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的时代特征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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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字土著； 学习方式； 数字一代； 新一代学习者； 教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 G442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 言
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成为衡量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1]十余年后，新课改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突出反映在中国课程发展史上的五个第一次。第一次从“保障学习权”的高度，整体勾画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第一次从“学校改革逻辑”的高度，抓住“课程”这个突破口，课程改革进入教育改革的主战场；第一次从“课程文化”的高度，从单纯知识、技能目标走向“三维目标”；第一次从“课程资源”的高度，打破了教材的概念，“一纲多本”教科书制度开始成型；第一次从“学习共同体”的高度，打破学校孤立于社区的状态。[2]虽然新课程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有关新课程改革的反思和争论也层出不穷，争论的首要问题是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否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一种意见认为课堂和学生生活出现了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生动局面，学习方式和教学组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课堂积极展开讨论、探究和合作，但学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和提高。[3]可见人们对课堂学习方式改变的效果仍存在质疑，其症结在于缺乏对当前中小学生的学习特征和真实学习方式的认识。其实当代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日益成为国内外教育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Mark Prensky于2001年提出了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的概念，[4]国际上关于数字一代学习者的争论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其中有三个问题亟待解答：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与上一代学习者是否具有明显差异？新一代学习者在学习方面具有哪些特殊喜好？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是否能满足新一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因此，本文试图梳理国内外关于新一代学习者的相关研究，并通过大规模调查的方式了解我国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以期为创新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变革课堂教学结构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我国的新课程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二、当代中小学生的行为和认知特征研究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当今年轻的一代学习者是在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技术具有天生的敏感度，精通技术又乐于用技术解决问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期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关在数字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的称呼，主要包含“千禧一代”、“网络一代”和“数字土著”等。1991年Howe和Strauss在他们的联合著作《代际理论》一书中提出，出生在1982年到2000年之间的一代为“千禧一代（Millennials）”；[5]2000年Howe和Strauss在《千禧一代崛起：下一个伟大的一代》一书中，指出千禧一代正在进入大学，他们充满了个性，他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明白自己的需求，“乐观、团队合作、遵循规则”是他们的主要特征。[6]Oblinger则认为千禧一代应该是从1982年到1991年出生的一代，并指出他们对学习环境提出了新的诉求，当今学校提供的学习环境很难满足学习者对于新的学习环境的期待；他指出学校应该理解学习者，并针对新型学习者的特征来设计学习环境、课程和教学。[7]
1997年Don Tapscott在《数字化成长的网络一代》一书中，[8]提出了“网络一代”是伴随着数字媒体长大的一代。他认为计算机、网络和其他数字媒体的出现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提出“网络一代”是1977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出生的一代。[9]Tapscott观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认为新一代的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试图去描述这种变化；他倡导教育需要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方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式转变，需要更强调学生的个体行为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强调合作对学习的促进作用。
2001年Marc Prensky提出了“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的概念，指出当今的学生，由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数字化世界）的不同，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是“数字土著”的一代，他们的老师则是“数字移民”。他认为伴随技术的发展和变化，“数字土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变化，甚至他们大脑的物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0]Prensky指出当前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这两代之间因为技术使用带来的差异。2010年Marc Prensky在《数字土著的教育》（Teaching Digital Natives）一书中指出技术的发展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必将对教育带来巨大的变化；然而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变化的发生，教育的变革的步调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11]
