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拉定理微观经济学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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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盟金融体制改革；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121-04
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为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同时也加速了世界各国对于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并致力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作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欧盟尽管没有如美国那般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但由于美国次贷类证券化产品的主要买家大多是欧洲的大型跨国银行集团，所以，欧盟在本次危机中也未能幸免且其经济遭受重创。基于此，欧盟开始反思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的对策。
一、危机爆发前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及缺陷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欧盟金融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由欧洲货币局前主席拉姆法鲁西主持设计的《拉姆法鲁西报告》。《拉姆法鲁西报告》明确了欧盟未来的金融监管目标是建立一个欧盟层面的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并加快推进欧盟各成员国国内的金融监管改革。该报告旨在解决欧盟建立统一金融监管体系的两大障碍：其一，欧盟各成员国之间金融监管法律缺乏衔接性，且相互之间重复性及原则性规定过多，导致监管法律的可操作性较差；其二，欧盟层面的决策程序过于繁琐，效率较低，无法适应金融市场以及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需要。
《拉姆法鲁西报告》确定了自上而下的四层监管体系：第一层次由欧盟理事会、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组成。它是欧盟的立法和决策层级，负责制定欧盟境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一般性原则和指令。第二层次由欧盟银行委员会、欧盟证券委员会、欧盟保险和职业年金委员会、欧盟金融集团委员会四家机构组成。委员会由欧盟各成员国财政部的高级代表组成，主要负责进一步细化第一层次的一般性原则和指令，制定较为具体的技术规则和实施细则。第三层次由欧盟银行监管委员会、欧盟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委员会、欧盟证券监管委员会组成。成员主要包括欧盟各成员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管机构的代表。三个金融监管委员会并不负责具体的微观审慎监管，仅仅作为一个协调欧盟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合作、促进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和政策实施的平台。第四层次则为欧盟各成员国国内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负责根据本国的金融发展情况贯彻和落实欧盟金融监管政策。
《拉姆法鲁西报告》所确定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欧盟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改革指明了方向，并致力于实现欧盟层面的监管趋同。但这种监管体系的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即在金融监管权限分散的欧盟，缺乏超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具体而言，首先，由于欧盟并不禁止各成员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和政策，加之各成员国对于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法律和政策的接受度较低，所以欧盟层面的众多法律对各成员国的约束力相对有限。其次，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措施，欧盟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战，并不能形成监管合力，所以无法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综合控制和监管。再次，欧盟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导致金融机构及其产品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在6个以上欧盟成员国开展业务的大型银行约有近40个，而这些银行中有大部分是在欧盟全境内都具有业务。所以，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已无法有效应对和监管这种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此外，这些大型金融集团如果陷入危机而需要救助时，所需的资金可能会远远超过金融集团母国的财政能力，但其成本则不会完全由母国来承担。最后，欧洲中央银行作为欧盟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理应是欧盟境内成员国问题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但由于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直接监管成员国银行的权限，而欧盟也没有超的欧盟金融监管机构，所以也制约欧洲中央银行行使其职能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二、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
随着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散去，欧盟开始着手进行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德拉鲁西埃受欧盟委员会委托，提交了一份欧盟金融监管体系的报告，即《德拉鲁西埃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并于2009年6月19日在欧盟理事会上通过，而以此报告为基础形成的金融改革法案，也由欧洲议会于2010年9月22日通过。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最大重要的改革事件。本次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负责宏观审慎监管
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提出要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并创设欧洲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控。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欧洲及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凸显了系统性风险监管在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性，所以设立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正是对本次危机教训反思的产物。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由欧洲中央银行主席领导，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及欧盟所辖的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还下设一个由8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3名欧洲中央银行成员，分别为欧洲银行管理局局长、欧洲证券监管局局长、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局长，1名欧盟委员会委员，以及欧盟经济金融委员会主席。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定位为欧盟层面的宏观风险监管机构，主要负责识别、监管和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及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展构成威胁的各种风险，必要时发出预警信号并提供政策和法律等方面的监管措施和建议。但遗憾的是，尽管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作为欧盟金融监管体系的新核心，但却只有咨询功能，并不是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金融监管机构。
