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学研究范例6篇
前言：文有道精心挑选了区域文学研究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一、“区域”概念阐释与区域文化研究基础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构成。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在厘清其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与性质特征基础上认清其文化构成。区域文化形态的生成与构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本土文化积淀、积累、传承与传播的结果；二是区域间和跨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碰撞的结果；三是在主流文化影响下，文化变革、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也通过这三条路径形成其构成，又因其沿边沿海与少数民族地区特点更形成其多样性、复杂性、融合性等构成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广西本土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性。广西考古发掘，发现广西在新旧石器时代都有大量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及其文化遗物、遗址存在，如桂林宝积山洞人、柳州人、桂林甑皮岩人等广西先民遗存以及大石铲文化遗存，这是广西文化之根、本、源。先秦时期，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广西并未有行政意义上的统一性，尽管有百越、骆越、西瓯、岭南等称谓，但未能明确与具体指称广西文化形态。广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后，推动广西文化形态生成发展，但毕竟因其地处偏远与边缘，本土文化发展缓慢，各地区文化存在差异性。当然，也形成文化特色与优势、文化形态多样化、文化构成多元化、文化类型鲜明的本土文化特点。李建平等学者概括为，广西拥有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文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区域类型构成看，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文化，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文化，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文化，以宜州为中心的桂西文化，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文化，以合浦为中心的北部湾文化；从民族文化类型构成看，形成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文化形态，各民族之间既交往交流与文化融合，又存在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呈现出各民族文化鲜明个性与特色；从语言及其方言文化构成看，广西至今都是全国方言富矿区，依托语言构建的文化形态也千差万别，形成彼此不同的方言区域及其方言文化区域；从自然地理风貌构成的文化类型看，江河湖海构成不同的流域文化，如西江文化、红水河文化、漓江文化、北部湾文化等，此外还因山地、湿地、平原、丘陵、森林等自然地理特点构成不同文化形态。二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文化交流与交融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即便是本土文化，本土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对于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广西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及其交流融合也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与包容性特征所在。中原文化对广西文化影响从秦始皇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之后，主要通过行政建制及其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央派遣或贬谪地方官吏、外派守护边疆驻军、人口迁徙、商贸往来、大型水利建筑工程等因素构成。旅桂士人、文人及其人口迁徙的客家人，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并与当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广西政治文化、土官文化、藩王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工艺文化、文学艺术及其各种社会生活文化形态。明清之后，常被中原地区称之为“南蛮”地区的广西，其文化形态与中原文化并无二致，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至晚清时期，粤西文化发展到高峰“，岭西五大家”步桐城派古文余绪，崛起于文坛；临桂词派入主词坛，名震京师，王鹏运、况周颐被称誉为“清季四大词人”。至近现代以来，广西在鸦片战争、帝制、民国建立与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功不可没，对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三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广西区域文化的构成性。与广西毗邻的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域各具有独特鲜明的区域文化特性特征，也都与广西在跨时空、跨区域交往交流中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特征。处于广西与湖南交界节点的桂林，历史上也是广西省府所在地。通过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修筑的兴安灵渠，沟通湘漓水域以及湘江沟通长江水系，漓江沟通珠江水系，从而贯通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并开发翻越五岭的湘桂古道，建立湘桂沟通交流的各种渠道。中原文化及其湘楚文化影响广西，尤其是桂北地区，构成具有湘桂文化融合特征的桂北文化形态。此外，先秦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南面边界绵延至广西荔浦，楚文化影响广西不言而喻。处于桂东的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梧州，古为苍梧地区，粤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广西贺州、玉林等地；桂南沿海的广西合浦，构成现在北海、钦州、防城港三足鼎立的北部湾地区，与广东沿海毗邻，也是粤语区域，粤文化影响至南宁，广西桂东南文化交融特点显而易见。桂西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宜州、河池地区，广西与云南交界的百色地区，桂黔滇区域交往及其文化交流形成广西桂西文化特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广西语言构成大体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以桂柳话为中心覆盖桂北、桂中、桂西地区，为西南官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包括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均属于这一语系；二是以南宁、梧州、北海为中心的桂东、桂南粤语地区，与广东粤语同属这一语系；三是以壮侗语系为中心的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四是广西各地方言与土话。显然，广西语言及其方言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通过语言进行文化交往与交流，形成文化交融与融合的文化构成性形态与特征。
关键词：省属高校；区域经济；对策
一、地方高校与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1、经济领域
