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的由来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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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字字形的认知特点，研究者从笔画数、部件及结构方式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笔画、部件、部件的组合、整字都有成为知觉与加工的单元的可能[2]。因此，不应该一味强调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独体字到合体字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次序。长期以来，汉字教学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即按照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顺序进行教学。但是“简易繁难”指的是什么？显然较多的是汉字的笔画、结构等方面的文字特征。那么文字形体的简易繁难是否等同于学习者认知心理活动的“简易繁难”？有关汉字认知研究表明，少笔画的汉字不一定比多笔画的汉字容易学。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学习者在最初习得基本汉字笔画以后，对字形的认知往往便不再是以单独的笔画为基本单位，而是对笔画所组成的一个个偏旁部首来进行有关信息加工处理。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说，构成汉字形体的最小单位是笔画，但从学习者的认知心理操作来讲,则是把偏旁部首作为构字组形的基本单位。汉字（独体字除外）一般由2~4个偏旁部首组成，所以这种相差不大的认知单位数目便不容易导致学习者在掌握笔画数目不同的汉字时出现难易差别。另外，汉字笔画不仅有数量多少之别，还有笔画本身的简易繁难之差。笔画数相同的汉字不一定学习难度相等，笔画数少的汉字也不一定比笔画数多的汉字容易学习和掌握。因此，在汉字教学中单纯地以笔画数“由少到多”、“始少后多”的思路来安排教学内容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不仅给有关教材教法的编排增添困难，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影响汉字教学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汉字字形有独体与合体之分，后者又有三级切分结构及其上下、左右、内外等不同的空间关系。汉字的这种形体结构方式是比较独特繁杂的。正因为如此，主张对初学识字的学生安排二级切分结构以下的汉字进行教学，认为这样做才合情合理。从一般情况来说，这种考虑是有道理的。不过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独体字与合体字相比，一级切分结构的汉字与二级、三级切分结构的汉字相比，并非前者的学习掌握一定比后者容易。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少汉字虽然笔画数目多且字形复杂，但结构规范、对称性良好，从而易于认知识别[3]。从表面上看，二、三级切分结构的汉字虽然比较复杂，但构形有序，空间配置关系清楚明了。尽管组字的部分（偏旁部首）较多，可各部分本身却并不复杂。所以这些字看似繁难，其实并不难掌握。与之相反，有些独体字和一级切分结构的字，则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在感知和记忆方面笼统一体、难以准确掌握各笔画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空间配置关系。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也就容易出错。由此而论，简单地、一概而论地将初学汉字限定在某个切分等级之下的做法有待进一步商讨。第二，汉字由整体分解为各个部件，各部件按特定空间配置关系组合成整体汉字的特性，即分解组合性，是汉字形体的心理特征[4]。在汉字教学过程中，一些合体字确实容易出错。常见的错误主要有三类：一是空间位置关系的错误；二是笔画增减的错误；三是组成部分替换错误。从教学方面来说，可以认为主要是由于对整体汉字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拆拼关系”重视不够。所谓“拆拼关系”是针对汉字结构的分解组合特性而言的。在教学中，无论哪种汉字教学法都需要对汉字的各个组成部分（偏旁部首或基本笔画）进行分析讲解，然后再让学生按照特定的先后顺序和空间配置关系将各组成部分一一组合起来形成整体汉字。总而言之，无论是教学过程还是学习过程，都需要有一个“整体―部分―整体”的认知心理活动过程。
汉字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汉字作为一个整体供学习者观察辨别以及再认时，是把整体字形的视觉表象作为内部参照，根据所看到的汉字的形状线索来加以判断和辨认，其感知觉任务和记忆条件都相对简单、明确，因此较少出错。但听写或默写汉字时，由于不可能一下子完成整体字形，只能是在整体字形的视觉表象唤起之后，一部分一部分地提取出来并组合成与原来正确的空间结构位置搭配关系相同的汉字，所以既要求对各组成部分本身感知记忆准确，还必须对各个部分组合的先后顺序和特定空间配置关系明确无误。这就势必增加学习任务的复杂性和相应认知心理操作活动的难度，由此而产生学习错误的可能性也就相对比较大。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对整体字形的反复认知活动远远多于分解组合的练习操作，让学习者任意自发地进行对汉字的分解组合练习以便学习掌握。这从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来看，刚好是避重就轻，因而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在教学汉字时，应该分析字形，讲清楚结构、部件位置关系，以及分解组合的次序，以便学习者形成明确的视觉表象，掌握字形。
汉字教学是汉语词汇教学的基础和前提。在汉字教学中，积极吸收认知心理学的新成果对提高汉字教学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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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字本位 汉字 思维方式 理据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12-01