(二)建立欧洲金融监管体系，负责微观审慎监管
欧盟受危机重创的原因之一，在于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不畅以及没有信息交流平台。为此，欧盟本次改革，为了收集和处理各成员国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信息，增强各成员国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和监管能力，着重构建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所以，欧盟委员会升级现行监管体系中的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监管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成立欧盟银行管理局(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欧盟证券和市场管理局(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欧盟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新成立的三个金融监管当局，除了继续承担原有的监管委员会的监管职责外，还被赋予了法人地位，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并有权制定可以约束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决定，有权否决或驳回各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决定，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绕过成员国监管机构直接监
管重要金融机构的权力。具体而言，这些权限包括：建立一整套监管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适用于金融机构的有约束力的技术标准，制定非约束性技术标准供各成员国监管者选择适用；仲裁各成员国监管机构的相关争议，制定相关决定解决监管机构之间的纠纷；收集各国金融监管的微观审慎信息，与欧盟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合作，为其发出早期风险预警提出必要的技术支持。
(三)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导致本次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即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的过度衍生，所以，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也成为本次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修改《资本金要求指令》，提高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2009年7月，欧盟为了加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降低金融风险的暴露程度，对《资本金要求指令》进行了修改。而本次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于银行的交易账户，要求银行相应加强不同阶段在风险价值的额外资本缓冲，加强违约风险的监管；对于银行证券化业务，要求银行增强对交易账户中资产证券化风险敞口的信息披露，以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对于银行的非证券化业务，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要求，限制银行从事复杂的再证券化业务；并赋予各成员国监管机构审批银行薪酬规则的权力，可以对不符合要求的薪酬规则进行处罚及加以修改。其次，加强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将两者纳入监管范围。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对于管理资金超过5亿欧元或管理资金超过1亿欧元且其资金需依赖于借贷维持的基金实行全面监管，防止投资基金规避监管的现象发生；实施更严格的标准，检查银行和投资基金的关系，对投资链上的风险来源进行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加强对对冲基金等投资基金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要求，鼓励其采用上市的方式筹集资金，以增加监管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对非欧盟市场的投资基金进入欧盟市场实行3年的过渡期，只有在确定无利益冲突后，才被允许在欧盟境内正式运行。再次，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对于信用评级机构，本次改革在业务范围、透明度、信息披露等方面都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条件。要求在欧盟市场上进行信用评级业务的机构必须进行统一登记注册，以领取欧盟牌照，并接受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监管；必须在有充足信息并进行相应信息披露的基础上，才有资格对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而且对于金融产品的评级，必须公布其评级所采用的模型、数据和公式；必须定期透明度报告，详细解释以上内容，以保护投资者利益。此外，欧盟证券和市场监管局可以对其进行调查，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包括罚款、暂停信用评级资质、吊销执照等。
三、欧盟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金融监管范围、系统性风险防范及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而欧盟金融监管改革对于我国完善和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实际，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从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可以看出，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遵循着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而并不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一蹴而就的激进式改革。欧盟的任何一项决议在正式颁布之前，都需要征求各国政府和专业监管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具体而言，欧盟通过一项决议的流程为，先由欧盟委员会拟定决议草案，并作出相应说明，然后向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等征求意见和咨询，吸收和保留合理的部分，过滤掉无关或不合理的部分，这样有利于决定的顺利通过和平稳执行。而如果该项规定或措施实施的比较理想，欧盟也会逐渐的进行推广。近几年，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有学者建议我国应借鉴境外经验，裁撤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成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统一监管金融市场。而事实上，此种做法并没有考虑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容易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不健康发展。切实的做法是本着立足自身、面向未来的原则，充分考虑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情况，逐步完善和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建立本土化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
