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通理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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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象
含访谈被试、预测被试和正式被试，其中访谈被试包括留守儿童、监护人及教师。依据“留守儿童心理资本”概念，采用问卷法筛选出生活在不利的家庭抚养环境中且心理社会适应良好的受访儿童20名，他们同时满足以下6个条件：（1）来自完整家庭；（2）父母现在都在外打工且由祖辈监护或仅父亲现在外打工且由母亲监护（这两类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90%以上）；（3）在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问卷上的总均分高于“轻度不利”的下限值2.50分；（4）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青少年孤独感量表上的得分均低于一般儿童平均分（M抑郁=1.85，M孤独=1.91），且最近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位于班内前1/3；（5）对同学关系、在家表现、在校表现、与实际监护人关系四方面的总体自我评价均为“比较好(融洽)或很好(融洽)”（例如：最近一年内，你感觉你和班上同学相处融洽吗？①非常融洽②比较融洽③一般④不太融洽⑤很不融洽）；（6）儿童提供的成绩、人际关系、表现等信息能从监护人和教师处同时得到印证。受访儿童中，祖辈监护、母亲监护的儿童各10名，男生8名，女生12名，平均年龄13.95±2.02岁，平均留守时间6.89±2.65年。受访监护人14名、教师12名，对儿童的日常表现和思想状况均较熟悉。预测被试为某县农村1所小学和1所初中的133名4-9年级留守儿童，其中，男生65名，女生68名；初中生59名，小学生74名。正式被试采用社区取样，主试为经过培训的98名农村籍大二学生，利用寒假对家庭所在地村庄及周边村庄的儿童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在规定的一周内完成。施测内容除自编问卷外，还包括韧性问卷、乐观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希望问卷、生活满意度问卷、孤独感问卷以及问题行为问卷，以检验自编问卷的效标效度。施测时，主试将问题逐个读给小学生听，助其理解后作答；初中生在主试讲解指导语及注意事项后自行作答。发放问卷1380份，获得来自完整家庭的有效被试共1037名，其中，父母均外出且由祖辈监护的儿童375名（简称双留守儿童），父/母中一方外出且由另一方监护的儿童329名（简称单留守儿童），父/母曾外出6个月以上的儿童61名（简称曾留守儿童），父母均从未外出的儿童272名（简称一般儿童）。本文仅对单、双留守儿童数据进行分析。3个月后对单、双留守儿童各40名进行重测。
1.2问卷理论结构的初步建构
在仔细研读心理资本整体结构、心理资本要素、自立、儿童逆境信念等文献基础上，通过编制访谈提纲、开展深度访谈、分析访谈资料等工作，初步建构出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理论结构。儿童访谈提纲主要包含3个问题：①与父/母在家时相比，他们外出后，家庭抚养环境发生了哪些不好的变化？②这些不好变化对你的学习、心情和行为产生过哪些不好的影响？这些不好影响随父/母外出时间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回忆的同时，请在访谈员的指导下，在“父/母外出打工对儿童学业/心情/行为的不利影响的发展趋势图”中（横坐标为留守时间，纵坐标为影响程度，6点记分，从“无任何影响”到“影响很大”），用点将这些不好影响的影响程度依次描出来，然后用线段将各点连接成曲线图并找出变化的拐点。③拐点的出现以及你目前表现出来的积极成长态势（由取样条件确定），说明你有效地克服了不利家庭抚养环境给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你有哪些特点、观点和做法帮助了你在不利的家庭抚养环境中积极成长？请举例详细说明。访谈员为3名心理学专业人员，对研究意图和访谈提纲十分熟悉。访谈在安静的房内进行，访谈重点为第3个问题，时间一般为55-70分钟，访谈时无他人在场。监护人及教师访谈的主要内容与儿童访谈内容相同，访谈时适当变换称呼及措辞，方式为入户访谈或电话访谈。经受访对象同意后，对访谈进行全程录音。4名本科生将录音逐字转写成文本。由于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资本的结构，故仅呈现第3个访谈问题的文本编码情况。反复通读了相关文本后，参照烜侯方等的编码过程，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开展如下工作：首先,从每份原始文本中提取出含义清晰且单一的条目。提取方法是：对含义清晰且单一的语句予以直接保留（例如，不喜欢斤斤计较），将包含多重含义的语句拆分成多个条目（例如，将“她能吃苦耐劳，内心有一股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拆分成“吃苦耐劳”与“奋发进取”两个条目），对同一个人多次提及的含义相同的条目进行合并且不计算频次。3名研究者对各自提取的条目进行了详细讨论，在统一条目的表述后，共提取到初始条目659条。其次，对不同文本中的初始条目进行同类项合并及精简。具体做法是：对表述完全相同的条目进行合并,并计算重复出现的频次；对内容相近但表述不同的条目进行二次合并（例如，将“不让父母失望”、“不伤爸爸妈妈的心”、“给父母争气”合并为“不让家长失望”）；删除与心理资本“类状态”特性不相符合的条目（如“脾气好”）。经合并及精简，剩下39个条目。再次,对条目进行归类和类别命名。基于各自的归类结果，3名研究者经过讨论，并参照已有心理资本结构，一致同意将39个条目分为5类，但对其中3个条目的归类无法达成一致。删除这3个条目后，剩下36个条目分属明理感恩、自立顽强、宽容友善、自信进取、乐观开朗五个类别。最后，请课题组外的3名专业人士将36个条目归入五个类别。结果显示，27条被3人完全一致地归入预想类别，7条被2人归类一致，2条被3人归类完全不一致。删除归类完全不一致的条目，剩下34个条目在所属类别中被提及频次。
1.3问卷项目收集与整理
首先，以上述34个条目为语义基础来收集问卷项目：①直接引用或适当转写访谈资料中的条目。如将条目“能忍受各种困难”直接引用，将条目“感受父母付出”转写为“能深刻感受到父母为家庭生计所做的种种努力”，共获24个项目；②从成熟问卷（本土化心理资本量表、青少年自立人格问卷、逆境信念问卷、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中共选取与编码条目含义一致的项目10个。如依据“保持好心情来看待事情”条目，选取了“我凡事都看得开,几乎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项目。其次，由于心理资本反映的是积极心理力量，故访谈资料均以肯定陈述句呈现。为了避免乱答，根据各维度内涵编写了6个负向题。例如，用项目“我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到希望”来反映“自信进取”。通过上述途径，共收集到40个初始项目，各维度7-9条。将项目按维度分类排列，请11名大三、大四本科生对项目逐一进行讨论和修改；在此基础上，将问卷送3名相关专家评估和审阅。根据专家意见，对少数项目表述进行了修改，形成初始问卷。将项目随机排列，5点记分，1为完全符合，5为完全不符合。
1.4问卷预试及进一步完善
使用初始问卷对8名留守儿童（小学与初中男性、女性儿童各2名）施测和集体访谈，根据他们的理解对5个项目的表述做进一步修改。例如，将“我期望能早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修改为“我常想将来要好好报答父母等长辈”。将修改后的问卷对133名预测被试施测以初步考察项目的区分度。频数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对所有项目的回答不存在明显偏向（即答案仅为1、2、3、4或2、3、4、5）。据此形成正式调查问卷。
2结果
2.1项目分析
采用的指标为2个：①计算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②将问卷总分前27%、后27%的被试划分为高分组、低分组，然后考察两组被试在各项目上的得分差异。结果显示，各项目的题总相关均大于0.30，高、低组被试在各项目上的得分差异均在0.01水平显著。所有项目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2.2结构效度分析
2.2.1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采用随机选样程序选取约50%样本（351名）对40个项目进行EFA。结果显示，KMO=0.89，超过通常认为的“好”的标准值0.80，表明适合做因素分析；初始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有10个，其中前5个因素共解释了42.18%的总体方差，每个因素解释的方差超过3.89%；从第6个因素起，各因素解释的方差均小于3.00%，与前5个因素有明显差异；同时，碎石图显示第5个因素为拐点。综上，宜抽取5个因子。因此，后续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DirectOblimin斜交旋转方法提取5个因子，并删除共同度低于0.30、因子载荷低于0.40、跨负载之差低于0.20的项目；每删除一个条目，重复做一次因素分析。经过多次EFA，共删除15个条目，剩下25个条目分属5个因子，共解释总体方差的47.33%，条目载荷在0.49~0.74之间。根据因子所含项目的内容，五因子依次命名为：F1自立顽强：反映能自觉抵制诱惑，遇事能周全考虑、力求独立应对；同时，在艰难困苦面前表现出较强的承受能力；F2明理感恩：反映对父/母外出打工能给予理解、对父母的艰辛能感同身受,并能以实际行动回报父母等长辈的付出；F3宽容友善：反映在人际交往中不斤斤计较，能接纳不同性格的人，能主动化解矛盾，与人为善；F4乐观开朗：反映处事乐观、常往好处着想，对不悦能很快释怀，不易沮丧；F5自信进取：反映相信自己的能力、对未来充满信心，确信努力对前途有益并能为实现目标发奋努力。
2.2.2二阶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五个一阶因素均分再做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探讨其二阶因子结构。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二阶因子仅1个（特征根为2.76），能解释55.21%的总体方差，各因素在二阶因子上的载荷在0.68~0.78之间，表明五个因素拥有一个共同的潜变量。
2.2.3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基于上述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建构了二阶单因素模型，即假定一阶五因素形成了一个二阶因素。使用余下约50%的样本（353名）对该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良好：χ2/df=2.559，NFI、RFI、IFI、TLI、CFI五个指数依次为0.979、0.975、0.987、0.985、0.987，RMSEA=0.049。各条目在一阶因子上的载荷在0.46~0.69之间，各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上的载荷在0.71~0.83之间。
2.2.4维度与维度及总分的相关
维度与维度的积差相关系数在0.27~0.49之间；维度与总分相关在0.68~0.79之间。上述相关系数均在0.01水平显著。参照相关程度强弱的划分标准，维度间相关多为中等正相关，维度与总分相关均为强正相关。
2.3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以测量西方心理资本各要素的四个问卷（含乐观、希望、一般自我效能、韧性）与自编问卷的相关作为效标关联效度的指标。从整体上看，自编问卷各维度与西方各分问卷的相关在0.15~0.38之间，为弱正相关(P<0.01)；自编问卷总分与乐观问卷呈弱正相关（r=0.24），与其他西方问卷呈中度正相关(0.42≤r≤0.47)。
2.4实证效度分析
按问卷总分前27%、中间46%、后27%将被试划分为高、中、低三组，在此基础上考察三组儿童在情绪、学业成绩以及问题行为上的得分差异。MANOVA分析显示，在总的结果变量方面，组别的主效应显著(wilks,λ=0.788，F=20.90，P<0.01)。进一步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孤独、问题行为方面，高分组得分显著低于中间组、低分组，中间组得分又显著低于低分组；在生活满意度与学业成绩方面，高分组得分显著高于中间组、低分组，中间组得分又显著高于低分组。
2.5信度分析
自编问卷总的Cronbachα系数和重测信度依次为0.88、0.85；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在0.65~0.76之间，重测信度在0.78~0.84之间。
3讨论
3.1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理论结构
理论结构是编制测量工具的依据，而结构确定又取决于理论概念。本文紧扣“留守儿童心理资本”概念，综合问卷法和访谈法获得的结果，选取了20名心理社会适应良好的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教师作为访谈对象，从三个不同信息来源视角详细探讨了“留守儿童的哪些特点、观点和做法帮助了他们在不利的家庭抚养环境中积极成长？”，获得了全面而丰富的访谈资料，为系统准确地建构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理论结构奠定了基础。从建构的结果来看，留守儿童心理资本包含自立顽强、明理感恩、宽容友善、自信进取、乐观开朗五个类别，与已有心理资本问卷的结构既有一定相似性又具独特之处。具体而言，乐观开朗与西方心理资本问卷中的乐观的内涵基本一致；自立顽强、自信进取涵盖了西方心理资本问卷中的韧性、自我效能与希望三要素的某些重要特征；明理感恩与企业员工人际型心理资本分量表中的感恩奉献、大学生心理资本问卷中的感恩维度均体现了“对他人帮助应表示感激和回报”这一要义，表明知恩图报已经内化为我国文化背景下各年龄段人们的心理价值取向；宽容友善则兼具有本土化人际型心理资本量表中包容宽恕、尊敬礼让两维度的基本内涵。不仅如此，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结构亦揭示出留守背景下儿童健康成长所需的独特的积极心理力量。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缺少父/母关爱与帮助、缺乏亲子沟通和有效的行为监管,整体上处在不利的家庭抚养环境之中。这对身心处在发展中的儿童既是挑战也是磨砺。本研究提示：引导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和艰辛给予理解，鼓励留守儿童以顽强的意志独立、主动地应对困难和挫折，培养留守儿童在逆境中树立积极进取的信念等措施可以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
3.2留守儿童心理资本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宇野弘藏，1897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仓敷市，192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22－1924年留学德国，开始接触并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回国后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和法政大学。1977年逝世。宇野的一生是研究《资本论》的一生。他留下的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论文及著作就多达一百多篇。后人将其自己独特的《资本论》观称之为“宇野理论”。宇野理论也同时吸引了诸多优秀的学者，在日本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宇野学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宇野为首的宇野学派的推动下实现的。
2宇野理论解析
