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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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民族语言 民族声乐 民族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沉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声乐是民族语言文学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民族声乐艺术中，民族语言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声乐艺术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环境下的发展不仅受着民族音乐的影响，民族语言中独特的民族个性和语言特性也会对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民族语言与民族声乐的关系
语言本身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以民族语言创作的声乐作品在艺术的表现上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化的倾向。在不同民族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声乐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特征。语言音调因素分为表情因素和表意因素。表情因素是人类音乐共同拥有的因素，如悲哀的音调多为慢速下行，欢乐的音调多为跳动的行进等等，这就是音乐中感情表达的共通和共识性。而表意音调是基于人们语言归属的不同，表意音调也就不同。表意音调的升华，就形成音乐旋律风格色彩的不同。这就是声乐作品的民族性。它往往受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影响，如我国藏族民歌中具有高亢的装饰音，内蒙古民歌中迂回婉转的音调类似马头琴颤音的旋律装饰，以及维吾尔族民歌中热情、奔放、诙谐的特点等，都同各自民族的语言有着共同之处。
中国声乐作品的民族性表现不仅在音乐风格的民族化，作为一门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相结合的音乐表现形式，在同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和语言文化结合时，民族歌词的语言特征在表达作品时也形成声乐艺术风格的民族个性。声乐是语言与音乐结合的艺术，同歌曲中词曲结合一样具有“诗乐合璧、调曲交辉的艺术魅力和音乐与文学融合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在不同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声乐艺术的语言表达有着更加具体和生动的民族特色。我国的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如：汉语发音单位由音节、音素、声母、韵母、收声等步骤及单位组成，从而形成了中国声乐演唱艺术自成一体的特点。因此，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一定要与中国语言文化相结合，使其在创作和演唱中更具有中国作品风格的艺术完整性，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具有语言独特性的作品中，语言艺术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民族声乐作品中常见的衬词、衬腔等，就是在民族民间丰富的语言文化及民族习俗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如《阿妹出嫁》《山里女人喊太阳》等都是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创作上运用的成功之作，而其中衬词、衬腔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点。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声乐作品的风格表现就必须对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民族语言的音调与民族音阶、调式、节奏的关系
语言的表达和音乐的表现都依靠声音，二者有着共同的音调基础。中国各民族语言音调有着极丰富的音高概念，各民族语言的音调有着强烈的民族个性，由于音乐起源于语言的表情，属于表义音调，不同的民族音乐带有各自的民族特征。如我国四川语调中，多有la、do、la音调，四川音乐中多用羽调式。所以，一个民族或地区惯用的某种音阶，调式、节奏多与各民族语言或方言相关。“音阶”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音乐实践而形成的，有特定组织结构和完整体系。我国各民族的音阶关系不完全一样，就汉族的各大方言系统来说，音阶也不完全相同。如中原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变徵音级的七声音阶；北方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清角音级的七声音阶；西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闰音级的七声音阶；齐鲁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角或变宫的门声音阶；江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五声音阶等等。由于各语系所用音阶的不同，所以，音阶和音律，是划分音乐风格系列的最主要标准。“调式”在音乐中有着特定的组织结构，在调式中有一个主音，其他音与主音之间形成不同的音程和稳定关系的乐音体系。调式根植于音阶，是音阶中的不同音级在音乐作品中各自为主音而形成的调式体系。所以，谈到调式，必定是某种音阶中的调式，不同的音阶产生不同的调式。谈到音阶，又多是与调式相联系，即调式音阶。而同一音阶的不同调式，也令音乐产生不同色彩。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一个有着丰厚音乐传统积淀、能歌善舞的民族。由于各民族杂居的生活环境，使维吾尔族音乐融合了中国、欧洲和波斯（阿拉伯）3种不同的调式特色，风格奇特、色彩斑斓。如《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曲调就属于欧洲音乐体系中的弗里亚调式，以“mi”为主音，这种调式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民歌中很常见。音乐是时间和音响的艺术，节奏、节拍以及与此相关的速度是音乐的时间形式。音响运动中的轻重缓急、强弱长短的不同连接方式和组织方式，构成不同的节奏和节拍形式。节奏是指时值长短各音的连接形式。节拍是指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节奏关系的体系。节拍、节奏的形成，除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有着音乐的文化背景，尤其和人们的语言、行为以及长期的艺术实践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在生活语言中，节奏听觉惯性影响着不同民族音乐中的节奏特点。
三、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的表现
在中国民族声乐中，除了直接表现歌曲思想内容的正歌词外，也常常插入一些语气词，它们大都与正歌词没有关联，但如果和正歌词编配在一首歌曲中演唱时，它们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情感色彩，成为整个歌曲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衬托性的词句统称为“衬词”，衬词的曲调就称之为“衬腔”。衬词和衬腔的运用具有加重语气、活跃情绪的表现功能，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民族色彩。在中国民歌中，衬词与衬腔的地方区域性划分得相当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衬词与衬腔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语言特点，是民族语言在歌曲中的直接体现，传递着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的信息，表现着一定的民族气质。而汉族民歌中，也以区域划分出细致的地方语言特点，如湖南的《溜溜歌》、湖北的(转第73页）(接第61页）《得得调》、浙江的《里郎歌》、江苏的《杨柳青》、青海的《呛嘟哪令》、广西的《叮咚歌》等等。衬词和衬腔的加入，使我国各民族声乐作品的民族风格更生动、具体，更具有口语化、生活化和鲜明化的音乐表现力。
四、中国民族声乐表演中唱腔的民族化
