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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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 社会 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
；反对纯 历史 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 经济 。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 社会 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 国学 研究的范式转变与
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 统计 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 历史 本身演进 逻辑 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 经济 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 经济学 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 法学 、 政治 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 社会 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 财政 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 检验 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
【英文摘要】The present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history andgeography.It also comments on both the cross- section methodand the landscape-ecology method i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tudies of regional history and geography.New points of vieware made in this essay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study ofregion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关 键 词】区域历史地理/理论与方法/北方农牧交错带
Regional history and geography/comprehensive study/theory and method
【 正 文】
一、地理学与人地系统研究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古代的地理学仅仅是人们关于周围环境的零散知识，并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地理学则更多地附属于历史学，成为历史学的附庸，一直到清代的《四库全书》分类，仍按照史部地理类的分法，将地理列在历史名下。
地理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仅仅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事情。随着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地理学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成长为一门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科学。近代地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对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逐渐明确，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地理学流派中，对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有不同的偏向和侧重，但是整个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始终不离地球表层，不离人与地理环境这一主题，对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成为地理学家关注的主要内容。也正是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自然与人文兼备的特点，地理学本身成为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现代地理学研究的范围，较之近代地理学的阶段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在研究手段方面，也已由早期的静态描述，发展到现代以卫星遥感、计算机技术、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动态分析和定量化研究。部门地理学空前发展，有关地理要素的空间分析和微观机理的研究工作成就瞩目，一些部门地理学内部已逐渐形成并建立起对地理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体系，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地理学"数量革命"，则反映了地理学内部利用数理统计方法探索地理要素空间作用规律的趋势。
在部门地理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早期的统一地理学逐渐分化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领域，在二元论思想指导下，两大领域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关，这种自然与人文研究工作相互分离的现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基于制约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和制约人类活动的社会规律截然不同的看法，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彻底地割裂开，又由于经济决定论的盛行，广义的人文地理学被作为"伪科学"而摈弃，人文地理学中惟有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这种二元论思想也强烈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地理学的发展，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地理学研究一直表现出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各自独立发展的特点。
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口膨胀、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已构成极大威胁，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个地理学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重新在新的形势下以更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如何协调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急迫而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地理学工作者面前，这也就要求地理学工作者要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以统一地理学的思想去研究当前面对的人地系统。由于地理学要研究的是一个复杂的地表开放巨系统，除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之外，又叠加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人地系统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研究工作的难度非常大，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地理学都难以独立完成。这就需要有新的统一地理学的思想指导，组织高层次的系统综合研究。[1]（P61-70）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重新统一，地理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及地理学与其它相邻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当今科学发展的主要潮流。"地球表层与人地系统的调控研究"已被列为中国地球科学今后必须加强的重大基础性课题之一（注：中科院地学部编地学发展若干问题及对策：第三部分第十六项，1990年。），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地理学面临的急迫任务，也是中国地理学近期发展的重要领域。
二、历史地理学与人地系统的演变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既要涉及人地系统的空间结构与地域差异，也要涉及人地系统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人地系统的研究工作中，空间与时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只是最近一段很短时间内的地理现象，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地理现象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规律的阐释，由于所研究的时段基本上是瞬时的，地理现象时间上的变化往往被忽略了。但是人地系统合理调控的实现，既要求对地理现象的空间分析，又需要对人地系统演变的时间过程有深人的了解，如此才能预测人地系统的发展、建立合理的现代人地系统。然而，当今的中国地理学研究工作中恰恰表现了这方面的薄弱性，即关于地理空间特征在时间上变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不发达。
重视地理现象的空间差异分析，轻视地理现象在时间上的演变，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德国区域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赫特纳（ AlfredHettner）。 他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理现象的空间特征进行区域分析的科学，而研究地理现象的发生和变化，则是历史学。并认为对地理现象进行时间过程研究的历史地理学，"与其说它是地理学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和地理学相邻的科学。……应该说它只能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地理学"[2]（P170-171）。按照他的理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历史学服务，是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和解说的，而地理学的研究必须局限在相当狭窄的时间范围之内。 这种思想在哈特向（RichardHartshore）的《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一书中表现得更加充分。他认为，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科学，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科学，时间研究与空间研究不可能相容[4]。
40年代至5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曾经对所谓地理学的空间与时间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学者发表文章，批评在地理学研究中轻视时间过程研究的观点。其中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时间过程研究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英国的达比（H.C.Darby）和美国的索尔（C.O.Sauer）。正是由于他们各自出色的实际工作和系统的理论阐述，才促使哈特向本人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肯定了研究地理要素在时间上变化过程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3]（P82-108）
50年代初，达比发表了《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文[4]， 详细论证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地理学中时间过程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正像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是现代时段的地理一样，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他还认为，研究地理景观必须要有发生学的思想：首先，现代的地理景观仅仅是在现在很薄的一个时间层内，而且也正在变成历史的地理；其次，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类的改造。如果地理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现代的地理景观，那么就不能单凭现在看到的那些东西，而必须追溯到过去的地理景观。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可以采用横剖面（cross section ）的方法， 通过一系列横剖面的复原（reconstruction），来恢复某一地区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从而为现代地理景观的特点做出发生学的解释。