为了彻底解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宇野以《资本论》为依托，构建了由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论所组成的经济学体系，被人称之为“三阶段论”。而经济学原理论是宇野理论的核心，是解开宇野《资本论》观的钥匙。1950－1952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上下两册（1964年改版）是宇野以全新的视角对整个《资本论》体系进行再整理和编撰而完成的集大成之作。宇野的《经济学原理》源自于《资本论》，但绝不是对《资本论》的照抄照搬。宇野在汲取了《资本论》精华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纯化、整理。与《资本论》相比，《经济学原理》的内容更加简练精辟，全书共由三篇构成，即流通论、生产论、分配论。在流通论中，宇野充分吸收了《资本论》中价值形式论（《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的精华，并以此为主线展开。宇野认为，简单价值形式“一件上衣＝20码麻布”只不过是上衣所有者向麻布所有者发出的一个交换请求而已。这时交换成立的主导权已经掌握在麻布所有者手中，只要他同意拿出20码麻布，立即就可以与上衣相交换。也就是说，此时的麻布已经具备了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已经成为了货币的萌芽。随着上衣所有者的交换愿望的扩大，上衣的价值也随之用诸多的商品表现出来了，价值形式由简单向复杂过渡。最终，在众多的价值表现中，必然会出现一个或几个特殊商品，这些商品是大多数人都需要的，也就是说，它（它们）成为了许多商品价值表现的材料，具有与诸多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这个特殊的商品最终固定在贵金属黄金上，货币形式就出现了。由于受到使用价值的制约，商品之间的交换是很难实现的。而货币与商品相比则具有强大的优势，它可以与任何普通的商品相交换。正因为此，货币可以承担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而资本首先追求的是价值增值，无论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还是银行资本，虽然它们的形式不同，但最终它们都表现为一个追求的价值增值的运动体。这样，宇野就以价值形式论为主线，在抛开价值实体———劳动的前提下，对处于流通形态上的商品、货币、资本的特性进行了重新梳理，论证了商品向货币、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否定了劳动价值说。在《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生产论中宇野对劳动价值进行彻底而完全的论证。在生产论中，宇野把劳动力的商品化放在了理论的核心位置。劳动力一旦成为了商品，那也就意味着“用商品来生产商品”的开始，生产过程本身从根源上就商品化了，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有别于其他社会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
宇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法则，即价值规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一规律才能得以全面的印证。换句话说，劳动价值说只有在生产论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因为劳动力商品与普通商品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劳动力商品可以不断重复的使用。要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持续进行，资本家就必须支付给工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工资。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价值的大小一定是由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的量来决定的，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高于其投入的劳动的量，也就意味着工人得到的工资是不足以购买到使劳动力得以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那么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无法维持；相反，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低于其投入的劳动的量的话，那么工人即便不劳动也能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同样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不能维持。这样，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的量来决定这一法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然规律，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前提。资本家通常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强度的方法来获取剩余价值。在宇野看来，资本的生产过程既是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又是商品价值的增值过程，而且资本的生产过程包含在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他说：“由资本的投入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既是价值形成和增值的过程，也是资本发展的特殊形式。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生产，与此相对应，作为生产物的商品必须进入到流通领域，因此生产过程是通过流通过程的必要补充。因为资本本来就是以商品、货币为基础才产生的，它本身也不过是流通的一个形态而已，所以它的生产也就成为了W（商品）—G（货币）和W′（增值了的商品）—G′（增值了的货币）这一流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也就是说，生产过程并不是游离于流通过程而独立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形成更大的价值增值，才能在流通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生产是流通的起点，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并且，因为经济生活中的消费是重复不断的，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也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它是通过连续的再生产过程得以实现的。这样，宇野就以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为媒介，通过对价值规律的论证揭示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及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的神秘面纱。
那么，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宇野《经济学原理》的第三篇分配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宇野指出，产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往往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资本移动，以达到利润率的平均化。他说：“资本以利润率为基准选择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虽然资本对生产怎样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但这种生产是社会性的，形成了社会总供给”。地租、利息是对社会总剩余价值分配的一个补充。宇野认为《资本论》第三卷中利润、利息、地租的论述在顺序上是不妥当的，合理的顺序应该是利润、地租、利息。因为土地是生产手段的一种，是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被资本家所利用的。换句话说，它是直接参与生产的。但利息则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以外的，不过是对闲置资金的再利用而已。因此，利息理论应该放在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联的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之后予以阐述。《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宇野理论的诞生。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宇野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6世纪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18世纪的自由主义和19世纪末开始的帝国主义。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典型国家，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主要国家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分析提供足够的历史依据。这就是宇野理论中的“阶段论”。阶段论显然无法解决世界上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于是宇野提出了现状分析论，并把它做为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3宇野理论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商品;资本
经济危机理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仍需进一步挖掘与发展。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对马克思阐述的原因进行重新分析与思考，重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逻辑框架。
1.基于商品视角的经济危机生成
商品二重性与经济危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对于前者，马克思有着这样的描述：“物品的有用性也就是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与物品自身具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它是由物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离开了物品也就没有使用价值。”[1]使用价值是物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这种性质虽然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并不能反映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因此使用价值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关联。价值即“无差别的劳动凝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将商品界定为“结晶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确定是因为价值存在着衡量标准，即价值量，能够对劳动量进行计量；不确定指的是抽象劳动对熟练度、强度进行精准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在某一次交换活动中很难完全实现等价交换，只能长期观察价格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出现物超所值或者物不及所值的现象，而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预见性因素。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反映着私人劳动，价值则与社会劳动紧密相连，这两种对立与矛盾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也仅限于可能性。”[2]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是“无价值”的，他们看重的只是能够增加自身利益的价值属性。如果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价值包含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阶级对立和危机萌芽。商品不能获利不是因为使用价值不足，而是因为它不能被买走，这时价值成为多余的存在。商品流通与经济危机。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领域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生成的可能性更大了。首先，买卖分离是产生经济危机的隐性条件。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商品蕴含着一对矛盾，即“对于任何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不可能同时经历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简单来说，商品虽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但任何商品占有者都不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属性。随着货币的产生，问题也复杂化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的那样，“货币既可以代表价值，又是货币标准的等分，这些符号和含义使得问题更加混乱了”。[3]另外，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流通被割裂为两个相对立的过程：“商品与货币交换、货币与商品交换，即买、卖。”这两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是相互分离的，失去了直接同一性，此时很有可能出现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供给、需求之间的不对等性逐渐增强，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随之加大。其次，生产与流通分离增加了经济危机的概率。如果说静态商品形态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那么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分离则使得这种可能性继续发展，如果两个过程不能相互转化，经济危机就会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流通两个过程都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冲击。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得资本家的增值欲望处于膨胀状态，但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则是生产过剩，导致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将流通形容为“社会蒸馏器”，也就是将各形各样的商品统一转化为货币结晶，这就为商品交换矛盾提供了运动渠道，矛盾转移、对立和经济危机随时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的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对商品本身的需求，而在于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不协调也加大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再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两者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人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下，人的需求、供给也是不断变化的，此时产生了一对新的矛盾，即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家来说，满足人们无限制的需求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会不断引入技术与设备、变革管理方法、提升员工能力等，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扩大生产而从不担心生产过剩，这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供给-需求平衡转变为供给-需求对立，经过一定周期后这种对立与矛盾就会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即经济危机。
2.基于资本视角的经济危机演化
