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历史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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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IS；武汉大学；景观分析
中图分类号：TU984.1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60135-03
1 引言
武汉大学校园景观环境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围绕着珞珈山与狮子山为主体的校园景观环境代表着武汉大学悠久的校园历史与独特的人文环境。两座山周围有着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群，如老图书馆、老文法学院、樱花古堡、理学院、行政楼等。这些建筑之间形成了独特的景观与交往空间。珞珈山与狮子山所围绕的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环境，有其可分析与利用的价值。
传统的景观分析是一种基于人的主观认识的分析，是一种对环境的感性认识。而GIS强大的空间及属性数据管理与空间分析功能为实现数字景观规划、量化分析、三维场景下的可视化景观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建立GIS的景观要素库、三维景观模型库等，结合遥感影像，景观规划工作者可以在较真实的、较直观的三维景观环境下进行景观规划与量化分析。
以往的基于GIS景观分析多为宏观层次的如景观斑块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生态分析等。张林艳等（2008）对景观格局分析指数的选取进行了研究，“在简要阐明构建景观格局指数中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基点（如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景观镶嵌模型）的基础之上，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和误用景观指数的事实，叙述了合理选用景观指数的基本原则。最后，引介国外Ritters和O’Neill等人所推荐的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5个景观指数：平均斑块边缘一面积比、蔓延度、相对斑块面积、分维数及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土地覆盖类型”①， 为广大景观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参考。张永达等（2004）进行的以GIS为核心的昌平区景观生态分析与规划信息系统研究，采用COM 组件技术建立一个通用的GIS 平台，并在此平台基础上开发景观指数分析与景观规划等模块，主要为景观指数的分析与景观规划研究提供参考；②蔡明玉等（2008）进行了基于3S 技术的城市辐射效应景观分析，采用了3S 技术进行缓冲区分析，并以蓬莱市为例从景观与斑块两个层次对城市辐射效应与景观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③贾维花等（2011）进行了基于TM 影像的曲阜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景观分析；严登华（2004）进行了东辽河流域景观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刘国海等（2011）进行了基于GIS 技术的森林景观空间格局分析（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为例）；王彬等（2007）进行了基于GIS 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郝彩莲等（2011）进行了滦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Ruedisser，J等（2011）利用GIS 技术在澳地利进行了生物多样性研究；Carver，S 等（2011）利用GIS技术提出了一套可反复利用、可借鉴的方法支持测绘以保护自然景观，并在苏格兰的两个国家公园：Cairngorms 公园与Trossachs 公园进行验证，支持景观特征的评估、发展与控制……由此可以看出，以GIS技术为平台进行宏观层面的景观分析论述十分常见，但是对于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的论述却比较少，因此，在这一领域急需做出理论与实践性的探讨，为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与规划提供参考。本研究试图在GIS环境下对武汉大学校园景观进行分析，探索中观层次的景观分析方法。
2 研究目标
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目标如下：
1）校园景观GIS建库
根据对珞珈山与狮子山的调研，结合武汉大学地形图，构建景观分析原始数据库。建库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形、现状建筑、现状交通、现状绿化、现状水域，形成数据库，全面反映校园景观的真实情况。
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方法探索
根据建立的GIS校园景观库，对现状景观要素进行分析，得出现状结论与问题，以及对以后的景观规划设计提出一些建议。如，地形分析（坡度、坡向）、建筑物分析、绿植分析、水域分析、道路分析、日照分析、天际线分析、节点分析、视域分析、视线分析、视点分析、高程分析、轴线分析等等。
3 ）三维景观可视化研究
结合三维建模软件，通过建立景观要素三维模型，实现校园景观的三维可视化浏览与动画等功能，将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展现出来，让规划师、公众与决策者能够对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有一个详尽的理解，为以后的校园景观规划提供参考。
