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现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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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分，而天水民俗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百花园中最绚丽的一朵，是我国民俗文化中的一面旗帜；天水民俗文化是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天水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众文化、智慧的积淀、是民间人文风俗的结晶，刻录着天水地域的社会变迁，是天水人民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是民俗的也是民族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宝贵文化财富，是天水文化的根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所系。民俗文化是一种约定成俗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为了庆祝、纪念、或趋避利害等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活动现象。
二、天水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情况
（一）绚丽多姿而又厚重的民俗文化。天水是我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文化背景孕育了其灿烂的古代文化；自然界沧海桑田的演变、天水人民的勤劳勇敢缔造了天水旖旎的自然风光与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奇特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从古到今历久弥新。堪称文化与民俗的“活化石”，民俗文化的“展览室”全市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45处，国家级就有7处，省级23处；风景名胜更是数不胜数，旅游景点多达228处。有伏羲、大地湾、秦、石窟以及三国等众多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广泛，诸如民间故事、民歌、花儿、唢呐、古琴曲、道情、秧歌、老调、小曲等等。天水文化乃我华夏文化之缩影，是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的紧密契合，是天水人，情感的记忆与喷发，天水民俗文化上紧着情感的发条，烙印着生活、生存、发展、进步的轨道，凝聚着时光的沧桑，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定格与延续，乃民族之魂，国之瑰宝。
（二）亟待开放的民俗精神富矿。首先，民俗文化综合开发力度不够，资源开发效率不佳，民俗文化品位尚需提升。民俗文化特色旅游休闲场所不多，开发起步晚、规模不大、状态分散、没有在当地特色问题上做好文章。在民俗文化经营上存在盲目性、混沌性。其次，文化旅游管理上不规范 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经营机制呆板，缺乏品牌效应。再次，绝大部分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尚需配套、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管理工作专业人才匮乏，旅游服务质量、服务人才素质、旅游市场发展速度均需大幅度提高。
三、推动天水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内涵的措施所在
（一）挖掘更丰富的民俗文化。天水乃甘肃东的大门，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具有特殊的区域地位。天水民俗文化厚重、资源丰富多彩。地域氛围浓厚，如与胡笳密不可分的天水夹板，有元杂剧活本之称的武山秧歌、具有江南遗风的秦安腊花舞和颇具民族特色与地域色彩的山歌、小调、民间、故事、传说等民俗文化。
（二）丰富民俗文化旅游内涵。民俗是一种文化资源，更是旅游开发的物质与精神财务的契合，然，其可移性的特点为旅游开发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但，多以游览方式、 民俗设施陈列为主。其美学价值、民俗价值、观赏性无可厚非。然，随着旅客的增加、需求的增多，游客求新、求奇、求乐、求动、求参与的兴趣无法得以满足。所以，要想有更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就必须增加新的旅游项目，把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巧妙联姻，即可拓宽民俗旅游项目。譬如兴建民俗文化村、风情谷、档案馆、博物馆、娱乐城等多种形式从而把民间歌舞、绝技民俗文化与蜡染、刺绣、编织等古老手工艺品结合起来综合开发利用，也可以丰富民俗文化旅游的内涵，拓展民俗文化的宽度与广度，推动产业发展的高度和速度。
（三）加大力度宣传民俗旅游。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大有区
笔者前后两次同时对七仙湖旅游景点和巴尔虎民俗园进行了考察,第一次是2004年夏季,第二次是2008年的夏季。两次考察对比发现,两个旅游景点的经营状况出现了较大改变。第一次去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七仙湖景点的游客特别多而巴尔虎民俗园则相对冷清,而2008年时可以体会到巴尔虎民俗园的经营状况较好,其民俗文化展演比自然景观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巴尔虎民俗园与七仙湖旅游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经营状况。将两个旅游景点分为初建阶段和现阶段进行历时的比较分析。
(一)初建阶段的状况比较(2002年—2005年)
在两个景点初建阶段,一面借助草原的自然风光,一面从饮食和住宿上加大投资力度,对传统的蒙古族饮食和住宿风俗文化都有所开发,以自然风光和区域风情来吸引游客。该阶段两个景点只是从表面上对蒙古族民俗文化进行了开发利用,而对民俗文化挖掘、展示的程度不够系统和真实,自然风光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在该阶段,七仙湖借助独特的天然湖泊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相比较而言巴尔虎民俗园没有湖泊这一资源优势,前来游玩的游客较少,经营状况较差。每到旅游旺季,七仙湖的游客数量剧增,常常出现超饱和现状,而巴尔虎民俗园的游客状况则远不如七仙湖景区,时常出现游客在七仙湖景区游玩而到巴尔虎民俗园食宿的状况,即:七仙湖游客的数量时常超出其客容量,游客们才会被挤到巴尔虎民俗园食宿。由此可知,初建阶段,巴尔虎民俗园的经营状况远不如七仙湖景点的经营状况。笔者将该阶段描述为以自然景观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在该阶段两个景点的旅游经营者还没有真正的让游客从内心去体验到蒙古民俗文化的实质内涵。而只是通过民俗文化来引导游客进行各种消费,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游客参与蒙古族传统娱乐、竞技活动多出于陌生、好奇,而没有体验民族民俗特色文化的心理和状态。渐渐的民俗文化的粗浅展示使得游客失去了参与体验的兴趣,因而选择不做作的自然风光。
(二)现阶段的状况比较(2005年至今)
