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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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院校 民族语教学 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我国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语言或方言，各类少数民族文字达60多种。在6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中，正式使用的有30多种，其中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七种文字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使用的文字。简言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维系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聚居区的社会正常运转方面，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以及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无疑对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语言文字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决定了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可以说，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民族语教学始终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相联系，始终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始终和开发民族地区的人才资源相契合。由此可见，开展民族语教学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是少数民族享有的基本权利决定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能否真正享有平等权利，首先表现在该民族是否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宪法》赋予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权利。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接受教育、传递信息、谋职就业，是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之一。如果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接触不到本民族语言文字，听不懂广播，看不懂电视和其他文化产品，其最基本的权利难以保障，就难以融入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由此可见，如果体现少数民族重要特点的语言文字逐渐被弱化、边缘化乃至逐渐消失，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不仅会造成民族隔阂，也会在感情上挫伤少数民族学习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因此，只有尽快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使用，才能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可以使各民族群众体验到民族语言和汉语是平等的，从而大大提高各族群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为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往往表示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对别人是否尊重自己的语言文字是敏感的。而尊重、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涉及语言平等、语言权利等民族问题。由此可见，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外，开展民族语教学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开展民族语教学不仅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此，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并以此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事业的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客观需要。我国陆地边境线很长，沿陆地边境有20多个少数民族跨国境而居，这些少数民族与境外的同种民族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语言文字是跨国界分布的。当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产品不能满足本民族需求时，境外同语种、同文种的文化产品就会乘虚而入，这不利于我国的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也有潜在的消极影响。近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在边境贸易、防毒和缉毒等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维护国家边境安全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在边境地区，边民交往频繁，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并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维护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和反渗透、的任务十分艰巨。针对我国边境线长，跨境民族众多的特点，民族院校应该积极地开展民族语教学工作，让考上大学的少数民族精英人才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掌握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毕业后回到家乡，可以直接用民族语言文字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政治水平，自觉抵制外来渗透。所以，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稳定的高度认识在高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开展双语教学，对抵制外来文化渗透，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地区的稳定，乃至全国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语文翻译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越来越取决于人的素质。能否把经济搞上去，关键在于人口的素质。尽管民族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假如没有人才，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所有的人力、物力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说，民族地区要发展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才。在民族院校实施民族语教学的目的，就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既能熟练运用本民族语文，又能熟练运用汉语文的高级人才，以便将来更有效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而要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决不能忽略高校民族语教学的地位和作用。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素质人才一直是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民族院校必须坚持用民族语教学，以特殊的方式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
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基地。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始终是我国民族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民族院校坚持开展民族语教学，还可以不断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族语文人才的需求。民族院校的特殊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为民族工作服务，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建设服务。所以我们在开展民族语教学中要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此外，民族院校在开展民族语教学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要把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与服务民族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为民族地区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合格人才。由此可见，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具有其他普通高校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决定了民族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殊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工作，不仅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迫切需要。
3 对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具有独特的作用