3 研究内容
3.1校园景观GIS建库
关于校园景观GIS建库，研究需要实现的目标如下：
1）真实再现现状。通过对地形、属性的描述、照片及简介链接等多样化的手段，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的现状环境（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2）能够支持空间、景观分析，数据结构和数据内容要能够支持后续的空间、景观分析。进行的空间与景观分析能够为后期的景观规划提供所需求的数据与信息，能以量化的方式为后续规划与管理做出指导，形成关于武汉大学校园历史景观的珍贵资料。具体而言，研究需要完成以下建库内容：
①地形数据库：对所选片区进行地形TIN模型建立，形成高程数据库。
②现状建筑数据库：对片区内约千栋建筑的普调数据，进行信息入库，包括建筑名称、建筑结构、建筑层数、使用单位、建筑风貌、建筑质量、建筑功能及年代等，同时建立武汉大学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模型，纳入到GIS数据库中。
③现状绿植数据库：对现状绿植进行两个层级分类，一类是沿道路的行道树划分为带状要素，二是片区的绿植划分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可以分为大型点状与小型点状要素。
④现状交通数据库：对现状道路的调研数据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道路名称、道路类型、道路宽度、服务对象、人车流量、畅通情况、路面质量、铺装类型、历史价值、照片链接、道路断面、校门、交通标志等。
⑤现状水域数据库：对现状的水域进行数据统计并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水面面积、形状、水面周长等等。
3.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
地形坡度与坡向分析：数字高程模型（DEM）是GIS技术的关键数据库之一，通过建立武汉大学珞珈山与狮子山的数字高程模型，进行三维地理空间模拟，产生出坡度、坡向、平面曲率、汇水面积等等，通过这些因子在地貌形态模拟与生态环境研究上的应用，可以为后期景观分析（景观视线分析与天际线分析）与规划提供依据。
建筑分析：对于建筑的分析主要是对武汉大学现存的老建筑进行建设年代、建筑层数、建筑风格与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对于老建筑的分析有利于形成历史建筑保护与后期景观保护规划，例如根据GIS分析的建筑年代在校区的分布情况进行建筑分类保护，根据分析的建筑层数控制后期规划与建设。
绿植分析：对于绿植的分析可以深入到绿植的面积、绿植的种类、绿植的生长规律，乔木的生长年龄、冠径大小。根据绿植的生长规律预测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绿植未来变化情况，指导未来绿植规划与建设。
交通分析：对于交通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交通的可达性、交通与景观空间的联系性、交通对于景观视线的引导性等等。景观分析中的交通分析是关键点，交通分析可以为后期的景观分析中的交通规划提供量化的依据。
水域景观分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中的水域只有未名湖与月亮湖，武汉大学历史校区有着东湖良好的水域景观，对于水域景观可服务的范围与可视性进行分析，指导后期水域景观规划。
轴线分析：轴线是景观规划设计中重要的元素，武汉大学老校区在进行规划时严格考查了轴线关系，合并校区后也存在着明显的轴线关系，对老图馆—工学部一号楼轴线、理学楼—行政楼轴线、人文馆—卿体育馆轴线三条轴线进行分析，研究景观轴线规划景观丰富度与景观缺失，为未来的景观规划与建设提供建设性方案。
4 关键技术与技术路线
本次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现状景观环境的分析，因此关键技术在于如何使现状的环境在GIS环境下再现，并对各类景观要素进行定量性的分析。
本研究首先从国内外已有的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入手，收集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的景观要素数据，把相关数据输入到GIS研究平台，形成GIS基础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完成坡度/坡向、现状容积率、绿化率、水体面积、道路可达性、现状天际线、现状轴线、景观节点、景观视域、景观视线、景观视点的分析，形成现状景观图纸；完成前期分析后，根据景观规划要点：地形、建筑物、绿植、水域、道路、天际线、节点、轴线等进行GIS景观规划数据库的建立；最后形成GIS景观规划总数据库，实现景观规划设计数据查询与景观规划管理（技术路线详见图5）。
5 总结
基于GIS的景观规划研究是对传统景观规划研究的批判性提升，既吸取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的相关要素，又利用GIS分析的先进技术实现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不容易的量化分析，是景观规划研究质的升华。本研究目前已完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相关景观要素的前期数据调查与收集，并进行了GIS基础数据库建立，初步进行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当然，在研究中有着许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希望得到更多专家与学者的指导。
参考文献：
[1]贾维花，尹永宜，侯彩青.基于TM影像的曲阜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景观分析.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J].2011（3）.
