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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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and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分析框架
1.理论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鄄clectic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政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括所有权政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政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2.模型设计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略）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政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p#分页标题#e#
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政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政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结论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海
一、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自2003—2007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2014—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平均为6.8%，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国家主席同志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并在同年11月9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将较长时间处于“新常态”的经济状态，它对三大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也包含第二产业中的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生产资料的行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生产和扩大生产提供技术装备。它的综合实力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上海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从生产规模、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到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具有优势。2007年上海装备制造业产值为12554.41亿元，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54.33%。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济陷入低谷，国内外市场规模萎缩，导致上海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效益急剧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产值跌至最低，只有8915.61亿元，比2007年下降29%。随着中央制定的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以及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战略方针的逐步实施以及世界经济的慢慢复苏，我国装备制造业开始逐渐走出低谷，经济效益平稳回升。上海也出台了装备制造业升级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助推上海装备制造业的复苏。2017年，上海市工业总产值达到36094.36亿元，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值为20392.0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6.5%。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所提供的数据，2016年，上海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达251.29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51.7%。而2017年在上海关于装备制造业发展政策的引导和整个世界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上海企业对外投资金额有所降低，备案和核准中方投资额127.07亿美元。2018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上海相关政策的鼓励及完善，上海对外投资规模实现了较大增幅，中方备案投资金额168.7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57.03%，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近13%，继续处于领跑地位。上海装备制造企业也逐步开始对国外目标市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2014—2017年年底，通过并购或绿地新建共投资58.88亿元（按投资当年货币平均汇率折算），投资目标国家（地区）涉及美国、南非、马来西亚、俄罗斯、中国香港、土耳其、韩国、印度、巴西、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上海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本文对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统计，主要包括工业部门中的八个二级分类：主要依据装备制造业中有代表性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统计，截止2017年年底，上海装备制造业上市企业共69家，比2014年增加24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一）近三年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基本平稳
从表2可以看出，自2014年以来，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迅速增长，除2015年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基本平稳。上海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制定了上海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聚焦智能制造装备、高端能源装备、高端医疗装备、微电子与光电子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装备、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等重点领域。通过建立临港地区“上海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基地”，提升政府综合服务能力，实现推动装备制造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上海装备制造企业自身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革新，装备制造业生产率持续提高。
（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二级行业相对较为集中
上海现阶段的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具体行业相对较为集中。2016年通用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两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比达到82.54%。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略高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占比将近50%；2017年主要集中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共达到92.2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则高达70.93%；2018年汽车制造业独占鳌头，占比达到近60%。而对于金属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三个二级行业的上市企业数量较少，对外直接投资额度较低。
（三）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根据对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对2017年上海百强民营企业的分析，上海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企业自身实力增强，企业规模逐步扩张，其中营业收入达到11478.02亿元，增长20.62%；净利润为611.39亿元，同比增加2.5%。2017年上海市商务委登记在册的608个投资项目中，民营企业项目数为482个，占项目总数的79.28%。一直以来，民营企业依靠自身运行机制灵活、决策快等优势在对外投资领域表现活跃。根据上海商务委的数据，从对外投资项目数量来看，国有企业要少于民营企业，但是从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来看，国有企业却普遍大于民营企业。在装备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也亦如此。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比重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其投资额最主要来自于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两家民营企业，投资额分别为6.03亿元和9.72亿元。而2017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二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对韩国的单个项目投资额为11.9亿元。
（四）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对外投资主要目标国家
发达国家经济的逐步回暖以及更高的投资回报潜力，为上海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其中，美国和德国成为主要对外投资国家。2018年上海企业对美国的投资额为23.80亿美元，占总投资额比例为14.11％，同比增长12.87％。根据上市企业资料，2009—2018年，每年都有企业到美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总额达到125.37亿元。2017年为8969.34万元，但2018年上海装备制造上市企业中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美国投资达到11.8亿元。上海装备制造上市企业从2012—2017年连续6年到德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总额达到22.38亿元。其中，2014年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位于德国公司增资200万欧元，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1390万欧元收购德国缝纫巨头杜克普爱华股份公司29%股权，两家公司共计投资总额1.13亿元；2015年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2850万欧收购全球最大编织横机器制造商——百年老店H.Stoll26%股权，折合人民币约为1.995亿元；2016年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德国ManzAG，在德国的投资总额达到16.63亿元。