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本民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开展民族语教学是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共存格局，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加快了民族语言消失的速度，民族语言濒危现象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的危机，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显得至关重要。我国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语言或方言，每种语言都承载着一段长长的历史，厚厚的文化，这是一笔独一无二、珍贵至极的文化财富，一旦失去，就意味着永远失去，那是不堪设想的。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资源，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最集中的体现。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为各民族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谐共处，为各民族保持自身活力和创造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且为各民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开展民族语教学，对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民族语教学是有效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证。我们应把推行民族语教学和传承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在高校开展民族语教学来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正常的使用和发展。在民族院校推行民族语教学不仅很好地展示了中国的民族政策和传统文化，而且培养了大批传承民族文化的专门人才，并把民族文化提升了一个档次。如，近年来各所民族院校培养了大批研究民族古籍、民族文学、民族语言的专业人才，他们在传承民族文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在高校开展民族语教学是保护正处在消亡边缘的民族语言的最佳对策和模式。因为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不仅培养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才，同时也推动了对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学习和使用。在高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抢救与保护及传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学习和运用民族语言文字的过程中，能有效吸收、融汇并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字不仅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有沉淀深厚、绚烂多彩的传统文化，这一系列灿烂的文化就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使民族文化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广泛的传播。众所周知，教育的功能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也要传承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开展民族语教学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运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不仅维系着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各个民族都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着特殊的情感，都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情感和认同感在少数民族那里往往表现得更加强烈。当母语受到他人歧视，语言使用者的情感、自尊心就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可以更好地维护民族文化的认同，提高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院校的民族语教学发展很快，目前，全国13所民族院校在使用21个民族的文字开展民族语教学，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民族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是没有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某些领导同志和部分本民族干部，对民族语教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这样，使高校民族语教学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因此，我们要继续加大高校民族语教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高校民族语教学取得的成绩，使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语教学不仅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各级党政领导和高校要站在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稳定、繁荣和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高校民族语教学的特殊性、艰巨性和重要性，真正重视民族语教学，把民族院校的民族语教学纳入正规教育轨道。总之，高校民族语教学事业任重而道远，在高校从事民族语教学的教师一定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创造性地开展民族语教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高校民族语教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关键词]广西地区濒危语言语言保护
语言消失的现象在历史上一贯存在,但是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极大加剧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渗透和影响也前所未有的加大,从而导致部分语言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语言消失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引起了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等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哲学系AnderewWoodfield教授曾感叹道,“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么多语言死亡,但是它们好像注定要死亡。”目前,语言濒危现象已经成为语言学界热烈探讨的主题之一。
一、广西地区民族语言状况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除汉族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拥有将近130种语言。但是其中很多少数民族语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微。
广西地处华南,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语言尤为丰富。据《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记载,广西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语种不同,包括:壮语、苗语、侗语、水语、彝语、仫佬语、毛南语、仡佬语、京语等。
语言,尤其是没有书面形式的语言,离开了使用者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就好像植物离开了土壤一样。日本语言学家Yamamoto说过,单纯的人口数字不是语言形式的准确标志。但是,使用人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使用者的数字是它的濒危形式的一个直接标志。
在广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中,各个语种都存在着使用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以其中的仡佬语和仫佬语为例,仡佬语有布流、哈给、多罗三种方言,其中,布流方言的使用者有800多人,哈给方言的使用者有300多人,多罗方言的使用者已经降至几十人。并且仡佬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是以汉字为本民族的共同文字,目前也只有少数老人懂仡佬语。而仫佬语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目前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
