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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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是指社会主体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组织或渠道，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管理，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行，维护自身权益，增进社区福利的行为和过程。中国多数老人由于离开工作岗位,比其他社区居民,有更多的精力与闲暇时间去参加各种活动,有更多的热情去关注社区的内部公共事务,发挥余热。然而，因受人们的认识观念、基本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社区管理模式并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亟待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本文以社区管理模式为研究对象，在深入解读我国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状的基础上，从规划社区未来发展方向，完善社区内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优化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社区管理；老年；社区参与
一、研究背景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城市社区离退休老人在智力、情绪和性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大多数老年人活动参与的特点是：被动性、静态性、个体性、稳定性，参与的活动类型则以康体、消遣型为主，提高、发展型的休闲比较低。导致心理发生变化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因退休而来的角色转变、社会地位改变与收入减少和生活中的意外刺激打击等。针对以上变化，有效调节老人心理状态的方法为：退而不休、老有所为；量力而行、发挥余热；加强沟通、鼓励运动，使老年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计划，充盈退休时光。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在改革与创新上的现实困境
（一）社区管理法律制度不健全，无管理保障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准绳，包括社区民间组织在内的社会主体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制度是反应一个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指标，它同时是制约社区治理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一套较完善的社区治理制度是治理社区的基础。当前我国的社区管理实践中与法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法律制度不配套等诸多问题有待完善，社区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亟待健全的法律制度予以解决。
（二）社区自治能力低下，公民参与意识不高
社区治理的发展本质和根本要求是社区对社区自身的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和约束。我国现阶段社区自治能力低下，是制约社区管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因素。从当前社区自治的现状上看，首先，城市社区居民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参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淡薄，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其次，部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没有实际权力，仅是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座谈会，并不能起到重大事件的影响作用。
（三）社区管理队伍建设滞后，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一个服务大众的团体，团队成员的能力与责任心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城市居民工作繁忙、社区管理模式政治色彩浓重等因素使得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变成了形式化选举，许多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与考察,或是由行政职能部门直接分流出来,或是社会上招收的人员,当选的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不强，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服务理念和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不能真正代表居民的意志，更不能切实维护居民的权利。这大大阻碍了社区建设前进的步伐，弱化了社区建设“自愿、自治、民主、合作”的原则。
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优化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机构建设，拓宽社区参与方式
当前，我国社区参与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参与，并没有将社区居民的主观积极性调动起来，除了对于居民需求认识程度不足外，原因还可能是社区在规划设计方面有漏洞，如举办的活动没有创新性与实用性等，或是居民参与方式过窄，不够多元化。
（二）落实规章制度，推进管理体制创新
城市社区法制化建设是每个居民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是和谐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落实规章制度，首先要“有法可依”，即社区建设首先要制定适应社区现状的相应政策。教育上，我们主张“因材施教”，同理,社区治理上我们也应主张“因区制规”。在有规章制度的支持下，其次需要做的是加强城市社区法制宣传，大力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加强社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公民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进行自我约束的同时也监督他人。
（三）提高人员素养，打造高素质团队
社区作为一个组织团体，既是组织者，又是服务者。服务者的个人素质和服务态度极大的影响社区居民的体验。作为一个服务型团体，社区需要增强居民的归属感，良好的服务态度、专业的知识储备、灵活的工作方式、恰当的处事技巧都是一个高素质团队应具备的品质。
作者：赵睿 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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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实践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纵观这些社区管理创新的实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二是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基础上，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机制、方式创新。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方面，主要分为三个以不同特征为典型的社区管理创新：①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目的，推行社区直选的实践模式。以2001年7月在广西南宁武鸣县的6个社区同时举行社区居委会委员直选为代表的“广西模式”、2002年8月在北京东城区九道弯社区进行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北京九道弯模式”、2007年浙江宁波城市社区居委会全面推行直接选举的“宁波模式”。这些模式主要是通过居委会实现直选的方式，来推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②以“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为特征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主要以2005年的深圳“盐田模式”、2007年浙江“宁波模式”和2013年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实践案例为代表的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③以取消街道办事处为特征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其典型的代表以2003年7月18日在北京石景山区成立的“鲁谷社区”、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2010年8月19日铜陵市铜官山区实现区直管社区的取消街道办事处为特征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模式。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基础上，加强社区管理机制、方式创新的典型代表有：2010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通过构建“一二二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机制，打造社区公共服务全覆盖的“无缝”关爱的“泰达模式”，2013年10月份重庆市礼嘉街道社区以服务为导向，构建“一室一网三平台”即社区“113”管理服务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各个城市在推进社区管理创新的过程中，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构建起一整套属于本地区社区管理创新的模式，各具特色。这对推进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无疑注入了新的活力，满足了社区建设在当前城市社会管理过程中的需求。但是，不论是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社区管理机制方式的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随着城镇化快速的推进，社区管理面临艰巨的任务。如何推进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就必须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一）对社区管理创新核心理念把握不准确，“重管理、轻服务”
“服务是社区建设的主题，是社区生命力所在”。随着我国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由“单位包干制”向“社区服务制”的转变，“单位人”已经变为“社会人”，社区作为人们生活集聚的重要场所，承担着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重要任务。因此，社区的管理创新应该以服务为核心理念，将服务作为任何社区管理创新工作的前提。2011年1月31日，民政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明确了今后推进社区管理创新必须把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区管理创新的首要任务。但是，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过程中，缺乏对服务这一核心理念的把握，偏重于管理，而轻对服务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主要是理念上的缺失。在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其原有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而设计和建设的。任何的社区管理创新都是为了强化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政治控制，方便政府管理，社区建设也成为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现途径。这种服务理念的缺失，偏离了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初衷。另一方面，在创新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各种以服务为载体的工作平台，服务项目的设置不够完善，服务的重点不够突出，服务平台不够健全，服务手段不够人性化。例如，在社区服务过程中，对于服务对象不够细化，社区办事的主要是以老年人、残疾人为主，服务的项目往往出现“两头管理”的问题，这不利于社区服务的发展。这种社区管理创新理念上的偏差，导致社区管理创新呈现“为更好地管理”而进行创新，却不是“为更好地服务”而进行创新，社区管理创新缺乏服务意识，重管理，轻服务。
（二）社区结构关系不清，社区管理呈现“强行政、弱自治”