[2]严登华.东辽河流域景观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J].资源科学，2004（1）.
[3]刘国海，陈华江，罗多，田亮.基于GIS技术的森林景观空间格局分析——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为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
[4]王彬，司徒尚纪.基于GIS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J].地理研究，2007（2）.
[5]郝彩莲等.滦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J].环境保护科学，2011（2）.
众所周知，陈先生治学，路子很宽，历史文学，诸子百家，文物考古，金甲陶文，名物训诂，谱牒宗教，历算医药，几乎无所不综。但他用力最勤者，还在秦汉史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叫做“喜治秦汉史”[1]（《自序》）。因此，先生的学术成就，于秦汉史最为卓著；他治史的经验，于秦汉史领域最为丰富。在纪念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如果对这方面有所总结，使之启迪后学，继承发扬光大，无疑是对先生最好最有意义的一种纪念。
1.新突破
大凡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四史是不能不读、不能不研究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工作者，对于秦汉史几乎无人不通晓、无人不研究，因此，在秦汉史这块园地中，研究的成果特别密集，题目也大多都被人做过，所以，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面对如此一个屡经深耕细作的领域，陈直先生硬是凭借着他那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的无畏精神，通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新突破。这里不妨以他对《史记》、《汉书》的研究为例，来做具体的说明。
陈先生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发端很早。他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2]。24岁时，他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2]，反映出这方面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西北特别是在西安供职期间，充分利用这里曾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的文物优势，采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古史，从而使其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1957年，他用96的天时间，写出了13万字的《汉书新证》[3]。次年，又完成了14万字的《史记新证》[3]。这是他对《史记》、《汉书》研究的新成果，是他自认为可以的传世之作。1959年，《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的《新书介绍》评价称：
《汉书》成书后，注者甚多，唐之颜师古以前，注者已有二十余家，颜师古以后，注者复有数十家。但这些注《汉书》的人，都以书面材料为主，转相引证，问题滋多。本书著者是国内治《汉书》的专家，它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出土的汉铜器、木简、封泥等物，所以与前此《汉书》诸注，迥然不同。其中《百官表》考证，尤有精湛独到之处，可以认为是研究《汉书》的重要著作[3]。
50年代，大陆人的商品意识还极其淡漠，所以上述介绍绝无广告成分，是非常平实的，许多地方甚至评价偏低。但由此亦不难看出《汉书新证》非凡的学术价值；它对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来说，确乎是一个空前的突破。1979年，经过续证、订补的《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字数近35万。先生《自序》云：
此书曾于一九五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其体例有时仿裴注，系证闻式，旁搜远绍，故不偏重于音义。嗣后于五八年九月，又成史记新证二卷。至五九年一月，西大历史系接受中华书局标点汉书之嘱托，我亦参加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知新，签记所得，于是始有撰写续证之计划。迨暑期休假，随读随记，历时半岁，又成续证二卷。思及新续二证，各自为书，容有未善。乃于六年十月，合前后两编，再加订补，汇为一书，即今本也。
同年，《史记新证》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余之为新证，是在会注考证（黄按：指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考证校补（黄按：指日人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加以解释，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各方面”；“因汉书完成在先，与之重复者，大部分均已删削”；“书名新证者，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证实太史公之纪载，与逐字作训诂音义者，尚微有区别”。显然，《史记新证》同《汉书新证》一样，也是运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突破。
大家知道，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由王国维提出，被称作“二重证据法”，见王氏1925年所撰《古史新证》。同时王氏又在其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说了如下脍炙人口的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陈先生研究《史记》、《汉书》的方法，正是继承了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法，并有新的发展。对此，著名学者李学勤研究员曾作总结说：
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4]。
上述陈先生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集中反映了他在秦汉史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这些新突破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扩大资料来源方面，他独辟蹊径，创新最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2.先行者