三、上海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
（一）装备制造业发展必须适应并引领新常态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新常态”，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装备制造业在国内发展已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发展速度降低。针对内需不足，增速下降的经济现状，上海装备制造业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同时引领新常态，在“走出去”过程中逐渐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迈向高端，培养企业在自身技术研发和品牌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
（二）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成为上海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中国及上海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上海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鼓励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民用航空航天）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上海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以临港装备产业园、长兴岛和闵行区等产业基地为主要集中地，汽车制造、船舶制造、港口机械等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先进重大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并把人工智能、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作为未来上海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向。
（三）“服务+制造”是上海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发展途径
装备制造与服务相结合进行对外投资合作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已进入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阶段，装备制造企业逐渐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升级，重点发展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依靠企业品牌经营和专业技术解决方案占领装备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上海电气集团提供了比较好的借鉴经验，企业在原有制造业基础上，提出“制造业推进服务业、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思路，制造业领域精益求精，在装备制造业价值链上加强对研发和服务的参与度，提高企业竞争力。
（四）继续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上海装备制造业应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依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发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每年在1万亿美元左右。上海装备制造企业将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合作方向应主要以对外工程承包项目为主线，同时也要积极探索海外并购等其他合作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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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OFDI);协整模型;产业演化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贸易逆差和化解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对于母国来说是加快产业演化和提升经济效益的主要方式。产业演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从当期的投资额度、长期研发投入和投资节奏的角度来整体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产业演化的过程和规律。当期的投资额可以反映资金流向的产业和地域，研发投入可以反映长期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投资节奏能平滑一些特殊年份的冲击更加客观反映产业演化的变化规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母国产业结构演化还无法量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演化也不清楚。比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田巍、余淼杰，2012)、(李逢春，2012)就省级层面的数据发现投资变化率和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带动效应(蒋冠宏、蒋殿春，2014)、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提升(贾妮莎、申晨，2016)。本文的主要贡献:第一是建立数理模型通过内在机制解释OFDI对母国产业演化的影响;第二是采用近10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投资额、研发投入和投资节奏的视角下，量化产业结构的演化效果，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Melitz(2003)，他在论文中提到对于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有不同的选择，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一般在国内销售产品，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产品，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既可以出口也可以在国内销售，可见获取技术和市场的OFDI一般都是本国生产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选择的方式。另外有代表性的是邓宁(200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以上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对于国内产业演化的相关研究还有不足。第一是单一采用各个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这个做法不能充分体现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第二是产业升级也代表着一个国家产业产值贡献率的变化;第三是OFDI的时间长度和变化速率都是产业演化影响不可忽略的因素。综上所述，本文将在模型中重新选择变量来衡量产业演化升级的标准。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选取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现成的模型是没有的。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模型只有通过现实情况来改造，这样才能得到满足要求的模型。本文使用CES生产函数推导模型。(1)Y表示产业产出;y为人均产出;A为技术函数;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总量;δ1和δ2为比例参数;ρ为替代率，取值范围－1＜ρ＜!，m为规模参数。c和ω为K和L的价格。从以往的文献中可以发现，研发投入和投资频率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影响，以此将这两个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到:(2)模型中的变量分别依次解释为:被解释变量lnyi，t代表i产业在t年的人均产出;解释变量lnofdii，t代表i产业在t年对外投资的数额;以及三个调节变量lnchi，t代表i产业t年的投资节奏(以数据选取的第一年为基年)，该变量主要反映对外投资数额的变化情况;lnrdi，t代表i产业在t年所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其中作为模型中最重要的被解释变量y本文做了如下修正:鉴于目前没有统一的测量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如果单一采用各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来衡量不太适合，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有生产效率的变化和就业人数的变化。数据选取了我国从2004年到2016年连续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数据主要来自商务部和统计局的《中国对外投资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Li代表i产业可以吸引到的就业人数，Di为i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3)各产业之间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就我国而言，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产业的较低，为了避免这类差异同时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灵敏度，在这里进行开方处理。
三、数据整理与计量分析结果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的检验，所用方法为ADF检验以此来确认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从检验的结果来看，各个变量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时间平稳的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三个方程，他们分别代表三个产业的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模型的回归结果看出，OFDI对第二产业的演化影响最为显著，每增加1%的投资就会对第二产业的演化提升0.5%，投资公告中显示发生在第二产业的OFDI风险比较少，在10%以下。鼓励引导国内资金对海外投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和地区OFDI对我国第二产业的演化提升效果明显。我国实现经济结构的演化其实就是整体提升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CH中显示出，投资量的波动对三个产业结构的演化都是负相关的，因此一个合理的、有序的、分步骤的投资计划以及连续的政策导向对产业结构的演化就显得尤其重要。RD有滞后一期的效果且影响是正面的。因此，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与产业结构的演化是正相关的。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也就是检验残差序列是否有单位根。表2中分别对三个产业相关的模型进行了残差检验。
四、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演化影响效应的理论解释
(一)第一类:OFDI相关产业链的整体和局部技术提升
