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管理学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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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赋予校园设施硬件以生命
硬件在这里是指学校的设备设施。学校要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的教育优势，让高尚文化体现到校容校貌上，让学校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处建筑都会“说话”，成为学校的教育之源。如学校的校门有文化感，学校的教室有育人感。在教学楼内有天井，植树种花，搭建葡萄架，增设拉近人的心理距离的半圆形条凳，摆上石板棋盘，修建数字化小道，并将名人名言融入其中，成为温馨的“敏行园”。在教室、办公室的门上张贴经过筛选、增加内容简介且放大后的图书封面，既美化了校园，又为师生提供了新书初读的机会，同时激发了师生借阅新书的欲望。学生享受轻松惬意的读书与休闲时光的同时，也受到教育的熏陶。
2．赋予校园文化软件以灵魂
软件在这里是指一所学校的管理。我认为在学校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首先要确定好独具个性、特色鲜明办学理念。用理念指导学校办学，用理念做强学校特色，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空间。我校就确定了“享受教育，夯实健康人生基础”的办学理念。“享受教育”是一种情怀，一种态度，一种核心价值观，“为人的成长奠基”是学校的育人目标。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一种感恩和创新的朴素情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享受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感恩前人、报效当今的情怀激发而生，前人的智慧和教训又是师生不断创新的基础，正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二是一种独到视角下的苦乐观。享受教育的“享受”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超越职业感和任务感而共同形成的工作学习的愉悦，让师生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体会一种快乐和愉悦，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追求和精神满足。三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修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将教育活动看成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教与学超越了功利成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展示着崇高的人生境界。
3．赋予学校潜件以活力
潜件，本是计算机专业语言。在这里借用潜件的本义引申为通过学校硬件和软件的有机结合，创建学校的特色或者品牌。这里的潜件，就是打造学校的特色或者品牌。特别是布心小学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追求个性化办学，进而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要想达到个性化需要艰苦的历程，更需要拥有学校特色。追求学校特色是现代学校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也是学校文化的一种体现。实施素质教育应把特色建设作为突破口。要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要开发专题学习网站，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教师要运用教育博客，拓宽教育沟通渠道；要强化管理信息功能，提升学校办学效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就像空气一样存在于组织之中。它的存在，远胜于有形的规范。师生的行为不可能全部用文字规范下来，只有依靠文化的力量才能实现。在制度鞭长莫及的地方，价值观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以校园文化建设促管理机制创新
1．管理任务职能化
学校根据管理的职能重新整合管理机构，变成教育创新中心、教研指导中心、质量监控中心、人力资源中心、安全管理中心和后勤服务中心。六大中心主任采取竞聘上岗，中心成员则由主任聘选。各中心既各司其职，又互相合作，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效率，形成了一支精诚团结、友好合作的领导团队。
2．管理重心扁平化
管理不是校长一个人的事情，大部分事情应由下面的中层和教师完成。管理权力要下放，让教师做事有积极性。一是年级教研组长是管理的重要组织。由年级组长开展学校的各项活动，整合各种资源。二是实行岗位责任小循环，促使教师快速成长；三是实行基本合格线。在教学质量的评价中，重视合格率、增长率和优秀率。要做到所有的学生达到合格以上。校长把管理的中心下移以后，事情做得更好了，工作也更有效率了。
3．教师发展个性化
这就是以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来突出学校的办学形象，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是学校最硬的软件。一是成立校级工作室，以课题为抓手，激励教师的专业成长。二是帮助教师总结成果，召开以教师名命名的研讨会。通过抓好教科研，根据每个教师的特点，提出教师发展计划，促进教师的发展与成长。
4．家校合作常态化
一是建立小学家长委员会。家长以竞选的方式成立班级、年级、校级三级家长委员会，校级的家长委员会还成立了课程参与、监督管理、义工活动、联络宣传等4个小组，发挥着促进、监督、参与和桥梁的作用。二是成立家长学校。苏霍姆林斯基说：“每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在教育并检验自己的人格。”这说明家长对孩子的影响甚至比教师对孩子的教育作用更大。要想把孩子培养成才，首先要培养合格的家长。作为学校，为家长提供科学正确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法是管理者始终不变的目标。学校还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家长学校规章制度，如《布心小学家长学校章程》、《家长学校管理制度》等。我校积极组建家长学校讲师团，包括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校长、老师，有家长代表，还有社会的家庭教育志愿者，如派出所民警、交警大队的警官、退休的干部、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等。三是依托网络，创新家庭教育的指导形式。学校搭建“布小心苑”网站———基于网络的家庭教育指导平台。各个学校都非常重视家长学校工作，在家长学校的举办形式多为面授讲座形式为主，面授的优势是普及面广，但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一学期集体的面授只能是一两次；因为时间有限，内容相对局限，主要关注的是学生共性的问题，很难顾及到对一些特殊学生、特殊问题的辅导。针对这种情形，布心小学以信息化特色为依托，充分运用网络优势，将家长学校的触角，延伸到每个家庭，建立了“布小心苑”网站，整合优秀教育资源，突破时空交流界限，为学生家长打造家庭教育指导的平台。向广大家长、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关于提高自身和孩子心理健康水平的方法和策略；通过留言本和论坛社区与家长、孩子进行交流，为他们解答一些困惑；并带动广大家长和教师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目前“布小心苑”网站点击率已超过840多万次，针对性地编写了深圳市唯一的小学心理课教案。
