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究方法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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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产业经济布局；高职专业布局；契合度评价；现代物流业；物流类专业
中图分类号 G7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1-0024-07
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作为与经济发展关联度最为紧密的教育层次和类型，办学定位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引领产业发展。高职办学的根本落脚点在专业建设。近年来，为更好地对接产业，很多地区和高职院校整合专业资源，通过建设专业群来对接产业办学。根据区域产业经济的布局来研究区域某个专业的布局是高职办学策略研究的关键，需要根据产业布局和专业布局的现状来进行评价，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研究现状
本文中所述专业类是指高职专业目录中的一级大类和二级类；专业群是指由一个或多个重点建设专业作为核心专业，若干个工程对象相同、技术领域相近或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相关专业组成的一个集合。因此，专业群往往由专业类中的几个专业或跨专业类的几个专业组成，一般有一个核心专业，服务于1～2个产业，通常有一个产业作为主要服务的产业。“高职专业布局”可以是一个专业中多个方向的布局，也可以是一个专业类中多个专业的布局。
已有不少学者在高职专业（或专业群）与产业经济对接的理论上作出研究，认为两者具有较强的关联度，在专业（或专业群）的布局上应服务于产业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设置专业是提升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1]。张舸认为我国高职普遍存在专业布局滞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问题[2]。高小泉认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高职专业布局与区域产业集群结构特征相脱节问题[3]。杨振军认为高职专业布局合理与否的标准是区域内高职专业的种类、人才培养规模是否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需求，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结构是否基本匹配[4]。桑雷、尹玉珍、马蕾认为高职院校需要按照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特点，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布局和专业结构调整[5]。杨善江认为常州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常州高职教育园区走专业“群”发展的道路，应当建立起专业群与产业群“双向协调机制”[6]。吴岳军认为，应通过本土化的专业、专业群来服务地方产业[7]。邓鹏、赵晓琴、许健通过对新疆2007-2012年的经济数据和高职教育数据分析，得出了农学专业对产业的正向促进使用关系[8]。张苗、赵静、张尹莉对皖江城市带产业集群与高职教育的特征序列进行了关联度分析及关联度排序，得出高职专业结构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9]。赵昕、张峰认为基于产业集群的职业教育专业集群是区域高职服务产业发展的一种模式[10]。
从省市地理范围、跨地理范围的协同发展等不同视角，有学者在对区域产业经济的布局和高职专业的布局对比后进行了现状、问题和对策分析。王玉婷分析了广东省及广东省内的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区域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错位幅度[11]。章建新认为高职专业建设应服务于区域产业发展来进行专业布局和功能提升，并以天津市为例进行了分析[12]。杜怡萍对广东省的高职专业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找出了广东省高职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结构性短缺严重等问题[13]。倪永宏、王武林、黄兴海以苏中为例重点分析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与产业结构，提出了通过重点发展与主导产业对接的专业、增强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适应性等建议[14]。柳燕君、吕良燕在文献[15]中，以及杨振军在文献[16]中均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北京市高职院校的专业布局结构提出了调整建议。孙莹、闫丹在文献[17]中，张艳、孙婉、张默等在文献[18]中均针对辽宁省高职专业布局存的问题，建议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引导高职院校围绕不同的产业群建立相对应的专业群，并优化专业设置结构。张菊霞、任君庆认为宁波市高职已基本形成了与重点发展产业相对应的专业布局，但存在专业重复率高、内涵建设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19]。李真真、陈庆合、孙芳芳等建议山东省高职院校应当按山东省的区域行业设置特色专业[20]。唐继红通过对重庆市“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和高职专业设置现状的分析，提出了调整和优化高职专业布局的建议[21]。
可见，有关区域产业经济布局与高职专业布局的关系、内容、问题、对策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此前的研究作定性分析的较多，产业结构用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与专业点在所有专I点中的占比作比较分析的较多，做一、二、三产业这些大产业宏观层面研究的较多。但是，目前尚未见有专门针对省级区域内某个高职专业（或专业类）布局开展研究工作，亦未见有量化的评价研究出现。
二、研究思路
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研究思路：提出基于区域产业经济的高职专业布局研究方法，该方法分为若干个可操作的研究步骤，提出区域产业经济布局与高职专业布局契合度的量化评价量表；以湖南省高职物流类专业的布局研究作为案例剖析；通过分析湖南省国民经济“十三五”规划纲要和现代物流业的专项规划，得出湖南省现代物流业的布局；统计分析湖南省高职物流类专业的布局现状，与湖南省现代物流业的布局进行对比分析，作湖南现代物流业布局与高职物流类专业布局契合度的定性评价；针对湖南现代物流业布局与高职物流类专业布局契合度用量化的评价量表进行定量的分析评价，找出湖南省物流类专业布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湖南省物流类专业布局问题的对策。
三、区域高职专业布局的研究方法
本文提出一种通用的基于区域产业经济的高职专业布局研究方法。
（一）产业规划、专业布局现状分析
高职要服务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的方向就要与产业发展保持一致，但学历教育的培养时间较长，高职专业的布局和教学内容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性。要得到产业发展的方向，最好的参考素材就是区域产业有关的规划；再结合区域专业布局的现状来对比分析。
（二）产业与专业布局的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是要将产业经济布局情况与专业布局情况进行定性的对比分析，见图2。
从产业有关的规划可以得出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集聚的区域、要打造的产业特色、会出现的产业新兴业态。
从专业布局的现状可以得到专业与专业群设置的情况、专业在地理位置上的区域分布情况，专业的毕业生人数、重点与特色专业的情况，专业与专业群重大的产学研一体化布局举措；专业与专业群的建设与创新情况等。
将产业与专业布局对比，可以定性分析发展方向的趋同性、地理布局合理性、产业特色的支撑能力、新兴业态的支持力度、专业结构的合理性。
（三）量化的契合度评价
下面提出一个简单的量化衡量产业经济布局与专业布局契合度评价的量表，指标主要根据图2所示的定性对比分析的5个方面进行设定，见表1。
有了量表后，根据定性分析可进一步得出评分结果。可认为80分以上为优秀，专业布局只需少量调整；70～79分为良好，专业布局需要做一些优化和调整；60～69分为一般，需要对专业布局做较多的改进；60分以下表示专业布局与产业经济布局不相适应，存在的问题较多，需要大量的变革、改进。
（四）专业布局问题的查找
可将问题的查找范围放在评价指标的5个方面。
（五）专业布局问题的对策分析
有了对问题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总体的评价，接下来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对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下面以湖南省物流类专业的布局作为案例研究。
四、湖南省物流类专业的布局研究
（二）高职物流类专业布局情况
高职专业在2015年经过了一次专业目录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物流成为一个二级类。物流类中有物流工程技术、物流信息技术、物流管理、物流金融管理、工程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采购供应管理7个专业。还有一些与物流业紧密相关的专业，如港口物流管理、铁路物流管理、航空物流、快递运营管理。接下来的专业布局分析中，将这4个专业作为物流类专业分析，共计11个专业。2016年，湖南省65所高职院校中一共有27所高职院校办有物流类专业；共开办有物流类专业点39个，分布情况见表3。近年来湖南省物流类专业毕业生人数情况见表4，其中，毕业生人数为0的表示是新增专业，暂无毕业生。
于湖南省高职院校的物流类专业大多从物流管理专业变化而来，专业开设的课程带有浓重的物流管理专业色彩。普遍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有仓储管理实务、运输管理实务等，非物流管理专业（和专业方向）根据学校办学的实际情况和专业方向的偏向性设置一些方向性课程，如物流工程技术（制冷方向）开设有食品冷冻学、冷链管理等专业核心课程，航空物流专业开设有航空港物流运营、飞机载重与平衡等课程。
在专业群建设上，湖南高职院校大多将物流类专业作为某个专业群的非核心专业来建设。仅有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将物流管理专业作为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的核心专业，将物流信息技术专业作为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的核心专业。
有产学研合作上，湖南的物流类专业已经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合作，如湖南省第一家职业教育集团――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教育集团；行业公共信息平台――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与顺丰快递开办了“顺丰班”。高职院校的物流类专业教师为物流企业提供了大量科研服务，部分学校还承担了编制物流规划项目、建设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等任务，如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长沙市现代服务业公共实训基地现代物流实训中心、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智能物流实训中心等。