局部型OFDI一般会将研发环节、生产环节或者市场渠道环节转移到东道国。根据不同东道国技术优势的特点，OFDI会选择把不同产业放到相对应的国家。海外的子企业在东道国产业技术聚集的地区深入学习，充分获取知识外溢的益处，从而实现技术回流母国提升产业结构。将生产环节转移至海外的企业通常会选择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的东道国，这样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水平型OFDI一般会将产品的整条价值链布局到东道国，通常从母国转移到东道国的产品主要是传统产品或产能过剩行业，这样有助于获取较低成本的生产资料。
(二)第二类:投资节奏在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中对产业演化的提升作用
母国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在选择OFDI时，更多偏向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原因有:其一，在该地区有获取更先进技术的机会;其二，内部技术与外部技术的融合可以有助于技术创新;其三，对上下游技术的整合可以整体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此类的OFDI可以是在东道国自建工厂之后融入当地生产的上下游，优点在于，可以对全过程管控，帮助东道国提高就业率，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获得政策支持，以及根据母国企业的需要有计划按步骤地实现技术提升;受外部冲击较小，抗风险的能力较强。缺点在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获取的周期较长，不能立即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而错失市场机遇。企业OFDI也可以选择对目标企业的技术收购兼并，优点在于，降低投入大量研发费用而失败的风险，并且快速获得母国企业急需的关键技术，加速产业演化。缺点在于，跨文化整合企业难度较大，要求管理者有较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五、研究结论
关键词：境外直接投资；农业“走出去”；金融支持
1我国农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1我国农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
我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相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决定了我国农业需要“走出去”。在国家政策上，2017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在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项目中，明确指出“着力扩大农业对外合作，开展农林牧渔等领域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走出国门，进行农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对外投资报告》，2016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境外投资金额为32.9亿元，占比1.7%；历史存量投资金额为148.9亿美元，占比1.1%。农业境外投资占整个境外投资的比例偏低。开展农业境外投资的企业当中，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但民营企业的平均投资金额较小，且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亚洲和欧洲是主要境外投资目的地。
1.2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
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主要由发展改革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三个部门负责。发展改革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是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前置部门。发展改革部门主要负责境外投资项目的备案和核准，商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境外投资企业设立的备案和核准。除涉及敏感国家和敏感行业需要进行核准外，其余绝大部分境外投资只需进行备案即可。在外汇管理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不断简政放权。从2015年6月1日起，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无需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审批，目前除金融机构进行境外直接投资需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相应的批准文件或者无异议函外，其余企业可凭发改部门的备案通知书或者核准文件、商务部门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等材料直接去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外汇登记，外汇指定银行在进行合规性等审查后为企业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兑。外汇管理部门则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业务登记和资金汇兑等环节的事后核查。境外直接投资业务管理部门的简政放权，极大促进了境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2我国农业境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2.1民营企业进行农业境外投资时，缺乏足够的信贷资金支持
由于农业投资周期较长、收益不稳定，容易受气候等不可抗拒因素影响，民营企业很难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用来进行农业境外直接投资，如果企业只依靠自筹资金进行境外投资，会导致企业财务压力较大，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2.2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满足企业农业境外投资的需求
目前我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时，只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家可以提供海外投资保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一家国有独资的政策性保险公司。虽然对于农业境外投资项目也有承保，但对于开展农业境外投资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受自身企业规模小等原因限制，很难获得政策性保险公司的承保。
2.3民营农业境外投资企业缺乏有效的金融衍生品来进行风险对冲
除天气、供需、地缘政治等传统因素外，一些非传统因素也影响国际农产品的价格走势。近年来部分农产品价格曾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2008年，受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影响，一度产生了大量“热钱”，投机资本纷纷涌入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进行纯粹的投机期货交易，并导致国际粮食作物等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直接对农业境外投资企业的收益产生较大影响。根据现行有关外汇管理规定和期货管理规定，非国有企业无法在境外期货交易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民营企业进行农业境外投资很难对冲农产品价格剧烈变动所带来的风险。
2.4部分境外投资目的国相关政策变化较快，政策延续性较差，可能给开展农业境外投资的企业造成较大损失
近年来，个别国家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可能以国家安全、环境因素等为借口对我国的农业境外投资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并设置壁垒，影响我国企业正常的农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部分国家通过提高关税等手段，禁止或限制农业产品出口，这将给相关农业境外投资企业造成较大的损失。
3政策建议
3.1加大对农业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建议设立国家级的政策性农业境外直接投资产业基金。对于开展农业境外投资的中小型企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用来农业境外投资进行适当贴息，同时鼓励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并对保费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境外投资金额较大且有发展前景的农业境外投资项目，可与相关企业合资成立公司，以股权、债权等方式参与农业境外直接投资。
3.2完善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项目
根据境外投资的实际开展情况，增加海外投资保险具体承保的项目；根据境外投资企业的实际需求，完善现有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项目。适当降低开展农业境外投资企业投保的门槛并降低相关的保费费率，使更多的农业境外投资企业可以投保海外投资保险，降低企业进行农业境外直接投资的财务风险。
3.3完善现行外汇管理等制度
建议对于以农产品生产为主要投资领域，中方投资金额较大的民营境外投资企业，在资金大部分汇出并且境外投资企业已经进行实际生产的情况下，可向证监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申请，允许其在境外期货交易所开通农业境外投资所生产的农产品对应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外汇管理部门会同证监部门，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综合考虑企业自身财务情况、企业在境外的实际生产能力、企业风险管控能力等，由证监部门对企业申请进行备案登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相应外汇登记，具体管理办法可以参照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的相关办法执行。企业可以凭证监部门的备案通知书和外汇登记凭证在境内银行开立境内专用账户，在其批准额度内使用自有资金向境外汇出资金，在特定境外商品期货所开展指定品种的农产品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由于期货交易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和杠杆性，外汇管理部门应做好事后核查工作，确保企业汇往境外的资金只能用于特定品种农产品的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禁止进行投机交易，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这样可使从事农业境外投资的民营企业及时有效降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投资收益损失。
3.4充分发挥国家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在境外直接投资上的信息优势，降低农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建议由农业、发展改革、商务、外交、外汇管理等多个相关部门建立联合协调机制，联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根据其海外投资保险实际理赔的案例，定期向社会公布近期农业境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帮助农业境外投资企业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对外投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杨光,张晨,张芸.农业“走出去”金融政策现状问题及对策[J].世界农业,2013(09)：11-18.