无限生产与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已成为资本家阶层的普遍共识，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商品数量急剧猛涨。为了在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取更多利益，扩大生产依然是资本家的必然选择。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阶级之间具有显著的地位差异，也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家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财富，并且不断地压榨无产阶级，这就使得工人的基本生命、生活保障变得少之又少。这样，一方是生产扩大、商品增加，另一方是需求减少、购买力不足，而且裂缝越来越大。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工人无钱消费，商品卖的过程实现不了，资本也就不能回收，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竞争和信用的催生效用。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资本积聚与集中的过程，他认为社会资本集聚于一点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被缩减，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对人口过剩。与此同时，“作为资本集聚的杠杆——竞争、信用也同时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竞争可以说是永恒的话题，竞争的结果是“大资本战胜小资本，资本由失败的一方流向胜利的一方”，直到资本终结。这种模式会持续不断，而这种长期的利益争夺会增加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还有信用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制度的评价是“固有的二重性”，[4]首先，通过信用制度，资本家将剥削工人作为发财致富途径的方式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得资本家的数量越来越少；其次，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将信用称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信用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
经济危机对资产阶级的影响——一种必要之恶。经济危机是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表现，会带来经济萧条、社会倒退的恶果。特别是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系统性危机显得更为严重。经济危机具有很强的传播性，某一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就会演变为世界性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中这样写道，“从伦敦西蒂的巨贾到最末一个德国小店主，无一幸免”，尽管在马克思时期经济全球化还未形成，也没有美国“次贷危机”。停工失业、工厂倒闭、社会动乱、思想动荡、矛盾激化都是经济危机的现实表现，即经济危机“恶”的展现。从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来说，经济危机能够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因此马克思又将其界定为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英国学者克拉克曾这样评论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科学的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力的论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危机的固有内因”。马克思正是在这种逻辑的驱动下，辩证、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危机对资产阶级的影响。首先，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荒谬。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每次产生都是其自身无法利用产品和生产力的重压，生产者是造成缺乏消费者的罪魁祸首，而对这一矛盾又束手无策。”生产扩大打破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桎梏，总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提升，产品流通渠道被遏制了，全民“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因此“大众贫困”与“生产过剩”的矛盾被不断激化，以至“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的地步。其次，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得到暂时性的“暴力解决”。货币的产生割裂了买和卖两个过程，而要再次实现两个过程的统一与联系就要通过暴力，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中马克思认为，“原本相互联系的因素相分离，想要再次实现统一就需要暴力手段，或者说相互独立所产生的暴力是实现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手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相互独立阶段的统一就是经济危机的产生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在循环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运行方式，一是“相继进行”，二是“并列存在”，而且这种运行方式具有很强的时空周期性。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严重矛盾状态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流通、买和卖能够通过经济危机实现暂时性的平衡。经济危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经济危机的破解之路。第一，经济危机促进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马克思表示：“应使处于压迫中的人意识到被压迫，这样才能使得压力更沉重。”工人阶级普遍将《资本论》视为“圣经”，这是因为工人阶级越来越认同《资本论》中的论述，越来越将《资本论》中的描述和结论作为自身生活的真实写照与真切表述。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使得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受苦受难的真实情景，刺痛其麻木神经，激发其阶级意识。第二，经济危机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虽然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复苏的情况，但其影响可以说是愈演愈烈，贫困、饥饿、疾病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大，无产阶级受到无法形容的苦，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反抗意识、革命意识才更加强烈，政治运动也更加迅猛。第三，经济危机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首先，经济危机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广大无产阶级能够团结在一起实施有组织、有规模的革命运动，革命效力逐渐显现。其次，经济危机的强度影响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度。也就是说，经济危机越强，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概率、影响广度也就越大。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危机的不断增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到来，这是破解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
4.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审视与批判
债务危机研究已成为当代经济危机的题中之意，国内债务或外债违约被纳入有关危机发生顺序的模型中①。虽然《资本论》一书并未对债务危机进行专门论述，但是书中不乏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与经济危机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起源于英国自1825年起开始爆发的周期性危机，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从“生产相对过剩”角度指出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理论也可以阐释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②。毋庸讳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不止于此。
一、马克思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系统论述
1.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发轫于商品流通领域，造成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W－G－W）阶段，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由此形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①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形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到期债务，它的实现，首先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②关系锁链和支付期限成为研究债权债务关系的两大关键要素。
2.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处于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催化了危机发生的因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资本循环过程。就产业资本来看，完成一个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G－W…P…W'－G'）。从G到G'，货币财富实现了增加。这也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即获得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增值。在商品生产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一个矛盾：既可以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职能，也可以在实际执行中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商品”③。这一双重关系危害了商品生产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一旦货币危机发生，“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④这时，“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⑤。也就是说，危机发生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导致商品价值消失，从而不能代替货币，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就此断裂。
3.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维系再生产扩大的信用，引发支付危机以信用雏形发展的赊销支付关系，“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推动了信用经济的专业化发展：“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⑥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在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中，“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⑦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以信用维系，信用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信用经济中，货币只充当支付手段，“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⑧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一连串的债权债务链条。在信用经济中“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链条就会中断，整个债权债务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出现支付危机。
4.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虚拟经济中资本化运作，提高支付杠杆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发展的一般形式，认为“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⑩在实体经济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创新，借贷资本与实体经济无关，这种用于生息的资本也就变得更加纯粹，形成虚拟资本，亦即“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资本使得“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成为一个“自行增值的自动机”②。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来自一切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论这部分收入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借贷资本“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③。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已经被借贷资本的机构化所掩盖，“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④。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⑤，这种对立性质生成了对资本增值的束缚和限制。
二、货币视角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
1.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基于其价值理论的，并服从于其价值理论。货币运动作为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与价值运动形成推动与制约的辩证关系：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因此，在马克思的眼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货币量不是独立的，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在一定时期，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这就是马克思的金属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数学表达式为⑥：PQMV=（1）其中，M为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是商品价格水平，Q为流通中的商品数量。白暴力、吴红梅通过公式推演发现，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公式与新古典货币理论中的费雪方程式遥相呼应，二者在纸币流通体系内近似相等，但在金属货币体系内有所不同，都可以用下式表示⑦：MV=PQ（2）价格总水平PQ取决于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导致总量价值关系脆弱化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化会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确保再生产的运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会使得总量比例失衡。债权债务关系锁链集中体现了私有制关系，因此它会导致总量价值关系的变化。正如梁东黎指出的，诸如鲍莫—托宾模型等流行的宏观经济学，并未充分考虑马克思所说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锁链⑧。#p#分页标题#e#