“社区自治是城镇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是推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具体的方式。社区管理体制是由街道、社区、居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推进社区管理创新，就必须处理好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社区自治职能和公众参与职能的有效统一，才能够整合社区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政府行政行为与社区自治行为的矛盾形成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结构关系上的不清晰，成为制约社区管理体制发展的重要障碍。在具体的社区管理操作层面，出现社区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之间的冲突。这种结构关系的不清对社区管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是社区行政化倾向依然严重。随着街道下放行政事务与相应的权力至社区，街道与居委会之间不再存在行政隶属上的关系，但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街道办依然在社区事务管理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角色，包括社区人员任免权、社区管理经费划拨等等。这种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不仅是由于其受传统行政观念的影响，更多的是由于社区管理机制方面的不完备，街道只是在下沉政务，权力下放也只是简单的腾挪。二是社区自治功能弱化。居委会作为承担社区自治事务的管理机构，应该是“由民做主”下的社区自治机构，而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包括社区重大事务决定、社区民主选举、决策、监督等等都受到街道不定程度的影响，社区自治发育和成长的土壤被附加上政府强行政的因素，社区自治的功能进一步弱化。由此，我们发现，社区结构关系上的不清是“强行政、弱自治”的社区形成的根源所在。
（三）居民参与效能低下，社区管理凸显“主体单一、非社会化”
社区的管理是社区居民与社区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结果，是社会化的管理，也是未来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作为社区的自我管理主体和参与主体，居民参与效能低下，社区管理呈现单一化、社会化参与不足成为当前社区管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自治管理主体的社区居民个人，探究其参与效能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薄弱，对社区不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往往表现出不在乎的态度，自身主人翁的观念意识没有形成。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居民参与的渠道不畅通、方式固化，信息时代下社区网络化参与平台建设滞后，参与方式比较固化。再次，由于社区自治参与人员结构不科学化，导致参与的整体效能下降，主要表现为，人员年龄结构偏老龄化、知识结构偏向水平低化的特征。居民的参与效能大打折扣，也偏离了居民参与作为社区发展的核心理念要求。而作为社区管理的社会化参与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辖区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志愿团体在内的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参与不足，社会化参与程度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创新过程中的定位不清，纠结于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到底是排斥还是互惠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角色定位不清，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出现“合法性危机”，准入门槛比较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包括对社会组织的参与范围、服务项目等都有严格的限制。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总体上表现为无序、散乱、低效的状态。而这种第三方参与不足，整体上表现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单一化、非社会化的特征，这对当前社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四）社区管理制度化建设滞后，“重眼前、忽视长远”
制度是最有效的保鲜剂。作为观念转变上的成果肯定，必须做好制度层面的有效建设。虽然我国在城市社区管理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化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却缺乏一套与社区长远发展相适应的前瞻性、系统性的制度体系，社区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比较滞后，重视眼前问题，忽视长远的制度规划，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从总体上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法律形式规范和保障下的社区管理体制问题，这里面包括对街道办、居委会、社区事务治理中心等的角色职能、权责定位问题，在现实中缺乏严格的制度化操作界限。二是社会组织法律制度问题。包括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登记制度、准入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等都缺乏科学有效的制度建设，还有对社会组织积极引导、规范化的具体操作制度问题。三是居民参与制度的建设问题。包括多元化的社区组织参与制度，民意表达、民意回应、民意反馈、民意监督实施制度机制，社区民主评议、听证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出制度化建设的滞后。四是制度固化，缺乏灵活应变。这主要是由于制度建设初，对社区管理考量的不全面，缺乏系统思考，在快速变化的社区管理环境下，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修正和完善，制度不适合发展的需求。五是社区管理制度化建设重视眼前的问题，而缺乏长远的思考。社区在管理过程中，随着问题的出现才去构建相应的解决措施，进而上升为制度化的层面，不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制度化的规范解决，实现预防。可见，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滞后性，重视当下，缺乏长远思考和制度体系的建设。
三、未来加强城市社区管理创新的再思考
社区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一项核心内容。在新型城镇化时代，加强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已然要求我们对当前城市社区建设进行重新的思考，因此，我们必要做到：
（一）积极推进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变“管理”为“服务”
“服务”是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永恒的主题。在当前形势下，推进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就必须转变观念，坚持以服务为导向，由传统的重管理、轻服务向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现代化社区管理理念转变。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强化服务意识，坚持把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作为社区工作开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坚持在参与社区的管理创新过程中，应该以“更好的服务”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包括政策制定、制度设计、方式创新、执行环节等方面，都必须实现“服务”意识的相嵌，管理不是最终的目的，建设服务型社区才是根本。另一方面，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都必须坚持以服务为导向，通过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升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以标准化的服务解决居民迫切需要解决和关注的生活问题，坚持服务突出重点、有层次、有系统，同时，扩大服务的领域和范围，建设起覆盖全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另外，除了观念上的转变，还必须健全服务设施，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包括志愿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综合行政服务平台等服务设施建设，创新服务手段，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下网络平台的便捷性，创新适合本社区发展的现代化服务方式。
（二）理顺社区结构运行关系，实现“弱行政、强自治”
城市社区的有效运行必须处理好包括街道办、居委会在内的社区结构关系，着力于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发展，破解当前行政与社区自治张力之间的矛盾，科学划分好行政事务与自治事务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相衔接的社区管理体制。一方面，包括政府机关、街道办必须转变职能，实现政府管理重心着重于向宏观层面管理发展，减少微观层面的管理和操作，包括在政策引导、社区自治监督、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下沉政务，科学合理地设置权责限度，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双重下放，剥离强加给社区的行政职能，改变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弱化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真正实现“还权于社区、还利于社区、还位于社区”的初始目的。另一方面，必须扩大社区的自治功能，真正建立起社区居民的自治体制，包括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建立起居委会重大事项居民讨论机制、负责报告机制，回归居委会的本职工作，成为居民真正的利益代表，实现“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的转变。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可完全借鉴国内城市社区“去行政化”的方式，通过在社区设立公共行政事务中心站，构建纯行政关系下的街站隶属，实现社区自治。
（三）提高居民参与效能，实现参与由“单一”向“社会化”转变
居民和社区力量积极有效的参与是社区管理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面对当前居民参与效能低下，社区参与单一化、非社会化的问题，在未来推进城市社区管理创新过程中，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于作为自治主体的居民个人，一方面，通过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宣传教育，创新宣传的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的自主管理意识，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社区的管理关乎他们每一个人自身的利益，社区事务应该由他们来管理。另一方面，创新社区居民参与的方式，利用社区网络的便捷性，构建网络化的信息传递渠道，例如，可建立居民网络参与平台，也可以采取包括民主议事会、听证会等方式，畅通居民民主参与的意识，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另外，还可通过有效的教育培训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优化人员结构，进而提升居民参与的效能。二是对于社区管理的参与主体重新进行定位。一方面，改变传统的社会组织与社区管理之间相互排斥的错误观念，认识到社区与社会组织在参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互助互惠的关系。另一方面，破解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产生的身份合法性危机，放宽包括辖区企事业单位、志愿团体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门槛限制，拓宽他们参与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和项目，细化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供给的标准，重新整合社会组织的资源和力量，从而使社会组织有序、高效地参与社区管理，提高社区管理的社会化水平。
（四）加强城市社区管理的制度化建设，重视长远规划而非眼前
城市社区管理是一个包含着多个方面的运作系统，“城市社区管理域”是城市社区管理运作的中介。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城市社区管理域”的构成可分为四大部分：社区管理行动者、社区管理组织、社区管理行动、运作逻辑与规则。
关键词