论文关键字：经验管理；行政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
为了应对新世纪给教育带来的挑战，学校实践主体尤其是校长应与时俱进，理解文化管理的深刻内涵，在实践中积极建构特色学校文化，走文化管理之路。有学者曾说，一流的学校靠文化管理，二流的学校靠制度管理，三流的学校靠权力管理。在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学校文化对管理的作用日渐明显，文化管理是学校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趋势。
一、文化管理是学校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然
我国传说中的学校产生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经过夏商两代，学校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呈现制度化的雏形。到西周便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校管理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儒家私学、墨家私学以及齐国的稷下学宫之后，学校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很多研究者认为，学校管理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并逐步走向文化管理。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学校，在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采用的都是以制度建设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从1995年5月，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之后，学校逐渐走上了“科学管理”的道路。学校的科学管理突出表现在：在管理手段上，计算机以及多媒体等先进技术的引入；在管理方法上，以反映教育规律和管理规律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科学管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许多教育学、管理学及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为学校管理者从深层次解决问题、作出决策提供了依据。
科学管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学校的科学管理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操作，是建立在数理逻辑分析的基础上的一种管理形态。它过分依赖定量分析，习惯用数字来说明学校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不仅不利于做出宏观教育决策、管理决策，也无法对人的情感、意志、价值观等非理性型因素进行分析。另外，在学校管理过程中还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因素，而科学管理应用的数学模型却常常需要常量，这就使得科学管理在新世纪学校中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科学管理助长了学校之间升学率、就业率以及数量等的攀比之风。为此，1999年6月，我国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我国全面实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些决策或许就是对学校科学管理妨碍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消极因素的扬弃，也是对学校文化管理的一种呼唤。
学校在采用科学管理之前的行政管理模式，主要是用制度约束人。制度虽然使学校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将职权责的统一起来，提高了管理的效率。但是，它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有些决策合情合理但未必合法，只要政府文件、规章制度中没有规定的都是不合法的，缺乏权变性、灵活性；第二，行政管理依附于“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结构，上下层为领导与服从的垂直关系，带有极大的强制性。如果管理者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则容易造成“唯意志论”，形成“官本位”的思想，将“法治”异化为“人治”。如果管理层次过多还会导致关系复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造成管理内耗，管理效率也会大大降低；第三，学校制度管理具有很大的滞后性，缺乏前瞻性以及对未来的预见性，总是新情况发生了之后才考虑建立新的规章制度，甚至发生了之后还没有及时制定可行的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对于学校管理来说，还存在诸多问题：重理论轻实践，重考试轻素质，课程设置实用性不强等。为了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真正使我们的教育做到以人为本，学校必须要走文化管理之路，这是新时期的学校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二、学校文化管理的内涵分析
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软实力”，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对师生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因此，“把文化作为学校和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越来越激发了人们的更大兴趣。”学校文化也是一种管理理论，是一种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攻心术”，通过对人的思想施加影响来实现对人行为的根本约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来思考管理问题，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管路思想和管理框架——文化管理。在80年代末，受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经济人”假设逐渐脱离实际，科学管理逐步走向末落，企业便掀起了寻求新的更先进的文化管理模式的浪潮。受企业文化管理的影响，许多学校也开始着手建构文化管理模式。
学校文化管理不是对以前的管理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一种创新。“理性的科学管理和非理性的文化管理是管理科学发展的两个维度。”学校由科学管理走向文化管理是学校管理理论的巨大飞跃，从此，学校管理的重心由物的因素转向人的因素。文化管理突破了纯理性的管理理论框架，重视人的情感、意志、价值观等人的非理性因素，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文化管理以先进的，有特色的学校文化为基石，从文化的角度对管理理论进行审视、完善，使学校管理更富有人情味和文化意蕴。每所学校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学校文化管理无异于提供一种管理模式，从而使得学校管理向着多样化、个性化、本土化方向发展。这种管理理论注重领导方式的转变，干群关系、师生关系的和谐，旨在营造一种公平合理的竞争氛围，在良性竞争中培养成员的团队合作意识。概括起来，学校文化管理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始终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
