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分支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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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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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刘明.从财政视角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问题及其应对策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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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浅谈 电脑 网络 考古 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 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 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三、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著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 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四、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关键词：日本；东洋史译著；历史教科书；影响
日本传统史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史学体系上来说日本古代史学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然而，到了近代，史家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翻译西方史学名著，聘请西方专家讲学传授，派员出国留学深造，积极引进西方史学。日本最早出现的近代史学――以福泽谕吉、田口卯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学，就是模仿英国巴克尔、法国基佐的文明史的产物。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正统史学，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兰克的弟子利斯一手培植下于19世纪末形成的，它是中国清代考据学和德国实证主义的混合物。
[1]p2在西学影响下，日本学者编著了若干简明的支那史、东洋史教本，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幸田成友《东亚历史》等。这些著作在清末译介到中国后，在史学视野、编撰体例、史书内容等方面给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一、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的编年体书写形式
从体例看，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史书以朝代为序的记述方法，采用了西方分期的篇章体编写方法。以历史纪年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辨明，因为一姓之变迁并不足据为分期的标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首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作为断代的区分，不仅具有便利史学研究的形式上的意义，其实质还反映了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这种历史叙述的结构包含欧洲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某些理念，而文明的开化程度正是衡量这种“上古”、“中古”、“近古”与“近世”历史时期划分的重要标志。该书清末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一时间中国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始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不仅具有便利。如汪荣宝《本朝史讲义》说：“日本桑原骘藏尝据中国本部之大势，参考旁近各族之盛衰，而以太古至秦一统之间为上古期，自秦一统至唐之亡，凡千余年间为中古期，自五代至本朝之兴七百年之间为近古期，自本朝之初至于今日，三百年间为近世期，其义具详所著《东洋史要》。今姑用其说，大别国史为四部。”[1]p1又如中国学者秦衡江编辑的著作《东洋分国史》一书在记载各国历史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分期记载的方法，并且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相对应，如“日本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今代、四纪，上古当中国东周惠王至唐代宗，中古当唐代宗至宋孝宗，近世当宋孝宗至清同治，今代当清光绪。首叙地理、面积、人口、人种”；并指出“日本君主一姓相承，君统不变。以神武为始。以天皇统治为序，记载各朝政事”；“朝鲜史分上世、中世、近世三纪，其上世当中国之中古”[3]p2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已经采用进化史观逐步思考东洋各国历史变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也许受日本东洋史将本国史与东洋史分开的方法启发，《东洋分国史》并没有包含中国史，而是将之另编。但是总的来说亦遵循“上世”、“中世”、“近世”的分期方法，诚如傅斯年所言：“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4]p53
二、清末“东洋史”译著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展
与传统史书相比，清末东洋史译著研究范围大为扩展，不仅有政治史、军事史，而且还非常重视文明史、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译介的97种东洋专门史著作中，文明史、学术史17种，所占比例为17.5%，区域史、国别史内容上也重视文明史的撰写，如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同纂、桥本海关译《支那史》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每卷除了叙述历朝大事外，还特别开辟开化史一章，从制度、学术、技艺、宗教、产业、风俗等方面阐述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体现了日本文明史作品的特色。
日本文明史学是在西方文明史家如伏尔泰、基佐、巴克尔等人的影响下兴起的，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一味着眼于政治史、军事史的狭隘观念，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5]p81支那少年正是依据日本文明史学的观点，将《支那史》中有关帝王的事迹删去，专取有关于文明进步者，编成了《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该书共九章，第一章地理；第二章人种；第三章太古之开化，分学术、制度、风俗三节；第四章三代之开化；第五章秦汉三国之开化；第六章两晋南北朝之开化；第七章隋唐五代之开化；第八章宋元之开化；第九章明清之开化。章下一般分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五节。另附有《历代大事年表》。译者在《弁言》中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支那少年忧之，乃呼将伯于东士，据东士市村氏、泷川氏所为《支那史》者，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断自上古以逮于兹，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以饷我无史之士夫。”[6]p1