场域理论；城市社区管理域；构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75年在其《科学场域的特殊性》一文中提出，场域作为一个克服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等二元对立的理论工具，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分析。“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是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华康德，1998）。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关键名词，即网络、位置与构型。网络是场域理论的最基本概念，场域首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是场域中的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位置不是指物理空间中的位置，而是关系网中的位置。这个关系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而构型则是指场域有自身的结构和运动逻辑，各种进入场域中的关系和力量必须经过场域结构调整后才能发挥作用。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规律和逻辑，笔者提出了“城市社区管理域”的概念。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进程中，城市基层社会加速发育。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单元，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作为宏观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抓手，基层社区是构建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管理格局的微观基础。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管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管理域”。所谓“城市社区管理域”，即是指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管理活动的主要场所。它是在社区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运作逻辑和规则的网络空间，是影响社区管理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环境中介，社区管理活动就存在于这个环境中介之中。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管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管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管理行动者和社区管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管理行动。由此可知，“城市社区管理域”是由社区管理行动者、社区管理组织、社区管理行动、运作逻辑与规则构成。
1社区管理行动者
社区管理行动者主要包括社区行政管理人员、社区物业管理人员、学者与规划者、社会工作者及社区居民。社区行政管理人员主要是社区党组织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处理社区行政权力与社区外部权力的关系，以及社区不同层次、部门、单位间的权力关系。社区行政管理人员在城市社区管理中，起着上传下达的承接作用，依据部门的划分和分工结构，通过行政动员、政策指导、组织参与等方式，运用政策、法规和行政的力量来实施对社区的管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商业化形式的物业管理逐渐深入到社区内部的管理中。物业管理人员为社区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房屋本体和区域管理、绿化养护、保洁服务、公共秩序维护、车辆停放管理以及一些满足业主需求的延伸性服务。他们在尊重业主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为业主提供专业的服务。专业的理论指导和长远的社区规划是社区发展的基础，而科学的指导离不开学者与规划者。各专业的学者拥有着诸如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社会学能从“场域”等理论视角来挖掘社区发展资源；管理学能从组织与协调等方面来分析社区管理框架与结构；经济学可以从效益最大化等角度来控制社区管理方面的财务开支等。基于现有理论的科学调查和指导，能够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社会工作者是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个体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和资源，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职业的专业工作人员。接受过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专业价值的内化，以及专业技能的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专业的工作方法，尤其是社区工作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社区问题、需求与资源，挖掘社区现有和潜在资源，协调社区各组织，借助社会策划模式、地区发展模式等专业方法预防和解决“城市社区管理域”中存在的问题与需求。社区居民是社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城市社区中的居民，普遍存在着异质性大、流动性强等特性，这一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市社区管理域”的管理难度，对城市社区管理提出了动态化、灵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社区成员结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区成员的多元需求，将社区成员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加以整合，将资源与需求进行合理匹配，利用社区居民的现有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2社区管理组织
社区管理组织主要由社区党组织与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社区自治组织及社区社会组织共同构成。社区党组织是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在社区成立的，以社区内全体党员为组织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我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优化社区资源的需要，社区党组织主要负责社区党建方面的工作，在宏观方面引导社区规范，具体开展政策宣传、理论学习、监督教育、联系群众等方面的工作。街道办事处作为社区的市或市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组织结构上，主要分为两类：指导协调机构与办事机构。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内其他组织在社区管理上扮演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具体表现为街道办事处下设的职能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他组织布置相关任务，并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除此之外，街道办事处与其他组织间也存在着互惠关系，即在社区管理的活动中，相互协助并相互受益。物业管理公司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对城市住宅小区进行有偿服务、有偿管理的专业性经济法人组织。其主要职责在于：负责社区内一切有关房地产开发、租赁、销售及售后服务等。为保障物业的合理与安全使用，维护本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业主委员会应运而生。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监督和促进的关系，认清二者间的共同利益，即促进社区发展，才能便于社区管理。社区自治组织是由社区全体居民或其代表选举产生的，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监督和运行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委员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居民小组等。其中，社区居委会是我国城市覆盖面最广、最普遍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城市社区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居委会扮演着整合者的角色，它从社区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将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居民委员会等各方面的资源加以协调，形成综合力量，从而共同管理社区。社区社会组织是连接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的桥梁，它通过对居委会工作任务的化解与强化，即通过直接服务的形式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
3社区管理行动
社区管理行动第一要义应为社区服务。从广义上讲，社区服务就是在政府的倡导下实施的区域性的福利项目，它是以一定层次的社区组织为主体和依托，以广泛的群众参与为基础，用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来增进公共福利和提高生活质量。具体内容包括：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以及社区卫生服务。面向弱势群体以及社区居民的服务是一种单向性的服务，而面向社区单位的服务则是双向性的。因而，在社区服务管理方面，需要协调人际互动来调动个人为社区服务；平衡市场机制的经济效益与福利机制的社会效益，提高企业为社区服务的可及性和政府为社区服务的高效性。此外，对社区环境的关注与发展也是社区管理行动的主要内容。社区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指社区内的街道、活动场地、绿化设施等，软环境是指社区内的治安状况、居民素质、文明程度等。社区硬环境的污染防治与保护建设可通过社区环境规划、社区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执法和服务队伍建设等各项措施，再加之社区环境与社区居民的密切相关性，因而在社区环境管理方面，不仅需要依靠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公司以及非营利组织做好其本职工作，而且需要调动广大社区居民，在环境保洁上共同维护，在环境改善上献策献计。社区软环境主要可分为社区治安与社区文化。社区治安是指社区政府和自治组织依靠社区群众，协同公安、司法机关，对涉及社区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依法进行治理的公务活动。对此，需要综合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等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而社区文化的管理主旨在于探索本社区的特色文化，使居民认同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的形成，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4运作逻辑与规则
社区管理的运作载体必须依赖于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社区的行政管理是指在政府行政系统层面，通过政策、法规和行政力量实施对社区服务的管理。党委通过各项政策推动和扶持社区服务，并在组织上指导、规划、落实社区管理工作；政府及各部门主管社区的基层政权和居委会运用政策资源、设施依托等开展宏观管理；社区管理中还有社区居民与社区内外的机构团体的积极、广泛参与。除了政府的行政参与，社区管理还离不开驻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对此，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业的行业特点和运行规律而形成特定的行业管理体制与机制。社区行业管理，一方面遵循行业规范，建立行业管理机构，并践行社区服务认证；另一方面，综合考虑社区管理的相关规范，适度协调两种规范，使行业与社区在目标和标准上相一致，避免社区管理中出现不必要的矛盾。社区管理除了要依靠行政职能实现和行业规范履行，也离不开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社区民主需要在社区人事竞选、财务管理、社区教育、社区事务管理等方面适度放权，让社区居民真正地参与到社区管理活动中，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此外，社区管理活动也反作用于社区居民，使其在社区管理的参与中，逐渐增强自主意识，进一步地参与到社区管理中。
作者：闵兢 单位：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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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探究
城市社区被称为城市的“细胞”。从其人员构成来看城市社区内的多数人从事非农业劳动，且这些非农人口还需集中居住在一定区域内，拥有的特定生活方式，城市社区是相对比较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城市社区的组建会促使其成员有归属感。城市社区可以说是当今城市有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但城市社区管理是否有效，对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对于推动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也有巨大作用。
一、中国城市现有社区管理模式简述
