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工作依据已从政策转向法律，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和创新，也为“枫桥经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14年，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确立了基层人民法庭承接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部署的落实要求，确认了人民法庭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力量。2019年4月，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浙江省改革和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实施意见》，人民法庭总数从2017年的243个增至如今的个，形成设置合理、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人民法庭布局新体系。宁波、绍兴等地率先积极探索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模式。202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确立了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理念和功能定位，提出了“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的工作原则，进一步明确人民法庭服务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以及职能履行要求。这是对人民法庭制度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和完善。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创建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
　　2人民法庭建设和“枫桥经验”演进的共性启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12〕任何国家的治理都基于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都是在传统和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枫桥经验”既是一个充满历史延续性和不断积累的制度传统，又是在长期的创新和转化过程中使其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扩大的治理实践；〔13〕人民法庭一直与国家治理目标和时代发展需要保持着密切的回应性
联系，其职能定位和运行模式也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重面相。两者伴随着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基层社会形态、社会需求以及社会矛盾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与发展，时至今日仍能满足社会治理的需求，并取得良好治理效能，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沉淀。
　　在理念维度上，都体现着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人民法庭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发生关联的重要纽带，是以最强有力的法治方式强化国家意识的重要载体，审判是国家意志依靠法律载体在基层融入再现的过程，治理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触角在基层延伸的途径。〔14〕同样，“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充满生机活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强调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第一线，使基层的各方治理力量能在党的引领和整合下发挥最大合力。
　　在目标维度上，都体现着对国家法治对社会自治协作、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客观回应。人民法庭并非超然于社会秩序之外，参与社会治理一直是其重要职能，借助习惯规则、调解和解、公序良俗等多元手段将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体现了作为中央事权的司法权建构基层社会法治秩序的“国家在场”的司法努力，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手段和方式略有侧重。“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总体要求，蕴含着礼法并重、德法合治、尚和息争思想，通过调整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发挥基层社会的自治功能，使国家的治理目标与基层的实际情况相适应。
　　在价值维度上，都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人民性是司法机关的基本属性。从延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到依靠人民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都是积极响应人民群众需求的做法。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原则从“两便”到“三便”，集中诠释了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枫桥经验”的本质就是在于其人民性，对社会稳定的期盼、对安定和谐的需求、对维护切身权益的探索，都体现着人民性的继承和创新。
（二）“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新的部署，赋予全面依法治国新的重大使命。人民法庭是基层矛盾纠纷的汇集点，是维护基层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
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任务更加艰巨，人民法庭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更为迫切。近年来，党中央充分发扬“枫桥经验”时代价值，及时回应当下社会情势以及矛盾形态的变化，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对社会矛盾化解体系予以完善。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创建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为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和重要契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现代化人民法庭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路径，这既有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也有时代发展的必要性。“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要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重要内容和抓手，目的在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是新时代人民法庭的现代化建设。
　　1国家层面：法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人民法庭处于法院系统中的底层架构和根须终端，是中国现代基层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是厚植党执政基层基础的重要堡垒，推动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为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是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推动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机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内容，继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人民法庭制度，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创新，推动人民法庭现代化转型，夯实国家治理法治根基。
　　2社会层面：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急剧发展与社会深刻变革转型期，乡土社会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传统民间治理格局已然松动。但基层政权组织主导解决纠纷的社会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导致大量矛盾纠纷直接涌向法院。呈现自治虚化。“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5〕是古代中国乡村的主要治理方式，士绅阶层享有广泛但非正式的基层社会治理权。当下，乡土文化日渐式微，传统的集体力量和家族力量日益衰弱，基层社会原有的内生秩序出现大量“空心地带”，“陌生人社会”“契约社会”逐渐形成，“解析—解体”的问题正在显现。〔16〕呈现德治弱化。德主刑辅是古代中国的主要治理路径，力求“内德于己、外德于人”，〔17〕“行乡宴之礼，明长幼之序，敦亲睦之情”。〔18〕
“礼法合一”的社会制度与国家体制虽成历史，但道德教化与法律规制相结合的治理观念，尤其是礼的价值观仍潜藏在人民的道德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止当中。基层社会人口流动频繁，权利意识增强，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单纯通过惯例、乡规民约等非正式社会规范已难以有效化解基层社会中日益复杂的矛盾纠纷，亟需司法审判活动与地方性的习俗、惯例相互弥合，使“德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得以修正。呈现法治泛化。“现代化治理”代替“传统治理”，法治化转型是必由之路。司法既是公民表达权利、实现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秩序发展的促进和保障机制。但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的变化，宏大而急剧的社会转型，不仅导致法律治理规则、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发生巨变，而且法律在应对社会变化、治理社会矛盾、调处转型危机、维护转型秩序等方面，也正遭遇难题与挑战。〔19〕
　　3个体层面：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司法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映射到司法领域，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庭工作发展不平衡、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缓解诉讼爆炸危机下的司法压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西方兴起了为当事人实现诉权提供实质保障的“接近正义”运动。〔20〕随着时代发展，西方接近正义的理念，已经从初期的单一依赖司法与诉讼实现法律正义，走向了各种非诉讼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ＡＤＲ）的繁荣。〔21〕虽然ＡＤＲ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诉讼爆炸和诉讼成本，但是，结合我国国情，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更是为了“法治的可持续发展”〔22〕的需要。现代法院的功能已从原先的解决纠纷日益转向通过具体纠纷解决而建立影响社会大众未来行为的规则，指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是人民法庭的重要职责。以“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推动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重要支点的、多层次的、多元化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对定分止争的更高期待、对司法效率的更高要求。
（三）“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
　　中国司法制度现代化的根本和基础在于城乡基层司法制度的现代化，“枫桥式人民法庭”的核心要义就是建设现代化人民法庭，打造以人民法庭为重要支点的基层社会法治体系，以人民法庭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基层司法制度的现代化转型。
　　1目标任务。20XX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为中国式法院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二十二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完成到2035年基本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人民法庭现代化是法院工作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目标任务，应当放在法院工作现代化建设的视野格局中精准锚定。对标中国式法院现代化建设的部署要求，“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实现司法理念、工作方式、工作能力、法庭管理、基础保障等全方位的现代化。从图景样态来看，“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是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现代化，是助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司法能力全面提升的现代化，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现代化，是法庭布局、队伍建设、基础保障全面增强的现代化，是创新力、变革力、数字力迸发的现代化。从发展理念来看，高质量发展应当体现在内涵式发展上，而不仅仅是器物上的改进，更要有制度机制和司法服务供给上的鼎革，重在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重在司法职能的有效发挥、重在制度机制的重塑变革。从实现路径来看，“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强基导向，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和工作原则，坚持专业化功能与综合化功能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执法办案质效，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在前端用力、向基层延伸，扩权赋能、激发活力，全面提升自身司法能力水平。
2职能定位。法律实用主义学派认为：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化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上的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谐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23〕在新时代法院工作现代化的目标驱动下，如何迭嬗重构自身的职能定位，是“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第一，准确把握审判职能，执法办案是“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基础职能。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代表国家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是人民法庭的核心职能”，并特别指出，“不得超越审判职能参与地方行政、经济事务，以及其他与审判职责无关的会议、接访、宣传等事务”。
2021年7月，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召开并指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
作要深刻把握人民法庭处于服务群众、解决纠纷第一线与守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对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规律的生动总结，定分止争是“枫桥式人民法庭”的核心任务，“三个便于”是“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工作原则，既定分止争、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修复当事人关系等，又在更高层次上明晰、确立和阐释规则、构建社会秩序，将司法裁判的意义从矛盾纠纷的“化解”延伸至“预防”，实现从个案“解决纠纷”到普遍“规则之治”的转变。第二，准确把握社会职能，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是“枫桥式人民法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政治架构中，人民法庭是转型时期国家治权下沉的重要承接主体，并作为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专业化法律治理主体，承担着提供社会服务与重构法律正义秩序规则等功能。〔24〕事实上，作为中央事权的司法权恰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映射，也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样态。〔25〕因此，人民法庭是国家权威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当中的具体展开，并深深嵌合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枫桥经验”作为我国综合性、普遍性的基层治理实践模式，有效回应了当代中国基层治理面临的基层社会主要矛盾及普遍性问题。“枫桥式人民法庭”要秉承“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原则，从“执法办案为主”转向“执法办案与参与治理并重”，承担起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任，探索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适配和良性互动，推动国家法治权威与基层治理体系相互嵌合、自治德治法治智治相互融合。第三，准确把握发展定位，优化自身建设是“枫桥式人民法庭”的重要任务。人民法庭的优势在基层，生命力也在基层，“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必须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不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和司法能力。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庭工作发展不平衡、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必须回应制约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把握“优化法庭布局”“优化队伍结构”“优化专业建设”这一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发展客观规律，将其贯彻到“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从而带动人民法庭的全面发展、均衡发展、整体发展。
　　3实践特征。理念转化：从“被动司法”到“能动司法”。通常认为，司法权具有中立性、被动性、交涉性、程序性、普遍性、终局性等特性，法院“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独立、中立、维持公平的裁判机构”。〔26〕但“中国的司法
必须回应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的司法必须有效回应当代中国的问题”。〔27〕在社会治理中，规则之治成为治理社会的最主要方式，法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法院不仅要履行传统的解决纠纷的职能，还要调控社会秩序、实施权力制约、规制社会政策。“枫桥式人民法庭”最鲜明的特征必然是变“被动司法”为“能动司法”，立足于司法职能的实现，增强服务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促进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就社会治理主体与治理任务来看，人民法庭虽然是基层治理的参与主体，但从参与治理工作量而言，并不是基层治理的主导性力量。人民法庭发挥基层治理职能是以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前提基础的，实质上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重新厘定结构功能、切实回应司法需求的深层次创新。
　　角色深化：从“一元主导”到“多元演绎”。“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是人民法庭在能动司法理念价值指引下角色的归位与增能。在多元角色中，人民法庭最根本的落脚点仍是法律的适用者，突显出人民法庭不同于其他乡镇机关、派出机关的鲜明司法底色。让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以非诉解纷为导向推动司法力量向前端延伸，是人民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战场”。人民法庭通过整合乡镇解纷力量，努力把矛盾吸附在基层，稳控在当地，争创“无讼无访”乡村，从而演绎好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者。〔28〕坚持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是人民法庭建设始终不变的方向，必须把握“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精神内核，回应群众所急所盼，精准对接各类司法需求。肩负践行法治文化垂范职责，是人民法庭构筑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高地，通过公正司法向社会宣示法律权威和尊严，以法治文化产品集群为载体，通过法治宣教活动引领崇德向善的行为，成为基层法治文化的培育者。
　　场域泛化：从“审判场所”到“司法服务”。“未来的法院不再是固定的场所，而是无处不在的在线服务。”法院作为司法权运作的有效载体，其正在经历从“审判场所”到“司法服务”的跃迁。这一司法理念转变的隐含要求是人民法庭要践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活化“枫桥经验”，走出审判法庭，走向需要司法服务的地方，实现从“提供司法服务”到“提供优质服务”的司法作风转型，〔29〕实现从“法庭内”到“法庭外”的场域泛化。“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决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办案，而是要更好发挥最接近基层的优势，更多地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让更多法治力量在前端用力、向基层延伸，积极主动依托各方资源，打破条块分割、条线孤立的碎片化模式，加强与
基层政府、组织、公众的即时交互，不断提升一站式诉讼服务能力和水平，让当事人感受到“进法庭就如同进法院”“法庭虽小提供的却是全省统一的优质诉讼服务”。
　　组织优化：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共治”。基层实行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条”与“块”的结合，构成基层社会治理错综复杂的“矩阵机构”。人民法庭身处基层，在资源整合等诸多方面都依赖于辖区内的党政部门，也受制于所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过往，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与基层主体单向且单调地连接，使得人民法庭在履行司法职责或是参与社会治理中呈现出“单打独斗”的特征。在个案司法中，人民法庭依法独立审判；在个案司法之外，司法权适度延伸参与社会治理，因法律、经济、社会问题的交织，则很难抛开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单打独斗。“枫桥式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的进阶之路，应主动嵌入基层整体政治架构，在地方党委领导下，与其他基层治理单元协同，共同建设治理体系、共同实施治理活动、共同分享治理成果，〔30〕充分发挥在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中的纽带作用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示范保障作用，〔31〕实现人民法庭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应有价值。