在笔者2008年去参观的时候,同时观看了两个景区的整体经营情况,可以看得出两个景区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七仙湖景点的经营现状与巴尔虎民俗园相比大不如前。2005年以来,巴尔虎民俗园开始逐步的注重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将静态的、场面式的文化粗浅展示向对民俗文化深层次的挖掘转变。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将蒙古族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开发对象,包括奶食品的传统工艺制作程序展示、蒙古族音乐的现场演奏以及当地历史沿革的图文、生产生活用具的展示等项目,将这些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以展演的方式嵌入到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中,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巴尔虎民俗园对蒙古族的传统民俗文化及历史进行了深层的挖掘。并逐步列入整体的旅游观光对象范围内,使得巴尔虎民俗园具备了自然和人文的双重景观,提升了整体的欣赏价值。在笔者参与巴尔虎民俗园的旅游服务项目的时候,亲身体验了巴尔虎民俗园为游客安排的“草原琴声”的活动,夜幕降临,游客在星空下体会草原琴声,每位游客都参与其中体会民族文化的魅力,使得人文与自然相融合。对于游客来说参与者比参观者更具有吸引力。七仙湖旅游景点从初建至今在经营上除了扩建了景点服务区规模,增大了客容量外,仍借助独特的湖泊风光开展传统的娱乐项目,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没有太大改变,其经营状况与巴尔虎民俗园相比大不如前。所以,从发展的现状看,巴尔虎民俗园的发展境况要优于七仙湖景点,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将草原文化与环境很好地融合起来,使游客享受了文化与自然的双欣赏效果。由此,对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挖掘和展演成为巴尔虎民俗园吸引游客的最大亮点。
二、旅游与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分析
现代旅游开发与传统旅游开发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然资源成分与文化资源成分的比例关系出现了变化。游客对自然和文化的欣赏侧重点也出现了转移。人们除了对自然景观有一定要求外,对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求也逐步提高。游客需求由原来的单一向双向甚至是多向转变。巴尔虎民俗园之所以能够扭转原来的弱势局面,不断扩大和完善旅游经营的范围和规模,其根本原因就是该旅游景点开发走的是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真正结合的道路,使其更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逐步成为众多相似景点中的典型景点。巴尔虎民俗园旅游纪念品是在游客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制作出来的,尤其一些奶食品包括奶皮、奶豆腐、马奶酒等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传统食品,游客可以观看到整个制作过程,使游客不仅品尝原汁原味的民族食品,更深刻的体会其中的民俗文化的魅力。此外,借助草原这一自然背景,开展各种传统的蒙古族娱乐项目,包括骑马、射箭、摔跤等。这些文化项目的开发是依托草原这一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这些文化项目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才能让人觉得融洽而又新鲜。通过参与调查了解到,最吸引游客的是各种文化项目演示,如巴尔虎婚礼、巴尔虎历史由来等文化内容的展示。这些项目既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同时也使游客了解进而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内容、内涵,对民族文化起到了宣扬的作用。
一、研究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随机选取昆明市主城六区10所小学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情况调查，并对学校进行S1—S10编码（见学校调查统计表），内容涉及学校引入民俗文化资源及课程情况、学校民俗文化教育的内容及呈现形式、学校教授民俗文化课的人员构成、学校民俗文化教育面向的对象、学校进行民俗文化教育的制度或措施等方面，并随机抽取各个学校教师进行深度访谈，了解教师对学校所在地民俗文化资源的认识发掘使用情况。
二、学校民俗文化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学校引入的民俗课程涉及手工、表演、绘制、体验、活动等多种类型，异彩纷呈。但学校民俗文化的教育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民俗文化资源的实践存在碎片化、形式化、外在化的问题。“很多学校试图通过民俗文化要素体现学校特色，但更多局限于形式或活动的丰富。”仅限于热闹的外在形式。1.学校民俗文化教育教师多为本校教师，专业性不强。“民俗教育中‘实际拥有和使用的知识’多是教师个人的实践知识，它是基于教师的个人角色、个体经验和个性特征而积累起来的。”在调查中发现，只有S5、S7、S10三所学校有专门的民俗文化课程教师，但是教授的课程并不多，其余7所学校，基本都是由校内的音体美、班主任等科任教师兼任民俗文化课。在访谈中发现除个别教师会一些民俗技艺外，大部分都只是了解一点儿皮毛。“目前的民俗教师多为‘兼职’角色，但无论兼职还是专职，都应具备民俗教师的相关专业素质，如此方能胜任民俗教师角色。”教师为完成学校任务也只是带着学生仿照图片或视频简单制作一些小东西，根本谈不上专业化与体系化。2.学校民俗教育对象及范围窄化。现行学校民俗教育存在于多数人之外，部分课程的开设成为个人的学艺场，不涉及学生全体且结果多以表演形式呈现，更像民俗展演的才艺秀和舞台剧。S1、S2学校对于滇剧、舞龙舞狮、花灯、滇派风筝等要求较高的由非遗老师挑选专门学生来收费教学，时间灵活但次数不多。除了被挑选学习的少部分同学，其他同学对这类引入的民俗并不了解；其次，学校民俗教育的对象是学生，不是师生全体,只有S1学校有针对教师的葫芦丝课程。非民俗教育教师排除在民俗教育之外，使得民俗教育只是民俗教育者的事，范围窄化，责任淡化，没有形成共同民俗文化认同感。3.本地丰富民俗文化资源与学校民俗教育的融合度不高，没有形成体系。“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文化元素，还包括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元素。”访谈时发现大部分教师认为本地民俗文化教育资源丰富，但部分学校引入的民俗文化照搬其他省市或地区的经验，仅仅把“吹拉弹唱”等置入即可。S5学校老师表示：所在社区位于老昆明市中心，老昆明文化相对丰富，状元楼祈福，真庆观，尚义花街这些民俗文化并没有很好融入学校校本课程或校园文化里。S6学校老师说：就算是云南的民俗文化，实际上也没有全部容纳在课程里，而且不成系统，没有固定的教材。许多学校的剪纸艺术，没有把云南特有的剪纸文化融入进去。舞龙舞狮只是随大流，使得学生所了解的民俗只存在于课程或教学之中，在生活中从未见过或听过，与现实相距甚远，极少起到润化作用。4.学校民俗文化创意产品萌芽，但囿于校园，传播范围狭窄。在调查中发现学校民俗文化创意产品呈现萌芽趋势，S1、S2、S4、S9学校利用扎染制作舞台演出服、班服、围、包等。S5学校利用昆明老童谣创作课间操。S6学校把民俗文化融入校服设计。S7学校把身着民族服的卡通娃娃印在衬衣、背包、水杯、书签、笔记本上，作为文创产品进行义卖。S8学校通过对民族纹样及服装上的装饰布局的了解，购买并进行自己服装纹样的设计，利用收集到的纹样在团扇、折扇、纸伞上绘制纹样，形成创意作品，结合纹样并利用现代审美为生活小物增光添彩等。可见在民俗文化传播过程中，学生已不再满足于课堂讲授和模仿操作，也不满足于远离自己生活的民俗文化传承方式，而更愿意积极探索和开发生活化、个性化的民俗文化创意产品。但是民俗文化创意产品只囿于校园，许多优秀的创意没有走出校园，在更为广阔的社区传播。5.民俗文化以讲授+制作的体验性教学为主，民俗文化教育处于浅层传递水平。“当下，学校民俗教育的内容、形式及现状也凸显出一些不足，表现为抽象的思想理论教育、简单的行为规范教育和平庸的说教训导教育等，使得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主导型过强、注重书本与说教，教育活动学生实际参与度不高，主体体验性较差等。”许多有关民俗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流于书面，教师讲授后带领学生简单模仿制作，作品精细度不足，以体验性为主，学生在离开课堂后迅速遗忘。在调查中发现，S1、S2、S4、S9、S10学校都是以课程讲授民俗文化知识为主，并在课堂上动手制作一些东西。其他学校涉及一些活动内容，但也仅限于热闹的外在形式。6.学校民俗文化教育缺乏相关制度规范，处于松散状态。制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在调查中发现，只有S8学校每月检查班级民俗特色文化建设，并将此作为加分考核项；其他学校都没有相关的制度或措施，只是作为兴趣班开设，由校内外老师安排，在节日或学期末有成品展示的反馈。S3学校都是音体美老师给孩子进行展示教学，没有课程规范性的东西；S6学校由各校区的科学老师自行设计和开展，也没有太多的监督。由此可见，学校民俗文化教育处于松散状态，缺乏制度规范和监督指导。