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是地方普通高校社会服务的主要领域，也是地方普通高校社会服务的重点和难点。为了进一步拓展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的领域，提升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的层次和效益，地方普通高校必须紧密结合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和地方社会经济需求，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增设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类应用型专业，增加与高新技术相关度较高的专业学科，并加强这些学科专业的建设水平。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有两项重要任务、一大历史使命。两项重要任务是提高高校所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一大历史使命是推动社会各种力量，为消除所在地方城乡居民的贫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2、政治领域
为地方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服务，是地方普通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方面。地方普通高校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的地方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地方普通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素养，对地方社会政治建设具有一定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普通高校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也是为地方社会政治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普通高校要按照时代的要求，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师生的政治理论素养，引导学生适当参加所在地方的有关政治活动。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政治服务，主要是为地方社会的上层建筑服务。在这方面地方普通高校可以发挥理论上的优势，做好理论研究、舆论导向等方面的工作，促使地方社会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和完善地方社会的经济基础。
3、文化领域
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文化服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地方城市文化服务和地方农村文化服务。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城市文化服务，主要是针对地方城市的现代城市文化尚未形成以及地方城市文化品位不高这两个突出问题进行的。地方普通高校在地方现代城市文化的培育、形成及其净化、规范、提升等方面，发挥中坚力量或主导力量，起示范、影响和导向作用。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农村文化服务，主要是针对广大地方农村的现代农村文化意识及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现状，组织地方普通高校广大师生积极地送文化下乡，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广大农民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使农民树立现代农业文化观念，做新时代的新农民。
二、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的形式
地方普通高校社会服务的本质是为地方社会提供智力产品和智力服务。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所提供的智力产品和智力服务，按其性质和形态主要划分为人才培养（培训）、科技服务等内容
1、人才培养（培训）
地方普通高校人才培养培训是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服务的中心内容。地方普通高校为地方社会培养、培训各类高层次实用人才，是地方普通高校与地方社会结合，为地方社会服务，贡献地方社会的最主要的形式和手段。地方普通高校可利用综合优势，举办培养高级复合型人才和交叉学科应用人才的各种培训班、研讨班、讲习班。如与地方联合举办培养主管经济的干部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班；举办各种专业证书班，对从业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使其达到任职资格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水平。岗位培训的范围十分广泛，也是继续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面向各行各业。
2、科技服务
地方经济增长的质量，主要取决于科技的更新与升级。由科学技术在地方社会经济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中的重大作用所决定，科技服务在地方普通高校社会服务的总体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科技服务特别是高层技术、高新技术服务是地方普通高校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应用研究、开发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集中体现。这是地方普通高校以学科专业建设为依托，以应用型科学研究为基础为地方社会服务最重要的形式。科技服务的具体形式可分为技术指导、技术入股、技术转让。
三、地方高校增强社会服务职能对策研究
1、培养社会服务能力
首先，按照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要求，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不断扩展社会服务领域。地方普通高校根据自身的条件、特色，调整学科专业建设，增设本地区需求量大、具有广阔市场的学科专业。其次，面向地方社会经济主战场，开展科学研究，提高社会服务的技术层次和质量。所谓面向经济主战场，主要是面向地方社会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结合其生产领域的技术难题、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不断提高为地方社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服务的能力、层次和水平、科研课题的选择，要最大限度地与地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相一致。最后，加强基地、实体建设。实习、实验、研发基地是地方普通高校与地方社会实质性合作的重要载体和依托。
2、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联系
地方普通高校与本地方政府及其各厅局、部门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地方政府作为管理者对地方普通高校具有调控、监督权。地方普通高校有责任有义务为本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技术和智力支持。地方普通高校应主动地与本地方政府联系、全面接触社会，充分发挥“地方优势”，为学校自身的发展争取必要的条件和获取最大的支持。所以地方普通高校在社会服务方面，要积极并善于争取政府的支持。政府支持包括市、县、乡（镇）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是市政府的支持。要取得政府的支持，地方普通高校要积极为市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积极参与市政府所抓的重要工作；加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力度，在科教兴市中发挥带头、骨干作用。同时，地方普通高校要和本地方的中小企业加强联系，建成长期合作关系。高校可以通过科技服务、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企业解决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企业为高校提供实践机会，使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通过高校和企业的合作，一方面可以加强企业对地方普通高校的信任，另一方面高校又可以发现本地方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调整专业和人才结构，使二者相互促进发展。
3、立足地方特色、致力于就业工作
