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认识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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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与意识形态 主流 非主流 民俗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7-0165-01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影响，文化与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与非主流也在矛盾与联系中不断变化。民俗体育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流与分主流之争，如何正确看待和分清民俗体育中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与非，这对民俗体育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就是表现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不同国家体制、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表现国家意识的正统文化[1]。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中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现阶段我国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所谓的非主流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如政治、经济、科学产业等，都是具有“官方”颜色的主流文化。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具有“民间”色彩的文化，如风俗、习惯、方言等，就是非主流文化。
二、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是由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特拉西（Antoine Louis Destutt de Tracy）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的。它指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按其所处地位及社会影响强度可以区分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塔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非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处于塔尖以下的广大不同阶层群体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性。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意识形态处于支配地位，文化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化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但意识形态无形中约束和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意识形态可以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文化对意识形态也起着能动的反作用。
四、体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
（一）体育中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
在国际体育发展中“以人为本”应该是主流文化，相对于国际体育的主流文化而言，根据中国的体育发展现状来看，“唯金牌论”依然占据主流文化地位，“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仍处于非主流地位，在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处于非主流地位。
在我国学校体育中，党玮玺，张学忠认为国内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物质层面上西方体育文化的处于核心地位，在行为层面上汉民族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精神层面上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处于统治地位[2]。
（二）体育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是“健康第一”，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国民体质，达到身体与心智和谐平衡发展。就体育意识而言，西方体育意识形态也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处于主流地位，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体育意识形态仍处于非主流地位。
（三）体育文化与体育意识形态的关系
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体育文化反映和体现体育意识形态。主流体育意识形态能有效的传播对国家形象的构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非主流体育意识形态从侧面反映国家的某些政治态度，对国家的形象构建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主流体育文化反映了当前大部分民众对体育的认知，表明了大部分民众对体育文化的认可。非主流体育文化从侧面影响体育文化的走向，也可能由现在的非主流转变为将来的主流体育文化。
五、民俗体育的主流与非主流
（一）民俗体育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
民俗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社会的需要反映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又推动者民俗体育的发展，可是与当世界主流体育文化“体育全球化”相比，中国民俗民间体育的全球化道路任重而道远，就在中国体育文化集合体中中国民俗民间体育正处于边缘性文化范畴。在当前的民俗民间体育文化中，与龙图腾有关的龙舟文化、舞龙舞狮文化处于主流文化地位，而击壤文化、抛绣球文化等处于非主流文化地位。
（二）民俗体育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
民俗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俗民间体育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和独有的民族文化符号。我认为民俗体育中的民族性是文化的核心，弘扬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特色我认为应该是民俗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民俗民间体育还具有健身价值和经济价值，如今旅游产业的兴起拉动了民俗民间体育旅游价值的发开，使得一些民俗民间体育成为旅游景区的一大旅游内容，但目前开展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所以目前民俗民间体育的经济价值意识形态还处于非主流地位，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创新思维和转变体制，来推动和传承民俗民间体育。
（三）民俗体育文化与民俗体育意识形态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是龙图腾，民俗体育文化里有很多文化元素都是和龙有关，比如龙舟、舞龙等，这里蕴含的龙文化是民俗体育活的灵魂所在，这是西方体育无法做到的，对民族的热爱产生了民族本体意识形态，对民族符号的认同产生了龙文化，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民俗体育的发展，民俗体育中的民族本体意识形态制约和规范着民俗体育中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龙文化形式无时无刻的不反映着民族本体意识形态的内涵。
六、结语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都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每一阶段的文化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每一阶段的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也许现在的主流变为将来的非主流，也许现在的非主流会变为将来的主流，体育也不例外，体育中也存在主与非，认清主与非的关系对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民俗民间体育而言，如果民俗体育文化一直处于边缘文化而不能步入主流文化的行列，始终在草根文化层面上挣扎的话，那不久的将来，中国民俗民间体育就会极度的萎缩甚至淡化出历史的舞台。随着时代的演变，民俗民间体育也随之改变，民俗体育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着，继而影响民俗体育文化的内涵，民俗体育的主根民族性不能在体育全球化的趋势里被掩埋，反而我们更要把握好民俗体育的意识形态来更好的抉择未来民俗体育的发展之路，使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胡小岩，视鹤.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与调控[J].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1，（3）.
[2]党玮玺，张学忠.论我国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35.
关键词：民俗旅游；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251-01
一、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合理开发导致民俗变异
民俗有其固有的形式、内容、基本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但是在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有的开发商为了吸引游客，创造经济利益，不尊重民俗的文化特质，纯粹以商业眼光看待民俗资源，把民俗搬上舞台，使很多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丧失其本性。开发商为了迎合游客猎奇的需要，只注重民俗的形式，甚至扭曲民俗资源的形式、内容和基本特征，破坏了民俗的质朴本色和历史文化内涵，在各民俗旅游景点制造了大量“伪民俗”,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民俗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整体性。另外有些民俗旅游景点照搬别处的景点与民俗资源迎合游客寻求刺激和猎奇的心理。这些做法污染了当地民俗，也误导了游客。
（二）忽视民俗文化环境保护，加快民俗的消亡
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可持续发展观念淡漠，忽视民俗文化环境的保护，加快了民俗的消亡，使民俗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首先，民俗旅游地大多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代表的弱势文化和来自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的游客代表的强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弱势文化会被强势文化所同化。所以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当地民众的生活、人生观、价值观和经济观不可避免的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其次，通过民俗旅游的开发，民俗地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加剧了民俗资源的消亡，给民俗带来了生存危机。
（三）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不健全
民俗旅游给民俗地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收益，但是也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比如开发商、政府和当地社区，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民俗旅游区最集中的表现在收入的共享和分配上。同时，由于个人知识、素质和能力不同，民俗地一部分民众可能会凭借自己的技能和能力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导致收入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民俗旅游的看法会有所差异。此外，当地社区民众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了民俗地社会的和谐，进而影响到景区和民俗旅游业的发展。
二、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科学规划，逐步开发，力求保持民俗的本真性
在民俗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把保护放在首位，保持民俗的本真性。充分认识到民俗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通过开展民俗保护工作，力求将旅游开发对民俗造成的隐形破坏降到最小。其次，民俗旅游的开发要突出重点，有层次有步骤地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把民俗文化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起来。对于那些基础设施和客源状况不是很好的民俗旅游资源可以先将其保护下来，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开发利用。切忌一哄而上，最终陷入困境，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
（二）重视民俗地文化环境的保护
首先，要预防外来文化对本地民俗文化的冲击。要保护民俗文化，就要尽量减弱游客对民俗地的冲击。我国的旅游主管部门应该认识到民俗保护的重要性，积极主动探索新的途径和方式，将因发展民俗旅游而带来的文化冲击减弱到最小，以保护民俗地文化。其次，要教育民俗地民众自觉保护民俗。这就要求文化部门应向民众传播有关的保护民俗资源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本地民俗的价值，辩证的对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防止民俗被庸俗同化
（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促进景区与社区和谐发展
第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在旅游收益分配的问题上，应由经开发商、政府和社区民众代表共同协商，制定分配比例。应该特别注意的是 ：在分配给社区民众的份额中，不仅要体现民众的显性劳动、服务成本，还应该包含一些在民俗开发中所承担的资源、环境等隐性成本，使民众认识到旅游业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
第二，要建立科学的协调机制。通过组织参加劳动培训等途径，提高民众的整体素质和旅游参与能力，力求每个符合条件的民众都有参与旅游业分工的机会。对民众在旅游活动中的收益，可以按不同的数额划定相应的比例，来提取一定的公共基金，用来设立旅游发展和民俗保护基金、修建一些公益设施。
借助于民俗旅游这个载体，民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熟悉。而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也为民俗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民俗旅游要健康持续的发展，就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和民俗文化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羡渔.有些民俗旅游变“味”了[N].中国人口报.2005.