如果说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基础雄厚、力量强大、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声乐学派”的话，那么滋养这旺盛生命力的歌唱艺术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直接作用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是民族的情感、民族的音乐风格和丰富的民族语言。声乐，是一种以人声来表现的音乐艺术形式，声乐的发声技巧和产生的音色是表现作品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作品，在演唱形式上要求带有本民族语言的表现风格，甚至在音质上也要求人声具有形象感，所谓“竹不如丝，丝不如肉”。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语言特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特点，中国声乐有的民族唱法，是以地方语言(语音、声调)相结合的发声为基础，以风格化吐字运腔和保持嗓音的自然状态为枢纽，从而获取一种真实、朴实且丰富多彩、富有浓郁地方风味的独特性的音色。而歌唱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声，更要注重情感的表现，民族声乐作品中情感表现内容同民族语言的处理是密不可分的。在民族声乐作品中，民族语言同民族音乐的结合会使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动人，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以字领腔（音），字正腔圆，韵味浓郁，唱演均重，神情兼备，真切动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民族声乐的广义概念，换句话说，“唱情”是民族声乐的一个本质特点。否则，作品的情感与词意就不能相得益彰，甚至会使词意与情感背道而驰。作为民族声乐的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重任，在唱好和掌握好以汉语语言为基础的各地区民族声乐作品的同时，还要多掌握一些各民族的语言。经过实践证明，这些年培养的民族声乐人才活跃在我国的音乐舞台上，深受各地区、各民族广大人民的喜爱。在他们演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情感，而中国民族语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情感表达形式，地方腔调同地方的民族音乐在长期磨合中产生了大量艺术表现手段，形成了丰富的、生动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
[1]袁静芳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1.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的启示
帕森斯认为，某个整体行动系统是由形成信息控制等级结构的文化、社会结构、人格和有机体等四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文化控制社会系统、社会结构控制人格系统、人格控制有机体系统，并且每一个系统都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运行提供着必要的能量条件。新功能主义者强调应关注作为系统的社会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文化、社会和人格体系的特色，把文化当作社会现实范畴，考察导致社会秩序整合和解体的力量，并且确认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3］卢曼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秩序并不是靠对共同价值、信仰及规范的一致性来维护的，所有的社会系统都建立在行动之间沟通的基础上，行动系统由沟通而来。［3］迪尔凯姆强调优先分析整体时，把系统的组成部分看做是完成满足整体功能、满足整体需要的必要条件。［3］斯宾塞发展的必要条件功能主义强调，为适应环境，有机体和超有机体须具备某些必要条件。［3］各个民族世代积累并持续传承着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包括行为规则、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情感态度等)都深深植根并保持于该民族的语言之中，可以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该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因为语言是人们沟通与交流的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所以说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体现了该民族独有的民族精神。语言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最显著的标志。［13］另一方面，作为各民族特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的语言具有多种重要功能，如交际功能、文化功能、心理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等。［14］由此可见，语言的健康传承与和谐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语言的重要功能决定了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必要性。
2.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推广普通话之间关系的启示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某一事物的功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功能与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与互补的关系，结构的优化决定着整体功能的优化。就语言的功能而言，作为特定人群约定俗成的一套符号系统，语言首先表现为人们进行交际和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工具，又同时成为特定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表征。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既是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少数民族群众民族尊严的重要体现、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作为全国通用语的普通话是包括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交际工具，同时又更大程度地承载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推广普通话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然而，学好全国通用普通话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又形成了“两难”的矛盾，此可谓当前我国双语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如果过急过快地推广普通话，势必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衰退、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断裂及少数民族群众民族情感受到某种程度挫伤的忧虑。另一方面，如果仅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而在全国通用普通话的学习方面跟不上形势，很容易对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妥善解决这一矛盾是破解我国双语教育教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的启示，妥善解决双语教育基本矛盾的价值追求应是统筹兼顾、结构优化、实现双赢、达到“两全其美”，即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在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方面，少数民族群众要传承保护好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本民族语言;学者要发挥学科优势，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保护好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汉族群众也要学好与自己工作生活有重要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社会主体资源支配者和社会经济发展全盘规划者的政府应妥善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推广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要在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在政策支持上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加强双语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考虑成立全国性或重点地区双语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政策法律层面。双语教育是协调普通话推广及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为了科学高效地推进双语教育工作，笔者认为，有必要成立全国性或重点地区双语教育工作相关组织领导机构。该机构可以代表中央政府或重点地区政府全面组织、领导双语教育及其科学研究工作，对双语教育实现统筹安排，各方兼顾，从而真正体现功能主义理论关于优化工作结构、提高总体工作效率的精神。(2)强化薄弱环节，大力支持与双语教育有关的科学研究与师资培训工作，考虑从技术层面解决双语教育“两难”矛盾。一方面，要特别注重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材、辅导书、教具学具、教学软件的开发工作;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教学研究，在继续加强汉语教材、辅导书改进工作的同时，着重加强汉语教具学具、教学软件的开发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双语教育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研究，加强双语师资培训工作，尽可能提高双语教育的效率效果。由于汉语教学在各方面比较成熟，可以考虑在达到相应普通话教学目标的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尽量缩短汉语教学的时间，使师生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学好本民族通用语。据笔者所知，已经有专家开发了数套可以大幅度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教具学具及教学软件，建议由政府牵头大力推广，从而从技术层面上破解“两难”的矛盾。(3)优化市场结构，充分发挥语言功能优势。市场经济实际上具有生产领域与营销领域两大部类。在营销领域，学好国家通用普通话是重要条件;而在生产领域，民族语言将发挥其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组织管理与技术指导的优势性作用。为此，须多方举措，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投资建厂，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扭转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当地就业，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客观需要，并提高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积极主动性。