一、字本位理论的“字”
1.字本位理论概述与对外汉字教学
字本位理论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它是以“字”作为汉语基本单位的语言研究思路，它认为“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单位，是汉语语音、语义、语汇、句法等各平面的交汇点。同时，字本为理论关注汉字中所反映的汉民族思维特点和认知方式。近年来，字本位理论成为了对外汉字教学热的引爆点。它的一系列关于汉字的研究成果重在弥补以往教学法的不足,克服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
2.字本位理论中“字”的相关问题
（1）汉字与汉语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索绪尔语言理论认为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表现语言。但同时索绪尔也指出：“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Saussure 1916:27）现代的汉语语言学在接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时，却忽视了它的适用范围。潘文国指出：“凡是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凡是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他进一步解释：“……由于自源文字都是表意文字，文字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就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必然的理据。”（潘文国，2002：91）汉字是据义造形的文字，并不只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它与汉语一样，都是汉民族认知和表述世界的方式。所以，无论在汉语研究还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都不能把汉字当作汉语的附庸，都必须摒除“印欧语眼光”，重新审视汉字、汉字的地位与汉字本身的系统性，这样才是抓住了汉语学习的关键。
（2）汉字的特点
①汉字的表意性与理据性
表意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而区别于拼音文字的最大特点。汉字从视觉上就能传达意义，使文字所承载的意义通过眼睛，直接为人所理解。汉字来源于文字画，它的理据性在文字产生初级阶段是相当直接的，就在现代的汉字中，这种理据也没有磨灭，汉字字形的表意功能仍是很明显的。汉字的理据性来源于汉字形音义的三维一体性。汉字的理据也就体现在汉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联系上。许慎在《说文》中提出“六书”理论，阐释了汉字的构成及变化规律，是汉字理据性的证明。
②汉字的非线性
A汉字字形的非线性 汉字的形体区别性强，以方块结构为单位，以图形进行编码。汉字采用方块形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实现“以形示义”的必要手段。由于汉字是形、音、义大量信息浓缩成的一个个方块，无论是从形体上还是运用上，汉字的独立性和自由性都很强。
B 汉字在汉语系统中的非线性地位 汉字在汉语系统中是一个非线性的单位，它可以辐射到整个汉语系统。汉字不仅仅是基本结构单位，而且是各种语言现象的交汇点，在汉语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是汉语研究的枢纽。汉字所承载的信息量大，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一个客观原因。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一门语言的学习，需要掌握的信息量和规则是一定的，因此，我们以字为本来学习和研究汉语，也必将达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字本位理论指导下的对外汉字教学策略
1.教材的选字
教材的选字应与汉字的理据性密切相关。汉字的学习，需要根据它的理据性进行，传统的六书理论为我们汉字理据教学提供了依据。所以，合理的学习过程应考虑汉字理据的层次性，遵循由“理据直接”的汉字开始逐渐过渡到“理据间接”的汉字。
从六书的角度讲，从“象形”到“指事”到“会意”再到“形声”，确实符合由显性到隐性，理据从单一到叠加的过程（王骏，2006）。在汉字学习的初级阶段，我们要结合常用字，尽量做到从理据直接的常用字到理据间接的常用字。在教学中，我们要结合不同造字法的理据特点进行教学，应仔细斟酌“随文识‘字’”的顺序和数量。
2.汉字特点的总体介绍
对于从未接触汉字、汉语的留学生来说，汉字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幅幅神秘的图画或者是线条的堆积的符号。很多学生由于对汉字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往往觉得无从下手，只是盲目的描画汉字，这些画出来的“字”往往十分杂乱，大大阻碍了汉字学习的效率。我们认为在详细教授汉字之前，应向留学生概括介绍有关汉字的理论，主要包括汉字性质，汉字的造字方法，音韵特点等等，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而是让他们对汉字的概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把握，以便提高他们对汉字、汉语的感悟和感知能力。
3.汉字的语义功能二重性
