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研究范例
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民族文化研究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一、创作源泉——苗族风俗
巴江平坡作为苗族人的世代聚居村寨，滋养了苗家人特有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这里的画家在对家乡不遗余力的描绘中，苗家人的日常生产生活、风俗节日、文化信仰都被一一涂抹在画纸上。土地溪流及房前屋后的花草都是他们最为亲切熟悉的家乡，土地的耕种、果枝的修剪是他们中最为熟练的劳动。因此他们的笔下，从土地的播种、插秧、割草、收获，到日常的河边背水、洗衣，都是画面中经常呈现的题材。苗族的民俗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是农民画创作的丰富源泉。平坡村是苗族支系小花苗的聚居区域，这里蕴藏着深厚的苗族民俗文化，如斗牛、四月八、六月六、杀鱼节等精彩纷呈，特色鲜明的民族节日与活动，为巴江平坡农民画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巴江平坡农民画是苗族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其绘画作品自由，变形，奔放，夸张，色彩艳丽，土中见雅，集刺绣蜡染剪纸等民间艺术为一体，其作品大部分表达的是苗族的历史或文化信仰，或是农民自身的喜怒哀乐。这些民间画家把最朴实的场景无拘无束地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一种自然、纯真、率真并带有泥土气息的绘画风貌，体现了苗族劳动人民特有的民族特色。巴江平坡农民画始终立足于民族艺术，在绘画手法上吸取了苗族蜡染、刺绣剪纸等艺术特点，在题材上涉猎苗族民间的故事、习俗等创作出的作品，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农民画家兰有江创作的《挑水》，是典型的巴江平坡农民画代表作。兰有江创作的农民画《欢庆》，整体风格质朴简单，拥有鲜明的苗族特色。该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对苗族民俗文化的推崇，构图形式质朴简单，色彩鲜艳，视觉效果明亮夺目，给人一种健康积极、质朴向上的生活气息。兰有江的作品充满了质朴的本真特色，生活氛围浓郁，乡土气息浓厚。又如农民画作品《插秧》，以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主题作为的创作内容，滋养着农民群众的情怀，这类作品深受农民群众喜爱。农民在观赏农民画作时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实现情感共鸣。承袭苗族服饰图案文化，用绘画记录苗族历史和当代生活，是苗族图案文化在当今时代的表现形式。在没有文字的苗族历史长河中，苗族图案以服饰作为载体，发挥着标志、象征、指意和抒情的功能。平坡《得魵嘚涡》的制作来自苗族服饰图案，主要由苗族女子学习、绘制而成。她们白天干活晚上画画，自娱自乐，将生活的喜怒哀乐通过绘画表现出来。有趣的是当地农民讲述他们画画由来，他们所使用到的装饰花纹，原本就是用来画在衣物之上刺绣的。制作衣服时，因为需要大量的花纹样式，有手巧的绣娘画好精美的花纹样子沿村贩卖，有些人购买回来后挂在家里装饰，因此慢慢变成大家都热爱的一种新的形式——绘画。
二、巴江平坡农民画中的民族美术
巴江平坡农民画是把现实美与理想美巧妙地结合起来，意境欢快，造型夸张大胆，构想奇特，神态生动注重表现意境的神态，画面反映的是画家的感情。农民画的色彩艳丽、对比明显、搭配和谐，积极向上，使农民画的空间更加广阔，艺术美术发展方向更加灵活。没有受到传统艺术审美的限制，具有更加强烈的开放性、象征性与自由性。另外，农民画始终继承着当地苗族艺术特色与民间艺术的精髓，通过对日常生活、习作的感受来传递自身的情感。虽然画作造型并不精致，创作手法简单，但所表达的情感却真实自然。因而少了几分匠气，多了几分率真。农民画在民族艺术中最舒适的形态是那种不过于逼真但却与创作者的创作理念相贴切的景象。将情感与思维作为桥梁来表达意象。农民画作为画的意象，通常是对描绘事物或事件进行特征性挖掘，再通过艺术形式进行表达。虽然农民画家所创作的作品是农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没有深刻寓意与现实意义，但创作者的色彩选择、线条描绘、图案创作等方面的处理，能够给人一种接地气的美感。农民画艺术与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传统民族特色的重要展现。农民画涵盖了民族的时速理念，对民俗活动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记载。如贵州巴江平坡农民画的创作者长期在农村生活生产，在创作农民画时自然流露真实情感。以特色鲜明、情感浓烈风格，与众不同的构图，夸张的形象，强烈的色彩来展现农村现实生活，农村气息十分厚重，地域特色鲜明。巴江平坡农民画的画面中，与土地有关的故事是出现最为频繁的情节，这些故事往往发生在田间溪边或农家小院，主人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田间的翻地、播种、除草、收获，溪边的捕鱼、洗衣，院子里孩童嬉闹，这是巴江平坡的画家最为熟悉的生活，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土地情怀，一一被描绘于画纸上，表现出对这片土地上最为质朴生活的无限热爱。《收稻谷》（图1）表现了贵州苗族支系小花苗在秋天丰收的景象，体现了农民丰收的喜悦。《吃喜酒》（图2）表现了贵州苗族地区多彩的民族节日，苗寨吃喜酒的热闹场景，表现了农民幸福的生活。《苗家姑娘出嫁》表现了贵州苗族地区嫁女儿的风俗习惯。苗族风俗是当地民众口口相传的宝贵财富，也是农民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巴江平坡农民画已尽力突破民间美术固定的原有程式和传统语言，追求自我实现和个性张扬，形成了新的艺术形式。
三、贵州苗族农民画中的艺术价值
巴江平坡农民画凭借原生的苗族艺术画苗族风俗，原生之物，自然山水，表现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农民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反璞归真，表现原生态，形成了构思质朴新颖，构图充实丰满，线纹夸张多变，色彩浓烈明快，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笔触和色彩，表达乡愁眷恋，赞美田园生活，展现民族文化的丰收的喜悦和感动。巴江平坡农民画的意境中对苗族生活的细致描绘，对苗族人民理想、情感、追求等方面的细腻刻画，进一步推动了巴江平坡农民画的审美水平。从丰富农民画的创作内容到提升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水平，巴江平坡农民画通过绘画艺术真实表现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对苗族同胞质朴的情感与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进行了描绘，同时还关注场景的建设与时代特征的展现，以表达出苗族传统民俗特色以及新时代苗族人民的精神、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农民画中蕴藏的农民精神世界是无穷无尽的，其拥有自成一派的审美传统，一旦表现出来会令世人震惊。这一现象也源于农民画创作时的鲜明特色，充满生活的烟火气息，对农民的真实劳作、生活进行了描绘，传递了农民群众质朴的生活希望。农民画拥有着丰富的生命活力，因此必然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巴江平坡农民画正以多彩的绘画语言来歌颂生活、赞扬勤劳，始终传递着积极生活、勇往直前的精神。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背景下，巴江平坡农民画更加灵活、更加充分地运用了苗族传统民俗文化，选择了苗族传统文化中的造型与色彩，结合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真情实感地展现了农村的质朴美好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传递了自信、积极、乐观、永不服输的态度，创作出有温度、有感染力、情感丰富的绘画作品，通过多彩的农民画来展现深厚的苗族文化，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坚守精神文化阵地，以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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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日用品，看似平常，但其造型、纹样、色彩都烙有当地的风土特色，是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历史、风俗最为直观的途径。这些生活日用品，与当地生活习俗息息相关，是当地意识形态的“物化物”，是这个地域所特有的“集体意识”，它们借以感官来感受。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因素，将这个地域所独有的文化、习俗，以“物化”的形式，得以保存、传播、继承。
关键词:
文化产品；产品开发；瓦猫