“千禧一代”的提出者Howe和Strauss是人口学的专家，“千禧一代”主要从时间的角度来区分人口学的特征；“网络一代”的提出者Don Tapscott是未来学家和顶级科技作家，“网络一代”主要从网络技术的角度来看待技术对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响；“数字土著”的提出者Marc Prensky则是著名的演讲家、作者和教育顾问，“数字土著”的概念主要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区分“亲”技术的一代（即“数字土著”）和排斥技术的一代（即“数字移民”）。然而无论是“千禧一代”、“网络一代”还是“数字土著”，都强调在技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具有新的学习特征，他们所偏好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很大不同。然而国际上对数字一代学习者存在争论，这一争论的焦点在于数字一代学习者是否能代表一代学习者的群体特征。以Marc Prensky为代表的支持派认为新一代学习者由于成长于技术的环境，所以他们身上具备很多技术的特征；以Chis Jones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以时间来划分学习者对于技术的态度过于武断，同龄的学生使用技术的能力差别很大。
三、中小学生学习方式的抽样调查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现状，并根据数字一代学习者的特征，从大样本中筛选具有数字土著典型特征的群体和不具备数字土著典型特征的群体，比较两个群体在学习方式上存在的差异，阐释技术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从而了解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之后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法对中小学生进行了访谈，明确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的主要方面，剖析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辨别了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与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
本研究分为四个研究步骤，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
第一，规模化抽样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先用整群抽样法从北京市中小学校中抽出样本学校，再用系统抽样法从学校中选择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第二，数字学习者（Digital Learner，简称DL）和非数字学习者（non-Digital Learner，简称nDL）的筛选。根据相关文献，综合分析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根据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结合问卷设置规则，筛选出数字学习者和非数字学习者。
第三，DL和nDL学习方式差异分析。比较两个群体在学习方式方面和课外辅导班方面存在的差异，尤其是在技术对学习的影响、上课外辅导班的频率以及对课外辅导班的态度等情况。
第四，课堂学习方式变革诉求分析。深入中小学校，采用焦点小组的方式对学生开展访谈，访谈涉及技术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学习方式的偏好，课外辅导班的情况等。
北京市8个区县（东城区、朝阳区、门头沟区、丰台区、顺义区、大兴区、密云县、通州区）约30000左右中小学生参与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8703份。小学三年级学生7169人，占总人数的25.1%；小学五年级学生8272人，占总人数的28.9%；初中二年级学生8157人，占总人数的28.5%；高中二年级学生5012人，占总人数的17.5%。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包括学生学习方式转变与养成问卷和学习方式焦点小组访谈提纲。
黄荣怀等指出学习情景是对一个或一系列学习时间或学习活动的综合描述，包括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伙伴和学习活动四个要素。[12]根据学习情景的定义，我们在编制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与养成问卷时主要从学习地点、组织形式、学习手段和伙伴关系等四个方面考察学习方式。在学校学习中，用计算机教室和普通教室来划分最主要的学习地点；通过调查这两类教室内课堂的组织形式来了解课堂中的学习方式；学习手段主要调查学生课外知识的来源和使用的辅助学习的主要工具；伙伴关系则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除教师外那些对学生学习帮助较大的人。除了学习方式之外，我们还考察了学生对数字化学习的理解、学习能力和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情况等三个方面。学生对数字化学习的理解，主要从网络对学习的帮助、使用网络学习时的困难、网络对学习的不利影响等方面考察。自主学习能力，主要从自我规划、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课外辅导班主要从学习科目、学习频率、影响因素、积极效果和消极影响等五个方面考察。问卷结构如图2所示。
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由一个经过训练的主持人以一种无结构、自然的形式与一个小组的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或客户交谈，从而获得对有关问题的深入了解。焦点小组访谈能够使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现象，从而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其他研究工具使用。[13]学习方式访谈提纲包括学生对技术的感知、学生的学习特征、学生的学习方式等三个一级指标。学习方式则从学习材料、内容序列、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切入，比较课内和课外辅导班的差异。
（三）“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选取
Howe和Strauss指出千禧一代具有特立独行、技术自信、团队合作、传统、有压力感、有目标意识和受到保护等典型特征。[14]Prensky指出数字土著一代有很强的个性，喜欢使用技术，能迅速地接受信息，他们喜欢同时处理多种任务，喜欢文本前呈现图表，喜欢随机进入（像超文本），喜欢团队合作。[15]Brown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网络一代的10个典型特征：喜欢小组合作、以目标和成就为导向、多任务处理、试误、高度依赖网络、强交互、重视觉体验、多元文化包容、实用主义等。Berk把网络一代典型特征扩展至20个：技术控、用搜索引擎来获取信息、对媒体感兴趣、创建互联网内容、快速操作、以探究的方式学习、以试误的方式学习、多任务处理、注意时间短（Shorten Attention Span）、虚拟环境下的社交、渴望面对面的社会交互、感情开放、包容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喜欢小组合作、努力适应社会、感到成功的压力、喜欢得到及时的反馈、喜欢获得即时的满足、能即时回应也希望获得及时回应、喜欢打字而不喜欢手写。[16]
深入分析有关“数字一代”、“网络一代”和“数字土著”等相关文献，我们发现数字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一些共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用技术、多任务、强交互和重体验等四个方面。用技术包括网龄、网络自信、电子设备接入、网络接入和每天上网时间等；多任务包括边做作业边听音乐、看电视和与同伴聊天，完成计算机任务时经常多线程工作、课后获取知识的手段多样等；强交互包括课内外的协作学习、网上聊天、信息分享等；重体验包括喜欢图像表征、喜欢真实情景参与、在线看视频、玩电子游戏和使用视频电话等。
因为数字一代是在数字技术环境包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我们把“用技术”作为筛选具有典型特征的数字一代的条件，并对其具体表现进行了细化。结合问卷，最后确定的筛选条件有4个。
1. 网龄：网龄在5年以上（包括5年）的高二学生，网龄在4年以上的初二学生，网龄在3年以上的小学5年级学生，网龄在2年以上的小学3年级学生。
2. 上网水平：选择“中级水平”和“老手（大虾）”的学生。
3. 数字设备和网络接入：选择在家“有电脑，能联网”和“有多网设备（含手机、平板电脑等）”的学生。
4. 每天上网时长：选择“2～3小时”、“3～4”小时和“4小时以上”的学生。
根据以上四个筛选条件，我们对回收的28703份问卷进行了筛选，共选出了5379份问卷，其中女生有2331人，占43.5%；男生有3027人，占56.5%。我们把这筛选出来的5379个样本规定为数字学习者DL。网龄小于1年的学生有6698人，其中女生3012人，占44.9%；男生3686人，占55.1%。