汉字是具有生成能力的。“字”的生成能力就是一个字能否与另一个字相组合，生成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徐通锵，2005：137）。徐通锵先生在《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一书中将字的语义功能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为字本身的概念意义，又称之为语汇意义；另一方面的意义体现在字组中，就是字与字的在相互结构关系中的意义，徐先生将之称为语汇-语法意义，这种语义特征既与概念意义有关，又与字与字结构关系相联系，这也可以称为汉字的语法功能。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语法意义鲜有提及，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举例来说明：学习了“牛”字，可以让学生来造字组，可有：母牛、牛角、奶牛、黑牛、野牛、牛奶、牛背、牛棚等等。我们将这些字组进行如下归类：
向 心：母牛 奶牛 黑牛 野牛
离 心：牛奶 牛背 牛棚 牛角
在向心字组中，其语义都为牛，只是区别它们的种类，色状等特点；而离心字组中，语义都是与牛有关的物件，而不指牛。通过向心、离心模式的对比，留学生对“牛”字的使用（即语法意义）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同时，对与“牛”搭配的字也起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或是即使有生字，也可以大致猜出一些字组的意义。而且，用这种模式，学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意味着可以生成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新字组，有助于提高学习的兴趣和自学的能力。
余论
字本位理论立足于汉语的传统，将字作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来研究汉语，给对外汉字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强大的理论依据。字本位理论的汉字教学，从汉字出发,逐渐让学生熟悉汉语社团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汉语的能力，是一条适合汉语特点的教学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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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朋朋 2005．谈“字本位”的内涵[J]. 汉字文化 2005年第4期
一、前言
对外汉语教学由来已久，但真正的兴起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而受到关注。不仅在国外很多的外国人都在聘请汉语教师、汉语家教来学习汉语，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选择了中国学校。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缺口日益增加，同时，很多非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人士也加入到汉语国际教育中来，这使得对外汉语教育体系显得有些混乱。因此，如何规范对外汉语教学体系，打造专业的师资力量成为了当前对外汉语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的设立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学位委员会在2007年4月设置的新增学位，意在培养专业化、高水准的应用型对外汉语教学人才。专业学位的授予，很大程度上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水平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同时，也增加了对外教育兴趣者拓宽学习方向的机会，弥补了大学本科对外汉语教育专业教学中的不足，使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更加专业化。
三、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方法
1.建立“汉语语言教育学院”，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提供专业化的从业方向
在华留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语言类”留学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留学生体制问题，还未能将“语言类”留学生完全剥离出来，单独的予以签证等独立手续，甚至在各大学中也没有专门的设立“汉语语言教育学院”，因此只能将所有的留学生汉语教育整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专业化语言教育的开展。“汉语语言教育学院”的成立，可以承担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实习与论文调研活动的开展，并可以将汉语国际教育直接与留学生需求相对接，通过双方的教学需求来进一步修正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课程内容，提高对外汉语教学从业教师的实践水平，将对外汉语教学体系完善、扩充开来。
2.严格规范对外汉语教学秩序，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与对外汉语教师资格结合起来
目前由于对外汉语教师岗位缺口较大，专职、兼职教师流动性也相对较大。从对外汉语教学整体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严格规范对外汉语教学秩序，严格从业教师的专业化认可。肃清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队伍，一方面使教师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也有效的保证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是我国面向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形象性途径之一。因此，必须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通过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认定，来培养一批具备高素质能力的教师，凡是取得该硕士学位的人员视等同于持有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
