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域文化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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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其五， 具有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地域文化形态。以本文所举的“草原文化”为例。在这一东北西部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区， 几千年来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从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室韦、蒙古，尽管草原民族谱系的演变时有更替，但“草原文化传统”，却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续下来， 构成了东北亚地区连接中亚独立的地域文化区。
总括上述所举的五个主要文化要素， 即构成本文所说中国东北 “三大地域文化”———“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条件和稳定的文化要素。 当然在这种大地域文化下分别存在的“子文化系统”， 无疑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近来临江市依托鸭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成立了“鸭绿江文化研究会”，我认为就是“长白山文化” 大区域文化范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机构。 这些小区域文化的研究， 不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丰富资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纳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补充。
#p#分页标题#e#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是东北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始，以“汉———肃慎、挹娄———夫余、高句丽———东胡、鲜卑”四系的东北古代民族谱系一延续至今。④当前需要加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对宏观的东北民族史分布体系， 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二是对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民族谱系的审慎研究； 三是对研究薄弱的民族应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笔者 2004 年在《东北史地》第 5 期发表的《先秦时期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提出传统的西部“东胡—鲜卑”系民族之前，从当代考古学和先秦文献，“肃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记载看，在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应有一支更早于“东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学上的覆盖面广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东北民族分布辽西地区的早期民族谱系， 似应调整为 “燕亳———东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续了一千年以上，是上辽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国文明”。当然类似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种提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后者，对一些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统的东北“秽貊民族史”、“槖离、夫余民族史”和“鲜卑(三燕)民族史”等。 这显然与已有一个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极不相称。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以往如孙进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数注重地方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比证问题。 此次文章中， 孙先生在第十节“关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从东北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如此。诸如东北史研究中的区域文化与考古学类型的对应或演化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区系变迁的关系。 还有如何看待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与宏观的区域考古学分区的关系，如何审视处于东北亚腹心地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应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标志意义等。对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一文中，⑤曾经探讨性提出，在东北地区目前可认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应各有纵横二条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标意义。 其一为纵向的南北分列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其二为横向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 两者在东北考古学文化研究分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医巫闾山为辽西古文化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古文化(高台山文化和辽东大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汉辽西郡和辽东郡“汉郡文化”的明显分界线。后者张广才岭则是“长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东，包括“莺歌岭文化”和三江平原的“凤林文化”，与岭西松花江流域的“槖离沟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与李健才先生，为考察东北古代交通，曾对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迹进行调查， 即后来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第一辑中确认的“夫余(西团山文化)东与挹娄结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⑥。即张广才岭，在“长白山北系”的“北秽”域“肃慎”系考古文化分区中，具有分区标志意义。对上述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虽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凤林古城”代表的汉魏文化，多以“挹娄”文化属之，笔者倾向为《魏书》等记载“豆莫娄”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仅举上述“二纵二横”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区标识，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断得以俾证。
其二，横向的辽吉两省考古文化分区，我认为则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哈达岭)为代表。前者千山山脉横亘在辽河入海口和鸭绿江入海口之间，是辽东半岛沿海文化与辽东半岛腹地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的以“石盖墓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分界线，亦即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区。后者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属长白余脉的松辽分水岭。其明显地划分了辽东青铜文化与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南北两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同属东北“秽貊系统”的“南貊”与“北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线。即辽东的“貊系”文化，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文化，应以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界。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趋同：以医巫闾山和龙岗山脉等代表的山系，在东北地区， 其南北考古学文化上显现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别， 越来越得到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东北史研究与各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东北史与各专门史的关系， 实际上体现的是作为整个中国史组成部分的东北区域史与东北地区各社会专门史的纵横关系。 即中国东北史的体系， 总的必需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为基础。而各个专门史都应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横向展示各个门类、系统的专门发展史。诸如：东北生态发展变迁史，东北地域文化史，东北各民族专史，东北建置、疆域、交通发展史，东北人文领域的文化艺术史等。 其中还没有包括已从历史学科独立出去的新的一级学科东北区域考古学。 这其中从整个东北史体系来考虑， 过去除了东北民族史相对发展比较活跃外， 许多专史至今研究单薄或尚属缺环。如至今尚无系统的东北生态文明史、地域文化史、部族方国史和完整的民族、疆域、交通史等。至于总结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编著一部系统的东北区域考古学，也在人们的期待中。这里尚不包括具细的东北区系各民族史(如秽貊、槖离、夫余、鲜卑)和各东北断代史等。对整个中国东北史和各专门史研究存在的瓶颈问题， 首先是在确认东北史研究宏观分期、文化体系、基本民族分布体系和主要考古学类型分区的基础上， 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分类文化学上，总结梳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此基础上，协调组织具有研究基础的团队，进行不图眼前功利、不带“时限指标”的系统深入研究，其中团队的专家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如此，方能以期获得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成果， 否则只能停止在议论中。#p#分页标题#e#
【内容提要】区域史研究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建国后，国内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地方史资料，为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五六十年代，国内区域史论著以乡土教材为主。八十年代以后，这一分支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无论在省区研究还是城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亦存在研究对象在区位、范围、专题方面的失衡和理论建树较为薄弱等局限，必须加以改进，方有利于学科发展。
【英文摘要】The regional researches are necessary to the developing history science.Lots of regional materials had been arranged and published after PRC was founded which were conducive to the regional history studies of modern China.Most of the works on the studies were the local teaching books in 1950-60s.After 1980s，the considerable headway had been made in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regional history，a large number of the works about provinces or cities were published.But there are a few limitations such as the disequilibrium of the chosen regions and the lacking in the theory construction，which must be amend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ranch of history science.