三、对学校民俗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
引言
乡村民俗旅游[1]作为旅游行业的新兴项目，其发展空间是巨大的。而乡村民俗旅游极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对其开发则是乡村民俗旅游开发最主要的内容，其开发成功与否，也是乡村民俗旅游成功开展的关键所在。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丰富，为开展乡村民俗旅游奠定殷实的基础。但迄今为止，漳州乡村民俗旅游开发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对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相当有限，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本文将对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一、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一）乡村民俗主题形象初步提升
在政府引领、市场驱动下，漳州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深入，地方各部门根据地区特色不断推出具备主题形象的乡村民俗旅游项目，如华安土楼民俗博物馆、高山族民俗风情园、闽南民俗博物馆，又如漳浦国家4A景区天福茶博物院、南靖土楼民俗博物馆、漳州片仔癀博物馆等等，无不体现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深厚的地方色彩。还有龙海的民间农民绘画，以本地乡村劳动生活为背景，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乐趣和乡村风貌，映射出中国传统民间绘画审美习惯及技法，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至今已有20多幅作品获得国内各种级别奖项，甚至展出海外。
（二）地方主题文化活动内容颇为丰富
此外还有漳州各地市端午节的赛龙舟活动以及元宵节灯会的猜灯谜活动。节庆期间，游客还可以亲身感受乡村浓厚风俗，体验乡村特色民居，品尝乡村风味小吃，欣赏乡村文艺会演和别具风格的工艺品，如芗剧、潮剧、木版年画、大鼓凉伞、八宝印泥、辇轿、舞狮、舞龙、现代剪纸、布袋木偶戏等。这让广大游客充分感受漳州乡村民俗文化。
（三）乡村民俗文化活动缤纷多彩，团队初显规模
官方资料显示，漳州各种民俗文化团队超过900支，从业人员30 000多人。如锦歌社、木偶剧团、潮剧团、高跷队、舞龙队、大鼓凉伞队、舞狮队、秧歌队芗剧团等（见表2）。其中云霄、平和、诏安、东山县的潮剧团曾多次到东南亚各国演出，龙海的芗剧团、南靖的木偶剧团以及东的山南音队也曾入台表演。乡村民俗活动精彩纷呈，武技型的民俗活动、有劳作型的竞技民俗活动、说唱型的地方戏剧、游乐型的民俗活动、娱神型的庙会表演等。这些具有闽南乡土气息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农村百姓文娱活动内容，也深深吸引着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游客。
二、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尚存的问题
（一）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不够
漳州各地市乡村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市场潜力极大。目前，开发的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少而零散、文化和空间含量不足、缺乏区域特色，无吸引力。以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路线为例，主要集中在芗城郊区、南靖、漳浦、云霄、东山等乡村地区；再如，乡村民俗旅游相关要素中的专门旅游购物点只有天福集团的茶博物院和石雕园相对匮乏；另外，乡村民间工艺品，大部分是家庭式作坊式的分散经营，没有做大做强成不了规模，游客常常找不到商家。另外，空间上，即没有发挥区域性乡村民俗旅游优势，缺少区域间的合作，特别是闽台合作、闽西合作、闽粤赣合作等，导致民间传统工艺在漳州旅游业的发展中鲜为人知，经济效益极差。
（二）现存的乡村民俗旅游活动互动性不够
乡村民俗旅游资源是一种自然形成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它伴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而展示出原生态的风格，具备表演、娱乐、互动的特性。但漳州已开发的乡村民俗旅游活动中，游客参与性旅游产品匮乏，大部分只是程式化、形式化的表演项目，缺乏互动性，观者自观、演者自演，远“距离”而“失真”，无吸引力。实际上，互动是一种渴望，也可以是当代旅游需求应当具备的鲜明特征。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更希望亲身体验乡村民俗娱乐性，甚至参与其中，从而获得乡土、真实、愉快、轻松的心理感受。
（三）乡村民俗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乡村民俗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是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之中而形成的，它是乡村民俗旅游的精髓和灵魂。而漳州乡村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却忽略了文化内涵的挖掘，形式化、商品化味道浓重。游客往往只是出于好奇心，看看热闹，对于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更是一无所知。
（四）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漳州乡村民俗文化的人才结构不平衡，其传承主力大部分来源于广大乡村，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系统、规范的学习和培训，对民俗传统和民间工艺采用师傅传承、样子模仿、自我创新等方式，缺乏对乡村民俗历史文化的了解，无法准确把握乡村民俗文化内涵，甚至是曲解、歪曲其含义。如此不仅影响漳州乡村民俗文化形象，还影响州乡村民俗文化的经济效益，更甚者，加快民俗传统和民间工艺失传步伐。令人担忧的是，在民间艺人逐渐减少、流失，甚至断层现状下，仍没有政府的有力引导、抢救，也没有社会的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相关培训资源。
三、漳州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一）选择适合漳州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开发模式
1.天然民俗村开发。本原式[2]主要有天然民俗村寨和原生俗开发，根据漳州市目前的资源特色、客源市场、经济状况，游客对漳州乡村民俗旅游的兴趣主要涉及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现实，因此，漳州应以原生俗开发为主，并适当采用天然民俗村的开发模式。漳州的天然民俗文化村可以直接利用当地民俗旅游资源相对集中，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备的民俗村落，在不破坏保留原有的自然风貌等乡村民俗事物的前提下，统一规划，立体地展示乡村民俗的自然朴实，满足游客对乡村民俗文化体验和欣赏。