社区管理虽然说是城市管理的最小单位，但意义却极为重要，因为社区面向的是域内管辖的所有居民，并应担负管理职能、服务职能、教育职能、监督职能，负责协助政府和相关机构完成相应的任务。因此，强化社会管理工作，对于提升整个城市和社会的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地方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中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尚有诸多改进之处。首先，从社区的管理人员来看，普遍存在人员少、不专业的特点，这极大制约了社区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多数城市社区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社区工作人员是来自政府的公益岗位，而非专业人员。这些人员虽然工作热情不减，但对社区管理业务不熟悉，对社区应承担的职能不了解，工作多是收到指令后负责执行，而非依据社会管理的具体职能自主、自动的进行服务，因此导致社区管理工作程式化、不灵活、居民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较低。其次，社区在管理过程中缺乏与域内居民的有效沟通。在社区管理中积极引导域内居民参与其中，发挥居民的监督作用和民主作用，对于提升社区管理成效，减少社区管理阻力，推动基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等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再次，社区在管理的过程中现代化手段应用过少。不少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在社区管理的过程中还主要依靠工作人员走访登记，在楼道、居所的外墙等粘贴公告，建立手写纸质档案等较为原始的方式与域内居民进行联系。这种比较老旧的工作方式直接导致工作效率低、工作方式繁琐、工作效果较差，不利于社区对域内居民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最后，社区管理在建设的过程中资金短缺，投入不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生活环境、物质文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二、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新模式的开发
鉴于上述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实现城市社区的有效管理，更好的服务于民，当今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应探索和开发新的模式。首先，就社区管理而言，引进专业人才是核心，是关键。但就现有的社区管理而言，完全引进有专业学历的人尚不现实，但是可以通过岗前培训、日常培训等方式对现有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其了解社区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工作职责。此外，还要对现有人员进行信息化、现代化技术的培训，使其能够适应先进的社区管理手段，以便更好的为域内居民进行服务。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与域内居民的沟通，加强域内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促建和谐社区。目前城市在社区管理过程中缺失也居民的沟通，而即便有沟通也多通过召开集会、宣读文件等方式进行，居民对此毫无兴趣，甚至抵触厌烦。社区在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微信群、QQ群、特殊用户的走访、APP平台、电子大屏幕等方式获得域内居民的对社区管理的建议和意见。也可以通过文化活动、艺术活动的召开拉近与居民间的距离，促使居民乐于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当中，对社区管理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在社区内形成有温度的、愉悦的、和谐的、共建的、共赢的氛围，而不是冰冷、僵化、对立的行政管理。再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得到了改变，手机网络的应用极大的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社区在管理的过程中也应充分的利用好现代化的手段，通过喜闻乐见和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实现社区管理的网格化、信息化和电子化，便于管理的同时也可更好的做到有的放矢的服务，为搭建智慧社区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就社区管理的资金来源上，不能仅仅限于政府投资或是居民缴费的方式，毕竟这两方面的财力都有一定的限度，一旦供给不足直接影响社区管理和服务。可以采用多渠道的资金共筹方式，重视利用社区资源在不影响居民生产、生活的情况下，通过租赁等方式自筹建设经费，也要善于利用企业、社会公益、慈善团体的捐赠营建公共设施，完善和改进居民的生活环境，营建小型的健身和文化场所，使居民真正感到社区是在服务于民，而不是单纯的硬性管理，使其对社区有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乐于自主的加入到社区的营建当中，乐于配合社区的管理工作。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施管理新模式的意义
2016年民政部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中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要意义，指出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是繁荣城市基层文化的重要路径，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效措施，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而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在现有的模式下并不能完全充分的发挥其职能和作用，亟待推行新模式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满足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更好的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并对区域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杨超.探究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间,2015(14):65-68.
[2]沈聪,韩组.朝阳区全模式:探索社会服务管理新路径[J].前线,2012(4):38-40.
在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与管理过程中，民间社会组织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组织往往有比较高的效率以及使用较低的成本，同时将社区中一些比较困难的用户当成是对象，继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公平，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提升整个社区在组织方面的效率以及水平，可是就当前我国社会管理过程中的现状来说，民间社会组织所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其主要的原因在与：首先，社区居民对民间组织没有足够的清晰认识，往往靠政府来包办所有事务，其次就是社区居民对这些民间组织缺少足够的信任。所以说，当前我国社区民间社会组织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参与到社区管理以及服务中来。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策略与走向
至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本质就是要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管理的相应职能进行完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政府在行政管理以及相应的政府自身管理的过程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就以上所面临的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相应的改革。
（一）促进民间组织的良好快速发展
对于我国社区建设以及管理来说，民间组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体，同时也当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应当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扶持。首先，应当转变认识，意识到民间社会组织在整个社区管理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要对其加大培育力度以及扶持的力度，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提供相应的保障条件等等，鼓励其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中来，再次，要加强对社区民间组织的管理与监督工作，引导这些组织能够进一步良好健康的发展，探讨社区民间组织的备案管理制度，进一步引导这些组织进行规范化的运作，引导组织的自律建设，加强组织活动的监督力度。
（二）明晰社区居委会的职责
当前我国居委会在管理工作中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在对居委会进行改革的时候，其关键性的重要环节并不是其组织应当依照什么样的模式以及原则进行相关的设计，而是能不能为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提供更加通常的渠道以及方式，能否在居民与政府之间起到良好的纽带作用，对于政府部门可以就居委会所承担的职责进行相应的分类，要是属于自治范围的职责就由居委会自己进行负责，要是属于行政范围内的事务就由政府签订相关协议，进行行政，就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来说，居委会可以承担相应部门的行政职责来提升进行自我治理的能力。
（三）加强培养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
对于社区的建设与管理而言必须要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要是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工作就是无本之木。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中所有的重要问题就是居民社区活动参与程度比较低，没有较高的公民意识，所以说，要加强对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培养，要有相应的制度与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设与管理中来，为了使得社区的居民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与管理钟来，增强社区居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还应当由社区居民分担一定的责任，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社区居民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意识，要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三、结束语
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是指依据公共管理类课程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和学生在对相关理论与背景材料做好前期研读的基础上，将原来进行知识传授和讨论的课堂从教室转移到管理现场，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地位，进而透过教师、学生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共同探讨管理实践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他们理解那些蕴含在管理实践中的管理理念、管理原理、管理机制与管理工具。具体而言，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个场域、三个主体”，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有序互动形成了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首先，教学主体从“二元”向“三元”转变，高度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性。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主体是教师与学生，这对“二元”主体处于一个教与学的关系之中，教师通过课室课堂把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传授给学生，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与创新。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外界正在发生着的公共管理实践只能通过案例的形式，由教师引入课堂与学生分享、讨论，这容易带来公共管理实践的“客体化”，造成案例教学中的信息失真，给理论联系实践蒙上一层模糊的面纱。现场教学模式的发展则逐步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上述弊端，在现场教学模式中，整个教学活动强调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性，通过直接把课堂转移到实践现场，教师、实践者与学生能够在合理分工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三方互动，进而提升整体的教学效果。具体言之，实践者的功能在于向教师与学生清楚地讲解公共管理实践现实运行过程，教师需要就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解读，带领学生学会用专业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或者从实践中抽象出新的理论，此外，学生还能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性问题与教师、实践者进行面对面探讨，从而使教学过程与内容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师的实践认知以及强化实践者的理论认识水平。
其次，教学场景从课室转到现场。传统教学模式的大部分教学活动都是在课室中完成的，由于课室所建构的教学场景显得较为程式化、单一性，较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究精神，因而，学校的教学活动往往还需要通过学风建设和严格的教学管理来驱动学生认真、努力地学习专业文化知识。现场教学则是将课堂从课室搬到公共管理实践现场，在实践现场进行直接、面对面的教学，使教学场景具有新鲜感和体验性，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从而使他们更快、更好地学习公共管理理论知识、掌握公共管理技术技能。