（四）DL和nDL的比较分析
通过数字学习者DL和非数字学习者nDL的对比，我们发现这两个群体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1. DL经常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而nDL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的比例相对较低。74.6%的DL会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而只有28.2%的nDL会使用互联网获取课外知识，如图3所示。
2.虽然数字学习者和非数字学习者偏好的学习方式趋势基本相似，但相比较而言DL更喜欢协作学习的方式，而nDL更喜欢传递接受的方式。28.5%的DL表示喜欢协作学习，19.2%的nDL表示喜欢协作学习；41.6%的DL喜欢传递接受的方式，58.6%的nDL喜欢传递接受的方式，如图4喜欢的学习方式所示。此外在基于网络的合作方面，DL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62.4%的DL有网络合作的经验，37.6%的nDL有此方面的经验。
3. 数字学习者参加课外辅导班的频率高于非数字学习者参加课外辅导班的频率。75%的DL每周参加1次以上的课外辅导班，65.8%的nDL每周参加1次以上的课外辅导班，如图5所示。在喜欢课外辅导班的原因中，DL更喜欢辅导班的1对1辅导和同伴，而nDL更喜欢辅导班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环境。
通过比较分析可见，DL的学生对技术的依赖性更强，更喜欢合作的学习方式，具有更强的社交倾向，这些方面刚好印证了“用技术”和“强交互”这两个数字一代的典型特征。然而本研究没有设计关于“多任务”和“重体验”的验证，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设计相关因素进行证明。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DL参加课外辅导班的频率高于nDL，所以我们选择5所学校，对学生进行了访谈，深入了解技术对学习的影响和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情况。
四、焦点小组访谈
来自5所中小学的28名学生参与了我们设计的焦点小组访谈，其中男同学16名，女同学12名，小学生9名，中学生19名。访谈主要从学生对技术的感知、学生的学习特征以及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情况等几个方面展开。
通过对学生的访谈，我们发现技术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课堂之外学生使用技术开展学习和完成作业的现象非常普遍，学生在使用技术学习方面不存在障碍，但在课堂上使用技术学习的机会很少，多数课堂不鼓励使用技术，甚至屏蔽技术。学生对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认识比较理性，认为不同的课型应该采用不同的授课方式，但是多数学生表示在课堂上只听老师讲授会特别枯燥。
受访的学生都在参加课外辅导班，有些是特长类的辅导，有些是英语、数学等课程辅导。多数学生表示自己很喜欢课外辅导班。在谈及喜欢课外辅导班的原因时，学生积极地给出了多方面的回答，总结起来，包括学习材料、内容序列、教师采用的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从学生对课外辅导班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学生所偏好的学习方式，从学生对课外辅导班与学校课堂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了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与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差距，见表1。
当代中小学生希望内容序列能够更加灵活，可以由学生调整，并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进行选择，而课堂所提供的内容序列往往基于教材和教师的掌控。学生希望能考虑学生的多样性，为学生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材料，而不是一堆参考书和试卷；然而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材料往往是教科书、参考书、PPT或为应付考试而准备的数字材料。学生希望教师能在课堂上关注自己，能够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并根据自己的真实需求选择教学内容；而当前课堂的教学方式多数仍以教师为中心，教学策略未必能真正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希望的学习结果是具体、清晰和明确的行动计划，而课堂提供的学习结果是课后作业和考试。学生希望的评价方式是在真实评估学习情况之后对学习建设性的意见，而课堂提供的评价方式则是随堂测验、作业和各种考试。
可见数字学习者偏好的学习方式与当前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而数字学习者所占的比例在逐步提升，可以预见5～10年后的数字学习者将成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因为孩子们首次触网年龄越来越低、计算机和网络接入越来越普及。因此数字学习者偏好的学习方式其实反应的是课堂教学变革的方向，课堂变革需要考虑数字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和偏好的学习方式，从内容序列、学习材料、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五个方面入手，为新一代学生提供适合的新型学习方式。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大规模调查和比较研究，回应国际上关于新一代学习者的争论，认为在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群体特征很难鉴定，不存在新一代的学习者，技术对当代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影响程度因使用技术的深度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本文对国际上关于新一代学习者争论的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对当代中小学生进行分类的思想，并根据技术使用的程度从一代人的大群体中筛选出来DL和nDL两个小群体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结果显示技术的接入深度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对于技术接入较深的当代中小学生，正呈现出“用技术”和“强交互”的特征，然而本文所提出“重体验”和“多任务”两个特征，在本研究中并未涉及，将是以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通过对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班的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我们构建出了当代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与课堂提供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从内容序列、学习材料、教学法、学习结果和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在我国新课程改革进行10余年后，提出当代中小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将对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走向和课堂教学变革的方向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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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鲁宾逊漂流记》《傲慢与偏见》现代小说主要特征