关键词：民俗；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6-0079-03
一、民俗、民俗文化与民俗文化教育
“民俗”一词在我国古代经典著作中早已出现。《礼记·缁衣》中有言：亲民爱民的君主以仁义施政，方可对民俗起示范之效。在《礼记·王制》中也曾有言提及太师陈诗受命观民俗的故事。《史记·孙叔敖传》也有对楚地民俗的记载 [1 ]。这些儒家史籍经典所言的“民俗”大多是指存在于民间的风俗现象，并非专业的理论术语。而民族学、民俗学领域对“民俗”的概念认识比较统一，即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中由绝大多数个体共同创造、共同享用、共同传承的一种生活化的文化。在此，“民俗”一词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由此又衍生出了民俗文化的概念。
民俗文化纷繁庞杂，它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民间活动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甚至连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各种制度也都可以从民俗文化中找到根由。一般而言，民俗文化可分为5大类：一是诸如饮食习惯、服装配饰、民居屋舍、工艺制作等物质民俗类；二是表现集体行为方式和集体中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民俗类；三是诸如民间哲学、民间伦理、民间道德、民间故事、民间信仰等精神民俗类；四是包括民俗节日、民俗活动在内的岁时民俗类；五是诸如婚庆、诞生礼、葬礼等人生礼仪类。
民俗文化教育是素质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开通民俗文化之窗，让后辈青年在学校教育中感受本民族祖先们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它是国人民族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是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和维持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
二、学校教育之于民俗文化发展的作用及两者关系
民俗文化的传承及变异与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的所谓“隐性课程”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民俗作为一种生活化的群体文化，只要在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它的存在。换言之，只要有一群人相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共同生活，从而组成一个群体，那么就会成为民俗出现和存续的土壤。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民俗文化学家用非常贴切的比喻说道：群体中的人们与民俗的关系就好比如鱼儿与水的关系一样 [2 ]。之所以民俗对于群体及群体中人们的生活而言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民俗之中蕴含着人们在相处、互动、理解过程中那些最基本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指令，同时也包含了人们最基本、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它对人们的教化作用体现在潜移默化之中，维系着整个群体乃至民族的精神。在学校教育当中，民俗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语境。当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的时候，毫无疑问教科书是一项重要的工具，但教学过程中的口耳相传也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工具，而且口耳相传很多时候能够更容易让师生之间产生默契、形成共鸣。因为口耳相传大多以生活化的习俗为纽带，教师从教学目的出发裁剪信息、取舍材料，将教学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能够极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此可见，民俗文化走进教育可以深刻影响教育的形式、内容及目标、结果。
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也是民俗文化更新、延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环环相扣的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学校教育可以将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民俗文化内化成个体的知识才干与思维、实践能力，引导个体投身于可以发挥其才能、智慧的社会实践之中，进而体现出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即创新文化发展成果，丰富思想文化宝库，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大发展。所以，学校教育培养出懂得欣赏和深入理解民俗文化的继承者，使抽象的文化内涵演化为活生生的个体实践行为，从而奠定了民俗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深厚基础。
三、民俗文化教育发展的社会意义
民俗文化教育发展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民俗文化教育对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贡献。在当今现代西方文明通过各种方式极大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正被一代代新人逐渐淡忘。而学校教育大多是向青年学生传递具有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且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文化知识，那些还没有形成科学理论体系或完整知识结构的、非正规的民俗文化还难以登上教育的大雅之堂。然而，中华文明在5 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民俗文化都对培养民族情感、形成民族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长远的意义。有鉴于此，如今对于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体现了国人反思、审视和重新认知我们所处文明形态中精神家园的民俗文化因子。
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区分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各民族独有的民俗文化。尽管民俗文化具有民族的独特性，但它也体现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并被世界文明所认同的特有印记，是我国文化和独立文化身份的根据。因此，民俗文化进入学校教育不仅是民族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不同文明之间在对话中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强学校教育中的民俗文化教育是塑造学生的民族性人格和凸显整个民族个性的有效手段，这个手段对民族文明发展的贡献使它不专属于某个特定群体，而是专属于生活在一个民族文明圈内的所有人。
第二，民俗文化教育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民俗作为一种非正规、非体系化的民间教育内容，其所蕴含的智慧源自日常生活，并与特定地域相关。我国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民俗文化，它在农村落地生根 [3 ]。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多年来，农民群众始终相信教育能有效改变命运，在他们眼中，有知识文化的人才是有地位、值得尊敬的人。但令人叹息的是，如今绝大多数农村学子在学业有成之后选择彻底地背井离乡，甚至彻底否定农村、否定乡村民俗。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例如城乡二元的结构性矛盾、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等。
当前，由于城市学校教育对乡村文化的误解与排斥使乡村文化价值与地位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使得农村学子在城市中以一种抱怨甚至仇视的态度来对待曾经孕育其中的乡村民俗，所以他们就会在城市化的渴望与冲动下蜂拥挤向城市，造成了农村与农业现代化所必须的人力资源的极度短缺，严重影响了国家农村与农业现代化进程。正是基于此，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要积极融入乡村民俗文化内涵，提高乡村民俗文化在整个民俗文化教育当中的地位，并对它加强研究与开发，以纠正国人的偏见，保存好和传递好乡村民俗文化遗产，从而引导教育精英回归乡土的情感，为农村与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足够的、合格的人力资源。
四、推动民俗文化教育发展的策略
