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文物保护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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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价值目标是以人为本、公正和谐。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新型城镇化，强调文化和习惯的改变，强调人们的行为与城市文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协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原有的乡村差序格局被打破，聚集的新移居城镇居民一时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在心理上难以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不到归宿。这就需要发挥社区的功能，在不断丰富新移居城镇居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过程中，重构社区文化和新移居城镇居民的熟人圈，使其逐步加入城镇社会，进入城镇主流、融入城镇生活。但同时新型城镇化并不表示城乡在文化上的一元化，而是两种文化的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共生互补。应当创造机制，让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互动，城市文化从农村汲取营养，农村文化依靠城市文化带动。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这种民族文化的表征在城市中日渐暗淡，而在广阔的农村却顽强保存延续着，农村比城市传承更多的民间文化、风俗、工艺、艺术等传统文化资源。在强调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应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重建乡村文化自信。乡村不应是封建、愚昧、落后、污染的文化表征。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认识，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即尊重自然、关爱生命、对社会负责任的价值观）。我们应保持乡土社会的淳朴和憨厚，防止奢侈与庸俗，发掘乡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礼俗仁义、坚韧达观等价值观，来弥补当下以控制自然、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之不足，把与自然合二为一，重视群体自然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实行全面发展的创造性的现代生活方式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要设法保护处于断根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资利用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能量的积极作用，让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环境里有继续生存的可能[1]。
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当今，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乡村人们所处的和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化滚滚浪潮的大社会，村民的价值观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精神生活也面临着改变，传统乡土的公共空间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化、商业化用地扩张，城中村演化快速，大量挤占了传统公共空间，乡村在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中出现了巨大变化，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乡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从生活方式、观念看，还带有浓厚的乡土性。传统乡土公共空间缩减使得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衰退，一些村庄，伦理共同性和功能互已经消失怠尽，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快速消亡。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每天平均消失100个传统村落[2]。当前传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城市化扩张、工业突飞猛进。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和招商引资指标化对地方官施加的晋升激励造成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一些地方官员认为传统村落无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GDP，与其花钱保护，不如任其消亡。旧屋改造进度加快，传统名镇名村布局风貌改变（例如林浦村），一些重要历史文物古迹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坏。二是一些地方官员文物保护观念淡薄。文物保护法律刚性不足，无法做到依法行政；过度旅游开发导致盲目拆旧建新、拆真建假，古迹尽失，不仅是对历史的漠视，更是对未来的欺骗。三是保护文物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保护文物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相冲突。传统村落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的问题，这直接关系着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历史性老化导致建筑破败不堪无法修复，加上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的空心村现象加速了传统村落的凋敝和损毁（如琴江村）。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外出打工的村民见识了城市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和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于是想急切改变居住条件，新的宅基地却无法批给，也就造成无序地新建与翻建住房，造成新建筑与历史建筑、乡土风貌极不协调，破坏了传统村落的古风古貌。四是文物保护机制没有创新，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具体管理办法以及有效的监督制度。文物保护缺乏资金投入和专业人员，保护措施不完善。一些产权属于私人的文物，房主无能力修复，也得不到国家资助。有的文物政府即使维修好了却关门，无法开放为市民服务，比如螺洲陈氏五楼。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对策建议
在2002年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中写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名城同样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经济发展与名城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诚然，在城镇化进程中，每一位城乡建设的管理者和市民都应对历史文化遗产心存敬畏，注意保存历史、记忆、感情的东西，绝不能做历史记忆的集体失忆者。只有当文化的拥有者真正认识到了其价值，像呵护土地一样呵护文化遗产，才能让乡村的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发展、生生不息。这种文化自觉是最根本、长期的、内在的、可持续的保护机制与动力。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现有12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7个中国传统村落，这些历史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既有乡土民俗型、传统文化型、革命历史型，又有民族特色型、商贸交通型，基本反映了福州不同区域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风貌。众多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蕴育了大量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既有特色民居、古建筑文化资源，有乡村节庆民俗、手工艺术、艺术及传说等非遗文化；既有海洋文化资源，也有山区民族文化资源；既有古代先贤名人文化资源，也有现代红色文化资源和生态休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亟需挖掘、保护、整合、宣传营销。
1.加强规划、注重引导，夯实工作基础，依法保护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遍布着大量的文物，是传统文化的具体承载物。要传承传统文化首先就要保护好这些文物。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必须保护其原真性和完整性，使城市记忆保存、城市文明延续。所以，要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法规建设，坚持依法保护和利用，将保护文化遗产纳入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责任制[3]。加强对规划实施的后续监督、管理工作，使规划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开展一系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在新一轮城镇规划起始阶段，就应邀请文物管理部门参与进来，特别是名镇名村的保护利用规划应由多方面专家与政府共同研讨制定。在福州新区大规模建设启动前，就把有可能发现文物遗址的地段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文物的保护。加大对地方政府大拆大迁文物遗产的惩戒，防止出现文化生态负资产的局面，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做好名镇名村文物普查和乡土历史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对即将消亡的非遗和口述史料的整理、抢救性保护，提高文物保护信息化水平。地方政府要适当增加基层文物保护人员的编制，对名镇名村文物建立动态巡查、举报制度，管辖村落的政府应签署保护承诺书，构建长效执法机制。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文化权益。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管，允许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认养无主建筑和文物。积极探索通过文物保护专项贷款、地方文物保护债券、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保护文化遗产。政府应建立健全名镇名村文化旅游业政策法规，将名镇名村旅游纳入福州旅游规划和管理范畴，加强分类指导，从产业、税收、金融政策上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2.尊重村民，多元共享，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