　　载体变化：从“平面公开”到“立体可视”。“数字法治是数字时代人类法治新形态，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法治运行模式。”〔32〕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纠纷解决机制从单一物理空间的“平面公开”，迈向了跨越物理／数字双重空间的“立体可视”，改变了纠纷解决机制的逻辑和路径，促进了数字正义的共建与分享。〔33〕人民法庭现代化除理念和制度现代化之外，器物、技术也应随之现代化。面对最新讲话系列的信息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要主动拥抱新科技，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革，打造更加智慧的现代化人民法庭。在法庭布局上，既要持续优化实体人民法庭的布局，扩展人民法庭的物理空间覆盖面，又要强化数字赋能，突破实体法庭的物理空间限制，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全时空泛在化的现代化人民法庭，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见、可知、可感。在工作方式上，既要坚持“面对面”的传统方法，又要拓展“键对键”的现代方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网络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很多基层群众还不能熟练使用互联网设备，广大农村山区还保留着“当面锣对面鼓”辨明是非的传统，在推进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推广智慧诉讼服务应用的同时，仍应当继续传承和发展好巡回审判的优良传统，提供最实用的法律指导和导诉服务，因人
因案制宜，坚决破除技术壁垒、数字鸿沟，努力让每一个当事人切实感受到数字时代的增量红利。
二、“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现状考察—主要以浙江省人民法庭工作为
例
近年来，浙江法院始终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工作，以“小法庭”提供便民诉
讼“大服务”、释放固本强基“大能量”，在方便群众诉讼、就地化解纠纷，服务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人民法庭建设基本情况
　　1在法庭分布方面，布局趋于合理。目前，全省共有人民法庭338家，平均每个基层法院下辖36个法庭，平均每家法庭覆盖4个乡镇街道，相较于2017年平均每家法庭覆盖48个乡镇街道的布局结构大为优化。338家人民法庭中，214家为乡村法庭，56家为城区法庭，68家为城乡结合法庭，总体满足人民群众、党委政府差异化需求。从全国人民法庭数量看，浙江人民法庭总数、乡村法庭占比、城市法庭占比均位于中游偏上，城乡结合法庭占比偏低，主要原因在于优化和改革人民法庭布局时，浙江省重点加强新型城镇人民法庭和交通不便地区人民法庭建设，增设乡村法庭和城市法庭数量较多。法庭特色鲜明。浙江地形复杂，内陆与沿海、山区与海岛各具不同特点。各地根据人民法庭的地理位置、辖区面积、人口数量、发展状况、交通便利、治理需求、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积极探索专业化、精准化司法服务，推动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升级，山区法庭38家，海岛法庭11家，专业化法庭41家，主要是在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区域，探索设立专门或者集中审理电商、金融、环境、旅游、道交等类型化案件。
　　2在人案配置方面，审判工作压力较大。从收案情况看，近三年，人民法庭受理案件数达25　　19万件、27　　16万件、26　　7万件，年度占比分别达到3504％、40　　85％、42　　32％，占比逐年攀升，承担了大量民商事案件审判任务，工作挑战加大。从案件类型上看，类型化纠纷较为集中，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法庭队伍相对优化。全省法院推动司法资源重心前移、力量下沉，编制配置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法庭员额法官数量从三年前的838人增至984人，占全省员额法官数的17　　62％，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干警占比进一步提升。人案矛盾依然存在。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量为305　　90件、297　　31件、271　　08件，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同期全国、全省员额法官平均结案数量。〔34〕同
时，部分人民法庭仅配置1名员额法官，人员力量捉襟见肘，压力增大。
　　3在诉讼服务方面，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法庭积极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有针对性地提升法庭司法服务品质，建立立审执一体化办案模式的人民法庭共127家，占全省人民法庭总数的37　　57％。注重对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诉讼指导，法律援助数量逐年递增，开展巡回审判次数逐年增加。审判质效持续优化。审判质效呈现调解多、判决少，适用简易程序多、适用普通程序少，服判息诉多、涉诉信访少的向好态势。各项指标的不断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庭审判管理工作的完善以及人员配置优化后法庭干警的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持续提升。
　　4在衍生职能方面，积极转变职能。从过去单一注重办案向参与治理与执法办案并重转变，从法庭内向重视法庭外延伸。全省超过80％的人民法庭与当地派出所、司法所等基层政法单位已建立协作机制，三年内开展协作18万余次，
〔35〕助推党委统筹各方解纷力量和资源，形成治理主体的最大合力。注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将优质基层治理单位和调解员纳入特邀调解名册，全省人民法庭现有532名专职驻庭调解员，三年开展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近4千场次，助力矛盾化早、化小、化苗头，推动基层社会和谐秩序形成。借助案件资源丰富的优势，针对当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其成因及时提出司法建议，近三年分别发出246件、350件、479件，及时提示基层社会风险，督促相关基层组织依法规范行使权力。
　　5在基础保障方面，基础硬件持续加强。各地法院在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下，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和社会化服务购买力度，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物质装备配备等持续加强。以“浙江全域数字法院”为依托，积极建设“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内网外网共享协同、有线无线互联互通”的现代化人民法庭，建立审判法庭834个、数字法庭668个。待遇保障仍有不足。在法庭工作人员待遇保障方面，140家法庭已落实对法庭工作人员的经费补贴，占全省法庭的414％，半数以上法庭未落实经费补贴，且又以乡村等远离市区的法庭为主。
（二）主要做法及工作成效
　　1改革优化人民法庭布局。人民法庭的设立关乎社会治理成效与司法资源配置，〔36〕合理塑造人民法庭的地理空间布局是促进有效配置司法资源，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平衡理性化司法体制与传统社会之间张力的重要途径，〔37〕针对我省人民法庭地区分布不够均衡、设置数量总体偏少、审判职能延伸不足
等问题，2019年4月，浙江高院积极争取省委支持，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题审议通过《改革和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四批次的增设，人民法庭由2017年的243家增加至现在的338家，构建起了设置合理、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人民法庭布局体系。坚持“基层群众的司法需求在哪里，人民法庭就设置在哪里”，积极探索“以司法便民利民为核心，以服务特色经济为中心，以审判职能优化为重心”的人民法庭布局模式，在山区、海岛等交通不便地区设立便利型法庭，在乡镇或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新型城镇法庭，在电商、金融、环境等案件类型集中的地区设立专业化法庭，在乡镇、村社全面覆盖设立共享法庭，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司法服务网络。以丽水市为例，人民法庭工作曾经是丽水法院的一个短板。丽水地域占全省面积的1／6，上世纪90年代末法庭撤并后仅保留9个人民法庭，数量少、规模小、力量弱，老百姓打官司很不方便。通过改革和优化法庭布局，丽水现有20个人民法庭，以推进“人民法庭＋共享法庭一件事改革”为抓手，积极打造红色人民法庭集群，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气象为之一新。
　　从全国层面看，各地高院都将优化法庭布局作为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推动形成契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人民法庭布局体系。河北高院在保留“特色人民法庭”（“一乡镇一法庭”）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以“法官工作站”的新定位、新面貌推进法庭布局优化工作。四川高院在优化布局中撤销142个设置不合理法庭，法庭数量精简11％，增设22个法庭，并调整464个法庭管理范围，设立环保旅游、家事、医疗、金融等专业化法庭84个。湖南高院整改、原址重建和迁址新建人民法庭141个，撤销19个、新设19个，并将40个人民法庭改造为巡回审判点，形成以综合性法庭为主、专业化法庭为辅的法庭功能结构。山西法院以社会治理功能为划分依据，以诉源治理、生态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为标准推进人民法庭专业化建设。
　　2有效满足群众司法需求。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司法资源重心前移、力量下沉，注重发挥司法的规范评价、教育引领作用，以旗帜鲜明的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瑞安法院马屿法庭联合多部门建立未成年权益代表人机制，将保障弱势群体权益贯穿家事案件处理全过程，构建立体化司法保护网络，凸显司法柔性和人文关怀。南浔法院双林法庭致力于成为老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的法律天平，创新“五心”适老诉讼服务机制，努力帮助老年人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智慧诉讼成果。龙游法院湖镇法庭
继承“南孔圣地”文化内涵，吸收“有礼公社”实践经验，推动千年的“礼”和新时代的“法”融合发展、熠熠生辉，打造群众心中学法、解纷的“有礼法庭”。
　　从全国层面看，各地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服务群众司法需求上的区位优势，精准对接、及时回应，把庭审开到一线，把服务延伸到基层。重庆法院按照车体轻量化、功能集约化、标准统一化要求，全面推广“车载便民法庭”，打造司法便民利民护民的“家门口法院”。天津滨海新区法院滨海法庭与司法所持续推进诉调对接工作，在沙井子村设立“第一乡村法庭”，并推出“预约服务码”，实现当事人扫码即可享受线上法律咨询服务，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江苏法院建立“预约法官”制度，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病患上门立案，提供优质而贴心的司法服务。黑龙江建三江法院“田间法庭”发挥“北大荒”精神，充分运用巡回审判、联调联解运行机制等措施，在农忙季节以法庭车辆作为审判场所，将大部分案件消化在村屯社区、田间地头。
　　3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全面推广“龙山经验”，从过去单一“注重办案”向“执法办案与参与治理”并重转变、从“法庭内”向“法庭外”拓展，主动将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深度融入社区乡村、综治网格等基层平安细胞，打造“党建引领、综治先调、法庭指导”的镇域纠纷解决模式，推动纠纷解决向社会回归、向基层回归，实现“纠纷下降、信访下降、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增强”的良性循环。诸暨法院枫桥法庭地处“枫桥经验”发源地，探索形成靠前一步防风险、跨实一步解纠纷、走深一步树公信的“三步工作法”，适应源头防控、多元解纷、诉讼断后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的重塑需求，将更多矛盾纠纷吸附于基层、化解于萌芽、止步于诉前。永康法院龙山法庭着力打造“党委领导、各方联动、靠前履职、分层递进、矛盾减少”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收案数由2013年的806件降至20XX年的123件，降幅达84　　74％，所辖两镇综治环境明显优化，形成纠纷减少、信访减少、行政争议减少的良好循环。文成法院珊溪法庭积极融入当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充分依靠基层组织与群众，有效预防与化解纠纷，实现家事案件10年零上诉、30年无信访。青田法院腊口法庭以家事纠纷精细化治理为支点，形成“一站式”解纷、“观调式”化解和“服务型”司法基层治理模式，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从全国层面看，各地法院紧扣市域、县域治理需求，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生动展现法庭推动基层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的应有作为。天津高院打造“1＋3＋4＋5”〔38〕的多元主体参与、多领域汇集、多链条驱动的非诉讼纠纷协同治理体系，该院法庭20XX年新收案件2379件，同比减少1280件，同比下降3261％。安徽高院与省司法厅联合出台加强诉调对接工作规定，在人民法庭建立201个诉调对接工作站、113个调解工作室，设立742个法官联络站、608个巡回审判点，织密“庭所站点”联动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湖北高院推动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决定》，将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纳入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统筹考虑，建立健全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吉林梨树法院孤家子法庭以建立“法官说事点”为依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让老百姓多一个倾诉渠道、评理渠道和释法渠道，切实打通为民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重庆黔江法院濯水法庭以案件联办、矛盾联调、纠纷联解为切入点，融合“法治文化、民族文化、旅游文化”，打造特色调解品牌“天理良心调解室”，构建协同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新格局。云南大理法院喜洲法庭创立“金花调解室”，将良风善俗与矛盾化解紧密结合，选择了两名熟悉法律政策、通晓白族语言、知晓民风民俗的“金花”作为“金花调解员”，邀请村中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耆老乡贤参与调解，运用公序良俗、村规民约有力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
　　4有力服务保障乡村振兴。依法妥善处理涉农涉民生案件，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道德引导、行为规范作用，积极探索“无讼”理念在现代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努力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将法治理念融入乡规民约，以法治补强自治、提升德治，调动群众自治主动性和集体选择民主化、规范化。坚决扛起“两山”理念发源地的政治担当，探索恢复性司法、预防性司法、协同性司法，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以保障经济发展反哺生态环境改善。安吉法院灵峰法庭践行“两山”理念，“森林法官”深耕“绿色审判”，为乡村绿色发展提供有效法治保障。余姚法院梁弄法庭常态化推出“乡村振兴一案一建议”等措施，成立“农村土地保护法官工作室”，服务特色经济产业发展。台州三门法院浦坝港法庭坚持党建引领，创建“蒲公英”党建品牌，厚培服务共富“营养土”，开展结对帮扶行动，实行“产业帮扶＋司法服务”机制，以法治力量护航山海共富。嵊泗法院嵊山法庭联动成立“海上牧场调解室”和“百年渔场调解中心”，指导化解各类涉渔、涉贻贝纠纷，创设“小岛法官”工作机制，积极打造“海上枫桥经验”。
　　从全国层面看，各地法院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守护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勇于探索，以“小法庭”助力乡村振兴“大合唱”。江苏高院依托人民法庭建立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以法庭品牌为核心指引，通过基地化运行模式将司法服务落实到保障乡村振兴创新实践中。安徽高院制定《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纠纷案件的纪要》等规范性文件，指导人民法庭妥善审理涉农案件，为深化农村改革保驾护航。北京密云法院溪翁庄法庭打造以预防、打击、保护、修复为主线的“1＋4”法治保水工作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甘肃甘州法院西郊法庭结合产业聚集优势，建立“4456”工作机制，把“分调裁审执”有机融入当地种业发展，倾心守护农业“芯片”。
　　5着力打造法治营商环境。立足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司法审判定分止争、利益平衡、确立规则、示范引领、稳定预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促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特色产业与专业市场互为依托联动发展的“块状经济”发达，全省法院设立了26家功能区法庭专门审理特定产业案件，成为代表当地法治水平的司法名片，深受当地党委政府欢迎。桐庐法院富春江科技城法庭以商业解纷“一件事”改革为切入点，融合“线下专业化法庭＋线上数字化改革”，承接“法护营商”“凤凰智审”等改革项目，加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全流程重塑，实现流程智管、案件智审、服务智达。绍兴柯桥法院轻纺城法庭探索简易维权机制、分层保护、分档定赔的知产侵权解纷模式，推动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化解的“专业跑道”。越城法院袍江法庭设立商事纠纷化解中心，联合公安、人社等机构化解大量矛盾纠纷，积极探索企业危机处置新机制，审结一批破产案件，为企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普陀法院六横法庭探索打造“法企”党建联动工作模式，法庭常态化走访企业，为辖区企业提供“菜单式”司法服务，精准优化当地营商环境。
　　全国各地法院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找准法庭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发力点，注重因地制宜、术业专攻，以小机构提供大服务，以小切口保障大产业，让小法庭在强县域中实现大作为，将司法职能转化为营商效能。甘肃高院指导全省350余家人民法庭，对接工业主导、城市服务、农业优先、文旅赋能、生态功能县域经济五大发展方向，采用“集中管辖＋专业化审判”模式，成立处理类型化案件专业法庭，引导人民法庭聚焦县域“主导产业链”构建“法律服务链”。吉林长春双阳法院积极探索人民法
庭直接执行工作机制，建立完善执前督促和解机制，对于能当庭履行的案件尽可能推动当庭履行，建立庭局包保机制，派驻执行员每周驻庭1–2天协助案件
办理。西安高陵法院泾渭法庭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梳理分析涉企纠纷案件相关情况，为企业量身定制开展“法治体检”16次，编写涉企民商事纠纷审判白皮书、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提示书，发挥“风向标”“晴雨表”的作用。
　　6全面推进数字法治建设。针对人民法庭服务半径过大、司法供给不充足、基层调解指导缺乏有力抓手等问题，2021年6月，浙江高院党组经深入调研论证，总结杭州、丽水等地实践探索，积极推动省委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浙江省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健全“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省两办名义印发，在全省全面推广共享法庭。共享法庭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以实体化场所为支点，“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让司法服务有效延伸到镇街、村社等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成为基层社会法治体系的最小支点，形成了涵盖镇街、村社、网格、行业协会、群团组织的城乡司法服务新格局。目前，全省已建成共享法庭2　　7万个，覆盖100％的镇街、98％以上的村社，指导调解7295万次，化解矛盾纠纷55　　69万件，普法宣传16　　48万场805
83万余人次，从“送法下乡”向“种法在乡”转变，培养了一大批乡村“法治带头人”，助推基层治理的成效日益彰显，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从全国层面，各地法院在科技的浪潮中乘势而上、奋楫前行，在数字化建设上大显身手，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江苏法院建设科技法庭，实现庭审“三同步”，全省法庭已全部接入最高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平台和信息平台。淄博法院依托信息技术，深入基层村居和社会治理一线设立388个“Ｅ＋智慧法庭”平台，实现现代科技与诉源治理工作的深度融合。乌鲁木齐市永丰渠法庭在全国率先应用多语种智能翻译系统，实现汉哈维语三种语言语音转写和文本互译，为传统马背法庭插上现代科技翅膀。
　　7持续加强法庭队伍建设。坚持重心下移，在物质保障、干部培养等方面向法庭倾斜，选派业务能力强、作风正派、敢于担当的人员担任庭长，把人民法庭作为新晋人员的培训基地、审判骨干的成长基地、领导干部的选拔基地，保障法庭人才可持续发展。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制度机制建设，建立履职保障、定期培训考核、履职免责和容错纠错、人民法庭安全保障等制度，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宁波中院及时提拔使用优秀法庭干警，基层法院现任79名院领导中，51人具有法庭任职经历，所有人民法庭庭长均按所在区县（市）党委管理的县
处级副职（乡科级副职）干部配置。衢州法院加强对人民法庭干警关怀，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人民法庭干警参照乡镇干部增加20％的基层工作津贴，极大提升了工作幸福感。
　　外省法院也将法庭干部培养作为工作重点。北京全市人民法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在编法官和助理占全部在编干警总数的74％，为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深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同时建立编制增补和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新增编制80％用于基层和审判一线。湖南高院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民法庭干部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划推动两到三年内“80后”庭长占比达到50％，“90后”占比达到30％，人民法庭庭长进领导班子的法院占50％以上，每个基层法院至少有一名人民法庭庭长落实四级高级法官以上等级。山东高院突出法庭庭长培养使用，启动实施全省人民法庭干部培养“双百”计划，在五年内提拔一百名优秀法庭庭长到任基层法院副院长、专职审判委员，培养一百名35岁以下的优秀年轻法官担任法庭庭长。
（三）经验与启示
　　1坚持党的领导，服务经济社会大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39〕党建统领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元素之一，〔40〕“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充满生机活力，最根本的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第一线。实践表明，哪个人民法庭能够始终坚持和紧紧依靠当地党委领导，哪个人民法庭的工作就会出彩。因此，必须要把人民法庭工作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要让讲政治成为人民法庭最鲜明的特质，善于从当地党委、政府的角度谋划工作，增强服务大局的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在服务乡村振兴、预防化解纠纷、基层社会治理、司法保障重大项目方面展现作为。
2注重统筹谋划，把握法庭发展方向。
　　“在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41〕人民法庭是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工作推进中要体现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全局思维，在国家法治建设的整体部署中谋划人民法庭的建设发展。当前，人民法庭工作呈现百花齐放、全面发展良好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坚持以正确的发展观为指导，一以贯之、与时俱进推动人民法庭工作。各地成立基层基础建设领
导小组，召开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明确现代化人民法庭的发展方向；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不断破解法庭发展中的难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发展是一场充满辩证法的马拉松。只注重补短板而忽视锻长板，或者只注重锻长板而忽视补短板，都可能顾此失彼；统筹兼顾、一体推进补短板和锻长板，方能保持优势、保住胜势。只有把人民法庭的发展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中来观察、认识和思考，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找座次、定坐标，不断激发推进发展的动力、活力和勇气，才能在新一轮的法庭发展中走在前列。