2.开设乡村民俗博物馆。乡村民俗博物馆[3]是一种新型的资源凝聚式的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展示了人们生产、交通、起居、生活、饮食、信仰、服饰等乡村民俗事象、文物，起到传播、保护及教育乡村民俗文化遗产的功能。
首先，对现有的乡村民俗博物馆进行整合，根据当前乡村民俗旅游市场特点，因地制宜，跟进充实内容，完善设施，促进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
其次，在乡村民俗资源汇聚地，增设主题特色的乡村民俗博物馆，如可在竹马戏、灯谜、歌仔戏、威风锣鼓、布袋戏、大鼓凉伞等民俗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增设一座漳台民俗博物馆，推动漳州市的旅游发展，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还可规划建设高山族博物馆，通过图片、实物和文字等手段和方式，集中展示高山族同胞的民俗文化、生活和生产的过程以及两岸高山族同胞的交流现状。
3.节会式[4]民俗文化开发。节会，凝聚着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民间信仰、文化娱乐、民族心理、衣食住行等特有的民风习俗，因此，节会可以使游客对乡村民俗文化有更加立体、直接的感受和体验。特别是对于漳州这个乡村节会活动，应根据旅游市场变化情况，提高乡村节会活动艺术性、互动性、娱乐性以及游客的参与度，做好乡村节会旅游项目的建设。
漳州节会式民俗文化开发，首先，应该在政府指导下，鼓励社会参与，激发市场运作，这是根本。其次，完善节会活动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周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探索乡村节会旅游项目与其他旅游线路、旅游景点的绑定，从时间、地点、景观类型等方面进行合理协调、搭配、互补，开发漳州乡村节会民俗文化的特色旅游项目。
（二）乡村民俗旅游精品开发
漳州的“山海民俗风情、台胞祖地寻根、花果生态休闲”，其优势在福建省乡村旅游资源中的首屈一指，在国内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可根据“山海、祖地、花果”的文化特色优势，确定“对内面向福、厦、泉、潮、汕、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巩固港、澳、台；对外面向东南亚，辐射韩国、欧美及日本”的市场定位，精心设计漳州市乡村民俗旅游产品，规划形成四大旅游开发格局，即：
1.海峡旅游。充分发挥漳州对台旅游优势，以“台胞祖地、传统艺术、香橼祖庙、名人故里等”为轴心线，精心开发涉台节庆文化旅游项目，如三平祖师文化节、“开漳圣王”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天福国际茶壶茶文化节、关帝文化节、高山族风情艺术节、保生大帝文化节等，打造具有漳台特色的民俗游线，如宗教民俗游、寻根谒祖民俗游等，并探索开发海峡两岸双向旅游线路，促进漳台旅游合作。
2.土楼旅游。充分依托华安、南靖土楼世界文化遗产品牌及其附近历史文化民俗村，结合当地自然景区，开展土楼生态观光、土楼度假旅游、土楼民俗旅游，并为旅游者提供各种参与性活动。
3.花果生态旅游。充分发挥漳州“花果之乡”形象优势，依托漳州东南花都――花博园、天福茶博物院――石雕园、龙海九湖至漳浦长桥的百花村、龙海龙佳生态温泉山庄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花卉长廊”以及各县（市、区）的特色乡村花果园，发展花果生态旅游。
4.海滨旅游。充分利用漳州沿海乡村地带优良的海岸资源，整合沿海渔村民俗文化、关帝文化、妈祖文化、帆船帆板文化等海滨旅游资源，深入挖掘乡村民俗文化内涵，开发温泉休闲养生游、海滨风情游、海滨休闲度假游等。
（三）加强区域合作，开拓客源市场
首先，应加强旅游区域合作。以国务院支持加快海西建设《意见》和《关于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为契机，充分发挥漳州对台旅游的区位优势以及漳台的“五缘”优势[5]，加快推进漳台旅游交流与合作，推出对台湾游客具有很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台胞祖地”“名人故里”“香橼祖庙”“传统艺术”等乡村民俗旅游产品。同时，要积极搭建闽、粤、赣省际合作平台和闽西、南区域合作平台，加强与汕头、厦门两个特区的交流、对接与合作。形成闽南临海重要旅游区，建立良好的区域旅游合作网络。
其次，发挥合作平台优势，借助媒介作用，围绕地方特色，多形式开展旅游宣传促销[6]。一是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和媒体搭建宣传平台，扩大漳州乡村民俗旅游宣传的覆盖面。二是加强旅游宣传品的制作，筹划品味较高的系列丛书、音像制、品画册。三是善于利用各种重大节会活动，大力推介漳州乡村民俗文化。
（四）加强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乡村民俗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从业人员的水平，为此，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壮大乡村民俗旅游行业的工作队伍迫在眉睫。
其一，制定乡村民俗旅游服务人才培养计划。针对漳州旅游职工队伍年纪轻、发展快、文化水平偏低等现状，因地制宜，编制乡村民俗旅游服务人才培养计划，完善旅游教育结构，提升旅游专业人才的档次、加大专项教育资金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胆引进旅游专业人才等措施，逐步形成长、中、短期相结合的旅游培训网络。
其二，通过引导、整合等方式，挖掘杰出的乡村民间艺人，建立民间艺人人才库，并开展宣传教育，提升人才素质，促进各门艺术传承，保证各门技艺继续发扬光大，促使民间艺术进教材、进课堂、进培训，培养各种乡村民俗专业人才。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民俗文化 文化创意产业 产业化 模式和路径
浙江传统民俗总体上分为物质生产民俗和社会生活民俗。物质生产民俗包括农业和渔业民俗、工匠和交通民俗和商业民俗等；社会生活民俗包括会馆民俗、节岁民俗和生活民俗等。此外，还包括民俗信仰、口传文学、民间曲艺和方言文化等内容。
一、浙江农村民俗文化生存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民俗文化逐渐弱化，城市文化悄然流入
农民的勤劳改变了昔日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国家富民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致富激情，而文化底蕴却无法产生这一结果，导致目前农村民俗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伴随着城乡之间人员、经济的不断流通，农村地域文化也在近年来悄然发生了变化。各种都市的代表性文化开始出现在农村中，农村民俗文化开始城市化的变异。农村地区开始迅速接纳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及大众媒体的发展，原有的地域民俗文化平衡被打破，农村民俗文化的个性和特色不断被抹杀，失去了其本源性特征。
（二）农村民俗文化精神与经济建设存在价值冲突
改革开放深入推行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了快速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文化结构被打破。相比较发达的城市文化而言，农村文化的滞后性在比较中相形见绌，农村新的文化结构形态尚未建立。在这一转型背景下，当前农村文化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随之带来了一系列文化问题。比如，农民文化权益得不到保证，农村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农民精神世界处于空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等一系列问题。农村文化建设还需加大力度改进方式。
（三）浙江农村民俗文化继承投入不足，人才溃乏