一般认为，历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理论取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美国的激进派史学家[5]。例如吉诺维斯(Eugene DominickGenovese)的《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Made，1974)一书，以奴隶为主体，论述他们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而展现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5]。再如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则强调共同的工人文化对整个美国历史的影响和作用[5]。另外，被称为历史多元论者的津恩(Howard Zinn)，其所著《美国人民史》(A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1980)，也是以黑人、美洲印地安人、白种工人、农民、囚犯、妇女、移民等社会下层民众为中心来考察和解释整个美国的历史[6]。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近年来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都颇为流行，被许多史学工作者奉为圭臬。其实，这一研究取向在1949年后新中国的史学实践中早已存在；此中，陈直先生的秦汉史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只不过以往人们没有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去认识罢了！
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直所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由《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五篇论文组成。此书除了体现陈先生将文物考古资料与传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治学特点之外，最大的一项宗旨，即“发挥两汉人民在手工业方面的高度成就”[7]。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的撰史宗旨，应该说同国外史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陈先生这一撰史宗旨，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出版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例如1955年他完成的《两汉工人的形态》[3]，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上的《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等一系列秦汉史的论文，便是很好的证明。
1980年，经过增订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增订版较初版增加了《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等一文一表，从而更加突出了全书的主题。对于新增加的一文一表，我在10年前曾作评述指出：
《两汉工人的类别》与《两汉工人题名表》，乃作者独具匠心之作。前者在考察大量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基础上，将两汉工人划分为官府手工业及私人作坊两大类，分别就私人作坊、工人技艺的发展与提高、工官设置、工人范围的扩大、官府手工业铸器存在的问题、分工问题、画工寺工供工并工问题、工官署中主要器与兼作器的区别、官民工互助、京师考工令拨工帮助郡国、大司农工巧奴、官工兼多门技艺、一工兼两工、漆工工令、工人题名次序称呼位置诸问题、义工辈工佣工等多方面的内容展开了论述。文中作者高度称赞了工人的创造性劳动，歌颂了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尖锐揭露了当时工人“能造各器而不能享用各器”的社会不合理现实，并对士大夫贱视工人现象作了批判。后者收集了汉代工人题名三百一十六个，其中见于文献者仅十余人，其余皆从出土古物中发现。表中详细罗列了工别、籍贯、时代、题名作品及所见著录等情况。古今中外史学家当中，如此精心为工人树碑立传者，实不多见[2]。
应该说，上面的评述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也反映了陈直先生秦汉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
其后不久，陈先生在写给一个青年人的回信中，把他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为工人树碑立传的撰史宗旨，概括为“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不搞帝王家谱”等几句话[2]。中外史家在思考他们的研究取向时，其切入点可能不尽相同，其具体的表述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最后的结论上每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陈直先生的“搞人民史”，与国外史家的“自下而上”，可谓之适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陈直先生显然应该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
3.陈直学
已故的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教授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说过：日本学者出于对陈直先生学问的钦佩与崇敬，有人提出要建立陈直学。对此，我虽然没有直接看到过有关的文字材料，但从日本学术研究最高奖“学士赏”获得者——大庭修博士《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序》所讲的一段话：“当笔者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的中、日关系和今天一样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国来留学的话，我一定会到西北大学来投到陈直教授的门下”，以及给陈直先生冠以“最尊敬的”尊称等情况来看，陈先生在日本学术界确乎享有极高的威望，林剑鸣教授的说法，当有所据。我想，这里暂可不管国外学人是否建立或者已经建立陈直学的问题，倒是我们中国学人自己需要认真考虑这一关乎学术发展的大事，尤其是陈先生生前供职的西北大学及他的受业弟子们，更是责无旁贷。故笔者愿借此纪念陈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机会，就“陈直学”来谈点浅见，以与对此感兴趣的国内外学界师友，共同探讨。