著名小说评论家伊安・瓦特(Ian Watt)在其《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一书前言中评述道“[英国]大量阅读群体的兴起导致了小说在18世纪的英格兰出现”(1)。然而,直到18世纪末,我们所使用的小说一词才最后彻底界定下来。在该书的第一章,瓦特描述小说的主要特征,他指出“小说的主要特征,或说现实主义小说特征最早与理想主义对立,这也是18世纪早期小说与从前小说的重要区别”(10)。至此,我们才知道瓦特所言18世纪在英格兰出现的小说特指现代小说。从主要特征角度看,现代小说描述人类经历的方方面面,它打破了“传统”,与取材“历史故事、神话,反映浪漫爱情或文艺复兴英雄史诗的古典或中世纪作品决裂”(10-12),去反映现实生活中“形形的个人,反映他们的经济生活”(63)。现代小说的这些主要特征均在18世纪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19世纪初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得以充分体现,鉴于此,本文将简要探讨这两部作品如何反映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同时比较这两部作品在此方面的异同。
一、瓦特认为早期的现代小说家与传统做了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拒绝继承、沿袭古典及中世纪文学作品特点,强调个性,特别强调描述现代人的经济生活。具体到笛福作品,他在情节、地点、人物、主题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突破。笛福情节不再取材于是神话、历史传奇及前人作品,而是周围具体的普通人。为了凸显这一色彩,他在《鲁宾逊漂流记》中使用了专有名词,比如“星期五(Friday)”。地点选在了荒岛,主题是描述主人公如何把荒岛变成新的资本市场。随着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话题成了产生于18世纪现代小说的重大主题,它体现了现代小说的又一重大特征。
在体现这一特征方面,笛福把他笔下的主人公克鲁索描绘成一个追逐金钱,强调利润的荒岛开发者,而不是什么为了生存而进行本能挣扎的海难幸存者。作为金钱的“追逐者(money pursuer),”克鲁索只服从于资本、利润“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切为了金钱”(瓦特63)。
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克鲁索只对金钱感兴趣。对于没钱人,他连名字都懒得问,只是按自己的意愿给人强加一个,比如“星期五”。马克思在评论这部作品时,也把克鲁索看成拓荒者。按照马克思的评述,这个拓荒者实际也是一个殖民者。自从克鲁索“流落”到此,这个人迹罕至的荒岛便逐步变成了资本市场,并且不可避免地融入岛外的资本大市场。
现代人的另一特征是读书写笔记(book keeping),这在《鲁宾逊漂流记》中也有体现。例如,遇海难前,克鲁索坚持写航海日志。到了荒岛,他也不忘记录时间。关于这一点,麦克斯・韦博(Max Weber)认为“读书、写日记、追求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特征,也是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韦博64)。
二、与笛福一样,奥斯丁也与传统进行了决裂。
她笔下人物也是那些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小人物。与笛福不同的是,奥斯丁虽处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层出不穷的政治、历史事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但奥斯丁却选择了“恋爱、婚姻、家庭”这些小题材,去写“女大当婚”(王桂琴19)的小事情。她只关心一个问题:“一位适龄女子如何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张箭飞111)此外,奥斯丁还把她的故事场景从荒岛搬到了具体的庄园或普普通通的家庭。
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把素材限定在班尼特先生(Mr.Bennet)五个女儿的婚事上,故事发生地设在他家和达西(Darcy)住的帕姆波利庄园(Pemberly Woods)。奥斯丁也描绘了笔下人物的经济生活,因为伊丽莎白姐妹婚事发生的社会场合可看成一个“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在这个市场里,爱情、婚姻充满了“物质与金钱”的味道。诚如爱德华・厄赫恩所言,伊丽莎白小姐对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吸引了许多评论家的目光”(23)。
而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奥斯丁的小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经济因素(the very evidence of social history)”(格雷Gray 399)。在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中我们也能看到金钱、物欲的影子。虽然她当时没有爱上富家子弟达西,但是当她首次看到帕姆波利庄园豪华的大房子,她也会情不自禁地暗想:“我要是这里的女主人该多好啊!这些大房子都属于我,人们再也不把我当陌生人,我会在这大房子里过我快乐的生活。”(159)
奥斯丁小说描写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傲慢与偏见》中,我们到处可见“婚姻、阶级、国家、城市”这些字眼,也能看到社会中形形的人物。我们既能看到昔日的贵族(凯瑟琳夫人、达西),又能看到中产阶级班尼特先生一家;也能看到律师、城市商人和虚伪的职员,如卢卡斯(Lucas)、科林斯(Collins)和加迪纳(the Gardiners)。
总之,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也一反传统,不再把目光投向上帝,历史,而是取材于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小题材”,描写“小人物”。
三、尽管《鲁宾逊漂流记》和《傲慢与偏见》都属于现代小说,但二者反映出的现代小说主体特征方面也有所不同。
第一,尽管笛福取材于真人真事,也描写了生活中的现实人物,但《鲁宾逊漂流记》仍带有传奇色彩。这是因为,作为海难幸存者,克鲁索在一个食人族经常光顾的荒岛生存了28年,本身就具传奇色彩,这对于描写现实生活,不具典型性。而《傲慢与偏见》则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生活中“星期五”、“食人族”我们不常见,而伊丽莎白,班尼特夫妇却常见,“男婚女嫁”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议的话题。
第二,《傲慢与偏见》通过描述生活中的男婚女嫁,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经济特征,即婚姻当中也隐有金钱的影子。比如在莉迪亚(Lydia)与维克汉姆(Wickham)婚姻中,金钱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金钱起作用,维克汉姆绝对不会娶莉迪亚。
第三、在反映现代小说特征的叙事方式上,两部作品也不同。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使用了反讽手法。反讽有利于作者将自己的态度或事物的真相暗含在似是而非的含混陈述中,而读者则是透过字里行间来领会其意,反讽比直接的宣白更有利。按照王桂琴的观点,反讽“更具智慧,更理性”(21,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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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缩放法”灵活分析阶段特征
“以阶段特征来理解史实,以史实印证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常见思路。有鉴于此,大多数历史教师在二轮复习中会以通史形式组织教学,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段分析实现模块知识整合。这不失为知识重组和查漏补缺的良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难免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上,从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角度看,也容易养成教条主义的分析习惯。要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的理解、有效提升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必须更灵活地分析阶段特征。