　　3突出品牌推动，找准推动工作抓手。人民法庭的品牌创建工作是推动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法院开展的争创“五好法庭”“模范五好法庭”活动，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全省人民法庭工作跨越式发展，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受限于时代背景与经济基础，“五好法庭”更多着重于硬件装备保障提升，而非人民法庭的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建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最高法院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对此作了专门部署。借中央一号文件的东风，浙江在全省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活动，以此为抓手和契机，全面推动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四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全省“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列入省两办通报表彰项目，极大激发了各地争先创优的工作积极性，并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对全省首批25家“枫桥式人民法庭”进行通报表扬，选树了一批特色鲜明、业绩突出、群众认可的人民法庭先进典型，也进一步形成了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浓厚氛围。
　　4强化数智赋能，推动功能优化升级。随着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潮流，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模式，才有可能在治理难题中找到突破点。〔42〕在浙江“全域数字法院”构建的大背景下，人民法庭的基础建设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体领域，而是要实现线下法庭与线上平台双载体的全面优化升级。浙江人民法庭在继承和弘扬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依托共享法庭建设，聚焦技术革新，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为群众诉讼成本、法院办案成本做减法，为司法公信和群众获得感做加法，开启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新路径。通过从群众的高频需求和关键问题入手，不断探索建立场景化的“驾驶舱”和功能完备、数据贯通、高效协同的平台系统，推动司法服务更加普惠、均等、精准、可及。
5配强人员力量，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枫桥式人民法庭”工作，蕴含着人民法庭建设的现代化，司法能力和司法公信力应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对于人民法庭而言，必须有一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法庭铁军作为有力支撑，必然要求把法庭作为锤炼干部、培养干部的最前沿阵地。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从完善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探索建立人员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干部锻炼培养机制、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加强履职保障等五个方面加强人民法庭人员管理，让人民法庭真正成为年轻干警的锻炼基地、骨干力量的培养平台、领导干部的成长摇篮。
三、“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由前所述，人民法庭工作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队伍建设、物质保障等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课题调研中也发现，“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过程中，各地在工作理念、内部机制、外部环境等方面，与新时代人民法庭职责定位、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理念认识层面
　　首先，重办案轻治理的理念依然存在。调研中发现，近些年部分“老先进”法庭出现“掉队”现象，部分法庭存在着“小法庭”意识，只算案件账、数量账，满足于“老套路”“老方法”，满足于耕好一亩半分田，在日常工作中仍注重办案多、参与基层治理少。部分法庭尚未形成推动诉源治理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参与萌芽状态、尚未成诉纠纷靠前指导重视程度还不够。其次，重机关轻法庭的理念依然存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支部建在庭上”的要求未全面落实到位，重业务轻党建，部分法庭因党员少而未建立党支部或建立联合支部，在已建立支部法庭中，党建工作也多流于形式。部分基层法院理念上存在偏差，将人民法庭视作法院的内设机构，协助院机关进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并没有发挥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人民法庭在审判职能上存在差异性特征淡化的问题。人财物等资源分配向机关庭室倾斜，人民法庭获得的资源分配与实际工作量相比存在明显不足。再者，重管理轻服务的理念依然存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则和权利意识深入人心，对程序合法性要求越来越高，人民法庭的审判方式由传统的“就地办案”向“坐堂问案”转变，“巡回审理、就
地办案”只在特殊案件和边远地区的基层司法中偶有实践。时代变迁、人口流动、高度陌生化的社会关系，带来基层矛盾与利益纠纷频发，不同群体之间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使得被动司法的行为逻辑已难以适应需求。此外，部分地区还存在着重城市轻乡村、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
（二）内部机制层面
　　人员配备、办案压力与社会治理任务三者的紧张关系，是现阶段人民法庭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诉讼的形式涌入法院，致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渐凸显。人民法庭作为最基层的司法单元，人员配置受到所属基层法院编制的制约，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法庭的法官力量存在断层、考核激励机制没有发挥应有效果，制约着人民法庭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法庭力量配置与职能定位不相适应。以浙江为例，全省人民法庭以20％的员额法官办结了40％的民商事案件，工作量较大；部分地区法庭远离院机关，工作环境不如院机关，导致干警到人民法庭工作积极性不高，虽然规定职级晋升、评先评优等方面向人民法庭倾斜，但制度落实没有硬性措施，优秀人才难以在法庭成长。调研中还发现，部分地区法庭队伍流动较快、不稳定，没有形成合理的老中青梯队建设，导致法庭在培育法庭文化、传承司法经验、创建特色品牌方面缺乏动力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法庭管理制度与高质量发展不相匹配。当前，符合法庭工作特点和规律的专门考核体系没有完全形成，现有考核体系难以体现法庭工作的特殊性和综合性，无法全面展现法庭执法办案、指导调解、诉源治理、基层治理的工作量，亟需体系化制度化评价。
（三）外部环境层面
　　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在“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示范项目动员部署会上指出要以能动司法促推诉源治理，做到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在“引进来”多元解纷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做实“走出去”，一体推进诉源、执源、信源治理。在调研中发现，“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过程中，部分地区存在着诉源治理与解纷力量的调动整合不够，人民法庭在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中，面临着治理主体职责不清、解纷资源整合不够、解纷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同时，司法供给与群众法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错配”，有些地区人民法庭将司法为民仅仅落实在便民设施配置和诉讼服务接待上，而忽视了提高司法能力、加强司法裁判“产出品”。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人民法庭在软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历史欠账，办公场所、信息化建设、法庭安保
等工作需进一步加强，予以改善。
四、“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工作理念、实施路径和发展方向
　　“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应当拓宽眼界，跳出法庭看法庭，在更高维度上统筹谋划、精准发力，推动人民法庭真正成为人民性的司法保障机构、基础性的社会治理载体、主动性的矛盾化解力量、时代性的法治服务机构。
（一）“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工作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最高法院院长张军提出，“实现审判工作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做实审判理念现代化，以审判理念现代化统领、引导、促进各项工作现代化。”“解决这些消极审判、机械司法、就案办案问题，根本在于司法理念的转变，在司法理念的现代化。”
〔43〕作为基层政权的“小法院”，“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过程中，其工作理念应当与基层法院“和而不同”，且应当对人民法庭工作规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做到“四个相统一”。
　　1小阵地与大格局相统一。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法庭虽小，但五脏俱全，从事的是“块”上的工作，实际上是作为最基层人民政权的“小法院”。作为公正司法的重要窗口、司法服务的前沿端口与基层治理的法治支点，人民法庭司法角色的演绎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别于人民法院普通业务庭室，依托审判、治理、服务等各功能要素的整合优化，组建成符合其自身规律的运行模式。在调研中，有的同志提出探索“大法庭、小法院”的思路，也就是，把人民法庭做“大”，增强法庭职能，使其能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把院机关做“小”，集中精力审理难案繁案和做好审判管理。有的同志提出要适应城市化发展，探索把城区法庭建设成为法院的分部。无论人民法庭方向为何，现代化人民法庭都应具备大格局、大视野与大情怀，必须保持定力、敢为善为，勇挑大梁、勇担重责，让有限资源产生最大效用，不断提升一域之于全局的贡献度。第一，人民法庭的发展需要立足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确保党中央关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战略部署落地生根，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法庭服务就保障到哪里”。法庭的每一个案件都紧密联系着基层发展与安全、百姓的权益和期待。这些案件虽“小”，却关乎“大”政治，最终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体系的信赖和对党执政根基的拥护，不能等闲视之。第二，人民法庭的发展需要聚焦良法善治，将基层治理之需与人民法庭之能有机结合，切实找准服务保障的结合点切入点，让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基层的广阔天地中充分展现。人民法庭既需要内部挖潜，在明晰职责、提升能力上下功夫，又要外部借力，最大程度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加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互动。第三，人民法庭的发展需要坚持守正创新，人民法庭的工作创意可以是改进性的，如对常态开展的人民法庭一站式服务，推动工作机制成熟定型，让司法供给更符合群众期待；也可以是引领性的，对上级重点谋划的工作，例如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的指导，要谋得更准、做得更细，出新招、出成效；还可以是探索性的，前瞻把握基层社会发展趋势、风险隐患，在大胆试、大胆闯中寻求破解方案，不断形成新的方法、措施及机制。
　　2执法办案与参与治理相统一。“枫桥经验”的形成与发展，有效地实现了将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多样化社会需求的回应以及复杂社会矛盾的解决统摄到基层治理之中。〔44〕人民法庭面向群众、扎根于基层，既是一种正式的国家制度，又承载着基层社会乡情社情人情的程序价值和意义。〔45〕基于此，人民法庭从不是基层治理的旁观者，而是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提供司法产品、延伸司法职能、优化司法服务来实现法治力量向基层的有效渗透。新时代人民法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体现系统观念，理顺执法办案和参与治理的关系。一方面，适用法律、维护规则是人民法庭行使司法权的准则，而执法办案既要严格遵循司法权的运行规则，以中立化的程序裁决或调解纠纷，确保案件本身合乎法理，也要兼顾社会效果与群众感受。“司法工作所追求的社会效果离不开在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上构筑的价值体系，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朴素的正义情感、深植于国民价值体系中的道德规范等。”〔46〕个体的感受千差万别，要将法治理念内化到群众普遍认同的道理之中，就要求人民法庭的执法办案过程中必须充分做好辨法析理，坚持尊重民意与保持法治定力相结合，兼顾普遍公理与人之常情，顾及群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从而达到胜败皆明、案结事了的工作目标，增进基层社会对基层司法的理解认同与信任支持，为人民法庭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积累民心民望。另一方面，在执法办案之外，脱胎于“解决问题”的人民法庭需要剥离于中立、被动的刻板印象，更加注重以构建法治秩序为目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通过找准治理定位，主动将司法工作融入基层治理的组织架构中，畅通联结其他治理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治理通路，在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同时，展现出人民法庭在助推基层治理系统构建、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方面的职能优势、专业优势、队伍优势。人民法庭充分发挥
司法公共政策引导功能，让更多法治力量在前端用力、向基层延伸，有效弥合法治与自治、规则与道德、现代与乡土之间的间距，实现整体智治、高效协同、活力迸发、社会进步。
　　3大众化与专业化相统一。司法审判工作的人民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审判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47〕如果把法院比作一间装满“司法正义”天平的屋子，那么人民法庭就是一扇“司法为民”的窗口。〔48〕人民法庭的便民工作不仅体现在便于人民群众参与诉讼，还体现为便于及时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前，人民法庭处理的案件类型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田土细故、家长里短，
〔49〕因此，法官“像法律人那样思考”，〔50〕审判工作的专业化已是职业的基本共识和普遍要求。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往往以人情为基础、以伦理为本位，〔51〕群众就矛盾纠纷诉诸公力救济时，在表象上寻求司法救济和公正裁判，但其实是在希望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满足其在伦理和情理上的诉求。只强调司法的专业化、规范化、形式化必然遭致现代司法在乡村社会中的“水土不服”，导致人民法庭的自我封闭，致使人民法庭与人民群众日渐疏远。如何通过裁判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在法律框架内努力寻求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将当事人法律层面权利义务关系的“合法性”转化为道德层面人情世故的“合理性”，使司法裁判“文本法”的适用符合人民群众感受的“内心法”，是人民法庭需要思考之问题。由前所述，人民法庭的发展，永远离不开乡土文化与生活的滋养，必须融贯民情民意才能回应群众期待。乡村问题的持续复杂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要求人民法庭法官悉心处理好司法服务大众化和审判工作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办案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而“三个效果”统一于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实践。〔52〕大众化的司法需求，需要人民法庭的法官走出法庭，沉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以人民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易接受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诠释法理、情理、事理，为人民群众诉讼提供通俗易懂、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让司法活动既依法又走心，既明责又化俗，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4优良传统与现代科技相统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使得传统社会的层级结构和层级势能所依凭的物理时空基础和载体，正在逐渐被数字时代的扁平化、个别化、流动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消解，多元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司法模式的思考。〔53〕过去，“两便”原则是设置人民法庭的价值基础。人民法庭创设的原初目的是深入群众，为偏远地区与乡村民众提供
诉讼便利，减轻百姓讼累。而现代化人民法庭需要主动拥抱新科技，更好地发挥司法的功能和作用，让人民群众享受数字化改革成果。浙江创新发展的共享法庭在送法下乡、种法进乡上超越了传统司法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深刻践行了“枫桥经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内涵—“一刻也离不开群众”，推动法官摒弃坐堂问案的衙门作风，生动续造数字化时代“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判方式，打通了司法为民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司法关怀的普惠性决定了巡回审判、下乡普法等“面对面”的传统方法仍然有其植根的法治土壤。在积极推进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推广智慧诉讼服务应用的同时，法官仍然需要走到群众身边，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听民声、解民情，持续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二）“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实施路径
　　1建构理念统一、开放发展的话语体系。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54〕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三治融合”是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大创新。〔55〕当前，乡土性的中国基层社会，正处于重构阶段，既有资源上的整合，也有空间结构上的瓦解与重塑，正有形无形地改变着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56〕从目前纠纷解决运行机制看，仍过分强调法院化解纠纷的工具性功能和“吸附”作用，弱化了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导致纠纷解决系统层次单薄和纠纷流向引导的制度性不平衡，现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呈现出“倒金字塔”式，更容易导致和谐社会背景下国家社会治理的效果和效率受损。〔57〕人民法庭是我国特有的制度，为有效应对基层治理中的问题，权力下放和资源下沉成为必然。
〔58〕2021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构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统一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人民法庭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在基层治理中找准坐标、正确定位、切实履职，推进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充分协商，实现矛盾纠纷的高效实质性化解，通过指导人民调解、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创建“无讼无访村”等方式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变法庭“单打独斗”为“综治综调”，实现纠纷解决逐步向社会回归、向基层回归。
　　就乡土社会的微观层面而言，人民法庭是乡土司法治理的践行者，人民法庭着重于推进实质意义上的有效治理、简约治理、温情治理，注重德治引领作用、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强化法治保障作用，促进村民由治理对象走向治理主
体，积极推进基层自治共同体的塑造，〔59〕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0〕就城乡社会整合的中观层面而言，人民法庭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法治枢纽，与其他协同单位建立联动耦合、运转顺畅的治理机制，融入法治建设实践，逐步让绝大多数纠纷止于未发、止于萌芽。就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而言，人民法庭是国家治理机构的基层单位，人民法庭的基层治理职能彰显了“国家在场”的法治立场，需要注重法治共识的强化、法治精神的传递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因此，人民法庭不仅仅是基层善治的重要参与者、法治保障者，也极大地塑造和拓展了“枫桥经验”的理论蕴含。在治理体系上，要深刻把握人民法庭处于服务群众、解决纠纷第一线与守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辩证统一关系，注重形成双向多维、融合协作的网络型关系，在地方政府的“条块关系”下产生“条”“块”之间的双向互通协作、功能衔接互补，〔61〕通过充分融入、实现嵌合，达致基层治理的贯通。在工作理念上，要实现从被动处理矛盾纠纷到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转变，在服务大局中找到法庭的工作坐标，与未来社区、未来乡村等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以及“千万工程”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党委政府认可、社会广泛认同的工作格局。
　　2建构协同发力、务实管用的工作体系。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推进人民法庭工作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涉及到机制巩固、机制完善、机制发展以及机制创新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人民法庭自身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与党政支持，必须把人民法院工作与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结合起来。坚持党委领导。争取党委支持，协助党委政府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资源从整合到嵌合转变，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对法庭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人民法庭应当主动向地方党委报告，争取领导、监督和支持。建强支部堡垒。全面落实“支部建在庭上”要求，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更好发挥党支部管思想、管干部、管业务、管落实的实质化功能，推进人民法庭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开展联建共建。增强人民法庭党建品牌对外辐射能力，推进人民法庭党组织与城乡基层党组织广泛开展联建共建，强化党建引领诉源治理作用。
第二，要聚焦诉源治理，健全“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法庭指导”解纷模