农村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农村民间传承人的言传身教。但是，现实中许多自然传承人都年事已高，视力听力急剧下降、行动不便，传统农村民俗技艺濒临后继乏人而失传的尴尬境地，昔日辉煌的传世绝活极有可能成为最后的绝唱。整体表现为地域分散、设施薄弱、规模较小的状况，相互之间的联系不深，农村民俗文化产业链尚未形成。部分地方保护措施不到位和滞后，致使损毁严重。农村民俗文化挖掘、整理和研究方面人才匮乏，研究深度不足，研究经费难以保障。在实际工作中，难以系统和持续地开展上述工作，很多民俗文化只能保存而无力保护，或是保护不到位。
二、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常常把文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 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文化视为花钱的事业，甚至于认为文化建设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情，对文化发展采取漠不关心以至于规避的态度。其实，文化是无形的，它具有极强的渗透力。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它必将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不再单纯搭台，它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一）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开拓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012年，浙江全省第三产业增速高于GDP增速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增速2个百分点，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1%，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总体结构调整正逐步趋于合理。但目前浙江农村的产业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与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相类似，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也将成为促进浙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途径。农村民俗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产业化运作，使其发展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特色文化产业，充分、高效地将农村劳动力的富裕时间利用起来，转移到民俗文化的生产和经营上，使农民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闲余时间发挥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发展民俗文化产品的加工、销售，可以成为当地具备传统技艺的农民艺人，进而是普通农户开源增收的新渠道。利用农村的地域文化优势，将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和壮大，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重塑民俗文化核心价值，助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农村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正不断消亡，产业化开发不仅能够促进这一稀缺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更能够满足现代消费者对于丰富符号价值的追求。（陈建宪，2007）通过直接的产业化和市场运作，文化自身也会得到迅速发展。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有效载体是文化的产业开发，通过农村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深入发掘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民俗文化产品，重塑民俗文化核心价值，从而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既继承和再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弘扬了新时代精神。
（三）提高农民文化综合素质，促进农村民间艺人升级为文化人才
民俗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中国民俗学文化创始人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文化是一种社会规范，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但并不为人们所显见，是最贴近所有人的生活、感情和行为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因为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体。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目前平均教育年限不足7年，在近4.9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52%。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在于树人，培养和造就一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农村民间艺人由普通劳力转型升级为文化技术人才，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民群体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三、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与途径
（一）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1.明确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定位
农村民俗文化的传承不是单独某个或某几个个体的义务，也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而是整个社会和全民的责任和使命。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涉及建设的内容不同、模式也不同，因此，农村民俗文化建设同样需要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加以考虑，因地制宜，准确把握自身定位，通过开发本地区的民俗文化资源，发展适合本地区的、富有自身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2.制定科学和理性的产业化发展战略
在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经济行为的政治任务化和过度的全民运动色彩，会让人们的思维理性部分丧失，使产业化发展背离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可能反而会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与单纯制造产品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必须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和衍生能力，还要具备前后关联的运作机制。农村民俗文化若要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实现产业化、强调自身特色的同时，必须强化吸收和整合能力，通过协作交流和整体运行，与周边区域的农村文化经济相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3.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保护与创新并行