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刺激下，清末国人认为国史的内容不能局限于帝王将相的一家一姓之史，应重视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探索人群进化之规律，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如《普通新历史・凡例》称：“我国国民之眼界，断不克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7]p1曹鲲化受西方和日本的文明史、开化史著作的影响，其总叙《历史之要质》云：“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先锋。”[8]p1认为国史编纂应该“参酌东西洋历史史体，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核定大义，以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 [9]p2。他编著的《中国历史》系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而作，其书在叙述社会发展大势的同时，用近一半的篇幅，详记各时期文明发展状况，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学术、宗教、美术、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三、清末东洋史译著“厚今薄古”
与中国传统史书“厚古薄今”的做法不同，清末译介的东洋区域史、国别史中近世史所占比例很高，如朝鲜史6种中就有3种为近世史。中国史25种中有12种论述中国近世史。在清末译介的97种东洋专门史著作中，明治政治史、维新史、庚子史、侵略史、教案史、亡国史、独立史、军事史全为亚洲各国的近世史，战争史14种有13种为近世史，在全部东洋专门史中近世史所占比例在80%以上。另外，在区域史、国别史通史内容上，也特别重视近世史的部分，如《支那史》一书共九卷，但第一卷仅5页，第二卷太古史，4页不到，第三卷32页，第四卷35页，第五卷35页，第六卷43页，第七卷，48页，第八卷48页，卷九大事年表24页，呈现出年代愈后内容愈丰富的趋势。如关于鸦片战争，《支那史》以“鸦片烟之战”为题作了介绍：“英吉利国，明时即通支那。清圣祖世宗时，来广东贸易，自是输入鸦片烟颇多，流毒极大。”林则徐广州禁烟，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英兵遂进兵中国。英兵占领镇江后，南京大震，于是和英人议和。“帝初主战，至是知不可，乃起伊里布……割香港为英国管辖，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港为互市场，互通俘虏，且约勿得擅刑英人。于是和议全成，两国均解兵。”[10]p242在内容广阔的中国通史中提及了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领事裁判权等细节，可见其对于中国近代史事的重视。根据《支那史》改编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一书特别补充了从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间的军政大事：高丽属中国、越南割于法……中英商约成等。
另外，国人也意识到了日本东洋史的一些不足之处，如日本支那史、东洋史多为日人语气，对于培养国民爱国心无益，国人由此产生了重新构建新国史的想法。他们借鉴西方史学的编纂形式，抛弃了传统的旧式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等体裁，而采用分期纪年的章节体，并以民族国家观（国族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史学视为民族复兴的工具。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了丁宝书编写的章节体《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里，作者写道：“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窃不自量，编成此册，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以孙子述父祖之德行。凡予族姓，庶闻而兴起，念领先缔造之不易，而以护恤保存，为人人应尽之义务乎！” [11]p1这本历史教科书有黑白插图、历史地图、书后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观点维新，体例适合教学需要，先后出版19次之多，1906年经学部审定通过，推荐小学使用，影响较大。[12]p501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于1905年，该书以叙述典章制度的演变为主旨，“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3]p1为中国史的编写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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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Kai； Hao Xiaoya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llege of Management，Hohhot 010051，China）
摘要：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是当前我国的一个热门课题，它既可以帮助财政支出目标的实现，又可以考察财政支出结构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文章首先对财政支出的相关指标测算内蒙古财政支出的规模，其次根据财政支出职能划分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然后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以上分析的结论，提出优化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的相关建议。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s currently a hot topic in China. It can help to achieve financial expenditure goals, but also examine whether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 first measures the siz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Inner Mongolia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indicators of fiscal expenditure, second analyzes the division of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Inner Mongolia according to fiscal expenditure functions,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Inner Mongolia on economic growth using regression model, at last,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puts forward the recommendations 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Inner Mongolia.