“以人为本”是文化管理的核心。经验管理靠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抹杀人性；制度管理只注重人的理性因素和管理中的“硬要素”，带有强制性，人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科学管理过分注重量化，无法对人的非理性因素作出分析。在文化管理中，人是管理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人。
学校管理的对象主要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识结构并且有着丰富思想的人，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文化管理必须要以“文化人”的人性假设为前提。在学校的运行过程中，学校的规划需要人，制定决策需要人，决策的执行以及经费的分配同样需要人，人是学校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文化管理始终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崇尚“管理即服务”的管理哲学，树立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文化留人的人才观。
随着教育工作者待遇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温饱问题已逐渐解决。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他们的需要将会不断升级，最终追求的是人生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文化管理，旨在提供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为教师的“自我实现”积极创造条件；旨在营造宽松和谐的育人环境，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理想的实现提供自由的空问。
(二)重视管理中的“软要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管理是一种“硬管理”，只注重管理中硬要素，如战略、结构、政策等。文化管理注重软、硬要素的结合，倾向于管理中的“软要素”，如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规范、管理艺术等，因此，它对复杂的校内、校外环境具有很大的适应性。
在文化管理中，人是管理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文化管理尊重人、依靠人、信任人、关心人、发展人，注重人的主体性的重建，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校文化管理以“扁平的网状组织结构”为基础，因此，“在文化管理模式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是被动与主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主体间关系。”那么管理者是管理的主体，被管理者则是中间主体，管理发挥效能的方式是主体与中间主体双向互动，最后作用于管理的客体——管理中物的要素，从而调动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三)强调人的“非理性因素”
文化管理弘扬人文精神，强调人是理性与非理因素的统一。它不再仅仅靠严格的规章制度、严密的组织结构来发挥管理效能；它突出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在管理中的作用，倡导人的自我管理。梅奥通过“霍桑试验”得出的这样的结论：“管理人员要重视人际关系，设身处地的关心下属，达到感情的上下沟通，提高组织的士气。”所以，管理者在实施文化管理时要注重与下属的沟通，了解其合理需求并及时予以满足，做出重大决策时依靠群策群力，倡导民主管理。
(四)靠“文化力”组织实施
学校文化管理是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实现对学校的管理，它倡导精神立校。恩格斯指出：“一切方法的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到头来不过是一堆笨拙的工具。”学校文化就是学校文化管理存在与发展的精神依托。
文化管理注重对学校中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从而在全校中形成一种心里默契，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的目的。它将学校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变被动的约束为主动的服从。
学校一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就会反过来对管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学校成员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然而，这并不是说一所学校只要形成了特色文化进行管理时就不需要制度了，特色学校文化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制度。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文化形成制度，制度强化文化。文化管理以制度为依据但不完全拘泥于制度，讲究规律性和权变性。
三、在特色学校文化建构中塑造文化管理
特色学校文化的建构，本身就是利用文化资源、文化要素管理学校，实施文化管理的过程。为了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有人总结出：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糊弄人，企业文化管理才是灵魂。这同样值得我们的学校管理者反思借鉴。在特色学校文化建构中，要采取校长统领全局，全校师生(包括员工，下同)积极参与的“三位一体”的策略，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方面实现对传统学校文化的传承、变革与创新，从而为学校文化管理提供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
(一)精神文化增内涵
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灵魂，价值观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学校价值观一经确立并成为全校成员的共识，就会对学校具有持久的精神支撑力j学校价值观是学校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学校领导及师生的行为具有导向和规范作用。特色学校文化建设首先要重视学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增添精神文化的内涵。