二、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语言平等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体现了我国各个民族的平等。我们知道,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同时还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是民族的象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表示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是维系民族地区人民的感情纽带,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就意味着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格。从这个角度来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功能,就能看出其在调节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其次,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同时还是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外,还有许多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它是少数民族人民的交际工具和少数民族民族的重要标志,更是各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语言文字的使用对其文化进行传承。广西地区存在着多种民族语言,正因为这些语言的存在,才让我国的语言园地呈现出多样性,也才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更为繁荣,广西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并存发展,各具特色,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融合,和谐共生,这为文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等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
第三,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既丰富又复杂。如果把世界语言比作一个花园,每一种语言都是花园中的花卉,那么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将使花园失去一种风景,都将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另外,从语言自身来讲,语言也需要多样性的存在,正如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人类与环境才能和谐健康地共同发展一样。语言也是宝贵的智慧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提供了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不同的词类、不同的语义范畴、不同的词汇对比等等,都启发了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广西地区濒危语言的研究除了具有语言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的普遍意义之外,还具有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语问题研究以及历史语言学研究等多方面的价值(限于文章篇幅,暂不赘述)。
三、濒危语言生存和发展的几点思考
1.语言政策确保濒危语言生存环境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在《宪法》中,对我国的语言政策作了这样的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证本地方各组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从法律上确保了各民族语言文字享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了各民族有选择使用符合自己需要的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这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平等的民族关系,也体现了我国对于语言多样性和生态性发展的支持。
我国十分关心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致力于推行建立良好的民族语言发展环境。广西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壮族自治区,如在1992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在壮族聚居的地方,政府部门要根据需要配备壮文翻译,使用壮文参加考试与汉语具有同等效力、在执行职务时力争做到同时使用壮、汉两种语言文字等。同时还提出加强对壮语文的新闻宣传,各壮族聚居地要积极转播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壮语广播节目,根据当地需要办好壮语节目,要进一步办好民族报刊、出版民族图书,等等。
因此可以说,国家政策上的支持,是民族语言发展的基本保障。
另外,针对广西地区民族复杂的语言情况,我国在20世纪多次开展在广西地区的民族语言调查,主要有30年代以李方桂为代表的西南边民语言调查,50年代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80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广西民族学院组织的西南民族语言调查。这些调查为我国进一步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了可靠翔实的依据。
2.民族聚居为濒危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环境
汉语是我国的民族共同语,大多数的人在大部分公共场合使用这种语言。尽管从整体上看,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处在不平衡的双语语言环境中,是弱势语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民族聚居之地,民族语言又是可以与汉语并用的交际语言,甚至在一些场合是主要的并且具有鲜明排他性的交际语言,如在少数民族家庭内部,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公共场所,在歌会、婚丧嫁娶等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上等。
在广西地区,各少数民族普遍聚居,境内有壮族自治县、瑶族自治县、苗族自治县、仫佬族自治县等少数民族世居的地方。这是濒危语言生存的基本要素,因此,维护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生活环境对于保护濒危语言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覆盖面较小、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来说,使用者群体聚居一地是保证语言传统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这样可以保持语言结构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由于居住在共同的地域环境中,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共同的语言交际内容,使用者彼此之间使用民族语言交际的频率较高,这样对长期保持语言结构的高度一致性起着重要作用。很多调查结果均显示,聚居的环境利于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
另外,民族聚居环境也有利于减少语言内部差异,使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感受到使用民族语言交际的便利性,增加交际信心。另一方面,在现在这样多语共存的社会环境中,同一语言的使用者之间还可以增强群体的认同感。如在象州县聚居的壮族,原是当地的土著民族,由于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与外界的交往甚少,长时期在内部通行壮语,因此能保持自己的语言习惯,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说法。他们在族群内部极为重视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族群内的长者认识到了并利用壮语在日常行为规范中的作用,不仅本民族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通过壮语的使用得以传承,加强了民族意识和凝聚力,而且也加强了对壮语的保护和传承。
3.使用群体的内心认同是濒危语言生存发展的动力
广西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是愿意学习和使用别的民族语言,在语言使用上具有开放性,双语现象非常普遍。随着地区间、民族间交往的频繁和深入,除了本民族聚居区内的极个别老年人和一部分儿童外,绝大多数都是使用双语进行交际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体现在少数民族对语言的选择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除了精通本民族语言之外,还必须至少掌握全民共同语——汉语,这是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同时也是获得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因为绝大部分的科学知识是通过汉语进行传播的。但是,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语言使用的一些问题。语言发展过程也会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影响。戴庆厦教授曾指出,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双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即语言自身蕴含的可以实际应用的价值;一种是情感价值,即本民族人对语言所倾注的丰富的民族感情。在市场经济实用主义的导向下,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为了摆脱贫困与落后,选择了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语言文字,不愿继续使用、人为地放弃了民族语言,仅仅使用通用语——汉语进行交流交际,造成了本民族语言的衰退。很多语言的衰变,都是因为本族群人自己的放弃。
我们认为,语言使用群体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对于语言前景至关重要。如果使用者群体对自己的语言缺乏热情和信心,仅仅依靠外界的努力,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无论有多少的政策保护、多少的措施施行,最重要的还在于人,也就是濒危语言的使用者,不要丢失本民族的语言。所有的语言在文化价值上是平等的,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简单地把本族群落后的原因归结在语言上,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如果能增强全社会的文化意识,珍惜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化,重视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一些语言就不会这么快地衰退,也不用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挽救。