（三）布局对比分析
1.发展方向的趋同性
从湖南现代物流业的布局可知，总体上“十三五”期间是“一核三区多园六通道”“物流工程”“五大特色物流”“促进物流业集约发展”“提高物流现代化水平”。下面做出“发展方向的趋同性”的定性分析，如表5所示。
2.地理布局的合理性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地理布局合理性的对比分析，在湖南省现代物流集聚的“一核三区”中，分布不均衡，专业点的布局长株潭核心区27个，大湘西地区1个，洞庭湖地区4个，湘南地区6个，湘中地区1个；且39个专业点中仅物流管理专业就占到25个；目前仅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信息技术、物流金融管理4个专业有毕业生，其他7个专业暂无毕业生。因此，总体上的定性评价是“集聚区域都有专业提供人才培B服务，部分带动相关专业以群方式提供人才培养服务”。
3.产业特色的支撑能力
在对“物流工程”“五大特色物流”的支撑上，尚不够有力，一些方面的支撑力度明显不足，如保税物流、再生资源回收物流等。因此，可定性为“一般性支撑”。
4.新兴业态的支持力度
对现代物流业的一些新兴业态，如物流金融、互联网+物流、多式联运、两业联动、物流物联网、物流云计算、物流大数据等的支持上，已经开始有一些专业出现，如物流金融管理；已经有一些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出现并已经运营多年，如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已经有一些新技术课程被开发出来，如RFID技术、条码技术、卫星定位系统、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等。然而，这些课程对新兴业态的支持还不够全面，许多方面还没有开发出专业核心课程，如互联网+物流、多式联运、物流大数据等。因此，对新兴业态的支持力度可定性为“一般性支持”。
5.专业结构的合理性
湖南省现代物流业的大部分重点业态、新兴业态可以找到专业、专业方向或课程进行支撑，但有少部分找不到支撑，如保税物流没有专业、专业方向和课程支撑，港口物流管理暂时还没有毕业生，说明专业结构尚需向现代物流业结构靠拢和改善。此外，已有专业结构和毕业生人数中，物流管理专业占比最高，2016年专业点占比和2013-2015年毕业生人数占比分别为64%和95%，见图3。许多体现地方现代物流产业特色及重点发展方向没有专业点进行支撑，也找不到合适的毕业生从事岗位工作。
通过前文所述的分析，可以归结出高职物流类专业的布局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高职物流类专业的布局落后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两业联动、多式联运暂无专业或专业核心课程作为支撑；港口物流专业刚刚新增，无毕业生；无农产品冷链物流、农村物流专业或专业核心课程支撑；快递物流没有专业进行支撑；边贸物流及农产品物流没有专业或专业核心课程支撑。
二是高职物流类专业的地理布局不合理。物流类专业点大多数分布在省会长沙，其他区域很少；物流管理R刀来螅其他专业布点很少；大湘西地区布点过少，仅1个专业点；在洞庭湖地区、大湘西地区、湘南地区没有以物流类专业为核心的专业群；大湘西地区缺乏布局边贸物流及农产品物流有关的专业或专业方向；洞庭湖地区缺乏布局农产品冷链物流及农村物流专业或专业方向；湘南地区缺乏布局无水港、农产品物流及快递物流专业或专业方向。
三是对湖南的特色物流支撑能力不足。保税物流、再生资源回收物流、优势产业物流、快递没有专业或专业核心课程支撑。在先进物流技术上（如云计算、大数据等）尚无专业核心课程支撑。
四是现代物流业新兴业态的支持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对物流信息技术应用的新技术课程开发太少，很少有开设新技术课程；现代物流业的新型业务课程开发较少，如物流金融、互联网+物流、两业联动、多式联运等。
五是专业结构不合理。专业及专业方向的设置离现代物流业发展有一定的差距；快递运营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暂没有专业点布局；物流管理专业布点相对过多，特色物流及本地化物流所需的专业布点过少。
（五）对策
1.改善高职物流类专业设置，新开发非物流管理专业
如表7所示，可在大湘西地区新开发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农业物流方向）、物流管理专业（边贸物流方向），用物流信息技术专业及这些新开发专业构建一个与大湘西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物流特色专业群；在洞庭湖地区可新开发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用港口物流管理专业及这些新开发专业构建一个与洞庭湖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物流特色专业群；在湘南地区新开发港口物流管理（无水港物流方向）、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农业物流方向）、快递运营管理专业，用铁路物流管理、工程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专业及这些新增专业构建一个与湘南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物流特色专业群。
长株潭核心地区也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可新开发快递运营管理专业、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港口物流管理专业，增加物流信息技术、物流工程技术、工程物流管理、物流金融、航空物流、铁路物流管理等非物流管理专业的布点，增设物流金融管理（保税物流方向）、物流管理（再生资源回收物流方向），除已有的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可新构建现代物流金融专业群，这样在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上均有现代物流专业群进行覆盖。
此外，结合湖南本土产业特色新开发专业方向，根据学校的办学特点在已办的和新增的物流类专业上，结合特色产业开发专业方向，如物流类专业的工程机械物流方向、轨道交通物流方向等，将这些专业方向纳入到学校具有行业特色的专业群建设范围中，在具有较强的办学实力和产学研资源整合能力的专业或专业方向上，作为专业群的核心专业来进行打造。
2.推动产学研格局形成，促进校企深度合作
出台政策或办法，在与现代物流业发展方向一致、服务特色产业经济的物流类专业、专业群建设上给予大力支持，支持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联合科技攻关，联合研发岗位培训课程、教学资源、专业课程等。如在长株潭核心地区校企合作成立以企业命名的股份制或董事会制快递物流学院，共同培养快递专业人才；在洞庭湖地区与企业合作建设港口物流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共同培养港口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和联合科技攻关。
3.加大物流类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力度，对新兴业态及特色物流形成支撑
建议在已有的物流类专业核心课程基础上，新开发一批支持新兴业态及特色物流的专业课程，如物流大数据、互联网+物流、物流物联网、物流云计算等一批新兴信息技术与物流产业进行跨界融合的交叉学科课程；保税物流园区管理、无水港运营管理、农产品物流、边贸物流、再生资源回收物流、两业联动、多式联运、集装箱运输等区域特色物流课程；工程机械的仓储与运输、轨道交通物流与供应链、汽车物流、盐化工物流、粮食物流、医药物流、石油化工物流、输变电物流等一批与本土产业特色结合的物流类专业课程。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关键词:研究阶段;区域转轨;区域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21-02
1．研究阶段总结
市场化研究在发达国家已十分成熟。美国传统基金会､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自由化研究成果为各国市场化研究者所推崇并广泛应用。尽管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市场化研究应以自由化研究为主旨[1]，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改革，国内市场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以自由化为主旨的研究，而是与转轨改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内市场化研究具有双重工具理性，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计程计价器，另一方面是判断转轨进程的一个尺度。国内市场化研究从1992年开始以来，横向的研究领域与纵向的时间进程相结合，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理论界定与框架初构阶段
对市场化的理论界定，主要包括市场化的概念､内涵､类型､条件､形式､动力､研究方法､测度指标体系等，盛洪､卢中原､胡鞍钢､贾明德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
1992年11月，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久，盛洪即开始了对市场化的研究。在对市场化进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与边界分析出发，界定了市场化的条件､限度与形式[2]。该文虽是对一般意义上市场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界定，但对国内学者从理论上认识市场化有重要启示意义，从而开启了国内的市场化研究。1993年，卢中原､胡鞍钢首次运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与经济稳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3]。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粗线条的测度指标体系，首次对国内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虽然其测度结果过于乐观，说明指标的设置尚不尽合理，但其研究开了市场化测度的先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贾明德对市场化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理论研究。研究者从东西方市场化道路的比较分析出发，对中国市场化的动力､类型､方式､道路等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了“中国市场化的东方道路”这一命题并进行了阐述。