【关 键 词】区域史/近代中国/研究
regional history/modern China
一、区域史研究概述
区域史，又称地方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所谓区域史研究，就是专门考察、分析某一地区历史变迁的史学工作。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正如我国著名地方史专家隗瀛涛先生在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的《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西方史学家在近代早期就开始对区域史进行研究：14～16世纪意大利学者对佛罗伦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8世纪法国圣摩耳学派制定了编写该国省区史的庞大计划，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先后完成了《郎格多克史》、《布列塔尼史》、《勃艮第史》等；再如法国车鉴学派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美国史学家对日本长洲地区的分析，也都是区域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中国古代纪述地方社会实情的著作比较多。宋代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中国现存地方志八千多种，而各类族谱则数量更多。此外，尚有不少纪述水利和边疆的著述，如清代成书的《湘湖水利志》、《东南水利》、《钦定满洲源流考》、《台湾纪略》、《秦边纪略》等。这些古籍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各地的社会习俗、经济资源和市场结构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关注热情。他们实际上是以侵略者的身份从事中国区域史的研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侵略需要。在这方面，日本人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东北、华北的城镇、乡村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而且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大部分省份，例如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就包括中国十余个省区。此外，俄、美、英等国人士亦对中国东北、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经济进行过专门研究。
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纪录地方实情的成果出现了不少，有些带有地方史研究的性质，诸如梁廷楠《夷氛闻记》、《粤海关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缪荃孙《秦淮广纪》，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陶成章《浙案纪略》、湘路危言社《湘路危言》，黄钺《陇右光复记》、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等等。民国时期，严格意义的地方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尤其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对边疆史地的研究成了史学工作者表现爱国精神的一种方式。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台湾通史社1921年版）、彭子明《台湾近世史》（民智书局1929年），傅斯年《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贺岳僧《西北史纲》（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版）、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这些都是区域性通史，有的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亦不乏区域性的专史研究，如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广东省银行1942年版）、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1940年版）。还有一些区域史料专辑，像《上海研究资料》、《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湖南文献汇编》（湖南文献编辑委员会1948年版）等。
二、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概况
建国以后，区域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反映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各地实情的历史资料不断得到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料中，有反映地方人民反抗侵略和革命斗争的，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选编》、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选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杨奕青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康立之等编《山东教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在各地史料选辑。有反映地方工商各业发展状况的，如陈旭麓等主编《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汉冶萍公司》（均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胡光明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杜受祜等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何泉达编《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史料》、江苏省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洪焕春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李华编《明清北京工商碑刻资料集》、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山西财经大学经济系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等。亦有综合纪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王刚编《清实录四川史料选编》、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唐力行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等。还有一些区域性专史资料，如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编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天津市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地方史学会、历史研究所、文史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联及其他政治和学术机构在挖掘、整理地方史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如湖南考古历史所于1958年创办《湖南历史资料》；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1957～1959年间编辑了《山东历史资料》（第一分册、第二分册）、《山东历史资料选集》；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在60年代初合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共出5辑，80年代初又编辑出版《重庆工商史料》4辑；80年代，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化志办公室先后编辑发行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和《武汉文化史料》，《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辑发行了《武汉新闻史料》；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等创刊《上海地方史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办发行了《天津历史资料》。各省市和部分县区政协编印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主持下，全国32家省级文史研究馆于90年代初汇编出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内容以反映本乡本土历史为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已出版4辑，计48册。各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在80年代初创办的方志期刊，在辑录地方史料方面亦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一些主要地方报刊，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长沙《湘报》、《大公报》、北京《晨报》、沈阳《盛京时报》等，先后被影印出版。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和江苏古籍等出版社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合印行《中国地方志集成》，已再版四川、江苏、安徽等省清代和民国时期各类地方志数百部。从80年代开始，各地新修方志亦源源不断地问世。所有这些史学基础工作的进行，为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多的便利。