另外,不同语言使用者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也非常重要。在多语言多文化共存的社会环境中,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也会时有发生。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宝贵的智慧财富,“不同语言之间只有使用者群体规模大小的不同,交际职能分工的不同,而不存在结构优劣之分。”任何人都应该像珍爱自己的语言文化一样去珍爱周边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化,做到相互尊重、互相理解,才能够营造出一个良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实现各语言和文化的共同发展。新晨
四、小结
戴庆厦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民族语言承载着民族历史和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这种语言使用群体传统文化和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如壮族的《人祖起源》、《创世纪》、《谷物起源》等民间文学,主要是口头流传的方式传承,如果作为主要传承工具的壮语消失,那么这些美丽的文化也将不复存在。“对于文化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每一种语言都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他们千百年来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他们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都保存在语言里,并依赖语言代代相传,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加以传播。因此,一种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那种交际和思维工具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永远丧失,科学家们也就无法探索人类尚不清楚的语言文化现象。”
印度安达曼群岛上老妇波阿的去世,导致了拥有65000年历史的古老语言的彻底灭绝,同时也导致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灭绝。这给所有的人都敲响了警钟。正如美国濒危语言基金会的创立声明中所提到的:“语言消亡贯穿历史,但是从来没有过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威胁世界语言的大规模灭绝。作为语言专业人员,我们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我们研究的很多成果对后代没有用;很多民族的文化遗产正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消失。我们愿意承担旁观和无所作为的谴责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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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语言 民族主义 语言民族主义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他在14岁时于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始终未曾脱离该党，有“左派雄狮”之称。他的历史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左派评论》的著名编辑安德生(P.Anderson)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作为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热切关注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对于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
人类已经步入了21世纪，回首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无疑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促使霍布斯鲍姆对民族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进行专题研究的动力之一。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著作都少不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评价、介绍和引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安东尼・史密斯曾言：“在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形成成熟的理论，但在东欧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考茨基、卢森堡、鲍威尔和伦纳(Renner)、列宁和斯大林等都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事实上……他们是在连续性上最好的民族主义研究者。”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也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有那么高的重叠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出这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历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所引发的‘民族问题’著名辩论，不仅只是声讨那些陆续受到民族口号感召的工人――在共产国际眼里，他们理当只听从共产国际及阶级解放的召唤。他们更想解决的是，如何应付工人政党同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实。只要出发点是以改变现状为诉求，都必然会和社会或政治革命扯上不解之缘。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变成是推动人民起而加入民族运动的重要机制。……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霍布斯鲍姆承认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斯鲍姆为何对民族问题投注了如此大的心力。
近代以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民族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民族语言，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变，经过了民族语言操持者的濡染，形成了超稳定的人文结构。对民族语言进行研究，也向来受到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和所从事的学科性质、政策应用等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其中，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点应该说不乏真知灼见，予人以深刻启迪。
一、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就像现代的希伯来语一样，都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语言本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工具，有其规则与限定，但本身并不神秘，它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可能性。“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也就是说，语言只是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标准之一，绝非主要、亦非不可或缺的标准。
所谓民族语言的“神话”，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创世之初，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耶和华对人类的骄傲感到恼怒，于是使人们的语言变得互不相通，从而在造塔的人们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只好放弃了造通天塔的狂妄打算。按照《圣经・创世记》的说法，人类由“语言一致”到“多种语言”的产生是“上帝”对野心勃勃的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民族语言的真正内涵，和民族神话所宣称的说法根本就大相径庭，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如同豪根所说的，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也就是说，“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之中，精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基本上可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非真实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假象。这种民族语言概念纯属文学性的，并不见于实际生活当中。”而在“制造”民族的时代，意味着“民族”必须同时合乎逻辑、顺乎自然地转变为有的民族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其连成一片的领土，领土则由民族成员居住的地方划定，而民族又由其过去的历史、种族成分、共同文化以及语言(这点愈来愈重要)来确定。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指出的，霍布斯鲍姆的理论代表了二战后学术界对先前流行的“演化决定论”(evolulionary determinism)的反动，因为“演化决定论”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而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是18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深知，要想理解民族主义与民族语言的关系，首先就要回到历史中去，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可以视其为集体行为的社会力量，有着自身的起源和历史，其本身也因不断演进而改变着自己的原生形态。