四、结语
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力量的扩充与加强，是建立在完善教学体制，补充后备力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正是培养对外汉语教师后备力量的可靠保证，同时也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从学科设置、学位授予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使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更加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关键词：新疆；非汉族学生；汉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G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208-01
民考民新疆预科班的非汉族学生，是新疆本地很优秀的学生，但由于汉语的具象形和整体性，由于汉字的三维性和理据性，该层次学生在汉语学习尤其是汉字学习中有很大难度，因而本文试图研究对新疆少数民族预科生（以维族、哈族、柯尔克孜族等突厥语族为主）的汉字教学法。
基于汉字的具象形和整体性，我们在汉字教学中采用如下方法：以形象性较高的象形字、指事字为基础，以会意字过渡、以形声字为主题，由浅入深地讲解汉字和汉文化从而使学生掌握系统的汉字学习方法 。
一、象形字、指事字的讲解
汉字具有很强的临摹性，象形、指事是临摹性最明确的形式，因而我们以字形为主讲解汉字，这也是有效辨认会意字、形声字的基础，是整个汉字学习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汉字教学的基础部分。
二、会意字的讲解
会意字更强调组成部分的意合，即“比类合谊”，因而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在理解汉字各组成部分意义的前提下，推测出汉字的意义，从而克服汉字学习的枯燥性。例如以下汉字：
取：其中“又”表示手，表示以手取耳，在这里需要给学生讲明，在古代打猎捕兽或者战争杀敌，一般取下左耳作为战功的凭证。
秉：这个字包括两部分：“禾”和“扫”字的右半部分，表示用手拿着稻谷，因为中国古代很重视农业生产，以食为天，所以用拿稻谷泛指所有的“拿”。
祭：用手拿肉祭祀鬼神，在这里要提示学生包含“示”的字意义大多与神有关，如“神”、“祝”、“”、“祖”、“宗”等字。
通过上述例字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会意字的学习涉及到了汉字的结构、独体汉字及其变体的意义、字的古义、组成部分意义的融合方式以及汉文化的传达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加大了汉字学习的难度，但是学生都是具有完全的语言能力，很强的理解能力，成熟的思维能力和接受能力的成年人，因而可以在同一时间综合运用多种技能、方式，全面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学习汉字。
其次，借助偏旁的意义，引导学生推测汉字的意义，这样既能使学生加深对汉语思维方式的体悟，又可以让学生在揣摩中掌握汉字的规律汉文化的有效传达。
三、形声字的讲解
象形、指事、会意字均通过字形临摹体现汉字的理据性，它们仅体现了汉字形义两方面的结合，忽视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特征，所以它们并不是汉语最主流的表达形式，汉语主要载体是形声字，它使汉字的理据性编码机制形式化、表层化。
形声字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至少包括形和声两部分，一般情况下形旁表意，声旁表示音，但是由于声旁往往是由以前的形旁转化来的，所以在许多的形声字里，声旁同样可以表示意义，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增强，因而在形声字的教学中既要注意形旁表意声旁表音的简单形声字，形旁声旁均表意的复杂形声字，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教学中应当循序渐进，从而全面推进汉字学习进程。
在形声字的最初教学中，应让学生在熟悉常见形旁的意义，从而引导学生进行简单的汉字意义推测。如学生可以推测出，“祈”、“祷”、“祝”等均与神灵有关，胳、膊、腿均与身体有关，“醉”、“酒”、“醍”、“醐”、“酵”都与酒有关，这种归类性质的讲解是在象形、指事、会意字讲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学生是十分乐于通过这种讲解方式来学习汉字的。
这时可略微扩充一类汉字：在原有文字上加注义符。如
莫：日在草中，借以表示日落，是会意字，后来“莫”被借用表示“不要”，而用“暮”表示天黑，“日”为形旁，“莫”为声旁，并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声字：“幕”、“墓”、“慕”、“募”等。
通过上述汉字现象的讲解可以过渡到声旁表意的讲解，增强汉字学习的趣味性，但是该类字较为复杂，是汉字教学的难点，教师可以见一字解释一字，该类字不适合大量归类讲解，否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和学习积极性。例字如下：
训：用话语教导人使人顺服。其中言字旁表意，“川”是“顺”的省形，既表音又表意；驯，可以这样给学生讲解，野马被训练变得很温顺。其中，“马”为形旁，“川”为“顺”的省形，既表音又表意。
通过上述讲解，我们可以将三维结构汉字中的信息、意义以一种形象的方式展示出来，从而使新疆的非汉族学生排除心理障碍，更加准确的掌握汉字所传达的信息和文化。
综上，汉字构造所表现出的充分的理据性使得对外汉字教学能够在此基础上坚持“字本位”理论“按照汉语本来面目来教汉语”，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教好汉字来学习汉语。
关键词：汉字 文化 教学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汉字不仅承担了语言的交际功能，还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我们教授汉字课程，不仅仅是教留学生学习文字，更重要的是了解汉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同时，汉字文化教学也促进了对外汉字教学的开展。从汉字文化角度讲解汉字，可以提升课堂的趣味性，增加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