一方面、依靠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地方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去服务；另一方面，各高校要积极配合，动员并支持大学生到基层去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此外，当前一些地区实行的保留城市户口，选调优秀大学生到基层锻炼的折中方法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新思路。它一方面解除了青年大学生“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顾虑，另一方面又给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下基层锻炼”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网络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语文教学的生态，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已经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走势。但目前对此的研究大多视角单一，实践经验层面居多，缺乏量性统计，且态势不清晰。为此，对常态下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进行调查研究，可以把握其态势发展及差异特点，为我们提供语文教学的一种坐标与指向，促进语文教育水平的提高。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过程
（一）研究内容
研究主要包括编制网络教学使用、网络能力、网络教学作用和教学观念量表，了解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的体认和收获，对比不同类型语文教师的差异；研究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的影响机制，探讨促进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发展的要素。
（二）研究工具的编制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所采用的问卷为自编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个人背景情况和网络教学使用、网络能力、网络教学作用和教学观念四个量表。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计分法。从下表可知，各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70—0.924之间（见表1），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项目间有良好的一致性，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我们使用spss19.0软件对每个子量表分别进行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正交旋转，分析结果、因子命名和调查内容如表1所示。
（三）调查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在选取35所中小学的语文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涵盖厦门地区六个区不同类别、区域、学段的学校，共发放问卷调查表200份，回收问卷表192份，获得有效问卷表190份，回收率为96%，有效率为95%。
为研究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走向和影响机制，我们将研究对象分成优秀教师组和对照组。优秀教师指的是经逐级考核、选拔、评选和培训，获得特级教师、省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称号，和获得省、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前五名的语文教师；其他教师则归入对照组。在190份有效问卷中，优秀语文教师组为111份，对照组为79份。
在正式问卷调查前，我们组织了8位教师进行了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的“团队焦点访谈”。
二、研究结果
（一）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整体态势
我们对每个子量表的因子分别进行了整体平均值、优秀教师组平均值和对照教师组平均值的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2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在教学教研、评估互动、家校联系、知识更新、初级软件运用认知和能力、高级软件运用认知、网络的积极作用、教师主导观、学生主体观、学习观和媒介观上，平均水平均高于3.0，其中有36%高于4.0，这表明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总体呈现正面价值取向、态势良好，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具有较好的体认和收获。
在量表1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教学中知识更新的平均得分为4.67，这充分表明在教学中运用网络，下载或学习别人的课件、教案和论文，更新或拓展本学科知识已成为必需。从评估互动、家校联系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47分、3.75分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信息技术纪录、分析和评估学生学习过程及结果已成常态，看到网络工具已成为教师之间、师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手段。在教学教研方面，平均得分为3.28分，表明语文教师在通过计算机或网络设计相关的活动让学生参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或学习动机，思考如何利用网络提高教学科研能力等方面，正在积极探索、实践。对照教师组教学教研的均分明显低于优秀教师组，表明优秀的语文教师更侧重借力于教学与教研。
在量表2中，语文教师的初级软件运用认知与运用能力分别为4.42分、3.76分，高级软件运用认知与运用能力分别为3.49分、2.36分，前者均分高于后者，这符合人的认知规律，也表明语文教师在软件运用上整体水平居中，但在高级软件运用能力上还有提升的空间。
在量表3中，教学中网络的积极作用的平均得分为3.62分，消极作用的平均得分为2.86分，表明语文教师在看待教学中运用网络的问题上，既有辩证的眼光，又有学科的视角。
至于教师主导观、学生主体观平均分分别为4.28分、4.59分，则清晰地表明了语文教师具有积极的语文教育思想，在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考虑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和逻辑推理，鼓励学生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共识，并演绎于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学习观3.43的平均分，表明在教学中还是十分重视学生知识的掌握和积累。媒介观3.98的平均分，表明在教学中会较多地使用多种媒介，以达到教学更有效率的目的。
（二）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走向
对优秀组和对照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两组在所有因子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优秀组教师在高级软件运用认知、网络对教学的积极作用、教师主导观、学生主体观和媒介观得分上显著高于对照组教师（ps<0.01）。这表明：1.优秀组教师更重视各类软件和电子白板等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更能体认到网络环境对改善教学氛围，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师生、生生的互动交流，以及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等高层次思维的积极价值意义；2.优秀组教师更关注本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更注重提高学生对母语价值与意义的认知水平，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积极探讨解决问题，在不断更新教学观上更为主动；3.优秀组教师更注重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注重“授之以渔”，积极探讨使用多种媒介提高教学效益，尤其是在以学生为主体，鼓励、促进学生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上，优秀组教师的认知与教学行为都比对照组教师胜出一筹。