经济的竞争必然涉及到文化竞争，而文化竞争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就云南所特有的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瓦猫”而言，虽然其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的经济价值，但身处其中的人们并没有对瓦猫给于足够的重视，更忽于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忽于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对瓦猫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重视对瓦猫文化内涵的研究，并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丰富其应用范围。
一、瓦猫及其文化内涵
瓦猫，作为众多保护神的一种，其取形于猫、寄意于虎，常被安放于屋顶正脊，飞檐或是门头的瓦脊，属于屋脊兽，其主要功能是辟邪镇宅、求吉纳福、招财进宝，和中国其他地区的镇兽如吞口、石敢当、石狮子等所承担的责任相差无异，但为云南所独有，是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云南各地人认为是有灵之物。而其称谓，也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在昆明被称作瓦猫，在楚雄一带被称为镇山虎、辟脊虎，在大理鹤庆被称为吉祥虎、降脊虎，因昆明地区称呼在前，后统一将其称为瓦猫。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区的瓦猫其造型都是经过了时间的筛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虽说有所差异，但都以夸张的手法来塑造面目狰狞而可爱的神怪，虽然不管造型怎么变化，瓦猫的大体特征（大嘴、尖牙）及主要作用（保家护宅），从古至今保持着高度一致，具有延续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这是瓦猫文化得到保护继承的前提所在，也正是因为瓦猫的整体特征，使其成为了云南省所独有的一种传统民间民俗文化的代表物，具有整个云南地区所共有的人文认同感。通过定量分析瓦猫的制作特点，发现瓦猫的制作多出于烧制砖瓦、陶罐的民间工匠之手，同时因为制作简便，参与者多，造型上没有严格的戒律，制作者在制作瓦猫时，按照瓦猫制作的程序，在保持了瓦猫大体形象不变的前提下，加入了个人对瓦猫的理解，于是瓦猫的形象呈现出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特点，令其显得丰富多彩，对其进行了归类分析。
二、目前瓦猫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加速，高楼的修建，农村平房和院落的拆迁，瓦猫逐渐失去了其生存所依赖的环境，面临着退出市场的危机。以昆明为例，几乎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发现瓦猫的身影，它是被当作一种收藏品、纪念品被精心地保护起来，以示其曾经出现在云南地区。这表明目前对瓦猫这种民间民俗文化的保护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保守的保护方式，缺乏进一步的积极的措施。瓦猫这种基于整个民族整个地区的一种集体人文认同、文化精神的物化物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淡化出我们的生活，走向消亡的边缘，对此我们不能对其坐视不管，袖手旁观，应当积极采取保护措施。利用云南省发达的旅游资源，利用瓦猫本身的文化内涵，拓展瓦猫的文化旅游产品及其适用范围，将其从屋脊上请下来，不局限它存在和适用的地点，使瓦猫具有一个广大的消费市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起到保护云南民间原生态文化，达到继承文化、传播文化的目的。同时，通过对瓦猫市场的调查，瓦猫的造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间手艺人手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较之以前的造型显得生动了不少，但其造型仍然略显粗糙而单一，缺乏趣味性、年轻化，且相对传统而繁琐，不利于机械化的生产，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开发中，处于一种劣势地位。而瓦猫的制作，仍然以家庭式手工作坊为主流、其制作原料还是传统的陶泥为主，而且就目前的状态来看，似乎很难跳出这种模式。这些客观的条件，使瓦猫的存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环境，制约了瓦猫文化的传播推广。通过前文分析，一方面，人们能够意识到，瓦猫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得到保护，于是越来越多的瓦猫走进了博物馆，使之能够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的展示代表；而另一方面，我们对瓦猫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并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却远远不够。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思想来看待，古人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应当得到我们的保护和珍惜，而保护和珍惜并不是让我们对其一成不变、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而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加工处理提炼，进行再创作，使之真正地成为我们民族的财富。或许会有人对失去传统手工技艺而制作的“瓦猫”提出异议，认为其已经脱离了“瓦猫”原本存在的意义。然后我们应该知道，文化的传承其实一直都是靠少数人来完成的，而文化的传播是基于一种大众所能接受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瓦猫新产品开发时，应当做好两手准备，既不能一味地追求产量而完全放弃对手工制作的重视，因为这是已经经过千百年的传统，也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墨守成规地排斥机器化生产，这是瓦猫文化走向市场的基本条件。
三、瓦猫衍生品探究
虽然科技发展神速，但人的变化却很缓慢，尤其是人们对于驱邪祈福的心理，几乎是不变的。再纵观目前的吉祥物市场，不难发现，在年轻一代中，Q版的吉祥物具有很高的流行程度，对比造型，会发现以目前瓦猫的传统造型，想在这场吉祥物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共鸣，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抓住年轻消费者的审美观、寻求年轻消费者的人文认同，迎合大众心理是瓦猫本土文化产品创新设计开发的突破口。在大工业生产及信息化普及的今天，可供人们选择的文化产品数不胜数，我们不能强迫消费者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因为对产品的选择权掌握消费者手中，所以如果要占领市场，我们只能提高产品的自身竞争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就吉祥物的流行程度来说，瓦猫并没有占领很好的市场，然而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瓦猫起源于本民族的本土文化，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容易让人信服其有辟邪祈福的功能，然后对其造型进行变通加工，再满足了其基本功能后，使之能够符合当代社会的审美观，让人更容易接受。前文分析了瓦猫目前存在着造型过于传统而繁琐；适用范围相对单一；色彩使用也较为枯燥等几方面的问题。综合前文所论述的观点，笔者认为瓦猫文化想要占领市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该改变造型，在以保持瓦猫主要特征为前提的条件下，即大嘴，“吃鬼怪保家”“吃铁屙金”，“吃”是其区别于其他吉祥物的最主要特征，这也是我们打开市场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对其造型进行简化，变通，也可以结合中国传统的、现代的辟邪祈福观点，及其他的吉祥物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甚至可以结合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形象使瓦猫既带有当地的文化特点，又能跟上社会的潮流。这种造型的改变，既便于适应现代社会众多青少年的审美观；又便于后期机器化生产需要。其次，扩展瓦猫的适用范围，传统的瓦猫只能置于屋顶，保家护院，适用范围及方式都相对单一，而这种局限性和城市化的进程导致了“瓦猫”市场日趋减少，提取“吉祥物”的基本心理功能后，我们可将“瓦猫”从屋顶上请下来，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部分，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置于家中，而其主要作用及其人文记忆并不会因为地方安放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既保证了瓦猫”文化的传承性，也扩展了瓦猫的适用范围，是其进入市场的一个必要保证。最后，传统的瓦猫都是以泥色，或者基础釉色问世，色彩应用过于传统。而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猫，色彩、花纹各异，既然是以“猫”为原型的吉祥物设计，我们可以师法自然，赋予“瓦猫”各式的色彩、花纹，同时赋予不同涵义，从而到达丰富“瓦猫”种类的目的。综上，对瓦猫进行了试验性的创新设计，抓住瓦猫大嘴的形象特征，将其卡通化，结合招财进宝、金榜题名寓意，将瓦猫形象进行了丰富，使之成为可以随身携带的吉祥物。