式。诉源治理是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是人民群众多元解纷需求的供给侧改革，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具体方案，也是“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理念的传承与拓展。人民法庭需要充分发挥在源头预防调处矛盾纠纷中的前哨堡垒作用，把司法职能向前伸、往后延，切实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协同推进。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诉源治理大格局，既要切实履行“法院主推”职责，也要推动“党政主导”作用有效发挥，引导基层治理单元积极主动参与诉源治理。融合解纷力量。主动对接辖区“党建＋网格”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村干部、乡贤、老娘舅等各种基层治理力量的影响力，共同参与基层治理。履行好对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开展业务指导的法定职责，促进依法行政，培育治调能力，让调解员从“不敢调”“不会调”转变为“乐于调”“熟练调”，努力做到“隐患不出网、纠纷分级调、案件庭前解”，助力基层组织解纷能力不断提升。推动数助决策。除了在个案上推进诉源治理，更重要的是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以个案裁判推动群案解决。人民法庭在办理案件、处理信访等过程中，应强化对司法大数据的分析研判，对于当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其成因对策，及时向党委政府提出司法建议，通过“抓前端、治未病”，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减少衍生诉讼案件发生，达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第三，要关注群众感受，构建高效便民、效果导向的法庭运行机制。法庭工作同时也是群众工作，需要以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为工作标准和基本目标。司法公正的评价主体是群众，必须由群众来评判案件是否做到法理情相融合，是否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着重于查清事实和真相，而并非只是依据法条办事。越是接近客观真实，就越接近公平正义。〔63〕根据当事人群体特征，注重依职权释明指导、调查取证等，深入实地调查取证，最大程度还原案件事实，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鼓励在法治框架内对诉讼程序适当性改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为灵活便民，不拘泥于司法形式规程，以人民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易接受的方式提供通俗易懂、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既要重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又要警惕过度强调程序正义可能带来的诉讼成本增加、程序僵硬等问题，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诉权，引导当事人接近司法正义、获得权利救济。改进工作作风，带着感情去做群众工作，把司法为民体现在各个环节。注重对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诉讼指导，及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充分尊重当地道德、风俗、习惯、村
规民约，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全过程。研判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将个案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以最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民意的理由回应社会关切，让裁判结果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
　　第四，要强化实质化解，完善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诉讼内纠纷化解流程。“一次性解决纠纷”“实质性化解纠纷”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需求与期待。诉源治理构建了分层递进式纠纷过滤机制，当矛盾纠纷经过前端非诉讼程序，再流转进入诉讼时，已处于高解纷成本、强对抗性的状态，柔性司法空间被压缩，更考验司法平衡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能力。在执法办案中，不仅注重纠纷前端非诉讼手段的治理，也强调让诉讼能否在程序内得到终局性处理，把全流程实质性化解纠纷作为基层审判工作的目标，尽可能做到矛盾不回流、不新增、不上交，也就是“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绝不是来走‘程序’的”要求。需要明确的是，从广义的诉源治理视角来看，在诉讼外的纠纷实质化解过程中，法院的角色宜为有限参与、积极辅助；在诉讼内的纠纷实质化解过程中，法院的角色应是全面参与、履行职责。注重纠纷前端与纠纷后端治理的衔接配合，树立“调解未果不等于未能实质化解纠纷”的理念，诉前调解过程中所做工作在案件审理报告中留痕，将调解经验无形化于案卷中，鼓励诉中调解、实质化解。落实院庭长阅核案件，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在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裁判之前，还要对情理法理事理作出实质判断，满足判决的自洽性和合理的可接受性，以避免裁判效果严重背离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评判。树立“立审执一体化”思维，在审判环节就充分考虑后续可能出现的执行问题，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在前，审判中把执行标的物多个权利主体的因素调查清楚，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申请执行和执行异议。推进判后和解、案后服务，针对当事人上诉或未自动履行的案件，应当及时跟进了解原因，必要时再行调解，发现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尽可能推动就地化解纠纷、减少衍生诉讼。着力构建信访闭环管理机制，重视判后答疑、释法明理及初信初访办理，完善预警提示、化解前置，以“末端发现”精准指导“前端治理”。
　　第五，要注重社会参与，推动建立协作互嵌、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64〕实施“法治带头人”培育工程。依托共享法庭等平台，加强对综治网格员、人民调解员、基层自治组织成员的业务指导，通过常态化的法律专
业知识培训和实战化的矛盾纠纷指导调解，帮助培养一批“法治带头人”和“法律明白人”，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从“送法治下乡”到“种法治进乡”转变。通过司法裁判促进良法善治。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应当协同发展。在执法办案中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更好发挥司法裁判的桥梁纽带作用，真正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调解和判后答疑过程中，委托熟悉社情民意的人民陪审员、乡贤、村干部代为解答，推进乡土文化与法治理念的优势互补。激发群众自治活力。为乡规民约制定提供法律意见，发挥乡规民约、善良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自治主动性，实现硬法软法的协同治理，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循环。
　　第六，要优化队伍结构，完善激发法庭干警活力的工作保障机制。做好“人”的文章，建立健全“干部到法庭培养、干部在法庭成长、干部从法庭选拔”的用人机制，形成老中青结合的队伍梯队，充分保障法庭人才可持续发展，推动法庭工作有序更新、事业永续。配强法庭庭长。法庭庭长是人民法庭队伍的“排头兵”“引路人”，不能局限于办案解纷，还要履行好庭长管理职责，带好人民法庭队伍，推进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法庭庭长需要抓好思想政治建设、队伍监督管理、党建业务工作，带领干警共同提高、共同前进，统筹法庭的综合职能和健康发展。在法庭庭长选任方面，必须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人岗相适，不能对人民法庭放松要求、疏于管理。完善锻炼培养机制。通过法庭周例会、辅助办案等方式，探索人民法庭全科法官培育模式，锻炼年轻法官的群众工作能力，努力解决年轻法官本领恐慌、本领不足的问题。发挥好传帮带作用，以“老”帮“新”带“青”，让优秀的司法知识、经验、能力在法庭干警中得以传承延续，推动个体智慧向集体智慧迁移、集体智慧向代际智慧迁移。强化人才保障。把真正愿干事、真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配备到法庭，避免青黄不接、人岗不适，通过合理的老中青梯次结构，有序更新法庭工作人员。综合考虑辖区人口、案件数量、基层治理任务等因素，优化队伍结构，合理确定人员配置并动态调整，实现以案定员、以任务定员，人员力量适当向人民法庭倾斜。在职级晋升、评先评优等方面向人民法庭倾斜，入额遴选、领导选任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切实保障法庭人才可持续发展。落实经费保障。人民法庭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事权属于地方事权，理应积极争取当地政府财政
支持。中基层法院应继续落实人民法庭庭长职级待遇和干警工作津贴政策，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加大对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经费保障力度。购买社会化服务。第三方人员能够有效缓解案多人少、事多人少矛盾。在人员编制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要结合各地实际，健全公开竞标、运营监管、业务培训等制度，规范有序开展向社会购买服务，加强人民法庭编外人员配备保障。
　　3建构科学合理、精准有效的评价体系。科学有效的人民法庭评价体系，是推动法庭工作、提升办案质效、开展审判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人民法庭具有不同于基层法院审判管理的特殊性，构建人民法庭发展评价体系需要注重遵循法庭工作逻辑，促进个人目标达成和组织战略实现的协调统一。
　　实施原则。坚持群众主体性原则。坚持质量优先、兼顾效率、重视效果，确保评价结果对内反映办案水平，对外契合人民群众对法院的真实感受。在评价过程中充分吸收社会公众对人民法庭建设的意见建议，并将群众评价指标的满意度作为最终评价结果的重要依据。坚持系统性原则。注重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实体性与程序性指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科学制定和使用量化指标，各指标的统计路径、测算方式、权重赋值应与基层司法工作性质相互衔接。既要计算“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也要评价“干好干差”，通过指标设置，指导人民法庭处理好质量与效率、“程序公正”与“案结事了”、依法办案与能动司法等关系，从不同维度全面客观反映法庭建设实践成果。考核指标设计不宜过多过细、面面俱到，应当抓住主业、突出重点、以纲带目，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出现合成谬误。坚持导向性原则。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建立健全与执法办案和参与社会治理职责相适应的考评体系，增加诉源治理、诉前调解等考核的权重，重点考核化解矛盾纠纷、服务基层治理的质效。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评价结果可视化，通过全时考核实现全时管理，把考核管理融入日常工作，实现逐月累计计分、实时动态排名，方便人民法庭对照评价、调整提升，以鼓励先进、帮促后进，推动形成全省人民法庭比学赶超的氛围。坚持可行性原则。按照工作性质，构建复合型评价机制，兼顾考核体系逻辑的自洽性以及考核数据采集的可得性。建立完善人民法庭考核评价体系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要以最高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为纲要，充分挖掘并利用好平台生成数据，合理运用“司法公正在线”“律法在线互评”等评价结果。既要避免脱离实际、唯数据论，也要防止中基层法院盲目追高、层层加码。尽
可能采用执法办案的硬性指标作为评价指标，避免数据注水、“反管理”。
　　考评标准。“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基本要求是：党建统领强、审判质效优、司法服务好、保障机制足。建设和评选要符合基层司法的工作规律、基本特点，紧扣“公正与效率”，注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在“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方面有具体便民利民举措，司法服务大局成效显著；人民法庭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总体较高，得到当地党政部门和基层群众普遍好评，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相当的示范标杆作用。在党建统领方面，设置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个模块，考察人民法庭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求把党建统领贯穿人民法庭工作全过程。在审判质效方面，设置公正指标、效率指标、效果指标、审判情况四个模块，考察人民法庭的执法办案能力水平，要求人民法庭促公正提效率，更加注重实质性、终局性解决问题。在司法服务方面，设置服务乡村振兴、参与基层治理、强化诉源治理、优化诉讼服务四个模块，要求人民法庭立足新发展阶段延伸审判职能，找准工作发力的切入点、结合点。在数字赋能方面，要求人民法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快共享法庭机制的实效升级。在保障机制方面，设置硬件设施、人员配备、履职保障三个模块，通过强化支持保障提升法庭工作尊荣感，引导法庭队伍向高素质、高保障、高待遇转变。此外设置了加分项，鼓励人民法庭比学赶超、创先争优。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考评，应当是面向所有法庭的整体性评价，而不是所谓的“拔尖”“选优”，目的在于查漏补缺、补齐短板，进而推动全体人民法庭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避免“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中出现“与己无关”的现象，我们认为应当全面评价并设置“一票否决”清单，如法庭在院本部办公或增设法庭长期未运行的，基础保障措施不健全、人员配备不到位、资源未有效配置的、连续两次综合评定得分排名均在最后3％等情形，应当予以提醒或通报，进而督促整体人民法庭工作向更高层级迈进。
　　功能定位。评价体系应当具有前瞻性，充分发挥上级法院对下指导功能，有效调动中基层法院能动性，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力求科学合理、管用有效。中基层法院按照“分层分类”管理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细化，针对诉源治理、执法办案等工作任务，科学设置考核权重与比例。比如，对于综合性人民法庭，侧重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在执法办案维度上突出调撤率，体现出柔性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对于专业性人民法庭，侧重案件专办快办，突出审限指标。对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城区法庭，需要侧重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突出司法公正在线功效；对于重大建设项目要求较高的功能区人民法庭，可侧重考核营商环境指标。此外，对于一些难以通过数据业绩来印证和评价的情况，可以由省法院开展专项督查，比如，法庭未成立党支部或联合党支部，不按“三个规定”逢问必录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指标体系用于法官业绩考评，必须与评价和参考的属性保持一致，不宜对法官加码考核，并且选择适合个人考核的指标，而不宜将一些宏观指标运用于法庭法官考核。
（三）“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法庭工作就会出现水土不服、事与愿违的问题；如果沿袭过去不加区别的司法服务供应模式，也不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对于司法的需求。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也需要结合各地具体实际，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赋予人民法庭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总结经验，持续变革实践，推动创新发展。
　　1推进差异化发展，实现分层分类、全面发展。人民法庭是法院在基层延伸的触角，是综合性、复合型的，不能与院机关业务庭同质化，也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城市、农村、山区、海岛的司法环境、基础条件也大相径庭，必须承认法庭建设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自然禀赋、人文环境相契合，实现分类发展、分层发展、全面发展、整体发展。
　　分类推进。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民法庭工作模式，细化完善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具体举措，推动与常规工作机制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以推进各类人民法庭齐头并进、各具特色。其中，乡村法庭侧重综合性审判与服务保障乡村振兴，需要加强涉农诉源治理、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保护农村生态环境，通过巡回审判、公开审理、以案说法、送法下乡等活动，推动增强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城乡结合法庭既面向农村又面向城市，着重提升司法服务均等化水平，助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探索司法推动行政指导规范化，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区法庭着力于提
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向速裁法庭、专业化法庭等方向发展，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不同法庭的工作举措也并非泾渭分明，在坚持“三个便于”工作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因地因时制宜、一庭一品一策。
　　分层指导。根据人员配置、案件数量、法庭规模等因素，区分大法庭、中法庭和小法庭进行分层指导，实现法庭布局设置、人员配备、基础设施建设等与诉讼规模相匹配。在此基础上，界定评价人民法庭的发展规模，对于发展规模与承载能力不匹配的法庭进行合理调整，提升审判执行效率及法庭管理规范化水平。针对不同层次打造特色样板法庭，推动其他法庭对标对表，补短板、强弱项，真正变“盆景”为“风景”，进而提升法庭工作整体水平。
　　综合性和专业性相结合。在传统综合性法庭的基础上，推动专业化法庭建设，与基层法院机关审判庭室差异化分工、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主要有三种建设方向：第一类立足解决辖区内多发性纠纷，跨地域管辖一类或者几类案件，集中于婚姻家事、劳动争议、物业纠纷、道路交通、金融、医疗等方面；第二类服务于法庭辖区中心工作，集中在特定开发区或者特定园区内设置专家化法庭；第三类着重于贯彻落实人民法院重点工作，如未成年人、环保旅游等案件集中审理等。〔65〕值得注意的是，专业化法庭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打造专业化法庭不能动摇人民法庭便利群众诉讼的根本，对于集中管辖某类案件不再受理其他民商事案件的专业化法庭，必须考虑设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避免法庭乱铺摊子、“在群众身边、离群众很远”。
　　2推进品牌化发展，实现向内凝聚、对外感召。法庭建设要避免“千庭一面”、同质化建设。所谓品牌化发展，是指从辖区群众个性需求出发，制定个性化司法服务产品，以品牌创建体现法庭服务意识，提高法庭服务效能。法庭品牌创建是法庭司法文化、司法效能、司法效能、司法形象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其中最关键的是其能够提供差异化司法服务，满足地区群众特异化需求。并且在形成法庭品牌后，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将服务传递给需要的社会公众，满足公众多方面、个性化的需求。〔66〕
打造法庭品牌。在确定法庭发展品牌时，应考量地区特异性司法实践问题
（辖区在诉讼、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法庭自身拥有的资源
（如在司法服务、人员能力、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特色优势），找到契合点，形成具有个性的地区法庭品牌宗旨。选择培育的法庭品牌，应当传达一种远大的
理想和美好的愿景，只有更高层次的共鸣才能成为人民群众与法庭品牌之间坚实的情感纽带。〔67〕法庭的品牌建设要突出辨识度、接地气、有底蕴，通过精品培育、元素创新、内涵丰富、阵地建设，将法治文化、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融入法庭的日常工作中，以法庭品牌建设推动“枫桥经验”创新，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认同感。围绕党建引领、审执业务、基层需求，把法庭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及时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机制，打造成各具特色、群众可感的法庭品牌。
　　培树法庭人物。法庭品牌化发展，既能将法庭打造的价值传递给社会公众，又能集聚法庭工作动能，激发干警精神力量，这都需要重视对法庭人物的培养。落实法庭人物动态培育机制，在不断巩固“老典型”使其不断焕发新活力新光彩的同时，推进常态化的榜样发掘机制，带动更多法庭干警见贤思齐。在发现法庭人物的过程中，不仅应当关注法庭庭长、员额法官，也应当挖掘驻庭调解员、共享法庭庭务主任、人民陪审员的工作事迹，争取全社会对法庭工作的支持与认可，扩大法庭工作的影响力与知晓度。
　　讲好法庭故事。“当说话者面临说服他人的考量时，最基本的考量乃是正确地建立其听众的概念也就是正确地了解其所欲说服的对象。”〔68〕法庭故事的受众既可能是潜在的纠纷当事人，也可能是不了解司法工作的人民群众。因此，讲好法庭故事，需要以案说法、以小见大，在潜移默化中引起群众的共鸣，传递具有感染力、号召性的法治声音。人民法庭应通过裁判文书向社会传播司法价值理念，持续推进巡回审判，充分发挥共享法庭观摩庭审直播、以案说法、法治讲堂等功能，更好运用文化礼堂在弘扬法治精神、传承优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将普法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
　　涵养法庭文化。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法庭文化包含物质、制度、行为、精神文化等层面，各个层面由表及里、彼此关联、相互作用，浸润在人民法庭审判、管理和建设活动中，直接影响群众对于人民法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感知。新时代人民法庭应将红色基因、党建特色、地域传统、调解文化与群众需求、法庭工作相融合，推进社会对法庭文化的认同和参与，进而形成贵和持中、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更新司法理念和价值观，激发干警和基层社会对法庭文化的认同和参与，引领人民群众对法治从被动遵从到主动跟随、由外在约束到内在认知的转变，达到文化育人、文化治理的社会效果。
　　3．推进集群化发展，实现融合贯通、协作互嵌。法院究竟是一个场所还是一项服务？〔69〕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社会日益在线化，法院的场所属性与服务属性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新时代人民法庭的现代化发展，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想象空间。浙江法院持续完善实体人民法庭的布局，扩展人民法庭的物理空间覆盖面，同时强化数智赋能，通过共享法庭突破实体法庭的物理空间限制，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全时空泛在化的现代化人民法庭，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见、可知、可感。共享法庭是架构在数字空间、虚拟在群众身边的共享法庭，具有人民法庭的所有功能，而又打破传统人民法庭推进“三个服务”的时空制约，在更微观、最基层的单元上补强了人民法庭的职能发挥，扩展了人民法庭服务半径，推动人民法庭特征更显、内涵更丰、效用更强。通过聚合338个人民法庭，串联2　　7万个共享法庭，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司法资源“由散到聚、以聚促变”，进而加快构建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规范标准的司法服务体系。随着共享法庭的不断发展，未来的人民法庭跨域协同、资源共享，实现司法服务的融合聚变，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场所。
　　审判力量集约化。互联网从技术上为共享法官和当事人选择法官提供了可能，通过应用区块链等技术变革改变现有业务模式，实现法官跨院、跨域共享，即根据不同专业能力形成不同法院的法官协同办案。〔70〕在数字法院时代，人民法庭之间的共享法官不再只是可能性，从而化解各地法院人均收案数量不均、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司法流程脱域化。“全域数字法院”以案件全生命周期为核心，注重各个业务流程、各方诉讼主体之间的耦合性和协同性，实现从多业务系统到全生命周期司法平台的转变。〔71〕未来，审判力量不再受属地管辖的牵制，能够完全消除诉讼“主客场”现象，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