2.货币流通量公式的改写债务具有存量和流量的二分关系，偿还旧债存量，又有新债流量发生。因此，这里借鉴樊纲对中国企业与银行之间三角债的分析，以D表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债务增量，改写货币流通量公式①：MV'+D=PQ'（3）其中，在存在债务增量D的情况下，货币量不变，仍为M，但交易量PQ'比（2）式中的PQ大，即存在较多的货币或较快的流通速度，从而在相同货币量下导致社会交易量较高的实现；同理，若给定M和PQ，则（3）式中存在债务D时的货币流通速度V'会大于（2）式中不存在债务时的货币流通速度V。在某个时期内，经济中的债务总量达到或接近某个最大值，并保持基本稳定，债务增量D=0②。
3.从债务问题到债务危机的关键因素历史经验表明，相当的债务规模给不同经济体造成的影响不同，有些会引致债务危机，而另一些却不会。当代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泡沫化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骤降（V'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根据式（3），势必要增加本期内的债务增量。同样，当债台高筑引发实际经济下滑时，需要对积累的债务进行清偿，也就是维系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的正常化，从而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因此，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是债务问题能否上升为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也在马克思有关信用链条的论述中得到印证。马克思认为，信用链条依靠准备资本和资本回流来维持：“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③影响资本回流量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回流期限和交易的投机性：“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④然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⑤，在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时，“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⑥，由此使得资本回流失去保障，导致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
三、危机中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日趋增大，2006年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6.5%；此外，2004－2006年，美国家庭借贷占GDP的比例猛增至9%，远高于历史水平。事实证明，次贷危机中个人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引发了全球性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崩溃。
1.家庭部门在美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无疑是马力最大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止是政府，企业和家庭也通过巨额借贷和赤字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借贷成本的减少激活了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空前规模的上涨积累了账面财富，最终账面财富历史性的增长使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成为可能。”⑦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尔街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调制出名目众多的资产支持证券——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助学贷款等等，使“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成为现实。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根据贷款对象的信用状况划分为优质、次优级和次级3个层次，依次对应信用评分由高到低的等级。其中，次级贷款对信用要求不高，借款人首付比例相对较低，比一般抵押贷款利率高出2%－3%，具有较高的贷款价值比①。这实际上演绎成典型的“庞氏金融”——家庭部门凭借着无需首付、只需利息的抵押贷款获得住房，并且只要房价上涨得以再融资，就能保住它。但是，美国房屋实际价格在1998－2006年增长了68%之后，终于迎来了其下降拐点：2006－2008年末下降了25%②。这意味着美国家庭通过房屋净值贷款的融资渠道崩溃。2004－2006年，美联储17次加息，短期利率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同时，浮动利率贷款中的优惠利率到期，每月按揭量大比例提升③。利息的双重压力，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他们不得不开始拖欠贷款。2008年初，超过90天未能还款的件数或处于冻结状态的不良债权的比率上升为总件数的21%，是2005年的4倍④。美国家庭的债权债务锁链发生了质变，美国家庭借贷占比和储蓄率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轨迹。2007年，美国家庭借贷占GDP比例由此前历史高点的9%下降了1/3，2008年跌至零；2006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下跌至-0.6%，接近历史低点；但是2007年跃升至2.8%，2008年增长至7.1%⑤。美国家庭放弃借贷，转而开始储蓄，是为了清偿债务。
2.金融机构家庭部门债权债务锁链的断裂，使得借贷者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面临住房被收回的困境。这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过多不良贷款不仅使放贷机构遭受损失，而且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促使其减少放贷以恢复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导致信贷紧缩。二是被收回的房屋被重新拍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雪球效应，冲击房屋实际价格。资产价格下跌违反了保证金要求，从而进一步造成未来价格下降和进一步损失的资产销售，如此反复，便形成了“流动性螺旋”⑥。一方面，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实行了高杠杆化操作。“贷款并证券化”的操作将原本高风险的次级贷款打包成为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首先，家庭部门与放贷机构间形成了住房贷款的“一级市场”，放贷机构将一部分信贷抵押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并重新组合成资产池，公司购买资产池，打包整理形成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其次，大型金融机构从一级贷款商那里购买MBS。由于MBS评级不高、杠杆率低、不易售卖，金融机构将它与其他资产的现金流混合成资产抵押证券（ABS），进行出售。再次，金融机构又对ABS进行再证券化操作，或做成担保债务证券（CDO），转移给特殊目的机构（SPV）；或对CDO增信、分级，作为发行短期资产支持票据（AVCP）的资产保证，向投行、对冲基金等投资者发行。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并不将CDO持有到期，而是将其作为抵押向银行取得信用额度，再用于次债资产投资。如此反复多次，从CDO的平方、立方开始，到实现9次方的高杠杆操作。信用违约掉期（CDS）建立在CDO基础上，发行者首先卖出一组CDS，随后以合成CDO的形式转让给不同的投资者，杠杆比例平均为1：30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13万亿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CDO和数10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①。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被拉长，辐射范围扩大。与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产品的价值崩溃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损失。这种损失像病毒一样传递给次级贷款以外更复杂的结构金融产品。一个相互关联的金融链条：包括商业银行、储蓄机构、独立的房贷公司、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分支机构等在内的诸多金融机构提供次级信用贷款，投资银行发行金融衍生产品，评级机构提供信用评级“保障”，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安全担保，投资银行、专业银行、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和其他社会资金为了追逐利润蜂拥而入。交易链条拉长，也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锁链被拉长；同时，债务风险却被隐蔽了。一旦出现问题，一系列交易锁链的断裂会进一步放大风险。#p#分页标题#e#
3.政府组织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国际集团（AIG）承担着风险保险功能，其开发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几乎被全球主要银行持有，因而，是一个“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2008年9月，在拒绝援助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后，美联储通过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向AIG提供总额850亿美元的两年期紧急贷款。债务预算约束发生了转移，从AIG转移至美国政府。这往往也是大多数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债务清偿的责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此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辟新的企业融资渠道，并大量购买市场金融资产。随着这些新的融资工具的出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8000亿美元迅速上涨到2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结构也发生改变，财政部债券曾占美联储总资产的85%以上，到2009年5月该比例下降到26.4%，因新融资渠道出现的资产取而代之②。至此，一幅家庭→企业→国家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传导图已经清晰：家庭部门—放贷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断裂，导致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最后只能依靠国家层面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来修复，见图1所示。
4.锁链的转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纸币、实行美元贬值，让实际清偿的债务缩水。同时，美国又继续增加国际收支逆差，让外国新流入资金为其新发行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债务继续融资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政府的债权债务锁链，已经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次贷危机后，与次贷相关的资产减计和损失也蔓延到欧洲银行业。刘亮实证分析发现，欧洲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揽子的担保、注资以及经济刺激计划，却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借新债还旧债的债务循环断裂，形成了“经济放缓→市场利率上行→赤字率攀升→债务率无法维持”的负反馈②。其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先在欧盟边缘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崩溃，后又引发核心国家（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连锁反应。
四、以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看中国地方债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下，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重点是尽快向各省市输送资金，以推动经济复苏。由此，地方政府得以获准绕开1994年《预算法》的举债限制，在2008年下半年之后地方政府建设性债务暴涨。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27日的审计报告，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10.72万亿元；其中7.52万亿元为2009年以来新增债务，增幅高达61.9%③。按照2－5年的平台平均还款期推算，还债高峰将出现在2011－2013年④。但研究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是没有偿付性风险的。而且，中央政府决定“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对部分地方政府的银行贷款进行展期。
1.债务与经济发展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通过向公众借债筹措资金，再以政府支出形式向经济中注入流动性，而笔者认为他们的财富不会因为政府的债务有所减少，因此不改变消费决策，这样社会总需求会上升，也就是式（3）中PQ'增加；同时，通过乘数作用，提高社会总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这一观点却遭到了罗伯特•巴罗的挑战，在其著名的李嘉图债务模型中，巴罗提出，国内公共债务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当债务上升时居民只是简单地增加储蓄以抵消未来的税收⑤。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于理论模型。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在中央投资增速下降之时，地方投资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需求。2011年，中央项目投资20209亿元，同比下降9.7%；而地方项目投资281724亿元，占总投资的93.3%，同比增长27.2%⑥。地方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又导致了债务积累，使债务变成一种投资需求。但是，以债务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通过举债进行的信用经济与生产、消费过程密切相关，它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⑦，“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⑧因此，一方面，信用“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顺畅进行。”⑨另一方面，从信用的扩大到其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存在着投机的不稳定性，一旦信用的扩大超出了再生产的范畴，危机不可避免。