前文所述民俗文化教育的作用、地位与贡献显示了推动民俗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现实与长远意义。推动民俗文化教育的发展并非易事，而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长期有效的、制度化的、可执行的发展策略设计。
第一，推动民俗文化教育发展要在学校教育中依据不同教育层次来设置相关课程。民俗文化课程设置在学校教育中的总目标是希望学生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去体验、感知、理解、最后接受我国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进而意识到自己在传承民俗文化任务中的责任，保护和热爱我们的民俗文化资源。从这个总目标出发，针对不同学生的教育层次，教学的手段也可以多样化。例如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民俗文化教育，就可采用做民俗游戏、画民俗图画、讲民俗故事、唱民俗歌谣等方式来进行，让孩子们在游乐、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和初步理解我们的民俗文化传统。针对小学生的民俗文化教育，可采用观看民俗文化音像资料、排练民俗文体活动、搜集民俗歌谣等方式来进行，让小学生们亲身参与民俗文化的传承，并从中认知和接受民俗文化。针对中学生的民俗文化教育，可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或乡野实践中自觉发现、领悟和品析各种民俗文化的内容与特征。而针对大学生的民俗文化教育，则要结合专业方向，深入挖掘和全面梳理民俗文化中可用于专业建设发展的资源，同时也要把握民俗文化中亘古不变的精神实质。
第二，推动民俗文化教育发展要重视建设合格、优秀的师资队伍。民俗文化教育的主体是教师，他们是民俗文化知识传承的续点和起点。所以，只有教师充分认识到民俗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与意义，正确、深入、全面理解和把握民俗文化教育需要的知识体系，学校教育才能在课程开发基础上做到与民俗文化的真正融合。教师作为学校课程开发设计的决策者、开发者和先行者，必须能够主动传承民俗文化，能够科学合理利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手段引导学生理解和接受民俗文化知识，为民俗文化发展培养一代代传承者。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主运用民俗文化教育的理念将民俗文化渗透到实际的教学内容中去，使尽可能多的专业具有本土文化语境，使尽可能多的学生有机会畅游在民俗文化的知识海洋之中。如果师生的专业知识与民俗文化知识能够在课堂上、课堂外自行相融，那将会是我国民俗文化教育在多元的世界文化相互交融方面所做出的一项创举。
第三，推动民俗文化教育发展要重视综合实践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许多有条件的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了综合实践课，其主要目的是将学生原来固有的惯性思维打破，重新以学生的能力、需要和兴趣为基础，由学生自己设计和参与活动来实施课程。推动民俗文化教育发展就是要重视学校教育中的综合实践作用，让学生自主选择各种民俗文化进行学习研究 [4 ]。例如可以借用传统民俗节日之一的中秋节来引导学生关注中秋节的作用和来历，并相互交流各自家中是如何过中秋节的，最后再交流各自对中秋节的想法和感受。在类似这种综合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学生互动的体验过程，推动学生相互合作与相互学习，让学生亲自动手制作民俗文化纪念物、收集民俗文化资料，进而亲身体会民俗文化的意蕴。同时，将民俗文化教育放在综合实践中去发展，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并使素质教育摆脱“光说不练”的尴尬处境 [5 ]。
参考文献：
[1]王娟.民俗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顾玉军.乡土教育：“乡土”与“天下”之链[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30-34.
关键词齐俗;主文化;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32-0148-01
在《淮南子》成书的时代,统一的刘氏西汉帝国经过几十年黄老政治的休养生息,逐渐走向巩固与强大,这时的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如何治理南越北胡东夷西戎,成为了政治上的重要问题。所以其书专门有一章《齐俗训》来探讨风俗问题。“齐俗”的意思就是用“道”的观点平等地看待不同的习俗,承认其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这无疑是封建时代在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问题上的重要见解。
在《齐俗训》中作者指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习俗,这些不同的习俗是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道德观念的反映,它们在形式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在维系独特的文化形态与生存方式上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作为君主,不应当也不可能不顾地方、文化的差异强令风俗整齐划一,而是应该对不同的习俗都要给以尊重,不能认为不同的习俗有高低贵贱雅俗优劣之分,更不能搞一家独尊,否则势必会背离自然规律,损害人的天性。作者主张应该用“道”作为衡量一切习俗的标准,用“道”将不同的习俗统一在一起,即认为一切习俗都是平等的,自然的,合理的,可以共存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得到大治。在这里,《齐俗训》与《庄子・齐物论》之“齐”无疑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是与庄子要通过“齐物”来泯灭是非不同,《淮南子》以不齐为齐,承认差别,统而包容之,表达的是对于诸多个体价值的普遍性认同,即承认所有个体都各具独特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的确,每一个个体相对于它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言,都是伟大的,无论这个个体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项风俗还是具体到每个个人。从《齐俗论》体现出的对存有差异但却有平等价值的个体的充分的关注与尊重来看,它是《淮南子》光辉的民本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淮南子》所论的风俗,基本上是指起于民间、体现民心、发自民意、反映民情,而又带有特定的地域、历史及文化色彩的东西。《淮南子》所重视的是风俗的内在本质而非外在的形式,所强调的是风俗在维系社会秩序中体现的作用和功能而非其具体表现。《淮南子》主张正确认识风俗的差异,不认为某一种文化形态下的风俗比其他类型的风俗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权威,并且明确反对以一种风俗压制另外一种风俗。正如《齐俗训》所云:“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并且,孔子之术也不能使鲁国强盛。言下之意,它更不能行之于全国。由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风俗差异,并不意味着风俗之优劣高下或是非对错,只要能各得其宜,则风俗之间的不同不仅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反而有益于维持社会的秩序。作者在书中还例举了另外很多历史事实,用以说明政治好坏不在礼节服饰等形式上,而在治国理念与方略上。《齐俗训》认为,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君主,必须胸怀宽广,尊重四面八方的奇风异俗,方能怀远安民,使中央政权得到巩固。
不过,《淮南子》并不是让君主放弃对风俗施加适当的影响和引导的责任。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可见,古人即认识到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在良性运行,其社会是否保持良好的秩序、其民众是否拥有美好的风俗,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道德的沦丧和风俗的败坏。而所谓的风俗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行为方式构成了风俗。并且,风俗还具有鲜明的的地域性特征。《淮南子》认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语言、服饰、礼俗的差别并非由人的先天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后天的生长环境与教育方式。但特定的风俗对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特定的风俗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会逐渐地内化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行为与观念之中,甚至会改变人的本性。《淮南子・泰族训》以水喻风俗,认为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通则清美”,“不通则污恶”。因此君主应当着力于教化民众,“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泰族训》)《淮南子》正是在肯定风俗可变的基础上,指出了风俗之于治国理民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君主对于风俗应当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总体而言,《淮南子》主张的是:在礼仪习惯方面,君主应该存异随俗;在民风民心方面,君主应该化邪归正。