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础，形成正确的办学思想，先进的教育理念，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特色学校文化的前提。学校实践主体尤其是校长要全面审视本校的校情，提出全校师生认同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学校发展愿景，并将其转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追求，形成一种自觉创新的思维方式。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重塑为突破口，形成潜移默化的育人氛围。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可以说，一所学校的文化有没有个性关键在校长。“改革开放初期，把学校变革、更新、发展的期望寄托在校长身上，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敢于搏击时代潮流的新型校长，办出了有自己个性的学校。于是，舆论界得出了有一个好校长，就会有一所好学校的结论。”这一结论有其合理性，充分说明校长的思维方式、领导哲学、精神面貌、治校能力等决定着学校文化的特色。因此，在特色学校文化建设建构中，校长要树立一种强烈的特色意识与文化自觉。“所谓特色意识就是教育工作者个体对特色教育活动的性质、结构、内容的理论认识水平。”
校长是建构特色学校文化的领导者，学校精神的领袖，学校发展的指南针。苏霍姆林斯基说：“校长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领导”。要增添学校精神文化的内涵，校长需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学校精神的创建上，秉承“以德治校”的理念，贯彻“以师生为本”的思想，着眼于“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同时，校长要深入挖掘学校的名师、名人文化，让全体师生体味文化的力量，接受精神的洗礼，情感的陶冶，激发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唤起学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二)制度文化增柔性
在特色学校文化建构中，校长要在学校价值观的引导下，本着“发展人、为了人、依靠人”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规范，建构与学校精神文化相适应的柔性制度文化。
学校要重塑刚柔相济，以柔性为主的制度文化。学校的各项制度、规范、组织结构，要以全体师生的发展为目的，维护师生的共同利益，决不能将法规条例的运用极端化，以免导致学校组织内部的疏离，人际关系的恶化，不利于良好育人气氛的形成。为了避免制度压抑人性，不利于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的弊端，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科层组织结构，充分考虑人的情感、意志、性格等非理性因素，采用扁平的网状组织结构，变上下级垂直关系为平等对话、双向沟通。
学校管理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富有创意，计划周密，但难以落实，遭到教师的抵触。究其原因，这是决策没有得到教师认同的结果。因此，在重塑学校制度文化时，要形成师生共同认可的制度，在完善学校各方面的评价制度时更要如此。校长、学校、社会都要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师生，将评价制度“柔性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决定了我们无法用眼前的教育现象和教学业绩来评价教师与学生。我们必须转移教育评价的重心，从以教育成效为标准的终结性评价，转变为教育过程为标准的过程性评价。”
学校制度柔性化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制度的“人本内涵”。校长要充分信任教师，把教学的自教给教师；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把学习的自教给学生。因为“信任是巨大的心理驱动力，也是一种优秀的管理品质。”心理学家詹姆斯说：“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赞美。”教师渴望得到校长的认可和激励，学生渴望得到教师的关心和爱护。成功的教育离不开赏识、宽容和鼓励，学校的管理制度的重塑也不应离开“人文情怀”。
总之，在重塑学校制度文化时，校长要依靠群策群力，采纳广大师生的意见，挖掘学校自身的习俗，消除原有制度中压抑人性的因素，充分体现本校的价值观、心理等方面的特色，不断完善现有制度，最终形成有特色的柔性制度文化。
(三)物质文化富“人文”
物质文化是建构特色学校文化的前提和支撑。它是学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载体，是教育思想的标识，是办学理念的集中反映。良好的物质文化能带给人一种有意义的情感熏陶和心灵感染，所以“物质文化的建设，一定要与学校的整体文化相得益彰，从而昭示出一种文化品质。”在特色物质文化建构过程中，学校实践主体尤其是校长，要精心策划、细心培育，要在校内深人挖掘体现学校精神的人文景观，丰富学校物质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无形中受到良好的教育。
学校是教师实现自身价值，学生求知的“圣地”，要以良好的校园环境为依托。学校要把塑造“生态校园、绿色校园、和谐校园”提上议事日程。学校作为文化的传承与创生基地，校园的布局与设计要富有人文性，以师生为本，校园环境应舒适安静、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体现生态之美、自然之美、和谐之美。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让学校的每一面墙壁开口说话。”魏书生提倡：教学楼的墙壁上有色彩鲜艳的标语，挂一些杰出人物的画像、名人的肖像和语录、格言警句。这些都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典型范例。我们要用中国优良传统的熏陶和典型人物的示范引导，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同时，具有历史内涵、岁月见证的学校建筑、各项设施，在富有艺术性的同时，也要担负起教育的使命。
校园环境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也直接的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长。在小学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校园环境的充实，使其内在的物质文化主题更加鲜明。前苏联教育实践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就认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应当注重校园环境的配合。通过校园环境建设，促使其校园环境的每个角落都能对学生起到教育的作用。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促进学生良好的行为意识养成。对此，学校的建设者们需要打破常规建设的一成不变思想，将校园格局建设模式，从静止转变为动态，通过相应的建设方法，加强其内容的丰富程度，使其更具生命力。对此，我校开展了美化校园环境，加强人文自然环境建设工作；在建设过程中，我校依照具体的校园文化情况，制定了建设计划方案。以科学、习惯养成、国学知识、艺术这四个方面教育工作为为主题，在我校校园走廊上开展了行为教育，科技教育，学生自我风采展示的活动；同时加强另外我校的门厅形象墙和运动文化墙内容形式建设。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走廊是学生休息活动的必要场所，我校通过对其内在建设格局的利用，分别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教育宣传工作，在丰富积极的内容和鲜明向上的主题影响下，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知识学习能力的提升。比如；我校将教学楼的一楼走廊用作行为教育；以挂画的形式表现行为规范内容；二楼走廊则用作科技教育，展示科技得奖及各种科技常识。三楼走廊用作艺术知识教育，摆设各种艺术作品或知识书籍来增强学生的求知意识，实现校园文化精致化学校管理。
二、加强德育教育，实现精致化学校管理