再次，教学方式从灌输向对话转变。传统教学模式由于仅仅存在教师与学生两个教学主体，因而在教与学的互动关系之中，时常呈现出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形态。满堂灌式教学往往抑制着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技能。在这种教育观之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实际的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时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难以举一反三的创新公共管理。为了克服满堂灌式教学的缺陷，现场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个由教师、学生与实践者共同构成的网络，该网络给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学生能够借助该网络自由地探讨问题，亲身体验和评价现场的公共管理实践，并结合教师的理论阐释，深化专业理论认知，从而集中完成理论与实践同步提高的教学过程。最后，现场教学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教学系统。在开展现场教学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教学工作者将现场教学误认为是参观教学，将之作为传统的课室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事实上，现场教学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也不是参观考察活动，其本身是一个逻辑严密且具有连续性的教学系统，不仅包含前期教学准备、中期现场教学与后期教学评估等诸多环节，而且涉及到有序安排教学计划、合理选择教学现场、高效组织现场教学对话等教学活动。故而，只有用系统论的思维来组织现场教学，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效果。
二、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
为了探索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笔者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两门本科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带领学生走到公共管理实践现场进行教学，由此总结归纳出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数次的现场教学实践表明，开展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要卓有成效，亟需在课程、教学计划、教学现场、教学组织与教学评估等方面做足功夫。以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为例，该课程现场教学能够高效地组织实施，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选择合适的现场教学课程，在公共管理类课程群之中，部分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并不适合开展现场教学，只有那些与公共管理实践联系密切的课程才是进行现场教学的正确选择，比如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二是尽量选择本科高年级的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城市社区管理课程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在大四第一学期，对于开展现场教学十分有利，其原因在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初步构建起了专业的知识结构，在现场教学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认真组织教学互动，充分调动教师、学生与公共管理实践者三方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对话，共同推进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上述事实为我们归纳总结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奠定了经验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从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的现场教学经验中提炼出该过程的四大步骤。第一步，精心选定现场教学内容，制订现场教学计划。现场教学不仅要选定合适的课程，而且需要确定开展现场教学的具体章节内容。城市社区管理的教学内容是介绍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论与实践模式，力图通过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从点、线、面三个层次深入了解中国的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形成自身认识和参与中国社区建设的独特能力。其中“点”主要是介绍具体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与改革模式，通过跟踪各地的改革创新，让学生了解全国城市社区发展前沿状况；“线”是对城市社区管理内容的呈现，包含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人口、社区治安、社区自治选举以及社区党建等内容；而“面”则是对“点”与“线”的知识支撑，主要向学生讲授城市社区管理的概念系统、历史变迁与理论流派。就这些教学内容而言，现场教学的合适选择应该是某个具体的“点”或“线”。为此，笔者在完成“面”的教学任务之后，选择了东莞寮步镇下辖的一个社区开展现场教学。此社区是城市社区治安网格化、智能化管理的示范社区，具有“点”“线”结合的典型特征。
在选定城市社区治安管理作为现场教学的内容之后，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并与教学现场的社区负责人取得联系，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现场教学计划，为顺利开展现场教学做好准备。第二步，合理选择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对接。选择哪个社区作为教学现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介入性、便利性与典型性等，其中社区的典型性是选择教学现场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社区可能是某个独特的社区类型，如转制社区、保障房社区等，也可能是社区建设与改革的示范区、创新区。依据此种标准，笔者所开展的数次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现场分别有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示范区、城中村村改居社区、邮政员工小区改制社区以及保障房社区等。这些典型性的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的顺利对接，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现场教学的质量。第三步，有序组织现场教学，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有序组织教学活动是保障现场教学成功的关键环节。在开展现场教学时，教师应首先介绍现场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以及该教学现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典型性，向学生提出用所学的社区治理理论去分析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接下来，实践者讲述公共管理的实际运行情况，并提出在管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最后，教师、学生与实践者开展现场讨论，就各种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教师还需对整个现场教学情况进行总结。按照上述顺序开展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既调动公共管理实践者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探索解决社区网络化与智能化管理碰到的现实难题，又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增进社区治安管理方面的知识积累。第四步，反馈现场教学效果，总结现场教学经验。在现场教学结束之后，教师应向全体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于现场教学的满意度评价，搜集他们对于现场教学过程的看法。此外，教师还应与公共管理实践者进行课后交流，询问他们对于本次现场教学的意见。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现场教学效果反馈，教师要有意识地发现现场教学在策划、组织与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总结提炼现场教学经验，为公共管理教学综合改革奠定基础。
三、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教学评价
在公共管理专业综合教学改革过程中，现场教学是我们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创新的一种教学方式，适合于那些应用性较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遵循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契合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趋势。
1．知识生产模式及其转型
自大学诞生以来，在很长的时期内大学都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化，承担着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繁荣主流社会文化的重任。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的来临，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服务社会与大学服务公众的观念日益流行，知识生产的主体逐步多元化，知识用户大规模参与知识生产过程，大学已不能完全垄断知识生产，大学的学术象牙塔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知识生产开始走出书斋、走出课室，走进企业、走进政府机关、走进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构成的联系网络，成为了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重要源头。事实上，大学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角色转换正反映出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按学科来组织的，知识生产和传授限于特定的学科，教师讲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知识的生产、接受与传递只限于师生之间，这种模式被称为“模式1”知识生产。与这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知识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吉本斯等人在《新的知识生产：当代社会科学和研究的动力》中称其为“模式2”知识生产。此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尤其强调知识的产生是在具有差异性的应用语境中获得的，并且带有典型的超学科发展性质。基于此，知识生产从模式1向模式2的转换则为高校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根本动力，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改革就是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而做出的一个积极探索。
2．知识生产导向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评价
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评价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无疑将为我们深入探析现场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支点和标准。与传统的课室课堂教学模式相比较，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更加符合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趋势，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一、我国社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体制弊端,社区居委会改革内卷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街道职能定位就是错误的。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的职责是协助政府部门管理，并且应该通过自我管理的形式来实现。并且居委会处于压力型政治的最低端，根据漏斗效应，政府的许多事物就全部到了居委会这里。导致了居委会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管了。同时，因为居委会不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人事管理权，使得居委会变成了行政机关的腿脚，自治权更加难以实现。居委会上要传递政府的信息，下要表达居民的意愿在这种左右为难的角色中，居委会的改革就先入了内卷化发展中。