上述研究不仅对中国市场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而且也确立了我国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框架雏形，为以后的市场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属国内市场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1．2实证测度与制度改进阶段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进行实证测度，以测度过程和结果为依据进行分析，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进行体制比较，探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缺陷并加以改进，是该阶段研究的主体。陈宗胜､樊纲､顾海兵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陈宗胜等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体制总体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各构成部分的市场化进程､经济中主要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依据对测度结果的分析，找出了各该研究对象在实践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4]。其研究成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被光称为近年来市场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其研究“具有一定开创性，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5]。在陈宗胜等进行市场化绝对值测度的基础上，樊纲等联合全国各省､区､市30多位专家进行了“中国各地区2001年市场化进程”课题研究。该研究运用各地区各阶段相对指数对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排列了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序列。此前，樊纲､王小鲁等还就中国2000年市场化指数进行过专门研究[6]。在测度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区域政策的形成及其缺陷，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上述研究中前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绝对数值测度法，后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相对指数测度法，分别代表了近年来我国市场化测度的两种方法。在市场化测度结果的判断方面，顾海兵根据国际通用判定标准，依据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体系[7]。
1．3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佐证阶段
适应加入WTO后国家及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需要，为中国及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提供学理依据，是该阶段研究的主旨。2002年，李晓西等接受原外经贸部委托，借鉴国外权威机构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市场构成及演进的特点，对中国市场化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得出“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8]。因其成果被学术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广泛采纳，作为中国回应反倾销诉讼的学理依据，所以，其研究所具有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2．区域市场化:一个研究趋势
从最终趋势来说，转轨完成后，国内市场化研究的主旨无疑应是自由化。但中国的转轨在目前看来仍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趋势研究的边界仍存在于转轨进程中。因而，既适应改革实践需要，又能充分发挥理论指归功能的理论命题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趋势。
2．1区域转轨:一个新的理论命题
在全球存在二十多个转轨国家的情势下，国家转轨是理论视野之内的当然命题。然而，对一个转轨国家，尤其如中国内部的区域而言，是否存在转轨任务抑或转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呢?或者说，提出区域转轨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否成立?这是一个转轨经济学的新命题。本文认为，这一命题是成立的，成立的依据与意义在于:(1)当前，中国经济形态表现为典型的“非平衡转轨经济”[9]。国家是由区域构成的，国家的转轨进程亦是由不同区域的转轨进程构成的。(2)国家的转轨是宏观意义的､体制的转轨，而区域转轨更多是中微观意义的､市场主体意识及行为方式的转轨。由于客观的区位资源因素及主观的政策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反映区域转轨进程的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于区域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及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因此，国家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建设力，而区域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实施力､制度促进力。(3)国家与区域(政府)均是制度供给组织。此前的转轨过程中，区域倾斜政策对区域差距的形成产生了较大作用，国家(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加入WTO后，政策倾斜将由区域转向产业进而转向阶层，在经济发展中，区域政府将更多地扮演主导性角色。区域政府主导性的凸现使区域转轨成为一个更显见的理论命题。(4)转轨进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二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同区域均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变迁特色。区域转轨命题的提出与研究，可为不同区域探寻制度变迁路径，调整制度变迁走向提供依据。
正是区域转轨这一命题的成立，为区域市场化研究提供了前提。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工具理性因而体现在四个方面:(1)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程度;(2)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转轨进程;(3)通过市场化研究探索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转轨进程之间的关系;(4)为区域间制度变迁提供借鉴､依据。
2．2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对国内十数年来市场化研究的文献回溯表明，以国家整体作为对象的市场化研究在我国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测度框架，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指归功能，但是，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区域经济问题和加入WTO后区域发展的新态势，国内学者并未根据区域的中微观特点进行市场化研究。至于根据国内不同区域的类型､性质，运用制度范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制度改进策略者更是少见。一些研究虽涉及了对区域市场化的零星研究，但研究的体系､方法仍是与国家市场化相同的。如在市场化测度中，一些学者用国家市场化测度指标与方法对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因测度对象的层次､性质迥异，其结果的客观性自然值得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天则研究所2000年3月12日召开的“关于省区市场化的测度”研讨会上，众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我国省区之间的市场化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省区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既源于中央政府的策略性考虑，也来源于地方各级政府改革推进努力程度的不同”。“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显然有益于我国的改革实践。”[10]这一认识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改革实践对区域市场化研究的需要，从而进一步说明，当国家整体的体制转轨进入既定轨道后，区域的转轨便成为了改革的中心议题，而区域市场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3．结语: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区域转轨进而区域市场化这一理论命题成立的前提下，区域市场化研究应着重考虑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
3．1立足市场化研究既有成果，厘清国家与区域在制度安排､实施与变迁中的性质与特点
国家对制度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宏观制度建设力，而区域对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区域所具有的制度实施力与促进力方面。这一特点是区域市场化有别于国家市场化的根本之处，决定着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方向。
3．2构建区域市场化理论体系
根据国家市场化在各个方面所表现的特征，构建区域市场化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区域市场化的主体､动力､条件､方式，道路等。
3．3指标设置与实证测度
指标设置应以区域市场化的性质与特点为基础。与国家市场化相比，除设置反映经济一般特点的基础指标外，应重点设置反映区域市场主体市场意识与行为方式的指标。同时，将区域文化传统､特色经济等作为重要内容在指标体系中加以反映。对区域而言，数据资料的收集相对较国家容易，因此，在测度中更应注重实证调查，以保证数据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应注重不同区域市场化测度过程与结果的比较分析，以探寻相应区域制度安排与实施中的缺陷，从而加以改进。同时，通过区域间比较，了解区域转轨进程，进而对区域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完善。这是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5]光，赵农．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J]．经济研究，2000，(10):73-77．
[2]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71-79．
[3]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49-55．
[4]陈宗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樊纲，王小鲁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2003，(3):9-18．