村民是创造村落历史的主体，他们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是保护传统村落最可依靠、最应依靠的主体，留住原住民才能保持传统村落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尊重传统村落所在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和经济权益。政府应与民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互动关系，共同做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和利用工作。要防止一些企业以开发为名义，先期占有乡村旅游资源的“圈地”行为。这方面，可先期有选择地重点打造3—5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开发典型。采取政府主导、公司运作、市场推动、村民参与的模式进行保护性开发。政府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引导、监督和统筹的作用，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或个人依法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提供便利条件和平台。通过政府引导和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激活民间的、自发的保护力量，在不破坏名镇名村总体格局和风貌的基础上对村落整修改造，以开发带动保护。要正确处理农民主体与社会参与关系，建立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体制，引导人才、资金投向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利益和风险的合作共同体，实现文化资源的多元共享和开发利用的多方共赢。
3.发展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让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共融
发展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修复村落名人故居等古建筑，改造生活生态环境，以有特色的活动营造商业氛围，吸引年轻人回来。旅游是传承、发展、转化、传播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借助发展旅游，也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村落社会结构和经济衰退的问题并且能够唤起村民的文化自信。要充分利用已经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级名镇名村的文化资源。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应遵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做到不滥用不变质，该着重保护的，就努力去保护和传承，该开发利用的，就在保护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做好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利用与文化产业创新开发的规划，根据文化资源的特点决定文化创意的方向，把文化资源变成可视可感可消费的特色文化产品；因地制宜，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相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实施差异化发展道路和多元化产品开发策略，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形成产业联动。将历史文物、传统食品加工及手工艺等生产方式与现代生存环境下的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相融合，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如剪纸、永泰山歌）。合理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就势依托特定的产业，促进旅游与工业融合发展，打造产品品牌（如地理标志特殊物产茶、剪纸、锡箔、编织等农副产品）。利用民俗节日等资源，发挥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庆品牌效应，组织开展群众（当地村民）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如郑和开洋节、光饼节等，集中展示传统表演艺术、饮食文化、信仰习俗、手工艺品等，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增强旅游的体验性，在旅游过程中让游客感悟文化遗产的价值。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名镇名村文化旅游资源挖掘、共享与再创造；优化组合，联成福州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旅游线路，如明代海防名镇游、闽江名镇游、山区古镇游、红色旅游和寻根探源文化旅游等线路；结合福州新区和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海洋文明博物馆、华侨博物馆、戍台史迹馆等专题博物馆。广泛利用各种交流渠道，涉外活动和对外窗口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推介活动，大力宣传福州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整体形象，通过拍摄影视纪录片宣传乡土传统文化。
4.社区营造，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鸣
传统村落保护是使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和谐相适应的生活建设过程，而不能搞成有村落无村民，有文物无文化的局面。因此，对古村落的保护，应从其文化空间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遗产本身，还要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使之活态传承。关键是要保护或唤醒村民的对乡土文化的文化自尊、自豪感，不能仅仅把古建筑作为盈利的旅游景点，而是要传承、演进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社区营造就是社区自发的行为，即以建立社区文化教育，凝聚社区共识、建立社区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来作为一种文化行政的新思维与政策。通过社区营造，将社区历史记忆与文化自豪感，凝聚成社区居民的共识，强化社区居民认同感，从而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城镇化不能忽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延续与打造，应该避免“老死不相往来”的都市陌生症候现象。我们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关注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营生空间的关注，让农村延续生机和活力，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构筑和谐的人居环境。乡村的诸多社会性问题（留守儿童、老人自杀、环境污染等）与经济发展的城乡差距有关，但也与家庭伦理失范关系密切。乡村急需公共文化空间，要充分挖掘非遗对村民信仰、道德、行为的教化、娱乐功能（如游神），创新拓展制定包括孝道、齐家、睦邻、公益、环保、持戒、权利等方面在内的乡规民约，使之成为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把传统生活方式重新创造后再回归到现代生活，如一些民俗活动，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诚信礼让等美德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增强老人会、农村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道德评价功能，使青年生活有预期，道德有舆论压力，才会逐渐“生长”出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政府要发挥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应对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带来的价值变迁的挑战，引导文化中介组织和公益组织，动员文化旅游专家学者，培育农村当地精英，投入农村文化建设。通过城乡文化的和平共处、长期融合、创新和改造，使传统文化精华部分深深植根于村民的交往生活之中，敬畏、坚守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同时养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价值。
一、建立队伍，明确职责。为确保文物普查工作在我县扎实有效地顺利开展，我县成立了以文化局薛局长为主任，原县衙博物馆老馆长王家恒同志和文化局主任科员马建锁同志为副主任的内乡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文物办，负责协调指导全县普查工作。抽调县衙博物馆、文化馆有关业务骨干组成普查队伍，并对这些人员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考勤。专门腾出两间办公室，安装了空调、电话，配备了办公设备。建立建全县、乡、村、组文物普查网络，各乡镇都已建立了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每个村、组也都确定了一名副职做为这次文物普查的骨干或联络员，使普查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参与。同时，我们今年争取到县财政普查经费3万元，为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
二、加强培训，夯实基础。利用县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我们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标准、要求，对全县各乡镇文物普查专干、文化中心主任进行培训。其次，为了便于各乡镇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把有关文物普查的文件、要求、标准、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和现已掌握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分别下发到各乡镇。同时，我们还组织有关人员对各乡镇的文物普查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疑点难点问题。
三、锻炼队伍，培养人才。由于我县的文物工作当前正处于青黄不接和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把这次文物普查工作做为我们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首要目标。人人头上有任务，个个肩上有压力，每个同志负责2－3个乡镇的普查工作，负责所分管乡镇的复查认定和新发现文物的所有文字资料，并且要求每个同志增强责任意识，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来完成。目前，全县16个乡镇的普查工作任务已全部分解到每个同志。
四、核实认定原有已知的文物点和在普查中新发现的文物点相结合。我们这次文物普查工作距上次已有20多年，这20多年正是我县经济建设大发展时期，原有的文物保护单位生存环境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借此普查机会，对原有的保护单位逐个进行核查认定，对新发现的文物点，要求每个同志积极搜集有关资料，一是查档案、查县志、查乡志，二是深入乡村，走访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村长和名家后代，三是寻访保存下来的石碑上，从石碑上去寻找实物证据。
“一般而言，农村的城镇化往往包含着两个进程：第一个进程是农村地域空间的城市化；第二个进程是农民的心理、社会文化的市民化。两个进程常常不是并行的，后者是一个地域城镇化发展中更为深刻、更为艰难的进程。”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守永说，所以农村的城镇化仅仅是社会转型的第一步，或者说是基础条件，而更复杂的应该是农民的市民化，这一过程将会经历“文化冲突”的阵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城镇化。小城镇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发展小城镇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居住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全国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1个国家，而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足足增加了1.7亿人。
“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比较快或者是最快的时期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潘守永说，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确实能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但这些都是城镇化道路上的表象，而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农民是否真正意义的“转变”成为市民?即城镇化进程中的第二个进程，农民是否市民化?