2.依赖银行与高杠杆化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为银行贷款和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在10.7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中，二者合计超过86%；其中，8.5万亿为银行贷款，占了近80%①。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债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作为一种短期融资安排，地方债已经异化为准国债形式，采用银行间市场国债承销团招标方式，其发行利率几乎与3年期的国债利率持平。地方债借助中央财政担保，以较低借贷成本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并依靠银行的贷款展期来清偿债务，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地方债务结构过度依赖银行这一储贷机构，一旦银行信贷收缩，城投债融资能力也会受到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凭借在土地市场上的行政垄断权力，拥有较大信用创造能力，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率遭扭曲，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地方债务膨胀。地方政府在评估、选择与运作项目时，考虑政绩会压过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判断。因此，短期内这些在建项目可以为建成项目提供市场，放大的杠杆也可以延长支付期限，但是，债务杠杆率达到不可支撑的高度时，去杠杆化势在必行。马克思指出，虽然同一货币可以执行多次借贷资本的职能，但是，这取决于：（1）实际交易的规模和数量；（2）支付的节约以及信用事业的发展和组织；（3）信用的衔接和活动速度②。现有的地方融资平台，一方面提高了地方债务锁链的杠杆率，也就提高了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未能形成良好的信用机制，地方债的多次流通受阻。
3.债务预算约束的转移当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正常维持时，地方政府承担清偿债务责任。但是，一旦锁链断裂，普通的债务问题酿造成债务危机时，谁来买单？当前地方债实行的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不会因欠债受到惩罚，更不会破产，因此，地方债会一直拖欠下去。而如果实行预算硬约束，地方政府则需要对自己的债务负责，进行清偿债务。从预算软约束到硬约束的转变，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地方债发行配套制度；更需要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框架中实施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体制。#p#分页标题#e#
五、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实质
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比如，罗马的负债平民破产就沦为奴隶，中世纪负债封建领主破产就丧失地主阶级特权。那时债权人和债务人“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③。到了商品经济阶段，“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④这里，马克思对“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的论述不仅仅涉及货币关系形式，还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层面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更能够用来揭露中美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不同实质。
1.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时，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脱离生产资料而获得自由的劳动出卖者，“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⑤在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所有权进行分离时，“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①。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私有制形式的共同特点。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萌芽期，所有制的实质明确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私有制的利益关系表现为有产者对无产者的支配关系，隐藏着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依赖关系②。非生产劳动阶级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对生产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从而形成剥削③。
关键词：流通效率；新型城镇化；质量；关联性；协同发展
2019年3月，国务院总理对于“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这一重要任务进行了强调。紧接着，4月国家发改委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围绕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目标，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相关措施。流通与城镇化联系紧密，流通业依托城镇化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保障，能够有效带动就业和消费，促进城乡资源流通。两者只有正视这种关联性，并加强协同发展，才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打下基础。
一、相关定义内涵
流通效率的定义内涵。从经济系统的角度来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产品这些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有形物体的相关配送、运输而产生的运营和服务，都属于流通业的范畴。流通效率就是指这些有形物体的整体配送、运输的效率。物流业、零售业、餐饮业等都属于流通业，从实际产业的角度来说，流通业的范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新型城镇化的定义内涵。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基础之上的，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其发展特征包含产业互动、环保生态、和谐共生、集约高效等。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出现了一味依靠扩大城镇人口、建楼房等发展城镇化的现象，重速度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环境污染问题、就业问题等暴露出来。为了避免城市病的产生，从而产生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即构建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吴盼，2016）。
二、流通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联性分析
从理论层面来说，流通与城镇化联系紧密，这种关联性是双向的。一方面，城镇发挥了载体作用，能够聚集相关资源和人才，促进流通业规模和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流通效率是基础保障，能够有效带动就业和消费，是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的体现（丹宝坤等，2016）。
（一）新型城镇化促进流通效率提高
新型城镇化促进流通效率提高。首先，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区域内经济水平得到了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资源的聚集性增强，这就为流通业的规模化、智慧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其次，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程度提升，城乡的产业协同性增强，资源互通的需求扩大，这就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市场空间。最后，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提升，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整体消费力得到了提升，那么，对于产品流通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大，对于流通服务的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这就要求更高的流通效率与之匹配（等，2015）。
（二）流通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
如图1所示，流通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可以从四个层面体现：通过经济层面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流通效率的提升直接实现了区域内流通及其相关行业的产出水平增长，产出水平的增长能够对区域内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从而促进三大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都能够为新型城镇化“质”和“量”的发展带来更多资源条件。通过人本层面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从人本层面来说，首先，流通效率的提升能够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服务质量，提升流通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超额利润，从而提升区域内整体收入水平。其次，流通效率的提升促进了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促进当地相关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带动就业。最后，流通效率的提升能够降低购物成本、提高消费的便利性，从而实现区域内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陈丽芬，2015）。通过集约层面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从集约层面来说，流通效率的提升能够通过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而促进产业集聚，从而实现区域内产业关联性发展。产生集聚效应一方面能够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外来资源聚集。资源的高效利用、资源的流入和聚集，这些都是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体现。通过统筹层面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从统筹层面来说，流通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各区域之间的要素和产品流通，从而对各区域之间起到资源互通、相互带动的作用，促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大中小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柳思维等，2016）。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1.流通效率指标体系构建。流通效率建立在资本效率和运营效率基础之上，而运营效率又通过组织效率和人员效率体现出来。基于此，对于流通效率的评价从组织、人员、资本三个层面开展。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2.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基于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本文从四个层面对新型城镇化进行衡量和评价，指标选取和测算方法如表2所示。
（二）数据分析结果
1.数据来源及数据整理。本文首先对2015-2018年四年的31省份（不包含港澳台）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在实际数据搜集过程中，由于西藏数据不全，因而剔除西藏地区，对30省份的数据进行分析。基于此，为了提升数据处理的平稳性和有效性，在实证分析之前，要对原始指标中的逆向指标，也就是数值越小越好的指标，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等进行正向化处理。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2.流通效率评价结果。采用灰色综合评价法，运用spss软件，对各省份流通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流通效率的历年排序如表4所示。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连续四年分别排序第一、第二、第三，排序前十位的以东部地区居多，排序后十位的以西部地区居多。3.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结果。采用灰色综合评价法，运用spss软件对各省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历年排序如表6所示。北京市、上海市连续四年分别排序第一、第二，排序前十位的以东部地区居多，排序后十位的以西部地区居多。4.关联性实证分析。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流通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质量两者的关联性。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要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数据是否平稳有效。本文应用spss软件，分别对模型的各项时间序列变量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序列变量的单位根检验p值均小于0.05，数据的平稳性得到验证。本文的变量数据总量较少，不到200组数据，如果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会不准确，因此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来分析两者的关联性。
四、协同发展路径探析
（一）统筹规划并合理布局
基于流通效率与城镇化发展的关联性，地方相关部门在进行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过程中，需要统筹流通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做好整体规划，放眼长远，合理布局（黄桂琴等，2018）。在进行规划时，不仅要统筹本地的流通业，还要统筹周边的流通业，有效避免与周边进行同质化竞争。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给予场地扶持，吸引人才、资金流入，如结合当地特点，制定物流业集群化发展战略，来吸引外来资源，促进当地流通业的集约化发展，提升本土竞争力、经济水平和就业率的同时，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就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充分体现流通业对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正向影响作用（陈的非，2014）。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仅要建住宅，还要加强流通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提高流通效率提供基础条件。首先，地方政府要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交通是与外界连接的枢纽，交通设施越完善，区域内的要素和产品的流通就更加高效。其次，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扶持当地企业、引入外来企业、企业合作等多种方式，建设仓储中心，提供集约化、低成本的存储和运输服务，从而提升流通业的规模效益（等，2016）。