[7]顾海兵．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展望[J]．改革，2000，(5):29-32．
[8]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9]吕炜．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4):4-17．
[10]赵农．天则会议纪要．载关于市场化测度若干问题的看法[DB/0L]http:www．unirule．org．cn/．2003．4．28/2005．1．20
(一)区域经济的概念及其认识分歧
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概念的界定依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原因是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完全一致。武友德、潘玉君(2004)认为，广义的区域经济可以用来表示国家某一地域的经济活动，即地区经济，也可以在国际经济研究中视作某一国家的经济，甚至多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或经济圈;狭义的区域经济可用于表示国内大小不等的地区经济，即地域经济。舒庆(1995)认为，行政区经济是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但是，刘力、白渭淋(2010)和林其屏(2005)等学者则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应实行行政区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换。可见，在对区域经济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的观点还很模糊，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区域经济是围绕一个固定的地理范畴，由于各主体间在分工与协作上的不同而逐渐形成的符合本地域资源禀赋要素的经济实体。
(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cedilOisPerroux)在城市经济均衡与非均衡“发展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经过布代维尔(J．B．Boudeville)、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纲纳•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ttoHirschman)等的扬弃和演化而来。佩鲁承认经济发展在时空上是非均衡的，且如果存在某些具有发展优势的部门、行业或地区，就会形成“发展极”，并对其边缘行业的发展产生“粘性”，形成其周围环境的“磁极”。经济增长率、资本集中、市场规模以及创新中心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机制。［1］2．扩散理论。扩散理论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目前不少学者从技术角度和知识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3］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纲纳•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分别在其著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和《亚洲戏剧:各国贫困问题考察》(1968)中阐述了“增长极”地区对周边相对落后地区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双重影响理论。空间扩散源于一个特定地方的技术、发明、新产品、新现象等逐渐被其他地方接收、采纳或应用的空间过程，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沙飞、张仕俊，2006)。扩散最典型的空间特点是距离衰减规律，即扩散的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因而空间相互作用量与距离成反比。柯善咨(2009)认为，扩散理论与增长极理论是相互作用的，但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之间其相互作用是有差别的。3．产业集聚理论。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主)，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4］产业集聚是区别于市场与企业的中间组织，强调地理空间的集中、产业关系的密切，重在发挥区域内资源整合的能力，实现分工专业化，并利用其外部性影响实现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效应，达到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魏守华、王缉慈、赵雅沁，2002)。产业集聚理论加深了同一产业在不同企业的联系，在竞合压力与动力的刺激下使之优势互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创新，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贺灿飞、潘峰华，2007)。
二、区域物流产业的相关理论综述
(一)区域物流产业的概念辨析
关于区域物流产业概念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区域性和产业性视角进行，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辨析区域物流产业的概念:1．分工理论的观点认为，区域物流产业是通过对资源的优化整合，使产生的利润点围绕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的价值链相互转移，形成以供应链为核心的辐射一定区域的区域性物流体系。［5］区域物流产业主要的场所存在于区际和区内，并借助运输和集散等手段，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转移的系统平台(张立丽、海峰，2003)。2．协同理论的观点认为，区域物流产业主要是基于一定的区域范畴，将物流设施、物流活动以及信息系统等要素在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协同，从而整合为特定目的的有机系统(雄浩、嫣慧丽，2007)。李柏洲、刘建波(2005)则认为，区域物流产业可以根据其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协同效应的不同，将其分为不同阶段，并通过在各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推动其向更深层次的协同阶段转变。
(二)区域物流产业的结构与组成
在宏观层面上，区域物流产业的结构由区域物流产业的主体、客体和载体三部分组成，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功能体系。区域物流产业的主体是指物流服务提供方、物流服务需求方、物流中介机构和物流支持产业(金融、电子商务、信息处理技术、通信设备、定位系统)四部分。区域物流产业涉及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参与区域内、区域间两大经济循环，服务于区域内、区域外两大市场(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由两大市场主体(物流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三大网络(物流设施网络、物流信息网络、物流组织网络)构成。通常，区域物流产业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物流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物流客体的集散调配问题、物流载体之间的功能协同问题、与环境(威胁或机会)的适应问题，除此之外，还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区域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物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持续不断地与区域外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三、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交互性的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产业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导致物流产业发展的非均衡。非均衡性研究的主要思想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物流需求分布的不均衡，从而影响物流节点等基础设施和配套系统的建设与布局(张敏，2008)。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区域经济的失衡，［6］其具体原因为:产业结构规模、人口、生产要素等方面的空间聚集效应加剧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FanC．C．、ScottA．J．，2003);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孙琳琳、任若恩，2005);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横向区域选择所带来的空间效应是导致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何兴强、王利霞，2008);同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技术、资本、人力、教育等)与政府的发展政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7］2．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决定物流产业的梯度发展。梯度理论的研究认为，物流业发展沿着经济梯度，从物流园区建设到物流产业空间布局充分发挥了从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联动效应(张立国，2011)。区域经济的梯度性主要是由于技术空间分布存在不平衡，而根据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一般将其分为三阶技术梯度，相应地也就形成了发展程度迥异的三大区域经济带:东部沿海发达技术区、中部腹地中间技术区和西部边远欠发达技术区。区域经济总是沿着技术从高梯度向低梯度流动的方向发展(丁任重，2007)，而高梯度区具有保持“核心区”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使得该区的成熟经济向周边低梯度区转移(李国平、赵永超，2008)，形成“梯度传递”效应。