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充分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在本土化的宏观审慎监管的构建上：一方面，应在现有的分业监管框架下，加强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意识，将该种意识切实贯彻到对本行业的日常监管当中，从而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储备；另一方面，建议设立宏观审慎监管实体机构，即可以考虑建立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发改委的相关人员。委员会设主席一名，可以由国务委员兼任；设副主席两到三人，其中常务副主席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任。这种建构的优点在于，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性，由央行出面组织和召集，可以较为合理和有效的配置金融监管资源。此外，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主要包括宏观审慎监测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安排三个方面。为此，应着重对于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评估，建立专门的宏观数据分析平台，并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号；应参照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开发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比如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等。
(三)理顺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弥补监管漏洞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必须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金融监管的有效治理。欧盟此次改革方案也对此作了明确回应，如升级和建立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的超级监管机构就是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的明证。尽管本次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冲击并没有欧美那样剧烈，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互相渗透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不够完善和紧密，监管过度、监管真空及监管重复仍大量存在。如何解决上述矛盾，是我国微观审慎监管的关键。首先，应大力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建立三大监管机构的常设性协调机制。其次，加强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可以借鉴欧盟在三大监管局之间设立联合委员会的经验，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成立金融集团监管联合委员会，负责对金融集团的监管，而金融集团监管委员会也应与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合作，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再次，应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填补监管真空。
关键词：成本控制；地理；交通；运输成本
成本控制既是一个微观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的制度结构决定与规划问题。通常关于成本控制的研究总是较多地集中在微观组织（特别是企业）内部，从生产经营角度进行观察。这是一种颇为狭隘的观念。成本的最终决定，客观上受着许多处于组织之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成本控制也不只是唯有企业或其他微观组织才要考虑的问题。在资源有限或稀缺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人类组织的生存与活动，都必然要面对成本控制问题。这种控制除了要求许多具体细致的努力之外，还必须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进行。本文研究地理交通问题的成本控制意义，即是从一个广阔的角度来进行有关成本问题的考察，从中可以就制度及组织结构设计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地理之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来有着重要意义。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各个重要阶段的变化，无不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而交通的意义，更表现在极为广阔的领域。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延续中稳定的结构体系，很大程度上与东临大海、西据崇山、北被辽原，中原腹地物产丰富且交通给便的环境条件有着莫大关系。地中海沿岸地区温润的气候与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但孕育了古代希腊和罗马两大文明，而且直接促成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复兴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十五世纪海上通路的开辟打通了通往整个世界的通道，也敲开了美洲、澳洲、乃至亚洲千百年沉寂的大门，也因此而有了澳洲与南美的开发，北美的崛起。随着19世纪蒸汽机车的发明、铁路的建设与交通的长足进步，整个世界的格局一步步发生了巨大改变。进入20世纪之后，其影响更是一步步融入到企业组织结构之中，直接左右着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选择。跨国公司组织配置的核心，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成本作为主要考虑因素来进行供、产、销及科学研究、融投资等多种活动及资源的系统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和跨国经营的成本与战略优势。这种配置反过来影响各有关国家的内外政策，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关系。二十世纪晚期网络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道．R.汉森（Don R.Hansen）和M.M.莫温（M.M. Mowen）在《成本管理：会计和控制》一书中谈到，“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巨大改进为许多制造及服务企业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市场”。（Don R.Hansen，Maryanne M.Mowen，2003）实际上，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市场一个方面。其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层次上成本安排及成本控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地理及交通因素始终与成本控制纠结在一起，是成本控制问题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从《尚书•禹贡》的资料来看，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国家管理体系建设及宏观控制中的交通（包括信息沟通）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有国家体制的建立及贡赋的可行基础。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内部交通网络体系也是十分庞大的。其铺石路面积达200万平方英里，比同一时期中国汉朝的铺石路面积（150万平方英里）还要大。便利的交通网是它实施庞大帝国的内部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随后之所以分裂成众多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的封建庄园，使欧洲社会经济在封建时代处于极度低潮，除了政治及社会原因之外，交通的破坏也是一项重要诱因。中世纪末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得益于陆上通路的开辟及海路的开通。威尼斯曾被描述为历史上著名的、具有经营能力和有效行动的最有说服力的典型。威尼斯商业重要意义的最大奥妙及其成为东西方商品交流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通往中欧的最近海港，德国商人在此最先到达海口，地中海东部各国商人把货物运到这里也比运到其他市场为近。（詹姆斯．W.汤普逊，1992）在世界历史中，海上冒险家们探求海上通路的行为之所以被给予极高评价，主要因为商道的开通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蒸汽机车及铁道的影响，则为大机器生产准备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条件。没有便利的铁道运输，就不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将大批产品从产地运往各个消费地，送达消费者手中；也不可能使生产商的原材料供应得到充分保障，并使其成本大幅度降低。20世纪海上运输、航空运输的发展，运量的大幅度提高，运程的缩短及时效性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九十年代之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为世界范围内的沟通提供了便利，也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生活中的种种观念。