1.从历史趋势着眼分析“长时段”特征
“缩放法”中的“放”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事件、人物、制度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是宏观分析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这种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在分析一些历史现象时有特殊意义,如2007年宁夏高考文综卷:
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参考答案: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此题就是要求运用秦汉以后几千年的经济和思想特点分析“家齐而后国治”的观念。由于长时段的历史所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从具体事件、制度中概括阶段特征比较困难,因此,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看趋势。如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8题: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趋势。
本题涉及的时间范围是“近代以来”,要求考生答出时间跨度超过150年的政治变革的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沦丧到国家独立。这一趋势事实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如果教师没有在近现代史的阶段复习中分析这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学生就难以全面地分析出这三个变革趋势。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提高调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分辨历史事件是否反映历史趋势。例如,近代中国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日本全面侵华,有“”,但这些事件不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因而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阶段特征。其次,要善于在比较中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2011年浙江卷第38题要求“分析说明周秦政治制度的主要差别”: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机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制度,君主集权的官僚取代贵族政治。
在周秦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从重大事件入手分析“中时段”特征
历史复习教学中的“中时段”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史中可能指一个朝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近现代史中则一般指几年、十来年的时段。与长时段的阶段特征着眼于历史趋势不同,中时段的阶段特征应该从本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入手。一般可以通过“界定历史阶段——罗列重大事件——概括阶段特征”三个步骤来完成。只有详尽罗列史实,才能做到特征概括的准确全面。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事件是参加“一战”、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华盛顿会议,三个事件反映的特征是不同的,如果漏列了其中一项,就会影响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理解。又如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特征,如果只看到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就只能看到“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这样的阶段特征,但如果联系必修一的“”,就能认识到当时另一种重要思潮是“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阶段特征的把握还应注意不同史观的综合运用和史学新成果的引入。仍以五四时期为例,要看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征(革命史范式),又应看到“共和制度逐渐巩固,北洋军阀统治下,专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文明史范式)。要看到“中国仍是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一面,也要看到“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走出半殖民地的最低谷”的一面。
3.从历史背景切入分析“短时段”特征
这里说的“短时段”是将阶段特征缩到某一个时间点。给出一个时间点,要求分析它所体现的阶段特点,或者给出某种典型的历史情境,要求判断相应的时间点,是高考命题的常用手法。如2011年浙江卷第18题: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A.九一八事变前后 B.一·二八事变以前
C.西安事变前后 D.八一三事变以后
给出的历史情境提供的信息是: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红军尚没有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又没有最终形成。根据这一阶段特征可以判定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安事变前后”。这种短时段的阶段特征,一般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将之纳入“中时段”中进行分析。如2011年浙江卷第21题: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
人都没有搞清楚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将1899年这一时间点纳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时段”中,就可以发现:当时思想界的特征是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兴起,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而排除错误的选项(本题还涉及史料的证明力问题,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以“辐射法”深度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叙述历史的细胞和单位,掌握历史概念不仅是 历史学习的基本功,也是深化历史理解的关键。复习中可以用“辐射法”全面分析概念的产生、特征、影响等要素,从而深度理解历史。
1.步步为营,逐节梳理
就高考而言,有些历史概念要全面掌握其定义、时间、性质、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等方方面面,有些概念则不需要说出具体定义,只要能够理解其大致含义、主要特征,并能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概念复习的第一步是根据“教学指导意见”和考纲要求将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概念逐一排查掌握。以必修一专题一为例,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明内阁制、军机处等概念属于前一类,要求掌握得比较“细”。而血缘政治、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等概念则属于后一类,只要“观其大略”就可以了,要求掌握得比较“高”。
2.变换角度,全面掌握