二、符号互动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符号互动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充分沟通，切实做到客观实际。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实施是一个持续沟通、互动的过程。因此，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要善于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注意与调研对象的沟通、互动与交流，使得研究成果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可行有效的政策性建议。(2)尊重意愿，充分调动积极主动性。符号互动论的要旨在于通过沟通、互动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化。因此，在协调普通话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问题上，要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意愿为原则，与人民群众进行大量、细致、持续的沟通，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学习普通话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积极性。(3)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符号互动论强调循序渐进的沟通及互动双方对行动意义的深入理解。因此，需要通过宣传与鼓励的办法，使群众明白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坚持从当地生产、生活实际出发的原则，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多方协调、群策群力搞好普通话推广工作，特别要纠正并防止急于求成及不顾实际“一刀切”的倾向。在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同时，必须充分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应以两全其美、争取双赢为目标，不可顾此失彼。
三、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的启示
由理性选择理论可知，对利益与权利的识别与追求是影响并决定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及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影响人们抉择的因素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但同时，对自身权利、文化价值乃至自我尊严的维护与追求，也是人们理性选择举足轻重的因素。无论居于多数的语言群体或其成员，还是居于少数的语言群体或其成员，都有语言权利。［15］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不仅关乎我国各民族沟通交际与信息交流的顺畅进行，也关乎少数民族语言权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及民族尊严维护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在语言传承方面处理不当往往是引发少数民族情绪波动，乃至民族地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不但关乎社会稳定，其本民族语言能力逐渐衰减乃至丧失，将对了解境外的状况和进行社会文化交流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是理性社会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语言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关乎国家安全稳定和扩大对外交流的大事。
2．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言。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宗教信仰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
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
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
言。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宗教信仰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阴茎；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
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睾丸”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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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平）
字库未存字注释：
2008年10月，文化部正式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将其纳入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了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的原则。目前，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总体规划正在制订过程中，羌族文化保护得到了法制和实践层面的支持。然而，对于羌语保护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间的关系，学术界和工作部门的认识并不一致。一部分学者和工作部门认为按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目标，没有必要将羌语保护列入保护规划。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此，本文拟就羌语与羌族文化保护的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讨论，以说明羌语保护对羌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依据加拿大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 一、语言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间的关系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国外研究已达百年之久，观点众多，代表性的人物有萨丕尔、马克思、格里姆肖、乔姆斯基等人。其中，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重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与其弟子沃尔夫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其核心是人的语言影响了人对现实的感知，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的结构多元化是无止境的，语言结构是文化结构的本源和决定因素。这一理论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语言学的论述十分独到精辟，从语言起源、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和思维、语言结构等诸多内容展开论述，认为语言学是非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有关语言的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与现实价值”。[2]格里姆肖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互限”；乔姆斯基认为人的本质、人脑结构、人类思维决定了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另外，“尚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说，语言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一致说，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说”[3]等。