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解释历史，并提供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由于‘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那么，除了理解过去如何向现在转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并有可能理解未来的某些事情这个事实而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同样也是明显的，因为理解现在与理解过去的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进一步指出，民族语言不是从人性或文化当中神秘地、必然地形成的；把民族语言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人们必须区分民族主义“神话”中哪些“神话”是由下而上自发出现的，哪些“神话”是由上而下人为制造的； 民族主义“神话”不是从人民的过去实际经历中自发产生的，它们是人民从书本、电影、电视里以及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它们并不是历史记忆或者生活传统中的普遍部分。这意味着，“过去”被重新设计了，有点像“最新时装式样”，为一项特定的政治目标披上了一件时髦的外衣，从而使民族历史以政治家、历史学家、影视创作者等所希望的面目出现。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一个国家“国语”的建立，是和“国家”问题特别是和国家权力合法织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在民族国家内各种得以存续的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小自将既存的文学或文化语言加以“校正”或标准化，大到从复杂的日常方言中创造出新的语言，甚至将早已作古或几告绝迹的语言重新发掘出来，以新语言的面貌出现。
对于为何到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才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是主导因素，霍布斯鲍姆列出了三点原因。首先，发生在19世纪前半叶的两次大规模“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高雅文化与文学语言，将分属不同国界地域的人民凝聚成同一个民族。其次，18世纪晚期在全欧洲掀起了一场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它为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各地风行的文化及语言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第三，一直到19世纪末，才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可以用来说明民族与遗传之间的关系的生物学理论或伪科学理论。对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有相似见解，他认为民族的印刷语言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具有无比的重要性。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纂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在19世纪下半叶，族群民族主义得到大力增强。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纯正度的坚持(包括对异族杂交的恐惧)推展到语言民族主义层面，要求必须戮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排斥外来语的影响)。曾几何时，“种族”与“民族”竟然变成同义词，而且人们还漫无边际地把种族特质等同于民族特质。
二、国家政治权力和民族语言的关系
对于如何理解国家政治权力和民族语言的关系，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多有论及。
首先，霍氏肯定了国家政治权力对于国语确立、民族语言存废的重要作用。“执政者及精英分子所使用的优势语言，通常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而在近代国家中奠立其作为国语的独尊地位。”由此，国语便成为政治对峙中的重要工具，通晓国语成为能否加人权力机构的一个条件。若在教育及国家行政上没有得到权力支持及官方认可，地方方言绝难有“脱胎换骨”的机会，更别想与强势的民族语言或世界文化竞争。至于已“作废”的语言更是完全没有复兴的可能。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变“次要”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为在实际上不具竞争能力的语言赢得作为教育或大众沟通媒介的地位。一旦一种非官定语言赢得了官定地位，它便会自动“创造”出相当可观的具有方言读写能力的政治选民。这一点在双语或多语国家的形成上得到了明显体现。
其次，霍布斯鲍姆强调由政治权力掌控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对民族语言建构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对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来说，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学校教育，“国语”便可真正成为其民族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在此之前通常得靠个人努力)。对学校和其他教育单位来说，强行使用一种语言授课，也就意味着将某种文化、某种民族意识强加在众人身上。在把国语带人每一位国民家中这点上，小学和军队的贡献最大。在他看来，小学教育对民族语言的发展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小学教育一般说来不仅能向学生传授语文和算术的基础知识，而且能(也许这点更为重要)向学生强行灌输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爱国主义等)；它的发展与群众参与政治密不可分。在国家推行小学教育之前，并没有口语化的“国语”存在，只有作为文字或行政谕令的书写文字，或为口语传播而产生的共同语。
第三，霍布斯鲍姆认为官僚政治之所以成为民族语言建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因为它决定一种语言的官定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它是官定语言的“最大雇主”。霍氏认为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认清地方方言体系与低阶公务人员的切身利益相关，否则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语言民族主义，甚至连想攻击它都存在困难；那些母语不是官定方言的人，会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务的较高层次范围之外，除非他们会说高级的官定方言，因为文化和公私事务一定是以这种方言进行的。
三、民族语言和民族的关系
民族是在人类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时代形成的，这种转化的重要标志是民族语言的形成。一种语言在一个民族内部如果能为大多数人自觉地使用，那么便可称之为民族语言。民族语言是认定一个民族的最过硬的标准之一。“语言是一个民族整体性的文化一心理底座。底座奠基在那里，一切(宗教、文化样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等)都不能游离，一切都被吸附。”民族语言是“塑造”民族性、传承和发扬特殊的民族文化的手段和工具。对于民族语言被视为民族的标记和烙印，德国学者海德尔认为：“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本民族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不可否认，民族语言是形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的状况对民族的形成、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对民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民族语言文化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拓展的。在近代以前，尽管人民所说的语言显然不是直接塑造“通俗民族主义原型”的核心要素，但也不是毫不相关的。到了近代，语言间接影响到一般人对民族性的认定，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遂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我们现在早已习于用人种和语言来定义民族，因而忘记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19世纪晚期发明的。”⑦对此，霍布斯鲍姆列举了许多事例加以证明：“在1893年盖尔联盟成立一段时间之后，爱尔兰运动的理论家才开始将爱尔兰民族奋斗的目标和对盖尔语的维护连为一体；而一直到同一时期，巴斯克人才以其语言(而非其历史上的宪法特权)作为其民族独立的根据；并且，关于马其顿人是不是与保加利亚人比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更为相像的热烈辩论，在决定马其顿应与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结合上不具任何重要性。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更进一步主张犹太民族和希伯来文是同一回事，然而，自从被巴比伦人拘留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而犹太人之所以学它，是把它当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标记，而非沟通工具。”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把民族语言当作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语言民族主义，是书写和阅读的人所创造的，不是说话的人所创造的。而那些可从中发现其民族基本性格为何的‘民族语言’，往往是人为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语言具有团结和区别的功 能，它被视为团结本语言集团成员的纽带，具有了把本语言集团区别于其他语言集团的作用。
四、对霍布斯鲍姆相关论点的评述