除了两组教师在量表上的差别之外，我们还发现，优秀组教师在网络环境与自身工作的关系度以及计算机或网络方面培训的必要性两道题目上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教师（ps<0.05）。78.4%的优秀组教师认为计算机或网络能力与语文教学十分相关，57.7%的认为计算机或网络方面的培训十分有必要；而对照组教师分别只有64.6%、35.4%。这表明优秀组教师更加认可语文教学与网络视域有着密切的发展关系，更注重计算机或网络方面的相关培训，以弥补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更好地服务于语文教学实践。
三、结论与反思
（一）网络环境积极改变着语文教学的生态，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具有较好的体认和收获
教育领域十分重视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普及与运用，网络学习、网络交流、网络共享等已成常态，网络教研、网络课堂正在兴起，语文教学自然无法完全游离于网络环境之外，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总体呈现出的正面价值取向是大环境使然。
其次，相对于基础教育的其他学科而言，语文教学更需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踏着时代的旋律前行；更需拓展知识视野，更新教学观念，以满足信息时代学生成长的需求。然而，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单一，资讯有限，视野有限，发展速度缓慢。网络环境下，语文教学视野开阔，链接丰富，教学理念转变加速，交流互动活跃，教学手段多样，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得以最大化地演绎，语文教学生态得以积极改变。这种态势，更是学科特点与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
（二）实证研究表明，高级软件运用认知、网络对教学积极作用的认知、教师主导观、学生主体观、媒介观、网络环境与语文教学的关系度、计算机或网络方面培训等7个要素，是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走向的重要推力。
第一，问卷调查和“团队焦点访谈”告知我们，优秀的语文教师更能感受到网络环境的价值，他们比普通教师更懂得充分利用网络来服务于语文教学。
首先，优秀语文教师更易踏准时展的节拍，能够充分意识到网络的发展势必改变着语文教学的生态。他们在网络环境下促进了师生交流，改善了教学氛围，并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益，促进了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促进了学生发展高层次思维（如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能力。教学实践的感悟又让优秀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网络态势认知有了飞跃。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一般语文教师这个双向互动过程相对会较长。
其次，优秀语文教师普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使用多种媒介材料进行教学会更有效率，因而会尽可能使用多种媒介材料进行教学。许多优秀语文教师更乐于开展语文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诸如专题人物探究、聆听大自然的脉动、寻访“我的父老乡亲”、中国戏剧欣赏等等，就是源于他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和利用网络平台来服务语文教学的意识行为。
第二，在网络视域下积极演绎先进的教师主导观、学生主体观，牵引着语文教学的态势。
先进的教学理念是要在教学行为、教学途径中演绎、落实的。多元的教学途径、丰富的教学手段更有助于实现先进的教学理念。网络平台为多元的教学途径、多样的教学手段、丰富的情景设置、学生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平台，语文教学只要演绎了教师主导观、学生主体观，网络平台就更有利于牵引语文教学创造一个环境让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有利于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借助网络自己找出问题的答案，尽力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文字感悟；有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教学方式和内容，更贴近于学生的实际。
第三，计算机或网络方面的培训，夯实了语文教学的基础。
调查表明，优秀语文教师普遍认为计算机或网络方面的培训十分必要，他们比一般语文教师更积极主动参加各种计算机或网络方面培训。培训不仅提高了他们计算机或网络运用的能力，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网络平台对语文教学的促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他们教学观念的转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回应呼声，优化语文学科培训模式
调查显示，优化语文学科培训模式有两个向度：一是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诸如电子白板的使用、高级软件运用能力的提高、资源平台的高效运用、云课程研究等等；一是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有机融合，诸如语文教学高效地运用课件、语文探究课网络课件的使用、语文学习多元评价、课堂教学情境的设计、促进学生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语文综合活动的开展等等。只有将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有机融合，凸显学科特点，结合语文教学实践，培训才会有实效性，由此才能不断激发语文教学的生机，牵引语文教学的态势。
（二）迎接挑战，激发语文教学生态活力
网络已成为时展的一个标志，它不仅给语文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和灵活性，而且也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挑战。迎接、适应这种挑战，是语文教学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调查发现两组语文教师在“网络对教学积极作用的认知”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并且优秀组均分高于对照组，表明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才能激发语文教学生态活力。因为迎接挑战，激发活力，能使语文教学的网络视域态势具有引发、定向和维持的作用。由于在网络环境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与其专业发展动机呈显著正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兴趣与需求、外部环境的鼓励与期待、拓展社会性关系的需求三个方面，来提升语文教师网络环境下的自我效能感，激发语文教学的生态活力。
（三）创建学习共同体，牵引语文教学态势走向
区域地理教学中常常会出现孤立地讲述位置、地形、气候、经济等等地理要素，罗列事物、堆砌地名的现 象。这种忽略地理事物之间的综合联系，不重视认识地理原理和规律的“八股”式教学，是很难发展学生智力 、培养学生能力的。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尝试了在区域地理教学中，突出主导因素和区域特征、揭示各地理 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人地关系结构网络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一、指导思想和依据原理
首先，心理学表明：人对知识的记忆和掌握是通过将知识信息加以组织与编码储存在大脑中，待需要时提 取的。这些信息越有序，越能表现各种各样的联系和线索，就越利于储存和提取。正如布鲁纳指出的那样：“ 除非把一件件事情放进构造得好的模型里面，否则很快就会忘记”。因此，在区域地理教学中，注重各区域地 理事象间的内在联系，建立整体的知识结构和网络，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意义学习，是符合人的认识 过程和思维规律的。