而在我国，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已有60余年的历史。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一书开启中国相关研究之先河。随后众多学者展开研究，究其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4]一是包含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二是反映与工具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三是决定关系。此三种观点皆有共性，说明了语言与文化是有关联性的，密不可分，并对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周庆生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证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对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一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反映”。[5]上述研究说明，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和文化内涵的载体，因此，正如台湾语言学家李壬癸所说的那样：“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有了语言，祖先的遗产和知识系统才能不断的发展，绵延不绝。所以如果语言亡，文化绝不能活”。[6]对此，笔者非常赞同。 对语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五类：（a）口头传说（oraltraditions）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上述五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通过本民族语言来传承，因此，正如丁石庆所言：“语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对于追溯和揭示族群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7]如果没有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可能保留下来。 “5•12”汶川大地震后，语言学家孙宏开根据多年在藏彝走廊地区调查经验，在不同场合做了“语言的保护与文化传承———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谈起”的学术报告，[8]呼吁保护羌语。其他学者也指出了羌语的进一步濒危和保护的必要性。[9]但对于羌语在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的视角，结合2010年随“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语言抢救、保护和发展政策研究”项目考察团赴加拿大卑诗省的调研，探寻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实现羌语保护的合理途径。 二、羌语对羌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羌族自称“尔玛”，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和平武县，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贵州省江口县和石阡县有零星分布。羌族多数居住在高山或半山上，少数分布在公路沿线各城镇附近，与藏、汉、回等族人民杂居。“5•12”地震后，部分人口因生活环境不宜人居而迁往异地，有的从高山迁至河谷地带，有的举家迁居于城镇周边，还有的自发迁往崇州市、邛崃市农村，分布面扩大，人口流动性增强，呈现出向城镇集中的态势。 经语言学家调查，“大约有6万多羌族（占总人口的16.9%）和5万多藏族目前还使用羌语”。[10]从日常语言使用看，羌族人口中，羌语的使用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为只讲羌语（即“尔玛语”）的人口，主要以高山和半高山边远地区的老年人和一些学龄前儿童为主，人数较少；第二种为能熟练使用羌语和汉语的人口。他们一般居住在高山、半高山的村寨、城镇附近及交通沿线，年龄多在50岁以下，平时在村寨中或家里使用羌语，外出讲汉语，人口较多；第三种为完全使用汉语的人口。包括城镇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及北川、平武一带；第四种为同时使用羌语、汉语和嘉绒语、藏语的人口，主要居住在邻近藏区或者与藏族交错居住。如，松潘的羌族能讲安多藏语，丹巴的一些羌族[11]能讲嘉绒藏语。除了羌族人口外，黑水县境内的部分藏族约5万多人也讲“尔玛语”。 羌语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多样性，原因有三：一是从地理上看，羌族居住在汉族与藏族之间，与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互动时间长，影响深；二是高山峡谷地貌导致其居住地封闭性较强，羌语本身的多样性突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北部和南部方言。两部方言的区别主要在于：南部方言有声调，声调具有区别词义和形态的作用，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同时，北部方言的语法表现形式较复杂，用形态手段来表达语法规律的情况比南部方言多；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南部方言小。[12]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北部、中部，松潘县的小姓乡、镇坪乡、白羊乡以及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下分雅都、芦花、麻窝、茨木林、维古5种土语。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南部、理县和汶川县，下分三龙、较场、黑虎、大岐山、桃坪、龙溪、绵虒7种土语。[13]三是从历史上看，羌族受汉语影响大，“从清中叶到解放前夕的100多年间，是羌族社会汉化速度最快、羌族双语制形成的主要时期。……部分地区逐步从双语社会走向以汉语为主的单语社会，少数地区已经完成双语向单语的转变。”[14]20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社会的流动进一步加剧，通过迁移、打工、通婚多种方式，与外界有了大量接触。讲羌语的机会和时间日益减少。同时，学龄儿童入学接受现代教育，使语言的家庭传承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能讲羌语的人口越来越少。“5•12”汶川大地震后，羌族地区的居住格局发生变动，大量羌族迁往异处，移居到交通方便、生活条件较好的乡镇或城镇的周边地带，羌语使用范围进一步萎缩，处在濒危状态中。#p#分页标题#e# 羌语在羌族文化中的重要性，更多表现在它对社会组织的整合作用和对知识体系的传承作用上。例如，在羌年、瓦尔俄足、苏布士等节庆活动中，释比用羌语做法时诵读的经典，包含了羌族的创世传说、族源记忆、村寨关系等重要信息；在多声部民歌和莎朗的歌曲中，包含了羌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审美意识、对自然和社会认知的知识；在大量的民间文学、民间传说中，包含了羌族的哲学思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口头文学的内涵颇广，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间艺术等内容，这些知识，都依赖羌语来传承和表达。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根据羌族人民的愿望，创制了《羌文拼音文字方案》，但一直未获主管部门正式批准，更未得到有效的推广，只能在部分地方试行，而且因为资金不足，措施不力，在民间难以为大众所理解、认同，使之与民众生活方方面面衔接度不够，不能真正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因此，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沿袭古老的方式，通过两个层面来进行：一是社会传承机制，通过羌族社区内部结构及网络关系，使羌族文化得以延续；二是家庭传承机制，通过家庭人员及亲属关系使文化层层传播。而其形式均通过言语的表达，行为的规范来实现，即为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方式，使羌族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因而，对于无法依靠文字来传承文化的羌族而言，羌语就是唯一的表达和传承方式。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或者藏语的羌族人口中，汉藏两种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羌语的文化意义，也不可能代替羌语传承和表达羌族文化的精髓。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国第一个以民族族称来命名建立的文化保护实验区，充分体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饱受灾害之殇的羌族人民的关怀。从建立至今，在政府主导下，保护区的工作已经稳步开展，但羌语作为羌族文化的核心载体，在保护区建设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加拿大的原住民语言保护政策，提高对羌语保护的认识，推进以羌语保护为核心的羌族文化整体保护。 