不过，在五六十年代，地方史研究的成果以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为主。如戚其章《1899年威海人民抗英斗争》（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章回《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中华书局1962年）、汤志钧《鸦片战争时期江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1956年）、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三联书店1956年）等。同时，亦不乏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地方史专题论著，如景升、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徐兆奎《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成就之一就是各省区通史或断代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大量问世，诸如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常城《现代东北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常城主编《东北近现代史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潘喜迁《东北近代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周春元等主编《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贵州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钟文典主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蒋祖缘等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慧生《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吴万善等《西北近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编《安徽现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谢本书主编《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增平等主编《湖南近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泱泱等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等。在专题研究领域，区域经济方面的成果较多，如在总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洪焕春等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王鹤鸣等《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范金民等《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南京市人民政府编《南京经济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区域工业化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林兴黔《贵州工业发展史略》（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范金民等《江南丝绸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学君等《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单强《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关于区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心态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贾大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秦晖等《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新才《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等。关于地域商帮与商业的论著主要有：张海鹏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等。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经济和资源掠夺的论著主要有：王守中《德国侵占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1年）、居之芬等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关于区域社会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杨国桢等编《明清中国沿海社会及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以及上海学人关于该埠黑社会的系列研究成果。在区域文化史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杨念群《儒学近代化的地域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石琪《吴文化与苏州》（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圣宜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丁平一《湖湘文化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出版社1998年）、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
关于区域政治、地方军阀方面的重要论著有：陈景琪《义和团在山东》（齐鲁书社1980年）、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成都出版社1992年）、云南省历史学会等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冯茂《宁夏现代政区沿革》（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匡珊吉等《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顾大全等《西南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的另一突出成绩就是城市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在个案城市研究方面，关于上海的相关论著尤其多见，既有通论性的，亦多专题性的。通论性著作如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87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8年）、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1994年）、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15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专题论著方面，关于近代上海经济变迁的著作较多，如黄苇《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从周《近代上海建筑史稿》（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洪葭管等《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一卷：1994年，第二卷：1997年）、徐鼎新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黄汉民《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近代上海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伯海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等。
关于其他城市的近代史论著主要有：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和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李淑兰《北京史稿》（学苑出版社1994年）、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1997年，共十卷）、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史明正《走进近代的北京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傅崇兰主撰《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周峰主编《民国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此外，秦皇岛、青岛、烟台、鞍山、本溪、开封、包头、自贡、成都、济南、宁波、温州、广州、景德镇等城市亦都已有各自的专史论著问世。90年代陆续推出的各种“老城市”著作，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拓展了城市史研究的道路。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老上海丛书》，包括“建筑寻梦”、“交通揽胜”、“行业写真”、“体坛回眸”、“外侨辨踪”各卷。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北京旧闻丛书》，1999年又推出《老北京丛书》，囊括老北京的穿戴、出行、商市、吃喝、玩乐等专题。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则推出了《老成都》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了“老北京”、“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老广州”、“老昆明”、“老杭州”、“老武汉”等十几种老城市史书，均配有名家解说，可谓图文并茂。在90年代后期，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临近，关于这两个城市的著作大量出版，其中有不少史学论著，如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刘蜀永《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年）、高添强等《香港日占时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邓开颂等《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梁渭雄《粤澳关系与澳门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在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主要论著有：傅春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守中等《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关于前近代城市和市镇的研究亦值得一提，主要成果有：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1990年）、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众出版社1993年）等。
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亦有不少成果。在7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就制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的庞大计划，将全国分成17个区域，分两个阶段进行区域现代化的专门考察。第一阶段先研究沿海沿江的直隶、山东、闽浙台、上海、湖北、湖南、四川、广东、江苏10个地区，第二阶段再研究内陆的陕西、山西、江西、安徽、河南、云贵、广西7个地区。至目前已见5个地区的研究成果问世，即苏云峰的《湖北省》（全称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其余省区皆取相同的省略方式，该丛书皆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湖北省》首刊于1980年）、张玉法的《山东省》（1982年）、李国祁的《闽浙台地区》（1982年）、张朋园的《湖南省》（1983年）、王树槐的《江苏省》（1984年）、谢国兴的《安徽省》（1991年）。此外，台湾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区域研究的成果还有：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陆宝千《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经营》（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林能士《清季湖南新政运动》（台湾大学文学院1972年）、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探会文集》（1986年）等。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已译成中文的有：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周锡瑞《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在美国原文著作中，关于近代中国省、县区域研究的新著主要有：玛丽·兰金《中国的精英运动与政治发展：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伯恩哈特，K.