第二，按照哲学的观点，任何事物的诸矛盾中都有起决定因素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 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一个地区，尽管地理事物和现象浩繁复杂，但总有最具代表性和起关键作用的主导因素和 共同特征，抓住这一主导因素和区域特征，就能使教学提纲挈领，化繁为简，优化教学过程。
第三，就地理学科的突出特点——区域性和综合性而言，任何地区都存在着各地理要素间的相互联系、相 互制约和相互渗透，构成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同时各个地区又存在着区域分异，从而形成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这些都使我们能够将看似零散的内容贯穿起来，找到它们之间或鲜明或隐含的内在联系。
第四，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区域地理教学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传授地理知识，而是要让学生运用地理 基础知识和原理，分析、解决区域地理问题。为此，就要从区域条件、问题、区域发展方向、策略这一新的视 角重新构组教学内容框架，建立一个人地关系的结构体系。
二、操作方法和教学要点
1.教材处理和教学内容设计
(1)抓住主导因素，突出区域特征
一般情况下一个区域的特征是以这个区域的自然环境作为基础的。故而往往从这里入手，按照各地理要素 间的逻辑关系，在区域的各个特征中，找出最具本质（即其他特征是由此而引发）的和最具特色（即区别于其 他地区）的主要区域特征，并以此追寻出主导因素。如西北地区：教材是由“干旱为主的自然特征”、“我国 重要的畜牧业基地”、“灌溉农业”、“地下宝藏”和“主要交通路线”五部分组成的。按照自然特征对农牧 业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分析，“气候干旱”应是本区最突出的区域特征，“深居内陆”是形成区域特征的主导因 素。
(2)理清知识联系，形成知识体系
明确了区域的主导因素和区域特征后，就要按照区域地理的综合性，找出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间、经济地 理各生产部门间以及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个相关的知识系列。
如：《巴西》一章是以“热”和“大”为主导因素和区域特征，形成了亚马孙平原和巴西高原两条主线， 将地形、气候、水文、植被、资源、环境破坏、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分布等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3)贯穿人地关系，建立网络结构
一个区域不论地理事物多么繁多、内部联系多么复杂，但都离不开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类活动的 结构体系。这正是新教材教学原则、指导思想和教学内容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域地理结构教学的主体核心。因 此要围绕人地关系这个主题，将知识系列与知识系列归类连网，找出知识间的横向联系，建立环境—资源—人 类活动的教学结构。仍以巴西为例，将上述内容横向归纳，就会清晰地表现出这一结构体系。
2.教法选择和教学过程要求
(1)提供直观、形象的感性材料
首先要以充实的地理事实材料为依据，使地理知识“理”性的认识建立在足够丰富的感性知识基础之上。 为此要充分运用文字、数据、表格、图象等资料，以及投影、录像、电脑动画等先进的教学手段。
(2)设置层层递进的课堂提问
区域地理知识点、线、网的建立，实际上是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三个步骤，这里还必须有教师启发引导的 连续性问题。它是控制学生思路，训练逻辑思维，调动学生参与的极重要环节。问题的设置应将整体教学内容 串联，环环相扣、层层剖析、步步深入；问题的切入既可由基本点出发，推衍出相关的知识，也可以逆向联系 ，追本溯源。
总之，丰富的资料与精心的设问，往往前后呼应，相辅相成，使学生形成一种在地理事实基础上的感知、 理解、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式学习。如：青藏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及影响下的农业生产，就是通过一系列资料 与问题逐步得出的。
(3)实施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区域地理丰富的内容还决定教学方法的多样和课堂活动形式的不同，其中尤以学生的动脑、动手、动口能 力的训练和培养最为重要，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区域位置和地理事 物的分布应进行读图填图的训练；分析综合地理事物特征和成因可采用分组讨论；探讨区域发展的方向、途径 可进行“地方官”角色的扮演等等。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学习过程中获取知识 、增长能力、树立观念。
(4)教给学生地理思维的方法
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将知识整理归类，纳入他们已有的知识系统的过程。这个原有的知识系统就是 地理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即只有懂“理”才能晓“地”。因此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 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建立起地理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使学生能够运用知识结构去分析解 决问题。
(5)采用纲要信号的板书结构
这种板书一般可分为文字框架式和图象符号式两种。前面谈到的巴西属于前者，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图示 的中国农业，是以图像符号表明我国三大农业区的自然条件、经营方式、作物种类、优良畜种等方面的知识， 是在学习完中国分区地理后复习中使用的。课堂上边复习边画，形象直观、高度概括，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
(6)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素质教育
前面已经谈及，学习区域地理不仅是掌握区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环境观、人 口观，懂得协调区域持续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因此每学习一个区域，都要以人地关系为中心线索 ，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认识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分析人口、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是否协调，评价 人类活动是否合理，注意从中借鉴有益经验和失败教训，探讨促进区域发展的措施和途径。
三、教学意义与优势
实施上述区域地理人地关系结构教学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2.利于学生能力的训练和提高。人地关系的结构教学贯穿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通过查阅整理资料、建立 点线网的知识结构，使学生提高了观察能力、利用图表的技能和分析、归纳、综合、概括等罗辑思维能力以及 独立探索知识的能力。
3.加强学生素质的培养和陶冶。人地关系的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结构网络的建立，使学生自始至终受到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资源、人口、环境观的教育。通过评价、分析区域问题和发展途径，更能 使学生从小树立人与环境相互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信念。
4.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新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
5.提高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区域地理知识的系统、简化，板书的条理、精炼，使学生理解得快，记忆得牢 ，同时也使教学时间大大缩短，而知识容量和深度却大大增加，明显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率。教学时间一般可 缩短到原来的2/3甚至1/2。实验班的学生平均成绩由70分左右提高到80分以上。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合作；文献检索；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85-04