《淮南子》认为,当一个社会财用有余、人民富足时,则风俗趋于美善,反之,则风俗及易流于丑恶。《淮南子》还认识到君主之好恶凭借着权势的支持,可以大大影响到风俗的形成与变化,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由此可见,君主在承担“移风化俗”之职责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人民生活的衣食无忧以及维护政治的清明有序。然后君主以本人的身体力行,为民表率,树立一套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道德标准。而且,作者还认识到“高不可及者,不可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齐俗训》)君主不应当对一般民众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标准太高达不到化善为俗的目的,道德教化的标准须使多数人能够达到。
《淮南子》专门提出一套“齐俗”理论是用心良苦的。自秦统一天下以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演变成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说的这样:“在上面,是中央集权帝国,是庞大的科层组织;在下面,则是无数分散的、大抵上终生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这两层结构并不紧密衔接,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车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的,如果说处于上面的科层组织或曰“官方社会”主要是依据以儒家道德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运作的话,对于处于下层的小农社会或“民间社会”,起作用的一直是由各种风俗构成的“小传统”。显然,相对于频繁改朝换代的官方社会,民间社会是相对静止与稳定的,前人的经验与传统是解决生活问题的主要依据。而对这样的传统,人们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自然会随之而产生一套价值,形成一定的风俗,而人们对于这样的风俗也就自然地加以顺从。《淮南子》一方面看到了风俗对于治国理民的重要意义,以及君主对人民施行教化、“移风易俗”所能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基于时代、地域差异的风俗的多样性对于小农社会自治与稳定的不可或缺性。
《齐俗训》所明确表达的对风俗多样性的尊重态度,显示了刘安作为地方诸侯势力代表的一贯政治立场,也是他从既维护中央权威,又保护自身王国权利的角度对解决当时日益激化的中央政权与王国之间的政治矛盾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构想,刘安承认中央是树干,王国是树枝,“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主术训》)。他身为诸侯王,能从国家大局出发,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宣扬地方政权不得僭越中央政权的政治思想是可贵的。这与后来董仲舒“强干弱枝,以明大小职别”的主张完全一致。但是,《淮南子》清醒地认识到,谋求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仅仅强调中央集权是远远不够的,不同的区域还有自己民风民俗、自然特征以及各种特殊状况,搞“一刀切”是不合适的,因而应当保持王国的相对独立性,保障分封国按照自身的特点和实际状况施行教化的权力。刘安君臣害怕中央集权的无限扩张,惟恐限制增多、自身利益被侵夺,痛恨中央统治层动辄打着“仁爱”、“礼义”的虚伪旗号进行讨伐的威胁。他们虽然支持统一,但这种统一是松散的统一,是能确保地方王国得到自由与权力的统一。同样,他们也十分反感对风俗礼制的强行统一,希望包括风俗在内的封国内的所以事务都不要受到干扰与压制。作为让步,王国的丞相、军事长官固然可以由中央任命,但是具体行政事务应该由王国自行处理,中央不应过多干预,只要王国与中央互不侵犯,“各得其所安”,整个国家也自然就长治久安了。《淮南子》这一构想非常近似于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中的联邦制,可惜的是这种理论根本不可能得到喜好扩边战争、推行个人高度集权的汉武帝的认同。
淮南王与淮南国的悲惨命运是注定的,纵使作者倡扬齐俗论也改变不了什么。《淮南子》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借助经学来“移风易俗”,其目的就是要以经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之懂得“君臣父子之纲”,从而自觉维护和遵守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随着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经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使得这套“大传统”不断地侵蚀并取代着民间“小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由此定型,儒家独尊也由此落实。然而,其代价是处于下层的小农社会日益衰颓,丧失了应有的活力,中国古代也终于没有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市民社会”,从而自发地走向现代化之路。
不过,齐俗论所阐述的一些道理是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不会过时的。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民族、种族、宗教之间的纷争与战争。美国学者亨廷顿甚至称之为“文明的冲突”。文化或文明的交流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文化震惊”。所谓文化震惊是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这时候,如何用“齐俗”的观点来平等友好地看待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就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面积广阔,人口、民族、宗教构成异常复杂的国家,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就极其形象地概括了我国风俗、民俗的多样性。如何正确对待不同风俗习惯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以及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两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并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创举,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及未来两岸中国人以何种方式避免兵戎相见,实现最终统一,都是对于当代中国人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在这方面,《齐俗训》依然可以给予很多借鉴。另外,我们当今社会也是有“主文化”与“亚文化”之分的,如何大力弘扬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主文化”,又尊重与保护各种“亚文化”及其受众,并且积极引导不同“亚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话题。此外,在全球化步伐逐渐加快的今天,当中国面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断入侵时,保护与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就更是要上升到了保证我们民族特性,保持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的高度来认识了。以上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是判定《齐俗训》在今天依然具有巨大理论价值的依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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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是我们教学过程中取之不尽的教学资源，作为教师，可从中不断的挖掘出民俗文化资源的教育性能，将其逐渐融入我们的思想品德教学当中。这样不但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乐趣，并且可拓展学生知识范围，有助于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与此同时，还能促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教学成效得到显著的提升。