四、结束语
可见，“瓦猫”现在正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社会的发展，缩短了时空之间的距离，各个国家、地区的来往也越来越频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必然会导致某种意义上的优胜劣汰。认同度高的文化观、习俗在这场竞争中会被保留下来并逐渐扩大其群众基础，反之亦然。作为设计师应当肩负起平衡好传统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设计具有独特代表性的文化纪念品，充分打开市场，在起到保存、传播云南民间民族文化，同时又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的责任。我们需要发展生产与经济，同时也需要对本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播，研究以“瓦猫”为例的云南本土文化产品创新开发，深层次地挖掘“瓦猫”的实用价值、存在意义以及其隐藏在背后的文化底蕴，将其形象应用于多种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使之成为被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并演化为文化创意产品，从而达到继承、保护、传播文化的作用,有益于使云南本土文化及其物化物在全球文化交融的无硝烟战争中，取得胜利得以保存，也有益于探索如何丰富传统民间民俗文化保护的渠道。
作者：刘希玺 颜开 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
基金项目：
云南财经大学青年课题，项目编号：YC2012B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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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钢琴发源于欧洲，是由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人克里斯多佛利发明的一种键盘式乐器，素来拥有乐器之王的美称。钢琴一经传入我国，我国众多的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便成为了它的拥趸，并在不断的摸索中，将民族文化与钢琴作品相结合。虽然我国在钢琴音乐上起步较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各个方面，我国都在不断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钢琴作品的创作上也逐渐向发达国家靠齐，民众对于钢琴音乐的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同时刺激着我国的众多优秀音乐家不断迸发出创作激情。本文将就我国钢琴作品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进行回顾和分析，并就其蕴含的民族文化进行研究论述。
【关键词】
钢琴作品；民族文化；发展历史
一、钢琴作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自钢琴诞生至今，围绕钢琴而创作的音乐作品已经走过了三百余年的发展之路，一大批优秀的钢琴作品和钢琴家得以涌现，经历了时间的冲刷洗礼，在世界音乐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莫扎特、肖邦、李斯特等钢琴家凭借其举世无双的音乐天赋，并通过自身后天的不懈努力，将世界钢琴音乐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时代高潮。在钢琴传入中国的百余年间，我国的数代音乐人经过不断的摸索创新，逐渐将我国民族文化与钢琴相结合，丰富了钢琴音乐的创作方式和内容，更使得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得以通过音乐展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各国更加频繁的交流，我国的钢琴文化发展更加迅速，使我国也得以涌现一批著名的钢琴家，从此我国音乐人的面孔时常出现在国际音乐舞台上，演奏着富含民族文化特色的钢琴作品，在世界音乐舞台占据一席之地。
二、中国钢琴作品发展的民族文化趋势
起初由于我国与欧美各国在文化上存在巨大的鸿沟，致使我国的钢琴音乐一直处于“难登大雅之堂”的境地，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动荡的十年给了中国钢琴作品创作新的机遇，由于那时钢琴作品的创作和教学被纷纷叫停，致使我国的钢琴作品创作只限于对古典乐曲和民族乐曲的改编。这样的改编却使得我国钢琴作品的境地得以改变，把我国钢琴音乐推向了历史的高点，此后我国钢琴作品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延续至今。民族化了的中国钢琴音乐从此成为我国民族音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深远影响着此后我国音乐产业的发展。
三、中国钢琴作品中的民族文化
（一）节奏体现的民族文化
节奏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拍子，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文化可以从节奏中得以体现。钢琴作品中的小节和标记展示了这种节奏，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自由发挥，稍微调整，以期获得更好的演奏效果。在演奏中最应该注意的是重音部分，因为不论何处的重音发生任何强度的改变会使得音乐的节奏发生重大变化。节奏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含了音乐中与时间有关的所有因素，例如小节、拍子、重音的位置和循环周期等等。在我国大量的古典音乐作品创作中，我国音乐家充分发挥了均分律动的非功能性作用。然而欧美的音乐作品中却常常用到均分律动的功能性，这体现了我国古典音乐和欧美音乐作品在节奏上的本质不同。当下我国许多钢琴家在作曲过程中，都会有意的体现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并且借鉴欧美作曲的特点，将均分律动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完美组合。由于我国作曲家们纷纷在规整拍子和变换拍子的变换运用中进行了大量尝试，使得原本固定的重音有了变化空间。将重音的变化和均分律动的功能性应用到演奏中，节拍的变化将更加丰富，我们可以在经典作品《翻身的日子》中看到这些完美的变化，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重音程度的高低变换来调动节奏，使得乐曲在钢琴演奏中不断经历澎湃的高潮和绵柔的铺叙。
（二）音调多声性体现的民族文化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音调的多声性即复调音乐，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要定义音调的多声性，则还要加上主调音乐，我们一般所讲的钢琴作品的音调多声性主要还是复调音乐。欧美的音乐创作更注重立体性，所以其作品的音调往往具备多声性。现如今我国音乐人在创作中，也开始加强旋律的立体构建，逐渐发展出了多声性的民族特点。随着钢琴家们的不断尝试探索，在复调技巧的运用上，逐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将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进行有机结合，突出音乐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创作钢琴作品的方式以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为主，例如王建中在《云南民歌五首》中就对卡农进行了局部模仿。另一种则是将复调作为钢琴作品的体裁，注重结构的承上启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钢琴作品创作主要是将欧美的复调技巧融进我国民族音乐，体现我国钢琴作品的民族特色，赋予作品更浓厚的民族底蕴，例如吴祖强的《民歌创意曲》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在我国民族乐曲向钢琴曲改编的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古典民族乐曲的五音特点，借助钢琴充分发挥古典民族乐曲的声乐特色。
四、结语
当代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趋势是更多的将钢琴本身的美感与我国民族文化有机结合，以期构造音乐和文化的完美融合体系，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民族文化，运用节奏和音调的技巧性，展现钢琴作品的古典美。我国的钢琴音乐家还应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充分了解我国各个民族的音乐特色，使我国民族文化在钢琴作品中有更丰富的体现，促进我国钢琴音乐健康长远的发展。
作者：高丽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1]罗钢芹.王建中钢琴作品名族性风格分析[J].艺术研究,2013,(02):71.