“文化差异”下的观念转变
小城镇大都处于原来的城乡结合部，长期以来保留着农村的“烙印”，有着明显的传统文化优势和资源。那么这些农村文化在城镇化的道路上势必会和城市文化，甚至“世界文化”发生碰撞。
“这多种文化碰撞的最终结果无怪乎是：或相互吸收、或融化创新、或替代对方，随之也会产生新的文化模式或类型。”潘守永说，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新市民群体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方面完全适应城镇文化，从而从城镇“边缘人”真正转换为市民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农村文化与城镇文化的相互融化、吸收的结果。
人口快速城镇化最终结果就是众多的农民成为新市民，他们有些经历过了“文化冲突”的阵痛，实现了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但其中大部分人难以真正融入城镇，仍然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村社区，原有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改变，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各方面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潘守永认为，这种不适应归根结底源于以农村和农民为载体的农村文化与以城市和市民为载体的城镇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物质文化差异
城镇作为现在的居住环境变成了。清一色的钢筋混凝、而且规模宏大；交通体系在不断健全，与外界的通达度高；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居民生活开始便利；商业活动开始频繁，市场发育也得到了完善；服饰和饮食文化也表现出了现代和多元的特征。而农村作为过去的居住环境，建筑多为独门院落，房屋低矮，村落布局相对凌乱；交通不便，与外界通达度低，基础设施相对简陋，农民生活也极不方便，农业生产为主体，市场发育较差；服饰和饮食文化相对传统单一。
潘守永说，从居住环境上的转变来看，人民的生活的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城镇化之路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赞赏的。
制度文化差异
多年来，国家经济体制高度向城市倾斜，法律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在城市主义实施。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是由职业、职务、职称、文化水平等因素决定的，社会行为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共道德约束。而农村资金相对缺乏，随着气候的变化人和地的矛盾变得逐渐增大；各种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健全，社会结构多呈家族式，有既定的家族关系系、邻里关系，宗教和其他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对其行为有较大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城镇文化就是对社会制度和次序的再造。”潘守永如是说，当然这个过程很早就开始了。
行为文化差异
城市重人为，尚人力，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征服，讲求效率，尤为重视科技的力量，而立足于农业生产的传统乡村，守四时之变，信万物有律，深得“天人和谐”的传统之精义，顺天应物，勤俭克己，安心守分，然而办事效率不高，缺乏时间观念，忽视技术技能。城市人多数善抓机遇，不怕冒险，讲究实惠实利，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人际关系复杂。而乡村深受“以和为贵”以及“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做事求和、求稳、不易冒险，因而气氛平和，民风淳朴，情感单纯，邻里关系比较融洽。
精神文化差异
在城乡二元结构状态之下，城乡之间没有规模的人口流动，城乡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彼此没有很大影响。而随着农民工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城乡统筹进程的推进，两者之间的差异所引发的冲突便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城乡统筹意味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实现市民化。新市民基于乡村的特殊背景，其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与原有市民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分歧、碰撞以及冲突。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流向城市，不仅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教育、卫生等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城镇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反过来，城镇文化对进程定居的新市民也将产生巨大的压力。转移定居的新市民常常被两种不同文化左右着，于是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成为社会中的一道风景。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势必会造成农民生活的不习惯，不适应。”潘守永说，农村是文化的基因库。由于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经济基础的不同，农村相对于城镇有许多独特的文化表现。从民居到饮食和服饰、从语言到宗教、从民俗到宗法制度都无不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区域特色。当这些传统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遇到城镇的都市文化，可能会需要一代人的适应、转变才行。
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能够带来观念的转变，正如斯大林说的：“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源泉，因此社会生
活是社会意识藉以建立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精神的力量，通过宣传教育，对农民观念有着积极的作用。
“水土不服”凸坝种种问题
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做到既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保证社会的稳定及和谐至关重要。可以说，农民是农村城镇化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城镇化的宗旨所在。“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还是在思想观念等方面，都面临着向现代化城镇居民角色转换的过程，因此面临各种文化差异而变得‘水土不服’。潘守永说，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传统观念问题
长期以来，广大农民生活在以“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自然村”模式中，使得农户之间形成了非常强烈的相互依赖心理，在许多农民中存在的“故土难离”、“金窝窝、银窝窝、比不上自家的土窝窝”的思想就是其具体体现。同时，由于长期受农本位的封建思想影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务农是农民的本分”的思想根深蒂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其他村里的农民到此安家落户，打破了原有格局，使这一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还不够彻底，构成了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思想障碍。
失去土地问题
城镇化进程将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打破了传统的利益结构。而农民不经过慎重考虑，不在城镇奠定一定的基础，又不敢轻易退出土地。这种对土地的依恋心理，加上以往国家制度保障层面的缺失，使得一些农民虽然身在城镇但不能全身心地在城镇发展，给城镇化进程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许多农民在征地之前，村民主要从事粮食和蔬菜种植；征地后，现在已无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全部转向房屋出租、打临工，个别村民在外经商。”潘守永说，村民的职业结构随着城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业问题
有限的就业岗位远不能满足过剩的农民就业需求，加上广大农民的传统就业观念滞后和就业期望过高，农村职业训练滞后，造成了人口素质结构与城镇化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的局面，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更难就业。同时，由于土地被征用，农民一方面感到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精神又无所寄托，容易迷信、消沉，有的甚至沉溺于等赌博活动，这都导致农民心理的扭曲，也是部分农村泛滥、屡禁不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生活习惯问题
城镇化后，城镇的居民受到前所未有的约束。随着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居住环境大大改变，楼群生活的方式把人们相互分离开来，传统的农村大家庭被分解了，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也不再像农村那样方便，传统的通婚范围扩大了。农民不但要养成讲究文明、卫生的习惯，逐渐适应现代城镇的生活方式、娱乐消遣和交流方式，还要树立相应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效益意识。
社会学研究表明，人的迁徙、迁居会带来价值观念碰撞、文化冲突和生活方式不适等诸多变化。当迁徙的人群适应了当地的新文化后，眼界会更加开阔。反之，则难以接受和融入当地文化，便很可能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严重的会导致心理疾患。在我国，城镇化过程还将持续推进，城乡差异、异乡文化都容易造成人们的心态失衡。
“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将大量的农民改造成居民，不只是改变农民的生活环境就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作相应转变。”潘守永说，尤其需要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在这种新的追求和观念转变过程中，需要通过政府的积极介入，以引导农民顺利实现这种转变。
另外，城乡文化的统筹发展有利于“阵痛”的农民找到适应的立足点。这关键在于通过政府的适度参与，实现城乡文化发展各要素的自然流动。为此。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不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统筹”，唯一需要的只是政府废除现有种种阻碍城乡文化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要素。只要不受干扰，要素的流动必然是双向的。“政府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订立或废止，充分尊重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互补性，为农村文化建设搭建恰当的平台。”潘守永说，切不能从城乡同质化的角度人手，简单地将城市的文化理念和设施向农村扩展，更不能以城市文化的某种标准搞“样板工程”。