二、民俗文化走进校本课程
我国的每一个节日都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及独特的乐趣，并且展现出日常生活的节日特点，让学生能够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可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激励起学生学习的积极能动性，为此，不少学校相继开展各类传统文化学习活动。而我们的校本课程不但需要对民俗文化做出全面的讲解，并且要深挖民俗文化的精神意义。
（一）提高课程目标的具体定位
日常生活当中，传统节日是非常多的，但不能让广大学生仅仅停滞在对民俗文化的外在形式的理解上，需将民俗文化的实质性精神挖掘出来，将提高广大学生对民俗节日文化的深层次认识及浅析作为我们的教学目标，为此，作为教师不但要增加学生对节日的认识，并且要利用多姿多彩的活动深挖民俗节日文化的真正意义，促使学生能够在身心上感悟到民俗文化的魅力所在，为学习丰富的民族文化创造良好的前提性条件。
（二）开展主题单元教学拓展学习广度与深度
1、对节日的理解对节日的理解主要是针对节日相关知识的认识，譬如：节日的来历、相关传说、节日习俗、地区特色、节日歌词。同时可有效的利用网络知识、书籍、家中老人的口述等方法来进行自主性学习，学生之间及时的沟通，或者通过教师来进行课堂传授。2、对节日的探究可通过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对习俗所包含的民俗文化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探究，譬如：纪念、美德的颂扬、祈福等等，进行相关的归类整理。并且，节日习俗也存在不同的利弊，可让广大学生针对传统节日进行讨论，组织学生对移风易俗来表达自我认识。譬如，一些家庭在过年的时候选择全家外地出游、一些家庭选择聚在一起吃年夜饭，针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学生可发表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同时探讨的过程当中教师可进行相应的专业性指导。3、对节日的体验节日民俗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此，可让广大学生去体验一些地区的节日，这样才能够从中感受到节日的独特之处，感受到节日的真正内涵。譬如：端午节、元宵节到来之前，教师可组织学生共同包粽子、包汤圆，即便在手艺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可是能够激发起学生非常大的兴趣，还可以向自己的爸爸妈妈请教，传授给其他的同学。这样能够让学生真正的去体验到民俗节日文化带来的乐趣。
（三）配套校本教材的编订为课程教学供应借鉴指导
具备配套的校本教材是做好校本课程教学的重要基础，校本教材一定要与学生的基础年龄特点及心理发展水平相吻合，具备显著的趣味性与知识性，图文并茂，具有良好的可读性。校本教材当中包含了节日知识的相关介绍、拓展性知识问题等，侧重于让学生对民俗节日文化的思考、提问、研究，同时为学生供应相关学习材料，并且校本教材能够为教师今后的素质教育教学供应借鉴性指导。
三、民俗文化走进校园文化活动
（一）教师作为文化活动的主体参与者
学校负责人要举办各类节日文化校园活动，为广大学生供应良好的平台及做好相关服务。学生与教师作为文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同时还可邀请一些家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并且做好表演与观众的划分。
（二）举办多样化的文化活动
民俗文化活动包含了集中式和分散式两种，在集中式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编排舞台剧、节日诗歌朗诵，由师生自导自演，同时可利用节日知识趣味问答，邀请师生与家长一同参加;在分散式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可进行现场比赛。譬如：包粽子、艺术剪纸。亦可进行现场趣味游戏，猜灯谜。将民俗节日活动与促使学生综合素质有效的综合在一起，令广大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民俗文化所创造而来的乐趣。并且这种师生、家长一同参与的方式能够增进师生、家长相互间的感情。
四、结语
【关键词】民俗志;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一般民俗志;作为研究方式 的民俗志
【作 者】覃琮,广西师范大学法院讲师,上海大学2005社会 学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4-454X(2009)03-0040-007
From“Common Folklore ethnography” to “The StudyWay of Folklore ethnography”
Qin Zhong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eflection on ethnography styles in anthropo logy, the community of folklore has been making active reflection on folklore e t hnography styles. But onl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u Tieliang's “Representa tive Culture - Oriented” style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of ethnography, which ha s special theoretical meaning. The character of folklore decides the division o f folklore ethnography with the proper layers. Today, with the rebound of folkl or e, we should allow “Common Folklore ethnography” and “the Study Way of Folkl ore ethnography” to live and develop together, so they can makes the knowledge of fo lklore combine with the society with better opportunities and channels and real ize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folklore.
Key words:folklore ethnography, Representative Culture - Orient ed style, Common Folklore ethnography, the Study Way of Folklore ethnography
近年来,反思传统体例民俗志,进行新式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尝试已成为民俗学界的重要工作 。总体而言,当前对民俗志的反思和新尝试带有浓厚的人类学烙印和民族志情结,只有刘铁 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和实践,力图彰显与民族志的区别,激活了民俗志 的学术生命力。在当前民俗复兴而民俗学又面临“开放的危机”的时代,如何让民俗知识有 更多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又能实现民俗学学科的良性、可持续建设,“一般民俗志” 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的共生共荣,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路径选择。
一、民俗学的危机即民俗志的危机
民俗志,一般是指记录、描述、说明和解释民俗现象的一类研究成果形式,是民俗学研究系 统中的基础部分。由于能够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现实生活中民俗现象的丰富事例和真实图景 ,民俗志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民俗学的实证和体验风格以及学科特点,具有它独具 特色的学问魅力。
虽然中国有关民风民俗的记录早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概念,“民俗志 ”或“民俗文化志”是由钟敬文先生在其“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学术构想中提出来的。 回顾钟老有关民俗志的论述,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尤其引人注目。首先,他借鉴了民族志的概 念,并根据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以及日本地域民俗学传统,逐步区别了民俗志和民族 志的概念,认为民俗学者应该具备“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 的记录”①(p,28)。其次,他提出,在民俗学整个研究体系当中,民俗志可以 被理解为 资料性的部分,与它同样重要的是关于民俗本质、构造、作用和流变规律等问题的理论研究 部分,关于历史上民俗事实变化的民俗史研究和关于理性认识民俗过程的思想史(与科学史) 研究部分②(P,36-39)。在谈及“记录的民俗学”时,他认为“民俗是一种民 众文化事 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 题”③(P,45)。至此,钟敬文有关“记录的民俗学”即民俗志获得了基本完 备的界定,获得了民俗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赞同。