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创造的传统文化的总称，具有鲜明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文化生态解体、传统文化日益消亡、发展步履维艰等冲击和挑战。但是，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跨文化交流趋势不可避免，它为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借力发展、开放性增强等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跨文化交流也将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影响
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数相差悬殊，从十几亿人至几十人不等。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些绚丽多彩的优秀民族文化是人类的共同精神遗产。从古至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在全世界的推进，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普遍与频繁，少数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特点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学界普遍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此，少数民族文化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来理解:广义是指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样的民族文化当然会被本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狭义的内涵则指精神文化方面，内容包罗万象，比如民族的哲学、史学、文学、教育、语言文字、法律、艺术、医学、天文历算、道德、自然科学、宗教、习俗等。从上述定义可见，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广博繁杂。徐万邦、祁庆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一书中，将少数民族文化分为六类:一为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住所和建筑、交通工具;二为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包括恋爱和婚姻、亲族称谓与姓名、人生礼仪、丧葬文化;三是民族传承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和舞蹈、戏剧和曲艺、美术、体育游戏;四是科技和工艺;五是信仰崇尚文化，包括原始宗教、巫术、道教和民族间宗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吉祥崇尚、禁忌;六是节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文化具有共同性，如地域性、传承性、互融性、相对稳定性与变迁性，等等。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具备不同于汉文化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形态多样性
一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地缘分布，直接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特征，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形成，显示着民族适应自然的能力［1］。生存的需要是文化产生的基础，因此，在类似的地域特点之上，可能出现相似的文化。比如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和赫哲族虽然远隔千里，但其文化上有许多地方相似，他们的语言大概60%～70%是相同的。我国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我国的山地、高原、边疆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不同民族生活的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造就了各民族之间的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各民族文化赖以形成与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徐亦亭指出:“中国古代四个文化区域，即: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以及西部和北方游牧文化区域。中国历史上，这四个文化区域之间的文化漂移，及其相互的影响和补充，反映了中国古代民族的交流和融合。”［2］到目前，伴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推进，虽然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根源于地域差别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基因所在。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固定的模式。甚至同一民族内部文化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民族内部成员间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差异随处可见，甚至在心理素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二)民族认同性
各个民族的文化均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是由各个少数民族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为此，民族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性质，民族成员会把民族文化界定为个人的私有的东西，并视为民族的标志。始祖、血缘是民族成员最为重视的，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依据，除此之外，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极为关键的“佐证”，譬如语言、艺术、音乐、服饰、饮食等，都可以作为属于同一民族的标志和依据。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员的心目中是无比崇高的，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就等于自身，为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有的民族成员可以为其而献身。一般而言，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合二为一的，两者不可能出现分离。民族成员认为，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尊重本民族，对民族成员个体影响很大。很多民族冲突事件，就是因为文化认同差异或歧视引发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成员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可以约束其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文化是民族认同和精神的灵魂，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传统、封闭的社会，少数民族成员必须遵从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规范、习惯和禁忌。
(三)相对弱势性
从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现状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等差别，这些差别，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利是不同的。对于文化而言，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必然在一国的共同文化的塑造、本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绝对的天然优势。以中国为例，我国有13亿多人口，汉族人口占90%以上;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2亿人，汉族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同时，从发展程度上看，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而55个少数民族相对落后，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尽管维吾尔族、蒙古族、壮族、藏族、回族建立了自治区，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但这些民族文化也只能在本行政区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为此，其文化生态更为脆弱，在众多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要保持并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任务更为艰巨。
(四)宗教影响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信仰或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对于大部分人口信仰宗教的民族而言，宗教对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为例，该地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交汇地区。从宗教角度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圈。由此可见，宗教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成员的行为规范，成为民族精神文化体系的重要支柱。
二、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
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的交通、通讯等手段日益飞速发展。这些领域的划时代变革，一方面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员跨地区流动变得越来越便捷;另一方面，随着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面临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体现在:
(一)少数民族文化生态面临解体危机
文化生态学的观点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它通常被称作群落。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3］从上述论述可知，文化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等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外在环境的差异性是当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基础。在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世居于森林、草原、山川、河流等地貌环境复杂地区，这些自然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特殊性，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地区所具有的自然资源丰厚的先天优势，越来越被市场经济所“青睐”。资源越来越多地被过度开发利用，造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根基的坍塌境地。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日益消亡
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形态均建立起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这种在生产力极端低的情况下形成的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精神，是今天人类所缺少的。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精神文明。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此民族而非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消亡的速度加快。从语言文字上看，据统计，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7000～8000种语言，目前已有超过2000种绝迹，而剩下的语言中，95%以上的语言被不到4%的人口使用，60%蕴含着人类智慧、情感、历史发展线索的数千种语言正在急速走向衰败。目前，世界每15天就有一种语言消逝［4］。从生活方式上看，少数民族越来越主体民族化。根据相关学者对桂西南的扶绥县进行调研，目前，壮族越来越被汉族所“同化”，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壮族与汉族之间的区别越小。表现在传统服饰上，即壮服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没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衬衫、中山装，壮族所特有的春社节、三月三歌圩节等代表性的风俗节日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步履维艰
以东北亚人口少民族为例，作为渔猎民族，他们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说唱、音乐、舞蹈以及独具特色的岩画、服饰艺术、木雕、骨雕等工艺品，还有独一无二的桦树皮器皿等无不令人惊叹。可是，在“外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冲击下，伴随着民族文化活载体的老人的渐渐逝去，年轻人已经与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逐渐脱轨，他们大多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一无所知。这些民族文化难逃消亡的厄运。目前，黑龙江省少量能使用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语言的均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传承人平均年龄也在70岁以上。20世纪80年代，郭崇林教授见到了满族萨满神话的传承人———87岁的傅英红，老人家曾不无忧虑地说:“你们要是不记下来(萨满神话)，我可就都带走了!”［5］
三、跨文化交流对重新构建少数民族文化的积极意义
文化是生存需要的产物，而生存的需要与生存的条件———地域和环境相关，为此，在外在的文化生存根基不可避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适应的基础上求发展。尽管跨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永远保持世界范围内的相应地位，必须摈弃狭隘的视野，采取开放包容的心态，博采众长，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为本民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精神性力量。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向外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外界所了解、接受和认同的广度与深度，以及该文化在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时所能达到的程度。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取决于文化传统积淀、文化自身特质、文化创新的活力等内在的自身要素，同时，更依赖于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更多地依赖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着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没有传播就没有继承，也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6］。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特质，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享受感，但是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等客观条件制约，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通过跨文化交流，无疑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路径，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二)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借力发展