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两个方面。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的同时，也要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夯实基础，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则可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之源是当地的民俗文化，保护好农村民俗文化资源这一产业之本和创新之源，才能保证农村民俗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保护是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主要途径
1.强化队伍建设，促进农村民俗文化人才培养与保护
做好农村民俗文化传承主体的保护，建立农村民俗文化代表作名录，进行分类管理和保护。对这些代表作的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建立相关名录，以明确需要抢救与保护的对象。同时，作为传承主体的传承人，也应增强自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改变保守的观念和被动的状态。
建立和完善农村民俗文化专业人才队伍。农村民俗文化保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专业性的人才和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是目前最需要和最缺乏的。对从事农村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人员进行强化培训，发挥其在这方面的优势，组成业务素质好、专业知识丰富的人才队伍。民间文化保护专家及大专院校研究人才，熟悉农村民俗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分布现状，在实践或理论研究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是农村民俗文化保护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应在依托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2.加强政策扶持，提高产业管理水平
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充分调动文化企业的创新意识，发挥机动、灵活、高效的市场主体作用，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提高竞争力。鼓励并支持独资、合资、民营性质的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为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营造良好的环境，实现产业群体全要素、全方位发展。可以开发优秀农村民俗文化项目，通过合理应用电视制作、动漫设计、软件开发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俗文化适度创新，进行综合的产业化运作，使农村民俗文化价值得到全面和深度的释放。
政府是产业的监管者和引导者。培育和维护高效的市场运行环境，为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可以从培育农村典型民俗文化企业、扶持传统文化创新、建设文化创意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通过硬环境（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与软环境（农村民俗文化保护与创新等）的建设打造产业发展环境和支撑体系，从而将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从政府的单一角色转变为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职责。
3.完善产业链，促进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融合
民俗文化在形式上可以继承，在传播途径上可以不断创新。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传承和传播文化的载体早已跨越了单一的纸张时代，体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征。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把制造业、旅游业、建筑装饰业、信息业等相关产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并正在改造和提升上述传统产业。如果将民俗文化元素或符号经过创意植入其中，将会提高这些产业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可以在文化资源的挖掘、保存、开发和利用，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从生产到传播再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形成强大的文化辐射、衍生能力和前后关联的运作机制，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实现产业化、强调自身特色的同时，强化吸收和整合能力，通过协作交流和整体运行，与周边区域的农村文化、经济相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参考文献：
[1]仲富兰，何华湘.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论（越文化研究丛书）[M].人民出版社，2010.
[2]吕美丽.传统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J].艺术百家，2012（4）.
[3]杨良山，胡豹.将创意经济引入高效生态农业建设—关于加快浙江创意农业发展的建议[J].浙江经济，2012（16）.
[关键词]协同学；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旅游资源，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开发对文化的传承和旅游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已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是当今游客外出旅游的热门选择。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性和民族风情浓郁，是不可多得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极具旅游开发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竞争，这对旅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旅游要在新形式、新压力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各旅游地、旅游资源不能再孤立片面地单个对抗、发展，而是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协同发展。本文基于此，运用协同学理论对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开发做些探讨，以期能为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一、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一）协同学理论概述