（三）优先发展流通产业
流通效率对于城镇的作用已经得到了验证，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下，地方相关部门想要统筹发展各个产业、增强产业之间的联动性和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要优先发展流通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只有流通效率获得提升，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性才能够得到提升，要素和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耗损率才能够得到降低，资源配置才能得到更好优化。地方相关部门可以引入大型电商企业，加快当地流通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从而提升当地流通效率和流通服务质量。
五、结论
流通效率就是指要素和产品的整体配送、运输的效率，流通与城镇化联系紧密，城镇发挥了载体作用，能够聚集相关资源和人才，促进流通业规模和效率的提升；流通效率能够有效带动就业和消费，提升经济总量的同时，促进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缓解社会问题，从而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本文从组织、人员、资本三个层面构建了流通效率的评价指标，从经济、人本、集约、统筹四个层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并基于此对各省份的评价结果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了两者存在关联性的结论。基于这个结论，想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提升质量，必须要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展流通产业。注：其中Ce为流通效率；QNU为新型城镇化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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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桂琴，赵连阁，王学渊.人口城镇化与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时空耦合分析[J].商业研究，2018（9）
7.陈的非.新型城镇化中流通产业嵌入路径研究[J].商业时代，2014（8）
文物艺术品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艺术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状况，在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中，将文物定义为五大内容，其中第三项为“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工艺品、工艺美术品”。从民国初期文物艺术品市场在北京琉璃厂悄然出现，到当今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空前繁荣，人们对“文物艺术品市场”一词已是耳熟能详，甚至有趋之若鹜的倾向。然而对“文化产业”这个名词则相对比较生疏，对文物艺术品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更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笔者为此谈一点自己粗浅的认识，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文化产业”的概念与“文物艺术品”的产业化属性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这个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初便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当时译为“文化工业”。作者在书中延续了本雅明对文化艺术品“工业化生产”的批判。本雅明在其名文《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aura）不复存在，艺术品可以复制生产、反复消费，“文化”被“工业化生产”的可能性由此诞生。后在西方理论界“文化研究”中发生了所谓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霸权概念的提出，使得通俗文化学者们可以从运用之前提到的许多方法仍无法深入透彻地对通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分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霸权理论使得我们可以将通俗文化看作是意念与反意念之间‘谈判’所产生的混合体；是一种既‘自上而下’又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既是‘商业化的’又是‘真实的’文化；是抵抗和融合之间一种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之后又出现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研究就此开始注重那些以前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的声音，“文化工业”生产也随之逐步摆脱了负面的评价，文化研究转而注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一词也逐渐演变为现在通用的、不含任何价值判断色彩的“文化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 至此，“文化产业”的概念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目前学术界认为，“文化产业”，“是文化企业依托现代公司制度，通过文化资源市场配置的核心机制而建构起来的文化经济形态，具有以工业化生产为标准的、市场化消费为纽带、创意符号为内容和产业化运作为模式的特质，由文化产品的创造、复制、流通、储存和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所构成的社会行业的总称”。接着，我们将目光转向文物艺术品，其是否属于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文化产品呢？“葛兰西转向”使得文化研究的对象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重，这也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研究找到了新的途径。中国文物艺术品诸如绘画、瓷器、家具、木雕、玉器、杂件等多项类型中，既有代表主流文化的高雅文物艺术品，也伴随着许多具有大众文化色彩的民俗文物产品，笔者认为两者之间至少有四个区别： 一是官方性和民间性的区别：如瓷器中的官窑和民窑产品的区别；宫廷家具和民间家具的区别；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的区别等等。 二是文人性和民俗性的区别：区分文物的文人性和民俗性，主要是看器物、作品是否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中“气节”、“隐逸”、“君子”、“品位”等文化内涵，是否具有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思想需求的内容和艺术品位的“灵韵”；还是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趋吉迎祥、驱灾辟邪为形式内容的通俗物品，如瓷器中的浅绛彩瓷器，还是淄博窑的大鱼盘（图1、2）；家具中的四出头官帽椅，还是民间装有如意牙板的长条凳；玉器中的子冈牌，还是民间妇女儿童脖子上所挂的长命玉锁等等； 三是陈设性与实用性的区别：传统文物中的绘画、瓷器、家具、玉器等等许多为纯粹的陈设观赏品，而民俗文物几乎都是实用品，即使年画、剪纸等观赏性物品，仍然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寄托着民间心理和民俗信仰成分，如门神、灶头画、纸马等等，并不是纯粹的陈设观赏品。四是艺术性和工艺性的区别：这主要是纯艺术性和手工艺性的区别，前者有系统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哲学理念，更多的是以抒发胸中逸气、表现自我为主；而后者缺乏文学和理论修养，但风格趋于朴实、热烈，主要是一种带有民俗观念的装帧特点、历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手工艺。本雅明认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不复存在。但从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以上四项区别中，我们不难看到具有“灵韵”的艺术品主要是代表主流文化的高雅艺术品，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大众文化产品，后者百姓喜闻乐见，并拥有巨大的民间市场，因此产品可以复制生产并反复消费，即属于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文化产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对高雅艺术品的复制生产和重复消费，虽然产品缺少了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那份“灵韵”，“但是它的特殊价值同时却有可能相应增加。作为不计其数的复制品的独一无二的范本，原作可能会引起一种敬畏感，并成为‘赝品虔敬’的对象比如到博物馆看一幅名画，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项朝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原作的权威性并没有因为复制和仿像导致的广泛传播而减弱，反倒是被夸大了。”另外，本雅明在指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不复存在的同时，也强调了“复制技术的革命性力量是对传统的文化精英主义的瓦解。”因此“复制的艺术作品已经变成了为复制而设计的艺术作品。”因此完全可以将其归入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文物古玩艺术品本身而言，其创造、生产的时代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其艺术形式具有可复制性，但其时代性不具有复制性。但在当代文物古玩艺术品交易中也已进入了“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场所”的“流通”产业环节，因此同样具有艺术品的产业属性。通过以上对“文化产业”和“文物艺术品”的产业化属性进行梳理，我们就不难找到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p#分页标题#e# 二、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 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这一我国文化产业唯一官方标准中，对我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在“其他文化服务”大类中列出了“艺术品、收藏品拍卖服务”；在“相关文化产品销售”大类中，列出了“首饰、工图3宜兴明代前墅龙窑延续五百年的窑火，传承着丰厚的紫砂产业文化资本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和“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古玩艺术品经营（交易）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北京市出台了《北京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办法的通知》等政策，认为通过几年的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已形成了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会展、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优势行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全国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和网络游戏制作、文化会展和古玩艺术品交易等六大中心。2003年，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在一份题为《关于促进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中，提出上海要在影视制作业、文艺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互联网服务业、动漫、网络游戏和新媒体等文化产业方面逐步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亮点”产业。 显然，文物艺术品经营（交易）在我国目前已被明确列入“文化产业”中，有着清晰的市场属性。而文物艺术品市场就是将创造、复制的艺术品进行流通，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场所，继而通过消费行为储存、收藏，其前提是艺术品创造和复制，其延续是艺术品的储存和收藏。当我们基本理清了文物艺术品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后，我们还应该继续探讨文物艺术品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实现经济价值的转换。通俗地讲就是文物艺术品在文化产业中如何靠文化来赚钱？ 三、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文物艺术品蕴涵的资本属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中认为资本有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经济学理论认可的资本形态，可以直接转换为金钱；社会资本是关系型资本，也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则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资本。并且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成三种形式：一、身体化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形式，如文化、教育、修养而存在；二、物化形态：即文学、绘画、纪念碑、书籍、机械等文化产品，是可以直接传递的；三、制度化形态：即将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以制度予以体现，并将其制度合法化。如通过知识与技能的考核，向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的个人发放文凭或资格证书等。同时布迪厄还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与经济资本实现转换。 在引用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后，我们再对其做一点具体的分析。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即是在物质和信息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具体地讲就是制作文化产品的技艺、秘方以及制作文化产品的工具、机械等，包括被符号化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些物质化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是可以传承的。布迪厄认为文化产品是物质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现。他曾打了个比方，为了占有机器，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只需经济资本，但为了使用机器，他必须接触到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即需要人力资源——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制度化形态以及符号化的文化产品。布迪厄同时还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与经济资本实现转换。即文化资本可用于文化的社会生产。“他的理论前提是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就像利用经济资本一样利用文化资本。他们对文化资本进行投资、积累、花费文化资本的利息，继承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置于大规模生产的体系——简而言之，他们利用文化资本进行竞争”；“文化资本持有者不顾一切地寻找种种途径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以便能够和经济资本领域里面强大得多的对手面对面地抗衡。”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出版了一套由笔者主编的“中国名窑遗址丛书”，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探索研究中国历代名窑这一传统文化资源所包含的文化资本，我们发现历代名窑的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分别为：一、经过“家传”和师徒相传的方式掌握制作、烧制陶瓷技艺的艺匠，即陶瓷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二、历代名窑优秀陶瓷产品及产品工艺特征（具体包括原料与成形、器具与机械、窑具与烧成、胎釉与装饰等等），即文化资本的“物化形态”；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具有国家和地方认证、颁发的工艺美术师和工艺美术大师职称评定体系，抑或拥有陶瓷工艺学校乃至大学传授陶瓷技艺的教育，即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而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品的价值正是这些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综合体现（图3）。 我们以顾景舟制作的紫砂壶为例。顾景舟出身宜兴紫砂村，自幼拜名师学艺，技冠天下，最终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与沿袭五百年的紫砂文化声誉和传统产品工艺一起形成丰厚的文化资本，同时利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这一独步天下的物质资本，通过顾景舟对符号化的文化产品紫砂壶的制作，最终实现了文化资本综合物质资本向经济价值的转换，在拍卖行创造了一把壶三百万元的拍卖纪录。一言以蔽之——销售的是文化。