为农村文化留出发展空间
面对城镇化浪潮，乡村文化的价值如何、前途何在?在政策层面，农村文化是否应该为城市化低头让路，也是城镇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之一。潘守永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城镇化应该为农村文化留出足够的空间。
其实，农村文化的价值是始终存在的，无论我们的社会处于工业化甚或后工业化阶段。那种认为农业文明必将为工业文明所取代、农村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被淘汰的简单线性思维是错误和有害的，必须抛弃，与之对应的是，我们必须树立现代化与农村文化和谐共生的思维，必须在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为农村文化留出足够的空间。
首先，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指出，即便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程度再高，也总是存在绝对数量不少的农民群众，为这些农民群众利益计，农村文化显然不应遭遇灭绝和淘汰之命运；何况，绝大多数农民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是价值观层面的文化生活中，主要受求同律的支配，渴求、亲近、热爱源于农村社会生活、反映村民价值追求的农村文化，这一现实为保护和传承农村文化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也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
其次，城市化应该为农村文化留出足够的空间，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必要性支撑：第一，农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内核，保护农村文化就是保护中华文明。由于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积淀升华而成，中华文明的主要特质和内核是农业文明，无论是至今称颂的和谐文化、天人合一观，还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代表的舞龙、舞狮等民间文艺，等等，这些都与先民所处的农村社会环境、所习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而这些不同形态的中华文明精粹在乡村文化中大量存在和较好贮藏，所以，为传承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计，农村文化必须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据有自己的足够空间。第二，农村文化为中华文明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因。正如在物质世界中任何一种物种基因都有其珍贵价值，物种基因越丰富物质世界越多彩和安全一样，文化或文明领域同样是越具多样性就越安全，越有创造力。许多文化也许现在表面看起来无甚价值，但是一旦处于特定环境中、与其他文化交汇融合碰撞，它们便往往作用甚巨，催生出新的文化果实，孕育出新的优质文化。这就好比有了在海南岛发现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才有了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一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时代”命题不正揭示了久远之前的文明在后世尤其是危机或飞跃之时的巨大价值和强大创造力吗?至于以文艺形态表现的文化或文明，同样处处可见陈中出新的现
象。近年来原生态歌曲大受追捧，并给许多音乐工作者以创作灵感，就是典型例证。往国外看，著名学者秋风多次著文指出，在美国制宪过程中，乡村向美国宪法注入了自由、个人责任、限制权力的精神；20世纪以来，乡村不断向美国政治注入保守主义的刺激力量；过去一百年美国乡村音乐和“blues”等几乎所有流行音乐样式都来源于乡村。在东亚近邻――日本，著名学者薛涌也指出所谓“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已经消失，但保存在偏远农村下层百姓的生活起居之中。
总之，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乡村文化始终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一旦中国乡村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大量优秀文化基因加人中华文化母体中，我们同样可乐观期待，未来中华文化将结出更多鲜艳之花，中华文化将更具生机和活力。
农村文化的保护，发展和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将继续推进，直至其达到一定的合理限度。在这一进程中，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总体上变为城镇、城市中国后，如何保护和发展乡村文化，成了既紧迫又具长远意义的重大课题。
“单纯从文化保护角度而言，中国实践中已有博物馆式文化保护和文化生态区域性保护两种路径，前者包括建立各种各样与文化相关的陈列馆、博物馆、纪念馆，以及运用录音、拍照、摄像、文献收集整理出版等手段记录、保存文化等。”潘守永说，后者的保护对象则涵盖了某个特定区域的所有文化空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不脱离原住地、不改变当地生产生活环境的保护，是一种发展中的保护。我国从1997年开始的生态博物馆实践也是立足于整体性的、原地保护，是融合发展与保护为一体的新理念，已经取得实际的良好效果，目前已经从西部逐步推进到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
显然，文化生态区域性保护和生态博物馆更具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成效更显著，而传统博物馆式保护由于保护对象和内容不够原真和完整，基本属于一种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护策略和保护手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乡村文化都可纳入文化生态区域性保护范围，目前的现实乃至将来的实践只能是针对那些直接关系到某种文化生死存亡或者具有极大价值和重大意义的文化，才能施以文化生态区域性保护这一保护策略和路径。否则，文化生态区域性保护范围无限扩大，直至囊括中国所有的农村文化，既不现实，又不可行。
“事实上，在采取上述两种农村文化保护和发展路径之外，我们亦可跳出单纯的文化保护框框，进行其他的尝试。”潘守永说，例如，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创意经济发展，我们便可将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引人乡村。由于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属于人脑加电脑之类的产业，所需物理空间小、资源能源消耗少、基础设施配套要求不高，不必走征地拆迁、“三通一平”建工业园区的老路，完全可以取得既提供现代工业发展空间、创造经济财富，又较少改变破坏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较好保护乡村文化生态的良好效果。除了这种可称作文化创意产业嫁接乡村社会的保护和发展农村文化路径外，我们还可实行城市居民无障碍地流向乡村，进而接受乡农文化熏陶和教化的乡村文化保护策略和路径。具体言之，在乡村文化的存在空间既定的情况下，我们亦可通过扫除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的障碍，促使更多的城市居民在农村定居生活。一旦有更多的国民进入农村，更长时间地与农村文化拥抱接触，接受农村文化的熏陶教化，其结果就是农村文化得到更多社会成员的重视和自觉保护，农村文化的基因被输入到更多的国民身上，一句话，农村文化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具体实践中，只要确保乡村拥有较好的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较好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服务。此外，更重要地是，确保城市居民能够在农村拥有立身下榻之所，众多城市居民奔往农村生活定居自然不在话下，进而这一新的农村文化保护和发展之路取得成效也在预料之中。
据了解，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千年发展基金下的子项目“产出2・1”中的一个项目，中国民族博物馆牵头的“博物馆提升”项目的一个试点在2010年选择落户在贵州省从江县的侗族大歌的所在地小黄村。与此相随的“产出2・1”项目还包括文化绘图、农业遗产保护(稻田养鱼)两个项目。博物馆提升项目旨在帮助村民通过自身力量，挖掘整理和展示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使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地方发展以及开展深度民族文化旅游的基地。
其实，中国民族博物馆曾与雷山县共同打造的苗年节成功地保护和传承了苗族的服饰、民歌等民族文化，积累了一些经验。有鉴于此，项目团队同样对小黄民俗文化的打造、以村寨博物馆的形式保护和展示、传承侗族文化充满信心。
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农村特色文化，提升文化意识和自觉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农民应对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冲击的有效缓冲机制。“发展农村特色文化，既可以让农民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生活的意义，又具有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潘守永说，新时期，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城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它基本上是公益文化产品，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乡村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投入。
个人简介
潘守永，山东枣庄人，曾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分别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土家文化研究院院长、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博技术工作室负责人，985基地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专职教授，国家文物局生态博物馆课题组负责人等。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城镇化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发展命题之一，大量研究表明，在中国52.57%的城镇化率面前，真正困扰发展的是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而城镇化由“量”向“质”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城镇文化软实力的认知水平上。严峻的事实是，对历史、对文化遗产，我们正在失去最基本的尊重。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在前不久成立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仪式上，冯骥才指出：“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落由363万个锐减到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其中不乏历史创造、文化景观、农耕时代见证的乡土建筑。中国传统村落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是活生生的地域文化。传统村落在瓦解，需要我们施以援手。”