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坚持立足促进未来的发展理念，在不断发展中，通过总结分析得到我校的建校理念标志，以及校歌，校风，校训。其中，校标既能表现我校的建校校名，又能展现我校的教育精神。而校歌则体现了我校的厚德善学，团结奋进的教育核心。不管是校歌、校风、校标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我校的校园文化特色。开展丰富的教师师德活动，以此来推动学校教师的成长。活动中使教师得到积极的个性心态教育，从而加强其正确的职业思想道德和业务工作态度建设。我校在对教师师德的建设工作中，采取学校和家长双向监督的模式，通过公开教师工作情况，使学生家长了解教师工作开展情况；同时，定期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以及教师讲坛活动来加强教师之间工作的交流，使其、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在工作中对表现优秀的教师或教师队伍进行表彰宣传，产生榜样带动作用；对表现差的教师或教师队伍予以批评，产生警醒促进工作改进作用；在这两种作用的影响下，推动小学教学工作不断向上发展，实现其精致化学校管理。
三、建设科学校园制度，实现精致化学校管理
在校园管理中，需要配备合理、系统的校园文化机制，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管理。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发展中，传统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方法，维持着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发展秩序，同时其也是学校管理的保障。在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针对当前越来越多的个性型的教师和学生，其在教学过程中比较喜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此传统的教学管理制度已无法满足其发展需求；这时就需要我们针对学校的管理进行重新定义，注重制度和情感双重管理，加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这两点来制定当下的校园管理制度文化，实现学校精致化学校管理。首先，以制度管理为基础，加强文明规范学校的创建；对此我校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通过制定各种教学工作方法原则，来加强我校的制度文化系统；使教师的日常工作和业绩考核挂钩，促使其在公正的考核机制下，推动自身工作不断创新发展；同时限制其不良行为的产生发展，促进教师职业能力和学校教学水平的提升。其次，在注重制度管理的同时，加强情感管理工作实施。校园制度需从教师自身出发，以解决教师工作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为准建立，使其制度更加人性和民主。尊重和承认教师的工作，拉动教师支持学校各项工作开展，使其成为积极的实践者和拥护者。促建学校工作建设的共同参与目标，在团结稳定的发展趋势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四、结语
教学活动是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工具展开的,教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组织方式以及质量效益都和教学活动中使用的工具密切相关.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教育教学活动越来越受到新的信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现代信息技术涌入到教育教学领域。化学教学也不例外，这种信息、技术的引入，为传统教学注入了一种活性催化剂，促进了教学技术体系的整体协调发展。
在课堂中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让学生更容易地掌握教材内容，首先应认真备好课，设计好教学过程,针对该节课的教学内容,要提什么问题，讲解分析的内容都编定。做成多媒体课件，还必须把握时机，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突破教学难点，提高教学效果
(1)利用多媒体，巧妙引入新课
万事开头难，一堂课也是这样的，如果教师能够在引课的时候吸引学生，那么这堂课就成功了一半。如果当我们感觉单纯凭借语言的描述很难一下子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的时候，可以尝试利用多媒体手段，带领学生步入知识的海洋。在教学《奇妙的化学》这节课时，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化学，。一上课就播放生活中常用的一些化学制品与化学变化的影片。让学生感受到化学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教师提出问题：设想没有了化学制品，你的生活会怎样?通过影片巧妙引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思维，强化学习动力。
(2)运用多媒体帮助学生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指南，同时也是学习评价的依据。让学生在课前明确该节课的理论知识部分、观察部分及操作部分所达到的具体要求，这对于减少学生学习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及其重要的。因此，应用计算机多媒体在课前将教学目标展示给学生，能够帮助学生明确教学目的、重点、难点，了解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样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也为学生进行自我检测提供了目标和依据。
(3)应用多媒体演示实验现象，提高实验的可视性…
实验是学生学习化学理论，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培养严谨的科学素质必不可少的过程。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实验以其真实性、直观性，给学生第一手感性材料，任何模拟、说明、比喻、描述，都必须基于实验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下面我结合初中化学教材中《水的分解》一节课的教学过程谈谈多媒体教学法的应用。提问："水是由什麽组成的？"由学生回答："水是由水分子组成的。"提出："我们能不能把水分解呢？"在学生新旧知识产生矛盾，产生困惑之际，我使用了传统的教学媒体实验演示。在水电解器的玻璃管中注满水，接通直流电。观察两个电极和两支玻璃管内液面有什麽变化？用一根点燃的火柴接近液面下降较多的玻璃管尖嘴处，慢慢打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用一根带火星的木条接近液面下降较少的玻璃管尖嘴处，慢慢打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由于以往的教学都是教师在前面演示，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看得清楚，若让学生轮流到前面观察又很浪费时间，为了提高演示效果，便于全体学生观察，我改用化学投影仪来配合完成上述实验过程。学生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水电解器……。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实验时间长，不易马上见到实验效果，如铁生锈的实验，若在课堂上做演示实验时，需很长时间，不可取，如果改用多媒体计算机演示其实验过程，几分钟即可，这样变抽象的内容为直观现象，学生看得一清二楚，增强了演示效果。同时，活跃了课堂教学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这种新颖的方法，能刺激学生的感官，引起学生的注意，有助于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4)运用多媒体省时、省力提高了学习效率.