三、加拿大以语言为核心开展文化保护的经验 2010年，笔者参加中加合作项目“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语言抢救、保护和发展政策研究”，到加拿大卑诗省考察第一民族或原住民语言政策法规，了解了通过教育机构和民间社区的努力复兴原住民语言的状况。认为其不少做法值得借鉴。 加拿大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境内人群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称为原住民，包括第一民族、因努伊特人和梅提斯人。“土著民是加拿大的第一民族。今天的北美印第安人，即原住居民中的最大群体，被认可为‘第一民族’”（TheFirstNation）；[15]第二种称为建国民族（FoundingPeoples），即法兰西民族和不列颠人，在加拿大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第三种，除上两支之外的所有少数民族群体（TheThridForce），自19世纪末以来作为移民来到此国。为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加拿大政府实行了多元文化政策。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在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从17世纪开始，近代印第安人的历史充满着血泪和坎坷。欧洲人来此进行殖民活动，战争和疾病导致大批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其语言更是受到灭顶之灾。1890年时，100%的印第安人使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而120年后的2010年，印第安人有10.96万人，仅有5.1%（5609人）的人能流畅自如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这些人大多数是年长者；还有8.2%（8948人）的人能听一些（semi-speakers）。尽管卑诗省印第安人的语言资源丰富，有32种语言，59种方言，占全加拿大印第安人的语言种类60%，但整个都处于濒危状态。研究者按照其人数及使用频率，将这些语言划分为有生命力的、衰退的、濒危的和消失的四种样态。其中，有生命力的语言使用者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人，并在社区中广泛地运用；衰退的语言具有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使用的人大量减少，仅有一些成年人在使用；濒危的语言分严重的濒危和接近灭亡两种，前者由很有限的人很少使用，已没有下辈人的传承，而后者仅个别老人会说，使用频率很低；消失的语言指活着的人已经不能说的语言。其调查统计报告显示，该省第一民族有29种语言均处于濒危程度，失传的、处于休眠状态（Sleeping）的语言有3种。[16] 1982年公布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第23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从法律上明确了第一民族有可以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1988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一文中规定：“有鉴于加拿大宪法与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和法语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但不会取消或贬低其他任何语言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在加强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的地位与使用的同时，加拿大保护和促进英语和法语以外的各种语言的使用”，[17]法律地位的确立和政策保障的落实，使第一民族的语言权利得到保障。在此背景下，其语言与文化的保护相结合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开展保护工作，由卑诗省政府牵头，于1990年成立了原住民遗产、语言和文化理事会（FPHLCC），其成员由三方共同组成，即原住民代表、政府官员和学界代表。其中，原住民代表的选择面广，覆盖203个部落社区，先由这些部落成立的24个部落理事会（TribalCouncils）各选举1名代表组成BC咨询委员会（BCAdvisoryCommittee），再从中产生9名代表；另外有3名人员来自企业、市民和政府部门。他们共同负责原住民语言及文化保护事务。语言保护项目主要在六个方面开展工作，即提高语言的主动性（LanguageInitiative）；需求评估与资源发展；建立师徒关系（Master-Apprentice）、语言巢（LanguageNes）t、文化营地（CultureCamps）；语言规划和权威；完善“第一声音”网站；绘制语言地图等。此外，还有艺术类项目，包括传统艺术发展；技艺传承人管理；文化传承；社区和艺术家工作坊；绘制文化地图等。运作多年来，理事会发挥了良好作用，为原住民、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沟通合作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平台。并有效避免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整体性事务多头分割、相互掣肘的弊端。 #p#分页标题#e# 卑诗省原住民遗产、语言和文化理事会（FPHLCC）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将第一民族语言保护作为文化保护的核心。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随时展开调查，评估语言的状况。在获取各个部落的认可和支持后，理事会随时可以开展调查，与学术机构合作，每年有相关的调查报告，作为语言、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依据。因此，从省政府到理事会，都能清楚掌握第一民族的语言状况，并根据语言状况对文化的影响确定文化保护的重点和难点，作为工作安排的依据。 第二，充分发挥原住民遗产、语言和文化理事会的平台作用。理事会制定文化保护的目标和任务，起草语言复兴的项目计划书，为当地人使用语言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以“第一声音”网站为例，该网站信息量大，资源丰富，形式生动活泼。其中，运用数码技术对濒危语言归档最有特色。这里可以对第一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与文化进行介绍，所设的部落语言区有专人负责词汇的收集与录入，并由被当地认可的、有权威的人来发音，上传之后可以供初学者或有兴趣的人学习。网站日常管理及完善的资金和人员主要来自于民间，理事会人员负责技术指导及设备维护。 第三，鼓励民间及相关组织自觉实现语言的保护，特别支持社区及家庭传承机制的恢复。提供资金帮助建立结对子，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语言的传授，即建立师徒关系（Master-Apprentice），让濒危语言后继有人，还开展各种活动展示传统文化，宣传文化遗产。 第四，在学校重视传统文化教育。1972年“印第安人控制印第安人教育”的教育政策出台后，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父母开始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学校的课程设置开始考虑到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环境的认知；联邦政府帮助保留地学校培训本土人才等等。在一些地方，如CheifAthom，还有采用浸入式方法学习的学校，有利于语言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教育。 经过多年努力，卑诗省的濒危语言复兴取得了一定成就。复兴项目得到众多部落的认可。目前，该省有11.1%的人（12223人）是语言学习者（languagelearners）。“第一声音”网站影响日益扩大，激起了更多的人自觉参与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行动中。 四、以羌语保护为核心开展羌族文化整体保护 加拿大经验证明，只要政府、学界和民众形成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濒危语言完全可能复兴，由濒危语言承载的文化也可以得以传承，我国濒危的羌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也不例外。在羌族地区，要处理好羌语和文化保护整体性间的关系，必须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处理好以下问题： 第一，正确理解相关法规中语言保护与文化保护间的关系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定义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我国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这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口头传统是非遗的重要内容，二是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也是保护的对象。对没有文字，文化仅靠口耳相传的民族而言，语言无疑是传承本民族文学的唯一平台，语言和文化是无法割裂的，是需要整体性保护的。只有保护好语言，保护的文化才有活力！ 第二，依法落实羌语的保护政策 法律法规保障是抢救和保护羌语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法律体系是健全的，200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四川省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法规也是明确的，2003年11月，四川省出台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自治地方可以采用双语进行教学、播音。