当前，困扰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要难题是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明确，但中间过程如何展开是研究者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步入21世纪之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区域经济运行与调控机制、区域政策、经济布局与规划、发展战略、区域合作组织形式等方面，经历了由均衡到不均衡，由建立相对完整的地区经济体系到区域合理分工的转变。［1］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力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路径，对京津冀区域的合作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研究方法概述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89―2009年以来的篇名中含有“京津冀”的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发现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有关规律，为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提供参考。文献篇名作为文献内容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检索时间为2011年9月，共检索到文献586篇（以“关键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共检索到文献806篇）。通过对检索出的文献逐一进行核实，去除了医学、气象学、地质学、新闻报道、访谈录、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文献，保证查准率，共检索出有效论文510篇，作为本文研究分析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基础。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献的诸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和研究文献情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
二、分类与计量方法
（一）文献数量与时间分布
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89―1993年，每年只有2篇，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京津冀区域研究的起步期。1994―1996年，3年的时间文献达到了47篇，达到了京津冀区域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98―2001年，处于研究的谷底。2002年发表文章20篇，出现了第二次高峰，自2002年以后开始稳步增长，2002―2009年共有文献442篇，占文献总量的87%，由此可以判断自2002年以后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入了活跃期。分析其原因，京津冀区域研究的变动与该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对该地区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2］
（二）文献的期刊分布
统计的510篇文献，分别刊登在135种期刊上，经济、管理类期刊73种，占期刊总数的54.07%；大学学报13种，占总数的9.62%。在这135种期刊中，发文13篇以上的期刊有8种，占期刊总数的5.93%。其中北大图书馆2004版中文核心期刊共有4种：望、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城市发展研究和河北学刊共发表文章47篇，占文献总数的9.21%。将1989―2009年各类期刊按发表文章递减的顺序排序，结果可用布拉德福定律进行分析。布拉德福定律的描述为：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专业论文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则可分出一个核心区和相继的几个领域，每区刊载的论文量相等，此时核心期刊和相继区域期刊数量成1：n：n2的关系，按照布拉德福所分析的数据来说，常数约是3，这一验证结果符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其中第一区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核心”期刊，占文献总数的32.35%。［3］
（三）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类型统计分析
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机关关注和开展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程度。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作者分属128个机构。通过对居前12名的作者机构发表文献的时间统计，可以看出，河北经贸大学、南开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学院、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是早期的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为政府研究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和其他类。根据统计情况，发表京津冀合作研究文献的政府研究机构为43个，科研院所为12个，高校为38个，其他类为20个。其中最多的是高校共169篇，占文献总数的33.13%；第二位是政府研究机构占文献总数的22.94%，第三位科研院所93篇文章占文献总数的18.23%。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说明科研院所和企业还没有真正投入到区域合作的研究之内，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目前京津冀区域没有真正的产业合作或者叫企业技术合作；没有产业技术联盟，而这个领域正是本文今后要研究的动力所在。［4］
（四）研究主题分布
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范围很广，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涉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文献最多49篇，占文献总数的9.61%；涉及产业运行机制的27篇，占文献总数的5.29%；涉及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26篇，占文献总数的5.09%；涉及产业结构优化的12篇，占文献总数的2.35%；涉及交通一体化的4篇，占文献总数的0.78%；涉及政府作用的6篇，占文献总数的1.18%；涉及和其他经济圈比较的13篇，占文献总数的2.55%；涉及区域创新的7篇，占文献总数的1.37%。
三、研究主题分析
纵观20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京津冀合作的研究涉及的面很广，重点研究领域涵盖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产业运行机制、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京津冀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和京津冀区域创新系统研究。［5］
（一）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唐茂华2005）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必然手段和最优选择。欧盟就是成功的范例。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双核心”作用，通过区域政府联合引导，实现区域联动，形成城市网络，产业集群和要素自由流动平台的发展格局。［6］在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李惠茹，李敏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在于能够使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和自由使用。从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尽快构建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阶段。