城镇化中消失的老民居
城镇化发展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是毋庸讳言的，可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至今并未唱响“文化城镇化”的主题，已经暴露出大量的负面信息乃至个案。仅以乡镇古民居为例，它们或粉墙黛瓦，或高墙深院，或雕梁画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华夏大地散布着丰富的身影。尽管这些年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下，部分民居得到保护性开发，但乡镇中的多数民居在城镇化建设及旅游的“借口”下大批消亡。如苏州吴中区金庭镇后埠村居民费思明家，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子承志堂，由于缺少保护，房屋已经破烂不堪；更有甚者古村落、古民居在城镇化建设中已化为一堆灰瓦残片，如徐州户部山聚集了崔家大院、余家大院、清代状元李蟠的状元府等上万间古民居，但在徐州城镇化建设及开发旅游的运作下，户部山西面的大片古民居被施工单位夷为平地，崔家大院内部的藏书楼、接旨殿、学堂、新月轩、后花园等主要建筑也一并拆除。而如今在徐州的户部山能看到的，除状元街、崔家巷等路段略带些传统古韵外，放眼满是仿古造假的现代建筑，尤其是过于宽阔的街道与城市历史及遗迹格格不入，失去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在郑州市高新区东史马村的任家古宅，为郑州市2009年公布的市级文保单位，然而，随着东史马村的城中村改造，古宅周围的房屋几乎全被拆除，只有古宅突兀伫立。据悉任家古宅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有200多年历史，五进院落、品字形布局，建成时连房带院占地有30多亩，如今的任家古宅仅存两进院落，为目字形布局。放大看来，郑州市中多处民居也面临被拆除窘境，如郑州上街区峡窝镇柏庙村村民反映，村中300-600年的老房子群落，正随城镇化的速度而快速被毁。城镇化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但不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祖先的文化“化”掉了，村落古民居是我们倍加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不仅应搞好村镇规划，不仅要对单体的老宅进行维修，更要对整个村落的人文环境及生态环境强化综合治理。
借鉴国外古居保护的经验
2013年是英国《1913年古迹综合及修订法》颁布100周年，这是英国为保护古迹而制定的较为全面的法律架构，有其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根源。在国外，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公民责任日益彰显，他们视建筑遗产为“铸造一个民族进步与希望的神圣纪念碑”。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威尼斯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此文件事实上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理国际文化遗产事务的准则，为更适应各国不同类型的保护工作，一些国家也结合国情编制了符合自己的，如在人文历史不长的澳大利亚，早在1979年在巴拉发表了《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简称《巴拉》），并在1981年―1988年通过修正案。该报告的重要价值是有文化意义，是保护工作政策，是进行研究与书写报告的程序。对此，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高级保护官员菲利普表示：在澳大利亚，早期的殖民者创造了多种乡土建筑形式，这些建筑多为就地取材，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现在这些乡土建筑不仅成为澳大利亚宝贵的建筑遗产一部分，同时也对现代建筑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澳大利亚北部植物繁茂的热带地区，出于对气候的适应，出现了遮雨的大屋顶建筑，墙上百叶窗可以使风从建筑内部穿过。1975年，达尔文城的许多建筑被飓风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防飓风建筑，它们都具有典型的适应寒冷干燥气候的特点。
从世界遗产保护的公约、与宣言看，1999年10月ICOMOS第12次大会批准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有更伟大的意义，在保护原则上强调“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各个地区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乡土性不仅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也包括使用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城镇化建设中的传统村落即乡土建筑遗产，在人类的情感和自尊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越来越被公认为是有特征的和有魅力的社会文化产物，它的完善需要政府与立法下的社区、规划师、建筑师、文保工作者通力合作，需要行政与法律，需要文化与经济的综合手段。
引入“文化城镇”的理念
关键词：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4-3775-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4.059
Abstract： Beijing is a world famous ancient capital of China with long history， broad suburb region， and ample rural cultural resource. Due to the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ce in 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various modes emerged gradually dur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Beijing，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development main body and government involvement degree， rural community involvement degre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 type， the typical and mature modes were summarized， for providing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other areas.
Key words： Beijing； rural cul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乡村文化是人类与乡村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事物和现象的总和，它具有乡土性、传统性、脆弱性等特性。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文化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但乡村文化对乡村旅游的促进作用已经达成共识。张艳等[1]认为乡村文化对游客的旅游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并可满足人们的乡村旅游需求，是产生乡村旅游的动因。朱湘辉等[2]认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最重要的资源，是乡村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如何保护与开发乡村文化关系到乡村旅游的经济活力和吸引力。北京郊区地域广阔，乡村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开展乡村文化旅游的优越条件。本研究基于北京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现状，对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模式进行总结，这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北京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现状
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处，各类文物遗迹3 840多处，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荟萃和积淀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而占据全市86%面积的郊区更是孕育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方面，北京郊区县历史文化保护区共有7个（全市43个），大多在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郊区县所占的比例较低，国家级和市级均不超过20%，而地下文物埋藏区郊区县占78.6%；古村落保护与开发方面，尽管北京存在一定数量的历史文化村落，但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仅有5个；仍有2/3的名人故居、大部分地段的长城文化资源保护状况令人担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总量较少（与城区相比）、类型多样、级别偏低、分布广泛、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等特点，郊区区县中门头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为丰富，且级别高、品位高、数量多，其次是怀柔区和通州区，延庆县、昌平区和平谷区最少。
此外，农业文化和自然山水文化保护与开发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首都农业功能的转变，农业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形成了传统农业与都市型现代农业相互渗透、融合、并存的特征。民俗节庆活动、特色乡村/农业旅游、休闲农业、农业文化创意、高科技农业等多种新业态涌现，有效保护和传承了农业文化。自然山水文化通过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各类公园（森林、湿地、地质公园）等载体也获得了有效保护与利用。目前，北京已建立100多家各类各级生态旅游区，其中自然保护区20个，总面积约136 500 hm2，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8%；森林公园共31处，总面积约97 326 hm2；地质遗迹保护区8处，总面积71 327 hm2，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4.3%；风景名胜区共26处，总面积为222 420 hm2。