关键词: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影响
多年来，老挝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不断加强，对外经贸关系不断扩大的同时，吸引外资的环境也逐渐改善，并且颁布和不断调整了外资法，这体现出了老挝政府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来吸引外商投资者。2012年，老挝正式成为WTO成员国，这为老挝参与国际分工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自从老挝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吸引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新兴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成为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
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现状
（一）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为了摆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提升老挝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老挝政府开始从商业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条件。自从老挝新外资法实施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障更加稳固，外资准入要求也更加宽松，使得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快速增长。当前，老挝已经建设有12个经济特区，共计覆盖面积达1.96万公顷以上，成为老挝吸引外商投资重点区域，截至2018年年底，老挝经济特区吸引投资额共计16亿美元左右，共计包含国内外投资企业539家，其中外国投资企业474家。由此可见，外商投资占大部分比例。（图1）从图1可以看出，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从2001年开始不断上升，尤其是到了2005年和2010年分别取得了量的突破，而且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没有缩减，但2011年以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数额起伏不定，然而整体仍保持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多。（图2）从图2可以看出，老挝自2009年开始吸引外资企业的数量一直保持在300家左右，与2001年的61家外资企业数量相比增加了很多。整体而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自从20世纪90年代老挝颁布外资法以后，在老挝投资的企业共计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据统计，从2001年开始截至2018年，老挝吸引外资总额累计为318.6亿美元，但是这其中的大部分投资额来自于东亚周边国家。其中，截至2016年，中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共计830个，泰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746个，越南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421个。截至2016年，这三个国家是老挝吸引外资的前三大来源地。其中，中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38.7%；泰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16.8%；越南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9.6%。除东南亚周边国家以外，还有来自日韩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2016年韩国企业对老挝的投资额排名第四位，法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五、第六位，分别占老挝外资比为9%、4%和3.6%。
（三）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投资产业结构。随着老挝吸引外资数量的不断增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老挝投资的行业也表现出了逐渐多样化。例如，以老挝吸引外资的12个经济特区为例，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已经涉及到政府投资、开发商投资以及零售商投资，其中建筑行业的开发商投资额较大，零售商投资份额其次。2018年，开发商投资额高达12.7亿美元，零售商投资额也高达3.49亿美元。从具体行业结构分布来看，商业占外资比例的28%；工业占外资比例的32%；服务业占外资比例的40%，农业等其他产业几乎为零。
（四）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投资区域。从外商在老挝投资的区域来看，外资项目大多数都集中在老挝相对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万象市，少数也会在湄公河沿海岸的城市进行投资项目，对于老挝其他中小城镇的投资仍处于空白阶段。从上述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地区可以看出，这些地区都是老挝经济发展比较发达、投资环境相对良好的地区，万象及其周围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和其他地区相比，明显投资条件要更加完善，更有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此外，这些地区的投资成本较低，有利于投资方从中获取更多的投资利润。尽管老挝政府已颁布很多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去发展困难地区。然而，因为老挝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以及人口聚居的地区具备一定的优势，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都集中于这些地区。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的经济影响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其动机是寻求资源还是需求市场，都会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起到带动作用，从而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贡献，尤其体现为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带动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2010年以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老挝的GDP也不断增长。其中，2001年，老挝GDP只有17.68亿美元，但是到2009年增长到了58.33亿美元，到2017年增长到了168亿美元，由此可见，老挝GDP增长速度之快。（图3）2010～2013年期间，老挝GDP的平均增速为19%左右。其中，2011～2013年老挝GDP增长速度分别为22.2%、22.8%、16.5%和17.8%。而这一时间段老挝的吸引外资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2013年以后，老挝吸引外资出现小幅下滑，并且起伏不定，老挝GDP在2013年以后增速也明显放缓，降低到10%以下。
（二）对老挝出口贸易的带动。外商投资分为上游投资和下游投资两种，如果企业选择的投资领域是下游投资，在要素表和市场规模相似，它将取代两国之间的贸易。但是会促进东道国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总得来看，上游投资往往会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产生的是间接的影响，下游投资往往会对东道国产生的是直接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的贸易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促进了工业品的进出口。在老挝2005～2018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老挝出口贸易额增长趋势来看，出口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比关系。这说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在同一方向上有着同样的变化，即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出口量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的工业产品出口的促进显著，使这类商品结构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图4）
（三）对老挝就业率的提升。在劳动力相对充足但是资本稀缺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或间接地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这种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而老挝正是属于劳动力相对充足但是资本稀缺的国家。当外资企业在老挝雇用本国公民时，就会直接提升老挝的就业率。例如，在2018年，在外资企业占绝大多数的老挝的12个经济特区内，共计有工作人员1.55万人，其中，外国员工人数为8，364人，老挝人员工为7，180人。由此可见，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为老挝提供了较大的就业机会。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产生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因投资联系的东道国供应商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因为外商投资企业雇佣员工的支出增加，为东道国提供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这与外来的资本相辅相成。外商投资者利用公司并购以及绿地投资等可以为本地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一般较高，能够为东道国劳动力提供更优厚的薪资待遇，使得东道国劳动力更愿意到外资企业工作。而且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劳动力技能的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数会增加技术工人的使用量，这可能是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或者外资企业投资高附加值产业的原因，同时，因为当地技术工人在外资企业的技能吸收、学习与培训，会使技术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四）对老挝生产技术水平的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尤其是间接影响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与外部联动的主要区别在于溢出效应主要影响生产力，而这种联系通过不断变化的需求，供给和价格影响了东道主经济的产业结构。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移产生积极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转让对东道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往往比当地可用的技术更现代化。因此，老挝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会接收更先进的技术转让或技术转移，从而促进老挝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
三、结论
综上，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的经济增长、出口带动、就业率提升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都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老挝政府在对外资的管理体制方面，应该进一步健全外资管理体系，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需求，并且不断调整和修正外资优惠制度与法规，为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者进入本国市场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改善老挝吸引外资软环境，以此来充分利用外资，推动外商投资作用于老挝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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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定辉.老挝：2017年回顾与2018年展望［J］.东南亚纵横，2018（1）.