（二）区域合作机制
深化服务――促进京津冀核心经济区的发展与合作（周绍熹 2005）中认为区域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有关专家纷纷出谋划策，先有“大北京”的思路，后有“首都经济圈”的提法，但是多边和区域内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北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探讨（罗静 2006）中指出京津冀北区域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地区。其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非常难以解决的突出难点和问题，必须策划新的发展思路，采取战略性举措，才有可能使这一区域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7］在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的对策研究（戴宏伟，陈永国，赵中其2006）中指出“十一五”期间，为促进区域内市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着力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三方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切实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
（四）与其他经济圈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之比较（徐长山，任立新2004）中指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国内最有活力的三个经济圈，但京津冀经济圈明显滞后于后两个经济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者试图从三个经济圈的比较入手，探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更好地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追赶上另外两个区域的发展。
（五）产业结构优化
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邓丽姝2005）中指出京津冀经济圈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 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是创造国民经济财富的中坚力量；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纽带。因此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在区域产业系统的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首要研究对象。京津冀三地将自身制造业的发展置于经济圈整体环境中，就会取得共赢的效果。［8］在京津冀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叶卫平2006）中则认为区域内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它包括了几个方面的创新：区域政绩评价体制的创新，区域财税体制的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
（六）区域创新系统
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胡宝民，魏进平，李子彪2005）中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特殊性、合作基础、紧迫性和现存问题，并在区域创新理论的构架上，提出了建立京津冀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想和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对策建议。［9］
（七）政府功能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张可云2004）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之一，作者认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首先要完善区域管理制度；京津冀经济圈企业主导型企业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冲突，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10］
（八）交通一体化
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肖昭升2005）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在建设京津间快速通道――推进京津冀城市圈一体化进程（孙增印，李惠杰，邹南昌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交通网络关系极为密切，都市圈内的交通网络应该能满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城市之间的需求，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京津冀都市圈交通网络规划。
四、总结与展望
根据1989―2009年20年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如下：1.从文献数量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自1986年由《河北学刊》首发后，此后呈现出折线上升的态势，自2002年以后到现在正处于研究的活跃期，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从载文期刊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在重点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经济类、理论研究类和交叉学科类等期刊上，说明该类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提高。3.从文献作者所属机构来看，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这是目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缺少动力和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4.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题来看，重点涵盖了经济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机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的功能作用、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为止，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很多，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传统发展模式的角度所进行的，所依照的框架也是传统的区域竞争力分析框架。对京津冀区域合作问题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层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定量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在企业协作等重要问题上，还缺乏一套真正适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的机制和模式。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京津冀区域合作创新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研究，缺乏对产业技术与创新方面的深入研究，从前沿性和战略性的角度出发，京津冀区域创新理论研究的视野还有待拓宽，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1］刘丹丹，孙文生.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现状及发展对策［J］.商业时代，2006（10）.