尽管霍布斯鲍姆对语言民族主义产生、发展所做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是他总体上能够从全球视野出发，来认识与评介这一问题，使其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他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探究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史观基础上对语言民族主义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
霍布斯鲍姆在对语言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时，将其还原至历史镜像中，认为“不存在没有历史或不了解其历史就能加以理解的民族”。他大量引用、考证史料，并将史料融于其理论探讨中，阐释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他在分析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问题时，是将其与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即将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或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探讨。他认为，语言民族主义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民族、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和同样有着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的、著名的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安德森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作用无疑是用来填补当真正的社群或网络组织，因退化、解构或失效后所出现的人类情感空隙”。这可以视为霍布斯鲍姆之民族思想的理论基底。他认为，同民族一样，民族语言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是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予其象征意义；将民族语言视为天然的或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神话”。可以说，霍布斯鲍姆把民族、民族语言、民族主义看作历史发展组成部分的民族观，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的影响。正如霍布斯鲍姆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
霍布斯鲍姆侧重于论述民族语言被民族主义所渲染之政治涵义。他认为，民族语言概念的建构，更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与政治性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还是同化异族、保持统一的工具，通过语言的一致来达到文化的一致，历来就是主流社会信奉的理念和遵循的传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关怀，都是围绕着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打转，在他们眼中，语言的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沟通或文化对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话，犹太复国主义就绝不会选一种谁都不会说的现代希伯来语来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
一旦独立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能长久生存下去，其境内弱小民族的语言文化势必会逐渐失传；某些弱小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似乎注定没有独立自主的未来，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霍布斯鲍姆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果说惟一具有历史正当性的民族主义，是那种符合进步史观的民族主义，亦即那种可不断扩大而非限制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作规模的民族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小民族、小语言为了延续和发展而进行的抗争呢?这类例子如此之多，难道这些捍卫传统、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举动仅仅是对无法抗拒的历史进步潮流的无谓挣扎吗?这一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间融合的不断发展，优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同化难以避免。对此，许多学者疾呼要不遗余力地保存和发展包括语言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这些观点不同的是，霍布斯鲍姆认为：符合进步需要的小民族、小语言，必定是自甘作为强权大国的附庸，安于民族命脉与语言文化消亡的命运，沦为历史泡沫或后世子孙感怀的对象；更有甚者，某些小民族乃至民族国家也认为，能够经由整合而融入另一大国之下，其实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倘若一个国家的主要民族和国语的优越性不致引起争议，倘若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能珍惜并促进其境内的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那么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倒可得到保存，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与风土民情也可获得延续，从而使国家呈现多彩多姿、多元传统的景象；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方言会逐渐被国语淘汰，甚至就此消失，但这些失传作古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没有留下任何遗存，后世子孙必会做复古的努力，他们将在搜集“民谣”的过程中，使古文化再度创新。
尽管霍布斯鲍姆承认历史上不乏大族践踏小族语言、文化的例子，但他或许更偏爱符合进步法则这个说法，因此他并不觉得大文化和小文化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反倒认为某些即将失传的文化，可在现代化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延续下去。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同化是不是在弱势民族自愿、非强迫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发生。“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当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写下这样的词句时，所表达的不仅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语言的情怀，更反映了法国沦陷区的人民被剥夺民族语言的悲愤。相比于非人道的种族强制迁徙和清洗，这种强迫进行的民族同化对弱势民族的伤害和威胁也许更为持久，并且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使用母语是人们的语言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权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使用自己的母语，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也就是剥夺他们的语言人权，侵犯他们的基本人权。”语言人权关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生存权，对这种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要予以尊重。
其次，对民族语言的尊重不能走向极端，现在很多自认为语言弱势的民族，已经对自身的弱势状况产生了反思要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反思走向“语言民族主义”的怪圈，在当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过分强调本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独立性，并且反对吸收新鲜的外来语言文化，把本民族文化绝对化，进而发展到敌视其他民族语言的程度，那就不得不去审视这种现象了。它表面上看来是以弱势姿态抵抗语言侵略，强调民族语言的纯净，防止它消亡，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而其内里却可能隐藏着一种文化中心论的自我强调，即它很可能在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自我强调中，拒绝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从这个层面上看，霍布斯鲍姆确实独具慧眼，他的观点有其独到、合理之处。
让我们看下面的事例：2006年，在欧盟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法国总统希拉克打断法国籍的欧洲工业与雇主联合会主席赛耶尔的话，质问他为何用英语演讲。在得到塞耶尔“英语是商务语言”的答复之后，希拉克愤而率法国财长和外长离席，以示抗议。希拉克的助手解释说，他们此举是在“捍卫法语”。素以注重外交礼仪著称的法国，在外交场合如此旗帜鲜明地“捍卫法语”，其中折射出的“语言民族主义”现象，引起不少议论。尽管不可能出现普世统一的人类语言，但在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交融已经成为一种大势。如果把对民族语言独立性的强调提升到反对使用外来语言的高度，其实并不利于本民族文化和语言在开放与交融中发展。