实际上早在30年代，达比就已经运用系列横剖面方法研究英国的历史地理。 1936 年出版的《1800 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An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1800）， 是一本运用横剖面法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的经典之作。达比的实际工作表明，横剖面方法是一种比较实用而有效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由于达比成功地运用横剖面方法进行了英国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这种方法在英国历史地理学界被广泛采用。本世纪中叶，这一方法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系列横剖面法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1）位于时间序列上的每一个剖面都是静止的， 缺乏动态的表现；（2）剖面与剖面之间的变化被忽视了， 没有反映出剖面之间的连续性，地理景观连续的变化过程被人为地切断了；（3 ）剖面的选择往往很难与每个地理要素的变化同步，从而造成那些未发生或很少发生变化的地理要素在各剖面中重复出现；（4 ）瞬时剖面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建立，每一个剖面代表的只是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状态。由于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剖面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剖面最终变成了段块。
正是由于横剖面法在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70年代达比又在新的工作基础之上， 编写出版了《英格兰新历史地理》（A New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研究的时段有所加长， 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重大改进。如将整个英格兰地理景观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六段，分别建立横剖面加以复原，作为比较的标准。又在各剖面前后分别插入六个章节对其间的变化进行说明和解释，把静态的剖面描述与动态的过程分析结合到一块，这样一种研究和表述方式，无疑比30年代所采用的单纯横剖面复原前进了一大步，突出了对变化过程的重视。
同样重视地理现象的时间过程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著名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1941年索尔发表了题为《历史地理学序论》（For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的文章[5]，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地理学中时间过程研究的重要性，批驳了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 ）一书中将地理学仅仅视为空间科学，而将时间因素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
与英国的达比相比较，索尔更注意区域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的综合研究。他认为文化景观是文化与自然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两方面的影响，它既建立于自然景观之上，却又是不同人类文化集团活动的结果。文化景观又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文化集团内，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每一个文化景观的发展阶段，既是上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又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和条件。因此，如果不研究文化景观的发生和变化过程，也就无法理解和研究现代的文化景观。[6]这种对文化景观形成过程的研究， 就是所谓的历史地理学。
索尔是一位学识渊博、头脑敏捷的学者，他的研究工作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和空间范围。在时间方面，他不仅研究美国近现代中西部"边疆"（Frontier）地区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也研究新石器时期人类对植物的栽培，甚至上溯到更遥远的时期，去探索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冰川进退的关系；在空间方面，他也不限于美国本土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中美洲、南美洲和东南亚地区，他都有不少精辟的研究成果。
索尔在文化景观的研究中，强调文化传统、技术手段对文化景观形成的作用，反对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景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他并不简单地排斥环境因素对文化景观的影响，他认为地球的表面是文化景观形成的基础，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都与人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得益于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受到的良好的自然地理学训练，使得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地貌学与植物学的知识去分析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正是由于索尔强调文化景观与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空间与时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他所创立的研究方向又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派"或"伯克利学派"。
与英国历史地理学者的横剖面复原方法相比较，索尔代表的美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则更注重于对地理景观时间演变过程的综合性研究。横剖面所指示的演变是每一段时间之间的变异，反映的是若干时间段之间的断续的、间跃的变化历史（changes between times）。 而索尔则强调贯穿整个时间阶段的演变过程（changes-through times）， 他认为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年表，而是一个有机的前后相接的生长史。[7]
三、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要晚一些，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62年侯仁之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8]（P3-17）。 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一般来说，地理学内部按照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古地理学三个部分。其中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是最近一个时段内的地理现象，由于所处的时段很短，变化的过程往往忽略不计，因此现代地理学的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分布与地域差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景观的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演变过程，时间上的变化过程与空间上的地域差异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同等重要；古地理学的研究则偏重于人类历史时期以前，研究的内容同样包括地理景观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变化，不过由于古地理时期的人类活动极其微弱，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则很少涉及。
这仅仅是一种笼统的时间划分方法，以往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上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英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集中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英格兰之后，美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偏重于欧洲人大量殖民美洲大陆以来，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则主要限于狭义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随着新技术、新手段的发展，考古学与第四纪环境等学科已经可以提供比较详细的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材料。这样一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便不再受文字材料的制约而仅仅局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可以在研究时间上上溯到史前的漫长时期。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应该包括整个全新世："但我们更多的研究工作还是应从全新世开始，因为从此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界的影响日益加深。原始的森林逐渐被砍伐，湖泊沼泽逐渐被排干，气候、土壤以及动植物因此都在发生变化，由此而引起的自然环境各个要素的连续反应也日趋复杂。人类为自身的生存开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9]（P1-5）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该从全新世的早期开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段应该以人地关系的特点为前提，而不应限于狭义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距今一万年左右末次冰期结束，标志着全新世阶段的开始，全球环境进入温暖的间冰期，人类的考古文化也恰好从漫长的旧石器时展到新石器时代。在随后的一万年时间内，人类经历了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的发展阶段，驯化了植物和动物，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专门的手工业，最后又经历了工业革命，发展到当代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在人地系统中，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由原来被支配、被主宰的地位，一变而为自然界的主宰。而正是在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过程中，产生了当今全球性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危机，人地系统出现失衡现象。全新世无论在自然环境的演变方面，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面，都属于各自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与当今的人地系统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承继关系，对全新世期间人地系统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因此，研究全新世以来人地系统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其中的规律，为今天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照，已成为历史地理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比较丰富、系统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开展全新世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优势所在。当然，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吸收考古学、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要学习和掌握第四纪地质学、古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孢粉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广泛吸收相邻学科的新思想、新成果，只有如此才能完成这样长时间尺度的、异常复杂的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综合性研究。