现代金融机构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融资的重要角色，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2010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47.92万元，同比增长19.9%。我国银行业发展迅速，其资产规模已相当庞大。截至2010年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94.3万亿元，同比增长20.4%。
一、银行资本的本质分析
生息资本从本质上讲是为了获取利息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它是职能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它的运动公式是G—G—W—G’一G’。这表明，货币作为资本支出出现了两次，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的货币G，也出现两次流回。并且，在资本的流出与流回中，产生了增加的货币额△G（G’-G），即货币资本的贷入者为使用货币向贷出者支付的利息（剩余价值）。伴随生息资本出现的还有信用与信用制度,它们使银行资本“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生息资本能够在让渡使用权的同时将平均利润的生产能力让渡给它的使用者,并且作为资本在执行职能中生产平均利润。而且,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会增加。因此，职能资本家就把平均利润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借贷资本家。借贷资本是借贷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息暂时贷给产业资本家、职能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它是生息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从属并服务于职能资本，反映了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表面上看，借贷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息是职能资本家所得利润，其实它也是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成的，不过是表现形式转化了而已。借贷货币资金的使用，使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它的运动既不经过生产过程也不经过流通过程，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银行资本是借贷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目前我国企业融资途径还主要是通过银行获得信贷支持，银行从中获得贷款利息。利息是企业所得的一部分，是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企业通过运用贷款获得收益后，将其中一部分归还本息。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生息资本将有更多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目前我国仍以银行贷款这一间接融资方式为主。
二、银行资本在现代经济的作用
（一）银行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银行资本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其在多个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对利润率的平均化起中介作用。银行吸收了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为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来回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提高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减少流通费用。银行资本为广大企业提供了信用证、承兑汇票等业务品种，大大减少了商品流通费用。一方面，一部分商品流通可以不用货币；信用既能加速商品流通的速度，又能加速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由于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使再生产过程就缩短了。其结果是：流通减少了，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也缩减了。第三，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信用制度加速商品流通、缩短生产过程，特别是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为资本扩张形成条件，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二）银行资本在周期性危机中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的信用循环理论指出周期性的危机服从于信用的过度扩张，并最终导致投资下降。在衰退的过程中,自我加强的债务紧缩过程伴随着单个资本试图为获得生存而“自相残杀”时开始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下降的螺旋。而资产价格的下降使得资本家无法实现生产的剩余价值，无奈之下，只得争先恐后地撤离以偿还所积累起来的债务。遗憾的是，整体的资产价格反而因为资本家的争相出售下降得更厉害，资本家蒙受的损失更大。此外，短期贷款成本的增加和生产能力过剩也加剧了生产经营的困难。由此可见，即使利率很低,很难再重新启动资本积累过程。这样过剩的生产能力和降低的利润率就同时出现在停滞期。可见，在金融危机中，银行资本不但没有承担起帮助企业融资的重任，反而竞相规避风险，提高企业的用资成本，使得企业生存更加困难。可以说，银行资本变相的加大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三、我国银行业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全面和开放的银行体系
经过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我国目前建立了比较全面和开发的银行体系。第一，政策性银行的成立和改制。1994年，我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在贯彻落实产业政策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已于2008年改制为国有商业银行。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2003年以来，工行、中行、建行、农行和交行(下称五家银行)借鉴国外银行改革的成功经验，遵循“一行一策”的原则，通过构建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引入战略投资者、财务重组、境内外发行上市等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革。上市后的五家银行资本雄厚，盈利能力强，对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其他商业银行纷纷成立。以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等为代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与此同时，东亚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等外资银行也开始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此外，还有北京、南京、宁波等城市商业银行。近几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由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农村商业银行也大量出现。这些商业银行在资金总量上虽然不如国有商业银行，但同样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二）国有商业银行的劣势
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大量的企业融资任务，其经营效率决定了社会生息资本的作用发挥。与国外经营历史更为悠久的同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经营理念上的差距，表现为效益观念、国际观念还比较单薄。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在发挥生息资本作用时还受到各方面的制约：首先，行政干扰下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缺乏独立性，这也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主要投向普遍负债率较高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导致其盈利率较低。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国有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银行没办法进行催收或加以罚息，最终产生了大量的不良信贷资产。从经营目的来看，作为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如配合货币政策、支持区域发展等。受此影响，对一些短期内很难产生效益的行业给予必要贷款，从而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其次，机构和部门设置不合理。外资银行的机制按经济区域设置。而我国则按行政区划设置机制，实行总分行模式，呈现行政化和高度垄断。从业务功能上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服务品种较少且缺乏灵活性，举例来说，外资银行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可以办理非居民个人离岸业务等，而这些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正处于起步阶段。最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有待完善。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因素，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基础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全面管理理念还未成熟，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方法还比较落后，银行内部控制的组织框架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和公司治理存在缺陷。#p#分页标题#e#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障碍
股份制银行的成立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但目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仍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生息资本对其他资本的支持作用。目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规模小,竞争实力弱。虽然股份制商业银行数量众多,但大多自有资本少，而且在机构扩建和增资扩股中又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此外，还存在抗风险能力弱，基础设施落后，科技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
第二，经营范围狭窄，业务创新难。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众多，规模庞大，凭借强大的网点优势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处于垄断的霸主地位。与其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点规模及密度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拓展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空间很有限，其市场份额也很低。另外，由于我国的监管和审批制度不健全，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新的业务品种不能及时推向市场。
第三，传统观念的制约,抑制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雄厚，安全可靠，办理业务时也更倾向于选择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可见，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还有待于人们正确理念的培养。
四、发挥银行资本在现代经济中的融资作用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
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来自于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过多行政干预很大程度上是当前银行制度改革及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和障碍。因此，作为银行制度变迁主体的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逐步转变职能和放松约束条件，通过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从方法上看，应当改变直接干预经济主体的微观行为及市场机制本身，逐步转为通过参与市场或输入经济参数来影响市场内在机制。就宏观调控的内容而言，应以宏观总量和“市场失灵”方面为主。
（二）拓宽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