（二）地理、交通的重要性也是许多经典论著的核心议题。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将其势力推广到整个世界，是因为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极其便利，以及因之而来的低廉的商品价格。这“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马克思，1972）汤普逊则认为，“象近代史一样，古代史很多是关于争夺商路控制权的历史。”（汤普逊，1992）
亚当．斯密曾经很仔细地讨论了交通运输与分工的关系。他说：“通过水运，为每一种产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市场，这是陆运所不能单独办到的，因此，正是在海岸，以及在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而然地开始分工，并得到改进。”（亚当．斯密，1972）究其原因，在于：与陆路运输相比，水运具有很大的费用优势。具体来讲，一辆由两人驾驶，八匹马拉的货运马车，在大约六个星期内，可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四吨货物，而一艘由六个或八个人驾驶的轮船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在伦敦和利斯两个港口之间来回运送200吨货物。因此，用伦敦至爱丁堡最廉价的陆路所能运输的200吨货物，要开支100个人三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生活费大体相等的400匹马和50部大车的损耗。而水路运载的同一数量的货物，却只需要开支六个人或八个人的生活费，载重200吨的一艘船只的损耗，以及保险费的差额，即陆运保险和海运保险之差。按照斯密的分析，如果两地之间除了陆运以外没有其他运输方式，在世界各个遥远地区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的商业。正因为如此，“最先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亚当．斯密，1972）而这又根本上得益于它们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
威廉．配第分析荷兰的比较优势时，也对地理及交通运输的功用作了极大肯定。这从其《政治算术》第一章标题就可见一斑：“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在这方面，特别是航海和水运的便利起着最显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威廉．配第，1978）配第认为，财富和力量增进的差异，是由各国的位置、产业和政策，特别是海运和水运的便利造成的。荷兰以其极为狭小的地域，之所以能够在海上贸易中一度称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荷兰几乎没有一个工场或商业所在地离可通航的水面一英里远，这就使得其产品的运输成本极为低廉，因为，按当时的情况，水路运费一般只有陆路运费的十五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所以，配第认为，如果荷兰的商业有法国那样的繁荣，那么，荷兰人由于在全部开销方面少花十五分之十四的邮递费和运费，他们的商品售价就会比法国的商品售价为低，而其销路也自然会比法国商品销路更大。
马克．布洛赫在研究欧洲封建社会时认为，“如果说从现在观察到的角度看，欧洲的封建文明有时似乎非常具有普遍性，有时又具有极端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矛盾的主要根源则在于交通条件；这些交通条件有利于将非常普遍的潮流传播到远方，而在某个特殊地方，却阻碍邻近地区进行趋同性影响的交流。”（马克．布洛赫，2004）这种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见诸于各种文明之中。
（三）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对运输成本的影响。亚当．斯密曾指出近海地区在减少运输成本方面的重要性。拉德勒特和萨克斯分析发现，深处内陆的发展中国家比沿海发展中国家平均多支付50%的运输成本。他们还发现，双向运输成本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下降0.5个百分点。（马克．布洛赫，2004）有学者发现，运输成本在决定各国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上举足轻重。对于开展国际业务的企业而言，运输成本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更近的年代，地理是发展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承认。按照地理经济学的观点，自然地理是发展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主要争议则是集中在运输的作用上。许多大城市最初都是由于靠近便利的水道而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提供便捷而低廉的运输。在现代经济发展及跨国经营中，由地理和交通运输问题而导致的成本考虑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时的成本也不再仅仅是运输成本。S.布雷克曼等著《地理经济学》中提供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两个很好的说明性例证。一个是关于德国贸易与距离关系的分析，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到德国经济中心的距离（代表运输成本）每增加10%，德国对外的出口就会减少8.2%。另一个例证是在企业水平上关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生产的分析，涉及的是生产的世界性分布。该例中所反映的事实对于研究现代跨国企业的成本控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四）
地理和交通因素不但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大的区域内经济的聚集与分布，也决定一个微观组织机构的体系架构。正如现代地理经济学的观点，“制造活动的处所、这些处所之间的关系和其余的空间都是地理经济学中的关键因素。要分析这种关系，就必须把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因为运输成本在决定集聚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S.布雷克曼等，2004）意大利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在谈到中世纪欧洲居民的拓居模式时讲道：“陆路运输甚或逆水运输的高昂费用限制那些不值钱而又笨重商品的远距离贩运。”（奇波拉，1988）这一观点，堪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中国古训的现代翻版。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历史的观察都会告诉我们，交通运输的便利程度，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运输成本高低，都是决定经济范围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交通运输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的集聚程度、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组织的组织结构形式，影响企业产品生产成本以及最终利润的实现。如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向集中的手工工场以及随后的大工厂发展中所发生的那样，资本家之所以要冒着负担固定人工及因固定资本而发生的费用风险建立集中的工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采用外包方式分散加工时巨大的运输费用、损耗、时间的延误、以及管理上的不便。在现代跨国公司的发展中，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因为交通及通讯的巨大便利，一种产品的生产可以分散在若干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加工，以获得人工、材料费用及其他资源方面最大的优势。