关键词：内蒙古 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增长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1-0129-03
0引言
近年来，内蒙古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经济增速连续八年全国第一，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内蒙古发展模式”。内蒙古财政支出作为其政府调控地区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城市基础建设、保障民生、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对本地区经济的调节和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蒙古有重大意义。
1内蒙古财政支出的概况
财政支出相关概念界定衡量财政支出的范围、力度及效果一般从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两个方面考察。财政支出规模，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预算年度）政府通过财政渠道安排和使用财政资金的绝对数量及相对比率，即财政支出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它反映了政府参与分配的状况，体现了政府的职能和政府的活动范围，是研究和确定财政分配规模的重要指标。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各个方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财政支出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应随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进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1 内蒙古财政支出规模的分析财政支出规模通常用下面几个指标来反映：①财政总支出，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安排的资金绝对量；②财政总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动态分析、横纵向比较的重要指标，反映出地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③财政支出弹性系数，是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率，其经济含义是分析财政支出与GDP二者是否同步及协调程度，即GDP每增长1%，财政支出增长的百分点。④财政自给率，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财政自给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级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财政自给率越高，其财政能力就越强。
根据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关指标，应用1990-2007年的基本数据①，对内蒙古的财政支出规模做如下分析：
1.1.1 财政总支出从1990年以来，内蒙古的财政支出的绝对额是快速上升的，由1990年的319.31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6091.12亿元，年均增长339.52亿元。1990-1997年财政支出增长额较慢，年均增长119.17亿元。而从1998-2007年财政支出增长额较快，年均增长536.5亿元。绝对额的增加呈先慢后快的态势。（如图1所示）
1.1.2 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2007年，内蒙古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为先下降后上升，从1990年的19.07%一直下降到1995年的11.92%，此时达到最低点。然后开始稳步增加，到2007年达到20.79%，走过一个类似“U”形的路径。（如图1所示）
1.1.3 财政支出弹性通过图2可以看出：1991-1995年及2003-2005年，财政支出弹性系数都小于1，在1994年该弹性系数仅为0.17，财政支出弹性系数小于1，说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长速度，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1996-2002年及2006-2007年，财政弹性系数都大于1，在1998年达到最大值为2.88，财政支出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说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协调的状态。因此，内蒙古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协调发展的状况，但在逐步改善。（如图2所示）
1.1.4 财政自给率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内蒙古的财政自给率不足，自给率都在1以下，但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如图2所示）
1.2 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财政支出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应随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进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最常用的方法是按照职能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态。本文也将按照职能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方法对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本文中选取的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主要有：①基本建设支出；②科教文卫支出；③行政管理支出；④城市维护支出。对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做如下分析：
1.2.1 基本建设支出基本建设支出是指属于基本建设范围内的基本建设有偿使用、拨款、资本金支出以及经国家批准对专项和政策性基建投资贷款，在部门的基建投资额中统筹支付的贴息支出，其目的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关系到经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本设施的建设。1990年以来内蒙古基本建设支出经历了三个主要波形，两个下降时期（1990-1995；2003-2007），一个上升时期（1996-2002），1990年基本建设支出4.94亿元，此后几年经历几次的波动，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125.3亿元。另外，1990年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11%，到2002年比重达到了19.65%，随后几年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所以，内蒙古基本建设支出总量和所占比重都呈上升趋势。这几年内蒙古贯彻执行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了基本建设支出。
1.2.2 科教文卫支出科教文卫支出是指财政收入用于科技、教育、卫生等事业部门的经费支出。它属于社会消费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1990年以来，内蒙古的科教文卫支出总量绝对值迅速增加，但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1990-2007年，科教文卫的支出总量由15.02亿元上升到150.15亿元，绝对量增加了10倍左右。而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24.66%降到2007年的16.41%。所以，内蒙古的科教文卫支出的绝对总量在增加，而所占比重在降低。科教文卫事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就要求增加用于这方面支出的比例。
1.2.3 行政管理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是指财政用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司法检察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支出。内蒙古的行政管理支出总量从1990年到6.34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82.17亿元。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10.41%降到2007年的8.98%，变化幅度不大。所以，内蒙古行政管理支出的总量呈上升趋势，所占比重变化不大。
1.2.4 城市维护支出城市维护支出是指用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地方机动财力拨款等安排的用于城市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维护费支出。内蒙古城市维护费总量不断上升，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1990-2007年城市维护费从2.79亿元上升到41.56亿元。城市维护支出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4.58%到2007年的4.54%。所以，内蒙古的财政支出总量在增加，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城市维护支出可以改善城市公共设施，为市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为吸引外资等经济政策做好铺垫。
2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在上述对内蒙古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经济模型，分析了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1 模型设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GDP的构成公式为Y=C+I+G+M ，其中C为私人消费，I为私人投资，G为政府购买（即政府支出），M为净出口。结合样本资料收集的可能性，本文将财政支出以职能为标准，把G分为基本建设支出G1、科教文卫支出G2、行政管理支出G3、城市维护支出G4。