中国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显得比较落后，以往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单个横剖面内的某个地理要素的复原和分析，如对某一时代的城市，或交通，或人口，或农业，或行政区的研究。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自然、人文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变化过程的总体认识。又由于受现代地理学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被人为地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块，将统一的地理对象割裂为互不相联的两部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对过去时间内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分析注意不够，缺乏在统一地理学思想指导下对较长时间段内人地关系作用过程的系统、综合研究。这些在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所缺乏的工作，恰恰是当前开展地球表层人地系统演变研究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显然，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当前实际工作的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组织有关力量，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开展了区域历史地理的综合性研究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国内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领域，另一方面也是为当地人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按照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全国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农区与牧区两大部分。农区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季风区，牧区则集中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高寒区。农区与牧区的交界处，并非一条判然有别的分界线，而是存在一条农业与牧业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交错分布的过渡性地带。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大致走向为：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沿阴山山脉向西，经鄂尔多斯高原的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西部。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在农牧交错带内，既非纯粹的牧区，又非单一的农区，而是农牧并存，两种土地利用方式各自独立经营。[10]这个地区正好与考古学上称为半月型文化传播带的地区相吻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北段，即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交界的地方，自然环境的变化最明显，人类活动的特点也最突出，史前时期这里流行细石器、石棺葬和石造建筑[11]，历史时期则表现为农牧交错带的南北向摆动，文化景观的准周期性变化格外引人注目。这条文化景观上的农牧交错地带，恰恰是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带，生态结构非常脆弱，文化景观上的特点正好反映了自然环境上的特点，即自然环境的过渡性与脆弱性。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摆动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但是关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机制、南北摆动的范围、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对农牧交错带的影响等问题却很少论及。农牧交错带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是当地特殊的自然与文化特点的综合产物；农牧交错带内农业与牧业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既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又受南北文化交流的影响。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这一典型地区内农业的产生、畜牧业的出现、农牧交错带的形成、长城的修筑及走向、城市的空间分布、游牧民族的迁徙等问题，本着自然与人文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原则，系统地重建这一区域内农牧交错带的变化及人地系统内部土地利用方式的相互转化过程，最终揭示出这种变化的内在规律。这样的研究工作，不仅对当地的生产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如何为当前的实际需要更好地服务，这是每一个区域历史地理工作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点，人地系统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特殊性。简单地照搬英美等国现有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模式，不一定符合中国历史地理学本身及实际工作的需要。如何吸取西方区域历史地理学已取得的成就，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地理特点，形成一套适应于中国地域特点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这将是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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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研究型大学区域发展历史机制
克拉克・科尔指出：“社会在变化，高等教育的职能也在变化。大学像其他机构一样，在变化中求得生存。”[1]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区域、国家、世界这三个范畴当中，大学与其所在区域的关系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开放性组织，大学与社会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参与区域发展最基本、最实际的切入点就是积极推动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有参与区域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区域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三个历史关键点
1.19世纪末：《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时代
美国的赠地大学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被广泛认为是高等教育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成功之一。而赠地大学之所以能够长远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莫里尔法案》的颁布。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这改变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根据1860年选出的每州议员或州代表人数，按每名国会议员或州代表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予相应面积的土地（每州最多不超过100万英亩）。各州出售土地所获收入永远捐助“至少一所主要学科与农业和机械专业相关的学院”。1890年，联邦政府又颁布了《第二莫里尔法案》。通过这两部《莫里尔法案》，赠地学院获得了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农业和机械学领域的人才，满足了当时工业和农业技术领域的需要。“除了赠地学院的科研和推广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一种参与意识、责任感和服务精神。”[2] 早期的赠地学院在以后大都发展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这些研究型大学在参与区域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大学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赠地学院的创建初衷，也是它们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办学理念。可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传统在赠地学院时期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0世纪上半叶：“威斯康星理念”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道路上，“威斯康星理念”的产生是一个典范，它标志着社会服务开始被公认为是美国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1904年，查尔斯・范海斯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他提出：大学除了传播知识和进行科研之外，必须承担起为本州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使命，知识传播和科研本身也应考虑到本州发展的实际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更应以威斯康星州的各种产业发展需要为根本立足点。范海斯认为：大学应成为灯塔，积极促进社会发展，使全州的人民都能与这所大学的人才和知识发生联系，使每一户人家都从这种联系中得到益处。“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3] 范海斯提出的这些想法被总结为闻名遐迩的“威斯康星理念”，其实质是研究型大学要为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具体实施方面，为了在全州范围内传播知识、推广技术和提供信息，威斯康星大学专门实施了教育推广计划。到了20世纪中期，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推广计划已遍及全州。大学的众多实验室向全州开放，流动图书馆将大量书籍送往全州各地，最有声誉的教师走出高校，走进政府部门、企业、工厂和农村，解决这些领域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正是由于“威斯康星理念”的成功运作，使得威斯康星大学成为全州的灵魂和智囊。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经费成倍增加，规模日益扩大，诸如畜牧科学、生物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迅速在全美取得领先地位。威斯康星大学也由一所小规模的赠地学院一跃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从此，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3.20世纪80年代：《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确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工商业界的合作活动不断增多成为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法案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台的，如《联邦技术转移法案》《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贝多法案》《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多法案》。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多法案》（Bayh-Dole Act）。其核心内容是：将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所取得的发明成果从原来归政府所有，改为允许大学、非盈利机构和小企业保留，它们可以申请专利，并拥有相关的知识产权。该法案的实施使得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开始代替政府成为所有权的持有人。于是各大学纷纷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专门管理相关事务。《贝多法案》为美国新时期的大学技术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平台，激发了大学的技术转让活动。《贝多法案》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它将联邦资助的大学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从政府部门转交给了大学；二是它确保了研究者参与科研行动的积极性。自《贝多法案》实施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所在区域发展的各种活动明显多了起来，各个学科的教授们和相关公司的科研项目迅速增加，大学获得的科研资助也明显增多。大学利用了这些潜在的巨大经济利润―20多年中，专利申请的数量增加了20倍，即每年约5,000项。[4] 可以说，《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建立。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机制与功用
1.培养大量的高质量人才，提升大学所在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
美国研究型大学不断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高所在区域居民的素质，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这是研究型大学对其所在区域最直接、最基本的贡献。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区域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为研究型大学所在区域输出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美国研究型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区域工作，尤其是大学所在的州和县，直接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二是研究型大学实施各类教育培训项目，为区域内的广大居民提供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研究型大学积极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要，为他们开设各种培训项目，凭借其强大的师资和科研实力，研究型大学可以提供一些其他两年制或四年制高校所无法提供的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课程，这正是研究型大学吸引大量社会人士来学校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原因。