（五）通过地理及交通因素，我们可以对世界经济发展中许多重要的事实作出恰当的解释。这也是之所以把地理、交通问题拉入成本控制研究的根本原因。对成本控制而言，地理、交通问题的重要性，乃是因为与之相关的运输成本。不论是对宏观还是微观经济，运输成本都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而也成为研究成本控制及社会经济演进时一项重要考虑。这与科斯将交易费用作为制度结构决定的解释因子有着差不多相同的意义。
总体而言，任何时代的成本控制，都可能表现为基于一定环境条件的具有宏观和微观双重意义的综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控制链条（控制通道）的长短及控制的幅度，总会成为现实的重要考量。转变为实际的观察，则是与社会（包括交易）成本相关的沟通问题。其中的关键因素，乃是交通运输和通讯，地理问题则是决定交通通讯的最重要变量。
参考文献：
1．Don R.Hansen，Maryanne M.Mowen. 2003. Cost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Control. 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版）:3
2．安格斯．麦迪森著. 伍晓鹰等译. 2003. 世界经济千年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38
3．詹姆斯．W.汤普逊. 1992.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商务印书馆:25
4．马克思. 1972.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55
5．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1972.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3
6．威廉．配第著. 陈冬野译. 1978. 政治算术. 商务印书馆:1
7．马克．布洛赫. 2004. 封建社会（上）. 商务印书馆:129
关键词：高等数学；伽玛函数；发展史
1.引言
高等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它对大学各专业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和能力培养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而现阶段的高等数学教W中，教师大都以教给学生数学知识为教学目标，往往忽视了高等数学丰富的历史素材对学生情感和能力全面发展的教育功能。伽玛函数是微积分中积分学部分的教学内容，但在教学中由于其难度大，内容偏，很少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本文将从伽玛函数的历史出发，改变以往的单一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本节内容，并对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及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2.历史发展
伽玛函数是用积分定义的超越函数，也称为阶乘函数。高等数学告诉我们伽玛函数是阶乘的推广。伽玛函数栖身于现代数学的各个分支，对微积分、概率论、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数论等都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历史上是谁，又是如何得到伽玛函数的？
数学家哥德巴赫1690年出生于德国格奥尼格斯别尔格（现名加里宁城），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哥德巴赫之所以在数学上负有盛名，是由于他在1742年给欧拉的一封信中提到所谓“哥德巴赫猜想”。
欧拉1707年出生于瑞士，在那里受教育。欧拉是有史以来著作最多的数学家，他的全集共计75卷。欧拉在18世纪的数学领域中享有绝对地位，对当时的新发明微积分，他做出了重大贡献。
哥德巴赫一生都对数列的插值问题保持浓厚的兴趣，很早就开始考虑阶乘的插值问题。他不像前人那样只满足阶乘的近似计算，而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通项公式，既可以准确地描述又能同时推广到分数的情形。直到1729年他在给丹尼尔・贝努力写信提出了阶乘问题，希望找到一个通项公式，既可以准确描述，又能够同时推广到分数情形。丹尼尔・贝努力利用用无穷乘积的形式解决阶乘插值问题。接下来，伽玛函数的主角欧拉终于出现了，欧拉从丹尼尔那得知了阶乘的插值问题。通过沃利斯公式得到并最终得到（ ）！= 并最终得到n！=∫λne-λdλ。1730年欧拉把推广得到的积分形式再次写信告诉 了哥德巴赫，完美地解决了困扰哥德 巴赫多年的插值问题，伽玛函数正式诞生。
伽玛函数从它诞生开始就吸引了许多数学家进行研究，包括高斯、勒让德、威尔斯特拉斯、柳维尔等，数学家们发现了这个函数大量的奇特性质，在解决许多数学问题时它堪称一把利器。
3.教学反馈
通过以上历史发展过程，笔者设计了一节从历史角度引入伽玛函数的教学设计，并在所任教的三个经济与管理专业班级开展教学实践并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152份，问卷就学生对本节课的掌握程度、是否接受数学历史在教学中的应用以及本节课对自己在各方面的启示作用等方面做了调查。反馈结果显示，学生对本节内容掌握和完全掌握的达到98%，对通过历史进行教学的满意率达到了100%。问卷进一步显示，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认为在以后学习生活中要加强与同学、朋友之间的交流，善于从各个方面思考问题，对待生活和工作要保持积极态度，永不言弃，做任何工作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等。
4.结语
通过数学历史教学不仅可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会对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及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历史视角下的高等数学教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大行其道之际，对外关系委员会却大张旗鼓宣传“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罗斯福政府于1934年通过了《进出口银行和贸易协定法》，标志着美国回到了强调对外贸易以解决国内问题的传统方法。
2 领导了二战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在军事战略上，提出“援助中国”和“对日本禁运”的措施，对美国加入二战产生决定性影响。
3 二战后，针对苏联和东德的战略安排，委员会积极主张以“温和”手段对付东德，以“遏制”手段对付苏联，积极鼓动“冷战”计划和“马歇尔计划”。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 集中反映其政策主张的五部报告――《领导人的职责》(Mandate for Leadership)，其中第一部“终结了盛行48年的自由政策”，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内外政策。
2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统基金会开始研究“高边疆”(太空领域)战略和导弹防御战略，催生了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也成为布什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构建导弹防御体系的理论根基。
3 1995年起，传统基金会就敦促开始建立海基导弹防御体系，并积极探讨修改或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 9・11一周年发表《“9・11”一年后：改变了的世界》的报告全面勾勒了9・11事件之后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
2 2002年，针对伊拉克核武器问题，该基金会提出“中间”解决方案，向安理会和美国政府建议，对“伊拉克施行强制性检查”，用一切手段确保联合国武器核查任务的贯彻，最后促成了伊拉克战争。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 9・11事件后，学会于2002年1月启动美国对伊斯兰政策项目，对促进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正面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2 2002年5月，针对台湾政府的“”言论，学会按照布什政府的授意宣布“美国不赞成”，成为一个阶段以来布什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标志。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 2002年9月，为布什政府的“倒萨”、打击伊拉克提供理论根据。
2 2000年12月该中心发表名为《电脑威胁和信息安全：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报告指出，黑客入侵微软，将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引起了相关部门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甚至一度影响了微软公司的软件销量。