《长江下游地区的租、税与农民的反抗，184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基南，B.C.《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1864-1911年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变迁》（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登赛《中国福建省的戒烟运动，1906-1917》（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许元英《客居异乡：广东台山县的移民与跨国主义意识，1904-1939》（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霍尼布鲁克，J.H.《机械化采煤与地方上的政治冲突，以19-20世纪江西萍乡为例》（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基廷，P.B.《两种革命：陕西的乡村建设与合作化运动，1934-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红《1920-1940年长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市场：社会、经济环境分析》（洛杉矶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在城市研究方面，美国出版的有关论著主要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如韩起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纺纱女工，1911-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佩里，E.J.《上海工潮：中国劳工政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韩起澜《创造中国的社会群体：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约翰逊，L.C.《上海：从市镇到条约口岸，1074-185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古德曼，B.《出生地、城市与国家：1853-1937年上海的地方网络》（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魏斐德《警戒上海(1927-1937)》（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马丁，B.C.《上海青帮：1919-1937年的政治与有组织犯罪》（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赫沙特，G.《危险的娱乐：20世纪上海的卖淫业与现代性》（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迈斯纳，D.《上海的成功：1900-1910年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研究》（威斯廉星大学出版社1996年）、黑德，C.A.《活字印刷术在上海：机械印刷、近代出版及其对上海的影响，1876-1937》（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的其它著作尚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包德威《中国的都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年）、卡蒂尔，C.L.《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约翰逊，L.C.《中国帝制晚期的江南城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协调，1796-189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1989年）、盖尔，H.《天津的工人，1900-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关满屯《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大卫·斯特兰德《人力车的北京：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史明正《北京的变化：1900-1928年中国首都的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改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近代省区和城市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高桥孝助等编《上海史——巨大都市形成与人们的经营》（东方书店1995年）、“横滨与上海”共同编辑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近代都市形成史比较研究》（横滨开港资料普及协会1995年）、市野政子《上海平民生活》（日中出版社1998年）等。
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末议
一、区域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在学术界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广义的“区域文化”是指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我们这里取其狭义概念，即除物质层面以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一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相异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为区域内成员所认同，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成熟的区域文化形成“文化模式”。尤其精神层面的区域文化，是经过千百年来积累沉淀而形成的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以往对文化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广义泛泛研究有余而微观深入不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热”，都基于一般泛泛的“宏大叙事”研究，都停留在宏观比较领域；而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个案深入研究相对不足。正如后现论家所指出的，往往陷入“能指的狂欢”而不知其“所指”。二是一般偶尔有“地域文化”研究，往往又限于行政区划的局限性，停留在琐碎的就事论事上，并且没有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因此，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具有填补理论上的空白的意义。
此前，虽然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文明研究，但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哲学所说的文化是指人们“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这里仅指精神性的、作为基因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文化与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是方成的，活的东西；文明是已成的，死去了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与自然相对。文明是表层、是显现、是过去；文化是积淀、是凝结、是历史的深层，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它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现在的生活。世纪之交兴起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初步清理了我们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黑龙江流域文化的整体状况、文化模式、完整系统的概貌、特征等等，我们还没有一个基本把握（这一点我们和吉林省有很大差距）。源远流长的、活着的黑龙江流域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等等，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理论上迫切需要我们弄清的课题起码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构成及文化模式；黑龙江区域文化的状况、内涵、特征及其分布；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要素），即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模式、制度、思想意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分期；黑龙江区域文化与整个“东北文化”乃至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发展、传承规律；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等。
二、区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直接就是经济建设，甚至文化产业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文化所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区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消极、封闭、落后的成分，会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尤其旅游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济，旅游业本质上属于文化产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战略经济资源。此前黑龙江搞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程就是区域文化建设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好诠释。
二是区域文化研究是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尤显必要。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好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并使这一特色文化得以保留、传承、发扬光大是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这说关乎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要想征服一个民族必先同化摧毁其文化。同理，一个有强大文化和精神信仰的民族（比如犹太人），即使失去国土全世界流浪也会立于世界民族强林。此前，国外相关研究已经比较超前。西方文化强国早就在全球范围内，用各种手段开始疯狂掠夺各国文化资源。回顾一下，就最近短短几年之内，我们有多少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被邻国利用“申遗”等手段抢注，我们又有多少宝贵的传说、神话故事被其他大国编成新“故事”在全球播映赚钱，用我们的资源赚我们的钱！所以，区域文化建设小到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建设，大到关乎兴国兴邦。