关键词：跨境电商；华商网络；OFDI
1引言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在迅速增长。根据《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流量创下近2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占比达到13．5％。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各种政策以及制度设计也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其中种族网络在OF－DI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海外移民规模也很庞大。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近一千万，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形成了巨大的海外华人人才库，对中国的OFDI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都发挥重大作用，华商网络的发展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对华商网络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开始兴起，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商品交易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电子商务也选择走向国际，随之产生的就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因其可以降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对传统的国际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同时跨境电商也促进企业实现规模效应，扩大了国际贸易规模。跨境电商促进贸易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那么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跨级电商对OFDI的作用机制：第一，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电商使得产品拥有更低廉的价格，并且与传统的国际运输相比，跨境电商的出现也促进了第三方运输平台的发展，国际运输的时间更短、运输成本也更低，这些因素使得产品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成本大大降低。第二，跨境电商拥有更加广泛的信息分享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了国际投资过程中的信息成本。跨境电商也拥有更加宽广的分销渠道，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现象。跨境电商第三方交易品台的出现，使得小企业和个人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未来可能国际投资不再只是大企业或是华商网络的特权。但是，跨境电商的交易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风险，例如，平台交易使得消费者并没有亲眼见到商品，再加上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评价标准的差异，使得消费者收到不满意的商品，并且国际交易的退货渠道相对于国内的退货服务复杂得多，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很大的侵害；跨境电商的出现时间较短，不管是单一国家或是国际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都不完善，使得跨境电商的交易过程风险更大。而华商网络则可以克服跨境电商的缺陷。由华商网络促成的交易或投资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依附第三方交易平台，华人之间形成的特殊的信息分享渠道，使得他们在网络社群内就可以交易。而且华商网络之间具有充分的信任，解决了跨境电商的信任危机，减少了跨境电商的交易风险。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网络熟知各国的贸易环境和贸易规则，能够帮助跨境电商选择最好的货源和最优的发货地点，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还可以提高商家的信誉。华商网络还可以帮助跨境电商搜集当地消费者的偏好、市场信息，这可以帮助跨境电商选择最优市场。反过来，跨境电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大量的移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加入到国际贸易的行列里，使得华商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华商网络对于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华商网络对于OFDI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跨境电商作为一种贸易模式，其本身对于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也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成本。传统理论认为，贸易最终会导致对外投资，那么跨境电商作为一种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的贸易模式对于华商网络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国际投资的过程中跨境电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跨境电商会不会同样能够促进中国OFDI？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与OFDI的关系中发挥着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与中国有OFDI往来的10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2文献综述与假设
2．1跨境电商对OFDI的影响
跨境电商是近年来新兴的贸易模式，其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增长点（来有为和王开前，2014）。跨境电商主要通过网上交易，一键式下单，大大降低了不同语系之间的沟通障碍，同样也减少了文化摩擦和信息搜集有关的贸易费用；而且跨境电子商务可以通过采用重新分配运输成本的定价策略来降低成本壁垒，并且可以缩短快递运输的时间（胡以一，2018）。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的跨境电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对中国国际贸易体系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传统贸易方式单一，支付方式也多为现金交易，多有不便。而网上交易支付方式多样化，且近些年来中国的跨境物流也实现了飞速发展，国际贸易的物流模式也在发生着高速的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为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产业链的转型升级（阳群，2016），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外投资是在贸易发展成熟之后才产生的，外贸易有利于OFDI（高扬，2017）。跨境电商对国际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其本身是国际贸易形式的一种，所以本文认为跨境电商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跨境电商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即跨境电商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
2．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的影响
跨境电商的低进入门槛，使得个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国际贸易的一员。所以跨境电商的出现使得海外华侨华人，例如华人学生等能更容易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扩大了海外华商网络的规模；同时跨境电商的出现也可以促进华商网络升级转型，海外华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位，海外华商的成员也不再只局限于企业高管等高知识分子。所以，本文认为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的规模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有正向促进作用，即跨境电商的发展会带动华商网络规模的扩张。
2．3华商网络与OFDI
种族网络是一种网络中成员通过彼此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帮助彼此克服国际合同执行过程中的非正式障碍的方法，网络内部通过内部惩罚机制保证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文丽（2014）通过研究双边移民对贸易的影响发现：移民流动揭示了本国的文化特征和劳动力属性，对双边贸易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移民可以成为母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合作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者直接充当母国投资的合作伙伴。移民比母国的投资者掌握更多关于东道国的信息，作为一个“信息者”，移民可能会吸引母国的投资者与其合作到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移民可以作为不完善的信贷和保险提供的替代品，从而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移民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海东和朱敏，2017）。华商网络是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国自发形成的商业网络，所以本文认为华商网络对中国的OFDI可能会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华商网络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华商网络规模越大，中国OFDI的发展就会越快。