一.汉字文化教学的意义
1.增强学习汉字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汉语也不例外。留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常会被汉字复杂的形体、相似的读音困扰。常会因为枯燥、无趣的记忆产生厌烦情绪。教学者从汉字文化角度出发，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汉字。大多数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我们在开展汉字教学时应该旁征博引，增加汉字课堂的生动性。通过趣味的故事提高学习汉字的兴趣，更好的识记汉字。
2.提高书写汉字的正确率
汉字形体复杂，形近字、同音字多，留学生在学习中死记硬背，枯燥的记忆，导致书写汉字的正确率低。这都是由于留学生对汉字的结构认识不清，缺乏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解。从汉字文化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对汉字结构的认识。适当的讲解汉字的造字理据，从汉字的部件、结构入手，优化学习过程。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掌握。从意义上区分汉字形体的差异，对形近字进行归纳，提高书写汉字的正确率。
3.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传播文化是语言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汉字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我们开展汉字教学的同时结合文化知识的讲解，不仅可以促进对外汉字教学的开展，还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要准确的掌握汉字，必须了解汉字所属的文化。如果单纯的分析汉字结构、汉字形体，就无法深入了解汉字的魅力，不能掌握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所以，加强汉字文化的教学，在汉字教学中融入文化知识，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二.汉字文化教学的原则
1.适用性原则
由于教学对象的复杂性，我们开展汉字文化教学时要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文化信仰，兼容并包。开展课堂教学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背景，了解学生的文化信仰，这样有助于我们进行教学设计。比如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动机，设置相应的文化知识，有目标性的提升学习效果。还可以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吸收文化知识。而对于有特殊信仰的学生来说，我们要避免一些文化禁忌，尊重他人文化，兼容并包。坚持适用性原则，可以更好地开展汉字文化教学。
2.阶段性原则
学习是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层次性的。汉字文化教学应该把握阶段性原则，循序渐进的开展对外汉字教学。在初级阶段，要求学生对汉字的形体、结构有初步的认识。介绍汉字的来源和发展，通过动态的图形和趣味的故事，减少学生对汉字的陌生感。对于掌握一定数量汉字的中高级段学生来说，可以开展更加丰富的教学活动，比如汉字游戏、部件组合等多种方式将文化信息融入课堂教学。可以开展更加深入的文化教学，介绍中国风俗习惯、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坚持阶段性原则，可以更好地的开展汉字文化教学。
3.得体性原则
汉字文化教学是汉字教学的一部分，起到辅助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识记汉字。开展汉字教学不能本末倒置，我们要把握汉字文化教学的度和量。首先课堂时间有限，我们在传播文化知识时，不能占用过多时间，应该恰当的与教学内容相融合，以服务汉字教学为核心。其次，汉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讲解汉字文化要突出重点，切合教学目标。我们可以选择学生易于接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内容，增强得体性，更有助于我们开展汉字文化教学。
三.汉字文化教学的策略
1.运用汉字的造字法进行汉字文化教学
汉字对留学生来说比较陌生，他们缺乏对汉字结构的整体认知。从汉字的造字法入手，一方面可以加强其对汉字形体的认知，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汉字的产生，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造字法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象形字的教学，可以通过描摹事物的整个外形或显著特征创造出来，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汉字的意义。比如说日、月、人，这些简单的汉字，都可以从图形了解到它们的涵义。从这些象形字入手，可以培养学生对汉字的兴趣。指事字的教学，可以通过添加抽象的符号来区别字义。比如说木、本、末的区别就在于“木”上的一点添加在何处。“本”在树木的根处加上符号，表示树木的根本。“末”在树梢处加上符号，表示树木的树梢。会意字的教学，可以通过组合部件，整合意义来理解汉字。比如两个木是“林”，很多树木是“森”，两个人一起行走是“从”。形声字的教学，可以通过偏旁的表音、表义功能理解大部分汉字。比如与“水”有关的都有“氵”，如：江、河、海、溪等。比如“支”作声旁的读音相似，如吱、枝、肢等。所以从造字法入手，是最基本的方法帮助学生了解汉字来源，对汉字形体、结构形成初步认知，培养学生对汉字的“字感”。
2.利用汉字的部件音义规律进行汉字文化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