(二)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物流产业作为国家或国际物流系统的一部分，是在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化解区域经济冲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外关于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物流产业的动态权变性(环境适应性)层面。此类研究主要从国家或区域宏观层面说明物流产业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应做出相应发展战略的调整，而这种战略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Cooper、Howie和Penman(1997)主张在物流各个系统中都应该考虑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并从战略高度指导基于环境导向的物流系统管理;Pardmore、Tim、Gibson和Hervey(2001)认为，在区域物流一体化整合过程中，应当考虑客户需求和环境的变化，物流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能孤立存在。2．物流产业的不可分割性与相对独立性层面。YoungA．(1991)的研究表明，不管是政治区域还是经济区域，其区域内相关主体都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割和相当程度的功能差异，通过建设物流中心或货运中心等对城市物流问题进行战略调整，对城市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联动效应;［8］同时，区域物流各主体之间及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在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上联系紧密。3．物流产业的辐射性层面。物流产业的辐射性主要是指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物流网络对周边城市物流网络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其中，包括城市群内的铁路、机场、港口、中心城市、国际物流园区、国内物流枢纽、区域物流中心、受辐射城市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城市配送中心和陆海空等通道相互衔接。此类研究主要从物流基础设施、信息技术等物流网络方面研究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如MelendezO和MariaFernanda(2002)的研究发现，区域物流和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推进了拉丁美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现代信息技术和控制手段的运用加强了不同区域物流网络的一体化整合程度。［9］以上研究表明，核心城市借助其优越的资源成为区域物流活动的交通枢纽及区域物流系统的关键节点，对次级节点网络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4．物流产业配置和协调资源层面。此类研究表明，现代物流中心系统的特征决定了其在运行过程中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而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物流业的结合，企业生产资料的获取与产品营销范围日趋扩大，社会生产、物资流通、商品交易及其管理方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耿兴荣、林炳耀，2002)。国外学者大多从物流供应链的全球运作入手，对物流基础设施的选址、多仓库协调、配送网络设计以及逆向物流规划等问题进行研究，运用定量研究或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物流业对资源的配置和协调的作用。［10］从逆向物流系统建设角度，利用定量与元模型仿真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逆向物流系统的规划模型，解决逆向物流优化问题，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11］除了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作用外，市场机制也具有生产要素的配置功能，促进区域产业和市场的整合，培育和发展共同市场。［12］5．物流产业优化经济结构层面。此类研究认为，区域物流作为服务业在一定时期内是为区域范围内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因此，发展物流产业会极大地带动各产业的向前发展，推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和区域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张文杰(2002)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分析了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海峰(2004)认为，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适应性决定了区域物流产业在人员、技术、物流需求以及物流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发展规模。因此，区域物流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13］6．物流产业促进经济扩散层面。此类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派生出对物流服务的需求(李全喜、金凤花、孙磐石，2010)，物流服务水平受到区域经济投入要素的影响(李冠霖，2001)，而不同地域之间现代物流业的协同是区域经济扩散的主要推动力量(王文斌、马祖军，2002);反之，则会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增长的“瓶颈”(钟山、刘源张、汪寿阳，2004)。物流业首先在经济发达城市区得以发育、成长，使之成为物流业发展中心，带动周围地区和临近城市发展，然后向区域中其他地区辐射、蔓延。
(三)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互动性研究
国内外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增长与物流产业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二者互为因果、良性发展。［14］关于二者互动性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可划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主要是在分工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从城市(区域)层面分析物流产业(或物流子系统)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定量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基于固定区域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选择相关影响变量(物流指标与经济指标)和构建数学模型或利用模拟仿真的方法来量化二者之间的互动性。1．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互动性的定性研究。MirjamIding、RemmeltThijs和BartKuipers(2002)通过研究特立尼达岛、多巴哥岛、新加坡等地区的物流业和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揭示了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依赖关系;RamokgopaL．N．(2004)分析了物流产业对中心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enaZ．H．和ZhangZ．Z．(2007)利用SWOT分析法论述了中泰两国间的物流通道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MaciulisA．、VasiliauskasA．V．和JakubauskasG．(2009)通过对物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得出物流与经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国内学者大都通过研究不同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节点等物流产业和物流企业管理水平、物流政策等因素或者建立评价体系、系统动态模型等对区域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15］曾文琦(2004)运用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理论分析了区域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交互机理，指出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因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具有相互促进作用。2．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互动性的定量研究。本文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进行阐述:(1)国外学者的定量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一是建立绿色区域物流产业角度。通过建立绿色区域物流产业，比较港口腹地集装箱运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效率，并建议私人与公共部门要采取措施来实现内部成本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FedeleIannone，2012)。二是城市角度。利用城市交通系统仿真模型，研究经济与物流需求的关系(EiichiTaniguchi、RobE．C．M．VanDerHeijden，2000);通过建立多目标线性模型，在物流运营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建立针对危险废弃物的逆向物流协调管理系统，促进物流与区域城市协同发展(Jiuh－BiingSheu，2007)。三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角度。TageSkjott－Larsen、UlfPaulsson和StenWandel(2003)研究政府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发展问题。四是资源配置角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全球性物流产业建设和优化协调问题，［16］DonldJ．Bow-ersox(1999)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供应链、区域物流产业发展的关系。除此之外，对于区域物流产业的建设，还注重其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问题。［17］(2)国内学者的定量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一是物流产业角度。现有研究资料显示，中国总体的经济发展与物流能力之间是相互拉动的关系;［18］刘南等(2007)以浙江省物流与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Granger检验方法，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张梅青(2012)运用共生理论研究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演化机理，发现物流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相互促进作用。