所谓“国学”，就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像中国文化这样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它的发展变化，一定要通过“内因”的“根据”起作用的。中国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国学热”，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表明，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产生了这样的心理需求：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今天，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认识到，社会的进步应该或许也只能表现为传统文化在革命性变革基础上的“复兴”，中国的现代化将必然表现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形式和符号，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载体。
“文化发展”，不仅仅是其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应当是其内在本质、特质的革新。我们到海外去，许多人特别是海外的中国人，还是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黄皮肤，而一定是我们行为举止特别是思维方式中的中国文化。 在中国走向和平崛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从包括“国学热”在内的各个方面推进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国学热最早主要是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大学里面，总裁班、企业家的各种培训班里面开始讲国学，现在逐渐开始，原来讲的是插在里面讲，现在是一个一个的班，主要是讲一个背景。于是，对于西方管理、企业文化学习多、学习厌了的企业家们开始寻求一种“文化的回归”，通过对国学的学习与研究，然后寻找到一个使之与企业文化嫁接起来的交叉点上，以便通过“国学”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因素来指导企业文化的构建与形成，从而使“国学”与“企业文化”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
虽然我们所认同的企业文化就是一群人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价值理想上，使企业上下有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手段，但如果与“国学”进行对接和融入就应该包含：民族文化、地理文化、行业文化、企业名称文化和董事长（老板）文化、最后是团队文化在其中。这里更要强调出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就是要统一大家的思想，形成一个共识，来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竞争这么一个环境，最终起到一个凝聚能量、持续发展。
几个文化加起来，才有真正的价值核心理念。文化就是人化。传统文化是特别注重人的。国学，一定要抓住核心，是以“人”为核心的。就是一个中心、三个代表。一个中心就是“易”为中心。三个代表从精神层面、理论层面、价值观层面来解决现实利益的问题。
一个国家，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底蕴，作为拥有五千年浑厚文化积淀的“国学文化”更应该被企业家深挖出来，用于能够引领并指导企业长远规划和发展的企业文化当中。实际上，作为我们企业，如果文化没形成主流，你的产品推广就会受到限制，因为企业文化肯定在品牌上有所体现。因为不论你是在中国的品牌、产品出去，还是在国外市场，你的品牌高度不够，参与竞争的难度就非常大。
为什么五粮液发发展既迅束又壮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学很深的一个企业，有着浑厚的企业文化基础作铺垫。其实五粮液对企业文化的理解，核心是中庸，五粮液中庸，其实中国的国学是包括了道教、儒教、佛教等于都是包括的。因为是五种粮食、是平衡，喝酒达到这种平衡，强调我们自身。粮食两点，一个是我的营养平衡；一个是身体平衡。很多人的思想，就是徘徊在中庸之上，把思想变成物质，就是我们五种粮食的酒来表现的。五种粮食是配套，五行来讲就是文化。粮食是五种粮食的精华，酒讲的地理位置，作为五粮液，就直接针对了国学中的文化。这里面有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一些关系。
中华文化的特征，是定性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核心的方面。国学就是儒家、道家、还有和谐思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就是我们思想核心的东西，是共性的东西。现在掀起“国学热”，很多的企业老总对于国学是什么并不清楚，对现在的职业道德也不是很清楚，更容易接受的是一些封建的东西。有一些老总讲中国式的老总，实际上更多讲人性，怎么去适应员工？怎么去了解员工？不论是我们以前说无私奉献，有的时候我们要公平、公正、公开，有的时候企业宣扬要特别能战斗、或者说团队合作这种精神境界；还是企业的战略、营销理念和道德规范能不能让打动企业内外，并使员工和管理者来共同遵守这种道德规范？根本一点就是要统一大家的思想，形成一个共识，来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竞争这么一个环境。最终起到一个凝聚能量、持续发展。
我们讲得更多是“情理法”，如果你在讲情的时候你忽略了理，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国学在对企业文化建设当中，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建一种信仰。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表现在信仰的多元和缺失。把国学中优秀的成分精选出来来，建立一种人生的信仰，可以使企业中的员工不仅有归宿感，而且有信仰感。
【正文】
在《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注：洪晓楠：“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1期。）、《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注：洪晓楠：“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等论著中，我提出了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经历了社会—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的观点，其中对文化的转向未能完全展开，似觉言犹未尽，拟在此作进一步申说。所谓科学哲学之“转向”，在我看来，就是改变了原有科学哲学的主题和观念，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换。具体而言，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之“文化的转向”是经过逻辑经验主义及其遭遇的挑战和历史主义的发展实现的。就其根源而言，这一转向是科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研究共同汇成的一股洪流。
一、文化转向的科学史根源
就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来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虽然都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但分属不同的学科。它们有各自的研究角度、方法，以及范畴、体系，不能混而为一。但二者又互相渗透、互相促进。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曾有一段长时期根本不屑于顾及科学的历史，而陶醉在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上。然而，科学史的研究却打掉了科学哲学的这种傲慢和偏见，成为科学哲学第一次转向——社会－历史的转向的前奏。同样，正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从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到文化知识观的转变成为科学哲学领域中文化转向的前奏。
早在30年代，科学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就在其《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1937年）一书中提出“科学人性化”的任务：“由于精神上的混乱是如此之深，以致单靠任何一种方法不可能消除弊病，大概可以肯定，任何不把科学人性化包括在内的药方都不会有任何功效。人们必须找到把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它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而不能让科学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科学必须人性化，这意味着至少不能允许它横冲直撞。它必须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为其余部分服务的一部分。使科学人性化的最好方式，即使不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对科学作历史考察——就像我们对文化的其它要素一直所做的那样；必须研究它的发生和进化，并且使人们认识到本世纪末每个时代的科学成就，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人的成就。……（如果科学只被人从技术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那它就简直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价值。”（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萨顿出于他对科学的深入考察和深刻理解，洞察到尽管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和“文明的中枢”，但也可能导致对人性的忽视和冷漠。