目前，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看，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处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态，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没有一定的物质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难以对提升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在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中，外界在对文化的欣赏过程中，会逐渐引发对这个民族文化的弱小命运的关注，进而会有更多远见者、社会组织及政府，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帮扶、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式，关心、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开放性的增强
一个民族想要获得发展的机遇，其文化一定要处于有限的开放状态。把任何改变文化状态的现象都视为洪水猛兽，唯恐冲垮保护民族神圣性的大堤的思想与做法，无疑对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都永浩研究员认为，在中国的城市，有很多文化元素来自西方，譬如英语、西服、西餐等等，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成了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其并没有排斥感。世界上的民族文化表面看起来丰富多彩，然而事实是，文化元素是有限的，各个民族只是把这些有限的文化元素根据自己的需要编织起来而已。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说过:“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7］为此，通过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化就能够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为己所用，也能够使少数民族群众在与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深刻认识到本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缺点与不足，通过扬弃式的文化建构，使民族文化日臻美善。
四、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现展的积极作用
文化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基础，文化结构是否完整，关系一个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其重要性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质量。”［8］通过跨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持续健康的发展，必将对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地域因素的反映，对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反作用。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通过该社会“文化人”的文化活动得到继承和发展，并通过该社会“文化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9］。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优秀价值观，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教育与价值引领作用;通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群众自身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素质技能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
(二)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经济资源与产业支撑
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而言，文化是资源、是资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灵魂和软实力，也是推进创新的凝聚力和激励力。文化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经济资源，是一种“软实力”，逐渐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个国家均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将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到战略高度。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化以其朴实神秘、热情奔放、博大精深、和谐和睦等特点，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原始味道的角度，对优秀民族文化进行民俗文化旅游业、演艺娱乐业、影视剧制作业、工艺美术业等商业性开发与运营，一定能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
作者：马冬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参考文献:
［1］管彦波．中国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点［J］．民族论坛，1996，(3):22．
［2］徐亦亭．中国古代文化区域和民族关系［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5):28．
［3］张?著．设计文化视野下的设计批评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76．
［4］汪嘉波．谁来拯救濒危语言［N］．光明日报，2011－02－26(05)．
［5］左岫仙．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现状与反思［J］．满语研究，2012，(1):80．
［6］张政法．主体的影响力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21．
［7］李丽娜．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焦虑与探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34．
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上述著作虽然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对东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统论述，但首次明确提出关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兴安岭深处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自古以来就有游猎民族生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不久的游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其心理素质方面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他的论述可谓深刻。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为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树立绿色文化观念，恢复自然生态;第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大力生产绿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开发森林旅游资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业产业结构。－南文渊指出:东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提出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东北各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途径。对东北地区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张嘉宾的《黑龙江赫哲族》、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波•少步的《黑龙江鄂温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龙江赫哲族文化》、吴天喜的《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慧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专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方法及现代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挖掘和阐释。作者从鄂伦春族传统自然知识、人对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学观念、民俗行为等几个层面对该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鄂伦春族生态意识对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的支持作用及对林业实践的现实意义。于佳从音乐的角度对鄂伦春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她通过对鄂伦春人、鄂伦春音乐盛事、鄂伦春代表音乐的大量实地调查，解析了鄂伦春民族的森林观与自然观，揭示了鄂伦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乐语言特征。通过分析鄂伦春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结构特征来解读其中蕴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综述
历史与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又是广义上文化的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与森林文化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与人类的起源、发展相生相伴，对森林文化历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学者们重要的课题之一。王韩民便较早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十分显著，是目前国内森林文化史研究领域成就较高的学者。他依据森林文化的构建主体———人类对森林利用的方式将森林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狩猎与采集文化时期、原始农耕文化时期、封建农耕文化时期、现代农业文化时期、工业与知识文化时期、生态与信息文化时期，并将不同森林文化时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与森林的关系、历史时期、经济特征、社会文明、森林艺术形式等八大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但新球继而又分别撰写专文集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农耕时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原始社会的森林文化划分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属、石、木混合四个阶段;分析了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森林文化艺术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树木崇拜，朴素的森林生态观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会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对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阐述中，他首先对农业的起源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做了回顾，进而按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刀耕火种阶段、原始木耜阶段、畜牧金属耜锄阶段和机器耕种阶段;按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农耕、奴隶氏族农耕、封建农耕、资本集团农耕和社会合作农耕;按农耕组织形式又可划分为原始公共合作农耕，氏族公共农耕与氏族集团农耕，奴隶国家农耕，封建地主集团农耕，企业、农庄农耕，合作、股份、个体农耕和工业化农耕。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并全面分析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从文化层次上全面反思了农耕时期的森林资源遭到持续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阚耀平认为森林文化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农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体现为材料文化、摄取文化、寻根文化，也对森林文化发展阶段作了归纳。
苏祖荣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农耕社会相联系的是农耕文化，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是工业文化。而在农耕社会之前，同原始渔猎社会(石器、木器时代)相联系的则是森林文化，人类在史前曾经历了一个森林文化阶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农耕文化。森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经渊源(渔猎社会)、萌芽、形成、成熟(农耕社会)和拓展(工业社会)等五个阶段。苏祖荣又提出农耕文化之前应有一个森林文化阶段。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阶段，中华文化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植被的基本格局决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标志着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利用林火确证森林文化的存在;构筑木巢也证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飞、严耕探讨了古代术数活动中的森林利用情况，如以森林树木的生长情况比附人事的瑞祥灾异，一些术数工具为竹木材质，在驱凶避邪的活动中利用林木，重视风水林等。这一系列的对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这既是原始森林树木崇拜的遗留，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朴素的生态和谐观也反映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传统文化的别样价值。李明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中国的森林文化基因不仅包括东北地区，对东南地区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视。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丰富的竹编器物，如竹篓、竹篮、竹席、竹簸箕等。在论证中国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森林文化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影响，指出作为日本森林文化核心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蕴含着许多与森林文化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林震、仲亚东认为林业包括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林业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林业思想包括林业产业思想和林业生态思想两部分。根据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林业生态思想可分设天人和谐、森林功效两方面，林业产业思想又分设林业科技和林务管理两方面。作者通过对上述四部分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森林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谐、适时而作、樽节爱养的思想。李飞、严耕梳理了《左传》中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及应对的文献，阐释了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包括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周景勇、李飞分别从动物、植物图腾崇拜为对象入手，论述了各自图腾崇拜的特点。动物崇拜许多是以森林中的动物形象为图腾，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崇拜动物图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动物保护意识。植物图腾崇拜中以山林崇拜为较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已模糊地认识到了森林植被与风调雨顺之间的特殊关系，山林便被赋予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原始的植物图腾崇拜和植物保护意识。罗美云阐释了《诗经》中生态和谐思想的几个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谐、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她又提出了《周易》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一种“和合”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周景勇、严耕的《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继而通过对史料中所载之汉代帝王诏书内容的研析，认为其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包括了如下三个方面: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