2.居民自主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较弱
在当前我国的社区管理当中，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政府倡导的阶段。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和体制的影响，许多居民把参与社区管理看成是管理者的事情。在对成都三圣乡的实证调研中发现，居民只对于政府给予的许多经济利益感兴趣，在居民参与管理这个方面大多数人选择在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下服从安排。这就尤其要求我们在建设社区的时候大力发展基层民主。
3.社区工作者专业化水平不足，素质不高
根据实证研究的一项调查，在提到社区居委会的时候，有超过90%的调查者首先联想到的是戴红袖套的大妈大婶。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社区管理工作者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是不专业，素质不高。目前，我国社区工作者工资薪酬不高，大多数工作者没有社区管理教育的背景，这使得在社区工作中他们的积极性不高，专业水平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选择
1.划分政府职能，建立社区管理专门组织
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借鉴上海模式经验把管理社区的组织分为多个系统，划分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同时分清各个系统的责任，实行问责制度。同时政府应当在法律上进行授权，改变条块状模式，让居委会能够合理合法的管该管之事。
2.推行基层民主自治，增强社区成员归属感
要不断引导社区成员对本社区的同一认识，提高社区生活条件，解决社区就业，合理处理社区的人际关系，引导居民参加社区活动更好的繁荣社区文化发展，将社区的互动和反馈机制纳入社区管理的日常工作中。
3.“以人为本”，完善社区人才管理机制
社区服务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条件，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居民习惯进行规划。同时要早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引入考核机制，加强社区志愿者服务，提高志愿者的参与意识，实行目标管理的方法，加强工作人员对工作目前的认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4.加快社区管理方面的法制建设
遵循法治本意是社区创新管理理论当中的一条重要内容。加强社区法制假设本身就是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的。社区的法制建设要求政企分开，给予社区充分的自治权利，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直接干预模式为间接干预模式。通过法制建设来保障社区发展的成果。
三、总结
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政府由曾经的管理者逐渐转变为服务者，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会分离很多社会文化管理的职能出来。而接管这部分职能的民间组织就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了增强管理社会的力量就要大力拓宽社区经济来源，为社区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通过对以上要素的描述，抽象出新型社区管理模式应当是一个以人为本，依法治理，管理科学，结构合理的充分整合了社会资源的强大系统。社区管理模式应当把以人为本做为根本原则，在以人为本的原则的指导下，坚持依法治理，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和打造一支专业化的队伍，同时关注社区居民需求，同时在工作中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从而建立一个长效的运行机制。
作者：杜娟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第二篇
一、两个社区的现状及取得的工作成效
社区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有效地将社区党建工作融入到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之中，初步形成了社区党建工作的新特色。钟楼社区充分挖掘辖区内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成立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社区歌舞队、老年人柔力球队、老年迪斯科表演队、老年时装表演队等群众性文化组织；朝阳西社区以发展社区文化、家庭文化、广场文化为主，先后组建了太极拳、夕阳红红歌队、梨园春戏剧队、健身体操队等多支社区文艺队伍，通过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居民在参与中增进感情、陶冶情操，切实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此外，朝阳西社区还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纳入社区文化建设，创办了“青少年法制学校”，从青少年的思想入手，加强他们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健康知识教育，并不定期开展法律知识竞赛、预警信息、送法进课堂、举办法律研讨会、模拟法庭等，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帮助他们学法、懂法、守法。
二、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钟楼、朝阳西街两个社区虽然在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营造了浓厚的氛围，但面对居民的需求和期盼，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工作中仍然存在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社区共驻共建机制有待进一步改进，区域化社区大党建工作格局还需进一步完善
由于驻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没有纵向的隶属关系，没有强制性的组织约束，因此不少驻区单位对参与社区共建还只是停留在信息沟通上，对社区建设、社区党建的支持缺乏政治上的自觉性，工作上的主动性，缺乏服务社区、建设社区的有效措施。社区在职党员和一些离退休党员、下岗失业党员对社区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不愿在社区亮明党员身份，发挥作用。
（二）社区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随着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社区工作任务量增加，从企业和政府剥离出来的就业、医疗、计生、养老、退休人员管理等社会性事务和职能全部交由社区承接，社区日常工作有30多个方面近70项。社区工作者既要完成中心性工作和日常事务，还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临时性工作，处于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三）社区服务工作创新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部分社区工作人员缺乏城市管理的经验，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工作方法简单，手段措施不多，缺乏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直接影响社区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城市社区管理的几点思考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重大课题，其核心就是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应该继续在三个方面下工夫、做文章。
（一）加强协调探索社区管理创新有效途径
要进一步完善共驻共建机制。要理顺街道社区党组织与社区辖区单位的关系，明确街道党委与辖区所属社会组织党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关系，与辖区内的市属单位党组织之间的工作沟通协调关系，完善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指导协调机制，构建街道社区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要按照社区与企业共建、增强发展活力，社区与机关共建、提升服务水平，社区与学校共建、强化文化教育，社区与物业共建、共建温馨家园的方式，努力增强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范围，使社区党组织成为服务居民的主心骨，在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中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要全面落实“三六九”运行机制。要大力推进“三选一聘”机制，进一步建立社区党总支、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室和社会组织“六位一体”运行机制，积极搭建教育、医疗、养老、治安、帮教、调解、家政、物业、文化九个服务平台，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真正把运河社区打造成维护稳定、构筑和谐的坚实堡垒。
（二）示范带动壮大服务队伍
要坚持以深化街道社区党群共建活动为主要方式，采取党建带团建、党建带妇建、党建带工建的方式，让党员先行做示范，引导群众积极来参与，不断壮大服务队伍，扩大服务组织，特别要大力宣传社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居民的先进典型，示范带动，辐射延伸，努力形成人人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社区的新气象。
（三）进一步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做好新形势下城市社区管理工作，关键在于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群众观念强、工作业务熟、创新实干的社区党员干部队伍。因此，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加大社区干部培训力度。根据社区工作实际，由各街道党委统一组织、分步实施，制定详细培训计划，对社区干部尤其是“两委”班子成员进行思想政治、组织领导、社区管理、公共服务、和谐创建、群众工作和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培训，不断增强其自身的能力素质，增强其管理社区、服务社区的本领。同时，健全社区工作人员激励保障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每年适当提高其经济待遇，加大政治上荣誉激励，开辟优秀社区干部的“上升”路径，在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中享受优惠，特别优秀的推荐到街道任职，让社区工作者生活上有保障、政治上有盼头，从而更好地扎根社区、服务基层、奉献居民。
作者：马倩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第三篇
1概念界定
社区的构成一般有6个基本要素:①一定的地域;②一定规模数量的居民;③特定的文化;④共同的认同心理和归属感;⑤一整套相对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⑥相应的制度和管理机构。由此，笔者以为，社区是指在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组织，是衔接政府和个人、承接政府分离出来的管理一定区域内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该社会组织创造社会规范或制度，行使社会管理功能，其成员是彼此联系，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生活在共同区域内，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关系。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中人员比较聚集、人口密度比较高，以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为基础性的活动方式，社会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的社区。与农村社区相比，它除了其经济活动是以非农产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之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人员比较聚集，人口密度比较大;第二，社区组成人员的异质化程度比较高，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强;第三，以非农业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为主要活动方式，而且比较频繁;第四，社区由具有结构复杂的各种群体和社会组织所组成。我国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辖区以及各种单位大院、居民小区等都被冠以“社区”的称呼。相对于农村社区而言，城市社区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一定的集体归属感，且大多数人都从事工商业或其他服务行业，并达到一定数量的人口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①法定社区，主要是指具有法定地位，与其他社区的界限比较明确的社区，即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两级辖区;②自然社区，是指城市内新建的各种住宅小区、居民小区、城中村以及城市新市民居住的村落;③功能社区，是指从事单一或同类社会活动的个人所造成的社区，如大学、单位大院等。