2.开展各类区域合作项目，解决大学所在区域的各种问题
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大学参与区域重建项目，使大学附近的区域保持活力。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内的一些基层机构或者和其他一些参与区域服务项目的大型机构合作，组织一些活动或创建一些实体来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如开办书店、学校、儿童看管中心等。二是创建服务学习和学生参与社区项目。服务学习是一项学生自愿参与社区服务的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帮助学生依靠他们的个人阅历来分析多样化的、具体的、与社区背景相关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与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之间开展合作项目，如科研合作、培训合作和管理合作等，区域内的公司企业可以聘用大学的专家参与企业管理或咨询工作。四是协助解决区域内的实际问题。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学生可以通过开展合作科研项目，帮助区域内的组织和机构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和教育问题等。
3.通过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和产业园等，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大学通过科研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使高科技创新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这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技术推广服务。大学通过向企业提供包括技术、培训、咨询、信息等多种形式，开展校企合作，吸引企业对大学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或赞助，使大学的研究课题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二是专利和许可。专利和许可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技术转让的主要方式，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专利保护和技术许可的方式转移到产业界，再由产业界通过进一步开发将成果最终产业化。[5] 三是建立大学产业园。大学产业园主要利用大学实验室衍化出的科技成果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大学产业园的早期形成是大学技术转让的结果，随着科技园逐渐走向成熟，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大学的科研实力。四是建立孵化器。孵化器是由州政府、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的一种企业孕育中心，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科技创业群体和科技初创企业。孵化器的存在和运行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4.融入区域发展，促进所在区域的民主和文化建设
美国研究型大学也是其所在区域中的民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很多研究型大学在与自身教育活动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资源和设施都向所在区域的居民开放。大学通过与区域共享资源，普及区域中人口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区域内居民的文化生活。例如，大学的图书馆、体育设施、娱乐设施等，以及高校举办的一些科研成果展、艺术展、书展、电影节、文艺演出、专题讲座等活动，都向区域内居民适当开放，使大学的文化积淀逐渐渗入到区域文化中。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城市中，随着商业区的逐渐衰弱，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区域的文化中心。同时，研究型大学还促进所在地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整个地区的民主氛围的提升，如针对周边区域在未来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伦理问题和文化问题开展辩论活动，不断提高区域居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等。
德里克•博克在论述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区域的关系时曾指出：“我们不知道一个没有大学的城市会更加富有还是更加贫穷，因为谁也无法预知一个没有像大学这样的机构存在的区域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相信，相对来说，很少有其他机构可以像大学那样给一个城市带来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6]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社会服务方面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其参与区域发展是大学自发性和主动性的典型表现。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不是通过没有知识基础的低层次服务实现的，而是以其高端的、独特的、内在的学术性为基础的。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项目课题“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研究―以加州大学为个案”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2] Clark Kerr.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 61,310.
[3] 王旭东.社会服务,地方高校的边界在哪里[N].光明日报，2013-9-18.
[4] 大卫•科伯著，晓征译.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2.
关键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7；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84―05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长达29年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实行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再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无疑会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一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就是运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和方法论，不仅要遵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的历史发展顺序，而且要依据“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规律修正”的逻辑规律。
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为基本出发点，人类历史发展是普遍联系的。普遍联系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共时性方面，而且体现在历史的历时性方面。共时性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广延性或伸展性；历时性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同时，共时性和历时性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联系和不可分体现了空间和时间相统一的四维空间概念。
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世界观运用到对我国“均衡”发展战略的历史分析中，就是概要分析其之所以提出和实施的国际环境，又要具体地分析其之所以提出和实施的国内经济基础的历史传承。
(一)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共时性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大势已定的格局下，美国策划12个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并成立了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其目标是共同防止共产党的“入侵”。“北约”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从欧洲、大西洋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也标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正式形成。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年10月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国务院“不要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承认政府。11月，美国纠集，15个西方国家筹组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管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新中国也自然是被管制的对象。美国在积极支持和配合利用海、陆、空优势，对上海、天津、青岛等大陆沿海城市和港口进行封锁的同时，还向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不承认新中国的一致行动。到1953年，参加对新中国实施禁运的国家达45个。与此同时，从1950年到1954年，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协定和条约。1954年9月6日，在美国的精心策划下，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八国会议，并于9月8日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从而使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
不仅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还不断地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起局部战争。1950年6月在对朝鲜战争干涉的同时，麦克阿瑟提出“保合意见书”，宣称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对美国远东防线的威胁就如同“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并派第七舰队占领中国台湾海峡。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1957年后，美国在台湾布置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B52轰炸机，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司令部”。1958年7月15日美派海军陆战队入侵黎巴嫩后，海军参谋长伯克公然威胁：美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的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1961年，对越南实行出钱、出枪、出顾问、出特种部队的“特种战争”。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出版顾问委员罗伯特・舒尔辛格一语道出了侵越战争的真谛：“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对抗的”。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除在我国新疆的塔城、伊犁地区参与叛乱，并引渡和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外，还在中苏73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不断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20万人，增加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54个师100万人，还不时在边界线上挑起事端。在中国北面，苏联与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并在蒙古驻扎重兵，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在南面，挑拨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并取得在越驻兵的权力。唆使越南侵略柬埔寨，导致中越、中柬关系严重恶化；在西面，于1971年8月与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而对中国形成了北、西、南三面包围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才开始缓和。