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落实仍然不够，这正是由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在文化保护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表现。 第三，以羌语保护为核心进行羌族文化生态实验区建设 应充分利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平台，在整体性保护中适时建立羌语保护示范区，将文化保护与语言保护进行有效整合，将语言保护纳入生态实验区建设规划，以保护文化载体的根本性措施保护文化。 在保护区建设中，设立羌语保护专项资金。一方面组织人员对羌语的使用和保护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为开展语言和文化保护行动提供依据。一方面开展社区保护活动，培训相关人员，建设数字平台。资助博物馆、文化馆、活动中心、传习所开展活动。提高羌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充分动员民间力量，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多样形式传承和使用羌语，特别要重视中老年人的传承作用，鼓励其在社区及家庭内使用和传承羌语。 加大保护区内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和传承人建设机制，完善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国家、省、市、县级四级认定和保护工作，将之与语言传承有机结合；积极发展双语教育，鼓励学校编制乡土教材，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开办羌语培训班，为有兴趣的群众提供终生教育机会。尽量保护羌区儿童与家庭的联系，保障其在家庭内获得传承的机会。 推广和使用新创制的羌文，逐步实现羌族文化由语言传承到语言和文字共同传承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羌族人民的愿望，专家们经过多年实地调查与研究，出台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它可以准确记录羌族的语言，以忠实地反映出羌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方案于1993年通过有关部门审定，随后编制了教材，培训了师资，在一些羌语保留完好的地区试行。近年来，由于严重缺乏经费，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应在保护区建设中规划促进方案完善和推广的措施，提供资金、人才的支持，促进羌族文化传承从只能由语言传承到语言和文字共同传承的转变。#p#分页标题#e# 总之，羌语是羌族的民族认同基础、身份象征、自豪感来源和包括自然生态在内的知识媒介,同时也是保护与传承羌族文化的核心载体。当然，笔者所言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实现羌语的保护，并不是说不在区域内的地区就不进行保护，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平台，使语言与文化保护有机的结合，产生更为有益的效果。
【关键词1多元一体；濒危语言；语言保护
【作者】肖荣钦，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l级博士生。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132-006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濒危语言的关系
民族问题是关系我国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9月，胡总书记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一切从我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先是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56个民族之间关系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已成为处理我国内部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对指导我国民族团结发展，共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总的来说就是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合体，它既重视各个民族的个性特点，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体现出各民族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渴望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愿望。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可体现在各族人民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是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上。语言是文化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载体，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就体现在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之上。在费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指出：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之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56个民族实际使用着120多种语言和超过60种文字，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内部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这120多种语言中，使用人口超过10万的语言有31种，使用人口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语言有19种，余下的语言使用人口都不足万人。①由此看来，我国各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较不平均。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使用极少一部分语言。
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濒危语言的界定，结合我国语言使用人口的状况和国内相关语言学者的看法，我国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语言大都处于濒危或临近濒危的状态，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上万人以内的语言也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临近濒危的状态。我国具体的濒危语言大概包括以下30多种语言：阿侬语、仙岛语、柔弱语、土家语、达让僜语、格曼僜语、义都语、苏龙语、木雅语、畲语、仡佬语、羿人语、拉基语、普标语、木佬语、布央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康家语、赫哲语、满语、鄂伦春语、东北克尔克孜语、京语、倈语、台湾高山族诸语、五色话、吾屯话、倒话、唐汪话、土尔克曼话等。例如满语使用者迄今为止只剩下居住于齐齐哈尔的3名年过80的老人；分布于我国东北的赫哲语，至2000年底，只剩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会说本民族语言；位于云南麻栗坡县的普标语使用人口也只有50多人。语言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语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该语言的文化、艺术、传统也将会消亡，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就会被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也将受到一定的冲击，继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按照我国拥有120种语言的总量来计算，我国濒危语言占了全国语言总量的1/4，也就是说，我国每4种语言就有1种处于濒危的状态。就该比例而言，我国语言濒危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并已可能对我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系造成了潜在的冲击。因此，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民族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生活相对平稳的境况下，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应该引起国家和人民的重视。
二、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在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发展，我国已给数十种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创制了文字，并且编制了相应的民族语文教材，开办民族语文学习班，推广民族语言文字。另外，坚持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政策，这些都体现出我国政府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支持与保护，从政策层面上支撑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即使如此，我国依然有一部分语言步入到濒危语言的行列。