2．4华商网络的中介作用
跨境电商的低进入门槛促进了海外华商网络的升级转型，并进一步促进了华商网络规模的扩张。学者们关于华商网络与中国OFDI的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袁海东、朱敏（2017）通过分析五十多个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存量数据与中国对外投资宏观的国家数据认为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到文化距离和区位的影响。吴群锋和蒋为（2015）也认为全球华商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高技能华商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商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高远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移民网络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对OECD国家OFDI的流出。以上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华商网络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所以本文认为跨境电商可以通过华商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增长。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和OFDI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3．1指标说明
3．1．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2011－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中国对103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变量（OFDI）。
3．1．2解释变量
跨境电商（CBEC）。借鉴田文和王超男（2018）的研究方法。
3．1．3中介变量
华商网络（CHI）。东道国中国移民存量与东道国人口比例作为变量。
3．1．4控制变量
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采用Kogut－Singh距离指数公式计算；对外开放度，用东道国进出口总额表示；经济距离，用东道国与中国人均GDP的绝对值之差表示；东道国经济规模，用东道国的经济生产总值表示；东道国技术水平，用东道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制成品出口的比值表示；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用东道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表示；自然资源禀赋，用东道国燃料、矿石和金属出口／商品出口比值表示；地理距离，用北京与东道国首都的直线距离来衡量。
4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在1％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通过检验。其次，运用极大似然法和方差膨胀因子法对已建模型分别进行了面板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均通过检验。运用Stata．13软件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之间进行选择。F检验拒绝“混合效应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的原假设；LM检验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Hausman检验不能拒绝“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最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模型2检验跨境电商对中国OFDI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的系数为0．849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电商对中国的O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跨境电商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假设1的到验证。模型3检验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的系数为0．087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跨境电商的发展会带动华商网络规模的扩张，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4检验华商网络对中国OFDI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华商网络的系数为0．051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华商网络对中国OFDI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华商网络规模越大，中国OFDI的发展就会越快，假设3得到验证。在模型5中加入自变量（跨境电商）和中介变量（华商网络），可见跨境电商和华商网络对OFDI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与模型2的结果比较，跨境电商的系数由0．849下降到0．845，表明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OFDI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华商网络在两者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和华商网络对中国的OFDI都会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与OFDI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政府应当鼓励企业进行跨境电商贸易，充分发挥跨境电商贸易降低谈判、信息和中间商成本的优势。但同时，政府应当加大对跨境电商的优惠政策力度，降低跨境电商的关税，企业应当加大海外仓储，充分降低跨境运输成本，这样才能发挥跨境电商对OFDI的促进作用。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与OFDI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所以企业应当重视与华商网络的结合，政府也应当重视华商网络的构建和扩展，帮助企业理解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华商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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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对策分析
一、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2012至2016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增长率分别为10.08%、10.54%、8.92%、7.72%、8.51%。可以看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至2016年持续增长且增速较稳定，即江苏省经济呈上升趋势发展且增速较为稳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持续增长的背景下，2012年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57.60亿美元，增长11.29%。2013年金额为332.59亿美元，减少6.99%。2014年为281.74亿美元，减少15.29%。2015年为242.75亿美元，减少13.84%；2016年金额为245.43亿美元，增长1.11%。由此看出，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减少情况为111.17亿美元，总体下降。2013年至2015年期间持续出现负增长。2016年，虽然有所改善，但只是略有增加，出现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表2）即随着江苏省经济增长，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反而呈下降趋势。
二、存在的问题
（一）不合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三大产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不一，且都不是特别理想。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呈负增长趋势。尽管第三产业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较小，这直接反映了江苏省不同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严重减少，而同时第三产业却有所增长，这种情况与正常三大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步增长的合理结构存在严重偏差。
（二）各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严重不均衡
江苏省面临着各区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失衡的问题。2012年至2016年，苏州、南京和无锡是江苏省使用FDI最突出的三个城市。与盐城、连云港、宿迁等使用FDI相对较差的城市相比，FDI的使用量有很大的差距。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上前者是后者的八倍以上，使得江苏省各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不均衡