［2］唐茂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5）.
［3］韩士元，唐茂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4）.
［4］李惠茹，李敏.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3）.
［5］陈金城，赵海英，黄朝文.理想与现实――探析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J］.决策咨询，2002（11）.
［6］王亭亭.京津冀一体化的路该怎么走［J］.领导之友，2003（1）.
［7］肖昭升.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5（8）.
［8］戴宏伟，陈永国，赵中其.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的对策研究［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地域研究（ちいきけんきゅう）”是一个日语词汇，乃是英语“area studies”一词的日译。作为“area studies”的中译，则一般使用的是“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这两种说法。大致说来，前者是指对某一个地区的研究，而后者则适用于对某一个国家的研究。但在文中，为了与日语的“地域研究”一词相照应，在针对日本这一国别的研究时，笔者还是使用了“区域研究”这一说法。从广义上说，所谓的“area studies”原本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在193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论研究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地理学上的区域研究，开始谋求一种基于国际性视野的关于某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的具体而专门的情报研究。这种与国际关系论处于互补关系的区域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冷战为背景，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密西根大学的日本研究所为代表，很多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区域研究机构。从那以后到今天，以多学科研究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在各发达国家里非常盛行，旨在认识某个区域或国家的“特殊性”侧面，构筑起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论和国际关系论。因此，“区域研究”可以说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一边关注各地区的共时性，一边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来考察该区域的特色，从而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开展广泛研究的学术领域。
毋庸置疑，在中国进行的日本研究就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国别研究。据南开大学2009年针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会、主要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进行调查的结果，全国共有385所大学开设了日语系或日语专业，研究机构数为100家，专门的研究人员为1 040人左右[1]4。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各国日本研究的最前沿地带。中国日本研究的持续发展无疑得益于中国日语教育机构和日语学习者的迅猛增长，以及伴随着日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日本研究者人数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日本研究之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日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往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的研究。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学习和研究欧美的窗口或捷径的手段论已经宣告结束，而更多是把日本作为走出了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研究，在同欧美模式的横向比较中来关注日本模式的的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大量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丛书》、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中日文化研究文库》、北京大学王晓秋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丛书》和《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等都是近年来日本研究的优秀成果，被认为“其总量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这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大步前进的标志”[1]9。
与此同时，人们对日本研究现状表示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比如鲁东理在《中国日本研究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一文中指出：“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地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谈得头头是道，甚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但是让人们说出中国人创作的关于日本的文艺作品和著作却很难有统一意见，甚至于没有佳作可以作为谈资。……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落后于美国的日本研究。《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说明中国人无力取代，认知落后，而当年的日本已不是现在的日本，《菊与刀》不可能解读和解决许多新问题。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日本研究书籍，中国人的作品却影响不大”[2]。
此文代表了学界一种较为普遍性的危机感和焦灼感，即国内的日本研究缺乏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尽管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原因：（1）由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大多分为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来分别进行，尽管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整体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所以对日本的整体形象缺乏有效而完整的把握。换言之，在日本研究的各个学科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跨学科研究，从而妨碍了对日本的全面研究；（2）由于各个传统学科偏向于基础性研究，不太关注与现实的关联性，导致与现实的脱节现象，从而遭到边缘化，无法参与到日本整体现象的构筑中；（3）而从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论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日本研究，又由于只专注于国际问题和现实政策，缺乏传统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视野，而成为一时性的应景研究或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在中国提倡“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所谓的区域研究乃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诸课题的综合性学科。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尽管承认因以现实世界为对象而带来的各种制约，但同时又致力于超越这种制约的研究。换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日本研究既要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但同时又必须超越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说要强调区域研究的学术性，使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成为一种即使作为学术领域也足已成立的日本研究，即日本学。学者徒温曾著文指出：“国别学有别于国别研究。地区学（如果有的话） 也不同于地区研究。区别在于二者研究的重点不同。国别学和地区学， 侧重于对国别和地区的文史哲方面（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习俗等） 进行系统的经典式研究。国别学和地区学为独立学科， 不属于政治学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3]。 显然，徒温先生是把区域研究和地区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来划分的，这也代表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对区域研究的固定观念。按照这种观念，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与日本学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现实性，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传统学科的基础研究。而笔者认为，正是这两者过分清晰的划界导致了如今国别研究中的局限性。而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必须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学术独立和自律，强调国际关系论与传统学科的融合和互补，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局面。而“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提倡的就是将日本研究作为一门关注现实性并超越现实性的、具有学术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崭新学科。（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