而当前面临的问题包括首都城市化/城镇化与乡村文化保护之间矛盾突出，资源挖掘不够，过度的旅游开发对文化资源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缺乏科学、合理、专门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政府监管力度不足，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内涵认识不够清晰，资金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
2 北京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模式
基于北京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现状，在调查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从开发主体及政府参与程度、乡村社区参与程度以及资源利用与文化旅游产品类型三个方面，总结了以下较为典型和成熟的模式。
北京历史悠久，大遗址多处，规模较大，乡村地区有房山周口店遗址、西周琉璃河遗址、大兴团河遗址、房山金陵遗址、明十三陵遗址等。其保护和利用方式主要有两种：将整个遗址区规划建成遗址公园，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公园、房山西周琉璃河遗址；将遗址区与风景区结合，建成文化遗产旅游景区，如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等。这种整体开发模式既实现了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也有利于文物知识的科学普及与展示。
2.3.3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是以文化遗产为旅游目的地，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整合旅游要素，合理开发旅游活动，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是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旅游资源，在合理的开发下，文化遗产旅游不但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遗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作用[7]，文化遗产已成为北京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资源基础之一。
北京乡村地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种类多样。目前主要的开发方式包括：将物质文化遗产及周边景观整体开发成为主题公园或旅游景区（点），如门头沟潭柘寺景区；将分散的文化遗产进行整合，开发设计出遗产旅游线路，如北京即将推出的京西古道遗产线路、长城文化遗产线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较为常见的有开发节庆旅游活动、民俗旅游村、文化园等。
2.3.4 古村镇整体开发模式 村落作为中国乡村文化的摇篮，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和脉络。而古村落是中华文化产生和长期传承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古镇古村落开发模式是以古村镇整体为开发对象，利用古村镇所蕴涵的历史、文化、民俗、审美等价值为不同层次的旅游者提供诸多旅游产品，如观光、休闲、度假、科考等，实现古村镇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留着一批有特色、有价值的古镇和古村落群，大多集中在山区，尤其是京西地区。目前，除了古北口古镇、爨底下村、灵水村、琉璃渠村等少数得到开发以外，大多处于正在开发或未开发状态。而面临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以及古村落旅游的兴起，北京的古村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目前，北京古村镇开发大体归纳为古村镇观光游、古村镇文化展示游、探幽访古游、民俗风情游、艺术之旅、轻松度假游等多种类型。古村镇旅游的开发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开发型、社区主导开发型和外来企业开发型。
2.3.5 文化节庆与创意开发模式 节庆是在特定的时间段里举行特定的活动，是人民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节庆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开发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节庆、集会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文化，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而且，对提高地区知名度，对本地区经贸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节庆文化开发模式是指以民俗节日、民俗文化、民俗活动为主题，以举办大型庆典活动为形式的旅游开发模式[8]，大多以传统节日、农事节庆日、特色节庆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等为契机，开展观光游览、文化体验、特色餐饮、休闲度假、科普教育等于一体的旅游活动。北京乡村地区节庆活动开发起步较早，种类多样，涵盖了传统民俗节日（灵水村的秋粥节），特色农业节庆（梨花节、樱桃节、西瓜节等），非物质文化及民俗文化活动（晋南移民文化庙会、潭柘寺庙会等），以及香山红叶节、湿地文化节等生态文化节庆活动。
创意开发模式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它以乡村文化资源为载体，借助人的创意思维和创造力，以高科技手段为支撑，对其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提升和合理开发，实现文化与科技、文化与艺术相结合，以创造出高附加值的文化旅游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多样的需求。乡村文化创意开发更是无处不在，从非物质文化演艺场馆、特色园区、主题公园等的建设以及工业遗址改造利用，到创意项目策划，从物化产品（动漫、网络游戏、创意图书等）及影视作品的开发，到创意旅游商品开发等，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6 文化引导的区域综合开发模式 文化引导的区域综合开发模式是指基于区域文化资源与土地基础，通过挖掘和整合区域文化，以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文化体验开发为导向进行土地综合开发的模式，其目的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形象、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和提高生活品质。
这种开发模式通过文化综合体、文化创意园区、文化产业园区融合产业发展带、文化消费聚落等建设，最终打造文化旅游目的地及文化体验目的地。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永定河文化综合开发、沟域文化综合开发，这类开发模式对打造区域品牌文化、提升区域文化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小结
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素以独特的政治地位、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著称于世。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资源禀赋的差异，北京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保护与开发模式。除了上述一些较为典型和成熟的模式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和非普及性的模式例如自然风景区保护与开发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等值得今后加以关注和深入研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现代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北京将会出现更多的模式和经验。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开始农业部开展的“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提出了美丽乡村创建目标体系，其中强调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文化传承型也被列入“美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这将为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带来新的机遇。在未来的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中，传统的模式将会继续得到弘扬和壮大，而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将给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带来新的思路，促成新模式的出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及其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将会大大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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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民卿.现代移民都市文化[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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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永广.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关键词] 中部，欠发达地区，原始生态，经济发展，注重，保护和利用，途径和措施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和农村工作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小城镇建设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为小城镇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快发展小城镇，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党中央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参照世界范围内各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普遍规律做出的前瞻性战略抉择；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在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大力发展小城镇有其现实意义：发展小城镇，提高城镇化水平，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小城镇建设己成为扩大需求，促进农村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小城镇，对实现工业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小城镇是城乡间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小城镇建设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带动农村经济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小城镇建设，整顿经济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小城镇发展。然而，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的生态已成为人们注意的热点，很多小城镇，特别是中部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发展，忽视生态保护，以掠夺资源式发展,以牺牲环境求发展,大量的自然生态被破坏,很好的自然生态得不到利用,造成景观匮乏,环境污染，影响人们的生存质量。