　　司法服务协同化。人民法庭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司法大数据、智慧法院等信息化建设成果，发挥跨域专业法官会议、跨域统一法律适用咨询团队、跨域联席会议、联合发布典型案例等机制优势，共同研究新类型案件、疑难案件、常见类案的裁判思路、审理规则，统一跨域协同审理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群众诉讼也将不需困顿于舟车往返，依托共享法庭等平台，不断在司法服务内容、服务场景等方面进行突破，有效推进司法触达。
　　4推进数字化发展，实现普惠均等、便捷高效。“当法院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收获将更多，而且还能促使他们有意识地尽其所能将事情做得最好。”
〔72〕数字法治是数字时代人类法治新形态，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法治运行模式。
〔73〕基层数字法治建设是强基导向的制度化变革和协同共建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因此，推动新技术应用与人民法庭工作深度创新融合，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应当注重借助数字化改革机遇，建设“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内网外网共享协同、有线无线互联互通”的现代化人民法庭，持续推动诉讼制度改革，完善最低成本、最少环节、最高效率的现代化人民法庭司法服务模式，实现诉讼流程再造、制度重塑。
　　工作模式从“数字治理”走向“数智治理”。传统法治一个饱受诟病的问题是，效率与公正的负相关关系。〔74〕数字法治推动人民法庭以较低的诉讼成本定分止争、解决诉求，使人民群众以更便捷的方式参与诉讼、接触法治、感受正义，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创新，而且是推动制度变革、改善实现正义的方式，促进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实现，能够创造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随着平台化的完成，依托平台实时汇聚沉淀的大数据，利用“算法＋模型”进行综合分析运用，构建起多维度当事人的画像体系，为事前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持。人民法庭的数字化实践可以撬动基层治理单元的协同治理，共同推进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职能作用从“救济修复”走向“规训塑造”。共享法庭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下人民法庭的创新实践，作为人民群众身边的法治存在物，不只是改变了传统法庭物理结构的“纠纷解决机构”，更是“最小法治单元”。通过共享法庭推动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将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从“修复和恢复社会”转向“规训和塑造社会”，从而将“裁断行为后果”前移为“塑造行为逻辑”，积极参与建设社会关系架构。人民法庭需要依托共享法庭夯实基层治理法治底座，增强司法公信、强化法治共识，实现法治文化“共同富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管理方式从“各自为政”走向“开放共享”。在未借助数字化手段时，对人民法庭的管理和评价更多的是基于感性的感受。
　　数字的准确性和开放性让人民法庭的管理评价不再是凭感觉、拍脑袋。通过研发完善人民法庭管理平台，实时客观评价各法庭建设情况，实现对全省所有人民法庭“人、事、案”的实时跟踪、智能分析、全景展示。将人民法庭管理平台打造成科学管控指挥台、工作成果展示台、法庭工作比拼台、一庭一品晾晒台，让中基层法院明确对下指导的工作方向，让人民法庭能够清晰认识到
其在全省人民法庭中的坐标定位，真正实现人民法庭的高效精准管理。在平台建设中，也要注意加强政策统筹、进度统筹、效果统筹，推动重大应用在平安法治平台的横向集成、纵向贯通、一端集成、高效协同，确保一个平台一贯到底，实现数据标准化、化解协同化、预警精准化，防止新的碎片化问题。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人民法庭作为司法服务的前沿端口与基层治理的法治支点，源自于特有的历史，植根于特有的文化，要回答“人民法庭往何处去”“新时代人民法庭如何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题，必须要以实践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提出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随着“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必将推动人民法庭工作稳步向前，将进一步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的蓬勃向上，为基层社会长治久安筑牢法治基石。
关于陕西省供销合作社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陕西省社
（2024年4月23日）
　　为加快推进陕西省供销合作社六届五次理事会明确的“5+1+1”业务板块布局落地落实，陕西省社经济发展处组成调研组赴西安、宝鸡、渭南等5市11县
（区），对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了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意见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县域流通网络建设情况。一是完善县域商业网络建设，各地供销合作社着力打造县有集采集配中心、乡镇有为农服务综合体、村有综合服务社的整体布局。千阳县社投资改造4个供销商城、6个商业综合实体、6个镇供销合作社和30个村级综合服务社，承担了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县12个重点建设项目。
　　二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全省供销合作社以发展农村电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为抓手，积极构建农村电子商务和流通网点相结合、线上线下于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眉县县社指导8个镇级电商服务中心、72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统一运营，实现了镇村站点抱团发展，构建了优质猕猴桃供应链。合阳县社联合省电商集团依托控股公司建成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和物流分拨中心，布置镇街网点12个，建成村级服务社128家、农资配送直营店65个，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三是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全省供销合作社围绕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整体布局，大力实施农产品冷链物流工程。眉县县社建成的猕猴桃冷链物流储存中心储存能力1万吨。千阳县社投资新建气调冷库，为城区两家供销商超建设小型冷库，有效提升了蔬菜和水果的储存时间和附加值。
　　四是拓展流通业态模式，全省供销系统立足地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拓展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服务效率。千阳县社建成市外农产品销售点8个，注册网上销售店铺10个，开展短视频直播带货。眉县县社建成占地1160亩的有机猕猴桃生产基地、占地1万亩的猕猴桃绿色食品基地，在深圳、北京等地建立直销店13个，在郑州、兰州等10多个城市开设营销窗口，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和“海关报关备案”，推动了“陕货出陕”。
　　（二）农资网络建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一是组织阵地不断健全。省农资集团已完成眉县地块土地手续办理，计划建设复合肥生产线和防灾减灾农
资仓储中心，购置农机具设施，建成后可有效提升农资化肥储备和应急调运能力，为拓展省域农资集采集配，争取承担国省化肥储备打下坚实基础。西安市社成立市级农资保供工作专班和8个区（县）农资保供工作专班，涉农区县实现全覆盖。牵头带动37个系统经营销售企业组建市级农资联盟，实施联合联盟联营战略。
　　千阳县社提升改造县农资配送服务中心农资仓储库，扩建仓库面积1000平方米，打造县级惠农综合服务中心。对6个镇级惠农综合服务示范站和20个村级惠农综合服务示范点进行提升改造，形成以县级惠农综合服务中心为龙头、镇村惠农综合服务示范站点为终端的农资配送服务网。
　　二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全省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优势，提前谋划、抢抓农时、持续发力，强化上下联动，巩固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全力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西安市长安区社发展直营农资配送4家、农资加盟店63家、为农服务中心17个，形成了集智能配肥、农资直供、农机服务、集购统售于一体的服务销售模式。千阳县社成立千阳农资联盟，吸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会员29个，承担2个磷肥和2个复合肥集采集配项目，在保供稳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绿色农资不断推广。全省供销合作社以“绿色农资”升级行动试点创建为工作抓手，培育壮大农资龙头企业，规范建设农资基层网点，不断夯实农资流通服务基础。蒲城县社作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行动试点县，去年蒲城供销农业综合服务公司直供各类农资2万吨。今年，蒲城县社规划启动了蒲城县“绿色农资”升级行动试点县的防灾减灾保供体系建设项目，将成为陕西省农资网络的重要支撑。
　　（三）再生资源网络建设方面。省社依托农资及再生资源服务网络，探索具有农村特色的垃圾分类方法，鼓励有条件的县（区）供销合作社开展“两网融合”，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目前，全省供销合作社再生资源基本形成了以专业公司为龙头、交易市场或分拣中心为载体、回收站点为基础的网络体系。
　　一是完善网络体系。白河县社以白河供销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为依托，对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兜底回收，初步形成“村级收集+镇级转运+县域处理+再生资源基地综合利用”覆盖城乡的供销合作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二是坚持项目引领。镇巴县社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上先行先
试，对镇巴县600平方米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进行改，新建镇级再生资源回收网点10个，购置再生资源分拣处理及运输设备，全面提升分拣处理能力。
　　三是推进“两网融合”。西安市社持续巩固网络体系，稳步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业务和保洁项目工作，承接新城区100余个小区的物业保洁、垃圾分类、大件垃圾清运工作，全年实现垃圾减量、资源化1000余吨。对再生资源小程序进行了5次升级迭代，启用AI仿真数字人播报短视频。
二、存在问题
　　一是农资“主渠道”作用发挥不充分。省级层面看，农资集团组建时间短，主要精力在拓展化肥购销流通业务、壮大自身实力上，资源渠道、经营经验、人才队伍等方面还需要积累，省级农资平台作用发挥还不够。市县层面，地市农资企业实力差距较大，农资联盟覆盖面还不够全，县乡村三级农资企业的利益联结还不够紧密，抱团发展的机制尚未建立。
　　二是系统流通企业综合实力不强。受限于系统流通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流通服务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参与产业化程度比较低，产业化组织整体竞争力不强，农产品加工率低，经营服务规模不大。
　　三是社有资产配置使用不合理。个别县（区）社社有资产监管不能及时跟进，日常监督少、管理不严格。社有资产使用效率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为农服务作用的发挥。
　　四是农产品促销能力不足。现有的农产品展示营销平台中，仅有“832平台”比较有影响力，而该平台仅覆盖脱贫县。其他方式宣传、推介活动影响力有限，尚未形成固定的销售渠道。各级供销合作社对品牌建设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五是再生资源业务水平距离任务需要还有一定差距。部分再生资源业务处于规模小、简单零散、无序经营的状态。目前，各级供销合作社对再生资源项目缺乏规划，缺少履职手段，部分市、县（区）社回收网点尚未形成网络。
三、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
　　（一）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方面。一是提升农村市场供给能力。注重农贸、农批市场建设，推进社有农贸市场向绿色、智慧、环保转型。打造特色鲜明、带动力强、影响力大的区域性农批市场，尤其在名特优农产品主产区批发市场建设方面，要同步完善农产品检验检测设施，确保农产品流通质量与食品安全。通过发展壮大基层社，引领带动一批规模大、功能全、形象好的为农综合服务体，为农民提供更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服务。
　　二是拓展农产品上行渠道。深入实施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工程，融合拓展直供直销、净菜加工、预制菜等新业务，发展“食材供应+中央厨房+冷链配送”等新模式，提供团餐、食材配送等新服务。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推进放心农产品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探索系统重点农产品市场联系机制，推进农产品市场升级改造，建设省级“新网工程”重点支持核心业务项目。深入推进产业帮扶、消费帮扶，办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等活动，深化对口援藏援疆和苏陕协作工作成效，带动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三是创新流通业态模式。提升“832平台”运营管理水平，加快推进系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引导系统大力发展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新业态，培育一批农村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推介一批乡村“土特产”电商品牌。鼓励系统流通企业、电商平台在具备条件的县城、中心乡镇开展即时零售，提供快捷便利到家配送服务。引导有条件的供销合作社与邮政、快递物流、商贸流通等各类主体开展市场化合作，整合物流资源，发展共同配送，总结系统推广“互联网+第四方物流”供销集配模式的典型做法，降低农村流通成本。
　　（二）农资体系建设方面。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指导制定《农资网络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和农资工作要点，以恢复农资服务网络为主线，指导各级供销合作社全力抓好重点项目建设，优化农资仓储布局。一是加快完善农资流通骨干网络。依托省农资集团推动系统农资企业业务联动，与各地社属农资公司开展合作。按照“一年起好步、三年具雏形、五年见成效”的工作要求，以
　　“农资龙头企业+农资配送中心+基层农资网络”为基本组织框架，全面统筹“1239”工程建设，推动系统农资经营网络广泛覆盖、上下贯通、横向联动。
　　二是做优做强龙头企业。以省级农资集团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农资龙头企业，联结系统农资企业开展集采集配，拓宽经销渠道，织密基层农资经营网，逐步构建广泛覆盖、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供销合作社农资经营网络。启动化肥生产基地建设，力争年内投产，统筹系统资源全力支持省农资集团发展。
　　三是创新合作模式。省农资集团等系统内有一定规模的龙头企业深挖产业特点，针对苹果、猕猴桃等种植面积广、用肥需求量大的陕西特色产业，加强自身生产能力建设，打造供销农资品牌。同时，与规模较大的专业合作社、流通头部企业对接合作，拓宽农产品收购、销售渠道，深化以农资供应服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探索全链条合作模式。推动农产品生产规模化、农资供应服务品牌化和规范化，打造“供销农资、放心农资、绿色农资”的良好品牌形
象，不断提高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
　　（三）再生资源业务开展方面。一是抢抓当前政策机遇。把握当前重要机遇，创新服务方式，转变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能力，延伸服务链条，统筹谋划好再生资源板块业务的发展。摸排省社直属企业自有土地、市县社资产，借鉴省农资集团眉县项目建设的做法，利用现有土地提升改造，迅速形成承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政策落地的发展平台。加快恢复系统再生资源业务，循序开展网络体系建设，提高再生资源集约化、规模化处理水平。
　　二是做大再生资源企业。发挥陕西供销企业集团的引领带动作用，引导各级社有再生资源企业整合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资源，支持陕西供销企业集团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直营网点和废旧家电、汽车拆解中心。鼓励龙头企业下沉，积极培育县域再生资源骨干企业。加快系统重点再生资源企业转型升级步伐，恢复和开拓废旧家具家电回收处理、废旧汽车拆解等回收利用和购销加工业务，培育形成一批回收网络全、产业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研发能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大型龙头企业。
　　三是提升持续发展能力。主动对接发改、住建、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紧跟政策，统筹进行业务规划。努力培育经济效益好、具备发展前景的业务，提高系统县域再生资源企业盈利能力和可持续运营水平。发挥好陕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优势，吸引更多的企业、人才向供销合作社聚集，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高质量发展。
广西百色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百色市农业农村项目和农田规划建设服务站　　马文雅
0引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指出，任何时候中国人的饭碗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同时强调，各地要统筹抓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质量，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李克强总理也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持续开展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高标准农田是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且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耕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为了减轻或消除影响农田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全面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而开展的工程建设和农田土壤质量提升活动。近年来，百色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定不移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的重要举措，高站位规划部署，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XX年12月底，2019—20XX年百色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5.89万亩、改造提升9.8万亩，2024年自治区下达百色市建设任务为新建7.3万亩、改造提升9.22万亩。
百色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
市、县两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缺乏2019年机构改革后，百色市的农田建设职责由发改、财政、原国土、水利
等部门整合划转至农业农村部门，但发改、财政、原国土、水利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及编制并未同步划转，且农业农村部门的“三定”方案没有落实人员编制或落实的人员编制少，市、县两级农田建设管理人员配备严重不足，大多是从二层单位抽调人员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导致农业农村部门农田建设队伍不健全，缺少专业技术人员，且人员配备不稳定，不具备专业知识。如，百色市农业农村局目前农田建设管理科编制1名，配科长1人，抽调二层事业单位3人，其下12个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均是抽调各二层单位的工作人员负责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作。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投资建设标准低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中央及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投入标准，2019年至20XX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亩均投入标准为1500元，统筹开展高效节水灌溉建设的每亩再增加自治区财政投入300元。20XX年10月26日，自治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财政投入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农〔20XX〕91号），规定从20XX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地方财政投入增加200元/亩/年，到2030年前，高标准农田建设财政投入标准达到3000元/亩后不再增加，提标部分由自治区本级财政和县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担。20XX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亩均投入标准为新增建设2000元、改造提升1300元，统筹开展高效节水灌溉建设的每亩再增加自治区财政投入300元。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亩均投入标准为新增建设2200元、改造提升1300元，统筹开展高效节水灌溉建设的每亩再增加自治区财政投入300元。从近几年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来看，当前的建设投入标准远远不能满足项目区人民群众的建设需求，所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与“旱涝保收、稳产高产且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投资建设标准低。
耕地后备资源不足，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选址困难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项目选址的要求，新增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禁止在2011年至今已建成上图入库和在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内选址实施，改造提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原则上应为2018年以前立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除灾毁农田外），重点对建设投资标准低、基础设施不配套、已建设施年久失修或损毁严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的高标准农田进行改造提升。经过连续多年的建设，百色市连片、平整的地块基本开发殆尽，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新建任务下达后，经现场查看，可选项目区范围小，地块面积达不到建设要求，项目选址困难且实施难度大。如：隆林各族自治县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万亩，项目区布在9个乡镇，其中连片地块面积达到1000亩以上的项目区仅有岩茶乡平台村项目，面积达到2021亩，其余乡镇项目区大多数是几十到三四百亩不等的面积；2020
年计划实施的项目中只有介廷乡那达村有相对连片约1490亩的面积，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选址条件要求，对山区县的项目选址非常困难，很难达到要求的条件。再如：右江区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部分区域坡度大于25度；其他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区域，除龙川镇任相村全村约1700亩连片耕地外，其他片区的耕地都是分散的，如汪甸瑶族乡下塘村那合屯灌片仅有50亩。
水资源矛盾突出