作者还进一步对上述生态意识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维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其二，社会思潮上，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农思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冯尕才以清代至民国的甘肃为例，通过研读地方志等文献，首先论述了对甘肃森林生态问题的认识，包括了对甘肃恶劣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对甘肃生态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将近代甘肃灾荒频繁的原因与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联系起来;把甘肃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联系起来，进而有了通盘考虑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归国有，林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总结出了近代甘肃森林生态认识的现实意义:其一，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遏制日益剧烈的滥采滥伐活动;其二，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活动的展开;其三，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在西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森林作为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很受统治者的重视，进而形成了一套对林业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夏瑜等从宏观上系统梳理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变迁，总结出中国古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特点，即管理工作以利用为主，兼顾保护;生态管理机构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演进;六部系统生态管理机构不断成长，最终承担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皇室服务与管理一般性事务的生态机构长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优势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共同发挥作用。
余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林政状况。－李飞、袁婵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政的管理设置及政策法令。刘锡涛考察了唐代林政和当时植树造林的绿化活动。胡勇、丁伟对民国初年的林政状况予以细致考察，就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关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林政问题之一。韩国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李志坚的《论明代商人对皇木的采办》《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陈季军的《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冯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时期四川官办皇木研究》、袁婵等的《明清皇木采办及其影响》－等文从皇木采办的背景、原产地采伐及运输流程、储藏、机构设置与官员管理、影响及弊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和阐释。长期以来，森林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咏赞叹的对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独特的山林情趣。阎景娟考察了作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语法，帮助我们塑造和评判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元从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植物文化的的发展史，进而将其与中国古代士人联系起来，认为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刘雪梅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的内容，即游具古朴而超凡脱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闲雅的情趣、游赏品味山林景象的诗意神韵情趣，并分析了这些山林情趣对当今森林文化建设及森林旅游业发展的价值。她又通过研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阐述了古代隐士文人的生活形态，即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稼穑伐樵，乐在田园;纵情山水，逍遥闲适;清静寡欲，修道养生。
三、关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纵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论问题，还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国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森林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已呈现出多维度、多视野的研究态势，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们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有不少建树，特别是微观上，学者们以我国两大森林民族聚居区———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民族为案例，对其民族性、生态伦理观、民风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对其时代价值和如何呼应时代诉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分析，林学、生态学、生物学、环境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视角多样。对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学者们将森林文化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紧密相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发展史的壮观画面，尤其是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时代，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一些学者还通过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国古人与森林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对森林十分重视，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学，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值得肯定。
目前学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身上，缺乏从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进行宏观视域下的研究。其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论建设，特别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与民族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与森林有关的内容，缺乏从民族学的角度给予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其三，缺乏对东北与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对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东北和西南地区，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气候环境，创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学者们多是将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缺乏将其进行横向的对比。如若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对比两大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创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对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逊色于西南地区。作为同处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东北地区，古往今来也生活着诸多森林民族，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虽然先有张碧波主持的“中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后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但对该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部分章节进行了论述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远少于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关注不够。学者们多是以现代民族为案例进行研究，对于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也还有巨大的深化空间，这是学者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体是广袤的原始森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森林生态环境充满敬畏，许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内容。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动物濒危甚至灭绝等，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观念，让绿水青山重回我们的家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转型发展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要有先进的文化精神来引领，鲁迅精神是我国文化精神的一面旗帜，鲁迅的文化自觉、独立自由、民族情怀及文化创新、社会批判等精神，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困惑和纠结等问题都有突出的引领和指导意义，只有秉承以上鲁迅精神，才能促使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并推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鲁迅精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引言
全球化环境下，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优越，但是物质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和享乐主义的泛滥，理想与信仰缺失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民众在大变革、大转折时代环境下精神的无所依托，使得其对于文化的发展也难以形成明确的文化思路。信仰危机下，民众迫切需要形成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来引导文化的发展。鲁迅精神是我国文化精神的一面旗帜，虽然社会环境不断变迁，但是鲁迅先生直面矛盾、独立思考、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在历史长河中依旧散发出璀璨的光辉。鲁迅式的“信仰主义”对于当下大众的文化迷茫有明确的指导和引领意义，以鲁迅精神来观照文化，可以使文化的发展形成科学的理念和思想。作为地域性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当前民族社会变迁及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显得更加弱势，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由于视角及立场不同，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并未完全达成共识，有关文化传承的界定、文化传承发展的理念、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等问题还存在各种争议，等等。虽然问题各有起因，但是从根本上而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纠结和争议的根源在于缺乏明确一致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引导。鲁迅精神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旗帜作用，使鲁迅精神和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提纲契领的引导性作用。
一、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