3 建立和巩固中美最高层的对话机制。
赫德森研究所(Hudeon Inetitute)
20世纪90年代初，赫德森研究所“中欧和欧亚研究中心”帮助起草了巴尔干国家和匈牙利的过渡计划，并推动把北约东扩列入美国政策议程。太平洋论坛(CSIS)
2000-2002年期间，提出发展稳定的美中日三边关系。
英国 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主要研究欧盟机构和政策改革，向多个欧洲国家提供意见。兰卡斯特大学防务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Cef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即核生化及辐射武器(NBCR)的扩散威胁进行研究分析，搜寻和确定哪些国家在秘密制造、供应或寻求获得这些武器。
法国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
1 2002年12月发表《论2000-2030年地缘政治发展诸因素中的政治军事特点》，系统分析了这段时间可能会影响地缘战略变化的各种因素，编入《30年展望计划》。
2 2002年10月研究所受欧洲委员会委托撰写题为《21世纪的世界贸易》的报告；分析从现在至2050年的世界经济和贸易形势。
德国 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
冷战结束后，基金会加强了对俄罗斯、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研究，在推进欧洲联合进程以及德国扮演的角色提出重要建议。
应用政治研究中心(C・A・P)
欧盟移民法草案由该中心负责起草。在五年前就预言到，没有合法的移民，欧洲在经济上难以生存下去。后来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绿卡政策表明该中心政治咨询家的远见。
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政策研究所(IFSH)
1993年，举办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学术交流会，提出第一份欧洲安全新秩序计划草案，在德国和国际上产生重大反响。
意大利 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
从1979年开始致力于建立意中两国友好省市关系，促成中国与西方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米兰与上海。迄今为止，意中之间建立了约40对友好省市关系。
俄罗斯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
一、宏观调控主要特点
（一）改革考虑到地域上的全局性和时间上的长远性
1.从全球一体化角度出发，改革考虑到对外贸易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长期来看利于中国与欧盟日本等国贸易开展
虽然世界货币格局中以美元为主的局面没变，但欧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正日趋加强，从全球看，欧元和日元地位逐渐上升。我国对欧元区和亚洲的进出口占贸易总额较大比重，以日元和欧元结算的贸易量还在逐年稳步增加。若单一盯住美元，人民币必将随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等国际货币的变化而波动，不利于我国根据中国贸易现状调整对欧洲日本等的贸易政策，不利于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必将为我国同欧元区等地区贸易带来相当的风险和成本。
除了美元占到一篮子货币的大部分，一篮子货币也考虑到了中国其他贸易伙伴，与日元欧元相对稳定有利于我国长期贸易发展。
2.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东亚经济融合以及亚洲货币联盟建立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作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第一步，对于整个亚洲金融的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亚洲经济的合作一直为世界所关注。各国建设完善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合作共同进步。亚洲各国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都处在摸索阶段，市场机制都不健全，对于货币的自由兑换，亚洲各国更是比较谨慎。目前除了日本，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实现了自由兑换。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中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相当的作用。虽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此次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占据在亚洲的领军地位很有意义。
（二）把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作为改革的首要条件
1.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中国获得独立的货币政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必不可少。盯住美元的货币制度要求我国经济周期与美国大体一致，才能在盯住美元的过程中按照本国的经济状况制定货币政策。但1993-1996年，中国是高通货膨胀时期，而同期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仅上升了2.9%。1999-2000年，中国国内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持续下跌，为了扩大需求，减轻企业负担，人民银行连续多次下调利率，人民币6个月存款利率由9%下降至1.89%，一年期利率由10.98%降至1.98%。同期美国经济过热，1999年6月-2000年6月，美联储连续七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由1998年的4.75%上升到2000年中的6.5%。自1998年10月23日，6个月的人民币存款利率便一直低于美元。1999年3月9日，一年期美元存款利率从3.75%上调至4.4375%，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显著低于美元。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并不统一，中国通缩压力存在时调低利率，而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连续加息，两国利差的存在必然导致资本的流动，这为中国政府盯住美元带来了困难。中央银行不得不在资本大量流出时期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在国际游资涌入时期大量发行票据，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很大程度上受美联储影响。汇率的浮动给了央行更大的主动性，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2.坚持微调步伐，将经济安全放在首位
日本在上个世纪末在欧美等国的压力之下，为缓解美国等国贸易逆差，大幅升值日元，导致泡沫经济破裂，金融自由化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必将带来风险，所以我们的汇率制度改革必将是微调渐进的过程保证金融安全稳定。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条件的满足需要时间，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改革必将是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学习有效监管的方式，企业和银行需要在这一过程学习逐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并理顺两者间关系。此次的2%就考虑到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同时也考虑了国内企业的承受能力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这个幅度基本上趋近于实现商品和服务项目大体平衡。
3.注重对预期正确引导，引导热钱流动
首先，大量热钱涌入破坏了宏观经济稳定。游资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还大量涌入房市和债市。境外投机资本对我国东部大城市的房地产行业有相当程度的介入， 2004年4季度境外资金占上海市全部购房资金比例为23% 。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游资得利后大幅流出，将有可能引起过高的房地产深幅下跌，并对上游行业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