以上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表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至上世纪70年代，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而且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这种危险更加增强。
(二)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历时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内不仅连续遭受110年的战争之苦，而且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很浓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全国钢产量只有60多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重化工业集中在东北，轻工业集中在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少数沿海城市。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7％以上，集中在不到国土总面积12％的东部沿海狭长的地带中，而占80％以上的国土面积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业。其中，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占国土面积23％的川、滇、贵、藏等西南各省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全国的6％。而且，工业生产与广大内地和农村相脱节，农业生产方式极端落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国内经济基础表明，新中国面临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十分薄弱且生产力布局极度畸形的经济基础。
二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词志就向全世界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原则的 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再挑衅，1954年8月，同志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讲：“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还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的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好环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的和平就好了。……，谁要打仗，就反对他”。同年10月，他在会见印度总理尼克鲁时讲：“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就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
但是，同志和党中央的良好愿望，受到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的严重制约。在这一制约下，国内的经济建设方针自建国到70年代初，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始终贯穿着备战和加强国防的理念。早在“一五”计划中就提出，“在全国各地适当地分布工业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当时的中央政府，1)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有一定重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在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1950―1952年开工的17项中的13项被安排在东北地区)，并集中了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4，对冶金、煤炭、机械制造等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新建。此外，还先后在武汉、包头、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成都等地进行工业建设，从而较快地形成了支撑全国经济建设的生产资料供应基地；2)将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的51项安排在西南、西北地区。我国自行设计的694个限额以上重要工程的472个被安排在内地；3)将国内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中的222个，安排在东部沿海地区，占总额的32％，在全国基础建设投资总额中，沿海和内地分别占36.9％和46.8％，其投资比是0.79:1。
为了平衡全国的生产力布局，1956年同志用近2个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中央部委的工作汇报。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1956年4月25日由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尽量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围绕这一基本方针，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_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论及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同志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但是，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要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援内地工业。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才能有效地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
“二五”时期，国家更明确地提出：“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方针。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继续实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为防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同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全国搬迁会议，提出对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一、二、三线进行整体布局的决定。从而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历史中一次大规模的空间战略转移。从投资看，自1965年开始的10年间，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额达2000亿元，占同期新增投资的43.4％；从项目看，“三五”安排的1476个大中型施工项目，“三线”地区占55.8％。直到“四五”前期，国家宏观布局仍以战略后方为中心，中部在全国基础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4.4％。
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共时性与历时性这对矛盾中，历时性是根据，共时性是条件，历时性要受共时性的制约，共时性也要通过历时性起作用。
从此出发不难理解，受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制约，当时我们只能与和极少数承认我国和领土完整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有限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而且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的国际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国内基础条件下，如果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有五个不可能。其一是，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如果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沿海，一旦战争爆发，其损失不仅将使我国大伤元气，而且有可能使政权得而复失；其二，台海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并且我国南部邻国的局部战争始终存在，这不能不对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经济形成严重的威胁；其三，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主要是由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依赖进口的轻纺工业构成，这不仅在长期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实施禁运、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不可能得以发展，而且由于历史上的长期战乱和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经济结构畸形和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国内基本状况，使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与广大内地，特别是农村相脱节，城乡之间、各工业城市之间均缺乏有机的联系；其四，也正是由于恶劣的国际环境，我们发展工业的重点在重化工业，东部沿海地区缺少发展重化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其五，十分落后的内地经济对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较强的内部制约。因此，基于当时的历史共时和历时性约束，只能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内地，并且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一些发展，也是为了支援内地的经济建设。这是历史的抉择，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
在这种选择下，“均衡”发展战略形成和实施时期，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共时性方面讲，打破和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武力威胁，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宽松，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历时性方面讲，在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和极端畸形的生产力布局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得以增强。
第三，从1953年到1957年，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由0.218下降到0.195。
第四，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除以武钢、包钢 等工业基地为中心外，还加强了西南、西北地区大型水电站和新疆石油、有色金属的建设，并随之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和许多重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修建了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了攀枝花、酒泉、武汉、包头、太原等五大钢铁基地；新建扩建和迁建了一大批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项目。
第五，从“一五”到“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内地投资数千亿元，建成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形成了数十个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使内地的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0.6％提高到1978年的39.1％。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所有这些成就均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后能在宽松的国际环境中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经济发展龙头、为非均衡发展、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由于均衡发展战略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特殊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战略措施，其间就难免存在有违常规的问题。
1、一概地排斥商品经济，人为地使经济发展逾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
2、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经济强国，不至于被动挨打、受制于人，不顾客观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搞赶超美英的“”，给国民经济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浪费。据估计，从1958年―1960年的和工业布局上的遍地开花，使国民收入大约减少1500亿元。