具体到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如果没有一种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所认同的民族共同 语，将妨碍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建立现代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首先要建构民族共同语，使人们从对这种民族共同语的认同、热爱中产生出统一的民族意识、感情，为政治上的统一、文化生活中的交流打下基础。那些所谓的弱势语言群体“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引发意识形态之争，除非是在某种语言刻意遭到压制，或被迫要以另一种语言取代时，冲突才会发生”。“最严重的问题倒不是应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传递文化的共同语，而是哪一种语文最适合用于高等教育或最有利于现代科技、经济和沟通。”让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以法语语言文化为自豪的法裔魁北克人，自然不会看着最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在自己手上逐渐消失。于是，形形的保护法语、保护法语文化的运动和法律应运而生。魁北克有一个法律规定：严禁在街头出现任何英语的商业广告，任何店家如果在招牌上使用英文，则会被责令撤除招牌并面临罚款。魁北克有一种专职的“语言警察”，其工作就是上街查找“英语”和开罚单。同时，魁北克还有许多保护法语纯洁性的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看到英文标志就向有关部门报告，使魁北克街头永远远离英文的“污染”。这种有些极端的保护法语的做法，不仅使得魁北克分立运动愈演愈烈，而且对魁北克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事例的思索，我们可以得出何种结论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相互间接触日益频繁，一种共同的沟通语言的出现不可避免，只局限在小地方或少数社交场合才使用的语言，一定无法跟通行各地的语言进行对抗。对此，普通民众也能够适应这种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语言调整或改变，只要该语言不致影响到只会说单一语言的人民使用其母语的权利。在与强势语言的生存竞争中，地方方言或少数语言日益面临衰退的命运确是事实，但这种衰退并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国语的压制。有些人以非常令人敬仰的精神致力于维系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而且通常也会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可是这些努力，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充其量也只能减缓这类语言的衰退速度罢了。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H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93-02
1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分析及研究意义
11概况分析
语言方面，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因此，全国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72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五个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文字方面，除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外，有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傣语使用4种文字，景颇族使用2种文字，故29个民族共使用54种文字。
在少数民族中，或是各民族杂居的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家长有的出现重视汉语、忽视母语的倾向，不愿让自己的子女进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因为他们担心子女以后进大学、找工作、出国留学有困难。在民族地区的一些中小学，民族语和汉语授课的比例中，民族语的比重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书刊、报纸、杂志数量偏少，少数民族群众获取信息的通道明显不畅。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如云南省的纳西语和仙岛语、贵州省的仡佬语、湖南省的土家语、四川省的彝语以及中国东北部的满语、鄂伦春语以及赫哲语等。
12研究意义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不同特点的总和。是该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总和。群体生存和延续的历史经验依赖语言文字代代相传，并记录着人类知识的一个侧面和局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文字是族群的标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族群内部联系的纽带。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切实保护各少数民族利益和风俗文化的体现，是促进民族团结、合理处理民族关系的必要之举。我国有许多小语种，学术价值极高，是解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保护由此可见。
2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政治社会的稳定，文化的融合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陷入困境的三大基本因素。三大因素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在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21相关教育发展缓慢
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教育失衡。进入21世纪，社会文化转型，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语言文字生存环境更迭，少数民族成员只有学习汉语或英语才能跨越文化障碍获得个人在主流社会的更大发展。
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的功利性与培养目标的偏差。由于缺乏整体的评价机制，考试成绩成了唯一的衡量指标，至于教育所应包含的其他内容，如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价值观念、民族认同感的培养等方面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分数就是结果，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最终宿命。
教育资源不足则是教育发展缓慢的又一重要原因。首先是教育经费问题，虽然我国政府不断提高教育投入，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昂贵的双语教育或多语教育的经费。然后是高素质师资力量不足。再次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编写不足。
22法律保护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相关的法律也不断出台。问题是，这些法律法规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仍有一定差距，许多条款未能得到全面落实，可操作性差。专门立法的空缺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中的软肋。
23竞争力不足
在我国，汉语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多，早已成为民族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和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少数民族人口少，使用范围狭窄，只有在相对较少的范围内使用，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率降低，甚至已经濒危或消失。
24媒体及宣传不足
汉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手机电话进入少数民族千家万户，而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传媒供应却明显不足。媒体的灌输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汉语言文化影响，而忽视本民族语言文字。
25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不足
社会一体化进程加速，各民族杂居散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各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减少，对汉语言文字的需求迫切。就目前形势来看，在青少年一代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啊中，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已占绝对的指导地位。
3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建议
31促进相关教育的发展
311重视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语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开展双语教育的过程中需要系统和大规模的培养双语教师，一是解决目前的急需，对在岗的民族教师进行培训；二是大规模培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汉族学生。更重要的是提高双语教师的待遇，及时发放工资，防止教师资源流失。
312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首先，提高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水平。要突出将民族师范类师范学校的功能，加大对民族师范院校的投入以提高办学条件和水平。与此同时，建立民族学校毕业生就业机制，让学生为民族语言教育事业服务。完善培训系统，建立针对民族语言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系统。
313实行分担体制下的专款专用
分担体制要求中央政府按期拨出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省级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投资力度。明确三级财政分担比例，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专款专用，按时、按量地投入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事业上。
314转变学生评价机制