三、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从全球看，和我们五千年文明相比的美国，几乎算不上有历史的国家，却制定了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打造自己文化产业的战略。近邻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更是重视对黑龙江这一流域文明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如果不利用地域优势、地缘优势，全面、系统、深入地加快对黑龙江地域文明的研究，奋起直追，就会失去话语权，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文明、文化问题上处于听众、被动的地位。我们这里讲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区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概念，整个黑龙江流域不仅仅指行政区域的黑龙江省地区，是指包括现今蒙古国东部、俄罗斯外兴安岭、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行政版图在内的广大地区。黑龙江省为祖国东北边陲，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是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黑龙江又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全流域覆盖三个国家，流域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既有很多历史未解之谜，又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敏感地带，加强对黑龙江流域文化、文明（包括黑龙江省）的研究，对于破解历史谜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名栏建设；红山文化；契丹文化；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6.3；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095-04
2014年《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入选国家名栏工程，这对地方本科院校学报来说殊为不易。遍查名栏工程名单，这类学报入选者寥寥，难道是《赤峰学院学报》“幸运”？其实我们考察赤峰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地位、赤峰学院的学科建设成就、学报在栏目建设上的非凡建树就会明白，《赤峰学院学报》并非浪得虚名。
一、赤峰市厚重的历史积淀
赤峰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东北辽吉黑3省区的西部，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赤峰市历史悠久，有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不论是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先民都在赤峰留下了足迹。从赤峰的历史发展足迹看，从渔猎经济、农耕经济到游牧经济，每种经济形态都不缺席，这比漠北的单一游牧经济及中原的农耕经济要丰富得多。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赤峰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北方文化的摇篮和中心，也是全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多的地级市，拥有近万年的文明史。”[1]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把中华文明的门槛划定与黄河流域，后来又认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源头，现在看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历史上赤峰地区的标志性文明阶段主要有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金元文化等。
（一）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neolithic）中晚期，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其特征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从1906年开始，包括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法国传教士桑志华以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等，在近30年的时间里，对红山前后开展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并对遗址进行挖掘。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于1935年对红山后古遗址发掘之后，在1938年出版《赤峰红山后》一书，红山文化由此成为史学界眼中的考古学重地。每年的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及世界红山文化年会正是红山文化地位的体现。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红山文化，中国5000年文明史就出现断代。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是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①内涵十分丰富。红山文化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覆盖范围广阔（见图2），有20多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为纽带，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牧、渔、猎并存。目前的考古发现有：赤峰红山后、辽宁省朝阳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文化、小河西文化、赵宝沟文化、东山嘴、孤山子遗址等。各类遗址总计68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存续约2000年。蜚声海内外的“中华第一龙”（见图1）、“中华第一凤”、“华夏第一村”、“草原第一城”就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标识。
红山文化陶文化在中华远古文化中独树一帜，是北方远古文化的代表。红山玉文化发达，是中华玉文化的源头之一，而“中华第一龙”也被称为中华民族龙的信仰的起点。著名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强调：“以往我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5000年前的t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2]
（二）夏家店文化
夏家店考古文化是内蒙古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经对所出土青铜器的碳-14测定，时间大致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属于夏商时期北方青铜文化。与其他青铜文化相比，要上晚于龙山文化，和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处于同一历史年代。此乃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早期遗址。夏家店文化分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夏家店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青铜器（见图3）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的青铜器的工艺及使用价值显示了当时的生产力已达到很高水平，足以与当时中原地区最发达的青铜文化相媲美。
（三）契丹辽文化
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契丹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在，对发展我国北方经济，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乃至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契丹民族的发展足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持续千年之久。期间，契丹依附过北魏、隋、唐等政权，也与柔然、回鹘、室韦、突厥、女真、蒙古、党项共生与碰撞，共同推动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庙号辽太祖）并契丹余七部，建立契丹政权（1066年改国号大辽）[3]，直到公元1125年大辽被金朝所灭，存续时间达218年。其后裔有在西亚建立西辽，存续88年[4]。公元947年，契丹大军南下中原，灭五代、后晋，获得后唐燕云十六州，国势日盛。到大辽鼎盛时期，其版图幅员万里：最南变到达河北省南部白沟河，最北到达克鲁伦河（胪朐河）和色楞格河（薛灵哥河）流域，东到鸭绿江东、库页岛和黄海，西到达额尔其斯河上游与阿尔泰山，估计面积在600平方公里左右，在当时的亚洲实力强大。大辽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可以说“辽是草原文化集大成者”[5]。契丹文化是基于本土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而构成的文化整合体。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古临潢）建立都城，大辽的霸业就拉开了序幕。①赤峰地处大辽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枢地位，辽上京作为大辽的国都乃契丹五都之首，是辽圣宗以前的统治中心。都城“由皇城和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城墙全用黄土夯筑，周长8916.9米，残高5～9米。皇城位于北部，是契丹统治者居住区域，也是初筑的皇都。东、南、北3墙都呈直线，各长约1500米，西墙中段位于小土岗顶部，南、北两端向内曲折，全长约1850米，东、西、北3墙中部残存有门址，并加筑瓮城，各墙上残存有马面。西墙内的山岗顶部，有一组东向的建筑址，应是早期的宫殿遗迹，在此可以俯览全城。岗下有一大道直向东门，推测皇城最初是以东门为正门”。②
除辽上京，赤峰市宁城县的辽中京也是契丹五都之一，辽中京大定府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铁匠营乡。“史载，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公元1004年）路过这里，遥望南方霞光闪烁，有郛郭楼阁之状，一派瑞气，因议建都。统和二十五年五日竣工。中京城的布局仿北宋都城汴梁城，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外城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3500米；内城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500米，内外两城略呈‘回’字形。”③
当然，赤峰境内辽代遗存远不止这些，石房子、大明塔，还有数不胜数的有待发掘的考古文化，这为大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赤峰境内柔然、突厥、回鹘、室韦、党项、女真、高句丽、鲜卑、东胡、乌桓、金、元都曾以族群、部落、城邦或国家的形式存在过，他们都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考古文化，比如蒙元文化、藏传及中原佛教文化、王府文化等。
厚重、悠久、灿烂、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不仅成就了许多史学学者，使他们登堂入室，成为大家，也为期刊栏目建设提供了雄厚资源。依托这些学术资源建设“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草原文化”，必然事半功倍，获得极佳成效。