他说，科学技术专家们的“技术性头脑”和“技术迷恋症”可能使他们的精神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致“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知觉”。因此，“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所谓科学的人文主义，它是人文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它包含了科学而不是把科学排斥在外——如果你愿意就叫它为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更好些叫它纯粹的人文主义和文化”（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在萨顿看来，“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萨顿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强调科学的统一性显示了人类的统一性；强调科学和人文主义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萨顿的科学人性化思想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性的人祸造成的普遍的思想混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更大的世界灾难唤醒了更多的人对科学进行深刻的反思。
著名的科学史家布朗诺夫斯基被公认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象征。他本人是数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但是他的成就却表现在科学史方面，特别是在对科学人文主义的阐释上。在这方面，他出版了十多种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科学与人文价值》（1958年）、《人类文明的跃升》（1973年）。在他看来，科学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他深刻地分析了科学家社会，并以科学家社会为蓝图进而描绘了科学人文主义的远景。科学家自身所组成的社会，靠一种道德的力量维系。这种道德主要表现为：他们不发狂论、不欺骗，不会不惜代价地去游说；他们既不诉诸偏见，也不诉诸权威，并常常坦白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的争论是适度的，并且不把辩论的对象与种族、政治、性格或年龄牵连进来……但是科学家社会的这些美德既不是导源于其成员的品德，也不是来自职业要求保持良好行为的公约，它们乃是由科学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因为这些价值原是科学实践中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独立与创新、自由与宽容是科学实践的条件，而且是科学对其本身所要求、所形成的价值。因此科学家社会必定是个民主的社会，因而科学的价值便是人文的价值。沿着单纯的科学社会方向可以发展民主社会的伦理价值：不墨守成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公正、荣誉、人性尊严以及自我尊重。当今世界文明的困境，并不是科学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正的科学精神（注：董光壁：“当代新道家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总之，对科学加以人文主义的观照，以求减少乃至弥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裂缝，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这一转向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中也明显地得到了反映。
二、文化转向的科学社会学根源
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关系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关系相类似。由于科学是一种文化，它受文化情境的制约，与此同时，科学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社会性事业和建制，它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它内部的逻辑和认识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它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因素。如果说科学哲学偏重于从内部探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那么科学社会学偏重于从外部寻求科学发展的社会机制。但是，科学社会学不可能单纯从外部来研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而不顾科学内部的状况、问题和发展前景。科学哲学也不可能完全把科学封闭起来，而不过问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两者既相互分工，又相互交叉。因此，否认社会因素的内在主义和否认内部因素的外在主义都是片面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社会学是科学哲学的延伸或扩张。在另一种意义上，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所谓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它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科学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从整体的、动态的、最优化的观点去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20世纪30年代，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作出解释的种种活动达到了全盛期。差不多与科学史领域的萨顿同时，在科学社会学领域，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贝尔纳看到科学的社会危机而开始探讨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1957年又出版了《历史上的科学》。贝尔纳强调科学对历史的作用，维护科学的地位并引导人们注意科学知识增长的后果。贝尔纳强烈呼唤，特定历史环境对于促进经济条件的作用，而这些经济条件对于激励科学与技术创新是必须的。科学从属于那些历史地决定了的社会因素，因为知识的价值（包括文化价值），存在于知识的应用之中，因而，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不可能作出有意义的区分。可以说，贝尔纳的著作对科学家运动、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科学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小摩里斯·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中全面地分析了各种关于科学的社会学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把科学看成是“一种文化过程”的概念，并且在这一概念的框架内分析了科学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以及科学本身的社会结构。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她们都是文化系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看待的。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注：参见刘君君：“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1期。）。这一切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着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
三、文化转向的哲学表征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领域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统天下（从某种意义上看，逻辑实证主义正是科学主义的一个典型），那么实际上几乎与此同时，就有不断萌发的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例如，在科学哲学的外部就有现象学。现象学家胡塞尔通过对现代科学危机的考察，深刻地认识到：“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对于这种“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现象学从形而上学的根本上予以批判，揭露现代科学导致对形而上学即“理性信仰的崩溃”，并且，“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即便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内部，也有菲利普·弗兰克一类的人物致力于对科学哲学的人文理解。作为“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菲利普·弗兰克曾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现代人类文明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科学的迅速进步同我们对人类问题的了解的无能为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根源，又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为此，我们就不仅需要了解科学本身，而且必须了解科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说明科学与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建立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系。