　　因水资源条件限制，百色市部分地区在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时面临有地无水的困境，加上地形地势的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难度非常大。如：田东县南部石山区剩余未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耕地主要为旱地，没有水源，靠天吃饭，作物产量极低，制约群众的种植积极性。再如：凌云县伶站瑶族乡陶化村属石山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素有“八分石头二分土”的说法，全村耕地面积1300余亩，没有水田，人均旱地面积仅0.69亩，且大部分村屯的旱地都分布在大石山的坡地上，地块零丁分散。全村共有14个屯377户、1907人，其中有8个自然屯全年有3～5个月靠政府拉水度日，水资源十分紧缺。
建后管护难落实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工并通过县级初步验收合格后，一般是移交给项目所在的村（社区）进行管护，但是由于镇没有专业技术指导人员，村两委也没有专门设置管护人员，加上管理手段薄弱，导致监管不到位，同时村民保护意识不强造成设备和设施损毁，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难落实。如：田阳区2012年实施的那满镇治塘，大成、自强村土地整治项目，共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4943.85亩，但由于管护不到位，加上年久失修、人为破坏等问题，出现了渠道淤泥堵塞、流水不顺畅的情况，排水、排涝问题日益加重，每年到雨季，都会有100～200亩水田受淹，不但影响农民正常生产生活，还导致作物减产和农田撂荒现象出现。
解决百色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壮大队伍建设
　　针对“市、县两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问题，笔者建议：一是通过事业单位招考、调动、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渠道招收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如：百色市农业农村局通过事业单位考试招考录用水利水电工程本科生1人，因新冠肺炎疫情无
法继续招考，从县级部门调动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技术人员1人，同时通过市委组织部人才引进水利水电工程硕士研究生1人；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通过事业单位考试招考录用水利水电工程本科生1人；右江区、德保县、田林县农业农村局从同级水利局调动水利水电工程本科生1～2人；其他县（市、区）正在谋划招收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二是加强市、县两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培训。2019
—20XX年，每年积极组织市、县两级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人员参加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举办的农田建设管理培训班，通过系统学习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规范、规程及政策文件，提高市、县两级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人员的业务知识水平和项目建设管理能力，确保市、县两级人员熟悉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流程及控制手段，保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顺利推进。三是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市级评审时，组织12个县级业务骨干交叉参加项目初步设计市级评审，通过交叉评审，促进了县级业务骨干在项目选址、设计等方面专业理论知识的提高，加强了县级业务骨干之间在项目建设管理工作上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高了县级业务骨干的项目建设管理能力。
提高投资标准
　　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投资建设标准低”问题，笔者建议：一是落实市、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市、县两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利用新增耕地指标调剂、土地出让等收益，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标准和成本变化，切实保障地方资金投入，提高项目投资建设标准。二是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创新多元化、多渠道、多层级的投融资机制，完善银企担保合作机制，健全企业、村集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筹资投劳参与建设，引导和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项目投资建设标准。三是利用好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对正在或已完成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项目区，依托衔接资金有利政策，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继续完善项目区工程设施建设和耕地地力培肥等，从而提高项目投资建设标准。
加强科学规划
　　针对“后备资源不足，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选址困难”问题，笔者建议：一是组织完成市、县两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和一般性农田建设方案编制工作，根据规划和方案的项目建设清单，结合年度下达建设任务，经比对后即可选取适合的项目区进行设计建设。二是加强百色市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储备库建设，各县级在完成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和一般性农田建设方案编制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各乡镇上报的项目建设需求表，按照轻重缓急原则，把各县级计划建设的项目纳入百色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储备库进行动态管理，加大各县级项目储备数量，确保项目后备资源充足。
提升水源能力
　　针对“水资源矛盾突出”问题，笔者建议：一是建设水源工程，通过科学规划水源工程或者蓄水池等，保障当地农业灌溉用水，彻底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有地无水”的问题。二是在田东、凌云等县统一建设泥土储蓄中心，利用城市开发多出来的泥土，用于土地平整、“小块并大块”、“坡改梯”等高标准农田建设所需土质，提高耕地地力、耕作层厚度和土地耕作机械化水平，解决地块零丁分散问题。三是对于无法纳入高标准农田统一规划建设实施的地块，建议因地制宜列入一般性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提高建设标准，并按照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概算下达建设资金，以解决群众生活、生产之难题。
落实建后管护
　　针对“建后管护难落实”问题，笔者建议：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工并通过县级初步验收合格后，及时移交管护。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原则，确定工程管护主体，签订工程管护协议，拟定工程管护制度，确定工程管护内容和要求，落实工程管护责任，保证工程在设计使用年限内能够正常运行并发挥效益。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管护员，以村（社区）为单位，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和需要管护的工程数量，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落实1至2名管护员，确保项目移交后有专人负责管护，聘用管护员时可以向脱贫户或监测户倾斜，提高脱贫户或监测户的收入。三是参照水利系统，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设立农田建设站、乡镇设立农田管护站，指导村级开展农田建设工程管护。同时，财政部门设立管护专户，将工程管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铁十五局集团济阳迎宾黄河大桥有限公司　　陈鹏
　　国有企业需要积极做好政工宣传工作，确保员工及时掌握党和国家的最新方针政策，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员工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中，从而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阐述了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旨在提高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的质量，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凝聚力
　　做好政工宣传工作，有利于国有企业提高凝聚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政工宣传工作，有效教育与引导员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做好政工宣传工作，有利于国有企业消除内部矛盾，使所有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二）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
　　政工宣传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政工宣传工作，引领企业文化建设，而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工宣传工作，企业文化能够落地生根，得到更多员工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员工认可企业、信赖企业，对企业充满归属感。
（三）有利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政工宣传工作，将各种先进的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中，从而快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例如，政工宣传工作可以从思想政治层面为国有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正确指引，保证国有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赋予国有企业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
二、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政工宣传工作缺乏正确认识
　　目前，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理念较为传统，往往过于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政工宣传工作。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没有充分
认识到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导致政工宣传工作浮于表面；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没有实时关注员工的思想变化，导致政工宣传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二）政工宣传工作形式单一
　　目前，部分国有企业仍然采用单一的政工宣传工作方式。在政工宣传工作中，部分政工师只是简单地向员工宣传和讲解党的方针政策，而没有将其与国有企业的规章制度、发展方向联系起来。此外，这种灌输式的说教难以达到理想的政工宣传效果。
（三）政工师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国有企业政工宣传效果与政工师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然而，目前部分国有企业政工师的综合素质不高。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政工师进行系统培训；另一方面，少数政工师缺乏自主学习意识，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
三、解决国有企业政工宣传问题的策略
（一）提高对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
　　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部分国有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导致政工宣传工作整体效果不佳。因此，国有企业需要提高对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将政工宣传工作与自身发展实际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工宣传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国有企业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部门，严格监督政工宣传工作，确保每项政工宣传工作落到实处，进而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关注员工的思想变化
　　国有企业政工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员工。因此，在政工宣传工作中，国有企业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密切关注员工的思想变化。如果员工在思想上出现偏差，那么国有企业需要及时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激发其工作动力，进而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建立完善的工作体系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需要建立“1+3”政工宣传工作体系。其中，“1”是指坚持“一条主线”，“3”是指抓好“三项举措”。
坚持“一条主线”
　　国有企业需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这一条主线，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成立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作用，夯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链”；以意识形态工作督查为抓手，利用现场督查和书面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持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主动引导、正面宣传的原则，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牢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聚焦热点问题，开展舆情监测，制订与实施舆情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舆情态势平稳，以形成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抓好“三项举措”
　　抓宣传教育。国有企业需要抓好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四史”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推动企业发展的奋斗者、追梦人。
　　抓形势任务教育。国有企业需要以形势任务教育为抓手，聚焦发展目标，突出思想内涵，印发形势任务教育读本，定期开展国情、企情教育，增强员工的紧迫感、责任感，提振员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抓思想动态调研。国有企业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员工关心的热点、难点，开展季度员工思想动态调研工作，引导广大员工支持改革、拥护改革、推动改革，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汇聚起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
（四）开展信息化建设
打造新媒体阵地
　　由于新媒体具有传播信息迅速，交互性较强等优势，因此，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新媒体来开展信息化建设。一方面，国有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用户需求，选择合适的新媒体平台来开展政工宣传工作，同时保证宣传内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以提高用户黏性，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需要善于挖掘各种新媒体资源，进一步扩大用户范围，并应用各种新媒体矩阵（如资讯类平台、视听平台、问答类平台等），使更多员工能够利用新媒体进行学习。
搭建智慧政工宣传工作系统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以惊人的“裂变”速度加快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不断催生新场景、新应用、新业态，使政工宣传工作的阵地、路径、环境等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因此，国有企业需要拥抱数字化浪潮，聚合数字力量，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搭建智慧政工宣传工作系统，以更有效地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鼓舞人心、温润人心、凝聚人心，从而达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提供个性化的推送服务
　　根据员工的反馈情况，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是增强政工宣传效果的“法宝”。因此，国有企业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积极应用大数据分析工具，监测政工宣传效果，并根据监测数据来调整和优化宣传方式与内容；收集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包括评论、私信等，及时回应和采纳员工的建议，以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根据员工的特点和偏好，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的宣传内容，并通过用户分群和标签管理等方式，将信息精准推送给目标受众，从而增强政工宣传效果。
（五）创新政工宣传工作形式
举办多种活动
　　国有企业需要举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全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与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从而使员工充分认识到政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积极配合政工师做好政工宣传工作。
改变传统说教模式
　　国有企业需要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并以员工为主体，将深奥的道理生活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抽象的形象具体化。
走进职工群体
　　政工师需要走进职工群体，积极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学习宣传活动，持续讲好不同时期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用榜样力量推动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六）提高政工师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
严把人才引进关
　　在引进政工宣传人才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需要严格把关，确保其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具体措施如下。
　　以需求为导向。国有企业需要明确政工宣传工作的目标与要求，了解所需政工宣传人才的类型和数量，制订科学、合理的人才引进计划。
　　以审核为手段。国有企业需要全面、细致地评估候选人的资格、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需要注意的是，在评估前，国有企业应建立一套科学、公正的评估机制，以确保评估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在评估过程中，国有企业应采用多种评估手段，如面试、笔试、实际操作等，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
性。此外，国有企业还应对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确保引进的政工宣传人才的学历、经历、资历等与岗位要求相匹配。
　　以监管为抓手。国有企业需要严格遵循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政工宣传人才引进工作的监管，以确保政工宣传人才引进工作的公正性、透明度和规范性。此外，国有企业还需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防止出现违规行为。
严把教育培训关
　　要想提高政工师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国有企业需要加强对政工师的教育培训，具体措施如下。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国有企业需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发展和员工生活；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导政工师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继往开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以能力培训为基础。国有企业需要对政工师进行系统培训，提高政工师的专业能力，使其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开展政工宣传工作；鼓励政工师自主学习政工宣传知识，总结政工宣传工作经验，以提高政工宣传工作水平。
严把考核关
　　要想提高政工师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国有企业需要对政工师进行考核。在考核过程中，国有企业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严格遵守考核的标准、流程、内容，以确保考核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及时复核考核结果，以确保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考核的政工师，使其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为其指明改进的方向。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需要仔细分析当前政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水平，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使所有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继续向着提质增效的奋斗目标进发，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外党建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中色矿业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葛冰心
　　作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走进刚果（金）的“排头兵”“先遣队”“桥头堡”，中色矿业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控股”）始终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打造“一条主线、三个融合”海外党建品牌（紧紧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集团公司的三次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这条主线，推动科学理论武装和引领企业航向融合、加强党的领导和现代公司治理融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企融合），坚持不懈强“根”固“魂”，坚持党建引领、业务跟进，全面推进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一、坚定不移筑牢政治信仰
　　引领政治方向，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针对海外学习资源短缺的现状，结合集团公司第四届党代会精神等内容，先后印发《主题教育知识点问答》11期492道题，刊发《香港控股党委主题教育专刊》5期；推进主题教育“两个一”活动，12名回国休假党员就近参观瞻仰红色教育基地并撰写了心得体会；开展“支部共建、促能力提升”活动，利用晚上7点至8点的时间段，组织党支部定期同步开展专题学习，由普通党员围绕安全、合规、财经等进行授课，已开展5期，得到全员一致好评。