二、搭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平台，强化作者梯队建设
优秀期刊离不开优秀的栏目，优秀的栏目离不开优秀的作者，作者梯队决定这期刊的学术质量、文化质量，这是期刊栏目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期刊的骨干作者一般来自期刊所在院校的相关学科，因此相关学科的建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期刊栏目的质量。
赤峰学院是赤峰地区唯一一所全日制本科院校，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依据地区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蓄优势，锐意改革进取，优化学科建设，2006年被确定为赤峰学院重点学科，2007被评选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2008年又被u选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红山文化暨契丹辽文化研究基地）之一，2010年被评选为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共同资助的第六批特色专业建设点之一，即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年，赤峰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点获批，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平台更加坚固。在历史文化学院的发展过程中，《赤峰学院学报》作为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科研的重要平台，不仅推动了学院学术水平的提升，也为学报培养了骨干作者，为期刊栏目建设奠定了基础。
赤峰学院始终致力于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研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赤峰学院就开始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展开相关研究，组建了辽金元史研究室，1990年又成立“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开展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先后组织召开契丹辽文化研究年会、国际国内研讨会十几次，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契丹文化专家学者与会，产生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2003年，赤峰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入住学院，组建“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搭建红山文化国内研究平台，并于2004年举办首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此书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文物局最佳论文集奖）。2005年，赤峰学院与赤峰市政府联合，每年举办一次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吸引国内外考古界及史学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红山文化重大问题展开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取得累累硕果，把红山文化研究有些研究推高到新的水平。2012年，在区、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红山文化研究院、契丹辽文化研究院成立，至此，赤峰地区已经成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心。
赤峰地区所处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地位以及赤峰学院文史专业的稳步发展，不仅为《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广阔的空间，也为栏目建设聚拢了大批专家、学者，并使学报建设学术功力深厚、结构合理的专栏作者队伍具备了可能性。目前，赤峰学院学报的作者队伍规模、梯次都很合理，不仅有国内顶级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方面的专家，也有工作在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同学报编辑一道，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乃至“游牧文化”的强劲发展贡献着力量。学术平台、作者队伍、编辑是名栏建设缺一不可的力量。
三、名栏建设路径研究
名栏建设是期刊建设的重中之重，许多期刊对名栏都有不懈的追求，但建设路径却各不相同。清华、北大因为某些转业在国内甚至国际都是处于前沿的，加上它们在学界无与伦比的地位，打造名栏并不像地方院校那么艰难。吉林大学的《东北亚论坛》着力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走的是区域政治经济优势与学科发展相结合的路径。吉林大学虽然比不上清华、北大，但也是知名大学，在我国东北地区稳居榜首。吉林大学地处长春，研究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责无旁贷，这个优势是其他名牌大学没有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东北亚3国中日韩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加强这一地区的区域合作，打造一体化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但对三国，对世界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吉林大学依托东北亚研究领先的学术团队，抓住东北亚区域发展趋势，通过搭建国内学术平台，使栏目精品荟萃，并为国家决策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2014年，“东北亚区域合作”入选国际名栏工程（第三批）。许昌学院与赤峰学院一样，同属于地方本科院校。《许昌学院学报》的“魏晋史研究”依托的是许昌是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优势，打造魏晋学术研究团队，坚持精品立栏，最终使该栏目入选名栏工程。《许昌学院学报》与《赤峰学院学报》的名栏建设路径十分相似，依托的都是学科优势与地域优势，而且栏目创建时间大致相同。可见，依托学科与地域优势对于地方院校名栏建设具有普遍性意义。
《赤峰学院学报》的前身为《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创刊于1981年。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刚刚摆脱混乱、迷茫状态，对学术理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学报还是认定“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这个学术宝库，并尝试着去挖掘。《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始于1985年，共设“红山诸文化研究”、“辽金史研究”、“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三个栏目，由于受学术资源的限制，当时这样设置是合理的。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考古新发现，三个学术板块发生了变化，有些更接近了，有些却逐渐分离，因此对三个栏目进行整合，设立了“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与“游牧文化研究”，这样不仅优化了学术资源，学术方向也更加明确。
赤峰地区的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地位突出，无论是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还是金元的游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有些还具有特殊的意义。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的研究团队实力雄厚，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一线的教师与研究人员，他们都热爱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都矢志于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使栏目精品荟萃。《赤峰学院学报》的编辑团队业务精湛，锐意进取，呕心沥血，历经30多年，脚踏实地推动栏目发展。因当说，“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入选国家名栏工程，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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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脱脱.辽史・百官志.
②③360百科.辽上京遗址.
参考文献：
〔1〕〔2〕毕玉才，刘勇.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N].光明日报，2015-11-10.
【关键词】民国时期；流民问题
流民，长期以来是困扰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流民问题非近代产物，古而有之，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安辑流民”作为施政要领。进入近代，流民问题日益严重，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这是不争的事实。民国以来学术界对流民问题多有研究，经历了由浅到深，步步深化，逐渐体系化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末，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问题日益突出，人们把视角重新转到历史，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流民问题，重温那段国人走过的血泪史，以史为鉴。
民国时期，流民问题在方志、档案、报刊中多有记载，如； 1927年《晨报》记载“山东灾区六十县，灾民900万”；1929年《民国日报》称“鲁灾民数逾600万，大多数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沦为流民”；1935年《大公报》记者萧乾在踏访鲁西灾区后，写下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流民图》文中对流民做了这样的描述：“可怜的流民，像一片片的浮萍，茫然的在灾难中漂流”。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相应的报道不胜枚举，这儿就不再一一举例。另外，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不免要提到谭其骧先生，他发表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变迁》等篇章，为后人在中国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流民树立了典范。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流民问题研究多是集中于材料层面，如：对流民的数量、生活的窘境等做客观的陈述和报道，未行成理论体系。因此说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只能称之为开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兴起，对流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若以地域为标准大体分以下两类：