2我国中东部城市社区管理的先进模式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展社区管理以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各城市纷纷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不仅有效解决了社会管理问题，而且为区域经济的繁荣、当地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我国中、东部城市在社区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上勇于改革，大胆实践，不断创新，涌现了“沈阳市社区管理模式”、“上海市社区管理模式”、“武汉市社区管理模式”、“青岛市社区管理模式”等以城市名称命名的社区管理模式。
2．1沈阳市社区管理模式
沈阳市社区管理模式，它以街道辖区下的各居委会之间的自然街道和一定的居民规模(一般以1000－2000户居民为界限)为基础划分社区，并且在各社区内部建立类似于领导机构的社区党组织、类似于决策机构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类似于议事机构的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和类似于执行机构的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这4个社区组织框架的建立，使社区组织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制约性有了明显的增强，有效地保证社区各项功能的发挥，保证社区的自治方向，防止行政化和自身的官僚化。1998年下半年，沈阳市在民政部指导下，全面展开社区管理体制改革。1999年，沈阳市在社区管理方面选择了“社区组织自治模式”，该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将社区定位于城市居民生活自治共同体，并赋予社区一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主权。也就是说，沈阳市从性质、功能、区域3个不同角度对社区做了重新的定位和部署:①在性质上，社区是以一定区域内城市居民的共同利益为纽带、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的自治共同体;②在功能上，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着重点是恢复社区委员会的自主权和提升社区的自我组织的功能;③在区域上，社区的管辖区域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居民委员会，它既不同于上海市市辖区下属的街道行政社区，也不同于过去的居民委员会辖区。2000年沈阳市赋予社区相应的权力，明确其相互的关系，首先是将自治权还给社区;其次是给社区以协管权;最后是赋予社区以监督权。这种通过规模调整将资源进一步整合的做法，使各种资源有效融入社区，成为社区发展的一个构成要素，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社区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推进社区自我管理的民主化。
2．2上海市社区管理模式
上海市在社区管理方面也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并形成了具体的社区管理模式。在上海市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管理体制中，“两级政府”是指直辖市政府、市辖区区政府;“三级管理”是指直辖市、市辖区和街道的管理，着重强调街道层面的自我管理;“四级落实”是指直辖市、市辖区、街道、居民委员会四级的组织落实。这一管理体制的着重点在于加强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和发展，关键在于直辖市、市辖区两级政府要逐步放权给街道或者社区，建立责权利统一的社区管理体制。在实践的运行过程中，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管理体制不仅获得了国家民政部大力倡导，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一种社区自我管理体制。在我们看来，这种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直辖市(或副省级市、省辖市)一级设立社区管理的领导机构，在市辖区一级建立社区管理的指导机构，在街道一级成立社区委员会。
2．3武汉市社区管理模式
武汉市社区管理模式，它具体是指江汉区效仿沈阳市的社区定位，在合理划分社区规模的基础上，将社区定位与“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并着眼于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为改革取向的社区管理模式。由此可见，武汉市江汉区社区管理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它是在1999年沈阳市社区管理模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为培育社区自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使社区摆脱政府“腿”的角色。它是以创新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以构建有效运转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为中心，以建立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社会政治稳定机制和现代城市管理体制为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2．4青岛市社区管理模式
青岛市社区管理模式经历了一个形成、逐步深化、直至定型的发展过程。根据形势需要，从1996到1998年，青岛市政府为了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实现社区管理方式的新变革，主要是学习和模仿上海市社区管理模式。其具体做法是:①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办事处层面;②将社区服务作为民心工程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形成联动，一旦形成成功经验就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从而掀起社区建设的热潮;③在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核心，三套工作体系”的青岛市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它是以原有的市辖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为依托，充分利用原有各级组织的管理功能和资源设施，在不同层面上延伸社区服务功能，赋予社区服务以更多的管理职能和服务内容，在社区服务中转变最初的行政管理职能，从而取得了较好的社区管理成效［10］。
3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创新和发展，国内中东部城市在社区管理方面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先进、成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其他城市进行社区管理创新和探索、选择社区管理模式的前提和立足点。虽然国内不同城市社区发展各具特色，但是城市社区管理的参与主体大致相同，主要是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NGO)和社区居民。根据城市社区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关系各具形态，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三大方式，即社区自治型、政府主导型和合作型(亦称混合型)3种模式。这3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对当前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城市社区管理工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前文论及的4种社区管理模式，是以城市名称而命名的，不同于以城市社区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关系来划分的社区自治型、政府主导型和合作型(亦称混合型)3种模式。笔者姑且将前文以城市名称而命名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称之为实践操作层面的社区管理模式，这一类型的社区管理模式现在不仅有很多种，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社区管理方面的成功探索还会有更多种;而依据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权利义务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来区分的社区自治型、政府主导型和合作型(亦称混合型)3种模式，定义为理论形态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不管是现存还是未来发展，这一层面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只有这3种。本文将在理论形态的层面考察西部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和路径创新问题。
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虽然起步较早，但是城市居民社区意识淡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不是很积极，以致于社区发展过程中应当发挥很大作用的民间组织还很不发达。因此，要搞好城市社区管理，一定要协调各方的力量，充分调动各种各类主体的参与意识、主动性、创造性。众所周知，城市社区管理的性质应该是群众性的自我管理，社区居民在社区活动中既是社区管理的主体，又是社区管理的客体;社区居民既有权对社区管理提出要求，又要为社区管理尽自己的义务。但是各个城市中的两级政府(市一级政府:可能是直辖市、副省级市、省辖市、县级市政府，市辖区政府，个别省辖市和县级市的社区只涉及一级政府———笔者注)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具体到城市社区的不同定位，有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办事处，那么城市社区管理过程中就只涉及到上述城市中的两级政府;有将社区定位于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居民委员会，那么城市社区管理过程中就不只涉及到上述城市中的两级政府，还需要考虑街道办事处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只是考虑城市社区管理过程中的城市两级政府，未涉及其中可能存在的街道办事处作用和影响，特此加以说明。
4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尚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各地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地区差异很大，我们应在借鉴国内中东部城市社区管理先进模式时，结合我国西部城市社区管理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1自治型管理模式
对于那些社区所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准较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程度、参与能力、居民素质等较高以及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认同度较高、社区自治程度较高的社区，可以采取社区自治型管理模式。也就是说，这类社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社区基础建设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社区居民就会有条件、有兴趣去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社区居民文化程度、参与能力、素质较高，社区居民就有能力参加、组织社区的各项活动。这些社区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学校教学人员、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公务人员或者是有关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士等，这些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社区活动参与能力相对较高，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度比较高，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充分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此时只需要社区所在两级政府予以适当的指导和监督即可。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城市社区在西部地区应该是占比不大。
4．2合作型管理模式
对于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城市户籍改革或松动，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进入城市社区，扩大了社区工作的对象;另外，城市中的城中村改造或者城市新市民的出现也会形成新的社区，这些新的社区要建立其独有的管理模式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城市两级政府积极主动、持之以恒的努力。这些社区所在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程度、参与能力、居民素质等相对较低，达不到自治的程度，可以采取合作型管理模式。
4．3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