所谓陈直学，应该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以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为主线而形成的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科学方向。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具体包含这样三个既彼此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方面：一是“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二是“搞人民史”，三是“搞手工业史”[2]。关于上述的三个方面，我曾分别做过如下的阐释：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史学思想。它的要义，陈先生曾多次论述。例如《汉书新证·自序》讲：“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自序》讲：“力求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合为一家，使考古资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开头讲：“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不是单靠在正史里打圈子，也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意在将历史与考古二者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而服务。”在中国学术界，如此旗帜鲜明地倡导这一思想方法的，陈先生是步王国维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终生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他五十岁之后，这一思想更臻成熟；他也更自觉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示了特色[2]。
——如果说陈先生关于考古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思想，较多地带有方法论的色彩的话，那末，他关于写人民史的主张，则完全是一个哲学式的命题[2]。
——究竟谁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帝王将相，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着历史学家的立场与识见。当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不等于否定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不等于不需要研究帝王将相。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陈先生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2]。
——陈先生写人民史的思想又同他“搞手工业史”的主张相辅相成。通过探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展示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更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真理。这样，写人民史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不致只是一句时髦的空言。这里，自然还要看到，写人民史，搞手工业史，均需遵循“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原则[2]。
显而易见，在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中，“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是研究方法，“搞人民史”是研究取向，“搞手工业史”是研究落脚点。三者浑然一体，构成完整的研究秦汉史的科学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陈直学”。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如同陈直先生那样，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灯红酒绿所动，踏踏实实一心研治学问，必然会达到史学的顶峰。
也许有朋友会问，作为“科学方向”，“搞手工业史”的提法是否有点太狭窄了？难道诺大的秦汉史除了“手工业史”再没有其他内容么？其实，陈先生的这一提法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是1955年秋天，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友人向陈先生说，秦汉的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讲，尤其东汉是空白点。陈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两汉手工业在文献上记载的是少，出土古物方面却很多，试看两汉哪一件古器物，不是经过手工业的过程？”[7]于是他运用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奇迹出现了。原来被学人认为无话可讲的两汉手工业，在他的笔下，竟洋洋洒洒写出了近10万字的大文章——此即收入《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的《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这是研究两汉手工业的权威之作，以后凡研究汉代手工业者，均不得不以它为基础。我想，如果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那末，对陈先生所提的“搞手工业史”，将会少去许多异议。实际上，这一提法并不排斥对其他方面的研究。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不可避免因时代及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陈直先生那些足以传世的著述中，失误之处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学术领域，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这里需要学者在研究中的相互学术诘难与学术批评，而不需要彼此吹捧，阿谀奉承。我想，作为一代宗师的陈直先生，其在天之灵是会欢迎大家对他批评指正的。这类批评不仅不会影响陈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相反，倒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直．摹庐丛著七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1.
[2]黄留珠．陈直先生治学精神与思想初探[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3]《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5]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后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研究、探讨，颇有新意。同时，作者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研究、考察，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只研究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一、羌族历史文献的定义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则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为“文献”。历史文献就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是由考古的遗迹、遗物，历史文献（这里指文字材料），口碑传说等组成。而要纳入历史文献学的范畴，那就是以本民族文字记载的本民族历史文化而传承的实物载体才称之为历史文献。