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和部门在公文写作中应慎用“重要讲话”

当前，“重要讲话”是新闻媒体以及机关（单位）公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人们耳熟能详。毋庸讳言，事实上有很多“讲话”并不“重要”，却被人们习惯性地冠以“重要”二字，“重要”大有泛滥之势。这种现象究竟好不好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讲话才真正称得上是“重要讲话”呢？按理说应当是指那些内容重要、意义重大，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和真理性的讲话。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不看内容如何，只要是领导同志的讲话，就毫无例外地在讲话前面加上“重要”二字；众多的新闻媒体对相关领导同志的讲话在报道时也千篇一律地冠以“重要”二字，这是很值得关切和研究的。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彩：“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虽然指的是写文章，但对讲话同样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不讲职务、不看内容，只要带“长”字的讲话就是“重要讲话”，究竟谁的讲话才“重要”，久而久之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重要讲话”了，弄不好还要加上“最重要”乃至“最最重要”的字眼，岂不成了奇闻！

有的讲话，内容本来非常重要，但并未冠以“重要”二字，而人们一致公认它很重要，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1957年3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大标题是：最高国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副标题是：毛主席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了话。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显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而《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时候并未冠以“重要”二字，只用了“讲了话”三个字，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这一重要讲话的学习和认识。

又如，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天津人民礼堂做关于“双百”方针问题的讲话，内容十分重要。而会议主持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的开场白不过是一句“请毛主席讲话”，寥寥6个字。听众并不因为他没说“重要”二字而不重视毛主席具有战略意义的讲话。要是我们今天的会议主持人讲起来，那就了不得了，起码要说这么一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作最最重要的讲话！”

可见，讲话重要不重要，关键要看其内容，而不是讲话人的身份。实际上，对领导同志的讲话要不要冠以“重要”二字，我们认为还是应当务实一点为好。当年吴官正同志在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到《大众日报》社去视察，就省委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问题与报社领导“约法三章”，要求今后“省委领导的讲话，从我开始，在报道中不要说‘重要讲话’，把‘重要’两个字去掉，讲话那么多，哪有那么多重要啊！”这段话讲得多么切中时弊、直击要害，又多么深刻有力、发人深省，令人拍案叫绝。

对于公文中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之类的习惯用语必须加以清理，从实质上讲，这是当前公文文风方面所存在问题的具体体现，而文风问题又是党风政风的折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纠正。