对语言濒危这一现象的认识，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某些敏感的语言学者当时已开始察觉到中国某些民族语言衰退的现象，并且开始自觉地对这些濒危语言进行了音像录制和编写语言词典等语料存档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一批语言学者对濒危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他们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大力呼吁，国内的语言濒危现象逐渐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被誉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迄今为止最有权威、影响最大并且最具法律效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就包括了“语言”这一项内容。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公约》成员国之一。这一举措表明我国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提升到国际的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我国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
三、“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对策
濒危语言保护的大众化是当前语言保护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为民族多元文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一课题的开展和成效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濒危语言的大众化所面对的群体应该包括两种：使用濒危语言的民族群体和他民族群体（重点是指强势语言民族）。对于自身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使本民族知道使用和保留自身语言的价值所在，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对于他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地接触到濒危语言，让他们感觉到这些语言的存在，并最终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语言及其文化，甚至对这种濒危语言产生喜爱之情，并让这种濒危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感受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下面我们将要探讨“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一些可行举措：
1 扩大濒危语言的使用场所，为濒危语言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也有来自语言族群内部对母语态度的抵触。在我国，语言濒危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强势语言占据了弱势语言原有的生存空间，弱势语言在失去生存空间后，其发展受到制约并逐渐走向式微，最终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的濒危就是由于汉语逐渐成为该民族主要的日常交际用语，使得满语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长此以往，其语言活力逐渐下降，最后沦落为濒危语言。
如果政府在日常公共生活场合中注意引导和鼓励人们使用本族语言，人为地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提供足够的生存活动空间，那么就可以使这些濒危语言得到有效的干预性保护。比如在民族自治区域实施双语或多语播报（例如公车播报、电台播报、电视播报等等）；使用双语或多语指示牌；在民族聚居或民族杂居的地区和学校，鼓励使用自身民族语言进行族内交流等。这种举措都能有效地提高民族语言活力，给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多元的生存空间。濒危语言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拓展，本民族对自己族群语言的自豪感也会得到增强。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在某些民族地区经常能听到中英文双语消息播报，却缺少了民族语言的播报。
比如电台播报，虽然中央人民电台等都有推出少数民族语言频道，但是仅限于数种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播报普及度并不高。在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的语言很大一部分也属于濒危语言，比如分布在俄勒冈州Warm Spring社区的Numu语，最初只剩下不到10名母语者，但是当地政府坚持电台播报，并配有一套完整的“语言复原计划”，现在Warm Spring社区能说Numu语的成员越来越多，这些成员大多是通过电台耳濡目染地学习Numu语，并且开始把Numu语当作母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通过美国对Numu语的保育和保护，我们可看出美国正是充分利用了电台播报这一渠道，为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广阔的使用和发展空间。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检讨学习。
2 注重媒介的推广与宣传，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
媒体是现今生活最有效的推广与宣传媒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通过媒体得知某个濒危物种、某种将近失传的文化艺术形式的状况，可是我们却很少发现有专门针对濒危语言或濒危语言保护的相关报导。媒体的缺位可能是造成人们对濒危语言关注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濒危语言的保护中，当代社会最大众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很难引起大众的关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鼓励不同的媒体拍摄系列濒危语言保护宣传短片（如公益广告）、录制调查报导、深入跟踪报导、引导民间论坛或主流网站等方式，对濒危语言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
对濒危语言进行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了颁布一系列法令、条例外，也非常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比如在2009年第2期的《教科文组织信使》①，就是以濒危语言保护为主题，并且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②，呼吁人们珍爱自己的母语。近些年来，我国对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深，并从2006年起把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周六定为“文化遗产日”，但是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语言”这一方面的宣传报导力度还远远不够，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就无从引起人们的重视。
另外，除了媒体的宣传外，其他媒介宣传手段也应该得到鼓励与提倡。例如某些活动或某些品牌常常喜欢采用一些动植物作为品牌的标志，如熊猫就曾成为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同理，某种濒危语言的文字或语言符号也能担当品牌标志。充分利用媒介的宣传，一方面可以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濒危语言使用者的民族自豪感，使濒危语言使用者更懂得爱护自己的母语。
3 适当的商业化，引导濒危语言走向大众文化领域
濒危语言保护的商业化不同于媒介的宣传，后者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推动来宣传，偏重于公益性的，而前者则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濒危语言的商业价值；后者是被动的，前者是主动的。
语言是一种资源。既然是资源就具有价值，有价值就可以推向大众市场，使语言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实现。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濒危语言潜在的市场价值，使其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我国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学者的语音存档和编写词典、教材，以音频或文本的方式对语言进行记录。而这样的记录大都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没能让濒危语言冲出学术殿堂的篱笆、走进大众文化领域，因此，语言作为资源的价值也就无法得到体现。