协同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创始人是西德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协同学（Synergetics）一词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协同合作的科学。[1]5它是一门横断科学，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十几年来发展的运用广泛综合性学科，是关于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协作的科学，着重研究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认为任何一个大系统是由许多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的小系统或子系统组织起来的，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子系统之间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从而产生相互协同的现象，同时，又会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从无序转向有序，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状态。协同学中的“协同”指协合、协作、合作的意思。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许多子系统的联合作用，以产生宏观尺度上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2]协同学理论主要的基本原理有：
协同效应原理。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从协同学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对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起到一种内驱力作用。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受到外来能量的作用、或物质聚集状态达到一种临界点时，它内部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并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协同效应就是“协同导致有序”。
支配（或伺服）原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是由很多不同的子系统构成，影响它的变量非常多，甚至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因此影响一种事物发展的因素也就数不胜数，所以要特别选择一些序参量来描述系统在临界点处有秩序的转变。哈肯将这些变量分为两种，即阻力大衰减快的快变量和无阻力的慢变量，并且认为慢变量在整个系统演化过程中起着主宰或支配的作用，也决定着演化的结果。支配原理指的就是快变量服从慢变量，系统其他变量的行为受序参量的控制和支配，序参量支配着子系统行为。
自组织原理。一个系统要从无序状态转变为具备一定结构的有序状态，或者从有序转变为新的有序状态，“首先需要环境提供能量流和物质流作保证，也就是说控制参量需要达到阈值时，这种转变才成为可能，这是必需的外部条件”。[3]29协同学理论的自组织原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当有外部力量进入时，大系统会通过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作用，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新状态，形成一种全新的时空环境、或一种全新的功能和有序结构。
（二）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4]1“民俗文化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承并享受的文化事象”。[5]17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凝聚着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特质，体现了民族文化精髓，民俗文化一般包含有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民俗、民族文化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建筑、民族节日和工艺等”，[6]26“是一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7]71地位极其重要。民俗文化旅游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开发好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对进一步提升旅游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尤其是一个大系统下的各子系统和系统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发展和互补。而“协同论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8]37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内不同子系统之间有一个相互协调、协作、配合的良性循环过程。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研究，具有以下可行性条件：
1、协同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运用范围广泛。由于协同论属于自组织理论的范畴，其使命并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在无生命自然界与有生命自然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9]239它所揭示的共同原理和规律，不仅用来研究自然现象，而且可以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这样复杂事物的演化规律。[10]39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协同理论正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更多不同系统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之中，如化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等等，同样也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运用范围非常广泛。
2、民俗文化旅游已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旅游的协同发展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而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已具备了相对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1）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广西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接壤。广西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11]中越双方以边境为中心，开通了南宁――河内的航班、南宁――越南下龙湾的国际客运班车；海运基础相对较好，有防城、钦州、北海及越南的海防、下龙等众多港口，交通非常便利。这些都为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良好的经济、贸易、旅游等政策条件。