从鲁迅的言辞和行动可以看出，鲁迅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当时社会环境极度混乱、西方文化泛滥的情况下，鲁迅并没有对外来文化保持盲从态度，而是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参照和内心的反省，更加深刻地认识民族文化，虽然其对于国民的劣根性一再进行批判，但同时他又反对拿来主义，体现了清醒的文化态度。[1]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批判了当时政府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指出应该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借鉴外来文化，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相对于强势的大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处于亚文化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没有文化价值或者文化价值不够重要。文化多样性构筑了灿烂的世界文化，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形成于民族环境的民族文化虽然影响力小，但是这种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是当地民族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智慧和经验的积累，维系了少数民族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因此各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由于强势文化的对比和冲击，少数民族成员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也在逐渐弱化，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发展需求，民族成员开始改变自己原有的民族习惯和生活方式，民族文化认同感降低。民族成员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民族成员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才能使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具备可行性。在全球化环境下，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锋越来越多，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承受了更多的文化冲击，文化同化的危机随处可见，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相应地，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才能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展。文化自觉是鲁迅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鲁迅曾经在日本学医，对西方文化有相当了解，但是鲁迅并没有陷入文化迷茫或者文化错位，而是借助其他文化的外来立场对民族文化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坚定了民族文化的信念，更加强调文化立场。因此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鲁迅精神的渗透必须强调文化自觉的基础意义。唯有文化自觉才能使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到“各美其美”，又能“美人之美”。
二、独立自由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底线
独立和自由一直是鲁迅的文化精神核心，这一点从他长期以来对国民奴性的批判就可以看出，在鲁迅的笔下，一旦失去独立地位和独立品性，就难以争到人的资格。鲁迅自己也始终坚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并因此成为时代潮流的旗手。唯有独立和自由才能自由地书写自己的思想，对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坚持文化的独立性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原则，只有独立的文化形式，才能自由表达民族精神思想。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是独立的文化形式，有自己的特质才促成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一无二。对民族来说，民族文化是民族维系发展的血脉，只有文化上的自由独立才能保障民族的独立。在现代社会环境下，由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民众的服饰穿着到精神追求，无论是物质文化层面还是精神文化层面，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不断沦陷，大多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更多地是在强势文化的裹挟中前行。民族文化被同化的威胁以及民族文化被挤压空间而自行消亡的危机，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发展岌岌可危，因此，坚持独立以及如何坚持独立，便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命题。少数民族文化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才能在文化发展中形成坚定的立场，也才能在文化交流或交锋中处于平等对话的地位。文化独立也是人的独立，文化的同化意味着民族民众文化身份的模糊，鲁迅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和践行表明，文化的独立自由才能形成人的自由独立，而人的自由独立才能促使人类的积极进步。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动发展直接削弱了其对民族民众的昭示和引领意义，同时也使自身的发展难以形成坚定的立场和清晰的思路，其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和发展也因此埋下了隐患。为了促进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就必须以独立自由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底线，只有这样，民族文化才能保持独立的文化形式。
三、批判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方法
鲁迅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的笔下创造了多个具有民族劣根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无论是遗老遗少、洋场恶少还是假洋鬼子、阿Q等形象，都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的怯懦、懒惰和巧滑，正是对于文化糟粕的强烈批判，使得鲁迅当年有了“精神界战士”的身份。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并无恶意，他只是通过批判的方式来使国人知道自己骨子里的精神实质，通过真实国民性格的客观再现，使民众认知到精神的优劣和黑白，促成众人对国民性格的反省。[2]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样需要一定的批判精神。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于民族历史过程中，凝聚了民族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思想体验，是民族民众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但是由于文化的抽象性特征，文化的形成并不单独作为文化呈现出来，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来体现，因此民族文化是各种文化形式的集合。在这个文化集合中，有民族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有因文化起因或文化形式而形成的文化糟粕。精髓和糟粕并存意味着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自然需要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只有对文化糟粕进行剔除，民族民众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当前，虽然各方面对于民族文化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共识，但是对于民族文化内容的传承发展并没有达成一致，有的观点认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应该是从仪式到内容的全面照搬，而从现实来看，完全做到民族文化的照搬照抄并不现实，既不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也无法为民族文化构建完全的社会场景；有的观点则认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该是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发展，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只需要从众多民族文化中择优传承发展，但是对于文化精髓筛选并无统一的标准，民族文化的盲目检视很容易使传承发展下来的民族文化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因此，强调文化的全盘传袭和对民族文化的盲目扬弃都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缺乏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使得更多民族文化形式的传承发展总是在争议中前行。物质文化带来的文化困惑需要清醒的文化思想来引领，依据鲁迅的批判精神，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可以从民族文化的批判着手。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民族文化，而是通过批判使得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更为全面地为更多的民众所认知，通过大众头脑的天然净化能力，从而使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理解得更加深刻到位，使民众更清晰地认知和分辨文化中的糟粕和精髓，从而消除思想上的隔阂和分歧，形成明确的、一致的文化传承思路。对于民族文化的批判可以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破除思想方面的更多束缚，使民族文化的糟粕能够在传承发展中更好地被剔除。
四、创新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化是物质基础的意识产物，物质基础变迁，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也会有所变化，具有时代气息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源于民族文化精髓与时代的结合而形成的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时代社会的推进作用，因此，民族文化必须要结合时代创新，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中的糟粕需要剔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民族文化同样需要结合时代环境发展创新。创新是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动力，也是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新生的根基。[3]虽然鲁迅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对国家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强烈的批判，但是批判并不是最终目的，鲁迅的批判意在警醒世人，最终目的则是通过众人对各种劣根性的认知，从而共同努力形成和时展相适应的民族精神，创建新的风气、新的文化是鲁迅精神天空的关键要素。[4]简单而言，鲁迅的言下之意，即要促进文化的创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样需要以创新为支撑，近年来大部分民族地区发展迅速，民族社会形成了崭新的社会气象。另外社会转型发展中，民族社会原有的宗教信仰和制度规范转变使得民族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出现了各种精神迷茫和困惑，也形成了各种新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在民族社会的新气象和新意识观念中创新前进，而不能拘泥于原有文化的守成。只有这样，民族文化才能融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契合时代需求，促进民族文化真正的可持续的传承发展。
五、民族情怀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必要条件
浓重的民族情怀是鲁迅精神的鲜明特色，在鲁迅作品的字里行间随时可见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在民族危难的时刻，鲁迅选择了挺身而出，无论是抗日还是民族解放，鲁迅都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摇旗呐喊，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情结。因为深重的民族意识和其在民族气节方面的努力实践，国人给予了鲁迅“民族魂”、“民族脊梁”等至高的评价。在鲁迅“孺子牛”等精神激励下，一代代人义无反顾踏上了为国家民族奉献的征途。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依赖于两方面的推进，一方面是物质条件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民族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民族民众能够深刻理解到文化对于自身和民族存续的意义，并因此生发出深厚的情感，才能使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形成强劲的内在动力，由于这种情感意识源于民众自我情感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产生的共振，民族民众具有强烈的主动意识，并能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可以使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充满活力，在相应的物质条件保障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便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形成良性循环机制。鲁迅强烈的民族情怀对于其自身在民族事业中的投入和奉献已经充分显示了民族事业的情怀对于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极大影响。作为民族一分子，推进民族进步强大是所有民族成员共同的期望，但是单单有这样的期望是不够的，民族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还需要民族成员在深厚民族情怀下对民族的付出。当前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危机一方面来自外来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变革使得民族民众的文化态度发生了改变，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成员往往忽略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盲从其他文化，并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鲁迅精神观照下，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推进，必须要加强民族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关注，使其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能够自发地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进行响应，为保留和延续民族文化而在服饰、饮食、民族活动方面积极参与，积极推进。[5]
结束语
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永不过时的精神，其深重的民族意识、高度的文化自觉、客观真实的态度、严厉的批判精神构筑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精神丰碑，鲁迅也因此成为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精神旗帜。文化多样性自然存在文化竞争，而文化的竞争必然会对较为弱势的民族文化形成冲击，彷徨困惑中的民族文化尤其需要以鲁迅精神为指引来进行传承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对鲁迅精神的实践应用不仅有助于明确文化传承发展理念，同时也可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指明方向，加强民族文化自信，最终促成民族精神高地的构建。
作者：李莉萌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