其次，央行被迫通过发行票据等方式吸收大量外汇，承担风险。在现行的结售汇体制下，央行不得不入市买卖来消除外汇供求缺口，出清银行间外汇市场，承担绝大部分汇率风险。如2005年上半年，央行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7616亿元，通过外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10000亿元，全部公开市场业务净投放基础货币2384亿元。截至6月末，央行票据余额为16630亿元，比年初增加6888亿元；正回购余额为700亿元。大量外币涌入使央行在宏观调控中处于被动地位。
市场预期具有“自我实现”功能，但这些措施能否成功取决于当局能否成功对市场预期进行有效管理，因为在人民币大幅升值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人民币小幅升值一般会堪称持续升值前奏，人民币升值投机很难彻底消除。
7月汇率改革以后，市场上将央行的政策作为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信号，大量游资在国内徘徊，2005年内央行多次郑重表示了建立完善的汇率市场形成机制，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的决心。如：9月9日，央行高层表态，今后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的美元，不会有进一步的官方调整；10月25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大趋势，但市场、金融机构和企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人民币升值将是“曲折性发展”。央行的多次声明充分体现了对于市场预期作用的重视，对于引导游资方向起到积极作用，减小游资对于经济的冲击。
4.注重内需拉动型经济的建立
消费、出口、投资向来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是很明显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出口依存度过高，如果将外贸依存度定义为对外贸易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2002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大幅上涨，外贸依存度接近70%。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确实过高。
促进内需可以缓解我国贸易顺差，增强经济内在驱动力，扩大内需也是“十一五”计划的重要内容。通过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用内需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消除制约消费的后顾之忧，加快农村建设，启动农村需求，内需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三）重视结构的优化和发展的质量，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1.汇率机制改革有利于中国出口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有效增长，对于出口结构和模式的优化和改善外贸环境有利。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向
从调整幅度来看，此次汇率调整是微调。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的外贸以加工贸易为主，从1993年起，加工贸易超过了一般贸易比例，成为了我国出口贸易中主要的贸易方式，到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55.28%，而一般贸易的比例为41.06%。汇率变动对于一般贸易出口来说，将影响中国产品在外国的价格优势和影响力。
“中国的资源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如果不能够转到现代经济增长，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那么结果就会是扬短避长，降低经济的总体效率。所以增长数量成绩非常好，可是增长的质量非常的差”。
虽然中国的出口在近些年迅速增长，出口增长率达到30%，但是重量不重质的情况非常突出。以纺织品为例，许多地区的纺织品价格压低，盲目追求出口量，造成一种恶性竞争，一旦人民币升值这类发展模式都将被淘汰掉。当今世界稀缺的是资源，恶性的出口增长对于中国稀缺的资源更是雪上加霜，这种低价浪费了资源，且许多产品的生产还污染了环境。我国的出口未来应该定位在发展高附加值产品、高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和服务业等。
短期内中国纺织品出口或许会减少，以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将拥有更为健康的结构更为合理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行业。
2.以市场调节为主，提高市场微观主体适应能力，减少行政干预
改革后，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做市商制度推出后，对银行综合头寸管理的限制将放宽，商业银行的外汇操作空间增大，外币资金运用和保值增值的问题将凸显，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营运要求也将提高。这有利于银行学习风险管理和提高盈利能力，在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后接受外资银行的冲击。
推出美元做市商之后，央行将更多地通过货币政策、窗口指导影响汇率，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入市干预。商业性银行作为做市商，在汇率价格上，将从自身外汇头寸、资金成本等因素出发，从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增加更多市场化因素，也为我国外汇管制解除后汇率完全市场化运作打下基础。
二、总结及展望未来
以柏林墙的倒塌为契机，整合的浪潮弥漫欧洲，十多年间成就了蔚为壮观的欧洲大联盟。这变迁令人惊叹，也叫人琢磨——它将如何改写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当然，这样的改写才刚刚开始。
首先来看跨大西洋关系，这对关系的走向牵动着近年来国关学界最优秀的脑细胞。一般来说，跨大西洋关系指的是欧美关系。长时间来，这是一种以全方位合作著称于世的结盟关系。然而，投契的表象下未必没有暗涌，一场伊拉克战争陡然将两者在战略利益、乃至理念文化上的矛盾与差异暴露无遗。当然，仅凭这个就断言欧美关系大厦将倾，似乎还为时尚早，但时下坊间对两者之间种种矛盾的揣测和担忧，也不是无风起浪——大西洋正在具有超越地理意义上断裂含意。而发生在这个时候的欧盟东扩，则可算是对这种断裂的铺陈和预警。
应该说，欧盟东扩本身，是欧美共同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取得胜利的结果。冷战的结束，是欧美密切配合的产物，而这便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此番加入欧盟10个国家有8个是前苏联经互会成员，而在这些国家中推广市场经济、建立民主制度、维持稳定局面，显然也是欧美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这样的共同利益并不能遮蔽正在实现的东扩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现实挑战。
在行而下的基础，欧盟的扩容，是欧洲式的市场经济的扩展，是欧盟经济势力范围的延伸，而这则是以多年的经济实际发展作为支撑的。从外贸结构看，新成员对欧盟的出口大都占了其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2002年统计，波兰75％，捷克66％，立陶宛50％，匈牙利76％），它们对欧盟市场的占有则从1990年代中的9.5％上升到了近年的13％。以上数字证明了新成员与欧盟、而非美国的经济亲缘。在欧美经济摩擦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关系无疑将在竞争的天平上为欧洲增添砝码。
仅以上述几句话说明新成员加入可能给欧美经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然失于简单。事实上，政治甚至舆论的走向，都会有其经济的表现。当下，欧洲人一个相当普遍的心态是，东扩是欧盟十年来投入大量资源和心血的结果，而由美国牵头的北约却坐享其成。与此同时进行的北约东扩，先行一步已经将大体相同的中东欧成员国纳入这个冷战遗留下来的战略合作组织之中。在不少欧盟成员看来，这不是没有“我播种，你收获”的感觉的。美国人常常取笑欧洲人“好搭便车”，如今这一话柄倒是落入了欧洲人的手中。