2013年至2016年，在江苏省投资金额最大、所占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亚洲。连续四年间，亚洲地区的外国商人在此直接投资金额占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以上。非洲、欧洲、北美、大洋洲和南美洲等五大洲的直接投资占其年度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30%，其中最少的地区是南美洲。这四年占比分别是6.71%、5.96%、6.81%和4.91%，均不超过百分之七，这表明江苏省的外商资金来源地区严重不均匀，太过依赖亚洲地区，且其他地区外商投资资金发展趋势并不理想，这对于江苏省经济长久的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违背了经济学中的风险分散原理，因为亚洲经济危机一旦产生，将严重影响江苏省的经济发展。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需要改善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有重要影响，虽然江苏省因为其地理位置、整体经济水平较好等优势使其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但是在政策环境方面，江苏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行税款征收，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实行这同一税率。因此，江苏省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没有政策偏好的竞争优势。而兄弟省份广东省，在国家优惠政策外还特殊设计了部分更符合实际的政策。因此，江苏省要向兄弟省份广东省学习，并且改善自身的优惠政策环境。目前，江苏省外商准入条例与国家规定的外商准入条例一致，不能凸显入驻优势。并且对于大多来江苏省进行投资的外商主要面对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且缺乏引导的专业人士。
三、发展对策
（一）均衡各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
江苏省均衡各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应结合自身优良的地理位置，发挥城市魅力，结合城市特色发展各个产业。结合自身多水乡的特点大力发展渔业等第一产业，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文化特点来发展轮船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推广历史文化，改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只有江苏省三大产业在自身经济中得到发展，才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使三大产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提高第一产业知名度
江苏省第一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增加第一产业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至关重要。例如，结合江苏省实际，要大力提高花卉种植业的名气，可以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拍摄小视频并在网上等方式加强江苏省花卉业的曝光度，增加其知名度，从而吸引外商进行直接投资，而其他的第一产业可以结合各自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农产品，并且通过电视宣传等方式提高企业知名度，提升第一产业企业的竞争力，增强第一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2.促进第二产业技术创新
第二产业企业技术的革新，是其发展的先决保证，江苏省作为一个水域广阔的省份，要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和自身企业的发展实际情况，划分特色第二产业，鼓励其技术创新。如以江苏省的轮船制造业企业为例，一是江苏省可以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技术创新做得好的轮船制造业企业。二是江苏省应该在税收上对企业投入到技术创新的资金进行刨除。
3.加快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动至关重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通过增加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及管理，提高江苏省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是均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举措。
（二）加强省内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
1.鼓励地方特色企业的发展
鼓励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加快区域产业集群建设。而一个健全的产业集群将为外国直接投资者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商机，鼓励地方特色企业的发展对该地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具有现实意义。具体做法为以下三步。一是要结合地区实际情况，选择和设立特色产业，选择可持续发展并且能够带领绝大多数群众致富的产业。二是要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在特色产业企业中选择实力最强的企业作为特色企业代表。三是要在鼓励方式上进行创新，换位思考以此给各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最想要的优惠。
2.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
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要从该地区最核心的各大企业入手。作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各大企业，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章进行经营，自觉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严格执行深化改革开放、供给侧改革等政策，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执行所提供的机会发展自身，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发展自己。严格按照创新驱动发展自身，积极吸引各地人才到企业上班，为企业创新，发展企业。
（三）均衡对各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江苏省均衡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要从加大有效的招商引资宣传力度开始，而进行宣传要向做的好的兄弟省份学习，要本着让更多江苏省想要吸引的人才看见的原则进行宣传。例如，学习广东省企业自发组织成立招商引资宣传协会，为江苏省该行业的实际情况找希望邀请投资的目标企业，将自身的优势做成广告进行介绍，并将其以邮件形式给各大目标企业发送，让企业的声誉走出亚洲，走向全世界。学习上海各大企业积极参加由政府部门牵头的外商交流会，以此扩展企业自身招商引资的资金来源，减少对亚洲外商直接投资者的依赖。学习北京各大企业进行广告宣传时要扩大宣传目标国家的数量，要将自身的优势在更多的目标国家进行宣传。学习天津市各大企业在进行宣传时，尽量将政府部门对该行业及本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进行同步宣传，以此使得目标外商直接投资者能够很快地了解到在这里投资可以得到的优惠，以此提高目标外商直接投资者来江苏省投资的兴趣。
（四）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
1.提供减税优惠
提供减税优惠是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最为重要的一步。一是成立政策研究小组，充分收集各地区的税收优惠信息。二是充分研究江苏省自身的优势、劣势，以此作为自身减税优惠政策的凭证。三是设立江苏省总体减税优惠大纲。四是将部分减税优惠权力下放到江苏省各大地级市，让其结合自身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减税优惠。五是加强监管，让减税优惠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
2.降低投资门槛
降低投资门槛具体做法如下。政府等金融机构可以建立一个官方平台，使想要投资的外商可以互相联系进行沟通，提供外商之间沟通合作的平台，增加外商之间合作投资的概率。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专项服务，简化办事流程，从而降低投资门槛。
3.对企业提供专业宏观指导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政府及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专业的宏观指导以便增加外商对该省市场宏观方向的准确判断，加强外商在江苏省投资的信心以及成功率，从而提高江苏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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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绍史.中国双向投资政策指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关键词：境外合作区；对外直接投资；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缔结了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然而，由于国际投资协定数量众多且冗余，它们在应对不断上升的制造成本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环境方面的有效性并不显著。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海外竞争，2005年，我国商务部首次出台了外商投资合作和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的具体措施。同时，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自己的经贸合作区。次年，商务部开始实施相关措施，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可以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为中国企业群体出国搭建一个安全、稳定、有效的投资平台。中国商务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政府主导、企业决策、市场运作”的原则，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从上述会议和相关文件来看，海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假定