羌族没有文字，按文献学的概念解释就永远没有本民族的文献。既然“凡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为文献”，而羌族是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所记载的一个主要民族，3000多年以来，在汉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羌族的记载，如《后汉书》中的《西羌传》，还有羌族释比传承的经典文化，羌族活态保存着的文化发展历史等。这些都是羌族历史文献。这样，羌族历史文献就是由羌族文物古籍、汉文献中有关羌族的记载和羌族口碑文化组成。羌族历史文献是地方民族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就羌族历史文献本身，一般应以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图书资料的形式出现，但因羌族无文字的特殊性，所以羌族历史文献应包括其他民族文字记载羌族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文献，如汉文化中的历代史记、志书、档案，藏族文献中有关羌族的记载，以及本民族保留的风土人情、文物和口碑记述文化等。羌族历史文献定义为以汉文献形式记载与羌族民间口碑文献为主，记载和反映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人物事件、风土人情、民间习俗等不同内容的文献资料。同时，有关羌族的记述或反映羌族生存状况、体现羌族活动的地方史志、考古文物、宗族谱系、经文咒符、民间口碑传说等，也纳入羌族历史文献。
二、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内容和途径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实物文献被毁，释比经典传人遇难，羌族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羌族历史文献编纂整理显得尤其重要。笔者认为羌族历史文献完整的整理研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按中国历史朝代划分，从甲骨文开始，以夏商周、各朝代、民国和现代而分段，将不同时期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研究。羌族是中华民族中的活化石，是华夏文明的开拓者之一，是甲骨文所记载的一个主要民族。那么，甲骨文所记载的有关羌人的资料，应该收录到羌族历史文献中，再将历代汉文化典籍中有关羌人记载的资料按朝代先后进行系统编纂，以形成第一部分羌族历史文献，有如《古今图书集成》之体系。二是羌族历史文献以文物遗存为主，其中重点以口碑文献为其主要内容，其它民族（主要是汉藏）文献为辅助，并纳入西夏文文献。羌族有自己丰富的口碑文化，如《羌族释比经典》，还有独特的《羌族释比图经》。口碑文化应该成为羌族历史文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汉文献和藏族文献之外，西夏文文献由于它是羌人一支———党项羌建立西夏政权后创立的西夏文字所记载而形成的文献，也应该成为羌族历史文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要充分考虑羌族没有文字的特点，不能局限在文献学的定义范畴，而要把内容扩展到羌族文化特殊传承方式而记录着的非羌族文字文献、实物资料、口碑文化和民俗传承等。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家出台了许多民族文化保护政策与措施，羌族文化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形成《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也是遵照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从对民族文化进行抢救、保护、利用、发展的实际意义出发而实施的研究。同时，中华56个民族构成祖国和谐大家庭，而每个民族又具有自己丰富多采的文化和悠久的发展历史，这其中，许多民族都没有本民族文字，文化如何传承？历史如何演变？民族怎么发展？这些都是学术界关注与研究的主题。四是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以我国现行通用的汉字记录方式体现，而不用羌族拼音文字或其它文字记录，以适应研究与传承。文化传承是为了更好地为发展服务，汉语作为国语、汉字作为各民族通用文字，是中华56个民族之间交流的唯一途径。羌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必须以汉字为载体，有利于对外宣传、借鉴，让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也为中国文献史增添新的内容。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途径，一是全面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工作，实地研究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有关羌族历史的各类文献，广泛搜集相关文字资料、实物图片、口碑文化等；二是深入调查羌族历史发展过程，理清羌族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产生、发展、迁徙、演变、融合、定居等基本线索，搜集整理其中所形成的文献资料；三是深入羌族地区实际调查羌族历史发展状况，搜集羌族文化发展中的原始材料，实证羌族文化的起源、发展、传承历史；四是走访羌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羌族专家学者、羌族文化传承人、羌族民间文化人士等，确立羌族历史文献的基本内容，形成《羌族历史文献史》编纂方法与体例；五是从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各地史志办和民间等，调查有关羌族文化的材料，将所获资料按时间或朝代归类、整理、存档；六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将研究成果编撰成典籍文本予以出版发行。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编纂研究可以按四卷本形式，第一卷为历代汉文献史料中有关羌族的记载；第二卷为历代形成专述羌族的文献；第三卷为反映羌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实物文献；第四卷为口碑经典文献等。每卷从人类的起源及羌族的来源、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西夏、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现代文献等线索为体例，以便形成一部完整的羌族历史文献发展史。