3、“三线”建设时期，将现代化工业人为地植入缺乏相应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内地，全国的资金产出率仅有0.217，大大低于“一五”期间的0.338；有些项目的厂区布置极不合理，国家不得不在“七五”期间投入30亿元资金，对121个“三线”项目进行关、停、并、转、迁。
4、三大地带间人均国民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由1957年的0，195急剧上升到1960年的0，282；1965―1976年间则由0，209提高到0，390。
5、1953―1978年，全国投资形成4000亿元的资产，但真正发挥效应的仅为2500亿元。“三线”建设按照“山、散、洞”原则布局，致使很多一流技术、一流产业工人、一流设备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四
尽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是在极特殊的历史共同和历时性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已足以为我们现今在常态环境中按常规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并达到预期目标提供了可以引以为鉴的启示。
(一)在对外方面
1、坚持开放。马克思主义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和作为对这一原理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具体化的现代横断科学的系统观告诉我们，世界各国是人类社会这个有机大系统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由于自然禀赋、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基础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之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联系之中。这种联系客观上决定和要求各子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能使各子系统从其他系统不断地吸收“负熵流”并以此抵消内部不断产生的“正熵流”，进而使各子系统能够摆脱混沌和无序而走向有序运作。以此推之，坚持开放，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
试想，在均衡发展战略时期，如果我们的国际环境不是那样恶劣，靠中央集体的强有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艰苦奋斗精神，我们将会取得不可估量的经济建设成就。
而现今，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长达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均为我们坚持开放提供了历史共时和历时方面的有利条件。
2、坚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上述理论同样告诉我们，各子系统之所以能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联系中，是基于各子系统的各自利益。没有各自的利益和运作方式，子系统就不会存在，进而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也不会存在。因此，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正是这一客观要求的具体体现。
在均衡发展战略中，若不是当时的中央集体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我国的领土早就被瓜分完了，我国人民的利益也早就丧失殆尽了。
(二)在对内方面
1、坚持发展商品经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商品经济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不能人为地逾越这一阶段。这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关键词：历史慈善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K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154-05
收稿日期：2011-09-25
作者简介：郝红暖，女，河北宁晋人，历史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并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代社会亦是如此。历史时期，尤其明清民国时期，我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经形成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近年随着对传统慈善事业认识的深入，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诸多的研究或关注慈善事业的种类和历史性描述，或探讨慈善组织运作中体现的国家与地方关系，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关注慈善事业的时空演变和空间运作机制的研究，则鲜有涉及。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受诸多学科思潮的影响，研究主题日益多样化，并提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但是历史地理学角度的传统慈善事业研究，仍是相对空白的领域。历史慈善地理研究涉及面很广，属于历史社会地理学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不能构成独立的研究学科，王振忠构建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研究框架中尚未提及慈善的内容。目前历史社会地理研究方兴未艾，历史慈善地理也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理论和实践严重不足，笔者不拙浅陋，在从事历史慈善研究实践的基础上，试对历史慈善地理的相关问题做简单论述。
一、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对象
“慈善”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徐麟等学者认为“慈善是公众以捐赠款物、志愿服务等形式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自愿行为”，“通过某种途径自愿地向社会及受益人提供无偿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援助的行为是慈善的核心所在”，而在慈善理念指导下，社会广泛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由社会募捐、项目实施等组成的慈善活动体系就是慈善事业。郑功成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慈善事业是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道德基础，以社会成员的自愿捐献为经济基础，以民间公益事业团体根据捐款者的志愿对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进行物质帮助为基本内容的一种社会保障事业。历史时期的慈善与现代慈善的概念和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周秋光在《中国慈善简史》中也给出了慈善的定义：“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是指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与扶助下，由民间的团体和个人自愿组织与开展活动，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人，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高尚无私的支持与奉献行为”。
从以上关于慈善概念的解释可知，历史时期慈善问题的研究涉及内容虽然广泛，但主要由慈善思想、慈善组织和慈善家及其慈善行为三部分组成，构成了历史慈善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历史时期的慈善事业既有其时间的规律性，也有其空间的规律性，历史慈善地理就是将时间与空间相结合，探讨历史慈善事业时空演变的规律。当然，慈善思想则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区域慈善研究中可适当关注，但是慈善家或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的组织和行动者，并构成了慈善事业的核心内容，因此慈善家或慈善组织及其开展的慈善救助行为，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的主体。有鉴于此，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应该以慈善家或慈善组织的研究为核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将慈善家或慈善组织及其行为置于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下进行考察，探讨慈善家或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活动的时空演变，及其与区域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慈善家的独立性及其开展活动的分散性、随意性，笔者认为慈善组织的研究应成为历史慈善地理研究的重点，以下的相关论述也主要围绕慈善组织展开。
鉴于慈善组织及其活动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的主体，有必要对其相关概念有所界定。慈善组织的类型、级别、体系等都是慈善组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时期传统慈善组织的类型，习惯上以开办主体的身份差异，分为官办或民办，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官办组织是否属于慈善组织尚有部分争论。
现代学者多认为慈善组织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纯粹为法理上承认的慈善用途而设立并主要进行救济弱势群体之慈善活动的非营利性机构，以民间为主体、以捐赠为主要基础的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郑功成教授也认为民间团体是慈善事业的主要组织者，但在一次访谈中他也指出西方古代是宗教慈善事业，中国古代则是官办慈善事业，并未否决官方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官办慈善事业，民间公益团体才是慈善事业的组织基础和实施主体。
日本学者夫马进也认为民办性是传统善会善堂的主要特征，故而在其《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将官办的养济院排除在外。但在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内容极为广泛，正如梁其姿所言：“慈善活动自古已有，有个人的行善，有家族接济族人的行善，当然也有政府、庙宇救济平民的慈善行动”。李长林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概念问题，肯定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多元性和官办慈善事业的地位。周秋光教授在研究实践中，对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中是否存在官办慈善问题经过一系列反思，得出肯定的结论，并明确指出应该将政府出面办理的慈善机构纳入传统慈善事业的范畴。
笔者认为官办慈善组织是传统慈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办慈善组织和民办慈善组织以及由宗教团体兴办的宗教类慈善组织，是传统慈善组织的三种重要类型，并且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地区已经形成了由三种慈善组织类型构成的慈善组织体系。
当然，各类型的慈善组织又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和种类。如养济院、留养局、全节堂、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救济院等等，这些组织是常设性的，或常年开办，或在每年的固定时段开办，开展各类慈善救助行动。晚清以来，随着国家在灾荒救助中力量的减弱，民间力量在救灾过程中也开始组织义赈组织，作为开办民间赈灾活动的组织基础和领导者，很多义赈组织专为某次灾荒救助而设，灾后撤销，而且随着灾荒频率的增加和灾荒救助的日常化，义赈组织也开始出现常设性和联合性的趋势，该类组织的兴起被某些学者称为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兴起和发展的重要表现。因此，义赈组织和常设性善会善堂一样是传统慈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此外，慈善组织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很多慈善组织不仅是慈善事业的运营者，也是慈善事业运营场所或慈善设施的名称，如“养济院”、“留养局”、“育婴堂”等，不仅是慈善组织的实体，也是慈善事业的场所。另外，还有一种专门的慈善设施如粥厂等，多由慈善组织或慈善家开办，是慈善活动开展的场所，历史慈善组织研究中可酌情考虑。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慈善组织的概念是慈善事业运营者与慈善场所的结合体。
二、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内容