构成模型是多期DID模型。设定如下：Yit=β0+β1×did+β2×Xit+βi+βt+εit式中的Yit是被解释变量。did是境外合作区地区虚拟变量over和成立年度虚拟变量time的交乘项，对于建立境外合作区变量over取1，反之取0；国家设立境外合作区后年度虚拟变量time，鉴于境外合作区的建立效应存在滞后性，所以年度虚拟变量在设立后下一年度取值为1，在此以前取值为0。变量X代表的是控制变量。系数βi代表国家个体效应。系数βt代表年度效应。εit代表的是随机干扰项。PSM完成后进行DID分析过程中，对年度效应进行控制。
（二）数据来源
文中研究的数据源自于中国对外投资公报和EIUCountryData，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黑山共和国数据缺失，删除处理）作为研究对象，以2010—2018年为时间跨度，基于去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对采用的全部变量在1%的水平下作缩尾处理。
（三）模型变量介绍
因变量为直接投资（invt），采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额表示；自变量为境外合作区（did），控制变量包括以下方面：贸易总额（tdvl），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人均GDP（GDPP）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示；劳动力总数（labr），鉴于部分国家该数据有缺失，采用该国人口数替代，并取自然对数；储蓄率（savr），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表示；贷款利率（rate），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利率表示；第三产业（tind），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表示；第二产业（sind），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占GDP的比重表示；固定资产（fast），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消费潜力（conm），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
二、境外合作区PSM-DID分析
采用全样本的数据分析建立合作区与我国直接投资的关系，根据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步骤，第一步采用逐步回归法选取对建立境外合作区影响显著的变量，第二步采用核匹配法进行PSM匹配分析，第三步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是否满足平衡性与共同支撑假设，第四步删除不满足共同支撑的样本，最后采用多期DID方法检验建立合作区与我国直接投资的关系。
（一）显著性变量筛选
倾向得分匹配法显著性变量筛选方法选择逐步回归法，并对因变量作logit回归，选择标准采用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性选题后的匹配变量见表2。由表2的逐步回归结果可知，储蓄率（savr）、第二产业（sind）变量对建立境外合作区的影响不显著，删除了这两个变量。贸易总额（tdvl）对建立境外合作区具有正的显著影响，影响系数为2.788，贸易总额越高越倾向于设立合作区；人均GDP（GDPP）对建立合作区具有负的显著影响，人均GDP越高经济发展越好，我国越不倾向于建立合作区；劳动力总数（labr）对建立合作区具有负的显著影响，劳动力总数多的国家，我国越不倾向于建立合作区；固定资产（fast）对建立合作区具有正的显著影响，固定资产越高的国家，我国越倾向于建立合作区；贷款利率（rate）对建立合作区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贷款利率较高的国家，我国更倾向于建立合作区；第三产业（tind）对设立境外合作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我国倾向于在服务业还未发展起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合作区；消费潜力（conm）对建立合作区具有负的显著影响，消费潜力高的国家反而不利于建立合作区。
（二）假设检验
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后，模型变量的差异均不显著，从而表明满足了平衡假设检验条件。满足假设的有473个样本，占到总样本数576的82.12%，不满足假设的有103个样本，删除103个不满足假设样本，接下来对该数据进行多期DID分析。
（三）结果分析
建立合作区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结果见表5。在多期DID分析时控制了模型的时间效应，模型调整后R2为0.3503，研究涉及的样本数量有473个。表5中的did变量为研究中的关键自变量，如果did变量的系数显著，表明境外合作区建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否则就说明影响不显著。did变量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系数为5.001，说明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外合作区可以提升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贸易总额（tdvl）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系数为2.426，贸易总额越多的国家我国对该国直接投资越高。人均GDP（GDPP）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0%，系数为-1.165，说明人均GDP越多我国对该国直接投资额越少，倾向于投资市场还未开发的国家。劳动力总数（labr）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5%，系数为-1.133，劳动力总数较少的国家反而有利于吸引我国对外投资。固定资产（fast）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系数为0.134，如果一国的固定资产较多，我国倾向于加大直接投资力度。贷款利率（rate）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5%，系数为0.104，贷款利率提升，并没有造成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下降，反而提升了我国直接投资。第三产业（tind）对直接投资（invt）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第三产业占比高低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少的考虑因素。消费潜力（conm）对直接投资（invt）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消费潜力高低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少的考虑因素。
三、小结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境外合作区的设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所得结果如下。从全样本来看，境外合作区（did）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系数为5.001，说明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外合作区可以提升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贸易总额（tdvl）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贸易总额越多的国家我国对该国直接投资越高。人均GDP（GDPP）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总数（labr）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总数较少的国家反而有利于吸引我国对外投资。固定资产（fast）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如果一国的固定资产较多，我国倾向于加大直接投资力度。贷款利率（rate）对直接投资（invt）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贷款利率提升，并没有造成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下降，反而提升了我国直接投资。第三产业（tind）对直接投资（invt）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第三产业占比高低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少的考虑因素。消费潜力（conm）对直接投资（invt）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消费潜力高低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少的考虑因素。
参考文献：
[1]季美航，王旋.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境外合作区的发展与挑战[J].时代金融，2019（3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