二是集群的角度。刘明菲(2008)采用区位熵法，以浙江、江苏、广东三省为例，研究了物流产业的集聚度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问题，结果表明二者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包纪平(2008)研究区域经济竞争力与物流产业集群的关系，并提出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协调发展的建议与对策;寻立祥(2007)以长株潭三地为例，分别从区域物流设施与产业布局、物流资源优化整合、物流信息共享以及区域物流协同管理等方面结合区域产业分工、区位优势和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研究长株潭物流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问题。综上所述，区域经济本身作为包括物流产业在内的大系统，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是共生的统一体，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之间的互动性如图2所示。图2: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互动关系从表象上来看，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通过物流的供给与需求相联系，物流产业正是在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下才得以向更高阶段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又会产生新的物流需求;而从本质上来看，物流产业作为新兴事物，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区域经济梯度扩散引导物流产业的扩散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的集聚过程同时也是物流产业的聚集过程。因此，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之间具有互动性。
四、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不足
当前对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关系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两个孤立的视角展开———区域经济对物流产业的拉动、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虽然一部分学者对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互动规律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尚存在以下严重不足:1．区域物流产业是由众多微观物流活动、企业物流、相关设施以及宏观产业组成的新兴交叉产业。目前学术界对区域物流产业的定义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概念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而只有尽快界定出严格和标准的概念体系，才能对区域物流产业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探讨。2．缺乏对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动态交互和演变性的深入研究。显然，随着时空的推移，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会互相牵引并发生显著的变化(如图3所示);而明确不同阶段物流产业发展的真正动因、区域经济的真实表现，并揭示二者交互发展的演化轨迹，这将是当前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认为，在一个完整的循环中，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交互发展至少先后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启发阶段，即区域经济牵引物流产业发展;二是互动阶段，即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互相促进;三是效益阶段，即物流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即高度发展的物流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但是，目前对影响这些“阶段”转换的关联维度和重要因素还未被完整地和有说服力地揭示出来。3．缺乏对于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协同运作研究。可以说，目前的研究较少关注宏观决策与微观运营的协调。区域物流产业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应考虑物流企业之间、产业内部、相关产业以及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相关性，能否真正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协同决定着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运作是否合理。
(二)研究展望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潜力；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3－0032－04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罗斯发展和稳定的关键因素，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不过各地区在陷入危机的深度、经济社会发展衰退的程度以及摆脱危机的能力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区域防御和摆脱危机的能力与区域的经济潜力强弱相关，经济潜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亚鲁利娜曾指出：区域抵御危机和克服危机不利影响的能力是由经济潜力的状态和规模决定的。首先，经济潜力是区域经济组织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区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其次，经济潜力是以区域信贷金融机制的形成和运行为条件的，反映了劳动分工与合作的能力，并影响到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经济潜力的增长、完善和结构的优化，都是区域发展效率的重要标志。经济潜力的大小可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国家竞争力和企业资本化程度。
一、区域经济潜力的内涵
(一)经济潜力的概念
1954年，苏联科学院斯特鲁米林院士首次提出了经济潜力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全部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生产能力的总和。自此，经济潜力作为新兴的经济学范畴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这一时期对于经济潜力的研究明显具有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正如普列霍娃和戈尔布诺娃指出的：对于经济潜力的基础性研究主要是在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或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将企业看做一个脱离外部环境的封闭系统(它的指数已经提前确定，并且不再更改)，企业经济潜力的大小已经提前由基层生产单位的工作效率指标决定了里亚博娃和普罗库季娜也表示，在计划经济环境下对非国有制经济潜力的研究不会成为优先方向。
苏联解体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潜力的研究也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限制，经济潜力的层次更加清晰，区分出国家经济潜力、地区经济潜力、各类组织的经济潜力；经济潜力的分类更加详细，形成了生产潜力、投资潜力、金融潜力、税收潜力、劳动潜力、创新潜力等相对具体的研究领域；经济潜力研究角度更加多样化，可以从国家战略角度、从资源利用角度、从企业生产角度进行研究。
(二)理解经济潜力本质的方法
从经济潜力概念产生至今的数十年间，俄罗斯各界对其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关于经济潜力的概念问题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在各类经济学文献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潜力的诠释和定义，反映出每名研究者在研究角度、研究目的和研究手段上的差异。
勒哈马季耶夫在《评价区域经济潜力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总结：一些专家认为经济潜力是关于国家财富的；另一些专家则认为经济潜力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还有一些专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将经济潜力看做进行工农业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经济系统的能力，或者看做社会生产过程中现有的资金、储备以及可以调动的资源等。同时，他还认为，在研究经济潜力的本质和内容方面大部分观点可以归结为研究产业、工业园区或区域的产品生产、提供服务和在一定时刻完成工作的总能力问题。
普列霍娃和戈尔布诺娃则认为在经济学文献中比较普遍的关于经济潜力概念的观点是资源论和评价论。资源论将经济潜力看做经济主体的资源总和，对它的评价也仅限于确定可获得资源的价值，而它的使用程度则反映出消耗的资源总量。在评价论方面，经济潜力被看做经济系统为满足社会需求开发资源的能力，评价它的大小在于评价其在资源现有数量、质量和构成情况下经济客体可以生产的财富的最大数量。
相对而言，斯捷潘诺夫和伊万诺娃归纳出的四条用于理解区域经济潜力实质的基本方法更具代表性，为后来许多学者推崇：
1.经济潜力作为国民经济各行业能力的总和
莫恰洛夫认为：经济潜力是进行工业、农业产品生产，实现基本建设、货物运输和提供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各行业能力的总和。
在鲁缅采娃主编的《经济学大百科词典》中对于“经济潜力”的诠释如下：经济潜力是指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国民经济各行业中进行工农业产品生产、基本建筑、货物运输以及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能力的总和。经济潜力取决于劳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生产规模、工业和建筑部门的生产能力、农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交通线路的长度和交通工具、非生产领域发展的程度、科技成果、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以及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一些要素；经济潜力也取决于国民财富的大小。