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北部湾旅游圈启动和发展以来，中越两国国际关系友好，都非常重视中越边境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地处“桥头堡”地位的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机遇更多。同时，中越边境地区为加快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也制定实行了一些政策举措；此外，中越边境还享有西部开发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沿海沿边开发政策等多种优惠政策，这对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3）丰富的旅游资源条件。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中越边境有着相似、相近的语言、风俗和文化，这为边境旅游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和条件。在协同旅游发展中，可以使边境区域内各子旅游区之间发挥各自的优势、利用好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相互协作，通过协同发展来实现边境旅游的更大化效益。
3、新形式下边境旅游业要实现跨越发展，必然要走协同发展之路。当今世界旅游中，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发展趋势之一，也是一个旅游热点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旅游更是提出了协调、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实现边境旅游业的可持续、跨越发展，就必须走协同旅游发展之路。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成功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取得了不少成就，带来了不少效益。
因此，将协同学理论引入到民俗文化旅游研究中，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用系统的协同学理论去研究民俗旅游发展，对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特殊、复杂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二、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及开发现状
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1020公里，大陆海岸线长1595公里，桂西南边境与越南山水相连，它背靠中国大西南，面向东盟十国国际市场，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区，是中国华东地区、西南、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有沿海、沿江、沿边地带，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交往最便捷的通道，是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连接沿海地区的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桂西南边境聚居着壮、汉、瑶、苗、侗等民族，民族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极具特色，有着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情、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多式样的民族建筑、极具特色的民族节日、民族歌舞、独特的民族工艺等，这些都是丰富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桂西南边境地区的民俗文化风情独特，如：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的壮族歌圩文化；有南方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有古朴的民族服饰和精美的壮锦、绣球；有地方特色的民族美食、风味小吃；有师公道公舞、麒麟舞、铜钱舞等二十几种独特的民间舞蹈；有优秀的如铜鼓、天琴、啵咧等民间艺术；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族工艺；有壮拳、舞龙、舞狮、赛龙舟、抢花炮、打陀螺、抛绣球等近三十种民族体育游艺民俗等等，所有这些都充满了边境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边境民族文化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根据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对民俗学系统的四分法，结合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现状，将其分为如下表1中的类型：
政府及旅游企业已认识到以上内容丰富的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的宝贵价值及开发的重要性，做了相应的民俗旅游开发，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还有加大开发力度的趋势。如崇左大新县在原来民俗风情特色旅游基础上，于2013年又启动了20个民俗风情特色旅游项目，打造出更多的民族旅游新亮点；桂西南边境的壮族三月三歌节，仍传承着特色民族文化；还有已走向国际化发展的“南宁国际民歌节”、宁明花山文化节等。各地在民俗旅游发展中，也日益认识到边境合作、区域合作及一体化的重要性，凭祥市每年都举办“中越边关（凭祥）国际文化旅游节”，龙州“水口口岸中越商品交易展销会暨美食节”就是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的最好体现。
三、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构建及协同性优化
桂西南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在协同视阈下，构建良好的旅游协同发展模式，实现协同效应，这要求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子系统中的各个协同要素能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支配或主宰系统发展的序参量，使支配系统向着有序、稳定的结构功能方向发展，朝着共同的目标协作努力，才能使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扩大和发展，最后实现“1+1>2”的协同发展效应。
（一）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构建的指导基本原则
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要根据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在旅游学、经济发展理论、协同学基理论、民俗学理论等理论指导下，采用互补互利共赢的整合原则，整合好中越边境各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出独具优势和特色的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要遵循整体协调和效益最佳化原则、协同发展下效益优先并兼顾公平原则。要结合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并特别注意以上理论在桂西南边境旅游合作、开发及协同发展运用中的相关要求和前提，才能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做好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的构建，促进边境旅游业的发展。
（二）构建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