　　引领发展方向，持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对集团公司三次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召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企业未来发展的5个方面13项主攻方向；制定《年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行动方案》，推动15个方面46条落实举措逐项落实到位；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深入矿山、一线车间班组开展调查研究，聚焦资源储备问题形成落实举措6项、聚焦出资企业提质增效形成整改举措7个方面16条举措、聚焦纪检监督保障作用发挥形成落实举措7项、聚焦强化财务核心管理功能形成3大方面8项落实举措，推动解决企业改革发展的焦点6项、职工群众关注的热点两项、修订完善制度41项、优化流程123项。
　　践行政治责任，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开展了一系列“小而美”“惠而实”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帮助当地民众解决燃眉之急、
改善生活条件、提升幸福指数。按照当地《矿业法》规定，计提社区发展项目捐赠资金580万美元，推动当地居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福利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得以落实；和当地政府签署《社会责任书》，未来5年将分批投资360万美元，用于潘达区和马本德地区周边教育、医疗等21个项目的建设；推进“跨文化融合”，举办了“企业开放日活动”，与刚果（金）卢本巴希大学、利卡西大学进行了友好合作交流，积极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好中国有色集团海外企业的良好形象。
二、坚定不移把牢政治方向
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完善《董事会议事规则》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党委会议事规则》等制度体系，厘清了股东会、董事会、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等各责任主体的权责边界；印发《党委会议“第一议题”制度实施办法》，形成党委会“第一议题”传达学习和落实举措“一本账”、贯彻督导“一条线”的工作机制，该《办法》执行以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合规管理等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形成落实举措26条。建立“三张督办清单机制”（上级文件督办机制、会议议题督办机制、公司党委部署督办机制）、出台《督办管理办法》，推动经理层契约化管理、董事会授权等改革措施落地落实。全流程加强党委会建设、全方位规范“三重一大”要件，在国务院国资委“三重一大”信息报系统的上传及时率位居集团公司首位。
始终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聚焦“干什么”，创办了
《香港控股党支部半月刊》（已刊发20期），以流程图、工作问答等形式督导基层党建工作再规范；围绕“怎么干”，制定了《党建工作制度汇编》（25项）、
《支部工作制度汇编》（37项）、《基层党建应知应会》（90项），督导基层党建业务再提升；立足“干得好”，印发了《支部党建融合案例》（27篇），督导基层党建标准再提高。持续开展“大学习大融合大提升”专项行动，制定了《20XX年基层党建“三大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从12个方面同向发力推进党员素养提升、支委能力提升、基础工作提升；从抓责任制落实、促中心任务提升的角度制定了《“学、查、改”活动方案》，全体党员主动聚焦思想再解放“三问”查缺补漏，明确责任落实清单128项。
　　始终坚持促党员在明责履责尽责上下真功见实效。印发《让红色旗帜始终飘扬在“六个增效”主战场——致全体党员的一份倡议书》，围绕“六个增效”
积极开展“每月之星”评选，引导全员围绕目标同频共振。年度累计评选“管理之星”3名“、降本之星”4名“、生产之星”3名“、安全之星”3名、“维修之星”两名、“法务之星”1名、“外联之星”两名，在基层党支部、生产一线点燃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员推动“六个增效”的星火燎原之势。其中，华鑫湿法机修车间党员针对全厂废旧材料、设备开展修旧利废，实现每月7万元的综合效益；狠抓工作细节、优化工作流程、全力压降成本，供销部通过强化清关代理合同谈判，压降清关费用6.8万元；财务部通过合并付款、充分利用银行间手续费差异、合理选择付款银行等措施，同比节约银行转账手续费152万元。
三、坚定不移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加强党的干部人才工作夯实事业发展人才支撑。着力加强党建的引领作用，通过企业党建“大学校”“大熔炉”，筑牢高校毕业生身处海外心系祖国、忠于企业的信念，着力造就了一批立场坚定、政治合格、充满活力，立志贡献国资央企的年轻化高素质人才队伍。推荐集团公司硕博联合培养计划5人；印发《关于加强职工技能、职称评审工作的要求》，4人获评集团公司中级职称。开展了全体中方员工的年度综合考评；评选刚方28名、中方12名先进个人。遴选9名优秀年轻干部进入人才储备库，并制订了岗位轮训综合培养计划，为公司发展做好人力资源保障。
　　坚持正风肃纪不动摇，为企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针对铜矿石收购检斤过磅增设了套打设备、采样封样设密、样品移送化验室设密管理流程，开展资金安全管理，开展境外项目佣金管理等规范操作环节，推动班子成员落实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的“一岗双责”。深度介入外事检查处理流程，立足纪委监督执纪职能作用，推动外事部门和国内及当地的法务咨询机构对刚果（金）法律法规应用的理解提升，缩减现金使用，降低外事处理中的廉洁风险。
　　香港控股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标看齐已成为公司上下的习惯和自觉；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融合大提升”专项行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生产经营、改革创新等工作中充分彰显；建强用好“满天星”阵地，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讲好公司合规经营、诚实守信、造福当地的故事，大大增强了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保持了海外职工队伍的稳定性，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问题及对策分析
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　　陈璐珂
0引言
　　河南省地处中原，有着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优势。另外，河南省作为我国的人口大省、粮食大省、农业大省，农产品贸易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对河南省农业的向前发展、对河南省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河南省内从事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且，进行农产品出口可以创汇，可以为农业类产业的兴起、发展提供推动力。因此，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是关乎富民强民、关乎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摆放在有关部门的工作议程之上。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实施，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日益繁荣，其中农产品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一环占有重要地位。而河南省作为其中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以及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其农产品出口贸易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河南省需紧抓这一优势，努力开辟新的国际市场、进行国际农业合作。除此之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不断相互影响，各类贸易壁垒和技术性壁垒的挑战日益凸显，国际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河南省鼓励加强农产品出口的相关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现状
农产品出口贸易变化趋势
　　20XX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82．2亿元，同比增长27．6％；2021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42．8亿元，同比增长19．5％；2020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19．5亿元，同比降低34．5％；2019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82．6亿元，同比增长8．0％；2018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69．0亿元，同比增长13．5％。2018年受贸易冲突影响，农产品出口总额逐渐下降。之后随着局势回温，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额又恢复增长趋势。
农产品出口结构
　　从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结构来看，2018年河南省出口的农产品中蔬菜与食用菌所占比重最大，远超其他种类产品，其次为活猪、蘑菇罐头、茶叶；2019年河南省出口的农产品中，蔬菜及食用菌仍占最大比重，罐头比重有所上升，其次为茶叶、干水果及坚果类产品；2020年蔬菜占比最高，其次为罐头、
茶叶；2021年蔬菜及食用菌、罐头、肉类、干鲜瓜果及坚果、茶叶等占较大比重；20XX年河南省出口的农产品中罐头所占比重最大，蔬菜及食用菌次之，其他农产品出口结构相较2021年未发生较大变化。
农产品出口地理方向
　　2018年河南省商品主要出口洲际为亚洲、北美洲；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美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日本。2019年河南省商品主要出口洲际为北美洲、亚洲；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美国、荷兰、中国香港、日本。
　　2020年河南省商品主要出口洲际为北美洲、亚洲、欧洲；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日本、荷兰。2021年河南省商品主要出口洲际为北美洲、亚洲、欧洲；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美国、荷兰、中国香港。20XX年河南省商品主要出口洲际为北美洲、亚洲；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
农产品出口的主体
　　目前河南省从事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体主要有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相对比较稳定，在数量以及整体变化上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民营企业则变动较大，最近几年民营企业数量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20XX年，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外合资企业出口数额占比最高，出口额高达2671．54亿元。其次是民营企业，出口额为2175．7亿元。其中民营企业中的私营企业占比最大，出口额为1935．5亿元，并且较上年增加25．9％。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
　　根据相关信息可以得知，蔬菜、菌菇、猪肉等农产品在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从种类方面来看，上述农产品近几年的出口数额一直居于出口贸易总额的前几位，这些农产品虽然出口量大，出口额较高，但是也反映出当前河南省出口农产品存在品种较为单一的问题，缺少多层次性、品种丰富的出口结构。从技术含量方面来看，河南省出口额排名靠前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初级产品，其科技含量、附加值较低。这也与当前河南农产品出口行业现状有关。河南省目前仍然依靠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来支撑和带动整个农产品出口行业，而缺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出现。由此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多为初级产品，加工型农产品较少。综上，当前河南省农产品出口存在结构不合理问题，在现如今不断变化的局势下，河南省将面临着来自
国内国外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
农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的市场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美洲、欧洲。虽然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主要集中在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或地区，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市场过于集中。这不仅会使得河南省出口的农产品难以与市场多元化的需求相匹配，还会增加出口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出口风险增加，一旦主要出口国或者地区遭受经济危机甚至发生自然灾害、战争或者对进口的河南省农产品增加贸易壁垒、抵制进口等不利情况发生，将会对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造成重大损失。另外，一旦买方变的集中甚至处于少数，就会很容易形成买方市场，出现垄断，买方会在贸易中产生较强的议价能力，这样就会容易形成买方对价格进行掌控的情况，甚至于对产品的质量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这会将处于卖方的出口企业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甚至双方间可能会造成一些贸易上的摩擦。
农产品质量偏低
　　近些年来河南省农产品质量认证资格体系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但是由于之前欧盟发布的新食品卫生法并没有及时在相关企业里得到全面普及，这就导致了有关企业在生产加工农产品的过程中缺乏卫生标准意识，使得许多出口的农产品不符合国际质量标准要求。首先，欧盟、日本等国家对河南省农产品出口的技术壁垒就高达90％，这对于河南省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情况。而且，由于缺乏严格统一的标准，缺乏当代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一些从事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企业在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各种纰漏，致使农产品质量不合格。另外，一些企业或农户在农产品种植过程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或者使用劣质化肥农药甚至使用劣质的种子来进行生产，致使生产出的农产品化肥、农药残留超标或者出现其他问题，致使所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的农产品很可能会被进口国家扣押或退回，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其次，河南省出口的农产品附加值较低，科技含量不高，出口的农产品在质量上很难与其他企业形成竞争优势，有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和其他企业争夺市场。
遭受贸易壁垒的阻碍
　　在当今国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也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近几年，河南省遭到来自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壁垒就高达90％。
其出口农产品遭受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产品卫生、安全、包装等不符合进口国规定的标准，这样的产品在进入市场后便会被一些国家禁止进口；其次，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检验检疫通过率较低，导致出口的产品被退回现象变多，这就会给相关企业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因此河南省农产品出口企业要加强多方沟通，以及时应对、防范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政府也应制定相应举措，帮助企业规避莫须有的贸易壁垒。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分析
优化出口结构，丰富产品种类
　　在保持当前已经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继续正常出口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其他产品的宣传力度，不断扩大其他农产品的出口规模。有关企业要加大对农产品种植和生产方面的研究，提高自己的科技创新意识，积极与其他研究单位或者其他企业展开合作，培育优质的农产品品种，开发出符合进口国需求的产品。
　　除此之外，有关部门可以为农产品出口贸易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为其提供行政上的支持。有关政府可以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制定出口种类和规模指标，对有关企业在规定的指标之内出口的农产品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或者其他奖励政策，以鼓励相关企业对出口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可以加大对农业基础科研设施的投资，保证其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另外政府也可以从经济、市场调控等方面为农产品出口制定有关政策。
扩大出口市场，降低贸易风险
　　河南省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市场处于饱和状态，这会使其承担一定的国际贸易风险。要想增加农产品出口的销量、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势必要寻找更多的市场。首先，农产品出口企业要找准定位，精准的定位出自己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优势的农产品，接着准确定位出在国际上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可以进行开发，对该新兴市场进行研究，制定出适合的方案来开发该市场。并且根据不同国家的饮食习惯、风俗文化、地域特点、消费方式等特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消费群体推出适合的产品。其次，还可以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等优势，参加或举办农产品展示活动，努力营销出口的农产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河南省的优质农产品，以提高河南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吸引买方进行交易，更好地扩大农产
品出口市场。另外，还可以利用自由贸易区开发平台等形式，吸引更多的农产品企业从事出口贸易，提供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使企业及时了解最新情况，便于出口的农产品更好地迎合国际市场。从事农产品出口的企业要及时获取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供需信息，根据获取的最新信息，调整生产，从新定义市场，以此选择出可能性最大的目标市场进行开发。有关企业还可以加大科技研究投入，引进先进技术，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来达到丰富农产品的种类、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的目的，以高品质的农产品来敲开新市场的大门。
鼓励创新，提高农产品质量
　　政府要积极鼓励企业对农产品种植和生产加工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企业也要积极创新生产模式，提高农产品质量。相关企业可以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种植模式。可以利用嫁接技术来培育新品种，针对不同性质的土地资源、自然地理环境发展不同的农业生产模式。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对自己现有的技术进行创新来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拥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关企业还可以积极响应国家的农业政策，建设专业的农产品技术中心，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处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提供技术支持。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提高农产品的存活率、产量、质量等，而且可以协助建立健全有效的病虫害严防体系和农药残留监管机制，在农产品生产加工环节严格把控质量关，做到产量和质量成正比，产品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相一致，从而严格把控河南省农产品的品质，争取做到无次品、无争诉。除此之外，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做好质量认证工作，以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帮助河南省的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规避贸易壁垒。
加大政策支持，加强对外交流
　　首先，当前国际贸易形势紧张，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为此政府要建立农产品出口预警机制和保障机制。有关部门根据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进口的农产品所设置不同的预警机制，来确定我国出口农产品的预警机制的临界指标。其次，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行业也要加强对外交流。河南省农产品出口企业或者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派遣专业人士，前往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或者目标市场，收集当地有关农产品进出口的信息，并及时进行分析研究，以此掌握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贸易新形势，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规避贸易保护主义，有针对性
地生产、出口农产品，降低风险，增加收益。最后，企业如遇到因检疫不合格或其他原因致使产品被退回来的情况时，应认真进行检测分析，并对相关问题环节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但如果属于进口国故意刁难的情况时，企业应积极运用国际法律及仲裁等方式，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政府也应积极予以帮助，促使进口国改正此种贸易歧视行为，维护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相关权益。
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商学院　　赵爽
　　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做好“三农”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维护党的执政领导地位、强化群众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有效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类矛盾问题，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优势，合力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能力的全面提升，为进一步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落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效直接与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挂钩，因此就需要党员干部及社会各界形成合力，以此满足新农村发展建设的要求，尽量弥补其发展短板，避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保障农民生活质量。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安排各项日常事务的核心单位，可起到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各党员干部作为真正了解农民诉求、掌握农村发展实况的人，能够因地制宜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并将各类国家方针政策传播到农民群众当中。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承担着落实各项农村发展政策、组织农村改革的重要使命，将直接决定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成效，与农民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