可见,在钟老“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理论框架中,他强调了民俗志“记录学”、“资料 学”的特定含义。这与中国民俗学肇始阶段的学术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在实际指导研究 生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他鼓励学生采用新的调查方法和书写模式,但他本人并没有就民俗志 该如何“记录”作进一步阐释。由于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界的特殊地位,加上中国历史上的 各种风俗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记录,因而民俗志的调查和书写长期以来被学界 看作资料发现和积累的工作,其本身作为民俗学基本研究方式的意义长期没有被肯定下来。 从发表数量上看,中国民俗学在80年代获得恢复和重建后,这种在采风基础上形成的“记录 的民俗学”,即按照现时学术界关于一般文化层次性的观点,把民俗事象作为分门别类的文 化现象来看待,按照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类别,结合以往民俗文献 的类项命名习惯,然后陈述这些文化的基本事象,就一直成为民俗研究的主要结果呈现。而 且,属于这类民俗志性质的文章著作也明显比其它部分的民俗学著述多④(P,44 -48)。
中国的民俗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宽容了传统体例民俗志的存在。这种宽容虽给民俗学带来 过短暂的“数字繁荣”,却并不能给民俗学带来真正的学术繁荣,反而很快危及到了民俗学 的学科地位。一方面,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民俗学进行扶植,但民俗研究的学术效果并 不明显。这些按照传统体例书写的民俗志,缺少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学术增长点,不 能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致使 作为文化研究的民俗学在80年代的多次“文化热”讨论中严重失语,在90年代以后又一直遭 遇到学科危机。
二、人类学倾向背景下对传统体例民俗志的反思
民俗学为摆脱学科危机,走出学术困境,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走近了人类学、民族学 、社会学、历史学等相邻学科,加强了学科交流。最值得注意的趋势之一,便是民俗学与人 类学的汇流,民俗学实现了“向人类学的倾向”⑤(P,6-14),民俗学者也做了 民俗学的 “叛徒”⑥(P,77)。这种倾向,建基于民俗学学科内部的自省力量和来自社会 学、人类 学及历史学等一大批学者对农村传统“文化遗产”所作的超越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⑦。
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给民俗研究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首先,这种倾向极大地促发 了民俗学的学术增长点。这种增长点,主要表现为:一、研究对象获得新拓展。即民俗研究 由从传统对文化层面上的各种事象的单一强调,增强了对民俗主体即“民”本身的关注,包 括民是如何在创造、承载和享用“俗”并将其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当中,不再撕裂了民俗 主体和民俗之间的血肉联系。民俗是生活文化现已成为民俗学界的共识。近几年来,民俗学 界开始把“民”解释为“公民”,并把民俗与“公共文化”联系在一起,都是对“民”的持 续的理论建构的一部分⑧(P,77-83);二、方法论上强调整体性研究。整体性 研究抛弃 了单纯就民俗事象谈民俗的传统,开始将民俗事象纳入地方整体社会的历史进程加以考察, 考虑其与当地整个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结构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运作的关系。高丙中提出, 这种新的民俗整体研究范式具有五个特征:第一,面向活生生的民俗事件,即作为生活事实 的民俗;第二,动态把握民俗主体和发生情境所构成的活动整体;第三,关心民俗的现实性 ;第四,必须进行田野调查获得资料;第五,特别关注民俗主体的问题⑨(P,109 );三 、注重民俗学的当下关怀。当下关怀,就是强调民俗学是一门“现在学”(钟敬文语),具 有经世致用即应用性,要求中国民俗学要直面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真实问题,关注那些当下 的民俗与民俗主体,贴近当代转型期的民俗生活,以期解决民俗的转型和调适问题,以及民 俗主体的民生、人性问题等(10)(P,12-19)。民俗学的当下关怀,要求重拾田 野调查这个 民俗学的“看家本领”(钟敬文语),强调必须直接“阅读”民众生活这个“文体”的独特 研究风格(11)(P,28-30)。民俗学界开始采用“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概 念来帮助 界定研究对象,发挥固有的人文关怀⑨。正是基于上述民俗知识的增长,高丙中 把民俗学定义为是“一门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当代学(12)(P,12)”。
民俗学的学科知识的拓展,消除了一些相邻学科认为民俗学和人类学执著于“遗留物”研究 的偏见,超越了乡土社会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学者们更多关注了“民”与“俗”、旧俗与新 俗、民间传统与上层社会、国家与社会等的关系,增长了更多关于民俗知识的理性认识,也 让人看到了民俗研究更为广阔的前景和领域。原来的那种分门别类记录和描述民俗事象的体 例民俗志已经装载不了民俗学这么多的新知识、新内容,客观上要求民俗志的书写必须做出 新的尝试。
其次,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思潮和成果促发了中国民俗学界相应地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一 系列反思。按照高丙中教授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代译序中所说,世界 民族志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自发、随意和业余的第一时代,以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 航海者》为标志的“科学性”第二时代,到以《写文化》为标志的反思“科学性”的第三时 代。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将变得更开放(13)(P,7-15 )。民俗学者正是借鉴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思潮和成果来审视传统体例民俗志的弊端(14)。
大体而言,对传统体例民俗志的批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传统体例民俗志对民 俗生活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因为这种民俗志书写范式将丰富复杂的民俗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 概括,彼此之间缺乏逻辑关联,把生活世界的整体性给肢解了,因而民俗文化的成果建构只 是资料的堆砌或铺排,即泛民族的“民俗”景观(15)(P,12-19);第二,传统体 例民俗志 使民俗研究很难进入真正的写作境界和研究状态。万建中认为,传统体例民俗志是可以复制 的。因为民俗们都可以根据这种分类体例进行资料填充,“照方抓药”,笼统地叙述一 些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可以的所谓“典型”的民俗事象,从而实现写作对写作的复制。 这样一来,民俗志本身缺乏个性(地域性),好像不是我在叙述,而是大家在叙述,或者称 为无主体的叙述。志来志去,志成相互雷同的资料集。这是民俗学研究的最大不足(16)(P,47-48);第三,传统体例民俗志没有学科上的“问题意识”,不能提供 一种拥有 学科意识上 的范式。郭于华从一般的科学研究出发,认为我们所作的田野调查与研究,都应当是“问题 引导下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从而间接地批评了传统体例民俗志没有“问题意识”,田野调 查没有针对性,无法为学科的推进作贡献(17)(P,28-29)。岳永逸认为,“民俗 志不仅仅 是民俗事象的描述和记录,它更是代表民俗学学科特点和占主置的‘研究方式’,而且 ,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志都蕴含着鲜明的‘问题意识’”(18)(P,95-102)。赵玉 燕强调民俗研究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把“田野研究”作为理论建设的一个环节 (19)(P,31-34)。张小军则指出,在人类学界,民族志的田野、方法与理论是“三 足鼎 立”。民族志 不等于田野研究,也不是简单的田野研究,它是要求里面包含有理论的。这是人类学的生命 (20)(P,27-28)。
三、“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实践及其意义