一、整体性研究，即指对全国范围内流民的研究。如池子华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系统的阐述了近代中国流民概况、产生机制、流向、调控模式和时代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对一些地区的流民也做了个案研究，如安徽淮北的流民问题，文中还设专节讨论了“闯关东”现象，其探讨的对象是山东流民，在此论著中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在总结流民产生机制时提出了“合力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版）则是关于流民问题的通史，研究了中国各个时期移民的历史。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选择近代有重大影响的十次灾荒为研究对象，以灾害为中心，描述了灾害带来的苦难、赈济措施、流民、家园重建等。另外还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84年影印本）以问题为中心，记述史诗，总结了历代救荒政策之利弊与教训，造成荒灾的社会因素等问题。江沛著（《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迟子华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等著作，对流民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典范。
二、区域性研究，这时期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成果丰富。如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对移民进行区域性研究的代表，它是第一部以山东移民“闯关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与以往的专著相比，这部著作从独特的视角出发，以近代史上著名的移民的迁出地为研究对象，详述了山东人进入东北的历程，并对“闯关东”的原因、路线等问题作了分析。难能可贵的是在其著作中还有大量的对迁到东北后回返山东移民的回访手记，为以后研究此课题提供了珍贵的调查资料。王林（《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出版，2004年版）本书以民国山东的灾荒研究的对象，选择其中的重大灾荒进行个案研究，涉及到灾荒与山东流民，政府的救济措施及山东流民与社会等问题。齐现厂（《近代山东移民的空间位移与职业流向》苏州大学2007届硕士毕业论文）阐释了近代移民产生原因、地域流向、职业选择及对工商业的影响等问题。王鹏（《民国初期山东流民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着重对民国初期山东流民出现的数量、地域分布、原因、救济整治及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这篇论文是对山东流民问题较为系统具体的研究成果。柳晶（《民国时期河北问题流民问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以河北地区的流民为研究对象，对流民形成的原因、安辑措施、流向及影响作了阐述，是对区域内流民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另外还有从翰香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杨云彦的《解放前的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东北人口发展的影响》等成果都是以某一地区为对象展开研究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民国流民问题的研究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相结合。此问题上面已作了分析，这儿不再论述。
二、细化研究与专题化研究结合——多方切入的论述民国流民问题。如以流民的迁入地为专题进行研究，成果有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的变迁：1644-1911》，浙江大学2005博士论文），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浅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从人口、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切入来解析流民问题，江涛《中国近代人口史》，《人口：中国的悬剑》，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以流民的职业流向为中心展开，如流民从事工业的研究：解学诗、[日]松村高夫（《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苏崇民（《劳工的血和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流民从事农业的研究：李靖丽（《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三角洲移民与马营诸村的建立》，《石油大学学报》第18卷第4期）等。从事商业的研究成果有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一时期学者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除研究上述传统的行业外，在流民从事特殊行业的研究上成绩斐然，这儿提到的特殊行业是指：乞丐、兵匪、娼妓等。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曲彦斌（《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李方志（《谈谈小偷》载《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江湖秘闻》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兵与匪的相关的研究成果：贝思飞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冉广海（《中国土匪》重庆人民出版社），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其他以视角研究流民问题的成果，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流民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宏观研究还是专题微观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一是以往对于民国流民问题的研究成果多是对流民问题宏观的把握，区域性研究（以省区为中心研究）不够；二是对于流民问题的研究虽呈现出细化专题化的趋势，但单纯对某一地区内的流民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研究成果（产生的原因、救济、流向、影响）较少。
【参考文献】
[1] 刘大年.《中国近代人口史》序[J].近代史研究，1993（04）.
摘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处于东北亚区域几何地理中心，同时也是新欧亚大陆桥的起点，本文在分析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及东北亚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同时，着重研究了长吉图在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地缘优势、分工及发展定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定位是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及和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东北地区新的增长极。
关键词：长吉图；地缘优势；东北亚；分工；发展定位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2009年8月30日，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是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部分区域和图们江（中国唯一濒临日本海的沿海城市珲春）的简称，区域面积及人口分别占吉林省总量的1/3，而经济总量则占吉林省总量的1/2。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其中，边境地区作为连接中国与其他邻国的纽带，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有特别的地位及作用。在众多的通道线路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切实可行的是：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为主体同时以日本为中心的连接东北亚与欧盟这2个当今世上最发达的区域经济体的路线，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珲春―吉林―长春―白城―蒙古国―俄罗斯―欧盟的高铁和高速公路规划。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批准实施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为长吉图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这也将极大的促进长吉图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重点研究长吉图在东北亚区域经济贸易中的地缘优势及其在其中的分工与进一步的发展定位。
2.文献综述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被批准至今不过几年时间，对其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到长吉图的现实发展、定位、科技合作战略研究、特色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有关于长吉图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姜红、赵树宽发表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科技合作发展战略及对策研究》，尹来武发表的《长吉图区域合作特色产业发展设想》，张新红发表的《浅谈“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现实发展》，朗宇发表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定位、问题与发展解读》等。
本文的研究视角与以上均不相同，本文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置于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大背景下，着重分析长吉图在其中的地缘优势、分工及发展定位，而不是单独的研究、分析长吉图的优势、分工与发展定位。
二、长吉图在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地缘优势
地缘，是指由地理位置上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由于对某个地区历史、文化和人群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熟悉和了解，特别是在区域内具备相应的人脉资源，所形成的相对外来个人或群体的优势，就称为地缘优势。[1]
当今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进一步显现出来，二战后各国衰退的经济或快或慢的复苏，各国发展分化，但是却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于2013年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