理论上说，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能够使得金融机构的业务更加专业化，也便于内部监管及货币当局实施外部监管。但近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运行管理模式不但没有降低金融风险，反而使风险进一步加大。这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主要面对企业从事基本的业务活动，其业务范围大多限制在狭小的存贷款领域，必须加快商业银行业务改革，拓展其业务范围。首先，可以通过网络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直接输入重点企业，提高对公业务的效率和安全性，并逐步发展金融资讯、理财管理等网上银行服务。其次，培育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积极开拓汇款与支票、清算、银行资金调拨、外汇、托收与信用证等金融服务，努力构建统一开放、严格管理、有序竞争、机制健全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再者，加快金融数据通讯网的建设。尽快解决各个商业银行信息通讯网络系统重复建设问题，以降低成本，提高银行体系的经营效率。
（三）继续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制度
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国企改革，重组银企关系势在必行，这也是改善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发展环境的关键。首先，必须以改革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重点，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创新、产权结构、资产质量、制约和激励机制及服务效益等方面符合国际银行业的标准。其次，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转变管理方法、梳理业务流程从根本上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再者，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努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以稳定客户群。特别是要把提高服务水准放在首要位置，努力体现出国有商业银行优良的服务道德、规范的服务行为、先进的服务手段、多元的服务内容及灵活的服务方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经济环境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学里的科学技术活动始于两百年前,它开创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组织模式。这一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从而也为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其理论和社会基础。20世纪中叶,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依赖性的增长,特别是创新理论日益被人们认识,大学创立科技园,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这种技术与经济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便由此渗透到大学科技活动中来。回首这两百年来,教育、科技的一体化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演变,充分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形成
1.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提出
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基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建立在由资本和劳动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经济体系。在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使一些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开始思考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如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但当时西方主流(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仍视技术是外生的,把技术排除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20世纪初,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指出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新产品、新工艺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生产力要素中的资本、劳动与之相比较仍处于从属地位。在其看来,没有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之中,是创新打破这种均衡。其《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挑战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对此,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已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学者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大批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研究,对阐释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对技术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传统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物质流,今天的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知识流,构建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理论框架及管理体系必然涉及与知识直接关联的要素,于是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便提了出来。20世纪末,英国学者Freeman在其著作《TechnologyandEconomicPerformance:LessonsfromJapan》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其系统模式的架构是以企业、大学和政府为核心要素,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导,以推动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中心,进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时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的一体化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1.2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过程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人类创建大学(学院、书院)的初衷,主要是培养不同宗教教派的教士,使不同宗教教派得以繁衍。到18世纪上半叶,人类商业经济得到了发展,政治统治得到了加强,这一切使得不同教派支持的大学和学院,也为世俗社会培养政治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官员和专业人员,神学、法学、医学、农学、商学等职业人才的培养开始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大学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最初感悟到并付诸行动的是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他提出并推动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组织模式。以此培养出具有最新知识的人才,在推动德国经济的腾飞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时德国的经济超过英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受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即1876年,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以科学研究和人才训练相结合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大学诞生了,并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最成功的两个项目“雷达研制”和“原子弹研制”,其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在相关大学中完成的。集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后称为研究型大学)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牢固地奠定了其社会地位。195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率先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使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到1985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在大学里设立“工程研究中心”计划,从而从政府的层面上推动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大学科技园的创建和政府“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的推动,使大学从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迈向了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美国在20世纪末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践。
221世纪大学功能重构理论的思考
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分析,21世纪大学功能的重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是未来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在要求。进入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新的世纪,大学普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希望它能输出更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思想;能孵化更多的创新创业,这种“希望”是大学功能重构外在的力量源泉。在大学中,探究知识的进展和创新精神燃起的智力上的激情为师生队伍带来了活力,使大学充满生机。创新人才的产出是21世纪大学面临的必然选择。对人才培养的标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今天,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创新能力”,希望学生从单纯的学习活动走向科学探究活动,进而走向创新创业活动。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造就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创新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知识进展的深刻探究和对经济发展的敏锐直觉。这种“探究”和“直觉”均源于科技活动,人才是科技活动的主体,科技活动造就人才,这种互为的关系使大学成为创新思想产生的一块沃土。如果能给这块沃土提供适宜的环境,创新思想的产生将呈现勃勃生机。创新企业的孵化是基于对技术和市场机会的把握,是新时期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是技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载体。科技牵引型的结构调整将主导21世纪人类经济的发展方向,而这种调整有赖于创新企业的蓬勃发展。作为创新思想产生沃土的大学必将成为创新企业蓬勃发展的源头。因此,创新创业不但能为大学提供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同时,孵化创新企业也成为21世纪大学的一种目的性功能。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企业的孵化,都源于人类对科学探究的能力与活力。这种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只有在大学中才能实现。因此,大学将成为21世纪国家科学探究结构体系的中心。有了这种定位,那么,如何架构一种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内在逻辑的科技发展平台,就成为当今大学推动科技发展首要思考和探询的问题。#p#分页标题#e#
3学科性公司制科技发展新模式的框架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制度能将三者融为一体。为了获得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效率,就必须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来自产权制度的效率。这种效率原则挑战大学传统的科技活动的组织制度。
3.1公司制的演进与历史作用
公司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萌芽于古罗马时代。现代的股份制经济产生于15至16世纪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展于18至20世纪初,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公司制不断完善,到20世纪中叶现代公司制度得以确立。迄今为止,现代公司制是资源筹集和资源重组的最佳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描叙:“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至今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办完了。”由此,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股份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集中和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股份制使生产的社会化得到巨大的发展。
3.2公司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
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赋予了21世纪科技发展全新的运作理念:用公司制运作科技发展。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athanRosenberg在2000年“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上所言:“科学成为一种日益由经济力量导向,致力于追求经济目标的活动。”由此,出现了知识企业,它与传统企业一样,集合知识生产的要素(人才、资金和信息),并在利润机制驱动和承担风险的条件下,为社会提供知识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经济单位。这种利益驱动和风险承担要求知识企业必须考虑其营运效率。现代公司制能最有效地把所需的各种资源通过现代产权的制度安排集中起来并予以运作,实现知识生产、流通、消费的营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