三、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羌族是中华民族的活化石，是一个“向外输血”和“根的民族”，是黄河流域古文化的主要开拓创造者之一，是华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甲骨文所记载的一个主要民族，至今已经具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历史文献自殷商以来就有羌族的相关记载，其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坚忍不拔地活跃了三千多年，是一个泱泱大族，她同祖国其它兄弟民族一起共同为中国历史的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纵览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羌族人民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历史岁月，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民族文化。这么辉煌繁荣的一个泱泱大族，竟然没有历史文献，这在世界文献发展史上非常罕见，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所形成的历史文献中的一个空白。既然一个民族能奇迹般生生不息数千年，自然就有传承历史文化的独特方式，这也是一种文献传递方式。它体现在羌族核心文化———释比文化和羌族母亲文化———萨朗文化等口碑文化中。通过口传心授，世代传承，羌族历史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被传承了下来。这也是羌族创造的一个奇迹，以语言传承着的历史文献。规范地讲，羌族历史文献是研究羌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是研究记录有羌族各种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的科研成果，将有关羌族历史发展的文献资料系统、规范、科学地进行编纂，能更好地开发、利用羌民族文献，有利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繁荣。对羌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不仅可以从新的角度挖掘羌族历史文献的传承保留方式，对中国文献史学的研究也能增添新的内容与概念，同时可以更科学地探索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存演变的途径，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方法体现历史文献的意义，为中华各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参考借鉴，也为羌族历史文化研究，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明播扬于异国的历程漫长而又曲折。滋蔓东亚的文化圈，风靡欧西的中华风，以及无数文化名人与中华文明的频繁接触……，凡此种种，组成了一轴既波澜壮阔又斑斓多彩的画卷。而且，这一历程——由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还在继续谱写着新的篇章。
海外汉学家是中华文明辛勤的传播者。他们持久的译介论说，已经培植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汉学研究。了解国外汉学，有利于扩大国内学人的视野，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写博士论文）；而且我们对汉学的评介再经外播之后，又会给海外汉学以启发，也有利于它的改进与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顺应时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继而积极作为，便会有力地推动这一利己利人、意义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纪必将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学术沟通日趋深入的时代，反馈这些汉学信息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一、世界汉学概况
简单地说，“汉学”即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发表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发表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
1）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
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
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汉学这门综合学科，都有一个逐渐分化的过程，甚至文史、语文等亲缘学科也渐渐解体；中国文化各个门类的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身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来看，由于这一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汉学家又不得不精细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发表，国外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这是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当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实体，是堪与国内学术相媲美的三大板块。
二、“汉学”定义的演变
“国外汉学”有时被称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或者简称作“汉学”。
众所周知，“汉学”是西文Sinology的译名。此名首见于19世纪上半叶，从构词法上看，它是“Sino-”（中国）加“-ology”（学问、论说）而成，意思是有关中国的学问。正如傅海（HerbertFranke）所说：“Sinology”是许多“-ologies”中的一种，它们被铸造出来专指19世纪出现的知识领域。它用于英语相对较晚。1838年，首见“sinologist”（汉学家）一词，稍后不久（1857）又有同义词“sinologer”与之并用，但它容易让人想起“astrology”（占星术士），令人不快，现已成废字。“Sinology”的含义被解作“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thestudyofthingsChinese），甚至更晚些，据考证是在1882年。因此，大约在1860至1880年间，“sinology”这个希腊、拉丁语合成词及其派生词便被普遍使用了。这正是汉语研究和中国总体研究被认作一种学术科目之时。
这里说的是西欧的情况。俄罗斯汉学与之相近，它在早期颇多倚重西欧汉学，在学科概念上与西欧完全相同。如上所述，日本、朝鲜等邻国的情况则有些特殊，它们均有借用汉字进行写作的历史阶段，因此这些国家的传统学术，几乎无处不涉及中国。直到它们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纯粹的本土文学才得以滋长之后，汉学才渐渐分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在日本还有“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之分。
西文“Sinology”一词，也带来一些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研究的旨趣、对象和方法有所变化，使得其含义也有所改变，这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焦虑。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H.Schafer）曾经提倡废弃这个字眼儿，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转而主张“重新使用它的本初意义——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要求人们“在与通常所说的‘拉丁学’、‘埃及学’和‘亚述学’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而且，他明确地指出：