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城市以及一些县级市，如新疆、西藏、青海等沙漠、草原、高原地区的中小城市，由于社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欠发达，人口密度小，社区居民相互交流比较少，社区居民对于所在社区认同度不高，这些社区居民对于社区自身的活动可能还谈不上自我管理，此类社区应该采用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社区所在城市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在社区管理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扮演重要角色，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到微观行为的具体实施，城市政府应当全面参与其中，把握社区管理和各项活动的发展方向。
5结语
关键词：钉钉；互联网；城市社区管理
1信息技术是城市社区创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趋明显。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政府、团队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与电脑间文件互传，主要有免费商务电话、DING、消息已读未读、团队组建等功能，结合搭建在钉钉平台内部的微应用，提升企业沟通和协同效率。在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用钉钉软件进行管理的大环境下，本文以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社区为例，探索如何通过钉钉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创新管理。随着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必须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借鉴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在线调解、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1]。“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不仅对社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逐步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必须进行全新的管理，为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和启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社区。
2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多种因素的交错叠加，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社区社会事务繁杂，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工作总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及时有效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资源，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手段。（2）社区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专业化程度偏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现象严重。社区管理非专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区管理缺乏沟通和交流平台。目前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了社区发展。虽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区压缩办公空间建设多个供老人、小孩交流与活动的空间，但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缺乏沟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区与居民关系疏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较弱、渠道较少[2]。（4）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较低。社区网格化管理强调问题及时收集和反馈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实际需求及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作为管理部门，基本是在职能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完成上级交派的各种任务，而由于人员和精力有限，在主动引导、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做得不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渠道不多。（5）社区治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够广泛。当前开展的社区各项治理任务基本靠群众的反映和政府部门的实地巡查，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3]。
3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保持有效性和持续性[3]，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参与决策等[4]。
3.1实现多方整合，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钉钉”政务移动办公系统集即时消息、公告、定位签到、考勤、日志、审核、视频等功能于一体，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机制，积极发挥了基层党员、爱心妈妈、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社区干部与职能部门人员等的作用，形成了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有人报、事件有人管、处置有反馈、结果有监督的工作局面[5]。实现各级各部门“沟通高效化、联动智能化、反馈便捷化、信息数据化及监督全程化”，将全社区相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纳入“钉钉”监督管理体系中，跟踪督查基层干部社区责任落实。基于钉钉的信息平台变革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满足各类群体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比如辖区有企事业单位328家、个体工商户2224户，可以组建相关的工作平台，既是宣传政策、通知公告平台，又搭建了相关单位、个体交流沟通的桥梁，已读未读一目了然，精准关怀，减少了社区人员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学堂”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3.2通过钉钉搭建一体化、多层级管理交流平台
我国的社区规模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渠道不畅通。通过钉钉搭建的平台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推动与扶持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区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参与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使许多利益冲突在基层就得到解决[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及时准确获得和传递各种信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钉钉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参与渠道，成为提高居民参与度的有力手段。钉钉是基于手机号码认证的平台，社区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钉钉搭建“社区—小区—楼栋—个人”的一体化、多层级管理平台，总的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小区或楼栋设置一个子管理员，居委会利用该实名平台支持和鼓励社区内诸如业主委员会、各种自治团体的沟通交流，也可以鼓励以楼为单位建立加强宣传、教育、沟通的群和平台。基于该平台可以社区各类信息公告，组建不同层级的交流平台，实现各类事务数据的收集、统计[7]。
3.3通过钉钉搭建社区的各类活动平台
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成为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满足了市民咨询、救助、服务、娱乐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区争取上级各部门的支持搭建了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平台，成立了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工作领导小组、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家长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为招募和管理专职和兼职的人员队伍、专职爱心妈妈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人员，可以开发人员招募和管理系统。
3.4完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高效和迅捷的沟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钉钉+”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通过“钉钉”把社区管理、城市管理、违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发下去，实现队伍建设“全覆盖”。利用钉钉平台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层级管理模式，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相互直接反馈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决问题、核查反馈”的工作流程，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儿童幸福家园推出“日照料”“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延时制”的工作机制，利用钉钉中的签到、日志、微活动、微社区等活动信息、反馈工作情况，保障家园的规范运行。比如大山洞社区推出“日照料”“月家访”“延时制”的工作机制，专职爱心妈妈可以通过日志提交每日辅导和照顾儿童的情况，以供其他爱心妈妈查看。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健全“五项机制”，建设阳光之家。
3.5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预防和疏导社区矛盾
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一是搭建问题沟通交流的平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终端由社区向前延伸到网格，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交流群和报送日志等及时发现问题，将事后介入变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时处置和监督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及时准确掌握基层发生的各类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对报送的事件要求处理人员及时报送处理结果。三是搭建决策支持平台。依托这一管理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了解网格内突发事件、群众需求等信息，实现了动态过程中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为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实时的信息参考[5]。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与生活交汇融合，对社区治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很大影响。以后将继续探索钉钉及相关微应用集成的平台应用，与现有系统进行整合，抓住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社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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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华.从管理到治理：大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J].大庆社会科学,2017.
[3]陈亚萍.提升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路径探索[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
[4]戴杨艳.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文献综述[J].经贸实践,2017.
[5]伊琳立.北京市密云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6]唐桂娟.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基于“社区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的实证分析[J].风险灾害危机研究,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