历史慈善地理是以历史地理学视角开展历史时期慈善组织及其慈善行为的研究，笔者在研究实践中，将其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慈善组织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为历史的发展提供舞台，并成为历史发展的基础。以救济贫病和拯救灾荒为主要目的的慈善组织，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产生，无时无刻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区域灾荒频繁程度、灾民或流民数量、地方的经济状况、地方士绅的实力等各种综合因素，对慈善组织的建立和慈善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并构成区域慈善组织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进而对慈善组织的类型、空间分布和扩展、具体运作和救助效果等都会有重要影响。因此，区域慈善组织及其慈善活动兴起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影响区域慈善组织发展的地理环境是多方面的，慈善组织是地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和表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社会力量的增长，是慈善组织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基础；区域灾荒的频率、贫民数量的多少等社会需要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动力；选址和空间布局等地理因素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并由此衍生的政治地位，会加剧某些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而能创造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其他条件。
2.慈善组织的时空分布特征
空间分布在地理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地理学是关于区位与地理分布的科学，是描述特定地点现象的空间格局或地理格局的艺术”，研究对象在往日特定时期的“地理分布”问题和往日各时期的“空间扩散”问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分析和复原同一时段或不同时段慈善组织地理分布和空间扩展的特点与规律也是慈善组织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
特定时期慈善组织的地理分布问题，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即在固定的时段，慈善组织的不同要素在研究区域内的空间分布状态。但就某一具体或同一类型的慈善组织而言，地理分布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该组织在研究区域内宏观的空间分布，第二是该组织选址所体现的中观分布，第三是该组织具体的微观布局。
历史研究具有时间持续性，单纯对研究要素某一时间断面地理分布的研究并不能构成历史地理研究的全部内容，因而历史研究需要阐述更具历史性的问题，“地理分布是如何产生与如何变化的”，即地理分布在持续历史时间内的空间扩展问题。慈善组织的空间扩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慈善组织地理分布的变化，其中不仅包括同一类型慈善组织空间分布的扩展过程，更重要的是不同种类慈善组织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研究区域的空间分布演变，从而使该区域慈善组织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
3.慈善组织的空间运作模式
慈善组织的管理方式和资金来源等，构成了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往往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或资金来源途径，并形成具有各自区域特色的空间运作模式，并最终决定该区域慈善组织发展的特点。
慈善组织的管理方式主要受慈善组织的建立者、管理者与运营者等与慈善组织相关人员的身份及其在慈善组织中的地位决定。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有官款、民间捐款和商业化运营收入等诸多形式，各类资金来源的比重决定慈善组织的性质。
传统时代，慈善组织的运营模式基本有民办、官办和官民合办三种，也是传统慈善组织的三种重要类型。三种不同类型慈善组织运作模式在区域慈善组织发展中的比重，是由区域慈善组织的权力网络决定的。权力网络的变化，也会对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带来影响。这里所说的“权力网络”是借用了美国学者杜赞奇对华北农村研究的概念，慈善组织作为由各种社会力量建立和运作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必然也会涉及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形成慈善组织空间运作的“权力网络”。但是慈善组织的权力网络与杜赞奇权力网络是有区别的，这一网络中不仅包括地方士绅，也包括地方官吏代表的官方势力。
慈善圈是慈善组织权力网络在空间上的表现，是慈善组织实施慈善救助活动的地域范围和辐射程度，通过分析慈善设施的位置、捐助者的地域分布，尤其是救助对象的地域分布，就可得出该慈善组织的影响范围。慈善圈的大小是由权力网络的影响程度决定的，是判断慈善组织救助能力大小的概念。
通过分析区域慈善组织权力网络的构成、运作模式和慈善圈的大小，就能得出该区域慈善组织空间运作的主要特征，并对影响该区域慈善组织发展的主导性权力关系给予评价。
4.慈善组织及其活动与区域社会的互动
慈善组织的发展是近代地方社会力量增长的重要表现，慈善组织及其开展的救助行动对区域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区域社会的政治形势、权力网络的构成等也与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慈善组织及其活动与区域社会的发展是一种互动关系。慈善组织是区域社会权力与民间力量发展的产物，而慈善组织及其开展的活动又会对区域社会的稳定和地方力量的增长和参与地方事务创造了条件。
慈善组织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慈善组织及其开展慈善活动的救助效果来体现。慈善组织以开展济贫、育婴、恤嫠、救灾等各类慈善救济事务为目的，对当地孤贫、残疾、弃婴的赡养和救助都有帮助，对救灾防贫，解决贫富分化带来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晚清民国以来，义赈慈善组织的发展，调动了民间社会在灾荒救助中的积极性，有助于地方力量的增长。同时传统慈善组织注意“施善”与“教化”相结合，慈善救助活动以一定的道德教化为前提和出发点，强调尊老、恤幼、怜孤、济贫等内容，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救助和行善，可以起到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国家和地方官吏对慈善组织的态度是地方社会影响慈善组织的主要因素，并对慈善组织的发展和普及程度带来很大影响。地方官吏的积极倡导，可能会带动慈善组织的迅速建立和普及，慈善组织的普及程度又与地方官吏的职务高低和倡导热情密切相关。慈善组织获得官款支持的多少，与其规模和影响程度成正比，并最终影响慈善组织的发展进程。某些慈善组织受国家委托，参与慈善救助或灾荒救助行动，体现了慈善组织在区域发展中地位的增长，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慈善组织的发展。国家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干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慈善组织及其开展社会救助的热情。某区域慈善组织数量的多少和救灾能力的大小，也与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地位成正比，政治经济地位比较重要的区域，尤其城镇，往往是灾民或流民的聚集地，也是慈善组织和救助设施比较集中的区域。
三、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方法
基于研究目的和内容的需要，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区域研究法。强调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是地理学区别于历史学的关键所在，以区域为基础开展研究，不仅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重要的切入点，也是中国史及其各分支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研究的新取向。历史慈善地理是历史社会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探索阶段，从区域研究入手，展现区域慈善组织的整体发展状况，是目前能做的最佳选择。当然，进行区域比较也是区域研究的重要方式，区域比较研究不仅有区域之间的比较，也有区域内部的比较，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也要从区域比较和区域内部比较两方面人手，从区域特性和区域内部差异两方面综合分析，以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宏观研究与典型研究相结合。慈善组织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对象的核心，历史时期慈善组织种类繁多，历史慈善地理不仅要展现区域整体的发展特征，还要对那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慈善组织进行重点研究，对某些慈善组织极为发达的典型城镇进行个案研究，以揭示这些特殊种类的慈善组织或特殊区域在区域慈善组织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于体现区域慈善组织发展的特色和个性。因此，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要注意宏观研究和典型研究相结合，注意从有区域特色的个案人手。
综合运用各类研究手段。学科研究的综合性，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互相渗透、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以历史学和地理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学科，更需要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正如邹逸麟曾指出的那样，“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需要有自然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历史慈善地理是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进行历史慈善组织的研究，不仅要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历史材料的考证和辨析作为开展研究的基础，还要广泛吸取社会学、社会史、慈善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手段。慈善组织本身又属于社会史“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类型之一，目前社会史的研究正积极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的某些理论，尤其是“市民社会”理论、“社区理论”等，来探讨慈善事业运作中所体现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慈善组织在地方社区的作用等，同样也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要积极借鉴的内容。
重视地图和图表的运用。地理分布与空间扩展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而用“地图再现地理分布”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要重视地图在历史慈善地理研究中的运用，尽可能将地理分布用地图的形式展现出来。阿兰·贝克强调图表在历史地理空间扩展研究方面的运用，“除了地理分布的地图外，我们还需要历史时间的图表，在构建更完整的历史地理学综合体系方面，两者互为建材”。我们对图表的运用虽然还不能达到阿氏要求的娴熟程度，但面对复杂多样的历史信息，用图表形式整理展示出来，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现代CIS技术，建立慈善组织的数据库，将慈善组织的空间分布与扩展以及各类慈善救助活动等用动态图的形式展现出来。
拓展研究资料。使用传统历史文献进行历史地理研究虽然仍是目前最普遍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慈善地理与社会史研究关注社会下层的趋势是一致的，社会下层的历史地理研究单纯依靠正史资料是不够的。明清以来的地方志资料，是目前开展地方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历史慈善地理研究的资料基础。同时晚清民国时期，新闻出版事业日益兴起和发展，某些报纸专辟社会版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报道和记录，某些地方民国档案保存量也很大。慈善史和历史慈善地理的研究要在利用传统资料的同时，充分挖掘报刊档案中的历史慈善史料，以弥补地方社会资料不足的缺陷，并使这些资料成为深入研究的基础。新闻报刊具有信息量大和及时性的特点，为历史慈善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近年《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一些重要的民国报刊都出版了影印合订本，民国时期各类期刊、报纸的电子检索系统也正在逐步试用推广，为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历史慈善事业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概念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较早提出并逐渐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普遍使用的。19世纪末，德国著名民族学家巴斯蒂安在他的《地理区域说》[1]中明确提出“地理区域”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分布的地理区域，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派不少学者更加注意文化要素的分布和传播问题。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现代人类学的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博厄斯在整理民族学资料，进行陈列品分类时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2]。以后，魏斯勒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地图。魏斯勒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为两大“文化区”，即原始狩猎文化区和农业文化区。克罗伯在《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一书中，将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分为6个大区和21个小区。他认为从中心向周围的文化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在空间上没有明确的界限。他非常重视自然植被区域，而且欲从植被变迁的类比中去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由魏斯勒和克罗伯等创立的文化区域研究，是美国人类学派所获得最有效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之一。继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吴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体系的益趋完备，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热潮的推动下，区域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并日渐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古代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3]。在此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对区域文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推进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益于对区域文化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本文以区域文化的时空概念为探讨重点，并对目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家。