二、中部地区小城镇的生态现状
小城镇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区，直接联系着广大乡村、小城镇的生态好坏，直接影响到广大农村，由于乡村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不能够很好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完全靠其自身的调节作用达到平衡。随着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中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过渡地带首先接受的应该是中部地区。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低，主要以农业为主，发展缓慢，自然生态维持着较好，山青水秀、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因此，在欠发达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大量的开发区、工业区建设，需要大量开发土地，大量的植树被破坏，水面、山体被改造，同时带来工业三废污染，正因为广大乡镇生态较好，地域广阔，为追求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生态问题。因此，中部欠发达地区在小城镇建设应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从整体生态建设入手，一方面注重城镇内部的生态改善，同时，应与周围生态形成很好的衔接，以自然、城镇与一体的整体生态思想，搞好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另一方面注重城镇内外各层次的生态保护和利用。通过规划，从法律的角度确定保护和利用方式和途径。形成城镇生态--郊区生态--效野生态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下面就全国试点镇十字镇为例谈谈小城镇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的整体生态思想。
三、十字镇规划建设中的整体生态保护和利用
1、城镇概况
十字镇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域南部，是郎溪县南部中心镇，在郎溪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十字镇为郎溪县的副中心，距县域17公里,其北部为安徽省农垦厅所属的十字铺茶（农）场，全镇辖区总面积94.8平方公里。全镇总人口为21933人，214省道，新老318国道，宣杭铁路纵穿全镇，是郎溪县的南大门，也是郎溪县的商埠重镇。
十字镇辖区呈东西向挟长带状，属郎川河南部红土丘陵区，土壤类型为黄红壤土。成土母质为第四纪红土适土，境内河流属长江流域，水阳江水系。境内沟壑纵横，河流水溪发达。
十字镇主要资源为茶叶，全镇茶叶种植面积为2500亩，十字铺茶（农）场茶园21121.8亩，十字镇被誉为“江南茶都”之称。茶叶生产加工成为十字镇的支柱产业，基本形成了公司+农户+市场的格局，2003年底全镇社会生产总值26788.4万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3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50元。
2、自然生态现状及存在问题
①自然生态现状
十字镇是以茶叶生产为主的农业乡镇，其东西北部为茶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茶园己具相当规模，南部为山区地形，山林植被较好，物种丰富，其天子门水库和石佛山自然生态较好，多年来，十字镇的发展主要靠茶叶生产，其他工业发展较少，城镇环境一直较好，山青天秀、绿荫环绕，基本上是茶园中的城镇。
②存在的问题
十字镇对外交通发达，省道、国道穿越镇区，交通噪音和灰尘污染严重。
全镇植被较好，但城镇内部成片绿化较少，滨河绿化没有得到很好控制。
全镇自然生态都处于自发状态，缺乏人工的发展规划和利用，自然生态脆弱，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
由于近几年茶叶市场不景气，农民的种茶积极性不高，茶园破坏严重，造成水土流失。
南部山区自然条件较好，旅游潜力具大，由于资金不足，没能有效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相对滞后。
四、规划目标
基于十字镇良好的自然生态，从整体出发，对十字镇进行合理的定位、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使十字镇建设成为功能齐全、设施完善、景观风貌独特、整体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小城镇。
五、生态建设的实现途径
1、生态农业
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合理利用资源，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合理发展耕种和养殖业，利用其生态小循环的关系，发展绿色高效农业，加快农田林网建设、抓四旁绿化，形成多层次的主体生态结构，实现农田林网化、村庄园林化，改善生态环境和农田小气候，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
全镇分五个产业基地和一个风景旅游区，即南片的粮油基地、林果基地、镇区周边的蔬菜基地、西片北片的茶叶基地、东片的烟叶基地，以及以天子门水库、石佛山为主的旅游风景区。结合基地建设，发展生态旅游，建设农业生态观光园，特别是结合十字铺茶（农）场建立茶园生态观光示范园，开发石佛山旅游风景区。
2、镇区生态建设
①水体、绿化的处理
镇区现状有二条河流，一条为西侧的沙河（上游为天子门水库），另一条为斜穿镇区中心的小沙河。为保护水体，提高防洪排捞能力，改善城镇环境，规划结合现状水系，沙河道整治，开辟滨河绿化带，采用自然契入的方式，把周边自然绿化引入镇区内部。同时通过城镇开敞通道，把城镇绿化融入周边环境，目前，十字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结合水利建设，正在进行小沙河滨河绿化休闲带的建设。
在镇区南部高速公路两侧设千米宽的防护林带，结合经济林种植，建成林果观光园区，在城镇东部和北部建茶叶生态观光园区，提高整体绿化水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绿地系统。
②生态景观塑造
充分结合城镇结构和功能分区，利用各自的功能特征，形成不同的生态景观区，力求特色明显，整体协调统一。
--行政中心景观区，展现市政良好形象
--商业中心景观区，突出商贸气氛
--体育公园景观区，体现自然特色和全民健身氛围
--东、西、南、北四个小康居住景观区，展示21世纪小康居住条件,体现富裕、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特征.
--工业园景观区，体现现代新型工业特征
--城镇外部自然生态景观区，即北部、东部的万亩茶园生态观光区，南部高速公路两侧经果林观光区,体现城镇整体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六、小城镇生态优势和特色
小城镇的生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生活同质性。小城镇是一个基本上由当地人构成的空间实体，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需求，在环境建设方面容易获得高度认同；（2）尺度小。小城镇具有人们生活和工作步行可达的小尺度，因而可以避免大城市巨大的机动车交通流量带来的空气和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3）城外是乡村。小城镇的周围通常被乡村田野和自然山水景观所包围，没有无序蔓延的城乡结合带，是霍华德所追求的天然的“天园城市”；（4）城乡环境一体。通过河流、残遗的农田林网等将城市与周围的乡村自然景观连为一体。城市和乡村互相融合，可以避免在城市中建设大型开放绿地需要占用额外土地的问题，而将城市建设成为高效紧促的可持续城市形态；（5）低消费。小城镇在物质生活方面较大城市简单，数量也较少，可以避免过度的物质消费带来的对社会财富的浪费；（6）低能耗。建设合理的小城镇不会有大城市的“热岛效应”，可以节约大量的调温用能，同时具有很好的使用太阳能的条件，各种屋顶太阳能热水器可以成为城市形象的一部分。（7）地域特色，小城镇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都有其聚集发展的根源，如有的是依靠水运发展起来的、有的是靠陆路交通发展起来的、有的是依靠某一特定的资源发展起来的等等。由于不同的根源就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布局形态和社区组织观念，有其个性特征。
七、欠发达地区在建设过程中的生态危机
然而，目前小城镇建设的现状从生态的角度分析不容乐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建设指导思想模式盲目仿效大城市，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片面求大、求宽、求洋、求高、求快，结果是城镇建设或者杂乱无章，或者整齐单调，无法形成小城镇的独特个性优势。
（2）规划观念照搬大城市，在功能区的划分、交通布局方面参照大城市的机动车交通模式，使一些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很快浓缩了各种源自于机动车的环境公害，如公路干线穿城而过，造成严重的噪声和尾气污染，同时给城镇居民的人身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
（3）基础设施建设中环境意识落后，缺乏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收集和无害化、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必要的城市环境设施，形成垃圾随意堆放，占用宝贵土地并污染环境；生活污水通常不经任何处理而随意排放，工业污水的处理率极低，散发臭气的简陋排水明沟或暗沟直接连接农田河道，造成水体和城镇周围农田土壤环境污染；它们还有一个共同后果，即造成严重视觉污染和嗅觉污染，给小城镇的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4）环抱城镇的乡村景观在城市环境中的重要价值被忽视，城镇建设割裂城乡之间在景观、居民活动空间方面的联系，缺乏整体生态观念，造成城镇与乡村的分割，很好的自然景观不被利用。
（5）自然山水的价值被忽略，城镇周围任意开山取石、自然河道任意裁弯取直、河流水面堤岸随意固化，一些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体、湿地被夷平或者填平，联接城乡之间的一些天然绿色通道被人为开发不当而破坏，失去了作为永久生物栖息地和城市中残遗的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和价值。