在《现代经济学词典》中，“经济潜力”的概念被定义为：经济潜力是国家、行业、企业的经济能力的总和，实现经济生产活动，生产产品、商品和服务，满足居民和社会需求，保障生产和消费发展。国家的经济潜力是由它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和科技潜力以及累积的国民财富决定的。
从以上对区域经济潜力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该方法将经济潜力看做国民经济各行业能力的总和，突出体现的是经济潜力的生产功能。
2.经济潜力作为现有资源的总和
将经济潜力理解为区域现有资源总和的观点由来已久。斯捷潘诺夫和伊万诺娃曾指出，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普雷舍夫斯基、托多谢伊丘克、雷奇金和齐吉奇科的研究中，在他们的文章中将“潜力”的概念理解为资源、投资、投资资源和员工数量。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潜力即为区域现有资源总和的观点仍然很普遍。里亚博娃的研究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潜力的本质突出强调了它的资源组成和目标定位，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经济潜力的概念是现有资源总和的观点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佩恰特金认为，区域经济潜力是区域现有资源和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是区域发展所必需的，是在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能力的情况下，在考虑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同时，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并能充分满足当代人和后辈人的消费需求。
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将经济潜力单纯地理解为资源，实际上资源和潜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潜力除了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以外，还包括了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个人、团体和社会；资源多少是不取决于主体的经济活动的，而潜力的大小与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分不开的。潜力的概念包含了能够创造潜在能力的资源，所以说，将经济潜力视为区域现有资源总和的观点只体现了经济潜力在资源潜力方面的
这个特征。
3.经济潜力作为经济活动主体间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潜力与生产关系有关，如萨莫奇金曾指出：经济潜力与每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点相关，应该对生产者之间，劳动集体之间，以及企业、组织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管理机构之间的生产关系进行研究，以充分利用它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和服务方面的能力。
在科兹洛娃主编的词典《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中，“经济潜力”被定义为国家的经济能力，它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取决于经济结构的效率。
莫恰洛娃也曾表示，经济潜力作为经济学范畴反映了经济关系……在合理扩大社会生产和最大利用生产部门潜在能力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满足社会需求。
上述观点反映出经济潜力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依赖性。
4.经济潜力与其他概念的区别
通过比较经济潜力与其他相近的经济学概念的差异实现对经济潜力的理解，也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方法。斯捷潘诺夫和伊万诺娃在运用这一方法理解经济潜力时正是区分了经济潜力和经济实力的差别。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不断分化出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在经济学内部各分支学科间常常形成相互交叉，经济学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之间彼此连结，形成新的边缘学科，从而产生了许多与经济潜力相关联的术语和概念，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对于研究区域经济潜力具有一定的帮助。
总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斯捷潘诺夫和伊万诺娃归纳出的每一种理解经济潜力的方法都片面地关注了经济潜力的一个或几个特征和方面，还没有充分反映出经济潜力的本质。同时，每种理解经济潜力本质的方法之间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
此外，沙霍夫斯卡娅、波普科娃和古希娜在研究区域经济社会潜力过程中，总结出了理解区域经济社会潜力时普遍采用的几种方法，即要素观、结构观、功能观、综合观、联系观和历史观，这些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区域经济潜力的研究中。
(三)区域经济潜力的空间和时间属性
穆夫塔胡特季诺娃和戈里诺夫在研究过程中认为，区域经济潜力在地域空间和时间范畴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区域经济潜力具有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人口、历史、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因素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区域经济潜力。其次，区域经济潜力具有时间范畴：区域经济潜力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发生改变；同时，区域经济潜力应该指优化使用现有资源时的某一特定时刻的潜力，表现为区域经济潜在的最大的发展能力。他们认为应该将区域经济潜力理解为：在社会经济关系进程中，区域经济系统一定时期内优化使用现有资源的总能力。
(四)影响区域经济潜力的要素
斯米尔诺娃、谢利科娃和科日娜在研究区域经济潜力时指出：居民、土地、资本和管理是能够影响区域经济潜力的关键因素。居民作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它的结构直接反映在区域的人口潜力、劳动潜力、消费潜力、教育潜力、科学潜力和文化潜力等方面，并影响到这些潜力的强弱；土地既是自然环境，也是自然资源，包括了所有的资源储备、气候条件和生态潜力，根据内容和特点可以分为自然资源潜力、自然气候潜力和生态潜力；资本作为工业经济资源是生产和非生产领域的物质技术基础，可以影响到商品生产、区域工业结构、农业生产；管理也是影响区域经济潜力的重要因素。
(五)区域经济潜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潜力越大，区域发展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而且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此，拉斯特沃尔韦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原因有两方面：第一，经济潜力是管理对象，管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就是为了更加合理地利用经济潜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挥最大效率。第二，区域经济潜力不是永恒不变的。
由此可见，经济潜力和经济发展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潜力能够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取决于合理利用区域经济潜力的程度，有效利用区域经济潜力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之将阻碍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区域经济潜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区域经济潜力的内容和结构
经济潜力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在研究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组成要素和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联系紧密的体系。同经济潜力的概念一样，在俄罗斯关于经济潜力的内容和结构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原因在于：
首先，经济潜力应该由哪些要素组成，每位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出现了很多用于组成经济潜力的基本要素，如生产潜力、投资潜力、自然资源潜力、创新潜力、人力资源潜力、科学教育潜力、金融潜力、税收潜力、生态潜力、劳动潜力等。
其次、经济潜力不是各组成要素的简单的集合，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常常相互交叉和融合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如劳动潜力和人力资源潜力，创新潜力和科学教育潜力之间的界限就不够清晰。
因此，在俄罗斯经济学文献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潜力的内容和结构。
米舒罗夫，舒科夫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通常包括两方面：生产力因素(资源、区域生产潜力、自然气候和地理位置)和社会生产组织因素(专业化程度、经济模式、区域的目标和需求)。与此相应，索斯年科认为经济潜力由客观潜力和主观潜力两部分组成。根据客观潜力的内容，经济潜力就是反映在生产系统中的满足社会、团体和个人需求的累积劳动，体现了经济潜力在生产方面的潜力。根据主观潜力的内容，经济潜力是人们运用累积劳动的能力，体现了经济潜力在管理方面的潜力。
舒科夫在其编写的《俄罗斯区域经济潜力及其利用效率》一书中，将自然资源潜力(或生态经济潜力)、生产潜力、投资潜力、教育潜力(或智力潜力)和劳动潜力(人力资源潜力)作为经济潜力的基本组成部分。
梅尔兹利金娜和沙霍夫斯卡娅则提出经济潜力由三部分组成：市场潜力、生产潜力和金融潜力。市场潜力包括产品的潜在需求、企业的市场份额、企业的潜在产品需求总量、企业和劳动市场、企业和生产要素市场。生产潜力由一系列指标决定，即产品生产的潜在数量、基本资料的潜在能力、使用原材料的潜在能力、职业技术人员的潜在能力。金融潜力包括生产的潜在金融指标(利润、清偿能力、支付能力)、潜在投资能力。
穆夫塔胡特季诺娃和戈里诺夫对经济潜力分类问题的研究比较系统，他们根据经济潜力的地域范围、资源、功能等特征对其进行分类。
三、结语
关键词：经济密度；空间格局演化；时间格局演化；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3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78-02