无论哪一类历史概念,在掌握时切忌片面地、僵化地理解,而要善于变换角度,通过“移步换形”认识历史概念的多个侧面,形成对概念的多重理解。例如,对于“斯大林模式”,一般会从其政治经济特征入手,肯定它在推进苏联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给前苏联政治、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端。但这种常规的理解尚不足以应对高考的挑战。试看2009年浙江高考调测卷第39题:
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斯大林模式”,并分析其对苏德战争的影响。(材料略)
本题不但要求考生知道“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求变换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对苏德战争的影响。这类对历史概念的“换位”审视在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多做变换角度的训练,不仅能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有效地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纵横联系,形成网络
历史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复习中要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必修一专题一:“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教材[，！]中可以说是鳞爪偶现,但它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复习中就应该引导学生纵横联系,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它:
从时间上看,它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特征上看,它不是以血缘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由统治者任免并有一定任期的垂直管理体制;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体现为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从政治发展史上的作用看,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重要环节;从官僚的产生办法看,在否定了以血缘为依据的世官制后,先后形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如果将官僚政治纳入整个古代政治体制中,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图:
通过上述纵横联系,学生就可能对官僚政治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而实现历史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三、以“问题法”多向梳理专题线索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框架是专题式,由于很多教师在一轮复习中遵照教材体系,所以在后阶段复习中可能会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专题线索的梳理在第一轮已经完成了,不再重视;二是仍然遵照教材的专题框架,大而泛。其实,从2010年和2011年浙江历史高考的命题情况看,拉线索的小专题形式在浙江历史卷中已悄然出现,如2010年高考卷第38题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小专题;2011年第38题中国政治变革的小专题,而第39题也带有苏联史的小专题色彩,这是2009年高考卷中所没有的新变化。因此,以小专题形式梳理历史线索在后阶段复习中绝不能忽视。
1.灵活选择专题
后阶段的专题复习要摆脱教材框架的束缚,做到依托教材、以问题为中心多向梳理。问题的选择可大可小,以经济发展的线索为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是“大线索”,从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到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则是“小线索”,各有其不同的复习价值。要抓住重点问题,在调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多向的线索体系,以达到“围绕历史问题,梳理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趋势,形成历史认识”的复习目标。
问题可以是围绕现实热点的历史挖掘。例如,2011年初和年末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可以将文化和教育问题作为线索。如教育问题的线索:从先秦“学在官府”到“私学”出现,从汉代太学到唐宋明清时期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教育,从西学东渐和近代教育出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这样的线索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变换复习视角,扫除二轮复习中容易出现的“腻味感”。
问题也可以是史学热点的教学运用。2009年、2010年的浙江卷中连续出现民国史试题就反映了民国史研究这一史学热点;2011年苏联史的试题则既是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性时事热点,也反映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备考中教师要适当关注学术热点,作为问题选择的依据。例如,社会生活史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新课程中也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复习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梳理线索,如从服饰演变看历史:从古代葛、麻、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到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从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到近现代中西融合、平等、多元的服饰趋向。这样,通过“服饰演变”的小专题梳理,运用和调动了经济、政治史知识,实现了知识整合和理解的深化。
2.多向梳理线索
问题中心的线索梳理还应该注意“多向性”。例如,自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引起的经济震荡至今没有过去,“应对危机”是近几年来经济史考查的重点,也可以梳理出很多线索:
一是从生产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前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通过计划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政府干预经济模式;在几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下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则改变了产业结构。生产的“计划、干预、升级”三种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借鉴,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是从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工业革命前后通过殖民扩张和“炮舰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到通过自由贸易制度的拓展世界市场,不仅可以梳理近代欧洲殖民体系建立和瓦解的历史线索,也可以梳理从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历史线索。
三是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出台的工厂法和劳动法,到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 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再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3.问题提升能力