取笑归取笑，北约与欧盟确实是功能不同的两个地区性组织。前者强调战略合作，或可称为集体安全组织；后者则主要是一个经济政治合作组织，战略问题暂时还不是欧盟的主要功能。这种不同既为两个组织的同时存在（同时东扩）提供了依据，也带来了两者关系中一个较“心态”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欧盟希望新加盟的成员国将本国资源集中投入到各自的社会经济改革当中，以便更快地追赶一般成员国的发展水平，更好地融入“欧洲”；而北约则要求这些国家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改革，全面提升国防能力，以达到北约的一般标准。当然，北约不等于美国，而它与欧盟也都有着发展战略防务和加强安全合作的诉求，但是，它们对于新成员国的不同期许，势必对未来的美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外，新成员国，尤其是波兰，其内部发展也有值得瞩目之处。多年来，美国把波兰作为中东欧的“领袖国家”加以栽培，宣扬波兰“天然地具有大西洋主义的情结”，而波兰的改革进程中也颇多美国的烙印。这一态势的发展，不但令欧盟一些现有成员国侧目，也使得近旁的捷克和匈牙利等国感到不安，而波兰对伊拉克战争的全力支持，更令欧洲舆论惊呼：美国要分化欧洲！而近来，尤其是西班牙“3·11”爆炸案后，波兰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松动，并趋向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老欧洲”，甚至可能在西班牙之后从伊拉克撤出军队。而这，显然不是美国喜闻乐见的。可以预见，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积极”的欧盟新成员立场的回摆，会进一步借欧盟东扩之机作用于微妙变化中的欧美关系。
如果说欧盟东扩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还只在微妙的开始，那么它给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变数则已相当明显。伊拉克战争后，俄欧的疏离世人有目共睹，国际舆论对此也没有太多争论。
然而，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总是叫人吃惊。这几日，他一改对欧盟对俄政策的批评，称“欧盟的扩大不是问题”，令来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及贸易代表拉米大为高兴，而就不久前，他还公开指责欧盟主席国的轮值制度“不合时宜”。一时间，对俄欧关系感到悲观的政治评论家们纷纷调转笔锋，欢呼俄欧之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调处大国关系的一个特色就在于“回到欧洲”——坚持自己是欧洲的一员，刻意接近欧洲和欧盟。三年前，笔者在华盛顿目睹的一场辩论可为佐证。当时，俄罗斯议会外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热情洋溢地将欧盟称为“和平的表征”，至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他则颇不以为然地指为“冷战的最大遗产”。此语立即遭到布热金斯基的反唇相讥，他预言：加入北约，将成为中东欧国家自己的愿望。
而历史似乎总喜欢站在美国人一边。“9·11”后，普京抓住机会，通过合作反恐，大幅度推进了与美国的关系，直至2002年，布热金斯基的预言成真——俄罗斯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约，双方签署《罗马宣言》进行合作。而俄欧关系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陷入了低谷，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加里宁格勒“飞地”、俄罗斯加入WTO等问题，但归根结底，这仍是对一种正在发生的改变的不适应——欧盟东扩之后，该如何发展俄欧关系？双方显然都还不甚明了。
那么，欧盟东扩到底给俄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困扰？一是1997年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适用范围的问题。协议签订时，欧盟只有15个成员国，此番扩容就带来了旧协议是否使用于新成员的问题。显然，俄罗斯方面希望的答案是“否”，由于欧盟吸纳的多是中东欧原属苏联阵营的国家，莫斯科担心协议一旦适用，则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原有经济联系的中断，失去从苏联继承下来的一些特权。而欧盟的答案则是明明白白的“是”，因这本身是欧洲一体化的要求。目前双方已就此展开谈判，考虑协议适用的过渡时期和对俄罗斯的补偿等。
二是加里宁格勒“飞地”问题。依据旧制，加里宁格勒居民可直接通过波兰、立陶宛进入俄罗斯腹地。但随着波兰、立陶宛加入欧盟，它们与加里宁格勒的边界将成为欧盟的对外边界，而依据欧盟的申报协议，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腹地的往来将变得相当困难。为此，俄罗斯与欧盟发生了激烈争执。
三是俄与欧盟新成员的贸易关系。在俄方看来，欧盟东扩将使它遭受多方面的经济损失，包括新成员按照全欧标准执行比过去更高的关税，俄粮食和畜牧产品的出口也将受限制，而这样的损失将达到每年3－15欧元。另外，欧盟东扩还引出了在新成员如何保护讲俄语人群的权益的问题。
而如前所述，俄欧关系在历经数月的低潮后出现了转机。前天，俄罗斯方面宣布，俄欧间新的合作协议文本已经敲定。据称，除了加里宁格勒问题与保护俄语弱势群体的问题尚待解决之外，其余问题都已经迎刃而解。由此看来，虽俄罗斯对一些欧洲国家固执己见仍有不满，甚至暗示备下后手以应不时之需，但妥协已成定局。
俄罗斯对欧盟关系历经一番争执，依旧回到了后冷战的的一般逻辑上来。应该说，在对欧洲的问题上，多数俄罗斯人是抱着“被攻击者”的心态的，这也使得双方关系虽有多年苦心经营，仍不免受挫。但在欧盟与北约同时东扩，而俄罗斯却无力抵抗的背景之下，虚与委蛇、在美欧之间巧妙周旋，似乎仍是普京唯一的外交出路。最近，有俄罗斯友人告知：“欧盟东扩对俄罗斯而言，冲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欧盟与俄罗斯相得益彰。”也许，在一个长时空中，欧俄相对接近仍是定势。
从欧盟东扩所引发或蕴含的大国关系变化大体上是朝着戴维·卡莱欧教授所揭示的“三极泛欧洲体系”构架在发展着。其实质是以欧、美、俄三大块都保持各自的特征，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均势体系来确保欧洲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欧洲竞争态势的相对上升，俄罗斯仍然拥有大国间斡旋的巨大空间，而美国则是无近虑、有远忧，真正要象布热津斯基先生所云：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但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往后的15—20年中，要学会与欧洲，中国等国平起平坐。
大国关系的这种日积月累的缓慢变化在欧盟东扩的推动下显然是加快了脚步。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机会大大地多于挑战。
首先，欧盟东扩的结果是一大批非典型欧洲文化国家，或称之为是属于欧亚文明结合部国家加入了欧盟，这样使得欧盟原有的单一西欧文明背景显得五光十色。法、德、意、英这样一类典型的传统西欧文明国家开始与来自中东欧地区、东南欧地区、波罗的海已将各种语言各种文明背景的新成员国同坐同桌旁边商讨欧盟一体化的大业。欧盟文化背景的迅速多样化，使得欧盟不光将有更大的空间来扩散欧洲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也使得自身从欧洲偏远、边缘地区文明获得更多滋养。这样的一种趋于多样化、尊重多元文明的发展趋势必定产生外溢，使得欧盟在与非欧文明国家交往时更具有建设性态度。欧盟政治文化的这种宽容态度无疑为中国与欧洲间的提升交往水平提供了基础，为此作了注脚。 其次，欧盟新吸收入盟的十个成员国大部分都是与中国有着较为紧密的传统关系的原“东欧国家”。多年以来，在欧盟社会经济标准线的导引，推动之下，这些前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笔者数月之前前往东欧访问，特别是捷、波、匈等“维谢格拉德”国家蓬勃向上的相当振作的精神状态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传统市场，如果这里的经济发展态势顺当，那么，对于希望扩大海外市场的中国来说，也无疑是一大福音。
此外，随着欧盟向东扩展，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西欧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彰显。当年，德法各曾有大力发展欧亚大陆心脏部位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幅度推入进公路、铁路建设的宏伟理想。欧盟这一构想的实施方向甚至还包括俄罗斯、中亚等独联体国家这样的一种发展计划是以打通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到出海口通道为目标，从长期看，中国显然是受益方。
从理论上讲，欧盟东扩这一复杂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为世界其它地方的区域或次区域一体化提供了范例。虽然，从关税同盟到经货联盟再到自由贸易区，然后再提升到政治与安全联盟的过程颇多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提炼与总结，但是笔者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仍然具有不少可以普遍借鉴的地方。包括从煤钢联营入手化干戈为玉帛，在法德之间建立起全方位合作机制的欧洲共同体最初阶段，大有可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可咀嚼之处。比如，有人认为东北亚能源合作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当年煤钢联营的做法，不失是一种走出僵局的努力。即使是亚洲地区走向区域一体化多半可能是首先起于次区域，也可以从欧盟内部各个次区域层面的合作中获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