政府各项支出作为GDP的构成要素对GDP增长存在直接效应，同时对私人消费C和投资I存在引致效应，本文假设C和I都是G的函数，即C=C（G1，G2，G3，G4，Y）和I=I（G1，G2，G3，G4，Y）。本文认为净出口M是一个不受财政支出影响的变量，这样就有：
Y=C（G1，G2，G3，G4，Y）+I（G1，G2，G3，G4，Y）+G+M
对上述等式求全微分就可以求出各项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dY=f1dG1+f2dG2+f3dG3+f4dG4+β5dM
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建立下列模型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y=α+β1g1+β2g2+β3g3+β4g4+β5m+γ
2.2 计算过程按照模型的设计要求，根据历年的《内蒙古统计年鉴》，摘录了1990-2007内蒙古的生产总值（GDP）、净出口总额（M）、基本建设支出（G1）、科教文卫支出（G2）、行政管理支出（G3）、城市维护支出（G4）六类数据。为了剔除各年价格水平变动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90的GDP指数为100，计算各年的GDP指数，得出GDP实际值。最后，将各经济变量和支出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来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
2.3 计算结果及分析笔者使用EVi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如下估计模型：
y=3.829+（-0.117）g1+0.305g2+1.431*g3+（-0.404）*g4+（-0.036）m
（19.758） （-1.472） （0.867）（5.587） （-2.499） （-1.131）
R2=0.987110，校正R2=0.981251，F统计量=205.4939。
（式中：*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该项财政支出对GDP增长有显著作用，没有标注*则表示该项财政支出对GDP增长没有显著作用。）
2.3.1 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为-0.11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基本建设支出与GDP增长呈负相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元，地方生产总值增加0.117元，这一数值远低于其他三项支出，说明基本建设支出效率相对低下。
2.3.2 科教文卫支出的系数为0.3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结果来看，科教文卫支出费每增加1元，地方生产总值增加0.305元。从长期来看，科教文卫支出可以对内蒙古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
2.3.3 行政管理支出的系数为1.431，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结果来看，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行政管理支出每增加1元，地方生产总值增加1.431元。
2.3.4 城市维护支出的系数为-0.404，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城市维护支出与GDP增长呈负相关，城市维护支出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持久健康发展。城市维护支出每增加1元，地方生产总值增加0.404元。
3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
根据对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发现其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但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降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促进内蒙古的发展，有必要对内蒙古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3.1 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①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目前，内蒙古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财政支出绝对额的增加大于财政收入绝对额，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②基本建设支出结构不合理。内蒙古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较大，但通过实证分析，内蒙古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很大，反而呈现负相关关系。所以，现阶段内蒙古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③在财政分配格局中，支出缺位矛盾突出。在科教文卫支出中，虽然支出总额在增长，但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较低。近年来，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④财政支出管理和控制机制尚未健全。目前，与内蒙古财政支出相关的制度也不健全，需要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
3.2 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对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当前和未来中长期内蒙古财政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方面需要进行政策调整，另一方面还需要进行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支出管理方式。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对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的建议：①着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内蒙古的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必须着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可以加大对现有财源特别是工业骨干财源的扶持力度，在做大做强骨干企业、纳税大户上下功夫；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努力培植新的财税增长点，努力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持续强劲动力。②调整基本建设支出结构，控制基本建设支出规模。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支出可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种临时措施，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用。但从长期来看，基本建设支出无益于经济增长，政府应着眼于未来，适当控制基本建设支出规模。政府部门应加大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公益性投资等项目的投资。③继续加大对科教文卫的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长远动力目前内蒙古的经济高速发展，为了保持这种增长的态势，政府不但要继续加大对科教文卫的投入，还应该相应提高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科技上，政府要加大力度扶持科技创新活动。在教育上，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调整教育支出的投向，在目前政府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应首先重点保障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等领域的财政投入。④引入市场机制，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强化和改革内蒙古的财政支出管理，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政府采购制度，这是财政支出管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的现实选择。
4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可以帮助政府财政支出目标的实现，也可以帮助政府考察财政支出结构是否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内蒙古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分析，以及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表明现阶段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存在问题：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基本建设支出内部结构不合理、在财政分配格局中，支出“缺位”矛盾突出、财政支出管理和控制机制尚未健全。还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建议：着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调整基本建设支出结构，控制基本建设支出规模；继续加大对科教文卫的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长远动力；引入市场机制，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注释：
① 除特殊注明之外，本文的数据均来自《2007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及《2008年内蒙古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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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