小专题的复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线索梳理,而是要通过问题设计,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专题知识的“题型化”掌握。下面以教育发展问题的线索为例,来说明“问题法”梳理专题线索的路径。首先提供材料:
材料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材料二: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新教育之意见》中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五大内容之一,并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材料三:1949-2008年全国各级类学校招生数统计:
［关键词］特征理论;音位；语义；义素；语法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语言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随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逐步加深而愈加丰富。人类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也在探索中日益成熟。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著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ZZ(Z]很古典[ZZ)]的氛围中跳入[ZZ(Z]很现代[ZZ)]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ZZ(Z]很耐性[ZZ)]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ZZ(Z]最内行[ZZ)]，应付英国人你[ZZ(]最本事[ZZ)]。”（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ZZ(Z]太奶油[ZZ)]了。”
b.“她长得[ZZ(Z]相当狐狸[ZZ)]。”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著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0．
[关键词] 互文性；张翎；叙事风格；特征意义；严歌苓；文学研究；分析
在文学创作与发展领域中，华文文学中的加华文学其早期创作主要是以“留学生文学”为主，与华文文学中的美华文学相比一直稍有逊色，但是，随着以张翎为代表的突围式以及异军突起式叙事创作文学作品的出现，不仅带领加华文学的叙事风格与特征向着突破性的方向快速的发展。
一、严歌苓作品及其叙事特征分析
在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中，北美华文文学是国外华文文学研究开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以美华文学的发展研究最为典型，其早期文学主要以“留学生文学”为主，倾向于文化乡愁和故国情感的叙述表达，并逐渐形成独特的现实感和美学韵味，深受世界华人的喜爱。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留学生文学”作家主要有於梨华、聂华苓等，同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优秀“留学生文学”作品主要有《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失去的金铃子》和《桑青与桃红》等，主要以特有的敏感性和艺术领悟能力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作品”中形成一定的文学地位和影响。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移居海外的留学生身份越来越复杂，并逐渐形成了“新移民群体”，在此基础上促成了“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出现，并逐渐取代“留学生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而新移民文学的出现对于美华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较为突出的冲击和影响，不仅使美华文学的创作队伍在数量和规模上实现了增加和扩大，同时也促成了与“留学生文学”完全不同的“新移民文学”的产生。并且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由于新移民群体与留学生群体之间的心态处境的变化，导致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不仅思想情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文化风格也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二、张翎作品与叙事特征分析
张翎作为加华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主要作品有《望月》以及《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金山》等，同时她也是海外新移民文学实力派作家之一，在作品创作上，尽管受到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影响，但是张翎和严歌苓两位作家的创作主题和风格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首先，在作品类型上都属于海外新移民小说，并且小说作品中都对于多元文化以及价值观念进行肯定，同时小说中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程度都比较高，叙事上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命运展示。但同时，两人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个性和风格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张翎在作品创作中是通过对于女性家族的关注描写，实现家族特征的女性命运刻画，与严歌苓女性性格和命运的描述进行魅力展示的风格特征不相同。此外，在作品叙事的关注点上，与严歌苓的边缘人命运关注不相同，张翎是以与日常生活接近的普通人生活经历和命运发展作为叙事关注点，进行故事叙述与情节铺展。最后，在叙事主题上，张翎作品注重在两种国度文化的撕扯中进行寻找和选择，而严歌苓则重视对于“人性”的关注和叙述描写，是两者之间在叙述上的根本区别。
三、从互文性对于张翎和严歌苓作品的叙事特征与意义分析
对于张翎作品的叙事特征以及意义的分析，要从其作品中女性叙事角度和性别意识的体现上进行分析，它也是张翎作品叙事特征与意义表现的重点。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中，正是由于自觉而清醒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构成了张翎作品创作中的个性特征和风格。在叙事特征上，与大陆女作家创作作品的叙事方式不同，张翎小说在进行女性家族生活的叙述描写过程中，还以女性视角进行历史以及两性之间关系的审视思考，具有突出的女性自觉主体意识，虽然并没有事先带有反对男权的主观动机，但是从客观上对于文学作品中男性的天然书写权利具有一定的打破作用和效果，同时对于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叙事的权威作用也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因此，张翎的文学作品具有突出的新移民女性叙述特征，与新移民小说的领军代表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形成相互呼应、补充的互文性关系。
四、结束语
总之，张翎作为加华文化的主要代表，其极具突围式与异军突起式特征的叙事风格，不仅加华文化的近期突破性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与严歌苓作品在叙事特征上形成相互呼应和补充的互文性特征，对于促进北美文学的发展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孟繁华，周荣.文化消费时代的新通俗文学――新世纪类型小说的叙事特征与消费逻辑[J].探索与争鸣.2011（4）.