汉学即是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是个比较罕见的倾向明显的定义。不过，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辨：一、薛氏所说的“语文学”（philology），类似于我国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强调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两者并重；二、与之相应，他批评旨在审美的纯文学研究，认为这是“一种不扎实的唯美主义研究”，其根基是庞德、费诺罗萨等人的“东方学”（Orientalism）。显然，后一种意见不无失当之嫌。
三、“汉学”一词的外延
1）“汉学”和“国学”
如何称呼这门学科，尚须看研究主体。如果研究者是我们自己，在习惯上应该称作“国学”，因为它指的是我国自己传统的学术研究。如果是外国学者从事这一研究，这种学术自然就应该称作“汉学”，尽管仍是同一研究对象。由此看来，径称“汉学”，显然是外人口吻，研究主体当是外国学者，那么“国外”、“国际”、“世界”等意思通常也就包含在内了。2）“Sinology”和“汉学”互译带来的问题两者互译，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其实还有复杂一面。众所周知，我国经学中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分；中华民族有汉、藏、回、蒙等兄弟民族；汉字曾流播东亚，而“汉籍”中也可能记载他国的历史与文化。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汉”字的内涵非一，外延广泛，“汉学”（若单从名称上看，即是“汉”之“学”）的涵义如果没有上下文加以限定，也就会变得暧昧不明。
实际上，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起码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藏学”和“蒙学”已具一定规模，其专门家分别称之：“Tibetologists”和“Mongolists”。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些学科已被认为是“汉学”名下的分支学科。
3）“汉学”和“中国学”
在国外学术史上“汉学”曾有贬义色彩，所以还有人主张应该以“中国学”代之。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要想使“汉学”这个术语一无纠缠，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偶见有“华学”一词行世，它不仅涵盖面较广，而且避免了语义上的交叉，只可惜它未得广泛流传。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边缘理论 历史记忆 族群认同
一.王明珂历史人类学研究概述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王明珂先生的主要历史人类学代表作《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以羌族为研究个案，通过十几年田野考察经验的倾情力作，对羌民几千年生存繁衍状态进行的一次深刻解读。在这本著作中，王明珂先生以一个古老的华夏边缘――羌族，来说明华夏的成长历程，以及推动此成长历程的社会与文化微观过程。
二.对王明珂历史人类学思想的解读
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自序中，王明珂试图说明，自公元前2500年以来我国华北的气候与人类生态变化何以导致华夏边缘与华夏民族认同的形成，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接受某些历史记忆而成为华夏，抑或是在近代中国国族构建中成为少数民族。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作者试图探讨羌人如何在历史发展中成为汉族和藏族的双重边缘，在近代中国国族构建中他们又如何成为汉藏与西南民族之间的粘合剂。作者之所以要以边缘的案例或视角来研究，在于他认为在这些处于边缘时间（古代）、边缘文化空间（土著或后进民族）与边缘社会（弱势者）的人群中，我们较为易于发现一些违反我们既有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异例，由此可以让我们对自身的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进行反思，来洞悉历史的本质。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历史观的一种反动。“边缘研究并不是说研究边缘问题，边缘学科，而是在视角上的转换，从以前习惯的从中心看问题转而注重从边缘看问题。”[1]作者认为，任何一个族群的形成，关键在于其边界的确定，而羌族恰好处于汉藏两大民族的边缘，要化解汉藏两个民族的矛盾，这个作为缓冲地带的边缘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族群边缘，人们一方面强烈地坚持一种认同，同时也必定强烈地遗忘一种认同，而这种情形在族群核心是难以见到的。于是，“边缘”也就成为了观察分析族群现象最佳的位置或独特的视角。
王明珂先生认为，现在所谓的“羌族”在历史上实际上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漂移群体。以华夏边缘历史来审视羌族，王明珂认为羌族在历史演变中经历了以下三个过程。首先，“羌”最初在中国人观念中是一个西方异族，处于汉民族的族群边缘;其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国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在历史记忆遗存中重整华夏边缘，试图构建新的国族（中华民族），而汉族则成为此国族的核心，传统的“四裔夷蛮”成为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由此，有关“羌”的历史记忆被建构成“羌族史”，岷江上游人群的文化习俗被称为“羌族文化”。第三，近代以来，羌族本土知识分子对我族进行了一种自我建构，羌族由此最终成为一个在本土认同基础上的独立民族。王明珂实际上是从历史上羌族和华夏民族互动的视角来展开其族群边缘的历史演变历程，并且将华夏边缘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作者对羌族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羌族并不只是近代中国国族建构过程中的一种历史想象的产物，也不只是两千多年以来华夏边缘不断变迁的历史发展产物，他们其实也被自己所建构，亦即“自我建构”的产物。
三.结语
王明珂要质疑的是这样一种“从历史根源来根基化民族，由语言文化分类来区分并系统化民族，以文化风俗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由现代化程度来分别汉族和少数民族”[2]的研究。他指出，中国民族学的兴起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紧密相关。近代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以后，为了挽救危亡的祖国，中国知识分子才纷纷运用西方的民族理论来完成中国近代国族的建构。
参考文献
[1]温春香.历史学的田野――读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