一、引言
由于经济密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较准确的测度，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密度应该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同时，应该充分利用经济密度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所谓经济密度，是指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面积之比，它表征了城市单位面积上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涉及土地经济密度、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文献相对较多，如冯科、吴次芳等（2008）分析了1998-2005年全国27个省区和4个直辖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变化特征；贝涵璐等（2009）运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动态演变格局进行了分析；曹广忠等（2010）以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273个样本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全国、沿海地区和内陆三个层面考察了样本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区位差异。
本文将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初步探讨经济密度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和时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重点分析。另外，本文还将多种经济密度时空格局的研究方法进行简单比较，从而为经济密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密度空间格局演化及研究方法分析
（一）基于GIS的分析方法
对区域经济密度空间分异特征通常采用GIS分析法，如方斌、吴金凤等（2010）基于1999-2007年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土地经济密度数据，采用GIS分析法，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变异进行空间分析。GIS分析法主要是通过把计算出的历年土地经济密度转入ArcGIS进行叠加分析，从而实现在不同区域的特征表达。
采用GIS分析方法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绝大多数区域土地经济密度呈不断上涨趋势，只是上涨程度在各地区有所差异。但是，GIS分析方法也存在些许不足，因为该方法难以揭示出城市间土地经济密度差距如何，区域空间格局是否呈现出集聚区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可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基于ESDA的分析方法
在经济密度空间演变分析中，较多学者引用ESDA，即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主要是利用空间关联度描述事物的空间分布格局，从而发现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为两种：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通过描述研究区域内对象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来判断研究对象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常采用Moran’s I进行度量。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N表示研究对象的数目；S0是空间权重矩阵W的所有元素之和；W（i，j）是空间权重矩阵W；Xi表示第i个空间位置上的观测值；X是Xi的平均值。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1）。其中，-1
局部空间自相关可用来观察不同空间位置上局部不平稳性，发现数据之间的空间异质性，从而为分类或区划提供依据。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是针对一个局部小区域，探讨其与周边区域的相关作用，可在GeoDA095i软件中计算得出相关指标数据。在具体分析中，一般选用局部空间关联指标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Moran散点图可以识别空间关联的全局模式、空间异常和局部不平稳性等；LISA是在1994年由Anselin提出，LISA散点图可以揭示每个空间单元的空间自相关性，同时也能够识别局部的空间非平稳性或集聚性。
基于ESDA的分析法可知，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区域空间格局具有两大特点：（1）往往呈现出以某个或某几个城市为中心的集聚区，这些中心城市会对周边城市产生不同程度的辐射作用，并且带动周围城市经济水平不同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了周边城市的土地经济密度。（2）城市间土地经济密度差距明显，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这些城市的用地效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经济密度普遍较高，表明这些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提高。
（三）基于“重心”的分析方法
王海燕、濮励杰、张健等（2012）还分析了江苏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空间转移情况。文章采用“重心”法来探讨江苏省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变化情况，并得出结论：全省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重心向西北方向转移。重心是描述空间分布的一个指标，主要有两种：加权平均重心和几何平均重心。王海燕等在文中采用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加权平均重心来分析，
，（2）
式（2）中，Xw、Yw表示平均重心坐标值；N表示市县个数；Xi和Yi表示第i城市的重心坐标；Wi表示第i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占全省的比重。
通过对以上三种方法的比较，笔者认为空间自相关分析法能够对经济密度空间格局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在GIS分析中，虽然GIS的空间图示可以对区域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变化状态进行模拟，直观出土地经济密度的空间变异，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GIS分析法难以深入揭示区域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空间机制；重心分析法只能片面地了解到经济密度的空间转移情况；而空间自相关分析却能够清楚地揭示出对象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或者空间异质性，对区域经济密度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区域差异评估提供一种全新的度量路径。
三、经济密度时间格局演化及研究方法分析
在时间层面上，大多学者研究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区域动态差异特征。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总体区域差异动态特征表示各个城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在时间维度下与区域总体平均水平的离散状况。分析区域差异的统计方法有很多，其中，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应用较多。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这两种方法可以较好地测度地区土地经济密度差异变化趋势。罗文斌、冯科等（2010）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对土地经济密度的区域差异动态特征进行了初步探索。
（1）变差系数主要反映样本数据离散程度，通过样本的标准值与均值之比来表示，公式如下：
式（3）中，Cv表示变差系数；N表示城市个数；yi表示第i个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y表示城市平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
（2）泰尔指数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与区域间差异，并且计算出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公式如下：
式（4）中：T为泰尔指数，TWR表示区域内差异，TBR表示区域间差异；N表示城市个数；yi表示城市i的土地经济密度，y表示平均土地经济密度；Pi为城市i的建成区面积，p为总建成区面积；Pg为第g组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占总建成区面积的比重，Vg为第g组城市的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总地区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四、结语
本文对经济密度的空间格局演化和时间格局演化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为未来经济密度研究构建了理论基础，也为经济密度的分布与演化规律提供了研究方法。然而，目前系统完整的经济密度研究方法体系还未被构建起来，上述研究方法依然存在某些不足，有待拓展。在区域动态差异特征的研究中，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发展速度差异的研究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经济密度时空差异特征时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发展速度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是各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反映，为准确反映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某个总体区域的发展速度，可以引入相对发展率公式进行量化研究。因此，这将是下一步经济密度时空差异特征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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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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