一、文化区域的时间性与区域文化的时间维度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如此定义：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将夏文化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域和族属范围内，其既不包括夏代其他各族的遗存，也不是指夏族从始至终的文化。按照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历经汤武革命，商文化覆盖并取代夏文化，周文化覆盖并取代商文化，不仅实现了夏商、商周之际的两次王朝更替，同时通过借用、涵化等途径，不断加速着原有旧的文化因素的消亡和变迁，形成新的文化区。夏商周文化区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史实充分说明，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凝固的文化区域和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班固《汉书·地理志》卷末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分述了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古国划分的全国一些主要区域的世系、沿革、疆域、城邑、风俗、物产等，肇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研究之端绪。目前，国内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强化学术研究特色，陆续成立了巴蜀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赵文化、越文化等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乃至研究院，推出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化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于以上区域文化的时间概念，并不明确，自然在认识上更难统一。有专家指出，“以方国辖区命名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对于从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方国文化的空间分布”，“但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文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统一中央帝国的建立并导致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大规模移民引起各地居民成分的改变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与特质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而以先秦的方国文化来表述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地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性。”[4]由此可见，目前的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时间性要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难免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二、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区域文化的解构及重构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的人群流动，往往不断在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催生出具有不同特质和内涵的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在不断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区域空间不断随之发生变化。诸如秦王朝完成天下一统，“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b]，在此背景下，旧的文化区随着新的行政区的划分被重构。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看，历代统治者在划分行政区域的空间范围时，往往要综合考虑自然的、人文的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和管理。与此同时，“在行政权力充分支配社会生活的古代中国，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j。显然，随着秦灭六国，以方国辖区命名的文化区诸如前文所举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由于人群流动和文化融合，到秦汉以后逐渐被新的地域文化所取代。与此同时，具有更为鲜明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诸如河洛文化、关陇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则分别以新的区域空间和文化特质，培育出中华文化的一支支绚丽多姿的奇葩。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奠定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根基。
和传统的区域文化研究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到文化区
域解构与重构现象，研究特色更为鲜明。如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其植根于河洛文化，肇因于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客家人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客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一批丰厚的成果。徽州地区自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宗族制为基础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并形成和积淀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些徽学研究中心则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以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徽州社会经济史、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研究方向，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三、区域文化研究未来趋势的几点看法
目前的区域文化研究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就目前区域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略陈管见。
（一）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深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而成为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2005年10月，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协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即围绕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方面的新发现、新问题、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巴蜀文明特征、国家与文明起源、城市、青铜器、文字、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新成果。2010年9月由广东省政协、河南省政协和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九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议题涉及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天文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不同的维度，探讨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承传与互动、升华与发展，以进一步挖掘、彰显河洛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时代价值。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目前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同样，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与深化，有赖于加强多科际之间的整合，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二）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研究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以传播的理论来解释文化，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1871年发表以来，便为人类学家所应用。以后，传播学派的先驱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根据历史和地理的事实材料，用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文化的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各族历史有特殊价值，各族间的联系，包括诸如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都能导致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当代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拉策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研究文化关系史的一种方法。2010年6月，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的“2010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不少学者分别就三峡古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的学者指出：“三峡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发生着一些联系。夏商周时期这种联系不断加强。春秋战国时期，三峡地区先后受到楚、秦两地的直接影响，也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国家统一，三峡地区文化被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秦汉文化迅速同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7]有的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峡江地区，存在着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早期遗存、藕塘遗存和玉溪文化四类遗存，这些文化相互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和交流。”[8]由此可见，不少学者更加关注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的研究，这也昭示着未来区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学术趋势。
（三）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