突出党政治保障优势
　　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性，一方面可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为贯彻落实各项农村发展基本事务提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高度重视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重点将为农民谋幸福、为乡村谋振兴作为主要使命，全面保障党的鲜活性及领导性。通过深入贯彻落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不仅可有效强化党的战斗力、向心力、影响力，同时也可突出党的制度优势及政治保障优势。
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新时代的农村发展建设总目标就是有效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结合以往的农村发展建设历史来看，只有加大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视，充分发挥其领导与纽带作用，方可组建出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党
员干部团队，充分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实现农业产业的振兴发展，进一步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避免出现返贫、致贫等问题，确保乡村振兴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奠定坚实基础，达成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1]。
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党组织建设不强
　　第一，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文化素养不高，大部分农村党员的学历水平不高，缺少高层次党员干部。文化水平的不足将直接限制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成效及质量，阻碍新农村发展建设进程。第二，受到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特别是高学历人才为寻求发展机遇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使得年轻党员干部流失、现有党员干部老龄化严重，仅能从现有人员中选拔新进党员，导致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年龄较大，身体情况不佳，无法完成现有农村事务。年纪较小的工作人员思想觉悟跟不上时代要求，提出的工作方案无法解决农民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力，同时也使得当地群众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赖感降低。
运行过程不规范
　　第一，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处理日常事务期间存在工作不规范、组织不及时的情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将严重阻碍“三会一课”等制度的有效落实，导致其工作形式刻板、内容单一，仅是简单地传达上级单位下发的文件内容，缺乏创新性。同时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凝聚力、组织力有限，部分农民党员的事务参与度较低，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不完善，严重影响其工作开展质量。第二，并未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民主评议优势，各类谈话、会议仅注重表面形式，缺少交换意见、交流思想等环节，同时大部分党员干部仅是进行自我批评，并不能指正他人的不足，另外也存在重视业绩汇报、缺乏思想总结等情况，降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质量。
组织能力不到位
　　第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有限。当前大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仅围绕上级下发的各项工作安排处理日常管理事务，其服务功能明显不足，导致当地农民群众对于其工作成效不满意，部分党员干部无法及时了解其实际诉求，也就不能进行情况汇报，极大阻碍了新农村发展建设进程。第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无法引导农业集体经济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对于大力推动农业集体经济发
展的必要性缺乏认识，认为仅实现个体经济增长即可，同时在工作中缺乏决断力，导致其错失发展良机，提出的工作决策无法有效解决集体经济发展问题，进一步制约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建设情况，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2]。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壮大党员队伍
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队伍
　　第一，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重点做好党员干部队伍的优化工作，鼓励本村致富人才、务工返乡人员、毕业大学生、退役军人等积极参与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中，确保每村的党组织团队中至少有一名以上的大学生。第二，着重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选拔工作。可结合相关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提高带头人选拔标准，扩大现有人才选拔途径，着重判断其政治文化素养水平，除了可从本村挑选党员干部人才，也可从各机关单位、企事业公司选拔思想正直、能力卓越、热爱农村、敢打敢拼的党员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第三，应完善现有人才奖励机制，适当提高人才的薪资及政治待遇，加大情感关怀力度，并尽量解决其后顾之忧，使其可将全身心投入到农村的发展建设工作中来，激发其工作创造性及活跃性。第四，重视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作为培训核心，保证其具有先进的政治素养，强化其政治水平。与此同时也可利用现场考察、远程教育、座谈访谈等方式，定期组织集体学习活动，帮助其深入掌握开展农村工作的重点、要求、目标，使其可圆满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打造专业的党员队伍
　　第一，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各项党员发展工作，进一步为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规模、加强工作质效、改进现有党员队伍结构提供人才支撑，将符合要求、能力卓越的人才吸纳到党员队伍中来，以便有效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老龄化问题，为解决农村发展事务注入鲜活动力。第二，应结合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方式，对在岗党员进行警示引导，有效提高党员队伍的政治、服务、学习意识，充分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农村发展。第三，应做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引进并落实岗位责任制，创新积分量化管理的方法，保证管理模式、评判标准的客观化、科学化、精确化，全面反映各党员干部在基层党建工作中作出的成果，进一步形成激励效应，实现党员干部团队素养的全方位提升。
保障规范运行
贯彻落实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为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组织领导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凸显其战斗堡垒及示范带头作用，履行上级主管单位下发的各类工作条例及政策制度，实现政治学习的常态化，重点锻炼党员干部的党性精神，提高其思政素养。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贯彻落实民主评议党员选拔、主题党日等活动，避免出现走过场、搞形式等问题，以党组织议事及决策规则为基础，提高全体党员干部党内生活的规范化特点，保障其理论精神及政治素养满足当前新农村建设发展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需定期考核各党员干部的政绩表现，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4个层次进行打分评判，并及时将具体的评价结果进行公示，保证最终评议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以便及时接受广大农民群众的监督。结合具体的评价结果，农村基层党组织可表彰表现优异的党员干部，并帮助表现不佳的党员干部分析其工作中的不足，并制定合理的整改建议，引导其不断进步。另外，各党员干部也应当强化岗位责任感，提高评议结果的精确性、公正性，主动剖析个人问题并虚心接受他人建议，以此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内部形成敢讲真话、直言不讳的工作氛围，保证评议工作质量，为后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改革发展提供助力。
展现出“三会一课”等制度优势
　　应依据现有工作安排及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小组会、支部委员会、支部大会，按时上好党课，全面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活动的严谨性、实效性。在开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期间，应注意规范现有学习内容，除了需要深入探究各项方针政策的先进性，更重要的则是掌握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农民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将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相关理念落实到实际活动中，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引导作用，增强党课的影响力及感染力。与此同时，也应当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做好党史学习，围绕不同主题创新各类党史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党员干部深入挖掘党的内涵宗旨，了解党的历史发展趋势，积极传承并发扬红色传统，总结以往乡村治理工作的成功经验，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另外，也可结合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打造智慧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提高农村治理服务工作的精细化水平，结合不同村镇的实际状况组建差异化的治理平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民主化特点。在学习过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及时开展知识考核活动，以检验并巩固党员干部的学
习成果，结合“以考促学”的方式，充分保障“三会一课”机制的有效落实。
强化组织能力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广大农民服务的能力
　　第一，需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拉近与农民间的联系，可印制并免费发放“党员红卡”，在每张卡片上标注好该地区党员负责人的姓名、照片、职务、电话和邮箱等信息，若是农民群众面临困难，可及时利用卡片上的信息与党员干部取得联系，及时化解问题矛盾，有效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服务质量。另外，各党员干部也需要进入到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与农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主动联系、问候当地群众，针对当前农民较为关注的道路修建、农业生产等问题及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第二，也应当主动丰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内容。在开展日常工作期间，需要按照不同的服务要求及内容进行合理分类，主动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政策性引导，确保可及时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到群众当中，帮助他们了解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充分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也应当提高农民服务工作的特色性，以因地制宜为主要原则，综合当地的生产现状及发展条件，对当前的农村治理工作思路及时进行调整创新，保证农民服务工作质效。
全面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引导能力
　　为推动农村治理工作实现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以产业兴旺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抓住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主动脉，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及号召力。应围绕村集体设计并落实经济发展规划，并做好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以乡镇为单位，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党支部书记要成为引导农民致富的主心骨，同时加强对各党员干部技术能力的培训力度，不断调整教育培养工作方式及重点，提高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及实用性。一是应帮助党员干部树立良好的经济发展观。考虑到当前的农业经济与市场需求、产业化结构息息相关，加之受到现有发展思路及理念的影响，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开展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期间，应重点帮助其掌握农村经济市场发展规律，以此为实现农村经济的改革创新提供可参考的依据，引导农民群众逐渐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奋斗，有效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二是在开展培训工作期间，应注意围绕当地的经济发展特点及条件设计培训内容，发挥互联网教育教学优势，丰富培训资源，进一步对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农民增收手段等开展全方位分析，并将先进的理论认知落实到实践活动中来，保证实际培训成效，确
保全体党员干部可脚踏实地做好农村经济的优化管理工作。
强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支持
　　第一，应选拔并派遣工作经验丰富、理论技能双高的优秀党员干部驻村进行帮扶，打造本领高超、作风优良、政治素养过硬、理想信念坚定的基层驻村党员干部工作团队，并完善现有监督及检查工作机制，有效协调内生动力与外部帮扶工作间的关系，使其形成工作合力，全方位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第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可向各村镇派遣科技特派员，给予人才发挥才干的环境及机会，使其可利用先进的种植、养殖技能，帮助农民实现提质增产，并做好先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以便及时为农民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效指导。
梳理大胆创新的经济发展理念
　　农村基层党组织需鼓励各村镇结合自身经济发展优势进行大胆创新，守住法律底线，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完善并落实奖励机制，确保可及时对为农村经济发展建设作出贡献的党员干部进行表彰，打通其奖励及晋升通道。如可以“甜蜜果蔬小镇”为主题打造农业特色产业带，进一步带动周边村镇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可与其他农业科技机构开展深入合作，组建“农户+公司
+合作社”的全新经济发展形式，依托农业科技公司，成立蔬果大棚、种植基地，推动种植产业朝着规模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以此为广大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其经济收益，带动当地全体农民实现增收致富，巩固现有农村脱贫攻坚成果。
深化内部改革
　　第一，应完善现有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工作体系。凡是决策重大事项、解决集体问题，均需要统一由村两委召开相关工作会议，集体进行讨论研究，党组织应对本村的各类事务提供科学指导，在部署具体的发展决策期间，及时组织召开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集体决议，并在会议结束后做好结果公开、决议公开，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第二，调整现有农村财政保障体系。组建科学可行的农村财政保障体系，需要以专户管理为主要工作原则，优先拨付支撑农村基层党组织正常运行的各项经费。在此期间，应严厉打击随意挪用、非法占用集体资金等行为，针对水利、交通、农业、林业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项目建设资金进行集中整合，严禁出现经济条件落后的村镇无法争取充裕项目经费的情况。第三，明确党员干部的工作范围及岗位权责，依据上级主管单位划定的村两委工作职
责，及时理清村、镇之间的关系，严禁出现以属地管理工作条例为主、有问题推基层等情况，规避做虚功、摆样子等现象，杜绝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思想。
重视文明建设
　　为进一步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效，相关工作人员应当依据上级单位下发的各项农村工作政策要求，提高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视，保障党的先进性及领导性，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家风、家庭、家教建设工作，摒弃不良民风民俗，加强个人思想及行为约束，以党员干部为导向，主动参与到各类农村治理工作中，为农村发展献言献策。另外，也可设计“乡村光荣榜”“孝善家庭”等评选活动，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新风尚，并完善现有村规民约，成立孝善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中心宣扬社会正能量，自觉抵制铺张浪费、封建迷信、打牌赌博等乱象，进一步推动农村文化振兴，提高农民精神风貌，使得乡村文明焕发新生机[5]。
结束语
　　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之一。由此，就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承担社会职责，主动探索全新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其连接党与群众的纽带作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作用，利用壮大党员队伍、保障规范运行、强化组织能力、深化内部改革、重视文明建设等方式，强化自身战斗力、组织力、凝聚力、向心力，达到巩固并扩展农村发展成效的目的。
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
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俊辉
　　在当今世界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延伸推动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劳动力、资源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转型使我国的数字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引，应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及河南省第十一届党代会的精神，积极参与到新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工业改革中去，深度推行数字化转型策略，强调其领导力、推动力和赋予力的角色，加速建立全新的数字基础设施系统，同时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和工业的数字化进程，全方位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不断改善数字产业发展环境，致力于打造数字强省，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增长。
　　作为传统农业与新式工业并存的重要省份，河南省正面临着一次重要的发展机会。借助于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实验区的平台，河南省应合理地利用全省的数据资源来构建一个“数字化经济”强省，推动该地区由“要素驱动力”转向“数据驱动力”及“创新驱动力”的发展模式。
一、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一）数字经济规模稳中向好发展。当前，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已成为引领新常态、培育新动能，提升河南省经济质量的主要驱动力量。河南作为全国经济大省，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扎实、潜力巨大。
　　20XX年，河南省新兴行业、新产品发展势头强劲。全年限额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2.3%，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8.0%，比规模以上工业高7.2个百分点，增长2.9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2.2%，比工业投资高6.8个百分点。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的生产量与液晶显示屏幕的产出都呈现出显著且快速的提升趋势，分别同比增长5.9倍和25.4%。数字化消费品和服务的发展表现良好。全年度中，超过一定金额限制的大型公司在网上售出的商品总值相较于上年同期的增长率为15.7%，高于国内整体平均数15.6%；而在前11个月内，互联网及相关服务的营收也领先于所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企业，超出15.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河南省数字经济规模正在持续扩大，数字经济规模呈现稳中向好发展势头。
（二）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持续优化。河南省政府积极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
略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和路径，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区域发展规划，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数字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近年来，河南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精准部署“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方向，连续五年举办全国数字经济峰会，连续五年发布《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朝着全方位打造数字经济强省的目标迈进。根据《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方案》的指示，确定了发展的方向、目的及关键任务，并进一步细化了负责部门的责任分配，这为河南省全面、广泛且多元化地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河南省正在研究并制定关于河南建立数据基本体系的工作措施，以期进一步优化数据所有权、流转买卖、利润分割及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制度和规范。同时，将努力推进《河南省数据条例》的立法过程，强化对公共数据的整合、处理、分享和公开，打造一套既安全又有效的非公有数据采集、利用、共享和公布的方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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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篇）2024年4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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