因此，菲利普·弗兰克将科学哲学理解为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也就是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所以，菲利普·弗兰克致力于在科学的历史根源、它的哲学分支以及社会成果中，培育出科学的人文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的新视野表明，科学哲学的发展经过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向，这就是“文化的转向”，经过文化转向之后的新科学哲学所持的立场大致是一种文化学的和人类学的立场，也就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哲学的立场，其根本标志就是对科学哲学的人文理解，力求纠科学主义之偏。这首先表现在波普尔的哲学中。1962年，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的序言中，把他的基本论点概括为“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1985年他在为中文版《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撰写的前言中，更意味深长地写道：“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注：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假说，而且永远是试探性假说。因而我们必须从错误中学习，通过经验批判和理性批判细心地寻找错误，进而排除错误、逼近真理。但错误总是伴随着认识，伴随着科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样，那种认为自然科学等同于全部真命题的集合的观念就是很难成立了。波普尔的贡献不唯如此，他还比较早地将解释学运用到科学哲学领域，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解释学革命”，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科学哲学的疆域。实际上，在哲学中海德格尔首次使解释学转向了本体论研究，也是他第一个阐明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性质。他认为，我们在把事物作为认识对象加以认识时，它早已与我们的存在和实践有了关联，科学对物体的“第一性质”的发现并不是与实体的最初相遇，而只是解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真正基础在于他们的本体论条件，即此在的存在。在海德格尔以后，伽达默尔、波普尔、库恩、赫斯、费耶阿本德等都具有使自然科学解释学化的倾向。例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他的目的不是使方法和真理对立，而是表明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只有通过解释学的理解才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与真理概念”。波普尔在题为《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的讲演中，他在理解、理性批判与科学精神之间划了一道连线，探讨了科学精神向解释学领地扩展的可能性以及批判理性主义与解释学的诸多契合之处。可以说，波普尔试探性地拟出了一份科学解释学的草案，它对于阐明科学的解释学向度，在更深广的意义上实现二者的“视界融合”，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波普尔之后，罗蒂更是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式的解释学运用于科学哲学，宣告了近代传统科学哲学的解体。这不仅消解了自本世纪初以来的科学哲学与人本哲学的对立，而且把前者溶合于后者，开了否定科学哲学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先河。
从科学史家萨顿强调科学的人性化到波普尔强调科学的可错性，这是科学哲学经历“文化的转向”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就是使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科学的人文性、文化性亦复如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有自觉意图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实际上就是科学文化哲学（注：洪晓楠：“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演变”，《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自波普尔以后，从科学历史主义到新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科学文化历史意识。科学历史主义的创始人图尔敏批判地描述了逻辑主义者关于科学的形象：“科学或技术……被描绘成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机械的、没有感彩的归纳活动；放弃了仅仅依据技术效益而设计的集体主义政策与实践；忽视了它们对于各种各样有血有肉的人的长远影响。由于缺乏个人洞察力、情感、想象力或缺乏一种其特定活动对其他人影响的这种感受，科学家对于他的同胞，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把对他们的关心仅仅当作是社会实验与技术实验的额外课题。”此外，图尔敏还从科学体制的角度看到了人文主义科学的发展，其目的是维护纯粹的人类利益，反对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生活与幸福所构成的威胁。因此，“真正的问题确实存在，简单地说，这一问题就是怎样使科学更加‘人道化’。”（注：斯图亚特·里查德：《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姚尔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205页。）英国科学哲学家波兰尼更明确地提出了一整套以人性为基点的新科学观，他说明了传统自然科学中实证方法的局限，揭示了科学背后的人性内趋力。他认为，那种标榜自己为“精确科学”的科学观已成为今天种种危险错误的最大源头；他还称坚持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传统科学观为“科学蒙昧主义”。在此基础上，波兰尼建立了一种具有与人性不可分割的性质的意会认知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更明确地指出人们对科学理解所存在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瓦托夫斯基强调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现代人的困惑”的理论反应。瓦托夫斯基认为，科学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缺少的环节”或“桥梁”，它的实质内容是把科学思想的概念和模式当作人文主义理解的对象而进行阐释。他说：“科学哲学提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力图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哲学如果不致力于寻求首尾一贯性，不寻求把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综合起来，那它就无存在的必要了”；“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因而，“达到科学的人文理解就是在自身中实现和认识到由科学本身所例证的那种概念理解的模式；去影响一个人自己的理解与科学所显示出的那种理解之间的和睦关系，这就使得有可能认识科学思想的充分的人文主义”（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588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哲学也是排斥价值的。当人们从新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科学的时候，价值自然也就进入了科学，与此同时也进入了科学哲学，并由此而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库恩的科学哲学就是如此。他强调价值理性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从单一的科学理性到多样的价值理性的转变。他以包含信念追求、价值选择、世界观等文化价值因素在内的范式理论，否定了科学理性和逻辑方法的绝对确定性。库恩的创新，从根本来说就是变革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实际历史、科学家的活动不相干的状况。他承认科学是一种合理性的事业，但他所理解的理性已不是冷冰冰的僵硬的逻辑，而主要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选择。换句话说，科学事业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因而，科学活动的意识即科学精神，总是受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和民族人们普遍的信仰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点、社会习俗或风尚以及社会制度等构成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如果说波普尔所看到的科学家基本上还局限在逻辑主义范畴的话，那么库恩所看到的科学家已经走向社会历史的广阔天地。如果说波普尔注目于科学家个体的话，那么，库恩更看重科学家群体。因此，历史主义的兴起必然要冲破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阂，反对科学主义的正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