关键是通道建设及互联互通。除了传统的丝绸之路外，能够把东亚与欧洲连接在一起的通道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大图们江通道建设则是“一带一路”战略中重要的一环。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区域范围，主要包括长春市，九台市，德惠市，农安县；吉林市，蛟河市，永吉县及延边州全境，几乎涵盖了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地区。处于东北亚区域几何地理中心，同时也是新欧亚大陆桥的起点，东部是朝鲜的港口群及俄罗斯，西部毗邻俄罗斯及蒙古，是中-蒙大通道的中心。延边地区则处于中国与俄罗斯及朝鲜三国的交界处，与日韩隔海相望，是图们江经济圈和东北亚区域的核心区。珲春市位于图们江下游，顺江而下进入日本海。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长吉图先导区的战略地位明显，是联系东北亚各国的纽带，对于
我国布局东北亚、进行友好邦交、合作发展图们江区域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三、长吉图在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分工
1.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有利因素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是一个极具后发优势的地区，具有与东北亚区域国家开展广泛交流合作的基础与条件，其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1）人力资源比较雄厚。长吉图地区的教育事业比较发达，高等学府与科研院所云集，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同时，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地理所等研究所也位于此，专业齐全，有较高的科研开发能力。同时作为老工业基地，长吉图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强、经验丰富、创新能力强的工人队伍，同时还造就了一支思想觉悟高、技术过硬、勇于拼搏的产业大军，这为长吉图的经济发展及其与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提供了人才与智力条件。而长吉图特殊的区位优势及其已经形成的产业基础，也为其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与保障。
（2）资源互动性强。长吉图资源丰富，虽然劳动力众多，但是劳动力的质量较低，同时长吉图的生产技术水平也相对较低。而日韩工业发达，生产技术水平高，劳动力质量也相对较高，但资源匾乏，缺乏劳动力，随着两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资源将进一步下降，而长吉图与日韩地理位置相近，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同时农业发达，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出口基地，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些优势都为长吉图地区加强同日韩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条件。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区域辽阔，资源丰富，同时玉米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及玉米出口量多年来在全国均名列前茅，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而农产品出口及加工产业、汽车与化工工业，基础稳固，经验丰富，既是长吉图的优势产业，也是吉林省的支柱产业。
2.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农业贸易
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尤其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土壤肥沃，产品丰富，远销海外。与此同时，日本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却土地稀有，农产品匮乏，粮食大多来源于进口。这种基本情况为长吉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农产品贸易市场，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长吉图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虽然东北盛产粮食，但是整个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却仍停留在较低的生产水平上，甚至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工种植及收割，生产效率低下，产量大打折扣。为了进一步发展长吉图的农业贸易，改变现状，首先，结合自身生态环境状况，大力发展本土农业，积极深化长吉图农产品出口体系。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种植土地多为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是出了名的适合种植农作物的黑土地，长白山又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及经济价值。有了这两点有利条件，长吉图可以建立无公害、无污染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出口加工业，主要以农产品及山产品为主。以开拓国际超级市场为目标，同时着重发展玉米、水稻、杂粮等深加工产品及特色营养食品。这既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程度及质量，从而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长吉图地区抵抗出口市场风险的能力。其次，由于东北地区的农作物生产水平较低，政府需要加大对农作物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对农产品进行品种研发及技术创新，同时改善农作物的种植及收割的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从其他地方引入优良品种的农作物、先进的种植技术及营销模式与渠道，积极发展长吉图地区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提高其农业竞争力。
3.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工业发展
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比较优良。东北是我国工业的摇篮，“一五”期间国家组织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有58项建在东北。主要包括化工业、重型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资本密集的企业，其中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位于长春，这也使长春成为全国有名的汽车城，被称为“坐在轮子上的城市”，在全国汽车行业中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对周边经济与环境有较强的辐射及带动作用，这成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与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在产业结构上，长吉图与日本、韩国及俄罗斯等国相比较，在国际分工及优化组合上占有优势。无论是垂直分工，抑或水平分工；无论是传统产业分工，还是新兴产业分工；无论是产业之间的分工抑或产业内部的分工，长吉图都具有比较优势，但是长吉图相较日韩等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如资金短缺，生产设备陈旧，同时对产业进行升级或改造有一定的难度。
四、长吉图在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发展定位
1.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区域
图们江中下游处于东北亚地理位置的核心，是东北亚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主要载体。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处于东北亚区域的地理几何中心，同时也属于大图们江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这一便利的地理优势有利于长吉图对各方资源进行整合及利用，如俄罗斯资源丰富，石油、煤炭、木材等储量巨大，日本、韩国科技发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不仅是我国参与图们江地区经济合作开发的核心及支撑，同时该地区的开发还可以从整体上增强中国实力，使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及新机遇。
2.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及和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成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门户及平台的原因如下：（1）区位优势突出；（2）基础设施良好；（3）与东北亚其他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贸易合作；（4）有较好的工业产业基础及科技技术依托。延边地处我国边疆，是目前我国仅有的朝鲜族自治州，且临近海边，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延边将成为图们江大经济圈规划实施的直接受益者，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会随之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不但促进了边疆的稳定与繁荣发展，也对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有显著的增进作用。
3.我国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及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被视为带动吉林，甚至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的经济起到拉动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开发的核心地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在肩负着重大使命的同时，也存在着广大的发展前景。
五、结论
本文在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置于东北亚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时代大背景下，着重分析了长吉图在其中的地缘优势、分工与发展定位。长吉图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得天独厚的黑土地及良好的工业基础，这一切都为长吉图与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与硬件支撑。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既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及和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到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一步先行棋，至关重要。长吉图在引进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进行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发展长吉图的老牌优势产业：农业与工业。深化产品加工，生产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从而多方位的促进长吉图的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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