[2]叶青.从叙事特征看民间牌坊的功能指向――以江西奉新县“济美牌坊”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文征明诸体皆能，而且皆有所成。其篆书师法李阳冰，一笔一画不出李氏左右，书风温和，不失书卷气。其隶书则深受《受禅碑》的影响，结字方整，笔笔中规中矩，于端庄雄健之中透出一股雅致。其草书，取法怀素与黄庭坚，并将两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所书字法之准确，笔法之娴熟，已达到了精练的程度，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流美气息。
上述三种书体，草、隶是文征明不常书写的，传世作品不多，成就也不如其他书体影响大。
代表文征明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小楷，其次是他的行书。文征明的小楷以晋唐小楷为基础，具体地讲，师法锺繇《宣示表》、王羲之《黄庭经》和欧阳询《九成宫》等，并能变革元人软弱秀媚的习气，力求古朴苍劲，以传达魏晋小楷端庄流利、刚健婀娜的气韵。单从这一点看，已难能可贵。因为自唐以后，小楷形成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遵循钟、卫之法，笔画求其疏朗；一是沿用唐人之法，以大字缩小的方法写小楷。文征明立足于晋唐之间，以一种新的认识，把小楷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其特点为：格调高雅，法度严谨，工整精致，往往以以敬反正的空间效果，把整体之间的每一字通过揖让、向背甚至夸张的手法使飘逸灵劲和工整细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文氏家法。这正如丰道之所说：“(文征明)小楷招本钟、卫，金声玉洒。”他说：“古无真正楷书，即钟、卫所传《荐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自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征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俱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由于文征明确立了自家独特的小楷艺术风格，从而奠定了他在楷书发展史上特殊的地位，奠定了他对后世书法的影响。其楷书代表作有《前后赤壁赋》、《离骚经》等。
文征明的行书，远宗二王，近师赵孟烦，旁涉苏轼、米芾和黄庭坚。其书字法主要来自《圣教序》以及黄庭坚。他学二王，从赵孟颊去窥视晋人，所以他的行书笔意带有赵的痕迹。他学黄，是受沈周的影响而涉猎的。因此，在他的行书中，一直脱不去赵孟颊和黄庭坚的影响。
但是文征明的取法又是与众不同的。至少在明代书风颓靡、馆阁风行之际，他没有受其影响，而是由宋元直入晋唐殿堂。学王他得其潇洒，学苏他得其恣肆，而黄字之诘屈、赵字之俊秀，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的笔下，我们不能不赞叹文征明是一位非常善学而极有融合能力的书家。其书无馆阁之俗气，也无鼓媚之弊病。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贵，也是极难做到的。也许如此才使文征明的行书在明代书家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文征明是一位理性极强的书家。正是他的理性，才表现出他与其他书家不同的特征。他的行书，从无草率之作。每每下笔，法度谨严。其用笔流畅劲健，不仅笔笔精到，而且还富有弹性。特别是转折处提按顿挫的处理，非常微妙。其结体多有变化，字形端庄典雅。其章法、布局疏密有致，很善于把独立的字法，通过笔意连贯起来，使其字的意态横生、气息畅达，于古淡之中展现平和之趣，遂成笔力道劲、体态雍容、风流儒雅的行书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