民俗学知识的增量,对传统体例民俗志的反思,在客观和主观上都要求民俗志的书写范式必 须做出新的尝试,以回应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也是民俗学界提高自身民俗研究的技术 含量的学科自觉意识的体现。很多民俗学家对民俗志范式的转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比如, 董晓萍指出了以搜集和阐释民间文学作品为主的“文本式的田野作业”和带有民族志学术意 识的工作的“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的区别,认为民族志式的调查必须处理好学者客体的观 念叙事与民众主体的观念叙事之间的关系(21)(P,37-42);高丙中谈到了有关“ 实验性的 民俗志写作”的问题(22)(P,13-18);吉国秀讨论了民俗研究中田野、文献和自 我之间的 关系,强调自我是如何在田野与文献中作“权衡”的问题(23)(P,107-123)。值 得一提的 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完成学业的民俗学博、硕士研究生,在研究方法上 实现了从采风向田野作业的转变。他们的论文,包含了不同模式的设计和思考,不同程度地 在文本结构、表述方式上表现出对民俗志方法的特别重视,并将理性见解体现于对事实的描 述当中(24)。到2000年前后,通过民族志方法(一些民俗学者宁愿称之为“民俗志 方法”或 “民俗文化志”方法)完成一个个案研究已经成为该校民俗学博士研究生的主流培养方案。 如果单从文本来看,这种基于蹲点式的社区田野作业完成的民俗志,有的已非常接近标准的 “民族志”,也可以说是民族志式的民俗志。
近年来,虽然国内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不断被加强了,但是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学 术视野、学科目的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还是各有不同。特别是,中国民俗学界在2000 年前后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题后,如何在民俗调查的基础上写出真 切、丰满、完整而富有解释力的地方民俗志,同时又不至于变成民族志,让民族志取代民俗 志,就成为民俗学界思考的主流(25)(P,23-26)。对此反应比较积极并具有代表 性的是刘铁梁提倡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
标志性文化概念和标志性统领式民俗志的撰写理念是刘铁梁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在编撰《中 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过程中,结合对《北京市门头沟区民俗文化志》的调查与写 作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按照刘铁梁的观点,所谓“标志性文化”是指在地方民俗文化中, 某些事象显得特别重要和饶有深意,体现出当地民众生存发展的适应与创造能力,也证实着 当地民众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因而成为群体自我认同,并展示于外人的事象。标志性文 化,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象概括,一般是从民众生活层面筛选出一个实际存在的 体现这个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刘铁梁认为,一个事象要称得上是 一个地方的标志性文化,它一般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 进程,反映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第二,能够体 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第三,这一文 化事象 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它的理解往 往也需要联系当地其他诸多的文化现象。标志性文化不是对地方文化整体特征的抽象判断, 对于它的确认,要求我们能够找到代表这地方文化整体和特性的具体文化现象。
刘铁梁提出标志性文化概念,主要有两个用意。第一,使民俗调查更具针对性。刘铁梁认为 ,当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域或群体的时候,如果能够准确地发现它的标志性文化,我们就可以 迅速地发现问题,对民众日常生活也会有更为系统和深刻的理解,调查时也就不会感到无所 适从了;第二,也是最主要的用意,为了书写出揭示地方文化特征的民俗志,即他所倡导的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按照刘铁梁的构想,这是一种突出地方文化特征,体现地方 文化自觉的民俗志,它至少表现出下面三个特点:首先是民俗志的章节标题就是地方的标志 性文化,包括它的一级标题和它下面的几级标题;其次在描述中,体现出民俗文化的整体性 、内在联系和象征意义;最后大量使用鲜活的民俗语汇,并且有对具体民俗个案进行的“深 描”。要体现新式民俗志的特点,就要求民俗研究者在使用方案进行调查时,要与地方民俗 学者合作,要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里筛选出地方的标志性文化,然后 要根据所确定的标志性文化灵活调整调查提纲,深入地方民众生活,理解民众的理解,解释 民众的解释(26)(P,50-56)。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正是按照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撰写理念,采用了统一的书 写模式。不可否认,作了一种新式民俗志书写模式,它尚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标 志性文化的认定和界定,官方、学界和民间三方的意见如何兼顾协调?我们应该怎样把握共 时和历时的维度,在民俗志的撰写过程中如何既考虑历史又照顾民俗的现代性特征?如何解 决多个文化标志和标志文化“统领”一个民俗生活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批评和实践中 逐步解决。但是,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力图应对民俗学研 究对象转变为生活世界后对其的整体把握,还抽象的民俗事象于活态的生活之中,无疑具有 较先进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比起记录的民俗学、方志式的民俗描述以及分割条块、按图 索骥式民俗志的范式来,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突破:第一,它试图在一区域社 会的内外生活时空中,对体现各城乡之间交往关系的民俗文化给予一个整体的描述;第二, 通过选用标志性文化精髓来“统领”林林总总的民俗文化生活,突出了地方性和民族性;第 三,这一新式民俗志显示了与民族志式民俗志做法的不同,充分突出民俗学的民俗志特点, 给民俗志这一学术概念赋予了新的涵义和生命;第四,标志性文化的提出,使得调查者和当 地人对话的关系被凸现出来,让长期以来民俗集体性特征蒙蔽下的民俗文化内部个体差异、 学者们在田野调查和书写民俗志过程中如何看待自己与拥有其生活感受的民众的关系等问题 得到彰显,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可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已不仅仅 停留在对民俗事象的简单描述和记录上,还对具体个案进行深描,在必要的地方做出“文化 的解释”,反映了民俗学者深入实地调查和努力再现民俗生活“表情”(钟敬文先生语)和民 间生活“真型”(杨成志先生语)的学科特点和占据主置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作为 研究方式的民俗志④(P,44)”和“民俗志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书写”的理念(27)(P,67-73)。
四、结语:民俗志应有的层次与类型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传统体例民俗志的反思以及新式民俗志的尝试,都是基于人 类学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思潮与成果,从而使这一过程和结果带有浓重的人类学烙印和民族志 情结。由此带来的两个结果,一是民俗学界对传统体例民俗志进行了“口诛笔伐”,试图将 它打入冷宫;二是民俗学界近些年对于呈现社区实地调查的文本究竟应该是民俗志还是民族 志拿捏不准,颇为踌躇。刘铁梁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企图超 越传统体例民俗志的范式,又不使民俗志变成民族志,体现了一个民俗学者的“文化自觉” ,从而使民俗志概念的学术内涵和生命得到了新的阐扬,因而更具有学理价值和意义。
毕竟,民俗学不是人类学,民俗志也不是民族志,在当前民俗学面临“开放的危机”的时候 ,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最终还得靠挖掘、激活学科传统的内部资源和潜力来实现, 特别是让那些被认为是民俗学的根底的要素重新焕发生命力,能够在开放性的研究中体现传 统的活力与魅力(28)(P,8-9),而不是把民俗学变成人类学。近年来,民俗学界 对“文化 遗留物”概念的激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以共同的对象为基础 形成新的知识生产群体,关于“民俗志”学科定位、民俗志的地方性、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 、“在地化”研究的得失等等问题的探索,都体现了这一努力方向。我们相信以后一定会有 更多的新式民俗志的书写范式涌现出来,这也是民俗学学科发展、学术繁荣的内在需要(29)(P,11-25)。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体例民俗志和新式民俗志的尝试呢?