参考文献：
[1]商金林.扶桑艺道润年华———鲁迅精神原乡问题探究[J].理论学刊，2013，(3).
[2]杜九霞.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鲁迅及其作品[D].西北大学，2010，(6).
[3]李光华.民间剪纸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云南芒市傣族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
民族文化，以其独特的带有象征性和传承性的特征，成为了民族的一个标志，产生于农耕时代的《走马民间故事》，其繁荣的场镇文化成为了民族文化传播的摇篮。将《走马民间故事》应用到动漫中，是一种极为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是保存和传播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
动漫；传统民族元素；走马民间故事
我国的动漫产业由于在某些程度上受到国外一些因素的影响，在设计上也逐渐趋于国际化，为了体现我国的动漫特色，因此在我国的动漫作品中，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元素，这样在传播和宣扬民族文化的同时，孩子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也能深深体会到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更能彰显我国动漫作品的特色。可谓一举两得。国外许多的国家也在动漫作品中融入了具有本族特色的民族元素，这也说明民族文化在动漫中的应用，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因此，要想使我国动漫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也必须使动漫设计体现我们特有的民族文化，这样也能推动我国动漫发展。
一、《走马民间故事》:农业时代驿道上的故事
重庆的《走马民间故事》是产生于农耕时代驿道上的故事，其传播的温床就是繁荣的场镇文化，驿道上的故事是草根文化与外来文化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故事，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曾经是古巴国的中心地带，后属巴县辖区。巴人勇猛善战，能歌善舞文明于世，其中春帖、楹联、龙灯、狮舞、车灯、连箫、高跷等民间文化活动源远流长。由于各路客人各自交流自己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后来逐渐成为以“走马”（赶马）为职业的人群口头创作并传承的民间故事。这些人都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耳濡目染，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外地的民间故事不觉地转化成了当地特有的民间文化表现形式，并且将其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民间故事不仅是农耕时代人们传播见闻见识，道德规范，以及表达信仰的载体，也是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场镇自然成为了传播民间故事的中心。走马镇位于重庆西部的长江河谷丘陵地带的缙云山尾端的山脚，村庄分布在谷间低地，生产活动也相对富有。走马镇车水马空，相对繁华，成为民间戏说，讲故事、评书等活动的中心，走马镇与走马故事共同发展，走马故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包括故事、神话、传说、笑话、寓言、民间歌谣等，蕴藏着厚重文化信息。2006年，走马镇民间故事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民族元素在动漫中的应用
1、民族元素在动漫角色的塑造上的应用
绘画、雕塑、建筑、服饰、戏曲、民乐、剪纸、皮影、年画等多种多样的民族民间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洒脱的书法、生动的水墨画、应物象形的雕塑、宏伟壮观的建筑群等，为动画片提供了许多造型元素。一部成功的动漫作品，必须要求作者充分体现其艺术性，所以创作者必须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而又全面地要让其故事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民族特征。如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中，充分地运用了夸张的脸谱造型，以及京剧表演中人物的服饰，使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彰显了民族个性，带给了观众很深的印象。《功夫熊猫》中，选用中国国宝级的动物大熊猫作为动画片的主角，并且完美地将中国的传统功夫与熊猫结合在一起，深深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从而，我们可以总结出，为了使动漫取得成功，就必须将中国元素充分应用在设计中。
2、民族元素在动漫场景设计中的应用
优秀的动漫作品，不仅要有特色的动漫造型，精彩的动漫场景也十分重要，因为，突出的场景能够加深观众对动漫的印象。对于动漫场景的设计，一定要更好的烘托出故事情节背景和人物造型，只有二者完美的结合，才能凸显整个动漫的风格。我国的动画片《宝莲灯》,加入了我国壁画和古建筑等特色，该部动画片的场景极具民族特色，与其中的人物造型交相呼应，使其更好的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功夫熊猫》中在片头也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中国的剪纸艺术，在场景中表现中国的山水特色，很快地将观众带入了影片的氛围中，也能传达出作者想表达的艺术氛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独特的元素魅力有利于塑造动漫中的场景，这样能够增强影片的效果，使其更具吸引力，还能拉近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3、加强传统民族元素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许多成功的影片，都将民族元素与现代技术灵活地结合起来，设计出来的真实而又饱满的人物，都是通过运用三维动画等技术，加深了画面的清晰度，画面表现出来的质感和营造的氛围，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感，通过建模的技术，让动漫中人物具有更多的真实感，人物中皮肤，毛发等都更近的接近真实的实物。在场景制作上，更是运用高科技的计算，使得画面中的空间具有层次感，可视性和真实性。将二维画面转化成三维画面，将静态呈现出视觉上的动态化，其中的动作也化复杂为简单，更具有画面效果。
三、动漫艺术与民间故事的契合
20世纪初诞生的动漫艺术集合了文学、美术、舞蹈、音乐、建筑、戏剧和电影这七大艺术门类。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发展，动漫艺术开始像人们展现其具有文化传播功能的特性，其完美的表现方式能让动漫具有无限的魅力，还能启发人们的创作思维。动漫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虚拟出来的，它的形象也大多运用夸张的手段进行塑造，更多的是其象征的多具传奇色彩。动漫艺术与电影不同，它并不一味地追求画面的真实性，而是人们通过想象和虚拟重新赋予其生命和意义，也就是说，动漫更多的在于人们的想象力。恰好，民间艺术大多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这些都来自于人类的一些信仰或者内心中的美好愿望。民间故事为平凡的生活中增添了许多色彩，民间文学通过偶然、巧合、夸张的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因此能将故事的真实性和传奇性能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既能体现生活气息，又能使故事离奇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动漫与民间故事有着共同的虚拟性和传奇色彩，因此为二者能够良好的契合打下了基础，民间故事给动漫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空间，同时，动漫也更好地对民间故事进行传播。
四、结束语
在以后的动漫设计中，应该要把独具特色的民族元素更好的应用于其中，而且要与现代技术进行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丰富动画的视觉效果，还能给动漫注入新的活力，巧妙地将传统的民族元素应用到动漫中去，还能给我国动漫发展带来全新的动力，虽然我国动漫还处于不稳定的转型时期，但是这一做法不仅能够促进动漫的发展，还能更好地传播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作者：杨凡颖 单位：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会计的职业行为无疑应归属于道德文化的范畴，企业会计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会计主体的主流价值取向的影响。会计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导致会计主体的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反射出的企业价值观层面的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可以说会计行为是由会计主体所主导的主流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会计行为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会计主体价值观的取向。会计主体的核心价值观是主体道德文化的映射，会计主体的道德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与管理行为的发生。这种文化价值观可以渗透在企业文化子系统的会计文化系统中，进而影响会计文化价值观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相应的会计行为。简单地说，会计主体的道德文化就是通过影响和塑造会计价值观，对会计行为的选择产生内在作用力。反过来，会计行为也必然成为会计主体文化的外在体现。
二、宁夏企业民族文化对会计行为的影响分析
从宁夏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及驱动因素来看，宁夏企业民族文化是影响宁夏中小企业成长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一方面，宁夏企业民族文化作为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一种社会无形资本，形成宁夏中小企业的环境激励因素，融入到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并与企业建立的内部组织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企业的内生文化，以此影响企业作为会计主体的价值取向及企业内部会计组织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宁夏企业民族文化作为回族自治区域的文化子系统，作用于区域内各个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形成了区域内企业人员深具宁夏企业民族精髓的文化倾向，从对企业的战略管理和业务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势必会对企业的会计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夯实了企业会计文化的底蕴
宁夏企业民族文化作为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一种社会无形资本，形成宁夏中小企业的环境激励因素，融入到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并与企业建立的内部组织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企业的内生文化，丰富了企业会计文化的底蕴，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会计人员的价值取向，实现了会计人员的个人价值，并收获了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这不仅使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以提高，而且使会计行为趋于理智。团结协作、和谐谨慎的宁夏企业民族文化精髓也使会计人员在思想上得到了道德关怀和文化激励，产生了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奉献精神，客观上加大了会计不良行为的心理成本，从而形成了使会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的内在动力。宁夏企业民族文化对企业会计文化的影响，不但提高了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和规范的执行效力，还弥补了正式制度约束的漏洞，解决了在企业组织及会计规范变迁中会计人员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消除了在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会计行为的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冲动。
(二)培育了诚实守信的会计职业道德价值取向
优秀的企业民族文化能培养会计人员正确的、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并通过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诚信品质，并将高尚的道德要求要植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品行中，赋予他们正确的职业评判能力。另一方面，宁夏企业民族文化内生为企业组织的精神文化，而组织的精神文化又以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会计精神和会计职业道德等非正式规则的形式实现了对会计人员职业行为的柔性约束。宁夏企业民族文化的诚实公平和信守合约的原则及个体奋斗与群体意识共存的文化理念，能在企业的财务与会计管理中营造以会计诚信为内核的会计文化，它不仅能使会计人员在意识形态上拥有积极向上、勤奋努力、团结协作的精神状态，还能将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的群体意识要根植于企业的会计组织内部。宁夏企业民族文化蕴含的个体应在逆境中不畏缩、不悲观，勇往直前的精神，实现了会计人员的自我激励。使会计人员拥有了高度的自我职业自豪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自觉保持会计的良好职业道德行为，并自觉维护自己的职业声誉。个体的优秀的会计文化决定了企业财务乃至企业经营活动整体的道德风貌，为会计人员高尚思想和优良的品行创造了共同的价值准绳，同时也监督和评价了会计人员的个人行为，使其在群体价值观念的督导下，能严以律己，认真执行会计规范、原则和制度，自觉维护自己的职业操守。
(三)和谐会计环境的构建
宁夏企业民族文化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浸染的会计人员能够在教义的启示下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正和信任，这能促使会计人员之间在文化背景、精神信仰及价值倾向上趋于的一致。长此以往这种价值取向就会转化为互助、融洽的企业学习环境。这种良好的职业与工作环境，能在会计人员中形成积极进取、共同进步的氛围，使会计人员之间形成团结协作的和谐关系。同时，和谐的文化理念容易培育出和谐的内部控制监督机制，避免会计信息因外部监控不力和内部会计决策的个人独断专行而导致的信息失真。这既能培养会计人员对公认会计标准的认同感，又促进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规范，从而形成公允的会计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的行为准则，实现会计行为的外部监督约束与自我约束的有机结合。
(四)绿色会计行为理念的形成
宁夏企业民族文化倡导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相处，在该文化理念的影响下，以绿色消费、绿色生产为主导的经营理念在穆斯林企业中得到了很好实践。纵观宁夏乃至全国知名的穆斯林企业，从管理者到企业的员工，不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勤俭节约都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品质，一直提倡并惯彻实施。企业在新技术的研发、新产品的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将人与自然的平衡放在首位，以生产促进技术更新，以技术的更新推动绿色生产，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措施。企业只有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才能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绿色消费观的潜移默化中，会计人员不仅能以成本与效益原则指导会计行为，而且会以此作为企业各项经营活动的财务衡量标准。
(五)强化会计职业判断的意识
宁夏企业民族文化强调绝对的平等性，既无圣职阶级的存在，也无种族尊卑的区分，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宁夏企业民族文化的权力距离比较小。在此文化的影响下，会计人员的行为更倾向于灵活性，即会计人员在会计操作上，会根据具体的会计环境与交易事项的特点进行灵活的会计处理方法。
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