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市场价值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体现：第一，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最近几年的“青歌赛”加入了原生态唱法，被选送的原生态歌曲绝大多数是属于少数民族歌曲，其在舞台上的表演形式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态；第二，2008年北京贝依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等发行了全球首张壮语音乐专辑《贝依》③，该专辑一共收录了15首歌曲，其中8首歌曲歌词为纯壮语填词，7首为壮汉双语填词。前者是把民族歌曲原生态地搬到艺术舞台，是民族歌曲与表演大舞台的结合；后者是用民族语言填词，谱入现代流行摇滚的乐曲，是民族语言与流行音乐的结合。二者在大众群体中都得到不错的反响，在体现出语言价值的同时也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语言领进了大众文化领域。在这种商业形式下，民族语言被赋予了全新的活力。
以上两个少数民族语言价值得到体现的例子可以说明民族语言“大众化”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语言也能拥有大众流行的元素，只要合理地发挥濒危语言作为资源的商业价值，濒危语言也能走出枯燥的学术殿堂，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把濒危语言打造成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实现了语言的资源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多元”体现。
4 加强学校教育，夯实濒危语言保护的基础
学校教育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学校教育在濒危语言保护层面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向学生灌输濒危语言保护意识；二是在民族地区落实“双语教学”政策，在非民族地区尝试把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引进课堂。
语言价值教育的第一步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虽然我国现在推广普通话教育，但推普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制方言或其他语言的发展。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推广普通话与语言保护，特别是濒危语言的保护二者并不冲突。而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观，使学生明白“语言无分贵贱”，让学生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学校语言价值观教育的首要方面。另外，课堂教学中，我们都习惯向学生灌输环境保护意识、动植物保护意识，比如宣传我国国家动植物保护名录等，这些都体现出人们对自然保护有较强的意识。我国也有一批濒危语言名录①，因此，在课堂上也要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这是我们在学校教育和语言保护工作中一直忽视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在民族地区现行实施的“双语教学”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族地区的学生能够在学好自身民族语的同时能够熟练掌握汉语。可是由于教学重点的偏颇，加上对“双语教学”政策的目的认识不够明确，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学生在熟练使用汉语的同时，渐渐放弃了自身民族的语言。如果一种语言遭到本民族人们的抛弃，该语言就很有可能变成濒危。“双语教学”的操作失误也是导致一些语言内部年龄断层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此外，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等也可以考虑在非民族地区实施民族语文教育的可行性，例如可以尝试把民族语言作为一门选修课，为那些对民族语言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
5 重视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尝试建立语言博物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也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当一个民族的语言濒危的时候，该民族文化内部也同样会产生崩裂瓦解。相反，如果我们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为民族文化创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空间，比如建立文化保护区，合理地开发以当地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区或文化节，那么，我们在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也能激活濒危语言的活力，使濒危的语言得到继续健康发展的空间，让语言真正发挥本身作为资源的作用，同时也能让大众接触到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的出现，导致语言多样性的锐减，从而引起文化多样性锐减，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语言的保护，世界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其中有的通过建立语言博物馆引起人们对语言保护的关注。对于人类而言，以博物馆的形式接触任何一个知识领域来培养发展自身的兴趣都应该是可能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响应联合国号召创建一个“语言之家”博物馆、乌克兰基辅大学正筹建一所语言教育博物馆、芬兰赫尤里卡博物馆专门开辟了一块语言文化空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长期有语言展区等这些语言博物馆样式都值得我国参考学习。其实国内的学者对语言博物馆的建设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就曾经提出希望我国建立一座语言博物馆。
6 鼓励设立语言保护基金，颁布语言保护有关的条例
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投入可能比保护某种动植物还大，而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研究和保护的投入可以带来什么巨大的收益，并且这些投入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在短时期内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不只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的，它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么庞大的投入和漫长的过程，单靠政府的能力是难以达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鼓励设立相应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这个基金可以是针对某一特定语言的，或是特定区域的，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或是非开放性的。如果设立了相关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语言工作者（包括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就有了更多项目资金来源，对濒危语言保护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也能直接地投身到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来。学校和团体也能够透过这些基金进行濒危语言保护的教育。
尽管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等都提到了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语言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就宣读了有关语言生态保护和濒危语言保护的文件，形成了目标一致的行动纲领，我国也加入到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当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语言保护的法律法规。在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只有总则第八条提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制订有关濒危语言保护条例，把濒危语言保护提升至法制的框架之下是十分必要及紧急的。
另外，我国政府也应当尽快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濒危语言保护名录，像动植物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向社会公布相关的濒危语言名录和所在地区，使广大人民对濒危语言有最基本的认识。同时也规划濒危语言保护区（村），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存和使用环境。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