建立民族语言文字专业的学生评价、考核体制，以保证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加重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考查力度，增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整个学生考核体系中的分量，以这种方式促进教师、学生、和社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程度，才能达到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学习和发展的目的。
32建立保护区、扶持传承人
321建立保护区
维护弱势语言的生态环境，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区。对弱势地区实施“原产地保护”，保持语言环境的稳定，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建立“民族语言文字生态区”打造本民族的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言文化品牌。云南丽江纳西族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322扶持传承人
保护濒危语言文字的传承人，扶持继承人。使濒危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人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保护和大力扶持。除了为其录音、录像，积累语言文字和文化素材，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传承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其内在积极性。
33完善法律保护体系
目前我国主要是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条例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保护。这些法律法规面对当今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国应制定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来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该专门性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学习、传播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义务；对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文字的方法措施做出明确规定；要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信息化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明确规定剥夺、歧视和侵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34加强媒体宣传
对于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媒体来说，少数民族的电视、广播节目、书刊、报纸、杂志的供应量应该加大，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切实融入少数民族群众的方方面面。
3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经济在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既能促进语言文的传承和发展，又能为语言文字的继承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尤其旅游业的发展，其发展为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民族语言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符合旅游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可开发性，其独有特点能有效地吸引游客，使游客得到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体现其在旅游业应有的价值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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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关键词：西南地区 民族语言 数据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18-02
1、西南地区的民族和语言
西南地区有31个世居民族，分别是属于壮侗语族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和仡佬族，属于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属于藏缅语族的藏族、羌族、普米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景颇族、独龙族和土家族，属于南亚语族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和京族，以及汉族和回族。汉族和回族系近一两千年来尤其是近数百年来陆续自北向南迁到西南地区的。
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由于人口较少尚未单列民族（有的归入邻近的某一个少数民族），如操侗台语族仡央语支语言的拉基人（部分归入壮族或彝族）、普标人（部分归入彝族）、布央人（归入壮族或瑶族），操侗水语支语言的茶洞人（少数归入壮族），操南亚语的布干人（归入彝族）、克木人、莽人、俫人（归入仡佬族）、户人等。
2、研究及保护民族语言的价值
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这些语言以其结构形式的多样性、独特性以及系属归类上的孤立性展现了其高度的研究价值。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上，也体现在文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上。
首先，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每种语言都与某个特定人群的思维模式及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模式的丧失。
其次，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濒危语言的保护、抢救记录也是对弱势社会群体的一种特殊的人文关怀，能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再次，西南地区归属不易确定的语言往往蕴含着丰富的语言史、文化史信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类语言发展史的认识。
最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如仡佬族可能跟历史上活跃于西南地区的濮、夜郎有关系，挖掘记录语言材料对解决这些古代民族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有帮助。
一、语言数据库简述
数据库就是按照研究目的或者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将材料或者数据组织起来的集合体。针对语言材料的规模化，以及语言材料自身复杂的异源性、零散性、异质性、数量不等性等特点，语言学家需要利用现代计算机来帮助自己处理语言材料。其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建立数据库。[1]
过去的语言数据库只包含单一文字信息，例如文字、国际音标。进行田野调查时，调查者一般通过听音、辨音记录某种语言的语音，这样得出的语言调查结果往往有较强的主观性，在他人对记音表示怀疑时，缺乏有力的对证。现在图像和语音媒体文件作为语言数据库的重要信息成分逐渐被引入。
1.1 图像文件
图像文件在语言数据库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民族语地图的制作上。民族语地图是语言地理学的最重要体现形式。我们可以使用语言地图软件，通过密集的布点调查，制作多幅民族语特征地图和民族语同言线，比较精确地将西南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特征差异和地理分布展示出来。
1.2 语音文件
语音文件一方面可以真实地记录该民族语的读音，对纯书面记录的语言资料起到很好的补充和印证作用，还可以节省实地调查的费用，降低调查的成本。另一方面，所录语音数据库可以在语音分析平台（例如Praat）进行语音试验分析，对一些拿捏不准的语音加以定性，从而提高语言调查的精确度和科学性。此外，语音文件可以反复播放，减少了调查过程中发音人的发音次数，缩短了田野调查的时间，提高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效率。
可见，语言地图的绘制注重表现语言空间上的分布，而语言语音数据库注重语音调查结果的精确程度，并进一步拓展至语音学的实验分析。
二、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数据库的设想和规划
2.1 研究现状
2.1.1专著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民委组织国内专家学者编撰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现已出版57本。20世纪90年代，有关专家学者再一次开展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编写了《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现已出版约30部。另外孙宏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已出版13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已出版20本。
由此看来，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展较早，除了铺开面较广的大型项目外，单点或微观的研究成果也不胜枚举，但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和资金条件的限制，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在语言研究领域里的应用还不成熟，大部分调查成果只有纸笔记录的书面形式，没有做成可以随机调阅的数据库形式，更不用说配备多媒体音频资料了。虽然以目前的技术要把以往的纸质调查成果直接转为电子形式并不困难，但也只是电子图书，并不方便查询和交互数据。
2.1.2 语言数据库建设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