（6）本地生物被遗忘，当地乡村和自然山村中的动物种类数量减少，与乡村生活情趣融为一体的百鸟唱和、蝶飞燕舞、喜鹊报喜、鱼游哇鸣、萤火虫点灯等景象本来完全可以保留在小城镇中，但却由于我们对残留在城市中的动物栖息地和联系城乡景观的通道保护不够而丧失。动物活动形成的流动景观的丧失，其直接原因是可以作为生物生活和迁飞的栖息地的大树、林带、野地和水体（池塘、溪流）和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本地植物被被破坏，以及在小城镇建设中大量使用外来观赏植物、人工草坪等，这些外来的植物种群缺乏与当地动物之间的生物关系，而人为的管理活动如除草、施肥、剪草、喷药等都在破坏它们的生存条件。
（7）肆意破坏当地重要的人文、自然历史景观要素，这些人文、自然景观要素不仅包括全部的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历史遗迹，如古栈道、石拱桥、还包括农耕灌溉留下的人工或自然水系、农田防护林系统，以及由水系和林带共同形成的特殊纹理、残留在城市中的大树、反映当地城镇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建筑等等。
目前中部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建设正遇上千载难逢的机遇，应借鉴一些发达地区小城镇建设的成功经验。在发展过程中，注重整体生态保护和利用，注入资金改善生态条件，提高自然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达到经济和生态的共同发展，以下谈谈生态建设的措施。
八、城乡整体生态环境保护与培育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生态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并呈现出由城市地区向乡村地区加快蔓延的趋势。从本质上看，城乡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不合理利用资源造成的，其直接原因是人类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掠夺性开发。在城乡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如山区），生态环境一经破坏，不仅造成环境退化，带来生态灾害，还将严重制约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本来欠发达的地区更易陷入贫困--人口--环境怪圈，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加强城乡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治理和培育，对促进城乡整体生长空间的健康成长举足轻重。同时，这也是打破恶性循环，走出怪圈的关键。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改善，自然环境的生态良性循环也难以保障，保护生态环境便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应建立城乡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建设与保护机制。
在优先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单靠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来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难度很大。因此，生态环境建设必须把经济建设和社会环境建设包括在内，在注重经济建设时同时结合生态建设，进行生态、经济、社会兼顾的综合系统建设。利用经济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最终实现生态与社会经济环境整体质量的提高，达到保护、治理与培育城乡生态环境的目的。
在生态环境建设上，要从人口容量、环境容量、经济承载力等角度出发，协调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强城乡整体生长空间建设，促进城乡生态环境融合，防止城市掠夺乡村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乡村，避免城乡重复建设，实现城乡资源、技术共享，推广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生态农业，并以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合理规划和调整城乡景观的开发和利用方式，实现城乡大地园林化，城乡交融。同时应采取必要的环境工程措施，对某些环境退化或破坏严重的地区进行治理和培育。
在经济环境建设上，要建立可持续的、低消耗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把保护生态和改善环境作为发展的基本内容。必须大幅度调整生产布局、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打破旧的经济结构，重新组合出一种优化高效的生态经济结构。合理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可以减少环境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可以为改善和治理环境提供必要的资金以及技术等支持。
在社会环境建设上，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必须要有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和政府支撑作保障，为此，创造一个高效率的组织环境是社会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同时，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也是其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形成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前提。
通过城乡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建设，必然可以改善和保护城乡整体生态环境，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融合。
九、实现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的途径
（1）进行生态规划。由于小城镇具有良好的体现生态学思想的天然条件，也由于小城镇规划相对于大城市要简单得多，因此更加有可能将小城镇规划直接做成生态规划，而不是在城镇规划外另开炉灶进行生态规划，或者在规划中提出以生态学为指导思想，在规划评审过程中请生态学者参加。小城镇规划完全可以以生态学者为主来完成，那才是真正的生态规划。
（2）开展生态城市或者可持续城市建设。开展生态城市建设目标是使小城镇朝着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城市环境方向发展，而开展可持续城市建设目的是要使任何小城镇的开发建设活动和居民的生活方式都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开展生态城市建设会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生态学是开展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二者都关注城市建设中的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关注居民生活质量、土地和资源节约等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共同问题。
（3）实施生态工程。生态工程就是那些物质和能量利用方面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具体工程项目和各种活动。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H·T·Odum）指出，“人类应该用少量的自然能而足以对自然界产生巨大作用的模式和过程”，“运用少量附加能源控制系统的环境驾驭技术，而系统主要能流仍来自自然”。我国己故著名生态学家马世俊提出了类似的定义，生态工程是“一个特别规划的生产过程系统，其中运用了生态系统物种共存和物质循环再生的原理”。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山水城市”理论，不是指有山、有水叫山水城市，而是广义上的山水城市，就是建设社会、自然、生态与一体的城市，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城市建设生态工程。生态工程最直接的成果就是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而可以广泛应用于城乡规划建设的方方面面。①通过利用生态系统和自我维护功能将小城镇建设成为一个具有持久特点的生态系统；②通过将规划、建设和工程融为一体，寻求小城镇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诸如土地利用、资源使用、自然保护和环境建设等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和途径；③通过实施生态工程，尤其减少小城镇对不可再生的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和依赖，并尽可能使用太阳能或者太阳能产品（如沼气等）。
（4）发挥政府在小城镇生态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毫无疑问，政府部门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工作人员应该更加进一步更新观念和高瞻远瞩，具备基本的生态学知识，并将生态学知识的应用、开展生态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城市建设视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每个小城镇都可以考虑编制一个开展生态城市建设或者可持续城市建设的行动纲领用来指导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使得小城镇生态建设工作日常化。
（5）大力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与环境意识。人类的“生态危机”问题，就其认识论根源而言，是因为大部分人尚未树立起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新观念、新思想。要实现城乡整体生态环境保护，首先必须大力宣传、普及生态意识与环境意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经济较发达地区或不发达地区，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人们的生态意识与环境意识都需要极大地提高。因此，对公众进行生态知识和环境保护的普及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环境质量与其切身利益的关系，提高他们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使保护环境成为公众的自觉行为。只有公众生态意识与环境意识的觉醒、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改变其行为方式。因此，自觉的生态意识与环境意识是实现城乡整体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融合的基础和动力。
[参考文献]
1、《郎溪县十字镇总体规划》（2002年）
2、赵钢《城乡整体生长空间的规划建设策略》，北京，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的《城市发展研究》杂志。
3、李进华、李小凌《小城镇建设的生态学途径》，北京，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主办的《小城镇建设》杂志。
4、《城市规划相关知识》，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暂定用书（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