一个社会的知识界总是在迎合、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的。然而,社会不同群体对知识的需求 是有差异的,因而也是有层次的。民俗知识似乎最能体现这一特点。首先,民间生活文化包 罗万象、丰富多彩,作为一种民俗知识体系的建立和文化成果的呈现,一定的分类是完全必 要的。民俗志的撰写过程中,不是不能分类,而是应该设定一个合乎逻辑的连贯的分类体系 ,这样才能更好地、活态地呈现民俗文化;其次,作为一门研究民间生活文化的学科,不仅 民俗研究者关心民俗,普通老百姓更加关心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民俗研究的成果呈现,不 仅民俗学界期待,普通老百姓也想一睹为快。可是,我们不能要求普通老百姓也像研究者一 样,也带着研究和学术推进的目标来阅读民俗志。他们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一般性地了解某个 地方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他们的阅读是直线的、快速的。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 民俗志都是深描,都能做出完美的文化解释。
据此,我们可以把民俗志划分为“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两大层次和类 型。前者是是低层次的民俗志,后者是高层次的民俗志。“一般民俗志”,包括传统体例民 俗志(为主)和各种有关民俗风情的撰记、札记、新闻报道等等。这里的“一般”包含三个 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类体例民俗志只是一般性地记录和描述民间生活文化。它可以是分门 别类,也可以是单个记录某个民俗事象,但它不做深描,也不做深度的解释,只是一般性地 解释;其二,著这类民俗志的作者,既可以是民俗学的专业人员,也可以是非专业人员;其 三,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一般的普通人群,而不是民俗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它的目标,主要 是为了普及民俗知识。一般民俗志,属于“民俗研究”的成果,但它并不必然构成“民俗学 研究”(30)(P,5)。只有“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才构成“民俗学研究”。 “作为研 究方式的民俗志”,包括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以及当下民俗学界所尝试的 各种新式民俗志,意指这样的一种民俗志,它以扎实的田野作业为基础,以对方法和对象的 共同关怀(共识和对于争议的共同参与)为前提,以推进学科理论建设为目标,并把知识共同 体的相互认同看成是研究的最后环节。“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的著者,是民俗学的专业 人员。它的读者,也主要是民俗学的专业人员,当然也包括部分民俗研究的爱好者。显然, “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是需要做出完美的“文化的解释”。
身处民俗复兴的时代,当前的中国民俗学显示了别具的活力。中国民俗学在过去九十年里特 别是近三十年来创下的学术基业,也显示自己有能力、有机会为民俗复兴、国家的公共文化 政策提供智力服务,并且能够自觉地在社会服务中发展自己专业的理论和方法。然而,今天 的中国民俗学,面临的已不再是封闭的危机,而是开放的危机。它需要我们也应该抱着开放 的态度和胸襟,允许各种体例民俗志的尝试、存在和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一般民俗志” 的推广和普及,让民俗知识在社会上更加深入人心,民俗学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作 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的繁荣及民俗学界的甄别与交流,让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更臻完善,学 科更加壮大。两类民俗志共生共荣,让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当代社会契合,民俗 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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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钟敬文.编撰地方民俗志的意义――〈绍兴百俗图赞〉序[J],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1997年第6期。
③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C].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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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J],济南:民俗研究,1996年第二期。
⑥民俗学的这种人类学倾向,高丙中戏称是向人类学投降,阎云翔则称自己完全 作了民俗学的“叛徒”。叶涛.民俗学的叛徒[J].济南: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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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北京: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⑨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版 第109页。此外, 高丙中还谈到,在处理“民”、“俗”上,研究策略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其一是“民”是达 到 “俗”的手段,被直接分析的是“俗”;其二是从“民”获得“俗”,用意还是通过“俗” 来 认识“民”;其三是研究一个社区的“民俗”是为了探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问题。高丙中 . 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学术实践的新探索[J].北京:民间 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第13-18页。
(10)(15)刘晓春.民俗学的当下关怀[J].南宁:民族艺术,廖明君/问刘晓春/答, 2003第3期。
(11)宛利、顾军.中国民俗学如何走出自己的学术困境[J].兰州:西北民族研 究,2001年第2期 。宛利、顾军甚至认为,民俗学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应当加强田野作业,把民俗学建成“经 世济民”的学科。
(12)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J].济南: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1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 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14)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所、北京师 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 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召开。此次研讨会汇集了国内外知名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30多位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具有民俗学与相关多学科 进行对话的特点。与会学者围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 烈的讨论。发言内容涉及“民族志”与“民俗志”的概念辨析和学理渊源,“民族志”与“ 民俗志”各自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的书写和表述,民俗志的地方性, 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 , “在地化”研究的得失, 民间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历史在田野中的重构等问题。此外, 不少学者还结合自己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对已有民俗志现状作了深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 尝试进行新的探索。这次研讨会部分发言已刊登在《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上。
(16)万建中.民俗志写作的缺陷和应用的追求[J].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7 年第2期 。这是万建中在2006年北师大“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
(17)郭于华.问题引导下的田野调查与研究[J].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 第2期第28-29 页。这是郭于华在2006年北师大“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
(18) 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 村娘娘庙会的民俗 志研究[J].沈 阳: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所谓“问题意识”,刘铁梁作了这样的一个说明,认为主要是 指研究者主动带着问题去进行实地研究, 这些问题应该对于学科基本理论及前沿课题研究 的 开展具有检验的和创新性的意义。也就是说,民俗志研究者越来越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研究方 式从两个方面为本学科的前进作贡献:一是对原有理论概念系统和个别推论进行实地检验, 发 现可能存在的问题, 进而给予重新判断与纠正;二是在实地发现新的现象和新问题,填补 原有 研究中的空白和补充原有的不足,同时通过这种拓展的努力使学科的理论方法更臻完善,对 其 它人文社会学科也给予积极影响。刘铁梁.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J].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19)赵玉燕.社会理论、底层历史与民俗研究――读埃里克•穆格勒野鬼时代― 中国西 南的记忆、暴力和空间[J].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9期。
(20)张小军.三足鼎立:民族志的田野、理论和方法[J].北京:民间文化论坛 ,2007年第2期 第27-28页。这是张小军在2006年北师大“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 言。
(21)董晓萍.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中的学者观念[J].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 第6期。
(22)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座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 学术实践的新探索[J],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23)吉国秀.文献、田野与自我: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婚姻仪 式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为例[J].济南: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
(24)包括刘晓春的赣南村落家族研究、赵旭东关于乡土社会的权力与公正的研究 、岳永逸 关于河北赵县梨区庙会研究、安德明关于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杨利慧关于女娲神话及 其信仰的研究、董晓萍与美国学者合作的有关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的研究、万建中 有关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研究、赵世瑜狂欢与庙会的研究等,都是这一时段 北师大新式民俗志的探索。
(25)高丙中认为,民俗志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术概念。如果民俗志在使用中被民 族志取代 了,是十分可惜的。高丙中.“民俗志”与“民族志”的使用对于民俗学的当下意义[J] .北 京: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第23-26页。这是高丙中在2006年北师大“民族志•民俗志 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
(26)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5年第6期。刘铁梁在门头沟的斋堂川调查时发现,以往在天旱时当地有一个大 规模的联村活动,“五十八村龙王大会”。作为象征性的仪式,它表达了山区旱作农业的困 境 和与这种自然生态相协调的生存意识。这一事象,就像巴厘的“典范庆典”活动一样,深嵌 于 地方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一种仪式秩序,反映出生态秩序、社会秩序,所以是社会文化的一 次 集中展演。所以,刘认为,以“五十八村龙王大会”这一民俗文化事象的调查、整理为线索 ,我们就可以对门头沟山区的农业生产结构状况、各种经验以及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求雨 等信仰活动,给予完整的描述,而不是进行分散的记述。
(27)罗树杰/问,刘铁梁/答.民俗学与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四[ J]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28)高丙中.核心传统与民俗学界的自觉意识[J]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